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狄仁杰来说，更愉快的是，他回到老家了。因为并州下属县阳曲正是他的故乡。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件让大家深为震动的事情。并州都督府级别高，事务也繁忙，所以配备有两个司法参军，另外一个司法参军叫郑崇质。郑崇质最近心情不佳，因为他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一方面，他的老母抱病在身，正需要他悉心奉养；另一方面，刚好上司给了他一个出差的任务，而且是到“绝域”之地。所谓“绝域”，在唐朝规定中，起码是指万里之遥的地方。危险重重且不说，以当时的交通工具，光时间就得一年两载的。正在老郑“忠孝不能两全”烦恼之际，狄仁杰主动站出来，找到领导——长史兰仁基，要求代替郑崇质出这趟苦差。兰仁基听了以后，除了意外，一则感动，一则惭愧。因为这个时候，他和并州司马（也是上佐）正在闹矛盾，关系很紧张。一比照狄仁杰，实在差距太大了。狄仁杰的崇高人格，照出了自己的渺小。后来兰仁基常常将此事挂在嘴上，感慨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能让自己的上司如此推崇备至，狄仁杰不愧叫“人杰”！
此后的狄仁杰具体做过什么官，史无明载。不过肯定还是在地方任职，因为一直到四十七岁他才调到中央。这么长时间的地方官，也不是没有价值的，那就是让他积累了很多具体行政经验，特别是判案的经验。这对他未来的工作非常有帮助，也是使他声名大振的基础。
四、断案如神
可能因为狄仁杰在地方工作出色而勤恳，特别判案方面才能十分突出，终于，到了上元二年（675），他被调到中央，当上了大理丞。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七岁了。巧的是，此前一年，也就是上元元年，刚好是武则天称“天后”，走到了政治的前台。两人的经历惊人地同步。
大理丞，品级不高，仅从六品上，但地位重要，负责京师百官的审判断罪，同时也复核全国各地的判案，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的法官兼最高检察院的检察官。狄仁杰这人个性突出，敢想敢做，同时又才能杰出，所谓金子到哪里都会闪光的，所以，他任大理丞一年后就声名大振。
话说狄仁杰上任的时候，已经积压的案件非常之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笔不停批，整整奋战了一年，就把积压案件全都清理了，涉案人员达一万七千人之多，而且一个喊冤的都没有。数量又多，质量又好，工作真是没得说。怎么看也应该评个先进工作者啊。所以，年终考核的时候，他的上司——大理卿（大理寺长官）张文瓘（guàn）给了他一个“中上”——唐代官员每年的考核称“考课”，分九等，从上上到下下。当时的考核还是很严格的，工作成绩非常出色才能评“中上”，至于“上下”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各个部门的考课结果，还要提交上级审核过。而这一年负责考核的，则是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他一看狄仁杰不过是个刚工作一年的新手，想必不会有什么突出成绩，说不定是走后门、拍马屁的结果吧。于是就很主观地否定了这个少见的“中上”成绩。张文瓘倒是护犊子，他很不服气地提出了异议，并将狄仁杰的工作成绩详细地做了汇报，刘仁轨一看大惊，果然是个好干部啊。他很为自己的失察而内疚，同时也惊异于狄仁杰工作的出色，当即给了他一个很罕见的“上下”。这可是非常罕见的高分啊。这一段插曲，一下子就让狄仁杰在长安的官场出了名。而这，仅仅是个开端。接下来的狄仁杰，一次又一次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终于有一次，狄仁杰让高宗皇帝也记住了他。
狄仁杰让皇帝印象深刻的事情，来自一次执法纠纷中，狄仁杰不顾高宗大发脾气而坚持己见，犯颜直谏。当时是仪凤元年（676），左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卫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昭陵（唐太宗的陵墓）中的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立即处死。狄仁杰却上奏说：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善才这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皇帝盛怒，狄仁杰却神色不变，仍然振振有辞，先是坚持有法必依：“现在依照法律，他俩罪不至死，而陛下坚持要杀，那么法律就无法取信于人，人们会很茫然失措，这样法律就失效了。”同时晓之以理：“现在陛下因为昭陵的一株柏杀了一个大将军，千载之后，人们会怎么评价陛下呢？如果我奉命杀了善才，那才是真正陷陛下于不道啊。”
后来高宗终于冷静下来，觉得狄仁杰很对，于是特别下令让史官把这个事件给记录下来，编入国史，以便能流传后世。高宗有意识地强化这个佳话，一来表彰狄仁杰，给大臣们树立一个榜样，二来嘛也顺便提升一下自己，树立一个善于纳谏的皇帝形象。
而且，不久高宗就提拔他当了“侍御史”。侍御史是御史台官员，属于监察系统。此官的品级虽不高，从六品下，和大理丞一样，但属于“清望官”——清望官并不都是高官，而是有高有低，最低的有七品官。关键是这些所谓的清望官几乎就是官员体系中的独立系统，而且有高有低的官员体系，构成了一个升官的“快车道”。某个官员一旦做了低品级的清望官，那么未来的升迁将会很快，而且很有希望升到三品以上的高官。因为三品以上的官，都属于清望官。如果不能在早期进入清望官，那你就在官员大部队里慢慢熬吧。
高宗虽然将他平级调动，实则将他放入到“重点培养考察对象”中了。有次在狄仁杰奏事之后，高宗跟他开玩笑说：“你可是搭上了权善才这条顺风船了啊。呵呵。”能被皇帝所欣赏，前程还会不远大吗？那自然是顺风顺水了。
狄仁杰确实没有辜负高宗，他非常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侍御史，也是负责审讯案件的，只不过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百官。可以说，御史就是官员中的“宪兵”，御史的别称就叫“宪衔”。在任职期间，狄仁杰很不客气地弹劾了高宗的两个宠臣、权臣。一是司农卿韦弘机，此人为高宗修了很多宫殿，都特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马屁没拍成，真够倒霉的。另外左司郎中王本立因为受宠，恃恩用事，也被狄仁杰毫不留情地揭露弹劾，而且狄仁杰对皇帝的说情也一点不买账，最终将他拉下了马。据说是“一时朝廷肃然”。小小的狄仁杰，硬是为朝廷整了一回风。当然，这绝对仰赖高宗的明白和宽容。
这时期的狄仁杰，给人的印象就是能力超强，判案如神，同时又铁面无私，这很像后来人们心目中的包公形象。这大概也是狄仁杰后来会成为“神探”的基础之一。
五、造福一方
狄仁杰在当时和后代的老百姓心目中，地位都十分崇高，好评如潮。因为他是真心爱护百姓，为百姓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事，而不是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
就是在中央任官的时候，他也不忘对基层百姓的关切。狄仁杰后来做过度支郎中，就是专门负责天下财政支出工作。有一次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在并州），以狄仁杰为“知顿使”——一路先行，为皇帝先行布置好中途食宿的官员。原本安排的路上有个“妒女祠”，这个妒女祠自然祀奉爱妒忌的女神了。据说只要有人穿着好衣服经过，肯定会有风雷之灾。这么神奇的民间传说，估计就是唐朝的时代产物——唐代妒忌的妇女最多也最厉害（有好事的唐人还写过《妒神颂》呢）。为了皇帝的安全，并州的地方长官就征发了数万人，准备另外开一条路。狄仁杰立刻制止说：“天子出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还怕一个区区妒女么？”唐高宗听闻后，赞叹说：“真大丈夫！”为民请命的，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大丈夫。狄仁杰为故乡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事实上，他是官做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无论哪里的老百姓，都是他爱护的子民。
垂拱元年（685）开始之后的十多年内，狄仁杰相当繁忙，不断地在中央和地方轮流任职；职位也是忽高忽低，高的时候做宰相，低的时候做县令。
685年，武则天刚好太后称制，积极筹备改朝换代，接着是称帝和巩固皇位。所以，这十多年时间内，*可谓波谲云诡，异常险恶，完全是一场政治大运动，社会大动荡。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狄仁杰的起起落落也就很好理解了。事实上，以狄仁杰的脾气个性，他本来很难顺利过关，但为什么他终于安然无恙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任职情况吧。从任职的时间上看，狄仁杰在中央的时间很短，而大多数时间都在地方。也就是说，狄仁杰其实大多数时间远离了政治旋涡中心。我认为，这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幸运，而是背后有一只手在调控着，那是武则天的手。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保护狄仁杰呢？
首先，武则天早就赏识狄仁杰。狄仁杰调任中央的时候，武则天已经是大唐的实际管理者，而他的那些精彩成绩，武则天显然都看在眼里。他的步步提升，固然是高宗赏识，但很难说不是武则天的认可。
其次，武则天很清楚，这个时期，她的工作重心是搞政治运动。等政权稳固了，工作重心必然要转移，要稳固武周政权，就需要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而狄仁杰这样能治理天下的高手，就可以拿出来重用了。
这个分析，也可以解释一个困惑。那就是既然武则天在最后几年，那么赏识和依赖狄仁杰，那早干吗去了呢？又不是头一天才认识。以武则天的识人之明，她肯定是早就心里有数。这个时期，武则天开始大规模使用白色恐怖。特别是酷吏政治，就集中在这段时间。而狄仁杰是个正人君子，刚直不阿。在这种屠刀横飞的时期，很难不误伤到他。她让狄仁杰在地方任职，一来可以躲开是非，二来也为天下百姓多做好事，稳固地方。武则天针对的只是那些官僚阶层，而民为邦本这点，她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从某种角度来说，她用狄仁杰，确实用到了要害之处。
我们来看看狄仁杰造福一方的经历吧。垂拱元年（685），狄仁杰出任宁州刺史。宁州在今甘肃宁县一带，当时为边疆地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抚和戎夏，人得欢心”。当地人特地为他立碑颂德。唐代有个制度，地方官如果政绩出色，老百姓可以立碑赞颂，这个碑叫“德政碑”。立碑可不是容易的事情，都需要中央严格考察后才批准。当然后期假冒伪劣的也多了。唐前期的立碑比较少，也都货真价实。狄仁杰一生在地方做官很多，这样的碑也遍布全国，在当时也是个罕见的现象。
第二年，他再次被巡察的钦差举荐，于是再回朝廷做冬官（工部）侍郎。但很快又被派出巡察地方。接着做过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在经历了一次危机之后，再贬为彭泽县令。
虽然狄仁杰一落千丈，被贬为七品县官，但他无暇自怨自艾。因为赴任当年，就遇到大旱无雨。狄仁杰立刻上奏疏，要求朝廷救灾，并免除租赋。而且他救的不止彭泽一县，还包括周边的八个县。朝廷很快答允，于是当地百姓得以渡过灾难。等狄仁杰离任后，彭泽百姓自发给他建造了“生祠”。活着的人能被立祠祭祀，那是罕见的荣誉。而且也要经过中央批准。
万岁通天元年（696），河北被契丹入侵，百姓惊扰，朝廷震动。武则天把彭泽令狄仁杰调为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驱赶百姓入城，缮修守具的做法，而是让百姓放归农田，安心生产，同时整顿军备。不久契丹退兵。而这年魏州因为没有错过农时，居然获得了大丰收，使老百姓避免了一次大灾难。当地百姓出于感恩也给他立了生祠。据说魏州百姓每个月初都要去生祠供祭，摆上酒肉。
有一次狄仁杰刚好去朝见武则天，居然面有醉色，武则天知道他是不喝酒的，就很奇怪。狄仁杰就说因为百姓祭祀才这样的。武则天派人去查验了之后，方才相信。这个故事很有趣，虽说是编造的，不过也生动地反映了老百姓对狄仁杰的衷心爱戴。
不久，狄仁杰再次升任幽州（今北京）都督，安抚战后余生的百姓，恢复生产。
在赴任之前，武则天特别赐予他一件龟带紫袍，而且武则天亲手（据说）在上面加了十二个金字：“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她终于要重用狄仁杰了。狄仁杰有了更好的平台，可以为天下所有百姓造福了。
六、移风易俗
狄仁杰在地方上，除了拯救百姓疾苦之外，也很注重移风易俗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最出名的是他在做“江南巡抚使”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件惊人的大事——大毁淫祠。
什么是“淫祠”？淫是不必要、多余的意思。所谓淫祠，就是官方不正式认可的祠庙。江南吴楚一带，因为风俗传统特别，有大量的祭祀祠庙，用以崇拜五花八门的人神和鬼怪。基本上都属于淫祠。
唐代笔记里记载过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江南有个驿吏，特别能干，把驿站的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新刺史上任时，他请刺史来检查工作。走到一道门前，挂着一个神像，说是“杜康”，原来这是酒库；又来到茶库前，也有神，说是“陆羽”；还有一个库是放酱肉腌菜的，门前也有个神像，说是“蔡伯喈”，刺史大笑，说这个神就不必了。
