在国家政治、军事等大事上，辛次膺同样不遗余力地向皇帝进言。他反对屈辱地向金国求和，和议成功之后，他上疏高宗说：“臣以前常说金人狡诈，不讲信义，希望陛下能够为国家好好地考虑一下。朝廷屈辱地与金国议和，臣认为是不对的。一些大臣不为国家着想，只想着奴颜婢膝地向金人求和，还荒唐地认为这很合适，不知道天下人都认为合适吗？忘记了国家的仇恨和耻辱，放弃自己的尊严来取悦敌人，难道天下人都能像陛下想的那样真的没有怨恨了吗？”
后来辛次膺被罢官，因为他名气太大，所以秦桧想把他收为己用，对此辛次膺只是笑了笑，却没有理睬他。孝宗即位后，他就用人、军事、财政等问题向皇帝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直到辞官回家之前，他还劝孝宗不要重用汤思退，他认为：“今天的局面，不是汤思退所能够解决的；汤思退这个人，恐怕会误了国家大事。”孝宗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辛次膺去世，终年七十九岁。
陆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为何“君子惜之”
陆游（1125～1201），字务观，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陆游才气纵横，在文学创作上成就突出。他的诗、词、散文都有自己的特色，尤以诗歌的艺术成就最高。现存陆诗有九千三百多首，反映的社会生活极其丰富，可以说陆游是南宋诗坛上首屈一指的大诗人。陆游也很有政治才干。孝宗即位时曾亲自召见过他，并称赞他“言论剀切”，特赐他进士出身。在朝期间，陆游向孝宗陈述了有关定都、备战以及革新政治等方面的许多建议。然而好景不长，很快陆游就因为反对权臣龙大渊、曾觌，被贬出了朝廷。此后虽然他先后得到过张浚、王炎、范成大等人的赏识，但是仕途却一直坎坷，屡贬屡起，屡起屡贬，而且调动非常频繁，杀敌报国、收复中原的夙愿始终没有实现，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恢复故土。当韩侂胄于宁宗嘉泰二年（1202）主张北伐时，七十八岁高龄的陆游毅然出山，主持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历史。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为韩侂胄撰写了《南国记》、《阅古泉记》等文章，遭到了舆论的非议，朱熹也批评他“不能全其晚节”，这就是“君子惜之”的原因。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经为陆游辩诬。其实这件事也确实无损陆游的光辉形象，他为韩侂胄撰写的两篇文章，主要是勉励他为国建功立业，表现出了一片拳拳爱国之心。然而韩侂胄的北伐却最终失败。嘉定二年（1210），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的陆游在凄凉中含恨离开了人世，他的绝笔诗《示儿》是这样写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辛弃疾在文学方面有什么杰出贡献辛弃疾不仅具有卓越的军事、政治才干，在文学创作上，他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辛弃疾诗文词俱佳，他在词的创作上用力最勤，现存词作约有六百二十多首，在两宋词人中首屈一指，成就也最高，对当时和后世词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辛弃疾一生以杀敌报国为己任，却始终不能施展抱负，他的一腔爱国之情，满怀悲愤之气，往往通过词的创作表达出来。在大量的词作中，他以炽热的情感、激昂的音调，抒写了渴望恢复故国的强烈愿望和提戈跃马、立功沙场的壮志豪情。“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这种心情的突出体现。直到晚年，他还发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壮语，充分表现出强烈的战斗精神和爱国情怀。然而长期的得不到重用，又使他内心郁结着无穷的苦闷，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这首词中，他抒写了自己报国无路的悲愤。他痛恨主政者的昏庸懦弱，在一些词作中或辛辣、或婉转地加以讽刺，有时甚至进行尖锐的抨击。总之，辛弃疾的词，饱含着浓烈的爱国热情。
辛词的艺术成就也独步当时。辛词题材丰富，反映现实生活深广，举凡登山临水、怀古伤今、写景咏物、谈禅说理，乃至嬉笑怒骂，无不一一入词，大大开拓了词体的表现范围。前人论词，常以“苏辛”并称，苏轼是“以诗为词”，而辛弃疾则是“以文为词”，不仅将古文辞赋中常用的章法和议论、对话等手法运用到词的创作中，而且创造性的运用散文中的词汇入词，从而扩大和丰富了词的语汇。
辛弃疾在词体创作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词人之一。他彻底打破了“词为艳科”传统，使词境变得更为雄奇阔大。其苍凉悲壮沉郁雄浑的词风，对当时以及后世词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带动了一大批词人，如刘过、陈亮、刘克庄、文天祥等人，形成了所谓的“辛派词人”。他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国家兴亡高声呐喊，直至南宋灭亡。
为什么说孟珙“忠君体国”
孟珙（1195～1246），字璞玉，随州枣阳（今湖北枣阳）一人，南宋中后期的著名将领。
孟珙家世代为将，他从小受先人影响，很快在军中脱颖而出，屡立战功。理宗时宋蒙合力攻打金国，绍定六年（1233）蒙古将领那颜倴（bèn）盏追击金主完颜守绪，逼近蔡州（今河南汝南）时让孟珙戍守鄂州配合作战，征讨金将武仙。孟珙先一举打败了与武仙形成犄角之势的武天锡部队，又率仅有八千人的部队在吕堰（今湖北襄阳北）与金军展开激战。金人大败，邓州守将移刺瑗投降。这样一来武仙就失去了左膀右臂。孟珙热心安抚归附的军士和官员，向归顺的武仙爱将刘仪打听虚实。他按照刘仪的建议，先攻破了离金寨和王子山寨，使马蹬、沙窝两寨陷于孤立，然后将其各个击破，又派部将攻占了小总帅寨和默候里寨招降了板桥寨。这时，武仙所据的九寨中只剩下了石穴山寨和蛄（hù）山寨。孟珙料想武仙遭此大败，一定会上蛄山顶上观察地势，就预先派兵在天亮时夺取了蛄山，埋伏在山脚下。不久，武仙果然率众到来，宋军在他们登到半山时发动了突然袭击，金兵惊慌失措，丢兵弃甲，死伤无数。武仙不肯投降，孟珙又率领宋军冒雨夜夺石穴山寨，武仙改变行装逃走，他的部下七万人全部投降。至此，金主想经河南入蜀的计划落空。
孟珙率军与蒙古将领那颜倴盏一起攻打蔡州。当地有一口潭叫柴潭，潭水深不见底，潭水上方有金字号楼，楼中埋伏着弓箭，金兵凭恃柴潭，以为蔡州不可破。孟珙攻到这里时，见将士们畏惧不前，就让他们开怀畅饮，然后说：“柴潭不是天险，楼上的弓箭只能射到远处而不能顾及远处。我们只要把潭凿开，把薪草塞进去，潭水干涸以后就可以攻城了。”将士们依计而行，一举攻下了金字号楼。
蔡州孤城一座，到端平元年（1234）正月时城中已经断粮三个月了，每天都有人吃人的现象发生。孟珙知道时机已到，于是派兵从南门登云梯攻入城中，又打开西门，把蒙古军放进来，宋蒙联合，终于攻下了蔡州。金主完颜守绪在城快攻破时自杀，金国灭亡。
端平三年（1236），蒙军攻克了襄阳（今湖北襄樊），湖北九郡相继陷落。南宋听说蒙军直逼江陵（今湖北沙市），急忙派孟珙前往救援。孟珙下令封锁了江面，采用疑兵之计，在江上遍布火把，照亮了数十里的江面。他还让部队改变旌旗服色，循环往来，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然后他和表弟赵武等人共同作战，亲自指挥，焚毁了蒙军准备渡江的二千多只船，攻破了二十四座寨。蒙军被迫退走，长江防线得以保全。从此，理宗把京湖战场的防备交给了孟珙。在他去世之前，蒙军始终不敢贸然渡江。
孟珙一心为国，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与副使彭大雅不和，孟珙知道后叹道：“国事如此，齐心协力还来不及，他们俩却为一己之私互相争斗，岂不愧对廉颇和蔺相如？”他写信给陈隆之和彭大雅，他们读后惭愧不已。孟珙在军中和众将讨论事情时，大家往往意见不同，他用只言词组把他们的意见折衷后，众人皆欢。他名位虽重，但只是在指挥作战、巡查军队时神色凛然，平日里则安抚兵卒，招贤纳士，和蔼可亲。
蒙古河南行省的范用吉暗中投降，孟珙一面做好了受降的准备，一面向朝廷请示。得知朝廷没有批准后，他悲愤地叹息道：“我三十年来一心想收复中原，现在却有志难伸了！”淳熙六年（1246）自春至秋他先后五次因病请求辞官未被获准，在知道这个消息后，他的病情很快恶化，不久就逝世了，享年五十二岁。
为什么说宋朝廷重赵葵“如长城之势”
赵葵（1186～1266），字南仲，潭州衡山（今湖南衡山）人，南宋著名将领赵方之子。他和哥哥赵范从小就立有大志，父亲很器重他们，就请郑清之、全子才、李燔等名士指点他们的学业。
赵葵从小在军中长大，少年时代就经常随父亲抗击金兵。每次金兵袭来，他都和诸将一起出去，深入敌军中间作战。诸将怕长官的儿子有闪失，总是拼死救他，所以打仗屡屡取胜。一天，赵方犒赏将士，大家嫌赏赐太少，愤愤不平，眼看就要激起兵变，赵葵觉察到以后急忙高呼：“这是朝廷的赏赐，本司另有厚赏！”听了他的话，军心马上安定了。当时，赵葵才十二三岁，事后大家都夸他机警过人。
嘉定十年（1217），金将高琪、乌古论庆寿包围了枣阳（今湖北枣阳）。赵葵和哥哥一起在父亲的带领下前去救援，击退了金人。嘉定十三年，赵葵受父亲的派遣和都统扈再兴一起领兵出战，连败金兵。嘉定十四年，金人进犯蕲州（今湖北蕲春），赵方命令赵葵兄弟二人前往救援。在久长（今湖北新洲东），宋军与回撤的金兵相遇，赵葵见敌方只有几十名骑兵，就率领杨大成等十四人追上前去，没想到后来金兵逐渐增加到了数百骑，赵葵奋力拼杀，等到赵范、扈再兴前来救援才脱围。第二天晚上金兵发动了夜袭，宋军早有准备，大败金兵。
