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如此江山（出书版）》作者：陈志坚
前言（1）
把酒临风，登高望远，大唐如此江山——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三百年的大唐天下（618—907），单就个体朝代而言，是中国历时最久的皇朝——不算夏、商、周三代的话。这三百年的历史，之所以吸引人，我想更多的在于它的特异性，就是说，如果走入唐朝，你也许会觉得像是到了外国，因为你的所见所闻，会超出你想象中所谓的“典型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事实上，唐以后，中国文化才开始变得“典型”，宋以后的中国人，才和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比较接近，宋型文化才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比如西方有人总结中国文化说是“小脚文化”，但缠脚这让无数古代妇女痛苦不堪的破事，就是从宋朝开始的。唐朝的妇女，才不会受这等气呢。她们高举的是女权的大旗。她们走上了国家的最前台，如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让男性雌伏的女皇。有趣的是，唐朝还是惧内官员最多的时代，而且这些官员职位越高，越惧内，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再谈到男女关系，说起白居易的《琵琶行》，讲的是白居易和朋友晚上偶遇琵琶女之事，有一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千古浩叹，留下一段千古佳话。可宋人看了，却发出另一番感慨：“怎么几个大男人，半夜三更，居然也进了有夫之妇的船？那是相当于入了闺房啊！有伤风化啊！呜呼！”我们今人看了这等议论，也只能呜呼一声了！如果你走在唐朝长安的街头，你会发现十分之一的人是外国人，这比今天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要更加国际化。可以说，长安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美国的纽约。在唐朝的外国人，甚至可以做官，做高官，一点没有遭歧视。因为唐人的心态是开放的，眼光是世界性的，所以唐文化的特点是外向型的，是积极开拓的，是广大恢弘的。就是最应该文质彬彬的诗人，也喊出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雄强之音！
这一切，都让三百年的大唐成为后来中国人心目中最辉煌的一页，几乎可以承载所有的美好词汇：帝国正午，高标跨苍穹，煌煌帝业，*倜傥，花团锦簇……不过所有的形容词都及不上“大唐”这两个字的分量，因为“大唐”，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而早已是一个形容词。一提到大唐，在所有中国人的心中，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梦，一个荣耀辉煌的梦。
在这个梦想的天空中，闪烁着无数耀眼的星辰。有一些，从当年一直闪耀到今天，如天纵英武的唐太宗，古今无二的女人武则天，英姿勃发的白袍将军薛仁贵，德才兼具的宰相兼神探狄仁杰……今天看来也是如此炫目，难以企及；也有一些，今天的我们看去，似乎已经黯淡了，但当年却曾如流星划过天空，夺人眼目，像那经济天才、一代财神刘晏，会昌名相、贵族气度的李德裕……
事实上，整个三百年的大唐皇朝，就是被这一个个不平凡的名字所构架起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三百年大唐是一条河，那么这些名字，就如同是航标灯，标志着唐朝历史的里程碑。
眼前的这本书所提到的名字有十三个：李世民、房玄龄、李、薛仁贵、狄仁杰、武则天、太平公主、李林甫、安禄山、李辅国、刘晏、李晟、李德裕。概言之，就是“帝王将相”——两个皇帝，五个宰相，四个大将，一个公主，还有一个宦官。由这些名字所串起来的唐代历史，无疑会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唐代政治军事历史。你将跟着这些名字，来一次惊心动魄的唐朝之旅。
前言（2）
但在这本书中，除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你更会读到一个个真实生命的喜怒哀乐，甚至是所谓历史家不屑的琐细小节。他们是活生生的人。现代人更关心的历史其实依然是人，是人性，是人心。是的，历史就是由人创造的，就是由一个个有思想、有喜怒哀乐的人创造的。所以，读史就是读人，读人心。此外，历史之所以有趣，并不在于它总是必然的，而在于它也总是充满了偶然性，带给人意外，带给人惊诧，更带给人深思。
在这些帝王将相身上，历史尤其演绎得声情并茂，活色生香。这也就是我要给诸位指指点点的所在。
当我在“指点”这些“星们”的时候，我也希望常常能给读者一个意外。比起那些陈词常说，我更多着眼于他们不太为人所熟悉的一面。比如李世民，他最出名和备受推崇的，是“贞观之治”，他因此也是古代帝王中“文治”第一者。但实际上，李世民同时又“武功”赫赫，是他，真正塑造出了大唐的“武魂”，大唐的彪悍勇武。所以，我愿意为他谱一曲“秦王破阵乐”。又比如，李林甫是古今公认的大奸臣，但作为大唐盛世的缔造者之一，他绝对不可能一无是处。所以，我想给读者指出的是，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奸臣，但同时也是一个有真才实干的，甚至还可以说是奉公守法的能臣。除了澄清一些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外，我们还不妨看看作为一个有漂亮女儿的父亲，他又是如何地温柔慈爱。
还值得一提的是刘晏，他是一个真正的神童，更是真正的“大唐财神”。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很难找出另外一个人像他这样具有超凡的理财能力和经济头脑，对国家贡献如此之大，又善揣人情，甚至用行贿来构建人脉，营造改革氛围，降低改革风险。其超前的意识，几乎让人怀疑他是个“时空穿越者”。一般的吏干之才，往往在营建事功的同时，少不了顺手往自家腰包里或多或少塞点金子银子的，明代张居正就是在改革的同时成了贪腐奢侈的典型，而刘晏，作为一手掌控大唐财权近二十年的财神，却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最后被抄家时，人们发现，他家里除了书，只有几石米麦，家徒四壁。这才叫不可思议，让人意外。——又怎能不令人思考叹惋！
虽然书稿出版在即，但在这个时候，最主要的感觉不是轻松，而是遗憾——大唐，煌煌太宗业，有多少*人物可以细数啊！然而限于篇幅，在选择人物上，过于集中于帝王将相，而几乎没有单纯的文化人物——我不得不承认，很大程度上，在整体上是失衡了。我们所钟爱的人物，玄奘、慧能、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等，他们的意义，完全不比帝王将相们逊色，更何况在今天，他们的意义恐怕只有更大。
如果，还有如果的话，我希望以后再写一本“大唐*人物”，以弥补这份遗憾。而眼下的这本，既然写的都是豪杰（虽然有两位女性，但也属于女中豪杰呢），我自己暂且叫它“大唐风云人物”吧。
一、超级音乐会
时间：大唐贞观七年（633）正月。地点：玄武门。
盛大的宴会，高官显贵、地方刺史、蛮夷酋长，济济一堂，觥筹交错。突然间，鼓声雄浑，一支军队风一般冲来，铠甲鲜明，刀枪雪亮。眨眼间，摆开了战斗阵势，拼力格斗冲击。鼓声也激越起来，伴随着武器击打在一起的声音，整齐有力，节奏强劲。接着，“秦王破阵！”“秦王破阵！”高亢的呼喊声一阵高过一阵，各种强力的声音混合在一起，震耳欲聋，惊心动魄。
现场所有的人，不由得目眩神摇，扼腕踊跃。大家忍不住一起高呼“万岁！”蛮夷酋长们按捺不住，伴随着音乐节奏，手舞足蹈。武臣列将更是血脉贲张，兴奋得端起酒杯，不停向皇帝献酒，大声喊着：“这就是形容皇帝陛下百战百胜的光荣啊！”狂欢的气氛达到了高潮，音乐声震荡山谷，传得很远很远，也持续了很久很久。
与其说这是一次超级音乐会，不如说是战场实景的再现。而这独一无二的乐舞，就是大唐第一曲——《秦王破阵乐》。所谓秦王，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这个乐舞所要表现的，正是李世民出生入死的英勇和他的赫赫战功。
说来挺有趣，唐太宗是唐代第二个皇帝，但人们几乎都将他视为“开国之君”。这种印象是有道理的。首先，几乎是李世民一手打下了大唐江山，完全掩盖了高祖李渊的风采。其次，也更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大唐的强悍性格。
今天的我们，都以大唐为荣，视大唐为盛世。梦回大唐，倾慕的便是它的气势恢弘，风格彪悍。其实每个朝代，就和每个个体的人一样，都有其独特的气质。相形之下，宋代就显得文质彬彬，更像一个文士。而唐代则是一个气吞山河的武将。
一个朝代的气质如何，往往取决于开创者。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虽然也是出身武将，但似乎缺了点气概。宋人的最痛，就是幽云十六州被割占，以至于辽国就像悬在宋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赵匡胤首先想到的解决之道竟是拿钱赎买。他曾说，把每年的财政结余都存起来，叫“封桩库”——等攒得足够多了，就用来向契丹人买回幽云十六州！简直是开玩笑。开国之君如此，难怪整个宋代从头到尾都挨人揍，唉！可以设想，倘是换了李世民，必是第一时间就杀将过去，跃马扬鞭，直捣黄龙！
套用一句话，彪悍的朝代，不需要解释。反过来看，彪悍的唐朝，恰恰来自李世民的彪悍。虽然李世民最为人所知的是“贞观之治”，甚至他的谥号也是“文”。但我总以为，他那被掩盖的赫赫武功，才更可以代表大唐之魂！
二、贵族家世，胡人血统
李世民这个名字，看起来很普通，其实挺有内涵：据说李世民刚出生三天，就有一个会相面的书生自己找上门来，说这襁褓中的孩子有“龙凤之姿”，以后必是非常之人，二十岁时将“济世安民”。于是李渊就给他取名“世民”。而二十岁，正是晋阳起兵的时候，李世民从此开始了以武力一统天下的征程。
二十岁的李世民，形象已经很威武了，长着一副大胡子——“虬髯”。唐人甚至给他取外号叫“髭圣”，意思是“大胡子皇帝”。虬髯是英豪人物的典型标志。唐代传奇风尘三侠中，就有“虬髯客”，这也是一个意欲争夺天下的豪侠，很可能就是以李世民为原型创造的。
说到虬髯，很让人怀疑唐代皇室的血统有胡人成分。根据“官方”说法，唐皇室出自陇西李氏，是汉人，而且还是高门。但这个说法，谁都不信。其实李家在北周的时候，曾有过一个姓叫“大野氏”，虽然今天听起来像日本姓，其实是个鲜卑姓。那么有可能祖上是胡人吗？这个现在无法查实了。今天虽然有DNA，但也没法去测唐代皇室的血统。不过根据陈寅恪的研究，李氏祖上应该是汉人。因为他们祖上的坟墓在赵郡，而赵郡的李氏，是李氏最出名的郡望。
其实李世民家族，从母系来说，则肯定有鲜卑的血统。比如他母亲姓窦，祖母姓独孤，都是典型的鲜卑姓。说起独孤氏，我们知道隋文帝的皇后也姓独孤。没错，她们是亲姐妹。也就是说，李渊就是隋炀帝杨广的表哥，而隋炀帝就是李世民的表叔。
李家、杨家、独孤家……这些人都是一个“贵族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我们可以称为“关陇军事贵族”（关是关中，现在的陕西；陇是现在的甘肃），先后开创了三个朝代——北周、隋、唐，是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政治俱乐部”。独孤家族中，还有一个是北周的皇后。也就是说，独孤家族三姐妹，分别是三个朝代的皇后——这肯定是空前绝后的。后来虽然也有宋氏三姐妹，但远不及独孤氏三姐妹的辉煌。
这个“俱乐部”的贵族本来就是军人出身，军事传家的老传统一直保持得不错。比如李渊，虽然史书上对他颇为丑化，但其实他是个高明的政治家，而且年轻时身手极佳。他的老婆——窦氏，就是他用高超的箭术赢回来的，成就了一段“雀屏中选”的佳话。
说起来，这个窦夫人，也就是李世民的母亲，从小就是不凡人物。她妈是北周公主，也就是说，她的舅舅就是北周的皇帝。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舅舅家被杨坚夺了皇位，她很生气，发狠说：“要是我是个男儿，就一定替舅舅报仇！”而神奇的是，后来她的丈夫和儿子替她完成了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不过很可惜，她没来得及看到这个辉煌就去世了。后来李世民每当想起这个，总是会难过落泪。因为这样一个奇女子，所以父母就想着给她找个英雄丈夫，于是给那些求婚者出了一道难题——以一个画了孔雀的屏风为靶子射箭，中孔雀眼睛者中选。结果李渊一上来，“嗖嗖”两箭，正中两只眼睛。于是皆大欢喜，英雄抱得美人归。
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性格偏于谨慎稳重，而母亲则坚强而激烈。很可能李世民更多的是继承了她的性格。有人曾评价李世民“性刚且烈”。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1）
李世民出身于这样的家族，自然从小就娴习武艺，尤其擅长箭术。他所用的弓箭与众不同，首先尺寸上就要比普通弓箭大一倍，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也有的说是要比普通的箭长一“扶”（扶是箭的长度单位，一扶约是四指），这个说法看来比较可靠。箭的尾端则装有四支白色羽毛（一般的箭尾是两支羽毛）。这样箭能飞行更远。据说李世民一箭之威，能够在百步之外“射洞门阖”，就是能把门给射穿。我们常说“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而李世民能射穿百步之外的门户，力道之强，实在令人惊异。据说突厥人曾在战场上得到了李世民的箭，到处传看，叹以为神。
