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记载说：“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刘备死后，诸葛亮与孙吴重新建立联盟，陆逊成为孙权与蜀汉君臣的联系纽带：孙权的决定，要让陆逊向诸葛亮转告；而孙权给对方的公文，中途要给陆逊过目，陆逊可以自行修改，然后用孙权给他留下来的大印加封后送出。这样特殊的信任，在三国时代相当少见。关于当时的机要公文，是用什么样的三国版的保密箱来传送，这在后面讲朱然时将会详细介绍。
第二段记载说，黄龙元年（229）四月，孙权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称帝，对陆逊的信任达到顶峰。当年九月，孙权本人回到下游的建业（今江苏省苏州市），把太子孙登和诸位皇子、朝廷的政务机构尚书台，都留在武昌，由陆逊在此“辅太子，董督军国”。所谓“董督”，即主管监督之意。后世的董事会、董事长、张董李董，就由此而来。“董督军国”，就是主管监督军务和国务，军务政务一肩挑。
陆逊在武昌一心为公，鞠躬尽瘁。比如，皇子孙虑迷恋当时南方流行的斗鸭，陆逊严肃批评，规劝孙虑把精力用在读书进步上。孙权想派军队到夷洲，即后世的台湾，去掠取人口，陆逊进谏说，只要在江东减轻租税，休养生息，人口自然就会繁衍起来，足够国家使用，冒着远洋风波到夷洲掠取人口，会得不偿失。
君臣关系出现裂痕，是从辽东事件开始的。
现今辽东半岛一带，当时属于幽州的辽东郡（治所在今辽宁省辽阳市），长期由当地大族公孙氏控制。孙权称帝时，辽东掌权者是公孙渊，拥兵数万，割据称雄。为了抵抗西面的曹魏，公孙渊就想在外部找靠山。《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记载，孙权嘉禾元年（232）十月，公孙渊派特使到建业，献上表章，归顺称臣。高兴过了头的孙权，下诏封公孙渊为燕王，而且要派高级官员带领一支万人船队，到辽东去给公孙渊授爵加冕。对于这一荒唐决定，“举朝大臣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在向孙权劝谏的大臣中，自然少不了一心为公的首席重臣陆逊。但是孙权头脑发热，依然一意孤行。使团到达辽东，公孙渊却砍下使臣的头颅，去向曹魏献功，万人船队只剩下残兵败将逃回江东。这等于是不远千里，给公孙渊送了两颗邀功的脑袋。孙权恼羞成怒，要亲率大军前去报仇。孙吴群臣再次纷纷劝阻，其中，陆逊的地位最高，劝阻也最坚决。《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记载他的话说：“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此臣之所惑也。”孙权稍微冷静之后，也顺势下台，没有出兵。
辽东事件，给孙权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脸面是君主的生命，丢了脸面就等于丧失了尊严，丧失尊严又会削弱权力，权力削弱位置就坐不稳。孙权决心采取手段，挽回脸面和尊严。可是他采取的手段却出人意料，不是积极改正错误，收复人心，而是搞特务政治，想方设法监视、压制臣子。他的逻辑大概是：我犯大错误丢了脸面，难道你们就一贯正确吗？我只要挑出你们的错，就说明我依然比你们正确，比你们英明，脸面不就捞回来了吗？作为孙吴众臣中威望卓著、实权在握的领袖人物之一，陆逊在这场打击中自然首当其冲。
于是，主要针对陆逊的打击就发生了。这是什么样的打击呢？
这场打击叫做“中书校事”。“中书”即“中书典校郎”的简称，是孙权特别设置的一种官员。至于“校事”，即审查监督军政事务。孙权从宫廷侍从人员中，选了吕壹、秦博两人，担任上述职务。他们官位不高，实权却极大，大到有权检查朝廷任何军政机构的公务文书，有权监视举报任何一位大臣。说白了，就是孙权放出来的两个特务。
其实，设置校事官监视群臣的发明权属于曹操，史称“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这见于《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曹操素来以权术驾驭臣下，他设校事不足为奇。孙权以往一直对杰出大臣十分尊重和信任，如今却邯郸学步仿效曹操，这样的变脸表演就未免令人惊讶了。
吕壹和秦博开始校事后，孙吴的大臣马上就领教到了他们的厉害。《三国志》卷五十二《顾雍传》中形容是：“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他们举报罪过纠察奸邪，细微小事也要上报；再加上想方设法上纲上线，把无罪定为有罪，小罪定为大罪，诋毁攻击大臣，排斥陷害无辜。
哪些大臣是重点攻击对象？《三国志》卷五十二《步骘传》列出三位：“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丞相顾雍，与陆逊一样出自江东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的名门望族。他为人谦和，办事谨慎。太常卿潘濬，字承明，武陵郡汉寿县（今湖南省常德市东北）人氏，是荆州的名流，协助陆逊镇守武昌。这两位都是文臣，实际上是陪衬，真正的重点是威信最高而权力最重的陆逊。
吕壹嚣张跋扈，西面查武昌，东面查建业，把大臣经办的公务文件查了个底儿朝天。而孙权也根据他莫须有的检查报告，连续向陆逊、顾雍等朝廷大臣责备追问。弄得陆逊和潘濬，一谈到彼此的遭遇就忍不住涕泪横流。经过这一番大折腾，孙权觉得把朝廷风头人物的脸面和尊严统统扫了下去，自己重新站在权威制高点上，也就挽回了脸面和尊严。目的既然达到，就以假公济私的罪名，将吕壹处死，中书校事制度就此停止。
中书校事制度停止了，陆逊在政治上遭受的打击却没有停止。事实上，中书校事只是一场更大打击的前奏。
原来，君臣之间已经存在的老矛盾，再加上孙权家庭争端引发的新矛盾，两者紧紧纠结在一起，又酿成了另一场重大政治事件，使陆逊遭到更为沉重和严酷的政治打击。
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史书称为“二宫构争”。具体而言，就是分别居住在各自宫廷中的太子孙和、鲁王孙霸，为了取得继承人位置而引发的政坛斗争。斗争为何会发生呢？玄机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儒家经典《礼记》的《大学篇》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套修齐治平的理论，儒家一直提倡。然而即便是文治武功相当辉煌的英主，在齐家方面，特别是在挑选继承人上，成功者也很少。秦始皇能一统天下，却不能防止少子胡亥算计大哥扶苏。汉武帝雄材大略，却把自己的太子刘据，逼得逃亡民间上吊自杀。为何他们不能和睦一个小家？根本原因是本人在修身上很差劲，好色。好色则多妻，多妻就多子，儿子多，继承人只能有一个，当然争得头破血流。如果君主本人再不讲原则和规矩，偏听偏信，那就更热闹了。
就三国而论，确立继承人最为平静顺利的是刘备。他的妃嫔和儿子原本就不多，又有诸葛亮兼任太子师傅，所以正气伸张。曹操在曹丕、曹植两兄弟中犹豫不决，但总算没有闹出大乱子，属于次一等。唯有孙权，妃嫔子嗣既多，本人又不讲原则，结果夺位斗争从宫廷蔓延到大臣，搞得政局动荡难以收拾，属于最糟糕者。而孙权也因此从中青年的英明君主，变成了老年的昏聩皇帝。
陆逊很幸运，赶上了孙权前半生的英明，得以充分施展军事天才；他又很不幸，赶上了孙权后半生的昏聩。赤乌七年（244）正月，他被任命为丞相，结果才当了一年，就在“二宫构争”之中，以悲剧结束了自己的人生。这场悲剧是怎样发生的呢？
孙权共有七子：长子登、次子虑、三子和、四子覇、五子奋、六子休、少子亮。七个儿子大多不同母，关系已经生分。加之孙权称王称帝以后，直到他临死的前一年，首尾三十载，竟然没有从健在的配偶中正式立过一位皇后。妃嫔之间没有嫡庶之分，儿子之间也就没有尊卑之别，这就更加助长了他们夺位的野心。
赤乌四年（241）五月，皇太子孙登病死。此时，次子孙虑早死，孙权封三子孙和为太子，四子孙覇为鲁王。孙和成为太子后，孙权却不立其生母王氏为皇后，而且对孙和与孙覇的待遇完全相同，毫无区别，《三国志》卷五十九《孙霸传》记载是“和为太子。霸为鲁王，宠爱崇特，与和无殊”。这样一来，孙覇就起了夺取太子位置之心，这时还有一个人来帮忙，就是孙权的大女儿孙鲁班。孙鲁班为步夫人所生，工于算计。她见孙和之母王夫人受宠，对自己生身母亲步夫人不利，就与孙霸联合起来，对付孙和母子。
不久孙权重病，指示太子孙和到神庙中去求神赐福。孙和去了神庙，又顺便到附近妃子张氏的叔父张休家，探望一番。回转皇宫，孙和就受到孙权的怒骂。原来，他一出宫，孙鲁班就派人跟踪，并且赶在前头向孙权打小报告，说是弟弟为父亲求神赐福不上心，只顾同张家商量自己的私事，又说王夫人这段时间对父亲生病不仅不忧虑，反而很高兴。孙权听了大怒，心想你们母子俩都巴不得我早死啊！所以才大骂孙和，又痛责王夫人一番。王夫人又气又怕，随即自杀身亡。
王夫人一死，孙和便孤单了，孙覇乘机发动攻势，两兄弟的矛盾迅速激化。孙权并不明确表示自己的倾向性，只是命令两人在各自的宫中好生读书，彼此不准往来。孙权的处置办法，不仅没有消除两兄弟的矛盾，反而造成了矛盾范围的扩大。外面的朝廷大臣，很快分成对立的两派。据《三国志》卷五十九《孙和传》裴松之注引殷基《通语》记载，当时的情景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支持太子孙和的领军人物，就是仍然留守武昌的丞相陆逊。陆逊为何支持孙和呢？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出自公心坚持原则。孙和年龄居长，并无大过，按照继承人选的规矩，本来就符合条件。加之既然已经正式立为太子，就不宜随便废黜，形同儿戏。其次也与其切身利益有关。原来，孙和嫡妃张氏的妹妹，就是陆逊儿子陆抗的妻子。两姐妹的爷爷，是孙吴的元老张昭。太子派中另外两名骨干人物，是太常卿顾谭、骠骑将军朱据。顾谭是已故丞相顾雍之孙，也是陆逊的外甥，所以跟随舅父拥护太子。朱据的夫人，是孙权的小女儿孙鲁育。孙鲁育比较正派，看不惯姐姐孙鲁班对三弟孙和使坏，就同丈夫一起声援孙和。
拥护鲁王孙覇的为首者，是骠骑将军步骘。步骘与大公主孙鲁班的母亲步夫人同宗，他看到孙权对功高望重的陆逊心存不满，孙权又有改立孙覇为太子之意，觉得拥护孙覇有利可图。大司马全琮，正是大公主孙鲁班的丈夫。在步骘和全琮的带领下，形成了与太子派勉强相当的鲁王派。
以上两派当中，最后遭到孙权残酷打击的，反而是在道义上占据上风的太子派。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恶果，与太子派骨干人物的一个共同特点直接相关。这是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呢？“三国探客”告诉你。
这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多多少少都和“中书校事”那次政治事件有关。丞相陆逊，是当时实际上的头号重点监视对象。骠骑将军朱据，也是当时的监视对象之一。太常卿顾谭，则是另一重点监视对象顾雍的嫡孙。
这一特点非常微妙，必然要引起孙权的高度警觉：你们这些人现今拉帮结派聚在一起，分明是旧恨未消有所图谋；现今虽然打着拥护太子的旗号，实际上是企图在今后把他当成傀儡来支配，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一旦孙权把问题上纲上线到君臣权力之争的高度，再和过去的政治恩怨纠结起来，事情就很严重了。六十四岁老年人的疑忌心理，更如火上浇油。他决定把继承人的选择暂且放在一旁，先把太子派中的危险人物收拾了再说。
此时此刻的孙权，敢于向陆逊等人施行严厉打击，是因为力量的对比变化，对他很有利。中书校事时，几乎所有的臣僚都对校事不满，陆逊和顾雍又分掌将相大权，孙权不得不做出让步。而今，朝臣分为对立的两派，他再实施打击至少能得到一半人的支持。再说顾雍已死，陆逊又从掌控兵权的元帅，变成了失去兵权凭借的文职丞相。于是，赤乌八年（245）二月，即陆逊出任丞相十四个月后，孙权开始动手整人了。
既然是故意整人，当然不会按正规的法律程序走，交给执法部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审判问罪。史书记载他整人的招数是：“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家无余财。”据这段出自《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的档案，当时孙权不断从皇宫派出特使，用种种莫须有的问题，严厉责备追问陆逊，一直逼得老年体衰的陆逊，身体无法承受极度的愤怒冤屈，因而丧命死亡为止。人死之后，特使很可能还清理了陆逊的家产，继续挖掘犯罪证据，但是并没有发现超过正常范围的多余财产。
拥护太子的人物中，顾谭与其弟顾承，一齐被撤职流放到岭南，作了他乡之鬼。孙权的二姑爷朱据，在发配到远方的途中被孙权赐死。此外，被砍头的还有张纯、吾粲；被酷刑拷问的有陆胤；被流放的还有张休、姚信。他们不是陆逊的部下，就是其亲属好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王派的骨干人物，全都得到提升，瓜分了原来属于陆逊的职位和权力：步骘升任陆逊留下的丞相一职，吕岱升任陆逊原来担任的上大将军，全琮升任右大司马。至此，孙权的偏向和意图彻底暴露无遗。
“二宫构争”和陆逊之死，笔者将其总结为孙吴历史上的“五三一事件”：定性是五个“最”字，起因是三个因素，后果是一个转折。
五个“最”字的定性是：堪称孙吴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大、结束方式最残酷、示范作用最恶劣、影响后果最严重的政治事件。
产生的根本起因，是以下三种因素的纠结和叠加：第一是孙权在修身上的堕落，从昔日的英明、大度和从善如流，变成昏聩、猜疑和偏听偏信；第二是孙权在齐家上的失败，不能教育家庭成员和睦相处，团结一心，反而纵容他们只顾私利，骨肉相残；第三是孙权在治国上的恶化，从过去的“亲贤臣，远小人”，完全退化成“亲小人，远贤臣”。
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是孙吴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前兴旺发达的上升态势，到此戛然而止；从此政局急转直下，朝廷之上，君杀臣，臣废君，大臣互杀，血腥恶斗连续不断，直至灭亡。
对比陆逊与诸葛亮，两位大体同时担任本国丞相，彼此又还有交情，然而人生结局却有天渊之别：陆逊横遭猜疑，含冤而死；孔明却深受信任，托孤辅国。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他们的人生结局，又都同样展现出悲剧性的审美境界。陆逊鞠躬尽瘁反遭迫害，是完美事物遭遇毁损的悲剧；孔明壮志未酬遗恨千古，是完美事物发生缺陷的悲剧。悲剧，最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所以至今讲述他们的历史故事，我们依然会深受触动，从而浮想联翩。正是因为深深的触动，所以三十年前笔者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就把陆逊家族为首的江东世家大族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正是：
忠心保国身冤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关于陆逊就讲到这里。下面要讲孙吴主帅型名将的第四名朱然。
主帅型名将第四名——朱然
他是陪同孙权读书学习的发小；他曾经协助吕蒙擒杀关羽，此后又接替吕蒙镇守荆州的江陵，长达三十年；他以五千兵马坚守江陵城池，抵抗曹魏十倍以上精兵强将六个月的高压围攻……
一　名震敌国
本节讲的这位名将，他改了姓过继给舅舅当儿子，也是陪同孙权读书学习的发小；他曾经协助吕蒙擒杀关羽，此后又接替吕蒙镇守荆州的江陵，长达三十年；他以五千兵马坚守江陵城池，抵抗曹魏十倍以上精兵强将六个月的高压围攻，巍然屹立坚不可摧，逼得对方黯然撤军，从此威名震动曹魏。他，就是名列孙吴主帅型名将第四位的朱然。那么朱然是如何从孙权的陪读发小，成长为孙吴的主帅型名将？他又怎样在江陵保卫战中，创造了以弱胜强的用兵传奇呢？
朱然字义封，丹阳郡故鄣县（今浙江省安吉县）人氏。原本姓施，十三岁时却改了姓。为什么呢？原来他妈妈姓朱，有个弟弟名叫朱治。这朱治可不是一般人物，当初他是孙权父亲孙坚的得力助手，孙坚死后又帮助孙权的大哥孙策，打回江东开创基业。孙策早死，朱治又全力辅佐孙权，完全称得上是孙吴的开国元老。可惜他没有儿孙命，人到中年还没有儿子，只好把姐姐的儿子施然，过继给自己当儿子。于是，施然就改了姓，变成了朱然。
朱然当时虚岁十三，与孙权同岁，就被安排陪同孙权读书。当时少年儿童发蒙读书，比较正规的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四五岁时，开始识字，课本大都采用李斯《仓颉篇》、史游《急就篇》等字书。第二阶段在六七岁时，开始读内容浅显的儒家经典，主要是《论语》和《孝经》。到了第三阶段八九岁，再学习儒家的大部头经典，包括《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周礼》《左传》《国语》等。这对发小当时读的什么书？据孙权自己说，是《诗经》《尚书》《礼记》《左传》《国语》，而这正是第三阶段的主要课本。
几年之后，两个小小少年长大成人，外貌各有特色。据《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描绘，孙权是“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嘴巴大大脸颊方，眼睛炯炯有神光。而《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中描绘的朱然，则是“长不盈七尺，气候分明”，身高不到七尺，但是“气候分明”。这里的“气候”，与季节气候完全没关系，而是指人的精气神非常饱满外露。七尺是多高？即现今一百六十八厘米。当时的一尺，以往学者大多认为相当于二十三厘米。其实准确地说，应当是二十四厘米。这个数据是谁给的？就是朱然本人给我们提供的，其中的故事，下一节就会讲到。
建安五年（200），十九岁的孙权继承大哥孙策，成为江东基业的新主宰。他的长年陪读伙伴朱然，自然也顺利进入仕途，当官了。那么朱然的表现如何呢？
他最早在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市西北）当县长。当时，不到一万户居民的县，长官叫县长；超过一万户，叫县令。朱然很快显示出行政才能，从而升任郡太守。经过严格考察之后，孙权又给他两千人的军队，要他去平定山越，以便测试他的军事才能如何。
原来，孙权上台之初，内政上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山越的反抗日益激烈。两汉以来，在现今浙江、江西和安徽三省交界的万山丛中，居住着大量的山民，史籍统统称之为“山越”。孙策攻占江东建立统治，曾经遇到山越的激烈反抗。孙策一死，山越的活动更加频繁。由于山越人数众多，活动地域广大，所在地区又迫近孙吴当时的政治中心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一带，因此孙权派出多支军队，前往山区平定山越的反抗，而朱然便是其中之一。朱然也没辜负发小君主的期望，一到分配给他的丹阳郡（治所在今安徽省宣城市）西部，不过一个月左右，就把当地的山越反抗一一平定。孙权见他在用兵打仗方面很有天赋，就任命他为偏将军，正式进入军界。
建安二十四年（219），朱然随从主帅吕蒙，偷袭关羽进攻荆州。在占领关羽后方大本营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之后，关羽从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前线撤退回麦城（在今湖北省当阳市东南），准备向西翻越荆山逃回益州。朱然奉命与潘璋跟踪追击，当年十二月在章乡（在今湖北省当阳市东北）擒杀关羽。战役结束后孙权论功行赏，朱然被提升为昭武将军，封为西安乡侯。按照当时的封爵制度，奖赏有功将领的侯爵，分为县、乡、亭三等。第一次封侯者，一般是封第三等的亭侯。朱然第一次封侯，就越级封了第二等的乡侯，即西安乡侯，可见在孙权眼中，朱然的功劳确实不小。
不仅孙权，还有另外一个人也非常欣赏朱然，他就是主帅吕蒙。擒杀关羽攻占荆州之后，过度的思虑和劳累，使吕蒙本已多病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损害，很快就在江陵病倒了。赶到江陵的孙权，亲自安排百般医治，依然无力回天。《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记载，吕蒙病危之时，孙权慎重问他，谁来接替镇守江陵的重任。吕蒙对此早有考虑，回答是两句话：“朱然胆守有余，愚以为可任。”以朱然的胆量操守而论，接替我的职务绰绰有余，所以我认为可以任用他。借用现今歌曲《传奇》的句式来说，只因为吕蒙在临终前多说了这两句话，从此朱然就与江陵城池有了不解之缘。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底，朱然从众将官中脱颖而出，出任江陵守军的指挥长官，孙权还特别授予他一根象征诛杀威权的“节”，使他有权诛杀违反军令的普通将士。两年多后，这位朱长官，又协助主帅陆逊，迎战前来为关羽复仇的刘备大军。他统帅五千人马，先是攻破了刘备的前锋部队，接着又去阻断对方的后路，实施前后夹击，打得刘备狼狈而逃。又立新功的朱长官，高升为征北将军、永安县侯。
但是，以上这些战功，都只能算是朱然在江陵舞台上的暖场戏码，小表演而已。真正的叫座大戏，还要数他即将演出的江陵保卫战。那么这场江陵保卫战是怎么打起来的？朱然要抵抗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呢？
这场大战的起因，是孙权对曹丕的一场大忽悠。
自从赤壁之战使得三分局面开始出现之后，三方的关系中，曹、刘两家始终是势不两立的死敌，唯独孙权周旋于其余两方之间，时而联刘抗曹，时而亲曹击刘，把纵横捭阖的手段表演得淋漓尽致。为了集中力量消灭荆州的关羽，孙权可以主动向曹操称臣纳贡。为了对付东下复仇的刘备，孙权又向继承父亲权位的曹丕大灌迷魂汤。不仅送上吹捧曹丕的表章，还献上大批南方的特产贡品，海贝、明珠、珊瑚、玳瑁、犀角、象牙、孔雀、翠鸟，种种中原罕见之物摆满曹魏殿堂，把生性喜爱奇珍异宝的曹丕看得眉开眼笑，乐不可支。他决定封孙权为吴王，作为奖赏。不久，曹丕的封拜使团就直奔江南，而孙权也欣然接受奖赏。此后的大半年中，魏、吴两方的使者，不断来往于洛阳与建业之间。每次吴使来洛阳，必定带来一封措辞谦恭的表章和大批珍稀的贡品。但是，唯独对于曹丕的一项要求，即把王太子孙登送到洛阳去充当人质，孙权想尽一切理由加以拖延，始终没有照办。
孙权黄武元年（222）闰六月，名将陆逊火烧连营，大败刘备。到了深秋九月，忍耐不住的曹丕，派出特使前往江东，非要逼迫孙权交出太子孙登不可。已经渡过难关的孙权，马上变脸，拒绝特使入境。到了这时，曹丕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被孙权忽悠和愚弄。他勃然大怒，立即下诏：出动三路大军进攻孙权。其中有两路大军，分别由曹休、曹仁指挥，从东南方向的淮南进攻孙吴；而另外一路，则由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四将，进攻正南方向朱然镇守的江陵。
以上三路大军中，曹丕最看好的，就是进攻朱然的这一路。原因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原因之一，是这一路距离曹魏的核心地区距离最近，发起军事行动最便利。原因之二，是这一路所通过的地带，基本上都是平坦的陆地，最适于曹魏的铁骑兵团快速运动。原因之三，是江陵城池曾经被曹魏占据过，所以对此处的地形地理并不陌生。正因为曹丕看好这一路，所以他才赶往位于这条通路上的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进行声援和督战。