李全之乱发生后，赵葵多次上疏指出不能姑息养奸，要及早歼灭，但朝廷却对这件事一放再放。理宗绍定三年（1230），李全进兵扬州（今江苏扬州），朝廷派赵葵率领一万四千人马赶去增援驻守扬州的赵范。十二月十日，李全开始攻城，多次被赵葵兄弟击退。绍定四年正月十五日，赵葵、赵范利用李全狂妄自大的弱点，让数千名精兵换上经常被李全击败的宋军部队的旗帜和服装，引诱李全出战。李全果然中计，大败而逃，结果陷进了数尺深的泥淖里，被赶来的宋军杀死。宋军又乘胜反攻，收复了淮东的失地，很快平定了叛乱。后来理宗召见赵葵时说：“你们父子三人为朝廷出力甚多，你打仗时又能身先士卒、舍身报国，这对一个儒臣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端平元年（1234）金国灭亡后，理宗和宰相郑清之都想乘机收复河南，于是赵葵上疏请求出战，被任命为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兼淮东制置使。赵葵出兵时正值盛夏，河水泛滥，粮食缺乏，不久就大败而归了。由于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赵葵被降官一级。嘉熙元年（1237），赵葵知扬州。他前后在扬州任职八年，开垦农田，加强战备，成功地抵御了蒙古的入侵。淳祐九年（1249），赵葵出任右丞相，但很快就罢相了。咸淳二年（1266），赵葵病逝，终年八十一岁。
文天祥文学成就如何文天祥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非常突出，他的诗、文、词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爱国之作中最感人的是那首《过零丁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特别是最后一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是千古传颂的名句，激励了后代无数忠臣志士为国尽忠而自死不悔。他在大都监狱中所写的“正气歌”也是一首名作。这时诗人已经被关押两年，身体的创伤，精神上的折磨，自不待言，“时劣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支撑着文天祥继续斗争的，在他看来，就是“正气”，即临危之大节，这首诗前半部分以古代英雄人物鼓励自己，是抒情，后半部分描写自己在狱中的艰苦生活，是记实，最后又以抒情结尾，激励自己要舍身取义，确实是一首声振千古的正气之歌。
文天祥的词虽然数量不多，但在表现爱国精神方面却毫不逊色，他继承了辛弃疾打开的风格，词作慷慨悲凉，直抒胸臆，代表作是和友人邓剡《驿中方别》的《念奴娇》，全词以悲壮激越的语言，明确表示了自己虽历尽磨难都依然决心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精神，并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文天祥的散文中，最著名的是《指南录后叙》。这篇文章真实地再现了他从德祐二年出使元营被扣留一直到逃脱后辗转到达永嘉这段时间同敌人、叛徒的激烈斗争，以及途中九死一生，颠沛流离的辛酸历程，充分反映了这位民族英雄百折不挠的意志。
什么叫理学“理学”，兴起于在宋代，也称为道学，是儒家的学术思想。宋儒在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抛弃了汉儒偏重章句、训诂的学风，他们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把一切合乎愿望的事物、意念和行为都说成是“理之自然”，把一切违背自己意志的事物、意念和行为都贬为与“理”相对立的“人欲”，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把“理”定为宇宙的本原，所以这一学派称为“理学”，又因为宋儒常常“理”、“道”并称，因此《宋史》专门设立了《道学传》，记载的都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及其门徒的事迹，所以这个学派又称为道学。
理学之理，除了有些地方保留了规律、法则的意义外，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的。理学不仅认为理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与以往的哲学相比，它的思想成分是较为复杂的，它以儒家传统的伦理思想为核心，还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一些思想作为补充，因此它的理论思想要比传统儒学要深刻、精致，容量也大得多，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理学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备，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它开创于北宋初期，孙复、胡瑗、石介这“宋初三先生”大力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宣扬儒家道统说，对后来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是理学的先驱。理学的开山祖师是周敦颐，他在代表作《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开始使用“理”这个概念。他的理论体系已经初具理学雏形，他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到南宋时为人所承认，朱熹、张械等人称他为“先觉”、“道学宗主”。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对理学也有重要贡献，他提出的“理一分殊”命题，开程、朱等人以“理”为宇宙本体之理论的先河。理学的真正奠基者是程颢、程颐兄弟。“理”成为哲学最高范畴，是从他们开始的。二程完成了儒学向哲学化、抽象化的理学过渡。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用毕生的精力，对理学的所有基本范畴和概念，都作了详细论证和发挥，他在理学史上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的。与朱熹同时，在理学内部还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陆九渊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以“发明本心”为宗旨，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
为什么说周敦颐“得圣贤不传之学”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州（今湖南道县）人。他为官尽职尽责，断案公正清明。早在分宁（今江西修水）任主簿时，就因为清理积案果断准确赢得了百姓的称赞。后来他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当时转运使王逵断案失实，因为他为人暴躁凶悍，所以没人敢提出异议，周敦颐却据理力争，最后甚至还要辞官：“靠滥杀无辜取悦别人，我不做这样的官。”王逵终于被他的正气折服了，冤案得以纠正。在担任提点广南东路刑狱时，为了了解案情，他不顾当地地形复杂、瘟疫流行的险恶环境，到处查访，为百姓洗雪冤情，最终因此得病，不得已移居庐山莲花峰。神宗熙宁六年（1073）六月，周敦颐去世，终年五十七岁。
周敦颐的人品很受时人的称赞，黄庭坚就称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被后人奉为理学的开山祖师。南宋朱熹、张轼称他为“先觉”、“道学宗主”，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其中《太极图说》是他学说体系的基础。《太极图说》一文虽然只有二百五十多字，但周敦颐通过对《太极图》的解说，以太极为本体，提出了他的宇宙和世界观，由阴阳刚柔的变化，说明了万事万物与人类的产生，进而提出了形、神以及性、欲、善、恶、仁、义、道等范畴、概念。朱熹称赞这部著作“粹然孔孟渊源”，“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可见它在理学史上的重要影响。
司马光为什么认为程颐“力学好古”