实际上这些祠庙的祭祀浪费是相当惊人的。在狄仁杰看来，鬼神并不能救民于水火，百姓徒然耗费钱财，有害无益。况且狄仁杰本人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奉行者。不久前，狄仁杰就完全不理会妒女祠的传说，为人民消除了一次无谓的徭役。所以，狄仁杰到了江南后，不惧各种阻力，下令将各种淫祠毁去，共计一千七百余所，如项羽、春申君、赵佗、马援等等，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祠，这在崇信鬼神的唐代，实属不易，足见狄仁杰见识超凡。
据说在毁项羽祠的时候，大家都畏惧不敢前，说入内者必死。狄仁杰大怒，当即写了一个通告——《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把项羽批评了一顿，责令：“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然后坚决拆毁。狄仁杰此举，比西门豹治邺还要猛。
狄仁杰的这个举动，影响非常大，在有识之士中树立了一个典范。唐代就有很多人模仿他，比如李德裕后来也在浙西做过一次大规模禁毁淫祠的活动，韩愈、柳宗元也有类似举动。赞赏他的自然更多，其中最热烈的是明末的王夫之，他甚至说此举“赫然与日月争光者也”（不过这太夸张了点）。当然，这个举动对普通百姓影响更大，这从后来民间盛传狄仁杰不怕鬼的故事可见一斑。有个故事讲狄仁杰去做宁州刺史的时候，刺史的住房是个凶宅，闹鬼，前面已经死了十几个刺史了。小吏让狄仁杰换个别的房子住，被他拒绝。结果好几个晚上都出现诡怪奇异的东西，狄仁杰大怒，破口大骂了一顿，结果很快出来一个人，请狄仁杰帮自己迁葬坟地云云。后来就再也没出现鬼了。这活脱脱是《聊斋志异》的一出场景。不光是狄仁杰不怕鬼，更有甚者，老百姓中还有妖怪怕狄仁杰的故事。说武三思有个家伎叫素娘，色艺双绝。武三思将她隆重推出，大宴群臣。不过狄仁杰有病没来。第二次再宴，狄仁杰来了。结果素娘推三阻四，不敢露脸。后来终于不得不吐露实情，声称自己是花月之妖，因为狄仁杰是“正人”，不敢相见。然后就化为香气消失了。是不是很眼熟？端的是《聊斋》故事。
甚至还有一个雷公向狄仁杰求助的故事：代州曾有一株大槐树，有次被雷劈裂开好几丈长的口子，居然将一个雷公夹在了中间，疼得他吼声如雷（雷公的吼声，自然是雷了）。当时狄仁杰刚好在代州，就带着一群宾客随从去观看。快到达时，众人都纷纷惊退，不敢向前。结果只有狄仁杰敢独自前行，靠近大树后问雷公这是怎么回事，雷公说：“因为我要赶跑树里的一个孽龙，但我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姿势不对，降落位置出错，所以被树夹住了，请你救救我。我一定重重地报答。”于是狄仁杰找来木匠把树锯开，雷公才得以解脱。此后，凡有吉凶祸福之事，他都预先向狄仁杰报告。
以上这几个故事，从鬼到妖怪，甚至到天神，或是怕狄仁杰，或是要狄仁杰帮忙，虽然流于奇谈怪论，但恰恰充分反映了老百姓心目中的狄仁杰，一身浩然正气，能够克制各种神怪。
因为这样的形象，所以后来狄仁杰居然也成了一方百姓的保护神，不断被人供祭——反对淫祠的狄仁杰自己竟也成了一个“淫祠”的主人！狄仁杰地下有知，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七、为民请命
狄仁杰心中装有老百姓，不是一句空话。他曾数次冒着危险，救下了很多老百姓的性命。
早在狄仁杰做御史的时候，就曾被派遣出使岐州，安抚当时岐州的逃亡兵士。狄仁杰到了当地，先释放了被抓的几十个人，并给他们粮食，遣返回乡。然后贴出告示，允许自首，既往不咎。效果很好。高宗很高兴，将他的这个做法推行天下，结果当时类似的很多逃亡者都纷纷回来了。可以说，狄仁杰这个宽大处理的安抚模式得到推广，实际上是拯救了很多人。
垂拱四年（688），唐朝宗室、豫州刺史李贞起兵反武则天，叛乱很快被平定，之后狄仁杰被任命为豫州刺史，处理后事。当时，受株连被捕获的有六七百人关在监狱中，家产被没收的有五千人。司刑使一个劲地逼促行刑。狄仁杰认为李贞及骨干分子都已经战败死亡，而这些人不过是被胁迫无奈参与的，于是冒着危险，上疏武则天，给这些人请命，表章中提到，他反复几次写了后撕毁，撕毁又写，非常矛盾。这说明他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很敏感，这个时期也正是白色恐怖盛行的时候。狄仁杰这么做，实际上是冒了很大危险的。他完全可以按部就班地执行命令。可他终于还是勇敢上书了。所谓“仁者必有勇”，狄仁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为流放。
这个结果，可以再次证明，武则天实际上是很关注狄仁杰的。事实上，几乎每次狄仁杰的奏章，都被许可。这应该可以视为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这六七百人最后被朝廷发配到丰州（今内蒙古五原一带）充军。当这些九死一生的流徒路过宁州时，宁州父老告诉他们：“是我狄使君救了你们的命呀！”于是双方一起到早先州民所立的“狄公德政碑”下痛哭。押解差役和宁州官吏也十分感动，允许宁州父老的请求，“设斋三日”，招待流徒。因此，后世将“狄公德政碑”又称为“梁公坠泪碑”，并在立碑处建“狄梁公庙”。后来，宋代的范仲淹在这里做官时，曾专门写了狄梁公的碑文，以记述狄仁杰的事迹。而多少年风吹雨打过去后，狄梁公庙至今还在。
流人被送走了，但前来平定叛乱的将士们却不容易被打发。将士们倚仗着有功，横行霸道，大肆勒索。此时率军的是宰相张光辅，他不加制止，反而予以纵容。豫州刚刚经历战争，府库空虚。狄仁杰没有理会，张光辅大怒，小小刺史竟敢藐视自己这个宰相兼元帅？狄仁杰针锋相对，毫不退让，说：“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意思是河南叛乱的不过是一个李贞罢了，而你纵容将士勒索，与李贞一样。还怒斥张光辅杀戮降卒，以邀战功，甚至说出“如我有尚方宝剑，我就一剑砍了你，我虽死如归”这样激愤的话语。要知道张光辅身居宰相，位高权重，眼下又手握重兵，新立大功，而且也心狠手辣，实在是个不可得罪的人物。可狄仁杰深深痛恨张光辅乱杀平民，以冒军功，显示忠诚（拿平民的头冒充敌人首级，在古代一些混蛋将领手里是常见现象）的可耻行为。狄仁杰性格刚烈，不畏权贵，这一番话，真是痛快淋漓，掷地有声。在他的凛然正气面前，张光辅居然也就偃旗息鼓，无言以对。
不过他怀恨在心，还朝后奏狄仁杰出言不逊。武则天暂时将狄仁杰贬到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可笑的是，一年之后，张光辅以不忠的罪名被处死，而狄仁杰则被调任洛州司马，其实是调回中央（因为武则天是以东京洛阳为她的统治中心的）。
但这次回去，狄仁杰遇到了一次生死劫难。
八、斗智斗勇
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改朝换代，正式称帝。
天授二年（691）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宰相生涯。两人经历，再次契合。
武则天起用狄仁杰，实在是因为朝中无人。就在天授元年、二年的这两年，被杀的宰相有七个，还有一个被流放。虽然还有武承嗣、武攸宁等做宰相，不过他们都是政治可靠，能力平庸。狄仁杰是拉来干活的。
但是这一时期气氛非常紧张，酷吏政治正是高潮阶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罗织罪名，株连成风，成片打击。以来俊臣为首的一批酷吏无恶不作、不择手段、胆大包天、凶残无比。他们要打击谁，几乎没有逻辑可言，因为他们只要杀人，就是立功。杀的越是高官，功劳就越大。所以，身为宰相却又刚正不阿的狄仁杰在劫难逃。
狄仁杰九月入相，来年三月，来俊臣就告发了一个大案——包括三个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在内的七个高官谋反。眨眼间，这些高官统统被捕入狱。
这不是一般的监狱，叫“诏狱”，意思是为皇帝特诏办理的案件而设置的监狱。实际上，诏狱纯粹是酷吏用来折磨人的行刑场。当时号称，“入此狱者，非死不能出”。可以说，狄仁杰遭遇到了空前的危险。
被捕之后，来俊臣诱骗他们说，只要老实坦白，可以从宽免死。但大家都知道这是鬼话，然而狄仁杰出乎意料干干脆脆地承认自己谋反：“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很高兴，于是放松了警惕，将他关在牢里，就等皇帝复核之后行刑。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智商，聪明如狄仁杰，会那么傻，自寻死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狄仁杰要了纸砚，偷偷拆了被头的帛布，写好了一个诉冤书，然后放到棉衣里头封好。之后对看守人员说，天热了，让家里人来拿回棉衣。看守人员也不仔细查看。结果这份诉冤帛书，就顺利地被狄仁杰儿子狄光远送到了武则天面前。武则天立刻召见了他，问他为什么先前承认谋反？狄仁杰回答，如果不承认，早就死在酷刑之下了！于是武则天下令释放了他，同案的七人也都出狱了。
狄仁杰这次被诬陷，居然能够全身而退，实在是个奇迹，不能不说他的聪明灵活、见机行事，远在普通人之上。武则天时候还有一个宰相魏元忠，也曾受诬陷入狱，他一开始死硬，结果备受折磨，体无完肤，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谋反。当时人都说魏元忠和狄仁杰差距太大了。
当然，狄仁杰绝对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是非常坚决的。就在这次关押的过程中，酷吏看狄仁杰这么快就认罪，自以为得计，就想利用狄仁杰来株连陷害别人，于是派了判官王德寿来劝说，希望他能牵连尚书杨执柔，作证他也参与了谋反。狄仁杰问，怎么作证呢？王德寿很高兴，就说：你在春官（礼部）任职的时候，杨执柔也刚好在同部门做员外郎，你就说在这个时候搭上线的。没想到狄仁杰大喊道：“皇天后土，遣仁杰行此事！”然后一头撞向柱子，血流满面。王德寿吓得跑了，不敢再胁迫。
这就是狄仁杰，善于保护自己，也勇于保护他人。
后来，武承嗣曾多次奏请诛杀狄仁杰，都被武则天断然拒绝。事实上，狄仁杰是很受武则天赏识的，即使这次狄仁杰没有自救，相信武则天也不会置他于死地，因为将来她还要大用他呢。
九、定策国老
终于，在神功元年（697）十月，狄仁杰被召回朝中，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第二次成为宰相，成为辅佐武则天治理天下的左右手。此时，他六十七岁。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宠信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直呼其名。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的时候，常不让他跪拜。考虑到狄仁杰已年老体衰，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格外伤心，她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这是因为朝堂中再也没有这样的顶梁柱了啊。
武则天对狄仁杰的信任，还体现在对狄仁杰格外宽容上。狄仁杰的性格是张扬激烈的，他经常会面折廷争，公开直接反对武则天的做法，而武则天则“每屈意从之”。
比如武则天是佞佛之人，狄仁杰就屡次劝谏。久视元年（700）夏天，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武则天答应了。狄仁杰跪于马前拦奏道：“佛，是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武则天为此中道而还。秋天，武则天又想造大佛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狄仁杰再次力谏，武则天也接受了，罢其役。
武则天晚年，最宠爱的是二张，甚至太子、公主这些人都靠边了。但狄仁杰居然敢公开羞辱张昌宗。有一次，南海献“集翠裘”——大概是用很多绿色的羽毛织缀而成的，非常华贵而美丽，武则天就赐给了张昌宗。刚好狄仁杰入宫奏事。武则天让他们两个一起玩双陆的游戏。狄仁杰就说，要赌一把，而且提出，所赌之物就是两人身穿的衣服。武则天笑说，“你不知道，此裘价超千金。你的紫袍价格不能比啊。”狄仁杰站起来说：“我这个是大臣朝见奏对时穿的衣服；而张昌宗的那件，不过是嬖幸宠遇之人所穿的衣服，用它来换我的紫袍，我还觉得亏了呢。”张昌宗一下子情绪沮丧，心神不定，连输数局。狄仁杰二话不说，上前就扒下裘服，拜恩而出。出了朝门，狄仁杰立刻把衣服丢给家奴，让他穿上，然后打马，扬长而去。
以当时武则天对张昌宗的宠爱，狄仁杰竟敢如此行为，可真是异事啊。如果此事真实，那么可以说明，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宠信，那是到顶了。
基于这样的特殊地位，狄仁杰在尽心竭力治理天下之外，还倾力做了一件顶要紧的事——促成李显继任太子。
武则天临近晚年了，继承人问题已经无可回避。这可能是武则天面对的最大困境。她的选择只有两个——儿子或侄子。从武周这个朝代的角度来说，她应该让武姓人继位；而从个人角度来说，儿子总是比侄子要亲得多。
武则天的困境就是，虽然她个人战胜了时代，成为皇帝，但她战胜不了历史和传统，她不可能把父系改为母系。虽然李显、李旦曾经改姓武，但终究改变不了整个世界到底是男性世界这个事实。这是武则天的深刻悲哀，她，无力回天，她可以改变女人不能做皇帝的规则，却不可能将整个文化都倒转过来。
狄仁杰是主张立李显的，在推动李显继任的过程中，他不仅跟武则天讲道理，而且常打心理战。狄仁杰曾经给武则天指出：“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让儿子继位，起码以后祭祀中是少不了武则天这份的。而从来没听说过姑姑会被放到宗庙里面祭祀。又据笔记记载，有次武则天说：“我昨夜几次梦见跟人玩双陆，都不能取胜，这是什么意思？”狄仁杰一语双关地答道：“双陆不胜，必定是宫中无子。”他展开了“梦的解析”：“这是上天垂意，暗示陛下，久虚储位必定生变啊。”又有一次，武则天说：我梦到一只羽毛丰丽但两翅俱折的鹦鹉，这又说明什么呢？狄仁杰继续客串解梦大师：“武是陛下的姓，这只鹦鹉就是陛下。摧折的两翼就是陛下的两位爱子。如果陛下起用两位皇子，那就会双翼复振了。”
