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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王贝利自传
奥兰多。杜阿尔特 亚历克斯。贝洛 著
第一章
从包鲁走出的孩子
我射进的最伟大的一球是在与塞莱斯特做了个二过一后完成的，我们把他叫做埃德松。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贝利。
——唐丁霍，贝利的父亲
无论我们活得多么长，我们都不会忘记自己小的时候。记忆就像一部我们可以独自观赏的电影。而对我来说，童年时代是这部电影最精彩的部分：我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回到过去，回到那天真无邪的年代，回到那梦想和梦魇交织的岁月。
我出生在巴西东南部里约热内卢正北边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特雷斯科拉桑斯。这一带矿产丰富，特别是金矿——最早的葡萄牙探险者们曾为这里黄澄澄的矿藏如此丰富、如此辉煌激动不已，决定定居在这里开矿。他们当中有一位农民，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勤劳的人，对他从韦尔迪河畔获得的那块土地一往情深。他向上层人物请求在那里建一座小礼拜堂，结果获得了批准。礼拜堂建成后，他将其命名为耶稣、玛丽和约瑟圣心教堂。这位农民给教堂起这样的名字，是因为他对这三位圣人无比崇敬，而教堂的名字后来又变成了这个地区的名字——特雷斯科拉桑斯，它的意思就是"三颗心".
然而巴西是个出故事的地方，你将在本书中处处可以看到，一个故事除非还有其他版本，否则在巴西是根本不值得一讲的。这"三颗心"的故事也不例外：有人说这个名字是指被禁止与三名当地少女结婚的三个牛仔的爱情；也有人说它是指韦尔迪河在流经镇子时形成的三道湾就像是三颗小小的心。然而，我却坚信那位农民的故事——我——在的镇子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追溯至１７６０年圣心教堂建成时。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地方在"地契"上却出了些问题，教堂所建的地方被卖掉了。教堂本身被毁坏了，而且直到１８世纪末才有替代的建筑物出现，一位名叫安东尼奥。迪亚斯。德巴罗斯的船长建起了一座新教堂。当时在围绕着它发展起来的韦尔迪河畔的村庄建立了教区，并被重新命名为"韦尔迪河畔的特雷斯科拉桑斯".１８８４年，在巴西最后一位皇帝唐。佩德罗二世临幸后，在连接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克鲁赛罗城的铁路开通后，特雷斯科拉桑斯变成了一座城镇。
尽管我只在那里住过短短几年，而且无论那里的人们就其地名流传着怎样的传说，有一件事我是确信不疑的——我认为它对我来说不言而喻、理所当然，那就是我应当是出生在一个叫做"三颗心"的地方。在为撰写本书而回顾我的一生时，我发现许多往事都已经模糊不清，难以确定了，但同样变得清晰的是我生命中一个内在的支柱，我认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因为"三颗心"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盏至关重要的指路明灯。我感觉它与我的宗教信仰息息相关，因为在其中跳动着我们天主教徒如此崇敬和爱戴的三颗圣心。但是在其他见证了我的成长和建功立业的地方——在圣保罗州中心地带的包鲁，我们家移居到此，也是在这个地方诞生了我对足球的热爱；在桑托斯，沿着里约热内卢海岸线在我作为一名足球运动员赢得了如此多冠军、享受到如此多快乐的地方——我也看到了它。我出生、成长和踢球的地方——它们也给了我三颗心。
自我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３日在特雷斯科拉桑斯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６５年了。我走过的路不算短了，但奇怪的是，那个地方几乎没有什么事让我想不起来。我出身贫寒，降生的小房子是用二手的旧砖建起的，虽然这使得它听上去好像还很坚实，但从外观上你一眼就能看出它摇摇欲坠，而它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尽管我很骄傲这条街以我的名字命名了，而且那座房子上甚至安装了一块饰板，指明这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房子本身却没有什么变化，看上去依旧寒酸。也许正是那块饰板将房子拢在了一起。当我后来重访这座房子时，我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我出生时的景象，一定是这样的——我的祖母安布罗西娜曾向我描述过当时的情景，她那时正帮助我年轻的母亲塞莱斯特挺过生孩子的剧痛。终于，这个不停地蠕动的小婴儿——我——被抱到了这个世界上，我的叔叔若热惊叫道："他可真够黑的！"——也许这句话回答了我父亲的第一个问题，我究竟是个男孩还是女孩。我父亲在得知了我的性别后显然很高兴，他戳着我干瘦的腿说道："这孩子将成为一名优秀的足球选手。"我母亲当时的反应不得而知，但我想她对这个预言不会很高兴的。
我母亲塞莱斯特是个本地女孩，一名卡车司机的女儿。她长得很娇小，一头闪亮的头发，微笑起来很美。我父亲若昂。拉莫斯。多纳西门托——人们都叫他唐丁霍——生于６０英里外的一个小镇。他们相识时，他正在特雷斯科拉桑斯服兵役。他也是特雷斯科拉桑斯体育队的中锋。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职业俱乐部，他在那里踢球几乎挣不到钱。那里根本没有赢球奖金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而且在那年月，做一名足球运动员意味着你有了一种名声，它使得你——我怎么能这么说呢——臭名远扬。但无论如何，在我母亲１５岁时，我的父母结婚了，而当她１６岁时，她怀上了我。
就在我出生前不久，另一样东西来到了特雷斯科拉桑斯，那就是电。为了庆祝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一重大改善，父亲给我起名为埃德松，以表达对电灯泡的发明者托马斯。爱迪生的敬意。实际上，在我的出生证明上，我的名字是包含"ｉ"这个字母的Ｅｄｉｓｏｎ（爱迪生），然而一个一直延续到今日的错误使我成了没有"ｉ"的Ｅｄｓｏｎ（埃德松），给我带来无穷麻烦的是，这个"ｉ"时常出现在官方或个人文件中，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解释原因。好像乱子还不够似的，他们把我出生证明上的出生日期也搞错了——上面写的是１０月２１日。我不敢肯定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也许是因为我们巴西人对精确不那么在乎吧。这是又一项持续至今的错误。当我第一次领到护照时，上面的出生日期写着１０月２１日，于是每当我换领新的护照时，出生日期一项便铁打不动了。
在特雷斯科拉桑斯谋生可不容易——我们家很快又多了一张嘴。我的弟弟雅伊尔，也叫佐卡，在我降生的同一座房子中出生了。我相信我的母亲一定在想："但愿我的两个儿子都不要去踢球。踢球根本挣不到钱。也许，他们可以去做医生？既然有那么多正儿八经的工作！"然而，我们都知道了后来的情况。我长大后也爱上了这项运动，正如我的父亲——这是他最了解的事情，像成千上万名巴西足球运动员一样，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时来运转，能靠射门得分来养活全家。
这种情况差点儿就发生了。１９４２年，他受到本州最好的俱乐部——首府贝洛奥里藏特的米内罗体育队的征召。好似一缕阳光穿云而出。这是一支全国闻名的正规职业俱乐部，与特雷斯科拉桑斯那支也叫"体育"的破队可不能同日而语。米内罗体育队能够与强队交锋。我父亲首次出场，是对里约州的圣克里斯托旺队的一场友谊赛。对方有一名后卫奥古斯托，后来进了国家队，成为参加１９５０年世界杯的巴西队队长。然而不幸的是，奥古斯托被我们家铭记，却是另有原因：他在比赛中与父亲撞在了一起，我父亲倒了大霉。他的膝盖——我想是韧带——受了重伤。他无法再踢下一场比赛，好运撩拨了他一下，又与他擦肩而过了。
他回到了特雷斯科拉桑斯，又开始了"打短工"的生涯。他也在附近的圣洛伦索和洛伦纳等城市待过，为希帕卡尔和瓦斯科等俱乐部踢球——这支瓦斯科队可不是里约州那个著名俱乐部，只是名字相同而已。在洛伦纳这个山边的温泉度假地，我的妹妹玛丽亚。露西娅出生了。
父亲唐丁霍是名优秀的选手。他踢前锋，他个子大，几乎有六英尺高，而且头球功夫十分了得。通常这种类型的选手都是英格兰人，但当时巴西也有一位屡屡以精彩的头槌破门的球员，叫做巴尔塔萨。所有人都说我父亲是"土包子巴尔塔萨".我想足球在我们这个家族是有家传的。我父亲有一个兄弟叫弗朗西斯科，我从未见过他，因为他很年轻时便死了。他也是一名前锋，好像踢得比我父亲还棒。