第四十九章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他是程颢的弟弟，世称伊川先生。十四五岁时，与哥哥一起在周敦颐门下学习。十八岁那年，他进入太学读书。当时胡瑗在太学任教，有一次他用“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考试，当他看到程颐的试卷后，大加赞赏，立即召见他，并且给他安排了一个学职，不久程颐就名声大振。嘉祐四年（1059），程颐参加科举考试，在殿试时落榜，从此致力于钻研学问，兴办教育，不再应考。英宗治平、神宗熙宁年间，吕公着等大臣多次向朝廷举荐他，他都以学问不够为由，不愿出来做官。神宗熙宁五年（1072），哥哥程颐罢官回到洛阳，兄弟二人就在家乡讲学，“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程颐讲学庄重有体，非常严谨，特别讲究师道尊严，著名的“程门立雪”的典故，就发生在这时。由于他们教育得法，培养了大批门人，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流派——洛学。哲宗即位后，司马光等人再次推荐程颐，称赞他“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尊礼法”，年过五十，不求仕进，请求皇帝加以重用；元祐元年（1086）三月他被召进京后，王岩叟又上奏称赞他是学者中的“完人”。召对之后，他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成为皇帝的老师。他每次进讲，都要反复推明儒家经义，又常常对哲宗进行劝谏，议论时政，无所顾忌回避。后来他与翰林学士苏轼产生了矛盾，他们各自为首的两派互相攻击，苏轼一派的孔文仲极力诋毁程颐，把他贬得一无是处，说他是“五鬼”之首。于是在元祐二年八月，他回到洛阳继续从事教育。绍圣四年（1097）新派得势后，把他贬到涪州（今四川涪陵），在那里他完成了重要著作《易传》。徽宗即位后，程颐被赦免，于大观元年（1107）在家去世，他一生从事教育活动长达五十年之久。
程颐和程颢的哲学观点虽然小有差异，但他们哲学思想的基本倾向还是一致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程颐在哲宗元符二年（1099）完成的著作《伊川易传》代表了他的基本观点，这部书也是宋代理学的经典作品。他强调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但是世界上各个事物各有其特殊情形，各有其理，这就是“理一分殊”的思想。后人研究宋代理学，通常“二程”并称，实际上，程颢的主要贡献，一是为洛学的创建作了发端工作，二是培养了一批学生。而程颐比程颢晚去世二十多年，在程颢之后，他完成了对理学体系的改造，从而奠定了理学的基础。
横渠先生为什么成为“关中士人宗师”
横渠先生是士人对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的尊称。张载（1020～1078），字子厚，今陕西眉县人。
横渠张载少年时代喜欢谈论军事，二十一岁那年他去拜见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提出要邀集豪士，夺回西夏侵占的国土。范仲淹看他很有才华，就劝他说：“儒士还是应该从名教中寻找乐趣，怎么能只谈军事呢？”张载受到启发，开始读范仲淹向他推荐的《中庸》，读完之后并不满足，又研读道家佛教的书，但没有收获，于是他又反过来从“六经”中探求学理。
张载在京师时曾经坐在虎皮垫上讲《易》，听讲的士人特别多。一天傍晚，程颢、程颐兄弟来和他讨论《易》，第二天他就对人说：“见到二程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在《易》上的造诣不及他们。”于是就停止讲学了。但在和二程深入地探讨道学的精义之后，他又不无自信地说：“我的学问能自成一体，还用得着到别人那里去求道吗？”
熙宁二年（1070），御史中丞吕公着向神宗推荐张载，神宗召见他，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张载认为应该效法三代，神宗听后很满意，让他任崇文院校书。后来张载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处理苗振一案。案件处理完毕后，他就称病辞官了。在此后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天到晚坐在房间里，把书和笔放在身边，一会儿低头读书，一会儿抬头思索，有心得就提笔记下来，有时半夜还要起来点着蜡烛写书，到熙宁九年他终于完成了学术著作《正蒙》。
熙宁十年张载被召入朝，朝中有些官员与他议礼的见解不合，他又身患重病，于是再次辞官，死在回乡的路上。他一生清贫，棺木还是门徒们凑钱买的。
张载以为世界的本体是“气”，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气的变化，每个人都有“天地之性”，但“气质之性”的不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为了成为圣人和君子，人们应该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气质之性”。张载的学术又称为横渠之学，他创立了关学，是“关中士人宗师”。
“鹅湖之会”是怎么回事孝宗朝是南宋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南宋的著名学派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朱熹就是在孝宗时期逐渐创建起了系统的理学体系，形成了集理学大成的学派。由于他出生于尤溪，主要活动于建阳（今福建建阳）、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地区，因此他这一派也被称为闽学派。这一时期理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学派，是陆九渊创立的心学学派。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世称象山先生。因为他是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所以心学学派又称为江西学派。两派在宇宙观、心性论、方法论上都有严重的分歧。在宇宙观上，陆九渊认为“宇宙一理”，主张唯理一元论；朱熹则认为“理先气后”，有理气二元论的倾向。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把人心分为天理、物欲两部分；陆九渊则认为心理是完全合一的。在方法论上，朱熹主张“格物致知”；陆九渊则提倡顿悟式的内省道德修养。为了调和朱、陆两家的分歧，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邀请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和朱熹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鹅湖寺）进行了一场哲学辩论会，与会的还有临川太守赵景明以及刘子澄、赵景昭等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在会上，朱、陆双方各持己见，并赋诗明志。陆氏兄弟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加以博览，认为本心之性千古不变，明心功夫终究久大，讥讽朱熹的格物功夫支离，免不了要浮沉。朱熹对此非常不满，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约。双方辩论了三天，到最后观点也没有得到统一。
为什么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之所以能够成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首先在于他具备广博的学问和探究事理的“穷理”精神。他不仅总结了北宋以来各派学说并融会贯通，同时也吸取改造了某些唯物主义思想，将之纳入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对佛、道思想也是剔除其有悖于封建伦理的观念，吸取其哲理的部分；对自然科学知识也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认为它虽是“小道”，却不是“异端”。朱熹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在理学家中是无人能及的。
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以理气说为中心内容。“理”是朱熹思想的最高范畴，以“理”作为宇宙的根本，“气”是第二性的，强调理本气末。在政治上，他的“理一分殊”学说是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做论证，而万物各自的分殊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体现。另外，他肯定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说法，指出“凡事无不相反相成”，认为质变是在渐变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观点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一个新贡献。
关于知行学说，朱熹强调知先行后，但又认为“知行相须”，注意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性命之说也是朱熹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性是一切有生命的生物所具有的天理，人类禀受天理的因素，因而有仁义礼智的道德。但是人也是物质的形体，禀受的气有清浊的不同，所以有智愚善恶之分。朱熹从先天气禀的不同来论证人的贤愚善恶，从而说明了封建社会善恶是非的先天根据。对于“理”和“欲”的问题，他提出“人欲中自有天理”，“然天理人欲，同情异行”，认为道德意识与物质欲望是不可分的。他认为，凡是超越了封建道德原则规定的人欲，就是与“天理”对立的，所以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在历史观上，他认为尧、舜、禹的时代“天理”流行，体现为“王道”政治；三代后就“人欲横行”，体现为“霸道”政治。
