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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大宋王朝（全四册）
作者：王新龙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08月
ISBN：9787104030126
所属分类：图书>历史>中国史>宋辽金元史
编辑推荐
一个拥有令人叹羡的高度物质文明和后人不可企及的文化高峰，却迭受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压力，*终亡于蒙古族铁蹄之下的王朝。一个因它独特精神，令历史读史者品评不一的王朝。
内容简介
大宋王朝，武运国势萎弱不振，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政治军事与经济文化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貌似不和谐地并存于一体，从而引出历代读史者迥然不同的评价，褒贬毁誉，在在有之。
千年前的宋朝已成历史，然而宋朝的名人贤哲、才子墨客、市井生活、工艺珍玩，却依然鲜明的留存于今天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相当繁荣的朝代。然而两宋政权却在北方民族的攻掠下，渐次衰亡。个中原因相当复杂，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也颇多宋人故事。
本丛书立足大宋，介绍了五代战乱的终结、中央集权的强化、右文抑武的家法、首内虚外的战略、穷则思变的改革以及皇帝的荒唐、官僚的争斗等重大事件或现象；同时，从经济、文化、科技等不同的层面重新审视两宋，试图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示大宋历史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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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宋朝的宫廷赵匡胤陈桥兵变大宋王朝创建于公元960年的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而成为宋太祖，这一基本史实并不存在疑点。而令人不解的是此次政变过程中，有关史籍的一些细节方面描述充满着矛盾，主要围绕赵匡胤是完全被动接受黄袍加身，还是其集团进行的一次早有预谋和准备的政变？有关的史料与素材矛盾百出，使这一事件的进程变得扑朔迷离。
　　赵匡胤像五代末，显德七年（960）的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接到镇、定二州的军情急报，说北汉勾结契丹，大军声势甚盛，南下侵入边境，形势十分危急。宰相范质、王溥等商讨后奏准太后，立即派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诸将领兵出征。大将慕容延钊简选精锐，率前军先行启程。赵匡胤调集各路人马，领大军也即将北征。初三，军队驻扎于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诸将聚谋，以为主上幼弱，我们出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也为国家着想，不如立太尉为天子，然后北征也不晚。乃找匡胤之弟、时任供奉官都知的赵光义和掌书记赵普商议。光义以为：哥哥忠赤，不会同意。赵普认为：外寇压境，大敌当前，应先御敌，战归再议。而众将坚持，说：“若太尉不受命，六军难以向前。”此时，赵匡胤却醉酒卧营不省，众有拥立之意的将士便环立待旦。次日黎明，军营四周呐喊声起，震动原野。光义与赵普入营告知，而诸将士也直叩寝帐之门，高呼：“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赵匡胤惊起披衣，未及应酬，便被扶到议事厅，有人把皇帝的黄袍加披到他身上，众人都罗拜庭下，口称万岁。匡胤要推辞，众人不答应，并相与扶匡胤上马，拥逼南行。赵匡胤在马上说：“你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那就必须听从我的命令，不然我就不做这个皇帝。”众将下马回答：“惟命是从。”然后赵匡胤严肃颁布了有关入京以后士兵秋毫无犯的约法，并令众立誓，这才率军返回开封城，遂取代后周政权，创建了大宋王朝。
　　上述故事情节，主要意译自宋代最具权威的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其他重要史料记载也所差不多。从其具体过程考察，此次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似乎是一次偶发事件，是遵循五代将士拥立主帅的旧例行事，赵氏集团事先并不知情，赵匡胤完全是被动接受众将的请求，不得已才同意做皇帝。然而从其他相关史料分析，却使人感到其描述是大有疑问的，黄袍加身应是一次有预谋有准备的政变，所谓“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岳蒙泉《绿雪亭杂言》）。
　　赵匡胤出身将门，22岁时投到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效力，因战功卓著，30岁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他以拜把子兄弟的方式，团聚了一批生死与共的高级将领铁哥儿们，号称“义社十兄弟”，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显德六年（959），33岁的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执掌碟军最精锐部队。六月，周世宗去世，恭帝即位，时才7岁，太后也年轻少谋，孤儿寡妇无能力执政，几位宰相也较懦弱。而这时在京城的禁军两司将领，除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外，基本上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或好友。可以说一场政变在如此成熟的条件下已开始酝酿，问题只在于找一个怎样的契机发动而已。
　　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故富室或挈家远避于外州，独宫中未之知也。”《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说：“时都下欢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说明此事，早在政变之前已于京城一带传得沸沸扬扬，且能断定政变将发生于“出师之日”，此绝非普通民众所能猜测和指定的。所谓只有“宫中未之知”，应指宫廷中后周皇帝的孤儿寡妇还被蒙在鼓里。不能判定的是：这些传言是赵氏集团为政变故意所做的舆论准备，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人在有关征兆的预见中所做的推测？大军在开拔途中，一个号称谙知天文的军校苗训，也指点了当时“日下复有一日”的天象，是即将改朝换代的“天命”。这一宣传与京城传闻相配合，使人有故意做舆论准备之感觉。
　　此传闻在京城造成民众如此的恐慌，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会听说，那么宰相范质、王溥等大臣是否知晓呢？如果知晓，他们仍派赵匡胤率军出征，是否与赵氏集团同谋呢？不过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范质与王溥似乎又不知情。据有关记载，兵变消息传到京师，范质受到太后的谕责，退出朝门，握住王溥的手道：“仓促遣将，竟致此变，这都是我们的过失，为之奈何？”王溥听了发愣而无法回答，忽口中呼出呻吟声来，原来范质握手之指甲已掐入他的手腕，几乎出血。赵匡胤入城后，还对范质等人“呜咽流涕，具言拥逼之状……（范）质不知所措，乃与（王）溥等降阶受命”（《宋史·范质传》）。等到赵匡胤诣崇元殿行禅代礼之时，召文武百官就例，班定礼仪程序之时，独缺周帝禅位制书，这时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出诸袖中，进曰：“制书成矣。”遂完成此禅位之礼，使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其中，像翰林学士之类的官员已早有准备，而宰相范质等居然一点也不知情，似乎又很难说得过去。
　　《宋史·杜太后传》载，杜后得知其子赵匡胤黄袍加身后，脱口说道：“吾儿索有大志，今果然。”依然谈笑自若，没有任何惊诧之表情。《涑水纪闻》也载，杜后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据说，匡胤年轻时，杜氏劝他好好读书，匡胤奋然回答：“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世事扰乱，愿习武艺，安邦定国。”杜氏笑道：“儿能继承祖业，便算幸事，还想什么大功名哩。”匡胤道：“唐太宗也不过一将门之子，后造成帝业，儿想与他一样干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母亲以为如何？”杜氏怒道：“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后来往往没用，还是读书去罢！”而这时，连年老的母亲都变得如此胸有成竹，遇事不惊，说明赵氏集团对这事的准备已相当充分。所以后人以诗讥讽道：“阿母素知儿有志，外人反道帝无心。”
　　一些宋人笔记记载，赵匡胤早年曾到高辛庙算卦，占卜功名前程，据说自小校以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卦皆不应，最后唯剩“天子”时，一掷而得此卦。这事真伪已无法考定，然而从其为当时广为流传的轶闻而言，也或是赵氏集团所作的舆论准备，至少说明赵匡胤自己早已对此事有所谋划。而政变发生之际，赵光义和赵普马上派快骑入京，通知其死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让他们在京城做好改朝换代的接应准备。有意思的是，此时赵匡胤居然醉酒卧营不省，而使将士们环立等待，直到次日黎明。这一情节是真实的，还是故意做作，抑或后人编造？也令人颇感困惑。
　　大军返回京城，城门早在石守信诸将的控制之下，不但入城顺利，整个京城也没有因此发生大的动乱。时正早朝，副都指挥使韩通闻讯，还没来得及集结军队应变，就被入城的殿前司勇将王彦升追杀，并诛灭其全家。这是后周将相中惟一的罹难者，他还没来得及组织起反抗，就被迅速剿灭，如没有事先布置安排，怎么会如此周全。当然，事后还要演饰一番，将韩通以礼葬之，并嘉其临难不苟，赠中书令之职。有意思的是，后来宋太祖幸开宝寺，见壁上供有韩通的画像，立即令涂去，应是内心有愧吧。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本因边境军情告急，这才令赵匡胤率军北征，为何黄袍加身后便率军回京，而不用去抵御强敌了呢？有所谓“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查初白《敬业堂集》）。一般认为，镇、定二州是在谎报军事，以配合此次政变。这样，镇、定二州节度使也理应是赵氏集团的成员了。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镇、定二州军情并没有谎报，《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契丹国志》诸重要史籍都有相关军情记载。而二州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据《宋史》两人的传记所载，宋初，郭“崇追感周室恩遇，时复泣下”。监军密奏：“崇有异心，宜谨备之。”同时，孙“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归山，诏不允。建隆二年，乃徙其帑廪，召集丁壮，缮治兵甲，欲还狼山以自固。”被人告密，令举族迁赴都城，审问后削夺官爵，勒归私第，并严惩其部下。可见，两人不可能属于赵氏集团成员。那么，为什么北汉与契丹入寇之军队没有长驱南下，确实令人不解。其后，郭崇曾来报：“契丹与北汉军皆遁。”为什么会自动撤退呢？难道是其趁后周“主少国乱”之机起兵入侵，得知政变后“宋立国安”，就自动退兵了吗？
　　五代诸帝多由军队拥立，如唐废帝李从珂、唐明宗李嗣源、周太祖郭威等，它是唐代藩镇割据后军人擅废立之权而留下的遗风，自然为儒家正统思想所不齿。所以在宋代官方文献中，都把陈桥兵变说成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内情，以洗刷其篡夺王位的千古骂名，由是在有关文献中遮遮掩掩，弄得历史记载矛盾百出，整个过程疑团丛生。再如邵伯温在《闻见录》中引证王禹偁的《建隆遗事》，认为赵光义压根儿就没参与陈桥兵变，那时，他正留在开封城里陪母亲杜氏。而有的史书（《太祖实录》新版）却说，陈桥兵变后军队入城，秋毫无犯，是光义叩马而谏，才有太祖约法立誓之举。这里是乘机烘托宋太宗的高大形象，亦可见官方在有关文献记载中所做的手脚。实际上，赵匡胤后来的开国措施结束了五代动荡和中原分裂的政局，拉开了经济与文化都颇为繁荣的宋代序幕，是有功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人们对其如何取得政权的细枝末节已不太在意了。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历史事件，说的是宋太祖陈桥兵变夺取天下后，又对那些作为开国功臣的高级将领们产生猜忌，担心兵变夺权的故事重现，于是导演了一出用酒宴解除众将兵权的活剧。千余年来，人们一直将它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各种相关的历史书籍中重复着。然而近来有学者指出，这幕有声有色的历史剧，很可能出自宋代文人的杜撰和演绎，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果真如此吗？
　　建隆二年（961）七月，也就是在陈桥兵变创建宋朝的第二年。宋太祖召宰相赵普问道：“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就换了十个姓，战事频繁，苍生涂炭，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从此停止战争，为国家长久考虑，应该怎么做？”赵普回答：“陛下能考虑到这些，真天下人民之福也。唐末以来，兵战不息，国家不安，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武将兵权太重，君弱而臣强。今天要治好此患，没有别的奇巧办法，惟有夺其权力，收其精兵，控其财政，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话还未说完，太祖插言：“卿不用再说，我已明白了。”
　　杯酒释兵权一天晚朝结束，宋太祖在宫中摆下丰盛的酒宴，请来石守信、王审琦等一班禁军宿将。饮至酒酣耳热之时，太祖屏去左右侍从，对这些故友勋臣说：“我没有你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你们的功劳非常之大。但做天子也太艰难了，倒不如当节度使来得快活。我现在是长年累月不敢安枕而睡呵！”守信等人忙问：“这是何故呢？”太祖说：“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天子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坐呢？”守信等人一听，连忙惶恐地起身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再有异心？”太祖说：“不对吧，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你们麾下的将士如果要贪图富贵怎么办？一旦把黄袍加在你身上，你想不干，恐怕也办不到吧。”众将这时已一身冷汗，知道受到猜忌，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于是一边流泪，一边叩首，连声祈求：“臣等愚钝，望陛下哀怜，指条生路。”太祖坦然开导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所以企求富贵者，不过多积攒些金银，自个好好享乐，也让子孙不再贫穷。你们何不放弃兵权，选择好的田宅买下来，为子孙置下永久的产业；再多买些歌儿舞女，每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还可以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共享富贵。这样，君臣之间，都无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吗！”众将听罢，都一再感谢太祖为臣下想得如此周全。
　　第二天，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司都指挥使王审琦、殿前司副都点检高怀德、侍卫亲军都虞侯张令铎等都上疏称病，求解兵权。宋太祖一概允准，皆以散官就第，并给以丰厚的赏赐，然后派他们出镇地方为节度使，使禁军中资深的将帅都先后离开军队，只剩下几个职位较低、资历浅薄，且才干平庸的将领，皇权比较容易驾驭。太祖还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又让弟弟赵光义做了张令铎的乘龙快婿。宋太祖就是这样用酒宴解除了高级将领们的兵权，又用赏赐金钱和联姻手段消弭了他们的离心倾向，从而解决了宋代巩固政权统治中的一大难题。
　　上述故事主要取自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后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作了详细记载，此外，宋人王辟之、邵伯温、陈均等也在其著作中记录了这件事。这样，人们就把它作为宋初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认为宋太祖此举，非常成功地消弭了五代以来武将左右政权的祸患，为加强宋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开辟了道路。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书中，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故事，史学界也很少有人怀疑。直到20世纪90年代，顾吉辰先生在排比和考证史料的过程中，对这一生动又带有戏剧性的历史故事提出了质疑。
　　宋人首先有与这事相关的记载，是宋真宗时的宰相丁谓所写的《谈录》。丁谓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宰相赵普对太祖说：“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不能再让他们领兵了。”太祖问：“难道这二人会要造反吗？”赵普回答：“这二人肯定不会造反。我仔细考察过他们的才能，担心的是他们不能制服下属。如果发生其属下将官要造反的话，他们也会身不由己的。”太祖又问道：“这二人受国家如此重用和恩惠，难道会有负于我？”赵普从容回答：“只怕就如陛下，怎么也负于周世宗呢？”太祖顿时大悟，就听从了赵普的提议。
　　这段记载说明，解除众将的兵权是宰相赵普的建议，且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太祖是在被说服后，才按照赵普的建议而着手进行解除兵权这件事的计划。其中没有戏剧性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发生，而赵普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到宋仁宗时，宰相王曾的《笔录》中，就出现了“杯酒释兵权”故事的雏形。不过，王曾是这样描述的：相国赵普屡以为言，宋太祖于是不得已召来石守信等宫中酒宴，谈到过去彼此亲密无间的快乐往事，就乘机明白告之：“我与诸位，兄弟相称，义同骨肉，哪里有什么芥蒂？但是言官们进说不已，我也不得不有所考虑。以今天的情况讲，不如各位自选风水宝地，出守外藩，世袭官爵，而租赋所入，也足以自奉，这样悠哉游哉地安度晚年，不亦乐乎？我后宫中有几个女儿，当与诸位的公子攀亲，以示君臣无间。诸位看如何？”守信等都心领神会，叩首称谢。由是，石、高、王、魏诸人各归藩镇，俱蒙皇亲婚约。后二十多年，仍贵裔显赫。前人称后汉光武能保全功臣，也不过如此吧。
　　这段记载说明，仁宗时首次出现“杯酒释兵权”之故事，但其情节较为简略，没有后来那样充满着戏剧性的内容。直到宋神宗时，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才出现了上述如此生动详尽，且充满着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就是说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反而更生动详细。南宋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有关记载，他在注中如此说明：“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今追书。按司马光《记闻》云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误矣。王曾《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文辞则多取《记闻》，稍增益以丁谓《谈录》。”就是说其基本上摘抄了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然而又对照王曾的《笔录》和丁谓的《谈录》有所增益和订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居然在当时官方的文书（如《国史》、《实录》、《会要》之类）中都基本没有记录。元末，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编成的《宋史·太祖纪》，对此事也居然不着点墨。为什么如此一件国政大事，《国史》、《实录》会惜墨如金呢？此信息说明什么问题？
　　首先，宋人王辟之、邵伯温、陈均等著作中相关记录，或录自王曾的《笔录》，或参考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或抄摘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后元人编的正史《宋史》中的《石守信传》中的相关记载，也应来自李焘的《长编》。就是说，“杯酒释兵权”之故事主要来源于宋人笔记《谈录》、《笔录》和《涑水记闻》，而不是官方正式文书记载。
　　其次，“杯酒释兵权”故事之出现与记载，在北宋中后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从简到详的过程，同时各说之间增益补充、人为渲染，最终演绎出一个有声有色的戏剧化故事。可以说其故事约在宋真宗、仁宗时期出现，到神宗、哲宗年间完成，以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记载作为标志。北宋末、南宋初，王辟之、李焘等人又行摘抄，有的还擅自增添一些情节。总之，这时人们对此历史事件已没有怀疑。
　　再次，“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年？说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七月，主要是依据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说此前诸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记录，直到南宋李焘才将它安排到这一时间段中。而这一年的六月初二，太祖母亲杜太后病逝。这样，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当时的惯例，应是国丧时期，朝廷上下是不准宴饮作乐的。赵匡胤这样一个孝子是不可能违反这个礼仪，而在此间设宴招待诸将。有的史籍记载，此事是发生在赵普担任宰相之后，而建隆二年时，赵普还只是一名幕僚，第一次拜相要到干德二年（964）。可见，此事发生的年代，由于《国史》、《实录》的缺载而很成问题。
　　最后，对于此故事在宋代如此演绎的原委。顾吉辰先生指出，“杯酒释兵权”的后果，虽然中央集中了兵权，防止了武将的颠覆，改变了五代以来“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状况，但它在调整军事机构时采用“兵将分离”、“强干弱枝”诸做法上，使调兵者与统兵者之间，将帅和士兵之间，彼此钳制而游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弊端，导致对外战争中许多重大战役失败，影响着宋王朝整个的历史进程。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对宋太祖有关的军事改革不满，这种情绪伴随着宋王朝由盛转衰，由强至弱，由统一到偏安的历史进程而日益强烈，从而导致“杯酒释兵权”之故事越来越详细，越来越戏剧化，最后完成此经过歪曲加工的历史故事。
　　所以，可以说丁谓《谈录》的记载较为符合历史事实，即宋太祖是在赵普的提醒下，在北宋初期对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罢免了有关军职，目的是担心兵变的重演。整个事件主要通过太祖与赵普之间的对话展示出来，而王曾的《笔录》、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等有关酒宴的记载大都是后人杜撰的。
　　那么，这个对宋代政治军事历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杯酒释兵权”之故事，难道真是宋代文人或官员演绎和杜撰出来的吗？王曾是位忠直刚正的官员，一生两拜参知政事，两次出任宰相，还任过枢密使，可谓出帅入相，遍历二府，对宋代高层军政史必知之甚详。真宗迷信天书时，他有所规谏；仁宗即位，刘太后听政时，他身为宰相，却裁抑太后姻亲，被罢知青州。颇有正气感的王曾，有什么必要对前朝政事进行造假呢？尤其是司马光作为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学家，其写《资治通鉴》时是如此一字不苟，对史实都做过严格的一番审核工作，难道写此“杯酒释兵权”之宋初重大历史事件，会只在王曾《笔录》的基础上，没有多少根据地增加这么多的新内容和戏剧性的情节吗？
　　由是，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一是王曾（978～1038）虽比丁谓（966～1037）晚生十一年，但他的《笔录》成书却早于《谈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丁晋公谈录》一卷，不着撰人姓名，皆述丁谓所谈当代故事。晁公武《读书志》以其出于洪州潘延之家，疑即延之所作。延之，谓甥也。今观所记谓事，皆溢美，而叙澶渊之盟事，归之于天象，一字不及寇准。又载准挟嫌私改冯拯转官文字事，皆颠倒是非，有乖公论。即未必延之所作，其出于谓之余党，更无疑义也。”可见所谓丁谓的《谈录》，其实并非丁氏亲撰，有可能是其外甥或余党对丁氏谈话的追述，其成书要晚于王曾的《笔录》，所以不应以晚出的《谈录》来否定早出的《笔录》中的相关内容。再从丁谓的履历和人品两方面而言，我们虽不应以人废言，但《谈录》的史料价值决不会在《笔录》之上，这一点前人也早有定评，如《四库提要》。
　　二是皇太后的丧期问题。《宋史·礼志》载：“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准故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所谓“以日易月”，即以一天等于一月丧期，三年丧即为二十四天。所以到二十五日即可脱去丧服，当然此后还有“葬安陵”、“附太庙”诸事，整个丧期要到十一月才告结束，而不是“六月初到七月初”。然而，在严格意义的丧期内，即前24天，要禁止作乐、宴饮；脱去丧服后，除特别隆重的国宴以外，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饮和娱乐。如《宋会要辑稿·礼》中就有当年“七月十九日……宴群臣于广政殿”的记载，所以像“杯酒释兵权”那样的君臣叙旧私宴，又有何不可呢？
　　由此，说“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发展过程，也许是可以成立的，或者对说某些细节的夸张和渲染，是肯定存在的。但说它经历了一个从无（《谈录》中无）到有（《笔录》中有）的编造过程，则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没有必要纠缠于那个酒酣耳热的小说性传闻故事，即尽可以忽略“杯酒”之细节，而关注“释兵权”之本质。太祖收兵权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朝内罢去典领禁兵的宿将，二是朝外罢去拥兵自重的藩镇。由此，“释兵权”作为宋初建国的一件大事，不但存在，而且确为当时一项重要的国策。收众将兵权后逐渐形成了宋代猜忌和抑制武将的所谓祖宗家法，因而北宋一代，武将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确实影响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在其后与西夏、女真、蒙古诸外族的较量中，在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凌厉攻势前，宋军在军事上绝无优势可言，与此也不无关系。但不能以此来全面否定宋初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必要性，因为这是当时稳固统治所必需的一项措施。尤其是它较好地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问题，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将双方可能激化的矛盾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当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平稳的方向发展。其对宋代军事方面产生的不利影响，似乎更应该追究其继任者，没有进一步完善太祖着手的兵制改革，反而在加强专制集权的过程中更增加了其中的弊端。所以认为一些有见识的大臣会将宋代军事上的积弱，都一股脑儿责怪于宋太祖建国初期“释兵权”这项改革措施之上，从而演绎和杜撰出这个戏剧性的传闻故事，看来也是很难成立的。
　　宋廷优待士大夫一位开国皇帝在太庙里立下誓碑，命令子孙为皇帝者，要优待前朝宗室之后裔，且不得滥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之人，否则天必讨灭之。反映出这位统治者胸怀之宽厚，执政之仁慈，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宋太祖会做这件事吗？如果太祖没有做过，那么又是谁精心编造了这个“太祖誓碑”的故事呢？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曾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门钥封闭甚严，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任何人不得入观。规定太庙之门于四季祭奠和新皇帝即位时方可打开，皇帝谒庙礼毕，必须进入夹室恭读碑上的誓词。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其余人员皆远立于庙庭中，不敢窥视。皇帝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都不知所誓何事。北宋各代皇帝皆如此相承行事，按时礼谒，恭读在心，没有泄漏。直到北宋末的靖康之变，宋廷罹难，京城被劫，太庙中祭器都被金人席卷而去，大门洞开，人们方得一睹此碑尊颜。誓碑高约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条：一为“柴氏（后周宗室）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史·曹勋传》载，靖康末（1126），北宋为金所灭，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被扣留在金国的日子里，徽宗嘱托曹勋日后若有可能回南方，让他转告高宗说：“艺祖（宋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也载：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也有相同记载。