据说父亲曾经在一场比赛中五度头球破门。但那时候我还小，记不得有这事了。当后来我射进了一千个球后，一些记者们开始调查起这一传说的真伪。据他们报道，这是惟一不属于贝利而属于他父亲的进球纪录！现在只有天知道了……
１９４４年在圣洛伦索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们全家的生活——特别是我。我父亲收到了圣保罗西北方包鲁一家足球俱乐部的邀请，去为他们踢球，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为他在当地政府中谋到了一份公务员的差事。他去那里了解过情况后很是满意，而我母亲也对那份非足球的工作满心欢喜，认为这将使我们的家庭生活更加安稳，并大大改善家庭财务状况。她希望我们能就此摆脱近乎赤贫的窘境。然而在孩子们看来，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那时还不懂事。佐卡、玛丽亚。露西娅和我都还很小。
父亲设法说服母亲。我们先将仅有的一点点行李寄了过去，包鲁那边的人将车票寄了过来，于是我们就出发了。我感到乘火车旅行实在是令人兴奋，在很多方面它成为我真正的最早的记忆——我那时才４岁，这次火车之旅的快乐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几乎整个旅程，我都像胶水一样牢牢地粘在了车窗上，为窗外景物的不断变化而目瞪口呆。火车走得很慢，对我来说更增添了乐趣，因为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观赏风景。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到我的祖国，或至少是它的一部分的模样。那时我们所能享受的最接近于空调的条件就是把车厢两边的大窗户都打开。在火车拐一个长弯时，我看到了火车头，看到一缕烟雾从火车的引擎中喷出，我是如此惊讶好奇，将身子远远地探出了窗外，要不是我的父亲我早就一头栽了出去。他一把将我抓了回来。我母亲狠狠地瞪着我，严厉地斥责我。我在这个星球上的日子险些就在那时结束了，然而老天有眼……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我坐在了父母中间，再也没冒任何危险了。
我们于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５日到达包鲁，对前景充满信心——现在我的父亲有机会展示他的足球才华了，因为不用再担心钱，他将更加出彩。我们起初住在车站旅馆，在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街和阿尔弗雷多鲁伊斯街的交会处。后来我们在鲁本斯阿鲁达街租了一间房子，邻居就是巴龙家。这家有一个孩子后来被叫做巴龙尼奥，先后在包鲁的诺良斯特队及帕尔梅拉斯队、弗拉门戈队踢过球。当时住在我们隔壁的还只是巴龙尼奥的祖父母。
而包鲁本身就像是世界中心，比我那时到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大，有我想象中的大城市的所有代表物：商店、电影院和宾馆饭店。甚至在那时，它便已经是巴西内陆较大的城市之一了，有大约８万人口，也算是个交通枢纽，有三条铁路干线穿城而过。我们的生活似乎有了新的开端，命运女神似乎一定会在这里垂青我们。
然而麻烦很快就来了。向我父亲提供合同的卢西塔纳俱乐部变成了包鲁体育俱乐部，简称ＢＡＣ，新老板就位后，有了新的主意和新的章程。他们决定信守合同中足球的部分——要知道，唐丁霍是一名优秀选手，尽管他的膝盖曾受过伤——但我们来到包鲁的主要目的，也就是那份公务员的工作，合同中却绝口不提了。所以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原地，而我父亲要养活的家庭却比在特雷斯科拉桑斯时还要大了。除了我母亲塞莱斯特、父亲唐丁霍、我弟弟、妹妹和若热叔叔，我的奶奶安布罗西娜也和我们一起生活了。
谢天谢地，我父亲的膝盖这回坚持到了正式上场比赛。１９４６年，包鲁队在圣保罗州内地最好的一些球队组成的"乡村联赛"上获得了冠军。我父亲射进了很多球，成为最佳球员。他在城中出了名。然而好景不长，他的膝伤实在是糟糕。我还记得他每天晚上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坐在那里看着他肿起的膝盖。那时包鲁的医疗条件很差，我通常也只能为他取来冰块，帮他敷在膝盖上。那时的医生可能根本不知道"半月板"这个词，更不用说为它做手术了。父亲能上场的时间越来越少，直到在ＢＡＣ队踢了八年之后，他彻底地放弃了。
在父亲因伤不能上场时，我们家便度日维艰。佐卡、玛丽亚。露西娅和我总是光着脚，只能穿旧衣服。我们的房子又小又挤，屋顶还是漏的。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我记得有几次妈妈给我们的饭只有面包和一小片香蕉。我们从未断过顿——就像巴西许多境况比我们还糟的家庭一样——但是对我母亲来说，生活中总是笼罩着恐惧，对于无米下炊的恐惧。我活了６５岁，明白的一个道理是：对生计的恐惧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恐惧。
当然，家庭成员有难同当。我叔叔若热在卡萨卢西塔纳找到了一份送货人的工作。他在那里一干就是１９年，他的敬业精神（这是他最大的长处）使得他不断得到提升，而他的薪水也帮助了我们填饱肚子。我姑姑玛丽亚在圣保罗工作，每当她放假来看我们时，总是给我们带来食物，有时也带来衣服。
我也该为家里分忧，毕竟我是长子，所以我决心也做点事。大概是７岁时，我勉强攒够了置备一套擦鞋工具的钱，这要感谢若热的帮助。我打算在包鲁繁华的十字路口转转，靠替人们擦本已锃光发亮的皮鞋来挣几个铜板。但我母亲却坚决要求我不能离家太远，只能从邻居中揽活儿。由于我们这条街上有一半人都打着赤脚，我记得我那时就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但母亲的话可没法不听，于是我恭恭敬敬地敲开了鲁本斯阿鲁达街所有人家的门，问他们是否需要擦鞋。他们都很友善，但我只揽到了一件生意，而且我也不知道该要多少钱。从这桩早期的生意中，我汲取了一项后来并未能时时记住的经验：要知道你的顾客在哪里，要了解行情。
然而我也意识到，我并不知道怎样把鞋擦好，我需要练习。我把父亲的足球鞋擦亮了，也把自己的鞋擦亮了——这是一双小巧的鞋，是我姑姑玛丽娅带来的，原本属于她老板的儿子。我只是在特殊场合才穿上它们，所以它们得以在很长时间内保存完好，直到有一天——也许对它们来说是最特殊的场合——我想试试穿着鞋而不是像我平素那样光着脚踢球究竟是什么感觉，结果踢坏了它们。
最终我说服了母亲，想在我们的穷邻居中揽到擦鞋的活儿简直是徒劳，于是她勉强同意我可以在比赛日陪着我父亲去包鲁体育俱乐部的赛场，至少那里有许多鞋需要擦，而且父亲也可以照看我。其实他忙得根本顾不上我，但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潜在的生意，意味着我不可能空手而归，于是那天当我们回家时，我的口袋里就有了两个克鲁赛罗（巴西货币单位——译注）。初战告捷使我母亲宽心了许多，也准许我到火车站一带去擦鞋了——那里多了许多竞争对手，很多像我一样的男孩也想到了同样的主意，但至少我可以挣一点钱了。
大约一年后，我们的家境稍有好转了，我父亲终于在一个诊所谋到了一份差事。干的完全是粗活，主要是擦擦洗洗，搬搬扛扛，但因为这份工作是由当地政府资助的，比他打的其他短工都要稳定，于是多年以来笼罩在我们家屋顶上贫困的阴翳稍稍消散了些——虽然并未移除，但毕竟是有所缓解。
与此同时，我受教育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我母亲坚决要送我上学，并竭尽全力地置办了上学所需的一切，于是我适龄进入了包鲁的埃内斯托。蒙特小学。按说我应当在那里读上四年书，然后再读四年中学。如果你足够刻苦，或者足够聪明，或者足够走运，还可以进入大学预科再读三年，最后进入大学。但对于一个８岁的孩子来说，那是遥遥无期的。
那年月为一个穷孩子上学做准备可不多见。我母亲和奶奶将我磨破了的短裤一一缝补好。我的衬衫是用运麦子的口袋布缝制的（不过质地倒不错，是纯棉的）。实际上一开始我是很高兴上学的。他们给了我一盒彩色铅笔，我很快就用光了，画了我能画的一切。第一天上学是父亲带我去的，一开始我的行为也很规矩。但我很快就在上课时变得多嘴多舌起来，并成了班上的一个捣蛋鬼。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位老师——西达女士。她是个严格执行纪律的人，也不准学生分辩——一句话，她不容许有任何不守规矩的行为。我经常受罚，被迫跪在一堆晒得像石头一样硬的豆子上——也许这锻炼了我的膝盖，为日后做了准备……