总之，朱熹的学说可以说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著作丰富，对理学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有论述，他是理学的最后完成者，也是孔子以后对儒学贡献最大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一整套完整、精密、独特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了元、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志》是谁所著《通志》是一部重要的通史著作，和《通典》、《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它是由南宋的郑樵编著的。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自号溪西遗民，人们称他为夹漈（jì）先生。他家境贫寒，在家乡夹漈山建筑住屋，谢绝亲友，专心苦读。学成之后，他开始游览名山大川，增长见识，碰到藏书丰富的人家，就千方百计地请求人家把书借给他读。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学、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等各门各类的学问都有研究。
由于得到侍讲王纶、贺允中的推荐，郑樵得到高宗的召见。后来他监潭州南岳庙，高宗下令给笔札资助他抄写《通志》。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命令郑樵进献《通志》，三月郑樵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郑樵编著的《通志》共二百卷，是我国现存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体例分为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华主要在二十略上，这二十略依次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仇（chóu）、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二十略可以被视为一部广义的文化史，受到了后人的重视。
真德秀为何被“内外交颂”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希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他四岁开始读书，过目不忘，十五岁父亲去世，同郡的杨圭见他器宇不凡，就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学习，还把女儿嫁了给他。
真德秀于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开禧元年（1205）中博学宏词科，嘉定元年（1208）升太学博士。他对奸臣史弥远的降金政策十分不满，指出对金唯唯诺诺，每年献上“岁币”，只会使金国日益富强而宋朝日益衰败。
嘉定六年（1213）十月，真德秀任金国贺登位使，行至盱眙（xúyí，今江苏盱眙）边城时金国发生了内乱，不能过界。他一直等到第二年年初，但还是无法到中都（今北京）庆贺金宣宗即位，只好返回京师。他一再上奏陈述宋金形势，但宋朝偏安江南，根本没有收复中原的打算。同时，史弥远专权擅国，笼络天下名士，真德秀悲愤地说：“我一定要离开朝廷，让权臣知道这世上还有不阿附权贵的人！”于是极力要求外调。
真德秀出任江东路转运副使时，江东地区正在闹旱灾蝗害，他到任后奏罢贪官，并在自己分管的灾区广德（今安徽广德）、太平（今安徽当涂）两地开仓赈灾，政绩卓著。赈灾结束后，数千百姓自发地为他送行，并指着路旁的荒坟说：“这里埋的都是往年饿死的人。要是没有您，我们也早就进坟墓了。”以前都司胡槻（guī）、薛拯常常讥诮真德秀过于迂腐，没有实际才干，从江东赈灾以后真德秀的政誉才逐渐显著起来。
真德秀又被调任知泉州（今福建泉州）。泉州是重要的外贸港口，但外商苦于苛税繁重，一年只有三四艘商船进港。真德秀上任后，宽待外商，并组织民兵剿灭海盗，进港的外国商船一下子就增加到了三十六艘。
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去世，史弥远扶植理宗即位。理宗下诏已经成为著名理学家的真德秀入朝，并在真德秀还未到位以前连续为他升官。真德秀对史弥远废立国君非常不满，坚持不任直学士院，只任礼部侍郎，并多次为济王赵竑（hóng）辩白。赵竑原本是皇位继承人，被史弥远害死，当时朝廷内外没人敢公开为他申冤，真德秀的这一行为大大触怒了史弥远。正好王堲（jì）、盛章、莫泽、朱端常先后弹劾真德秀，真德秀被罢。监察御史梁成大又弹劾真德秀，请求把他加以贬窜，但理宗没有这样做。史弥远被诛后，真德秀重新得到了重用，但他已经疾病缠身，不久就逝世了。
真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是当时名望非常高的理学家，虽然遭到奸相嫉恨而不被任用，但他的名声反而因此更加显著。他在朝内任官不到十年，却写了数十万字的奏疏，直指朝政，任地方官时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因此被“内外交颂”。
魏了翁去世，理宗为何“有用才不尽之恨”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邛（qióng）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他年龄很小时就和哥哥们一起读书，悟性极高，过目不忘，被乡里人视为神童。十五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韩愈论》，抑扬顿挫，已经和成熟的文风相去不远了。庆元五年（1199）他以第三名中了进士。
开禧元年（1205），魏了翁被召试学士院。当时韩侂胄积极准备北伐，想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朝中很多大臣都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担心北伐失败，损耗国力，但没有人敢公开反对韩侂胄。于是，魏了翁在策论中指出“国家纪纲不立，国是不定”，而“金地广势强”，如果不顾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贸然出兵，那就只会孤注一掷，后果不堪设想。魏了翁的策论一出，朝内一片哗然。
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秘密害死了韩侂胄。他为了改善形象，开始起用名士，崇奉理学，理学家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但魏了翁一开始就觉察到史弥远专断国事，于是极力推辞。不久父亲去世，魏了翁辞官守丧，在白鹤山（在今四川蒲江县北）下建成了鹤山书院，著书立说，开门授徒，积极宣扬理学，土子们争着从各地赶来求学。
后来魏了翁知眉州（今四川眉山）。他礼遇老者，提拔才士，每月初一、十五亲自去学宫讲学，推行礼仪教化，做了很多对百姓有利的事情，使当地习俗为之一变。
嘉定十五年（1222），魏了翁被召入朝。史弥远想把他收为己用，不断升迁他的官职。嘉定十七年，宁宗逝世，理宗不太光彩地登上了皇位。国事的突然变易使魏了翁积忧成疾，三次请求担任闲职，但没有得到批准。宝庆元年（1225）正月，原来的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hóng）被史弥远害死，魏了翁对此极为不满，多次请求为济王平反。史弥远见他始终不向自己低头，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以欺世盗名、结党诽谤国事的罪名降了他的官职，贬往靖州（今湖南靖州）居住。
史弥远被诛后，魏了翁表面上得到了重用，但他在各方力量的牵制下根本不能有所作为。他一再请求辞官，但直到去世朝廷也没有下达诏书。死后他累赠至秦国公，谥文靖。
魏了翁是著名的理学家，和真德秀齐名。他为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请谥，并创建书院讲学，为理学的传播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他去世的消息传到朝内后，理宗十分悲伤，“叹息有用才不尽之恨”。
为什么说刘克庄是南宋末年文坛宗主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曾经拜理学大师真德秀为师，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五朝，虽然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政治业绩，但在文坛上，他是南宋后期的“江湖诗人”中官位最高、年寿最长、阅历也最为丰富的作家，在当时就被看作是文坛的宗主，是继陆游、辛弃疾之后最著名的爱国诗人、词人。