　　首先，宋太祖的为人应与此誓碑的内容真实性有很大关系。太祖虽出身行武，却酷爱读书。他随周世宗打淮南时，有人揭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检查下来，主要是书籍数千卷，这应是他比较重视读书人及文官的原因之一。当然宋代重文抑武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对武将防范的需要，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是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因为文臣不会很大地危及政权，而对其宽大仁厚可收买人心，这实在是他能进一步巩固统治的英明之处。同时，太祖在平定南方各政权的过程中，坚持不杀降王，如平定后蜀，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请擒杀其君臣，以防生变。太祖批道：“汝好雀儿肚肠！”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记载此事颇详，这在历代开国皇帝中是少见的。宰相赵普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意欲加害。太祖却回答：“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日后的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其后，赵普再也不敢在太祖面前提起类似话题。还据说，太祖即位之初，见一宫嫔抱一小儿，经问知是周世宗之子。太祖问左右大臣如何处置，赵普等主张处死，潘仁美在旁独不语。太祖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潘仁美才说：“我与陛下曾同为周世宗之臣，劝陛下杀之，是负世宗；劝陛下不杀，陛下必定怀疑我。”太祖当即判给潘仁美为养子，后不再过问。宋太祖似乎可谓宽厚之君主，其豁达和自信，往往高人一筹。
　　其次，还应考察太祖誓碑的内容与宋代所执行国策之间的关系，从中也能透露出有关情况的可靠性如何。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待周后之厚”谈到，宋太祖登极，迁周恭帝母子于西京，易号郑王，造周六庙于西京，命周宗正以时祭享。并派官员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建隆三年（962），迁郑王至房州。开宝六年（973），郑王过世，此距禅位已14年，而宋太祖仍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号恭帝，葬周世宗陵之侧，曰顺陵。宋仁宗时，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者一人，岁时奉周祀。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又诏每郊祀录周世宗子孙一人。至和四年（1057），遂封柴泳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子可袭封，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宋神宗时，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宋徽宗时，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南宋时，高宗、理宗诸朝也时有封柴氏袭崇义公之爵。可见，柴氏之受封赏几与宋朝相始终，宋廷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一般认为，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不杀大臣和言官这条誓言，对臣下较为宽容，和各朝相比，诛杀很少。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谱》）。由此，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上述誓碑的记载深信不疑。对个别皇帝屠戮大臣之事，往往以违背“祖宗誓约”之语评论之。还有学者认为，北宋出现的冗官现象，也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政策有关。
　　1986年，学者杜文玉发表《太祖誓碑质疑》一文，经过详尽考证后认为，关于“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首先，叶梦得的有关记载证据不足。靖康之变时，他不在京城，誓碑之内容并非他亲眼所见。建炎元年（1127）七月，曹勋自金国返回南京，数月后叶梦得才调任京官，他应该是从曹勋处得到这个相关消息，再加上社会传闻，遂撰成上述故事。其余诸书中，《挥麈后录》成书最早，其在记录誓碑内容后，进一步指出：“太祖誓言得之曹勋，云从徽宗在燕山面喻云，尔勋南归奏知思陵（宋高宗）。”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应来自此书，《宋史》编纂时则参详《系年要录》。可以说，凡关于此事的记载，莫不在曹勋南归之后，此前竟无一点蛛丝马迹。如果说北宋百余年誓碑内容由于保密严格而没被泄漏，那么靖康之变后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此事的消息来源就不应只是单方面的。然而事实正相反，曹勋南归为此消息的惟一来源，而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太祖本纪》等重要史料及相关文人笔记中都毫无踪影。
　　再从史实方面看，誓碑规定优待柴氏子孙。太祖刚即位，就把周恭帝母子迁往西京洛阳，洛阳经五代战乱时已残破萧条。而在立碑那年更是将其母子由洛阳迁往房州，房州位于今湖北房县，地处大巴山区，不但远离东京开封，且偏僻荒凉人烟稀少。到开宝六年，周恭帝柴宗训正值二十岁之青春年华，就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太祖要子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理应身体力行。然而查阅《宋史·太祖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的记载，其在位十几年中并不少杀大臣，总计有八十八人之多。其中，谋反罪二十二人，坐赃罪二十五人，失职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上至枢密直学士、殿前都虞侯、州刺史，下至监察御史、县令等，皆有被杀者，太祖是北宋诸帝中杀臣子最多者。
　　另外，誓碑的收藏方式也过于奇特，这种能平抑舆论、安定人心而有利于巩固统治的誓约内容完全可以公开，以显示统治者的仁德宽厚，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让士大夫们感恩戴德，忠心维护赵氏的江山，这样的好事何必隐藏得如此神秘？宋徽宗北迁金国，备受蹂躏和屈辱之后。却还牢牢记得誓碑中不杀大臣和言事官的内容，千方百计地要人转告远在千里之外的高宗，这也实在有点违背常理。
　　高宗如真的通过曹勋了解此事，就应该遵守祖宗遗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建炎元年七月，腰斩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八月，杀太学生陈东和上书人欧阳澈。建炎三年四月，斩中军统制吴湛；七月，杀御营军官范琼。绍兴年间，共诛杀大臣十人，最丧心病狂的，莫过于杀害岳飞父子之案。如此大开杀戒，哪里谈得上半点祖宗“誓约”的约束。那么，此事是如何作伪的呢？杜文玉推测，当时国家残破，人心浮动，为了改变这种离心离德的紊乱局面，获取士大夫们的拥戴，高宗出于此笼络人心的政治需要，协同曹勋特别构思杜撰了这一故事。其冠以祖宗遗命的外衣，宣传赵氏的深恩厚泽，以进一步迷惑士大夫。最后，高宗确实通过这一手段，拉拢到主和派、主战派众大臣，取得大批士大夫的拥戴，初步稳定了局势。
　　也有学者反对将其全盘否定，认为誓碑的有无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证明，但也没有完全否定的依据。宋廷礼遇后周宗室后裔应大致不差。北宋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也是事实。太祖在位时主要因谋反和贪污受贿罪处死过一批官吏，这是开国初期整顿吏治所必需的。《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当时严加惩治贪官污吏，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宋初严惩赃吏”条也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宋代重文抑武，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国策是毋庸怀疑的，这就反映出其存在重用且优待文臣的一些祖宗家法，并被历朝皇帝所认真执行。上引范仲淹在庆历年间的言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就应如何处置一大臣之事而起，范仲淹主张免死而宽宥之，富弼不同意，所以范质问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侯延庆《退斋笔录》载，在神宗陕西用兵失利，准备斩一漕臣之时，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史·吕大防传》也载，哲宗朝，宰相吕大防说：“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此外，《长编》卷四九五，大臣曾布有类似言论；《宋史·章悖传》，宋哲宗也有类似说法。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发着文臣士大夫的爱国热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权的文臣无所顾忌，有的甚至横行不法。当国家和君主利益受到威胁及损害时，统治者是可以将家法放在一边而开杀戒，因为家法“不杀”不等于绝对不能杀，然而诛杀大臣确实不是北宋统治国策的主流。因此，即使没有太祖誓碑。与碑文类似的祖宗家法的有关誓约，看来还是存在的。
　　以上面分析而言，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拿出一定的理由，但又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对待宋代政治史上这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只有取审慎的态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宋初皇位的继承宋初太祖去世，为什么不是其成年的儿子继位，而是由弟弟太宗继统大业？是否其母亲杜太后有临终遗嘱？这遗嘱是书面的盟约，还是只有口头形式？甚或是宰相赵普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完全假造的故事？这一系列疑问，确实已很难搞清楚。
　　据《宋史·杜太后传》和《续资治通鉴》诸书的记载，建隆二年（961），杜太后病重，宋太祖服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已病入膏肓，召宰相赵普入宫接受宋太祖遗命。太后先问匡胤：“你登上皇位已一年有余，可清楚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太祖呜咽抽泣着不能言对，太后坚持要儿子回答，匡胤随口答道：“儿臣之所以能得天下，完全是依赖祖上和母后的积德余庆。”太后摇摇头，认真地说：“不对，这实在是由于周世宗让幼儿做皇帝、主宰天下，使群心不附之缘故啊。倘若周朝有年长之君主，天下哪里会轮到你的手中。”太祖点头称是，太后又语重心长地嘱咐道：“你百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光义。四海之广，亿万之众，国有年长之君主乃社稷之福，你当牢记。”太祖泣不成声地回答：“一定听从母后的教诲。”太后回头看着赵普说：“你当同记我的话，不可违反。”接着，太后要赵普于榻前记下此遗嘱，作为给子孙的约誓书，赵普在纸尾签上“臣普书”三字，太祖手封其书，收藏于金匮之中，命可靠宫人谨密掌管。这就是历史上称之为“金匮之盟”的故事。
　　在此后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很少有人怀疑宋初“金匮之盟”的真实性，将其作为宋初皇位继统出现兄终弟及故事的依据。直到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它提出怀疑，认为此盟约内容是虚饰之说。近代学者进一步对它进行仔细分析，许多人认为此故事是由于当时朝廷政治斗争需要而假造的。
　　张荫麟《宋太宗继统考实》一文对此事分析得最为透彻，指出“金匮之盟”存在五大不可解释的破绽：一、杜太后死时，太祖才三十五岁，其子德昭十一岁，太后怎能预知太祖死时，德昭仍是儿童？事实上，太祖去世时，德昭已二十六岁，完全成年。二、太祖既然坦荡无私地谨遵母命，又何必将盟约深藏封固？至少太宗即位之初，就应有人提出或公布盟约内容，以正太宗继统之名，然而却无人提及此事，其缘由如何解释？三、要直至五年之后的太平兴国六年（981），才由已罢相多年的赵普密奏朝廷，太宗发金匮得誓书，这才将其盟约公之于世。赵普既是参与盟约之人，太祖在世时不敢泄露尚可理解，为什么在太宗即位后还要蹉跎多年，不马上疏奏和宣布盟约的内容，而坐失尽快讨得太宗欢心的良机呢？四、从史源上考证，太宗时修的《太祖实录》，没有记载“金匮之盟”之事，直到真宗咸平二年（999）重修的《太祖实录》才加进此事，记载中且说盟约时太宗也在场。这更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太宗如果预闻，那在其登位之初就应实时公布，何须五年后等赵普上书，发之金匮？五、“金匮之盟”可谓王室密约；藏之金匮，命可靠宫人谨密掌管，当是朝廷秘密文件；后来赵普上书又是密奏。为什么此事需如此的保密？理由可能只有一个：即与此秘密相关者有四人，其中太后与太祖都已死无对证，惟剩下知情者太宗与赵普，两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其事，而其他人根本不知道“金匮之盟”的真相。这些疑点已充分说明，“金匮之盟”故事是伪造的，出现的时间应在太平兴国六年。
　　那么，作伪的人是谁呢？许多学者都认为，从种种迹象分析，作伪者主要为赵普。宰相赵普识见过人，眷恋权力，又贪利好财，利用权势展建宅居，常常干些受贿营利的勾当，时还庇护违法谋利的属下官吏。在太祖后期，有人上告赵普及其属下许多不法之事，太祖震怒，欲拟旨严办，在太子太师王溥等的营救下，方得免除重惩，其属下官吏送御史台治罪，赵普被贬官，以同平章事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宗即位之初，赵普上表请求入京参加太祖入陵葬仪，太宗准他回京，顺势罢其使相和地方之职，改授太子太保这一虚衔。因为赵普于太祖在位时曾阻挠太宗继统而受到冷遇，居京数年，郁郁不得志，尝够了失去权势后的世态炎凉。且在新任宰相卢多逊的排挤打击下，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这时，卢多逊与皇弟赵廷美相交甚密，引起太宗猜忌，想借赵普这位元老重臣，打击政敌，巩固皇位。
　　太宗便召见了赵普，赵普看准时机，当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朝以后，赵普立即上了份密奏，打出“金匮之盟”这张王牌，使太宗的继承皇位得到名正言顺的依据。果然很快又受到太宗的召见，太宗甚至当面道歉说：“人谁无过，朕不到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接着就日后皇位继承问题试探赵普，赵普回答说：“自夏禹至今，只有传子的公例，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一语正中太宗下怀，连连颔首，两人又密谈许久。于是，赵普次日就恢复了相位，且兼领侍中和拜梁国公，这是宋初德高望重宰相的加衔。这样，太宗与赵普为了各自的目标走到一起，“金匮之盟”便是两人政治勾结的产物，是一件伪造的政治赝品。至此，经过这样逻辑的分析，似乎已拨开了疑云谜雾，窥见了历史的真相。
　　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如果说这一事情是彻头彻尾的伪造，那么为什么太祖始终不立自己儿子为皇储？其长子与第三子早夭。次子德昭已二十六岁，第四子德芳也已十八岁，不闻其兄弟有失德之处，都可以做皇帝。而太祖一开始就让弟弟光义担任最有权势的开封府尹，听其网罗大批幕僚，主持京师政务达十三年，后又进封光义为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五代时期，亲王尹京隐然已有继位人的地位，进封晋王更是确认其皇储的地位，如后周世宗即位前就是晋王兼开封尹。而太宗即位后，也让弟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后改秦王，表明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廷美也基本获得准皇储的地位。宋初这一贯的做法，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吧。
　　同时，赵普曾在这问题上提醒过太祖，且有过阻止赵光义继统的蛛丝马迹，从而得罪了太宗。如太宗曾对赵普说：“朕几欲诛卿！”何事使太宗如此不能释怀呢？据《丁晋公谈录》载，太宗继位后不久，曾漏出过一句话：“倘若还是赵普在中书，朕也不得此位！”赵普在其罢相后的奏章里也谈到：“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这肯定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为了将来的身家性命考虑，赵普不得不作此说明。后来赵普投向太宗怀抱，取得太宗信任后曾坦言：“先帝若听臣言，则今日不睹圣明矣。”所以赵普死后，太宗还耿耿于怀地声明：“赵普一向与朕有不足，众人所知。”可见，赵普曾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给过太祖许多忠告，但太祖终不听。且赵普罢相才一个月，就进封光义为晋王，位屠宰相之上，光义隐然已定为皇储。太祖为何如此听不进赵普之忠言呢？
　　有学者从五代诸帝在位时间最长不过十年，平均在位不到四年的历史出发，认为杜太后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此太后临死时有可能提出兄终弟及以保持长君在位的口头遗言。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太祖迟迟不立皇储了，因为立弟弟光义有些不太情愿，而立亲生儿子又有违母训，实在左右为难。上面我们提出的“金匮之盟”故事的疑点，其实主要可以否定这盟约书面成文誓约的不存在，所以太宗即位初年无人提及，赵普也因为本来是站在反对太宗即位的立场上，所以一时不便提及此事，也没有多少根据。而等到五年之后，太宗想拉拢赵普时，这才献上此宝玉，当然是经过了再次的人工雕凿。
　　上述分析，其关键还在杜太后有无口头遗嘱方面，倘若真有口头遗嘱，还存在其遗嘱是“独传约”还是“三传约”的区别问题。所谓“独传约”，即命太祖传位给太宗；而所谓“三传约”，即要求太祖传位给太宗，再由太宗传之廷美，廷美再传给太祖之子德昭。以杜太后的立场比较两者，应该说“三传约”的可能性大。然而太平兴国六年赵普重新炮制时，当然不能用“三传约”，而只能改成“独传约”。因为倘若用前者，那无异是在宣传赵廷美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这简直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造假者不会如此愚蠢。而“独传约”则突出太宗，为太宗即位赢得合法依据，也为赵普树立了“顾命大臣”的高大形象。在逼死廷美后，太宗一系独传天下的局面就无可动摇了。
　　那么，最终杜太后的口头遗嘱是如何的内容呢？还是找不到有关的文字档案作佐证，仍带有相当的猜测成分，谜底的完全揭开恐怕已不太可能。
　　
　　第二章
　　
　　宋太宗弑兄夺位宋太祖五十岁时突然暴死，第二天其弟赵光义便于灵柩前即位。宋太宗是否弑兄夺位？前一天晚上“斧声烛影”的情况，古籍记载中也只是语气隐隐约约，文辞闪闪烁烁，给人留下遐想的天地，给历史留下千古之谜。
　　据文莹《续湘山野录》记载：开宝九年（976）十月十九日晚，天空晴朗，星斗明灿，太祖在太清阁散步赏景，颇觉心旷神怡。忽然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急传宫人开端门，召弟弟晋王赵光义入宫。光义到后，兄弟两人在大内酌酒对饮，命宦官、宫嫔都退下。宫人们只能在稍远处伺候，只见大内烛影下，光义时或离席，好像是谦让退避的样子。饮罢，漏鼓已敲三更，殿外积雪数寸。只见太祖手持柱爷戳雪击地，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说完就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当晚，光义也留宿宫内。次日早晨将五更时分，宫人在寂静无声中发现，太祖已经驾崩。
　　司马光《涑水纪闻》诸书记载：当晚四更时分，太祖晏驾。宫人马上报知宋皇后，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立即召四子秦王赵德芳进宫。而王继恩以为太祖一直打算传位给弟弟光义，竟不去宣德芳，而径赴开封府召光义入宫。继恩来到开封府门前，只见长于医术的左押衙程玄德坐在门口，便上前问其缘故。德玄说：“二更时分，有人叫门说晋王有事召见，出门却不见人影。如是者先后三次，我恐怕晋王真有病，所以赶来。”继恩告以宫中之事，两人共同入见光义。光义听后大惊，犹豫不敢入宫，声称要与家人商议。一旁继恩催促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了。”一句话点醒光义，三人便踏着大雪，步行入宫。
　　赵光义到达宫门，继恩让光义在直庐等待，自己好去通报。德玄说：“等待什么？直接进去！”三人遂俱入大内。宋皇后听到继恩的声音，便问：“德芳来了吗？”继恩答：“晋王到了。”皇后见到光义，不禁愕然失色，等缓过神来只得怅然说道：“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官家是宋时宗室大臣对皇帝的昵称。）光义也边落泪边回答：“共保富贵，别怕别怕。”第二天，光义即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一种意见认为，宋太宗是弑兄夺位。以《续湘山野录》所载，太祖就是在斧声烛影中突然死去，当晚光义又留宿于宫中，以便在次日抢班夺位。是时，光义虽隐然被视为皇位继承人，但太祖诸子也都已成年，都可名正言顺地即位，太祖之所以迟迟不宣布皇储人选，应仍在思想矛盾之中。同时，太祖与光义兄弟间也时有矛盾产生，如在对待北汉、契丹的政策上，是和平收买还是武力征伐，兄弟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太祖曾一度考虑迁都洛阳，原因之一就是试图摆脱光义在开封府业已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范围。更何况历史上皇位兄终弟及者毕竟属不太正常，太祖随时可能改变想法，就是说对赵光义来讲，能否继承皇位还存在不小的变量。那么，如何抢班夺位？自然就成为光义当时最需苦苦思索的问题。而“斧声烛影”的当晚，应该说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据《烬余录》记载，“斧声烛影”为突发性事件，存在具体生动的偶发起因。后蜀花蕊夫人费氏在亡国后被召入后宫，成为太祖宠姬，而光义垂涎其美色已久。这晚，太宗趁太祖酒酣入睡之时，就乘机调戏花蕊夫人，太祖朦胧间发觉而怒斥之。太祖手持柱斧愤慨击地，并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就是怒斥道：“你做的好事！”太宗自知无法取得兄长的宽宥，也早有抢班夺位的预谋在胸，所以乘此机会下了毒手。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如果为太祖开列一张开宝九年的活动日程表，就可发现他当时精力非常充沛，频繁出巡各地，幸西京（洛阳），次巩县，拜安陵……而且于其时，史书从未有太祖生病、大臣问疾的记载，身体应该是健康的。故太祖暴卒，显然不是因为生病。有人推测太祖是饮酒过度而猝死，但太祖一向以为“沉湎于酒，何以为人”，其饮酒还是有节制的。如果说此次因酒致死，其时与光义共饮，太祖贪杯猝死而光义安然无恙，这也太蹊跷，或可说明光义在其中做有手脚。因为太宗的确精于此道，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被酒里下药而毒死；后蜀降王孟昶也因此而暴卒；吴越国主钱俶是在生日那天，太宗遣使赐宴，当晚就暴死。所以很有可能是太祖发现了酒中有问题，才连声对光义大呼：“你做的好事！”
　　此外，太宗及其亲信是预知其政变登基之时日的。据《宋史·马韶传》，马韶私习星象天文之学，与光义亲信程德玄友善，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来见德玄。说：“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德玄连忙报告光义，光义下令把马韶看管起来。即位后才将他放出，很快授以司天监主簿之职，这说明程德玄也完全预知即将发生的政变。尤其可疑的是：程德玄是医官，《涑水记闻》卷一载：“德玄后：勾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说：“程德玄攀附至近列，上颇信任之，众多趋其门。”一个医官会受到太宗的如此宠遇，很可能是其用有关医术帮助赵光义取得帝位。或者说“斧声烛影”当晚的酒毒由他配制，所以他急于知晓结果，到开封府门口彻夜长坐，实是在等候宫中的消息。而太监王继恩居然敢冒死违抗皇后的旨令，不宣召赵德芳，径赴开封府找赵光义，也说明两人或早有约定。当赵光义犹豫不决时，王继恩更是直言不讳地提醒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都透露出太宗幕僚集团的事先默契。
　　最后，从宋皇后的言行中也可推见太宗继位出自强取。皇后得知太祖暴卒，令太监召儿子赵德芳进宫，而不宣赵光义，表明太祖至死都没有确定光义是皇位继承人，由于是猝死，也不会有传位的遗诏。所以皇后想召儿子进宫即位，是很正常的举动。哪知被光义抢先一步，以其在开封的势力而言，皇后母子根本不是对手，所以一见光义便大惊失色，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母子的性命堪忧，惊恐之余只能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实际上只能认输，以求一条生路。如果赵光义是正常即位，皇后没有必要如此反映。
　　另一种意见认为，宋太祖的死与光义无关。以《涑水纪闻》所载为据，光义是回到开封府，由太监王继恩报告消息，再步行入宫。就是说太祖暴死时，光义不在寝殿。而兄弟对饮时，太祖对光义所说：“好做”，意为“好好做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改成“好为之”。从医学角度看，太祖身材矮胖，宋末元初画家钱选所摹南宋宫廷藏画《蹴鞠图》中的赵匡胤像就是如此，加上他嗜酒如命，去世的那天晚上，饮酒睡下后，鼻息如雷霆，这应该是脑溢血发病前的典型症状。也有人认为，太祖死于家族遗传的躁狂忧郁症。所以《续湘山野录》所载“斧声烛影”之故事，实是不经之谈。
　　有人误解史书中所说的“柱斧”，以为“斧声烛影”就是赵光义在烛影下用利斧噼死太祖。这是不可置信的，柱斧一为武士所用，一为文房用具。文房用具的柱斧也称玉斧，以水晶或玉石为材料，“斧声烛影”中的柱斧显然只能是文具，大内寝宫中不可能放有利斧这样的杀人凶器，况且光义也无需做得如此露骨。
　　总之，在这一疑案中，太宗存在许多难解的疑点，有些细节也许永远将是历史之谜。太宗继位后，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很耐人寻味。如太宗是十月二十一日即位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就宣布改元太平兴国元年。一般来说，子继父位，或弟承兄业，出于对前任皇帝的承认和尊重，当年是不改元的，更何况已近年底。太宗这么急于改元，急到还有几天都等不及的程度，后人估计是出于逆取皇位的心虚理亏而干出的傻事。还有太宗登基没几天就局促下令：全国禁止传习天文星象、阴阳卜相诸书，有私习者斩首；并通知各地官府，迅速将全国原本已知的天文相术之士全部送京甄别。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对各地送到的三百多名天文相术之士于甄别后，把其中六十余人留在司天监任职，其余近三百人以“矫言祸福，诳耀流俗”的罪名，全部发配到沙门岛。太宗如此迫不及待地处置这些术士和严禁私习有关书籍，显然想禁止有关不利的舆论和流言的产生与传播，这是否为其心虚的表露呢？
　　太平兴国四年（978），太宗亲自率军灭了北汉，又乘胜北上攻辽。这次北征由于轻敌被辽兵打得大败，全线溃退，太宗在混战中腿上中箭而仓皇奔逃。军中一时不见主帅，大臣疑太宗或已蒙难，诸将遂谋立太祖之子德昭继位。未成事实，太宗很快返回军中，闻知经过，心中愤懑异常。归朝后，德昭请太宗论功行赏，主要是对剪除北汉的有功之臣。太宗不待侄儿言毕，就怒目斥责道：“战败回来论什么功？等你为帝时，再行赏也不晚。”德昭回宫后竟然拔剑自刎而亡。德昭为什么如此想不开，估计一定受到什么威逼，然而史载已将其中隐情抹去。只载，太宗闻讯，抱着尸体大哭道：“痴儿，何至此邪！”既掩饰自己的威逼。又推卸有关的责任。两年后，其弟德芳也不明不白地病殁。太祖过世才四五年时间，他的两个青春年华的儿子就双双辞世。看来，当年宋皇后之担忧，完全应验了。甚至在宋皇后去世时，太宗也不按皇后的礼仪治丧。这种种迹象，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最让人深感蹊跷的是，事隔一百五十多年之后，赵光义的后代，南宋高宗赵构的唯一幼子早夭，而高宗也就此丧失生育能力，就是说没有儿子继承皇位了，那怎么办呢？绍兴年间，官员中暗暗谈论着天下战乱，二帝北虏，实为冥报的传说，早有的“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说法也更为流传，有的官员甚至上言，希望高宗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立为皇储。这时隆佑太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悟”。在诸臣的请求下，高宗说：“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宋史·孝宗纪》）于是，赵构终于找到了赵匡胤的七世孙赵伯琮，后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是否为上天感知，而强迫太宗的子孙赵构以实际行动作一些弥补呢？
　　宋太宗的为人宋太宗是宋朝第二个皇帝，他即位时，中原尚未统一，政权还刚草创。他“性嗜学”，酷爱读书，讲究文德致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却又多疑褊狭，刚愎自用，更是手段狠毒，喜欢女色。那么他是怎样的一位皇帝？其历史作用又该如何评价呢？
