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思想家拉尔夫·格利森在听了“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乐队在旧金山的一次演出之后曾经写道；“安迪·沃霍尔的‘不可缺少的信用卡’不过是对旅游节所有搭便车的旅游作了一个不怎么样的浓缩。”而沃霍尔反驳说，他不关心如何鼓舞和代表一个社会，只想鼓动群众起来看一看发生的事情。他被“地下丝绒”所吸引是因为他们制造出了让人如此难以忍受的噪音。对他来说，他们不是一个摇滚组合，而是一种对摇滚组合的评价，奇迹是，不管怎样他们的音乐是杰出的。娄·里德（Lou Reed）的歌唱出了放荡的文化青年生活中黑暗的一面——病魔、金钱和毒品，嫉妒、痛苦和性。约翰·凯勒（John Cafe）用文本的重复表达一种先锋派的压抑，对轻微的不和谐的单调产生撞击。“地下丝绒”乐队运用了噪音和尖叫，声音是沙哑的，响亮的，不那么欢快的，其音乐不是从旋律、联唱和合唱产生出来，而是由即兴的、重复的乐段组成，这些重复产生了层叠的效果，使音乐既押韵又和谐。它的每一首歌都在嗓音和尖叫之前运用了一小组不断互相撞击的单音，这是它惟一表现出逻辑的地方。
“地下丝绒”的音乐与大多数60年代的声音不同，在这种音乐中，我们发现不到任何逃避的东西。它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表达，丝毫都不逃避。这也是它对70年代流行音乐批评敏感性的发展产生如此深厚影响的原因。这里的敏感性指的是对形式政治的敏感性。“地下丝绒”仍然代表着音乐政治应参与斗争的思想，这斗争首先要创造意义，要阐释流行音乐的能指不断变化中那些仍然保持不变的事物。那时。它的第一张慢转唱片像“胡椒中士”一样提出了流行音乐在哪些方面可以有所作力的新看法，但在甲壳虫的音乐里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一切都是可能的，而在“地下丝绒’”那里则成了一切都是不确定船。
用如此悲观的态度来重新思考60年代是矛盾的，但在回顾中，我发现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摇滚革命远非易事，它宣告了一个没有斗争的乌托邦。现实中一切那是不确定的，包括爱、性、欢乐和权力，人们不断进行着从中重新获取信心的尝试。当流行音乐的政治真正卷入（那时就卷入过，这是我们在回忆中必须记住的）日常生活和这种寻常的尝试的时候，便激起了混乱和无序。
第一章
大卫·艾普特
大卫·艾鲁特（以下简称“大卫”）；从本成田机场运动中，我发现有趣的地方是它代表着农民与激进分子的联合。农民开始起来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对政府采取激进态度；而激进分子大多从学生时期就是左派人士，基本上都深入地卷入过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这一运动到现在几乎持续了二十年—一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
《社会文本》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我们正在思索这一事件的创造性。其绝大多数左派运动从未能够动员起这样一个社会基础，惟一以与之相比的是欧洲发生的生态运动，但也实在发生得太晚，不能够作如此的联系……
大卫：这是问题的关键。这种社会基础标志着日本左派的发端。我们今天称之为环境的、生态的，或污染的问题都是如此。这一联合的左派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之初，追溯到安汐（AShiO）铜矿工人罢工。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污染对矿工生活的损害（现代炼钢科技带来的后果）来看待阶级斗争。政府和工业界都不认为铜的开采带来的伤害和死亡应该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便产生了安汐暴动。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日本左派在1906—1907年前后的形成。它开始于这样的社会基础，再加上一帮激进的基督教徒。这些基督教徒属于较早产生的新教，后来逐渐从传布福音转向社会问题。这一运动涉及到一些很有名的人物，有些是从宗教人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有些人开始阅读列宁的著作。但日本政治左派主要开始于具体的问题上。即使运动是派生的，用来发动工人的思想是从国外引进的，但由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及其参与者——矿工、渔民、农民、工人和他们与激进学生的联盟，这一左派有着货真价实的真实性。后者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要。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民佃户的激进。在二战前，在某些城区，共产党和社会党就很有势力。激进运动的发动工作的一个障碍是：为了在日本组织活动，如何处理以前对人民许下的承诺，如何处理人民对小团体的忠诚，这些始终都很成问题。对于工会的会员来讲，忠诚应该高于好斗，这样，工会才会是大部分公司的联合，在日本有极少数激进工会几乎还没有达到工会的一般要求。如果你是一名日本的工会会员，你很可能会全力支持你的公司。假设你为本田或什么公司工作，你的重要对手将会是丰田，而不是你自己的老板。因而左派面临的巨大困难就是如何确立一个日本人能够认可的真正的阶级斗争。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是一种，农民的边缘化是另一种，但同时反对二者是日本群体关系的一个传统，在过去与叫做gumi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男人去工作、打仗、学习、参加五人队（一种由关系密切的男人结成的组织，在某些范围内，这种组织仍然存在）。社团的这一传统使阶级观念的确立陷入绝望。一个人在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时候可以激进，但也应该支持社区的组织。
记者：这种组织是从哪里产生的？是从单独一个村庄里产生的么？
大卫：一个小村庄，或一所学校。长期以来，该组织生存下来，并通过强制得到了加强。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人在相互关系中很仪式化，即使是在左派中，语言本身把人们按年龄、职业、地域和社会地位大致地分开。举例说，一个在学校里年级比你高的人到了公司里却没你的职位高，这一称呼他的方式就会与他只是个下级的情况很不同。有的人可以走上来，在上级的背上猛拍一巴掌，以提醒他，论年龄，自己长过他。怎样称呼这样的下级才得体呢？就这一称呼方式也会有好大的争论。因此，这是一个地位、年龄等所有细小方面的差别都渗透进语言里的国家，这使左派更加难以开展工作。
但是，日本也有一段真正属于左派的历史。一战后，在日本共产党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左派还是有可以夸耀的地方的。
记者：是不是像欧洲或美国那样是从旧的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
大卫：是。但也吸收了一些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方面更具个性的人，如学者、文人作为新成员加入组织，但不吸纳分离前就参加组织的人。马克思主义者的运动至少是从1906年到大约1926年，在日本最负盛名的大学东京大学开始的。那时叫东京帝国大学。人们在秘密的团体里碰头，在经过改造的能藏人的房子和地点见面，这是一种秘密的事情，因为警察总是在追捕他们。
记者：在那些日子里，共产党还是非法的，是吗？
大卫：日本共产党直到二战结束之前都是非法的。但秘密状态的早期形式大致在日期上要早于共产党的建立。在组织的早期形式里，人们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中心，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产生了一批与众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过去常常从芝加哥查尔斯·克尔（Chenes Kerr）购买大量的书籍。有些还到美国旅行过。共产党成立的时候，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组织已经建立了一种很日本化的特殊的左派传统。你甚至可以加入到最激进的组织里去——我曾研究过激进派别，他们有时会互相杀害，一些激进派组织接近于恐怖主义。但在组织内部，你会发现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对别人的需要；对待某个个人的问题、需要、压力等，都有一种几乎是微妙的与众不同的感觉。对于日本新左派，这些就抽象为一种对共产党权力主义的憎恨。但是，即使在30年代和40年代，特别是他们坚持要遵循莫斯科路线的时候，也总是有权力主义的反对派。日本党有着双重特点：一部分是共产国际等的特点，但也有些另类的根勉强的倾向，而这些倾向在日本党内所覆盖的范围比我熟悉的任何一个共产党都要大。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最重要的人物在分裂为党的路线的反对派之后仍旧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成了新左派的核心。
记者：现在你谈论的主要是关于战后时期，是吗？
大卫：是。
记者：社会党和这一时期的其他党派的情况如何？
大卫：这里你一定得记住，日本社会党比普通社会民主党都要更马克思主义一些。今天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是新近从日本原社会党分离出来的。日本社会党仍然存在，其右翼比民主社会党更民主社会党，但还右不过1950年前后分崩离析的民主社会主义党，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极典型的社会民主党。
记者：他们是不是专门用了一个词来指代我们说的“新左派”。
大卫：是的。但要理解这些，你就得回过头去研究一下。共产党建立了一个青年团，称为Gakuren，共产党在1947年前后重新建立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叫Zen－gakuren的全日本的学生组织。这个组织沿着比共产党更民主的路线运作，有来自各个大学的代表，代表们在会议中必须按照民主原则进行工作，主要组织也是党在各个大学的各种支部。
记者：就像一种社会学的假设一样，这些支部是否与你前面谈到的Gumi有什么关系？
大卫：我不知道，考虑到这种年龄等级体系内男人关系的贴近，我怀疑，他们之间至少存在一种隐喻的关系。人们真正加入党的支部，或加入新左派，几乎都是很偶然的事，是因为密切的关系或偶然的碰头。一个老朋友叫某个人一起去参加一个会，那就可能是党支部或小组，离开了就等于分离了，这一现象在日本左派那里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夸张。
为什么全日学生联合会在1956年匈牙利第20届党代会和揭律斯大林主义后，对共产党不再抱有幻想，而是离它而去？原因有很多。他们也有具体的日本问题要去追求，比如说，朝鲜人总是被歧视，这始终是新左派的一个主要问题。其他主要目标是对阿夷努人的歧视，但那是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被称为小村居民的——皮鞋匠，实在是一种不能触动的等级制度。这些问题不能获得通过，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日本人，这是很难以消除的东西。这些问题是日本共产党首要任务中列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但是也许全日学生联合会分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共产党决定成为一个合法党，一个国会党，在那以前它还从来都不是。社会党是议会中必不可少的党，而共产党则处于地下状态，虽然在向地上的方向努力。新左派是在日本共产党决定放弃秘密活动，参与地方竞选，成为国会第三或第四大党的时候成立的。
全日学生联合会决定，这是不彻底的革命。它不能充分地说明阶级斗争的问题：党在每一个方面都背弃了自己的宗旨。因此，1958他们分裂了，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过去，相当于美国劳联一产联（AFL－CIO）的SOhy。这一大的工会试图发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美国霸权的群众示威，但是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很难开展工作：一是美国的占领从总体上说还是相当受欢迎的，它做了很多日本人想要人做却并不想自己做的事。它很受保守的自由民主党的喜欢，因为他们取得权力利益的同时，可以说，那些事与他们无关。最重要的是麦克阿瑟改革废除了地主一佃户制度，这事是以任何日本政府从未做过的方式发生的。它粉碎了土地不动产，给那些曾很好斗且农民意识很重的佃户以社会地位，有些人成为日本共产党的党员，有些人成为极端行动分子，成为带有浪漫、怀旧色彩的反国家偏见的半法西斯主义者——不是现在与三岛相联系的那种个人化的偏见，而是农民武士的那种传统——真正的家庭在底部，上面是皇室，中间没有国家的概念，而只是不同等级的家庭—…·这些家庭世界仍然是完整的，可以分为佃户的世界和非佃户的世界。最后，这些差异都被土地改革摧毁了，政府负责投资郊区信贷，因为国家在战后正处于匾乏状态之中（我总的提一句，因为后面还要讲到这方面的内容）。有些农民已经变为激进分子，参加了日本社会党，或日本共产党，但即使这些人一下子都不再是农民而成了郊区的企业家，家庭结构也仍然完好无损。所以这是很难发动群众反对美国权威的一个原因，除非你能诉求于下一代，那是全日学生联合会的激进的一代，他们从对领空的军事占领和控制的角度来看待美国人的出现。而天空下面的土地，由于已经回到人民手里，随着工业化向乡村地区的扩展也开始消失。1960年——日本宪法呼吁每隔十年修改一次美B条约——日本新左派才真正开始致力于条约修改的话题。学生发动了成千上万人，比工会曾设法去发动的人数多好多；在群众的冲突中，他们包围了日本国会，迫使首相石井辞职。这是第一次成功的公民参与运动——意味着工会和其他运动的联合。例如，一个被称为保卫富士的运动在1947年开始，这是一次由母亲们参加的运动，她们抗议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建在富士山的山坡上——一系列小规模的运动最后在1960年连成一片，发起了一百多万人参加的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示威。这是日本真正的反对派。形式上仍然相对原始，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山林佐贺的农民运动仿效并发展了他们的经验。这就是左派握在手中的法宝，而不是那些被公认的巴黎公社的翻版，日本的左派开始于1958－1960，特别是1960年反对安保条约之后。
全日学生会依次地包含有各种倾向。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Bundu。名字借自德国老激进分子邦德，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现在这些开始在全日学生联合会外围活动，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范围。逐渐地，就有了三个学生会。既然这些组织已经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专门的学生组织而看成是职业革命团体，他们便把左派看成是秘密的、激进的和暴力的。Bundu都是些严重的托派主义者，突然分裂成十个不同的宗派，就像宗教的派别一样。这些宗派规模都非常小，互相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一种强烈的感情上的承诺责任心。他们在阶级斗争的世界里工作。但是既然阶级斗争总是有，就像是永远不会有决定性的胜利一样，因此没有什么失败会是真正的失败。他们生活在日常策略的琐碎之中。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一分为二，同时五相向对方宣战，一个称自己为中央核心党，另一个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一个发表决议宣布另一个通过了一条法西斯主义的决议，战术很快就升级为原则，举例说，原则可以定为列宁主义对托洛茨基主义，或日常细小的战术问题融合为重大战略原则。因此，没有人听到过的斗争要给出一个名字；例如一5·22斗争”，这成为一个能指来借代一次大的信仰的斗争，直到某个“转折”事件暴力的到来。当有人被杀，那个人就成为“5·22斗争”的烈士，等等。接着，整个事件就成为可怕的制作圣像的过程，有很多对策略的象征进行公开的操纵，把象征作为从历史和日常事件构织斗争的基础。