我不是个好学生，但一开始事情也并不很糟——如果西达女士不像我后来的一些老师们那样严厉的话，我只不过是个偶尔淘淘气的小顽童。我想读书，也不认为自己笨，但我的确学习成绩不好。现在回首往事，我对此感到很奇怪，不仅因为我现在知道了教育有多么重要，而且当时我也有很好的刻苦学习的动力——大约我七八岁时，我迷上了飞机，梦想着将来当一名飞行员。我经常到航空俱乐部去看飞机和滑翔机表演。只要有机会，我就飞奔到机场，目不转睛地看着飞行员们为飞机起飞做准备，或者看飞机着陆，甚至为此逃课。开飞机真是一种再浪漫不过的谋生——以及生活——的方式，我为此而心醉神迷。
我记得曾向父亲谈及此事，令我惊讶的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我本以为他会打消我的念头，但他却巧妙地提醒了我，为了实现我的目标，我需要掌握很多技能——如读、写、导航等等。我记得这是他第一次像对待一个大人一样对待我，很认真地听我的话，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是个四肢发达的足球运动员，他的头脑也很聪明——只有他总能化解我母亲的火爆脾气——我当时立刻明白了我应当听他的话。这使学校在我心目中变得更重要、更有用。甚至在逃课时我也明白我必须受到某种教育才能飞上天。然而有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
那天下午放学后，我们正在闲逛，也可能正在踢球，忽然有人喊道太平间里有个死人，是个滑翔机失事的飞行员。我们都还是孩子，我的许多朋友和我都觉得这实在太令人兴奋了。一个死人！还是个飞行员！我们又好奇又顽皮，跑到了事故现场细细查看，生怕漏过一丝一毫。好像这还不够似的，我和朋友们又跑到了医院陈放尸体的地方，透过一扇肮脏的玻璃看到了那名躺在一张石板上的死去的飞行员。一开始我觉得很好玩——我想这也许是我第一次看到尸体——但随即太平间的工人或者是医生开始摆弄那具还穿着衣服的尸体了，当搬动飞行员的胳膊时，由于尸体已开始变僵，他不得不使劲地拉拽，结果一股血液喷射到了地板上。这情景便非常可怕了，就像电影中一样。一连几天几夜，这幅画面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使我噩梦连连。从此我再也不敢去航空俱乐部了。
随着我不断成长，包鲁变成了我的家乡。这里有我的家、我的学校和足球（后来越发如此），更有我的游戏。我与邻居的许多孩子交了朋友——有黑人、白人，甚至还有日本孩子。我们整天想做的就是玩耍。我们家的木房子外有个院子，里面种着葡萄，还有一棵芒果树和一些甘蔗。我非常爱吃芒果，至今仍嗜芒果如命！当我的朋友们来到院子里时，我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新游戏，甚至模仿马戏团的表演。我们在树枝上荡秋千，还玩其他危险的游戏。我的母亲和祖母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些游戏。我希望有更大的空间，而院子实在是太小了。我们转移到了街上——能在街上玩耍的孩子是幸福的！但很快我们门口的街道又不够了，于是我们开始到更远处去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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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时也很喜欢游泳。包鲁的夏天非常炎热，我们会到西北铁路公司附近的河里去嬉戏——我父亲对手的俱乐部就是这家铁路公司资助的。最好的戏水的地方有一个小瀑布。我们整个下午整个下午地闲荡，逃课去享受游泳戏水的乐趣简直是家常便饭。然而有一天我遭了殃。一个叫做津霍的大孩子想拽着我游过河去。我蹬着腿，他划着水。到了河中央时，我们乱做了一团。我紧紧地抓着他的腿，于是我们开始下沉了。我们拼命地挣扎，喝了不少水，几乎要淹死了。岸上的其他孩子束手无策，只能大声喊叫，直到一个大人走过来，用一根棍子把我们拽了上来。他救了我们。但后来我感到上帝一定是在关照着我，就像我差点儿跌出火车那次一样。
有好长一阵子我们没敢再去游泳，但这个诱惑实在是难以抗拒。不过我们吸取了教训，此后便小心多了。我们是穿着上学的衣服游泳，把它们在树上晾干后再回家。我们可不想让别人看见我们光着身子，也不想让妈妈知道我们下了水。即便如此，有时候回家后，我还会因为衣服又湿又脏而被母亲痛打一顿。我让她操了不少心——究竟有多少，只有你自己为人父母后才能明白。可别误解我：她是个很好的母亲，虽然身材娇小，但却性格刚强。尽管她后来曾把我描绘成一个"好孩子"，但我却知道这不是真的，至少在我小时候是如此。
我母亲知道为了让我好好上学，必须把我留在家里读书，而不是放出去乱跑。这对我来说真如上刑——不仅不能与我同住在鲁本斯阿鲁达街的好朋友劳尔和拉克尔。拉维科一起去玩了，还得在母亲的监视下做功课。然而有一次，我设法溜了出去，在院子里一个大洞中我们的藏身处玩耍——包鲁的街边有很多这样的洞，路况实在太糟糕，一场大雨过后，总会出现很多新洞。
我们的藏身处实在不错，能从我母亲眼皮底下溜出来玩，令我非常兴奋，尽管前几天雨下得很大，而且这时依然在下。然而我母亲很快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家去。我千方百计地央求她让我再出去玩一会儿，但无济于事。我母亲可是个毫不妥协的人。我不得不做了一会儿功课，但没过多久我的思绪就飞到了院子中，想象着小伙伴们正怎样地快乐……可是讨厌的算术却让我不能出去。就在这时，一件童年时代令我难忘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男孩子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叫我快到我们的藏身处去，因为洞塌了，而我们的一个伙伴还在里面！我当时一定是打破了短跑世界纪录，我多么想立刻飞到朋友身边救他出来。当我们跑到时，那里已经围满了人。发生的一切全都是因为雨——土变软了，洞自己塌了下来。我们所有的朋友和邻居们七手八脚地挖着土，将埋在里面的男孩儿扒了出来。但已经太晚了，那孩子的鼻孔里、嘴里、眼睛里全都是土——那情景我永世难忘。他不是我们一伙儿的，他溜进来时谁也没注意到。而我又一次死里逃生了，因为本来是我该在他那个位置上的——但是上帝又一次关照了我。
我的功课和我的母亲阻止了我的悲剧发生。我对太平间里的那个飞行员还记忆犹新，而这个无辜的男孩儿又使我多了一个噩梦。因为他们，无论是在家里时，还是后来我到了桑托斯，我都经常会在夜里醒来大喊大叫。我不喜欢黑暗——它会令我恐惧。而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也再不想挖洞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心怀着一个孩子的负罪感。每当想起此事，我都不能不想我本来是在他的位置上的。而如果塌方时我仍然在那里，我就没法走过这６５年的人生之路了，当然我也没法在这里讲我的故事了。
我在埃内斯托。蒙特小学的第二年糟透了，并且很可能还因为我缺了太多的课而雪上加霜。我与品行不端的坏孩子交了朋友，与第一年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也有了新老师：先是洛德斯女士，后是劳林达女士。很快我就对一切与学校和读书有关的事情深恶痛绝了。劳林达女士对我的惩罚尤其狠。我上课时仍然喜欢多嘴多舌，她便会把纸团捏成球塞进我的嘴里让我不能说话。但这也弄得我两颚生疼。过了一会儿后我便小心翼翼地嚼那纸球，使它变小，不至于硌得我那么疼。她也会使用西达女士的那招，让我跪在一堆干豆上。劳林达女士非常严厉，但就这个惩罚而言，我把它从坏事变成了好事。人们都说当一种惩罚手段被反复使用，或者持续的时间太长后，被惩罚者就会完善自身并从中受益了。对我来说，情况正是这样。我把这种惩罚变成了娱乐。每当劳林达女士忘记了我而继续讲课时，我就把豆子从我膝盖下移开一粒以减轻疼痛。
她喜欢用的另一种惩罚手段是让我站在教室的角落里，背对着同学们，将两臂举起，就像里约巨大的救世主耶稣雕像那样。这很累。而每当我累得不行或者精神不集中时，我的胳膊就会垂下，于是我便会立刻挨一巴掌，并恢复她逼我摆出的姿势。然而当我这位精力充沛的老师稍不留神时，我的胳膊又会垂下。我的相当多的课间休息时间都被用在了在教室里受罚上。但我却依然我行我素！每当课间休息时，我都要闹出些乱子来。我记得有一次我爬上了我们学校旁边一个院子里的芒果树上，为朋友们摘芒果。我们吃了一些芒果后，开始用剩下的芒果打闹起来，没过多久，就有一个男孩子被芒果击中，哭叫起来，结果招来很多人。毕竟，一个芒果够沉的，足以伤人了。他便告起状来。于是我又免不了挨罚。
想想我们那时的游戏，真是天真无邪，尽管有时我们也会闯祸。然而现在，没有多少孩子能够在大街上玩耍了。他们可能根本就不认识芒果树，更不用说能坐在树下，品尝刚刚从树上扔下的芒果，而又不必担心芒果汁会顺着胳膊流了。孩子们几乎没有了责任感，他们也不像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那样动脑筋。现在的孩子只满足于自己的小天地，对于赤贫的滋味一无所知。如果你在很小的时候曾经挨过饿，曾经对得到的一个小小的玩具爱不释手，曾经与你的母亲非常亲近，你应当感到宽慰才是。因为你体会到人生是多么精彩啊！