在战场上，李世民曾屡屡展示他的箭术，甚至数次在危急之中凭箭术逼退敌人，挽救了自己。在虎牢关和窦建德对峙的时候，他只带了四五个人就敢去探营。别人劝他别亲身冒险，他却对尉迟敬德说，我的箭，加上你的槊（超过一丈八的枪就是槊，张飞的丈八长矛也就是槊），天下何人能当？不用怕！显然他对此是非常自负的。以至于后来唐王朝在祭天等大礼之中，都要特别陈设李世民所遗留的“大弓一、长矢五”，以彰显武功。
李世民经常亲冒锋镝，深入重围，这一方面是战术需要，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出于爱好。那种疾风卷残云般冲击摧毁敌方阵营的感觉，必是无比痛快。更令人称奇的是，李世民经常冲锋陷阵，却从来没有受伤。当然创造这个奇迹，离不开他身边的那些勇士猛将。每当李世民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的时候，他的旁边和身后总是有一支最精锐的队伍，替他挡住了如林的刀枪、如雨的箭镞。如果说他是宝剑的尖，那么其他人就是宝剑两边的剑刃。这整支精骑就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宝剑。
这种作战方式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西方的一位英雄帝王——亚历山大。亚历山大面对绝对优势的波斯军队之时，并没有任何犹豫，直向着大流士冲过去。而他身边的人都紧紧跟着，替他挡住了所有的攻击；大流士看到这个场面，不由得就胆怯了，转身逃跑，于是落败。亚历山大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可以说，李世民屡战屡胜，关键的一点，正在于他有一支非常精锐和非常忠诚的队伍。他是一个真正的领袖，能让人死心塌地追随的领袖。一头雄狮率领的一群狼，结果只有一个：所向披靡！
这个领袖气概，在李世民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得很明显了。史书上说他年轻时“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典型的老大风范。
他忠诚的小弟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本是降将，李世民爱其骁勇，坦诚相待，甚至“出入同卧起”。尉迟敬德大为感动，屡次在生死之间挽救了李世民的性命。后来有人诬告尉迟敬德谋反，尉迟敬德立刻脱了衣服，露出累累伤痕，每一道伤疤，都印记着一次生死之战。李世民当场为之落泪。最后在玄武门之变中，尉迟敬德又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武将之中，他是李世民第一心腹。
其实，在李世民的权力核心圈子中，如尉迟敬德这样一见倾心、终身相随的文臣武将，比比皆是。善于团结人，可以说是李世民最大的长处。不仅是在打天下的时候，更有后来争夺帝位中，危难之际，李世民的班子中，没有一人背叛。李世民的领袖魅力是无可置疑的。这个优点，在“贞观之治”中，更是彰显得淋漓尽致，为后世津津乐道。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2）
如果仅凭一人之力，就是再天纵奇才，也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团队很重要。正是因为善于团结人，善于用人，李世民在文治武功两方面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李世民不仅是个少年英雄，更是一个极孚众望的少帅。
当上皇帝之后，李世民曾经做过一番自我评价，开头便是：“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
他自称十八岁起兵，后来白居易写诗也说“太宗十八举义兵”。其实李世民出生于开皇十八年岁末，公元599年年初。李渊晋阳起兵则是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世民当时虚岁二十。
不过，在此之前李世民已经有了一点儿军事经验。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被突厥围困在雁门，下诏求援。李世民应募从军，当时军情危急，敌众我寡，他向云定兴提出“必赍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虚张声势”，吓退敌人。虽然不可能起到什么实质作用，但李世民的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初露峥嵘。
史书上说李世民少年时代就“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虽然有吹嘘之嫌，但也能反映出李世民并非有勇无谋之辈。“聪睿”，是聪明，但不是小聪明，而是大聪明。“玄鉴深远”，一般指城府很深，稳重，喜怒不形于色。说明李世民能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考虑问题比较周全。“临机果断”，就是敢拍板，敢负责。这是一个领袖必备的素质。“不拘小节”，不会瞻前顾后，受人束缚。这显然也是做大事的气概。“时人莫测”，可以想象，大概是由于李世民的聪睿和成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可以看到，李世民是一个比较早熟的人，并且是具备了团队CEO特质的少年英杰。
正如李世民自己所说，他最得意的有几次战役，正是凭着这几次战役，唐朝不仅坐稳了，而且得以再度一统天下，奠定了强大的帝国版图。有趣的是，这几次战役，交战的对象刚好是跟今日中国省份大致吻合的几个区域的割据势力。我们就按照今天的省份区域来看看李世民的王业长征路。
陕西——晋阳起兵，克定关中
大业十三年，李渊由晋阳进军关中，直指长安，拉开了李世民逐鹿天下的序幕。
进军途中，李世民和李建成分领左右军，统军作战，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时的李世民已经充分表现出善于以骑兵冲锋陷阵的特点。他的军事才能也迅速得到成长。但是，这个阶段，李世民还不是统帅，而只是先锋的将领角色。所以这份功劳，李世民最多得三分之一。
在坐稳了关中之后，李世民才真正开始了统率千军、横扫天下的辉煌。
甘肃——先败后胜，西平薛举
隋末群雄并起，远在西北一隅的豪杰也不甘寂寞。在李家占据了长安、克定关中的时候，一个兰州富豪薛举趁机占据西北，而且打出了称帝大旗，自称秦。
薛举如果要争天下，只能是东向争夺关中。因为他往西进军，就进了沙漠，几个绿洲显然不足以支撑他的梦想。薛举争天下，并非痴心妄想，还是有一定的资本的——兵强马壮。所谓“兵强”，这一带有相当多少数民族混杂居住，历来民风彪悍，历史上就是出良将的所在。汉武帝时代的皇帝禁军精锐，都在这一带拣选。所谓“马壮”，因为这一地区是隋朝的马监所在，马匹数量多，质量更佳。单纯从军事角度看，薛举确实有资格说话。不过弱点也是明显的——地盘狭小，经济实力相当弱；地处边缘，缺乏政治号召力。所以，夺取关中地区，是薛举必须要走的一步。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3）
与此同时，抢先一步夺得关中的李氏，则把矛头对准西北。李渊、李世民要争天下，东边与诸强并列，形势尚不明朗，不能轻举妄动，因而坐山观虎斗是上策。但西边的形势相对简单，和薛举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搞定薛举，一则稳定后方，二则可以获得更多的良马——这是当时第一要紧的战争资源，其重要性相当于现代战争的石油。
这也是李世民第一次当军队统帅。然而这个第一次，给了他当头一棒。
唐军和秦军在高（zhí）对垒，唐军人数占优，但比较轻敌，不设防备，战术上落了下风。秦军在对峙时调集了精锐骑兵，绕道后方掩袭，前后夹击，一下就冲垮了唐军，使其死者十之五六，损失大半，数位大将被俘。这是名副其实的大败。
后来史官为了给李世民*，推说当时李世民病了，没有亲自指挥战斗，而把失败归罪于刘文静和殷开山的错误指挥。
其实失败并不可耻，谁能不犯错？关键在于是否能“不贰过”，及时吸取教训。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堪称模范。
这次失败给李世民上了非常好的一课。首先是打消了他的骄傲情绪；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李世民从薛举那里学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骑兵战术——善用奇兵：前方用大军吸引敌军主力；然后运用骑兵的高度机动性能，绕道，从敌军背后、侧翼发动冲击，前后夹击，冲垮敌阵。事实上，这一战术后来几乎成为李世民最拿手的绝招，而且是屡试不爽。之所以后来凯旋之曲叫“秦王破阵”，主要就是指这个战术而言。
可以说，这次失败对李世民来说，来得正是时候。这次失败甚至比一次胜利的意义还要大。
天佑唐朝。薛举本来可以乘胜进军，可这当口，他居然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其子薛仁杲继位，智勇人望都远远不如薛举。而唐军正由李世民率领，卷土重来。
这次李世民充分扬长避短，先是坚守壁垒六十多天，和对方比耐性，比后勤，比消耗。终于，秦军粮食吃尽，有将领投降。李世民一看时机成熟，就策划了一次“以子之道还子之身”的决战。
李世民先是派一支军队到外驻扎，引诱秦军。秦军大喜，主力尽出。在秦军主力移动的时候，李世民亲率大军，从浅水原之北出击。而且，李世民亲率数十骑兵，率先冲入敌阵。唐军“表里奋击”，敌军大溃。李世民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硝烟未尽，李世民立刻率精骑两千，马不停蹄，直扑薛仁杲所在的折城，当夜兵临城下。不知所措的薛仁杲第二天就出城投降了。当时力劝李世民不要孤军深入的手下都很惊讶。李世民告诉他们，秦军野战大败，主力军队都逃跑了。如果这时候不及时赶过去，主力就会入城，薛仁杲心里有底，就不容易投降了。而抢先一步，扼住归路，秦军就四散逃亡，薛仁杲既无信心，也无实力守城。怎样才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这就是！所有将官都用崇拜的目光看着李世民，这大概也是当年“背水之战”胜利后将官们望着韩信的目光吧。
这一战，可以说是树立了一个样板。李世民后来几乎每次大战，都是运用这一套路：先是固守，消耗敌军，寻找战机；然后是决战，奇兵突起，前后夹击；最后是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彻底胜利。
这一战，我们可以总结李世民的很多优点，不过最突出的一点是：善于学习！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4）
山西——艰苦卓绝，平刘武周
按照既定方针，本来接下来的步骤是要解决河南。可是中间出了意外，严重的意外。
这个意外就是刘武周突然冒出来，占据了山西。刘武周本来是山西北部的地方小官，不过他被突厥看上了，打算将他树立为傀儡政权。与此同时，他还得到一支来自河北的精兵，有猛将宋金刚、尉迟敬德等。
虽然山西本是唐的根据地，基础相当牢固，不过守将不争气，先是李元吉，有勇无谋，后是裴寂，全无将略。而且两人都贪生怕死，一触即溃，一败千里。几乎一夜之间就把山西送给了刘武周，只剩下西南一角——蒲州。那就且看李世民如何绝地反击吧。
李世民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如果他再失败，那么刘武周将很快渡过黄河，兵锋直指长安。这可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李渊也认识到这点，几乎将关中精兵全都押上了。对李世民而言，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李世民第一时间渡过黄河，直达最前线的柏壁，与敌军对峙，像一堵大坝，牢牢地扼住洪水般而来的宋金刚军。
接下来还是对峙，漫长的对峙，整整五个月之久的对峙。这种局面是有利于唐军的。因为虽然唐军作战要跨越黄河，但紧邻关中地区，后勤供给线非常安全，而且方便。相反，宋金刚的后勤补给则要从晋阳运过来，中间经过浩州，而浩州一直牢牢被唐军坚守着，还不时出击一下供给线，截断粮道。这样坚持下去，撑不住的是宋金刚。终于，他要撤了。
这一战就像两个高手过招，双方对峙不能有破绽，一旦露出破绽，就会全盘皆输。宋金刚面对的，正是一个绝顶高手。他一转身要跑，李世民就影子一般贴了上去，而且绝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李世民一旦出击，就如离弦之箭，勇猛决绝。他一口气追了一昼夜，急行两百多里，打了数十次，所向披靡。大将刘弘基执辔进谏说：要等大军跟上来，吃饱饭再追击不迟。孤军深入，太过危险啊！这个建议被李世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等李世民追到雀鼠谷，已经是“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军中只有一羊，他与将士分而食之。接着在介休决战，恼羞成怒的宋金刚将二万之众，布阵七里。唐军虽然疲惫，但气势如虹，怎么可能被打败？宋金刚继续败退。
李世民又一路追击，终于来到了浩州城下。此时的李世民，已是满身硝烟，满脸征尘，人们根本辨认不出他是谁。为了让守城的唐军将士相信自己就是秦王，李世民不得不脱下甲胄，扬起脸来。这一刻，经过了漫长期待和艰苦战斗的唐军，爆发出了最热烈的欢呼，声震云霄，接着又纷纷哭起来。他们一直绷紧的弦终于松了下来，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秦王！是希望！是胜利！
就是在这一次战争中，军中首次唱响了一首凯旋之歌，也是一首军民自发唱起来的歌。这就是后来的《秦王破阵乐》。