现在一切这类组织都以这种行动作为特征（毛主义也是如此），某些组织，像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特明确的列宁主义立场（并不反对托洛洪溪．他们从日本共产党的亵渎了恢复了他的名誉）。列宁主义意味着你必须回到“将来应该做什么”才能理解地下党的真正本质。他们称自己为真正的列宁主义者，以把自己与恐怖主义相区别。恐怖主义者是那些从这些组织中分离了出去的参加了日本红军的人（这部分又分三派）。日本红军中最极端和最暴力的部分是一个叫做联合红军的小组织。他们到处搜索，占据山脉，通过饿、殴打、强迫性自我批评等手段杀死14名自己的人以纯洁他们的队伍（大约发生在1971年）。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视这些人力恐怖主义者，即那些滥用暴力的人，或日反对列宁的概念。这很重要，因为，反对向无事般人滥施暴力就构成合法的斗争，整个定义已经说明其属于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一个分支了。这是一个真正不同的组织而不是表面上的不同；因为它有着很多不同的态度和一种责任感，它也允许成员今天去做激进的农民工作，这些人不会把每日的时间花在当恐怖分子上面。他们可能也有暴力的性质，但是他们相信他们代表着恐怖主义活动的对糅立面：他们反对国家，可能用暴力反对国家，但不是对同道中人不加分别地滥施暴力。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分裂产生了两个关键的组织：Chukaku－ha（中央核心党）和Kakumaru －ha（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他们互相攻击。核心党是根据下面的思想而攻击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他们认为：一切社会革命必须在执掌政权之前解决其激进派别的问题，否则就会走向法西斯主义（他们从德国纳粹历史学来的一个教训）。1978年，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杀害了核心党的领袖（名字叫本田），而核心党已经杀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党34名高层领导人；在这些历时十一年多的斗争中，双方共有大约77人被杀害。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有大约4000多名成员，核心党有大约5500人，这些派别都没参与山林佐贺运动。但是，因为这场战争，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不被允许在现场参加山林佐贺（Sanrizuka）反机场运动。今天，据说在现场参加斗争的有17个党派。本来1967年有22个党派。最初支持农民斗争和反机场运动斗争的日本共产党，1967年被农民从现场驱逐出去。全日学生联合会被一个简朴的基督教激进分子邀请参加，此人是一个年老的反机场联盟的领导，一个很有趣的家伙，一个有些名气的雕塑家，还拥有一个农具商店，他的名字叫井皈友村（Issaku Tomura）。下面是我前面提到的他与原激进新教徒之间的关系。这个人的父亲和祖父曾是早期的新教徒，他继承了反战的传统，是一个有很强个性的人。在被警察击败之后，他邀请学生会加入。这意味着外部支持，最重要的是核心党，但也有其他派别。每一派别必须同意遵守农民制定的纪律，组成一个联盟，反机场联盟称之为反机场大联盟。他们筑起堡垒、团结的小屋，后来是真正的除御工事，以在机场附近建立一个无人区。那地带变得充满敌意，使国家即机场孤立于其他社会。那时阶级斗争是在社会与这个在斗争中封闭起来的“国家”进行的，处于一个“活动”的空间，也是一个“符号的”空间。大约有36个这样的小屋和防御工事。有些派别保留了一些，住了人，外部来的派别付的钱。核心党是最重要的，与来自于Bundu的第四国际一道成为两个重要的力量，虽相互怀有敌意，却也能相互合作。机场的各派组织都在某种范围内互相合作。毛主义分子已经分散。
当1966年在这一地区建设机场的决定很突然地做上的时候，这一花带便转变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也成为各种各样问题汇聚的地方。内阁本来决定在别的地方建机场，但是那个地方的农民进行反对并取得了成功。一周后，政府出于各种考虑决定把机场改在山林佐贺。山林位贸是帝国马场所在地，天皇曾在此地建有一个小别墅（现在还有，正走向破败）。马场的大部分现在被征为机场跑道，马场早在德川时期就是个美丽的地方，那里的许多人最初都是马场的佃户。山林佐贺的交叉路四是游人们愿意停留的地方，从那里路向小屋和村在延伸出去。有一家历史悠久的宾馆可供他们遗留居住，还有美丽的木兰花和15000棵樱桃树。
政府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它可以取得进入这块土地的便利，像是公有的土地；但当地人被激怒了。这些农民都是以前的士兵，有些还参加过“满洲运动”。大多数人都为他们在战争中做过的事感到震惊，为天皇以这种方式欺骗他们面恼火，发誓再也不会如此不加思考地接受权威。这些早期的经历促使他们倾向抵制。这就是为什么家庭一世界的事务如此重要：通过拒绝过去，他们也拒绝了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在战后与国家的主要联系在于合作运动，这一运动稳定了米价，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支持，通过自民党政府为扩大粮食生产的政策，也给他们带来了好处。因此你面对的是这些以前当过兵的人，他们生了气，因为政府曾经愚弄他们，而现在又来了第二次。所有的人都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即1921一1926年的那一代人，是激进派祖父辈的那一代人，这一代人很重要，因为年轻的激进派已被“收养”，有时甚至挤出农民的孩子（引起了相当大的内在张力）。这种“包容”也为激进派丢掉教条的年龄等级制度提供了一种方式——如果你不上学，不以这一标准行事，不进工厂工作，不在那儿打发其他时间，你简直就不是日本人，在这个社会上就没有你的位置。这是一个如此高度控制的社会，有着如此不可相信的自我控制，如果制度崩溃了，或你脱离了这种制度，那么人们就会暴躁、发火。根据一个人寻求“真诚”生活方式的信仰，这一左派的传统可以把一个人引向极端的孤立。它给个人以极大的压力。因此通过被这些农民吸纳，激进派以某种方式回到了日本社会，以一种恐怖主义分子永远也不会接受的方式。
更改机场地址的决定于1966年出台的时候，农民们首先开始攻击政府，以捍卫他们的土地，拒绝勘察员来到这块土地。妇女是当中最为激烈的，她们把自己绑在树上和推土机上，年老的妇女就收集粪便向警察漫撒，这些都是她们从保卫富士运动的那些母亲身上学来的办法。一旦这些开始出现在报纸上，全日学生联合会派出学生并出现真正的暴力，运动便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冲击波。对于激进分子来说，农民就是农民，就是像越南农民一样的人。这儿是日本的越战，农民在混凝土的地窖里储存了大量的马铃薯，激进分子在地下筑起了地堡，表达着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他们也在地堡之上筑起了碉堡，结构像马铃薯窖，在推土机试图要推倒碉堡的时候，可以退到地堡当中去。这是越南人地道战的方法。这正符合反机场联盟的要求。要建新机场的原因是东京机场已停满了美国飞机，堆满了军需品。新机场之所以选在山林佐贺是因为这是惟一不会影响到现有航空线路的地方，蓝天一14和美国人控制下的整个空中航线已经纵横交错。选定这一地点没有适当考虑已在当地生活的人们。基本斗争结合了越南的斗争、阶级斗争、原始积累、双重产业储备军的建立、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东南亚的农民。机场象征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在石井被他田取代的时候发生的一个重大转变，池田政府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支持农业转向支持工业。当石油运来的时候，机场所在的那个省发生的事基本上反映了日本正在发生的事情。过去美丽的农场，现在被可恶地污染了。自从海中消失了。机场地址的选择现在损害到农业的最后一些不大的地区。因此，机场就成为反映下一阶段政府政策的象征，政府精心制定的目标把1954－1960年间作为原始积累的基础阶段，呼吁要把收入提高一倍。让农场主积累资本，然后把所有没有能力的农民赶走——包括所有这些小农场主。有一些家族已在这里种植收获，从事农业生产一千多年了。那些当过兵的人，战后来到这里，把荒地开垦成今日报好的农田。所以，这种政策被农民和激进分子看成是资本主义正在摧毁日本。所有的问题都一起出现了。水侯市的人们与广岛和平游行者联合起来。每一个人都聚拢到了现场。据估计，防御工事里的激进分子——指挥这些工事的干部与各大学、各个工会和公民委员会都有联系——据警方的统计（警方是很准确的）可能达到几万人到100万人：这还只是真正走出来与使用推土机和吊车摧毁工事的警察展开直接斗争的人。警察戴着头盔，用护网罩住脖子，几乎是中世纪的打扮。手上戴着沉重的防护手套，拿着硕大的盾牌，他们用盾牌打那些把自己绑在栅栏上和树上的老妇人的脸。小松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机场的第一阶段工程就从这里开始。村子里还有最后一棵孤独的树，成了村里的圣像。有几个人把自己绑在上面，绑在这片原始森林里剩下的最后一棵松树上。警察先是用水枪向他们喷射，接着吊车操下头来，有人带着锯对着树从空中锯了下来。当然，同时针锋相对的战斗就开始了。这一次战斗中数以千计的人受了伤，有五个人死亡。现在，人们冲出来，占领了碉堡，好让警察不能摧毁这些建筑物，不能够铲平这块土地。
记者：今天警方还想摧毁这些碉堡吗？
大卫：是的，让我来解释一下今天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暴力冲突爆发于1967年。政府宣布要这块土地，并开始了勘测工作。为了勘测，他们得先把清理工作做好，因为当地很多地方都是森林。农民马上来制止他们这样做。他们先向政府请愿，没有得到答复。政府决定让警察进驻此地，向农民显示一下力量。这时妇女们行动起来了。要知道日本妇女还没有真正获得解放。农民的妻子是这些小农场里的苦力，要做农场里所有的重活。她们是第一批使用激进手段的人。然后，逐渐地，反机场联盟组织起来了，以村为基础，每村一名代表，全村的人都很嫉妒那个被选中得到这一特权的人。如果一个村子决定向机场公司出卖土地，那就谁也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了。但是因为警方是如此粗暴——这个地区大约有27个村子，有七八个村子实际上在机场原来选址的时候就已经卷入了——大部分村庄，即使那些开始被机场分化了的村子，也变为亲反机场联盟的了。对于农民来说，部分问题是他们对家庭和村庄的义务，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反机场联盟，永远都不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从这一意义上讲，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原则而不是政治组织。农民的生活完全不同于激进分子，激进分子是从全区招来的，他们要一直生活在一起。生活以一个厨房为中心，通常很脏，几乎不怎么整理，这么说吧，到处都是以各种各样的电器、头盔、牛角、几百人的睡垫、煮米饭的特大号锅——一切都相当简陋。防御工事内由沉重的木头筑成，有钢门，铁丝网——有时，指挥中心会设在一所老房子里，但是主要建在那些日本人用来作仓库的小木屋附近，屋外是支架，屋内由胶合板构成。通常有一间漂亮的小屋供领导人居住，人们要进这个房间通常要脱掉鞋子。一旦下了两，到处都是泥巴。很多战斗就发生在这个多雨的季节。各派还是以各派为单位行动，很少有哪个派会提到另一个派。内部的生活是紧张的。
警察和机场当局在这个机场建设的第一阶段是成功的；在建设第一阶段的过程中，所有这些冲突都发生过。例如，在4000米标识处——国际法要求喷气机起飞必备的标识——激进分子在三层水泥地堡上建起了一座庞大的钢塔。地堡仍然存在，部分钢塔也还留在那里。70年代初，当警察进来拆毁那座钢塔时，你可以想像那是什么情景。成千上万的人出来保护钢塔。他们从日本各地收集来橡胶轮胎，浇上汽油，点燃它们——投掷燃烧瓶，使一些警察竟变成了人的火炬。每次瞥察成功地把钢塔拆毁之后，它很快又被重建了起来。至今仍然有一大部分钢塔留在那里，如果你走到那里去看看，你会看到跑道已不足4000米。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由于激进分子和农民可以随时不作警告便发起斗争，所以它不仅使政府大为懊恼——国际航班进入这种武装的军营——而且还迫使警察和政府建了双层防护栏，周围布上高大的岗楼，结果看上去伊然像个集中营——上面建了永久性的房子，探照灯不停地搜索，警察用望远镜等早已过时的装备进行巡视。堡垒包围着机场，只有一面没有，那里是一些旅馆。
这只是机场的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工程还没有兴建。政府从农民手中成功地购买了大量土地，价格甚高，但有十二个农民，十二个鼓动者，拒绝出卖他们的土地，因而使第二期工稷搁浅。多美皈代的工作是深认有足够的家庭主义和村庄主义与这十二人相联系，阻止他们向政府出售土地。
村民生活的亲密关系是多美皈代的最大力量。堡垒的紧密联系是各派别的力量。与此相对的是官僚统治的非个人性，是由机场象征的政府机器以及它所有的装备和机构。实际上，山林佐贺这个在帝国地产上的道路交叉地，本身仍然相当简单，非常平静。有一段时间，我住在路口小教堂的顶层。我发现山林佐贺具有一个乡间小城的种种便利，即使它被机场的护栏和一个巨大的岗楼切断。这地方有三处被激进分子围困起来，他们坚实的小屋和堡垒以其高大的岗楼注视着另一边警察的岗楼。因此这是绝好的象征。激进分子戴着头盔，白色头盔代表中心党，红的或黑的头盔代表其他党派（根据颜色有时他们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但并不真正如此）。你可以根据头盔的颜色区分有关的派别。
第三章
记者：这么说，仍然有待建设的第二期工程所在地，是充满防御工事和房子的那个地区？
大卫：是的，它们战略性地分布在那里。而且建筑也颇有意思，越是激进的派别，堡垒越多；极为常见的是中心党的那种做法，激进分子像士兵一样被分派在那里，他们在那里一住几年，然后被派到另外某个地方。
记者：第一期工程什么时候完成的？
大卫：机场1978年启用。原打算那年三月启用（实际上，最初第一期工程计划在1969年前后完成），所以你可以想像超出预算多少，单是安全费用就非常可观。激进分子，特别是中心党，已经支配了千叶县火车司机支部（其他部分被马克思主义革命派支配）。机场依靠这个组织提供燃料。千叶支部（我曾经采访过他们的领导）非常赞同多美皈代。激进分子还有计划建设的输油管的地图。本来是可能铺设那种输油管的，但每次刚铺设下去，便会被人炸掉。于是所有的燃料不得不用油罐车运输。由于这个组织千叶支部的成员是火车司机，所以中心党随时可以在48小时内使机场关闭；而且他们已经做了好几次了。虽然有一个不成文的协议不那样去做，但政府必须行为得当，在反对激进分子方面不能走得太远。
记者：那么，在这次运动中，这些年激进派或外围支持者一直没有什么损失吗？
大卫：不，当然有。对一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周期进行推测是很有趣的——这一次持续的时间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长。不妨稍微回顾一下计划1978年3月启用机场的事，当时第四国际从其在政府建筑师办公室的各种追随者和支持着那里得到了一份机场的详细计划（不要忘了，学生长大，进入该负责任的年龄段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必然地失去对于运动的敏感性，因此，即使日本是一个责任心强，高度保密的社会，有着一群智慧而忠诚的官僚，也几乎不可能保证秘密的安全。政府所有重要部门都已遭到了渗透）。他们掌握了这些计划，就开始筹备举行一次抗议机场计划付诸实施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是怎样进行这项工作的。多美皈代发动了5000个支持者，聚集在皇室别墅附近的山林佐贺公园。公园看起来要陷入不堪入目的境地。多美版代家族共有大约120个家庭，所以它很小，你知道，但他们发动了所有的支持者。示威游行队伍被警察包围，警察的飞机在空中盘旋。那时的书记是家杂货店的店主，不是一个农场主，但他是一个很好斗的家伙，非常强硬。
因此，那时停战协议起着很大作用。大约共有17个组织留在现场。农民组织反机场联盟已经分化，规模变小。友村先生是整个事件团结的真正象征，他死于癌症。秘书长——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还没有能够补上前任主席的缺。接替友村位置的是一个农民，他拒绝正式成为主席，因为他说没有人能真正代替友村。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喝日本米酒直到你站不起来为止。他让来自别的组织的会员来看他——这种相聚几乎是无法见到的——他津津有味地说他们永远也不能真正懂得日本米酒的好处，他们都被喝倒了。不管怎样，他很有魅力，喜欢添枝加叶地谈论一切……这一地区的广泛支持已经下降，下降到了多少很难说；因为这一运动已经作为广岛反战运动、反核运动的一部分了。在每一次东京大的游行中，你会发现乡间的农民与其他各色人等一起站到了台上。给你举个例子，在采访了几位农民之后，我参加了东京的一次中央核心党游行，那些农民中有两个正在那里要发表讲话，一个是位妇女，是反机场联盟妇女团的头，另一个是石岛先生，一位很穷的农民，他发现回答问题有些困难，不是因为他不想回答，而因为他刚从保卫富士的示威中回来，那是母亲们的行动，他喝了过多的米酒，把假牙掉在了公共汽车上……同在主席台上的是来自日本其他各个城市的抗议团体代表，这些都是很能以各种方式给人留下印象的人。我记得，这类派别曾出现在伯克利60年代的示威游行中，不可思议的虔诚和简单的头脑，常与激进好斗、自我中心和多头指挥联系在一起，但这儿几乎没有这些。这里非常强调的是事情的意义，也就是承诺。在艰苦朴素方面，它比老左派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防御阵地里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几乎没有性生活可言。很少有妇女，因为他们认为妇女带来一种难以控制的成分，但还是有一些妇女的，她们却非常坚强。农民的妻子们也很坚强，她们可以说下流的笑话，可以愉悦，可以让人喜爱，特别是他们的丈夫不在场的时候，但是她们还是同样地为丈夫服务。