这样一来，朱然面临的对手就非同一般地强劲了。原因也有三：一是从兵力上说，朱然手下能够参战的只有五千人马，而对方的兵力，单单是前部军团就有三万之多，是他的六倍。二是对方的皇帝又来声援和督战，士气比往常更高涨。三是对方将领中的张郃和徐晃，与张辽、乐进、于禁齐名，堪称曹魏的五虎上将。五虎上将来了俩，这是好对付的吗？
但是朱然并不害怕。《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说他“常在战场，临急胆定，尤过绝人”。在战场碰到紧急情况，胆大镇定的表现远远超过常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心中有底。朱然素来对军队训练抓得很紧，在平常没有军事行动的时候，也一点不放松，《朱然传》对此有档案记录：“虽世无事，每朝夕严鼓；兵在营者，咸行装就队。”没有作战行动，早晚也要敲起战鼓，整装列队，进行作战训练，全体将士一个不落。时刻准备打仗，时刻准备打胜仗，他不是只挂在嘴上，而是切切实实落实在行动上。既然平常训练有方，遇到情况当然不慌。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江陵城池的防御功能很有信心。
郦道元的《水经注》说，江陵城池是关羽镇守荆州的时候扩建的，接下来由吕蒙接收了：“旧城，关羽所筑，吕蒙袭而据之。羽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引西退。”建安十五年（210），刘备向孙权借得江陵所在的南郡，即所谓的“借荆州”。第二年刘备进入益州，关羽开始单独镇守江陵。到建安二十四年（219）被擒杀为止，关羽镇守江陵八个年头，他扩建城池，就在这段时间。时间不短，城池当然修得坚固。关羽所说的“不可攻”，既是舍不得攻，也是攻不下来的意思。吕蒙接收后很快去世，接下来由朱然镇守江陵，至今又有三个年头。以他那种平常就抓紧战备的作风，自然又会对城池修缮加固一番。
虽然朱然平常就抓紧军队的战备训练，他维修加固的江陵城池也非常坚固，但是面临强大对手的凶猛进攻，他能经受住考验吗？他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表演呢？
话说曹真等四员大将，统领大军来在江陵城下。一到就沿着城池的外围，建立屯兵的营垒，然后向城池不断发起猛攻。那时候是冷兵器时代，所以曹军的攻城办法主要是三种。哪三种？从空间高度来说，是上中下三种位置。上面，是在城墙外边用木材架设高楼，然后在高楼上向城内发射弓箭，以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中间，是在城墙外边垒起土山，等到高度与城墙差不多的时候，再派敢死勇士翻过城墙冲进城内。下面，是在城墙外边挖掘地道，穿过城墙通向城内，然后再从地道派兵冲进城去，即《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所说：“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
朱然毫无畏惧，指挥部下根据对方的战术，针锋相对给予还击。翻越土山企图攻进城内的，迎头砍下城去。挖掘地道企图穿越的，一露头就长矛大戟戳翻在地道里。从楼橹上发射弓箭的，命令狙击手凭借城墙的掩护，发射冷箭，抢先将他放倒在楼橹之上。
曹魏方面见攻城行动迟迟未能得手，便将进攻矛头转向城外孙吴的援军。原来，孙权调派的大将孙盛，率领一万人马，驻守在江陵城南的百里洲上，从南面对江陵进行有力的支援。这百里洲是当时长江中的一块大沙洲，非常适合擅长水战的孙吴军队在此建立据点。南边的有力支援，使得曹魏军队对江陵城池的包围，出现了一块巨大的缺口。现今曹军想要先把这支援军打掉，然后再来围攻城池瓮中捉鳖。
黄武二年（223）正月间，曹军的名将张郃，趁着长江水浅，指挥统领手下人马偷渡长江，在百里洲的空虚之处登陆，一登陆就突然发起猛攻。那边的孙盛猝不及防，招架不住，被迫乘船逃走。拿下百里洲后，曹军一面加紧围攻朱然的城池，一面用船只串连起来，在长江的江面上架设浮桥，以便从岸上直接调派人员和运送物资，到百里洲上巩固阵地。这是长江上最早架设浮桥的记载之一。
那边的孙权，得知百里洲失守，紧急调派三员将领，即潘璋、诸葛瑾和杨粲，前去夺回百里洲，援救江陵的朱然。但是，三员将领中，潘璋算是有经验的骁勇将领；而诸葛瑾，即诸葛亮的大哥，温文尔雅，适合当文臣，用兵打仗不是他的强项；至于杨粲，更算不上是孙吴的名将。三员大将就有两人不顶用，不是孙权不会用人，而是他没有挑选人的空间。前面说了，此番曹丕出动了三路大军，全面开花，孙权手下的得力将领，全都早就被派上了用场。如今他手上还能动用的将领，就这三位还算最好的。然而要他们去对付张郃这样的虎将，那就吃力得很了。所以在重新夺回百里洲的战斗中，孙吴方面一直未能得手。
迟迟不能得到外援，朱然的危险就急剧上升。首先是外部无所顾忌的对手，发起的攻城行动更加猛烈强劲。再有就是内部的军粮、武器，都得不到任何补充，日益匮乏。特别是粮食库存不多，开始减少用餐定量之后，出现了普遍的营养缺乏所导致的水肿。对于这种水肿，六十岁以上的读者应当都不会陌生。朱然以身作则，同甘共苦，鼓舞士气，等待外援；同时想出一个虎口夺食之策，来解决燃眉之急。他组织起一支突击队，乘对手松懈之机，猛然杀出城去，连续攻占对方两座屯兵的营寨，抢夺了一批粮食、兵器，得胜而归，于是军心大振。
世间上的成功，往往取决于能否在极度的艰难困苦之中，再咬牙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朱然坚持住了，他的转机也就来了。此时，三月桃花水春潮即将到来，进攻百里洲的老将潘璋，便想给百里洲上的敌军也来一个瓮中捉鳖。他率军前往上游，砍伐大量的干枯芦苇，捆扎成筏子，准备点燃之后顺流而下烧毁浮桥。然后在春潮来临时，向困在百里洲上的魏军发起围攻。但是就在他准备停当之际，百里洲上的敌军却突然开始撤退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原来，在宛县督战的魏文帝曹丕，也是担心浮桥有失，更害怕春潮上涨之后会使曹军葬身鱼腹，所以紧急下令从百里洲撤军。孙吴的水军趁机发动追击，江陵城下的曹军也立脚不住，随之全军撤退。于是，这场江陵保卫战，就以朱然获得胜利而告终。
江陵之战，朱然凭借非同凡响的胆识，常备不懈的战备，以五千人马抵抗十倍以上的强敌，历时六个月巍然屹立，与建安二十年（215）张辽以七千人对抗孙权十万人的合肥之战，太和二年（228）郝昭以一千多人对抗诸葛亮数万人的陈仓之战，并称为三国城池保卫战中以弱胜强的三大经典。《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记载，因为这一战，朱然从此“名震于敌国”。而曹军十四年前守卫江陵就守不住，被周瑜拿下；现今进攻江陵又拿不下，被朱然守住。这江陵简直成了曹军的伤心之地了。
后来，朱然光荣升任左大司马、右军师的顶尖级军职。他继续在江陵镇守，到他去世为止，长达三十年之久。在他镇守期间，曹军再没有大规模进攻过江陵。而朱然也成为继陆逊之后长期镇守荆州上游，保障国家西部安定的主帅。综合他的辉煌战功和突出贡献，他完全可以评为周瑜、吕蒙、陆逊之后，孙吴主帅型名将的第四名。如果进行单项比拼，则可以评为孙吴城池保卫战的第一名将，总冠军。
笔者多次研读《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心中的感触主要有两点。一是史文说朱然军中缺粮，所以“兵多肿病”。笔者亲身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大灾害，那时粮食匮乏，本人身上也曾出现黄色水肿，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凹坑，所以对此印象极为深刻。二是朱然的为人，一点都不轻狂嚣张。尽管他是当朝君主的陪读发小，而且受到高度的信任，但是他并没有像一些恶劣的官二代、富二代，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张口就说自己上面有人，到处为非作歹，令人反感厌恶。他为人低调谦虚，做事踏踏实实，完全是用自己的才能和成绩来说话，一步一个脚印，开创自己的远大前程，就连敌军也不能不慑服。同样都是人，怎么差别就如此之大呢？这正是：
将军岂止威名显，品格清高耀古今。
要想知道朱然给后世留下了什么样的珍贵文化遗产，请看下节。
二　文物瑰宝
三国是典型的战争时代，所以名将众多，如同群星闪耀光芒。不过绝大多数名将，都只给后世留下了非实物性的馈赠，比如记录在史书当中的种种生平事迹和有趣故事，而没有留下实物性遗产。但是，孙吴的名将朱然却与众不同，不仅在史书当中留下了非实物性的辉煌事迹，还给后世留下了能够亲眼看到和直接触摸的珍贵实物遗产。那么朱然给后世留下了哪些珍贵的实物遗产？从这些遗产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三国历史什么样的真正风貌？又能领略到三国文化什么样的动人风韵呢？
笔者讲三国，一贯注重以专业的眼光，努力去探求真相和玄机。而实地考察三国遗迹，深入研究三国文物，正是我探求真相和玄机的两个基本点。那么朱然的珍贵实物遗产是什么呢？“三国探客”告诉你。
朱然留给后世的珍贵实物遗产，主要有两笔：一笔留在长江上游的北岸边，他长期镇守的江陵；另一笔则留在长江下游的南岸边，他长眠的墓地之中。先来看他留在江陵的珍贵实物遗产。
江陵，在今湖北省荆州市的荆州区。到了这里，一座古城就进入眼帘。雄伟的城门城楼，高大坚固的城墙，在护城河环绕之下巍然屹立，被誉为“铁打的荆州城”，是我国现存不多的古城中，保存相当完好的一座，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了这座古城，荆州也就进入了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
但是，这座古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就是在地面雄伟城垣的下面，还隐藏着更加古老的城垣。原来，这座古城已经有上千年连续不断的修建历史，现今地面上看到的，只是明末清初修建的城垣而已，时间还不到四百年。就好比一棵千年参天大树，显露在地面以上的繁茂枝叶，只是后来长出的部分，而支持它生命的悠久根基，却还深深藏在地下一般。这棵大树地下的悠久根基，目前从考古发现上可以追寻到三国。据《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荆州南垣东端发掘报告》记载，上世纪90年代，古城南边城墙的东端发生坍塌。在配合维修的考古发掘中，从地面三米以下，赫然发现了三国时期夯土城墙的遗迹。遗迹的现场情况是：“顶部宽度仍达十余米，可见三国城墙之高大。”
如果说三国的城墙，就是荆州古城这棵参天大树目前所能够见到的最早根基，那么培育这最早根基的关键人物，就是关羽和朱然。关羽是最早的扩建者，朱然则是紧接其后的大规模翻修加固者，而且作用完全不亚于关羽，原因在哪里呢？
关羽曾经建造江陵城池，郦道元《水经注》有明确记载，这在上一节已经提到。另外，散佚的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山南道》还记载，关羽是在旧城的南面扩建新城：“江陵府城。州城本有中隔：以北，旧城也；以南，关羽所筑。”关羽被孙吴攻杀之后，他扩建的城池自然就被吕蒙所推荐的朱然所占据。朱然因此在黄武元年（222），打了一场漂亮的江陵保卫战。之后，朱然继续在江陵镇守，又镇守了二十七年，直到他在这里去世，加起来长达三十年之久。
到了朱然临死前一年，即赤乌十一年（245），朱然开始大规模翻修加固江陵城池，史书记载：“赤乌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这段记载见于《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此处的“城”字是动词，即修建城池的意思。朱然这一次举措，在荆州古城最早根基的培育上，意义非同一般，理由有三：
第一，《三国志》中对此进行记载的《吴主传》，是孙权时期的国家编年大事档案，所以措辞非常精炼。整个《吴主传》，对孙权在位时期大规模修建城池的档案记载，总共只有六处。孙权在位长达五十二年，曾经一再下令“诸郡县，治城郭”。全国大大小小的城池，虽然修建很多，然而记入国家档案的，却只有这寥寥六处，可见这六处的规模必定非同一般。
第二，最早出现在《吴主传》中的两处记载，是建安十七年（212）的“城石头”，建安二十五年（220）的“城武昌”。所谓“城石头”，就是兴修石头城（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内清凉山），在秦淮河边修建城堡，以拱卫首都建业；“城武昌”，则是修建武昌县的城池（今湖北省鄂州市）。当时的建业和武昌，是孙吴的两大都城。所以这两次工程，都是属于首都基本建设的国家重点工程。修建江陵城池能够与两者并列，可见也具有国家重点工程的性质。
第三，关羽单独镇守荆州，是从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前往益州后开始，到建安二十四年（219）被杀为止，历时只有八年。但是朱然在江陵镇守，是从建安二十四年（219）起，直到赤乌十二年（249）去世为止，历时长达三十年，是关羽的三倍还不止。不言而喻，镇守的时间越长，在城池修建上，积累的资源就越是丰富，经验也越是充足。
规模非同一般，重要性堪比国家重点工程，积累的资源和经验又更加丰富和充足，那么这次江陵城池的大规模翻修加固，效果究竟如何呢？客观的见证者，是我们在后面将要讲到的陆抗。凤凰元年（272），也就是朱然这次修建工程完成二十四年之后，陆抗凭借超级坚固的江陵城池，使得西晋大军在进攻江陵时无功而返，可见工程质量非常优良，绝非现今那些人一踩就塌，车一压就垮，甚至是不踩不压也要垮塌的豆腐渣工程。
既然这次城池修建，朱然拥有的各种条件都比关羽优越，二十四年后质量又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加之他在时间上又紧接在关羽之后，关羽修的城池，残缺了的他必定要修补，薄弱了的他必定要加强，崩塌了的他必定要加固。因此，考古工作者发现的这段三国高大城墙，真正起主要作用的主持修建者，应当是朱然。换言之，这段三国城墙，以及还埋藏在地下的其他部分，就是关羽和朱然，特别是朱然朱大帅留给后世的珍贵实物遗产。
朱然的第一笔珍贵实物遗产，其特征是体量巨大但又深藏不露，静静等待重见天日。他留给后世的第二笔珍贵实物遗产，特征则是品种丰富而且光彩璀璨，这又是一笔什么样的实物性遗产呢？
1984年6月，安徽省马鞍山市南郊发现一座墓葬，出土了上百件木器、漆器、瓷器、铜器、陶器等珍贵文物，被评为当时中国十大考古收获之一，这就是朱然的墓地。现今，在原址上建立起“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朱然墓葬中的文物，就是他朱大帅留给后世的第二笔珍贵实物性遗产。现在就选择其中与我们名将主题密切相关的部分精品，与大家共同欣赏。
首先欣赏两件物品，这是笔者亲手按照原尺寸做的模型。这是什么东西呢？答案是朱然朱大帅生前所使用的名片，现今名片的老祖宗。
图1　名刺模型图
体形苗条的这一种，三国时的全名叫“爵里刺”，简称为“奏刺”或“名刺”。共出土十四枚，用本色木料制成，长度是当时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四厘米左右。正面直行书写礼节性措辞，字体是向楷书转变的隶书。图1这一枚是：故鄣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
措辞被空格分为三段：第一段的“故鄣”，是朱然籍贯所在的县名，后面是姓名“朱然”和敬语“再拜”；第二段是固定的问候语“问起居”，即问候对方生活起居。再拜，意思是向您致敬两次；问起居，意思是问候您身体安好。第三段标明自己“字义封”，是方便让对方称呼自己。因为按照当时的社交礼仪，称呼自己要称名，比如朱然要自称“然”，以表示谦虚；称呼对方则要称字，比如称朱然要叫“义封”，以表示尊敬。总结起来，措辞包括籍贯、姓氏、名字、敬语和问候语共计五项，其中的籍贯一项，可以根据对方对自己的熟悉程度而增减变化，其余四项则必须具备，所以十四枚的措辞大同而小异。
体形壮实的这一种，叫做“谒”或“版谒”，共出土三枚。也用本色木料制成，长度也是一尺，但是宽度和厚度都超过了名刺。正面顶端中央书写“谒”字，然后在右侧边缘，用小一点的字体，直行书写同样字体的礼节性措辞。图2这一枚是：假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杨朱然再拜。
据《三国志》等史书记载，朱然临终前，担任的职务正是右军师、左大司马，被封为当阳侯，与此处的措辞完全吻合。开头的“假”字，出土时完全腐蚀缺损，但是《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记载，孙权曾经“假然节”，即给予朱然一柄节旄。所谓“假节”，是当时军事上一种专门名号。“假”的意思是给予，“节”是用竹竿与牦牛尾做成，作为君主所赐威权的凭证。享有这一名号者，有权诛杀违反军法的普通将士。据《三国志》记载，陆逊、陆抗父子，都曾拥有“假节”的名号。比照陆氏父子，这版谒上缺损的第一个字，可以肯定是“假”字。
图2　版谒模型图
大体说来，名刺应当用于一般性的社交场合，而版谒则用在比较正式的官方场合。
不要看这些名片的老祖宗原生态十足，文化价值却很高，堪称朱然家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原因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因为有了它们，有关专家才能够将墓主确凿无误地锁定为朱然；因为有了它们，我们也才能够穿越时空，直接感知一千七百年前三国历史文化的动人风韵。在当时，与名刺、版谒相关的有趣故事很多。比如《三国志》卷十《荀彧传》裴松之注引《祢衡传》记载，那位恃才傲物的老愤青祢衡，漫游到东汉朝廷所在的许县，自己书写了一枚名刺，揣在怀里想去访问社会名流。谁知走了一圈，他一个都看不上眼，最后名刺上的字迹都褪了色看不清了，也没能递送出去：“衡尝书一刺怀之，字漫灭无所适。”还有《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裴松之注引《世语》记载，夏侯渊七岁的儿子夏侯荣，记忆力相当惊人，曹丕曾经在一次大会上，让他先看一遍在座上百位宾客的奏刺，然后逐一测试，他能够将每个人的姓氏、名字、籍贯全部准确无误地说出来：“宾客百余人，人一奏刺；悉书其乡邑、名氏，世所谓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谈，不谬一人。”还有《三国志》卷十一《邴原传》裴松之注引《邴原别传》记载，曹操北伐塞外乌丸之后凯旋途中，门口送进一块社会名流的版谒，此人叫做邴原，曹操见了大喜，抓起鞋子一边穿一边跑出去迎接：“邴原先至，门下通谒。太祖大惊喜，揽履而起。”还有《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记载，刘备第一次当官当了一个分管全县治安的县尉。不料没有当几天，就碰上精简机构，上级郡政府的督邮老爷来到县里，准备通知刘备下岗。刘备去向督邮大人求情，门口拒绝把他的版谒递送进去通报：“先主求谒，不通。”刘备大怒，暴打督邮一顿之后弃官而去。
这些故事非常有趣，但是名刺、版谒的实物，却长期无缘看到，实在遗憾之至。现今终于可以一饱眼福了，要知道在三国的风云人物当中，名刺和版谒同时出土从而呈现在人间者，迄今还只有朱然朱大帅这独一份，实在是极其珍贵！
这些名片的老祖宗，看起来有点土，但是蕴含的文化格调却很高，在措辞上充分展现出咱们古人的高尚风范。什么风范？也就是礼仪之邦的风范。现今流行的名片，特征是突出自己：姓名用大字，放在正中，所有头衔，这个总，那个董，这个局长，那个主任，全部罗列，不把对方雷倒不算完。但是你看人家朱然朱大帅的名片，格调完全不同。他的名片，特征是尊重对方。用在一般场合的名刺，自己的官衔、爵位一律不写，只有姓名和表字，而且“字义封”三个字还特别写得小一点，那是非常之低调。为何这三个字写得小？前面说了，古人在社交场合中，对自己要称名，以示谦卑；对别人却要称字，以示尊重。写出自己的字，是为了便于别人显示礼貌；但是写小一点，则是预先表示对别人的感谢，意思是您对我的尊敬，实在不敢当，实在承受不起。但是对于对方，既有“再拜”的敬语，接着又有“问起居”的问候语，那是非常之尊重。至于用在正式官场的版谒，虽然罗列了自己的职务和爵位，却是用小字写在右侧的边缘，而把向对方致敬拜谒的“谒”字，用大字放在上端的正中位置，下面还空出一大块空白，表明这也属于对方的范围，自己不敢使用。其特征也是充分尊重对方，而不是突出自己。堂堂孙吴军界的头号人物，皇帝孙权的陪读发小，如此谦虚低调，如此尊重对方，这种礼仪风范，本身就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还有一点相当重要，值得注意。只要仔细端详就会发现，这十七枚名刺和名谒，其笔迹的书写特征完全相同，应当是出自一人之手。比照上面祢衡自己书写名刺的事例，再考虑到朱然为人的谦虚低调和尊重对方，这些名刺和版谒上文字的书写，极有可能是他亲力亲为。换句话说，这些文字，应当是朱然本人生前的亲笔。如果真的是这样，这笔遗产更是他朱大帅对后世的亲手馈赠，就更是非常珍贵的镇馆之宝了。
在朱然墓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是漆器。这些漆器不仅制作工艺令人赞叹，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那么这些漆器来自何方？其中又有哪些值得欣赏的精品呢？
三国时期，以成都为中心的蜀郡，是精品漆器的制造中心。漆器和丝锦，是蜀汉两大拳头外贸产品。朱然墓的漆器上就有“蜀郡作牢”字样，可以确认为蜀郡的产品。前面说到，朱然曾经在江陵镇守长达三十年。不仅在地理上接近蜀汉，而且在时间上，除了前面三年孙刘两家处于交战状态之外，从第四年诸葛亮开始辅佐刘禅起，两国就重新变成盟国，友好往来不断。因此，朱然完全有充分的条件，得到来自蜀郡的漆器。
先欣赏一件漆盒的盒盖。盒盖呈椭圆形，长约十五厘米，宽约九厘米，高七厘米。隆起的顶部中央，镶嵌一块方形铁片，铁片的两侧和中央，横刻三道细缝。这漆盒究竟是什么器物呢？
考虑到朱然的军队主帅身份，这应当是当时军事机密文件的传送盒，也就是三国版的密码箱。使用程序应当是五步：①使用丝绢或纸张书写机密文件，折叠之后放进漆盒，再盖上盒盖；②在铁片的位置，用细绳横向依次紧紧缠绕盒身，形成一排细绳的平面。③与三条细缝对应位置的细绳，要借助类似于针的工具，横向穿过细缝，从而使得整个绳圈完全固定，绝不会从盒身上滑脱出去。④将细绳打上死结，剪去多余部分，再用黏性很强的封泥，平铺在铁片上，压紧压平后，加盖印章进行密封。⑤等封泥干硬之后，即可派专人送出。如果途中有人想要偷看盒子里面的机密文件，必须破坏封泥或者细绳，一旦破坏就不可复原，所以必定会被发现。因此，三国版密码箱的构造虽然很简单，设计却极为巧妙，保密功能堪称一流。图3是笔者亲手制作的示意模型，读者诸君可以参看。
图3　漆盒模型图
前面讲陆逊之死时就提到，诸葛亮与孙吴重新建立联盟后，镇守上游荆州的陆逊，成为孙权与蜀汉的联系纽带。孙权给对方的公文，中途要给陆逊过目，陆逊可以自行修改，然后再用孙权留给他的大印，重新加封后送出。孙权的公文，正是用这样的漆盒传送，所以陆逊打开看了再放进去之后，才会用孙权本人的印章在外面重新加封。
说到印章，现今三国影视画面上出现的官印，几乎有人头那样大，完全不对。究竟当时印章的尺寸有多大？“三国探客”告诉你。
当时的官方印章，由中央专门机构统一制作，规格是见方一寸，习称“方寸印”。当时的一寸，是二点四厘米，大约是成人食指一个指节的长度。至于官印的材质，以及系在印纽上绶带的颜色，也因官阶的高低而不同。顶级高官金印紫绶；次高级官员银印青绶；中级官员铜印黑绶；低级官员铜印黄绶。不仅官印是如此，就连皇帝、亲王的玺印，尺寸也是如此，故有“方寸玺”之称。孙坚攻入洛阳得到西汉高祖传下来的“传国玺”，其大小是“方圜四寸”，这明确记载于《三国志》卷四十六《孙坚传》裴松之注引《吴书》。所谓“方圜四寸”，即方形的圆周共计四寸，正好每边一寸。1981年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出土的东汉初广陵王金玺，正方形边长二点三厘米，正是东汉初期的一寸。至于三国的私人印章，尺寸比官印还要小一点。2010年5月河南省孟津县出土的曹魏大将曹休私印，正方形边长就只有两厘米。