　　《宋史·太宗本纪》载，赵光义自幼喜欢读书，“性嗜学”。其父赵弘殷总兵淮南时，每攻破州县，必到处搜求古书，给光义学习。由于刻苦钻研，且坚持不懈，所以“工文业，多艺能”，热衷诗文，挚爱书法，耽迷围棋。据说在战事频乱的年代，他领兵作战，也常利用闲暇时间，在军帐中秉烛夜读，书籍、书袋成为他的随身之宝。他从书中学到丰富的知识和学问，了解古今帝王成败的故事，吸取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
　　称帝后，实行抑武尚文的统治政策，任用大量文官主持政务。曾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尤为重视发展文化事业，而卓有成就。五代时期，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只有小屋数十间，且湫隘卑痹，仅蔽风雨，周庐徼道，朝夕喧杂。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视察三馆后，看着左右大臣说：“这些小屋如何蓄天下之图籍，待天下之贤俊？”即日下诏有司，另辟开阔地区营造新三馆，其栋宇之制，太宗亲为规划，然后令中使监督工徒，昼夜兼作。建筑期间，太宗还两次临幸，察看工程进度。第二年完工，三馆宏伟壮丽，甚至甲于内庭。太宗赐总名为“崇文院”，图书分贮数廊，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凡六库书籍，正副本八万余卷。其后又在崇文院中新建秘阁，用来收藏三馆的珍本图书和大内的古画墨宝。
　　太宗时期，命人编辑了三大类书：《太平御览》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太宗还组织学者校勘典籍，主要是历代重要的正史、字书和医书。如命国子监重行校刊九经，开雕前四史及《说文解字》诸书，后又命集《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太平圣惠方》一百卷，《雍熙广韵》一百卷，《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等。太平兴国九年（984），太宗命令三馆将现存藏书与唐代《开元四部书目》进行核对，将图书阙目公布中外，凡献书三百卷以上者，酌情授官或另行安排。至道元年（995），又派人专程到江南、两浙诸地购募图书。这类要求民间献书及购募书籍的措施，太宗一朝并不少见，所得图书也均藏於崇文院内，崇文院及其馆阁实际上成为宋代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
　　崇文院西序留有便门，以便太宗光临。太宗在新院建成后，的确常到院中看书，并常召大臣到院浏览藏书。他请国子博士为自己与中央大员讲解《周易》，听后龙颜大悦，说：“足为鉴戒”。他对《太平御览》情有独钟，决心每日读三卷，一年内通读一遍。于是令史馆每日进呈三卷，不论寒暑，持之以恒，终于按时读完，于是将是书原定名《太平总类》改为《太平御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太宗自称每天退朝后“不废观书”，不论政事多么繁忙，都能坚持读一点书，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能做到这点真不容易。太宗还力劝武将读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对枢密使王显说：“今掌枢密，无暇读书，读此可免面墙。”在他的影响下，不仅文臣向学，武将也读起书来。
　　太宗读书范围颇广，各种学派的书籍都曾涉猎，且对书中的观点略作评论。如读《阴符经》时，批点道：“这是一部诡诈奇巧之书，不足为训。”在读《道德经》时，又感慨道：“书谓‘不善者，吾亦善之’，是说修身治国者应该有所包容，否则如何治理好天下呢？”他还勤于写作，常与朝中群臣进行诗文唱和，以为乐事。如平定北汉后，他作《平晋诗》令群臣唱和。有一年游览雪景，又作《雪诗》令随从唱和。曾把自己的诗文编为《御制诗文》四十一卷。《宋史·艺文志》中著录有他的《太宗御集》一百二十卷。
　　太宗对于书法的历史、笔法、字学等方面，也都虚心向史家请教，使自己的书法达到较高的造诣。他不但精通草、行、篆、籀诸体，且风格自成一家，被后人列入宋代著名书法家的行列中。淳化三年（992），他把唐太宗、唐玄宗、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颜真卿等名家精品编成《淳化阁法帖》，成为中国最古老的书法宝帖，流传后世。
　　太宗还是个围棋高手，在黑白世界里，照样运筹帷幄，纵横驰骋，显示出较为卓越的才华。据说，当时著名的国手杨希紫、蒋元吉等人都曾败在他手中。当然和皇帝下棋，谁敢操输赢之权，不过太宗时常能与国手过招，也足见其棋艺不差。一些大臣见太宗与人对弈绞尽脑汁，不知疲劳，就劝他注意身体。太宗则说：“朕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想借此躲避六宫的诱惑，众爱卿不必多言。”似乎有不喜女色之意。
　　从以上事迹看，赵光义就像是一个十足的书生。然而考察其为人，宋太宗绝非善类，可以说是一位令人侧目的奸雄。
　　首先是多疑褊狭。经过十余年的处心积虑，太宗终于登上皇帝宝座。也许深知权力角逐的阴险狡诈，即位后用主要精力防范内变。曾坦言：“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长编》卷三二）其所谓“内患”，指朝廷内部危及皇权的变乱，这话充分反映出太宗整天忧心忡忡，主要是考虑如何确保皇位的稳固。在这一心理支配下，太宗养成多疑褊狭的心术，所以其施政事必躬亲，大权独揽，且任人惟亲。如他在开封府尹任上就广招幕僚、军校，有学者考出至少有六十六人，即位后更是信用幕府亲随，由此探事者横行。还有太宗一朝，相不久任，更换频繁。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共享九人为相，一般多在两年左右。不但席不暇暖地换相，还用各种办法削夺中书事权。他口头上提倡黄老无为之学，实际上采用法家专制一套。所以有学者认为，太宗是宋代君主专制独裁有关体制的创始者。
　　其次是手段狠毒。本书中已叙述了“斧声烛影”太宗弑兄夺位的故事，“王室冤狱”是讲太宗之弟谋篡的罪名加以迫害，还有逼死侄子，不敬嫂子诸事。《默记》记载，南唐国主李煜是被太宗以牵机药毒死。据《烬余录》甲编，后蜀国主孟昶和吴越国主钱傲也都是太宗在酒中下毒而致死的。此酒毒也犹如太宗之心毒。
　　再者是刚愎自用。太宗两次攻辽战役，都以大败告终，其实都是他刚愎自用的结果。第一次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用五个月时间讨平北汉后，实已师老饷乏，不宜再打新的战役。何况这时辽国在景宗的统治下，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有进展，政治也算清明，勇将不少，边境稳固。而太宗偏要乘胜扩大战果，率军北上，围攻辽南京（今北京）半月不下。辽国援军南下，与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激战，结果宋军全线崩溃，太宗中箭仓皇奔逃，被辽军追杀三十里，使宋军精锐元气大伤。第二次雍熙北征，本书“杨业之死”中有详尽描述，由于太宗的刚愎自用，此战输得更惨。至此，宋朝君臣将士中普遍产生恐辽心理，彻底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梦想，对辽只能采取一味保守的战略防御态势。不久，在辽国的进攻下，只能订立澶渊之盟，背上沉重的岁币包袱。
　　还有好色。《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宗淳化四年（993），有官员乞放宫女三百，太宗对执政说：“宫中无此数。”执政为讨好太宗，请以狂妄罪名惩处该官员，太宗释而不问。然而到至道三年（997），太宗刚去世，真宗即位不久，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朕已令择给事岁深者放出之。”事隔不过四年，两个皇帝的说法就大相径庭，既然嫔御甚多，那宫女之多自然不在话下。为什么太宗不愿释放宫女，还要扯谎？《默记》载，光义在开封府尹任上时，看中一个十几岁的青州女子，派人强行窃买，此事太祖都颇为恼怒。又载南唐后主的小周后每次入宫则被太宗留数日之事，宋人画有《熙陵（即太宗）幸小周后图》。还载有太宗将李煜宠信的宫人乔氏纳入宫中诸事。《烬余录》载有太宗灭北汉而尽收其王室嫔妃之事，还有太宗与后蜀花蕊夫人的风流韵事等。均可证太宗实为好色之徒，且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尤其令人发指的是，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宋官妓营妓》考证出：“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宋太宗居然是军队配备随营妓女的始作俑者，这又可见在宋太宗眼中妇女地位之卑贱。
　　宋代是在太宗手上完成统一大业，经济与文化事业均有较大发展，皇权统治也基本稳固，然而对外族的军事行动屡败，农民起义时有爆发，积贫积弱之形势已萌芽……有学者认为，在宋初历史上，太宗朝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太宗终不能臻于治，给宋后世带来很大后患。总之，其历史作用甚为微妙，其人品也确实令人难以定论。
　　宋初政事堂刻石真伪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无南方人拜相当国者。宋人提出“政事堂刻石”之事，说太祖曾亲笔书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语，刻石于朝廷政事堂，以告子孙。此事是历史事实，抑或是传闻蠡测，抑或是后人杜撰，难以分辨。
　　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欲拜王钦若为相。王钦若为临江军新余（今江西新余）人，也就是说是南方人。淳化间进士及第，后钦若一路升迁，咸平四年（1001）已为参知政事（副相）。景德初，契丹军大举南下，他密请真宗南往金陵（今江苏南京），躲避北方战事，为寇准所叱责而止。出判天雄军（治今河北大名东），闭门待敌，束手无策。次年还朝，与寇准不合而去职，判尚书都省，领修《册府元龟》，功揽于己而咎归于人。不久又升大学士，以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其为人奸邪险伪，若拜他为相，国事前境很难设想。由是，宰相王旦上谏道：“王钦若遭逢陛下，恩遇已隆，今留之枢密，已属高位。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土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说明不愿以王钦若为相者，乃朝廷众官员的公议。宋真宗只得作罢。等到王旦去世，王钦若才得任相，其愤愤不平道：“为这王老头，迟我十年做宰相。”
　　以上故事中“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一语，出自《宋史·王旦传》，应该说王旦此语说得如此铿锵有力，宋真宗表面上也只得听从。其实。王钦若自景德三年再次入枢，一直都位居执政，虽没有宰相的名分，真宗对他言听计从，作用远在宰相之上。然而就因此语而晚得宰相名分，那么此语为北宋初期之国事惯例，还是太祖、太宗朝立下的祖宗家法？
　　据宋人笔记《道山清话》记载，宋太祖曾提出过“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为相”的家法，并亲笔书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言，刻石于禁中政事堂，以告子孙。到宋真宗时，先有王钦若为相，后又以苏州长洲（今属江苏苏州）人丁谓为相，据说该刻石被吏辈移至他处。宋神宗时，有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王安石为相，又有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章悖为相，其时该刻石已不知去向。
　　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的确无南方人为相，因而“政事堂刻石”之事，似乎无可怀疑，至少事出有因。但查遍《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重要史籍，却未见对这重大事件著录一字，原因何在呢？
　　近代学者张荫麟认为，“政事堂刻石”之说虽言之凿凿，却实不可信。就以上述王旦上谏之事为例，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如有“政事堂刻石”存在，王旦为何不直接引以为据，而要说：“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只是摆出有关的历史事实。二、宋真宗在王旦死后仍用王钦若为相，如有刻石在，他不怕违背祖宗之法？而宋初确无南方人为相，不是由于太祖定下了歧视南方人的国策，而是因为在太祖初期，国境未逾江南，其所需笼络的先朝重臣和所信托的心腹幕僚，有任宰相资格者，其中确无南方人。其后逐渐收复南土，南方人入朝者大都为南国降臣，自无取冠朝列之理。到第三朝皇帝宋真宗时，开国已三十多年，随着南方综合实力的加强，南方人科举入仕的比重和在中枢机构的比重，都与时俱进。此时，以科第起家而当宰相之任的南方人，开始逐渐产生。而北方人因久居的政治特权地位发生动摇，对南方人难免侧目，真宗朝歧视南方人的事例甚多，加上首位拜相的南方人王钦若确实为人奸邪，后来拜相的丁谓也是一个小人，都为朝中正直官员所侧目。到宋神宗时，北方人的地位逐渐落于南方人之后，王安石为相，其变法又存在许多弊端，而变法派以南人为主体是不争的事实，由是招致很多官员的不满，为了表示对南方人的歧视，尤其是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才有人杜撰了“政事堂刻石”之说，欲从根本上否定王安石当政的合法性，所以刻石之说是不可信的。
　　上述观点虽说得颇合逻辑，但也仍是一种推测，并没有拿出十分可信的证据来直接推翻《道山清话》中有关“政事堂刻石”的记载。所以宋初太祖是否制作过这块“刻石”，仍是个没有解开的谜。
　　宋真宗泰山封禅宋真宗即位之初，尚能广开言路，锐意进取，勤政治国，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成平年间的小康局面。但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后，以纳岁币求苟安，施政方针也日益保守，且崇道信佛，劳民伤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国君臣有如一群患有臆想症的精神病人，共同演绎了几场“天书”、“封禅”之类的迷信闹剧。其中一些神秘细节的具体操作过程，将永远是宫廷历史之谜。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赵恒心情一直不好。原来想到世人对其父宋太宗皇位合法性问题的非议，及对自己替代兄长继承皇位问题的种种看法。心里就一肚子的不高兴。此时资政殿大学士王钦若又告诉他：“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与辽国立城下之盟，难道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真是旧患未除，又添新耻，真宗心里就像吃了一只苍蝇，说不出来的窝囊和憋气，心病不轻。
　　王钦若揣摩到皇帝的心事，也为了迎合真宗好大喜功的心理，提出：“只有封禅泰山，才能镇抚四海，夸示外邦。”真宗听了果然心动。而后，王钦若又告诉真宗：“自古都是先有‘天端’，帝王才行封禅之举，那么怎么求得‘天端’呢？难道伏羲时真有所谓河图洛书吗？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天端虽非人力所为，但只要皇上深信而崇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降祥端无异。”真宗又去问秘阁直学士杜稿：“河图洛书是怎么回事？”杜稿随口回答：“就是所谓‘龙马负图出于河、神龟负书出于洛’，其实都是古来即有的圣人设神道为教而已。”真宗听了，心领神会，决定施行。
　　真宗感到需要先将以宰相王旦为首的一批官员买通，让他们也心悦诚服地加入到这一剧情的演员行列中，那戏才会演得逼真。王钦若去转达了真宗的有关“圣意”，王旦半信半疑地勉强表示顺从。不久，真宗召群臣欢宴，提出不分君臣而以主宾就座，知枢密院事陈尧叟、权三司使丁谓，及王旦、杜稿等大臣不敢，真宗说：“今天只想和爱卿们乐乐，就不要讲君臣大礼了。”喝到高兴当口，真宗命侍者给每人一个红包，打开一看，都是大颗珍珠。真宗请大家继续喝酒，说等会还有赏赐，席终果然还有良金重宝之赐。尤其是特赐给王旦御酒一樽，嘱咐回家与妻儿共享。王旦回府打开一看，见樽中都是亮晃晃的大颗明珠，联系到前些天王钦若传达的“圣意”，顿然有所领悟。
　　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的早朝上，内侍来报说宫城左承天门南角发现像书卷一样的黄帛有两丈多长，黄帛上隐约有字。真宗便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去年十一月某日夜里，有神人来告，谓来月在正殿建道场一个月，将降下《大中祥符》天书三卷。朕自十二月朔日已在正殿设了道场，恐内外起疑，所以未曾宣布。今日之帛书想必是天书下降了。”王旦带领群臣马上称贺，随后真宗率领众人来到左承天门，焚香望拜，让内侍上城楼取下“天书”，由真宗跪受。“天书”上写：“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其中“付于恒”，当然是指真宗赵恒，可见真宗即位是天命所归，且可“传世七百”，永葆宋祚。真宗大喜，把“天书”收藏于金匮之中，然后大宴群臣，令改元为“大中祥符”，“大中”有万事适中之意，“祥符”就是“天端”。接着大赦罪犯，官员普加薪俸，京城放假五天，公费欢宴庆祝。并遣使祭告天地、宗庙、宫观，群臣也纷纷上表称贺，一场闹剧拉开序幕。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兖州知州率千余人赴京上表，称天降祥符，万民称颂，请圣上封禅泰山，以报天地。真宗命朝臣讨论此事，众臣以为封禅泰山是帝王将自己统治天下的功德昭告天地的大礼，秦皇汉武都举行过这一大典，大宋创建以来，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天下大治，完全有必要举行这一大典。四月，又有“天书”降于宫中功德阁，进一步表明了天意。宰相王旦率领文武百官、外来使臣、僧道耆寿等各界代表二万四千余人伏阙上表，请求真宗封禅。这样规模大代表广的上请，竟达五次之多。这班老臣也的确配合默契。
　　真宗遂决定当年十月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曾问权三司使（财政大臣）丁谓经费有无问题？丁谓回答：“大计有余。”这更坚定了真宗过封禅瘾的决心。六月的一次朝会上，真宗又继续演绎着上回那个故事说：“去年那位神人又托梦告知，将有‘天书’降于泰山。”果然，王钦若上奏说，泰山下有礼泉涌出，泉旁的亭中有“天书”下降。于是群臣再纷纷上表称贺，乞加尊号“崇文广武仪天尊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真宗拜受。至此，封禅的舆论准备，可谓相当完满。其他准备工作也正风风火火地进行着，如令匠人们专门制造了奉迎“天书”使用的“玉辂”。
　　十月初四，以玉辂载天书为前导，赵恒在庞大的仪卫扈从下居中，文武百官紧随其后，封禅队伍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了。大队人马走了十七天，才从京城来到泰山脚下。仪仗、士卒遍列山野，两步一人，数步一旗，从山下一直排到山顶，其气势着实宏大。十月二十三日清晨，赵恒在斋戒三天后，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乘金辂，备法驾，在众臣簇拥下，登上南天门，来到岱顶神庙。次日，举行隆重而繁琐的仪式，封祭吴天上帝及五方诸神，礼毕下山。再以同样隆重的仪式，在杜首山祭地祗神。最后登上朝觐坛，接受百官、外使和众僧的朝贺，上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然后大赦天下，文武官员进秩，赐天下大酶三日，各地举行公费宴庆。
　　这里顺便提一下泰山中天门之下，海拔八百米的“回马岭”，这里山重水复，峰回路转，景色优美。传说宋真宗到泰山封禅，骑马上山，至此坡路高峻陡峭，马不能行，只得在此回马。现有石坊—座，额刻“回马岭”三字。可是从历史记录来看，宋真宗并不是骑马上山的，而是坐山轿上的山。泰山岱庙的《宋真宗封祀坛颂碑》记述：“上乃乘轻舆，陟绝嗽，跻日观，出天门。”即乘坐山轿，攀盘道石阶而上。而这“回马岭”，据说唐代就有此名。有人认为应是唐玄宗封禅泰山的回马之处，也有人认为应是汉光武帝登封泰山的回马之处，不知哪个推断的可信度较大？
　　十一月，真宗的大队人马还拐到曲阜谒拜了孔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然后参观了孔府，游览了孔林，赐钱三百万。以封禅礼成，诏改干封县为“奉符县”。真宗还作《庆东封礼成诗》，令诸臣唱和，最后盛宴群臣。回到京城开封，诏定“天书”下降京城之日为“天庆节”，“天书”降于泰山日为“天贶节”，命文臣将其封禅泰山之行编成《大中祥符封禅记》一书。封禅大典前后历时五十七天，此后天下争言符瑞，群臣也争上表章，竞献赞颂之词，举国如痴如醉。
　　在其后的日子里，各地不断有符瑞吉兆像卫星一样放出来。如陕州报告说：“黄河自清”了，解州又发生“池盐不种自生”的奇迹，河中府百姓居然在中条山苍龙谷发现了黄金护封的仙书《灵宝真文》……真宗都深信不疑。大中祥符三年（1010）六月，河中府士人、父老、僧道一千二百人恳请真宗到汾阴祭祀后土，其后又有文武官员和各界代表三万余人到京请愿，要求真宗亲祀汾阴后土祠。真宗这时对制造大排场以抬高声望的做法似乎已经上瘾，决定明年春天亲祭汾阴地神。
　　大中祥符四年（1011）正月二十三日，赵恒又率众启程，西祀后土的队伍仍以“天书”为前导，经洛阳，出潼关，沿黄河北上，直趋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历时二十一天才到山西宝鼎奉柢宫，以封禅泰山的隆重礼仪祭祀后土地祗。完成后，真宗又过黄河，折道向西，来到华山，补上拜谒祭祀西岳庙的礼仪。归途中，又在洛阳停留了二十多天，再去巩县（今属河南）拜祭祖宗三陵（太祖之父的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直到四月初才回到京城，前后闹腾了近七十天，这趟“西祀”比“东封”耗费更大。准备工作就做了年余，修行宫、治道路、征民夫、役兵卒、贡钱物，动辄上万人，几十万钱帛。一些正直的朝臣上书劝谏，真宗根本听不进去。回来后，又是加官进俸，又是派使臣分赴五岳，为诸岳册封帝号，仍忙得不亦乐乎。
　　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的一天，真宗又忍不住演绎上回的故事，还说那位神仙托梦，传达天帝的旨意：“令先祖赵玄朗授你天书。”不久，这位先祖果然托梦告诫真宗：“要善为抚育苍生。”真宗认下这位子虚乌有的先祖后，马上出台了一连串举措：一是命天下为圣祖避讳；二是为圣祖上尊号，并配上一位圣母；三是在京城建造景灵宫，供奉圣祖和太祖、太宗像，其规模仅次于太庙；四是在京城最大的道教宫观大殿里供奉玉皇和圣祖的塑像；五是下令天下州县天庆观增建圣祖殿，官员上任和离职都必须拜谒；六是命宗正寺修订皇室家谱，增入圣祖事迹。由是真宗带头撰写《圣祖降临记》，王钦若的《圣祖事迹》、盛度的《圣祖天源录》等也纷纷出笼。
　　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老子故里亳州的官吏和父老三千多人进京请愿，强烈要求真宗亲谒亳州太清官，拜祭老子。数天之中，群臣们也凑热闹，再次吁请。于是，真宗下诏，明年春天驾幸亳州，加老子“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尊号，命丁谓判亳州，筹措相关事宜。几个月后，丁谓又称瑞兆频生，从亳州献上灵芝三万七千枝，真宗另辟一殿展览这些灵芝。次年正月，仍以“天书”为前导，真宗率众又浩浩荡荡地开赴亳州（今安徽毫县），在太清宫拜谒老子后，一个月后才回开封。
　　半年过后，真宗又想出崇道的点子，宣布天帝的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初一，在隆重的礼仪中，真宗在玉清宫向天帝正式奉上尊号，参加这一仪式的除文武百官外，还有少数民族领袖、宗教界僧道代表和外国使者等。同时命令天下官员和百姓都须在家中设案焚香，向玉皇大帝致敬，地方官要派人检查，民间“玉皇大帝”的称呼也始于此。天禧元年（1017）正月初一，真宗又到玉清宫向玉皇大天帝献上宝册和龙服。全国各地也同日分设罗天大醮，以供民众僧道烧香跪拜。这样，将全国都卷入这一敬拜“玉皇大帝”的狂热迷信活动之中。
　　为了把以“天书”为中心的崇道活动搞得场面壮观，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真宗就在京城和全国大兴土木，营建宫观。其中最大的玉清昭应富有二千六百多座殿宇建筑，役使数万工匠夜以继日，用了七年多时间才竣工，并动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物资，其宏大豪华之规模，超过秦之阿房和汉之建章。次年，真宗又命令全国各州县都必须建天庆观，供奉三清玉皇，总数在千所以上。真宗还在寿丘（今山东曲阜境内）建景灵宫，有一千三百二十多座建筑，以供奉圣祖赵玄朗，又造太极观供奉圣祖母。由于曲阜太远，真宗不便亲致礼拜，就在京城也分别建造景灵宫和太极观。
　　干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天书”也随葬入陵，总算结束了长达15年的荒唐闹剧。真宗晚年已完全沉浸在这出自导自演的荒诞戏剧中，满口胡话，神魂颠倒。当然还有大量的必不可少的配角，才能把这场戏演得如此生动鲜活。其中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和刘承规五位配角最为重要，他们相互勾结，行踪诡秘，号称“五鬼”，将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然而各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同，王钦若为人奸巧，智数过人，胆大妄为，又懂道教，这出戏由他首创建议，作用最大。丁谓狡黠机敏，开始主要是推波助澜，后来居上累官宰相，成为真宗末年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林特工于算计，善于逢迎附和，接任三司使，主管封祀和营造的财政大计，几乎把太祖、太宗朝的家底积蓄都挥霍殆尽。刘承规是宦官，官居皇城使，当时伪造“天书”，多由皇城司奏报，或兼负责道具的制作。陈彭年擅长礼法，颇有学问，为东封西祀参订仪制，历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天禧大礼，为天书仪卫副使，负责闹剧场景的设计。宰相王旦名为正直，以美珠一樽，竟箝其口，且屡次力请封禅，冒称众意，利令智昏到如此程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僧道、耆寿、外臣乃至大量士人、百姓都参与了进来，搞得举国如痴如醉，进入迷狂状态。
　　那么，是什么魔力能动员起全国这么多的各阶层人士，最后完成这令后人深感可笑又可悲的荒诞闹剧呢？其中有多少人在不同程度的参与作假？多少人明知“天书”等符瑞吉兆有假，却依然崇信有加，痴狂不已？为什么此类文化现象有如此之感劭而在中国历史上能常演不衰？
　　宋仁宗生母之谜演绎宋代宫廷故事的元代杂剧《抱妆盒》和包公戏《狸猫换太子》等剧目，都是讲述宋仁宗母亲、宋真宗的李宸妃如何遭到刘皇后的陷害，仁宗也差点险遭不测的传奇故事，其遭遇之坎坷，情节之跌宕，令人扼腕。为什么民间对宋代宫廷的这段故事如此津津乐道呢？其历史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
　　
　　第三章
　　
　　元代杂剧《抱妆盒》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宋真宗的李宸妃生了一子，刘皇后十分忌妒。便令宫人寇承御假传圣旨，说皇帝要见儿子，诓出婴儿勒死，再抛尸河中。寇宫人有怜悯之心，但不知如何救这孩子。正好此时，真宗派太监陈琳怀抱妆盒到园中采摘新果，送与御弟楚王祝寿，在金水桥巧遇寇宫人。寇宫人请陈琳帮助，陈琳便将婴儿放入妆盒，带出宫来拜见楚王，细禀此事，楚王将孩子收养家中。十年后的一天，楚王带此子谒见皇兄，刘皇后见宋仁宗此子声容举止都酷似李宸妃，心生疑窦。回宫后拷问寇宫人，寇宫人不甘屈辱，当即头撞石阶而亡。数年后，楚王将此子身世婉转告之真宗，真宗将他立为太子，由刘皇后收养。五年后，真宗驾崩，仁宗继位。仁宗怀疑自己身世，亲自查审此事，陈琳这才和盘托出。此时李宸妃早已过世，可怜母子生前没能相认，仁宗下旨尊母亲为纯圣皇太后。刘太后逆天悖理，手段残忍，应严加惩办。但仁宗考虑到先帝的尊严，刘太后年岁已老，也算有养育之恩，姑且容之，奉养如旧。加赐封赏楚王与陈琳，并重建寇宫人之墓，封为忠烈夫人。
　　包公戏《狸猫换太子》讲述的相关故事却如此演绎：开封府尹包拯外出巡视，一天在路上，突然被一阵怪风吹落了帽子。包公感到这风来得蹊跷，就随飞滚的帽子追去，来到一座破窑前。窑中住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妇人，衣衫破旧，面容憔悴，行动中却隐隐透出一些宫廷风范。包公上前问候，并报出姓名。老妇人得知来者是当朝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时，不由得泪流满面，喊出一声“包卿，可要为奴家伸冤啊！”这声叫得包公大惊失色，这“包卿”岂是普通人可随便叫得的？仔细询问后得知，老妇人实为当今天子宋仁宗的亲生母亲，宋真宗的李宸妃。因为给真宗生下皇子，却被生不出儿子的刘皇后调包夺走。刘皇后勾结太监郭槐，买通接生婆，用剥去皮的狸猫换出皇子，诬李宸妃生下怪胎妖孽，打入冷宫加以陷害，要将李宸妃治罪。多亏宫人冒死相救，宸妃才得以逃出深宫，隐名埋姓，流浪颠簸至今。包公开始半信半疑，老妇人取出当年真宗留给她的玉佩，包公见是宫中之物，才知老妇人所言不假，可怜她身为国母，却母子不能相认。于是包公将老妇人带回京城，设计使仁宗认母，并惩办了此案的郭槐等恶人。
　　上述两个故事虽然都是讲述仁宗生母的悲凉遭遇，而情节却相距甚远。其实二者都为后人虚构，与历史真相存在较大差距。那么后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演绎这段宫廷故事呢？它应该不会完全是捕风捉影吧？有关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说刘皇后，原为真宗的德妃。真宗的原配是潘仁美的女儿，即位前已去世。即位后所立的郭皇后，也在景德四年（1007）病故。其后，中宫虚位多年。在众多的嫔妃中，真宗属意的是刘德妃。德妃名刘娥，太原（今山西）人，后徙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出身低贱，却生得玲珑秀眉，擅长播弄鼓乐。十来岁就嫁给当地匠人龚美。雍熙初年，夫妻来京城谋生，龚美因为贫寒准备叫刘娥改嫁。此时，真宗为襄王，很想娶一个有才艺的川妹子为妾，经襄王府给事张耆的张罗，刘娥就这样进了襄王府。这时她年才十五，风华正茂，大受宠爱。太宗知道此事，嫌其出身卑贱，令将刘娥逐出王府。真宗实在舍不得，就暗中让她寄居在张耆家。十余年后，真宗即位才将她接回宫中，立为美人，重得宠幸，她在后宫的地位也升得很快，大中祥符初已为德妃。当真宗打算立刘德妃为后时，大臣们以其出身为由而激烈反对，但真宗力排众议，终于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将德妃立为皇后。
　　刘皇后虽出身低贱，入宫后却也好学，逐渐通晓史书，加上生性警敏，关心朝廷与宫闱有关要事。真宗也常退朝后在其宫中批阅封奏，便询问一些政事，她都能妥善应答，其政治才干颇受真宗倚重。天禧四年（1020）春，真宗一度病重，朝政就多由皇后决断。真宗驾崩，仁宗即位才十三岁，刘氏为太后而垂帘听政。改元天圣，“天圣”拆字即为“二人圣”，指皇帝与太后二人当政。由于仁宗年少，实由刘太后一人当政，长达十一个年头，成为宋代第一位临朝的母后。