这一战的结果就是李世民一口气把宋金刚，包括刘武周都给赶到了草原上。整个山西都重新回归了唐的怀抱。这一战对李世民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他已经获得了唐朝军队的军心。
这一战可讲的也很多，不过李世民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坚决！
河南——围攻洛阳，平王世充
解决了山西的意外，唐朝重新回过头来，把目标对准了东部地区。首当其冲的就是洛阳王世充。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5）
王世充才智非凡，口才极佳。但他致命的问题是黄发碧眼——是个胡人。这点导致他的政治资源有限，号召力缺乏，很多猛将都不甘屈居他手下，往往投奔唐朝，如秦叔宝、程咬金等等。好在他还有个固若金汤的洛阳城。
攻克坚城，对李世民来说，是个棘手的难题。因为李世民最擅长的是骑兵，机动灵活，便于野战。但对攻取坚城，没有太多经验。前后围攻洛阳孤城达十月之久，却未进寸步。以至于将士“疲弊思归”，请求班师。攻坚乏术，可能是李世民军事上唯一的缺陷。事实上，这个缺陷后来在攻打高丽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明显，以至于屯兵坚城之下，久久不能攻克，终于铩羽而归，成了他一生最大的败笔。
在包围洛阳之前，李世民和王世充军队作战，曾数次陷入危机。都是因为他率轻骑亲自侦察导致的。实际上，几乎每次大战之前，李世民都要亲上前线侦察敌情。这可比阵前冲杀还要危险。因为侦察都是轻车简从，也没有后继援兵，一旦遇到大批敌军，很难逃脱。真可谓是孤胆英雄。但李世民乐此不疲。
一次在洛阳西部的慈涧，李世民寡不敌众，陷入重围，左右都很害怕，李世民让手下先回，自己亲自殿后。只见他左右开弓，敌人“皆应弦而毙”。经过血战，杀出重围，等回到军营，埃尘覆面，军中都不认得他，不让进。李世民只好再次免胄自言，才得入。摸清了敌情，第二天，李世民再率大军紧逼慈涧，王世充不得不撤回洛阳。
还有一次是在洛阳北部的邙山。李世民率五百轻骑，在前线遇到王世充万余人。结果双方一场苦战，居然杀敌三千。这看起来就像神话一样。不过也未必不是真的。因为当时双方作战，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奇迹：王世充派两个将领攻掠唐境，唐将王君廓用计将其击却，李渊特别下了一个诏敕慰劳说：“卿以十三人破贼一万，自古以少制众，未之有也。”看来十三人破贼一万，居然也是真的发生过。虽然用了计谋，那也是不可思议。以此看来，李世民率军五百，大败万人，并非不可能。那时唐军的剽悍善战，实在是令人神往。
而对于这支精锐之军的灵魂人物李世民，我们也不得不伸出大拇指，夸一句：剽悍！
河北——虎牢决战，天下归一
李世民在对付王世充的时候，还打草搂兔子——顺手把河北窦建德给灭了。
这一战，是李世民一生战功最辉煌的时刻——著名的虎牢关战役。虎牢关，唐代都叫武牢关，因给他们祖先李虎避讳。所以，有虎字的，都要改，就连老虎也要避讳，改叫大虫。
其实，从战术来说，这次战役并没有太新鲜的东西。从前期的对峙消耗对方耐性，到决战的包抄战术，都是很成熟的操练。
只不过这次的胜利果实来得分外大些，是个意外的惊喜。其实这次胜利，很大程度上在于李世民有一股子冒险精神，通俗点说，李世民有赌徒的个性。冒险成功，所以他获得了意外大奖。
当时的境况，本来对唐军是相当不利的：内有久攻不下的洛阳王世充，外有窦建德的新锐之军，特别是窦建德的军队，从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输于唐军。搞不好就是一个左右夹击，血本无归。当时唐军内部，基本上都是持撤军的意见。这些意见是比较稳健的，不能算错。
但李世民坚持到底，不退反进，迎头而上。他要赌一把。他敢铤而走险，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他性格中特出的一面。这也是后来他敢于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原因。
问题还在于，李世民虽然是个赌徒，但决不是一个鲁莽的赌徒，他是智谋在先的赌徒。当时李世民的如意算盘是：洛阳已经是唾手可得了，如果能堵住窦建德一阵子，抓紧时间攻下洛阳，那么，河南尽入唐朝，再回头全力对付窦建德，就有把握了。
这种情形并不是不可能出现的。事实上，后来在对峙过程中，窦建德没有能尽早决战，耽误了时机，损失了锐气。李世民抓住时机，勇猛出击。当唐军冲到夏军军营的时候，窦建德刚刚召集的百官会议匆匆散会，一下子阵脚大乱，窦建德意外被俘虏。这一把，李世民又赌对了。
这一战，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冒险，李世民胜在运气，但从博弈的角度看，李世民的赢面是最大的，而李世民最善于把握机会。所以，这一战，李世民胜了，胜得冒险，胜得有道理。
爱拼才会赢。是的，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时候的李世民，那就是：拼搏！
四、从秦王到唐太宗——天下
虎牢关一战奠定了唐朝的天下。然而李世民从虎牢关回到长安的时候，发现自己处境微妙，因为他已经是功高不赏。
在此之前，李世民已经是尚书令，这是品级最高的官位了。另外，他还担任陕东行台大总管，有地方军政大权。于是李渊只能额外为他新造了一个头衔——“天策上将”。天策上将位极一品，还可以开府。所谓开府，就是可以设置一套属于自己的班子，当然都是国家给开工资的。
这已经是超级的赏赐了。但战功如此卓著的李世民会满足于此么？谁都知道，不会！对雄心勃勃的李世民而言，另一个战场刚刚拉开序幕。
赫赫战功给李世民带来了什么呢？
首先是有了威望，有了问鼎皇位的资格。魏徵早就说过，“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而且，李世民在军队中声望极高。这点很重要。
其次，这些战功的获得，也不可避免地让李世民有了更大的野心。战场上那种叱咤风云的感觉，绝对会让人欲罢不能。像李世民这样的天生领袖人物，以后只做一个庸庸碌碌、谨守本分的顺臣，那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战争过程中，他已建立起了完全忠于自己的一个班子，一个利益集团——文臣有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武将有尉迟敬德等。这些功臣追随李世民，都立下了大大小小的功劳。毫无疑问，主子和追随者已经连成一体，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李渊继续做皇帝，他们都还能混得不错，但假设太子建成继位的话，包括李世民在内的这个集体，下场是可以预见的。他们不能期待李渊活到一百岁吧？
天策上将已经是不世的勋荣，但毕竟还是臣，和皇帝相比，这个天策上将就和蚂蚁差不多。君臣如天隔！然而欲跨过这一步之遥，对李世民和他的追随者来说，却需要巨大的决心，艰苦的努力，还有不错的运气。
本来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李渊完全可以让李世民来做太子。但李建成一开始就被立为太子，而且一直没有什么过失，相当称职。所以李渊不忍心。他大概还是用一家人的关系来看待儿子们的争斗吧。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皇帝之家了。他们争斗的，不是一份简单的家业、爵位，而是整个天下！李渊还没有一个皇帝的自觉，没有做皇帝的意识和经验，而且他也还不够狠。所以，他自己也终于成为玄武门之变的牺牲者。这是他“自找的”。政治永远是这么残酷和肮脏，总是让最“坏”的人获胜。
在李世民的孙子、曾孙辈的时候，相似的情况再次出现，睿宗皇帝继位的过程中，老三李隆基立下大功。但是当时身为大儿子的李宪很主动地让贤，让李隆基当太子；不久之后，睿宗李旦也主动要求退位，当太上皇去了。就这样，最高权力顺利过渡到李隆基手里，从而避免了更多的风波和流血事件。这个结果，未尝不可能是玄武门之变的一个另外结果。
可惜，李渊、李建成没有这么明智，也没这么幸运。随着*那天，李世民手里的大箭再次破空而出，一切都已经注定！这一回合，李世民再次胜出，这回，他获得的是整整一个大唐天下。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1）
李渊从臣子到皇帝的角色转换，很失败，但李世民却非常成功（也许是最成功的）。关键一点，在于李世民能与时俱进。
一开始所提到的那首雄壮的《秦王破阵乐》，其实在唐代官方的名字叫《七德舞》。所谓七德，是指武有七德。这个名字是李世民亲自改的，其含义何在？首先当然是纪念自己的无上武功，同时更深一层含义则是——偃武修文。
李世民曾经在奏《七德舞》时说：“朕虽以武功兴，终以文德绥海内。”当时封德彝上前说：“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李世民很清醒：“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结果德彝磕头谢罪。这段故事很清楚地说明，当上皇帝的李世民清醒地认识到时势变化了，工作重点应该转入到文治，不能继续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吃老本。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让李世民开创出一个空前绝后的“贞观之治”。
其实这个转换，早在征战天下的时候，李世民就有意识了。说起来这也是李世民一次失败的教训换来的，那就是和太子建成的一次较量——再平河北。
河北的窦建德虽然战败身亡，政权也垮台了，但起初唐朝对河北的统治比较强硬，导致民心不附。所以，很快，窦建德的余部在悍将刘黑闼的统领下，开始反叛，而且一下子席卷了河北全境，势头很猛，唐军损失严重，连李也吃了大败仗。当然，最后还是李世民出兵，平息了叛乱。在这次平乱中，李世民还是比较信赖自己的强大武力。事实证明，他的武力依然强大。但后来的情况却说明，纯粹以武力解决问题，不仅很吃力，而且效果也不能持久。所以，不久之后，河北再次“沦陷”，估计这很让李世民抓狂，又有点无奈。
而再次搞定河北的却是李建成。李建成在魏徵的策划下，主动要求出征河北。李建成与李世民相反，用“柔道”，他采取安抚民心的做法，发出公告，效果极佳，不仅非常迅速地平息了叛乱，而且让局面彻底稳定了下来。
可以说，这次李建成的举重若轻，几乎把李世民的赫赫功绩都给比下去了。李世民战无不胜固然令人钦佩，可中国人向来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可是用兵之最高境界。李建成用“柔道”安定河北，显然就比李世民光用蛮力来得高明一筹了。
这次双方的暗中较量，给李世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他充分认识到，怀柔策略有时候比武力来得更加有力！前面说过，李世民是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所以他很快就明白，要治好天下，一定得用“文”，用“德”。
其实感悟这个道理并不难，难的是李世民能转变自己。成功往往会让人们迷信自己以往的经验，尤其是建立了李世民这样的不世功勋后。但李世民没有迷失自己，他及时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并努力修正，实在是了不起。
当然，李世民之所以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抱负，他的野心，他的胸怀是天下的，因此他的眼光决不是短浅的，行动也决不是愚蠢的。所以，李世民不仅是名将，更是合格的皇帝，合格的政治家。
当然，作为杰出皇帝的李世民，也并没有偏废“武”。实际上，在贞观期间，李世民继续指挥着千军万马，纵横沙场，安定边防，开疆拓土。武功之盛，相当惊人。只不过，李世民将文武两手运用调配得恰到好处，能够相得益彰，将战争的压力几乎都化解于无形。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2）
李世民可谓军事艺术家，总能“好钢用在刀刃上”。具体分析，则有三点：一、控制节奏，掌握主动。每隔四五年，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就不会过分耗费国力；二、抓住时机，速战速决。几乎每次战争都做到事半功倍；三、统筹全局，各个击破。充分利用外交、结盟等手段来配合战争。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了李世民高超的军事天才。
把握机会，平定突厥
李世民军事上的辉煌总能说明他善于敏锐地捕捉机会，把握机会，平定突厥一战就是最好的范例。
李世民踏着血迹登上了皇位，同时也接过了一副沉重的担子。除了百废待兴的内政之外，他面临最大的敌人是强大的草原之主——突厥。
说起来，李世民的第一次从军经历，就跟突厥有关。
长孙皇后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岳父长孙晟，恰好是个突厥专家。当初隋文帝正是因为用了长孙晟，所以没费多大事，就消除了突厥这个劲敌的威胁。长孙晟可以说是经国之才。长孙晟去突厥本是因为送婚——替北周皇帝送一位“千金公主”给突厥可汗和亲。可能因为射术了得——长孙晟曾一箭射下双雕，令突厥可汗刮目相看，以至留他住了一年之久。哪料想，突厥留了一个致命的间谍——长孙晟乘游猎之机，详细侦察了突厥山川形势及部众强弱。后来长孙晟巧妙运用了各种策略，让突厥内部分裂，实力一落千丈。
不过突厥很快重振雄风，再度成为大漠主人。尤其是隋末的时候，中原群雄逐鹿，各方势力都争先结交突厥，以求得强援，而突厥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上了牵制中原诸雄的招数。比如开始突厥支持李渊起兵，待到李渊免除后顾之忧，顺利攻占长安，建立起唐朝之后，突厥便支持刘武周等人再来攻击唐朝。