现在这一运动正在混合进很多其他团体。它不可能再使问题明确而具体。人们从没如此富足过。农民，即使是这些农民也有了选择。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部分时间做农活，部分时间到工厂做工；你真的可以用这种方式赚到很多钱。所以现在已没有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没有乡村农民的斗争。这些农民喜欢做全职农民，愿意因此而少赚一点钱。有一段时间，运动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人们需要物质的空间——掌握国家，创造一种无人的土地，重新限定激进主义和工业化问题。所有这些运动的背后是共同的信念：日本工业发展只不过等于用和平方式重新恢复东南亚共荣圈的老计划。他们把以颜的付诸武力、现在改为经济手段推进的日本旧帝国使命的恢复看作是一个潜在的现实。这是公分母，它使很多这样的人不只是抱怨执政党，也批评议会政府，这一切是这么有趣，他们是硬币的另一面，日本第一的另一面，是围绕各种问题相联合的一个稳定的反对派。机场在各种亚象征中恰巧成为最看得见、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它激起了超越制度抗议的问题，很多人强烈地感受到了的民题，这些问题要么太局部要么太分散，因而不会引起议会或政府的重视。在你处理得益于成功统治的选民问题、多数派联合问题的地方，有太多的事不被注意，太多的人被边缘化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议会和民主机制的局限是什么？我本人恰好对工人参与很惊疑。我曾在南斯拉夫、智利和其他地方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它很可能会成为另一种官僚手段；组织这种参与固然很好，但五年之后再进行管理却是一场灾难。不过日本这种社会参与的情况是不同的。它有一种自发性和持久性。一旦适当的问题被发现，它就会在任何时候发生，带来各种各样运动，其实这些本来都可以避免，消化在各种普通的议会选举中的，不足以强大到作为一种利益团体来行动。因此，在利益集团、工人的参与与超议会的反对派之间的某个地方，你会发现有关这方面更大的意义。
记者：我的另一个问题产生于把新左派同像气象地下组织的人们这样的小集团与全体大众之间的关系鲜问题进行类比——这种事在美国永远不会有……是不免这一运动组织方式有什么不同？
大卫；如果你考虑这些年参加山林佐贺运动的人数，那么你就得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他们都是日本相当有成就的人士的子女，代表着交叉部分的许多特征。举个例子，人们经常问我，我在日本做什么。我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恐怖地畏避，似乎我有某种传染病。过了一会儿，他们（通常是妻子会重新问及这个问题）说，你知道，“你应该跟我的儿子、侄儿或其他什么人谈谈”。每个人都参加过或知道某人参加过……其次，你还得与很多当时有广泛基础的激进组织接触。有一个叫作“京都禅宗”的并不是什么派别，有大量人参加。“京都禅宗”宽容个人的激进立场，它的成员倾向于成为策划者或技术统治论者。他们在咨询公司或政府部门中工作。尽管如此，他们倾向于保持激进主义，珍视他们对这一运动的参与。你可以说，有一大批人有激进的体验和同情激进派，这很有些法国的传统。他们很容易被诱惑，但他们保持着激进的精神。他们成为激进分子的理由似乎更持久（不太容易改变），所以当他们在社会内起作用的时候，他们保持着自己的意见。
记者：但是你不认为这是由于这次运动的民族主义色彩造成的吗？
大卫：不，我不认为它是民族主义的。正好相反，它是反民族主义的和反资本主义的。它也反美国，反工业化，但不一定反现代主义：他们不是怀旧的，他们不是环境的浪漫主义者，也不是塞拉俱乐部那一类型的。这一较大的群体不同于派别本身，但都认识派别中的人。派别的成员都来自于同样的家庭和大学。实际上，公务人员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有着相同的素质。
日本的新左派运动是建立在旧的对抗论的基础上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都反对国家。即使保守的方式也必须反大公司、反官僚、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有些法西斯的成分在里面，尽管不一定是法西斯主义者。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新右派（例如三岛现象）已逐渐变得更强大了，下一代学生就是今天这一代，已逐渐滑向右派，与有些右派人士的转向左派有着相同的基础。大的不同的是民族主义或重新军事化。老一代包括这些新左派分子的父母有着某种恐怖的反映，很多人不想看到这种事发生。有很多反国家主义走向极端右派，也反议会。因此，在它衰落的时候，人们有一种感觉，新左派比以前更容易接受了。它拥有更稳定的特点。它的力量不取决于它的受欢迎程度和加入该组织的人数。
这还有另外两种后果。一种是它使左派摆脱恐怖主义。日本红军的三个翻版已经完全被摧毁。即使那些远赴贝鲁特的人，特别是联合红军，他们的重要理论家已经在巴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承认现了很多错误，他们头脑简单地期望发起一场革命。这一被称为日本阿拉伯人的群体，可以相当残酷，他们与在以色列向机场扫射的人是一样的。我遇到过一些这样的人。今天，我要说他们对他们的过去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孤立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那些当年在山区藏在山洞里的人，今天如果不死的话，差不多都在监狱里度日子。相反，新左派可以是暴力的，但它不是恐怖分子。
记者：另一个基本问题将与消费主义和日本美国化的到来有关。美国化到什么程度将会引入一种媒体政治（恐怖主义经常被用这些词来解释）？到什么程度会使这种运动与美国或消费社会的反传统文化有根本的联系？
大卫：它并不像美国的反传统文化。我想把它描述为老左派各种特征的混合，有着惊人的真诚和相当程度的个人尊重，还有实际经历的共同生活：为了在某种事业框架下集体生活，他们放弃了很多东西，而不只是聚在一起放荡，沉湎于批评的欢乐。举例说，几乎谈不上吸毒，几乎从未听说过；也很少饮酒；如果你在这些共处的小屋里喝酒，那就一定要在晚饭和会议后。
记者：他们是怎样过文化生活的？他们听音乐吗？他们对政治剧感兴趣吗？
大卫：不，很少。第四国际的知识分子领导者受过很高的教育。其他大多数人并非如此。你必须记住他们长期生活在警察的监视之下，虽然不是逃犯，但总是感到自己会被骚扰。他们可以很有文化，很有教养，愿意谈论有关文化的问题。在社会生活的随意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美国反传统文化抹杀个性的特点面前，不管他们将看到什么，他们都不会有所作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很日本化。
记者：但是就最广义的文化而言，举个例子，既然他们与农民一起工作，他们对农民文化感兴趣吗？或者他们根本对文化就不感兴趣？
大卫：很少，而且不是真正的激进人士。外围人士感兴趣，如记者，职业艺术家。举个例子，小川公司拍了一部极好的电影，片长差不多四个小时。故事集中发生在一个小村子里，片中都是远景镜头，农民的脸，很有风格，几乎就是一部能乐剧。可以说，人们只是摘下了面具。片子拍得很好，虽然可能不吸引美国的观众，因为影片有长时间没有声音的片段，让人困惑，故事进展也很慢。日本人完全迷住了。但是在激进分子当中，对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偏见；我曾经翻译过一些刊物，很像是工会的刊物——它们讨论一些实际的事情，游行、示威、罢工，但是几乎没有文学或文化的甚或历史方面的内容。至于日外的支持者，那些人倾向于很好地生活，报传统地生活。有些人有自己的出版物和唱片集。了解爵士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文化人。但是他们确实对作为语言新形式的文化、农民信仰或其他此类的东西不感兴趣。无论如何，农场主不适合于农民这个范畴。他们实际上是小农商人。
记者：接下来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日本的女权主义及其在这类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大卫；当然，日本的女权主义的力量还很薄弱。在这些运动中也有个别的女权主义者和女强人。但女权主义运动本身还没有得到很多支持，还没有引起什么问题。你知道知识分子已经广泛地发动起来了，在各种事业中出现了很多女教师、女教授、女作家和女活动分子。山林佐贺的运动试图唤起妇女的意识，而且，它也确实鼓舞了激进的青年一代。
60年代札记
记者：这么说，仍然有待建设的第二期工程所在地，是充满防御工事和房子的那个地区？
大卫：是的，它们战略性地分布在那里。而且建筑也颇有意思，越是激进的派别，堡垒越多；极为常见的是中心党的那种做法，激进分子像士兵一样被分派在那里，他们在那里一住几年，然后被派到另外某个地方。
记者：第一期工程什么时候完成的？
大卫：机场1978年启用。原打算那年三月启用（实际上，最初第一期工程计划在1969年前后完成），所以你可以想像超出预算多少，单是安全费用就非常可观。激进分子，特别是中心党，已经支配了千叶县火车司机支部（其他部分被马克思主义革命派支配）。机场依靠这个组织提供燃料。千叶支部（我曾经采访过他们的领导）非常赞同多美皈代。激进分子还有计划建设的输油管的地图。本来是可能铺设那种输油管的，但每次刚铺设下去，便会被人炸掉。于是所有的燃料不得不用油罐车运输。由于这个组织千叶支部的成员是火车司机，所以中心党随时可以在48小时内使机场关闭；而且他们已经做了好几次了。虽然有一个不成文的协议不那样去做，但政府必须行为得当，在反对激进分子方面不能走得太远。
记者：那么，在这次运动中，这些年激进派或外围支持者一直没有什么损失吗？
大卫：不，当然有。对一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周期进行推测是很有趣的——这一次持续的时间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长。不妨稍微回顾一下计划1978年3月启用机场的事，当时第四国际从其在政府建筑师办公室的各种追随者和支持着那里得到了一份机场的详细计划（不要忘了，学生长大，进入该负责任的年龄段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必然地失去对于运动的敏感性，因此，即使日本是一个责任心强，高度保密的社会，有着一群智慧而忠诚的官僚，也几乎不可能保证秘密的安全。政府所有重要部门都已遭到了渗透）。他们掌握了这些计划，就开始筹备举行一次抗议机场计划付诸实施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是怎样进行这项工作的。多美皈代发动了5000个支持者，聚集在皇室别墅附近的山林佐贺公园。公园看起来要陷入不堪入目的境地。多美版代家族共有大约120个家庭，所以它很小，你知道，但他们发动了所有的支持者。示威游行队伍被警察包围，警察的飞机在空中盘旋。那时的书记是家杂货店的店主，不是一个农场主，但他是一个很好斗的家伙，非常强硬。
因此，那时停战协议起着很大作用。大约共有17个组织留在现场。农民组织反机场联盟已经分化，规模变小。友村先生是整个事件团结的真正象征，他死于癌症。秘书长——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还没有能够补上前任主席的缺。接替友村位置的是一个农民，他拒绝正式成为主席，因为他说没有人能真正代替友村。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喝日本米酒直到你站不起来为止。他让来自别的组织的会员来看他——这种相聚几乎是无法见到的——他津津有味地说他们永远也不能真正懂得日本米酒的好处，他们都被喝倒了。不管怎样，他很有魅力，喜欢添枝加叶地谈论一切……这一地区的广泛支持已经下降，下降到了多少很难说；因为这一运动已经作为广岛反战运动、反核运动的一部分了。在每一次东京大的游行中，你会发现乡间的农民与其他各色人等一起站到了台上。给你举个例子，在采访了几位农民之后，我参加了东京的一次中央核心党游行，那些农民中有两个正在那里要发表讲话，一个是位妇女，是反机场联盟妇女团的头，另一个是石岛先生，一位很穷的农民，他发现回答问题有些困难，不是因为他不想回答，而因为他刚从保卫富士的示威中回来，那是母亲们的行动，他喝了过多的米酒，把假牙掉在了公共汽车上……同在主席台上的是来自日本其他各个城市的抗议团体代表，这些都是很能以各种方式给人留下印象的人。我记得，这类派别曾出现在伯克利60年代的示威游行中，不可思议的虔诚和简单的头脑，常与激进好斗、自我中心和多头指挥联系在一起，但这儿几乎没有这些。这里非常强调的是事情的意义，也就是承诺。在艰苦朴素方面，它比老左派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防御阵地里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几乎没有性生活可言。很少有妇女，因为他们认为妇女带来一种难以控制的成分，但还是有一些妇女的，她们却非常坚强。农民的妻子们也很坚强，她们可以说下流的笑话，可以愉悦，可以让人喜爱，特别是他们的丈夫不在场的时候，但是她们还是同样地为丈夫服务。
现在这一运动正在混合进很多其他团体。它不可能再使问题明确而具体。人们从没如此富足过。农民，即使是这些农民也有了选择。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部分时间做农活，部分时间到工厂做工；你真的可以用这种方式赚到很多钱。所以现在已没有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没有乡村农民的斗争。这些农民喜欢做全职农民，愿意因此而少赚一点钱。有一段时间，运动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人们需要物质的空间——掌握国家，创造一种无人的土地，重新限定激进主义和工业化问题。所有这些运动的背后是共同的信念：日本工业发展只不过等于用和平方式重新恢复东南亚共荣圈的老计划。他们把以颜的付诸武力、现在改为经济手段推进的日本旧帝国使命的恢复看作是一个潜在的现实。这是公分母，它使很多这样的人不只是抱怨执政党，也批评议会政府，这一切是这么有趣，他们是硬币的另一面，日本第一的另一面，是围绕各种问题相联合的一个稳定的反对派。机场在各种亚象征中恰巧成为最看得见、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它激起了超越制度抗议的问题，很多人强烈地感受到了的民题，这些问题要么太局部要么太分散，因而不会引起议会或政府的重视。在你处理得益于成功统治的选民问题、多数派联合问题的地方，有太多的事不被注意，太多的人被边缘化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议会和民主机制的局限是什么？我本人恰好对工人参与很惊疑。我曾在南斯拉夫、智利和其他地方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它很可能会成为另一种官僚手段；组织这种参与固然很好，但五年之后再进行管理却是一场灾难。不过日本这种社会参与的情况是不同的。它有一种自发性和持久性。一旦适当的问题被发现，它就会在任何时候发生，带来各种各样运动，其实这些本来都可以避免，消化在各种普通的议会选举中的，不足以强大到作为一种利益团体来行动。因此，在利益集团、工人的参与与超议会的反对派之间的某个地方，你会发现有关这方面更大的意义。
记者：我的另一个问题产生于把新左派同像气象地下组织的人们这样的小集团与全体大众之间的关系鲜问题进行类比——这种事在美国永远不会有……是不免这一运动组织方式有什么不同？
大卫；如果你考虑这些年参加山林佐贺运动的人数，那么你就得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他们都是日本相当有成就的人士的子女，代表着交叉部分的许多特征。举个例子，人们经常问我，我在日本做什么。我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恐怖地畏避，似乎我有某种传染病。过了一会儿，他们（通常是妻子会重新问及这个问题）说，你知道，“你应该跟我的儿子、侄儿或其他什么人谈谈”。每个人都参加过或知道某人参加过……其次，你还得与很多当时有广泛基础的激进组织接触。有一个叫作“京都禅宗”的并不是什么派别，有大量人参加。“京都禅宗”宽容个人的激进立场，它的成员倾向于成为策划者或技术统治论者。他们在咨询公司或政府部门中工作。尽管如此，他们倾向于保持激进主义，珍视他们对这一运动的参与。你可以说，有一大批人有激进的体验和同情激进派，这很有些法国的传统。他们很容易被诱惑，但他们保持着激进的精神。他们成为激进分子的理由似乎更持久（不太容易改变），所以当他们在社会内起作用的时候，他们保持着自己的意见。