　　刘太后听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听从大臣王曾和吕夷简等人的建议，把“天书”随同真宗一起葬入永定陵，下令禁止兴建宫观，有力地遏制了大中祥符以来弥漫朝野的迷信狂热。既借用过奸相丁谓，也很快免去其权位，贬为崖州（今海南）司户参军，实为流放。接着，在全面把握朝政期间，时也从谏如流，颇有建树。如创设谏院，完善科举，兴办州学，澄清吏治，重视水利，连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交子，也是在她的批准下得以发行。当然也存在贬逐寇准、李迪等较为正直大臣，及稍有倚用宦官、放纵外戚等的过失。不过大体而言，史官对其治绩一般持基本肯定的评说：“内外肃然，纪纲具举，朝政无大阙失。”
　　再说仁宗母亲李宸妃，她开始只是刘德妃宫中的侍儿，即一位平常的宫女。由于生得还较端正庄重，且肤色明丽，言语不多，真宗一时高兴，让她侍寝而怀上了孕。生下仁宗后，封崇阳县君，又生一女（后早夭），方进为才人，不久迁婉仪。刘德妃为皇后，因无子，便把襁褓中的仁宗夺为己子，并让杨淑妃抚育，而李婉仪从此就失去了亲自抚育儿子的资格。仁宗从小就叫刘皇后为大娘娘，叫杨淑妃为小娘娘，“母子”感情融洽，而不知自己还有生母在宫中。李氏因为地位低下，不能论理，默然杂处在先朝宫嫔之中。直到仁宗少年即位，由于还是刘太后掌权，李氏也不敢有一点母以子贵的表现。人们都畏惧刘太后，也没有人敢对仁宗说出事情真相。而刘太后却让李氏去为真宗守陵，用隔绝其亲生母子的手段，来确保自己权力地位的稳固。同时，太后也派人访得李婉仪失散多年的兄弟李用和，给这个原本衣食无靠的小工匠当上三班奉职，做得也不算太绝情。
　　明道元年（1032），李氏病重，方得进位宸妃，不久去世，享年四十六岁。可悲的是，宸妃贵为一国君主之母，并与仁宗同住一宫廷中，却生前不能与儿子相认相聚。刘太后打算用一般宫人的礼仪在宫外治丧，宰相吕夷简上奏建议丧礼应从厚。太后怕在座的仁宗听出破绽，急忙引皇帝走开，然后单独回到帘下，责问吕夷简：“一宫人死，你提出厚葬，是要想离间我们母子关系吗？”吕夷简从容回答：“太后若不想到刘氏族人，就算臣没说；若为刘氏后人着想的话，则丧事宜从厚。”一句话提醒了刘太后：日后万一仁宗得知自己的身世，痛感生母生前死后都没有得到应得的待遇，一定会怨恨自己，就会迁怒于刘氏后人。于是就问该如何厚葬？吕夷简请下诏以一品之礼安葬于洪福院。同时，吕夷简还密令经办人员，要以皇太后的服饰装敛，且要用高档的水银宝棺。
　　明道二年，刘太后病卒。宋仁宗号泣忧伤，悲痛过度，茶饭不思。章惠太后（即杨淑妃）劝道：“她非帝母，帝自有生母。”燕王诸人也告知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宸妃死于非命。”在一番询问后，仁宗方知自己的身世，号恸顿止，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生母为皇太后，谥号章懿。又亲临母亲所殡之洪福院祭告，同时派兵包围了刘氏府第。然后亲自哭着开棺验视，见生母穿着皇太后的冠服，在水银的养护下肤色如生，没有毒杀的痕迹，才感叹传言之妄，下诏将母亲棺椁陪葬真宗永定陵。于是撤去刘府围兵，又到刘太后灵前焚香泣告，对刘氏仍然恩礼有加。为了弥补对亲生母亲的愧疚之情，仁宗对李氏家族的恩宠益厚，一再提升母亲弟弟李用和的官职，拜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还将福康公主下嫁李用和的儿子李玮。
　　上述历史真相中，刘太后应该说是一位还算不错的垂帘听政者，她掌权的天圣、明道年间，基本恢复了真宗早年咸平、景德间的小康发展势头，也为仁宗的庆历盛世奠定了基础。史传曰：“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她的政治才干决不在其夫真宗和其子仁宗之下，临朝时的个人品德也并无大的阙失。虽说刘太后未必不想效法武则天，但宋代限制后宫干政的家法颇为森严，众臣的监督谏阻也算有力，使刘太后只得明确表态不做有负祖宗的事情。晚年，太后召见曾反对她预政的大臣李迪，问道：“我今日保护天子与大宋江山至此，你以为如何？”李迪表示心悦诚服。
　　当然，在对待李宸妃的问题上，刘皇后有自己的私心和不当行为，但这也与当时的后宫制度有关，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她不得不这样做。同时，她也并没有使出如其他朝代一些后宫之间的残忍手段，应该说对李氏并没有完全绝情，仍还有一点天良，故使李氏得以善终，且还提携了李氏家人。这与民间小说戏剧中刻画的刘皇后，一个有着阴狠毒辣之心肠与手段的皇后形象相去甚远。说到这里，仁宗生母的谜团已清晰解开。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民间社会对这样一位还算清明的刘皇后形象要进行如此的歪曲？把一位实有功于宋朝统治的太后描绘成一个丧尽天良、恶毒卑劣的刽子手？
　　郭皇后暴卒的细节宋仁宗即位之初所立的郭皇后，实是太后强加于少年皇帝的婚姻，所以久不得宠，却又骄纵泼辣。一次后妃之间的争风吃醋，失手打了皇帝，闹出廢后风波。宰臣与宦官的推波助澜，使郭后终被废黜，出居道教宫观。问题是，仁宗后有悔意，打算召郭氏回宫，这时郭氏突然暴卒。是被人暗害而死，还是上天无情？留下永久之谜。
　　宋仁宗的婚姻一直很不顺心，主要是由于刘太后在其中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开始为仁宗挑选皇后时，蜀人王蒙正的女儿姿色冠世，入京备选，仁宗一见倾心，刘太后见了却认为此女过于妖艳，恐对少主不利，就将她改配给自己的侄子刘从德。眼看绝代佳人成为他人之妇，仁宗久久不能释怀，然也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准备正式立后之时，仁宗属意于张美人，但刘太后又坚持立平庐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胳膊扭不过大腿，仁宗只能顺从母意。天圣二年（1024），郭氏立为皇后。
　　宋仁宗仁宗对母亲硬塞给他的皇后并不喜欢，而郭皇后却仰仗着太后的偏心而非常骄纵，使仁宗难得亲近其他嫔妃，仁宗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不久，刘从德去世，仁宗内批封王氏为遂国夫人，允许她出入宫禁，因朝臣竭力反对而作罢。从中也可看到，由于郭皇后始终没有博得仁宗的欢心，所以仁宗总把旧情放在心上。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去世。宰相吕夷简手疏八事，劝帝重整朝纲，语真情切。仁宗与吕夷简商议重建宰执班子，意在逐渐消除太后的影响，创建自己的权力班底，准备把原为太后亲信的执政夏竦、张耆和晏殊等都罢政出朝。退朝后，仁宗随口与郭皇后说到这件事，郭氏却说：“难道吕夷简独独就不依附太后吗？他不过为人机巧善变罢了。”仁宗听了，想想似乎颇有道理，就决定把吕夷简的相位也给罢了。第二天早朝，宣读了皇帝的诏令，除上述诸相被依次免职外，末后吕夷简也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出判陈州。吕夷简大为惊骇，也大惑不解，这样被出乎意料地罢相，不知是何事忤旨而遭此遣，就托入内都知（宦官）阎文应打听，才知底里，遂对郭皇后怀恨在心。
　　宋仁宗复召李迪、王随等人执政，还用旧相张士逊，他曾是仁宗在东宫时的老师，所以颇得信任，但张很快就坐事罢相，出判许州。半年后，仁宗感到新班底并不是十分满意，还是有点思念吕夷简，所以又召他为相。
　　后宫中，仁宗比较宠爱尚美人和杨美人，而郭皇后却不时与她们争风吃醋。一次，郭后与尚氏同在仁宗前侍谈，没说几句，又起口角。尚氏恃宠不肯相让，并当着仁宗的面讥刺郭后，郭后气愤之极就跳起来打尚氏的面颊。仁宗看不过去，起座拦阻，不料郭后已经出手，而尚氏闪过一旁，一巴掌正打在仁宗颈脖之上，指尖锐利，掐成两道血痕。一怒之下，仁宗决定废黜郭后，遂找宰执近臣商量。宦官阎文应给仁宗出主意，让仁宗将颈脖上的伤痕给执政大臣们看，以取得他们对廢后的支持，仁宗也照着做了。
　　宰相吕夷简对前不久因郭后一句话而被罢相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这次正是报复的机会，怎肯轻易放过。由是他不但赞同廢后，以为“皇后如此失礼，不足母仪天下”，还提出两条强有力的理由：一是皇后在位九年，却无子嗣，二是汉唐故事中，光武帝素称明主，其皇后郭氏只是怨怼就被废黜，何况陛下被伤颈脖。说得仁宗遂下决心，下诏废郭后，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于长乐宫。
　　廢后诏书公布后，引起朝臣们的轩然大波。主要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范仲淹等十余名谏官、御史，向皇帝上了很多道奏折，认为皇后没有大过，不应轻率废黜，请求重新审视此事。吕夷简指示有关部门，不得接受台谏官的章奏，所以反对廢后的奏疏无法上达仁宗手中。于是御史们准备进殿面奏，要求仁宗接见。然而吕夷简与阎文应等早有布置，殿门紧闭不开。孔道辅等只得拍打门环，大呼：“皇后被废大事，奈何不听台谏入言？”仁宗便令宰相去向台谏官当面说明情况。
　　吕夷简只得硬着头皮至中书与台谏官们商谈。孔道辅、范仲淹等台谏官指斥夷简道：“大臣服事帝后，就像儿子服事父母，父母不和，只可劝解，奈何顺父出母呢？”夷简答：“后伤帝颈，失礼太甚。且廢后亦汉、唐故事，何妨援行。”道辅厉声说：“此乃汉、唐失德事，如何引为法制？”辩论中，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最后吕夷简只得同意他们明天直接向皇帝进谏，然后拂袖而去。
　　吕夷简回去对仁宗讲述了台谏官请对的要求，认为实非朝政太平之幸事，要仁宗早做准备。第二天清晨，台谏官们早早上朝，准备与皇帝、宰相当廷辩论。不料，仁宗先下了即日起不许台谏请对的诏书，同时对为首的台谏官员进行了处分：孔道辅、范仲淹出知地方州郡，其他台谏官员分别给予罚金处分。在皇帝与宰相的联手打压下，这场廢后风波得以平息，台谏官的进谏未能见效。
　　景祐元年（1034），被废的郭后又出居瑶华宫。而尚、杨二美人越发得宠，一有机会就缠着仁宗，几乎每晚都共同陪侍上寝。为此，仁宗搞得圣体疲乏，或累日吃不下饭，不久一场大病，数天不省人事，内外忧惧。朝臣们私下议论，认为主要是二美人侍寝过于殷勤之故，杨太后（即真宗时的杨淑妃）与内侍阎文应轮流劝说仁宗，黜逐二美人以保重龙体，仁宗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点头同意，阎文应便把二美人用车送出后宫。次日传出诏旨：尚美人出为道士，杨美人出为尼姑（一说别宅安置）。九月，立大将曹彬的孙女为皇后。
　　仁宗身体康复后，一天游览御花园，见到郭后原来乘过的轿子，触景生情，黯然泪下，颇有悔意，作《庆金枝》词一首，派内侍给郭后送去。郭后见词也觉伤心，答和一词，凄怆哀婉，动人情怀。仁宗看后颇为感触，又派人告之有重召郭后回宫之意。郭氏一想到被废时的情景，顿感万分屈辱，表示若再受召回宫，必得百官立班受册方可。吕夷简、阎文应听到此消息，大为吃惊，两人在仁宗面前说过郭后的许多坏话，担心郭后回宫将对自己不利。恰好郭氏得病，仁宗派阎文应带太医前去诊治，几天后，郭氏暴卒。
　　郭后的暴卒，当时就引起不少传言。有人怀疑是吕夷简、阎文应所害，认为二人力主廢后，与郭后已势不两立，而仁宗欲郭后回宫复位，这必定造成二人心理上的恐慌，从而采取措施将郭后害死。还有消息说，阎文应在带太医诊治郭后的过程中，故意用药引发其病，使其病体加重而亡；或说是阎文应乘机进毒，致郭氏暴亡。甚至有人传言，郭后在病体加重，但尚未断气之时，阎文应就向仁宗报告郭氏病亡的消息，然后急忙用棺木收敛。当时有谏官王尧臣等人对此反常现象提出疑问，要求重新察验郭后的病历起居记录，但仁宗不同意，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史载，仁宗得知郭氏病亡，“深悼之，追复皇后”，却不加谥号，也不行附庙之礼，仍葬于佛舍而已，这一做法也是够奇怪的。联系前面仁宗并不深究郭氏暴卒的原因诸事，也让人看不懂。就是说，郭后究竟在仁宗心目中是个什么地位，其实也是一个谜。
　　后来，范仲淹回朝任天章阁待制，他虽提不出什么过硬的证据，但始终认为郭后之死应与宦官阎文应有关，阎带医就治郭氏小疾，几天后暴卒，起码有失职之咎，于是上书弹劾，阎文应终于被贬逐岭南，死在路上。吕夷简对此事颇感不快，就递过话来：“待制乃是侍从之任，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让他闭嘴。范仲淹却反击道：“向皇帝进言，正是侍从所应做的！”范仲淹虽对吕夷简也有看法，但拿不出任何有关凭据，后在揭发吕夷简存在结党营私诸行为的斗争中，又被贬出朝廷，出知饶州。
　　总之，前面怀疑吕夷简、阎文应加害郭后的种种说法，应该说都只是社会传言，而没有多少真凭实据，因此郭氏之死留下一个永久的疑问。
　　北宋亡国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六十余年的发展，不管从人口、疆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都可谓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尤其是其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在中国历史上也可算一个巅峰时期。然而，东北地区刚刚崛起的金国，只用了一年时间，就用铁骑摧毁了这个庞然大物，其原因何在呢？
　　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四十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或可说进入了一个“太平极盛之世”。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叙写，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描绘，我们都可看到北宋都城汴京的繁荣景象。从人口方面说，宋徽宗初年，户数已超过两千万，一些学者估计人口已过一亿，在农业社会中，人口是衡量国家强弱的主要尺度，而一亿人口，还有近百万的兵力，这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大国。从疆域方面看，自崇宁以来，随着对西夏战争的节节胜利，“斥大土宇，靡有宁岁”，直到宣和元年（1119），宋军在统安城战败，方被迫与西夏休兵。后又攻辽，从金军手中讨得燕云诸州，增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宋徽宗对这时国家的富盛，也颇自鸣得意，时时粉刷太平，好大喜功。词臣奉命进诗：“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
　　然而就是这个看上去庞然富强的宋王朝，这个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宋帝国，在与东北刚刚崛起的小国——金国的较量中，仅一年多的时间，这座外观金碧辉煌的大厦竟然轰然倒塌，京城陷落，二帝及大批人员被掳，万民涂炭，其憷目惊心的惨状，实在惨不忍述。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貌似富强的帝国会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这个上亿人口的宋王朝会如此迅速地被金兵的铁骑所摧毁？尤其是这摧毁仅仅用了两国军队交锋后的一年时间，这到底是金兵有这么大威力，还是宋王朝自取辱败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北宋最后的两个皇帝，及其周围人们在北宋王朝最后的日子里的各色精彩表演，或能对这个问题有所领悟。
　　宋徽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天才艺术家，他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方面确有不俗的才华，如在书法上独创瘦金体，他的花鸟画精致逼真，他懂音乐，词也填得不错。然而处置军国大事的昏聩，生活奢侈腐化的程度，手下奸臣贪官的数量，也都和历代昏君有一拼。他指挥着规模空前的宫殿、后苑等的建造，穷侈极丽，设立造作局、应奉局，开运“花石纲”，挥霍民脂民膏，用之如泥沙而不惜。他酷嗜女色，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即授名号或进阶，退位时出宫女六千余人，总数盖以万计。甚至还不满足，专设行幸局，毫无顾忌地微行于妓馆酒肆，追声逐色，寻花问柳。其纵情于声色犬马，竭天下以自奉，浩大的宫廷开支，完全由人民的血汗在供养。
　　同时，宋徽宗口头上也自诩“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很快沿袭哲宗“绍述”神宗的变法方针，进一步惩罚反变法派，采取了财政、教育诸方面的新政，如继续方田均税，重视农田水利，进行盐法、茶法改革，奖励开发矿业，还有学校科举改革。加重赋税，崇奉道教等。其一系列新政呈现着复杂的情况，不能说其中没有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成分，但大多是搜括民脂民膏的内容。而崇奉道教就更是荒唐可笑，自封“教主道君皇帝”，一大批自吹道术高明的道士被徽宗尊为上宾，玩着自欺欺人的把戏。
　　宋徽宗周围的一帮宠臣，人们号称“六贼”：有宰臣蔡京、王黼、朱和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人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梁师成为隐相。其实，当时的奸佞决不止上述六人，再如宦官杨戬、兰从熙、谭稹等，官员李邦彦、高俅、蔡京诸子蔡攸等及孟昌龄、孟扬、孟揆父子等，这些人窃据要津，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如蔡京之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其他奸臣同样效仿，一时乳臭童稚，目不知书，而官已列禁从者比比皆是。于是招权纳贿，货赂公行，尤其是对民众的各色残酷掠夺，有关史料俯十皆是。
　　不要以为这些奸佞都是草包，其中一些人也是才子。如蔡京就是大书法家，进士及第，文章也写得漂亮，首倡“丰亨豫大”之说，鼓吹太平盛世，徽宗朝曾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其弟蔡卞与京同年进士及第，王安石招为女婿而从安石学，官中书舍人兼国史修撰时，“文饰奸伪，尽改所修实录、正史”，二任宰执之官。蔡京诸子也颇有文采，如蔡僚着有《国史后补》、《北征纪实》、《西清诗话》、《铁围山丛谈》等。王黼《宋史》本传称其：“为人美风姿，目睛如金，有口辩，才疏隽而寡学术，然多智善佞。”
　　尽管官场上一片乌烟瘴气，宋徽宗仍在标榜要惩治腐败，针对官员的受贿作弊，朝廷也处分了一批官员。如河北路转运副使李昌孺、河北监司贺希仲、滁州知州唐恪、提点江东路铸钱王阐等官员，都因贪墨而遭贬黜。然而，其体制中没有多少权力制衡机制，尤其是对最高当局，基本上没有监督能力。从而其体制腐败的根子就在皇帝本人，他其实就是最大的受贿者，其周围一大批高级贪污犯更备受皇帝的青睐，恩赏有加。
　　面对隐伏危机的表面盛世，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和太学生，起而痛陈时弊。如官员李纲上疏，被贬谪某县税务。太学生朱梦说屡次上书，被贬官池州。太学生雍孝闻力诋蔡京家族，被流放而死于海南。甚至有人上奏历数蔡京、童贯诸奸臣之罪，“中外大骇”，而宋徽宗却对此类忠言完全置若罔闻。
　　燕人马植由童贯荐引，献联金灭辽之策，宣和二年（1120）入金谈判，缔海上之盟。宣和四年（1122），金人约宋攻辽。在长期作战中，陕西军成为宋军精锐，然而在童贯率领下两次进攻辽都燕京，都被打得一败涂地。金军乘势拿下燕京，这时也看清了大宋王朝外强中干的实质。金军在向宋横敲一笔军费后，将古城洗劫一空，留下几座残破不堪的空城给宋。而宋朝君臣却还在自我陶醉，为收复燕云诸州，“功臣”们一一加官晋爵，徽宗还命人撰写《复燕云碑》来歌功颂德，似乎太祖、太宗未竟的事业，真的由他来完成了。所以，在金兵进攻之前，大宋王朝始终给人们一个盛世富强的印象。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兵分两路：一路攻太原，一路攻燕京，然后会师开封。领枢密院事童贯在河东听到金军南侵的情报，竟以赴京汇报为名丢下军队，逃之夭夭。十二月，燕京宋军投降，不过金兵在山西太原、河北保州一带还是遭到宋军的殊死抵抗。此时，徽宗才感到事态的严重，被迫下诏罪己，承认种种弊政，并于二十三日匆忙传位于钦宗，不负责任地把一副烂摊子撂给儿子。应该说此次金军初攻南方，宋军尚有抵抗能力，而徽宗却已吓得仓皇南逃，蔡攸、童贯、高俅等也随同而去。
　　靖康元年（1126）年初，宋钦宗见父王南逃，也想逃往陕西，在李纲的一再苦谏下，这才打消去意。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负责东京防务。金军打到东京城下，宋军防守严密，金兵死伤累累而不能得手，只得遣使入城议和。钦宗求之不得，在宰相李邦彦的力主下，答应割地赔款的苛刻条件，派兄弟亲王为人质赴金营，并派官员向民间勒索准备和议的金银。后各地勤王兵陆续抵京，名将种师道也率军到来，其将姚平仲立功心切，说动钦宗偷劫金营，李纲也不反对。然而劫营失败，姚弃军亡命。金军向钦宗追究责任，钦宗恐金症再次发作，罢免了李纲和种师道，遣使谢罪，准备交割北方三镇。可见，钦宗面对险恶的局势毫无应对能力，只是来回摇摆于投降和冒险之间。
　　消息传出，群情激愤。二月五日，太学生陈东率千余学生伏阙上书，军民不期而至者数万，要求罢免议和奸臣，复用李纲、种师道，反对割地乞和。群众把登闻鼓抬到东华门外，擂得震天价响，并围攻和诟骂主和奸臣李邦彦等。开封府派兵围住学生，指责学生胁迫中央。学生反驳道：“以忠义要求朝廷，不比你们以奸邪要挟天子强吗！”陈东挺身于斧钺之间，凛然无惧。钦宗自知大义有亏，众怒难犯，只得宣布李纲、种师道复职，并让李纲出面安抚学生，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金帅得知宋廷主战派占了上风，外围勤王兵又在不断增加，自己久攻开封不下，怕处于不利境地，在得到钦宗同意割让三镇的诏书，并带着勒索来的金银，引兵北去。开封被围近四十天，到二月中旬终于解围。
　　四月三日，徽宗一千人悠然自得地返回京城，似乎只是做了一次江南旅行。这时要求惩办众奸臣的呼声弥漫于朝野，去年年底，陈东就率数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朝廷严惩“六贼”，钦宗于是将“六贼”流放和赐死。然而其以为危机已过，把名将种师道罢职赋闲，后在其他官员的要求下，才让种师道出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师道建议集中兵力扼守黄河以北军事要塞，阻遏金军的再次南侵，朝廷置之不理。
　　六月，钦宗将李纲排挤出朝，去太原指挥军事。由于前线武将直接听命于皇帝，李纲指挥不动，只得提出辞职。钦宗居然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之罪名，将李纲贬官流放，安置夔州（今重庆奉节）。另一方面，钦宗以为和议可恃，不思备战，且压制抗金舆论。同时，钦宗与徽宗父子之间在权力问题上又勾心斗角，也根本无心备战。
　　八月，金兵再分两路南下。九月攻克太原，十月攻陷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十一月，金兵安然渡过黄河，并遣使到东京，提出两国割河为界。钦宗满口答应，还急派官员前往交割。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兵会师东京。开始大规模攻城。钦宗这才想起已被流放的李纲，驿召他进京主持防务（然而李纲还在途中，东京就已陷落了）。这时开封还有禁军、勤王兵与民兵近二十万，如合理调配，至少可抵挡一段时间。而钦宗偏偏相信道士郭京的妖术，所谓只须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即可扫荡金兵。二十五日，郭京驱兵迎敌，谁知一触即溃，金兵乘机攻入城门。次日，钦宗遣使金营乞和，金帅提出割地和人质等条件。钦宗又亲往金营为质，献上降表，受尽凌辱，才被放回。
　　金帅已摸透徽、钦二帝的心理，不立即俘虏他们，而是先让他们下令收缴城内的武器、马匹，剥夺宋人的反抗能力；而后又让他们下令官府为金军搜括民间所有的金银财物和妇女。钦宗回来后，即下令搜括计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牲畜七千余匹及妇女一千五百名，弄得城内翻江倒海，搜财抢人，根刷殆遍，民不聊生。靖康二年（1127）正月十日，将钦宗与亲王、大臣等再召到金营囚禁。二月六日，令钦宗跪听金帝诏书，宣布徽、钦二帝废为庶人，另立他人为王。而后下令剥去钦宗帝服，礼部侍郎李若水抱帝大骂，被毒打砍死。次日，徽宗与皇族也押到金营，徽宗哀求能留广南一小郡奉祀祖宗，遭到拒绝。十一日，百官不得已推举张邦昌为帝。三月七日，金帅为张邦昌行册命礼，张一再痛哭，表示不忍叛立，然已身不由己。
　　四月一日，金军押着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启程北撤，俘虏包括二帝、皇后、妃嫔、太子、亲王、公主、宗室、外戚、宰执和其他官员、伎艺、工匠、娼优等各色人群，共计十余万人。金银、马匹、丝帛、车辂、法物、礼器、文物、图书等战利品，不可胜计。而此时的开封城也已被战火焚毁，形同废墟。昔日繁华、富裕、昌盛的大宋王朝，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基本被摧毁。它毁于猖獗一时的金兵铁骑，更毁于这两个卑劣低能的皇帝。他们在压迫摧残自己的民众方面，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抵抗外族的侵暴面前，又显得如此的懦弱无能和卑鄙无耻。当然，那些奸臣也难逃助纣为虐的谴责。那么，何为主要因素呢？
　　这使我们想到：为什么面对如此卑鄙、昏聩的君主之统治，人民根本就无可奈何？人民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只有听从命运的安排：来一个所谓的“好”皇帝，便以为是人民的大救星，感谢帝王恩赐的太平盛世；遇到昏君暴主，也只有痛苦的承受，同时许多人仍在高歌皇恩浩荡。最多只有少数人在作一些无谓的上书痛陈之类的抗争。这就是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体制的运作特色，这个体制有时也的确能构造起外表相当金碧辉煌的大厦，然而它绝不是创建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其质地是极其脆弱的。约一百五十年后，蒙古铁骑也只用了年余时间，就从北方誓如破竹般地南下，攻克南宋都城临安。皇帝与后宫、众臣数千人被俘北迁，靖康之难一幕又逼真地重演，元政权很快就取代了宋王朝。通过上述的实例分析，我们领悟到这座大厦突然就会轰然倒塌的主要原因了吗？
　　真假公主柔福帝姬是徽宗的女儿，曾随父被金兵北掳。三年后，她居然从北方逃了回来，受到宋高宗的优遇。但十二年后，又被高宗母亲韦太后指为假冒帝姬而被处死。不过，民间却认为是韦太后为个人隐私而杀害帝姬。不知何者是历史事实。
　　柔福帝姬一般来说，皇帝的女儿被称为公主。北宋政和三年（1113），宰臣蔡京建议，可仿照周代“王姬”的称号，宋廷公主一律改称“帝姬”美名，这一制度维持了十多年。这样，宋徽宗有三十四个女儿，也就是有三十四帝姬，柔福帝姬约在其中排位二十。靖康之难，这三十四帝姬，除十四人早夭外，其余二十人都随父亲徽宗、哥哥钦宗及赵氏宗室一起，被北掳金国，成为离乡背井的亡国奴。
　　在被金兵北掳的成千上万的俘虏中，嫔妃妇女的结局是最悲惨的，不说道途中大批受虐死亡，到达金国后更是倍遭蹂躏。如《靖康稗史笺证》诸书载，金主“宴诸将，令宫嫔等易露台歌女表里衣装，杂坐侑酒，郑、徐、吕三妇抗命，斩以徇”。“烈女张氏、陆氏、曹氏抗二太子意，剌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妇女千人赐禁近，犹肉袒”。大批妇女被送入洗衣院，金酋将官们可随意掠娶洗衣院的女俘，其在某种意义上实为军营妓院。不能忍受肆意糟蹋而自尽者，也不在少数。
　　《鹤林玉露》载，南宋建炎四年（1130），有一女子来到宫廷，自称是柔福帝姬，经千辛万苦终于从金国逃了回来。宋高宗下诏，遣老宫人去察验，觉得这女子的相貌确实颇像柔福帝姬，便再问以宫禁旧事，也能答出个大概。惟一值得怀疑的是这女子的一双脚似乎长大了许多，这女子不胜悲苦地解释道：“金人驱逐我们就像赶牛羊一样，曾光脚走了万里路，哪里还能保持原样呢？”高宗觉得言之有理，尤其是该女子还能直呼高宗的小名，便不再怀疑。下诏让她入宫，授予福国长公主的称号。不久，又让她下嫁永州防御使高世荣，赐予嫁妆一万八千缗。此后，高宗仍对她宠渥有加，先后赏赐近四十八万缗财物。
　　《四朝闻见录》载，绍兴十二年（1142），高宗生母显仁韦太后被金国放归，见到儿子悲喜交加，拉着高宗的衣袖垂泪不止。突然，她停止哭泣，对高宗说：“你被金人笑话呢，说你错买了颜子，柔福早已死了。”当年东京有条颜家巷，制作和买卖的器物都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极不坚实不耐用，所以人们称假货为“颜子”。《鹤林玉露》也载，韦太后回来说：“柔福死沙漠久矣。”高宗闻言大惊，便下令将柔福帝姬交诏狱审讯。审理的结果，帝姬原来是一女巫。该女巫曾经遇到一个流落民间的宫女，宫女说她的容貌与柔福帝姬十分相像，便告诉她许多北宋宫中的秘事，教她如何冒名顶替。于是她假称柔福，来宫中享受了十几年的荣华富贵。此案以柔福认罪伏诛告终。
　　《宋史·公主传》是说，有名开封尼姑叫李静善，有人说她容貌像柔福帝姬，她便自称帝姬，由蕲州兵马钤辖韩世清送至宫中。最后被韦太后识破，送法寺惩治后处死。另有一名宦官从金国北还，又说柔福帝姬在五国城，曾嫁给徐还，死于绍兴十一年（1141）。后其骨灰南还，朝廷以礼葬之，追封和国长公主。
　　然而，民间却流传着另一种说法。如《随园随笔》引《琐碎录》言：“柔福实为公主，韦太后恶其言在虏事，故亟命诛之。”就是说，柔福帝姬知道一些韦太后在金国受辱之事，如她被金将完颜宗贤所占有，并生有二子等，这些事确实非常令太后难堪，怕人泄露，便强指帝姬为伪。就连高宗也煞费苦心地把母亲被俘时年龄从三十八岁增高到四十八岁，就是为了让世人相信：年已五旬的老妇绝不可能会有那号事的。同时，高宗实奉母命杀人，容不得柔福辩解，终使柔福死于非命。当然，这一说法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且死无对证，所以柔福帝姬的真伪，只有上帝知道了。
　　
　　第四章
　　
　　宋高宗禅位宋太祖在斧声烛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当时天下就传言“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一百余年后的南宋高宗果然绝后，且其近亲后裔大都已被金兵掳去，只得“广选艺祖之后宗子”。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高宗居然在身体还相当强健的五十六岁盛年，主动让位给太祖之后的孝宗，这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绝对是罕见的。
　　靖康之难，金军押解了二帝及宋宫“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等北还，其中就包括赵构康王府的三位有名位的妻妾和五个女儿，其正妻邢氏已有身孕，结果在北迁的路上“以坠马损胎”。惟有妾潘氏也已妊娠，因无名位，住在开封自己家中，独得躲过这一劫，后回到赵构身边。赵构即位一个多月之时，即建炎元年（1127）六月，其子赵旉降生，潘氏也晋立为贤妃。
　　建炎三年（1129），武将苗傅和刘正彦在杭州发动兵变，逼迫高宗逊位，立他的三岁幼子为帝。后韩世忠统兵历时一个月平定了叛乱，处苗、刘以磔刑。然而此事变最严重的后果是：赵构在此次事变中受惊吓而从此阳痿，才二十三岁就丧失了生育能力。不久，三岁太子也受惊吓而离开人世。在潘贤妃妊娠期间，正值金军破开封府前后，她成天提心吊胆，生活艰难，故所生之子先天不足，体弱多病。据说七月间一天，赵旉患病时，恰好有一宫女，不惧踢翻了一只鼎，“仆地有声，太子即惊搐不止”。高宗大怒，“命斩宫人于庑下”，然而仅过片刻，赵旉就停止了呼吸。两件事发生于同年，如此巧合，莫非天意。
　　而这时，年近六十的隆祐皇太后孟氏，突然“尝感异梦”，梦见太祖赵匡胤说：“只有把皇位传给我的子孙，国势才能有一线转机。”太后自二十四岁时被宋哲宗废黜，长期过着痛苦的幽居生活，不过也由此而没有被金兵北掳，也算不幸中的大幸，此时看到宋廷所遭劫难也时有所思，于是“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悟”。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高宗也知道自己恐无希望有子嗣了，不如顺水推舟，便说：“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宋史·孝宗纪》）于是同意“广选艺祖之后宗子”比自己低一辈者。