尽管我在学校挨过不少罚，但这能说明我是个坏孩子吗？关于罪孽有很多种说法，但我不知道孩子是否有罪孽。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什么是罪孽呢？我闯进一个园子里去摘芒果吃，能算罪孽吗？我不这么认为——有很多芒果自己掉在了地上，根本没有人采摘，就白白浪费了。还有很多树上的果实也会落在街道上。我会为捍卫自己的兴趣而抗争。我是个不安宁的孩子，各种念头会像泉水一样不停地从我头脑中涌出。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做那么多噩梦的缘故，梦游也许就与此有关。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经常会说梦话，我甚至会在睡梦中起身——不损坏任何东西——又回去继续睡觉。后来，当我到了桑托斯，借宿在乔治娜女士和雷蒙多先生家时，当我在旅途中，甚至当我进了国家队后，人们都说我总是说梦话。我的队友佩佩总喜欢向人描述我曾经怎样在半夜起床，大喊了一声"球进了"，又回到床上继续睡觉。我不敢确定是否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
我的老师劳林达女士不是个天使，但也的确不像我曾经描绘过的那样是个邪恶的后妈。而且我也的确够令人头疼的：我和同学们打架，我不守纪律。我的确该受到某些惩罚，但我认为我当时受到的惩罚有些是过分的。我现在意识到大人不该那样对待孩子，但在当时，教师的地位非常之高，即使他们并不像今天这样明白事理。在我小时候，规矩就是一切，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一切事情的运作都是由地位决定的——大人离我们非常遥远，孩子们当然也不像今天这样有自己的空间。感谢上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的情况对孩子们来说是变得好多了——我们认识到他们是多么有趣，他们提出的问题和他们的好奇心能给我们怎样的教益。我们明白了他们的每一个发现是多么重要。我们知道了他们为什么精力那样充沛，知道了他们的荷尔蒙在怎样发挥作用、他们的智力在怎样形成——这就是为什么现如今孩子是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的缘故。我们会时常注意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喜欢什么，或者他们想要什么。我们意识到孩子就是快乐的同义词。
而快乐对我来说，无论在那时还是贯穿我的一生，都是足球。现在该说说这项美妙的运动，以及我对它怎样地魂牵梦萦了。
第十章家庭
父母总是做他们能为子女做的最好事情，而他也肯定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依然会犯错误。
——阿西里娅谈贝利和怎样做父母
我的长子埃迪尼奥出生时，我像所有的父亲一样不知道他是否会继承他父亲（还有他祖父）的事业，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小时候，他就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虽然因为他是在纽约长大的，所以曾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棒球和篮球等美国人喜欢的项目上。但那并不是说我们不在玩足球上花时间，就像所有父子一样，尤其是巴西的父与子。埃迪尼奥是个优秀的外场球员。而后有一天，要举行一场非正式比赛，他去守了球门——我想，这只是闹着玩儿罢了。但是，在我们有一年回巴西度假时，他却在桑托斯俱乐部参加了试训——是作为守门员！而且，他们还同他签了约。
埃迪尼奥在桑托斯队待了五年。他干得不错。他身高五英尺十英寸，对守门员来说不算高，身材上有欠缺。但他身手敏捷，力量和速度均不同凡响，所以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１９９５年，他在桑托斯队中司职守门员时，该队在巴西全国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这个名次比我在队中时桑托斯队历来所取得的战绩还好！但是，那个时候全国联赛只是在１９７１年才开始，所以我夺取那座奖杯的机会并不多。）我始终认为，我的儿子成为职业守门员是一件很有讽刺意味的事。我的职业就是去羞辱赛场上那些身披一号球衣的人。上帝不是在开某种玩笑吧？
朋友们常常告诉我说，埃迪尼奥选择这个位置是为了避免和他的父亲做比较。这话说得在理。我能够理解这样做的动机——我的弟弟佐卡也曾饱受这种两难抉择之苦，结果最终放弃了这项运动。但是，这种说法是否就涵盖了事情的全部呢？对此，我却不那么肯定。我认为他是真的想当一名守门员。另外，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也是一名相当优秀的门将。我一直是巴西国家队和桑托斯队的后备守门员，而且我也喜欢打那个位置。有时，完成一个绝佳的扑救差不多也跟打入一个进球一样让人心满意足。
我常喜欢和埃迪尼奥一起玩一种游戏。我罚他十个点球，然后他再罚我十个点球。我从没输过他。其实在国家队进行训练时我就常玩这种游戏。我总是赢每一个人。只有一个人赢过我，而且只有一次。这个人就是卡洛斯。阿尔贝托，因为他是一位罚点球的大师。其他人总是输掉。
不幸的是，埃迪尼奥的足球生涯在１９９６年开始走背字了。他伤了膝盖，有一年半时间不能行动。他常和我开玩笑说，我打了２５年球，从未受过重伤，而他打了四年，却伤到了膝盖。反过来，我也跟他开玩笑说："儿子，这辈子我待门将们糟糕透顶。我常常严重地伤害他们。现在你自己成了门将，你在收获我种下的一切。"
疗伤期间，埃迪尼奥被租借到蓬蒂普雷塔队。但康复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他再未恢复到原有的最佳状态。他于１９９９年退役。这是一件憾事，因为我真的认为他有足够的天分进入国家队。他所需要的只是更多的经验和一点点运气。但是，他就像我父亲一样，在全盛时期，自己的事业被一次膝伤毁掉了。
离开球坛之后，埃迪尼奥开始参加摩托车越野赛。有段时间，他甚至在巴西大地电视台做过一个摩托车越野赛的表演节目。但是，命运还将让他碰上其他的事情。
回到１９７０年，也就是埃迪尼奥出生的那一年。那时，我曾写过几句后来经常浮现在我脑际的话："年轻人总认为自己比那些年长的人棒。这种观念有时引导他们做他们不该做的事。我愿意提醒年轻的人们，任何一种无节制的行为——与抽烟和喝酒结缘——都是有害的。我认为，年轻人可以属于一些群体，但至少要保持他们自己的个性特征，不为模仿或影响所左右。坏孩子往往通过毒品引领好孩子走向堕落与毁灭……年轻人必须做他们想做的事，而不受同龄人的影响。无论你走到世上的哪一个地方，你都会发现那里有好的孩子被坏的同伴拉入堕落的深渊。重要的是，你要有能力同这些人拉开距离。"
从我写下那些话至今，３６年过去了，但我却根本想象不到这些话竟不幸而言中，而且那么有预见性。埃迪尼奥也因为同不三不四的人牵扯到一起而尝到了苦果的滋味。
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要是知道了该多好。我不知道在踏上这条路之前他的生活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了家庭的影响，虽然肯定是受到了影响。我已经写过我对自己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如此频繁地离家外出感到多么懊悔以及频频外出在我第一次婚姻出现破裂一事上起了多大的作用。我知道，那时住在纽约、学习英语、适应环境对我的所有家人来说都是件难事。作为和三个女人——他的母亲和两个姊妹——一道生活的男人，埃迪尼奥在行为举止上同他周围的年轻美国人总是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过，他毕竟是一个正常的孩子——讨人喜欢，时而忧虑，时而任性，是个典型的青春少年。他长大成人了，结婚成家了，他有两个女儿，他有朋友，他也踢足球。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只要合情合理，我总是给予支持，而且我从不施加压力，要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任何事情。
然而，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他却卷入到一场非法车赛当中——在一天凌晨行驶于城中的各条街道，危及到无辜驾车人和行人以及参与这个愚蠢与无意义活动的人们的生命。事故无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位摩托车手，即名叫佩德罗。西蒙斯。内托的男子，在被撞之后死于非命。