记者：但是你不认为这是由于这次运动的民族主义色彩造成的吗？
大卫：不，我不认为它是民族主义的。正好相反，它是反民族主义的和反资本主义的。它也反美国，反工业化，但不一定反现代主义：他们不是怀旧的，他们不是环境的浪漫主义者，也不是塞拉俱乐部那一类型的。这一较大的群体不同于派别本身，但都认识派别中的人。派别的成员都来自于同样的家庭和大学。实际上，公务人员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有着相同的素质。
日本的新左派运动是建立在旧的对抗论的基础上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都反对国家。即使保守的方式也必须反大公司、反官僚、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有些法西斯的成分在里面，尽管不一定是法西斯主义者。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新右派（例如三岛现象）已逐渐变得更强大了，下一代学生就是今天这一代，已逐渐滑向右派，与有些右派人士的转向左派有着相同的基础。大的不同的是民族主义或重新军事化。老一代包括这些新左派分子的父母有着某种恐怖的反映，很多人不想看到这种事发生。有很多反国家主义走向极端右派，也反议会。因此，在它衰落的时候，人们有一种感觉，新左派比以前更容易接受了。它拥有更稳定的特点。它的力量不取决于它的受欢迎程度和加入该组织的人数。
这还有另外两种后果。一种是它使左派摆脱恐怖主义。日本红军的三个翻版已经完全被摧毁。即使那些远赴贝鲁特的人，特别是联合红军，他们的重要理论家已经在巴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承认现了很多错误，他们头脑简单地期望发起一场革命。这一被称为日本阿拉伯人的群体，可以相当残酷，他们与在以色列向机场扫射的人是一样的。我遇到过一些这样的人。今天，我要说他们对他们的过去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孤立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那些当年在山区藏在山洞里的人，今天如果不死的话，差不多都在监狱里度日子。相反，新左派可以是暴力的，但它不是恐怖分子。
记者：另一个基本问题将与消费主义和日本美国化的到来有关。美国化到什么程度将会引入一种媒体政治（恐怖主义经常被用这些词来解释）？到什么程度会使这种运动与美国或消费社会的反传统文化有根本的联系？
大卫：它并不像美国的反传统文化。我想把它描述为老左派各种特征的混合，有着惊人的真诚和相当程度的个人尊重，还有实际经历的共同生活：为了在某种事业框架下集体生活，他们放弃了很多东西，而不只是聚在一起放荡，沉湎于批评的欢乐。举例说，几乎谈不上吸毒，几乎从未听说过；也很少饮酒；如果你在这些共处的小屋里喝酒，那就一定要在晚饭和会议后。
记者：他们是怎样过文化生活的？他们听音乐吗？他们对政治剧感兴趣吗？
大卫：不，很少。第四国际的知识分子领导者受过很高的教育。其他大多数人并非如此。你必须记住他们长期生活在警察的监视之下，虽然不是逃犯，但总是感到自己会被骚扰。他们可以很有文化，很有教养，愿意谈论有关文化的问题。在社会生活的随意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美国反传统文化抹杀个性的特点面前，不管他们将看到什么，他们都不会有所作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很日本化。
记者：但是就最广义的文化而言，举个例子，既然他们与农民一起工作，他们对农民文化感兴趣吗？或者他们根本对文化就不感兴趣？
大卫：很少，而且不是真正的激进人士。外围人士感兴趣，如记者，职业艺术家。举个例子，小川公司拍了一部极好的电影，片长差不多四个小时。故事集中发生在一个小村子里，片中都是远景镜头，农民的脸，很有风格，几乎就是一部能乐剧。可以说，人们只是摘下了面具。片子拍得很好，虽然可能不吸引美国的观众，因为影片有长时间没有声音的片段，让人困惑，故事进展也很慢。日本人完全迷住了。但是在激进分子当中，对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偏见；我曾经翻译过一些刊物，很像是工会的刊物——它们讨论一些实际的事情，游行、示威、罢工，但是几乎没有文学或文化的甚或历史方面的内容。至于日外的支持者，那些人倾向于很好地生活，报传统地生活。有些人有自己的出版物和唱片集。了解爵士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文化人。但是他们确实对作为语言新形式的文化、农民信仰或其他此类的东西不感兴趣。无论如何，农场主不适合于农民这个范畴。他们实际上是小农商人。
记者：接下来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日本的女权主义及其在这类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大卫；当然，日本的女权主义的力量还很薄弱。在这些运动中也有个别的女权主义者和女强人。但女权主义运动本身还没有得到很多支持，还没有引起什么问题。你知道知识分子已经广泛地发动起来了，在各种事业中出现了很多女教师、女教授、女作家和女活动分子。山林佐贺的运动试图唤起妇女的意识，而且，它也确实鼓舞了激进的青年一代。
正文
马丁·杜伯曼
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的文章《没有计划的叛乱》（《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1968年1月21日）是令人震惊的。里面几乎没有一个句子不是虚妄的指控，自我封闭的观点，不合时宜的愤慨。它是对校园激进左派的全盘歪曲——完全是那种居高临下、肆意歪曲的叙述，这种叙述认他们的角度出发认定20岁的人，认为“自由主义者”不能理解新的一代，也不能理解社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不止于此，该文还是一篇危险的文章，因为它用了通常罗纳德·里根才用的观点和措辞，从而使肯南这个名字有了一种特别的分量……
我难以相信肯南看过多少立场鲜明的报纸，这种报纸经常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发行，而这一全国性的组织代表着校园激进左派的立场。如果他读了的话，他不可能提到他们“巨大的确定性”，他们“尖叫的脾气发作”，他们对“唯暴力主义”充满了兴趣。因为他们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差一点使他们变成了“乌托邦主义者”。
确实，他们还没有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蓝图”。如果他们有，就会受到天真的指责，因为只有笨蛋才敢说有一套解决各种问题的详细答案……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大胆狂妄，今天的青年激进分子就没有争论的基础。如果肯南愿意阅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写的作品，他会发现大量有关“修改宪法或政治改革”的建议，也有很多他宣称并不存在的“理智的争论与讨论”……
这已经是老调重弹了：当激进派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社会的计划时，他们被谴责为束缚千姿百态的社会；当他们没有制定出计划来的时候，他们就被谴责为空想。那些反对实质性改革的人总会找到理由这样做的……
——致编者，《时代》，1968
在我们种族主义的文化里，固执的态度和行为已是家常便饭。如果期望它很快会被消除，不切实际地希望这一代人能获得兄弟般的感情，那我们就太愚蠢了。如果我们能够按照那些原则来使之付诸行动的话，那我们就会做得很好。也许将来在更真实、更富人文精神条件下成长的一代，会从外在的摊从转向内在的信念。但是对于现在来说，即使为取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有限的目标，我们也必须依靠对联邦立法进行补充，要求它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不同于1964和1965年的条款），对相当多的社会动乱有所准备……
如果变革会自动到来，那就更好了。加强立法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但是考虑到为时已晚和反对派的固执己见，这显然是谁一的方式。有人会认为，强行改革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人们不能立法以反对偏见；国家方式不能改变大众方式。但是这种观点搞错了平等立法的基本用意，平等立法的目的不在于消除偏见，而在于减少偏见的外在表现。立法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只能强化法律，只能让人民被迫去遵守法律，而不管他们对法律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人甚至还这样认为——像高登·阿尔伯特（Gordon Alport）的书《偏见的本质》中的观点那样——从长远观点着，强行改变外在行为最终会影响内在的信仰，使二者走向更大程度的一致……
历史不是一个必然的永远进步的故事，不管美国人多么偏爱那种观点。改革的冲动在达到目标之前经常会传播开来，在一种逆反倾向中把以前的成果全部抹杀。1967年，就像在1877年（第一次“重建”）时一样，出现了这种趋势实际上已经开始的明显信号。如果没有受到阻力的话，它可能会加速前进。我们几乎付不起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的代价——就像他们一样可怜。
如果说在种族平等方面能取得什么进展的话，那将需要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不能靠想像中时间之恩赐，或上帝的降福。
——《一个公民权利的读者》前言
（利昂·弗里德曼编）1967
约翰·邦扎尔对怯懦和悲伤十分气愤。他特别不再欢以轻视态度对待这个一冷酷、实用”（即“真实”）的政治世界的人，他们试图把它变为它不是的某种东西（如种族或神学），然后对估计不足的失败进行严厉谴责。在这样做的时候，邦扎尔宣称（在他的新书《美国的反政治》里）他们拒绝承认政治——它的付出和索取，它的妥协和调和——是一个民主社会真正的需要，这个社会力求以最低限度的压力来调控个人与集体利益问不可避免的冲突。政治只有一种有效的作用：避免固有的、容易导致分裂循社会经济问题忧乱社会“共同的基础”。
邦扎尔宣称他支持原则政治，但是跟着就用一种使事物看起来可笑的、被误导的、让人无法认同的方式阐释我们历史上伪所有事例。在这种解释过程中，他歪曲了那种历史的一大部分。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对平民主义者的解释。邦扎尔把他们的领袖描写为被一种“阴谋理论”迷住了，说他们反问米特人，恐惧盎格鲁人，是恐英的和乡土主义者，还说他们专心致力于空洞或不适合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改革计划。在这种描写中除了真理，什么都写到了。邦扎尔把他对平民主义的理解建立在十到二十年前风行一时的旧模式上面，但这种理解很快就被有效地粉碎了……因为邦扎尔既没有意识到近来的学术发展，也不愿意承认对他论美国左派历史的简单化观点所提出的挑战……
梅瑞狄斯开始了他的从孟斐斯到密西西比的游行示威，他说，黑人什么都不怕。他原来就相信这一点吗？仅仅是几年前，当他试图与奥尔小姐共结连理的时候，梅瑞狄斯亲身体验了一场盎格鲁一萨克逊人的怒火，那怒火一直在那里等待着胆敢向既有模式挑战的人……
假如海瑞秋斯没有遭到枪击，他会安然无恙地完成他的示威进军吗？我想通常的反应是，他完成这次示威是因为他幸运地受到名声和公开性的保护。普通黑人农民永远不会愚蠢地认为自己的寂寂无闻和孤单无助同样会是一种保护。几乎没有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复杂的种族）有能力平静地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肉体伤害，也许是死亡。有的人也许会装模做样地告诉别人他们能，有的人会天真地期望他们会。听到梅瑞秋斯被枪击后人们表现出震惊，这是因为人们心中先有一个假设认为“他们不敢！”但是他们真的敢……黑人社会里对此可能会出现的常人的反应——梅瑞狄斯身上有某种超人的东西——不是减少了恐惧，而是加倍地恐惧。加倍的愤怒。加信的幻想破灭的感觉，再不相信继续依靠非暴力的方式会带来好处。
在日积月累的沮丧感的重压下，公民权利运动在梅瑞狄斯示威前开始转移了阵地，这一转变有由于黑豹党（Black Panthers）的新近出现而得到了戏剧性的象征表现。拒绝“政治”，强调“黑色”，他们拒绝了迄今为止被神圣化了的反种族隔离的策略。谁会说他们的“异化”不是对白人美国那种似乎永无止境的托词的一种适当的反应呢？
海瑞狄斯被枪杀注定要扩大到未受影响的阶层中去。他开始他的示威进军是为了表示“进步”并激起希望。受到一颗子弹的激励么？在海瑞狄斯被打倒的时候还有希望吗？难说。梅瑞秋斯这位认知上的乐观主义者已经无意中在民权阶层内加强了日益增长的悲观主义。
——《乡野之声》，1996
贬低对我们政策和制度的一切结构批评的对立面就是夸大“司空见惯的政治”的成就，暗示我们的政治制度在调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关系方面做得是那么出色，以至于无需尖锐的反对和抗议。“左派对美国社会的批评……看不到我们民主制度创造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集中的经济权力越来越服务于整个社会”。
邦扎尔指的是什么？肯定不是指百分之二的美国家庭拥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全部企业股票（一种自20年代以来的不断增长的集中）。也不会是两三百个家庭控制着150家“超级公司”的大量股票。当然也不是指1959年19个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美国家庭中有五个根本不交收入所得税，而交税最多的家庭中没有一家是来自剩下的14家当中。
邦扎尔喜欢把我们的政治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进行对照。他宣称，我们的制度重视创造，为对立的力量提供自由竞争、获取民众支持的机会，保证“社会中的差别得到同情的理解、理性的讨论与和平的解决。”
既然我和邦扎尔都生活在同一国度里，那么至少是生活在不同的思想领域内。对于我来说——那些应受到谴责的左派之———邦扎尔关于极权主义制度的定义并不直接反对我们的制度，而是与之非常相似：一个“封闭社会的稳定而有纪律的世界，其重心是保持稳定。和谐、统一、秩序——这些是要考虑的主题。”
——《乡野之声》，1967
今天，我们并不缺少对美国权力的批评。与很多激进的批评家不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美国权力和新官僚》中）并没有通过夸大那些国际上反对我们的人的纯洁或善良来建立起他自己反对我国外交政策的方案。他机智地反对美国官方的观点，即认为我们的干预主义政策只不过是对苏联侵略的一种防御反应，我们的干涉只是为了保卫亚洲（或非洲或拉丁美洲）免受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威胁，同时他也……指出苏联以其野蛮和欺骗巩固了它的东欧帝国。他知道反对我们帝国主义冒险的力量非常强大，因此，无需掩饰我们“对手”的力量……
另外，他强调说…。最后我们来到了巴黎的谈判桌前，不是因为和平运动已经使我们有权干预别国事务的思想产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只是因为公众已经逐渐感觉到卷入越南正在让我们付出太多的代价…人们可能说，乔姆斯基错误免把和平运动没有产生根本性的成果看成是不愿意为他们去尝试…但基本事实仍然如乔姆斯基所陈述的那样：大多数反战人士认为约翰逊是一个篡夺权力人，越南是一个失误；一般来讲，他们认为，我们不干涉别国的事务——或者当我们干涉的时候，那只是因为有人一定要强制推行某种一可以接受的”社会和政治的组织模式……自由派知识分子已做出很多努力来鼓励这种在我国（尤其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现已很普及的观点：大众是“客体”，不能够表达政治，应由一方或另一方来“控制”他们。这种观点的影响不言自明
——《新共和》，1969
新左派：旧美国
马丁·杜伯曼
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的文章《没有计划的叛乱》（《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1968年1月21日）是令人震惊的。里面几乎没有一个句子不是虚妄的指控，自我封闭的观点，不合时宜的愤慨。它是对校园激进左派的全盘歪曲——完全是那种居高临下、肆意歪曲的叙述，这种叙述认他们的角度出发认定20岁的人，认为“自由主义者”不能理解新的一代，也不能理解社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不止于此，该文还是一篇危险的文章，因为它用了通常罗纳德·里根才用的观点和措辞，从而使肯南这个名字有了一种特别的分量……