　　选太祖后裔比赵构低一辈者，就是在其“伯”字辈的宗室子弟中访求。据说太祖后裔香火还特别旺盛，其“伯”字辈约有一千六百余人，当然朝廷只从七岁以下儿童中遴选。最后选出儿童十人，再让高宗逐一审看。据说，一次审看两人，某次一瘦一胖两个孩子出场，让高宗仔细端详，突然有一只猫走过来，胖的为童心驱使，踢了猫一脚，高宗以为，胖孩“如此轻狂，怎能担当社稷重任”。于是把胖孩淘汰，而那位瘦的，就是后来的宋孝宗赵伯琮。最后，高宗选了两个孩子：赵伯琮和赵伯玖，时为绍兴二年（1132）。
　　两个孩子来到妃嫔面前，张婕妤用手一招，赵伯琮便向她的怀里扑去，高宗便命张婕妤养育伯琮，命吴才人养育伯玖。伯琮后赐名赵瑗，伯玖后赐名赵璩。赵瑗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异于常人，颇受赵构钟爱，还亲自教之读书。绍兴五年（1135），封赵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建国公，入资善堂上学，并诏：“建国公禄比皇子”。然而，高宗却不正式立赵瑗为皇太子，原因是对自己能否恢复生育能力，仍抱有一定的希冀，就是说心里还是不太情愿由这个太祖的后裔入继大统。绍兴八年（1138），又封赵璩为节度使、吴国公，使两个孩子处于平列的地位。由此，高宗表明自己尚无立储之意，诸大臣提出不同意见，尤其左相赵鼎竭力反对，据理力争，高宗只得收回成命。然而到第二年，依然封赵璩为保大军节度使、崇国公，“赴资善堂听读，禄赐如建国公例”。
　　此时，右相秦桧进谗言道：“赵鼎欲立皇子，是谓陛下终无子也。宜待亲子，乃立。”此话说到高宗心里。后秦桧独相十八年，是赵瑗成长中最为艰难的岁月，时或与奸相产生嫌隙。直到秦桧病死，总算扫除了立皇储的一大障碍，高宗对自己的生育能力也已不抱希望。这时，赵瑗为普安郡王，赵璩为恩平郡王，两人都已长大成人，且才能不相上下，高宗一时踌躇不决，不知立谁为皇储。
　　最后灵机一动，决定用女色进行试探。他给两人各赐靓丽宫女十名，过一段时间后再将二十名宫女招回，进行身体检查。赵瑗听从老师史浩谨慎对待的劝告，不近女色，所以其宫女依然是处女，后“完璧归赵”。而赵璩则采尽了秀色，十名宫女都已不是处女了。高宗并未将此事公布，但心中已有定数。此事载于周密《齐东野语·高宗立储》之中，令人不解的是：高宗本人就是一个荒淫好色之徒，他怎么会在这方面严格要求子嗣呢？其所用方法，以当时的科技条件能进行比较准确的鉴别吗？周密的记载会不会想立奇而作假呢？或只是采之于无法考据的道听途说？
　　绍兴三十年（1160），高宗下诏：“以瑗为皇子，仍改赐名玮”，进封建王。任命赵璩为判大宗正事，置司于绍兴府，并改称皇侄。至此，拖延了近三十年的立诸问题，终于在宋高宗五十四岁时得到解决，时赵瑗已三十四岁。高宗教导皇子说：“须是读书，便知古今治乱，便不受人瞒。”实是要赵玮学习做帝王的机谋权术。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大臣草拟立皇太子手诏进献，高宗下诏说：“朕以不德，躬履艰难，荷天地祖宗垂祐之休，获安大位三十有六年，忧劳万几，宵旰靡惮。属时多故，未能雍容释负，退养寿康。今边鄙粗宁，可遂初志。而皇子玮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几焉，可立为皇太子。”又赐名眘，宋廷举办了一系列立皇太子的典礼。六月，高宗又出御笔说：“思欲释去重负，以介寿臧，蔽自朕心，亟决大计”。“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退处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一应军国事，并听嗣君处分。朕以澹泊为心，颐神养志，岂不乐哉！”随后在紫宸殿行内禅之礼。皇太子先不肯接受，退到大殿一侧，经赵构再三勉谕，大臣一番苦劝，太子方才答应，接受了皇帝的宝座。
　　可见高宗的逊位完全出于自愿，无一丝一毫勉强的成分。年初，高宗曾带太子“扈跸”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时值天寒，雨雪不止，父子骑马而行，“雨湿朝服，略不少顾”，而随从大臣中，反而多有乘轿者。五十六岁的高宗能骑马而行，说明其身体还相当强健。退位后，高宗至高寿八十一岁才去世，也足以说明当时的身体状况。在身体还相当健康，又处于五十多岁的中年，且国事平稳的情况下，国家最高统治者自动退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少有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宋高宗主动退位呢？
　　有人会说，其父宋徽宗还是在四十四岁时就禅位于钦宗了。那是什么时候？那时金军重兵压境，国家危在旦夕，徽宗这才被迫撂担子。而高宗退位时南宋正当“边事寝宁”，去年金海陵王率军南侵，最后不但采石一战大败而退，且为部将所杀，金国政局动荡，而这时南宋正好可过略为安稳的日子。有人或说，乾隆也在晚年禅位于嘉庆。那时乾隆已多大年纪？八十五岁，这一年纪退位在某种程度上说，已是十分不得已。而宋高宗才五十六岁，且身体强健，确实令人有些不可思议。
　　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中说：“他固然贪恋皇帝的尊荣，却又苦于国事之‘忧勤’，故在逊位诏中还是说了一些实话。他愿意以太上皇的地位继续享受皇帝的尊荣。却又免于国事的‘忧勤’。他认为在‘边事寝宁’的形势下，正是自己‘释去重负’之机。”或者说，赵构做皇帝已做得身倦神疲，想罢脱这国事操劳之苦，而过太上皇的清闲日子，所以就把这副担子扔给了皇太子赵眘。
　　这样的解释似乎颇合情理，也符合赵构自己的说法。但是太上皇并没有如其禅位时宣称的那样，从此不问朝政，在深宫颐养天年，而是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多方掣肘，出面干涉。如新任命的宰执必须到他那儿“入谢”，面听“圣训”，尤其在与金战、和问题及恢复大计方面，太上皇更是寸步不让，说明他对权力还是有些不舍。尤其是做皇帝真是如此“忧勤”辛苦，主动退位就犹如“释去重负”吗？那为什么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绝少有皇帝做出如此举动呢？要知道“皇帝”在中国是个什么概念？那就是别人都是奴才，只有他才是主子，整个“天下”都是属于他的。在一定意义上他可以为所欲为，可以驾驭任何人、任何财物。所以上述退位即可“释去重负”的解释，总让人觉得有点勉强，不怎么到位，然而又找不到更确当的原因。
　　“不孝”宋光宗退位的宋孝宗驾崩，作为儿子的当朝皇帝宋光宗，不仅在其父病重时不事探侍，甚至不肯主持父丧，这一绝对有悖于传统人伦礼制的罕见现象，就发生于南宋中期的皇帝家族之中。其原因人们众说纷纭，让后人猜测不透。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六十三岁的宋孝宗禅位给四十三岁的儿子赵悖，是为宋光宗，又诏立光宗元妃李氏为皇后。孝宗于是为太上皇，养老于重华宫。光宗为表示对父王的尊敬和孝心，下诏“五日一朝重华宫”，后又改为一月四朝。次年宋光宗改元“绍熙”，光宗初政就暴露出一些有违明君之德的嗜好，如对优伶歌舞乐此不疲，还饮宴无度等。开始两年，父子关系还较为正常，然而自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光宗发病以后，光宗与孝宗之间的父子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绍熙三年（1192）前后，我们还可时常看到“帝朝重华宫”，就是光宗去看望其父王宋孝宗的有关记载。问题似乎出在绍熙四年的九月，“重明节，百官上寿。侍从、两省请帝朝重华宫，不听。”此后即不断有大臣上疏，请帝朝重华宫，但都往往没有结果。如十月“秘书省官请朝重华宫，疏三上，不听。”后有二百多名太学生上书，“请朝重华，皆不报”。而后“帝将朝重华宫，复以疾不果”。直到十一月，“帝朝重华宫，都人大悦”。但好景不长，到绍熙五年（1194）的四月，光宗又旧病复发，不再朝重华宫。
　　尤其是五月，太上皇孝宗病危，宰相留正等请光宗去重华宫侍疾，光宗还是不同意，留正等“乃泣而出”。起居舍人彭龟年叩首苦谏，额血渍红了龙墀，也没能感动光宗。此后众大臣不断有人上书恳请或当面叩头请光宗朝重华宫，然都不果。丞相等甚至以罢职为手段力请，但一切努力都见效甚微，最后光宗只同意让皇子嘉王赵扩诣重华宫问疾。孝宗一直不见儿子侍疾，或显凄然不快，这时见孙子来问疾，才颇感安慰。孝宗弥留之际，丞相和众臣及皇子嘉王都泣请光宗去见父王最后一面，光宗还是不听。
　　六月，太上皇宋孝宗驾崩。而他的儿子、当朝天子宋光宗不仅在其父王病重时未去问候探视，此时也居然借口有病，不肯主持父丧，只下诏：“俟疾愈，过宫行礼。”大臣留正、赵汝愚率群臣拉住光宗泣谏，衣裾为裂也无济于事，以致连老皇帝的国丧都无法正常进行。朝臣们都手足无措，人心浮动，政局动荡。最后其祭奠大礼只得由年已八十的太皇太后（宋高宗后）代行主持，这在古代社会中是极为罕见的反常现象。
　　皇帝父子如此不和，使满朝文武为之不安，认为于社稷不利，于人伦有悖，一时朝野议论纷纷。宰相留正在一次上殿时扭伤了脚脖子，迷信自己流年不利，是不祥之兆，又面对如此棘手的政局，心里发慌，便称病辞职，很快逃回老家。知枢密院事赵汝愚根据众大臣要求立太子的奏章，及光宗自己也有“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的御批，便主张光宗马上退闲，禅位给太子。在有关官员的建议下，赵汝愚遂请外戚官员韩侘胄助一臂之力。韩为太皇太后吴氏妹妹之子，便通过太监向太后转达了诸大臣的建议。经过劝说，太皇太后终于同意禅位之事。经过周密布置，在太后的主持下，光宗缺席的情况中，勉强禅位给太子赵扩，是为宋宁宗，而光宗被尊为太上皇。
　　那么，光宗为什么不肯探视重病的父亲，甚至不肯主持父丧，做出这等违背传统礼制的事来呢？为什么大伙又急匆匆要光宗退位，而立其皇子嘉王赵扩呢？要知道，光宗此时才四十八岁，正是能做一番事业的壮年，且其在位也仅仅六年。据有关史籍记载，原因也颇为纷杂，大致有如下几种：一、光宗患有精神病。据《宋史·光宗本纪》诸书载，光宗的李皇后生性妒忌残忍，而光宗的嫔妃却越来越多。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因黄贵妃有宠，李后无法容忍，便乘光宗离宫祭天的机会将黄妃杀害，再派人到祭天斋宫报告黄妃暴病以卒的消息。当时，光宗正在圜丘举行合祭天地的礼仪，一听此噩耗，光宗只是哭泣。事也凑巧，次日清晨祭天时发生火灾，差点把光宗烧伤。又突然风雨大作，礼坛黄烛尽灭，不能成祭天之礼而罢。诸多变故交织在一起，光宗内心深受打击，以为获罪于天，震惧而感疾，“噤不知人，张口呓言”（《朝野遣记》），从此神经失常，后宫暗称之为“风（疯）皇”。主要表现是“帝自是不视朝”，一个月后才“始对辅臣于内殿”。第二年，还常常“帝有疾，不视朝”，三月份时，“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听政”。不过已经常目光呆滞，精神恍惚，时好时坏。其理智清醒时，还想做个明君，然而犯混的时候并不会少。主要是史籍对此事语焉不详，大臣也往往讳莫如深，所以光宗真正的病情，后人不得而知。
　　二、光宗惧内受制于李后。《宋史·光宗本纪》载，绍熙四年九月，光宗首次不朝重华宫过后的几天，在众臣的劝说下，“帝将朝重华宫，皇后止帝，中书舍人陈傅良引裾力谏，不听。”《齐东野语》也载，光宗将朝父王，百官班立以候，当光宗刚走出御屏，李后拉住皇帝的胳膊说：“天冷，官家再喝一杯酒。”百官侍卫都大惊失色。陈傅良马上趋前拉住龙袍大襟，请帝毋再入宫，并随上至御屏后。李后叱责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难道不要脑袋了吗！”傅良只得出来，遂大恸于殿下，李后派人责问：“此行为算是何礼？”傅良回答：“子谏父不听，则号泣随之。”李后更怒，遂传旨回宫。李后居然能够阻止光宗，不让他去看望父母，亦可见这位皇后的蛮横专权，那么李皇后为什么如此嫉恨公公呢？
　　《齐东野语》诸书载，李氏出身将门，天姿悍妒，飞扬跋扈，为太子妃时就容不得太子身边的宫女，一再到孝宗面前告状，孝宗让她学点后妃之德，并警告她：“如再争吵，宁可废掉你。”做皇后时更专擅朝政，骄奢淫逸，任人惟亲，政事腐败。且不敬婆婆谢太后，太后教训之，李后反而说：“我与皇帝是结发夫妻”。言外之意是说太后与孝宗不是结发夫妻，而是嫔妃册立的，太后告之孝宗，孝宗听了也大怒，屡加训斥，声称若不思悔改，有失皇后风范，定将废之。《朝野遣记》载，宋孝宗听说儿子得病，便亲临大内抚视，见光宗已神志不清，嘴中喃喃自语，不由十分担忧，且怒斥李皇后道：“皇上为社稷之重，你不好好照顾，使他发病如此。万一不能恢复，当族灭你李氏。”可见，李后与公公的矛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暗中与公公已势不两立。好几次，光宗准备去见父母，都被李后阻拦。可知光宗软弱多病，不能自主决事，往往听从李后之意。
　　三、光宗与孝宗父子有隙。《西湖志余》载，光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年已过四十，很想父王早些内禅皇位，又难于当面说出口。便数次给太后提暗示，太后有些搞不懂，旁边有人就帮太子说：“是想娘娘帮太子去与皇帝说说。”太后这才听懂。一天，孝宗来东宫，太后从容说：“官家是否可传位与太子，自己也好早点休息取乐了。”孝宗却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太子年纪尚小，又没有经历，所以还不能传位给他。”太后也不能勉强，就对光宗把事情说了。光宗很不高兴，说：“我的头发都已白了，还拿我当小孩子。而当年爷爷早就传位给他了。”又过了几年，光宗才终于坐上皇帝宝座。
　　一天，光宗找太上皇要求立皇子嘉王赵扩为太子，不料孝宗对他说：“当初按例应立你二哥，因你英武像我，才越位立你。如今你二哥的儿子还在。”事情是这样的：光宗的大哥早夭，而孝宗这时立三儿子光宗，使二儿子郁郁病死，孝宗对二儿子怀有嫌疚心理，同时孝宗觉得嘉王“不慧”，而二儿子之子早慧，所以有意想改立。光宗在情理上不能反驳父亲，内心却是老大的怨怼，父子关系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痕。李后更是大为不满，不断在光宗面前进谗言，所以光宗对父王一直心有芥蒂。
　　四、有宦官从中挑拨其父子关系。《四朝闻见录》载，光宗即位，对近习宦官没有好感，一天甚至大发脾气，要取其中狡猾者的首级。太监们哭诉到孝宗那里，孝宗下旨：“吾儿息怒。”光宗虽奉父旨，但心里更不快，意欲他日尽诛此辈。由是，宦官们面面相惧，商量如何离间三宫。不久，光宗发病，孝宗担忧，派人到处找秘方良药，得草泽大药丸一颗，据称可药到病除。孝宗想宣旨赐药，又怕李后可能会从中作梗，不许光宗服一间草药，便想等儿子来重华宫看望时，再当面让儿子服药。某宦官得知此事，便想阻止光宗吃药，便与李后说：“太上皇只等皇帝过去，便会赐一种草药。”李后派人去打听，重华宫果然准备了大药丸。便拉着儿子嘉王找光宗哭诉，挑唆说：“太上皇打算废掉你，给你准备了一丸药，好让你侄子早点即位。”使光宗相信其父准备了有毒的药丸，要他当场服下，所以再也不肯朝重华宫了。由是，光宗始终也没吃得此良药，病也没好，主要是为这些宦官和李后所误。
　　各种不同原因的说法，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让人们无所适从。不过，其中光宗有病和李后跋扈或是主要原因，但光宗到底病到如何状态，李后又专权到什么程度，人们依然知之不详。宋朝的名臣包公为长嫂扼养宋代清官包拯由长嫂抚养长大的故事，在一些戏曲和民间不断流传。这不是历史事实，因为包拯是独子，然而包拯的次子确实由长嫂抚养长大，故事还相当感人。那么，包公的家庭情况到底有何秘密？其故事又是如何进行父子间演绎转换的呢？
　　包拯字希仁，是宋代杰出的政治家，祖籍庐州合肥（今属安徽）。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二十九岁时考中进士甲科，出知建昌、天水县，历任监察御史、工部员外郎、知谏院、河北转运使，在知开封府任上最为出名，迁御史中丞，拜三司使，官至枢密副使。一生秉性刚毅，处事严明，坚持惩恶扶善，深得百姓好评。
　　吉剧《包公陪情》和京剧《赤桑镇》等戏剧的内容，都描写说包公自小双亲早逝，由长嫂抚养长大，所以对嫂子的感情十分深厚，待嫂若母，或称嫂娘。又描述他的侄子包勉，进士及第，却为官奸猾，且贪赃凌弱，罪恶累累。包公秉公执法，大义灭亲，铡了嫂娘的亲骨肉。事后，包公回家向嫂娘赔罪，嫂娘痛失亲子，责怪包拯不顾亲情，忘了当年的养育之恩，激愤中举剑欲砍包拯。包拯晓以大义，讲述了被害百姓的苦难，其一片忠心终于打动了嫂娘。嫂弟间捐弃私愤，和睦如初。
　　几百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包公由长嫂抚养长大而待嫂如母的故事。然而，查遍有关史籍和论着，却找不到相关的记载。相反，有关传记资料表明，包拯其实是独子。其父包令仪，字肃之，曾进士及第，授朝散大夫，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外放过地方官。后退居乡里，不再出仕，这位忠厚长者一生只有包拯一个儿子。包拯没有兄长，更何谈嫂子。《宋史·包拯传》载，包拯“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就因为是独子，所以解官归养双老。“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可见其与父母感情笃厚，而没有什么嫂娘。那么包公由长嫂养大的故事难道完全是空穴来风？
　　经过有关史料的考察，包公的长媳崔氏实有前述故事中那位长嫂的风范。《宋史·包拯传》载：“初，有子名德，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尝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抚其母，使谨视之。繶死后，取媵子归，名曰绶。”再查有关资料显示，包拯四十六岁时，长子包德二十余岁就病故，长媳崔氏守寡。包拯六十岁时，把一位已经怀孕的媵妾孙氏遣送回家，崔氏对她暗中妥善照顾，不久生一男孩，崔氏把他接回家中，即包拯的次子包绶。合肥包拯墓碑铭刻有：“子繶，太常寺太祝，先公卒。绶，五岁儿也。”可见，包拯在嘉祐七年（1062）病逝时六十四岁，而次子包绶才五岁。
　　包拯墓附葬区内其长子包繶与长媳崔氏的合葬墓碑铭，有这样一段记载：“（包拯）晚得幼子绶，其母出，节妇慈养之为己子”，“当姑夫人捐馆舍时，绶犹孩童，节妇迎师教导之，以至成人，为择取良妇。绶事节妇如母，复立族子永年，为祝史嗣”。在次子包绶与次媳文氏的合葬墓碑铭中也记载说：“公有寡嫂崔氏，素以节义闻，公以母礼事之。”这些记载都告诉我们，包拯的长媳崔氏把包公媵妾所生之子即年幼的包绶领回家中，精心抚育，请师教导，为择良妇，犹如自己儿子。包绶与寡嫂的感情也很深厚，就像母子一样。
　　再查《庐州府志》等资料，“节妇”崔氏的事迹的确颇为感人。崔氏嫁到包府第二年，其丈夫就得暴病去世了。才二十一岁的崔氏生下一遗腹子，名文辅。包拯见媳妇如此年轻，意思让她改嫁，并使左右去劝劝媳妇。崔氏哭着对包拯说：“公公为天下名臣，媳妇能在家干些粗活，服侍公婆，已很满足了。我生为包妇，死为包鬼，誓不改嫁。”不幸，其子文辅养到五岁时夭亡，从此崔氏就一心侍奉公婆。后来探得公公媵妾有子，便暗中妥善照顾，后抱回精心抚养。包拯病逝时，次子包绶才五岁，婆婆也已年老多病，寡居多年的崔氏就完全担负起对弟弟包绶的养育之责任。
　　崔氏的母亲吕氏闻听包拯去世，就从家乡湖北赶来包家，欲劝女儿改嫁。崔氏说：“倘若要改嫁，也不会等到今天了。”吕氏说：“丧夫守子，子死你守谁呢？如今公公也去世了，应该改嫁了。”崔氏答道：“过去没有改嫁，并不单单是为了儿子。如今公公去世了，婆婆年老体弱，又有小叔年幼如儿，其门户待我而立，难道忍心离去吗！”吕氏听了很不高兴，甚至以死相威胁。崔氏哭着说：“母亲远地而来，义不当使母独自回归，儿可陪同回荆州。倘再以不义相迫，必自绝而以尸还包氏。”母女俩回家乡后，吕氏见女儿决心已定，只能将女儿再送还包家，崔氏以守节终。此事后来还惊动了朝廷，追封崔氏为永嘉郡君，由苏轼亲撰旌表，褒奖其门闾。
　　这一感人的故事中，埋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谜：就是包拯六十岁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其怀孕的媵妾孙氏遣送回家？当时包拯的长子已过世十余年，年将老而膝下无子，是非常寂寞和苦恼的事，所以此时应是包家盼子心切之际，而其媵妾这时能怀孕应非常值得庆幸，包家应该非常高兴才对。而这时包拯却将其遣送回家，实际上是不承认这个儿子。同时，孙氏生子后，据说包拯仍十分歧视，且在与皇帝的交谈中还声称：“臣年六十，且无子”（《宋史·包拯传》原为“臣年七十”），也是不认这个儿子的铁证。此外，崔氏是偷偷打听到孙氏生子，且暗中加以照顾，估计是包拯去世后，才力排众议把这个弟弟接到家中抚育。这样，人们或有权利怀疑包绶是否是包拯的亲子？否则就很难理解以公正严明著称的包拯的这一行为。
　　剩下的另一个谜是：包拯长媳崔氏与小叔包绶的故事，怎么会演变成包拯由长嫂抚养长大的故事？就是说这一子冠父戴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有学者认为，可能与包氏家族墓碑的记载有关。包拯的墓碑其称呼是：“宋枢密副使包孝肃公拯之墓”；长子包德与崔氏合葬墓碑的称呼是：“宋奉义郎潭州通判包公繶德节妇永嘉郡君崔氏之墓”；次子包绶与文氏合葬墓碑的称呼是：“宋朝奉义郎潭州通判包公繶蓬莱县君文氏之墓”。“公”是古代对男子的一种尊称，“包公”则是人们对宋代清官包拯的专称，然而上述包氏父子墓碑上都称“包公”，人们一般只知道清官包拯，所以后人有可能将这几位“包公”的事纠缠在一起，都加在清官包拯的头上，以讹传讹，由此产生出包拯由长嫂抚养长大的故事。这样的解释，也只能是一种猜测。
　　包公的墓地包公墓葬，史籍记载有两处：安徽合肥和河南巩县。二说均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和地方上的实际墓冢。如今合肥的包拯墓葬经过考古发掘，已得到专家的确认，那么巩县宋陵中的那个墓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南宋淮南西路安抚司干办公事林至撰写的《庆元重修孝肃包公墓记》，包公墓在安徽合肥市，“合肥，公之乡里也，中更兵火，子孙流离，故宅废为民居，独庙祀存焉。今去城十五里，所谓东原村者，公之墓也”。包公葬后的百余年间，经历了战火和荒顿的岁月，到庆元年间，地方官曾加以重修。另外，《大明一统志》、《合肥县志》和《包氏家谱》等文献，也都清楚记载，包公墓在安徽合肥。
　　然而据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修的《巩县志》明确记载，包拯墓位于县西宋陵之中。清代顺治以后各朝的《河南府志》皆承旧说。到实地考察，包公墓坐落在河南巩县宋真宗永定陵和宋仁宗永昭陵之间，离真宗刘、杨二后陵只半公里，是一座高约五米的墓冢，封土扁圆，直径有十余米，墓前尚有望柱一坐，石虎两个，石羊一个，均为北宋风格。规模上看，确是座北宋高级官员的墓葬。如今墓前还立有清代石碑一通，高二米，正中楷书“宋丞相包孝肃墓”。冢大碑高，气象威严。
　　1973年，因合肥钢厂扩建的需要，对合肥市东郊大兴乡双圩村的包拯及其家族墓地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发掘。历时四个月，发掘出包拯的一号墓，实为迁葬墓，墓中有一具基本完整的男性骨架，据鉴定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与包公情况大致相符。出土的墓志石铭有三千多字，由当时的枢密副使吴奎撰写，确凿记述了包拯的生平，说他策论国事能高瞻远瞩，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加强市场管理，增益国库收入。以大义为重，不惧贪官豪强，敢于查办权贵。重视调查研究，执法如山，自身廉洁清白，不谋私利，颇得民众的尊敬和赞扬。称他“其声烈表暴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可知包拯生前已被人们尊称“包公”。
　　包公墓还有包拯长子包德与崔氏的夫妇合葬二号墓；长孙包永年的三号墓，他是崔氏的继子；包拯次子包绶夫妇合葬的四号墓。及南宋以来一直被人当作包公墓膜拜的五号墓，实为包拯妻室董氏之墓。南宋庆元五年（1199）重修时，把包拯之妻董氏的五号墓当作包公墓，供人长期祭奠，因此民间流传着“包拯墓是假的”之说法。最后，根据当地老人追忆的祖辈传言，在墓地的最北端，意外地发掘出包公原葬的六号墓，还存有石板和东西残墓壁，其中的陪葬木俑“十二时神”，是确定包拯墓的重要物证。墓地已在南宋初年被金兵所破坏，棺骨迁至一号墓重葬，原墓废为耕地。
　　此外还有一个疑冢，就是在墓地中轴线的西南部，有较大的封土堆，高约四米，底径十米，布局均称，整个外形要大于包拯夫妇的迁葬墓。从这个封土堆的地表往下深挖，都是一色的生土，没有坑位，可知是个典型的“疑冢”。令人感兴趣的是：包公墓为什么要设此“疑冢”？它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总之，在一块墓地上，出现包拯的原葬墓、迁葬墓、以假乱真的五号墓及张冠李戴之疑冢，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在相关墓址的考古发掘上也是罕见的，为什么包公墓要建得如此神秘呢？也不免有一些混乱。当然，包氏族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为研究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也为史学界补充和修正有关史实，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如今合肥墓地从各方面考察，都已能够确认是包拯之墓。其大型石室墓的规格，似乎超出了《宋史·礼志》的有关规定，也足见墓主生前受到朝廷的特别恩宠。其出土的洋洋千言的墓志，也同样毫无疑问地诉说着此地包公墓的由来。尤其是包拯遗骨三十五块，专家鉴定已予以确认，并移葬于合肥新建的包公陵墓。至此，似乎千年的包公墓址之谜已经解开，包公墓应在安徽合肥市的东郊。
　　但是，巩县的包公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修于何时？为什么要建这个墓？它与合肥的包公墓是否有什么关系？尤其是里面到底埋葬着什么？这一连串的疑问，还是难以回答。据说此墓已经被盗过，盗墓贼说墓中没有砖石、棺骨，也没有盗到什么东西，这可信吗？从最早明嘉靖三十四年修的《巩县志》记载来看，至少明代中叶巩县宋陵就已存在这个包公墓，到如今也至少经历了四五百年，但元、明两代的有关史籍对此均无说明。由于合肥包公墓园考古发掘中仍出现一些较为混乱的情况，所以至今还有学者坚持包公真正的墓地是陪葬宋皇陵的巩县包公墓。
　　如果说此墓确为宋代陪葬大臣所建，也有一些问题弄不清楚。巩县的包公墓离宋仁宗的永昭陵远，而离宋真宗的永定陵近，有的史书说是“陪葬真宗陵”。但是，包公的全部政治活动却都在宋仁宗时代，为什么要他陪葬宋真宗呢？这基本违反了中国帝陵中大臣陪葬的一般规则。于是有学者推测，包公墓中埋葬的，可能是另一位陪葬真宗的大臣，由于年月长久，原大臣的名字被遗忘了，就附会于包拯。也有学者指出，包拯死于开封，到最后定葬，中间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漫长时间，猜想可能当时要求陪葬帝陵而安放于巩县一段日子，最终仍迁葬合肥，但在巩县留下一个衣冠冢。人们出于对包拯的敬意，不忍心废弃，并进一步修缮，使之符合包公的身份，从而使包公出现两个墓，并让人真假难辨。
　　巩县包公墓的真相究竟如何？只有等待考古的实地发掘，才能给我们一个确实的答案。
　　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连列宁也盛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然而其变法的社会作用到底如何？是对人民有利的进步事业，还是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倒退？其从变法当时直到今天，非但没有定论，且有关学者的评价，往往大相径庭，或全面肯定，或基本否定。问题是这些迥然不同的观点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到足够的证据，洋洋洒洒地写成论着，让人看后无所适从，真可谓中国古代社会重大事件中一直无法猜透的谜。
　　宋神宗刚即位，就有大臣向他奏报：仁宗朝宋夏战争以来，徵调财力，动用国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其实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不断扩大的军队，还有就是每年必须向辽、夏支付的岁币。庆历之后，每年的财政赤字在三百万贯左右，到治平年间，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万贯。王安石当年在度支判官任上，就向仁宗上过要进行变法的万言书，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王安石在做地方官的日子里，其名声得到不断提升，天下舆论大有“安石不起，奈百姓何”的企盼。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相），希望他能重新调整国家有关的统治政策，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辅佐自己完成富国强兵的伟业。很快，朝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王安石领导，筹划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法规和政策，揭开了这场变法的大幕。然而随着变法的扩大和深入，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日趋激烈，新旧党派的斗争也日趋白热化。有关新法的社会作用到底如何，各种意见众说纷纭。以下就一些重要新法的内容和人们的不同评估，略作介绍。
　　一是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颁行。目的在调整各地物资的供求关系，避免不必要的发运以节省国家开支，减少“支移”、“折变”诸税种以减轻农民负担，稳定物货价格和打击不法商贩。具体办法是：朝廷拨出一定数量的钱粮作为发运司周转经费，发运司则根据各地物资的实际情况，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机动购办相关物资。
　　肯定派认为，此法改变了各地物资供求关系紊乱的局面，节省了发运司的大量运费，减少了运输中物资的损耗，并相对减轻了农民“折变”税种的负担，平稳物价的同时也限制了大商人的投机操作。此后，楚、泗等州仓库经常储积的粮米不下数千万石，每年运到京城的粮食亦有六百多万石，使京城物资供应得到满足。
　　否定派认为，这一新法对官府发运司的工作可能会有所改善，但对人民“支移”、“折变”诸税种负担是否有所减轻，则很难说清楚，有时甚至还会加重。如在颁布该法一年后，朝廷按照王安石等人的建议，要求将东南三分之一的漕运米，约二百万石米变易为二百万缗钱，并下令发运司在诸路米贵处折变为钱，这自然加重了有关地区民户的“折变”负担，并造成当地“钱荒”，使得米价一路飙升，如江南西路去年米价每斗约四十五文，今年却增至九十文以上，人民的负担显然增加一倍以上。它到底给国家节省了多少乱运物资的开支？为农民减轻了多少负担？恐怕效果甚微，所以均输法在实行两年后就无声无息地匿迹了。
　　二是青苗法，也称常平法，熙宁二年九月颁行。目的在缓和佃农或自耕农在青黄不接和天灾人祸之时遭受高利贷盘剥后的贫困化趋势，抑制豪民的高利贷经营。具体办法是：由官府将地方常平仓中的钱粮贷给贫困农户，秋收后连本带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息随同二税一起缴还。因为官府仓库中也有各种损耗，所以需收取二分至三分的利息。由于是一年二次贷款，所以实际收取的利息率达四分至六分。同时规定“不愿请者，不得抑配”。然而事实上，各地在执行此法时，大都按户等高低强行抑配借贷数额。
　　肯定派认为，此法压制了豪民高利贷的盘剥，尤其是在灾年，减少了农民贫困破产而被豪强兼并的情况，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青苗钱的抑配，主要是针对乡村上户，其使豪强兼并之家也付出一定的利息，而对乡村下户为害甚小。年息为百分之四十的青苗钱，比之百分之一百到三百的民间高利贷，是相对较低的，一般农民愿意借贷，所以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青苗法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官府也由此获得一定的利息收入。