再欣赏一件敞口漆盘：上部口径十四厘米，底部口径六点八厘米，高度一点八厘米。值得注意的是盘底中央的彩绘：两名五六岁的儿童，将衣衫缠在腰间，各自手持木棍，正在比试武功的高低。右边那位向左跨步，双手举棍出击；左边那位一面向左撤步避让，一面举棍伺机还击，全都是像模像样的练家子。前面讲吕蒙时说过，孙吴的军队，与领兵将领有强烈的依附关系；家属也在驻地一起生活，儿孙是军队兵员的主要补充。这件漆盘的图景，应当就是朱然军营中将士后代真实生活的写照。三国时代，不仅武功从娃娃就开始抓起，而且就连“武艺”这个词汇，也最早出现在三国的史书中。陈寿评价曹操的儿子曹彰，“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这见于《三国志》卷十九《曹彰传》。刘备的养子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这见于《三国志》卷四十《刘封传》。“袁敏有武艺”，这见于《三国志》卷十一《袁涣传》。就连女性，比如孙权的老妹，也是“才捷刚猛，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这见于《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三国啊三国，真是一个充满尚武精神的时代啊！
最后欣赏漆尺。根据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的陈列说明，是用木胎打底，再涂腻子油漆，长度为二十四厘米。三国的一尺，以往大多认为相当于二十三厘米，那是因为没有实物，只好书面折算出来的近似值。现在有了朱然本人给出的实物证据，准确数值从此可以确定为二十四厘米。没有实物，刘备七尺五寸的身高，只相当于一米七二，那很平常，完全不值得在史书中写上一笔；有了实物，刘备的身高一下子提高到了一米八零，在营养远不及当今的三国时代，着实是引人注目的大个儿了！
笔者最近一次到安徽省马鞍山市考察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是在2012年的10月，笔者同时还考察了该市的采石矶名胜区。采石矶又名牛渚矶，就是孙策攻取江东时的登陆渡口。俯瞰长江，波涛东去；回首三国，浮想联翩。想当年孙策挥兵数千在此渡江，打拼孙吴基业，才不过二十一虚岁，年轻得被人称为“孙郎”。为何会“自古英雄出少年”呢？主要原因之一，是古人尚武，特别是在三国时代，从娃娃就抓起，朱然墓中出土的漆盘彩绘就是明证。尚武，不仅能够强健体魄，更重要的是能够强健精神。精神和体魄都强健的下一代，就是少年英雄的后备军。难怪当时会出现名将辈出的闪亮图景，因为有充足的后备军啊！如果当今我们的中华民族，也拥有雄厚的少年英雄后备军，再嚣张的恶邻也不敢小觑我们，对不对？看来尚武还是不尚武，能不能从娃娃就开始抓尚武，可以算得上关乎民族兴衰的大事了。这正是：
尚武优良传统在，发扬光大待何时？
关于朱然就讲到这里。下面要讲孙吴主帅型名将的第五名，陆逊的儿子陆抗。
主帅型名将第五名——陆抗
他是全力支撑国家危难局面的栋梁，因为有他在，北面的强敌西晋不敢对孙吴动兵；因为他去世，几年后孙吴就被西晋大军灭亡；他四个儿子全都成器，老大和老二为国尽忠，牺牲在疆场，老三和老四则是西晋文坛的兄弟双星，留名于青史……
将门虎子
本节要说的这位名将，他父亲是孙吴中期的军界首脑，本人则继承父业，成为孙吴后期的杰出主帅；他是全力支撑国家危难局面的栋梁，在上游荆州镇守整整十五年；因为有他在，北面的强敌西晋不敢对孙吴动兵；因为他去世，几年后孙吴就被西晋大军灭亡；他四个儿子全都成器，老大和老二为国尽忠，牺牲在疆场，老三和老四则是西晋文坛的兄弟双星，留名青史。他，就是陆逊的儿子陆抗。陆抗究竟是怎么从高门公子哥，成长为三国名将的呢？他是靠吃父亲的老本，还是凭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呢？
陆抗字幼节，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氏，是陆逊的次子。因为大哥陆延早死，所以赤乌八年（245）其父陆逊去世的时候，刚刚才满二十岁的他，就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并且经受了一场突然的严峻考验。考验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上一节讲过，陆逊是在孙权的有意打击之下，悲愤含冤而死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的。陆逊死后，陆抗护送父亲的遗体，准备回下游江东的故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一带安葬。途中经过京城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时，他顾全大局，特地去向皇帝孙权谢恩。孙权刚刚逼死了他的父亲，他去向孙权谢什么恩呢？原来，陆逊死的时候，他手下长期追随的亲兵，还有五千人马。前面讲过，孙吴实行了一种特殊的军队制度，后世学者称为“领兵制”。领兵将领与他部下之间，具有强烈的依附关系：部下长期跟随将领，部下的妻室儿女家属长期随军驻防，子弟成年后也继续在这支军队当兵。为了暂时安抚这支长期依附陆逊的部队，防止出现动乱，孙权便任命陆抗为建武校尉，作为这支部队的首领。陆抗去谢恩，就是谢这个职务的恩。
但是陆抗一到京城，就被孙权下令软禁在规定的地方，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问题，而且不准与外界来往，等于是被双规了。他才二十岁，此前没有介入政治，也没有违法乱纪，为何会遭到如此对待呢？原因是孙权还想在他身上，继续清查他父亲陆逊的问题。于是，孙权又从皇宫中派出特使，拿出当初一个名叫杨竺的告密者告发陆逊的二十条罪状，一条又一条地追根究底，要陆抗如实回答。《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记载是“送葬东还，诣都谢恩，孙权以杨竺所白二十事问抗，禁绝宾客，中使临诘”。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考验，如果碰上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早吓得尿裤子了。而陆抗的表现如何呢？两个字：淡定。他一条一条地回答，而且回答得比当初他父亲还冷静，还清晰，还更有说服力。孙权本来以为，当初在陆逊那里没有追问出什么罪过的问题，在陆抗这里，总会挖出一点纰漏或差错来，却没有想到竟然问出这样的结果。一点没有抓到小辫子的孙权，反应究竟如何呢？《陆抗传》上的描述，说是“权意渐解”，即孙权的心结逐渐消解了。其实，孙权恐怕还有相当大的尴尬，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第二年，也就是赤乌九年（246），陆抗晋升为立节中郎将。当时军官的名称，按等级的高低，大体分为将军、中郎将、校尉和都尉几大类。每一类的前面，又冠以不同的形容词。陆抗从建武校尉，变成立节中郎将，属于提升。所谓“立节”，即建立节操，从这一官职的命名看，孙权是有深意的，他希望陆抗建立节操，实际上就是要陆抗放下父亲被逼死的恩怨，继续效忠自己。在陆抗这一方面，他的家族是深深扎根在江东的土著，而且一直是名门大族，脱离不了江东。既然脱离不了江东，从整个家族和自己的发展前途考虑，除了继续为孙吴政权效力，没有其他的选择。因此，他带领手下兵马，前往新的江防要塞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驻守，以便将武昌的大营腾出来，交给新来的长官诸葛恪。而陆抗的节操究竟如何，从驻地交换的行动中就能清晰地展现出来。
新来的诸葛恪，是诸葛亮大哥诸葛瑾的长子，新生代将领中最受孙权青睐的风头人物。他人很聪慧，特别是玩脑筋急转弯，反应极快。《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中记载，孙权大宴群臣，酒酣耳热之际，令人牵进一头驴，驴头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诸葛子瑜”四个字，众人一见，不禁大笑。原来，诸葛瑾字子瑜，他是长条脸，很像驴。好开玩笑的孙权，就拿忠厚的他来取乐。在座的诸葛恪，立刻拿笔上前，加上“之驴”二字，变成“诸葛子瑜之驴”了。众人莫不佩服，孙权马上把驴赏给诸葛恪。但是他又骄傲自满，当初陆逊就因此对他有看法。现今孙权提拔他为大将军，兼任荆州牧，接替陆逊镇守武昌。对于这位过去与父亲不和睦，现今又来占据父亲老地盘的同辈，陆抗会如何对待呢？
《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记载，陆抗临走之前，下令将武昌大营的城池、营垒、围墙、房屋，全部修缮一新；营地周围的园林，包括桑树、果树等，全部保持完好不准砍伐；整个大营，如同全新建成的一般。但是，诸葛恪在柴桑留下的营地，却是一片脏乱差，到处破破烂烂。诸葛恪进驻武昌大营后，看到陆抗给自己留下的，与自己留给陆抗的截然不同，这位平常自视甚高的风头人物，史书说是“深以为惭”，也就是自感惭愧得很。
“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在诸葛恪和陆抗身上，得到了准确的验证。七年之后，做事依旧粗疏轻率的诸葛恪，被政敌杀死在皇宫的酒宴上。而做事更加细致踏实的陆抗，却在十年之后，开始镇守孙吴西部，逐渐成为支撑国家危难局面的栋梁。那么陆抗充分发挥国家栋梁作用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呢？
标志性事件，就是充分展示他军事才能的“西陵之战”。
要弄清楚“西陵之战”，先必须对陆抗当时的军事职务了解清楚。《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记载：“孙皓即位，加镇军大将军，假节。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孙皓即位以后，陆抗升任镇军大将军，给予“假节”的威权。建衡二年（270），孙皓又任命陆抗担任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把治所放在乐乡。你就会问了：陆抗既然升任了镇军大将军，为何又让他担任都督信陵等处的诸军事呢？原因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原来，三国是古代军事制度的变革期，其中最重要而又与陆抗职务密切相关的变革有二：一是督将战区制的形成，二是高级将领身上，出现了军阶、职务、威权三者的明确区分。在此之前，如有军事行动，一般是临时选拔将领，征调军队；行动结束，将领交出军权，士兵各回原地。到了三国，战火长期不断，各国开始在地盘中，划出固定的战区，派遣常驻的部队，任命常驻的指挥官，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战区的指挥长官，相当于后世的军区司令，一般带有“督”或“都督”的字样，于是督将战区制诞生。陆抗担任的“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就是这五个军分区上面的总司令。至于每个军分区的司令，就称某某督，比如信陵督、西陵督。后来唐代的节度使、明清的总督，与此都有渊源关系。
督将战区制出现后，高级将领身上，就不再如以前只有军阶，而是有军阶、职务、威权三种不同的名号。陆抗的“镇军大将军”，是他的军阶，类似后世的军衔，决定他官阶高低，领多少工资。而“都督诸军事”是他的职务，决定他的具体职责范围，是指挥信陵等五个分战区的各路军队。至于“假节”，则是他拥有的威权，决定他有权自行诛杀违犯违反军法的将士，后世没有类似的名号。此处的“假”，意为给予；“节”是用竹与牦牛尾做成的节旄，是君主授权的特殊凭证。
陆抗所指挥的五个战区，是从三峡中段起，直到三峡东口以下的江陵，这一大段的长江防线。最西边的信陵县，在今湖北省秭归县东南的长江北岸，与蜀汉地盘接壤。西陵县，在今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三峡东口的长江北岸。夷道县，即今湖北省宜都市，在长江南岸。乐乡，在今湖北省松滋市东北，荆州市荆州区西南的长江南岸。公安县，即今湖北省公安县，也在长江南岸。这么一大段长江防线，绵延将近千里，在西面的三峡方向，北面的襄阳方向，都面临着同一个强敌。这个强敌是谁？就是当时先后吞灭了蜀汉和曹魏的西晋王朝。
凤凰元年（272）八月，陆抗下属的西陵军分区指挥官，西陵督步阐，宣布投降西晋，据守西陵的坚固城池，等待对方的援助大军。九月，西晋王朝立即调派八万大军，在荆州战区总指挥官羊祜的统领下，从襄阳大举南下，接应步阐。孙吴政权，顿时面临严重危机。要知道危机为何严重，就必须对当地的军事地理有所了解。
陆抗所镇守的近千里长江防线，有两处军事重镇，即西陵和江陵这两个“陵”。西陵原名夷陵，正好位于三峡的东口，是通向西面益州的咽喉。江陵，即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正当北上襄阳进入中原的大道。换句话说，当时西晋如果要摧毁孙吴，西路要从益州出三峡东下，中路要从襄阳南下，而抵抗这两路进攻的坚固据点，就分别是西陵和江陵，因此孙吴对此两处要塞，进行了长期的打造经营，就一点不奇怪了。
西路的要塞西陵已经被出卖占据，中路的要塞江陵又面临西晋八万大军的进攻，一旦陷落，西部门户洞开，对方乘胜东下，那就是当年曹操占领荆州后挥兵东下的重演，孙吴可谓是危如累卵。面临如此严峻局面，陆抗指挥三万人马应战，对内要收拾投敌叛国的步阐，对外要应付强大的敌军，他能够像向他父亲陆逊那样，创造以弱胜强的用兵神话吗？
这时，真正考验陆抗在用兵本领和胆量上，是否得到他父亲真传的，而且他首先就必须要做的功课，是一道看似简单得很的双选题：他这三万兵马的使用方向，是选择在江陵呢，还是在西陵呢？
一般人肯定会选江陵。因为江陵一直是上游荆州的政治中心，价值更重要；与陆抗总指挥部所在的乐乡，基本上是隔江相望，出兵更近便；如今又直接面临西晋的大军来犯，情况更紧急。陆抗的下属将领，就是这样选择的。
但是，陆抗的选择却与众不同。据《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记载，他对众将官说：“江陵城固兵足，无所忧患。假令敌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如使西陵盘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竟言也！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他认为江陵城池坚固兵力充足，抵抗敌人没有忧患。即便敌人暂时占领江陵，也会因为深入我方地盘而无法守住，损失不大。但是一旦西陵方面的敌对势力团聚起来，在它南面山区的少数族都会跟着发起动乱，那时忧虑就一言难尽了！所以宁可丢弃江陵而攻克西陵，更何况江陵还牢固无忧。总之，陆抗判断当前的要害是西陵的内乱，而非江陵的外患。他之所以敢于这样说，是因为他早就有预防的举措。
原来，当初陆抗看到江陵北面的地势平坦开阔，道路通畅方便，对西晋来犯的骑兵极为有利。为了加强防御，他指令江陵督张咸，在下游的水口附近修筑了一道大堤堰，阻断江陵西面从北向南流到长江的支流。于是，这条名叫沮漳水的河流下游，就变成了一个大湖泊，把北面襄阳通往江陵的道路全部淹没。敌人不要说进攻江陵城池，就连到达城池之下也办不到，江陵城就更保险了。
话说陆抗决心下定，争分夺秒指挥主力军团奔赴西陵。到了西陵城下，你猜他第一道命令是什么？立马发起战斗吗？非也！是立马投入劳动。他命令在西陵城池的外面，高筑墙，广积粮，再修一圈包围老城的新城墙，从而对内包围步阐，对外抗击西晋援军。他在现场严格监督，日夜催促，就好像西晋大军已经杀到眼面前一般。将士们觉得昼夜干活实在太苦，纷纷抱怨，说是东边才修了大堤堰，西边又来修城墙，我们不是工程兵部队，宁可拿武器向步阐进攻，也不愿拿工具上城墙做工。陆抗心想用事实来说服你们也好，就让抱怨最厉害的将领雷谭，领兵前去攻城，结果是无功而返。这下子，将士们没话说了，老老实实抓紧干活，终于将新城墙按时完工。
那边的羊祜统兵南下，快到当阳（今湖北省当阳市东）时，发现前面有人造大湖泊拦路，决心将计就计，利用湖泊来运送大批军粮。于是，他一面打造和征调船只，一面放出风声，说是将要破坏对方修建的堤堰，放水之后好通行步兵，以迷惑对方。得知消息的陆抗，又会怎么应对呢？
陆抗的反应，《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有如下记载：“抗闻，使咸亟破之。诸将皆惑，屡谏不听。”他一得知消息，立马下令江陵督张咸，赶紧挖开堤堰放水。部下将领都很不理解，多次劝阻他也不听从。结果怎么样？等到羊祜把船只刚刚准备停当，湖泊已经水位下降，变成了沼泽和湿地，船只毫无用处不说，连步行也难以通过。八万人马中，只有将领杨肇手下不到一万人，勉强越过这片泥泞地区赶到了西陵。其余部队在后面好不容易来到江陵时，西陵那边的失败已成定局了。
原来，这一年的十二月间，杨肇兵力不足，又远来疲乏，对西陵发起的进攻没有足够冲击力。等候多时的陆抗，凭借新修成的坚固城墙，把飞箭和礌石，如暴雨一般发射下来，杨肇的人马不死即伤，迅速减员。坚持一个月之后，孤军无援的杨肇见势不妙，在晚上悄悄撤军。陆抗派出一支小部队跟踪追击，就杀得杨肇大败而逃。羊祜得知消息，随即传令全军从江陵撤退，以免被对方压迫到沼泽和湿地的绝路当中。
这时的陆抗开始回过头来，全力对付老城里面的步阐。此前他就曾在西陵镇守，老城的防御体系均由他亲自打造完成。凭借对敌情的极为熟悉，对方又因失去外援而军心溃散，老城很快就被全力强攻的陆抗拿下。步阐的家族与其他领头反叛的骨干将领，被依法斩首。其余几万将士和民众，由陆抗上奏请求不搞株连大开杀戒之后，全部从宽赦免。大获全胜的陆抗，在下属面前依旧如以往一般谦虚和蔼，所以史书上说是深得将士们的拥护和欢心。
步阐所困守的城池，相传在今湖北省宜昌市的葛洲坝一带，现今尚有夯土城墙一段，称为步阐城或步阐垒，供游人观赏并发思古之幽情。
西陵大战，是三国最后一场以弱胜强的特大型战役。与曹操的官渡之战，周瑜的赤壁之战，刘备的汉中之战，陆逊的猇亭之战和石亭之战，组成了以弱胜强特大型战役的经典系列。至于陆抗的用兵特色，可谓深得其父陆逊的真传。真传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前面《陆逊篇》讲过，陆逊的看家本领，是两个能够和充分：一是能够在动手之前，充分做到深思远虑；二是能够在作战之中，充分利用地理条件。《孙子·地形篇》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对比陆抗，一是能够在动手之前，充分做到深思熟虑，在主攻目标究竟是西陵还是江陵的选择中，排除众议，做出眼光独到的明智判断。二是能够在作战之前，充分利用地理条件，做出可靠的应对预案。总之，他正好继承和发扬了父亲的看家本领。显然，他绝非只会败坏家业家风的纨绔公子哥，而是能够光大门楣，为豪门子弟树立好榜样的将门虎子。含冤而死的陆逊，也应该含笑于九泉了。
西陵之战，使得孙吴躲过了被强敌吞灭的危机。当时的晋武帝，已经起心消灭孙吴，而羊祜就是实施这一计划的领头主将。但是，此战大败后，朝廷舆论大哗，迫使晋武帝给予羊祜降职处分，吞灭孙吴的打算也被迫暂时搁置下来。因此，后来东晋的大臣何充，才有“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深沉慨叹，并且被记载于《晋书》卷七十七《何充传》中。
但是，两年之后，这根国家的栋梁终于倒了。凤凰三年（274）秋天，陆抗因病去世，终年仅四十九岁。五年后的十一月，做了充分准备的西晋，出动六路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孙吴。其中，大将王濬统领的益州水军，东下三峡，声势最大，行动最快。第二年的三月十五日，王濬水军抵达建业的石头城下，孙吴举手投降，延续了八十六年的孙氏政权（从孙策攻取江东起）宣告灭亡，三国历史至此正式结束。用唐朝刘禹锡的著名诗句来形容，就是“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了。
陆抗的长子陆晏、次子陆景，在对抗王濬水军的战斗中捐躯阵亡。四子陆机字士衡，五子陆云字士龙，却在西晋文坛大放光芒，特别是陆机，不仅作品丰富多彩，而且文学理论也有独特建树。唐代官方修撰《晋书》的时候，唐太宗专门为他写了一篇评论，放在《陆机传》的后面，推崇他“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评价相当之高。
陆家三代，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孙吴主帅级的名将；孙子陆机、陆云兄弟，则是西晋的文豪。三代人都留美名于青史，堪称人才辈出，文武交辉，在三国名将中堪称独一无二。陆逊是主帅型名将的季军，陆抗则可评为周瑜、吕蒙、陆逊、朱然之后的第五名。但如以继承父业的成功程度而论，陆抗堪称孙吴名将的第一名。
将陆逊与诸葛瑾两家进行对比，会有令人深思的发现：就第一代而言，官做到孙吴大将军的诸葛瑾，成就同陆逊大体相当，可谓两家不相上下。到了第二代，诸葛恪当上太傅，是少帝孙亮的指导老师兼首席辅佐大臣，此时的成就，还要高过陆抗；但是，诸葛恪很快就被政敌谋杀，家族子孙被剿灭，而陆抗却上升为支撑国家的栋梁。到了第三代，诸葛家早已灰飞烟灭，陆家却青史留名。为何陆家能够三代交辉，而诸葛家连第二代都没有得到善终呢？问题，就出在第二代的身上。因为第二代，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位置：他们如果足够优秀，就能不仅把上一辈的成就发扬光大，还能把下一辈也培养成器；他们如果不优秀，不要说培养下一辈，连他们自身的一切都可能毁在手里。陆家的第二代陆抗，在逆境中受到锻炼而成功；诸葛家的第二代诸葛恪，在顺境中受到腐蚀而毁灭。俗话常说“富不过三代”，看来富不过三代的原因，正是在于第二代的成长环境，实在是过分优越了。这正是：
非凡二代能光大，三代交辉赞陆家。
孙吴的名将就讲到这里。下面要开始讲蜀汉的名将。
蜀国名将篇
主帅型名将第一名——诸葛亮
诸葛亮最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会在襄阳的隆中等待了十二个年头之久？为何会被刘备深深打动而为之出山效劳？他出山后的第一个官职，又怎么会是颠覆传统印象的总税务官呢？
一　卧龙出山
三国多名将，正说也精彩。
本节开始讲蜀汉的名将。首先登台的这一位，他的正式官职，是朝廷的行政首脑丞相，性质原本属于文臣；但是他又掌控了全国的军权，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伐，实际上也是全军的总司令。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诸葛亮。诸葛亮是政治家，也是军事家。今天我们是把他作为特殊的名将来介绍，所以着重在他的军事业绩。那么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诸葛亮最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在襄阳的隆中等待了十二个年头？为何会被刘备深深打动而为之出山效劳？他出山后的第一个官职，又怎么会是颠覆传统印象的总税务官呢？
诸葛亮字孔明，东汉琅邪郡阳都县人氏。阳都县，在今山东省沂南县，现今还有古城遗址留存。诸葛家族，本是官宦世家。他名字中的“亮”，是指光亮。而“孔明”的孔，有人说成是孔洞的孔，这是望文生义的误说，准确的含义，应当是非常，性质是副词；“孔明”者，非常之鲜明也。名和字两者配合，就是这道光亮将会非常之鲜明。可见家庭对他是寄予了厚望的，盼望他将来成为光彩照人的杰出人才。
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的记载，他父亲诸葛珪死得早，留下儿子三人。大哥诸葛瑾，后来避乱江东，成为孙权手下的大臣。诸葛亮和小弟诸葛均，幼年时由叔父诸葛玄抚养。诸葛玄出任江南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太守，带着两个侄儿去赴任，从此诸葛亮就离开故乡。后来，诸葛玄下了岗，生活困难，而北方老家又是一片战乱，只好带上侄儿到荆州的襄阳（在今湖北省襄阳市），投奔在此当军政长官的老朋友刘表。不久，诸葛玄也不幸去世。诸葛亮兄弟二人相依为命，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一处名叫隆中的地方，开始了半耕半读的独立生活，即《诸葛亮传》中所谓的“躬耕陇亩”。山清水秀的隆中，当时属于南阳郡的邓县管辖，现今已经成为著名的三国历史名胜古迹。