实际上，当时的很多大臣都或多或少地向武则天建议，重立李显为太子。李显的支持率明显要高，在这种情形下，武则天终于顺从了历史传统，于圣历元年（698）把李显从庐陵接回来，九月，重新立为太子。同时，让太子做河北道大元帅，率军攻打突厥。有意思的是，他的副手、行军元帅，就是狄仁杰。而就在前一年，狄仁杰被重任为宰相。这个事实，说明了在李显重当太子这个事件上，狄仁杰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后来李显做了皇帝后，特别追封狄仁杰为司空。可见他是很感恩狄仁杰的帮忙。另外，唐人还写过一本《狄梁公传》，又叫《狄梁公立庐陵王传》。可见唐人把李显重立太子的功劳基本算在了狄仁杰头上。
这个事情往往被解读为狄仁杰忠于李氏唐室，忠于李显。但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
李显能胜出，深层因素是民心支持。武家人对天下基本没什么贡献，而李家毕竟淹有天下多年，特别还有唐太宗这样的超级英主，深入民心。可以想见，即使真的让武承嗣继位，一旦武则天去世，他肯定镇不住。往好了说，也难免血溅宫廷，往坏了说，那就是天下大乱。相比较而言，李显继位，名正言顺，不会有什么大矛盾存在。
中国古代，政治的稳定，是最大的稳定。而皇位的顺利继承，又是最大的政治稳定。狄仁杰是正直而又成熟的政治家，正是看到了这个事情的至关重要，所以利用特别被宠信的有利条件，促成了武则天任命李显做太子的最终选择。他选择了支持李显，其实是选择了和平过渡。与其说狄仁杰忠于李唐王朝，不如说狄仁杰忠于天下百姓的安宁。
这是狄仁杰对唐朝，对百姓所做的最大贡献。狄仁杰是武则天的定策国老，也称得上是中宗李显的定策国老。
十、知人善任
狄仁杰在任宰相期间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推荐和提拔了大量人才。
狄仁杰选拔人才是不拘一格的。有一次，武则天让宰相各举荐一个人来做尚书郎。就是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的郎中、员外郎这些官职，相当于今天国务院内各司司长，地位很重要。狄仁杰推荐的，是自己的儿子狄光嗣。后来狄光嗣果然当上了地官员外郎（户部司的副长官），非常称职。武则天很高兴：“你就像古代祁奚一样，能举自己儿子为官。”这件事情说明狄仁杰是个典型的务实主义者，不玩虚的，同时也不畏惧别人的说三道四，襟怀坦荡。其实这也是武则天的重要特点。他俩在这点上是很合拍的，可谓君臣相得。
狄仁杰也能冒着风险举荐人才。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来兵败来降，有关部门主张处斩。狄仁杰却别具慧眼，认为李楷固是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一定能感恩效节。这个提议也被武则天接受了，授以官爵，委派他专征契丹。果然，李楷固大败契丹余众，得胜而归。武则天为此设宴庆功，宴会上，武则天举杯对狄仁杰说：“公之功也。”
因为狄仁杰知人善任，而武则天也充分信任他，所以在短短几年之内，他推荐的人遍布朝野。因为他为国举贤，并无私心，而且所推荐的确实都是人才，所以很多人后来一直任职到玄宗朝，都位登台阁，成为朝廷精英。
狄仁杰推荐人才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一次，武则天让他举荐一名将相之才，他推举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又让狄仁杰举荐将相之才，狄仁杰曰：“前荐张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答已经将他提升了。狄仁杰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于是张柬之再被提拔为秋官侍郎（刑部副长官），很快就当上了宰相。
也就是这个张柬之，在后来武则天病重的时候，联合了桓彦范、崔玄、袁恕己、敬晖等人，发动了宫廷政变，将李显推上皇位，完成了所谓的“唐室中兴”。但是，后人一般都将这份“匡复唐室”的功劳算在狄仁杰头上。
根据之一是所谓的狄仁杰“临终遗言”，据说狄仁杰在临死之前，曾召集了这五个人，给他们下达了一个政治遗嘱，让他们先下手为强。
根据之二，是这五人据说都是被狄仁杰精心挑选提拔起来的。联系到狄仁杰极力推动李显重当太子的事实，这个说法似乎很合理。事实上，狄仁杰在唐代和后代得到很高的评价和地位，就是因为这所谓的“匡复唐室”，这是政治功劳，在皇帝和史官眼里，比那种关心百姓的功劳大得多了。
但这是一个误解。如果以这种解释看，那么狄仁杰必定是个政治高手，甚至可以说是个极高明的阴谋家。而且，他显然视武则天为敌人，而对唐室无比忠心，不惜冒险设下一个大局，最终推翻了武则天。可是仔细推敲起来，这并不能令人信服。
先看那政变的五人，并没有证据表明都是狄仁杰提拔的。事实上，就以崔玄为例，他是武则天亲手提拔的，和狄仁杰没关系。在政变那一刻，这些人跑到武则天的榻前逼宫，武则天曾特别生气，对崔玄说，别人都罢了，你可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怎么也反叛我？这点就可以说明，狄仁杰精心布局的说法靠不住。至于那个所谓的政治遗言，司马光在《通鉴考异》有辨证，认为完全是编造的。我认为司马光所言是实。
再来看看狄仁杰这人。从能力上说，他一生基本上是做地方官，行政方面很有经验，判案更是高手，但是政治方面未必就精通。事实上，在武则天这样的政治天才面前，他似乎没什么机会玩手腕，更别说是牵涉这么大的一个布局了。
从性格上说，狄仁杰这人虽然聪明，但他刚烈外露，胸怀坦荡。有人就说他“倜傥不羁”。这种性格绝对不适合阴谋诡谲之道。
再从情感上来说，武则天对狄仁杰起码有知遇之恩，待之以国士，狄仁杰也没有理由内心仇视武则天。
总之，狄仁杰虽然推动了李显复位太子，但把最后的政变算在他头上，不仅是个错误，实际上也是个侮辱。
玄宗朝名臣姚崇，其实也是武则天一手提拔的。当最后政变成功的时刻，大家都在庆祝，只有姚崇哭了起来，别人很惊讶，他却回答说：“事奉则天皇帝这么久了，突然离开她，内心难过，实在控制不住啊！”
如果狄仁杰还在，他可能也会一样痛哭吧？
十一、东方神探
今天很多人得知狄仁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把他当做“神探”。这有一定的基础。一、他确实断案如神，在地方，在中央各部门长期做法律工作；二、他爱民如子，也得到老百姓极大的爱戴，是人们心中的青天大老爷；三、他性格刚强，不畏权贵，甚至也不畏鬼神；四、他既有智慧，又善于灵活应变。另外，狄仁杰的民间传说也很多。这些，都是“神探”出现的理由。
当然，“神探”的形象，还是需要经过文学创作的，否则不会这么深入人心。狄仁杰其实并不总是板着脸的，相反，他挺爱开玩笑，喜欢嘲笑人。有次他和同事卢献斗嘴，说：“你配上马，就是驴。”马+卢=驴。卢献反唇相讥：“我一刀把你砍两半，就是两只犬。”狄仁杰笑说：“不对不对，狄字是犬旁一个火。不是两个犬。”卢献回答：“犬边有火，那就是一只煮熟的狗。”这跟小孩嬉闹没啥区别。这么可爱的性格，人们很难不喜欢。喜欢他，就爱把各种故事编在他身上。这大概也是他会成为“神探”的理由之一吧？
清初的时候，已经有一本《武则天四大奇案》小说风行一时，其主人公就是狄仁杰。虽然也有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但基本内容是编出来的一个个破案故事。后来有所谓四大公案小说，即《狄公案》（狄仁杰）、《包公案》（包拯）、《海公案》（海瑞）、《施公案》（施仕纶），都是侦探小说，影响很大。
这里面，包公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不过走出国门，名满全球的，还是狄仁杰。这得归功于一个荷兰人，叫高罗佩。
高罗佩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首先是职业外交官。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精通十五种文字，除了母语外，最好的是汉语。中国的棋琴书画，也是样样在行。甚至他的老婆水永芳也是个中国人。足见他对中国文化的衷心爱好。
并且，他还想把中国文化传播到外国去，于是着手翻译《狄公案》——因为西方人特别喜欢侦探小说，这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切入点。结果翻着翻着，他感觉故事性太差，于是干脆自己来编写，这下一发不可收，一口气写了十七部，英文名字是Judge Dee，直译为《狄法官》。小说在西方引起了轰动，狄仁杰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被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后来，高罗佩曾将其中一部翻译成了中文，全书前加了楔子一首：“运转鸿钧包万有，日星河岳胎鲜。人间万物本天然，恢恢天网密，报应总无偏；在位古称民父母，才华万口争传。古今多少圣和贤，稽天行大道，为世雪奇冤。”狄仁杰如果英魂有知，想来也当作哈哈一笑。
有趣的是，高罗佩还为这部小说画了一套有中国绣像风格的线描插图。因为画这套插图，他开始研究中国的民间绘画，从此不断深入，后来又出版了两本学术著作——《中国房内考》（有关房中术的研究）和《秘戏图考》（即古代春宫画的研究）。这两部书被称为中国性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也代表着高罗佩的最高成就。是佳话，也是传奇啊。
今天，高罗佩的狄仁杰也走上了电视屏幕，为更多中国人所熟悉和喜爱。这段缘分，可谓是古今中外大融合了。
一、渔阳鼙鼓动地来
大唐天宝十五年（756）十月，冬天到了。和往年一样，皇上照例早早地去了骊山华清宫——那是他的东宫。皇帝一向认为泡在温泉里面度过寒冷的冬天，是个非常美好的享受。而这个习惯，从开元二十五年（737）开始，已经持续了十九年，雷打不动，从来没有改变过。
皇上泡在温泉里，突然觉得要谢谢李林甫，虽然他很早就喜欢上了这种休闲方式，但事情总是太多，而他也总是太忙。李林甫做上宰相后，自己轻松了很多。嗯，李林甫的继位者杨国忠也做得不错，没让自己操太多的心。想到这里，皇上搂紧了身边的杨贵妃。不过，安禄山这厮，似乎有点不对劲。不过转念一想，自己也上了年纪，犯不着这么操心了，就算他有什么想法，估计也不敢挑战朕的权威吧？现在也应该放心地花足够的时间来泡温泉。
舒适地泡在温泉里面的大唐天子李隆基也许不知道，此时，在帝国东北角，范阳节度使的驻扎地幽州，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一幅秘密的军事地图正在紧张的绘制之中，在这张地图上，标明了从范阳至洛阳沿线的山川形势、关塞要冲。很明显，这是一张军事地图。
十一月六日，安禄山手下的大将们被召集参加宴会。从八月份开始，幽州城内经常举行各种宴会，款待所有的将士，食物好得就和打仗时期一样。酒很美，肉很大块。不过今天这次宴会有所不同，在酒酣耳热的时候，安禄山让人给每个将领发了一张地图，一张从范阳到洛阳的地图。还有，很多的金帛。空气中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氛。
又过了一天，十一月八日，一匹快马闯进了幽州，奏事官胡逸从长安回来了。安禄山立刻再次召集所有将领，这次他给大家看的是一个诏书，他说：“皇帝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立刻从军！”虽然对于诏书的真实性，大家都很怀疑，但谁也没有说什么。于是，十五万的大军，连夜发动起来了。一切都被搅动起来了，躁动不安已经变成了狂热，整个城市灯火如昼，人喊马嘶。
十一月十日的凌晨，城南，大旗猎猎，安禄山站在旗下，“庄严”誓师。随着他一挥手，指向遥远的西南方向，大军如铁流一般，滚滚而去，烟尘千里，鼓噪震地。
安禄山的庞大身躯，站在一辆车上，这是一辆铁车。虽然他的眼睛很坏了，坏得几乎快看不到什么了，但他依然努力地昂首向前。他知道，在遥远的前方，那是一个怎样的花团锦簇的大唐江山啊。他在心里喊着，这是我的，这都是我的！
这是注定要深深刻在历史上的一个凌晨。安禄山造反了！
太阳依然会升起，但照耀的将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二、名字和家世
安禄山，这其实不是个汉名，而类似于今天的译名。据说“禄山”是从他的小名“扎荦山”转过来的。
有人说，扎荦山的意思是突厥的战斗神。安禄山的母亲是个突厥女巫，因为多年不生育，便去祈祷“扎荦山神”，后来怀上了安禄山，于是给他取名为“扎荦山”。这个说法在历史上广为流传，但仔细分析起来，这是挺奇怪的事情——战神还管生孩子么？这似乎不太合理吧。当然，如果硬说突厥人就有这样的信仰，那就说不准了。不过，现代学者对此有更合理的解释：“禄山”是有宗教含义，但并不是战神的意思，而是光明的含义。
首先在敦煌文书里面，人们发现有很多来自西方的粟特商人，他们的名字里面也有“禄山”，如史禄山、米禄山等等。据语源学的考察，这个“禄山”的意思，源出波斯语，是“光”、“明”之意。其次，禄山这个词并非突厥人所有，而是和粟特人信仰波斯的祆教（祆，音xiān，与另外一个字yāo不同）有关。祆教来自波斯，是一个崇拜光明之神的宗教。显然，“禄山”作为“光明”的含义，明显就是一个带有祆教的宗教教义内涵的词汇，确切含义应该是“保护光明”之类。这种取名方式，相当于今日西方人叫“保罗”、“玛丽亚”等名字。
实际上，“安禄山”这个名字，后来在安禄山酝酿造反的时候，对于参与叛乱的胡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安禄山利用自己的名字，进一步把“禄山”升格成了“光明之神”。他常常坐在高台上召见粟特商人等，还要弄些烟气缭绕，望之俨然，使得这些人生出些神秘崇拜来，于是敬仰膜拜。因此史料将“禄山”理解为“战斗之神”，应该是个误解，但这也反映出安禄山这个名字所带有的“宗教神化”色彩。
这个名字，揭示了安禄山的种族和信仰的背景。安禄山是“杂胡”，有学者认为，这个“杂胡”是特别指位于中亚一带的粟特族，或者按中国传统，称“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安禄山的父亲很可能是来自西域的一个粟特商人，据说是姓康。实际上，粟特人是专业做国际贸易的商业民族，在东西方之间，万里奔波。而他们最东端的一站，则是靠近海边的辽东营州（今辽宁朝阳）。