这一案件最终被交付审判，即使埃迪尼奥因为并不是驾驶那辆车的人而无须负直接责任，他依然被判在一座不设防监狱服刑一年零六个月。然后，在２００５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庭审，这一次，陪审团一致接受了表明他在内托先生之死的问题上并未起任何积极作用的证据和证词。我们大家无不感到激动。从事情发生的那一刻起，我就很肯定地认为埃迪尼奥没有责任。没错，他是在那儿，他也确实在车里；但开车的却一直是另外一个人。他从这件事中领受了惨痛的教训，但此事却未曾阻止他去结交一些狐朋狗友，而这些人所想的无非是利用他和他因是贝利之子而拥有的关系。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根本不考虑自身利益的真心朋友几乎是没有的。
埃迪尼奥与之厮混的人，或者说和埃迪尼奥粘在一起的人中有一个叫纳尔迪尼奥。他实际上是皮蒂科的儿子。皮蒂科是桑托斯队的一位前队友，也是我弄来和我一起为宇宙队效力的。纳尔迪尼奥被控参与毒品买卖和洗钱，某日在一次全州范围采取的行动中被逮捕归案。作为纳尔迪尼奥的一位朋友，埃迪尼奥也遭到逮捕；２００５年６月６日，缉毒特工袭击了他在桑托斯与妻子杰西卡和两个女儿同住的宅邸。他们未能找到他们可以将其描述为非法的任何东西，但警方却声称存在着违反《第６３６８号毒品走私关联法》第１４款的行为，认为他们应该将埃迪尼奥带至警局关押。这次逮捕是根据在电话中与别人的随意交谈而采取的，并不能证明与该案有联系，更不能当作犯罪的证据。并没有拿出证据表明埃迪尼奥与任何非法活动有牵连。为什么没有呢？他有必要非去洗钱吗？
在被告之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我感觉像是在做一场噩梦，一场我不会从中苏醒过来的噩梦。但是，我周围所有人所表现出来的悲伤情绪和我们所感到的忧虑却太过真实，又让我觉得这不可能是梦。我开始明白，我是在经历某件在我看来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有了一个因涉嫌毒品走私而遭逮捕的儿子。这样的事竟发生在我这个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与毒品做斗争的人身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在经过混乱的几天之后，埃迪尼奥被押往位于圣保罗州内陆贝纳迪斯总统镇的一座防备措施最为严格的监狱。他要在那里最终待上两个月。埃迪尼奥被关押在这座防备措施最为严格的监狱中的那６０天，显然是我一生中最为糟糕的时期。他被当成一头怪兽，关在与社会相隔绝的地方，有如一个步入歧途、会对这个世界造成伤害的人一般。我的痛苦和遭际已糟糕到了如此地步。我尝到了耻辱、恐惧、失败、疑惑、悲伤和仇恨的滋味，产生了疯狂的想法，希望自己拥有蜘蛛人或超人的超级力量，去改变这个可怕事件的进程，在我想去的任何时候去看望他，去和他交谈，多告诉他一点儿关于生活、关于人的事情。我们往往把我们的孩子看成是成年人，然后，我们又发现他们还只是孩子，发现他们仍然需要听取某个年长者、他们真正的父亲的忠告。在这个奇特的时期，我想念我的父亲唐丁霍。他于１９９８年过世，可我此时却感到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就好像我也还是个孩子一般。我想让他拉着我的手，和我一起前行，为我指明我应该选取的道路，走完这段全新和可怕的人生历程。
我的母亲多娜。塞莱斯特和以往一样身心康健。但是，在她对这件事深感失望的情况下，在看到小时候如此冒失的儿子贝利现在是那么生气、那么脆弱、那么无奈的情况下，她的年龄又意味着我们必须待之以谨慎的态度。有一些事情恰恰是我们不能为其他人做的——这是其中的一件。我母亲的痛苦是双重的——为她的儿子感到痛苦，也为她的孙子感到痛苦。这令人恐惧。我们无一不在经受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我们无一不在为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担忧，而埃迪尼奥却处在离我们如此遥远的地方。
我的这颗慈父的心被置于最重大的考验之下。我哭过多次。我无法入眠，我问自己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是否公平。我从不酗酒，从不吸烟，始终与毒品进行斗争——我为什么还得面对这些苦难？出名没有用——它只能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去过度保护埃迪尼奥，或至少做到办事公平。要是他真被放出来，人们就会说这是做出的安排，只因他是我的儿子——贝利的儿子。要是他真在狱中出了什么事，警方就会为此受到指责。这种状况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棘手的。我感觉，该做的正事是把他放出来——这点不容置疑。我有过厌恶的时刻，悲伤的时刻，痛苦的时刻，感到有罪、绝望、愤怒的时刻——这些情绪都与我当运动员时在生活中的那些美妙时刻所体验到的情感恰恰相反。在我的身边，阿西里娅及我们的家人和一些朋友都给了我继续和我有生以来所面对的最难缠的对手比赛下去的力量。
我请了律师，并将自己置于最前沿。但我并没有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我的奋斗全是在足球场上进行的。但现在，我必须保卫我的儿子。所面对的是一项困难的挑战，但仅此而已。我依然是贝利，但在那一刻，我只是埃迪尼奥的父亲。我置身于摄像机前，并接受巴西和全世界期待于我的采访。听取我必须就刚刚发生的事情讲出的看法，其重要性与我打入第１０００个进球的时刻无异。生活中的每件事看上去好像容易，但做起来却并不都那么容易：那一天，我想做的只不过是躲藏起来，逃离面前的一切，或趴在母亲的怀里哭泣，让自己的头靠在我妻子的肩膀上。我要我所有的孩子紧挨着我，我绝望地想要埃迪尼奥来到那里，拥抱他，并向他表明，我们的确常犯错误，但我相信他并想引导他度过难关。
我必须鼓足勇气，为了埃迪尼奥。在向记者们发表谈话之前，我想到我的生活曾是多么的美好，我曾多么频繁地向他们谈起我给巴西带来的所有好消息，正是这个深爱足球的国度始终把我视为偶像。我看到脑海里正在放映一部电影，没过多久我便意识到这就是该做的事情，它不仅重要，而且和我毕生反对滥用毒品和酒精的斗争是一致的。我一直在不倦地战斗，我还要战斗下去，希望有一天这场战斗将会获得胜利。滥用毒品显然是一个敏感和复杂的问题，但它带给世界的却是一种无法治愈、正在毁掉人类社会的毒瘤。我相信这一后果是有可能避免的，我将为此战斗到我离开人世的那一天。
最终，埃迪尼奥被转移到特雷门贝感化院，由于离家较近，所以好一些。我不断地旅行，不只是为了履行多项苛刻的合同和在世界各地传播反毒品的讯息：我感到自己有必要一直忙下去。我觉得那样的话事情就会更快地过去，同时也意识到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正常生活停下来，我不能畏缩和放弃。我明白，没有人可以为了我来过我的生活，我也不能为了别人去过别人的生活，不管我可能有多么乐意。
埃迪尼奥刚被送到那里，我便对特雷门贝感化院的进步中心有了了解。让我放心的是，他现在离我们近些了，里面较舒适，为被收容人员安排的活动内容也更为广泛。他的女儿可以前往探视而无须蒙受防备措施最为严格的监狱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应埃迪尼奥的请求，她们从未到那座监狱探视过他。尽管这里并不理想，但在某个更相称的场所探视埃迪尼奥还是让我有了某种舒服的感觉。
在为整个事件责备自己一段时间之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不能为此独自承担罪责。我离家外出，去寻找我的职业、抱负、目标和梦想。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我所做的每件事情当中。埃迪尼奥和我的其他孩子所期盼的可能是一位顾家的父亲能够常在身边，这是他们欠缺的东西。我为此感到懊悔，但这是我为谋生而做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的，我是做出了这种选择，但如此选择也并不容易啊。但我知道，除了这一点，他们不缺任何东西。
我不想评判我的儿子。我极其渴望他能被宣判无罪并获得释放，能够恢复他的生活。但这并不取决于我，不取决于贝利，不取决于埃德松。现在，只有司法体系能够对证据进行评判，并确定他无罪，而且同那些与毒品有染的机会主义朋友没有关系——因为结交与毒品有染的朋友本身不足以让他身陷囹圄。我只祈求上帝眷顾他，就像上帝始终眷顾我一样。