诸葛亮在襄阳停留的时间，是从东汉建安元年（196）前后，到建安十二年（207），前后十二个年头；从年龄上说，是从十六岁的少年，到二十七岁的青年。那么他在这里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从外表上说，他就很特殊。《诸葛亮传》说是“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当时一尺，相当于现今二十四厘米，八尺就是一米九六，身材高大，容貌雄伟，当时的人都认为他非同凡响。蜀汉名将赵云的身材，史书记载也是身长八尺，两人一文一武，都以忠诚正直著称，无论身材和品格，都是你高我也高。
从风度上说，他也很特殊。他空闲时最喜欢抱膝而坐，对着那绿水青山，放歌一曲《梁父吟》。《梁父吟》又名《梁甫吟》，这首古代乐曲，传说是孔子的弟子曾子，在泰山下耕作时所作，正好出自诸葛亮的老家齐鲁一带，堪称熟悉的乡音。每当他放歌《梁父吟》时，胸中豪情奔涌，大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意味。
从读书上说，他也很特殊。特殊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当时他与徐庶、石韬、孟建在一起游学，那三位好友读书，“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这见于《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徐庶三人努力把儒家经典读熟读精，那是在走东汉儒生应试教育的老路。什么是东汉应试教育的老路？前面讲吕蒙时我们有过详细介绍。东汉从地方推荐出来的人才，以孝廉为主体，到京城集中之后还要进行考试，题目选自儒家经典。如果对儒家经典读得不精不熟，就会考不及格，当不成官。诸葛亮读书，不走这条老路，采用完全不同的新方法，就是“观其大略”。所谓“观其大略”，不是随便乱翻草草了事，而是在阅读时吸收对自己真正有用的精华，而非面面俱到，纠缠在繁琐的细节上。
诸葛亮之所以采用新方法，除了他个人的明智选择之外，还与当地的文化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时南面的荆州，不仅社会相对安定，战乱较少，而且在首府襄阳，还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文化精英。他们在军政长官刘表的大力支持之下，推进学术文化建设，形成了后世所谓的“荆州学派”。这个学派，提倡简明扼要的新学风，反对东汉以来繁琐零碎的老学风，成为当时战乱年代的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不难看出，诸葛亮“观其大略”的读书方法，正好与荆州学派简明扼要的新学风相吻合。那么这是偶然吗？回答是，非也。
其实，诸葛亮之所以能在襄阳停留长达十二年之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相对安定的社会秩序，特别是这里独特清新的文化环境。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他与荆州学派的领军人物司马徽、庞德公，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妻子就是诸葛亮最小的姐姐，所以庞德公是他的姻伯。而司马徽比庞德公年轻十岁，两人的关系亲如兄弟。后来向刘备大力推荐诸葛亮的，不仅有一同游学的学友徐庶，更有这位老前辈名流司马徽。由此可见，他的读书新方法，是在充分吸收荆州学派的丰富营养之后形成的。
从志向上说，他就更特殊了。其实他读书方法上的特殊，就缘于志向的特殊。他曾经多次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这二位是什么人呢？管仲是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辅佐齐桓公完成了霸主之业。而乐毅则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名将，率军攻破齐国七十多座城池。管仲“文治”了不起，却不会用兵；乐毅“武功”了不起，却不善治国。诸葛亮认为自己兼有二者之长，一个顶俩，文武全才，可见他的志向，就是后世所说的“出将入相”了。
最后从择偶上说，他也特殊得很有趣。《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记载，孔明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此时唯一的长辈叔父诸葛玄已经死去，所以就由他自己来物色对象。消息传开，襄阳当地的一位名士，名叫黄承彦，生性爽快开朗，就来对他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听说孔明君正在选择妻室，本人有一个丑女儿，头发有点黄，皮肤有点黑，但是才能却配得上您呀。黄老先生真是爽快开朗，主动来提亲不说，还如实介绍女儿情况，谦称“丑女”。其实，黄小姐不过是头发有点黄，皮肤有点黑而已。放在现今，头发的黄，皮肤的黑，那都是时尚流行色，不黄也要染黄，不黑也要晒黑。真让孔明动心的是她的才能，她父亲敢说配得上自己，可见此女才能非凡。其实，长期居住在此的孔明先生，应当对黄小姐的情况早有耳闻。他也爽快开朗，马上同意。黄老先生立刻将女儿送到隆中，于是孔明先生就很快结婚了。翁婿俩人的故事，很快在当地传开，乡亲们常常开玩笑说：“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莫要学孔明选媳妇儿啊，只得到阿承的丑女儿啊！孔明与乡亲们的亲近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总而言之，诸葛亮在隆中时，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显得出类拔萃。难怪庞德公、司马徽两位老前辈，会给他两个字的高度评价：“卧龙”。“卧龙”者，还没有施展抱负的顶尖级英才也。
既然诸葛亮是顶尖级英才，照理说应该尽早登上政治舞台，施展抱负才是。为何他在二十七岁之前，一直都在隆中躬耕，没有出山进入仕途呢？原因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答案很简单——他在等人，等待那个符合自己条件的“意中人”。
隆中东面二十里外的襄阳，就有荆州的土皇帝刘表。诸葛亮当初跟随叔父诸葛玄来投靠刘表，与刘表早有关系。如果他想到刘表手下去当官，那是易如反掌。但是他没有去，因为刘表不是他的“意中人”。
襄阳北面两三百里路之外，就是曹操的地盘。曹操正缺人手，所以公开下达招募贤才的政令。如果他想到曹操手下当官，那也不是难事。但是，他也没去，因为曹操也不是他的“意中人”。
你会问了：诸葛亮的“意中人”，到底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天下之事若要成功，主观努力和客观机遇，二者不可或缺。古往今来多少英才志士，胸怀大志却最终一事无成者，非不努力也，是不逢机遇也。想他诸葛孔明，自比管仲、乐毅，文武全才。如果要充分施展抱负，必须碰上这样一位老板：一是此人本身，就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英杰，不仅胸怀大志，而且气度开阔，能够赏识和重用人才；二是此人身边，人才还非常紧缺，没有可以与自己比肩抗衡的人物。必须两项条件同时具备，才能给诸葛亮提供充分施展文韬武略盖世才华的空间。他不选刘表，就是因为刘表只具备条件二而缺乏条件一。他不选曹操，是因为曹操具备条件一而缺乏条件二。他曾经对想回北方家乡发展的好朋友孟建说过：“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北方中原地区的人才很多，要想充分施展抱负自由翱翔，何必一定要回北方故乡呀。
显然，他的条件不多，却非常之苛刻，要找到“意中人”相当困难。不过他抱定宗旨，宁缺毋滥，宁可找不到，也不勉强将就。实在找不到怎么办呢？那就像他在《出师表》中说的那样：苟且在乱世中保全性命，而不去为地方割据者服务好了。可见“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两句话，就是他为自己确定的最后底线。
笔者曾经在多次流连于古隆中风景区，眺望这片秀丽幽静的山林，最后领悟到，襄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一个吸引诸葛亮的特殊因素：这是一个可进可退，两者兼备的绝好处所。从可进上说，此处的水陆两路四通八达，往来的英雄人物极多，容易得到时局变化的消息，也容易等到符合自己条件的“意中人”。从可退上说，就算等不到“意中人”，在这片风景如画的隆中山林中隐居终身，也是他完全能够接受的人生选择。因此，对于喜欢孔明先生的人来说，如果没有去过隆中这片钟灵毓秀的地方，是很难体会到他那种能伸能屈的心灵境界的。
好在老天爷眷顾他，让他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意中人”是谁呢？就是正在刘表那里吃救济资助的刘备。
建安六年（201），刘备面临曹操的沉重打击，从中原逃到南方的荆州襄阳，去投靠有宗亲关系的刘表，从此便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寄人篱下的蹉跎岁月。在荆州，刘备曾因碌碌无为而悔恨，也曾因虚度年华而羞耻。但是，他终归是一位英雄，能够认真反省，总结教训。他发觉自己始终缺乏一个能够充分提供思想策略的得力谋臣，是极大的缺陷。因此，当下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寻找一位杰出的智囊人物，作为自己的得力辅佐。于是他就努力在荆襄一带访求贤才智士。传诵千古的故事“三顾草庐”，就这样发生了。
刘备三顾隆中礼聘诸葛亮，具体经过后世已经熟知，不必多说。在此特别值得探讨者，是诸葛亮为何就完全认同了刘备，从而决定出山，为之奉献出自己的一生。
玄机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原因在于，刘备完全具备诸葛亮“意中人”的两个条件。刘备本人，不仅胸怀大志，而且气度开阔，连曹操都称赞他是当今的英雄，第一项条件就具备了。刘备身边，确实人才紧缺，没有可以与诸葛亮比肩抗衡的杰出人物，第二项条件也具备了。细数当时的群雄，真正具备这两项条件者，除了刘备，还真是找不出第二位。刘备大名鼎鼎，在荆州又停留多年，就住在二十里外隆中的诸葛亮，对刘备这位英雄的情况岂会完全不知？说不定早已经对他有所期许了。
但是，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被刘备的诚心诚意深深打动。你看《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他的《出师表》怎么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微臣本是一介平民，在南阳郡的隆中亲自耕种田地；而先帝没有嫌弃微臣的身份卑贱，多次劳动大驾屈尊来看我，还一连来了三次，向我咨询当时的政治大事；微臣深受感动和激励，于是同意为先帝效犬马之劳。在这段话中，他亲自陈述的被打动原因，总共有两点。但是很可惜，后世大多只注意到了其中的第二点，也就是刘备前往隆中的次数，多达三次，即所谓的“三顾”，却把他首先强调的第一点原因忽略了。
真正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最能打动孔明内心的，还在于第一点原因，也就是两人之间的差距悬殊上。差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浓缩在“先帝不以臣卑鄙”的“卑鄙”两个字上。这里的卑鄙，不是指品德的恶劣，准确含义是地位的卑下低贱。那么具体说来，两人的差距有多悬殊呢？
先说年龄，这时诸葛亮虚岁才二十七，刘备虚岁四十七，相差整整二十岁，孔明是名副其实的晚辈。
再说地位，诸葛亮纯属一介草民，是在襄阳西郊耕种田地的农村青年；而刘备拥有东汉朝廷正式授予的左将军官衔，属于高级军职，大体相当于现今的少将。刘备还当过州一级的行政长官，也就是豫州牧，相当于省部级。随从的关羽，当过偏将军，大体相当于中校；张飞，当过中郎将，相当于少校。
最后还有资历，孔明完全没有从政的工作经验，而刘备已经在官场打拼二十多年了。
如果两人在年龄、地位和资历上大体相当，“三顾草庐”就不会令孔明产生非同寻常的感动作用。只有当受访者的年龄、地位和资历都大大低于来访者时，登门三次才会产生心潮澎湃的动人效果。请问，一个正部级的少将，带着一个中校和一个少校，一连三次去拜访一个毫无工作经验的草根农村青年，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呢？
事实上，从诸葛亮的行文来看，最先强调的就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两句，也就是两者间悬殊的差距；在这之后，才简短提到来访的次数“三顾”。可见他本人心中最受打动的原因，首先还在于刘备没有计较年龄、地位和资历的差距，其次才是来访次数的频繁。因为两者的悬殊差距，属于内在的质量；而拜访的次数，只是外在的数量。内在的质量是主要因素，外在的数量是次要因素。后世说到诸葛亮的被打动，大都只把眼光聚焦在次要因素的数量上，很少注意到主要因素的质量。为何不注意质量？因为质量浓缩在“先帝不以臣卑鄙”的“卑鄙”两个字当中，而卑鄙这个词汇，现今的含义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变成了品德上的负面评价，于是就把人们的眼睛遮挡住了。今天在这里，算是从人性观察的角度来颠覆一番从而正本清源。
笔者曾经不止一次心生奇想：要是诸葛亮穿越到今天，前往各个职场去求职找工作，会是什么情况呢？很可能都是这样的问答：有学位证书吗？没有；有工作经验吗？没有；有可以拼的爹和妈吗？也没有。哈哈，你是“三无”人员呀，那你请回吧。能够具有刘备那种眼光、判断和勇气的招聘老板，恐怕很难找到。
建安十二年（207），二十七岁的诸葛亮正式出山，从此为刘备奉献一生。那么他出山之后，最早在军事上又做出了哪些突出的业绩呢？他出山后的第一个官职，又怎么会是与传统印象大相径庭的总税务官呢？
诸葛亮最早在军事方面做出的突出业绩，可以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去观察。
从战略上说，是他还没有跨出隆中的家门时，就已经为刘备今后以武力开创蜀汉基业，做出了完整的军事设计，这就是《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中，他“隆中对策”的核心部分：“若跨有荆、益，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第一步是设法占领南方的荆州和益州，第二步是兵分两路，以钳形攻势进攻北方的中原。在刘备面前，这是第一次出现了如此清晰的战略设计。从此，这一战略设计，就成为后来刘备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完全可以说，在军事战略上，诸葛亮是刘备的总设计师。
再从战术上说，诸葛亮出山之后的突出业绩，究竟是什么呢？演义小说中，说他一出山就指挥军队作战，如何用兵如神，那其实都虚构。他出山之后的第一件业绩，是出任总税务官，从而为刘备解决了军费筹措的大问题。赤壁之战刚刚结束，诸葛亮就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负责对零陵、桂阳、长沙三个郡征收赋税，从而充实军事后勤储备。这就是《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所说的“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这军师中郎将，是诸葛亮第一次正式担任的官职，也是刘备最早为他特别设置的职位。官名中的“军师”两个字，把他定性为军队的指导老师；而中郎将，则是当时军官的一种类别。把军队的指导老师都派出来征收赋税，说明了什么？说明开辟军队的财政来源，是当时刘备亟待解决的大问题。赤壁之战获胜之后，刘备占领了荆州南面的四个郡，不仅有了根据地，根据地还很大。根据地很大，开支也就很大。开支怎么解决？只有向当地老百姓收税。这税怎么收？收多少？出了问题怎么处理？不仅要把该收的税统统收上来，还要避免引起民众的暴力抗税，这中间就大有学问了。既然学问深沉，那只有劳烦你这位指导老师出马，才能办得妥当。再说刘备也有借此考察他实际工作能力的意思。诸葛亮也不含糊，他把自己的税务总局，设置在这三个郡的交界地临烝县（今湖南省衡阳市），来了一个现场办公，现场督促进度，现场解决问题，顺顺当当就完成了任务。
不仅当好了总设计师，而且当好了总税务官；既能务虚，又能务实。这就是刚刚出山亮相的诸葛亮。每次读到他的传记，笔者都会心生感慨。此前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诸葛亮，怎么会一出山就表现出非凡的实际工作能力来呢？答案恐怕还是在他的读书方法上。如上所说，他读书的特点是取其精华。而他认同的精华，看来并非是那些零零碎碎的知识片段，而是前人在处理各类社会事务上的有效方法和成功经验。专心把前人的方法和经验学到手，认真转化成自己的能力和本领，这就是他的秘诀所在。同时也证明：如果只知道读死书，死读书，最后读成一个只有死知识而没有活能量的迂腐书生，完全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这正是：
多年修炼真才干，务实务虚看卧龙。
要想知道诸葛亮北伐中原的军事生涯，请看下集。
二　北伐悲歌
诸葛亮在军事舞台上最重要的表演，当然要数北伐中原的系列性战役。章武三年（223）四月，刘备去世，四十三岁的诸葛亮接受刘备的临终嘱托，以丞相身份，全面掌管蜀汉的军政大权。此后的十一年间，他先是在后方，动用全国力量，进行充分的前期备战；然后奔赴汉中前线，亲自担任统帅，演奏出实战时期的攻防三部曲，直到五十四岁病死在前线为止。那么他在后方的备战时期，做了哪些充分的准备？接下来在前线的攻防三部曲，具体的进程和特点如何？对他军事上的用兵才能，又有什么样的评价？最后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他的北伐行为，准确的心理动机又应当如何定位呢？
先说第一个问题，诸葛亮为了北伐曹魏，做了哪些前期的准备。
在诸葛亮受命托孤之前，蜀汉全军的实际统帅是刘备，而诸葛亮在军事上的作用，主要是保障全军的后勤供应。他的工作很出色，《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的档案记载是“足食足兵”。粮食充足，兵员充足，是个很称职的后勤部长。正是因为长期搞后勤，深知后勤的重要性，所以当他为北伐进行准备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从后勤准备工作开始，而基本的项目，是如下两大方面。
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政策，大力发展农业，广泛种植粮食，大量储蓄军粮。这见于《三国志》卷三十二《后主传》。
第二项重大行动，在两年之后开始，这就是平定南中。所谓南中，是当时益州南部五个郡的统称。这片地域相当广大，包括现今四川省的南部，以及贵州、云南两省的全部，当时大部分都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同居住的山区。刘备去世之后，南中四个最大的郡，也就是越嶲郡、牂柯郡、益州郡和永昌郡，先后出现武装动乱。这四个郡的汉族大姓首领，包括七擒孟获故事中的孟获，以及少数民族首领，与孙吴遥相配合，共同对抗蜀汉政权。由于刘备刚刚去世，诸葛亮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两年之后的建兴三年（225）春三月，诸葛亮亲自率领大军，开始平定南中，用他后来《出师表》中话来说，就是“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他渡过当时叫做泸水的金沙江，深入到不毛之地，一直到达现今云南省昆明市的滇池一带，基本平定了叛乱势力之后，当年的十二月回到成都。
平定南中，通常称为诸葛亮的南征。那么诸葛亮为何要南征？除了表面容易看得出来的理由，也就是稳定后方的维稳需要之外，还有没有深层次的玄机呢？回答是有，而且大大的有。玄机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这场南征，实质上是为后来北伐而做出的重大军事准备，应当视为北伐战争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玄机起码有三点。
其一，它是一场实战性质的大练兵。要想北伐，蜀汉军队必须具备强劲的山地行军作战能力。为什么？因为要进攻曹魏，必须翻越分界线秦岭。而秦岭山脉不仅海拔高，最高超过三千米，而且纵深长，最短的穿越路线也有五百里左右。山路崎岖险峻，还要与对方激烈战斗，没有强劲的山地行军作战能力，可是说是毫无胜算。把军队拉到南中的云贵高原山地上，一面行军，一面作战，正是最好的实战能力训练。
其二，它是一场精锐兵员的大征调。蜀汉的军队数量，大约是人口的十分之一，即十万左右。而曹魏的军队和人口，都在蜀汉的四倍以上，而且拥有最强大的骑兵军团。因此，蜀汉要进攻曹魏，一是必须增加军队的总数，二是必须增加精锐的兵力。而当时的南中，正是蕴藏精兵的地区。当地一个叫做“青羌”的民族，历来以能征善战而闻名，与巴郡一带的板楯蛮，并称益州的两大精兵。此番平定南中之后，上万家的青羌，被迁移到成都一带，改编为五个部分，称为“五部青羌”。这支劲旅在山地作战时，行动快速无比，故而有“飞军”的美名。后来曹魏的名将张郃，就是死在这支飞军手里，下面还要说到。
其三，它是一场战略物资的大开发。大规模战争，必须有战略物资的强大支持。而南中恰好又是盛产军用物资的地区。据《三国志》和《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将大批军用物资源源不断调往朝廷，主要有黄金、白银、朱砂、生漆、皮革，还有耕牛和战马。黄金和白银，直接用于军费；朱砂、生漆、皮革，用来制造药品、兵器、铠甲；耕牛用于运输，战马更是蜀汉军队的急需。
总之，诸葛亮平定南中要达到的深层次目的，就是《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上明明白白记载的八个字：“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大批军用物资不断调运出来，国家在备战上达到充足富饶的程度。
建兴五年（227）三月，诸葛亮统领大军离开成都北上，前往汉中。持续四年的后方备战时期，到此结束；长达七年的前线实战时期，从此正式开始。诸葛亮在汉中前线的七年实战，是由攻防三部曲组成：1.谨慎初战乐章；2.反复调整乐章；3.冒险一搏乐章。至于三部曲的主旋律，分别是昂扬、努力和悲壮。
那么第一乐章具体进程如何？又有什么样的特色和看点呢？
谨慎初战乐章，主旋律是昂扬。只有一场战役，即北伐的初战。建兴六年（228）的春天，诸葛亮派遣赵云、邓芝两员将领，在东边的褒斜道虚张声势迷惑对方。而自己则指挥主力军团，突然进攻曹魏西边的祁山，一时间，对方受到极大的震动。但是，担任先锋官的马谡，因为实战经验缺乏，在街亭高山上建立营寨时，没有考虑到水源供给问题，被曹魏大将张郃击败，造成战局逆转。诸葛亮被迫撤退，回到大本营汉中。这就是战役的大体经过。
谨慎对待开局的初战，乃兵家基本的用兵之道。诸葛亮的谨慎，突出表现在初战主攻方向的选择上。那么他为何要把主攻方向选在祁山呢？