我难以相信肯南看过多少立场鲜明的报纸，这种报纸经常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发行，而这一全国性的组织代表着校园激进左派的立场。如果他读了的话，他不可能提到他们“巨大的确定性”，他们“尖叫的脾气发作”，他们对“唯暴力主义”充满了兴趣。因为他们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差一点使他们变成了“乌托邦主义者”。
确实，他们还没有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蓝图”。如果他们有，就会受到天真的指责，因为只有笨蛋才敢说有一套解决各种问题的详细答案……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大胆狂妄，今天的青年激进分子就没有争论的基础。如果肯南愿意阅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写的作品，他会发现大量有关“修改宪法或政治改革”的建议，也有很多他宣称并不存在的“理智的争论与讨论”……
这已经是老调重弹了：当激进派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社会的计划时，他们被谴责为束缚千姿百态的社会；当他们没有制定出计划来的时候，他们就被谴责为空想。那些反对实质性改革的人总会找到理由这样做的……
——致编者，《时代》，1968
在我们种族主义的文化里，固执的态度和行为已是家常便饭。如果期望它很快会被消除，不切实际地希望这一代人能获得兄弟般的感情，那我们就太愚蠢了。如果我们能够按照那些原则来使之付诸行动的话，那我们就会做得很好。也许将来在更真实、更富人文精神条件下成长的一代，会从外在的摊从转向内在的信念。但是对于现在来说，即使为取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有限的目标，我们也必须依靠对联邦立法进行补充，要求它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不同于1964和1965年的条款），对相当多的社会动乱有所准备……
如果变革会自动到来，那就更好了。加强立法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但是考虑到为时已晚和反对派的固执己见，这显然是谁一的方式。有人会认为，强行改革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人们不能立法以反对偏见；国家方式不能改变大众方式。但是这种观点搞错了平等立法的基本用意，平等立法的目的不在于消除偏见，而在于减少偏见的外在表现。立法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只能强化法律，只能让人民被迫去遵守法律，而不管他们对法律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人甚至还这样认为——像高登·阿尔伯特（Gordon Alport）的书《偏见的本质》中的观点那样——从长远观点着，强行改变外在行为最终会影响内在的信仰，使二者走向更大程度的一致……
历史不是一个必然的永远进步的故事，不管美国人多么偏爱那种观点。改革的冲动在达到目标之前经常会传播开来，在一种逆反倾向中把以前的成果全部抹杀。1967年，就像在1877年（第一次“重建”）时一样，出现了这种趋势实际上已经开始的明显信号。如果没有受到阻力的话，它可能会加速前进。我们几乎付不起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的代价——就像他们一样可怜。
如果说在种族平等方面能取得什么进展的话，那将需要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不能靠想像中时间之恩赐，或上帝的降福。
——《一个公民权利的读者》前言
（利昂·弗里德曼编）1967
约翰·邦扎尔对怯懦和悲伤十分气愤。他特别不再欢以轻视态度对待这个一冷酷、实用”（即“真实”）的政治世界的人，他们试图把它变为它不是的某种东西（如种族或神学），然后对估计不足的失败进行严厉谴责。在这样做的时候，邦扎尔宣称（在他的新书《美国的反政治》里）他们拒绝承认政治——它的付出和索取，它的妥协和调和——是一个民主社会真正的需要，这个社会力求以最低限度的压力来调控个人与集体利益问不可避免的冲突。政治只有一种有效的作用：避免固有的、容易导致分裂循社会经济问题忧乱社会“共同的基础”。
邦扎尔宣称他支持原则政治，但是跟着就用一种使事物看起来可笑的、被误导的、让人无法认同的方式阐释我们历史上伪所有事例。在这种解释过程中，他歪曲了那种历史的一大部分。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对平民主义者的解释。邦扎尔把他们的领袖描写为被一种“阴谋理论”迷住了，说他们反问米特人，恐惧盎格鲁人，是恐英的和乡土主义者，还说他们专心致力于空洞或不适合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改革计划。在这种描写中除了真理，什么都写到了。邦扎尔把他对平民主义的理解建立在十到二十年前风行一时的旧模式上面，但这种理解很快就被有效地粉碎了……因为邦扎尔既没有意识到近来的学术发展，也不愿意承认对他论美国左派历史的简单化观点所提出的挑战……
梅瑞狄斯开始了他的从孟斐斯到密西西比的游行示威，他说，黑人什么都不怕。他原来就相信这一点吗？仅仅是几年前，当他试图与奥尔小姐共结连理的时候，梅瑞狄斯亲身体验了一场盎格鲁一萨克逊人的怒火，那怒火一直在那里等待着胆敢向既有模式挑战的人……
假如海瑞秋斯没有遭到枪击，他会安然无恙地完成他的示威进军吗？我想通常的反应是，他完成这次示威是因为他幸运地受到名声和公开性的保护。普通黑人农民永远不会愚蠢地认为自己的寂寂无闻和孤单无助同样会是一种保护。几乎没有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复杂的种族）有能力平静地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肉体伤害，也许是死亡。有的人也许会装模做样地告诉别人他们能，有的人会天真地期望他们会。听到梅瑞秋斯被枪击后人们表现出震惊，这是因为人们心中先有一个假设认为“他们不敢！”但是他们真的敢……黑人社会里对此可能会出现的常人的反应——梅瑞狄斯身上有某种超人的东西——不是减少了恐惧，而是加倍地恐惧。加倍的愤怒。加信的幻想破灭的感觉，再不相信继续依靠非暴力的方式会带来好处。
在日积月累的沮丧感的重压下，公民权利运动在梅瑞狄斯示威前开始转移了阵地，这一转变有由于黑豹党（Black Panthers）的新近出现而得到了戏剧性的象征表现。拒绝“政治”，强调“黑色”，他们拒绝了迄今为止被神圣化了的反种族隔离的策略。谁会说他们的“异化”不是对白人美国那种似乎永无止境的托词的一种适当的反应呢？
海瑞狄斯被枪杀注定要扩大到未受影响的阶层中去。他开始他的示威进军是为了表示“进步”并激起希望。受到一颗子弹的激励么？在海瑞狄斯被打倒的时候还有希望吗？难说。梅瑞秋斯这位认知上的乐观主义者已经无意中在民权阶层内加强了日益增长的悲观主义。
——《乡野之声》，1996
贬低对我们政策和制度的一切结构批评的对立面就是夸大“司空见惯的政治”的成就，暗示我们的政治制度在调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关系方面做得是那么出色，以至于无需尖锐的反对和抗议。“左派对美国社会的批评……看不到我们民主制度创造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集中的经济权力越来越服务于整个社会”。
邦扎尔指的是什么？肯定不是指百分之二的美国家庭拥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全部企业股票（一种自20年代以来的不断增长的集中）。也不会是两三百个家庭控制着150家“超级公司”的大量股票。当然也不是指1959年19个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美国家庭中有五个根本不交收入所得税，而交税最多的家庭中没有一家是来自剩下的14家当中。
邦扎尔喜欢把我们的政治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进行对照。他宣称，我们的制度重视创造，为对立的力量提供自由竞争、获取民众支持的机会，保证“社会中的差别得到同情的理解、理性的讨论与和平的解决。”
既然我和邦扎尔都生活在同一国度里，那么至少是生活在不同的思想领域内。对于我来说——那些应受到谴责的左派之———邦扎尔关于极权主义制度的定义并不直接反对我们的制度，而是与之非常相似：一个“封闭社会的稳定而有纪律的世界，其重心是保持稳定。和谐、统一、秩序——这些是要考虑的主题。”
——《乡野之声》，1967
今天，我们并不缺少对美国权力的批评。与很多激进的批评家不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美国权力和新官僚》中）并没有通过夸大那些国际上反对我们的人的纯洁或善良来建立起他自己反对我国外交政策的方案。他机智地反对美国官方的观点，即认为我们的干预主义政策只不过是对苏联侵略的一种防御反应，我们的干涉只是为了保卫亚洲（或非洲或拉丁美洲）免受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威胁，同时他也……指出苏联以其野蛮和欺骗巩固了它的东欧帝国。他知道反对我们帝国主义冒险的力量非常强大，因此，无需掩饰我们“对手”的力量……
另外，他强调说…。最后我们来到了巴黎的谈判桌前，不是因为和平运动已经使我们有权干预别国事务的思想产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只是因为公众已经逐渐感觉到卷入越南正在让我们付出太多的代价…人们可能说，乔姆斯基错误免把和平运动没有产生根本性的成果看成是不愿意为他们去尝试…但基本事实仍然如乔姆斯基所陈述的那样：大多数反战人士认为约翰逊是一个篡夺权力人，越南是一个失误；一般来讲，他们认为，我们不干涉别国的事务——或者当我们干涉的时候，那只是因为有人一定要强制推行某种一可以接受的”社会和政治的组织模式……自由派知识分子已做出很多努力来鼓励这种在我国（尤其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现已很普及的观点：大众是“客体”，不能够表达政治，应由一方或另一方来“控制”他们。这种观点的影响不言自明
——《新共和》，1969
正文
詹姆斯·吉尔伯特
在我开始把20世纪60年代当作一个历史时期来写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对着一种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只是感受到像一颗催泪弹一样笼罩着这一时代的悲剧和暴力，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带来的不快。我不是说我以前曾经经历过，毕竟，我们难免会相信我们曾置身其中的历史有其不同凡响处。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发现了一些惊人的轮廓。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角度看，60年代有一个熟悉的轮廓，很像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那时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有一种相似而莫名的不安。我像尼克松喜欢大选一样欢迎这种思想；我知道有些事不会发生，直到它真正地发生了我才意识到它为什么发生，为什么必然发生。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被已有的看法烦恼着。
我以为最让我不安的是不能相信国际的团结，使国际团结成为一个令人愉悦的概念。在中国文化革命发生过火行为之前，1968年我的法国朋友们向驻扎在巴黎索邦大学的学生们讲了几个小时（总共）的话，青年起义才成为一种互变意义上的革命。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都同意这一点。有时，我会受这种不和谐的影响而动摇，当时我正在参加的哥伦比亚国际学生大会出发去集合纽约的工人阶级，准备包围墨西哥大使馆以支持那个国家的一场罢工。我几乎不怀疑在学生宿舍和公寓的墙上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新国际英雄们的脸代表着各种截然不同的力量，但却没有我希望的那一种。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出了历史，超越了美国文化的阈限。我的推断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现在很容易看出，这些国际激进分子的脸确实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被我们自己的信仰改变和统一过；就像20世纪助年代青年人的反叛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真正国际性的一样，或者说是一种美国的出口。因而，革命热情的些许微光便成了被反射之后的余光了。
在我试图用一种仔细而又保持距离的观点通过历史的双焦镜严肃地、不掺杂情感因素地审视过去的时候，我意识到，虽然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我的看法也需要纠正。有两个结论看起来是肯定的。那一时期对美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一如果你愿意，不妨想像一下现在与过去的回应，特别是这些回应与“至善论”的伟大时代相联系。在至善论的19世纪30和40年代，公有制的实验、性别乌托邦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保守的福音派宗教和废奴主义，使美国历史进入一个直接走向内战的轨道。这一阶段迅速燃起宗教复兴之火的地区被烧过了头，正如我们时代的政治或道德家们一个接一个地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被烧出了政坛一样。最重要的问题是60年代杂糅了激进政治与解放了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混合体，表面上特别，古怪，独一无二，但结果证明它根本就不特别，也不独一无二，因为它的前身是通过年轻的美国人的起义确立起来的，而这与维多利亚早期的情形是相似的。第二点是不管我们时代的国际关系如何，也不管我们会放弃多少文化上“城市走向农村”的观念，我们都不能这样做。左派可能是新的，但是美国还是原来的那个美国。
回顾过去，20世纪60年代现在最吸引我的是我和很多朋友所做的努力，我们曾极力绕开可能损害我们自己目标的其他组织。这意味着要么否认当代音乐、毒品文化、宗教复兴、女性解放与激进政治的任务有很大关系，要么任何称为“青年运动”的东西最终都将脱下它轻浮的衣着和派头这种政治的外衣。当我听到相反的意见（我半信半疑）说新左派与美国文化、代沟政治、新宗教的唯灵论、毒品文化，以及一百种我不喜欢的其他表现相关的时候，我肺都气炸了。
像任何研究政治的人一样，我用政治的术语来看美国，努力避免持不同政见者的冲动陷入对平息文化差别的盲目追求之中。这是为什么我这么不喜欢赖希的《青春美国》（GreeningofAmerica）。不是因为它正确（它不正确，事实上他的主要前提几乎是180度的错误）；而是因为他的书象征着一个政治上的巨大失败。1969年，这本书出现的时候，新左派的政治方面已经转向衰落和消亡。好坏不说——结果证明是坏的——重点放在了文化变革和一种新的意识上面。尽管赖希的乐观主义是温和的，但他正确地预见到激进的文化思想将被纳入美国的文化主流，就像许多鸡蛋都放进了一个筐子那样。
以今天的观点回顾历史，我们一定要努力理解60年代所有持不同政见的运动和组织的特征，包括左派和右派政治上的至善论和激进主义分子的道德主义。这种奇特的美国现象在面临奴隶制深厚的道德危机的时候曾经发生过。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面临分离主义危机的时候它再次爆发，越南战争使其更加复杂，而冷战和核武器的威胁又起了推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们有逃进某种绝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传统，但逃避的人仍然是少数而不是多数，这无疑会让人十分惊讶的。
共同的因素是他们都有道德上求全求美的思想，这使成员可以在各种各样政治文化团体之间自由变换自己的组织身份。这一点与新教徒文化传统有着很大关系，与当时的特别事件也有着同样程度的关系。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求善求美，是一个在美国历史中发展起来的老传统，它经历了清教主义、至善主义、绝对戒酒主义、禁酒主义和一千种其他改革和计划。当时我们没有认识到的是，我们需要隐蔽的美国主义。要求平等的精神口号；对特权与精英主义的憎恶；我们否定旧左派（意即妥协的左派）的燃烧的激情。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些更传统、更有美国特征。