刘克庄学问渊博，在诗、词、骈文、散文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诗词的成就尤其突出。他早年的诗就很受大儒叶适的赏识。刘克庄今存诗约有四千五百首左右，数量之多在南宋仅次于陆游，刘克庄生活的年代，南宋王朝正在死亡线上苟延残喘，苦苦挣扎。他感时伤怀，写了许多慷慨悲壮、笔力雄健的佳作；有对中原未复、时无英雄的悲愤（如《有感》）；有对当权者昏庸、苟安的强烈抨击（如《戊辰即事》）；还有对忠勇之士的赞颂和悼念（如《梦豊宅之》），都表现出诗人关心时政、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刘克庄也是南宋后期最有成就的豪放派词人，现有词二百四十六首。他对辛弃疾非常仰慕，因此在创作中有意识的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表现出豪迈奔放、雄健疏宕的主导风格，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忧国伤时的情怀。他虽然没有辛弃疾在金占领区生活二十多年的切肤之痛，但是悲愤中原的沦陷、渴望国家的统一却是与辛弃疾相通的。在《贺新郎》《九日》中他写道：“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表现了对中原未复的凄凉、萧瑟之情。在反映抗战的另一首《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中，他忧心国势危急，“国脉微如缕，”激励朋友投笔从戎，挽救国难，“闻说北面吹风急，边上冲梯屡舞”，“快投笔，莫超柱”。感情激越，语重心长。充分显示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的满腔报国热情。
除了诗词创作成就突出外，刘克庄还是南宋时期一位著名的诗论家，着有兼论诗词的《后村诗话》，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特别是对陆游、辛弃疾的爱国词给予了很高评价，对推广辛词起了一定的作用。后人认为《后村诗话》“论诗则具有条理”，“迥在南宋诸家诗话上，”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李穆为什么赞叹徐铉、徐锴之文“二陆不能及也”？
徐铉（917～992），字鼎臣，徐锴（901～974），字楚金，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他们是兄弟俩，都以文才扬名于当时。
徐铉十岁就会写文章，与韩熙载齐名，江南的士人把他们合称为“韩徐”。他刚开始在南唐做官，宋军包围金陵（今江苏南京）后，李后主想派他出使宋营，正好都将朱令赞（yūn）带领十余万士兵从长江上游赶来救援，后主为了确保徐铉的安全，想下令朱令赞暂时不要东下，徐铉却说：“现在要先为社稷考虑，不要担心我。”南唐投降后，徐铉入宋，曾经从征太原，他起草的书檄诏令辞理精当，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徐铉恬淡寡欲，坦率正直，不喜欢佛教而爱好神怪故事，写有《稽神录》。他做诗学习李白和白居易，风格平淡自然。同时，他还精通小学，受诏校对过《说文解字》。由于他曾在北宋担任散骑常侍，世称徐骑省，现存作品有《骑省集》三十卷。
徐锴小的时候，母亲忙着教哥哥读书识字，顾不着管他，他就自己主动去学习。后来李璟（南唐中主）见到了他的文章，称赏不已，就让他做了秘书省正字。徐铉奉命出使宋营时，他忧虑而死。徐锴也精于小学，作有《说文解字韵谱》。除诗文以外，他还写过《方舆记》、《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
徐铉兄弟在宋初享有很高的声誉，李穆出使江南读了他们的文章后，感慨地说：“二陆不能及也！”意思是说，连西晋的著名作家陆机和陆云兄弟也比不上他们，可见他们的确才华横溢。
为什么“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柳永（约980～1053），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受家庭影响，从小就勤奋学习，致力于举业。柳永兄弟三人都以擅长文学著称，号称“柳氏三绝”。青壮年时期，柳永主要生活在汴京，因为他长得舒朗俊逸、仙风道骨又风流多情、善于作词，所以深得歌妓舞女的青睐，终日流连于秦楼楚馆，为歌儿舞女填词，过着纨绔子弟、风流才子式的浪荡生活。虽然他文才出众，然而却屡试不中，失望之余，他作了一首《鹤冲天》词，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之情，其中有“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两句。这首词盛传一时，仁宗知道后非常不高兴，因此柳永当再次应举并通过考试时，仁宗在放榜前把他黜落，理由是“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在皇帝眼中，他就是一个有才无德的文人。尽管后来又有爱才的人向皇帝推荐他，但是仁宗还是一句：“且去填词！”科举功名上的失意，使他更加放浪形骸，自嘲“奉旨填词柳三变”，混迹于秦楼楚馆之中，还多次外出漫游。在经历多年坎坷之后，他终于在景祐元年（1034）考中进士，但是长年沉沦下僚，无法升迁。皇祐中，他好不容易升为屯田员外郎，但不久就因为《醉蓬莱》一词再次触怒了仁宗，从此“不复进用”。皇祐五年（1053）前后客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他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
柳永以词成名，也以词受累，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专业词人。他在词史上的突出贡献是发展了慢词的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
在柳永之前，词坛上占优势的是小令，慢词的数量很少。柳永开始大量创作慢词，使词这种文体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更加丰富。于是在他的词中，出现了繁华富庶的都市（如《望海潮》），飘泊四方的羁旅行役情怀（如《八声甘州》），以及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如《雨霖铃》）。因为他长年生活在市井之中，与下层市民有着较多的接触，所以他能够从平民的真实感受出发，客观真实地描写繁华的都市、发达的经济以及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这些都适应了都市生活和市民娱乐的需要。在丰富词作的艺术手法和表现力方面，柳永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词铺叙委婉、描述精细，尤其善于以曲折委婉的白描手法写景、叙事和抒情，给人以结构细密、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意赅情深的感受。柳词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俗”。这不仅表现在它的内容多是反映世俗生活，也表现在它的语言多采用民间的俚俗之语，通俗易懂，形象鲜明，有的词（如《爪茉莉》）几乎全篇都是用口语写成的。这种浅显生动的语言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了在此前文学作品中较少出现的市民情调，这也是柳永的词能够风靡一时，广泛流传，深受下层市民喜爱，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重要原因。
梅尧臣诗歌成就如何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州）人，是宋初著名的诗人。
梅尧臣出身于农家，所以虽然他的诗写得很好，却一直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后来他凭借叔父梅询的门荫担任了河南主簿，才在西京洛阳得到西京留守钱惟演的赏识。钱惟演和他结为忘年之交，并和他互相酬唱，以帮助他提高声誉。不久，欧阳修也到了洛阳，他和梅尧臣一见如故，二人开始共同倡导诗文革新。
梅尧臣屡试不中，仕途很不得意，于是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了诗歌创作上，成了宋初为数不多的著名诗人之一。他关心百姓疾苦，写了许多反映百姓生活的诗歌。仁宗康定元年（1040），他知襄城县事，当时朝廷正在和西夏作战，人力、物力缺乏，因此加重了对人民的赋税和徭役，梅尧臣目睹百姓的惨状，愤懑之下写了《田家语》等诗。
梅尧臣不但擅长写《田家语》之类的古体诗，而且近体律诗也写得得心应手。《鲁山山行》描写山行经过之处的景物，出语乎淡而情趣盎然：“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他的名句有“野凫（fú）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东溪》），“庭花昏自敛，野蝶昼还来”（《闲居》）等。
梅尧臣的诗简古平淡，“平淡”是他一向的艺术追求。所谓平淡，不是平庸浅俗。他曾经对别人说：“好诗要写得有新意，要写出前人没有写过的东西。能把难写的景物写得跟它就在眼前一样，能让人读完以后觉得诗中还有话外之音，这样的诗才是最好的诗。”梅尧臣有明确的艺术追求，并不断地向这个方向努力，最终达到了平淡有味的境界。欧阳修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却声称自己的诗不如梅尧臣写得好。有人得到一件西南少数民族的衣服，上面竟然绣有梅尧臣的诗。从这两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梅尧臣的诗名是很高的。