要想弄清楚诸葛亮的意图，必须对军事地理有所了解。当时蜀汉与曹魏的边界，主要是在秦岭的中段一线。边界以北，是曹魏的关中地区；边界以南，是蜀汉的汉中地区。东西走向的秦岭中段，绵延好几百里；而穿越南北的山谷道路，从东到西，依次有四条：子午道、骆谷道、褒斜道和陈仓故道。注意褒斜道的斜，其读音与“爷”字相同。前三条道路都非常狭窄、崎岖、艰险，只有后一条陈仓故道相对平缓，但是偏向西边，绕道较远。当初刘邦从汉中出来与项羽争夺天下，为了保险，走的就是陈仓故道。但是比起刘邦来，诸葛亮更加谨慎，以上四条道路都没有选，而是选了祁山，其中玄机在哪里呢？
祁山，在今甘肃省礼县东北的祁山乡，现今还有古代营垒等遗存，是当地的名胜古迹。诸葛亮把初战方向选在祁山，玄机之一，是祁山还在陈仓故道的西边，距离曹魏关中的军事重镇长安，直线距离至少有七百里。这样，就可以避开对方的重兵抵抗，具有避实就虚的好处。玄机之二，是这个方向的道路，比前面四条都更为平缓，有利于大量后勤物资的运输。玄机之三，是这条道路的大部分，都在武都郡的范围内。这武都郡虽然在曹魏的控制之下，但是人心并不拥护曹魏。后面讲马超时将会说到，武都是氐族的聚居地，十三年前因为支持马超，遭到曹操的残酷镇压，氐族首领窦茂的上万人马，全部被血腥屠杀。所以蜀汉军队在这里通行，安全不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玄机之四，还在于祁山是通往陇西地区的孔道，而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就是想首先攻占陇西，然后以居高临下之势，进一步向东攻占关中平原，这样就比较容易得手了。
总之，诸葛亮选点祁山，是他对初战极为谨慎和重视的表现，从战略上说并无失策之处。他初战失利的原因，是在战术上选择先锋官不够谨慎，用了一个只懂书本理论而无实战经验的马谡。换句话说，他把谨慎初战彻底贯彻到了战略上，却在次要的战术上疏忽了。战术问题有时也会决定成败，他的教训很是深刻。
初战遭到挫败，诸葛亮当然要吸取教训，改弦更张，于是北伐就转入反复调整的第二乐章，主旋律是努力。这一乐章的表演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调整，主要从主攻方向着手。第二阶段前后经历了四个年头，主攻方向也调整了两次。
第一次调整，是在初战结束当年的冬天。诸葛亮统领大军，从上面所说的陈仓故道，经过散关，对陈仓发起进攻。当时的陈仓县城，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郊，是曹魏关中平原西端的军事要塞，位于祁山以东直线距离四百里左右。可见此番诸葛亮已经将主攻方向，调整到东面的关中平原，只是方位偏西而已。但是很可惜，镇守陈仓的守将，是曹魏的沙场老将郝昭，事先就将陈仓城池修建得极其坚固。诸葛亮的数万大军兵临城下，只得发动艰苦的攻坚战。各种冷兵器时代进攻城池的手段，包括架设云梯，开挖地道，填平护城河等等，全部用上去，也未能得手。二十多天后，眼看军粮不多，对方的救援大军又将到达，诸葛亮只得下令撤退。这一次不成功的调整，证明了一点：关中平原是敌军的中心地区，军事防御设施相当完善，易守而难攻。因此，就有了再次的调整。
第二次调整，是在三年之后的建兴九年（231）。这年二月，诸葛亮把主攻方向，重新调整回到西边的祁山。虽然是在走回头的老路，但是他也作了新的努力，可以叫做旧瓶装了新酒。新的努力，就是专门针对祁山的道路，设计制造出来一种特殊运输工具，叫做木牛。著名的木牛和流马，究竟是什么样的物件，笔者有专文进行研讨，此处不细说。木牛，顾名思义，就是使用木材制作的特殊车辆，载重量像牛那么大，特别适合祁山这种相对平缓的山路。但是很可惜，这一次调整也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为何没有能成功？关键的原因，在于对方的主帅，已经换了人。就在这一年的三月，曹魏关中战区的主帅曹真，死了。受命前来接替的这一位是谁呢？就是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司马懿采取的方针，可以叫做缩头乌龟战略。他拒不出动主力军团冒险决战，而是与对方比谁的军粮供应更充足。双方对峙到六月间，诸葛亮的军粮耗尽，被迫退军。虽然撤退时，王平率领的青羌飞军，射杀了对方的大将张郃，但是从总体态势来看，重新回归祁山的调整，依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
眼看已经年过半百，岁月的危机感，迫使诸葛亮将主攻方向又改回到关中平原，而且选择了比陈仓故道的路程更短，与关中的中心城市长安距离也更近的褒斜道，从而进入了冒险一搏的最后乐章。
最后乐章历时三年，只有一次战役，主旋律是悲壮。但是为了这场人生中的最后乐章，诸葛亮整整准备了两年。第一年，是在汉中休整军队，训练军队，同时开展农业生产，储备军粮。同时专门针对褒斜道的大量栈道路段，设计制造出来一种新的快速运输工具，叫做流马。第二年，是修缮褒斜道的道路，沿途建立仓库，然后大规模运输军粮到前方。
建兴十二年（234）仲春二月，诸葛亮统领大军，从褒斜道杀到关中平原。他在褒斜道北口的一处平坦高地上，建立起大本营。这处高地，就是武功水旁边著名的五丈原，在今陕西省岐山县的南边。对方的主帅司马懿，也出动大军，背靠渭河建立营寨，在北面与之对峙。司马懿依然采取比拼粮食多少的乌龟战略，拒不出兵决战。诸葛亮也做好长期打算，分出一部分兵力，就近开展大规模屯田，准备来一个自给自足。可惜因为精力和体力的过度透支，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最终在寿命上没有比过司马懿。当年八月，他就死在五丈原的大本营中，终年五十四岁。由他演奏的冒险一搏最后乐章，到此戛然而止，宣告了他北伐战争攻防三部曲的正式结束。
诸葛亮去世了，对他在北伐当中的用兵才能，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他的北伐行为，准确的心理动机又该如何定位呢？
整个北伐过程中，诸葛亮亲自率领主力，发动攻击四次，两次出兵祁山，一次出兵陈仓，一次出兵褒斜道；另外派遣将领陈式、魏延，率领非主力进攻各一次。总共出兵六次，只有两次出兵祁山，后世所说的“六出祁山”，是不合实际的虚构。诸葛亮的北伐，虽然在政治上未能实现他宏伟的目标，即《出师表》所说的“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他在用兵上的杰出才能。他的才能主要有两个闪光亮点。
其一，是他在军队治理上，具有非凡的综合能力。治理军队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军队的组建、训练、管理、指挥等多个方面。在他的严格治理之下，蜀汉军队呈现出来的面貌，《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有客观的记载：“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军容整齐，赏罚严格，号令分明。就连他的对手，曹魏的主帅司马懿，视察了蜀汉军队主动撤退而留下的营垒阵地之后，也不禁赞叹说：“天下奇才也！”
其二，是他在军工技术上，具有非凡的创新能力。武器制造，是他关注的重点之一。他主持改进的一种强力弓弩，铁制的利箭八寸长，相当于现今的二十厘米左右，但是一次就能同时发射十支箭，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故而取名叫“元戎”。元戎本来是古代一种大型战车，现今用在强弩上，表明这是弓弩中的老大。为了适应不同的道路状况，他又主持制造出两种新型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木牛载重量大，专门用在祁山相对平缓的山路；流马行进速度快，专门用在以悬空栈道为主的褒斜道。
以上两方面，诸葛亮都撰写了多种军事著作。在三国时期，他军事著作的数量和质量，可以与曹操相媲美。其中一些篇章流传到现今，使我们能够从中清晰地看到他在军事上倾注的心血。而他在以上两方面的努力，根本目的是要从质量上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蜀汉军队的数量，比曹魏少得多。为了抵消数量上的弱势，只有提高质量一条路。从实际效果来看，他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他的主力军团，多次杀入曹魏的地盘，迫使对方拒不出兵决战，基本上与强大的对手打成了平局。根据客观的战果，进行公正的评价，诸葛亮还是应当评为蜀汉的臣僚当中，用兵才能最为出色的第一统帅，主帅型名将的冠军。
那么他未能在军事上实现其宏伟的政治目标，根本原因在哪里呢？
在笔者看来，关键在于天、地、人三大基本因素，对他的全面性制约。天是天时，即现今所说的政治形势。要想消灭一个敌对政权，儒家经典《左传》有四个字的经验总结，叫做“取乱侮亡”。对方的政局出现混乱时，就能拿下它；政局走向灭亡时，就能压垮它。可见政治形势如何，是能否消灭对方的重要条件。然而诸葛亮北伐的七年间，是魏明帝在位的前期。魏明帝牢固控制权力，曹魏政局相对稳定，能够充分调动国家资源来应对蜀汉的进攻，可见天时的条件并不具备。
地是地利。诸葛亮在地利上不仅不占优势，反而处于劣势。发动北伐，必须穿越分界线秦岭山脉。三国之间，有三条相对稳定的分界线，即秦岭山脉、三峡一带和长江沿线。据我多次实地考察，穿越难度最大的，就是秦岭山脉，不仅海拔高，而且纵深长，所以诗仙李白才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深沉慨叹。当初曹操为何会把汉中比作“鸡肋”，从而主动放弃呢？正是因为实战经验告诉他：秦岭山脉，是用兵打仗的沉重包袱，主动甩掉才是明智之举。在整个北伐中，后勤军粮的运输，始终是诸葛亮的最大难题，就是因为占不到地利啊！
人，是指人力资源。据史书提供的数据，三国的人口总数大约八百万。其中，蜀汉将近一百万，最少；孙吴二百三十万，中等；曹魏将近四百五十万，最多。蜀汉的人口，只有曹魏的四分之一还不到。人力资源少，当然军队数量就少。三国的军队，大体都是人口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蜀汉所能动员的最大兵力，不过十万人；而曹魏则是四十五万人。
以上三大基本因素摆出来，情况就很清楚了：你的人口和军队数量最少，却要穿越最为艰难的边界，前去攻打政治形势相对稳定，国家实力在你四倍以上的强劲对手。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难度就太大了。事实上，能够基本打成平局，已经是军事上了不起的战功。从这个角度来说，诸葛亮也是胜利者。
你会问了，三国时期在人力上以弱胜强的大战役，不是很多吗？为何在诸葛亮这里就不能实现呢？不错，三国时期以弱胜强的大战役的确不少。但是，仔细分析这些战例就会发现：其中取胜的弱势一方，总是在其他两方面中的某一方面占有优势，要么是天时，比如曹操对付袁绍的官渡之战；要么是地利，比如周瑜对付曹操的赤壁之战。在天、地、人三者都显著不利的情况下，以弱胜强的成功率就几乎为零了。
诸葛亮北伐，整体上当然是国家行为。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他这位主帅的心理动机，又应当如何准确定位呢？
以往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是八个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意思是诸葛亮明知天、地、人三大基本因素都对自己一方非常不利，依然坚持要出兵北伐，这种徒劳无益的举动，不过是要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而已。对此笔者并不赞同，要做一点点颠覆。
以上天、地、人三大基本要素对他的全面制约，是我们后人梳理总结出来的，属于名副其实的事后诸葛亮。客观而论，当时的他，对第二项的不占地利，第三项的短缺人力，都是充分了解的。但是，他对第一项的天时，也就是对方曹魏真实的政治形势，并不充分了解。为什么？因为据《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记载，刘备一死，诸葛亮就宣布“闭关”政策，彻底关闭北方与曹魏接壤的边界。秦岭山脉本来就有重重的自然阻隔，再加上人为的严格封闭，所以信息来源就完全断线了。而北伐的初战刚刚发动时，又大大震动了曹魏，以至于关陇地区的南安、天水、安定三个郡，大片地区公开宣布脱离曹魏，响应诸葛亮。开局的形势竟然如此有利，就好像是他二十一年前“隆中对策”中，“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的预想情景，真的在眼前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当初老祖宗汉高祖刘邦，打出汉中而攻占关中，最后成功消灭项羽的光辉榜样，就开始激励他，鼓舞他，不断给他以成功的希望。事实上，在整个北伐的三部曲中，他一直都在努力，主动发起进攻，主旋律不是完全绝望的颓废消沉，而是顽强努力的拼搏进取。因此，说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不完全恰当；更为准确的定位总结，应当是这十个字：“以为有可为，而努力为之。”
说到刘邦的成功，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机遇好，出兵的时候正巧碰上合适的天时：项羽远在东边激战，无法顾及西边的关中，相当于政治形势混乱的情形。世间上的事，特别是大事，如果要想成功，主观的努力和客观的机遇，两者不可或缺。主观努力，属于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而客观机遇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可遇而不可求。诸葛亮没有能够碰上这么好的机遇，老天爷又没有赐予他较长的寿命，所以只能以令人惋惜的方式离开了历史舞台。但是，他对我们的启示依然深刻：第一，如果不做任何主观的努力，即便客观机遇来临，也绝不会得到任何的成功，只能留下长久的悔恨；第二，时刻做好了主观努力，一旦客观机遇来临，成功就在眼前；第三，付出了主观努力，即便没有碰上客观机遇，事业未能成功，也不会悔恨终身，因为只要想想他诸葛亮的人生，就会心中释然。这正是：
出师未捷身先死，却对今人启迪多。
要想知道诸葛亮种种有趣的谜团，请看下节。
三　孔明之谜
诸葛亮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故事多，谜团也多。其中一些至今还不断引起争论的谜团，就涉及三国时期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在这一节中，笔者选择与他的用兵才能密切相关的五个有趣谜团，与大家共同探讨真相，对过去的流行说法作一点颠覆挑战。一是著名八阵图是不是他的独创发明？二是八阵图的具体军事功能究竟是什么？三是这样的军事功能又怎样来具体实现？四是陈寿对他做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价，以及后人由此而产生的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种种质疑，究竟准不准确？五是从人性的角度看，陈寿又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负面评价呢？
在正式破解五个谜团之前，先来说一个有趣的问题，热热身，也就是诸葛亮家族的姓氏来源。讲诸葛亮，总得弄清楚他们家族的姓氏来源吧，所以笔者先来说一段《百家姓》的故事。
曾经有人说，孔明先生肯定姓孔，这当然是在说笑话。但是，要是说诸葛亮他们家，原本并不姓诸葛，估计你也会以为笔者在开玩笑。但是，这绝对不是玩笑，而是确凿的事实。
他们诸葛亮家族的姓氏来源，《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裴松之的注，引用了两种说法。一种出自《吴书》，原文如下：“其先葛氏，本琅邪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说他们家族的祖先，原本是葛氏家族，居住在徐州琅邪郡的诸县。后来迁居到西南面的阳都县，而阳都县此前已经有了姓葛的人家；为了区分，就把从诸县迁来的葛家，叫做诸葛家了。诸县，在今山东诸城市，而阳都县，则在山东沂南县。
另一种出自《风俗通义》，原文如下：“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说是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又名陈涉，他的手下有个将军叫做葛婴，立下战功却被诛杀了。西汉文帝时，追封葛婴的孙子为诸县侯，从此就把侯爵所在地诸县的诸，加在姓氏的前面，从而显示家族的光荣，葛氏就变成诸葛氏了。
两种说法，都说他们家的先世，原本姓葛。之所以变成了诸葛，是因为与诸县的“诸”发生了结合。至于“诸”字的来源，前一种说是因为家族的原居地在诸县，另一种说是因为祖先的封爵地在诸县。哪一种更可信呢？回答是后一种。一是因为叙述的过程更加具体清晰。二是因为记载的书籍《风俗通义》，其问世的时间要早于前一种的《吴书》很多，更加接近事情发生的时间。三是《风俗通义》的作者，是东汉晚期的应劭。据《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劭传》记载，他出自文化世家，本人是社会名流，知识面很广，这部书又专门记载他所在时代的风俗文化，包括百家姓的来源，而他还在靠近诸县和阳都县的泰山郡，当过郡太守，对这两个县的家族来源更加熟悉。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的票就投给它了。
那么他们家族原来姓的葛氏，又从何而来呢？唐代专门记载姓氏来源的《元和姓纂》，其中卷十有记载：“葛天氏之胤，子孙氏焉。夏时葛伯，嬴姓国也，亦为葛氏。”说是葛氏的来源也有二：一是远古帝王葛天氏的后裔，二是夏代诸侯国中，葛国君主葛伯的后代。相比之下，哪一种更可信呢？回答依然是后一种。因为所谓的葛天氏，是传说中远古时期的帝王，老祖宗。这位老祖宗有多老呢？我们常说三皇五帝，三皇之首是伏羲氏。而这位葛天氏，据说资格比伏羲氏还要老，年头实在太久远，相比之下这可信度就差了。
先秦时期，姓是标明血缘的符号，氏是标明身份的符号，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据大名鼎鼎的学者顾炎武考证，周代贵族的规矩，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姓是用来“别婚姻”，氏是用来“明贵贱”。由于姓是标明血缘的符号，所以用来“别婚姻”，也就是在婚姻中辨别血缘关系，避免近亲通婚，对后代产生不良后果。常见的姓，比如姬，虞姬的姬；姜，孟姜女的姜；姒，褒姒的姒；嬴，秦始皇嬴政的嬴。姬、姜、姒、嬴，这些字都带有“女”字的偏旁，实际上是母系社会的痕迹。姓既然是标明血缘的符号，血缘不能变更，所以姓也不能变更。那么氏又起什么作用呢？氏是标明身份的符号，所以用来“明贵贱”，也就是显示社会地位的高低。由于社会地位不可能一直不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氏就可以不断变更改版。秦汉以后，姓与氏混为一谈，姓氏既用来区别婚姻，同时又可以变更。诸葛亮的先世，将葛氏改为诸葛氏，就是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正是因为他们家族原本姓葛，所以史书记载，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就被蜀汉的老百姓尊称为“葛侯”，意思是葛家的侯爷。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改变姓氏之事出现很多，以致曹魏的隐士管宁，要特此撰写《氏姓论》来加以批评。这也是当时风俗文化的有趣现象。
弄清楚他们家族姓氏的来源后，现在正式破解上面五个谜团。
诸葛亮训练军队，不仅抓得紧，而且抓得很有特色，最著名的，要数《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记载他“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后世把八阵图说成是能够飞沙走石困死敌人的神奇魔幻阵法，那是小说的夸张，并非历史真实。探索八阵图的谜团，应当遵守三条准则，一是必须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不搞荒诞；二是必须符合当时的科技水平，不搞魔幻；三是必须具有军事上的实用价值，不搞虚架子。现在就遵循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探讨。
先说第一个谜团，八阵图是不是孔明的独创发明？回答既是“不是”，也是“是”。为什么说“不是”呢？因为“八阵”这个词汇和阵形，在诸葛亮之前就已经有了。《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写的《魏书》记载：“汉承秦制，十月都试，车驾幸长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说是西汉沿袭秦朝的制度，每年十月举行大阅兵，皇帝亲临京城长安的长水南门，会合京城禁卫军五个大营的兵马，组成八阵，前进后退做表演，阅兵表演的正式名称叫做“乘之”。东汉班固写的《燕然山铭》，歌颂朝廷讨伐北匈奴的战功，也有“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的文句，意思是运用八阵部署军队，展示出神奇的威风。可见在诸葛亮之前的两汉，“八阵”的词汇就已经存在，而且还是西汉皇帝每年首都大阅兵的正式阵形。因此，单就“八阵”这个词汇和阵形而论，独创的发明权显然不属于诸葛亮。这就有点颠覆传说中印象的意思了。
那么我为何又要说“是”呢？因为“八阵”这个词汇和阵形，虽然不是诸葛亮的独创发明，但他本人的“八阵图”，又不是对老祖宗玩意儿的原样照搬，而是进行了“推演”，即推广和演变，有了自己独到的创新，变成了全新的孔明版。创新在哪里？第一点，他的新版八阵，配上了直观易懂的图形，更加适合军队实战的演练。那时候当兵的文化程度低，如果没有图形，只有说明文字，演练起来就很困难。于是，老版的八阵，就变成了新版的八阵图，相当于“图说八阵”，虽然只增加一个“图”字，效果就大不相同了。第二点，他的新版，完全是为蜀汉军队实战需要而专门设计，具有突出的实战性和针对性，而老版八阵则只是用来举行首都大阅兵，从而博得皇帝老倌龙心大悦的花招子、虚架子。而这一点，就和下一个要探讨的谜团直接有关系了。
第二个谜团，八阵图的具体军事功能究竟是什么？《三国志》和同时代的其他史书，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只能在时间稍后一点的史书中去寻找线索。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记载，北魏孝文帝的时候，北方的柔然族骑兵，经常侵扰边塞，形成严重威胁。大臣高闾建议，专门组建一支军队，采用诸葛亮的八阵图战法，使他们能够在在开阔的北方草原上，抵御柔然民族铁骑兵团的强劲冲击。他明确说：“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北魏孝文帝，在诸葛亮之后不过二百多年。据《隋书》中的《经籍志》记载，诸葛亮写的兵书，其完整版本到南朝的梁代都还存在。而北魏孝文帝，在位时间还在梁代之前，所以北魏的人完全能够读到诸葛亮的完整兵书，也才能采用他的八阵图来训练军队。按照高闾所说，八阵图的具体军事功能，是在开阔平原作战时，防御敌军骑兵的强劲冲击，而这一点，正好与诸葛亮紧迫的实际需要完全吻合。因为崎岖险阻的秦岭山间小路，大批马匹很难通过，所以蜀汉军队的主力兵团，只能以步兵而不是骑兵来组成。而一旦从秦岭进入关中，就是非常适合骑兵驰骋的开阔平原，所以曹魏方面拥有强大的骑兵。可见防御骑兵冲击，使得蜀汉的主力兵种步兵，具有对抗和攻破骑兵的能力，确实就是八阵图的具体军事功能，第二个谜团也就有了答案。