只可惜，唐朝有个李世民，突厥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唐朝迅速削平群雄，一下子就完成了统一局面。于是，唐朝就直接和突厥面对面了。也就在唐朝内部统一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突厥的进攻突然猛烈起来，从武德七年（624）开始，几乎是每个月都有突厥入侵的记载。作为游牧部族的突厥，他们已习惯于劫掠农耕地区，这几乎就和打猎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劫掠的利润更大更丰富。
这两大强手的直接交锋在所难免，决战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时间会来得这么快。李世民刚上台四年，就一举把超强的*厥给彻底灭了。
其实这天的到来，对于李世民来说，并不是太意外。因为这是他时刻在期待着、盼望着的结果。他的动力来自——雪耻！
这个耻辱，首先是来自他的父亲李渊。李渊在起兵之初，为了获得突厥支持，曾经称臣。突厥使臣甚至登坐皇帝御榻，嚣张跋扈，令李世民痛恨之极。
耻辱更有李世民自己的。李世民刚刚继位，颉利可汗就想来个下马威，长驱直入，兵临长安城下。李世民亲自前往，和颉利可汗会面，最后谈判成功，杀白马盟誓。不过这是“城下之盟”，唐朝要付出大量的金帛财物。简单地说，李世民被狠狠敲了一笔。这放在宋朝，皇帝的反应估计是会松了口气，但对李世民这样的血性男儿来说，实在是口咽不下的恶气。
其实在当时的情形下，唐朝也可与颉利可汗一搏。因为毕竟突厥孤军深入，是个很冒险的军事行为。但考虑到唐朝当时尚不可能一战就消灭突厥，如果双方撕破脸开战，无疑会是一个漫长的对峙。而唐朝“国家未安，百姓未富”的现状，实在吃不消这种大消耗的战争。李世民认为，应该暂时隐忍，等待时机。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一招致命,干净利落。总之，不能把自己陷入战争的泥潭中，也不能陷入冷战中。李世民硬生生把这口气给忍下来了，他已经是个很成熟的政治家了。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3）
不过，等，也是积极的等。国家实力不够，那就把军队这把刀给磨锋利，再锋利些。贞观初年，李世民居然让将士们在宫殿前习射，亲自指导。大臣们一看，这可使不得啊！本来按照法律，任何人带着武器出现在皇帝面前，都是死罪。而且这些人中，万一有谁给皇帝来这么一下，不就麻烦了吗？甚至有个刺史骗了一匹驿马，跑到长安来切谏。可李世民一概不纳。说，这些将士，都是我绝对信任之人。将士们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几年下来，军队“悉为精锐”，李世民建立了一支特种兵级别战斗力的精锐之师。这种战术思想，在今天恐怕也是先进的。
机会来得很快。本来把握机会就是李世民最拿手的。这和战场上的对峙坚守，是一个道理。所以，当四年之后，强大的突厥出现了裂痕，内部高层矛盾激化，分裂，臣属部族开始反叛，甚至老天也不帮忙，一场大雪冻死牛羊大半之时，李世民迅速反应，果决出兵。当时有个唐朝使臣回来对李世民说，我看三年之内突厥要完蛋。李世民摇摇头，说时机已到：“趁你病，要你命。”他手一挥，唐朝精锐尽出，直捣黄龙，一招制敌。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被俘虏，*厥就此画上句号。史书上说“漠南皆空”，漠南就是今内蒙古地区。
这次出兵，李世民把唐朝北方边防问题解决了。
太上皇李渊在听到俘虏了可汗后，不由叹道：“当年汉高祖被困白登山，终身不能报仇；现在我儿子能灭突厥，我算是托付对人了啊！”这时候，李渊也不得不承认，二儿子做皇帝，是最合适的。
所以，这次战争，是军事的胜利，也是政治的胜利；是外部的胜利，更是内部的胜利。李世民给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增加了重重的一个砝码。
张弛有度，保护国力
灭*厥五年之后的贞观九年（635），唐朝又大举用兵，平了吐谷浑。
事实上，李世民每次大规模用兵，都是相隔四五年时间。这个时间节奏，把握得很好。让我们看一下贞观年间的战争时间表：
贞观四年（630），平*厥（今内蒙古）；
贞观九年（635），平吐谷浑（今青海）；
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今新疆东部）；
贞观十九年（645），平高丽（今辽宁）。
可以说，贞观时期，除了几次小型战役外，每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间，几乎都是五年左右的时间间隔。这个规律很明显。显然，这是李世民有意识控制的一个节奏。其原因有二：
一、间隔五年用兵一次，可以有时间积累物资，不会导致民力的过分损耗。战争，是一种巨量的物资和人力消耗。贞观虽然号称盛世，但毕竟刚刚经历过一个乱世，人口剧减，经济总量很低。而贞观时期的战争，基本都在边疆地区，很多时候都是劳师远征，这对后勤供给的需求就更大了。成倍增加的后勤供给对国力是个很大的考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汉朝。虽然汉武帝时代是鼎盛时期，汉初七八十年都休养生息，储备了巨大的财富，但和匈奴打了几次大仗，就导致国库空虚，要额外增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农民起义纷纷出现。
所以，贞观时期并不适合大规模用兵，如果必须用兵，那也得有个缓冲时间。积累五年左右，差不多物资可以支持一次大型战役。
二、五年左右打一次，也是练兵的节奏。刀不磨，要生锈。军队也是如此。就以贞观九年平吐谷浑来说，本来吐谷浑是在青海一带的游牧政权，比较安分守己，虽然跟突厥一起打劫过唐朝，不过都是些小摩擦而已。李世民要出兵吐谷浑，从战略上看，是保障河西走廊安全。另外，也是要借此来锻炼军队，特别是艰苦长途的行军能力。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4）
在唐军进攻的时候，吐谷浑可汗把野草都烧掉，坚壁清野，让唐军的马没草可吃；然后轻兵逃入沙碛深处。唐军坚定追击，侯君集、李道宗一路率军行进，这里海拔很高，盛夏降霜，天气恶劣。又有“无人之境二千余里”，没有水源，地理条件也很艰苦。但是唐军“人龁冰，马啖雪”，终于追及可汗伏允，大胜而归。
其实这次作战，正是五年之后唐军灭高昌的一次彩排。因为高昌地处西域的东部，在今吐鲁番盆地。从唐朝边境到高昌，要渡过一个千里沙碛——当年玄奘就在这里历尽艰辛，差点丧命。一路上白骨累累。所以，高昌国王鞠文泰曾经很放心地说：“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二千里的沙碛确实是个巨大的障碍。可他忘了，正是五年之前，唐军深入高原，也是跨越“无人之境二千余里”的沙碛而击溃吐谷浑的。那次行军的主将侯君集，恰好就是此次灭高昌的主帅。
因此可以说，吐谷浑之战，就是高昌之战的预演。实际上，李世民虽然平了吐谷浑，但继续让吐谷浑可汗之子统率本族本地，羁縻服属之而已，并没有纳入到中央的统辖之内。
全面布局
李世民平吐谷浑，并没有吞并的兴趣。但对高昌却完全不同。这是由于两者的战略价值不同所致。事实上，平高昌，是李世民“开发大西部”大计划的第一步。
中原王朝对西域的开拓，从汉武帝开始。隋炀帝也很有兴趣，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如裴矩写过一部《西域记》。后来唐太宗也曾让玄奘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本质上，这是一部西域地区各个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情报报告。李世民开拓西域的野心不言而喻。
开拓西域这种做法，向来被传统儒家文臣所反对。比如魏徵就是坚定的反对派。但李世民却完全不听他的。
魏徵看到的是经济利益账。当时高昌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站，中西贸易的必经之路。如果能控制高昌，那么贸易利润是非常大的。但是军队远征需要消耗巨额军费，以后驻兵还需更多的长期费用。用魏徵的话说：“今若利其土地以为州县，则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供办衣资，违离亲戚，十年之后，陇右虚耗矣。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国，所谓散有用以事无用。臣未见其可。”
李世民算的则是军事战略账。如果唐朝欲进军西域，高昌是第一站。陈寅恪曾经指出：占据西域的根本目的，则在于保障关中地区的绝对安全。关中是唐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但西北不远处的西域一带，当时仍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如果要保障关中的安全，就非得先控制住西域地区不可。所以，李世民派侯君集拿下高昌国后，开始是设置“西昌州”，然后立刻改称“西州”。一般来说，两个字的，都是羁縻州的名称；而一个字的，多是正州。正州就是和内地的州一样，由中央政府直辖。李世民设“西州”，显然是要直接指挥西州地区。
从此之后，西州就成了唐朝进军西域的一个桥头堡。从此向西，步步扩展。到贞观二十二年（648）的时候，首次出现“安西四镇”的布局。此后的高宗、玄宗时代，唐朝在西域不断开拓，一直到葱岭以西，达到历史上一个辉煌的顶点。而这一切，都发端于唐太宗破高昌、设西州的这个时候。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李世民的眼光超过了魏徵。
不过，现代史学家分析了西州人的户籍，发现了一个事实：在高昌国时代，人们的寿命，特别是男子的寿命，要远高于西州时代。这是因为，作为桥头堡的西州，大量青壮年男子都被国家征发从军，战死疆场无数。我们回头看看当年鞠文泰对唐朝使者说的这番话，恐怕也是别有意味吧：
“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你们的东西很好，可我不喜欢，我只喜欢我的。
但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李世民要做的，就是掌控一切。
六、失败的收官之战
作为时代的最强者，李世民一生无往不利，风光无限。但就是他最后的收官之战，却带给他真正的失败，留下了深刻的遗憾。
其实从战争的结果来看，唐朝攻占了高丽的很多地方，跨越了辽河，把高丽的空间压缩了很多，也为后来唐朝进一步进攻高丽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后人基本都以失败来看待这次高丽之战，这主要还是从战略的角度着眼。因为李世民的目标是要彻底征服高丽。无疑，这个目标没有达到，失败了。
自当皇帝之后，李世民再也没有亲征过。贞观年间的所有大战，他都只是制定基本方针，具体战役都交给将领们去完成。而这次亲征高丽，一则说明他重视，二则也因为他有充分信心。总之，他是志在必得。可最后他都没能越过鸭绿江，离征服高丽的目标相去太远了。
后人因为这次战役失败，也多持批评态度，认为他没有吸取隋炀帝的前车之鉴，重蹈覆辙，实在不该。这个意见不无道理。隋炀帝时，国富兵强，但以倾国之力也没有拿下高丽，甚至连像样的进展都没有。当然原因有很多，其中高丽的强悍也是不容忽视的。另外，地理位置对高丽很有利。首先，高丽地处偏远的东北，而隋唐的中心都在西北之关中地区，相距很远。其次，这个地区，雨季在农历六七月间，从农历*月至来年二三月之间，又是寒冻天气。所以，有利的攻打时间，只能在冻期已过而雨季未临的短暂时间。这就要求进攻方必须速战速决。但高丽特别擅长固守，而且坚城众多。因此，高丽是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
李世民恐怕没有充分意识到，唐军在攻打坚城方面，并没有太好的成绩。当年攻打一个洛阳孤城，都苦战十个月之久不能下。贞观年间的战争，也都是针对草原民族，打的是野战。唐军可以凭着更加强大而灵活机动的骑兵获胜。所以，这次战役，唐朝完全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失败是合乎逻辑的。
李世民是个明白人，高丽虽然面积小，但绝对是一块硬骨头。那他为什么还要力排众议，坚持亲征高丽呢？
替李世民辩护的，大多是认为：李世民是为了“无贻子孙忧”。他在贞观十七年（643）立了李治为太子，担心李治过于仁弱，若是由李治来打高丽，恐怕就会像隋炀帝一样，后患无穷。
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高丽在当时已经有坐大的趋势。中国历史上，从东北崛起的政权，往往会给中原政权带来灾难性的威胁。前有鲜卑的北魏，后有契丹、女真等。也许李世民正是要将危险消灭于萌芽之中。
不过，从李世民每隔五年发动一次大战的规律来看，很可能打高丽早在他的计划之中。他之所以要打高丽，可能也是与隋炀帝的失败有关。
李世民做皇帝，有个很好的反面教材，那就是隋炀帝。几乎在内政的每个方面，他都是与隋炀帝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取得了“贞观之治”。但是在对外的野心上，李世民却和隋炀帝颇有相通之处。当然，从效果上看，是有天渊之别，隋炀帝很失败，而李世民超级成功。这些无疑都增长了李世民的自信和骄傲。
大家都知道，征高丽是隋炀帝最大的败笔，他因此而身亡国破。恐怕李世民也非常希望在最后这件事情上，再次能给自己一个证明，证明自己能拿下高丽，证明自己确确实实比隋炀帝英明出色！所以，我认为李世民征高丽，是要和隋炀帝一比高下。
最后一点，可能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李世民恐怕也不太能容忍高丽对“天朝上国”的傲慢和挑衅吧？