“贺梅子”谓谁“贺梅子”指的是北宋著名词人贺铸。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一词广为流传，其中“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几句特别著名，于是人们称他为“贺梅子”。
贺铸（1052～1125），字方回，卫州（今河南汲县）人。他身长七尺，面黑如铁，眉目耸拔，长相十分奇伟。他喜欢谈论时事，即使是权贵显要，只要稍有不合他心意的地方，也会被骂得体无完肤。他曾和一个权贵子弟同事，那人骄傲不倨，贺铸看不惯他，就拿来盗贼偷东西时用的工具，屏退左右后把他关进了密室里，然后拿棍子指着他说：“你过来！你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日偷了某件东西作为某用，你又在某年某月某日偷了某件东西带回家，是不是？”那人一听，吓得连忙说：“是是是”。贺铸又一下子把他的衣服撕开，拿棍子狠狠地打了他好几下，那人疼得呼爹喊娘，连连叩头求饶。贺铸见他已经被制服了，就哈哈大笑，把他放了。当时，江淮一带有米芾以魁伟傲岸出名，贺铸和他不相上下，两人每次碰见都怒目相视，互相辩驳，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人们都说贺铸有侠士之风，但他却擅长写缠绵悱恻的词作，前面提到的《青玉案》就属于这类作品。又如他在妻子死后写的《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曦，旧栖新垄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淮复挑灯夜补衣。”这首悼亡词和苏轼写的同一主题的《江城子》一样，打动过无数痛失爱侣的人。贺铸善于化用别人的句子填词，他曾经说过：“李商隐、温庭筠的诗句常常为我所用。”他的《石州引》“芭蕉不展丁香结”一句就是李商隐《代赠》中的名句。
贺铸是个个性奇特的人，他曾把自己的词作编为《东山乐府》，请好友程俱作序。程俱在序文中生动地描绘了他既有豪侠之气又具儿女之情的形象。这种个性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就是风格有时柔婉缠绵，有时豪放激越。但是，从总体来看，“贺梅子”的词作仍以婉约为主。
为什么说苏洵文章成就最高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人们把他的儿子苏轼、苏辙称为二苏，把他称为老苏，也以他的号称他为苏老泉。
苏洵名列“唐宋八大家”，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散文家。他早年也读过书、学过诗，但都没有下过苦功，直到二十七岁时才在妻子程氏的支持下谢绝交游，发愤苦读，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器晚成的文学家。
苏洵不擅长声律对偶，因此多次在科举中落榜，这使他在古文上用力最勤，取得的成就也最高。苏洵的文章主要是议论，书翰和杂文，其中《几策》、《衡论》论政，《权书》论兵，《六经论》谈经，都是自成系统的专着。
苏洵的文章往往针对现实展开议论，能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如《六国论》批评六国贿赂秦国，就一针见血地直指宋朝怯敌退让的政策。又如研究敌情的《几策·审敌》对敌我态势作出了具体分析，也能鞭辟入里，切中实际。
苏洵的文章以议论见长，文笔老辣，析理精微，常常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管仲历来被认为是一代贤相，苏洵却在《管仲论》中批评他临死前没能识拔和举荐人才，导致了后来的权臣乱国，因此应该对齐国大乱负责。这是一篇翻案文章，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无懈可击，充分体现了苏文笔锋犀利的特点。
苏洵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不是以诗词而是以散文见长的。
第五十章
李格非父女有何文学成就李格非（生卒不详），字文叔，济南（今山东济南）人。他在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曾经受到过苏轼的称赏，哲宗时官至礼部员外郎，和廖正一、李禧、董荣并称为“苏门后四学士”。徽宗时，蔡京专政，打击元祐党人，他被列入旧党遭到了罢免。他有《洛阳名园记》流传至今。
李清照（1084～11557），自号易安居士，是李格非的女儿，她的母亲是名臣王拱辰的孙女，也能诗会文。建炎南渡（1127）以前，李清照的生活幸福美满，她十八岁时嫁给了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夫妻二人情投意合，虽然因为赵明诚做官他们有过离别，但时间都很短暂。靖康元年（1126）的战乱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生活。先是建炎元年（1127）金兵南下，李清照被迫漂泊江南，紧接着建炎三年赵明诚在金陵病逝，李清照悲痛之下得了一场大病，但形势危急，她不得不继续南奔避难。一路上，她历经艰险，几经辗转，直到绍兴五年（1135）才在临安定居下来，直到去世。
李清照是一位才华横溢、抱负非凡的女作家，她的诗风意境宏阔，笔锋犀利，像“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这样豪气逼人的诗句丝毫不让须眉。但是，真正奠定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是她的词作。
李清照有《漱玉词》，她的词以靖康之乱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词作主要表现了一位少女、少妇悠闲适意的生活情趣，如《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人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在人争渡、鸟齐飞的动态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词人天真活泼、热情洋溢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位女词人，李清照也有多愁善感的时候，流传千载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作于她和丈夫短暂的离别之后，其中“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在轻缓的叹息中包含着无限的柔情，是妇孺皆知的名句。
南渡以后，李清照词中的离愁别恨加重了分量，常常在哀叹之余流露出家国之恨，《永遇乐》“落日熔金”、《声声慢》“寻寻觅觅”，都是这时的代表作。其中《声声慢》的开头几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十四个叠字组成，真实地传达出当时词人凄清悲苦的心境，在感情深度上明显超过了前期作品。
李清照作词善于运用浅近、清新的语句，采用白描手法，在一个动作、一个细节中准确地传达出微妙曲折的心理活动。她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被称为“易安体”，受到了后人的赞扬。
为什么说文同诗、文、书、画皆工文同（1018～1079），字与可，自号笑笑居士，梓州梓潼（今四川梓潼）人。他长得方口秀眉，气格高洁，司马光、苏轼都很器重他，文彦博守成都时也写信给他说：“您襟怀洒落，就如同晴日里的白云、秋夜里的明月。”
文同诗、文、书、画无不精通。他在诗里描写自然风景常和绘画结合起来，如《晚雪湖上寄景孺》中的“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暝禽图》”二句直接把山水比作名画，又如《长举》中“峰峦李成似，涧谷范宽能”二句以李成、范宽这两位画家的作画风格来比喻山水。钱钟书先生认为从文同开始，“这就成为中国写景诗文里的惯技”（《宋诗选注》）。文同篆、隶、行、草、飞白皆工，在书法上有一定造诣。他还是最早作文人画的文人之一，善画墨竹。刚开始他只是自娱自乐，但渐渐名声在外，有很多人拿着缣（奸），一种质地细薄的丝织品，古代常用来书写文字）帛来登门求画。文同很讨厌他们，把缣帛都扔到了地上。元丰初年（1078）他被任命知湖州，第二年在上任的路上休息，端坐而卒，后人称文同为“文湖州”，称他的墨竹画风为“湖州竹派”。
为什么说米芾“妙于翰墨”
米芾（1051～1107），字符章，吴（今江苏吴县）人。曾任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米芾擅长诗文，精于鉴别书画古玩，作画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山水，画史上有“米家云山”之称。但米芾最著名的不是诗文，也不是绘画，而是他的书法。