既然八阵图的军事功能，是要解决步兵如何有效防御骑兵强劲冲击的难题。那么它又通过怎样的装备和方法，来实现这样的军事功能呢？答案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答案，就在稍晚一点的西晋初期。《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记载，西晋王朝的名将马隆，在晋武帝时出征凉州，打通河西走廊，他就是因为使用了八阵图，才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史书记载当时战况说：“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意思是马隆依照诸葛亮的八阵图，专门制造了一种叫做偏箱车的特殊车辆，在广阔的平原之上，与鹿角配合使用，一面作战，一面向前推进，凡是弓箭能够射到的地方，敌军的骑兵都纷纷应声倒下。
这段史文的描绘，生动而细致。据笔者考证，马隆出征凉州，是在西晋武帝的咸宁五年，即公元279年，这时蜀汉灭亡才十六年，就连南方的孙吴政权，也都还存在。因此，西晋官方，很容易从蜀汉的投降人士，比如写《三国志》的陈寿手中，直接获得诸葛亮八阵图的第一手正宗版本。因此，这段记载，是研究八阵图最可靠也最重要的史料，非常值得重视。其关键内容有两点。
第一点，运用八阵图，必须专门配备一种叫做“偏箱车”的特殊车辆。常见的运输车辆，左右两侧直立的箱板是对称形状的。所谓“偏箱”，顾名思义，就是某一侧的箱板，尺寸和形状比较特殊；而八阵图的防御功能，就是由这一侧特殊的偏箱来实现。如果采用坚硬的木材来制作偏箱，同时加大其高度和厚度，那么这一侧的箱板，就具备了应急防御的功能。若干辆这样的车，统一在某一侧，比如左侧，加装防御性的箱板，再按下面的方法来使用，就可以形成连续性的防御设施，从而成为步兵抗御铁骑兵团冲击的有效屏障。
第二点，在广阔的原野上，要形成所谓的“鹿角车营”。既然是车营，即车辆的阵营，肯定就不止一辆车。换言之，偏箱车是要抱团来使用的。怎么抱团法呢？就是把所有车辆同一侧的偏箱朝向外面，彼此相连，形成环状的营阵；车辆之间的间隙，则用“鹿角”来填充。所谓鹿角，是当时常用的军事术语，即带有尖锐端头的树丫枝，形状如同鹿角，专门用来设置防御性障碍。鹿角车营形成后，藏在车营中间的步兵将士，就能有效避免遭受对方铁骑兵团的直接冲击，而且可以凭借掩护，向外施射弓箭，远距离杀伤来敌。用大白话来形容，这就是用偏箱车围成的临时性碉堡。从“弓矢所及，应弦而倒”这两句话来看，这种阵势的实战效果，那是相当之好。
八阵图为何以“八”来命名呢？根据以上史料，也能做出合理的推测。载运军用物资的车队，行进时是前后相连的长蛇队形。一旦遭遇敌军骑兵冲击，短时间内，要将营阵布置得很大，是不可能的，只能布置成一个个小型的环状营阵。而小型环状营阵中，营阵之内又要具有一定的空间，以便将士们隐蔽和活动者，最合理的就是由八辆偏箱车组成的正方形，每边三辆车，中间的空地，正好作为自身隐蔽和活动的空间。就好比现今我们玩的魔方，一个面有九个小方块，抽掉中间那一块，作为活动空间，其余八块，就是八阵图的模型。如果平时的训练，就以八辆车为一组，固定编队；每一组当中，各车的顺序和位置又固定下来，彼此形成默契；出征时一旦遇到敌情，马上就能构成一座座小型防御碉堡。众多这样的小型营阵，又可彼此呼应，形成战斗的大整体。以步兵为主力的蜀汉军队，使用这样的阵法，来对抗以骑兵为主的曹魏军队，堪称是最有效、最经济和机动性最强的战术。为何有效？因为足以防止骑兵冲击，还能大量歼灭骑兵；为何经济？因为偏箱车既能运输物资，又能抵御冲击，一车二用；为何机动？因为车辆本身就是机动性工具，随时可以转移到任何需要布阵的地方。
其实说到底，诸葛亮八阵图的根本作用，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把以步兵为主的蜀汉军队，打造成一支非常原生态的装甲兵部队；每八辆偏箱车，就是一辆机动性很强的装甲车；若干组装甲车，就组成了攻防兼备的装甲兵团。这实际上就是后世装甲兵团的老祖宗，只不过诸葛亮八阵图型号的装甲车，是用坚硬的木材制造，驱动的力量是人力再加牛马力量而已。
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记载，曹操在潼关之战对付马超的时候，曾经使用运输车辆，排成两列平行的屏障，叫做“甬道”，让军队在甬道的中间推进，有效抵御了马超关陇骑兵的强劲冲击。诸葛亮八阵图，与曹操的甬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第三个谜团的答案。
现在讲第四个谜团，陈寿的《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对孔明先生的用兵才能有负面性评价。那么他的评价准不准确呢？
在这篇传记末尾，陈寿充分肯定孔明的治国功勋后，又对其用兵才能评价说：“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短短十九字，引来后世争论纷纷，有许多人还由此得出诸葛亮长于治国短于用兵的结论。那么陈寿的这一评价准确吗？
笔者认为颇有疑问。
理由之一，是不符合事实。首先，优秀的统兵主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能力，比如组建训练军队，培养任命将领，制定战役计划，改进武器装备，保障后勤供应，观察天文气象，利用地形地理，等等；而所谓“应变将略”，就是面临军情的突然性变化，迅速采取应对措施的能力，不过是用兵才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如果以此来否定诸葛亮的全部用兵才能，明显是以偏概全了。即使退一步说，诸葛亮确实在“应变将略”上有所不足的话，他在其他方面，比如以隆中对策设计总体战略、以八阵图训练士兵、以木牛流马保障后勤，等等，都表现出他作为三国顶级名将的全面素质。其次，单就“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而论，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应变将略”的要点有二：一是先要有“突变”；二是后要有“应对”。请看他在北伐中的表现如何：
第一次，他亲自北伐，在马谡前锋溃败的紧急关头，他采用迅速收兵撤退来应对，保全了蜀军的主力精锐，以利此后再战。
第二次，他亲自北伐，强攻陈仓不利，撤退途中受到魏将王双的骑兵追击，他采用布阵待敌来应对，结果斩杀王双。
第三次，派遣将领陈式，率领非主力攻取武都、阴平二郡，魏将郭淮赴援，他采用亲自挥兵阻击来应对，郭淮退走，从而成功攻占二郡。这一临机应变的有效战法，现今军队依然在运用，叫做“围城打援”。
第四次，他亲自北伐，撤军途中，魏军大将张郃率军追击，他又采用设置埋伏来应对，结果射杀张郃，震慑敌军。
最后一次，他亲自北伐，不幸病危，他又在临死前吩咐采用分兵掩护、镇定撤退来应对，有效保全了蜀军的兵力。
纵观以上五次出兵，他都能在军情发生突然变化时，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可见陈寿说他完全没有“应变将略”，并不符合事实。
理由之二，是不符合他老对手司马懿的评价。诸葛亮病危撤军之后，司马懿亲临现场视察了蜀军留下的营垒，由衷发出“天下奇才也”的赞叹，这明确记载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一个军事上的“天下奇才”，偏偏又缺乏“应变将略”，岂非自相矛盾？事实上，就连陈寿自己说这两句评价的时候，用的也是不完全肯定的揣测语气：“大概应对变化的将领谋略，不是他的长处吧？”他自己也预留了令人想象的空间。
既然这种负面评价，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老对手司马懿发自内心的真实看法，连陈寿自己的语气也有所犹豫，那么陈寿又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评价呢？
以往有一种说法，见于唐代人撰写的《晋书》卷八十一《陈寿传》。说陈寿此举，是为了发泄私愤，因为陈寿的父亲曾经是马谡的下属，马谡在街亭失利被诸葛亮处死，陈寿的父亲也受到连累被处以髡刑，即剃光头发做苦工，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又轻视陈寿，云云。这种说法，既与事实不合，也没有触及深层的玄机。而玄机，就在诸葛亮的冤家对头司马懿身上。
诸葛亮在前线北伐的七年中，最后四年一直采取积极进攻，希望与对方的主帅司马懿一决雌雄。而从司马懿这边来看，二十多年军事生涯，恰好就是这四年，最为黯淡无光。在这之前，他曾经全歼孟达的叛军于上庸；在这之后，他远征辽东公孙渊，攻灭淮南王凌，那都是料敌如神，战功辉煌。唯独中间这四年，第一战就因自己指挥失误，造成名将张郃战死沙场；此后又一直采取缩头乌龟战略，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载，即使对方送来妇女的衣饰加以嘲笑，他也不出兵决战，连下属将领都敢当面说他“畏蜀如虎”。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对诸葛亮用兵才能的任何赞扬，都等于是对司马懿用兵才能的贬低。而陈寿的《三国志》，撰写在西晋武帝时期，西晋武帝司马炎是谁？就是司马懿的孙儿呀。于是，如何评价诸葛亮的用兵才能，就成为陈寿最难下笔的地方，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摊上大事儿。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他做出这样的负面评价，虽然并不准确，但却可以理解。
更为麻烦的是，最先评价诸葛亮用兵缺乏应变才能的始作俑者，不是陈寿，而是司马懿本人。《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载，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屯兵五丈原，一再向司马懿挑战。曹魏朝廷关注战况的发展，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就写信询问军情。司马懿在回信中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破之必矣。”诸葛亮志向大而不能预见机会，多谋略而少决断，好用兵而没有权变，攻破他是必然的了。司马懿的评价，明显带有安抚朝廷君臣的政治考虑，所以与诸葛亮死后，他发出的“天下奇才也”这一句自然流露迥然不同。但是，其中“好兵而无权”这一句，特别值得注意：喜好用兵而没有权变，这不正好同陈寿的“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含义完全相同吗？他的三弟司马孚，此时担任的是什么职务呢？据《晋书》卷三十七《司马孚传》记载，他当时是曹魏的度支尚书，负责全国军政经费的安排，特别是前方军费的筹措，是朝廷军机重臣之一。可见他向司马懿询问战局，既有自己职权范围内的必要性，更有代表朝廷了解军情的急迫意向。司马懿当然清楚老弟的用意，所以要对战局做出极为乐观的回复。由于有这样的政治背景，司马懿的复信，就不再是兄弟之间的私密交流，而是肯定会在朝廷上公开宣布的前方战报。这段文字之所以能够写入《晋书》，就是明显的证据。
这样一来，从人性的角度来看，陈寿对诸葛亮的负面评语，特别是缺乏应变才能的负面评语，就更是非做不可了。首先，司马懿是与诸葛亮亲自鏖战了四年之久的当事人，又有二十多年的丰富用兵经验，他的评价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你陈寿能不采纳吸取吗？更要命的是，此时的司马懿，早已被西晋武帝司马炎追尊为高祖宣皇帝，在皇家宗庙居中的神位上庄严供奉了。所以司马懿的评语，更上升到高祖宣皇帝，开金口发玉言钦定的政治高度，不仅具有权威性，更具有神圣性。在西晋王朝担任国史编撰官的陈寿，对如此高度敏感的文献资料，有胆量不尊重吗？除了将其老老实实写进诸葛亮的传记，他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吗？
负面的评价正式写进去，人身安全有了保证之后，陈寿也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做出一些弥补。一是把司马懿由衷的正面赞叹“天下奇才也”，放在前面的传记正文中；二是在评价诸葛亮的行政才能时，尽量完美一点；三是把负面评价，弄成语气不完全肯定的揣测性语气。了解了以上复杂的政治背景，再来观察陈寿这些弥补性措施，他当时的心理活动，真可谓跃然纸上也。
以上，就是整个事情玄机的所在，也是第五个谜团的颠覆性答案。
当今的三国迷很多，迷上三国，所以爱看有关的三国的书。但是，读书人应当对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书上说的，并不一定就是真实可信的。孟子早就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老先生的话，表达方式稍微过激了一点，眼光却很敏锐。比如上面说到的八阵图，《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中，将其写成诸葛亮在夔门用乱石布下的阵势：“反复八门，按遁甲——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每日每时，变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吴将陆逊误入此阵后，“方欲出阵，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遮天盖地，无路可出”。这本来是小说家的虚构夸张描写，但是笔者在当地的多次考察中，看到有很多朋友信以为真，并且还在长江边的沙滩上，长期摆弄石头，企图复原神奇魔幻的八阵图，结果是徒然浪费时间和精力。不仅对于小说，就是对于史书，其中的内容也应当张开慧眼去鉴别，以免被假象蒙蔽了，上面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就是如此。这正是：
负面论评谁作俑，玄机何在请君听。
关于诸葛亮就讲到这里。下面要讲蜀汉战将型名将的第一名关羽。
战将型名将第一名——关羽
他在三国名将中知名度最高，形象的演变塑造也最大，从将领变身为帝王，从凡人抬升到神佛，因此成为三国名将中，在人世间拥有神庙最多的一位。历史上真实记载的关羽是什么样子？作为真实的名将，他又有哪些成功和失败呢？
一　历史关公
本节登场亮相的这一位，他与刘备情同手足，能在万军之中轻取敌将的性命。他在三国名将中知名度最高，形象的演变塑造也最大，从将领变身为帝王，从凡人被抬升到神佛，成为三国名将中，在人世间拥有神庙最多的一位。他，就是蜀汉五虎上将之首关羽。关羽在历史上真实记载中的形象，属于他的真身，可以称为“历史关公”；在文化上演变塑造的形象，属于他的化身，可以称为“文化关公”。要了解关羽，必须先从他的真身说起。那么历史上真实记载的关羽是什么样子？作为真实的名将，他又有哪些成功和失败呢？
关羽的家庭出身，民间传说很多。但是真正确凿可信的记载，还是《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这段记载很短，但是信息很丰富：首先，古人的名和字，在含义上总有某种联系。古代传说，长生不老的神仙，长了羽毛能够自由飞翔。所以羽毛的“羽”，和“长生”有关联。后来大概觉得“长生”二字太直白，没有文采，又改成“云长”，即辽阔的云海。长了羽毛的神仙飞翔云海，充满诗意啊！其次，史书没有记载他的先世。当时非常重视先辈的出身，当过一官半职，总要记上一笔。根本不提，证明他是出生于草根平民家庭。第三，他不仅出身平民，而且还摊上了大事儿，年纪轻轻，被迫从河东郡的老家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市西南，解音同谢），向东翻越太行山，远远逃亡到涿郡。
在涿郡，关羽碰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就是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的刘备。刘备是西汉景帝的后裔，但是到他这一辈，家道早已破落。眼看政局衰败社会动荡，他决心拉起队伍来闯天下。于是，年龄小一点的关羽，还有涿郡本地人张飞，就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说他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后来《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故事，史书上没有根据，属于文学的虚构。其实在当时，不同姓的平辈男性，只要友谊深厚，都能以兄弟相称，并不需要焚香结拜的仪式。比如前面讲到的孙策、周瑜，吕蒙、鲁肃，都是这样。又比如，关羽曾经叫曹魏的大将徐晃为“大兄”，也就是大哥，这见于《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吕布也曾经叫刘备为老弟，“名备为弟”，这见于《三国志》卷七《吕布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鲁肃与吕蒙，则互相称“大弟”“大兄”，这见于《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到了现今，范围就更加宽泛，连不认识的人都能叫哥叫姐，大衣哥呀，草帽姐呀，真的就像孔子曾经说的那样，“四海之内皆兄弟”了。
关羽在刘备手下领兵作战，从东汉中平元年（184）参加平定黄巾开始，到建安二十四年（219）被杀为止，三十五年间，明确记录在史书上的辉煌战功，主要有两件：一是斩杀颜良；二是围攻樊城。颜良是谁？关羽斩杀他的经过如何？其中又有哪些看点呢？
刘备一生的创业，以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前半段山穷水复，艰难困苦，后半段柳暗花明，渐入佳境。斩杀颜良，就在艰难困苦的前半段。而围攻樊城，则在渐入佳境的后半段。
建安四年（199），刘备夺取曹操的徐州。他派关羽镇守徐州的中心城市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自己驻守下邳西边的沛县（今江苏省沛县），形成掎角之势。这沛县属于沛郡管辖，两者都带一个“沛”字。相对于沛郡而言，沛县的面积小，级别低，所以当时习称小沛。建安五年（200）正月，曹操进攻刘备，小沛被攻破，刘备仓皇向北逃走，前去投奔袁绍。留守在下邳的关羽，被曹操的大军包围，被迫投降曹操。斩杀颜良的表演，就在这样的背景中上演了。
二月间，袁绍出动精兵十万、铁骑一万，南下进攻曹操，刘备随同前往。大军进驻到黄河北岸边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袁绍命令先头部队，强渡黄河，围攻曹军的前线据点白马县城（今河南省滑县东）。而先头部队的指挥官，便是袁绍手下第一名将，颜良。
这时黄河南岸的曹军主力部队，集中在白马西南大约二百里的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白马吃紧，曹操非常焦急，因为白马有失，官渡就等于被砍断了一只手臂。于是，他亲自前去救援白马，手下的精兵强将中，就有刚刚投降的关羽。
曹军到达白马西边十多里时，起劲攻城的颜良才发觉，赶紧转身迎战。曹操下令关羽、张辽二将充当前锋，直取颜良。颜良虽然号称袁绍手下的第一名将，无奈他面对的是两位非凡的角色：关羽名列蜀汉五虎上将之首，而张辽则是曹魏异姓五虎上将之首。颜良正在指挥部下行动，而他所在的位置，设置有主将仪仗队的特别标志，当时称为“麾盖”，即华美的旗帜和伞盖。关羽早就锁定麾盖的位置，策马如飞，径直向颜良冲去。颜良急忙招架，然而已经晚了，只见关羽手中的长兵器，寒光一闪，颜良就被刺倒在沙场之上。关羽跳下战马，拔刀砍下颜良的头颅。主将一死，颜良手下的人马，纷纷四散奔逃，白马的包围就被完全打破了。《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对此的记载是：“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
斩杀颜良，是关羽参军打仗十六年来，建立的第一次辉煌战功，不仅为白马解了围，而且为此后曹操战胜袁绍，打好了开局之战的基础，可谓功不可没。曹操和袁绍，是当时割据势力中最强大的双雄，关羽在双方精兵强将众目睽睽的注视之下，独自展示武功绝技，压力真是很大。但是他的表演却是精彩绝伦，震惊全场。据《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中的记载反映，从此“万人敌也”的美名，就在曹营中传开。清代学者赵翼，在他的《廿二史札记》中，列举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量例证，从而得出结论说：“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换言之，关羽、张飞，成为后来评价战将是否神勇无敌的标杆。
但是，史书这段战况记录，还有两个看点：一是史文说关羽是“策马刺良”，可见他的夺命兵器，并非横向砍杀的大刀。后世说的八十二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当时还真没有。那时马上使用的长兵器，最常见的是长矛和大戟，特别是纵向刺杀的长矛。1969年甘肃武威市雷台汉墓，也就是出土著名旅游标志“铜奔马”的地方，正是东汉后期的墓葬，在时代上与三国紧紧相连。这里还出土了当时的青铜骑兵队列俑，所持武器全都是长矛和大戟，并没有青龙偃月大刀。而当时人刘熙所著的《释名》卷七就说：“矛长丈八尺曰槊，马上所持；言其槊，槊便杀也。”一丈八尺长的矛，特称为槊，是骑兵马上所使用的兵器；之所以叫做槊，槊的意思是很方便杀敌。可见在当时，长矛被认为是骑兵最具杀伤力的长兵器。当时的一丈八尺，即今四点三米。张飞、吕布、典韦、公孙瓒、程普等名将，还有马超的铁骑兵团，他们所使用的兵器，史书都明确说是长矛。关羽刺翻颜良，最有可能的兵器也是长矛。
二是关羽的坐骑，史书没有说是赤兔马。吕布有赤兔宝马，《三国志》卷七《吕布传》确有记载：“布有良马曰赤兔。”但是吕布被曹操围攻杀死之后，宝马归了谁，史书上并没有交代。就算当时宝马还在，也轮不到关羽占有。何以见得？事实为证。吕布有个下属叫秦宜禄，妻子杜氏美貌绝顶。关羽事先请求曹操，打垮吕布后把杜氏赏给自己，曹操也欣然同意。但是曹操见到杜氏本人之后，承诺就不算数了，自己就欣然笑纳了。顶级的美女舍不得，顶级的宝马就更加舍不得了，因为宝马不仅能够赏心悦目，而且关键时刻还能救命。此前曹操多次在战场上遇险，打董卓，打张绣，都是全靠胯下的马儿跑得快，才没有丢掉性命。现今遇到天下无双的赤兔宝马，曹操还会让给你吗？
三国的名将，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战将型，凭借高强的武艺，冲锋陷阵所向无敌；另一类是主帅型，凭借非凡的智慧，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关羽斩杀颜良，充分显示出他战将型的能耐。而此后的围攻樊城，则是对他主帅型品质的严峻考验。围攻樊城是怎样发生的？关羽又显示出什么样的本领呢？
话说建安二十四年（219），也就是斩杀颜良十九年后，关羽从自己的大本营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出动上万大军，向北面曹魏的军事重镇樊城（今湖北省襄阳市），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要了解这场战役，先要明白战役发生的背景。当初建安五年（200）七月，就在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决战胜负之前，刘备找了一个借口脱离袁绍，往南到荆州襄阳投奔刘表。而关羽也借机逃离曹操，与刘备相会。他们在荆州寄人篱下，蹉跎了七年之后，三顾草庐寻访到诸葛亮。孔明出山之后的第二年，赤壁之战爆发，曹操败退回北方，刘备和孙权瓜分了荆州的大部分地盘，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后来双方暂时性和解，以湘水为界重新分配地盘：湘水以东的三个郡，归孙权；湘水以西的三个郡，归刘备。以上双方在荆州的这些恩怨纠结，前面讲周瑜、吕蒙时已有详细介绍。