　　否定派认为，问题在官府把持的青苗借贷其目的主要在多收息钱，所以在实际操作时会产生种种的弊端。如有的地方名为二分之息，实收八分之息。有的地方“吏缘为奸至倍息”，如陕西诸地贷陈米一石，秋后须还一石八斗七升。各地因人因时而各不相同，但大大高于二三分，即年利高于四分至六分息的情况，应该是相当普遍的。由此，官府发放的青苗钱又比豪民的高利贷好多少呢？这样，许多贫民下户借贷青苗钱，也无异于饮鸩止渴，更何况很多地区是采取按户等派给的方式在发放，就是说官府事实上在利用高利贷对民间进行搜括。此法后演变为一种赋税，叫青苗钱，持续征收到北宋末年。其中到底在多少程度上抑制了豪民的高利贷盘剥？很难有一个较为准确的估计，但官府从中获得大利，是无须赘论的。单以熙宁六年（1073）为例，青苗利息就达二百九十二万贯，为数可观。青苗法颁行令上所谓：“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的说法，绝对是一种欺骗。
　　三是农田水利法，也称农田利害条约，熙宁二年十一月颁行。目的在兴修水利，开垦农田，提高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具体办法是：各地对需要修建的水利工程，各阶层的人都能向官府提出实施办法和建议。经官府调查商议，确实可行者，绘制成图，呈报上级官府批准。小者州县自行解决，私人也能出钱兴建，大者奏报朝廷，官府集资施工。凡提出合理建议或出钱募工兴建者，官府都给予奖励。
　　肯定派认为，此法令积极推动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包括湖陂塘库的兴建，河道的疏浚（如汴水、漳河、蔡水等颇有成效），水田和淤田面积的扩大，荒地的开垦等，几年中共兴修“水利田”一万多处，灌溉农田数千万亩，许多地区都由此在凶年减轻了灾情。如漳河的疏浚，使周围诸县二三十年来的水灾得以免除，数千顷土地获得丰收。这一事实体现出人民的创造性智慧及其辛勤劳动的成果，且丰裕了民财，无疑值得肯定。
　　否定派认为，这一新法的实行，单从数字统计上看，似乎成果累累。但其中有相当的虚假成分，有些工程实际在仁宗、英宗时期就已完成；有些工程实为劳民伤财之举；有些工程显然就是地方官在虚报业绩。熙宁七年，就有臣僚上奏，认为其“颇有不实，互相隐蔽”，主张进行察验，对其不实之人“重置于法，以戒欺罔”，但朝廷在这方面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其中多少确实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工程，多少是劳民伤财的虚假工程？也只能是一个无法说清的谜。如疏浚黄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而没有什么成效，不久就河道大决，水分二派，灾情严重。许多荒地水田的开辟，还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如在一些地方围湖造田，“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使有关湖泊几乎消失，给后代埋下生态隐患。
　　四是免役法，也称募役法或雇役法，自熙宁二年开始讨论试行，到熙宁四年十月才正式颁行。目的是免除乡村主户轮流负担的差役，如主管官物供给和运输的衙前，课督赋税的里正、户长、乡书手，还有耆长、弓手、壮丁、承符等州县职役，其职责如有缺失，要承担赔偿责任，重役户往往倾家荡产，最为扰民。具体办法是：乡村主户按户等缴纳免役钱，原不需服役的官户、坊郭户、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寺观户等也按户等半数出助役钱。为防灾年役钱征收困难，另加征二成，称免役宽剩钱。然后募人充役，给以雇值。
　　肯定派认为，此法用交货币的办法代替了大部分差役，从而使劳役制进一步缩小范围，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一般按户等高低和产业多少缴纳役钱的做法，也使拥有大量田产的豪强大户必须多负担一些，是抑制豪强兼并的一个重要手段。农村下户不出役钱，这在开封府界内诸县执行较好，其他州县执行不利，但认为所有下户都出役钱，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总的来说，它对一般中等农户是很有利的，国家也获得一定利益，除有关事务通过雇役完成外，其役钱的剩余部分也成为国库中一笔重大收入。
　　否定派认为，按理说差役主要是乡村上户的事，现改为收钱雇役，是不应向乡村下户（四、五等户）征收免役钱的。王安石发布的第一道免役令也是明确规定四、五等户不纳钱。可是在向全国推行时，第二道免役令中就已确定乡村下户须纳役钱。此后又根据家中的产业或税收多少摊派免役钱，下户不得免除而被普遍增加了役钱的负担。甚至在有些地区，第一、二等户依仗权势，输免役钱少于第四、五等户。同时。免役钱的征收与支出，剩余率几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就是说官府每年在其中可得三百余万贯的净收入。此外，所谓“免役宽剩钱”的征收也为数不小，如熙宁年间，成都府路达六七百万贯之巨。尤其是实行保甲法后，既征免役钱，又令保丁服有关差役，双倍盘剥，无耻之极（详保甲法）。以后，免役钱成为常赋，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年，且数额不少，成为两税之外的乡村重要赋税之一。
　　五是保甲法，熙宁三年十月颁行。目的是兵民合一，既省养兵之费，又能防范乱民暴动。具体办法是：相邻十家为一小保，设保长；十小保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各一人。每户两丁抽一，称为保丁，组织起来训练武艺，巡查值夜“除盗”，维护地方治安。后隶兵部，听从枢密院指挥，集中训练，成为民兵组织。同时，保内有人犯法，知情不报，伍保连坐，严加治罪。
　　肯定派认为，此法实行后，对地方治安起到很好的作用，“盗贼”比过去十减七八；国家军力也有所增强，全部保甲民兵总数达六百九十余万人，主要是沿边地区组成义勇军，以“团教法”进行训练，也有数十万之众，成为禁军的重要辅助力量，有的还代替巡检司兵士巡逻。它有利于对禁军的整顿和减裁，节省国家军费开支，也增加了国防力量，所以此法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否定派认为，实行保甲法后，官府干脆取消耆长、户长、壮丁等差役，用保甲法中之保丁变相服役。此种做法，就连宋神宗都感到说不过去，曾谓：“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百姓。”然而王安石却强辩道：保丁“催税不过二十余家，于人无所苦。”事实上，保丁多由乡村下户充当，从上户那里往往催不到税，以至破产填赔，卖鬻子女。后来哲宗恢复免役法时，不得不改由上户充当的保长催税。由是，乡村主户既出免役钱，又服差役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年。另外，所谓“兵农合一”，这部分恢复征兵的做法，更使老百姓加重了负担。甚至有些地区，保甲为盗，百十成群，反而使地方不安。尤其是伍保连坐，实用严酷手段加强对民众的控制，是非常反动的。
　　六是市易法，熙宁五年三月颁行。目的是抑制富商对市场的垄断和对物价的操纵，改由官府垄断市场，平衡物价。经商取利，国库增收。具体办法是：在京城设立都市易司，各州、县大都设立市易务，形成全国市易官商经营体系，朝廷拨给本钱，平价收购商品，在垄断货源的条件下经商取利，包括贸迁物货、长途贩易、抵当业、地区茶、盐的专卖、边境蕃汉贸易，也向商人发放贷款或赊贷货物，收取年息二分的利息。
　　肯定派认为，市易法抑制兼并，打击了大商人垄断资本，平物价，通有无，有利于中小商人的经营，使得市场进一步繁荣。市易务的经营也获得大量赢利，增加了国库的收入。所以其立法宗旨是进步的，此法的实施过程虽有弊病，也有一定成效。
　　否定派认为，市易务利用权势垄断市场，套购倒卖，左右物价，苛征息钱、税钱，违法抑配，敲诈勒索，使用五花八门的超经济强制手段，严重阻碍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市易务不但自己经营混乱，贪污腐败，毫无成果，同时还妨碍了国家其他方面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如使得商税大亏、房廊日空、市舶司亏损等。尤其是市易务公开“夺商之利，一切归于公上而专之”，就连中小商人向市易务赊贷钱货也无异于饮鸩止渴，使大批商人都因负债而破产，“兼并之家以至自来开店停客之人，并牙人又皆失职”，沉重打击民间工商业，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王朝的衰败。
　　七是免行法，熙宁六年八月颁行。宋代宫廷、官府所需物资，大都通过科配制度向有关行业强行摊派，只象征性地支付部分钱款，甚或白拿，行户们苦于应付，其称为“当行”。这年，开封肉行派代表向官府提议缴纳一定数额的免行钱，便不再向官府供应肉，即免除相关的当行摊派。其他行业也纷纷效仿，提出纳钱免役的办法。市易务同意了这一做法，制定了所谓的“免行条贯”，规定各行业可根据其收入，大体上将行户分为三等，每月缴纳免行钱后免除行户对官府的供应。
　　肯定派认为，原来每年行人为供官不给，常遭到官府的迫害。以免行钱代替当行，将商行从为官府“当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显然在商业经营中缩小了国家劳役制的范围，这变革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否定派认为，表面上看，好像行户通过交纳免行钱就摆脱了官府的科索之苦，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把官府的非法勒索给合法化了，因为官府的科索摊派本来就是一种非法掠夺。此法实行后，官府又贪得无厌，普收广征，且层层加码，就连贫寒小户也不放过，致使王安石都认为：“当立法限定钱数，不许更增。”可见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后来糠米行等又提出：“乞不纳钱，依旧祗应”。就是说交了免行钱，也并不比科索好多少，那还不如不交了。而官府更是变本加厉地掠夺，造成“米行有当旬头曹斌者，经须索糯米五百石不能供至自雉经死”的惨剧。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往往是收了免行钱，而官府科索依旧，免行钱遂成为一种杂税。甚至金兵入侵中原都以“不签汝为军，不取汝免行钱”为口号，足见免行钱已为害到何种程度。可以说，在工商业者没有取得任何人身基本权利的条件下，此类向统治者交钱免役的乞求，常常并不能得到多少实际效果。
　　八是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颁行。目的是通过丈量耕地，清查出隐瞒的田亩与偷漏的税收。以全国耕地数而言，真宗时达五百二十余万顷，到仁宗后期竟只有二百二十余万顷，就是说各地至少隐瞒田亩达三百余万顷，其所偷漏的税收数目就相当可观。具体办法是：在每年农闲时丈量所有耕地，各县以千步见方为一丈量单位，登记造册，丈量完毕后，揭以示民，按土质定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
　　肯定派认为，此法推行于开封、京东、河北、陕西、河东五路，共清丈出二百四十八万余顷的耕地，约占全国征税田亩的百分之五十四，元丰五年全国耕地数为四百六十余万顷。有力打击了隐田漏税的豪强地主，也使“贫弱地薄而税重”的不合理现象得到一定的纠正，使负担有所均平。并准许民户使用山林陂塘而不加税，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国家田税的正常征收。
　　否定派认为，此法只限于宋朝北部一些地区，并没有在全国铺开，在这部分地区就能清丈出二百四十八万余顷耕地，是难以令人凭信的。依靠封建官僚机构是不可能医治地主与农民赋税不均之痼疾的，在丈量过程中不法官吏和豪强地主往往徇私舞弊。如“每方差大甲头二人，以本土上户充”，清查地主的瞒田隐税，却令地主自己负责，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法令规定官员不得乘机增税，它恰好说明增税的势不可免。一些记载表明。不少地区将原所免税项目重新加入旧籍，以增税额。甚至一些地区乘机增加两税的情况也层出不穷，结果反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化。总之，量地均税的初衷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九是保马法，熙宁五年五月颁行。目的是通过民间养马，改变朝廷牧马监养马少，占地多，花费大的局面；以给军队输送更多的战马。因为与契丹、西夏作战的主要是骑兵，而战马是关键所在。具体办法是：在开封府界和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其义勇保甲凡自愿养马者，每户一匹（有物力养马二匹者听），由官府配给或给钱自买。开封府界保马户免去原纳束草，并补贴钱数，其他五路保马户免去每年折变和沿纳等杂税。三等户以上养马户十户为一保，马死独自赔偿；四五等户养马户十户为一社，马死同社诸户共同按马价之半赔偿。
　　肯定派认为，此法节省了官府的开支，“募民牧养，（岁）可省杂费八万多缗”。同时也降低了战马的死亡率，又可训练保甲骑战武艺，一举数得。主要是这一养马办法，可给军队提供更多的战马，适应了当时迫切的军事需要，是值得肯定的。
　　否定派认为，此法的基本精神是：罢废牧马监，赋牧地与民而敛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而责养殖。将牧地出租，收取高额地租，受害的是一般乡村下户和客户。将官马分配给民户饲养，按当时官府的估算，“官养一马，岁为钱二十七千，民间养马才免折变缘纳钱十四千四百”，只及官养马费用的一半，自然大大加重民户的负担，所以往往强行抑配。马死，民户要赔；生马驹，却须上缴。保甲有马，平时也可习骑战，袭逐盗贼。官府可谓一举数得，而民户则被加重了剥削。
　　十是学校科举改革。熙宁四年二月，颁行科举新法，考试取消诗赋等内容，改为考儒家经义和时务策论。十月颁行三舍法，由州县考选入学的太学生分为三等，初入学者为外舍生，经考试合格者为内舍生，限二百人，再经考试，选一百人为上舍生，上舍生考试分三等，上等者可以不经科举直接授官。太学增设直讲十员，每两人主讲一经。又令诸州置学，赐予学田，考核学官，掀起办学热潮，史称“熙宁兴学”。熙宁八年二月，颁行《三经新义》，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取士的惟一标准。
　　肯定派认为，旧有的科举取士办法使人闭门学作诗赋，而不讲求治理国家之大计，已不能满足统治者的要求。这一改革纠正过去科举和教育中的弊端，选拔一些通经术、明时务的人才为其统治服务，其中大力吸收变法的支持者，有利于变法的开展。整顿学校教育亦是整顿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也促进了当时的教育办学的发展，太学之外，还创建了武学、律学和医学，以适应国家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
　　否定派认为，从封建王朝取士的角度看，科举考试用儒家经义自然胜于用诗赋。但如果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改变并不能说是进步。苏轼当时就指出，自唐朝以来，以诗赋考试而取得人才很多，没有废除的必要，“专取策论而罢诗赋”和“罢经生朴学、不用墨帖而考大义”的做法，较过去的害处更大。自宋以降，经学取士，遂成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统治，厉行君主专制的重要法宝，而王安石正是始作俑者。此后，统治者承袭其衣钵，用功名利禄为诱饵，将千百万士人的聪明才智，禁锢于儒学的牢笼之中。王安石与其子王雱合撰的《三经新义》，视其他儒学流派为异端，实行王学思想的垄断，学生要入仕为官只能做《三经新义》的应声虫，实乃进一步禁锢思想的反动措施。
　　最后是对变法历史作用的整体评价。
　　肯定派认为，变法对宋代国家财政方面的整顿是有利的，扩大了税收来源，朝廷中央与地方州县的库藏丰盈，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家财政困难的局面。教育与选拔制度的改革，网罗了一批支持变法的人才，相应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军事方面的改革，有效地加强了西北边防，又镇压了各地农民的暴动，巩固了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变法基本达到了它“富国强兵”的目的，是给大宋王朝注射了一强心针。
　　否定派认为，变法加强了对贫民下户的搜括和镇压，破坏了私营商业经济的原有成果，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更为走向专制。如果说农田水利法在一定程度上起过多少作用，也只是其变法的次要方面。总之，富国有术，但强兵无方。由于军政腐败，其将兵法又何尝能训练出什么强兵锐士，当时的宋夏战争，宋军是失败多于小胜，其军事能力没有出现由弱变强的转变。而此富国之术也无非是采用超经济强制手段的一种掠夺，而且是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增税的结果，也使农民起义高涨，甚至连保丁们也纷纷起来反抗。最后，变法由蔡京诸奸臣继续执行，只是加速了北宋王朝的亡国行程。
　　有学者深刻指出：这次改革主要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改革几乎没有触及政治领域，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方面，而经济领域更是其重中之重。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绝不是富民，其成效是国家财政明显好转，但这主要是加重赋税和大力搜括的结果，并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其富国是创建在穷民的基础之上。随着统治集团的日益腐败，这样的变法只能走向失败。
　　人们对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作出如此截然相反的判定，真让人有些目瞪口呆。当然也有一些折中分论的评价，但也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那么，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其事实到底如何呢？看来任何人想做一个盖棺论定的评判，都是不自量力的，它确实已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史家难题，一个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
　　
　　第五章
　　
　　王安石为人之谜既然王安石做的事情如此难下定论，那么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可以说，对王安石的为人，包括其政治生活、思想作风、社会交游、个性特征、生活情趣等方面，人们同样众说纷纭，个人形象相当复杂，褒贬毁誉参半，难以准确评判。
　　《墨客挥犀》说，王安石“性酷嗜书，虽寝食间，手不释卷”。《宋史·王安石传》说：“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可以说，王安石是一位颇有天赋的读书人，其嗜书之痴，运笔之神，令人慨叹。“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并胸有大志，决心不做俗儒，学以致用，要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来。
　　二十二岁考中进士，签书淮南判官。数年后任鄞县知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似也颇有政绩，迁知常州，改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又调三司度支判官。上仁宗皇帝万言《言事书》，直指朝政弊端，提出一些初步的改良方案，表现出一个朝廷官员的责任心。
　　王安石不迩声色，慷慨钱财。《邵氏闻见录》载有这样一件事：王安石官知制诰，吴夫人为他买了一妾。安石见了，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其妾回答：“夫人要我来服侍大人左右。”安石又问：“你从何处来？”妾说：“我丈夫原是一低级军官，在运输粮草的过程中，船翻粮沉，家资全给没收还不够赔偿，就把我给卖了以作抵偿。”安石听了颇为动容，就问：“夫人用多少钱买了你？”答：“九十万。”安石把夫人叫来，令将此女送回，使其夫妇如初，还送给一些钱财，让其渡过难关。
　　王安石做宰相后，仍清廉朴实，生活简约。《独醒杂志》记载了一个颇为生动的故事：王安石任宰相的时候，其儿女亲家萧氏至京要来参谒，安石约其来府吃饭。第二天，萧氏整装盛服而往，以为相府必然盛宴招待。入府坐定，“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日过午，萧氏已觉饥饿，但并没有开饭的迹象，又不敢离去。过了好一会，才上了胡饼两枚，猪肉四片，酒一杯。很快供饭，也只加一道菜羹而已。萧氏平时在家吃得不错，面对如此简单菜席，“不复下箸，唯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王安石淡泊名利，晚年生活更是恬淡安然。《东轩笔录》载：“王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纳节让同平章事，恳请赐允，改左仆射。未几，又求宫观，累表得会灵观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墙，辄不答。”
　　南宋开始，王安石变法遭到彻底否定，其新学也遭到批判。理学家朱熹虽然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但对王安石的为人与志向仍称赞有加：“安石行己立朝之大节，在当世为如何，而其始见神宗也，直以汉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为言，复以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为者自任，此其志识之卓然，又皆秦汉以来诸儒所未闻者，而岂一时诸贤之所及哉。”陆象山对王安石的人品操守也给予高度赞扬：“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
　　《宋史·王安石传》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这一“公言”评判，在其后的几百年中成为后世所遵奉的圭臬。其中的逻辑：有如此高洁品行之人，却做出了如此害人乱世之事。实在让人无法理谕，难道真会如此矛盾吗？当然，朱熹等人也指出过王安石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其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侠，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还有就是王安石平素生活不拘小节，衣着不整，不修边幅和性格强拗等方面小事，这些也还是不能自圆其说。
　　清代至近代以来，许多学者为王安石变法翻案。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史学家根据列宁的定论，对王安石变法作了完全肯定的论述。这样，似乎王安石从道德人品到做事效果，都是比较完美的一个封建官僚的典型。真是如此吗？
　　首先在变法过程中，有些事就颇令人怀疑王安石之品行。如一天，神宗说起民间颇苦新法之事，王安石不以为然地说：“老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怨嗟的，不必顾恤！”神宗不满道：“不能让老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怨嗟都没有吗？”安石老大不高兴，居然称病不出视政。熙宁七年，大旱引发饥荒，而各种征敛新法依然逼迫着灾民变卖田产，流离失所的灾民只能扶老携幼地向开封等城市逃荒乞生。监开封安上门的郑侠便把民众饥寒交迫的现状绘成画卷《流民图》，写了论时政得失的上疏，由于正常途径遭到梗阻，于是假称紧急公文，用马递的方式送上朝廷。神宗看了长吁短叹。夜不能寐，交给安石看后，新党以擅发马递的罪名处郑侠以杖刑。作为执政大臣，如此不顾百姓之死活，能说其品行高洁吗？
　　所以在当时，就有人认为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欺世盗名。熙宁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吕诲上章弹劾参知政事王安石，指斥其有十方面的奸邪：倨傲不恭，慢上无礼；见利忘义，好名欲进；自取师氏之尊，不识上下之仪；自居政府，用情罔公；常怀忿隙，徇私报怨；卖弄威福，怙势招权；妄言圣衷，专威害政；任性专权，凌轹同列；离间宗族，勾结朋奸；商榷财利，动摇天下。《宋史·吕诲传》说：“诲性纯厚，家居力学，不妄与人交。”“诲三居言责，皆以弹奏大臣而去，一时推其鲠直。”去世时，“海内闻者痛惜之”。这样的“鲠直”大臣首先向王安石的人品操守发难，或能反映一些问题。
　　《邵氏闻见录》引申发挥了上述事件的一些背景故事：一天早朝，翰林学士司马光与吕诲相遇而同行，司马光问：“今日上殿将奏言何事？”吕诲举起奏章说：“我将弹劾参知政事。”司马光愕然道：“王安石素有学行，朝廷正喜于得人，奈何弹劾之？”吕诲回答：“你也这么说啊，其实王安石虽有时名，好执偏见，不通人情，轻信奸邪，喜人佞己。听他说话好像很有道理，而施于用就会出乱子。他若在一般的侍从官位置，或也可以忍容；若作为宰辅大臣，天下必受其祸！”司马光说：“未见王安石有什么不善之行迹，这样论奏恐怕不妥。”吕诲答：“皇上新即位，年富力强，朝夕与之谋议国家大事者，二三执政耳。执政苟非其人，则败政亡国啊！此乃腹心之疾，惟恐治不及时，难道可以缓后吗？”不久，官员中有传阅吕诲之奏章者，多以为说得太过。王安石变法开始，新法专务聚敛，天下骚然，台谏官奏议不能有所改变，于是有人遂叹服吕诲可谓知人。司马光最后也被迫退出朝廷，闲居洛阳。每想起此事，慨然叹曰：“吕诲有先见之明，我不及也。”
　　《邵氏闻见录》又载：“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可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术类如此，故吕诲中丞弹章曰：‘外示朴野，中怀狡诈。’”其中，王安石劝神宗理财的这句话“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完全把“天下”作为皇上的私产，皇上处理自己的私产，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还有苏洵的《辨奸论》，更是将王安石比作历史上欺世盗名的奸臣王衍、卢杞。认为王安石“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实是个“阴贼险狠”之人，性情乖张，不近人情，大奸似忠，其人品之恶劣，可集历史上众奸臣之大成，断言一旦王安石当政，天下“将被其祸”。似乎苏洵比吕诲更早看清王安石之真面目，清朝有人考证，断言此文乃邵伯温伪作，近人又有论其非伪者。此谜，本书另章有叙。
　　此外，《宋史·王安石传》载，安石“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寻召试馆职，不就。（欧阳）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閤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其中的一些表演，已非一般人和常理所能解释，似乎有故意做秀的痕迹。苏轼在当时的奏议中，已一针见血地说：“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或以为可用”（《论周穜擅议配享札子》）。鲜于优更直指其“沽激要君”，即与皇帝讨价还价（《宋史·鲜于优传》）。数为当时口碑颇佳的贤能之臣。“于是吕公着、韩维，安石借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缜，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宋史·王安石传》）。还有曾公亮、范纯仁、吕诲、杨绘、刘琦、刘敛、刘恕、刘挚和苏轼、苏辙兄弟等。总之，御史、谏官论列变法非是而被罢官贬黜者，不计其数，其中也有许多正直敢言者。
　　而王安石信任重用者，许多都是奸臣小人。如邓绾为人鲜廉寡耻，趋附新党就为升官发财，其乡人笑骂他，他却声称：“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官员王岩叟曾列举其变法派集团中的小人：曾布“强悍而险刻”，邓绾“善柔而阴谗”，薛向“剥下附上”，韩绛“苛佞”，李定“藏奸包慝”，蔡确“狂诞轻狡”，章悖“阿谀辩巧”，程昉（宦官）“暴横凶忍，荼毒一方”，吕惠卿“奸邪之才，又冠其党”。还有练亨甫、吕嘉问等，不一而足。安石引荐这些人担任要职，支持其有关活动，乃至主持变法的重要方面。以致许多人都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主要就是“排斥君子，任用小人，败坏政纲”的结果。以后大奸臣蔡京（其弟弟蔡卞还是王安石的女婿）一伙，从总的政治倾向上看，仍属于变法派，其继承着王安石变法的敛财路线，直到北宋亡国。
　　如何解释上述现象呢？如果说王安石是“君子”，那为什么要与这么多“小人”为伍？如果说其变法是一件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好事，那为什么主要是依靠一些“奸臣小人”在操作呢？总之，王安石是“君子”还是“小人”，你能分辨吗？
　　《辨奸论》是谁写的在宋代攻击王安石个人品行方面的文论，影响最大的，就数苏洵的这篇《辨奸论》。然而到清代，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是时人伪作，信者不少。到“文革”尊法批儒运动中，王安石变为法家，该文的“伪作”观点便成定论。“文革”结束，这一问题才又被提起重新讨论，真、伪二派观点针锋相对。你想参与评判吗？
　　宋仁宗嘉祐后期，王安石由三司度支判官迁知制诰，其在官场上的声誉日隆。当时只任秘书省试校书郎的苏洵，却在极为冲动愤慨的情绪下写就《辨奸论》，文章为士大夫不能“辨奸”而发。而其所说之“大奸”，就指王安石。全文围绕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展开讨论，先提出晋、唐时两位奸人：王衍、卢杞，作为开场白，希望人们冷静地观察，然后能见微而知着，终不使坏人逞奸，以维护社会之正道。
　　让我们来读一段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它不点名地影射王安石：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伯）夷、（叔）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未形之恶，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当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之患，必然无疑者。
　　苏洵在其中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指责王安石为人表里不一，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自比颜孟复出，实际上“阴贼险狠与人异趣”。二是认为王安石做人不近人情，面垢不洗，衣垢不浣，“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而“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三是指出王安石恶未形而名盖世，这样治君贤相会“举而用之”，从而必为天下之患害。文章最后表示，希望自己的话不要应验。其言不中，人们仅仅以为他的话说过了头；其言不幸而中，他虽然“获知言之名”，“天下将被其祸”。