安禄山的父亲，一个粟特商人，在万里奔波后，在营州找到了他的国际爱情——一个突厥族的女巫。在长安三年（703）的正月初一日，他们的孩子诞生了。很可能是信奉祆教的父亲给孩子取了“禄山”这个名字。那么当时这个孩子应该叫康禄山。
康禄山怎么变成安禄山的呢？原来，安禄山小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改嫁，嫁给了一个叫安延偃的将军——有趣的是，后来安禄山官做大了，可以给父亲封官加爵的时候，荣耀都加在安延偃身上。这人算捡了个大便宜。
不过一开始，他并没有改姓安，直到开元初年，当时，安氏部族破散，康禄山才十来岁，他和几个安氏兄弟一起逃出了突厥。患难之中，他们结为兄弟——按汉人的习惯，他们本来就该是名义上的兄弟。这个所谓结为兄弟，反而更像是患难定交。自此之后，康禄山正式变成了安禄山。
这些安氏兄弟里面，除了安禄山外，最出名的是安思顺。因为后来安思顺和安禄山一样，成为大唐的边疆大将，官封节度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人的关系似乎变坏了——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事情，再次上演。而且安思顺还曾经向玄宗密报说安禄山必反。开始的时候，唐玄宗没有听他的。而到了安禄山真的造反后，唐玄宗还是将安思顺砍了脑袋——因为他已经对蕃将彻底失去了信任感。安思顺这个兄弟，也算当得冤枉。
也许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孩子出生前一天，也就是大年三十那天，同乡里有一个叫史窣（sū）干的孩子也呱呱坠地了。这个孩子后来改名为史思明。史思明这个名字很有点讲究，首先含义深刻，出自儒家经典《论语》：“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其实，这个名字是大唐皇帝李隆基赐给他的。天宝元年，史窣干被派去向李隆基报告工作，皇帝不仅赐座，还很亲切地跟他拉起了家常，问他多大了？回答说四十了。皇帝说，还很年轻啊，前程远大啊！大概觉得他这个名字不够文雅，于是赐名史思明。
我颇怀疑“窣干”两字也与“光明”有关，与“禄山”类似。“史思明”既有原来名字的含义，又结合了中国文化传统，可谓神来之笔。从这点看，李隆基还是很有点才气的。也难怪他敢注解儒家经典《孝经》呢。
虽然有的资料说史思明是突厥人，但从“史”这个姓氏看，他应该也是粟特人的后代，也是“杂胡”。而且估计很可能也是跨种族的爱情结晶。相似的出生背景和相同的乡里，安禄山和史思明就这样从小一起长大，是发小。后来又成了战友。实际上，史思明几乎是另外一个安禄山，他们的身份背景、人生经历，乃至死亡，都如出一辙。两人唯一不像的地方，是他们的身材。安禄山是个超级大胖子，体重三百多斤；而史思明则是“姿癯露”，意思是身材极瘦。一胖一瘦都是非常突出，倒是一对天生的丑角搭档，可以讲相声了。
营州这个地方，注定是个风云汇聚之地。营州，今天的辽东朝阳，山海关外。营州的西北是奚，北边是契丹，稍远一点是突厥，东北是渤海，东边是高丽、新罗。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此地混杂着各色人等，是个实实在在的民族大熔炉。
这里，不仅出了安禄山、史思明，还出了一大堆后来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当然，大多是安、史部下。但是，他们的敌手中，也有不少是营州人，比如大名鼎鼎的李光弼，还有后来围邺城的九节度之一王思礼。
安史之乱，夸张点说，几乎就是一次营州人的内战。
三、安禄山的第一份工作和营州
营州是安禄山的老家，也是他成长、发家的地方。可以说，营州见证了安禄山的前半生。
安禄山的第一个职业，就和营州密切相关。开元初年，安禄山逃出部族，虽然才十多岁，但他不得不从此开始“闯荡江湖”了。那么，“闯荡江湖”的安禄山都干过些什么活儿呢？
在从军之前，我们只知道他做过“互市牙郎”。
所谓的互市，就是设在边境上的外贸市场。唐朝时候做生意都需要在市场中进行，当然这里是大宗的批发贸易，类似于今天的小商品市场。而“牙郎”，则是中间人的意思。这个中间人很必要，首先是充当语言翻译，既然是“外贸”，那就要和不同民族的人沟通，翻译就变得很要紧。据说安禄山会六蕃语，就是六种民族的语言。甚至有说通九种的。其次，每次贸易都要订合同，需要有个中间人作保，还要到政府部门“公证”，同时还要交税。安禄山就是这个中间人。拿今天的话来说，安禄山相当于是国营外贸公司的一个员工。
安禄山很可能在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干“牙郎”。因为正是这一年，开元五年（717），他的老家营州，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和机会。
在开元五年的前一年，东北的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唐朝在东北的两个对手——契丹和奚（这两个部族，在唐代合称为“两蕃”），都投降了唐朝。而在此之前长期“沦陷”于契丹之手的营州，自然也就重新回归唐朝。
当初营州的失陷，对武功辉煌的大唐皇朝来说，是颇为难堪的一件事情。从唐太宗开始，大唐就着力进攻东北；高宗时候灭高丽，建立了“安东都护府”，唐朝在东北势力达到了顶点。但是之后唐朝在东北势力就开始不断衰退，不仅鸭绿江以南被新罗占据，就连辽河流域也被新兴的契丹、奚这“两蕃”不断蚕食。武则天在位时，更是被打得落花流水，营州也丢了。契丹骑兵甚至一度威胁到了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不由让人想起了明朝末年和清军的对抗情形。
事实上，拿明、清对抗形势来对比当时情形，还真的颇多类似之处。尤其是唐朝的防线上，和明朝很类似。明朝当时的防线分两部分，山海关是前敌总部，大帅坐镇，而宁远则是前线尖刀，两者互相呼应。唐朝的防线中，幽州相当于山海关，是唐朝统管东北方向的总部，而与宁远地位相对应的则是营州。可以说，营州是唐朝控制辽河流域地区的一个枢纽，是辖控契丹、奚等部族的一颗钉子。其战略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营州在开元五年回到唐朝手里后，唐玄宗排除众议，立刻展开了一系列部署——重新修建了营州城；将以前逃亡的人口都召回来，同时开辟屯田；另外，还大力招商开店，努力发展经济。不久，再次恢复了营州都督的建制，并兼平卢军使，管内州县镇戍皆如其旧。这些部署，涉及军事、经济、行政，多管齐下，促进了营州的全面恢复。李隆基这是要把营州这颗钉子永远钉在辽河流域。大唐新皇帝的勃勃进取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很快，营州就展示出一个国际边贸城市的繁荣景象——“仓廪充实，市邑浸繁”。这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做“互市牙郎”的大背景。
安禄山做互市牙郎的时间，可能并不是很长。不过这段经历对他性格的养成，却有着巨大的作用。后来安禄山被评价为“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心狠手辣，诡计多端，善于揣摩人情，这应该是他“闯荡江湖”历练的结果。这种在江湖上摸爬滚打上来的经验，可是混迹政坛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啊。
后来安禄山进入高层，面对的那些将相王侯，虽然一个个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毕竟还是“文明人”，和这个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无赖相比，总是差了一点点。就因为这一点点，让安禄山一路顺风顺水地向上爬升，最终成就了他的大阴谋。就像韦小宝从丽春院到了皇宫，一路混得滋润无比。
四、投身军戎
互市牙郎，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得枭雄的。安禄山传奇的真正开端，当然还得从他投身军营开始。
那么，安禄山是怎么从军的呢？有个有趣的传说：安禄山还是个混混的时候，有次去偷羊，结果被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下令乱棒打死。安禄山急了，大喊：“大人你不想灭掉两蕃吗？为何要打杀禄山！”张守珪一听，口出狂言啊；再一看，好家伙，又肥又白的一条大汉，很是壮观啊。安禄山的这番话，着实是“善揣人情”，说到他的心坎上了。于是张守珪就释放了他，并让他跟着自己干。
但这个故事肯定是编造的，不能当真。首先，这个桥段太古老，被重复过太多了；其次，此事不合情理。偷只羊就被杀？还要节度使亲自监督执行？不可思议。《资治通鉴》就完全没采纳这个段子。另外一个明显的漏洞是，张守珪到幽州当节度使乃是开元二十一年（733），而张守珪刚来幽州不久，宰相张九龄就在一份下达给他的圣旨中提到了安禄山的名字，并提到“禄山义勇，武艺绝人，谋帅得贤，裨将复尔”。意思是安禄山勇猛过人，作为节帅的张守珪则很有谋略，将帅相得益彰。可见，此时安禄山已经是个将领了，而且有了一定地位。
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想，安禄山从军，当是开元二十一年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根据各种资料推断，这个时间当是在开元八年（720）。
不过之所以产生上面这个故事，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安禄山在造反之后，有个很坚决抵抗他的硬骨头，叫颜杲卿，这人在被捕之后，曾大骂安禄山说：“你本来不过是营州的一个牧羊羯奴耳！”安禄山一听，暴跳如雷，将颜杲卿捆在中桥街头从西第二根柱上，用刀将他的身体一节一节地割掉。安禄山如此恼怒，也许正是因为颜杲卿揭了他的老底。可能他小时候真的牧过羊。既然会牧羊，自然也会偷羊。安禄山敢于窃国，偷羊简直就是太小菜了。这样的推理也算合理合情。
开元之初，虽然唐玄宗非常希望营州成为唐朝往东北进一步进取的前站，但事情的结果并未能如愿。实际上，辽河流域的契丹、奚，在这块土地上，最大努力地在扮演着主人的角色。就在开元八年，契丹再次造反，进攻唐朝，并再次占取了营州。对此，唐玄宗非常生气，他亲自从长安调派了两万军队，不远千里，奔赴前线，要将契丹打个粉碎。但非常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这支两万多威武之师在行军途中遇到了灭顶之灾——他们在渑池县安营扎寨的时候，突遇山洪暴发，一夜之间全军覆灭。让人无比惊讶。
无奈，唐玄宗只好另找对策。他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军队构成方式：下令直接在幽州本地招募，这些人称“健儿”，这是一种新型的职业兵。他们不交租税，并可以获得一份工资。这是与唐朝原有的兵民合一性质的“府兵”截然不同的新制度。这批军队一共有两万，不仅满足了当时的战役需要，而且事后，这批军队也变成常驻边疆的职业化军队。这种隶属于节度使的边兵，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央开始脱离了密切联系，因而对于中央的忠诚度也就开始下降。这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患的种子，这也是唐后期藩镇割据之所以长期顽强存在的关键因素。
正是在开元八年这次幽州招募健儿的时候，安禄山、史思明正式投身军中。这一年，他们都是年方十八。
值得注意的是，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幽州职业军人的第一批人物，属于*级别的。他们与广大军人将士的密切关系，恐怕不是一般将领可以企及的。可以想象，这种在战斗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密切关系，在幽州军人的心目中，肯定是远远超过对于远在天边的皇帝的忠心的。
这，就是安禄山后来能造反的根基所在。
五、大难不死（1）
自开元八年开始，唐朝和契丹、奚两蕃之间，不断冲突，处于一种胶着状态。有时候，唐朝甚至还采取过比较委曲的和亲招数，来安抚两蕃。
为什么以唐朝之鼎盛，却难以奈何契丹和奚两个小小部族呢？这是因为大唐西部出现了一个过分强大的吐蕃，首都设在长安的唐朝，自然要全力以赴对付这个眼下的对手。相对而言，远在东北的两蕃，玄宗只能更多地依赖地方本土力量，而无法从中央给予全力支持。至少像武则天时候，动不动来个二三十万军队是绝无可能的。
当然，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出现一个杰出将领，比如李靖这样的名将，可以用一支精兵，一举荡平小小的两蕃。于是玄宗一直走马换将，最后终于在开元二十一年的时候，他把张守珪派去东北。张守珪在此之前一直在西北作战，战功赫赫，富有经验。
唐玄宗寄希望于张守珪，张守珪则寄希望于幽州本地将士。而在幽州本土将士中，安禄山是个佼佼者。
安禄山对这一带山川地理非常熟悉，他充分利用了本地人熟悉地理人情的特长。所以安禄山曾经做过“捉生将”——相当于特种兵队长，经常率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动不动就能抓回几十个契丹人来。
从这个情况来看，安禄山当时以干“特工”为主，这需要胆量，也需要灵活机变的能力。而这正是安禄山的长处。在不大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安禄山这种“特种部队”类型的攻击未尝不是一个可取之道。起码有战绩可以上报。所以，张守珪一到幽州，就大力提拔安禄山。安禄山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圣旨中。
安禄山一方面屡次建功，另一方面，他也善于拍张守珪的马屁，所以很得张守珪的欢心，甚至被张守珪认作养子。据说安禄山当时就挺肥胖的，而张守珪不大喜欢这点。于是安禄山甚至连饭都不敢吃饱。安禄山玩减肥，显然是要讨好张守珪了。不过这也很能说明安禄山此人能“忍”，够狠。