暂时安定了东面的荆州后，刘备就在西面的益州，与曹操全力争夺北面的汉中（治所在今陕西省汉中市），而关羽则留在荆州的江陵镇守。建安二十四年（219）夏天，刘备攻占汉中，当年七月自称“汉中王”，正式在益州建立蜀汉政权的国家机器。在一片大好形势下，关羽也在东边进攻曹魏，要用辉煌战功作为对大哥光荣称王的献礼。于是，围攻樊城的战役正式开打。
就在刘备称王的七月间，关羽大举进攻正北方四百里开外的樊城。这樊城位于汉江的北岸，与南岸的襄阳隔江相对。自从赤壁之战结束以来，镇守樊城和襄阳的曹军主将，一直是曹操的族弟曹仁。曹仁考虑到襄阳位于汉水之南，容易直接遭受关羽从南面发起的进攻，就把防御的重心移往北岸的樊城，以便依靠汉江的屏障进行防守。他本人固守樊城，另外部署两员猛将于禁、庞德，率领重兵屯据在樊城的北郊，互成掎角之势。
八月间，关羽的大军刚刚把樊城包围住，就接连下了十多天的倾盆暴雨，汉水猛然涨上江岸，地形低下的樊城一带，平地水深五六丈，当时的一丈是二点四米，五六丈就是十多米，放眼望去一片汪洋。关羽不怕，他本来就有上千艘战船，用来运送兵员和物资，因为从江陵到襄阳，有一大段汉江的水道可以利用。如今平地起水，关羽的兵马立刻上船，由步兵变为水军，安然无恙。但是毫无预备的曹军可就苦了。
首先遭殃的是樊城北郊的驻军。于禁麾下的七支分队，地势最低，营帐物资全部被洪水冲走不说，人马也纷纷落水淹死。侥幸生存的将士，各自游往高处逃命。关羽望见于禁本人爬上一座小山头，立即乘坐大船包围猛攻。于禁虽然曾经当过虎威将军，名列曹军异姓五虎上将第三名，这时也骨头发软，举手投降。关羽俘虏了于禁，回转船头来再攻击庞德。此刻，庞德率领手下人马站在汉水堤岸的高处，顽强抵抗。从清晨恶战到午后，庞德等人的箭完全射光，关羽指挥军队再度发起冲锋。庞德支持不住，跳上小船准备逃进樊城。不料水急浪大，小船翻了，庞德落水，被对方擒获。那庞德不愧是一条好汉，他的老上司马超，堂兄庞柔，当时都在刘备手下效力，他却坚决不肯投降。不仅不投降，而且在关羽面前站立不跪，大声痛骂。关羽大怒，下令将其斩首。曹军在樊城北郊的兵马，至此全军覆没。据《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记载，关羽俘虏了“于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战果那是相当的辉煌。
紧接着，关羽指挥大军围攻樊城的城池。据《三国志》卷九《曹仁传》、卷三十六《关羽传》记载，洪峰的最高点，几乎要淹没城墙的顶端，城墙在洪水的冲击下又不断崩塌，城内的数千守军危在旦夕。同时，关羽又派兵围攻南岸的襄阳，曹操委派在这里的地方官员，先后投降，连曹魏内地中心城市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附近也有几个县举兵响应。一时间，关羽“威震华夏”。逼得曹操一度想把东汉的临时首都，从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市东）迁到黄河以北，以便躲避关羽的锋芒。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眼看关羽就要攻下樊城和襄阳，从而取得完全的胜利，曹操却使出一手绝招，来为自己救急解困，于是关羽后方的荆州大本营，倒先被别人占领了。这是什么样的绝招呢？
曹操的绝招是三个字：请外援。外援是谁？就是江东的孙权。原来，这时孙吴的主帅，已经由吕蒙担任。前面讲吕蒙时已经说过，吕蒙早就在为孙权谋划，如何袭击关羽夺取荆州。就在准备行动之时，曹操派密使来了，而且还是来鼓动孙权去进攻关羽，并且许诺：事成之后，将把长江以南的地盘，全部作为对孙权的奖赏。这下子孙权没有了后顾之忧，立即命令吕蒙：进攻兵力空虚的荆州，并且很快就攻占了关羽的大本营江陵。消息传来，关羽的军心彻底动摇。他只好从樊城的前线，撤退到江陵西北一百里处的麦城（在今湖北省当阳市东南）。此时，部下的将士纷纷逃亡，关羽见大势已去，准备从这里翻越西面的荆山，逃回益州。十二月，他和儿子在临沮县的章乡（在今湖北省当阳市东北）被俘虏，当场被杀。头颅被孙权送往洛阳，由曹操安葬在洛阳的南郊。关羽一死，刘备在荆州三个郡的地盘，全部落入孙权之手。诸葛亮在隆中所设计的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就再也无法实现了。
关羽虽然战死疆场，没有取得围攻樊城的最终胜利，但是他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依然应当得到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首先，在孙吴军事力量介入之前，关羽对战役全局的指挥和部署，能够充分利用天时和地利的客观条件，能够充分发挥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主观优势，从而取得擒杀对方两员著名战将，俘虏对方的三万兵马，动摇对方中心地区政治局势的辉煌战果，表明他也完全具备主帅型名将的才能。如果没有孙吴军事力量的介入，他最终取得攻占樊城和襄阳的胜利，可能性很大。
其次，丢失荆州的责任，主要也不在关羽。以往不少学者认为，关羽骄傲自大，没有搞好与孙吴的联盟关系，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其实不然。原因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前面讲吕蒙的时候说到，当时孙权与刘备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其性质是双方核心利益的严重冲突。后来虽然暂时以湘水为界，重新调整地盘，但是核心利益的严重冲突，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关羽个人努力与孙吴搞好关系，作用也不大，该偷袭时孙吴照样要偷袭。倒是刘备应当深刻检讨。首先，他本人进攻曹操的汉中，专门安排首席大臣诸葛亮坐镇后方大本营成都，可见他对镇守后方的重要性，是有充分认识的。那么关羽出兵时，他为何不调派重量级人物，去为关羽镇守后方大本营呢？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赵云，不仅忠诚英勇，稳重周密，而且当时并没有特别任务在身，正好有档期，可是刘备却没有这样做。更为严重的是，他把麋芳这样无德无能的角色，委任为南郡太守，去担当为关羽镇守大本营江陵的重任。结果吕蒙的军队刚刚杀到，麋芳就乖乖举手投降，造成整个战局全面逆转。麋芳是谁？刘备小妾麋夫人的兄弟，也就是他的小舅子。其次，刘备不仅用人有点唯亲，而且对战局还盲目乐观。当对方的两位首脑，孙权和曹操，全都亲自赶往前线督战，亲自指挥和调动本国的所有资源，战争机器全速开动的时候，刘备自己却安坐在成都的王府不说，连赵云也不派去帮忙，让关羽在荆州一个人唱独角戏。因此，结论很清楚：是刘备的用人不当和盲目乐观，造成了丢失荆州；而首席辅佐诸葛亮，没有能及时提出建议和提醒，也有一定的责任。
综合关羽战将型的能耐和主帅型的品质，以及围攻樊城对曹魏产生的巨大影响，他完全应当评为蜀汉战将型名将的第一名，或者仅次于诸葛亮的主帅型名将第二名。这就是历史上关羽的真实形象。
关羽和张飞死时的年龄，史书都没有明确记载。两人最初追随刘备，是在中平元年（184）镇压黄巾军之时，年龄都应该在二十岁上下。这时刘备的年龄很明确，虚岁二十四。史书记载，关羽比刘备小，却比张飞大几岁。可见这时关羽的年龄应当在二十三岁左右，张飞应当在十九岁左右。根据这样的推断，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死时，应当在虚岁五十八左右。
刘备开创的蜀汉基业，最为兴盛的顶点，就在建安二十四年（219）的秋天。这时在西边的益州，刘备打下汉中，攻占了益州的全境；在东边的荆州，关羽围攻襄樊，声威震动了曹魏的中原地区：总之，两边都是形势喜人。但是，越是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人就越难保持头脑的清醒。因为喜讯会令人兴奋，兴奋就会失去心境的宁静；而心境失去宁静，思考就不能深远。用诸葛亮自己《诫子书》中的话来说，就是“非宁静无以致远”。因此，如果从自身去总结丢失荆州三郡的教训，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被重大胜利扰乱了心境的宁静，所以没有能够考虑到荆州的隐患。怎样才能保持心境的宁静？古代的哲人提供了“养心”的秘诀，孟子就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要想心境宁静，必须先减少欲念。但是，胜利本来就是一种强烈的欲念，又如何能够减少呢？看来只有对胜利持有通达的态度，既能受得起，又能放得下，才能恢复心境宁静，从而思考深远，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这正是：
面临胜利须通达，欲上层楼且养心。
要想知道关羽在文化上演变塑造的形象，请看下节。
二　文化关公
三国的众多名将中，只有关羽的情况最特殊，因为他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即历史关公和文化关公。大体说来，从历史关公到文化关公的大变脸，经过了三个方面的演变和塑造，可以归结为三个“化”字：一是在外表和内涵上的完美化；二是在身份和头衔上的帝王化；三是在定位和本领上的神灵化。那么这三方面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是什么原因推动了这三方面进程的发生？最后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一结果又有哪些特点呢？
先说外表和内涵上的完美化过程。在这方面，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虽然时间不是最早的，然而美化却是最全面的，所以作用也是最大的。书中树立起来的正面人物，君主群体的第一位是刘备，文臣群体的第一位是孔明。而武将群体的第一位，则非关羽莫属。证据在哪里呢？
首先是文字的分量。《三国演义》描写关羽的文字分量，远远领先于其他三国武将。在现今通行本的全书一百二十回中，关羽的名字和头衔，出现在回目的标题上，从而可以一眼判断该回目就是以关羽为主要角色的，比如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第二十六回“袁本初败兵折将　关云长挂印封金”之类；以及关羽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回目的标题中，然而正文内容实际上是以关羽为主要角色的，如第二十八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之类，总共就有十四回之多。而其他三国武将，甚至是名将，最多只有几回。
其次是文字的内容。《三国演义》文字的内容，对关羽进行了全面的美化，这比文字的分量更加值得注意。
先看外表。开篇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中，对刘关张三人的外表都有描绘，其中关羽是：“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一是身高，书中武将中最高的九尺；二是胡须，最有男子气概的飘飘美髯；三是眼睛，最好看的丹凤眼；四是眉毛，最英俊的卧蚕眉。最特殊的第五点是脸色，最具震慑力的紫红色；所谓重枣，即重阳节时呈现紫红色的枣。总之，外表的各部分都是最顶尖的。然而五点当中，除了美髯这一条，在正史中有确切依据之外，其他部分，都是罗贯中自己的笔下生花。至于为什么会给他设计一张非常特殊的红脸，下一节将会深入破解其中的玄机。
再看内涵当中的品德。一是忠诚，无限忠于汉朝，无限忠于刘备，这在书中有多处描写，特别是第二十六回的“关云长挂印封金”，写他身在曹营心在汉，面对曹操的百般拉拢，毫不动心，依然要回到刘备身边。二是仁义，懂得感恩，第五十回“关云长义释曹操”，写他即使对待奸贼曹操时，依然选择报恩，在华容道放他一马。三是公正，不占便宜，与黄忠鏖战，黄忠战马失蹄摔倒在地，他刀下留人不杀黄忠。四是正派，不贪女色，曹操故意安排他与两位嫂嫂甘夫人和麋夫人住在一起，他却肃立室外，秉烛达旦。五是廉洁，不贪钱财，曹操赏赐他大量金银，他离开时全部封库奉还，分文不取。一句话归总，男性的所有主要美德，他全都不缺。然而，又是然而，和外貌的描写一样，五点当中除了回归刘备和奉还赏赐这两点，在史书上有据可查之外，其余的部分，也是作者自己的笔下生花。
再看内涵当中的才能。作为武将，关羽的才能主要体现在战功上。上一节已经详细讲过，关羽在历史上真实的辉煌战功，主要是两件，即斩杀颜良和围攻樊城。但是，罗贯中又笔下生花，添加了更多的功勋。其中最为典型的美化是两处：第五回中的“温酒斩华雄”，第二十七回中的“过五关斩六将”。第五回中，先将华雄写成董卓麾下骁勇无比的战将，身长九尺，虎体狼腰，豹头猿臂，先后斩杀了四员战将，所向无敌。铺垫文章做够了，才让关羽出场，一出场，片刻功夫，便提了华雄的头颅回营，此前杯中的热酒，依然还有余温，完全是天下无双的神勇。但是，在真实的史书当中，斩杀华雄的却是孙坚：“孙坚复相收兵，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这明明白白记载在《三国志》卷四十六《孙坚传》中。这种手法，是典型的移花接木。至于过五关中所斩杀的六将，即孔秀、孟坦、韩福、卞嘉、王植、秦琪，在真实的史书中完全没有他们生平事迹的记载，连名字也全都出自虚构。这种手法，则是典型的无中生有。
显然，《三国演义》完全是把关羽作为古今第一名将来美化的。这样做的原因何在呢？前面讲周瑜时已经讲到，陈寿的《三国志》，是以曹魏为正统。一是因为曹魏最先称帝，而且皇冠直接从东汉献帝手中得来，属于古玩收藏家所说的“传承有自”。二是因为陈寿的书写在西晋，而西晋的皇冠又从曹魏得来；不以曹魏为正统，就是不以西晋为正统。果真如此，陈寿就会遭到现实政治的打压。但是此举，后来却引起“尊刘抑曹”人士的抵制。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就都改以蜀汉为正统，来写三国的历史。东晋和南宋，都是中原汉族王朝灭亡之后，偏安江南的小王朝，处境与蜀汉类似，所以会有如此的反应。习凿齿影响小，儒学泰斗朱熹的影响却很大。《三国演义》恰好产生在朱熹之后不久的元末明初，因而也有浓厚的“尊刘抑曹”倾向。后来清代初年，毛宗岗全面整理《三国演义》，又在朱熹《通鉴纲目》的影响之下，再度加重了这方面的倾向。于是全面美化关羽，就和美化孔明一样，在书中出现了。
虽然《三国演义》对关羽进行了全面的美化，但是在关羽本人的身份和头衔上，依然保持了历史的基本真实，即依然还是君主刘备的臣僚，蜀汉朝廷的大将。但是，第二个方面的演变和塑造就不一样了，开始破格的大变脸。什么是破格大变脸？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破格大变脸的呢？
所谓的破格大变脸，就是把关羽的身份和头衔，进行破格的提升，不再是臣僚和侯爵，而是要称王称帝。概括起来是三个字：帝王化。
要知道提升如何破格，先要弄清楚关羽本来的位置。他生前的官职，是刘备给的前将军。生前的爵位，是当初斩杀颜良之后东汉朝廷封赏的汉寿亭侯。就官职而论，蜀汉沿袭东汉，常规的军职最高是大将军，以下是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四将军。前将军排列在第五的位次，虽然是高级军职，但不算最高。为何蜀汉的第一武将没有得到最高的军职？史书没有交代。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当时刘备刚刚当上汉中王，还没有当皇帝，所以暂时先给一个前将军，留出空间，等稍后称帝的时候再往上提升。只可惜关羽没有等到大哥当皇帝的那一天，到死都只是前将军。至于爵位，当时有王、公、侯三个大等级；侯爵之中又有县侯、乡侯、亭侯之分。关羽的汉寿亭侯，是侯爵中的亭侯一等。亭，是乡下面的基层行政单位。总之，关羽本来的位置，官职上是高级武将，但不是最高一级；爵位上是侯爵，也只是侯爵的第三等，两方面都没有登峰造极。但是，在他死亡八百多年后，情况完全大变。
据梅铮铮《忠义春秋》，蔡东洲、文廷海《关羽崇拜研究》等书的研究，北宋徽宗封关羽为“忠惠公”，跳过乡侯、县侯，直接升公爵。后来又升格，封为“义勇武安王”。从侯爵到公爵，再到王爵，堪称爵位级别的三级跳。到了南宋又有新花样，就是在王爵的前后增加形容词。高宗在北宋封号的前边加两个字“壮缪”；高宗的儿子孝宗，又在后边加两个字“英济”，全名变成“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明朝的神宗，也就是常说的万历皇帝，更是一步到位，直接把关羽的头衔提升为“协天护国忠义帝”，成为皇帝了。一个皇帝提升另一个人当皇帝，实在是相当搞笑的荒唐事。
更热闹的还要数清朝。顺治皇帝送上新封号“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这个头衔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是把“忠义”二字安排在最前面，突出清王朝关注的重点。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义”，不是指一般的仁义，而是指与忠诚密切相关的君臣大义。二是把“神圣”这两个顶尖级别的字，分别镶嵌了进去，关羽不仅是皇帝，而且还变成神人和圣人。以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每人都挖空心思，在后面加形容词，最后关羽的头衔就变成长达二十六个字的“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帝君”。
如果说罗贯中对关羽的完美化，动机出自正统观念的话，那么历代君主对关羽的帝王化，动机又在哪里呢？答案是五个字：现实的利益。欧阳修《醉翁亭记》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同样，历代君主之意也不在遥远的古人关羽，而在眼前的统治秩序也。
徽宗所在的北宋末年，高宗所在的南宋初期，神宗所在的明朝后期，乾隆以后的清朝，都是危机四伏的时代。统治者企图通过对关羽的帝王化，竖立起一个最具光辉的忠义楷模，从而吸引大批忠义之士，努力帮助朝廷稳定统治，化解危机。于是，就出现了越是朝政败坏，帝王化关羽就越是起劲的怪现象。至于顺治和乾隆，他们虽然没有夕阳西下的恐惧，然而也想通过帝王化关羽，来争取民族的认同，缓和民族的矛盾，从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现在常说软实力，其实对关羽的帝王化，就是一种软实力的培养和利用。
后世君主的帝王化，使关羽出现了破格的大变脸。不过，无论脸如何变，他总还是肉身凡胎的人。但是，第三方面的演变和塑造就大不一样了，这是一场造神运动，要使关羽从肉身凡胎的人，变成法力无边的神。那么是哪些力量在搞这场造神运动？他们又是怎样把关羽从人变成神的呢？
造神的力量主要有三支：最积极的就是明清两朝的皇家。据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记载，又是明朝万历皇帝，他一连奉送关羽三个神灵名号：一是“三界伏魔大帝”。所谓三界，是佛教词汇，指众生世界的三个层次。这个头衔说白了就是，收拾全世界所有妖魔的全能上帝。二是“神威远镇天尊”。所谓天尊，是道教中最尊贵的天神，也是佛教中的佛。这样一来，关羽的神灵，就横跨了两大宗教。三是“关圣帝君”。既是人间世界的关圣人，又是神仙世界的大帝君，天上人间两边都占领了制高点。最后这个带有总结性的最高头衔“关圣帝君”，非常简练明白，也得到清朝皇帝的认同，后来最为流行。
清朝皇家的主攻方向，则主要是在具体的事迹上，努力宣传关羽的神通广大。比如清代官修的《清实录》，以及其他得到官方肯定和准许刊行的书籍中，就有多处记载，说是关公如何在各种场合，显示神灵的形象，施展无边的法力，来护佑王朝的江山，比如帮助官军取得作战的辉煌胜利，等等。
另一支造神力量是宗教。佛教的参与，起码在唐代就已经开始了。现今湖北当阳市西边的玉泉寺，是佛教天台宗的千年名刹。唐代人董侹写的《贞元重修庙记》，说是寺院修建的时候，曾得到关羽神灵的大力帮助，山崩地裂填平深潭，大量木材自然涌现，于是寺院很快就修成了。当阳是关羽战死的地方，佛教在这里神化关羽，可谓顺理成章。此后，在各地佛教寺院中，往往就将关公作为护法的伽蓝神，进行供奉。还有道教，宋元时代的道教经典中，说关羽是接受玉皇大帝的特派，总管所有牛鬼蛇神的大神，还具有“清元真君”的名号。而“真君”，则是道教对神仙的专门称呼。
受到以上两种力量的带动，民间又出现了第三支造神力量。它虽然来自草根底层，其潜在能量却不可小觑，而且很有特色。具体情况下面就要讲到。
以上三支力量，皇家、宗教和民间，虽然都在造神，动机却不尽相同。朝廷的皇室，是在寻求神灵的庇护，延长自己的统治；还想借此化解民众的愤怒，以便把自己对民众反抗的血腥镇压，说成是神灵的意志和惩罚。至于宗教，则是为了自身的顺利传播。尤其是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它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加快了本土化进程，而本土化的关键，则是与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相适应。把体现儒家忠义观念的典型关羽，吸收到佛教当中，正是佛教本土化的特殊方面。至于民间大众，因为灾难深重，饱受痛苦，实在太需要一个神灵，而且是自己非常熟悉的神灵，来帮助自己解除现实的苦难了，所以就积极跟进，参与进来。
关羽的历史真身，经过完美化、帝王化和神灵化这三个方面的演变和塑造，最后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一结果又有哪些特点呢？
如果从态势比较明显的北宋徽宗算起，到清王朝灭亡为止，这三个方面的演变和塑造，从时间上说，长达八百年之久；从范围上说，上至皇家君主，下至草根底层，包括社会的多个阶层；不仅出现在中国本土，而且远播海外，包括东亚、南亚和欧美非各洲。最后的结果，使得历史的关羽，变成了文化的关羽，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当中非常奇特的一幕，即所谓的“关公文化”。
关公文化的载体，大体有七大类：文字作品、戏曲作品、图像作品、口头传说、神庙建筑、祭祀活动、组织帮会等。通过这些载体，关公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几乎可以与孔子文化相比。比如祭祀关羽的神庙，就遍布全国各地和海外，现今数量依然不少。比如笔者所到过的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关帝庙、运城市常平村关帝庙（俗称关氏家庙）、湖北省当阳市关陵和玉泉寺小关庙、河南省洛阳市关林、许昌市关帝庙、安徽省亳州市关帝庙、福建省泉州市关帝庙、四川省自贡市关帝庙，都是其中的著名者，至今依然香火缭绕，人气旺盛。至于海外的关公庙，包括遥远的欧洲、美洲和非洲，往往与当地的华人同乡会馆相结合，从而在大家都一致认同的关公神灵之下，把原籍来源不同的移民组织起来，相互扶持，共同前进。
关公文化不仅影响巨大，而且很有特色。特色在哪里？主要有两点。一是内容的混杂性。没有什么统一标准和严格界线，历史与神话，凡人与神灵，人间与地狱，神仙与妖魔，都可以随意穿越，自由混搭。二是塑造的实用性。皇家的君主，将其塑造成忠于朝廷的护国神。寺院的宗教，将其塑造成自家宗教的护法神。民间的信众，当然也会如法炮制，按照各自的需求来塑造：发家致富谁不想啊？关公就变成财运之神。金榜题名谁不想啊？他又变成为文运之神。人在江湖漂，担心会挨刀，谁不想依靠帮会组织保护啊？他又变成结义之神。农民靠天吃饭，谁不怕旱灾啊？他又变成求雨之神。海外的移民，谁不想有一个精神认同和根源依靠啊？他又变成各种同乡会馆的统一主神。前年笔者在福建省泉州关帝庙，看到不断有情侣携手前来，双双跪拜，祈求婚姻美满，关公又变成姻缘之神了。我当时就很感叹：关公呀关公，真是够您老人家忙活的啊！