房玄龄临终给李世民上表，说：“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它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房玄龄是最理解李世民的人，他就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内为前代雪耻”。所以，总的来看，征高丽此举，其政治军事意义恐怕还在其次，而争强好胜的心理，也许更是主要因素呢！有了私心，就容易判断失误。这可能就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七、强人背后的常人情感
李世民是个超级强人，他的性格上面，颇有好胜心态。甚至小事上也是如此。曾经有一次，西域进贡来一个胡人，善弹琵琶，创作了一个曲子，弹起来极为华丽复杂。李世民不想输了场面，于是就搞了一次酒会，在酒会上让这个胡人音乐家当场演奏一遍。其实他早已经安排了宫里的一个音乐高手叫罗黑黑的，隔着帷幕听。一遍之后，李世民对胡人音乐家说：“这个曲子不稀奇，我宫里的人都会啊。”然后叫出罗黑黑来弹，居然一个调子都没遗漏，从头到尾，重奏了一遍。只不知道那个胡人音乐家会不会精神分裂？这样的李世民，其实和一个好胜的男孩并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是超级强人，虽然是贵为皇帝，但李世民一样有常人情感，而且比常人来得更夸张。因为他本来就是性格张扬，喜怒之情充沛。所以，我们常可看到李世民的喜怒哀乐表达，比如他会哭：
他的结发妻子长孙皇后死后，他很思念，常登楼眺望陵墓。有次他和魏徵一起登楼，魏徵假装看不见，然后故意说，我还以为你给我看高祖的陵呢。李世民为之痛哭一场，不再登楼。
他也为他的女儿哭。李世民有很多子女，其中长孙皇后生的二女儿晋阳公主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公主小名兕子，意思是小母犀牛。这样一个名字用在娇俏可爱的女孩身上，可以想象这个女孩是多么可爱，父亲又是多么疼爱她。而这个小犀牛也特别聪明乖巧，据说能写一手极佳的“飞白”书法，甚至拿去和太宗的亲笔书法混在一起，别人也分辨不出来。而且还心地善良，脾气很好，常常能让李世民转怒为喜。可惜的是，晋阳公主年仅十二岁就病逝了。李世民几乎不能接受这个打击，一个多月都没有正常进食，哀伤无法抑制。不论何时何地，他只要想到或看到任何与晋阳公主有关的事物，都要泪水长流，多的时候甚至一天就这么哭上几十回。这个太不正常了。于是大臣们就去劝皇帝节哀。李世民叹道：“你们说的那些道理，其实我都明白。我也知道，人已经没有了，再怎样悲伤都于事无补，也换不回我的女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控制不住这种悲伤啊。”这时候的李世民，不是强人，也不是皇帝，就是一个伤心欲绝的父亲。
除了为亲人哭，他也为大唐将士而哭。在征战高丽之后，退军之前，李世民下令收集阵亡将士的尸骨埋葬，用最高级别的太牢礼祭奠，亲自写了祭文，到灵位前哭祭，声泪俱下，非常痛切。这一刻的李世民，一定是非常难过，有这么多的大好男儿，慷慨从军，而今却葬身他乡，这是真正生离死别的悲痛。
李世民不仅对人重情感，就是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骏马，他也深情眷恋，不舍得分开。所以在昭陵前面，他下令刻上了他骑过而战死沙场的六匹骏马，这就是所谓的“昭陵六骏”，并为此亲笔撰写了《六马图赞》。直到千载而下的今天，这些骏马的矫健雄姿还是栩栩如生。而从这些骏马的雄姿中，似乎依然能看到那位如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骑乘在上面，手持长弓大箭，身披黄金盔甲，发出一声巨大的呼喊：“杀！”
一、壮士长歌入汉关
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天山脚下。
朔风烈烈，大唐铁骑，不动如山。
对面，铁勒九姓的十万大军，旌旗如云，刀枪如林，人喊马嘶，一望无垠。眼看就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恶战。
话说此天山，并非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新疆天山，乃是在今蒙古的杭爱山。在唐代，它有很多异名：乌德犍山，郁督军山，等等。它位于漠北，在草原民族的心目中是个神圣的所在。
因为，这里曾经是整个草原的中心，无比强大的*厥汗国的牙帐，就在这里。虽然*厥在贞观四年（630）被唐灭亡，但天山仍然有着强大的号召力。此后很久一段时期，继突厥而起的铁勒各部总是在天山建立牙帐，以领袖草原各族。贞观后期，薛延陀趁突厥衰落而兴起，也在此建立牙帐，甚至在唐太宗出兵高丽之时，侵扰边疆。李只率了一小支精兵就直奔天山，擒贼擒王，一举重新稳定了北方草原。此后的十多年，草原上风云变幻，而漠南一直没有出现强势力量——这是唐朝着意设置的一片隔离地带。
但是广阔肥沃而空虚的漠南草原，对于漠北各族，无疑是块巨大的肥肉。难以遏制其觊觎之心的回纥，终于联合了同罗、仆固，开始犯边。不过强势的大唐，毫不犹豫地要把任何不良苗头，扼杀在摇篮里。于是双方再次在天山脚下对峙。
只见旌旗*，铁勒军中跑出数十骑，在阵前冲着唐军耀武扬威，这是挑战，也就是所谓“斗将”。
斗将，就是交战双方各选猛将，先进行一次单打独斗，用以激励士气。如《三国演义》里关羽温酒斩华雄，张飞与马超挑灯夜战，都是小说中所见经典之役。历史上，虽然斗将并非战争胜负之关键，不过斗将之风也有不少，《史记·项羽本纪》就曾记述，汉王刘邦与项羽交战，项羽要求与刘邦单挑。刘邦不干，于是项羽命勇士出阵挑战，却被汉将楼烦一箭射杀，连杀好几个。
这一幕，在此刻再度上演。只见唐军跃出一员将领，左手弯弓，右手搭箭，弓似霹雳，箭如流星，嗖、嗖、嗖，三声响过，三名刚才还在耀武扬威的军将，刹那间一头栽倒在地气绝而亡。刚才还在嘶吼的铁勒军，就像一下子被扼住了喉咙，死般寂静。呆立半晌之后，数十个悍将跳下马来，打出白旗，要求投降，齐刷刷跪下了一大片。
这时候的唐军，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新的辉煌。军中歌之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这唐将，就是赫赫有名的薛仁贵。
事实上，唐朝并不认为薛仁贵是名将，唐代武成庙（即武庙）中祭奉的唐代名将中，就没有他。但在后代的文学创作中，薛仁贵却俨然成了唐代最著名的猛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个“薛家将”，是唐代最著名的名将世家。从《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一直到《薛雷扫北》，构成了与“杨家将”、“呼家将”同样出名的一个系列故事，被民间口耳相传，成了大唐盛世在人们心中又一个辉煌的象征。
不过，所谓“薛家将”，倒是颇有历史根据的，并非一概胡编。而且，这个薛家将的传奇，和民间演义故事相比，其传奇色彩似乎也一点不差呢。
二、英雄不问出身
英雄不问出身这句话，往往用在出身低微的那些英雄身上。薛仁贵恰恰是这样一位英雄。他是绛州龙门人，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河津市人。这又是一个山西人。唐代初年的山西，可真是人才辈出，武则天、狄仁杰也都是山西人。
薛仁贵的祖上，据说也是一个名将，叫薛安都。不过这个说法，颇可怀疑。大概是因为薛仁贵超凡的武艺，诱使人们替他寻找一个光辉的祖先。这多半是受到当时风气影响，祖宗光辉，那是最有面子的事情。
事实上，薛仁贵只是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之家，生下来的时候也并没有出现“红光满室”之类的异征。新、旧《唐书》的传记上都没有提及其祖上如何，而只有七个字：“少贫贱，以田为业。”
值得一提的是，薛仁贵是和大唐帝国一起成长的。他出生在614年。四年之后，618年，李渊建立了大唐。如果作为一个太平盛世的农民，那是幸福的，可谓生逢其时。不过如果想作为一个武将，薛仁贵未免错过了最佳时机。要是早生二十年，赶上大唐开国之战，他也许会更加辉煌。值得庆幸的是，唐朝注定是个雄赳赳的朝代，它致力于对外开拓，出征的号角和凯旋的锣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也因此，传说中战神的“*星”，就能不断地找到新的主人附体——民间盛传薛仁贵乃“*星附体”。
说到“*星附体”，这是后代民间传说中，薛仁贵所拥有的最著名的属性。薛仁贵被“*星附体”的这种说法，类似于人们总是说状元是天上“文曲星”下凡一样。
虎，从来都是威猛的象征。“虎将”这个名词很常见，可从没有人说“狼将”的。因为虎的威猛强悍，威风凛凛，确实适合拿来比喻猛将。虎皮是有斑纹的，黄黑相间。但为什么传说附在薛仁贵身上的是*呢？以今天科学的眼光看，如果真有一只白色的虎，那应当是患上了白化病。而附在薛仁贵身上的老虎之所以白，是因为他来历不凡，他是“战神”。
中国古代有个伟大的“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属性可以涵盖宇宙间所有事物。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事物都可以分为五种，比如五个方位：东、南、西、北、中，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东方属木，色青，南方属火，色红，西方属金，色白，北方属水，色黑，中央属土，色黄……这其中，西（右）、金、白、秋，都是可以合并的同类项，放到“金”的下面。
金的特性是什么呢？金属——武器，透着“杀气”，你看，属性为“金”的季节——秋天，就呈现出万物凋零的景象，古人认为那也是因为天地有杀气的表现。虎本来就是威风凛凛，加上了“白”这个属性，那自然就成了“杀神”、“战神”的象征。《水浒传》有个段子，讲到林冲被人设套，误入“*堂”而被抓。*堂，正是商议军机大事之要地，这个堂名就取*为战神之寓意。另外，大家都熟悉“左青龙、右*”这句话，这里，龙之所以青，虎之所以白，也都是符合其五行之属性的。
但在现实中，薛仁贵的人生转折，并非因为什么“*星”，而是来自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子柳氏。有一次，薛仁贵要改葬祖先坟茔，这个非常有眼光的女人适时地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夫有高世之材，要须遇时乃发。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盍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葬未晚。”意思是：有本事的人，要善于抓住时机。现在当今皇帝御驾亲征辽东，正是需要猛将的时候，你有这一身的本事，何不从军立个功名？等你富贵还乡，再改葬父母也不晚！核心意思，就是鼓励薛仁贵从军。
薛仁贵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力气特别大。所以民间传说对此加以神化，说他曾经吃下了“天上掉下来的馍馍”（是一头龙、两头老虎、九头牛的形状），因而一下子就有了“九牛二虎”外加一条龙的力气，他一个人可以干几十个人的活。可是，他的胃口也是几十个人的量，有些类似在高老庄时的猪八戒。所以，这把力气，用来种田，没有什么前途。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他这身力气最好的用处，就是在战场上。
薛仁贵的运气不错，这个时候唐太宗正要*高丽，广招猛将。在唐朝前期，军队的组成，除了固定的府兵之外，也经常临时招募。其中有些人是主动投军，被称为“义从”，相当于“志愿军”的意思。当然，这些人投军，并非只是要报效国家，而更多的是求取富贵。投军之所以能求富贵，是因为这一时期，唐朝发动的战争，百战百胜。战争中，将士们一是可以掠夺财宝——名将李靖、李等都是不禁劫掠；二是可以积功升官——总打胜仗，自然升官快。可以说，投军，正是追求富贵的捷径。难怪唐代诗人要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史书上特别记载了柳氏这段话，给了后人很多想象的空间。京剧里面的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显然取材于此。守了十八年寒窑的王宝钏，历尽艰辛，实在没有比这更命苦的人了呀。这个悲剧故事，生生赚了后人无数眼泪。但现实中的柳氏，想必命运应该比王宝钏要好得多吧？这多少让我们心情好过一点。
三、白袍小将（1）
于是薛仁贵就去应募投军，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他的第一个领导是将军张士贵。这个张士贵，在历史上也算一个颇有名气的人物，战功显赫。可惜后代说书的，为了塑造一个反面角色，就把他给牺牲了，把他描写成嫉贤妒能、老给薛仁贵穿小鞋的一个小人。古代说书人都很明白故事要好听，光有主角还不行，一定得配上反角，矛盾冲突，戏才好看。只可惜了张士贵、潘仁美、陈世美等等这些历史人物了，很冤枉地遗臭万年。
其实，薛仁贵投军之后，并没有被打压，而是很快脱颖而出。因为此时正赶上李世民大举发兵，亲征高丽的大战。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薛仁贵随大军来到辽东的安地，刚好遇到刘君邛率领的一支军队被高丽军队围困。薛仁贵二话不说，拍马冲将过去，一个回合就将敌军将领斩于马下，并且割下首级，系在马鞍上。敌军一下子被镇住了，吓得慌忙撤退。古人常说，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若探囊取物，那本来是夸大之词，可薛仁贵却是货真价实地给上演了一回。他这个开场亮相，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不过相比后面的他在安市城下的精彩表演，这只能算是小试牛刀。