米芾（fú）是“宋四家”之一。他的书风与他的为人有很大关系。米芾穿戴仿效唐人，风神萧散，吐音清畅，有洁癖，经常有惊世骇俗之举。无为州的治所（今安徽无为）内有一块巨石，奇丑无比，米芾见到后大喜，说：“这块石头当得起我一拜！”于是整整衣冠就拜了下去，口中还称石头为“兄”。米芾的气质风神与魏晋六朝时期的士大夫如出一辙，而他的书法也多借鉴六朝，传世的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据说不少是他摹制的。他在临摹六朝书法的过程中仔细揣摩，又加上天姿聪颖，转益多师，逐渐形成了姿致俊美而不失豪爽雄强的书风。米芾的行书与苏轼的天趣、黄庭坚的古朴、蔡襄的隽远不同，他以潇洒取胜，却又不失於单薄。他在某种程度上发扬了晋人洒脱的风度，但又能以清癯沉静为根基，虽然墨迹淋漓却又不失检点。米芾的书法作品传世较多，著名的有《千字文》、《方圆庵记》、《苕溪诗》、《多景楼诗》、《蜀素帖》、《鲁公仙迹记》等，而《兰亭序》更是一件书法佳品。
李公麟、周邦彦各有何长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州（今安徽潜山）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及第，历任南康、长垣尉，泗州录事参军，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御史检法，元符三年（1100）因病辞官，归老于龙眠山。李公麟一生官运不佳，艺术成就却很高。他的文章、书法都有可取之处，在古代器物的鉴赏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但他主要还是一位画家。
李公麟最擅长于人物和鞍马画。他的人物画能表现出不同人物的个性和情态，而且特别注重构思立意，往往能引起人们的联想。据文献记载，他画西汉名将李广夺得匈奴马匹回到汉营的故事时，李广在马上引弓瞄准了匈奴骑兵，箭在弦上而人马已经倒地了。这种构思不合常理，但却充分展示了李广箭术的准确神奇，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李公麟的鞍马画有《五马图》传世，画的是西域进献给北宋王朝的五匹骏马，技巧娴熟，线条洗炼，流畅含蓄。他的好友黄庭坚在画的后跋中说到，当李公麟画完其中一匹名叫“满川花”的马以后，这匹马不久就死了，因为它的精气魂魄已经被李公麟的画笔取走了。这件事可能是一种巧合，但却反映出黄庭坚对李公麟的高度评价。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青年时期就博涉书史，但生活放浪，没有引起州里的重视。元丰六年（1083）他到京师向神宗进献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汴都赋》称颂新政，受到赏识，由太学生升成了太学学正。元祐二年（1087）起在各地任地方官。元符元年（1098）哲宗召见他，再次进献《汴都赋》，授秘书郎省正字。徽宗时官至提举大晟（射ng）府。
周邦彦虽然以赋受到两位皇帝的称赏，但他主要是以词出名。周邦彦的词大多写爱情和身世之感，写爱情的词作有些寄寓了真情，但多数是酒筵歌席上的赠妓应酬之作。他写身世之感的词作则多以羁旅、思归、惜别为题材。周邦彦词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创新，仍以婉约派的传统题材为主，他在词史上能占有很高的地位，主要是由于他在艺术技巧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周邦彦擅长写长调，他的长调在严整的章法结构中富有变化，往往能把人情物态写得生动传神。他还善于借用、化用前人的诗意词句入词，并使之浑然天成，比如名篇《西河》《金陵怀古》全篇借用了唐代刘禹锡的《金陵五题》，《尉迟杯》（隋堤路）中“阴阴淡月笼沙”一句化用杜牧《泊秦淮》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周邦彦精通乐律，所以他的词作音律优美，抑扬有致，这也是他的艺术成就之一。
周邦彦在词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后代的许多词论家都认为他是两宋词坛上一位承先启后的大家。
为什么说陈与义“尤长于诗”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其祖先世居京兆（今陕西西安），从他的曾祖父希亮开始迁到洛阳（今河南洛阳）。他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于宋徽宗政和三年（113）年中进士，曾官至参知政事。史称他“尤长于诗”，是两宋之交的著名诗人。
陈与义现存诗六百二十六首。他一生经历了北宋末期、南宋初年两个阶段，以靖康之变为界，他的诗歌创作自然分成了前后两个时期。靖康以前，他虽然一度以诗名为朝廷所用，但很快就遭到贬黜，大部分时间郁郁不得志。诗歌创作受黄庭坚、陈师道的影响很大，咏物、抒怀、唱和、酬赠等是他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内容。通过这些题材，他或抒发壮志难酬，或嘲讽庸俗世风，或感叹地位卑下，无论是内容和情趣都与黄庭坚、陈师道相近，一表现出他对自身遭遇的不满和对庸俗世态的厌恶。但是突如其来的靖康之变使陈与义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从靖康元年（1126）到绍兴元年（1131），这五六年的时光陈与义是在不断逃亡中渡过的，后来虽然在朝廷中做官，但是国家却时刻面临着强敌的严重威胁。他对此忧心忡忡，因此感叹流亡、忧愤时政、歌颂报国以及怀念故土等就成了他后期诗歌创作的主流。如那首著名的《伤春》“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峰”。这首诗做于建炎四年（1130），当时金兵把宋高宗一直追到了海上。这首诗全篇雄浑沉郁、忧愤深广，以精美的语言、洪亮的音调，抒发了作者的爱国之情，而伴随着这种爱国精神的发扬，他的诗歌在艺术上也有了重要的发展，由黄庭坚的奇巧和陈师道的朴拙发展为雄浑沉郁，从而突破了江西诗派的范围，成为两宋之间最为杰出的诗人。
“希夷先生”是谁的赐号陈抟（？～989），字图南，亳（b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他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河边玩耍，有个身穿青衣的老妇叫他过来喂奶给他吃，从此他就变得越来越聪明了。长大后他读经史书籍，总是过目不忘。后唐长兴年间，他没有考中进士，后来就不愿做官了。陈抟自己说他曾经遇见孙君仿和獐皮处士，他们告诉他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他在那里修炼了二十多年后又到华山隐居。陈抟在当时很有名气，周世宗、宋太宗都曾亲自召见他，还赐给他很多东西。他能看透别人的心事。有个叫贾休复的道士想要挂在陈抟房子里的大瓢，被他看了出来，就叫手下人取下大瓢送给了贾休复。贾休复非常吃惊，认为陈抟简直就是神仙。有个叫郭沆（hàng）的人，小时候有一次住在陈抟所居的云台观中，睡到半夜突然被陈抟叫醒，让他赶快回家，陈沆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陈抟又说：“可以不回去了。”第二天，陈沆回到家里，才知道半夜母亲突然心疼得几乎死过去，不过过了一会儿又好了。
太平兴国九年（984），陈抟去京城朝见太宗，太宗派人好好招待他，并叫宰相宋琪等人接见他。当时陈抟已经在华山居住了四十多年，快一百岁了。他被送去见宋琪，宋琪等人问：“先生您修炼的方法可以教给外人吗？”陈抟回答道：“我只是个山野里的小人物，对国家没有用处，也不知道什么修炼的方法。当今皇上英明贤能，博通古今，确实是个有道明君。你们同心协力辅助皇上治理国家，这就是最好的修炼之术了。”宋琪等人把他的话告诉了太宗，太宗龙心大悦，好好赏赐了他一番，还下诏为他赐号“希夷先生”。
端拱元年（988）的一天，陈抟忽然对一名弟子说：“你帮我在张超谷中筑一间石室，我要去那里静养。”端拱二年秋天的七月，石室建成了，陈抟给朝廷写了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大致是说自己将在这个月的二十二日死在莲花峰下的张超谷中。后来果然是这样。他死后的七天尸体还有余温，有五色云彩弥漫在洞口，几个月都没有散去。
“梅妻鹤子”者是谁“梅妻鹤子”指的是北宋的林逋（bǔ），他是著名的隐士，也是一位诗人。
林逋（957～1028）字君复，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从小是个孤儿，苦学成才，性格恬淡，家里穷得缺衣少吃，他却一点儿都不发愁。他游览了在江淮间很多地方，后来回到了杭州，在西湖的孤山定居下来，此后二十年中再也没有进过城市。林逋擅长行书，喜欢做诗，每次写完一首后就随手扔掉了，有人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诗保存下来流芳后世呢？”林逋说：“我隐居在山林里，并不想靠做诗成名当世，何况留名后世呢？”但是还是有人暗暗把他的诗记下来了。林逋的诗和他的为人一样，风格恬淡清幽，人们所熟知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就出自他的诗作《山园小梅》。
林逋曾经在房子旁边为自己立墓，临终前写的诗中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两句。他死后仁宗赐谥和靖先生。
由于林逋一生没有娶妻生子，却以观鹤赏梅为乐，所以人们送他了一个“梅妻鹤子”的雅号。
秦九韶对数学有何贡献秦九韶（1202～约1261），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人。就个人品行而言，秦九韶可以说相当恶劣，他是一个自私、专横和唯利是图的人。他出任琼州（今海南琼山）太守时，不到一百天，就因为贪暴被免职。但后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有着杰出的数学才能，美国科学史家萨顿甚至称赞他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对数学的贡献，体现在他的数学著作《数书九章》中。