得到张守珪的欢心，自然官就升得快，到开元二十四年（736）的时候，安禄山已经做到了“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左骁卫将军可是个从三品的武官呢，地位已经很高了。张守珪也不过是正三品的官位。可见安禄山已经在幽州取得了足够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平卢军就是驻扎在营州的军队。后来，安禄山做的第一个节度使，就是平卢节度使，也正是在自己的老家。
不过也就是在这一年，安禄山遇到了人生最大一次劫难。所幸是有惊无险。
安禄山遇到的这次劫难，来自他军事上的失败——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恃勇轻进，结果大败。安禄山可能当“特种兵”有经验，但缺乏真正指挥大军作战的军事素养。实际上，从安禄山后来的指挥能力来看，他确实不算一个真正具备战略天分的军事家。应该说，他在政治上的天赋显然要超过军事天赋。
麻烦的是，这次战败的损失相当严重。从当时宰相张九龄给张守珪的信件中屡次提及此事可看出，当时中央对此很关注。张九龄还特地写信给平卢军的将士进行慰问和鼓励，显然，这次战败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以至于中央朝廷要加强思想工作。
军事的失败，自然要有人承担责任。按照军法，作为直接指挥者的安禄山自然难辞其咎。但是作为安禄山直接上级的张守珪却下不去手。史书上说张守珪玩了一招——将安禄山直接捆缚到长安去，“请斩之”。
五、大难不死（2）
一方面，张守珪“铁面无私”，依法要斩安禄山；另一方面，他又不自己动手，直接将安禄山送到皇帝和宰相面前，让他们来拍板——实际上，他是有八成把握，赌李隆基不会下杀手。这样，他既摆脱了责任，又保住了爱将。
不过，这一招也是险中求胜，他可是还有二成的没把握，这主要来自宰相张九龄。张九龄基本上是个标准的儒生——比较爱讲原则，爱公事公办。张九龄一开始给的批示是“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所谓的“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正是古代两个严格执行军法的著名例子。司马穰苴是齐国名将，曾将阅军迟到的监军同时也是国君宠臣的庄贾依法处斩。孙武同样以军法名义斩杀了吴王宠妃，使吴国军威大振。张九龄的意思很明显，要军法从事——斩！
但是，李隆基不舍得杀。张九龄坚持，并提出了第二个理由：“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张九龄认为安禄山有造反的相貌，以后肯定会是心腹大患！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并有不同的版本。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张九龄又不是看相的。他要有这先见之明，就不会败在李林甫手里了。
不过，张九龄要严惩安禄山，甚至主张军法从事，则是事实。奈何李隆基不听。后来安禄山造反，李隆基逃到成都后，还特地派使者去祭奠了张九龄，表示后悔当年没有听张九龄的意见，把安禄山一刀解决，以至于现在江山危殆——肠子都悔青了。
且说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安禄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且停旧官，令白衣将领”。撤职，一撤到底，只能作为一个“白衣”身份。不过他仍可以继续在军中任职。这样的处罚，看似严重，其实是留下了很多空间。
唐代君主，从李渊开始，都喜欢这句话——“使功不如使过”。意思是，用人的时候，用一个有罪的人，比用一个有功的人，要更好。让人戴罪立功，会更大地激发他的潜力。在这样的原则下，受到过戴罪立功待遇的将领就层出不穷，比如李靖，比如刘仁轨，比如薛讷，比如朱可夫……这些人都曾经以“戴罪”之身，立下了赫赫功绩。
只不过，这次轮到了安禄山。看起来是很平常的又一次发挥“使功不如使过”的原则。所以，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安禄山的东山再起，会很快。
果然，三年之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安禄山的机会来了：张守珪部将假传张守珪的命令进攻奚人，大败。张守珪隐瞒真情，谎报胜利，结果被告发遭贬。第二年，740年，安禄山被重新起用，担任平卢兵马使。可能玄宗提拔他上来，就是为了取代张守珪留下的空缺吧。总之，从此之后，安禄山开始时速二百码的一路狂飙。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1）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安禄山重新被起用，当上了平卢兵马使。此时他已经三十八岁了。从这年开始，安禄山的升官速度和得到的宠幸之大，绝对令人惊讶。
也许可以提一下另外一个事情，这一年，玄宗笑纳了杨玉环。
过了两年，天宝元年（742），玄宗将此前一直隶属于幽州节度使的营州独立出来，并升格为节度使，称平卢节度使，然后让安禄山做了节度使，并兼柳城太守，押两蕃（契丹、奚）、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安禄山终于做了老家的最高长官。玄宗这显然是为了荣宠安禄山，他一直希望有个名将替他一手解决东北问题，现在他把这个希望选放在了安禄山身上。
这次提拔，也和安禄山自己的努力经营有关。他经营的手法其实很老套，就是贿赂钦差。就在安禄山当上平卢兵马使的时候，当时的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相当于中央纪委副书记当了河北的钦差大臣。安禄山不失时机，“百计谀媚”，拼命拍马屁。甚至还拿大量的金钱贿赂张利贞的手下。真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啊。结果很有效，张利贞回去后极力美言。玄宗皇帝本来就对安禄山有好感，两下一合，升官就顺理成章了。
此后，几乎所有的钦差、巡查、特使，没有不被安禄山的拉拢贿赂拉下水的。于是，这些本来应该是皇帝耳目的官员，却主动地扮演起了烟幕弹的角色，以致最后玄宗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已经太迟了。玄宗甚至只敢悄悄处理掉最后那个被拉下水的宦官钦差。一个帝国被腐蚀到了这个份上，不出问题才怪。
但安禄山真正飞黄腾达，还要等到他直接拍玄宗马屁之后。这是在天宝二年（743）。这一年，安禄山亲自前往长安，朝见皇帝。并且，俘获了皇帝的心。
安禄山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心，甚至编造故事说：去年七月，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我焚香祝天说：“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愿使虫散。”结果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虫吃得精光。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玄宗听得津津有味。
安禄山还扮演了一回“正义使者”的角色。就在他入朝期间，这年的科举考试中出现了舞弊情况。有人就通过安禄山的路子来向皇帝告发，安禄山也就很直率地报告给了玄宗，结果一调查，果然有猫腻。不仅吏部侍郎被贬官，作为吏部尚书的李林甫也很失面子。可以说，安禄山是败坏了一次“潜规则”。我们当然不能理解为是安禄山有正义感。实际上，他不惜站在文官集团的对立面，实在是向玄宗表达一个政治姿态：他唯一忠心的是皇帝陛下，自宰相李林甫以下的官员，他都不惮冒犯！
安禄山在长安待了整整一年，也做足了一年的功课。天宝三年（744），他离开长安的时候，玄宗下令让文武百官都去送行。虽然，这时候安禄山已经被任命兼领了范阳（幽州即范阳郡）节度使。但这样的高级荣宠，完全不应该是一个地方将领相配的。
玄宗的这个姿态说明，安禄山在他的心目中，已经远远不只是一个地方节度使，而是一个社稷重臣了。史书上说“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显然，朝廷百官也都已经认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皇帝现在对安禄山有足够的充分的信任。
皇帝的恩宠远没有到头，天宝六载（747），安禄山兼了御史大夫一职；三年之后，赐爵东平郡王，将帅封郡王，这在唐代是头一回；又下令给他修建豪华的住宅和别墅；到天宝十载（751），再兼领河东节度使的时候，安禄山的宠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2）
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安禄山的军功并不是那么显眼。虽有些小斩获，但一直没有突破性的战绩。甚至在天宝十一载（752）安禄山亲自出征契丹，还吃了一个大败仗，他自己都差点当了俘虏。而次年的复仇行动也不了了之。如果我们还要拿西北方向的名将哥舒翰、高仙芝们耀眼的赫赫战功来比较一下的话，安禄山应当会更加羞愧的。
但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诡异”的现象：一方面是安禄山星星点点、拿不出手的战绩，一方面则是唐玄宗如火如荼、无人可及的恩宠。这显然不合情理，但这一切又都是活生生的现实。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玄宗已经把他视为一颗重要的政治棋子，一个社稷重臣，而不单单是个普通将领。所以，战功已经不是首要的问题，甚至不是问题。唐玄宗用他的首先不是军事才能，而更多的是政治才能和政治资源。
天宝时代的唐玄宗，固然还有些开拓的野心，但已经比较怠政，他更希望能够垂拱而治，而不是事必躬亲。
如果说这时候，玄宗在文的方面有了李林甫，那么武的方面，则想倚重安禄山。李林甫其实是个小心谨慎、忠心有加的人，玄宗虽然比较放心他做宰相，但毕竟还需要有个力量平衡，而安禄山则是他认为的最佳人选——安禄山的作用不在边疆，而在于庙堂。
李林甫在内，安禄山在外；李林甫是文官，安禄山是武将。此外，李隆基以为安禄山有足够的忠心，也有足够的政治才能。这是政治平衡。
很多人对天宝三年到天宝十年安禄山身兼三镇，大唐的东部，甚至北部的一大部分军事势力，都控制在安禄山手里这个异常现象，都从军事的角度来解释，认为当时的军事需要大军团的联合作战，所以兼领不同节度使正是战争发展的需要。这个解释，固然是对的。但是，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理解，则更有说服力。
天宝时期，大唐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出现了一种失衡状态，边军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央直接掌控的军队，所谓强枝弱干。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有经验的政治家不可能不产生警惕。玄宗肯定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潜在威胁。但是要彻底扭转，似乎很困难，可能玄宗也是过分迷信自己的权威，他没有彻底改革，而是采取了一个搞平衡的策略来对应。
当时最强的边军可以大致分为两大集团——西北系和东北系。西北系以朔方节度使为中心，东北则以幽州节度使为中心。除了安禄山占据了幽州等三镇外，西北系的节度使如王忠嗣、哥舒翰、安思顺、高仙芝等名将，都与安禄山关系不佳，尤其是哥舒翰，两人的矛盾是公开化的。据说有次宴会中，安禄山想和哥舒翰拉近关系，结果反而造成了误解，双方矛盾恶化。当时，高力士是亲见其过程的，而且他有意无意地造就了矛盾的不可化解。高力士的行为，很显然是代表了玄宗的意思。
玄宗用关系恶劣的将领来掌握不同的边军，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平衡政策。万一有一方造反，另外一方肯定会反对。这样一来，造反成功的机会大大减少，那有谁敢去冒险？实际上，这个政策在后来确实起到了作用。肃宗平定安史之乱，主要就是依靠朔方军等西北系的力量。
但这种政策显然是一种走钢丝的危险行为。一旦失衡，大唐帝国就要堕入深渊。平衡掌握得一时，掌握不了永久。可以想象，钢丝一路走下去，即使在玄宗时代不爆发叛乱，到他的后代手里，也肯定会问题丛生。此举看似高明，实则贻祸子孙。从这个角度来说，玄宗实在不是个足够好的政治家。
到了安禄山有些跋扈不臣的苗头之后，玄宗发现问题已经很严重，他甚至已经没有太好的法子控制安禄山了。人君控制臣下的手段，无非是生杀予夺、富贵贫贱。但是此时玄宗发现问题麻烦了，如果他翻脸，杀了安禄山，那么这个巨大的空缺由谁来顶替呢？所以，节约成本的做法就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不断宠任安禄山，不断给他好的、更好的待遇。
有一次安禄山入朝觐见，唐玄宗下令给他在昭应（高官别墅区）修建一个别墅时说：“材料啊，设施啊，都给我尽量往好的用。这小子眼孔大，别让他笑话了咱。”这哪像一个皇帝说的话，都有点拍安禄山马屁的意思了。
臣子做到这个份上，就是“不臣”了。你让安禄山不产生点歪心思，恐怕都不容易了。可以说，安禄山的野心，很大程度上，是唐玄宗给培养出来的。
有个有趣的故事，大概可以反映玄宗对安禄山的心态。有一次玄宗在皇宫中夜宴安禄山，安禄山大醉之后，呼呼大睡。左右服侍的人很恐惧地发现安禄山化身为一个巨大的黑猪，但他的头则是龙头。大家跑去报告玄宗，玄宗轻松地说：“这叫猪龙，不是真龙。没什么问题的。”
要说玄宗对安禄山完全不猜疑，那也是不可能的。但玄宗的问题是，他确确实实太小看了安禄山的贼心和贼胆了！
七、贼心从何时开始（1）
那么，安禄山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贼心的呢？恐怕这个问题，玄宗最想知道。