薛仁贵在安市城下的那次表演，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可以说，即使他一生只此一战，那也足以青史留名了。当唐太宗亲率大军，攻打到安市城下的时候，这次出征高丽的战役，达到了高潮。安市是高丽重镇，高墙深池，防御措施做到了极致，说它“坚不可摧”，并不夸大。同时，高丽方面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又派遣了名将高延寿率兵二十万来增援。因为如果唐军攻下安市，就可以直指平壤，安市已经是最后的防线了。而在唐军方面，则是时间紧迫，眼看冬季来临，如果不能取胜，必然会因为粮草不济、天寒地冻而铩羽归去。百战百胜的唐太宗丢不起这人啊。所以，唐军也是孤注一掷了。
乌云压城，高丽二十万大军依山扎营。而唐朝大军如潮水般涌上前去，两军撞在一起，就像浪头撞上了岸边礁石，激起了冲天浪花——大战开始了！在唐军的后方高地，黄伞盖之下，唐太宗亲临观战。此时的他肯定会涌起无限感慨——想当年，每次决战，他总是身先士卒，在血雨腥风中舍生忘死地驰骋、搏杀，敌人在眼前，如同潮水般不断涌来，又如潮水般不断退去……而现在的他，身份尊贵，自是不能再以身犯险，只能充当一名旁观者，看着别人的惊心动魄，听着别人的杀声震天，远远传来！
突然间，他看到一个身穿白袍的战士，大声呼喊着，一马当先冲入高丽军中，就如同一把斧头砍入敌阵，劈开了一条长长的裂痕。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支罕见的兵器——戟，挥舞起来，人马辟易，宛如天神一般。那一身白袍，此时此刻，在万军之中，是如此地醒目，不仅高丽军都瞩目，唐军也是以他为目标，开始拼命往这个方向冲击，让那条裂痕越来越大。虽然高丽军队拼命拥上来，想堵住唐军，维持住阵形，可是白袍战士实在太威猛了，左冲右突，所向披靡。正在此时，越积越厚的云层似乎也忍受不了这激烈的气氛，突然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一声霹雳巨响，震彻战场，紧接着唐军趁势大呼，声势相应，更是气势如虹。高丽大军终于开始混乱，只一瞬间，崩溃，瓦解，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结局已定！
三、白袍小将（2）
唐太宗虽然身经百战，可看到眼前这一幕，也不禁呼吸加重，心潮澎湃。他立刻派身边使者，拍马赶去问：“先锋白衣者谁？”使者回报，就是那个注定要飘扬的名字——薛仁贵！
大战方罢，唐太宗立刻召见了薛仁贵。薛仁贵驰马而来，身上的白袍，早已是血迹斑斑，手持长戟，而腰间还挂着两张弓。唐太宗一见到他，就大声赞叹，赏赐他许多财宝和战马，然后当场升他做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游击将军是唐代的军衔，称为“武散官”，是从五品上——要知道，在不久之前，他还只是个普通战士，而在稍早之前，他还只是个躬耕垄亩、不直一名的农夫而已。而这个“从五品上”，标志着他已经进入中高级武官的阶层。如果一定要用现代的军衔比拟，相当于少校。用“连升三级”来描述都已经不够了。
更重要的是，薛仁贵得以在唐太宗面前充分地展示了一把英雄形象，得到了皇帝的激赏。甚至唐太宗还说了这样夸张的话：“朕旧将皆老，欲擢骁勇付阃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皦将。”意思是，我手下原先的猛将都老了，以后要看你的了。这次出征的成果，就是发现了你啊。俗话说得好，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份赏识，比做到“少校”那可重要得多了。唐军中“少校”成堆，可能得到皇帝如此称赏的，那绝对是百年难遇啊。就唐太宗这句话，薛仁贵也足够了。
回师之后，薛仁贵又升迁为“右领军中郎将”（“正四品下”，相当于“上校”）。而且“北门长上”——驻防北宫门玄武门，这可是保卫皇帝和皇宫安全最重要的禁军部队。一个新的将星，正在冉冉升起。
话说回来，薛仁贵的际遇，恐怕也只有在唐太宗手下才会出现。唐太宗破格提拔人才是很出名的。当然，前提主要是薛仁贵自己勇猛善战。此外，他的那身白袍，恐怕是要占据首功了吧！如果他不穿白袍，战场上就不会引起轰动，达不到震撼人心的效果，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很可能入不了唐太宗的眼。这个创意自然是超级地帅！要知道，战场上穿白袍，那是冒了极大的生命危险的。自古有“临阵不自标异”一说，意思是为将者临阵时装束不得标新立异，要注意伪装，以免成为对方的首要攻击目标。《淮南子》就曾经说过：“将军不敢骑白马，盖惧其易识也。”穿上白袍，那对方肯定拿你当靶子招呼了。当初唐太宗屡次亲自率军冲锋陷阵，也都是掩盖真实身份的，他的盔甲装饰都与众人相同，以至于好几次，他战后回军营，都要脱下头盔来表明身份。否则一上战场，敌人肯定拼死了要消灭李世民先。事实上，薛仁贵自己后来也不再穿白袍了。晚年有一次上战场，敌人不相信是薛仁贵领军，他于是脱下头盔来表明身份。薛仁贵穿白袍，有少年轻狂的味道，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富贵险中求”的心理吧。还好，这招恰好契合了唐太宗的张扬个性。
不过，薛仁贵这个白袍举动，确实超级酷，也非常富有戏剧性，所以后来民间故事中，人们心目中，超一流的将领，都是穿白袍的，比如赵云、罗成等，动不动就是“银盔银甲素罗袍，手使亮银枪”，端的是帅。这个造型的成功，创意专利毫无疑问应该归于薛仁贵。
四、薛仁贵征东
虽然薛仁贵是唐太宗钦点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但他的致命弱点是出身低微，缺乏军中资历。这个弱点，也是后来导致他大非川一役大败的根本原因。所以，他被破格提拔防守玄武门之后，一守就是十多年，失去了再次放入囊中的机会。因为高宗时代，主持军政大局的，正是“旧人”李。四处出征的，也都还是些“旧人”如苏定方等。
薛仁贵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卫着玄武门，兢兢业业。终于，在永徽五年（654），薛仁贵有机会救了唐高宗一次。当时山洪暴发，直冲玄武门，薛仁贵不顾自身安危，登门向皇宫大呼，高宗因此得以避险。于是他不仅被赏赐了一匹御马，而且不久之后再次获得了出征的机会。努力工作，总有回报啊。
这次出征还是打高丽。高宗初年最大的课题就是要征服高丽。高宗想做孝子，要替老子出这口气。但高丽是块硬骨头，不好啃。于是李就采取了消耗战策略。时不时地派人马去骚扰一下，让高丽不得安定，疲于奔命。薛仁贵憋得太久了，这番出征，那真如猛虎下山，一发不可收，战无不胜：
贵端之战：显庆三年（658），薛仁贵在贵端城（位于今辽宁浑河一带）击败高丽军，斩首三千余级。
横山之战：显庆四年（659），薛仁贵与高丽大将温沙门战于横山。当时，薛仁贵手持弓箭，一马当先，冲入敌阵，被射者无不应弦倒地。薛仁贵的骑射功夫一点没有耽搁下。
石城之战：同年，薛仁贵又与高丽军战于石城。当时高丽军中有个将领非常善射，一连射杀了唐军十余人，无人敢当。薛仁贵见状大怒，单枪匹马，直冲敌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敌将面前，这人几乎惊呆了，手足无措，都没来得及放箭，已经被薛仁贵轻舒猿臂，手到擒来。一般只有在小说中才能看到的情节，居然再次上演了。真不愧是“*星附体”的猛将啊。
由于薛仁贵的赫赫战绩，战后，他被任命为左武卫将军，这是“从三品”，高级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少将”；封河东县男，这是封爵，可以世袭，标志着他已经是个“贵族”了。搁在汉代，相当于封侯。
不过，在这些征讨活动中，薛仁贵都还只是副将，领军者是程名振、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名将。所以，他起到的作用也都是亲上战场的搏杀，并没有展示排兵布阵等军事谋略方面的才能，他还只是给人以“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印象。
但是在七年之后的唐灭高丽的战争中，除了李之外，薛仁贵已然成为最关键的一员战将，居功至伟。他不仅再次展示了勇猛无敌的气概，也非常充分地显示了对战机的把握。如果说李是艾森豪威尔，那薛仁贵就是巴顿将军。这一战，让他完成了从猛将到名将的一次飞跃，他的名望地位已经不可动摇。正因如此，后人编写薛仁贵的故事，直接命名为《薛仁贵征东》，显然，他的无数战绩中，最被后世民间认可的，还就是他灭高丽这一战。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一个很吉利的年份。但对高丽来说，却出现了灭亡征兆——发生内讧。大将泉男生要投诚归附唐朝！这是个重大的好消息，高宗命令两位名将庞同善、高偘去办理接收事宜。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泉男生的弟弟泉男建不服，又率兵拒守。看来，不动点真格的，还真不行。
要打仗？派薛仁贵！于是薛仁贵再率一支部队前去增援。他星夜兼程赶到新城，刚好遇到敌军偷袭庞同善的军队，算他们倒霉，正撞在枪口上。
原来，庞同善进军到金山的时候，遇到了高丽大军，一时不敢前进，结果被高丽大败并追击。在危急时刻，薛仁贵的援军再次拍马赶到。虽然薛仁贵军队并不多（可能只有三千人），但他观察了战场形势，发现高丽大军一心往前追击，队伍拉得过长，侧面防护不够。于是，薛仁贵当机立断，率全军横击，如一把巨大的铡刀从天而降，一下子将敌军截成首尾不能相顾的两部分。正高歌猛进的高丽军转眼之间变成了仓皇溃败的一方。真是世事难以预料。
这一战下来，斩首五千（《资治通鉴》记载是“五万”，似乎太多。古代将领报告战绩，照例会虚报十倍之多。《资治通鉴》可能没有缩水），而且顺带攻克了南苏、木底、苍岩三城，终于和降唐的泉男生部队会合。任务完成得很精彩，为此高宗皇帝亲笔写诏书慰劳薛仁贵。这也是难得的殊荣，相当于特等功嘉奖。
五、名将的诞生
直到此时，薛仁贵还只是个猛将。他要脱胎为名将，还需要更多的表现，尤其是独当一面指挥军队的才能。而这一刻马上到来了，这就是扶余城之战。
金山之战后，全军士气高涨，斗志昂扬。薛仁贵一看将士可用，当即提出要一鼓作气，进军扶余城。对这个“意外”的作战计划，其他将领都纷纷反对。这个反对未尝没有道理：唐军善于野战，而高丽军善于守城，其优势是明显的。当年唐太宗亲征，也是遭遇顿兵坚城，无法攻克呢。更何况，如果薛仁贵去攻打扶余，得不到其他将领支援，仅凭他自己的一支三千人军队（薛仁贵传记说是“二千人”），那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吃力不讨好。
薛仁贵并没有理会，只是简单地说：“在善用，不在众。”毅然率领孤军前往。其实，薛仁贵是真正把握到了唐军作战的精髓。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流行的作战模式是重装骑兵，但到了隋唐的时候，重装骑兵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因为轻骑兵的机动性被大大发挥出来，其战斗能力之强，是重装骑兵无法比拟的。唐朝从开国打天下，到后来征战四方，几乎战无不胜，其关键就在于军队的机动性特别强。唐太宗、李靖、李等名将的经典战例，很多都是靠轻骑奇袭取胜的，充分体现了兵贵神速、出奇制胜的兵法精神。薛仁贵深知这一点，所以大扬其长，一路上破敌上万，势如破竹，很顺利地攻占了扶余城。
薛仁贵的军队并没有歇息，而是像开弓的箭，一路勇往直前，继续强行军，结果一路上望风投降的城池有四十多座。整个扶余地区都被收服了。薛仁贵这三个字，就像长了翅膀，在整个辽海地区传扬。高丽人用鲜血记住了这个可怕的名字。
另一方面，扶余城的攻占，彻底打乱了高丽的防御部署。泉男建气急败坏，乱了方寸，他又派遣了五万人马，想夺回扶余城。这样，战局就完全进入唐军的掌控之中。李一看，不用强攻坚城了，真好。指挥大军轻轻松松地围点打援吧。于是在薛贺水之地一战，唐军野战，大破高丽军，斩获三万余人。随后，南北两支唐军顺利会合。这次战役的胜利，宣告了灭高丽战争大局已定。
可以说，攻克扶余城，是平定高丽的关键战役。而薛仁贵几乎是以一己之力让这个胜利提前到来。因而此后不久，“前线慰问团团长”贾言忠汇报工作，高宗问他，你看前线哪个将军最好啊？贾言忠脱口而出：“薛仁贵勇冠三军。”想来这次战役给贾言忠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其实，“勇冠三军”并不足以形容薛仁贵。这次战役，更多地展示出了薛仁贵对战局的阅读水平，对战机的把握能力，还有对军队的指挥能力。因为这一战，薛仁贵是独立指挥，并且力排众议，最后顺利完成战略目标，为整个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关键基石。这一切，难道仅仅是靠勇冠三军就能做到的吗？
薛仁贵能成为名将，并不仅仅靠武艺，还更靠头脑。他在寂寞守宫门的十几年中，并没有荒废时间，而是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汲取了很多营养。同时关心周边形势，收集了许多情报。这对他的脱胎换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高宗初年，苏定方前往西域征讨西突厥，薛仁贵并没有机会参战。但他仍给皇帝上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臣闻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贺鲁，为其所破，虏系妻子。王师有于贺鲁部落转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还，厚加赉遣，使百姓知贺鲁为暴而陛下至德也。”意思就是，当时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有个对头叫泥熟，皇帝可以帮助和扶植泥熟。这样不仅更加师出有名，而且可以获得一大助力。高宗采纳了，果然泥熟积极要求随军效死。这对后来平定贺鲁的西突厥有很大帮助。这说明，薛仁贵一直在关心着“国际战略”，并且所开“药方”也很对症。
天道酬勤，薛仁贵早已非吴下阿蒙，他还写过一本《周易新本注义》。《易经》属于儒家经典，而且非常玄奥深刻。薛仁贵身为武将，居然敢为《易经》做注解，看来是深通其理了。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薛仁贵的文化理论水平，已经有相当深度了。