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这样的审问，让我心中充满了如此沉重的哀伤。但是，我并不怀疑上帝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为我前进的道路铺洒光明。如果他将这一痛苦降于我身，那也是因为他知道我能够以某种方式从容应对；他知道我拥有一名运动员的心，三心镇的那三颗心，将能够承受这一痛苦。我也认为，在这样的考验来临时，我们必须加以接受，而且尽己所能妥加处理——你可以肯定，那是让它较容易过去的唯一途径。为之长夜难眠、潸然泪下、痛恨整个世界都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我，对那些原本不是朋友的人，我相信过多少次？我究竟有多少次把那些我后来才明白是抱着嫉妒心理的人、希望我病倒的人，甚至给我带来经济损失的人请到家中，让家人作陪，一起进餐，或者和我一起度过闲暇时光？体验到这种失望让人如此悲伤，但这种事经常发生。我多次错误地给予人们以绝对的信任，但生活却从未停止给我以教益。在我这样想时，我发现他和我以及我们中的所有人都会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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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好不高兴的是，埃迪尼奥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获释了。司法部发出一项初步指令，允许埃迪尼奥在审判期间不受监禁。让他回家过圣诞节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最好礼物，我们在一起倾心交谈，度过了很多时光。他身体脆弱，易动感情。他哭过多次。他知道还有很多与审判有关的问题需要解决，但他也相信自己接受了一个痛苦的教训，完全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事，没做什么事。他还准备同司法部继续配合，并说与此事有关的很多东西还没有全部讲出。他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与纳尔迪尼奥的犯罪行为没有任何牵连，而警方已确认后者是圣保罗州南海岸一带主要的毒品走私犯之一。
就在新年之前，我和埃迪尼奥一起访问了一个为滥用药物者提供治疗的诊所。该诊所位于圣保罗市之外，车程大约一小时。这个请求是我儿子自己提出的——他想盘点一下自己的生活，而且也意识到自己需要解决吸食大麻的问题。我明白这是他想要做的事，而且，和他一起到那个地方去也是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在充分了解了该诊所的相关信息后去了那里。埃迪尼奥承认自己想过一种更好和更健康的生活，并做好了接受治疗的准备——有了愿望本身就等于事情成功了一半。
虽然我们希望这会成为结局的开端，但在２００６年２月却出现一个新的转折，埃迪尼奥又一次被逮捕。同时被捕还有另外六个人。我只能寄希望于他被洗刷罪名；寄希望于这桩案子总有一天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判决，他能彻底地长大成人，并在经历这个肉体、伦理和精神上的苦痛之后明白他有我们做他的家人，做他仅有的真正朋友是件幸事。
尽管存在着埃迪尼奥的问题，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作为一个家庭，我们都试图尽可能多地互相看望。我有幸拥有几个家，我们可以在那里相聚。我在纽约有一套公寓、一间办公室并在纽约州北部的东汉普顿有一座别墅。我的两个大女儿凯莉。克里斯蒂娜和珍妮弗仍住在那里。凯莉。克里斯蒂娜现年３９岁，嫁给了阿瑟。德卢卡。她在剧院工作，可以讲各种语言。她给我生了我的第一个孙子马尔科姆。埃德松。珍妮弗也在那里。她今年２８岁，在一家数字电影公司做审计工作。纽约仍是我的心仪之地——在住了有整整十年和时住时离又有２０年之后，那里真的成了我的第二个家，而且我准备每年夏天都在那里过。
在北半球变冷时，我愿意待在巴西，那里始终气候温和。阿西里娅、孩子们和我已迁回圣保罗，我在那里还有一间办公室和一套公寓。乔舒亚和塞莱斯特在那里上学。每逢周末，我们便前往桑托斯附近靠近海岸的瓜鲁雅，我们在那里也有一套房子，像我真正的家一样。
我仍然频繁地出外旅行，但我会精心安排我的行程，这样我就可以在外面尽量少花时间，以免离家太久。如今，我已找不到可与天伦之乐相交换的东西了——同家人在一起不仅妙不可言，而且我还从中学到了那么多的东西，也感到十分地快乐。我觉得家庭是世间万物的根基所在。我知道的只是：随着我逐渐变老，我们周围的事物开始显得不同了。现在，我成了那个最需要他们的人。
我的家人是一切事物的核心。要不是为了他们，我绝不可能取得我现在所取得的成就。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我的父母完美无缺——我的叔叔、舅舅、兄弟、姐妹，在我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每每想起他们，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深深的眷恋之情。
我有七个孩子和七个孙辈子女（凯莉的三个孩子、埃迪尼奥的两个孩子、桑德拉的两个孩子）。还有阿西里娅与前夫所生的女儿热米玛，我把她也当作我自己的女儿。我甚至还有十几位教子。我已记不得仅在南北美洲就有多少人请我给孩子当教父了。我并不总能同这些孩子或父母们保持联系，但在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以及巴西，都有小孩子称我为教父。
我想告诉你们，我还拥有一个地方——那是我的农庄，位于圣保罗州内陆雷日斯特鲁与茹基亚之间，在首都西南方约１００英里处。我在１９６０年买下那片土地——有关的信息是桑托斯队的男按摩师马塞多最先告诉我的。我们拥有１１００公顷土地、４００头法国牛和１０００头猪。我在里面修建了一个人工湖，放养鲤鱼和其他鱼类，用于出售。我们每年捕捞４００００条鱼，重达７０吨。这是个美妙的去处，一个真正的休憩之所。
我在那里时心静如水。在那里，我可以忘掉身为贝利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也可以只当埃德松。我歇息，我放松。对生活的思考、压在我肩上的各种义务和责任统统消失殆尽。我乐于照料水中鱼、厩中马，甚至圈中猪。我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我尽情陶冶于平静与安详之中。我坐在树阴之下，出神地眺望周围的田野、各种动物和灌丛林地。在其他时候，我坐在那里，拿出我的吉他，轻拨琴弦，弹奏出一两首歌曲。
我的双胞胎子女乔舒亚和塞莱斯特也爱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建造的房子有六间卧室和一排用来招待客人、朋友和工作人员的厢房。只要可能，我们全家每个周末都会聚在一起，吃烤肉，喝啤酒。我在那里配备了两辆电动汽车，同他们在球场上用来运送受伤队员的那种车很像。我和我那些较年轻的孩子一道骑马，让他们骑自己的矮种马。生活中我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是在这种驰骋中一起交谈——我在中间骑，两个双胞胎各在一边。我知道，我以前不能在凯莉、埃迪尼奥和珍尼弗身边呆这么长时间——他们年幼时我的事业不容许这样做，所以，依我看，我是在以某种方式试图弥补以往在这方面所留下的缺憾。
我也喜欢和我年幼的儿子乔舒亚一起踢足球，他就要长成一个年轻人了。这让我想起了我同我心爱的父亲唐丁霍一起度过的时光，他和我也这样一起踢过球。岁月如梭，光阴似箭，我们竟已白头而未知晓。过不了多久，乔舒亚也会和他自己的儿子做同样的事。在我有空的时候，乔舒亚是我亲近忠实的伙伴。
２００６年，我将步入我的第６６个年头，我感觉自己的心依然年轻。我们家的每一个人总是长命百岁，尽享天年，所以我期待自己也能再活很多年。我的祖母安布罗西娜于１９７６年辞世，享年９７岁，我的父亲在１９９８年离世时年届８６岁。在我真走的时候，我将被安葬在一座空心塔内。桑托斯市拥有一座世界上最高的垂直墓地——一座高大的多层建筑，每层都有陵墓。我已为我的家庭买下整整一层。我的父亲、我的姑母玛丽亚（享年９０岁）和我的奶奶已经葬于此处。我买下这一层是因为这座塔墓是由我的一位商业合伙人建造的。从塔墓的窗户向外眺望，你能看到贝尔米罗镇球场。在决定葬于该处时，对这个因素并未加以考虑，但我敢肯定，这是一个让人备感欣慰的巧合。
但是，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尽管我希望我能把脚步放缓一点的那一天尽早来临。名声带来很多回报，我对此心存感激之情，但是，如果没有我的家庭，那么名声将毫无意义。
第十一章
偶像