按照传统士人的看法，安禄山那是杂胡，是异种，野心是天生就有的。这种看法太过简单，不够有说服力，而且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最早提出安禄山要造反的，大概要算张九龄。但他并没有什么根据，按史籍上的说法，他是靠看相看出安禄山会造反，那属于超自然的内容，不能算数。而张九龄的心理，大概就是典型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所导致的。
较早提出安禄山有造反野心的，还有王忠嗣，他是玄宗朝最著名的汉族名将，曾经一度领四个节度使，控地万里，威震军中。天宝六年（747），安禄山提出要在边防线上建筑一个雄武城，并请王忠嗣出军队来协助筑城。王忠嗣提前跑去当地看了看情况，没等见到安禄山就回来了。然后他先后几次上书，力称安禄山必反。王忠嗣是名将，他又亲自去看过筑城之地，大概是能从中看出些蛛丝马迹来的。
另外，《安禄山事迹》中记载过一段故事，也是披露安禄山的野心萌发问题。故事说安禄山每次上朝的时候，经过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久而方进”。龙尾道是大明宫中含元殿前面的阶梯。因为含元殿高耸在高大的台基之上，所以前面列有两条石阶，供上朝官员拾级而上。远望石阶，宛如龙升而垂其尾，极为壮观。而含元殿则是大明宫的中心所在，相当于明清故宫太和殿的地位。含元殿也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的象征，其巍峨雄伟，壮丽华美，自不待言。安禄山在这个地方“南北睥睨”，绝对是一种不臣之心的表现。很可能是当时朝臣们发现了安禄山这个特别的举动，在事后回忆起来，自然就成了安禄山野心萌发的表露证据了，所以判断说“即凶逆之萌，常在心矣”。
这段故事记载时间也恰好在天宝六载（747）。而正是在这一年，安禄山第二次入朝，这次他得到了更加特殊的待遇。
玄宗下令让杨铦、杨锜、贵妃三姊妹皆与禄山叙兄弟。而且安禄山得以出入禁中，并请成为贵妃的干儿子。安禄山在长安城中，和杨贵妃家族的人日夜一起游玩。杨贵妃家族的人此时都富贵无比，正值杨贵妃最为宠幸的时候，所谓鸡犬升天。这种外戚贵族，最擅长的就是骄奢淫逸。他们本身没有太大的才能，也没有什么大的抱负，肆无忌惮地享受，才是他们的人生目标。这是统治阶层中最腐烂的一部分。安禄山跟他们整日厮混在一起，一来让他滋生了对朝廷的轻慢之心，正是在和皇帝、百官、后妃、贵戚这些人的周旋之中，他逐渐地得心应手，占据了上风。所谓知己知彼，在心理上，他已经占据了优势。这就很难不引发他的觊觎之心。二则，此时的大唐帝国正是烈火烹油般的繁华。贵妃家族，乃至公卿官僚们的穷奢极欲，也大大刺激了他的欲望。他的豪奢程度，已经是登峰造极了，连皇帝给他造房子，都生怕被他瞧不上。但人的欲望是个无底洞。他如果还想进一步，那现在只剩下一个目标了，那就是皇位。也就是说，他如果要满足，只能是自己来做这个花花世界的主人！
所以，如果说安禄山可能在天宝六载产生了邪念，那是可以想象的。
玄宗对安禄山的宠遇是如此异乎寻常。甚至有一次，玄宗在勤政楼宴请百官，所有官员都列坐在楼下，而单独为安禄山设了一个座位在御座旁边。作为一个臣子，这种待遇简直是骇人听闻的。玄宗为什么这么做，颇耐人寻味。
七、贼心从何时开始（2）
针对这个事情，后人编造了一些解释。比如有笔记记载了一则故事，说太子曾经力谏：“自古正殿，无人臣坐之礼，陛下宠之太甚，必将骄也。”意思是您这种行为不是对待人臣之礼，这会滋长他的傲慢不臣之心。而玄宗则悄悄地告诉太子说：“此胡骨状怪异，欲以此厌胜之耳。”——我知道这是个过分的举动，但安禄山的骨骼奇特，有异相啊。其实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厌胜他。所谓“厌胜”，就是通过某种行为或物品，来压制另外一种邪恶而强大的力量，相当于“做法压邪”。
这个故事，倒是很符合普通百姓的口味，有玄异色彩。另外，这个故事也很和谐地替玄宗做了辩护，同时还掩盖了当时玄宗和太子的关系紧张这个事实。
天宝时期，玄宗年事已高，说不定哪天就驾崩归天了。接下来，太子登基很可能就是近期的事。这种时候，非常容易出现*集团的潜流。对于玄宗这样的绝对君主，他要的就是绝对君权，他肯定是不愿意看到任何异心存在的。
安禄山早就摸透了玄宗的心理，于是他在玄宗面前做了一次表演：有次玄宗让安禄山见太子。结果安禄山见了之后，并不下拜。左右就问道：“你大胆，为什么不下拜？”禄山回答说：“我是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说：“太子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禄山回答：“我很愚昧，心里只知道有皇帝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一再催促，安禄山才下拜。
安禄山的举动，无疑是大大得罪了太子。但他不惜得罪太子，也要向玄宗表态——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而玄宗的反应如何呢？“玄宗尤嘉其纯诚”。所谓纯诚，就是彻底忠心。
实际上，安禄山这样的政治表态，等于是给自己埋下了祸根——试想如果他不造反，而静静等着太子登基，那他这个“东北王”的好日子也算到头了。即使玄宗时候不反，肃宗上台，他也不得不反。所以，这种“政治站队游戏”，其实正使安禄山造反的危机昭告于天下。
安禄山虽然贼心萌发，但他已经卷入*的漩涡中心，所以不得不先施韬晦之计。其计策有二：一是充分表现他的粗鲁无知，二是努力表达他的忠心耿耿。两下相配，可谓相得益彰。
比如在拜见太子的时候，他就极力表白自己是蕃人，啥都不懂。又有一次，玄宗和贵妃一起坐着，安禄山先拜贵妃。玄宗问这是怎么说的？安禄山回答：“胡人先母而后父。”玄宗很开心。安禄山这招“装天真”玩得挺拿手。
在表忠心方面，他也是屡创新招。他三百多斤，肚子大得差点要垂到地上，有次玄宗指着他肚子开玩笑说：“这胡人肚子都装了啥呢，居然会撑得这么大？”安禄山立刻回答说：“别的啥都没有，都是一肚子的赤胆忠心啊！”玄宗又很开心。
总之，安禄山要努力利用自己的异族胡人身份，假装无知、野蛮、一根筋。这确实是很好地配合了唐朝君臣对胡人的一种想象。
不过这种扮猪吃老虎的伎俩，也遇到了克星，那就是宰相李林甫。安禄山甚至怕到寒冬时候和李林甫讲话，也会满身大汗的程度。所以，天宝六载的时候，安禄山很可能萌发了野心，但恐怕还不敢有所举动。他现在只能做些小动作。真正的大策划，还要等待更好的时机。
八、阴谋是怎么策划成功的（1）
有贼心的人，成千上万，有贼心而又有贼胆的，那就是万里挑一了。玄宗大概是真的没料到，那个看似粗鲁的安禄山，居然是属于既有贼心又有贼胆的那一个。
不过，我们也不能说从一开始，安禄山就有了明确的造反目的。事实上，安禄山最终会起兵造反，自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安禄山绝对不是王忠嗣那样心怀天下的人。他一做上节度使，就充满私心地开始为自己储备各种力量。他就像一只不安的兔子，不停地往窝里拖各种食品，随时准备过冬。
当然，由于安禄山最终还是造反了，所以他这一切私下的行为，都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他阴谋叛乱的准备阶段。这个准备无疑是个相当长的过程。
最早一个引人注意的行为是在天宝四年，这年冬天，安禄山上奏说：“臣讨契丹至北平郡，梦先朝名将李靖、李从臣求食。”说自己征讨契丹，到了北平郡的时候，梦见了名将李靖和李，他们向他要东西吃。于是朝廷允许在那里给李靖、李立庙祭祀。
安禄山说是李靖和李求食，其实暗含的意思是，李靖和李很看好自己，愿意托付在安禄山的地盘里面。这一招是很有深意的。因为李靖和李是大唐军神，早就是军中不朽传奇。安禄山通过这种假借托梦的方式，就成功地把将士们对军神的崇拜，部分地转移到自己身上，让自己成为将士们可以信赖的领袖。
这种心理战术，他也一样运用在宗教上，比如后来他又利用禄山这个名字，把自己装扮成“光明之神”，使得那些祆教的信徒都匍匐在他的脚下，甘心受他驱使。
事实上，装神弄鬼的方式，几乎是每个反叛者都会利用的。从吴广开始的塞到鱼肚子的布条“陈胜王，大楚兴”，到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简直史不绝书。因为在现实中，人们以为皇帝是真命天子，有着神性。所以，反叛者只有给自己也加上“天”、“神”的光环，才能让人心理上服从自己，克服对方。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就是最直接的口号。
当然，这个时候，安禄山还只是利用军神托梦，还远不到挑战皇帝权位的程度。但这无疑是个可怕的起点——安禄山是个心理战高手。
安禄山的情报工作也是一流的。他命部将刘骆谷常驻京师，专以窥测朝廷内情，一有动静则飞马报讯，故范阳虽距京师有数千里之遥，但安禄山对朝廷的情况却了如指掌。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吉温，他曾经是李林甫的一只狗，著名的酷吏。此人还是著名的变色龙，或者说是政治风向标。李林甫风光的时候，他投靠了李林甫；杨国忠得意之后，他又投向了杨国忠；而安禄山冉冉升起的时候，他再次不失时机地向安禄山献媚。此人心狠手辣不说，还是一流的“特工”。他掌握的政治秘密，是安禄山非常急需的内容。因此，两人一拍即合。他替安禄山在长安收集了大量珍贵的政治情报，着实上演了一回精彩的无间道。杨国忠发现后，很恼怒地报复了一把，以贪赃借口，将吉温一贬再贬，流放岭南。不久又派人去审讯，最后吉温死在狱中。后来，安禄山在洛阳做了大燕皇帝，还特地找到吉温的儿子，才六七岁，就给他做了河南府参军，还赏赐了大量财物。安禄山这算是江湖大哥的风范。甚至有人说，安禄山起兵是为了替吉温报仇。
八、阴谋是怎么策划成功的（2）
反过来，安禄山的反情报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甚至安禄山起兵造反，一路南下的时候，最初的报告到达玄宗那里，他还在半信半疑呢。直到各地消息不断涌来，他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也不是没人向玄宗送情报，但这些情报一概被玄宗无视，后来甚至于干脆把告发安禄山的人直接送到安禄山那里去。这下玄宗的耳根就清净了。说到底，是玄宗自己选择性失明。
吉温固然和安禄山交好，不过他大概没有胆子劝安禄山造反，据说他曾和安禄山密谋说，只要我们能推翻李林甫，那我保证你能当上宰相。看来他们的目标还仅是定在宰相位子上。
倒是安禄山后来招揽的一批失意文人中，不乏胆大包天之辈。比如高尚（字不危），此人颇有才学，却贫困不得志，常叹道：“高不危当举大事而死，岂能啮草根求活邪！”颇类似于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野心。虽是文人，却有亡命徒的狠劲。“最怕流氓有文化”，指的就是这种人。
高尚和另一个文人严庄，后来就成了安禄山的“谋主”，他们俩在鼓动安禄山造反这个事情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安禄山造反一度军事受挫，他非常郁闷地训斥高尚、严庄说：“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他们还用了图谶这种东西来劝说安禄山作乱，颇有煽动性。在建立大燕政权后，高尚当了中书侍郎，而严庄做了御史大夫。可见两人在安禄山集团中具有核心地位。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在河北道地区，安禄山提拔了大量行政官员，任为各州刺史。这其中就包括颜杲卿，所以后来颜杲卿拉起反安禄山大旗后，安禄山非常恼怒地训斥他说：我提拔你是对你有恩，你居然反我，恩将仇报！可见，安禄山早就在各州刺史人选上埋下了很多种子，他要等着在这时候收获果实。范阳起兵的开始，势如破竹，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安禄山，大概是很难理解颜杲卿这样的儒家文人的情怀和立场的，但他非常懂得用利益收买人心。
安禄山手下，武将自然是不缺的。比如史思明、安守志、李归仁、蔡希德、崔乾祐、尹子奇、武令珣、田承嗣等，都先后被提拔。这些武将都是智勇兼备，在后来的战争中都是战功赫赫，堪称名将。看来安禄山还颇有识人之明，会用人也是做领袖的必备条件。
不过，这些武将的身份，大多不是汉人。而且，他们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士。他们在文化上、心理上都是自成一体的，和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长安中央，实在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当然，他们知道皇帝是最高领导，但不也有句话说“天高皇帝远”么？还有句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因此，这批军中骨干力量，他们对安禄山的向心力和拥戴，恐怕要远大于对朝廷、对皇帝的所谓的“忠”。不是说蕃将就没有忠于皇帝的，但毕竟“忠”这种美德，对他们来说，是个比较陌生的词汇。也许他们更喜欢“义”，喜欢军队中成长出来的兄弟式的情义。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更像是一批梁山好汉。他们更愿意支持自己的“大哥”。
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上奏，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人将领。当时宰相是韦见素和杨国忠。韦见素本是个好好先生，从不拿主意。可这时韦见素都急了，极力劝谏玄宗说，这是安禄山要造反的证据。这确实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证据，安禄山几乎已经是*裸地在做准备工作了。
军事方面的准备，除了将，还有兵。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的时候，他的军队中，除了本部军队外，还有大量的蕃兵。这些蕃兵都是安禄山经过很长时间逐渐积聚起来的。这些人在叛乱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核心战斗队的作用。
战备方面，那就更多了。比如他“畜战马数万匹”，武器装备，也是堆积如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充分利用了胡商，他派大量胡商去做生意，每年交纳上来的珍货“数百万”，这里面，既有他做过商人的基础，也有他利用宗教的成分——他扮演的光明之神，唬住了很多胡商。