平定高丽后，高宗皇帝让薛仁贵率兵长期驻守平壤，巩固胜利果实。留任薛仁贵，首先是因为他威名远扬，镇得住场面；其次，恐怕也是因为薛仁贵足以独当一面了。此时的薛仁贵已变成了“麦克阿瑟”了。
史书上说薛仁贵在高丽旧地做得很出色，“抚孤存老，检制盗贼，随才任职，褒崇节义”，以至于“高丽士众皆欣然忘亡”，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这哪里是个猛将的形象啊，简直就是一员儒将呢。
六、大非川之败（1）
平定高丽是薛仁贵的人生顶点，此后他升官加爵，当上了左武卫大将军，这是正三品的武将，也是武官的最高职位了，相当于今天的“上将”。具体的职位则是“安东都护”，是安东都护府的长官。而这一时期，除了安东都护府外，还有安南、安北、安西都护府。这也正是唐朝疆域的鼎盛时期。（高宗时期的疆域，其实比玄宗时候更广大。）
不过很遗憾，不久之后，薛仁贵和唐军就遭受了立国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大非川之败。十余万大军遭到吐蕃军队毁灭性打击，唐朝军队从此再未曾涉足乌海（今托索湖）以西地区。而吐蕃一跃成为与唐朝相抗衡的一个劲敌。唐朝独尊的地位一去不返。所以，这次失败，是战略性的失败。从历史上来看，也许是唐朝最惨痛的失败了。
吐蕃的兴起和灭亡，与唐朝都是先后脚。而自唐末之后，吐蕃民族就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往日的辉煌，甚至长期都无法统一。有时候，真的会让人怀疑，吐蕃的出现，就是上天给唐王朝安排的一个对手，以免让它过于强大。
唐太宗时期，双方已经交过手。当时贞观十五年（641），松赞干布向唐求婚，太宗不许，于是吐蕃攻打松州，被唐军击败。不久之后，松赞干布再度求婚，太宗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他，这就是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但和亲的温情，并不能阻挡两个政权的政治利益冲突。特别是统一了青藏高原的吐蕃，有着非常强烈的对外扩张地盘的欲望。战争的爆发，只是迟早的问题。
大非川之战的背景，是唐蕃双方争夺吐谷浑（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青海）。早在太宗时期，吐谷浑被收服，成为唐的藩属国。而吐蕃对外扩张，首当其冲的对象，必然就是吐谷浑。吐蕃先发制人，大败吐谷浑，国王遣使告急。与此同时，吐蕃在西域一带步步紧逼，给唐朝带来很大压力，以至于罢了安西四镇。如果不遏制这个势态，西域迟早落入吐蕃手里。
于是咸亨元年（670），新近最辉煌的唐军将领薛仁贵奉命出征，以右威卫大将军的身份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这一年，薛仁贵已经五十六岁。
行军大总管，相当于本次战争总司令。这对薛仁贵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全权指挥一次独立战争。如果这次战争能获胜，那他就是李的接班人了。
事实上，从战争目标来看，唐高宗和薛仁贵的野心都很大。“逻娑道行军”，逻娑，就是拉萨，是吐蕃的政治中心。显然，这次军事行动是以拉萨为终极目标的。也就是说，如果战争顺利，那就要趁势夺取彻底的胜利。从贞观初年与*厥的战争，就可以看到这个战略思想。
不过，征发的唐军总数只有十多万人，规模并不大。这个数量级，在唐前期算是大规模了。在那个战无不胜的年代，唐军每次大战的军队都不多，因为当时奉行的军事思想乃是“兵贵精不贵多”，以机动灵活为主。（武后时期开始，唐军打仗出动的军队就越来越庞大，动不动就是二三十万，可是战绩却明显下滑。）薛仁贵显然是服膺“兵贵在精”的军事思想的，十万之众，已经足够了。
再来看副职的配备：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右卫将军郭待封。这是最失败的一点。阿史那道真倒也罢了，是突厥后裔，属于客将。而要命的就是郭待封。他是名将郭孝恪的二儿子。郭孝恪则是李从投唐之前就开始追随左右的副手，也是最亲的心腹。后来李亲征高丽，曾把郭待封带在身边，显然是为了给他这个老部下的儿子混点资历。但郭待封基本上没像样的功劳。这也还罢了，关键是这个郭待封自恃名门之后，很瞧不上出身低微的薛仁贵。所以，一路上不听指挥，“颇违节度”。行动不听指挥，这是军中大忌，焉得不败？
六、大非川之败（2）
唐军的战术部署，依薛仁贵的计划如下：一、把大本营扎在大非川，留两万人固守；薛仁贵自己率轻锐，迅速而出其不意地攻打乌海，吸引敌军主力；二、郭待封率主力大部队随后跟进，与敌军主力决战。这个战术部署，仍然强调“机动作战”。关键是要行动迅速。
从前半程来看，战争朝设想的目标进行。薛仁贵率前锋部队一路奔袭，多所杀掠，中间还俘获牛羊万计——这些牛羊大概是薛仁贵要用来做军粮的。最后薛仁贵顺利攻到乌海城。
但是薛仁贵并没有发现吐蕃的主力部队。原来吐蕃早有计划，避开唐朝精锐的前锋部队，而派主力去包抄唐军的后续大军。
郭待封并没有听从薛仁贵的指令，将辎重留在大非川，而是带上所有辎重军粮，一股脑儿全部跟着前锋部队出发了。因为道路险阻，又是高原地带，辎重军粮本来就笨重难行，这下就更加行动迟缓了。此举犯了兵家大忌。
而这次薛仁贵他们遭遇了一个很可怕的对手——吐蕃的主将葛尔·钦陵，是禄东赞的儿子，号称吐蕃历史上第一名将，被吐蕃人视为战神。这样一员名将，自然不会放过这么明显的漏洞。
所以，还没等唐朝的前锋和中军在乌海会合，二十万吐蕃大军突然出现在郭待封率领的唐军面前。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就算唐军再神勇，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原上，也创造不了奇迹了。
当唐军辎重军粮全部损失的消息被报告给薛仁贵后，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退军，一直退回大非川。但这时候出现在唐军面前的吐蕃大军已经聚集到四十万之众，这几乎是倾巢出动的兵力了——要是不把唐军一口吞下，钦陵就枉称名将了。史书上说“唐兵大败，死伤略尽”，也就是说，十余万唐军精锐，基本上全军覆没。
军事失败的同时，也带来了政治失败，随后“吐谷浑遂没”。
此战失败所带来的深刻的政治影响，前面已经论及。此外，这次战争在军事方面的影响也非常深远。首先就是唐军不败的神话被打破了。虽然有过唐太宗亲征高丽而不果，可毕竟没有遭到战役的重大失败，只是平定高丽的战略目标没有达到而已。而且唐军在前不久还刚刚征服了高丽，创造了又一个大唐军队神话，可转眼之间，十多万精锐丧命高原，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失败。
其次，对唐军本身的士气打击非常严重。在过了多年之后，还有人痛心疾首地说，“薛仁贵、郭待封覆我师徒，军人丧气，至今不振”。这种对自信心的打击，对士气的打击，是非常致命的。唐军在此后的战争中，就再也没有能恢复到之前那种所向无敌的气概和信心。也许是巧合，就在咸亨元年这次大败之前的一年，即总章二年（669），名将李刚刚去世。在此之前，唐军拥有的名将统帅是李世民、李靖、李这样的军神，他们的战无不胜是唐军自信的来源。本来，薛仁贵正是延续这个名单的最佳人选，可是很遗憾，薛仁贵的运气差了点。
其实，这次失败，看似薛仁贵个人的失败，但它所反映的问题是很深刻的。前面我们分析过，大非川之败，关键的一点是没有做到“令行禁止”，副手居然敢不听主将的指挥！这样的军队，绝对不可能是一支可以百战百胜的军队。很明显，这次战败说明，正是唐军本身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更确切点说，是唐朝的高层政治有了严重的问题——武则天掌控了朝政，她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内部斗争上，而比较忽视军事。实际上，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武则天掌控的时期内，唐朝没有太多名将，即使偶尔出现的几个，也都被武则天自己给灭了。一直到玄宗朝，方才逐渐涌现出一批新的名将来。这里面的问题，着实很耐人寻味。
高宗比较念旧，也比较心软，虽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可终究没有杀薛仁贵，而是将其免官为平民。有人在评价此事时，认为高宗没有对薛仁贵等用极刑是失策。因为这大大败坏了军规，败军之将可以不死，开了这头，那就导致了以后唐军都不愿拼死，最终战斗力明显下降。
其实唐军军力下降原因有很多，完全归因于不杀薛仁贵，恐怕并不合理。但唐军战斗力下降，这里成为一个转折点，应该是不错的。从某个角度来说，薛仁贵成了大唐军队转折点的推手和见证人。
不管怎么说，大非川之败，让薛仁贵离军神差了一步。这一步之遥，让薛仁贵在唐人心目中一落千丈。也许，薛仁贵注定只能做一个有遗憾的大唐名将。
七、余威犹在
薛仁贵被免为平民了，但只要不死，总有翻身的机会。因为皇帝不杀他，主要还是为了要用他。正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不久之后，高丽的反叛力量强大起来，唐军弹压不住。于是重新起用了薛仁贵。但不久之后，他又被流放到象州去了。象州在今天的越南境内。
不久，朝廷大赦，他又回来了。高宗皇帝毕竟还是念旧，召见了薛仁贵，说：“以前在万年宫，没有你，我都变成鱼了。你还曾经为我消灭过九姓突厥、高丽，功劳是很大的。但是，有人在我跟前告你，说你在乌海城下故意放跑了敌人，以至于失利。这件事让我非常恨你，而且疑心你不忠。事情都过去了，我知道那是有人诬告你。现在辽西不安宁，瓜州、沙州的路都不能畅通了，你怎么能安稳地睡在家里，不给我指挥打仗呢？”就这样，薛仁贵被重新起用，官拜瓜州长史、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
开耀元年（681），已经六十八岁高龄的薛仁贵开始了自己最后的一场人生舞台表演。这年，开始重新崛起的*厥不断壮大，姓阿史那的一拨人再次聚集在大漠上，蠢蠢欲动。他们开始将触角碰及大漠以南，进犯并州北境，杀了岚州刺史王德茂。
682年冬，六十九岁高龄的薛仁贵带病冒雪率军进击，在云州，即今大同一带，截住了突厥军队。还没开战，突厥人问道：“唐朝的将军是谁？”唐军说：“薛仁贵。”突厥人不信，说：“我们听说薛仁贵将军被发配到象州，已经死了，怎么还能活过来？别骗人了！”薛仁贵于是脱下头盔，让突厥人看。依然是那个威风凛凛的猛将薛仁贵，虽然看起来沧桑了一些。
薛仁贵在大漠的威名实在太大了，三箭定天山，那是一个神话。突厥人看到传说中的人物，都不由得翻身下马跪拜，然后偷偷地要撤退。薛仁贵并没有跟人家客气，立即追击。突厥完全没有斗志，薛仁贵轻松地打了一个大胜仗，斩首一万多，俘虏三万多，还缴获了许多牛马。善战的草原民族，在薛仁贵面前，几乎就是惊弓之鸟。真是让人感慨。
人们都说“自古英雄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可薛仁贵把自己的神话延续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确实称得上是英雄人物。
第二年，薛仁贵死了，再神勇的英雄也挡不住死神。在民间传说中，薛仁贵是被儿子薛丁山一箭射死的，因为薛丁山也是*星附体，正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交接仪式。回想薛仁贵百步穿杨、三箭定天山的神话故事，真是如在梦中。
八、薛仁贵之子
后代评书中说薛仁贵的儿子叫薛丁山，而且是*星的下任主人。他的功绩，最重要的是征伐西方番邦，所以后来就有了《薛丁山征西》。
历史上薛仁贵的儿子虽然有大破吐蕃的事迹，但名字并不叫薛丁山，而是叫薛讷，当是取自《论语》：“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因为他字慎言，正与“讷于言”相合。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既反映了薛仁贵的文化修养，也说明他希望后代“由武转文”的心愿。事实上，薛讷一开始做过县令，看来正是朝文官路子走的。这很可能就是薛仁贵的意思。不过薛讷秉性刚直，在当县令时就敢拒绝酷吏来俊臣的要求。看来颇有家门武将之风。
后来突厥入侵河北地区，武则天到处搜求将才，就把他给提拔起来了，就因为他是名将之后，想来家学不错。在武则天朝，薛讷一直在边境军中任职，也立有些战功，但没什么大功。据史书评价是“其用兵，临大敌益壮”。就是说，遇到大场面的时候，他会更加沉稳。看来确实很有家风。薛讷可能并没有如他父亲那般的武艺和勇猛，但在军队管理方面，还是很出色的。
据说在开元初年，玄宗在新丰进行军事阅兵加演习，薛讷被任命为左军的司令。当时很多队伍都比较混乱，但薛讷的军队很整齐。玄宗又派使者到左军的军门，结果进不去。这一招，明显是模仿当年周亚夫的。所以演习结束，很得玄宗欣赏。——君臣都要制造历史佳话，配合默契。
因为受赏识，所以薛讷也就动了立功的心，于是积极请战。结果在率军攻打东北的契丹和奚的战争中，大败而归。不过后来东山再起，到西部任职，抵御吐蕃进攻，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刚好和父亲薛仁贵相反，薛仁贵是胜在东边，败在西边；而薛讷则败在东边，胜在西边。难怪后来人们要编《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那是有道理的，都要拣好的说呗。
总的说来，薛讷是中规中矩，远没有传说中的薛丁山那么多姿多彩，说他是个武官尚可，说名将，那就远不够格了。不过他们家的传奇，还没有结束。
九、薛仁贵之孙
薛仁贵的另一个儿子叫薛楚玉，也是在军中任职，后来还做过范阳节度使，职位不低。不过后来居然“以不职废”，也就是说他因为不能胜任职务，后来给罢了官——真是丢人的不肖子。薛楚玉有个儿子，那就更加“不肖”了，居然参加了安史叛军，要反唐。
这个反唐的薛家子弟，并不叫薛刚，而是叫薛嵩。