我想我对这个问题的低落情绪大约出现在1963年为越南战争而举行守夜期间。那是一个很冷的星期二的夜晚，我们一小组人聚集在威斯康辛大学校园，林德（Staughton Lynd）向一小群人讲话，他的开场白是：“今晚，我们像以前的废奴主义者一样—…·”我不记得他还讲了其他的什么，但我的愤怒使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当然，他是对的，虽然并不完全就他向一个受人尊敬的传统表示敬意的本意而言。他用一种奇怪而又直接的方式提出了当时的一个重要的两难问题，承认我们在一个文化中的存在，而这文化只能把改革与道德革命等同起来。我们假定需要一种纯洁的政治，让我们安全地置身于道德风暴之外，也远离美国亲教知识分子的妥协。但纯洁性——不是政治——却是我们抗议活动的真正标志——我们抗议得也太多了。
现在回顾60年代，我认为不论那个时期是好是坏，都应该看到文化一旦被赋予政治变革的任务，就从根本上模糊了文化的精神性。对此也有一些很积极的因素。例如马丁·路德·金意识到并巧妙地利用了美国世俗的宗教虔诚的力量和矛盾。新左派和学生运动使越南的战争显得更不明朗，葬送了一个总统的政治权力，也断送了另一个总统精神方面的稳定。但是新左派永远不能掌握它自己的激情和灵性，永远也不能固守一个政治轨道。我相信，它也不会比今天的新右派更能够经受得住道德主义的诱惑。
回顾19世纪60年代，我把它看作是一个产生巨大能量和变革的时代，一个在改变美国历史方面不输于任何其他事件的民权运动的时代。但我还把它视为一个深刻地反政治的时代，其前提和后果一点都不像旧左派高潮时的30年代。而且，我不得不怀疑本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仍然可能发生——如果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力量辅之以30年代的政治敏感。
那些垮掉的一代
詹姆斯·吉尔伯特
在我开始把20世纪60年代当作一个历史时期来写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对着一种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只是感受到像一颗催泪弹一样笼罩着这一时代的悲剧和暴力，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带来的不快。我不是说我以前曾经经历过，毕竟，我们难免会相信我们曾置身其中的历史有其不同凡响处。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发现了一些惊人的轮廓。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角度看，60年代有一个熟悉的轮廓，很像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那时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有一种相似而莫名的不安。我像尼克松喜欢大选一样欢迎这种思想；我知道有些事不会发生，直到它真正地发生了我才意识到它为什么发生，为什么必然发生。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被已有的看法烦恼着。
我以为最让我不安的是不能相信国际的团结，使国际团结成为一个令人愉悦的概念。在中国文化革命发生过火行为之前，1968年我的法国朋友们向驻扎在巴黎索邦大学的学生们讲了几个小时（总共）的话，青年起义才成为一种互变意义上的革命。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都同意这一点。有时，我会受这种不和谐的影响而动摇，当时我正在参加的哥伦比亚国际学生大会出发去集合纽约的工人阶级，准备包围墨西哥大使馆以支持那个国家的一场罢工。我几乎不怀疑在学生宿舍和公寓的墙上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新国际英雄们的脸代表着各种截然不同的力量，但却没有我希望的那一种。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出了历史，超越了美国文化的阈限。我的推断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现在很容易看出，这些国际激进分子的脸确实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被我们自己的信仰改变和统一过；就像20世纪助年代青年人的反叛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真正国际性的一样，或者说是一种美国的出口。因而，革命热情的些许微光便成了被反射之后的余光了。
在我试图用一种仔细而又保持距离的观点通过历史的双焦镜严肃地、不掺杂情感因素地审视过去的时候，我意识到，虽然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我的看法也需要纠正。有两个结论看起来是肯定的。那一时期对美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一如果你愿意，不妨想像一下现在与过去的回应，特别是这些回应与“至善论”的伟大时代相联系。在至善论的19世纪30和40年代，公有制的实验、性别乌托邦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保守的福音派宗教和废奴主义，使美国历史进入一个直接走向内战的轨道。这一阶段迅速燃起宗教复兴之火的地区被烧过了头，正如我们时代的政治或道德家们一个接一个地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被烧出了政坛一样。最重要的问题是60年代杂糅了激进政治与解放了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混合体，表面上特别，古怪，独一无二，但结果证明它根本就不特别，也不独一无二，因为它的前身是通过年轻的美国人的起义确立起来的，而这与维多利亚早期的情形是相似的。第二点是不管我们时代的国际关系如何，也不管我们会放弃多少文化上“城市走向农村”的观念，我们都不能这样做。左派可能是新的，但是美国还是原来的那个美国。
回顾过去，20世纪60年代现在最吸引我的是我和很多朋友所做的努力，我们曾极力绕开可能损害我们自己目标的其他组织。这意味着要么否认当代音乐、毒品文化、宗教复兴、女性解放与激进政治的任务有很大关系，要么任何称为“青年运动”的东西最终都将脱下它轻浮的衣着和派头这种政治的外衣。当我听到相反的意见（我半信半疑）说新左派与美国文化、代沟政治、新宗教的唯灵论、毒品文化，以及一百种我不喜欢的其他表现相关的时候，我肺都气炸了。
像任何研究政治的人一样，我用政治的术语来看美国，努力避免持不同政见者的冲动陷入对平息文化差别的盲目追求之中。这是为什么我这么不喜欢赖希的《青春美国》（GreeningofAmerica）。不是因为它正确（它不正确，事实上他的主要前提几乎是180度的错误）；而是因为他的书象征着一个政治上的巨大失败。1969年，这本书出现的时候，新左派的政治方面已经转向衰落和消亡。好坏不说——结果证明是坏的——重点放在了文化变革和一种新的意识上面。尽管赖希的乐观主义是温和的，但他正确地预见到激进的文化思想将被纳入美国的文化主流，就像许多鸡蛋都放进了一个筐子那样。
以今天的观点回顾历史，我们一定要努力理解60年代所有持不同政见的运动和组织的特征，包括左派和右派政治上的至善论和激进主义分子的道德主义。这种奇特的美国现象在面临奴隶制深厚的道德危机的时候曾经发生过。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面临分离主义危机的时候它再次爆发，越南战争使其更加复杂，而冷战和核武器的威胁又起了推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们有逃进某种绝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传统，但逃避的人仍然是少数而不是多数，这无疑会让人十分惊讶的。
共同的因素是他们都有道德上求全求美的思想，这使成员可以在各种各样政治文化团体之间自由变换自己的组织身份。这一点与新教徒文化传统有着很大关系，与当时的特别事件也有着同样程度的关系。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求善求美，是一个在美国历史中发展起来的老传统，它经历了清教主义、至善主义、绝对戒酒主义、禁酒主义和一千种其他改革和计划。当时我们没有认识到的是，我们需要隐蔽的美国主义。要求平等的精神口号；对特权与精英主义的憎恶；我们否定旧左派（意即妥协的左派）的燃烧的激情。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些更传统、更有美国特征。
我想我对这个问题的低落情绪大约出现在1963年为越南战争而举行守夜期间。那是一个很冷的星期二的夜晚，我们一小组人聚集在威斯康辛大学校园，林德（Staughton Lynd）向一小群人讲话，他的开场白是：“今晚，我们像以前的废奴主义者一样—…·”我不记得他还讲了其他的什么，但我的愤怒使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当然，他是对的，虽然并不完全就他向一个受人尊敬的传统表示敬意的本意而言。他用一种奇怪而又直接的方式提出了当时的一个重要的两难问题，承认我们在一个文化中的存在，而这文化只能把改革与道德革命等同起来。我们假定需要一种纯洁的政治，让我们安全地置身于道德风暴之外，也远离美国亲教知识分子的妥协。但纯洁性——不是政治——却是我们抗议活动的真正标志——我们抗议得也太多了。
现在回顾60年代，我认为不论那个时期是好是坏，都应该看到文化一旦被赋予政治变革的任务，就从根本上模糊了文化的精神性。对此也有一些很积极的因素。例如马丁·路德·金意识到并巧妙地利用了美国世俗的宗教虔诚的力量和矛盾。新左派和学生运动使越南的战争显得更不明朗，葬送了一个总统的政治权力，也断送了另一个总统精神方面的稳定。但是新左派永远不能掌握它自己的激情和灵性，永远也不能固守一个政治轨道。我相信，它也不会比今天的新右派更能够经受得住道德主义的诱惑。
回顾19世纪60年代，我把它看作是一个产生巨大能量和变革的时代，一个在改变美国历史方面不输于任何其他事件的民权运动的时代。但我还把它视为一个深刻地反政治的时代，其前提和后果一点都不像旧左派高潮时的30年代。而且，我不得不怀疑本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仍然可能发生——如果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力量辅之以30年代的政治敏感。
正文
玛丽琳·科菲
想像一下1959年的我：22岁，住在内布拉斯加州（我在那里已差不多过完了我的今生），租了我第一间寓所，开始靠给《晚报》社会专页撰写头条谋生，养息着我那颗因发现自己将不能像妈妈和灰姑娘一样结婚、幸福此生而受伤的心。我是所谓“沉默的一代”的成员，我们中的很多人都默默无闻，40到50年代，在麦卡锡和朝鲜战争的余波里，无声无息。这对于一个想成为作家的女性来说是一种奇怪的情形。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受到新闻和写作的训练，在校报担任政治记者，把约瑟夫·康拉德的名言“一个作家首先要让读者明白”作为自己写作的准则。我实践着观察的美的艺术，让自己处于事件的边沿，在心里把形象转化为文字；除此之外，食和色是我课外的偏好。我极为困惑的是至今我还住在内布拉斯加。那时，这个州对我来说就是虚伪和生活沉闷的象征。我相信，在习惯的中西部微笑的背后，著作出判断就像《圣经》里耶和华的判断一样苛刻，但又要依据那种判断。因此，生活似乎基本上是一个小心行事的问题，这是我尤其不能接受的，也是我最憎恨的。
接着我有机会读到凯鲁亚克的《在路上》（OntheRoad）我急切地把书读完，其语言就像是从凯鲁亚克的笔端流出的一样快速地注入我的血管：一串串文字毫无停顿地流出。我读得那么快，我几乎还没有领会到其中意义的一半，但它描写的生活状态我完全理解，尽管对于一个生长在保守的中西部的青年女性来说，它是陌生的。哇！那文字就像是连发射出的子弹一样击穿了我。我完全被剥开了，变了一个人似的。我马上出去，给自己买了一瓶有稻草包装的意大利勤地酒，一支蜡烛和一叠纸。然后我回到家里，在稍有醉意的状态下，开始秉着烛光写了起来，潦草地在纸上尽可能快速写着，直觉地按照凯鲁亚克那下意识的散文风格写了下去。忘记了我在大学里的课程。这部小说解放了我，正像它解放了我这一伙中物很多人一样。那里有一种对自我的瞬间的认识。自从1948年我开始写作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可以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了。显然凯鲁亚克已经感到了这种写作的自由；我为什么不呢？在这些值得祝福的天真的前女权主义的日子里，我感到了人人平等。
凯鲁亚克的影响是持久的。在诸如牙洞里塞了黑色巧克力这种轻松的麻烦中，我反复研究他，最后写了一篇日记的开头：“在你对《在路上》的解释中，你出了一个错。他的人物不是逃避生活，也不是逃避某种事物。他们在探索比寻求圣杯更深层的精神。”正像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所说，凯鲁亚克是“用天使的眼睛”在看，与康拉德正相反。
到了9月份，正像关于他的批评家们所看到的，我对凯鲁亚克的弱点有了充分的认识。我写道：“即使凯鲁亚克只提出了一种观念——我喜欢有激情的人——我觉得我也会成为他的一个忠实的信徒。虽然我必须同意作为一个作家，凯鲁亚克的行文结构松散，材料组织欠妥；但我感到他有必须对这一代人讲的话。实际上早就应该讲出来。”
“听：‘人呀，有这么多事要做，这么多东西要写！怎样开始把它都写下来，毫无修改的约束，文学的戒律，语法的担心……”
然而，我的生活和凯鲁亚克人物的生活差别太大，我几乎都接受不了。“我必须承认我今晚处于接受男人（凯各亚克）的极佳状态”，我在9月14日写道。“今天下午，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的老板吉尔告诉我将长期地在社会版工作。啊，我有点发晕。思想让我安静下来，即使我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是太快了，太快了！我甚至还没有机会去学习市场版，名义上是因为我是个女的，去他的。在这个国家里生来有点头脑和胸怀就是一种罪过。我像以前一样情绪低落，甚至都不能工作。整个下午我都在为社会专栏写稿，梦想有一天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些枯燥、枯燥、枯燥的日常琐事。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波劳（Bourbon）大街，穿着我的蓝色的牛仔裤，重重的鞋子，带口袋的恤衫，红色的汗衫和皮手套。我是说我去旅游了。从路易斯安纳到佛罗里达，在海边盘桓，尽情地放松自己”。
凯鲁亚克无疑使这次冒险的旅程浪漫化了。我尽可能地追寻着他的足迹。从内布拉斯加，我去了丹佛，在灰狗公共汽车上，我转向一位女友，闭着眼睛，胳膊伸展出去，在一幅巨大的美国地图前。她指了路，我们又上路了——去新奥尔良，最后越过德克萨斯到西海岸，沿着海岸向上到了俄勒冈的波特兰，从那儿去纽约。像放弃堪萨斯去纽约的桑德斯一样，我手中带了一本《在路上》。
但凯鲁亚克也没有使我对金斯堡有所准备。金斯堡《嚎》（HOWI）的开头几行像一个火球在我的脑海里炸开了。又一次，素材是完全陌生的：我曾听说过海洛因这种东西可以让人上瘾。但这里的语言在另一个水平上打中了要害。难道我没有看到我这一代的优秀分子被顺从给毁掉了？难道我自己没有在天亮时分嚎叫么？在黑色的大街上，毫无疑问我了解他要描写的灵魂的黑暗。
接着，我又遇上了莫洛克（Moloch）；我曾查找他的资料，发现似是一个神圣的人物，有的父母愿意为了他牺牲自己的孩子。随后的文字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就像我在金斯堡那赞美诗般韵律的重复中体会到了一种魔力一样，我又深陷了一层。这次阅读就像是聆听音乐，在某些感官的水平上彻底地满足。我最后一次克制了一下，发现自己完全被迷住了。我不知道卡尔·所罗门对他来说是谁，但在另外某一更深的层次上，我知道！我知道！电流流遍我的全身，我晕了。
“那是圣灵来到你的身上”。如果你写，就写凯鲁亚克吧。现在我从来没有这么多地理解过他写的东西。我对着自己的圣灵放松自己，圣灵似乎会永驻我心，虽然我不再是一个基督徒。从我11岁时就一直与我同在的写作的冲动似乎有了一种更明确的形式，更加热切，以各种我永远无法预见的方式在我周身涌动，穿行。我决定完全放任它。
但金斯堡的打动我，不仅是作为一个作家；他还以一种人的方式吸引着我。由于我曾受到既鲁亚克很深的影响，所以很难想像我想与他会见。我了解他，不管我们一起上床还是我被冷落，甚或写下来。但金斯堡就是另一种情形。一方面，他是个同性恋者，所以允许性文被置于一旁；另一方面，他似乎很容易上手，我发现他确实如此。
作为沉默的一代的一个分子，我曾爱上“垮掉的一代”，那群福斯塔夫式的一群小胡子的男孩。不仅有金斯堡和凯鲁亚克，还有麦克科鲁尔（Michae Mcclure），我看到后者的《小胡子》是在纽约制作的。他重新塑造了让·哈洛和比利仔的形象，给我们留下一个“明星！明星！明星！”的传统。科尔索（Gregury Corso）在舞台上那不同寻常的滑稽与幽默，没有一次不让我开怀大笑。虽然有人说他不好，我却喜欢。“诚实”是他在我眼里的形象，“反知识分子”是批评家们的指责。但与其说这些老兵反对知识分子不如说他们倡议一个新的知识界。“有激情的思想才有力量”，我在1959年写道，毫无疑问垮掉的一代的思想就很有激情。
我已年迈了，我已经观察到“垮掉的一代”中派生出大批的好皮士，正像放荡不羁的文化人曾经大批成为“垮掉的一代”一样，我在耐心地等待这一强烈的冲动，这一超凡的重任，在美国文学中的再一次体现。它可以回溯到惠特曼、爱默生和梭罗，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啊！多么选人！生活就是这样前行！生活就是这样拒绝被抛弃！
文本之外
玛丽琳·科菲