九、渔阳鼙鼓动地来
安禄山有贼心，也有贼胆，但他选择在天宝十四载造反，其实也是被逼的。
为什么说是被逼的呢？这是因为有个叫牛二的人——杨国忠，老是对着他叫嚣，你反啊！你倒是反啊！还把头伸过来。
其实估计以安禄山的本意，大概会选择在玄宗死后造反。提前动手，一是心理上他有愧于玄宗，师出无名。玄宗对他的恩情，足有天大。二是反叛的准备还不够充分。事实上，安禄山虽然是三镇节帅，但真正跟着他造反的，只有范阳一镇。河东和平卢节度使两镇的大部分将士都站在对立面，坚决反对。如果再给他一段时间，把河东一镇稳稳纳入囊中，那么将来的军事形势会完全不同。
安禄山之所以选择在天宝十四载年末起兵，是受了刺激，要抢个先机。因为杨国忠毕竟不只是“牛二”，他是大唐宰相，是杨贵妃的堂哥，圣眷正荣，更麻烦的是，他也是个无耻之徒，是个狠角色。
其实说起来，他们俩之前还联手，一起成功陷害过李林甫。况且，此前安禄山一直和杨氏家族交往密切，安禄山还是杨贵妃的干儿子呢。
说到这个干儿子话题，在民间传言中，有颇多不雅的说法。八卦的起源来自所谓的杨贵妃给安禄山搞“三日洗儿”的游戏。天宝十载正月初一是安禄山生日，玄宗和杨贵妃赏赐了无数的礼物。又过了三天，杨贵妃将安禄山召入宫内，要给他洗澡，这是唐朝“三日洗儿”风俗——孩子新生下来三天之后，要郑重地为婴儿洗浴一次。同时还要有所赏赐，所赐金钱就称为“洗儿钱”。此前，安禄山正式认了杨贵妃为干妈，所以杨贵妃趁此机会也来个“三日洗儿”，洗完之后，还用锦绣把安禄山给裹上，如同婴儿一般——那得多大一块锦缎啊！一时间欢呼动地，连玄宗也听到了，于是很高兴地前去观望，并且赏赐了一大笔“洗儿钱”，把这个游戏推向高潮。此后，安禄山就可以自由出入宫内，大家都称呼他叫“禄儿”。
这个事情，后来被八卦成安禄山和杨贵妃有一腿，给玄宗戴了绿帽子。这种说法自然是谣言，完全不可靠。这个举动，对安禄山来说，是通过杨贵妃加深了和玄宗的关系，求之不得。而对杨贵妃来说，可能是给她自己一种安慰，因为她已经没法再做母亲了。虽然是一场游戏，也算是真的洗了一次儿子。至于玄宗为什么这么高兴和凑趣呢？那自然也是一种对杨贵妃的歉疚，他年事已高，无法再给贵妃一个儿子的机会，那就此做点补偿吧。
此外，玄宗可能也有一点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希望给杨贵妃找个强有力的外援——在自己死后，杨贵妃也好有一定的保障。唐代比较流行认干爹干妈——安禄山以前就曾当过张守珪的养子呢。这种关系虽然是虚拟的，但好歹也是一种较为密切的关系。比如后代江湖兄弟结义，也就是一种虚拟亲缘关系。
总之，玄宗本意是要加强安禄山和杨氏关系的。开始阶段，双方也确实打成了一片。但到了杨国忠取代李林甫地位之后，双方不可避免地分裂并矛盾激化。
这几乎是必然结果。因为李林甫凭着自己的资历和能力，压住了杨国忠和安禄山。而他一死，这两人之间就直接冲突了，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而且，他们两个都很瞧不上对方。杨国忠看安禄山是野蛮无知的胡人，安禄山则把杨国忠视为靠裙带提拔的纨绔子弟——不服！
杨国忠的做法就是日夜不停地在玄宗面前攻击安禄山是野心家，要造反。天宝十二载，他就替哥舒翰申请了一个郡王封号——西平郡王。而此前的天宝九载，安禄山已经得到了东平郡王的爵位。杨国忠此举明显是要拉哥舒翰对抗安禄山来着。
天宝十三载，双方矛盾激化。正月，杨国忠向玄宗提出建议，试召安禄山入朝，并说他心里有鬼，必然不来。结果出乎意料，安禄山闻命即至。这让玄宗很是高兴。这一次暗斗，安禄山占据了上风，大大稳固了他在玄宗心中的忠诚形象。
有可能是这时候安禄山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谋反行动，加强兵力，储备物资，这些不过是例行公事。所以安禄山并不怕杨国忠拿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杨国忠政治讹诈这招，不幸落空了。
在天宝十三载这次安禄山回范阳的时候，唐玄宗送他，并亲自解下御衣披在安禄山身上。在唐玄宗来说，大概是送一个莫大荣宠给他，但在安禄山则非常惊疑。归程中他昼夜兼行，过州县都不下船，一日数百里地赶路。
这一回，可真叫“蛟龙归大海，猛虎出牢笼”。对安禄山来说，这是第二次虎口脱险。这之后，他才开始真正着手进行惊天大阴谋了。
自归范阳后，他在对朝廷的态度上，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朝廷使者来范阳的，他一概称疾不迎，见面的时候也都是戒备森严。曾经有钦差大臣、给事中裴士淹到范阳，他拖了很久才召见，而且在宣读圣旨的时候，居然就大模大样坐着听，完全没有人臣之礼，裴士淹吓得结结巴巴读完圣旨就跑了。
不甘心失败的杨国忠拼命收集证据，以至于擅自派人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把安禄山的亲信多人逮捕，审讯后秘密杀害。又把搞无间道的吉温给拿下。这些举动无不刺激着安禄山。
在杨国忠做这些举动的时候，玄宗并没有禁止，虽然他安慰了一番安禄山，但安禄山还是觉得危险重重。毕竟杨国忠天天在皇帝身边进言，所谓三人成虎，就是谎话说了一千遍也成真理了，何况他自己也真的是有不臣之心，有不臣之举呢。既然逼到眼前，那就不如先下手为强！
可笑的是杨国忠在听到安禄山起兵的消息后，居然异常兴奋地说：“你看，我早说了吧，他要造反！”临死而不悟，真是比牛二还牛二。
十、最初的一个月
杨国忠这么兴奋，自有他的道理：“现在造反的只是安禄山一个人，将士们都是不愿意的。不过十天，他的头就会被砍了传到长安来。”
这话也有一定道理。毕竟大唐处于鼎盛时期，圣主名相（杨国忠肯定认为自己是名相），自然有最大的号召力。事实上，除了范阳军区之外，河东和平卢都没有跟从安禄山。
就连唐玄宗也点头表示赞同杨国忠的意见，以为叛军可以轻易击溃。他们实在太轻敌了。
事实上，忠于唐朝的军队此时根本打不过叛军。安禄山的军队中，真正核心的战斗力在他的那些非汉族军队——这些人对玄宗、对杨国忠可没有什么忠诚度可言。包藏祸心的安禄山早就有意识地准备了这一手。
史书上提到安禄山起兵，“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军队组成分为两部分：“所部兵”和同罗、奚、契丹、室韦等游牧部族。
“所部兵”，就是范阳节度使所管辖的军队。这批军队中的骨干将士，多是追随安禄山多年，其中蕃将还占据多数。就在这年，安禄山还用三十二个蕃将替换了汉将。底层将士即使有所不满，也不至于哗变。
更重要的是还有大批的“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族军队。这些军队的战斗力都非同小可，是安禄山叛军中的精锐之师。其中同罗，乃是草原部族铁勒的一支，骁勇善战，本属于阿布思所统领，后来被安禄山设计陷害后诱降，几万同罗骑兵加入，史书上说：“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可见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队伍。安禄山还特别从同罗以及奚、契丹降者中选拔精壮八千余人，称为“曳罗河”（壮士之意）。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安禄山手下这批非汉族部族，本来都是他征讨的对象。安禄山有次在奏章中就曾说“臣所部将士讨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勋效甚多”。也就是说，这些人本来是唐朝的敌人，也是安禄山的对手。但安禄山很狡猾地一边征讨，一边化敌为己了。以至于等安禄山造反之后，大批的唐朝“敌人”横行内地，涂炭生灵。有学者甚至认为：安史之乱，其本质是一次民族之间的战争，或者说是“在国内进行的外患”。大批外族通过安禄山这个媒介，向唐朝发起了挑战。这个说法有趣，但乃皮相之说。这些人虽是外族，但他们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只是安禄山个人野心的工具。而安禄山本人，也不存在什么明确的政治目标，他只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帝国反叛者。就整个安史之乱来说，也不是必然的结果。
对于安禄山叛军的这种构成，唐玄宗和杨国忠并没有在意，甚至可能压根都不知道。因为这些所谓外族军人，本来就不在正规军队编制之中。换句话，他们只是安禄山的私兵。唐中央的轻敌，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在安禄山起兵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安禄山就顺利占领了河北、河南，并拿下了东都洛阳。
安禄山的军队十一月九日起兵，一路南下，非常顺利。所到之处，唐军望风瓦解，完全没有抵抗之力。是啊，内地几乎已经上百年未见战争，百姓安居乐业，郡县也完全没有一点战备可言。况且，河北地区还是安禄山的势力范围，因为他身兼河北道采访使。
朝廷得到的反叛消息，竟是从河东先传过来。到十一月十五日，朝廷才确认消息是可靠的。玄宗调兵遣将，做了一些部署。可惜他过于轻敌，草率从事，结果是崩溃性的败退。
第一道防线，放在黄河以南的陈留（开封），主帅是文臣张介然。十二月初二，安禄山跨过黄河，直逼陈留。此时张介然刚到几天，仓皇失措。初五，陈留不战而降。
第二道防线是虎牢关，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咽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成就不世功勋的。唐玄宗派了封常清把守。封常清也是西北军镇的名将，刚好入朝。他在玄宗面前说得很轻松，只要自己出手，指日可定。封常清大概是觉得安禄山军事才能有限。确实，安禄山的战绩并不佳。就在天宝十一载的时候，安禄山亲率六万军队，袭击契丹，结果大败而归，差点自己送命。而且安禄山获得的胜利，经常是通过阴谋诡计得逞。西北系的这些将领不同，他们都是正规战中获得的大胜，打的是硬战、苦战。他们是有资格嘲笑安禄山的。不过接下来，他们就要为自己的盲目自信而痛哭了。
封常清到洛阳之后，临时招募了大量军队。但问题是这些军人完全没有经过训练，战斗力太差。就在安禄山攻打虎牢关以东的荥阳时，守城的士兵听到战鼓声，站都站不稳，纷纷从城上坠下。封常清的军队也是差不多。这种军队怎么能抵挡安禄山的虎狼之师呢？结果自然是一触即溃。虎牢关这样一个天险就轻易落入叛军手中。
叛军一路跟踪追击，直至东都洛阳。封常清虽然拼死抵抗，无奈军心涣散，很快又败退。这样，到十二月十二日，洛阳落入了安禄山的手中。此时，离安禄山起兵，才仅仅三十三天时间。
第三道防线陕州，是处于洛阳和潼关之间的要害之地，主帅则是另一位西北系赫赫名将高仙芝。高仙芝手下的军队构成稍好，中央禁军、部分在京边兵、新募兵，共五万人。其中边兵战斗力较强，但数量有限。此时，从前线败退的封常清对高仙芝建议，靠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于是两人一起退入潼关，准备以弱者的姿态，打防守反击战。所以第三道防线等于不战而退。于是安禄山的军队就直逼潼关，叩响了长安的东大门。
从当时的具体形势看，高仙芝、封常清的这个战术是完全正确的。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叛军都没能打开潼关这道大门。这里面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安禄山自己造成的。因为他顾不上别的，而是迫不及待地开始在东都圆他的皇帝梦了。
十一、只有一年的皇帝梦（1）
至德元年（756年，本来是天宝十五载，不过这年肃宗上台，改元至德）正月初一，安禄山五十五岁生日的这天，在洛阳称帝，建国号大燕，（他来自范阳，也就是古代燕国的地盘，所以称大燕，这显然是汉族文化传统。）改元圣武。（还是改不了他的武夫本色。）然后封儿子安庆绪为晋王，另外文武大臣都加官晋爵，俨然一个朝廷模样。
此时离他攻下洛阳，也才半个多月，离起兵才五十天。在这五十天里，他的军队势如破竹，占据了河北、河南两大块，而且势力范围还在扩张之中。他迫不及待地开始登基当皇帝。可是他高兴得还是太早了，他的胜利几乎快到头了。
安禄山坐镇洛阳指挥，各路将领四处分兵攻打。在西边，遇到的是哥舒翰把手的潼关，此时唐军西北边兵大量增援，虽然还不足以进攻，但防守应该没有问题。叛军无法突破这最后一道雄关。在南边，则是南阳、睢阳两城，就像两颗钉子，分别堵住了叛军通往长江中游和下游的通道。
在北边则更加糟糕，先是在颜真卿等人的鼓动下，大量臣服的州郡纷纷揭起义旗，然后是郭子仪、李光弼率领朔方军从河东（山西）跨越太行山，进入河北，河北的史思明等将领们则屡战屡败，狼狈不堪。唐军势力甚至隔绝了河南和范阳老巢的联络。往来的通讯员都得偷偷过境，还常常被捕。河南的叛军也人心动摇。
唐军形势一片大好。如果按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安禄山的叛乱就会在短期内平定。大唐王朝也将继续延续他的太平盛世。安禄山自己也非常郁闷，五月份的时候，他将谋主高尚、严庄找来痛骂：“你们多年教我造反，说是万全之计。现在潼关被牢牢把守，数月不能进；北边的道路都断绝了，唐军四面包围着，我现在所有的只是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你们今后不要来见我了！”
从年初迫不及待的登基，到五月份的仓皇失措，可以看到安禄山的反叛并没有什么深谋远虑的政治目标，他更像一个赌徒。在他看来，从消极的角度说，他可以自保；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他可以过一把皇帝瘾。他其实并没有要开创一个王朝的理想。
在安禄山渡过黄河，攻克第一个河南城市陈留之后，因为得知自己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杀，怒不可遏的他下令将降军万人全部杀死，以泄心头之恨。如果是一个期待建立新王朝的政治家，必然要考虑到民心所向。而杀降，则只能给自己塑造起一个残暴无道的武夫形象。
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很满足于能在洛阳称帝，而完全失去了继续进取之心。向西，他没有全力去进攻潼关，向长安进发。如果他率领全军，乘胜追击，攻下潼关未必不可能。但他甚至都不愿亲自带队攻打，而只是派遣了一支数量不大的队伍，去攻击几十万人把守的潼关。