薛楚玉因为曾经做过范阳节度使，大概罢官后也就定居在范阳了。所以薛嵩是生在范阳，长在范阳，成了地道的范阳人。是哪里人，这本来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但此时此地，却偏偏有了问题。
因为范阳（又称幽州）此地，在唐朝，逐渐变成了一个“胡化区域”。这个区域，本来是汉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但唐代，大量的胡人在这里定居，各种种族都有，五花八门，可以说这个地区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移民区”。现在我们都知道，唐代首都长安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老外”占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相比较而言，除了规模上不够一点，范阳地区“国际化”氛围更加浓厚。因为这个地区的文化风俗方面，都已经“胡化”了，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比较尚武，不喜汉文化。陈寅恪就说过，都已经开始不像一个汉族王朝地区了。
薛嵩生于斯，长于斯，虽然血统上是汉人，但也不可避免地有些“胡化”，史书上说他“性豪迈，不肯事产利，以膂力骑射自将”，整天喜欢骑马射箭。本来骑马射箭也是他家学，薛仁贵的骑射功夫那是超一流的。可是薛仁贵已经开始逐渐“由武转文”了，即使从军，那也是要求如薛讷那样，做个管理人才，而不是冲冲杀杀的角色。因此薛嵩之善骑射这点，应该更多的是“胡化”影响，而非家学。
更要紧的是，“胡化”区域对中央王朝缺乏向心力。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使得这一区域的人民，相对缺乏对唐朝廷和皇帝的认同感。所以，虽然名义上还处于唐朝统治范围内，但实质上却潜伏着反叛的可能。一旦出现了安禄山这样的野心家与冒险家，反叛就成了可能。
有趣的是，薛嵩这样出身将门的人——他的爷爷是大唐名将，伯父、父亲也是朝廷重臣，而他却毫不犹豫地起来反叛这个朝廷。这应该归因于他经过“胡化”，因而缺乏对朝廷的认同感。
安史之乱后期，唐朝廷一时消灭不了河北地区的安史群将，只能采取妥协政策，承认了这些将领在当地的统治权力，而他们只在名义上依然臣属朝廷。于是薛嵩摇身一变，成为藩镇节度使，成了一个军阀。他占据的地盘有相、卫、洺、邢诸州，在今天的河北南部一带。
薛嵩成了土皇帝，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他原先的同事，现在的邻居，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对他的地盘虎视眈眈。薛嵩只能整天忧心忡忡，他没法求助于谁。求其他节度使？那无异于与虎谋皮；求朝廷出面，那也说不出口啊。这个时候，小说家站了出来，替他写了一篇传奇小说《红线传》，说薛嵩有个侍女叫红线，不仅剑术超强，而且会乘风驾云，居然是半仙之体。她很大方地要替主子解决问题。于是一夜之间便盗来田承嗣的枕边金盒，然后由薛嵩得意洋洋地送回去，以此表明，俺取你首级易如反掌！这下果然把老田吓坏了，不敢动歪脑筋。
这个故事很具有讽刺意味。一个堂堂军阀，居然要靠一个侍女来保护，简直是堕落。
历史事实要更残酷些。后来薛嵩的地盘还是被军阀们瓜分了。田承嗣获得了其中的两个州。
十、薛仁贵之曾孙及其他
大概是厌烦了这种没有安全感的勾心斗角和明争暗斗，薛嵩的儿子薛平开始走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放弃割据，回归朝廷。这时，他才十二岁。薛平的归顺让朝廷很满意，被任命为宿卫将领。薛平一口气就做了三十年，和他的曾祖薛仁贵一样，站在了皇帝身边。拐了一道弯，薛家子弟回归到了当年的轨迹。
薛平后来又出任藩镇节度使数十年，功绩显赫。退休的时候，已经做到司徒。死时赠太傅（正一品，最高品级），比起薛仁贵死的时候赠官太常卿（正三品），整整高了五级。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进步。
至此，我们讲了薛仁贵家族的四代人物故事，起起伏伏，弯弯曲曲，构成了非常传奇的一个家族史。而这个家族史，也几乎是唐朝前半期军事政治史的一个缩影。恐怕除了薛氏家族，没有另外一个家族史能与唐王朝历史如此密切贴近了吧？
大概正因为这个缘故，后人在选取一个家族创作评书系列故事的时候，唐朝部分，首先就选中了薛仁贵家族。从此这个家族获得了另外一种生命，存活在人们心目中。
一、桃李满门的宰相
狄仁杰并不是老师。但他在武则天朝做宰相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原来是说狄仁杰提拔了很多官员，几乎遍布朝野。这是恭维他呢。狄仁杰则正色回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
武则天一生好杀，宰相都杀了一箩筐，但她却对狄仁杰另眼相看，称为“国老”，极为信任，几乎言听计从，特别对他推荐的人才，一概加以重用。所以狄仁杰才能够在短短四年的宰相任上就能做到“桃李满天下”的局面。
这，绝对是个奇迹。武则天为什么这么信任他？
宋太祖赵匡胤曾这样评价武则天：“则天，一女主耳，虽刑罚枉滥，而终不杀狄仁杰，所以能享国者，良由此也。”这个看法倒是很有意思，赵匡胤认为，没有杀狄仁杰，是武则天后来还能被唐代供祭的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
答案在《新唐书》里，在《狄仁杰本传》后，宋祁评价：“武后乘唐中衰，操杀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杰蒙耻奋忠，以权大谋，引张柬之等，卒复唐室，功盖一时。”就是说，武则天将唐政权给灭了，而狄仁杰通过提拔张柬之等人，最终完成了匡复唐室的丰功伟业。
武则天一生英明，居然信任了一个处心积虑的掘墓者。这难道是真的吗？
要说中国人心目中，最出名的审案子的官员，那是包公。但在老外的眼里，狄仁杰这个名字远比包公来得著名多了，他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就像很多老外通过李小龙知道了中国功夫一样，很多人通过狄仁杰知道了中国式判案。而近年来，通过电视连续剧，狄仁杰作为断案如神的传奇人物也同样为中国百姓所熟悉。
狄仁杰是怎么成为老外和今人心目中的神探的呢？
二、少年老成
贞观四年（630），大唐名相杜如晦去世。也就在这一年，未来的名相狄仁杰，刚刚出生。
狄仁杰，字怀英。因为他后来被封为“梁国公”，所以常见称呼有“狄梁公”。唐朝还有两个著名的梁公，一是房玄龄，称“房梁公”；二是姚崇。三位“梁公”分别是太宗、武则天、玄宗朝的重臣，真可谓国之栋梁。
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曾做过贞观朝尚书左丞——这是一个很要害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他和尚书右丞（办公厅副主任）一起掌管尚书都省（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尚书省各个部门颁行天下的文件，都要经过他们两个的检查审核。可以说是整个尚书省的枢纽。不过狄孝绪的事迹可考的极少，可能因为他做尚书左丞时间很短，政绩不显，所以泯然众人矣。
狄仁杰之父狄知逊，官位不如狄孝绪。明经及第，然后做过东宫内直郎，掌管太子东宫的符玺、伞扇、几案、服饰等事。对于刚出道的官来说，这是个很好的起点。可惜狄知逊此后官运很一般，一辈子都只在地方做官，郑州（今河南郑州）、梁州（今陕西汉中）、越州（今浙江绍兴）、华州（今陕西华县）、夔州（今重庆奉节），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却一直没能做到刺史。虽然当时全国刺史有三百多，但刺史品级也是相当高的，上州刺史入了三品，算高级官员；普通刺史也有四品。狄知逊最后做过夔州长史。长史，当时称“上佐”，就是一州的高级佐官。虽然品级地位都不错，一州之内，也仅次于刺史，但没有实权，如一定要拿现在的官做个对比，就类似于市人大主任。
不过，狄知逊在大江南北的四处宦游，对青少年时代的狄仁杰而言却是个很好的经历。他因此增长了见识，了解了民间疾苦，这对他以后做官总是关心民情，坚持为民造福，有着很深的影响。
狄仁杰是家中长子，自然会被寄予殷切期望。而狄仁杰也没让父母失望，从小就表现出了不俗气质。据说有一次，他家门人被害，当地官吏前来调查案情，全家老小都出门来接受讯问，只有狄仁杰安然不动，一个人专心读书。官吏就责问他，狄仁杰昂然回答：“我在书中，忙着和古代圣贤交接，哪有空来见你们这些俗人，管这些俗事！”这个事情被两唐书的本传都记载了。大概是想反映狄仁杰从小就有崇高志向，追慕古人吧。此外，从这个故事能看到少年狄仁杰确有很多不凡之处：一般小孩遇到这种难得的“大事”，大概早就跑出去看热闹了，他却不爱搭理，颇为特立独行，有个性；还有，对于官吏的责问，一般孩子估计都汗不敢出，他不仅对答如流，还敢于讽刺对方，可见他有见识，胆子大，嘴巴快。总的来看，狄仁杰比较早熟。
除博览群书之外，狄仁杰还有个特点——对医术很有兴趣。这也是有别于一般官宦子弟的特长。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精通针灸之术了。他去长安赶考的时候，路过华州，看到有人贴出巨幅广告：“能疗此儿，酬绢千匹。”上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富家少年，鼻子下长了一个拳头大的瘤子，稍微碰一下，就酸痛刺骨，两眼翻白，几乎奄奄一息。狄仁杰很同情，于是上前揭榜。孩子父母亲属激动得立刻叩头下拜，还马上把千匹绢拉了过来。狄仁杰先让少年坐起来，取出针，从后脑刺进去。然后问，是否针气已经达到患处？病人点点头，狄仁杰手一抖，迅速抽针。那个瘤子应声落地，少年一下子痊愈，一点病态都没有了。孩子父母亲属都哭着拜谢，送上绢匹。狄仁杰笑着摇手：“我只是为了帮病人解脱痛苦，并不是要靠这个赚钱的。”转身扬长而去。
未成良相，先成良医。不过，这种医术太过夸张，故事也许并不真实。但从此之后，狄仁杰却真正开始了替天下百姓医治苦难的道路。
三、起步坎坷
显庆元年（656），二十七岁的狄仁杰踌躇满志来到长安赶考，和他父亲一样，顺利地明经科考及第。明经科，和进士科一样，是唐代科举的一个科目，类似于今天的文科、理科的区别，考试内容有别，但及第之后都是一样做官。一般人都知道，唐代有句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明经很容易，三十岁考中就算老的；而相对地，进士科很难，五十岁考中，也算年轻的。这是因为进士出身的人一旦做官，以后官途就顺畅了，所以有才之士一般都不屑于明经出身。但这是唐代中后期的情形。事实上，唐朝初年的时候，明经科比进士科更热门，更受重视。因为唐初规定：明经出身的人，名列前茅的，可以获得“从八品下”的散官；而进士出身，名列前茅的，授予“从九品上”的散官。两者相差了三阶呢。所以，狄仁杰选择考明经科，绝对不是“技不如人”而想剑走偏锋的意思。
就在此前一年，永徽六年（655）十一月，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也刚踏上她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台阶。说起来，他们俩还是并州老乡呢。不过，权倾天下的武则天并不认识还在底层的狄仁杰，也不可能给他什么帮助。虽然狄仁杰肯定知道这个帝国最风光的人物，但他恐怕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未来会跟这个女人发生密切的关系。
春风得意的狄仁杰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但他在之后的十八年里，一直都只在地方为官，没有提升的机会。似乎他也注定要和父亲一样，会终老在一个地方的“闲官”上面。
狄仁杰的第一个职位是“汴州判佐”，就是汴州的州级官员。所谓判佐，就是判官，是具体分工处理政务的官员，分别叫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全称是“司功曹参军事”。这些分类，有点类似中央的六部分工。至于狄仁杰做了哪个曹参军事，不可考。
狄仁杰满腔热情地开始他的工作，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次沉重打击——被胥吏诬告了一把。虽然不清楚诬告何事，但从狄仁杰后来刚直不阿的性格来看，估计多半是狄仁杰破坏了官场“潜规则”吧。幸运的是，这一状告到了河南黜陟使阎立本这里。
阎立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也曾官至宰相，因画名太大，以至于人称“丹青宰相”。不过这个时候，他是个“钦差大臣”。唐朝初年，地方制度是州、县两级，全国有三百多个州，都是中央直辖。而这么庞大的规模，中央的管理实在力不从心。为了弥补管理漏洞，于是中央每隔一二年，就要派朝官分道去各地巡查工作，叫“黜陟使”，类似后来的巡按大人。为什么叫黜陟使呢？因为钦差最主要的工作是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黜，就是黜落；陟，就是升官。这些钦差在巡查之后，要提交报告，根据官员的好坏进行弹劾或推荐，从而使地方官员升官或降职。此次阎立本就是以工部尚书担任河南道的黜陟使，汴州属于河南道，正在巡查范围之内。
阎立本亲自审讯，却惊讶地发现狄仁杰是个很杰出的人才！他接见了狄仁杰，大加赞誉：“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回去之后，就大力举荐。于是狄仁杰被调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职位也还是判佐，但汴州为上州，判佐是从七品下，而并州是都督府，判佐为正七品上。等于是升官二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