想像一下1959年的我：22岁，住在内布拉斯加州（我在那里已差不多过完了我的今生），租了我第一间寓所，开始靠给《晚报》社会专页撰写头条谋生，养息着我那颗因发现自己将不能像妈妈和灰姑娘一样结婚、幸福此生而受伤的心。我是所谓“沉默的一代”的成员，我们中的很多人都默默无闻，40到50年代，在麦卡锡和朝鲜战争的余波里，无声无息。这对于一个想成为作家的女性来说是一种奇怪的情形。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受到新闻和写作的训练，在校报担任政治记者，把约瑟夫·康拉德的名言“一个作家首先要让读者明白”作为自己写作的准则。我实践着观察的美的艺术，让自己处于事件的边沿，在心里把形象转化为文字；除此之外，食和色是我课外的偏好。我极为困惑的是至今我还住在内布拉斯加。那时，这个州对我来说就是虚伪和生活沉闷的象征。我相信，在习惯的中西部微笑的背后，著作出判断就像《圣经》里耶和华的判断一样苛刻，但又要依据那种判断。因此，生活似乎基本上是一个小心行事的问题，这是我尤其不能接受的，也是我最憎恨的。
接着我有机会读到凯鲁亚克的《在路上》（OntheRoad）我急切地把书读完，其语言就像是从凯鲁亚克的笔端流出的一样快速地注入我的血管：一串串文字毫无停顿地流出。我读得那么快，我几乎还没有领会到其中意义的一半，但它描写的生活状态我完全理解，尽管对于一个生长在保守的中西部的青年女性来说，它是陌生的。哇！那文字就像是连发射出的子弹一样击穿了我。我完全被剥开了，变了一个人似的。我马上出去，给自己买了一瓶有稻草包装的意大利勤地酒，一支蜡烛和一叠纸。然后我回到家里，在稍有醉意的状态下，开始秉着烛光写了起来，潦草地在纸上尽可能快速写着，直觉地按照凯鲁亚克那下意识的散文风格写了下去。忘记了我在大学里的课程。这部小说解放了我，正像它解放了我这一伙中物很多人一样。那里有一种对自我的瞬间的认识。自从1948年我开始写作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可以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了。显然凯鲁亚克已经感到了这种写作的自由；我为什么不呢？在这些值得祝福的天真的前女权主义的日子里，我感到了人人平等。
凯鲁亚克的影响是持久的。在诸如牙洞里塞了黑色巧克力这种轻松的麻烦中，我反复研究他，最后写了一篇日记的开头：“在你对《在路上》的解释中，你出了一个错。他的人物不是逃避生活，也不是逃避某种事物。他们在探索比寻求圣杯更深层的精神。”正像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所说，凯鲁亚克是“用天使的眼睛”在看，与康拉德正相反。
到了9月份，正像关于他的批评家们所看到的，我对凯鲁亚克的弱点有了充分的认识。我写道：“即使凯鲁亚克只提出了一种观念——我喜欢有激情的人——我觉得我也会成为他的一个忠实的信徒。虽然我必须同意作为一个作家，凯鲁亚克的行文结构松散，材料组织欠妥；但我感到他有必须对这一代人讲的话。实际上早就应该讲出来。”
“听：‘人呀，有这么多事要做，这么多东西要写！怎样开始把它都写下来，毫无修改的约束，文学的戒律，语法的担心……”
然而，我的生活和凯鲁亚克人物的生活差别太大，我几乎都接受不了。“我必须承认我今晚处于接受男人（凯各亚克）的极佳状态”，我在9月14日写道。“今天下午，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的老板吉尔告诉我将长期地在社会版工作。啊，我有点发晕。思想让我安静下来，即使我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是太快了，太快了！我甚至还没有机会去学习市场版，名义上是因为我是个女的，去他的。在这个国家里生来有点头脑和胸怀就是一种罪过。我像以前一样情绪低落，甚至都不能工作。整个下午我都在为社会专栏写稿，梦想有一天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些枯燥、枯燥、枯燥的日常琐事。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波劳（Bourbon）大街，穿着我的蓝色的牛仔裤，重重的鞋子，带口袋的恤衫，红色的汗衫和皮手套。我是说我去旅游了。从路易斯安纳到佛罗里达，在海边盘桓，尽情地放松自己”。
凯鲁亚克无疑使这次冒险的旅程浪漫化了。我尽可能地追寻着他的足迹。从内布拉斯加，我去了丹佛，在灰狗公共汽车上，我转向一位女友，闭着眼睛，胳膊伸展出去，在一幅巨大的美国地图前。她指了路，我们又上路了——去新奥尔良，最后越过德克萨斯到西海岸，沿着海岸向上到了俄勒冈的波特兰，从那儿去纽约。像放弃堪萨斯去纽约的桑德斯一样，我手中带了一本《在路上》。
但凯鲁亚克也没有使我对金斯堡有所准备。金斯堡《嚎》（HOWI）的开头几行像一个火球在我的脑海里炸开了。又一次，素材是完全陌生的：我曾听说过海洛因这种东西可以让人上瘾。但这里的语言在另一个水平上打中了要害。难道我没有看到我这一代的优秀分子被顺从给毁掉了？难道我自己没有在天亮时分嚎叫么？在黑色的大街上，毫无疑问我了解他要描写的灵魂的黑暗。
接着，我又遇上了莫洛克（Moloch）；我曾查找他的资料，发现似是一个神圣的人物，有的父母愿意为了他牺牲自己的孩子。随后的文字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就像我在金斯堡那赞美诗般韵律的重复中体会到了一种魔力一样，我又深陷了一层。这次阅读就像是聆听音乐，在某些感官的水平上彻底地满足。我最后一次克制了一下，发现自己完全被迷住了。我不知道卡尔·所罗门对他来说是谁，但在另外某一更深的层次上，我知道！我知道！电流流遍我的全身，我晕了。
“那是圣灵来到你的身上”。如果你写，就写凯鲁亚克吧。现在我从来没有这么多地理解过他写的东西。我对着自己的圣灵放松自己，圣灵似乎会永驻我心，虽然我不再是一个基督徒。从我11岁时就一直与我同在的写作的冲动似乎有了一种更明确的形式，更加热切，以各种我永远无法预见的方式在我周身涌动，穿行。我决定完全放任它。
但金斯堡的打动我，不仅是作为一个作家；他还以一种人的方式吸引着我。由于我曾受到既鲁亚克很深的影响，所以很难想像我想与他会见。我了解他，不管我们一起上床还是我被冷落，甚或写下来。但金斯堡就是另一种情形。一方面，他是个同性恋者，所以允许性文被置于一旁；另一方面，他似乎很容易上手，我发现他确实如此。
作为沉默的一代的一个分子，我曾爱上“垮掉的一代”，那群福斯塔夫式的一群小胡子的男孩。不仅有金斯堡和凯鲁亚克，还有麦克科鲁尔（Michae Mcclure），我看到后者的《小胡子》是在纽约制作的。他重新塑造了让·哈洛和比利仔的形象，给我们留下一个“明星！明星！明星！”的传统。科尔索（Gregury Corso）在舞台上那不同寻常的滑稽与幽默，没有一次不让我开怀大笑。虽然有人说他不好，我却喜欢。“诚实”是他在我眼里的形象，“反知识分子”是批评家们的指责。但与其说这些老兵反对知识分子不如说他们倡议一个新的知识界。“有激情的思想才有力量”，我在1959年写道，毫无疑问垮掉的一代的思想就很有激情。
我已年迈了，我已经观察到“垮掉的一代”中派生出大批的好皮士，正像放荡不羁的文化人曾经大批成为“垮掉的一代”一样，我在耐心地等待这一强烈的冲动，这一超凡的重任，在美国文学中的再一次体现。它可以回溯到惠特曼、爱默生和梭罗，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啊！多么选人！生活就是这样前行！生活就是这样拒绝被抛弃！
正文
弗里德·普菲尔
三种文本或三种阅读方式在我经历肥年代的几乎全部过程中都没有得到解决。其一来自我出生的工业小镇，我的母亲来自劳动阶级，我父亲那一边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我现在要说的是，这些阶级属性比起全镇所有白人劳动阶级的特点来并不重要；它们把这个世界和它们本身解释为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你努力工作却收入甚少，你感激地接受并一声不出；你投票给共和党，因为它们正确，根本不作任何期望；事实上你对任何事情都从无指望，尤其是不期望最终会得到什么。这是这个紧张的世界解读贫民区里沉默的瑞典人的方式，还解读这迄今为止大多数对已经发生的变化从不关心的人们。这一观点或解读与报纸或电台无关，除非某些报道证实了它无望的真实，如勤劳、羞耻的尼克松在民主党人和新闻界精明的家伙手中所面临的精神苦难，或越南战争的失败。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上在这个词的狭义中根本不需要阅读，因为它不知道如何对任何音乐作出反应，或者它根本不作任何反应，酒吧里没有自动唱机，去工厂工作的路上也没有交通事故。但是它确实不时地产生自己的文本，而且那些故事和笑话只能以其本身的阅读方式来读。我去年夏天到工厂劳动时听来的一则笑话，就是这一类：似乎有两个家伙，彼得和查理，他们都已在工厂里工作十五至二十年了，每天在餐厅里吃午饭，一天他们下班后在餐厅里坐了下来，彼得打开他的饭盒，大叫一声，“花生酱！”他说。“天天他妈的花生酱，我受够了！”他把三明治扔到了墙上。
当彼得停止扔三明治的时候，他最好的朋友查理走了进来。“嘿，冷静一下，老伙计”，查理说，“没有必要那样，如果你不想吃花生酱的话，让你老婆给你准备点别的什么。”
“你他妈不让我老婆做这种事！”彼得说，“我只好自己弄他妈的午饭了！”
我在60年代学会的第二种阅读方法，产生于同样的恐惧和愤怒，但是在1971级阿姆赫斯特学院的一种新的语境之中。我大学一年级开始前的那个晚上，母亲和妹妹正躺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我坐在盥洗室内来完成我的索福克勒斯剧本。几个月后，我整夜不睡，站在一张椅子上，把《浮士德博士》全都吃到肚子里。站在椅子上阅读，如果你睡着了就会伤到自己。或者干脆去睡觉，明天有更多时间读它，承认你真的是来自乡下的蠢笨的文化猿人。“只有为了那些没有希望的事情，我们才获得希望”，本雅明写道。当然，他当时不够红也不够经典，还不足以列入我的指定的阅读书目，我的动机也几乎一样：用四年的时间去追赶，打败我们班任何一个有钱的杂种，搬走和斗倒他们一直拥有的任何他妈的文化的杂碎。否则我根本就没有权利呆在那儿。
在1967年到1971年间，没有人比我对西方文明这门深更用心，没有人比我对学生激进分子和他们的政治家更轻视。当阿姆赫斯特的学生激进分子在分发了一夜油印宣传品之后，拖着他们沉重的屁股回到食堂的时候，又继续喧闹着讨论文化革命或下周的反战游行了。我那时捡起他们的万宝路烟头，拿走他们没吃掉的鸡蛋和面包；在他们走开去研究这个夏天巴黎1968年5月风潮的余波的时候，我回到工厂忙碌起来，在他们不在和睡觉的时候，拿走他们的尼采、莎士比亚和乔伊斯。这就是为什么1970年春天他们关闭了校园的时候，我整天缠着我的英语教授，要求他同我讨论教学大纲上的最后一本书，普鲁斯特的《天鹅之路》（Swann’s Wny by MarcelProust）；为什么在60年代高潮到来的四年里，我确实写了一本激进的政治作品，征询过北安普顿附近工人阶级邻居们对于战争的看法，而这是我的富人同学中没有人能做到的。我相信这种思想的调查就是告诉人们要思考的东西。所以，表面上，这种阅读着起来像是可以想像的最保守的、最机械的，但它也是一种个人的不合常情的阶级斗争被民众完全认可的东西。这些民众看上去不仅理解我，而且实际上也期待着我，我与他们虽然天天疏远，但仍然是我们胜利与成功的一个的的确确的标志。
另一方面，不管第二种阅读如何“有机地”得到了发展，它仍是阶级的一种双重束缚，这种束缚使成功注定无法实现，按我心里的城市标准行事就是发现我自己孤独。所以必须有第三种文本，另一种阅读，这种阅读既不能挡住外面的世界压抑的怒火，也不能使高尚文化变为一场不宣而战的游击战争。还在我离家之前，我就已经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买了两张唱片，飞机乐队的《超现实的枕头》和甲壳虫乐队的《胡椒中士》，据我所知，这是本市迄今尚存的独家唱片。我曾反复地放，反复地研究过。同样，在阿姆赫斯特时我买了一本从各种各样的地下报纸收集起来的文章选编：《来自新地下组织的注解》（Jessie Kornbluth 编辑），在家里关上门读它，重放着某些曲子，好像它们是从我偶像般地崇拜着的道尔斯、亨德里克斯或奶油乐队的唱片中剪下来的一样。
当我读到金斯堡的“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倾听我的声音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健康的超过14岁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应该至少试一下化学药品LSD（麦角酸酞二乙胺，一种致幻药物）。”我马上尝了一下，真是既简单又重要的逃避手段。在所有反律法道德的人都有的谵妄症里，在其白人廉价消费者的超现实的幻觉中，反传统文化成为我的经典，化学的规律和预言掩盖了我美国乡下人愤怒的红脖子，而又从不想换掉它。那种方式，多亏了我有阅读连环画和欣赏“感恩而死”的经验，从1968年的芝加哥到1971年的阿提卡，都是青年人反对老年人的起义，植皮士反对广场乐队，滚石反对直接，疯狂反对理智，生与死等等；所以当事情的发展难以应付的时候，你只须将其束之高阁，静观其变，直到老的家伙死掉，我们取而代之，这以后就万事顺遂了。
因此，作为三种阅读方式互相竞争互相补充的时期，我的60年代开始得迟，结束得早，大致从1967年的9月我读素福克勒斯的那晚起，到七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在伯克利的时候止，那是1974年，一位正被我追求的女子带我到校泳池游泳，于是我得以遍观那些金色的皮肤，美丽的躯体和泳装从水中鲜活地呈现出来，在浴巾上伸展开来，正在读着《古拉格群岛》。那泳池里一定有100位我这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在助年代后期走出了大学，走上了斗争的前线。他们当中足有25人正在读索尔仁尼琴，书的银色封面在我的眼中闪着光；至少我知道赖希（Charfes Retch）是错的，新时代就要来到。更多的其他神灵就会随之而来——起码不是来自在战争真正结束的时候远赴东南亚的美国歼击舰上。这一次航行最终把我推上了明确的激进政治的道路。但今天我必须承认激进主义作为一种选择力量，一方面产生于它同喀皮上正在发展的关系中，产生于一切大麻带来的恐惧与梦想之中，产生于二者之间的弧线上；另一方面，同样永无止境的苦难和愤怒仍然没有表现出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世界上，惟一的自由经常是拒绝读书。这样一个循环，其消极和积极的两端经常会发生反转，是我从解读60年代的自己中所得到的主要遗产。
备忘录
弗里德·普菲尔
三种文本或三种阅读方式在我经历肥年代的几乎全部过程中都没有得到解决。其一来自我出生的工业小镇，我的母亲来自劳动阶级，我父亲那一边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我现在要说的是，这些阶级属性比起全镇所有白人劳动阶级的特点来并不重要；它们把这个世界和它们本身解释为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你努力工作却收入甚少，你感激地接受并一声不出；你投票给共和党，因为它们正确，根本不作任何期望；事实上你对任何事情都从无指望，尤其是不期望最终会得到什么。这是这个紧张的世界解读贫民区里沉默的瑞典人的方式，还解读这迄今为止大多数对已经发生的变化从不关心的人们。这一观点或解读与报纸或电台无关，除非某些报道证实了它无望的真实，如勤劳、羞耻的尼克松在民主党人和新闻界精明的家伙手中所面临的精神苦难，或越南战争的失败。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上在这个词的狭义中根本不需要阅读，因为它不知道如何对任何音乐作出反应，或者它根本不作任何反应，酒吧里没有自动唱机，去工厂工作的路上也没有交通事故。但是它确实不时地产生自己的文本，而且那些故事和笑话只能以其本身的阅读方式来读。我去年夏天到工厂劳动时听来的一则笑话，就是这一类：似乎有两个家伙，彼得和查理，他们都已在工厂里工作十五至二十年了，每天在餐厅里吃午饭，一天他们下班后在餐厅里坐了下来，彼得打开他的饭盒，大叫一声，“花生酱！”他说。“天天他妈的花生酱，我受够了！”他把三明治扔到了墙上。
当彼得停止扔三明治的时候，他最好的朋友查理走了进来。“嘿，冷静一下，老伙计”，查理说，“没有必要那样，如果你不想吃花生酱的话，让你老婆给你准备点别的什么。”
“你他妈不让我老婆做这种事！”彼得说，“我只好自己弄他妈的午饭了！”
我在60年代学会的第二种阅读方法，产生于同样的恐惧和愤怒，但是在1971级阿姆赫斯特学院的一种新的语境之中。我大学一年级开始前的那个晚上，母亲和妹妹正躺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我坐在盥洗室内来完成我的索福克勒斯剧本。几个月后，我整夜不睡，站在一张椅子上，把《浮士德博士》全都吃到肚子里。站在椅子上阅读，如果你睡着了就会伤到自己。或者干脆去睡觉，明天有更多时间读它，承认你真的是来自乡下的蠢笨的文化猿人。“只有为了那些没有希望的事情，我们才获得希望”，本雅明写道。当然，他当时不够红也不够经典，还不足以列入我的指定的阅读书目，我的动机也几乎一样：用四年的时间去追赶，打败我们班任何一个有钱的杂种，搬走和斗倒他们一直拥有的任何他妈的文化的杂碎。否则我根本就没有权利呆在那儿。
在1967年到1971年间，没有人比我对西方文明这门深更用心，没有人比我对学生激进分子和他们的政治家更轻视。当阿姆赫斯特的学生激进分子在分发了一夜油印宣传品之后，拖着他们沉重的屁股回到食堂的时候，又继续喧闹着讨论文化革命或下周的反战游行了。我那时捡起他们的万宝路烟头，拿走他们没吃掉的鸡蛋和面包；在他们走开去研究这个夏天巴黎1968年5月风潮的余波的时候，我回到工厂忙碌起来，在他们不在和睡觉的时候，拿走他们的尼采、莎士比亚和乔伊斯。这就是为什么1970年春天他们关闭了校园的时候，我整天缠着我的英语教授，要求他同我讨论教学大纲上的最后一本书，普鲁斯特的《天鹅之路》（Swann’s Wny by MarcelProust）；为什么在60年代高潮到来的四年里，我确实写了一本激进的政治作品，征询过北安普顿附近工人阶级邻居们对于战争的看法，而这是我的富人同学中没有人能做到的。我相信这种思想的调查就是告诉人们要思考的东西。所以，表面上，这种阅读着起来像是可以想像的最保守的、最机械的，但它也是一种个人的不合常情的阶级斗争被民众完全认可的东西。这些民众看上去不仅理解我，而且实际上也期待着我，我与他们虽然天天疏远，但仍然是我们胜利与成功的一个的的确确的标志。