贝利是少数几个与我的理论相矛盾的人之一：他将名留千古，而不是转瞬即被遗忘。
——安迪。沃霍尔
我总说，我是来自三心镇的一名巴西人——有三颗心的巴西人。对我的国家为世界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我感到非常骄傲。我们是一座种族大熔炉，一个所有种族以一种特有方式相互融合的国家。尽管如我在其他各章所描述的那样存在着不公平，但这里也有一种了不起的平等意识。我们是一个喜爱音乐的民族，我们怀抱着信念。我们生性乐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痛苦或幻灭，我们始终怀抱着一切都会变好的信念。我们坚信这一点。
我知道我的同胞们热爱贝利，但他们对贝利也有不客气的时候。我想用两个故事来解释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情感。几年前的一天，我正坐在别人的车上穿过圣保罗市的街道。我们在某个路口遇红灯停了下来，突然，两名持枪的盗贼跳出来拦住了我们的车。其中的一人用枪指着司机，要他打开车窗。但当他们看到车里坐的是谁时，他们朝我伸出了大拇指，然后连声道歉地走开了。他们无法面对抢劫一位英雄这个现实。
另一方面，我有时却会造成相反的影响。我在世界各地的各个机场无须出示护照即可通过移民局的检查。人们知道我是谁，所以让我通过。在美国，他们甚至也多次不检查我的证件便让我入境，而这种事在别人身上则是很少发生的。另外，在我来到海关时，也从没有人查看我的行李箱。而在巴西这边，海关人员则时常打开我的背包，并把它翻个底儿朝天。在对待我的方式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与我的祖国不尽相同。
为什么这样？我觉得巴西人对他们的偶像非常苛严。有时他们关心的好像不是为你锦上添花，而是让你雪上加霜。他们乐于支持败军之将，而不是胜利之神——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东西，有时是长期积淀所致，并具有心理学上的特征。在我感到悲伤时，我总会想起多娜。塞莱斯特提醒我的话："你不可能每时每刻让每个人高兴。"
我往往搞不清其他国家是否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的英雄。我无法肯定。我到很多地方旅行过，也见过很多事情。比如，在美国，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和马丁。路德。金都有很了不起的纪念馆。但在巴西却没有贝利博物馆。在我看来，在这类事情上有不正常的地方。贝利的形象已进入图索夫人蜡像馆，但巴西这边却什么也没有。
我在尝试创办贝利博物馆一事上所作的辛勤努力，表明我在巴西面临一些难题。几年前曾有过一个在桑托斯市某块闲置土地上营造类似建筑的计划。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规划。它本会创造成百上千个工作岗位，还可以增加旅游收入——因为除海滩之外这座城市真的没有别的什么地方可以吸引游客。圣保罗州州长批准了这项提议，而我们也都做好了一切准备。然后，一名地方政务会委员来到现场，结果使整个事情化为泡影。他说这样做是出于环境方面的考虑，但实际上还是地方的权力之争在作祟。那位政务会委员和市长分属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党，即便这座博物馆可惠及每一个人，那位政务会委员也还是不想让该市市长受到称赞。
此后，在瓜鲁雅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我们想在一个已经有一些足球场的破败地区建造一所足球学校。当地的政客们一直以一大堆不真实和无意义的官话推诿搪塞，使之最终流产。这种小肚鸡肠的做法确实让我深感失望。
我总对我母亲说，是她给了我三颗心：一颗给我的家人，一颗给欣赏我的人，另一颗给嫉妒我的人。我知道，由于我心直口快，有时我也会激怒别人。比如在我打入第１０００个进球后祈求神灵保佑巴西年幼的孩子时，就受到了这是在蛊惑人心的指责。我知道，自己在担任体育部长时也没少树敌，因为我老是试图改变一些事物，而许多权势人物则在现存社会中享有既得利益。媒体中的某些人也喜欢挖我的新闻——这是个爱与恨的问题。
当然，由于我是名人，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进行核实。那是待遇的一部分。由此引起的轰动当然并不总能反映我实际上说了什么，但通常都能使报纸卖出去。我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曾说巴西人必须恰当地投票。此言一出，便引起一片哗然。有人指责我是在羞辱巴西人民，是在说他们不知道怎么投票，是在暗示他们都是蠢家伙。实际上，我的话是被彻底歪曲了。我们仍在实行独裁统治，不搞总统直接选举。我们的领导人都是为我们挑选的。我所说的是，自有恰当的选举以来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支持朝着公众更大程度地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向变革。媒体中人喜欢无中生有，制造风暴。
我一直在学习尽可能小心地走路。但有时小心得还不够。如此一来，媒体便有了炒作的机会：轰动效应可使报纸销量增加。我已记不得有多少次为帮助某个人而说过一些话，但媒体却去找到那个人，并进行完全相反的报道。比如，今年我到了中国，一位记者问我罗纳尔多能否恢复最佳状态，以参加２００６年世界杯赛。我的回答是：他能，因为离世界杯打响还有三个月时间。他有伤在身。他出现了私人问题，如他的婚姻结束了。当你没有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足球上时，这种状况当然会影响到你的比赛。但我说这些事情都是暂时的，他并没有忘记怎样踢足球，他会为德国世界杯赛及时恢复状态。
我对巴西足球的伟大球星之一一直抱着积极和鼓励的态度。然而，在被要求对我的看法进行评论时，罗纳尔多却说我应该对他的私人生活三缄其口，并说我就会讲废话。
几年前，在罗马里奥身上发生过一段类似的插曲。但是，在弄清我到底说了些什么之后，罗马里奥和我通了电话，并向我道歉。罗纳尔多也应该和我通个电话，问一问我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我原谅了他。
我听说，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往往是经过选择才留下的。几年前，在罗纳尔多正从他的严重膝伤中逐渐恢复过来时，我到他家看望过他。我记得当时他在墙上挂了一张佛陀像，因为他那时的妻子米兰妮。多明格斯是一位佛教徒。我对他说，我在１９６６年也受过一次重伤，我花了三个月时间接受治疗，而我踢得最好的世界杯赛就是１９７０年那届。我找机会认识了罗纳尔多的父亲。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下午进行祈祷。后来他成了世界冠军。他是否跟媒体说过这件事？
从１９５６年起，我就是各种书籍、文章、电影、文献纪录片等涉及的主题。到现在，我已为公众所了解。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知道我不喜欢骑墙。我做预测。我预测的某件事情如果没有发生，那就没发生吧。１９６１年，我曾说我这辈子都不结婚了；１９６５年，我曾说我可能到包鲁隐姓埋名。对吧，所以我们并不总能掌控我们自己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我并非任何绝对真理的拥有者。此外，持有一种观点要比不回答任何问题好很多——人们不会接受的；他们会指责我傲慢。
我试图明察事理的方式之一是提醒自己，这些人有反应未必是冲我而来，所针对的是"贝利"变成的这个神秘人物。这也就是我在提到贝利时使用第三人称的原因所在。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这样，但对我来说，我感到我必须"抬高"埃德松，为的是"打压"贝利。
尽管我尽力而为，但是，从心理上讲，要把埃德松与贝利分开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这两者当然也是极为复杂地连在一起的。我常常发现自己深陷在两种人格的冲突之中而不能自拔。我记得１９７７年我在巨人体育场举行告别赛的那个戏剧性时刻。在一瞬间，我曾这样想："就这样吧，现在我要回家了，从现在起我就要成为埃德松了。"真是天大的错误。
我深知自己并不想踢，或不需要再踢。但是，贝利已经接纳了他自己的一种生活；他意外地碰上了各种事情。足球界里的每一个人都想把他留在身边。于是我继续充当"贝利".贝利一名是一个可以清楚说出的简易单词（尽管它的英语发音有点不准，即后一音节的发音应该更接近于"莱尔"，而不是现在所发的"雷"），这或许就是有助于它变得如此广为人知的原因所在。