　　文章问世后，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苏轼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录》等书，包括苏洵的《嘉祐集》，都载其全文或摘录。此外，方勺的《泊宅编》，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叶梦得的《石林避暑录话》等，也均记载有苏洵写此文的有关情况，颇为可信，没人怀疑。
　　然而到了清代，李绂的《穆堂初稿·书（辨奸论）后》提出质疑，认为张方平的《墓表》与苏轼的《谢书》，包括《邵氏闻见录》中的这篇文章，都是邵伯温为攻击王安石变法而创作的“赝品”。他以这样的逻辑进行论证：马贵与《经籍考》列苏洵《嘉祐集》为十五卷，而世传所刻多至二十卷，书名也不同，有的又增附录二卷，意必有他人赝作阑人其中。近访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案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确为十五卷，其中独无所谓《辨奸论》之文，可证此文为邵伯温伪作。
　　有学者指出，上述论证是不可信的。欧阳修《苏允明墓志铭》就说：苏洵“有《文集》二十卷。”曾巩《苏允明哀词》也说：“明允所为《文集》有二十卷行于世。”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还是说：“所著《文集》二十卷”。可见苏洵最早的文集就已为二十集，后来有人编的十五卷本，定有不少遗漏。其实，除十五卷本以外各种版本，包括南宋绍兴年间刊刻的十六卷本等，都收有《辨奸论》。
　　李绂还以为，《辨奸论》一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该书编于绍兴二年。到绍兴十七年，婺州州学教授沈斐编苏洵文集，才载有张方平的《墓表》和苏轼的《谢书》。由此认定“三文皆赝作”，“疑《墓表》与《辨奸》皆邵氏于事后补作也”。尤其是《墓表》中有如此表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李绂驳论道。荆公命相制辞在熙宁二年（1069），而苏洵卒于治平三年（1066），“皆非其所及闻也”。
　　有学者指出，北宋时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所载《墓表》中就已引用了《辨奸论》全文。而《墓表》中“其命相制”四字“显有鲁鱼之讹”，因为它与上下文不合。一是时间不合，上下文内容都是载嘉祐元年之事，二是所引“其命相制”词开头语，与现存王安石命相制词显然不同。苏轼的《谢书》见《东坡集》卷二十九。此文集是苏轼亲手编定，在苏东坡生前就已行于世。所以认为《辨奸论》首见于《邵氏闻见录》是说不通的。
　　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也旁征博引，详加考证地断定《辨奸论》是伪作。最早记载苏洵作此文的方勺《泊宅编》谓，嘉祐元年某天，欧阳修在翰苑请客，宴罢客去，独苏洵少留。洵问欧公：“刚才囚首丧面者何人？”公答：“就是王安石，你不闻他的大名吗？”洵说：“我看此人若得志立朝，异时必乱天下，明主亦为其诳惑。欧公为何与他交友？”苏洵退而作《辨奸论》行于世。当时安石方作馆职，而苏洵犹布衣。蔡上翔辨说：士大夫一起吃饭，居然终席不交一言。饭后才问主人，同坐者为谁？既不交一言，应为首次见面，退而作《辨奸》，对此人能追索既往，又逆推将来，怎么会知道得如此之详？对刚认识的人，怎么会攻击其丑恶到如此极端的程度呢？
　　现代学者也有认为，王安石刚到京任职，苏洵与其接触不多，怎么会一见面就咬定王安石是坏人，并预见到若干年后天下将“被其祸”呢？王安石当时已名重天下，苏洵为什么会一反众议，一眼就看出王安石是“大奸臣”呢？
　　有学者指出，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说：“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安石母死于嘉祐八年（1063），《辨奸论》即作于这一年。而文中的基本观点，苏洵早在嘉祐元年以前就已雏形，且向欧阳修表露过。如张方平也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已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这正是后来写《辨奸论》所要阐述的主要看法。人们在交往中，主人请客同桌吃饭，其中有某人不熟，主人又忘了介绍，散席后才向主人打听，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没有什么不合情理之处。
　　再比较一下苏氏父子与王安石这一时期的有关著述，我们也可发现两者的政治主张有很大的不同，矛盾也由此进一步加深。如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中认为，天下“患在不知法度”，“患在治财无道耳”。而苏洵《上皇帝书》却说：“法不足以制天下”，同时“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而财政拮据是“费出之无节”造成的。苏洵上书，名震京师，而王安石“独不嘉之”。其他作诗相诋之类事，不一而足，可见其交恶，由来已久。到嘉祐六年，王安石与苏轼兄弟之矛盾也露出端倪，如苏轼应制科试所作的《进策》，就有明显反驳王安石观点的一些看法。所以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的文章也大为不满，曾对人说：苏轼的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邵博《闻见后录》）。特别是对苏辙，因其极言治政之得失，得罪了某些权贵，把苏辙置于“下等”，任他为商州军事推官。而王安石作为知制诰，甚至不肯撰词，结果苏辙未能赴任。可见，在嘉祐末年，苏洵作《辨奸论》之际，苏、王交恶几乎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同时，苏洵写《辨奸论》也并非“一反众议”，当时对王安石称颂有加者不少，其名声确实颇盛，然而抱反感的士大夫也有一些。如张方平就不满意王安石凡事“皆欲纷更”。鲜于侁也曾对人说：“是人若用，必坏乱天下。”李师中说得更清楚：“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俱见《宋史》本传）这和苏洵的观点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且还要早于《辨奸论》若干年。
　　蔡上翔还说：“《辨奸》为一人私书，初传于世，亦诡秘莫测。”现代学者也有认为，苏洵既然肯定王安石一旦立朝执政，必为天下之大患，那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同道，以期防患于未然，而偏偏秘而不宣，待自己死后许多年，王安石变法已成事实，才由别人将该文传布出来呢？所以其流传情况也相当可疑。
　　有学者指出，从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有关此文的流传经过记载考察，《辨奸论》的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写出后密献张方平，而不以示欧阳修，知道的人不多。此时苏洵地位低下，王安石名声日隆，两者无法抗衡，所以是处在“秘而不宣”的状况。二是元丰至北宋末年，张方平将它载入《墓表》，同意苏洵的预言。此时王安石虽然罢相，但神宗、哲宗、徽宗都支持新法，而苏轼兄弟都因反对变法而接连被入狱、贬谪，甚至远流岭南，朝廷禁毁三苏文集，处境相当艰难，基本上没有机会张扬《辨奸论》。三是南宋初年，当时舆论倾向多把北宋之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苏氏父子得到表彰，这时《辨奸论》才可能得到广泛流传。所以说该文的流传情况合情合理，并不“诡秘莫测”。
　　20世纪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权威中，邓广铭先生始终认为《辨奸论》是伪作，他在《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修订本）中明确指出：《邵氏闻见录》“尤其卑鄙恶劣的则是假冒苏洵之名炮制了一篇《辨奸论》”，“邵伯温还假冒张方平之名而炮制了一篇苏洵的《墓表》。把《辨奸论》全文录入。”这一权威的结论可信吗？
　　王雱的智力与为人王雱（1044～1076），字符泽，王安石之子。据说他是王安石变法时的得力助手，曾参与新法的策划和制定，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也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时人对其为人与智力及有关方面的描述和评价或睿智神奇。或尖刻贬损，或骇人听闻，令人大惑不解。
　　《宋史·王安石传》后附有王雱的简传，说他“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十三岁的时候，听到军人谈论西北边境之事，曾说：“此地应采用安抚的办法去保有。如果让西夏得到此地，则敌强而边患不止矣。”后朝廷派王韶开熙河，安石也力主同意其策略，就是听了儿子的这番话。其描写，简直就是一神童。王安石也曾题诗：“斯文实有奇，天岂偶生材。”盛赞其儿子的才华。
　　治平四年（1067）举进士，授旌德县尉。“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可以说对当时社会作了相当的研究，才能如此驰骋笔端。“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看来对道家、佛学都有相当的造诣。王安石欲扩大其影响而引起朝廷的重用，就将儿子所作策文及注《道德经》镂版鬻于市，说明其学问还有一定的市场效应。皇上召见，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之职。乃至学校科举新法改革时，《三经新义》中二经《诗义》与《书义》，受诏撰写，又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拜”。可见其对儒家经典也是熟能生巧，而可另辟新义。三十岁不到，已俨然一学问大家。
　　不过，《宋史》其《传》还说他“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主要是“安石更张政事，雱实导之。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邵氏闻见录》也说：王雱“心险恶，凡荆公所为不近人情者皆雾所教”。二书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执政，设置三司条例司为新法主持机构，任用太子中允程颢为僚属。一天盛暑，安石与程颢在家中对坐议事，王雱赤着脚，披头散发，手中拿着妇人的冠帽走了出来。问父亲道：“你们在谈些什么？”王安石说：“因为新法数次受到人为的阻挠，正与程君商量呢。”王雱以一种极为轻慢的姿势坐下，然后大大咧咧地嚷道：“砍韩琦、富弼的头于市，则新法就可实行了。”安石马上说：“我儿说得不对。”程颢正色道：“正与你爸讨论国家大事，子弟不应干预。请退下。”王雱才快怏不乐地走了。
　　这里，王雱是个狂妄自大，不知礼仪的公子哥儿，根本不像是个饱读硕学之青年。李绂《穆堂初稿·书邵氏闻见录后》辩诬道，元泽以治平四年登进士第，明年即熙宁元年授旌德县尉，远宦江南。所以安石与程颢在熙宁二年议新法时，元泽并未在京。要到熙宁四年，召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元泽然后才入京，而这时程颢因为政见不合离京外任已年余了，所以不可能发生王雾听安石与程颢议政之事。同时，程颢是熙宁二年八月任条例司官，次年五月已外放为地方官，任此官始于深秋而讫于初夏，中间并无盛暑之日。因此上面描述元泽赤脚披发之盛夏情形，也显属捏造。再者，韩琦、富弼年辈都在荆公之前，且曾为宰执，是时德高望重，绝非程颢可比。程颢长元泽仅九岁，第进士也只早十年，且时为安石官属。而王雱敢对韩琦、富弼大喊“斩首”，却被程颢正色一斥，便即避去，这于情理也实在说不通吧。可见此故事不但是明显伪造，且是邵氏所录中“最骇人听观者”。
　　此外，魏泰《东轩笔录》记载了王家的一段生活琐事：王雱娶同郡庞氏女为妻，年余生有一子，王雱以此子相貌不像自己，怀疑不是自己亲生，就千方百计想杀害他，最后此子竟被惊吓而死。王雱与其妻也就日日争吵。安石知道是儿子有病，而媳妇并无过错，如果就这样让其夫妇离异，恐其媳妇要背黑锅而担恶名，就另外选择了一夫家，把她改嫁了出去。这时，工部员外郎侯叔献去世，侯乃安石学生，关系甚好。侯的妻子魏氏，为人泼辣，且在侯死后不守妇道，轻薄招摇。荆公便上奏朝廷，把魏氏逐出侯门而归本家。京城有谚语说：“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魏泰是当时变法派官员曾布的妻弟，章悖也数次对他称赞有加，同时与王安石本人的关系也不错，甚至可以说是王雱的朋友。《玉壶清话》就载有，元泽病中，魏泰去探访的事情。如果说邵伯温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要在自己的书中对其造伪诬毁，那么魏泰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如此中伤自己的朋友。何况，与王安石同朝为官的孔平仲，其所著《孔氏谈苑》中也载有相同的故事情节，直指王雱“不慧”，说他虽娶妻，却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王安石怜惜其无辜的媳妇，所以另择人嫁之，而王雱处之泰然。并录有相同的谚语，说明此谚语确实曾一度在京城流传。此外，《墨客挥犀》、《闻见杂录》诸宋人笔记也都记载了略为相同的故事，看来不像在集体造假。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离奇的事呢？王雱有什么病呢？《东轩笔录》说：“王荆公之次子雱。素有心疾……荆公知其失心”。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也称：“王荆公之子滂，少有心疾。”古人所谓“心疾”，往往指其脑子有毛病，所以或称：“失心”、“不慧”。如果说王雱的脑子有病，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著述？有的还是受诏撰著的。怎么又能胜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诸职呢？如何又能参与新法的制定和推行呢？有学者认为，史称元泽未冠就著书数万言，不像是脑子有病。如果说是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或应是病痿。“不然，人即失心，亦无遽嫁其妇之理，荆公虽执拗，当不至是。”可惜，王雱的著作多已散佚，仅《南华真经新传》传世，其才学到底如何，也已无法考实。
　　近人余嘉锡博采群书，认真考辨，得出王安石有二子，后人弟冠兄戴，以至搞错的结论。他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查得，王雱“先病疡，后病疽，不治而死”，所以其并非死于“心疾”。又在《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找到王勇曾有一子一女，及其妻在政和初卒于夫家的记载，证实王雱的家庭生活正常，不存在生前嫁妇的怪事。再从《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得知，王安石应有二子：王雱与王旁。于是断言：患“心疾”者为弟弟王旁，生前嫁妇当然也是王旁。而雱与旁二字，形声相近，后人只知有雾而不知有旁，刻书者、校书者凡见王“旁”尽妄改为王“雱”，以致弟冠兄戴。所以《渑水燕谈录》中：“王荆公之子滂，少有心疾。”其“滂”即“旁”。而《东轩笔录》中应是“王荆公之次子旁，素有心疾。”此说颇具说服力，如无其他有关史料的再发现，可说此谜得到一定程度的破解。
　　不过，王雱枉担近千年有“心疾”的虚名或可摆脱了，但他与王安石变法之间的关系，仍然扑朔迷离。有学者指出：王雱治平末、熙宁初就远宦江南，而在熙宁二、三年王安石变法最关键的开创阶段，他几乎是无法参与的。所以在吕诲等人弹劾王安石变法的奏章中，未尝有一言论及其子。等到熙宁四、五年，王雱回到京城，变法已次第尽行且初具规模。所以有人以为王安石变法中许多内容，其子都参与策划和制定的说法应是有问题的。其后，王安石也不是什么都听其子谋划，如变法后期，王安石与吕惠卿不和丽公开相倾，王雱组织官员弹劾攻击吕惠卿，并夹上有关文书私自送到审案部门。昌惠卿得到情报，向神宗告状，说安石“违命矫令，罔上欺君”。“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愤恚，疽发背死”。（《宋史·王安石传》）其矛盾错综复杂，王雱在其父的变法中的作用封底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为什么后来一些反对变法者往往要将有些恶名加在王雱的身上？仍然说不清楚。或者说，王雱的为人还是一个谜。
　　秦桧回归南宋秦桧先作为北宋官员，曾随二帝一起被掳至金国。然而仅仅四年之后。他突然神秘莫测地回到了南宋，且是“全家得还”。秦桧归宋到底是自行逃归还是金人纵归，也就是说秦桧是否为金人的奸细？对于这一问题，八百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未有定论。
　　秦桧，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政和五年（1115）进士，历任太学学正、左司谏、御史中丞。靖康之难，全家随二帝、众官员被掳至金国。从二帝秦桧像至金燕山、上京、韩州诸地，闻康王即位，代宋徽宗修书，请求和议。桧又厚贿金人，以此获得金人的欢心，为完颜昌所信用。建炎四年（1130），随金兵南征，金攻破楚州（今江苏淮安）。十月，秦桧携带家眷，自金人占领区楚州孙村进入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宋军水寨，回到南宋。秦桧归宋，究竟是自行逃归抑或金人纵归，这是判断秦桧是否为金人奸细的关键所在。
　　宋人对秦桧南归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一为逃归，一为纵归。
　　先看逃归说。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靖康之难，秦桧因不愿立张邦昌而遭拘北去，其妻王氏、小奴砚童、小婢兴儿、御史卫司翁顺同行。至金，金主将秦桧赐其弟完颜昌，为任用（主管秘书之类）之职。建炎四年，完颜昌率金兵南征，以秦桧同行。秦桧担心夫人王氏不能随行，便假装至燕山府留下王氏，自己独行。王氏故意喧闹道：“我嫁到你秦家时，有嫁妆二十万贯赀财，家翁欲使我与汝同甘苦，共度一生。今大金国以你为任用要从金军南行，而弃我于此地吗？”王氏叫骂不休，反复哭诉。果然有人传话告于完颜昌，金人便只得批准秦桧夫妇及砚童、兴儿、翁顺都得同行。金兵攻破楚州后，完颜昌任秦桧为参谋军事、随军转运使。金兵多去抢夺财物，兵营空虚，秦桧便乘机说动梢工孙静，以催督淮阳海州钱粮为名，与妻王氏。兴儿、砚童、翁顾及亲信高益恭等人夺舟而去。至宋涟水界，被宋将丁祀水寨的巡逻兵捕获，把他作为奸细而进行拷问凌辱。秦桧急忙告之：“我御史中丞秦桧也。”可士兵不认识他，秦桧大叫：“这儿有士人吗？”恰巧有个卖酒秀才王安道在附近，便被唤来辨认。这王安道其实并不认识秦桧，却长揖道：“中丞辛苦了。”兵众信以为真，也就将秦桧放行。在王安道等人的陪同下，一行人总算到达行在，后孙静、安道等都得授官。
　　秦桧的《北征纪实》也有自己的一番描述，主要是从楚州出逃过程的某些细节。说他在楚州时原打算深夜骑马出逃，但看到金兵四面都有埋伏，难从陆路出走，决定从水路逃跑，再访能操舟行船之人，“遂定计于食顷之间”，乘机夺船而走。当夜行舟六十里，次日到达丁家寨，拜访将军丁祀，丁推辞有病不见。第三天丁祀派副将刘靖等人以酒招待，刘靖没安好心，欲谋财害命，秦桧识破阴谋，席上面责刘靖，刘靖不敢下手，秦桧方得脱身。他又亲自到丁祀军营，丁仍拒绝接见，秦只好返回舟中，从海上发舟赶赴行在。
　　上述解释，当时就有不少士人提出质疑，指出下列疑点：秦桧与众官员一同被拘，掳至金庭，为何惟独秦桧能逃归？金军令秦桧从军办事，为防其逃跑，必留其妻子为人质，怎么可能让他们夫妇同行呢？甚至还有小奴、小婢、侍卫也一同逃归，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从楚州南逃，也有千里之遥，途中要跋山涉水，难道金国毫无防禁之设？刘靖既欲图财害命，说明秦桧必有可观的随身之物，这哪会是“定计于食顷之间”的仓猝出逃呢？再有，如丁祀果真在当时关键时刻拒绝接见秦桧，那么秦桧得势后必定会加以报复。但事实却是，秦桧为相，丁祀即得提升，且官运亨通，权倾一时。秦桧有如此胸怀吗？这一连串的疑点，让人们怀疑其南逃脱险经历的可信度。
　　在逃归说中，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记载却颇为另类。说秦桧在山东计划南逃时，船只都已备好，惟独怕金营中有人告发，所以仍犹豫不决。适遇一个略有交情的金人，便将自己的想法告之。金人说：“何不找监军商量一下？”秦桧说不敢。金人说：“不然，我国人一旦许诺你，就会担起有关责任，虽因此死都没有什么遗憾的。若你逃而被抓获，即使想宽恕你，也不敢了。”秦桧便听其言，找监军商量。监军说：“中丞果然想南归吗？我们契丹人亦有逃归者，但回去后更受怀疑。怎么知道你南归后，宋人会认为你忠呢？你若果真想走，不必顾虑到我。”秦桧喜出望外，赶紧道谢说：“公若允许，也不必问我南归后的祸福。”于是，监军同意秦桧南归。
　　不知陆游这段记载的来路，有学者以为“无非是得之道听途说”，因为《老学庵笔记》成书较晚，当时秦桧已死四十年，所以绝非作者的亲历。其内容所载，也有颇令人困惑之处：就是那个金军的监军怎么那样富有人情味，居然同意秦桧南逃，甚至还愿意承担有关责任，这与古代战争环境所规定的文化氛围似乎也不太协调。但也有学者认为，《老学庵笔记》的创作态度严肃而认真，史料价值较高，可信程度较大。尤其陆游是南宋著名的抗战派人物，政见与秦桧截然对立，若可知秦桧真是金人纵归的奸细，于情于理，陆游都决不至于为其护短。当时要想揭露秦桧的种种丑恶罪行，已经无所顾忌，根本没有必要为其掩饰什么。可见，陆游的这条史料是值得重视的，然而这条史料又仅为“孤证”，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
　　再看纵归说。首先是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的记载，它是指认秦桧为金人纵归的最早出处。其说秦桧随金人北去，为金人达兰郎君所任用。金骑渡江，秦桧同来，回到楚州，金人遣舟送归。秦桧为王仲山女婿，有产业在济南，金人在那里取了一千缗钱作为秦桧南行离别的赠礼。秦桧南归之初，自言杀金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但全家同舟，甚至奴婢也一起得回，人们都知道其不是逃归也。此说对后人影响很大，《林泉野记》等书的记载，基本上就是沿袭此说。史学家李心传为“胪采异同”，也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小注中对这段话加以收录。
　　其实这段话中疑点不少：如楚州距济南有上千里之遥，金人何必非从那里取王仲山之钱以为赠礼呢？有宋铜钱，一缗重五斤，千缗就是五千斤，秦桧长途跋涉去南宋，能带这么重的东西吗？更何况是称言逃归，这样不是露出马脚了吗？如果说这“千缗”并非铜钱，而是指金银的价值，那朱胜非又从哪里得而知之？秦桧《北征纪实》及上述逃归记载材料中，并无“自言杀金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之语，要知道秦桧随金军南征，既有人监视，像秦桧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哪有这么容易就可将监视之人杀死而逃走呢？所以此说不知朱胜非从何而得来？本书既如此不利于秦桧，在朱胜非生前就颇难流传，反之就很难说没有后人的附益之辞，如末句“人皆知其非逃归也”，在朱胜非有生之年，朝野不会有此共识，当为后人推测之词。
　　所以有学者认为，《秀水闲居录》的这段记载不可信。朱胜非为南宋初大臣，早年曾追随黄潜善，诋毁李纲，排斥赵鼎，为时论所轻。他与秦桧的积怨也颇深，秦桧首次罢相，就由吕颐浩联合朱胜非、黄龟年等人排挤弹劾所致。及秦桧复相，就对朱实施报复，朱被罢官居湖州八年而卒。《秀水闲居录》就撰成于他晚年退居秀水的日子里，其间朱胜非对秦桧已恨得咬牙切齿，不能排除朱因嫉恨而报复的可能性。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朱胜非真的掌握了秦桧为金人纵归的确凿证据，此事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安危，更是他再次扳倒政敌秦桧、邀功请赏的极好机会，他怎么会仅仅写于私记而不向朝廷报告呢？所以这段记载，可能来自于道听途说，也可能是个人的臆测，恐怕是攻讦的成分多于事实。
　　其次是无名氏的《中兴姓氏录》记载，说秦桧在大金国时，为徽宗作书上粘罕，以结和议。粘罕喜之，赐钱万贯、绢万匹。建炎四年，大金军攻楚州，乃使秦桧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使结和议为内助。秦桧至涟水军贼丁祀寨，诸将猜度说：“两军相拒，岂有全家厚载逃归者？必大金使来阴坏朝廷，宜速追之，以绝后患。”贼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力保护之，说：“此人是朝廷大臣御史中丞，万一事平，朝廷追究起来，我军将被加罪，最好还是送之朝廷。”丁祀便令安道、由义送到镇江府。秦桧见大将刘光世，首言讲和为便，光世送之朝廷。
　　这段话的疑点也颇多：此时是宋急欲求和，而金往往拒绝之。秦桧为已成俘虏的宋徽宗上书粘罕，“以结和议”，粘罕怎么会高兴得赐他巨额钱、绢呢？金人如派秦桧作奸细，为何要使其“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如此招摇，这不是自暴身份吗？秦桧至涟水军，尚未查实身份，诸将就要追杀这位原朝廷大臣，于情理也不太相合。秦桧南归并未经镇江府，何以能见到大将刘光世？为什么秦桧在这时要说一番“讲和为便”的话呢？文中称南宋军队为“贼”，而称金国为“大金”，用词之颠倒乖异，其作者也令人生疑。
　　再次是署名金通直郎秘书省著作骑都尉张师颜的《南迁录》。其记载说：根据金国史，天会八年（1130）冬，金诸大臣考虑南宋君臣正在竭力复仇，要想办法制止它，而形势的发展看来难于使它自行屈服。鲁王说：“惟有派个宋臣先归，对其君臣示以威胁，使他们顺从和议，而我方假装不从，然后勉强同意，事情或可以定。”忠献王说：“此事在我心里已考虑三年了，只有秦桧可用。秦桧初来，说赵氏得人心，必将有人继承其业；说张邦昌不为人所悦服，虽立又何济于事？不及半年，其言皆验。我颇喜欢这人，放在军中，试以办事，能委曲顺从，问或也语以形势利害，始终言南自南、北自北。若纵之归国，宋人喜慷慨说事，秦桧必能得志，也只有此人能助我金国。”等到忠献王掌得权位时，其计划开始执行。
　　《南迁录》主要记载金宣宗贞祐元年（1213）金南迁汴京事迹，成书时间较《老学庵笔记》更晚。作者张师颜，不详其人。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此书为宋人杜撰以雪忿之词，俱假造事实以佐证之，其间有明显牵强附会者，而岁月时间又皆抵牾不合，更证其伪造妄作。清《四库全书总目》也指出：通观全书，“舛错谬妄，不可胜举，赵与时《宾退录》、陈振孙《书录解题》皆断其伪”。如上述所谓鲁王、忠献王云云，纯系宋人口吻，与金朝国史语言毫无相似之处。书之伪作，可成定议，所言秦桧事，当然不足信。
　　最后还有一件事，其真伪与否也与秦桧是否为“奸细”大有关系，这就是所谓：“兀术遗桧书”。据说在绍兴十年（1140），岳飞取得颖昌大捷之后，金将兀术曾有一书寄给秦桧。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载：“查龠曾谓人曰……”金人谓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桧于是杀先臣以为信。”岳珂还说，岳飞颖昌大捷“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并在另一外说，夏金吾即兀术之婿。这条记载及相关材料别无旁证，因而引起后世的争议。
　　有学者认为，此条史料为“孤证”，向以资料丰富著称的《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籍，可谓网罗荟萃，然都不载此事。与查龠同对代的胡铨等人，都是坚决的反秦派，一贯竭力声讨秦桧的卖国行径，可是都没有提到过秦桧有这桩内外勾结、卖国求荣的事情。所以很可能是岳珂的杜撰，因惟恐犯“指责乘舆”的大罪，便把罪名加在秦桧头上，以此解释秦桧要害死岳飞的背景原因，也为其祖昭雪提出最有力的证据。同时，《金佗粹编》卷十六所录《王贵颖昌捷奏》中，未见有金将叫夏金吾者，连《金史》中也没有“上将军夏金吾”其人。退一步说，即使金国有夏金吾其人，也不可能是兀术的女婿，因为女真习俗禁止与外族通婚，贵族尤其这样。另外，如果杀岳飞是宋金和约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绍兴和约的达成应在岳飞死后，而实际上和约产生在岳飞被害前一个多月。而和约缔结前，秦桧曾经把屠刀指向韩世忠，这不是与金人的要求相左了吗？还指出：高宗与秦桧尽管求和心切，如果认为他们相信只要杀害了岳飞，就能保证狡诈凶恶的金人会接受和议，似乎将他们两人看得过分天真了一些。总之，这条材料为“孤证”，并不可信。
　　也有学者反对简单否定此事。由于秦桧父子当权时肆意篡改历史，而使当时有关岳飞的记载残缺不全，漏洞百出，其中不乏荒诞离奇、面目全非之处，所以不能苛求岳珂《金佗粹编》有关的错讹和疏略，也不宜对缺少旁证的史料一概否定。宋朝的奏捷，常常不用金军将领的全部官衔和真实姓名，而往往用习惯简称。如“龙虎大王”在战报中屡见不鲜，却无姓无名，后人只得根据其他史料推断为“突合速”。其他如“翟将军”、“镇国大王”等都不见于《金史》，但并不能否定此人的存在，“夏金吾”也属此类情况。还有，女真并无与外族通婚的禁令，其金主嫔妃中不乏外族人。金世宗曾下诏安排契丹人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渐趋融合。最后，和约达成协议到全部履行，中间应有一个时间过程。绍兴和议一个月后杀害岳飞，是完全可以作为其协议的一部分。宋高宗下决心杀岳飞，可以是向金表示和议诚意的一个重要行动。当然，也没有“兀术遗桧书”的确凿证据。
　　尽管秦桧南归后的所作所为，确实很像一个金国打入南宋内部的奸细，但人们也确实拿不出一条确凿的证据来加以证实。秦桧死后的一百余年间，人们对他十分痛恨，对他的南归，尤其是“全家得还”，觉得甚为可疑，但依然无一人能够提供出确凿的史料来证明秦桧就是金人纵归的奸细。若没有更新的史料发现，这个谜难以解开。
　　
　　第六章
　　
　　权臣韩侂胄的为人南宋权臣韩侂胄，在宋宁宗时期主持了两件大事：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如何评价这两件事，或者说如何评价韩侂胄这个人，自南宋以来就有不同看法，至今史学家们的分歧还是很大。因为这问题确实令人费解。
　　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名臣韩琦曾孙，父亲韩诚娶高宗皇后吴氏的妹妹，官至宝宁军承宣使。以父任入官，淳熙末，以汝州防御使知阎门事。光宗以疾不执父丧，中外舆论汹汹，赵汝愚议定策立太子。因韩与太皇太后吴氏的关系，赵汝愚遂请韩侂胄助一臂之力。韩便通过熟人太监向太后转达了诸大臣的建议。后在太后的主持下，太子赵扩即位，是为宋宁宗。
　　扭转国事危机，韩与赵谈及论功请封之事，自以为起码能得个节度使之类的封疆大臣的职位。不料，赵汝愚说：“我是宗室，你是外戚，不应论功求赏。”于是韩只迁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韩感到非常失望，遂与赵汝愚有隙。而宁宗皇后韩氏，又是韩侂胄的侄孙女，韩一身兼两重国戚，更持有定国策立新君之功，在朝中的权力渐增。宁宗年轻幼稚，对这位国丈爷也就很迁就，韩逐渐在朝中培植党羽，主要是安插亲信于台谏。
　　朱熹奏劾其奸，韩怒而使戏子峨冠阔袖扮成朱熹讲学模样，使宁宗感到迂阔好笑，将朱熹罢职奉祠，贬出政坛。吏部侍郎彭龟年请留朱熹而逐侂胄，被出为地方官，而韩进保宁军承宣使。赵汝愚为相，两人貌合神离，怨仇益深。韩与言官谋，奏劾汝愚谋危社稷，以宗室居相位，将不利国家。庆元元年（1195），赵汝愚罢相，出知福州。一些官员见状，上疏苦言汝愚之忠，罢相不当，俱遭到降黜。六名太学生也联名上书，指斥言官枉害大臣，尽遭流放，人称“庆元六君子”。