《数书九章》的成就可以与名著《九章算术》相媲美。这部著作，南宋时称为《数学大略》或《数术大略》，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四库全书》都称为《数书九章》。全书共十八卷，八十一题，分为九类，每类九题，每个题答案的后面都有“术”，说明解题方法；“术”后面有“草”；说明演算步骤，有的题目还有图画。这本书最重要的成就是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组解法）。秦九韶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把以增乘开方法为主体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发展到了十分完备的地步，比意大利数学家鲁菲尼和英国数学家霍纳早了五六百年。一次同余式问题的解法是适应天文学家推算上元积年的需要产生的。三世纪以后，中国各家历法都有一个特定的上元积年，但各个时期的天文学家们尽管掌握了上元积年的推算方法，却没有人明确提出系统和完整的一次同余理论。秦九韶经过深入研究，在《数书九章》中明确给出了一次同余组的一般解法，提出了著名的“大衍求一术”。
除了上述两方面外，《数书九章》还在代数学、几何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此外，它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数学、天文历法乃至雨雪量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还可以从中了解到南宋时期户口增长、耕地增长、赋税货币流通等社会经济领域的真实情况。可以这样说，《数书九章》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的顶峰，它所包含的高次方程解法以及一次同余组解法，代表了中世纪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和最高水平。
为什么天下人认为蔡京是“六贼之首”
徽宗宣和六年（1125）十二月，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疏，请求诛杀“六贼”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动，以平众怒。从此，蔡京就被认为是“六贼之首”，成了历史上妇孺皆知的大奸臣。
蔡京（1047～1126），字符长，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神宗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司马光秉政时恢复旧法中的差役法，限期五日内完成。大家都因为时间太紧没有完成，只有蔡京一个人把辖区内的雇役（王安石的“免役法”）全部改过来了。司马光知道后，高兴地说：“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蔡京后来因为奸邪乱法被贬职。绍圣初，蔡京代理户部尚书。章悖想恢复雇役，但职能部门久久不能决定。蔡京为了取悦章悖，就对章悖说：“按照熙宁年间的旧例施行就行了，有什么可商量的？”章悖听了他的话以后，就决定恢复雇役。差役和雇役是两种不同的役法，司马光和章悖分别属于旧党和新党，蔡京竟然取得了两个人的欢心，从他在这件事上的反复无常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奸邪本性。
徽宗即位后，曾把蔡京贬到太原，蔡京不愿意离开朝廷，迟迟不去上任，御史又上奏他的恶行，他因此被夺职，住到了杭州。正巧宦官童贯到江浙一带为徽宗寻访书画奇巧，蔡京就极力巴结他，天天陪着他游山玩水。童贯每天都派人把蔡京匦的屏障之类进献给徽宗，徽宗逐渐对蔡京有了好感。有个叫徐知常的道士经常出入元符皇后宫中，也常推荐蔡京，以至于宫妾、宦官众口一词，都对蔡京称赞不已。于是，徽宗又起用了他。
崇宁元年（1102），韩忠彦、曾布相继罢相，蔡京取代曾布任右仆射，在徽宗面前表示愿意尽心竭力辅佐皇上继续推行新法。随后，他又被升为左仆射。
蔡京通过卑劣的手段当上宰相后，就假借推行新法的名义，培植亲信，铲除异己。他勾结宦官童贯、梁师成、杨戬（jiǎn），凡是重要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监泽、赋调、尹牧等，他都派自己的亲信每三个人主管一事。蔡京家中喂马的人都是大官，媵妾都被封为夫人，他的权势可见一斑。他动不动就以推行新法为借口改换官制，以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为了怕有人弹劾自己而作假圣旨，即使有些作得不像，群臣也都不敢直说。他不遗余力地扫除政敌，把“奸党”司马光、文彦博等一百二十人的名字刻在了端礼门上，并把五百四十余人列为“邪等”。除打击旧党之外，还以“为臣不忠”的罪名打击章悖、曾布等新党，为的是铲除可能威胁到自己相位的人。
蔡京经常在徽宗面前进言，说当今天下和平富足，应该及时享乐。有一次徽宗大宴群臣，拿出玉盏、玉卮（zhī）对辅臣说：“朕想用这些东西，只是担心别人说朕太奢华了。”蔡京说：“臣过去出使契丹时，他们拿石敬瑭时代的玉盘玉盏向臣夸耀，说大宋没这些东西。现在皇上用它们，没有什么行不通的。”徽宗不放心地说：“先帝造了一座几尺的小台，就有很多人上奏劝谏，朕十分担心又有人来劝朕。”蔡京说：“如果事情做得合理，有人说也没什么大碍。陛下应当享受全天下的进奉之物，区区一些玉器，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蔡京不但在徽宗面前大肆宣扬“丰亨豫大”之说，教唆他尽情享乐，自己家的生活也卜分奢侈豪华。他在开封有两座庄园，杭州还建有大宅院。他喜欢吃鹌鹑，一顿羹汤往往杀数百只鹌鹑，家库中储存的黄雀肫就装了满满三大屋。
蔡京拜相有四起四落，由于他的关系网牢不可破，每次下台后总有人帮助他东山再起。他执政期间搞得民怨沸腾，民谣“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反映了百姓对他的憎恶和不满。后来他死在前往贬所的路上，天下人还都认为太便宜他了。
为什么贾似道被称为“蟋蟀宰相”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今浙江临海）人。他凭借姐姐贾贵妃的裙带关系当上了官，并且屡屡升迁。
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乘蒙古兵撤退的机会杀死了一百多人，然后隐瞒自己与忽必烈议和的真相，向朝廷谎称大捷。理宗大喜，把他召到了临安。贾似道入朝后，排挤掉左丞相吴潜，并把吴潜的亲信全部逐出了朝廷。从此，贾似道就开始专断朝政，直至去世，达十七年之久，尤其在度宗在位期间，贾似道的实际权力远远大于皇权。
咸淳元年（1265）三月，贾似道上章辞职，暗地里却让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谎报蒙古兵已经攻来，把智力低下的度宗吓得魂飞天外，一个月里八次派人专程去迎他回朝。度宗一直称贾似道为“师臣”，并特许他人朝不用拜见礼，甚至退朝时度宗还要站起来目送他走出金殿。度宗的无能更滋长了贾似道的气焰。
贾似道身为宰相，却置国家社稷于不顾，每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每天的朝政大事，都由书吏把文书抱到他的葛岭私第，他自己放在一边不管，整日与姬妾花天酒地，却让门客廖莹中和翁应龙去处理政事，自己只是在最后画个押了事。有个亲戚来到他家，怕打扰贾似道的玩兴，就先站在府门前向里面看了看，正好贾似道看见了，马上就把他捆起来扔进了火里。有人来看到贾似道正和群妾趴在地上斗蟋蟀，就开玩笑地说：“这也是军国大事吗？”此后，人们就常用“蟋蟀宰相”来指代贾似道。
贾似道虽然不认真处理政事，但事无巨细都要经过他批准才能实行。李芾、文天祥、陈文龙、陆达、杜渊等人都因为触犯贾似道而受到了责罚。于是，官员们都争着贿赂他以谋求高官，有个叫陈奕的竟然把他的玉匠当成哥哥一样对待，想以此来接近贾似道。贾似道也怕自己的行为受到人们的谴责，就用尽手段拉拢名士，对太学生施以小惠，企图从舆论上恢复声誉。
咸淳四年（1268）襄阳被围后，贾似道每次上疏都假惺惺地请求派自己去前线，背后却指使台谏上奏章让皇上把自己留在朝中。吕文焕告急，贾似道又请求行边，朝中大臣认为这样不合适。监察御史李旺等人认为高达可以去救援襄阳，贾似道却说：“如果用高达，怎么安置吕文焕呢？”李旺等人出来以后叹息道：“吕文焕有地方安置了，朝廷却要面临危难了！”由于贾似道对襄阳的战事掉以轻心，久久不去救援，吕文焕终于被迫投降，贾似道竟然还厚颜无耻地说：“我好几次都想去前线，先帝总是不答应，如果早点儿让我去，事情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襄阳失守后，长江中游防线迅速崩溃，元兵马上就会攻到临安。这时，朝廷已经陷入混乱，贾似道也乱了方寸，勉强凑了一支军队出师应战，但已经于事无补了。元军南下激起了朝中大臣长久以来对贾似道的不满，王爚面见太后说：“本朝有很多权臣祸国殃民，但都没有严重到贾似道这种程度！”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贾似道被贬为高州团练副史，路上被押解他的会稽尉郑虎臣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