我对贝利还在这里感到骄傲。毕竟，足球运动员贝利去过许多地方，打进过许多入球，赢得过许多奖杯。我在球场上的所作所为都被展现在世界各地的电视、报纸、杂志、照片和可能的每一种媒介上。我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以成百上千种不同的方式获得过荣誉，而你得到的荣誉越多，你的神话就越有感染力。贝利不能停下——他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负有义务，他也将履行每一项义务。作为贝利，我知道我能起作用。
有时，人们问我为什么从不改变自己的发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我从未留过象征"黑人权力"的埃弗罗式发型，至今也从未像现在的许多足球运动员那样剃掉头发。我的发型始终是我悼念父亲的一种方式。他就剪这种发型，并在我小时候也给我这样剪。除去我回大学读书的时候外，我从未改变过，而且永远不想改变。我觉得，这种发型帮助巩固了贝利的形象。我既未秃顶，头发也未变白，因此，在我的一生之中，这种形象始终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其他足球运动员在不停地改变他们的外貌，但除了有一些皱纹外，我的外貌看上去还是和我从１６岁时就有的男孩子相貌大致相同。
然而，随着我逐渐变老，我肯定愿意我的生活和埃德松的生活更像一些，并让埃德松和贝利成为较好的朋友。在我接近７０岁时，我必须找到可以使埃德松和贝利变得坚强与快乐的平衡手段。埃德松代表简单的事物：家庭、安宁、平静、乡村、垂钓、乘骑、看着子女长大、与孙辈欢度时光；贝利——哦，你们现在对他可是非常了解的。
每次拿出我的万事达卡，我就觉察到埃德松和贝利是一分为二的——请耐心听我说，这可不是廉价的插播广告！它的一面印着我倒勾射门的形象和贝利的签名，另一面是我签的真名：埃德松。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它完美地展示了我为何人这一点——两种身份各不相同，但又都是我的一个部分。这两者就是我为何人的两个方面。
这张卡也是贝利如何超越运动员身份的一个绝佳例证。这个名字是一个国际品牌。我的办公室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的请求，让我为他们的产品做广告。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有人要求我为卫生纸做广告，但那是我没有接受的一个要求。
从我十几岁起，就有多家公司想同我建立固定关系。在我刚开始为桑托斯队效力时，就有人首次要我同意在他们的产品上使用我的名字。一家来自圣保罗州内地的酒业公司问我父亲，我是否愿意将我的名字租给一种巴西甜酒使用。这种甘蔗酒是我国的民族饮品，也是柠檬甘蔗甜酒的主要成分。我父亲对此非常上心，因为他们将以为我们购买一座合适的房子作为报酬。但是，当唐丁霍向我提起时，我却感到震惊。我说："爸爸，我滴酒不沾，怎能这么干？我是运动员，是一名选手。"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前去取消了这份合同。
我乐意为产品做广告，但我也确实有自己的原则：绝不做酒精、烟草和宗教产品的广告。如你所能想象的那样，啤酒和卷烟公司一直想让我改变初衷。始终有人疯狂至极地愿为我开出天价，但我总是拒不接受。有家威士忌公司想把我的面部图像放在他们的一种酒瓶上。这种事你也想象得到？
卷烟公司曾试图使用各种各样可以想见的诡计。有一次，我被请去参加烟草公司执行人员的会议。他们对我说，这家公司准备制作一则广告，在广告中，我将明确地指出吸烟对人有害，但不知我想不想加入进来。我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就让他们说下去。他们已经备好一份广告小样。我在其中围绕镜头跑步并对着镜头说，我注意自己的饮食，所以身体健康，我是一名运动员，我不吸烟，也不喝酒。然后，我被很多孩子围住。我走到他们跟前说："看这儿，你们之中，谁都不该抽烟。抽烟对你没有好处，对从事体育的人也没有好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对抽烟感兴趣了，那我会抽这些香烟。"
我像是被别人啪地啐了一下。他们是认真的吗？他们的观念是：即使吸烟有害，他们品牌的有害程度也是最低的。我觉得这绝对是疯狂的想法。他们为我演示这则广告，是希望得到认可并征询我的要价。我说多谢了，但不用谢。我不可能做那样的事。
在我为一种产品做广告时，我只说我相信的东西。我不怕引起争议。当然，在我决定为维亚格拉的制造商普菲扎谈谈勃起功能障碍时，很多人的眉毛都竖了起来。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普菲扎公司与我联系后说，年轻人因服用维亚格拉不当而死亡。他们把它当作一种身心调剂类药物，为取乐而服用，或许还将它与酒精混合在一起，所以有可能引起心脏问题。普菲扎公司想让我鼓励男人们通过看医生来正确服用。他们对我说，他们曾对哪位运动员能把相关信息有效传递出去进行过大量的市场研究，认为我是他们的第一人选。等他们一讲明相关事宜，我就欣然从命了。
为产品做广告是一件事情，但我用我的名字为之命名的产品实际上却只有一种：贝利咖啡。这件事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我在欧洲各地帮助巴西咖啡协会推广巴西咖啡之后发生的。有人建议创立一种贝利牌咖啡。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因为咖啡是巴西的一种重要的出口商品，而且我发现自己做巴西咖啡的大使是再理想不过了。贝利咖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今天仍然可以买到。实际上，在俄罗斯和其他以前处于铁幕之后的国家，它都是排名第一的咖啡品牌。
最近，贝利咖啡还给了我一点小小的震动。我知道这种咖啡在中东地区也受欢迎，但不知道受欢迎到什么程度。萨达姆。侯赛因于２００３年被美军抓获时正藏在一个洞里，随身携带的东西显然只有三样——一挺机关枪、一只装满美元的箱子和一罐贝利咖啡！
最近，我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再推出一个贝利品牌。很多运动员都在这样做，我感到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新商机。我拥有一个称作贝利俱乐部的连锁健身房，这个贝利品牌将逐渐向外扩展，用在香水、服装和手表等特许产品上面。我还在筹备建立儿童慈善组织贝利基金会，我将拿出部分收益投入其中。
贝利品牌的标识只能是一种东西：我的签名。在我第一次给人签名时——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我写得并不正确，但我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往往把自己签作埃德松。贝利。以后便把第一部分省掉了。从那以后，我的签名几乎没有变过。事实上，我认为这个名字在几十年前就变成一个品牌了——其样式，尽管不是有意为之，却也带有图像的性质：贝利（Ｐｅｌé）一名中的大写字母Ｐ和第二个ｅ字母上的小圆圈。字母ｅ上的那个小圆圈其实是标错了。我听说它应该是一个尖音符号，而不是一个小圆圈。我说这是一个小球，像一个小足球，这种说法随后就开始被人接受了。
有时，我很想知道圣洛伦索队中和我父亲一起踢过球的那位门将比莱会把这一切弄成什么样子。如果他没到这个世上，那我还会存在吗？不久之前，我听说他在几年前去世了，享年５３岁。他的朋友们说，他知道贝利这个名字是根据他的名字起的之后觉得很骄傲。他无疑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的故事的一部分。我希望他在宁静的气氛中安息。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总说，贝利无肤色、无种族、无宗教。他为每一个地方所接受。那埃德松呢？对，我是巴西人，总的来说，我们是一个平静、富于幽默感的民族。我是个乐天派，差不多总是这样。我的朋友们将会告诉你，在我不踢足球的时候，我通常做的就是乱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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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个富有竞争精神的人。我认为，如果你打算在最高层次上参与体育竞赛，那你就必须具备勇于竞争的特质。我会毫不迟疑地接受挑战。我记得，１９６８年我随桑托斯队出访美国时来到堪萨斯城，有一次我们晚饭后坐在下榻酒店的游泳池旁，在凉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