　　韩侂胄拜保宁军节度使，其党羽斥朱熹理学为伪学，搜罗朝野，将赵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彭龟年等一批官员，统统列入“伪学逆党”的名籍中，网尽有关名士，共59人，一并坐罪，或贬黜，或流放，兴“庆元党禁”。后赵汝愚暴卒于贬地，朱熹在福建故土离世。而韩侂胄拜少傅，迁少师，封平原郡王，进太傅、太师，一路飙升，成为权臣。嘉泰初，有人提醒韩，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遂解伪学党禁，追复赵汝愚、朱熹职名，留正、周必大等先后复秩还政，一大批健在者复官自便。
　　开禧元年（1205），韩除平章军国事，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并纳其第，权倾朝野。用进士毛自知策，以苏师旦等为心腹，谋开边自固，恢复中原。其间，罗致了一些名士，如薛叔似、叶适等，起废显用辛弃疾等抗战派官员。又追封岳飞为鄂王，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这一举动大得人心。并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用。
　　开禧二年四月，拉开北伐战幕，兴兵分东、中、西三路攻金。初战泗州小胜，后因所用非人，措置失当，中路先败，东路又遭宿州之役惨败，而西路副帅吴曦叛变投敌，为忠义之士所杀，北伐失利。遂遣使请和，因金人要索甚苛，复锐意用兵。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命人将韩骗至玉津园杀害，函首送金廷乞和，终签嘉定和议。
　　韩侂胄死后，人们多以奸臣论之，尤其是以理学为宗的士人们。如在宋人笔记中，其事迹也大多以讥嘲、贬斥的口吻加以描述。如韩曾褒岳（飞）贬秦（桧），然而岳飞的孙子岳珂，却在其笔记《程史》中讽刺韩侂胄兄弟，鞭挞其权倾一时，已有“霍氏之祸萌于骖乘”之迹象。元初《宋史·韩侂胄传》，极为鄙夷他的为人和任政，说他如何权欲熏心，从一得势就“时时乘间窃弄威福”，常常背着皇上，私下处理政务，却又谎称御笔批出。言路皆安排亲党，残酷打击异己，迫害道学。为巩固地位和盗取功名，不自量力，轻率北伐。最后战事惨败，祸国殃民而自取其戮。这一观点遂为正统史家所沿袭。
　　不过，也有为韩抱屈者。南宋末周密《齐东野语·诛韩本末》首先提出异议，说韩侂胄“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许多有关韩的丑事恶事，“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实。李心传蜀人，去天万里，轻信纪闻，疏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择是否而尽取之，何哉？”可见有些史载也不可轻信。近代史学家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卷四也认为：韩侂胄“操弄威福，有废立之渐，无不臣之心，其所行事，亦善恶互见，不尽如宋史所诋”。如“尽以奸臣目之，不免门户道学之见”。
　　韩侂胄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如何评价这两件事，也就是评价韩侂胄为臣为人的关键所在。恰恰在这两件事上，人们也各执己见，或截然对立。
　　有学者认为，庆元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权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借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人们毁方为圆，变真为佞，其弊不可胜言。同时，韩氏借此走上权臣之路，专断朝政。（《细说宋朝》）
　　也有学者认为，庆元党禁使“道学的虚伪、欺骗的本质被揭穿，孔、孟、程、朱的门徒，无地自容，是理所当然的”。（《中国通史》第五册）理学后成为一统天下之官学，它严重束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对它进行些揭露，不无益处。当然这类对理学的打击，也只是统治者内部的党争而已，斗争过于残酷。
　　否定开禧北伐者，如虞云国《细说宋朝》认为发动者纯属政治投机和军事冒险，不认真衡量敌我的力量对比。“南宋自个儿未有振起之形，却要去打‘宇内小康’的金朝，其结局不言而喻”。所以，其是在专制独裁政体之下，以民族或统一的名义，贸然将国家拖人一场“不度事势”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郦家驹也认为，把金章宗时的形势估计为乱亡之势指日可待是缺乏根据的，韩发动的北伐是对辛弃疾的曲解，不但用人不当，错误估计形势，而且是为巩固自己权位的一种政治投机，不见得是坚定的抗战派。
　　而周密《齐东野语·诛韩本末》说：“寿皇（宋孝宗）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虏寝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是说开禧北伐乃继承孝宗皇帝恢复中原之遗志。当时抗战派人士也深受鼓舞，如辛弃疾嘉泰末入朝，在分析金朝的国内形势后，力言“金国必乱必亡”，要求宋廷委付大臣备战北伐。北伐初胜时，辛弃疾还作词赞颂韩侂胄。陆游也对韩侂胄北伐寄予很大希望，八十二岁了还作诗言志：“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似乎还想上战场，从这位老人身上能折射出当时民众的振奋精神。韩侂胄被害，嘉定和议后，陆游又写了一首《读史》：“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赫连拓跋非难取，天意从来未易知。”诗人借古讽今，认为由于韩侂胄之死，才导致宋军抗金的失败，反对史弥远的投降。
　　由此肯定开禧北伐者，认为北伐动机不纯说不能成立，北伐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和国家的统一，对一个大官僚追求这样的“功利”，我们不必苛求其“动机不纯”。当时金政权正处于由盛转衰的过程中，蒙古、西夏北方诸族的一连串反抗斗争，还有旱荒等灾害，使其统治有一定危机，而南宋有一定的潜在实力，国内也较稳定，北伐条件是基本具备的。这时发动北伐战争是正义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不能全盘否定。“军事惨败”说也值得怀疑，其失败主要是政治上指挥的失误和史弥远集团的妥协投降所致，所以史弥远一伙的求和投降才是北伐失败的罪魁祸首。
　　蔡美彪等着《中国通史》第五册《宋史》相关章节概括评论道：“韩侂胄执政前后十三年，反道学，贬秦桧，发动北伐战争，虽然由于用人不当，遭到叛徒和投降派的破坏而失败，但在政治上、思想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岳飞因抗金得胜而被谋害。韩侂胄因出兵失败而被暗杀。他们都是因为坚持抗敌遭受迫害而牺牲。但由于韩侂胄大力反朱熹，长期遭到孔、孟、程、朱门徒的咒骂。元代儒生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崇程朱，又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这段被歪曲了的历史，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了。”
　　虞云国《细说宋朝》对韩持基本否定观点，前已略述，分析得也相当透彻。但又指出：“韩侂胄是权臣。却不是奸臣与逆臣，《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显然有失公正。”正如郦家驹也认为把韩侂胄与秦桧并列为奸臣确实不公平，应作重新评价。其实从上述分析的各种情况而言，如何评价韩侂胄的历史功过，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绝非是一个“权臣”概念所能包含的。
　　朱熹是哪里人朱熹的祖辈为江西婺源人，不但祖坟在婺源，而且皇帝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还诏旨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然而朱熹父亲带着祖父较早就移居了福建，朱熹不但出生在福建，且一生大部分岁月都在福建度过。你说朱熹的籍贯在哪里呢？
　　朱熹字符晦，后改为仲晦，别号晦庵，六十岁后称晦翁、晚号遁翁，又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遁翁、紫阳等。在古代社会中，出名的文人有众多别号，并不稀奇。奇怪的是，朱熹著述文章，往往采用不同的籍贯，作为署名时的定语：如邹县朱熹、吴郡朱熹、丹阳朱熹、平陵朱熹、新安朱熹、婺源朱熹、紫阳朱熹……这一现象使人们产生疑问：朱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籍贯？尤其是邹县、吴郡、丹阳、平陵等地，宋时早已撤置，朱熹为什么将这些地方作为自己的籍贯呢？
　　这要从朱熹的先祖说起，答案只能在其祖上不断改变的迁徙地中找到。据考索，朱熹的始祖邾子所居邾国，就位于山东南部的邹县，“沂”通“熹”，所以朱熹时会署名“空同道士邹诉”，“邹诉”即“邹县朱熹”。到战国末年，邾灭而迁沛，沛地属徐州，朱熹的先人移居江苏徐州一带。后汉时又迁回山东北部的青州，然后再南迁过江至吴郡（今江苏苏州）、丹阳（位今安徽马鞍山东南的当涂县境内）等地，东晋时朱氏再迁平陵县（今江苏溧阳县西北），唐时再迁至徽州黄墩，隋唐时或称新安郡。上述朱氏先祖的迁徙情况，主要得之于族谱的记载，而族谱中采于传说、自行附会之处俯十皆是，许多地方是不可靠的。而朱熹将其作为籍贯别号，可见其怀祖思想之浓烈。
　　朱熹之宗族真有史实可考的家谱，是从唐末开始。其远祖朱古寮当时在歙州刺史陶雅手下为将，率兵戍守婺源，遂在此安家，当地的紫阳山颇有风光，遂成为地方的一个标志。朱氏在这里生活到第八代，就是朱熹的父亲朱松，进士出身，北宋宣和年间授建州政和县尉，正逢睦州方腊起义，危及家乡，便携全家寓居政和（今属福建），其父朱森（朱熹祖父）随子赴闽，后病死也葬于政和县。朱松调任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县尉，家又迁居尤溪，建炎四年（1130），朱熹就诞生于此地。
　　朱松后又当过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著作郎、度支员外郎诸职，性情刚直，不久辞官，退隐尤溪城外毓秀峰下。绍兴七年（1137），移居建州建瓯（今属福建）。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过世，托孤于朋友、右朝议大夫刘子羽，刘在其家乡崇安（今福建武夷山）的五夫里盖房，安置朱熹母子，生活颇为安逸。绍兴十七年（1147），朱熹在建州（今福建南平）参加贡举考试，说明朱家早已取得当地的户籍。
　　朱松虽携眷长期寓居福建，但作为“婺源著姓”，在婺源老家仍有一定的产业，且还不时怀念故乡。朱松在福建做官，曾以“紫阳”之名刻其印章，以念故土。朱熹后在崇安寓居时，“在五夫里之潭溪，晦翁筑室于此，匾曰：紫阳书堂”（《崇安县志》）。据《朱子年谱》载，朱熹曾两次回婺源老家：第一次是绍兴二十年（1150）春，朱熹二十一岁，回老家省墓。第二次是淳熙三年（1176）春，朱熹四十七岁，也是回去修整祖墓。说明朱熹与老家婺源一直保持着联系。
　　然而，朱熹一生七十一岁，有五十多年生活在福建武夷山及其周围的闽北地区，其中在尤溪约八年，在建瓯约七年，在崇安（今武夷山）一带生活了约三十余年，而外出为官或活动的时间合计才十三年多。晚年根据父亲的遗嘱，移家定居于建阳县（今属福建）的考亭，约生活了五六年时间，其实此地离武夷山也很近，世称“朱考亭”，死后葬于建阳塘石里之大林谷。后人称朱子学派也或作“考亭学派”。
　　从上述情况看，作为“婺源著姓”的朱家，从唐朝末年到北宋末年，在徽州婺源生活了二百余年，那么，朱熹的籍贯应该是“徼州婺源人”，《宋史》本传也如是记载。南宋度宗曾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元代又诏旨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清代已形成如此观念：婺源之有朱子，犹如邹县之有孟子，曲阜之有孔子。所以婺源是朱熹的籍贯，应无疑问。问题是徽州处于浙江、安徽、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清康熙年间此地属安徽省，有人据此以为朱熹是安徽籍。民国时期，婺源划归江西，故也有人以为朱熹应为江西籍。
　　最麻烦的是，有人提出朱熹应为福建籍，理由是朱熹出生时，其祖父、父亲两代人已移居福建。朱熹不但出生在福建，且一生大多数时间也在福建度过。就以古代户籍制度而言，有正籍、寄籍、占籍之分，祖父、父亲及本人三代都居于当地，立有户籍，即为“正籍”，正籍就意味着取得了当地籍贯的法定资格。其十八岁时在建州参加贡举考试，便是最好的佐证。然而，朱熹出生在尤溪、户籍科举在建州，一生主要的读书写作生涯在崇安渡过，晚年及葬在考亭，其中哪一个算其区域籍贯呢？
　　从上述情况来看，要确定朱熹的籍贯是不容易的。问题是中国在确定一个人的籍贯方面所使用的标准还颇模煳，一遇上像朱熹这样较为复杂的人物就无能为力了。
　　“朱、唐交奏”案大理学家朱熹与学者型官员唐仲友在南宋中期突然交奏起讼，彼此攻讦，大有不共戴天的味道。朝野舆论顿时哗然，人们纷纷猜测，其原因何在呢？在分析了各种因素之后，还是理不出个所以然来。
　　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发生了一桩轰动朝野的弹劾公案，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朱熹，连续上了六道奏章，按劾台州知州唐仲友不法之事，措辞激烈，举证繁杂。唐仲友也不甘示弱，驰奏辩白，并反过来指责朱熹弄虚作假，执法违法。朝野上下顿时舆论哗然，士大夫们议论纷纷，或尊朱抑唐，或褒唐贬朱，毁誉相半，莫衷一是。
　　宋孝宗接到朱熹的弹劾状和唐仲友的声辩疏，互相揭发的都是一些当时士大夫中司空见惯的“不法行为”，如私狎官妓、私役工匠、经商谋利等，一时也难以判别是非，只得问宰相王淮，王淮只轻描淡写地评论道：“只是秀才争闲气罢了。”最后，朝廷只得“两平其事”，没有加罪于唐仲友，只是撤销了对唐的江南西路提点刑狱的任命而已。
　　唐仲友，字与政，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颇有才华，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建康府学教授、秘书省正字、知信州、知台州。曾上万言书论时政，做学问方面偏重儒家经制，代表作是《帝王经世图谱》十六卷、《六经解》一百五十卷，还有《孝经解》、《九经发题》等，大都已失传，不过说明唐仲友也是一位进士出身的学者型官员，学者称说斋先生。朱熹是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著作等身，时已为理学大家。那么，两位饱学之士，为何彼此攻讦，发动这场公案呢？
　　朱熹在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上才一年，就一连奏劾了好几个贪官污吏。如奏劾绍兴府差指使密克勤偷盗赈济的官米四千余石，弹劾隐瞒灾情、谎报政绩、横征赋税的衢州守臣李峄，奏劾元差监酒库张大声、孙孜等人检放不实，还弹劾了依仗权势兼并土地、赈粜济米时减克升斗的县尉朱熙绩，又奏劾知江山县王执中、知宁海县王辟纲等渎职……作为监司，就应该监察各地方官吏的行政行为，这是朱熹的职责，所以朱熹同样弹劾知台州唐仲友的不法之事，这也应在情理之中。况且朱熹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紧张的审讯，掌握了唐仲友在台州大量不法行为的证据，案件牵连到数百人。根据当时朱熹和唐仲友的地位和处境，朱熹不可能凭空捏造唐仲友的罪行，就是说，朱熹的六道奏章中所说的罪状大都是事实。所以，它为什么不可以是正常的官场行政行为呢？
　　可能因为朱、唐二人都为学界名人，名人交讼，且又连上数道奏章，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由是各种猜测纷纷出笼。一般以为，朱、唐矛盾，主要是由两人学术见解的分歧而引起的。在理学方面，唐仲友的许多观点与朱熹相左，有的还针锋相对。唐仲友与宰相王淮是同乡，还有姻亲关系。王淮曾擢迁郑丙为吏部尚书、陈贾为监察御史，使两人协力攻击朱熹的道学，开庆元伪学党禁之先声。唐仲友与郑丙等的关系也都不错，也曾跟着王淮反对道学，自然与朱熹产生嫌隙。
　　还有人以为先是吕祖谦曾与唐仲友同书会时有龃龉，而朱熹总是袒护吕祖谦，而故意抑制唐仲友，因此两人埋下了不和的种子。其实，当时士人之间的学术见解有分歧是正常现象，如陈亮与朱熹友善，然论学则冰炭不相容，两人曾进行过多次“王霸义利之辩”。朱熹与陆九渊、吕祖谦之间，也都曾用书信往来或讨论会的形式，进行过激烈的学术争论，但互相间相处还是一如既往。所以，朱、唐间发展到两人在政治上互相攻击，乃至你死我活的尖锐程度，想必还应有其他相关的一些原因。
　　周密《齐东野语·朱唐交奏本末》认为，是唐仲友平时恃才傲物，轻侮朱熹，而陈亮颇为朱熹所推重，与唐仲友却时有矛盾。有一次，陈亮游历台州，看中一名官妓，就嘱托唐仲友为其赎脱官籍，以便自己能与之相好，唐答应了。唐仲友在一次集会上遇到这个妓女，就说：“你果真想跟从陈官人吗？”妓女被问得不知如何回答，唐却接着说：“那你就要做好忍饥受冻的准备才行。”此妓听了若有所悟，显得非常怨愤。自此，陈亮再去此妓女家时，再也看不到从前她那曲意奉承的样子了。陈亮知道被唐仲友所玩弄、出卖，便去见朱熹。恰巧朱熹任两浙东路监司，问起：“近日小唐又在说什么坏话了？”陈亮乘机挑唆道：“唐仲友说你连字都不识，如何当监司？”朱熹听了，心中不快，一时新恨旧账一起涌上，借口部内有冤狱，要求再次巡查。朱熹到达台州时，唐仲友偏偏又出迎怠慢，朱熹就更相信陈亮的话了。于是马上收缴了唐的官印，交付给随从官员，开始搜集唐在台州为官时的种种越轨和不法行为，写成奏状向朝廷告发。
　　其中主要是说陈亮在其中挑唆。陈亮，字同甫（或同父），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饱读史书兵法，下笔数千言立就，政论气势纵横，词作才气豪迈，还喜谈边塞攻略之事，学者称龙川先生。几次诣阙上书，极论时事，反对和议，力主抗金。遭人嫉恨或被人诬告，几度入狱。然而出狱后，志气益励。绍熙四年（1193），中进士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判字公事，未行而卒。为人脾性豪放，他会做出上述偏狭小家之举吗？同时，朱熹也会为唐仲友“连字都不识，如何当监司？”一句类似玩笑话。就恨得咬牙切齿吗？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断言：“宋人小说多不足信……所记朱、唐公案，恐亦未足信也。”
　　然而有学者指出，陈亮挑唆一说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陈亮在淳熙十年写给朱熹的一封信中透露：“去年之举，‘震’九四之象也……至于人之加诸于我者，常出于虑之所不及，虽圣人犹不能不致察。奸狡小人虽资其手足之力，犹惧其有所附托，况更亲而用之乎！物论皆以为其平时乡曲之冤一皆报尽，秘书（指朱熹）岂为此辈所使哉！为其阴相附托而不知耳。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唐与正乃见疑相谮，是真足当田光之死矣！”话中一方面反驳“物论”所说朱熹把唐仲友平时造就的“乡曲之冤”全部报尽，指出朱熹是不会受唐的“乡曲”指使的。一方面也极力为自己辩护，表白“至于人之加诸于我者”，“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由此判断，唐仲友确曾怀疑是陈亮从中挑唆。那么，到底陈亮是否在其中有所挑唆？又对唐仲友加以何等不实之词？而促使朱熹最终采取这极端手段，我们还是不得而知。
　　朱熹的思想价值朱熹完成的理学思想体系，对中华民族产生了长久的、深刻的影响。然而人们对于它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却大相径庭，其波动幅度之大，真可谓一个捧上九天，一个打入地狱。其中，各类学者采各自完全不同的说法，其观点也或有天壤之别，这在学术界实在是非常少见的。
　　朱熹受业于父亲朱松及胡宪、李侗诸师，得程颢、程颐之传，兼采周敦颐、张载诸人的学说。以儒家的政治伦理观为中心，糅合佛、道思想，把自然、社会、人生等方面问题融为一体，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完成了一个对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影响巨大的理学思想体系。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伊洛渊源录》、《资治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书集传》、《诗集传》、《楚辞集注》、《周易本义》等，后人为其编纂了《朱子语类》、《朱子遗书》、《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等。可称成就斐然。
　　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十九岁登进士第，后授同安县主簿。乾道时为枢密院编修，至淳熙中，年近五十才迁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知潭州等职。《林下偶谈》载：“晦翁帅潭，一日赵丞相密报：‘已立嘉王（宁宗）为今上，当首以经筵召公。’晦翁藏袖内，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极赦至。”或可见其为官作风。宁宗即位，朱熹六十五岁，除涣章阁待制兼侍讲，给皇帝进讲《大学》。但只做了四十六天侍讲，就被免职。时朱熹见权臣韩侂胄结党把持朝政，便直言上疏，指斥韩侂胄任意进退大臣，紊乱朝纲。韩大怒，遂把朱熹看作眼中钉。
　　绍熙五年（1194）十月的一天，宁宗召倡优们进宫演戏，韩侂胄特别安排，让戏子峨冠阔袖，扮成朱熹讲学模样，并把朱熹倡导的性理之学擅改为诙谐迂阔的空淡，让宁宗感到轻浮好笑。韩便向宁宗说道：“朱熹所讲道学实是伪学，毫无用处，此人不可再用。”当时一些文人在诗词、文章里也时或斥责其道学的空谈性理、无用误国。宁宗本来就不太喜欢这个古板的教书老头，便正好下诏解除了朱熹的侍讲官职。朱熹只得带着提举宫观的闲职，回到福建崇安，在家乡召徒讲学，从此被逐出政坛。
　　庆元二年（1196），朱熹在家讲学，听到朝中一些大臣无辜被害，上章力辞其闲虚职名，以表愤慨。而权臣见辞章，又奏劾朱熹十大罪状，下旨削去朱熹职名。学生蔡元定等也被指责佐熹为妖，编管道州（今湖南道县）。这十大罪状中，虽有许多诬蔑不实之词，但在用一些事实揭露其道学的虚伪方面也不无价值，如揭发讥讽朱熹“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修身可乎？”“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其身”等。朱熹在《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中也承认：“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规学官之地，而改为僧坊。”不久，朝廷又加以“伪学逆党”的罪名，进行大肆迫害。朱熹作为“伪学”之首，被官员学人们纷纷横加指责和攻击，所有著述被查封，甚至有人上书乞斩朱熹。其门徒有的进山隐居，不敢露面；有的易衣冠，狎游市肆，以示与“伪学”划清界限。朱熹晚年就在如此寂寞惨淡的境遇中，遭受煎熬。
　　庆元六年（1200），朱熹在悲愤交织中病卒，享年七十一岁。官府的罪名约束和严密监视，使其众学生不敢前来奔丧吊唁，葬礼十分凄凉。这位一生为封建统治呕心沥血的思想家，结果却被统治者列为“伪学之师”而含恨离开人世。他的有关“理学”的思想体系全被作为“伪学”，受到禁锢和排斥，朝廷还立《伪学逆党籍》，株连所及，有记载的就有五六十人。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朱熹“理学”思想的理论价值愈来愈被统治者所赏识，也愈来愈被推崇。朱熹死后第九年，朝廷就诏赐朱熹遗表恩泽，“谥曰文”，称“朱文公”。次年，追赠朱熹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嘉定五年（1212），把朱熹《论语·孟子集注》列入字学。到宋理宗时，皇帝进一步认识到“理学”有补于治道，遂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按祭祀孟子的礼仪来祭祀朱熹。宋度宗进一步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赐（朱）文公阙里于婺源”，已有把朱熹抬高到孔子相当地位的味道了。
　　元代时，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复科举。这样，朱熹理学的官方统治地位渐次确立。后又下诏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命其五世孙朱勋管理，受历代统治者的朝拜。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改封朱熹为“齐国公”，追谥朱松为“献靖公”，又改封“粤国公”。明代太祖、成祖都极尊崇朱学，不但继续以其为官学，规定《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名臣奏议》等为读书和科举的范围，且下令天下学宫，祭祀朱熹，朱熹后裔可世袭爵禄，朱熹几乎取得与孔子同等的地位。清康熙令编《朱子全书》，且亲为作《序》，直把朱熹喻孔子，预言“朱子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五十一年（1712）谕旨，朱熹的牌位从孔庙东庑先贤之列移至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先圣，其统治地位已无可动摇。
　　朱熹被抬入孔庙，理学被捧为官方御用哲学，甚至许吐司人把程朱理学诸籍与衣食完全等同起来。有学者认为，朱熹独能兼孔、颜、曾、孟之长。有人说：“天不生孔子，三代以上如长夜；天不生朱子，三代以下如长夜。”朱熹有这样一句话：“非徒有望于今日，而又将有望于后来也。”（《戊申封事》）这句话是应验了。
　　然而近代以来，人们也愈来愈感到以朱熹为旗帜的宋明理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其思想核心观念严重阻碍社会进步。朱熹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就是把“三纲五常”看成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而把一切不合“三纲五常”的思想行为都视作“人欲”，是大逆不道的，务必革尽除绝。为了加强君主统治这个“天理”，必须消除一切对社会不满，反对统治者的意识和言论，因为这些都是“人欲”。统治者便可从一本书、一首诗、一篇文章、甚至一个字中罗织罪名，残害具有所谓“异端”思想的人。明、清两代如此惨烈的文字狱，就是在这个理论下，名正言顺地杀人，迫害无辜的生命。统治者将自己崇奉的思想捧为“天理”，然后不择手段残酷迫害“异端”，逐渐成为根深蒂固的体制传统，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文化基因障碍。
　　同时理学又大力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用封建礼教杀人，其中受害最深、最烈的就是妇女。在朱熹祖籍的安徽，据《休宁县志》载，在“灭人欲”观念的引导下，明代“节妇”、“烈妇”就有四百余人，清道光间女子“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鸠者、绝粒者，数数见焉”，“处子或未嫁而自杀、竟不嫁以终身”者达二千余人。朱熹老家婺源，“节烈”、“节妇”、“节孝”等牌坊有百余处，南宋至清光绪四年，有关妇女达七千余人。在朱熹长期生活的福建，据《福建通志》载，就闽南十二县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未婚妻守节、夫亡殉节的，就有近千人，其中受朱熹影响最深的同安、晋江、尤溪三县受害最甚，如晋江城郭的旌表贞节牌坊，几乎触目皆是。施可斋《闽杂记》说：“福州旧俗，以家有烈女贞妇为荣，愚民遂有搭台死节之事。女有不愿，家人或诟骂辱之，甚至有鞭挞使从者。”
　　清代戴震就说：“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朱熹所谓的“天理”，其实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较之以刑罚杀人更具欺骗性。再如“福建漳州女子皆小足，朱文公守漳时，立法令之缠足极小，使不良于行，藉革其淫俗，故成为今日之现象也。”（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清末谭嗣同批判道：“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别也，天理善也，人欲也善也。”现代学者蔡尚思说：“程朱派理学家最不讲理，最无良心，阳儒阴法。以理责人，甚于以礼责人；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
　　“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维逻辑，与自由、民主、人权的人类普世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在此思想束缚下，人们也不会有任何创造力，只会在无上权威的君主面前，培育起根深蒂固的奴隶性。这一“理学”思想发展了原儒家学说中的糟粕，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君主专制统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它统治了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是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指导原则，成为巩固君主专制统治秩序的强大的精神支柱。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鲁迅诸人深恶痛绝的国民劣根性，其实就是由宋明理学为思想基础的奴性，鲁迅还专门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与其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矛头针对的是孔家店，还不如说人们要摧毁的其实是朱家理学体系。它实为中华民族几百年以来愚昧落后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如果中国人民在思想上不破除对这一理论的迷信。不打破这理学中所谓“天理”的窠臼，将不可能走向现代社会。
　　不过到了现代，又有许多学者对朱熹的学术成就作出基本肯定的评说。如肯定他撰写、编次、注释、校刊了不少著作和典籍，为保存和发展祖国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他创建书院，聚徒讲学，总结教育经验，在中国教育史上作出重要贡献。他还对自然科学作过比较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甚至说他的理学思想体系也是适应了巩固中央集权君主统治体制的要求，也起到了一些进步作用。
　　尤其是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对朱熹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也说：“朱熹，或称朱子，是一位精思、明辨、博学、多产的哲学家。光是他的语录就有一百四十卷。到了朱熹，程朱学派或理学的系统才达到顶峰……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独占统治地位，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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