总而言之，在关羽身上，我们充分领略到文化在两方面的巨大力量：一方面，是把历史上的关羽形象，彻底加以改变和塑造，从而形成了面目全新的“关公文化”。另一方面，已经形成的“关公文化”，反过来又对后世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在这方面，不要说三国的名将，就是纵观整个古代中国的名将，也无人可与关羽相比，完全可以评他为总冠军。文化的这种力量，同古代中国五行学说中的水，可谓极其相似：既是软性的、无形的，然而其渗透和影响的力量，却强大到不可抵挡。用现今时尚的话来形容，就是软实力。怎样培养具有正能量的软实力，又怎样发挥软实力的正能量，是当今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回顾关公文化现象，会对我们有启迪。这正是：
关公演变成文化，影响人间八百年。
要想知道关羽身后留下的种种谜团，请看下节。
三　谜团关公
三国的名将群体当中，关羽不仅名气极大，而且留下谜团也很多。这些谜团，往往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的玄机值得破解，其中的风韵也值得领略。比如，与文化相关者，他为何会被赋予一张最具标志性的红脸？与科技相关者，神医华佗是否主动前去为他做过刮骨疗伤的外科手术？与军事和政治相关者，他是否在长沙恶战并且收降过黄忠？下面，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第一个谜团，是关于关公的脸。说到他的脸，立即会想到《三国演义》第一回中“面如重枣”的描绘，也会跳出来那一句“红脸的关公战长沙”的歌词。关公为什么是红脸？背后有什么玄机吗？回答是确实有玄机，而且这一玄机还很有趣。玄机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原来，这与汉代以来，一种非常盛行的政治文化指导理论密切相关。这种理论叫做“五德终始”。
所谓“五德”，德者，性质也，即木、火、土、金、水这五行的特性。古人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物质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五行的特性各不相同，具有相生或者相克两种关系。以相生关系而言，木材燃烧生成火焰，火焰生成灰烬即泥土，土层中矿石生成金属，金属融化生成水样的液态（另一种说法是水汽在冰冷的金属上凝成水珠），而水则滋润树木生长，这样就形成相生的循环。这种五行之说，后来又与政治发生结合，逐渐形成“五德终始”的理论，并且在汉代，开始对现实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按照东汉班固《汉书》中所引录的《世经》，这种理论是把中国古代的王朝，根据时间先后排序之后，再用循环相生的关系，将“五德”（也就是五行）与之对应匹配。第一位是伏羲氏，与之相对应的是木德。每经过五个君主和王朝，形成一个循环，然后周而复始。第三个循环，是从周王朝开始，对应木德。但是请注意，接下来并不是秦始皇的秦王朝，而是刘邦的汉王朝，对应的是火德。理由是此前的秦国，曾经是周王朝下属的诸侯国，即使后来完成统一，也不能算是承受天命而创建的崭新王朝，所以不能列入正规的序列当中。光武帝刘秀建立的东汉，属于汉王朝的中兴重建，并非革新天命之举，所以依然属于火德不变。
不难看出，这是一种为新兴王朝，尤其是东汉王朝，制造“奉天承运”的根据，从而将其政权神圣化的理论，在今天看来未免有点荒诞。然而在东汉和三国，以及三国之后的长时间内，这玩意儿却是正儿八经的指导性政治文化。刘备所建立的政权，自称继承东汉王朝，正式的国号依然是“汉”，而不是后世所说的“蜀”或“蜀汉”。这从《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所载蜀汉与孙吴订立的正式盟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既然依旧是汉朝，所以也继续对应火德而不变。
木、火、土、金、水五行，分别又有五种颜色，即青、赤、黄、白、黑，所以同王朝对应的，还有五色当中的某一色。而对应的颜色，就是该王朝象征正统和吉祥的标志性颜色。汉朝既然对应火德，所以标志性颜色，就是赤色。由于赤色是汉家正统的标志，当时的人们又常用“赤心”一词，来形容对汉朝的忠诚之心。比如，董昭替曹操给杨奉写信说：“吾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这见于《三国志》卷十四《董昭传》。孙权给曹丕写信说：“权之赤心，不敢有他。”这见于《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裴注引《魏略》。所谓“赤心”，就是现今所说的一颗红心。
说到这里，背后隐藏的玄机就很清楚了：原来关公这张红脸，是一个具有双重文化内涵的图像标志，套用现今的时尚名词，就是英语词汇“标志”的LOGO：首先，它是在彰显汉朝的正统，表明关公只是汉朝，而非其他任何王朝的顶尖勇将；同时，它又在突出关公的品质，表明关羽是无限忠于汉朝的最大忠臣。换言之，它的双重文化内涵，就是两个具体的定位：一是朝代的定位，二是品质的定位。后世有一副赞美关公的对联，写得非常之准确：
青灯观青史，手中青龙偃月；
赤心辅赤帝，胯下赤兔追风。
其中“赤心辅赤帝”一句，就是上面双重文化内涵的简练表达。赤帝者，即汉室皇帝刘备也。
其实，就连当时另外一些重要的文化现象，也与此密切相关。三国各自的第一个年号，曹丕称帝时是黄初，孙权称王时是黄武，称帝时是黄龙，都带“黄”字；唯独刘备称帝，取了一个章武。说穿了原因也很简单：曹丕和孙权，都认为自己是改朝换代的新兴正统王朝。旧的汉朝属火，对应的是红色；火生土，新王朝属土，对应的是黄色，所以第一个年号都带“黄”字，不然，就不能显示自己是正统所归而承受天命。刘备则不同，他是兴复汉室，并非改朝换代，所以不用“黄”字，要扫黄，取了一个“章武”。章武者，彰显武功从而兴复汉室的祖业也。还有，蜀汉灭亡那一年，曹魏军队大举进攻，面对生死关头，后主刘禅公布了最后一个年号，叫做“炎兴”。这是为什么？你看炎字怎么写？两个火字上下重叠，火上又加火，既是汉朝的象征，又表示国运会再度旺盛。再加上一个兴字，老天爷应当就会保佑自己的王朝渡过难关重新振兴了。还有，据《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记载，东汉时期的军装，是红色的“绛衣”。为什么是红色？因为这是汉朝的标志色呀！
第二个谜团，是《三国演义》中第七十五回，写了一个后来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是关公中了曹军的毒箭，神医华佗得知，专程前往进行刮骨疗毒的外科手术，而且义务献爱心，不取分文报酬。那么这个故事究竟是真还是假呢？
关羽刮骨疗毒，《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确实有记载：“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令医劈之。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左臂被医生切口子动手术，右手却在切烤肉端酒杯，关大将军确实是一条好汉。然而非常遗憾，这位在关公左臂上动刀的，究竟是何方神医，史书却完全没有交代。《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说主刀者乃是神医华佗，时间在关羽进攻樊城水淹七军的时候，这就经不起认真的推敲了。为什么经不起推敲，必须先从华佗说起。
华佗其人，《三国志》卷二十九有专篇的传记。他本来姓华，名敷，字元化，沛郡谯县人氏（今安徽省亳州市），是曹操的小同乡。前面讲过，古人的名和字，总有意义上的某种联系。“敷”字的意思是分布、布施，他的表字“元化”，意思是基本的教化，合起来就表达了布施教化的意思，两者完全吻合。为什么后来名字又变成华佗了呢？据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精细考证，原因在于东汉佛教文化的影响：因为传播佛教的梵语当中，有一个表示药物的词汇“agada”，中文音译是“阿伽陀”。其后面两个音节“gada”，与当时中文“华佗”的读音相同，所以“华佗”，其实就是“药神”的意思。这是对医术高超的华敷，表示崇高敬意的特别称呼。
华佗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全能型医疗和保健学家。据《三国志》卷二十九《华佗传》记载，不仅内、外、妇、产、儿，科科医术精湛，而且还擅长健身和养生。在临床医疗上，他是口服麻醉剂“麻沸散”的发明者，病人口服之后失去知觉，他就开腹动手术，切除坏死的肠道，缝合后涂上自制的药膏，“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在健身上，他是中国第一套多动作组合式健身体操，即“五禽戏”的发明者，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五禽戏”的禽字，在这里泛指禽兽，而不单指飞禽。他的徒弟吴普坚持做，活到九十多岁。在养生上，他还创制了养生养颜的独家秘方，即“漆叶青黏散”。漆树的树叶，再加青黏，即中药的黄精，按比例配制。他的徒弟樊阿坚持服用，活到一百多岁。
华佗的贡献很巨大，命运却很悲惨。他不幸生在医生地位相当卑下的时代。当时皇帝、官僚统治下的人群，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即未来要当官的知识分子，后备官僚，第一等。农、工、商三类纳税人，又有本末之分。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农业，被视为本业，基本产业，所以农民是较高的第二等；余下的工、商，被视为末业，次要产业，所以工匠、商人，是低级的第三、第四等。至于医疗行业，被归入工的大类，比农民还低一等。华佗本来是熟读儒经的士人，后来行了医，却以从事低贱的医疗行业为耻，所以经常后悔，即《华佗传》所说的“以医见业，意常自悔”。正是有了这样的心结，他才对曹操居高临下的随意驱使产生强烈的反感，便借故妻子有病，不去为曹操服务。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等级观念，曹操才对华佗很轻视，说是“天下当无此鼠辈耶”，这明确记载在《华佗传》中，意思是天下难道就再找不出这样的鼠辈贱人了吗！于是，华佗就惨死在曹操的屠刀之下。
在杀死华佗这件事上，曹操后来非常后悔。原来，他最喜爱的宝贝儿子曹冲，就是想出主意用船来称大象体重的那个神童，十三岁时生了重病，医生束手无策，不幸夭亡。曹操这才想到华佗的难得，悲叹说：“吾悔杀华佗！”
据《三国志》卷二十《曹冲传》明确记载，曹冲死在赤壁之战发生的建安十三年（208）。既然曹冲生病时华佗已经死去，所以华佗的死亡，应当比曹冲的死年，即建安十三年更早。但是，关羽围攻樊城水淹七军，却发生在曹冲死了十一年后的建安二十四年（219）。显然，华佗的医术再神奇，也绝不可能在自己死亡多年以后，重新死而复生，赶到水淹七军的樊城前线，去给关大将军主刀。可见罗贯中笔下的故事，只能是美丽的传说善意的穿越了。
然而无论怎么说，那位敢于给关大将军开刀做手术的无名医生，也是一位医术非同凡响之辈，应当对他表示敬意。事实上，在三国，还有不少医术精湛却未在青史上留名的外科医生。例如《三国志》卷十五《贾逵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曹魏的大臣贾逵，颈部长了囊状大肿瘤，当时叫做“瘿”，并且流传有“十人割瘿九人死”的说法，即进行切除手术的话，十个人中会有九个人死亡。笔者的老伴就当过外科医师，据她判断，这很可能是现代医学所说的颈部甲状腺瘤，外科手术切除后的伤口观察期间，如果照顾不细致，造成伤口有血块淤积，未能及时清除，就会出现死亡的风险。而贾逵坚持要找高明的医生开刀切除，手术后却安然无恙。《三国志》卷五十五《凌统传》裴松之注引《吴书》又记载，孙吴的勇将凌统，在沙场上身负重伤，命悬一线，幸好军队中配备了治疗外伤的特效药，得以起死回生。这种神奇的药物，是一位姓卓的医生的独家秘方，当时明确标明为“卓氏良药”，可见已经具有了品牌意识，相当于三国时期的云南白药。总而言之，当时的中医临床外科手术，已经达到了比较高超的技术水准，所以那位无名医生，为关羽的左臂开刀动手术，并且将其疾患成功治愈，完全没有问题，只不过真实的主刀者，并非华佗而已。
至于华佗死亡的具体时间，据程喜霖先生《华佗之死及其生卒年》一文考证，认为也在建安十三年（208），死时六十七岁。
最后来说第三个谜团。红脸的关公战长沙，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关云长义释黄汉升”中，对此也有描绘，说是关羽进攻长沙，黄忠出马应战，一个刀法强悍，一个箭法精准，交手的结果势均力敌，不分胜负。后来黄忠在压力之下，投降关羽献出长沙。关羽和黄忠之间，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故事吗？
黄忠的生平，《三国志》卷三十六《黄忠传》有可信记载：“黄忠字汉升，南阳人也。荆州牧刘表，以为中郎将。及曹公克荆州，统属长沙太守韩玄。先主南定诸郡，忠遂委质，随从入蜀。”文字虽短，信息却很丰富。
一是名字。汉升，意思是汉朝提升。为何会提升，因为忠诚的忠啊。这样名和字就有关系了。关羽的忠，体现在红脸上；黄忠的忠，体现在名字上。
二是籍贯。这里的南阳，是郡名，而不是城市的名称。东汉的南阳郡很大，下属三十七个县，在册人口二百四十多万。首府在宛县（宛音同渊），即现今的河南南阳市。当时史书记载某人的籍贯时，如果不知道具体的县，照例只写郡名，黄忠就是如此。同样，诸葛亮《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南阳”中的南阳，也是指南阳郡。
三是经历。最初是当中郎将。当时军官的职称，有将军、中郎将、校尉、都尉等几大类。一般而言，中郎将比将军要低一等。黄忠最初是刘表的部下，曹操攻占荆州，他又转为长沙太守韩玄的部下。长沙郡的首府临湘县，即现今的湖南省长沙市。先主是指刘备，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占领了荆州南部长沙等四个郡。黄忠就在这时“委质”，即投降了。至于怎么投的降，向谁投的降，没有明确交代。史书的其他地方，也没有黄忠大战关羽，并且向关羽投降的记载。因此，《三国演义》中的描绘，也是上面讲关公时讲到的，属于全面美化关羽的笔下生花。你老弟张飞，不是义释过严颜吗？让你也义释一回黄忠，虽然是虚拟版，总能添点光彩嘛！
关羽虽然没有直接领教过黄忠的武艺，然而却间接生过黄忠的气。刘备当上汉中王，派特使费诗，到荆州宣布提升关羽为前将军。到了之后，关羽听说黄忠被任命为后将军，与自己的品级相同，勃然大怒说：“大丈夫绝不同老兵站在同一个行列里！”拒绝接受任命。这费诗很会做思想工作，平心静气劝说道：“从前萧何、曹参，是高祖的老部下；而陈平、韩信，则是后来的新臣僚。然而打下天下评定官位，却把后到的韩信列在头名，萧、曹二人没有任何怨言。现今汉中王殿下，因为黄汉升最近斩杀曹军大将夏侯渊的大功，给予他特殊奖励；但是内心情意的轻重厚薄，又怎么能与您相比呢！况且汉中王殿下与君侯您，就像是同一个身体那样亲密，所以您不应当过分计较官职的高低。在下我，只是传达命令的使者，您实在不愿接受任命，我回去如实向汉中王殿下报告就是。只是为您可惜，因为您终究会因此举动而后悔不已的啊！”这番话摆事实，讲道理，而且柔中带刚。关羽大受震动，立即接受任命不说，还要将功补过，于是亲自统率大军，围攻樊城水淹七军去了。
其实深究起来，关羽当初之所以生气，还不在黄忠的官职高了，而在自己的官职低了。证据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据《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记载，五年前的建安十九年（214），骁勇善战的马超，前往益州投奔刘备。关羽得知消息，写信给孔明，问马超的人才可以与谁相比。孔明先生深知他自尊心极强，就回信中说：“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马孟起文武兼备，雄伟壮烈，是一代的英杰。可以与张益德并驾齐驱，但是依然比不上您美髯公的超群绝伦啊！结果“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关大将军看了回信为什么如此高兴？因为孔明先生把他放在比张飞、马超还高的位置，在蜀汉军界独占鳌头。可见独占鳌头，就是他心中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位置。事实上，当时关羽独自受命镇守荆州，承担任务的重要性，也确实超过了其他任何将领。所以这“绝伦逸群”四个字，还真不是拍马屁乱吹捧，而是实至名归。如今官位上排座次，把马超、张飞、黄忠分别安排为左将军、右将军、后将军，他无所谓，可以接受。但是让他屈就前将军，与这三位站在同一排，他就接受不了了。上一节讲过，前将军，只是当时军职的第五等，上面还足足有四等，即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和卫将军。从各方面的条件看，给他安排一个卫将军，高过众人一等，对他来说很合适，对其他人而言也没话可说，摆得平。事实上，半年之后北面的曹丕继位当上魏王，马上就把曹魏军界的头号人物夏侯惇，提升为第一等的大将军。相比之下，给关羽前将军就不免显得有点吝啬。好在关大将军终归能够顾全大局，知错就改，重新振作上战场。对他那样强势的个性来说，能这样做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以往常说关羽骄傲自大，气势凌人，其实，他也有严格督促自己，传达正能量的时候啊。
还有一个小谜团。关羽的籍贯，《三国志》记载得很明白，是东汉河东郡的解县，即今山西运城市西南的解州镇，此处自古以来就有一片大盐池。《三国演义》说是“河东解良人”，不对。因为当时的河东郡并没有解良县，只有解县。
在以上谜团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事，当属神医华佗惨遭屠杀。医者，仁术也。华佗精心研讨医术，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最终自己的生命，却被人无情剥夺了，这是多么残酷和痛心的结果！时下常常说医患矛盾，而华佗之死，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而且最著名的，由医患矛盾造成的社会悲剧。曹操对别人生命的漠视，最终使自己尝到了苦果，导致最钟爱的儿子曹冲夭折。到了这时，他深深悔恨已经无济于事。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告诉当今的我们：患者如果要想消除医患矛盾，真正对自己有利的办法，还是按照正规的程序，运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盲目使用暴力，频繁伤害医务人员的身体甚至生命，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会使你今后的就诊更加困难。道理很简单，医疗行业一旦变成社会上最高危的职业，谁会愿意来从事呢？医院纷纷关门了，你又到哪里去就诊呢？这正是：
令人扼腕神医死，启示当今知不知？
关于关羽就讲到这里。下面要讲讲蜀汉战将型名将的第二名张飞。
战将型名将第二名——张飞
历史上的张飞字益德，而非翼德；他深谋远虑、细心周到，并不是只知道叫喳喳的粗鲁莽撞人；相貌也不像黑旋风李逵，至少也是五官端正，说不定还是一个帅哥。在三国故事的流传过程中，张飞的形象一再被损害、被矮化……
一　英雄本色
本节要讲的这位，他与刘备、关羽情同手足，也是一位个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不错，他就是蜀汉的名将张飞。但是，后世对张飞的了解，多半是从演义小说和戏剧中得来，如果要说历史上真实记载的张飞，那就不一定都清楚了。不但不清楚，反而误解多多，比如他真实的形象和秉性，就很容易被《三国演义》误导，甚至就连他的名字，也多半没有弄清楚。那么历史上真实张飞的英雄本色，又是什么样子呢？
张飞第一样因误导而受损的东西，就是他最基本的权利——姓名权。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讲解张飞，首先当然要弄清楚他真实的名字是什么。而提到这一点，如果他张三爷死而有知，肯定要对后世发出叫喳喳的怒吼。吼什么呢？你们为何要乱改咱家的名字？真真气煞我也！
怒吼的原因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原来，他的名字，《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有准确的记载：“张飞字益德，涿郡人也。少与关羽俱事先主。”这段史文告诉我们，张飞准确的名字是：名飞，字益德。请读者诸君注意，“益德”的益，是增益的益，收益的益，利益的益。前面讲过，古人有名，还有字，两者的用途并不相同。名是用来彼此相区别，张三李四，避免混淆。而字，后世叫做表字，主要用途是在社交场合中显示礼貌。大体的规矩是：称呼别人，一般要称他的表字，以示尊重。称呼自己，则要称名，以示谦虚。比如刘备在提到诸葛亮时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见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而诸葛亮向后主上奏《出师表》，开头就是“臣亮言”三个字，这见于《文选》卷三十七。名和字，总有意义上的某种联系。张飞的益德，意思就是不断增加品德。不断增加品德，将来就能腾飞，这正是当时儒家思想盛行的体现，完全是有密切联系的啊。当时的人，用“德”字来取名字的现象非常普遍，庞德、庞德公、刘玄德、曹孟德。这实际上也是儒家伦理道德盛行的折射和反映。
但是，张飞的名字，上千年之后却被人擅自改了。是谁这样胆大呢？就是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罗贯中大概以为，你张飞要飞，没翅膀怎么飞？看你二哥关羽，都有长羽毛的翅膀，你也应当有翅膀嘛！于是自作主张，把人家张飞的表字改了。怎么改呢？改成羽翼的翼，意思也是翅膀，这不就同关羽的羽，配成了一对羽翼了吗？这样你们两个，既是刘备的左膀右臂，也是刘备的一对翅膀嘛。所以《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就说：“姓张，名飞，字翼德。”你会说了，那么这会不会是偶然的笔误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书中多次提到张飞的表字，都是羽翼的“翼”，可见绝非偶然，而是存心。这样一改，不仅破坏了张飞原来名字的文化含金量，而且从此谬种流传，不知道忽悠了多少三国迷。弄得现今的游客，甚至还是很有文化的诗人，到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看到张飞塑像前面的说明牌上，按照史书写的是“字益德”，还说是没文化，写错了。《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人家张飞的名字也是受之父母，你罗贯中凭什么随便给别人改了？你经过张飞本人的同意了吗？要是别人把你的名字罗贯中，改成罗贯西，你同意吗？今天我们讲张飞，开头就来纠正谬种流传的名字，意图有二：一是为这位在咱们四川曾经造福一方的父母官张飞张益德，正儿八经维护一回长期受损的姓名权；二是就从最基本的名字开始，好好认识一下真实张飞的英雄本色。
张飞第二样因误导而受损的重要东西，是知名度。而损害他知名度的，又是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那么罗贯中是怎样损害他知名度的呢？
先来看看张飞“喝断长坂坡”的故事，这大概是张飞在一般读者心中最熟悉、最出彩的一段经历了。那么在这段故事里，张飞有什么精彩表现，其中又有哪些内容是被扭曲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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