向南，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南方地区对于中央财政的重要性。如果他全力攻破南方两个据点，切断南方向关中源源不断的物资运输，恐怕唐王朝会很难支撑下去。要知道，当时南方的军力是相当薄弱的，完全不可能抵挡住叛军的全力进攻。
对在洛阳当大燕皇帝的安禄山来说，他派遣手下将领四面出击，只是扩大自己的地盘，掠夺更多的财富，让大燕国看起来更大，让自己更富有。如此而已。
还好，在唐玄宗的再次“帮忙”之下，安禄山幸运地再次捡到了大元宝。虽然哥舒翰死守潼关是上策，但玄宗已经对手握重兵的将领非常缺乏信任感，所以他一再派人去硬逼哥舒翰主动出击，结果可想而知。六月，叛军击败潼关出击的守军，接着攻陷潼关。无险可守的长安一片混乱，六月十三日，唐玄宗仓皇西逃。
十一、只有一年的皇帝梦（2）
奇怪的是，在叛军攻下潼关后，安禄山遣使命令他们留守潼关，而不是立即直取长安。直到十天之后，他才派自己最得宠的将领孙孝哲进入长安。并且，也没有进一步追击唐玄宗君臣，而是让他们得以从容地逃到成都，让肃宗逃到了灵武。真是不可思议，简直让人怀疑他们在打假球。
虽然攻占了长安，但安禄山并没有前去长安耀武扬威。他只是让孙孝哲做了两件事，一是搜捕唐朝官员以及宗室等，大肆屠杀他痛恨和讨厌的人；二是“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原来，唐玄宗在宫中有非常精彩的乐舞表演，特别是其中有舞马（会跳舞的马）百匹，能“衔杯上寿”，还有犀牛、大象，或拜或舞，简单地说，就是歌舞团和马戏团表演。安禄山当年看了之后，非常羡慕，现在终于得志了，当务之急就是要将这些歌舞团、马戏团先送来洛阳。
这段史实，《资治通鉴》有一段评论：“贼将皆粗猛无远略，既克长安，自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这里虽然说的是“贼将”，但无疑安禄山是“无远略”最严重的一个“贼首”。
攻破长安，是安禄山达到的最高成就了。他的成功建立在唐玄宗的骄奢昏庸之上，而他自己的目标无非是继承玄宗那些骄奢淫逸的生活。所以，可以断言，安禄山的大燕国必然不能长久。而事实上，他自己的性命也并不太长了。
首先是他的健康状况很糟糕，本来就有眼疾，不到一年就失明了，而且又患了毒疮，使得他很痛苦，政治军事的胜利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心情愉悦。他本来就暴躁的性格变成狂暴——他经常性地责骂痛打身边的人，从侍者李猪儿，到大臣严庄，再到儿子安庆绪。这些人自然酝酿起了谋杀案。他们本来都是亡命赌徒，所以也顾不得什么上下尊卑了。可笑的是，严庄在劝安庆绪动手的时候，居然说：“殿下听说过大义灭亲乎？”
于是至德二年，也是圣武二年（757）的正月初五这天，在安禄山生日后的第四天，严庄与安庆绪手持兵器，守住门口，而李猪儿手执大刀直冲入帐下，挥刀就朝那个超级大肚子砍过去。安禄山眼睛看不见，伸手去摸床头佩刀，结果摸了个空。安禄山愤恨地用手大力摇撼着帐竿，大喊道：“是我家贼！”一会儿，肚子中流出数斗血。一代枭雄，就这样戏剧性地一命呜呼！
这时，离他登皇帝位，整整一年零四天。
有趣的是，杀了父亲的安庆绪后来被史思明所杀，而史思明又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所杀。这样不断的内乱，充分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叛军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没有什么道义可言。他们的聚合，只有利益。只有利益黏合的一条船，注定是走不远的。
但就是这样的一群狼，把整个大唐帝国搅得天翻地覆，彻底伤了元气。就是这样一场几乎没有什么大目标的混乱，无比深刻地改变了大唐帝国，不仅留下了一个伤口，而且也给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留下了一道最醒目的疤痕。在这道伤疤之前之后，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两段，这两段，有着深刻的变化。这，也许是安禄山自己并没有想到的。这也许就叫偶然创造历史吧。
一、万人敌
看过美国大片《兵临城下》的人，想必都会对德国和苏联的狙击高手对决留下深刻印象。其实，在使用弓箭的唐代，也曾有过这样类似的一幕。这一幕是在唐与吐蕃的对垒中出现的。
玄宗手里的唐朝，兵力鼎盛，拓地万里。不过唐朝始终存在着一个极为强悍的对手，那就是吐蕃。在争霸中，双方一直斗得难分难解。可以说，唐代几乎所有名将，除了初期的开国功臣之外，都与吐蕃交过手。胜负也在对半开。到了玄宗手里算是压了吐蕃一头，但也是血雨腥风，代价昂贵。
王忠嗣是玄宗时期的名将，他在守河西的时候，也曾与吐蕃屡次交手。有一次，唐军攻打吐蕃的一个城堡，其中有个吐蕃猛将率军守城，射术精良，将进攻的唐军射杀无数，唐军伤亡很大。王忠嗣见状大怒，于是在军中发布召集令，让善射的战士来对付他。一个叫李晟（shèng）的战士应声站了出来。只见他弯弓搭箭，一声霹雳，箭已离弦。再看那边，原来还气势汹汹的吐蕃将领，一头栽倒。李晟一箭中的！三军为之沸腾欢呼，士气大增，一鼓作气攻下了城堡。王忠嗣眼见这一幕，也不由感慨，他抚摸着李晟的后背，说：“小伙子，你可真是万人敌啊！”
这是天宝五载（746），727年出生的李晟，这年才十九岁。正是一个刚刚从军的新兵蛋子。
就是这个新兵蛋子，在此后的岁月中为唐代一次次立下战功，最后居然成了唐朝的救难功臣，被视为挽狂澜于既倒的中流砥柱，《旧唐书》就夸他是：“一清宫掖，德比伊、周；再殄凶渠，功超卫、霍。”后代也是将他和“再造唐室、平定安史”的郭子仪相媲美。
事实上，他最关键的功劳只不过是平定了一次由哗变引起的叛乱，这个功劳多少有点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对他评价极高，而在后代名声却不够大的原因。相反地，他有个儿子，比他的名头可大得多，那就是雪夜入蔡州的李愬。算得上是“父亲英雄儿好汉”的典型了。
唐前期，薛仁贵开创了一个“薛家将”；唐后期，可与之媲美的大概就只有“李家将”了。论后代的名气，薛家将要大得多，但如果要说功劳的话，李家将可就比薛家将要大得多了。
二、出身军人之家
李晟，字良器，洮州临潭（今甘肃临潭）人。洮州又称临洮郡，秦朝长城的西端就在这儿。这是秦的西境尽头。
所谓临洮，就是临着洮河——黄河的一条支流。洮河，就从吐蕃地域流出高原，流入唐朝界内，接入黄河。
沿着洮河上溯一点点，就在唐蕃边境上，是著名的神策军最初的驻地所在。后来，李晟在神策军杀出一片天地，率神策军立下不世功勋。他和神策军的缘分，可真不是一般的深厚。也许早在他出生的时候，这缘分就注定了。
临洮属于陇右。陇右——陇山之西，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省。玄宗的时候，有一个节度使就叫陇右节度使，还有一个河西节度使，都分布在河西走廊这块，共同遏制吐蕃的东北方向。
实际上，陇右从汉代就是出将才的地方。汉武帝时候的禁军大部分出自这里。可见此地民风剽悍，自古尚武。再加上这里是长期争战之地，从军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李晟的祖父李思恭、父亲李钦，都只是陇右的裨将。所谓裨将，就是小将、副将。估计是功劳不大。
但有人根据一块流传至今的《李晟碑》说，李晟的祖上做过不小的官。碑文上记载，李晟的曾祖父、祖父都曾当过刺史、都督之类的官员。如果真是如此，那级别确实不低。但仔细看这些官名，却都是“岷州刺史”、“叠州都督”，岷州、叠州都是洮州邻州，是李晟本乡土。显然，这些官衔，都是因为李晟发达了之后，朝廷给予其祖先的赠官，用以彰显荣耀而已。
而且就在李晟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是个孤儿。除了世代习武从军的传统，大概也帮不到他太多。不过正是这个孤儿，却让这个李姓家族从此翻身，一跃而成为唐后期最出名的武将世家。
实际上，李晟家隔壁，就是李唐皇家名义上的老家——陇西成纪。所以，后来皇帝为了表示恩赏，就让李晟家加入皇家属籍，也就是说，承认李晟家和皇家是本家。这可是当时莫大的荣誉啊！这至高荣誉着实让李家风光无限，以至于今天在临潭还有很多姓李的都自称是李晟的后裔呢。李晟确实是他们家族荣誉的源头。
李晟从小习武，练就一身好武艺，善于骑射。而且他长大之后，身高六尺，合算下来，就是今天的一米八还多，端的是威武雄壮。
史书上说他性格“雄烈”，所谓雄烈，就是说性格刚烈，但不是鲁莽的那种，而是很有英雄气概。还说他“有才”。所谓有才，当然不会是有文才，而是指他比较有头脑。
总之，从各个方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出色的武将坯子。
李晟才十八岁，刚刚成人，就去投军了。不过有点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在陇右当兵，而是到了河西。他刚投军，就遇到了好机会。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与吐蕃战于石堡城，大败而归。玄宗很生气，将皇甫惟明贬官至死。
唐朝要对吐蕃进行一次军事报复。于是重新换上了一个靠谱的指挥官，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忠嗣。当时王忠嗣在北方战线上表现出色，被认为是四十多年来最出色的边防将领。王忠嗣被任命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同时他原来的朔方、河东节度使也没有解除。一时身兼四个节度使，控地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非常风光。
很快，王忠嗣发动了一次战役。与吐蕃战于青海、积石两地，皆大捷。
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李晟一战成名。开头“万人敌”这一幕，就是出现在这个时候。被主帅王忠嗣大大夸奖，似乎预示着李晟将前途无量。
不幸的是，王忠嗣自己很快倒霉了。就在第二年，天宝六载（747），王忠嗣被李林甫暗算，给撤了职。哥舒翰被任命为新的陇右节度使，而安思顺则接任河西节度使。此后的十多年内，李晟似乎失去了踪迹。要知道，这段时间，正是哥舒翰任节度使期间，也是唐朝和吐蕃打仗打得火热的十年。唯一的解释就是，李晟没有被重用。可能是受到了哥舒翰的排挤吧。
但是战乱之中，英雄必然会有用武之地。他的崛起，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三、崭露头角（1）
石破天惊，安禄山叛乱！唐朝西北的大批精兵都东赴前线，参与了平息叛乱的战斗。可是李晟并没有出现在东赴的队伍中。他再次失去大显身手的机会。他属于留守的部队。
但是，在失去大部主力的情况下，陇右、河西的留守军队根本抵挡不住吐蕃的进攻。所以，不久之后，李晟随河西、陇右的留守军队，撤出了河西走廊。
虽然军队撤回关中了，但编制依然保留。如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等节度使仍然没有取消，不过现在都只能暂时侨寄在西线附近的州县中。其中陇右军队就驻扎在凤翔的地盘上。
凤翔是长安西部最重要的战略城市，包括今宝鸡一带。此时的凤翔已经成为西部面对吐蕃的最前线，而身后就是长安，凤翔地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凤翔节度使一度兼任了三个节度使。因为其他两个节度使的军队都在凤翔的地盘上了。所以，陇右军都归凤翔节度使管辖。
当时的凤翔节度使高升，慧眼识人，看中了李晟的能力，将他放入了囊中，终于让李晟脱颖而出。
最初阶段，唐朝在西线遇到的主要麻烦反倒不是吐蕃——吐蕃此时还在消化刚刚占领的大片地盘呢。唐朝的麻烦来自原来的羌人和党项人，他们本来是夹在唐朝和吐蕃之间的。
羌、党项，集中在唐朝西境的陇右一带，原来都臣服于唐朝，建了很多羁縻府州——自治性很强的一种地方政府，政府首领和官员都世袭，但头衔受唐朝封赐，政治军事上要受中央朝廷指挥。
安史之乱这个时候，天下大乱，唐朝失去统治力，而吐蕃一时也还没来得及杀过来，于是党项、羌就趁机开始四处活动，对唐朝西线的骚扰相当严重，一度甚至攻入凤翔境内。
李晟就是通过*党项、羌的战争崭露头角的。
李晟先后击叠州叛羌于高当川，又击宕（dàng）州连狂羌于罕山，破之。叠州、宕州，都是原属于陇右道的州，有一条羌水流经这两个州，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里是羌人聚居区。其地理位置正在李晟老家洮州的南面。可以推想，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民族情况，李晟是相当熟悉的。派他领兵攻打这个地区的羌人，算是用得恰到好处。
这些战功并不显眼，但作用却相当不小。所以，李晟很快就升到了左羽林大将军。这个官位，在品级上是正三品了。在唐前期的话，那起码得是战功很显赫的资深将领了。不过当时正是非常时期，战功奖励非常之多，所以军人提升到“大将军”这种头衔的，相当普遍。
官至大将军，在武官的序列中，已经基本升到头了。接下来怎么奖赏呢？所以，只能接着到文官序列来升迁。因此到了代宗的广德初年，约763年，李晟又因为击党项有功，授特进，试太常卿。“特进”是文散官，而“试太常卿”则属于试官，所带的“太常卿”则是三品文官。因为是“试官”，所以并不能实际上任，而纯粹属于虚衔。当然，这个虚衔的品级地位都算比较高了，相当于享受部长级别的待遇。
虽然还是不够显赫，但李晟已经算是一个有地位的将领了。当然，他还需要更多的机会来充实自己的战功。
代宗时期，最终平定了安史之乱。可还没等唐朝喘口气，吐蕃再次压过来了，再度成为唐王朝最大的劲敌。
之前吐蕃没有发动大规模攻势，一是内部调整，就在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之年，吐蕃旧的赞普死了，而新任赞普赤松德赞上台；二是要将唐朝河西、陇右乃至安西、北庭等大片地盘都消化掉。当时虽然唐朝从河西走廊撤军，但是在安西、北庭还有一部分唐军继续坚守岗位，对吐蕃的进攻进行了异常顽强的抵抗。唐军据点还一直坚持到了德宗的贞元时期。这些完全与唐朝本土隔绝而孤军奋战的唐军实在是一个军事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