另一方面，不管第二种阅读如何“有机地”得到了发展，它仍是阶级的一种双重束缚，这种束缚使成功注定无法实现，按我心里的城市标准行事就是发现我自己孤独。所以必须有第三种文本，另一种阅读，这种阅读既不能挡住外面的世界压抑的怒火，也不能使高尚文化变为一场不宣而战的游击战争。还在我离家之前，我就已经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买了两张唱片，飞机乐队的《超现实的枕头》和甲壳虫乐队的《胡椒中士》，据我所知，这是本市迄今尚存的独家唱片。我曾反复地放，反复地研究过。同样，在阿姆赫斯特时我买了一本从各种各样的地下报纸收集起来的文章选编：《来自新地下组织的注解》（Jessie Kornbluth 编辑），在家里关上门读它，重放着某些曲子，好像它们是从我偶像般地崇拜着的道尔斯、亨德里克斯或奶油乐队的唱片中剪下来的一样。
当我读到金斯堡的“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倾听我的声音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健康的超过14岁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应该至少试一下化学药品LSD（麦角酸酞二乙胺，一种致幻药物）。”我马上尝了一下，真是既简单又重要的逃避手段。在所有反律法道德的人都有的谵妄症里，在其白人廉价消费者的超现实的幻觉中，反传统文化成为我的经典，化学的规律和预言掩盖了我美国乡下人愤怒的红脖子，而又从不想换掉它。那种方式，多亏了我有阅读连环画和欣赏“感恩而死”的经验，从1968年的芝加哥到1971年的阿提卡，都是青年人反对老年人的起义，植皮士反对广场乐队，滚石反对直接，疯狂反对理智，生与死等等；所以当事情的发展难以应付的时候，你只须将其束之高阁，静观其变，直到老的家伙死掉，我们取而代之，这以后就万事顺遂了。
因此，作为三种阅读方式互相竞争互相补充的时期，我的60年代开始得迟，结束得早，大致从1967年的9月我读素福克勒斯的那晚起，到七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在伯克利的时候止，那是1974年，一位正被我追求的女子带我到校泳池游泳，于是我得以遍观那些金色的皮肤，美丽的躯体和泳装从水中鲜活地呈现出来，在浴巾上伸展开来，正在读着《古拉格群岛》。那泳池里一定有100位我这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在助年代后期走出了大学，走上了斗争的前线。他们当中足有25人正在读索尔仁尼琴，书的银色封面在我的眼中闪着光；至少我知道赖希（Charfes Retch）是错的，新时代就要来到。更多的其他神灵就会随之而来——起码不是来自在战争真正结束的时候远赴东南亚的美国歼击舰上。这一次航行最终把我推上了明确的激进政治的道路。但今天我必须承认激进主义作为一种选择力量，一方面产生于它同喀皮上正在发展的关系中，产生于一切大麻带来的恐惧与梦想之中，产生于二者之间的弧线上；另一方面，同样永无止境的苦难和愤怒仍然没有表现出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世界上，惟一的自由经常是拒绝读书。这样一个循环，其消极和积极的两端经常会发生反转，是我从解读60年代的自己中所得到的主要遗产。
旧瓶中的新酒
欧文·沃克斯勒
这是60年代的初期。我是一个失业的单身汉，一个心灰意懒的后斯大林主义者。距赫鲁晓夫的忏悔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我仍然深陷泥潭不可自拔……我在政治上仍然是被束住了手脚，动弹不得。在漫长而又循规蹈矩的50年代，我将一生的激进意识和实验全都束之高阁。然后，我隐约听到了一丝新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复苏的回音。对于其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诸如静坐示威、自由旅行、校园冲突和高涨的战斗精神，我是全身心赞同的；而对于另外一些方面，如吸毒、年轻人的个人崇拜、追寻极乐世界、奢华放纵的性爱、神秘的仪式、反对理性主义、沉溺于极乐状态等等，我却无心认可。根据我自以为不错的观察，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年轻人还是老样子：他们想去解放这个社会，可他们却没有从真正客观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关注出发，而是仅仅着眼于一种自恋式的快乐原则。
就是在这种混沌不清的思想状态中，一位年轻的朋友带我去东菲尔莫尔听了一场“杰佛逊飞艇”乐队的音乐会，我这才像是突然但又是真正地走进了60年代的氛围中去了。在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穿行了几个小时以后，我终于在菲尔莫尔的午夜音乐会坐了下来，头晕目眩地沉醉于格蕾斯·斯利克那略带迷幻色彩的娓娓絮语中。这种感受中夹杂了绝望与狂喜、接受与拒绝、吸引与憎恶；而我突然醒悟到自已正经历一场个人的转变……是一种顿悟……一次进入全新感知状态的飞跃。
不过，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顽固的旧左派是不会在一场摇滚音乐会上完成一次彻底的改造过程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是不可能有这种神秘力量的。可是，我的确是这样的；在一个破败的摇滚乐宫殿中，周围全是有我一半大的年轻观众，我被那种自发而又可以共享的自我表现仪式深深打动了。音乐融化了心理上积聚了几十年的盔甲。曲终人散以后，我震惊而又困惑；但我知道自己正面临着一次精神上深层次的开放。
在我的一生中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同时又让人不知所措的阶段。正如刘易斯（C．Day Lewis）写的那样：“在我身上，激烈交火的两个世界肆意践踏着我的肉体。”过去的教条像铁链一样捆住我；而矛盾又如影相随。一方面，我以热忱和感激回应60年代乌托邦的好的一面：个性的解放和社会变革和平共处；自发、公开和主体参与的观念绝对是实现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一位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我又被一系列的观念所束缚：辩证唯物主义、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一整套关于革命战略、策略的定势思维局限着我。苦行增式的旧左派能够同性感的新左派发生什么恋爱吗？一个列宁主义者能够同于筹年主义共处吗？自由能够扬帆驶入必然的落日吗？超验主义和刻板的历史主义——这可不是你们所称的什么天赐以的美满结合。
我以互相矛盾的价值模式对周遭的事件作出反应，最终导致了一种辩证的人格上的分裂。譬如说，我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去读《休伦港宣言》。一种是我赞成文中对社会变革充满激情的呼吁，赞成对消费资本主义的抨击，赞成争取个人和社会彻底变革的承诺。而另一种是我被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论点吓坏了：他们竟然认为中产阶级的学生将会取代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革命的动力是年轻人对社会弊端的不满而不是底层的工人对剥削的反抗？我身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对这种修正主义的老生常谈充满了警觉。
既然我拒绝了旧左派的陈词滥调，同时又被新左派的浪漫、个性化或戏剧化的观念所困惑，那么我在政治上又该如何自处呢？加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太老了一点，激进的宗派团体不接受我，我的黑人朋友又以要实行分离主义策略为由放弃了我，我就这么作为只有我一个成员的政党经历了60年代中期的种种纷乱：争取公民权利的示威、进军华盛顿的大游行、反越战运动。后来，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加入了和平自由党并组织人们在支持克利佛（Cleaver）当总统的请愿书上签名。这段日子让我想起了有同盟军的过去。说真的，我又想起了自己刚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当时切尔西的爱尔兰工人会把门当着我的面砰地关上。只是，这次我已经是满须胡须的中年人了，可以很平静地同怀疑一切的农夫们探讨生态或政治话题；他们中有些人纯粹是出于老美专爱怜反调的天性，竟会真的在我的情愿书上签名。这次请愿活动以失败告终以后，我加入了一个激进的生态保护团体；我这么做只是出于一种对政治团体的基本需求，我并不是很赞同他们的政策。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后来成了抑制战争联盟的支持者和热情的个人朋友，虽然我在理论上是反对暴力的。再后来，我加盟了一份激进的地下非法刊物《格格不入》。我在这个混杂的工联主义团体中呆了两年，做了六期编辑。这份刊物的管理颇有可学之处，我对同事也有足够的忍耐和尊重。不过后来有一期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说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独裁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刊物就比分裂瓦解了。
因为跟这么多所谓的激进分子相处，我对60年代初兴起的女权主义的第一个反应也很复杂。我很自然也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所有社会里最基本的压迫是阶级的，而不是性别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所以，我认为提出性别主义这个议题——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并不是什么好的政治，因为它会成为运动中的分裂因素。西蒙·波伏瓦（SZmone de＆an 《O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一书彻底动摇了我的观念，至少是在理论的层面上动摇了我的看法；不过我的根本态度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多南斯·莱辛（Dons Lessing）的《金色笔记本》（Goden Noe Book）有力地再现了安娜同男性交往过程中的心理压抑；我的观念有了转折性的变化。可是，作者对男性角色混和同情的笔触又让我可以有理由这样推断：“安娜只不过是一个特别的女性；况且，我也不是她退到的那种臭男人。”
就我现在所能回忆起来的，我在女性对男性沙文主义的佞想方面有真正意义上的领悟是在读了1967年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妇女会议宣言》之后。在那以后不久，像冲击波似的，出现了一大批对性别主义更加猛烈的攻击：有来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的攻击，有来自女同性恋的攻击，有来自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攻击，还有来自诸如吉尔·约翰斯顿（Jill Johnston）和选格蕾丝·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这些名作家的批判。读了这些文章让我忧心忡忡。在我看来，女性对男性愤怒的极点是罗宾·摩根（Robin Morgan）要求男人“放弃他们的性别特权，要不就加入到权力建构中去”。我困惑、负疚、愤怒，同时又觉得很无奈，不过我还是感到妇女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美国激进政治的历程。我至今仍记得自己读到社会主义女权文学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怎样的感激；因为从女性自身那里我得到了一种确认：男人无论有怎样的缺点与不足，他们仍然是完成基本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必须的因素。又有谁愿意从生理、社会乃至存在的角度被逐出人类呢？
在这十年里，除了女权主义和后来的同性恋文学之外，还有一些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这些书对我一些已经定了型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挑战，也给我带来了烦恼。作为一名诗人，我最直接地受到了金斯堡预言式的及公开谈论同性恋的那些作品的影响。我还记得自己在读了像勒罗伊·琼斯（Leroi Jones，当时的姓名）、唐·李（DonLee）、埃斯里奇·奈特（Ethridge Knight）、尼奇·吉奥瓦尼（Nikki Giovanni）这些非洲高美籍年轻诗人作品时的震惊。他们对新一代的黑人心理意识有入木三分的刻画，他们所运用的语言是一种街市村语和正规语言的混合。我还记得他们文字中的那种张力和活力，尤其是对白人的压迫表达的愤怒。
这个时期曾同我有过笔伐后来又重归于好的三位作家是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诺曼·布朗（Nor－man Brown）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我曾经被古德曼在《荒诞的成长》（Growing UPA切UM）一书中对生活在无聊世界中孤独无助的年轻人流露出的深切同情所打动；不过，与此同时，他那几乎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对变革所持的保守观念却令人恼怒。布朗的《对抗死亡的生活》带我经历了一次属于那种无法和谐但又炽热如火的爱情：书中有关于一种全新意识的闪光的东西，有身体神秘主义，有先验的性以及我们无法想及的那个即将来临的新世界的快乐图画。有些较为冷静的评论认为书中的神秘主义已经完全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范围。当然，还有马尔库塞，虽然他的文风晦涩难懂，他的文章仍然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的虚幻。他将自治同单线性相对比，敦促我们寻求解放的动力既要从外部也要从内部着手。赫伯特真是我们弗洛伊德一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因此在我看来，他是他们当中最可亲的新左派。
就我而言，20世纪60年代正式的结束并非伴随着一声轰响，也没有什么哭泣声；它是在吉他的弹拨声中结束的。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争取民主社会运动中的一群人投票决定关闭我们在西区的人民咖啡屋。我们付不起房租，支持者也几乎散失殆尽；新左派实际上已经消亡了。所以，我们坐在冰冷凄凉的店中：整理整理书籍，彼此握握手，坐下抽一根大麻香烟，杂乱地唱了些歌曲——从古特里一直唱到迪伦——我的朋友乔尔的伴奏走了音。熄灯之前，我们承诺将会保持联络，再想办法重组我们的团体。可是，我们再也没有做到。
在《伊甸园之门》（Gates of Eden）一书中，莫里斯·迪克斯坦（Moms Dickstein）注意到60年代的书在今天看来全都很古怪，遥远怀旧而又同实际脱节。可我却不这么看。在准备这篇小文章的时候，我注意到我那杂乱无章的书架上惟一组织有序的书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60年代的资料，从阿林斯基（Alinsky）和布克秦（Bookchin）到法依（Fannon）和佛琳盖特（Ferlingett），还有密尔斯（Mills）和莫里森（Morrison）、里奇（Rich）和冯尼戈特（Vonnegut）。我把这种有序看成是一个潜意识的隐喻：动荡的60年代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和最觉解放的日子。重读这部分文学让我痛苦地想到，80年代是多么需要60年代的乌托邦精神、希望和想像呀。
一份不完全的年表
欧文·沃克斯勒
这是60年代的初期。我是一个失业的单身汉，一个心灰意懒的后斯大林主义者。距赫鲁晓夫的忏悔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我仍然深陷泥潭不可自拔……我在政治上仍然是被束住了手脚，动弹不得。在漫长而又循规蹈矩的50年代，我将一生的激进意识和实验全都束之高阁。然后，我隐约听到了一丝新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复苏的回音。对于其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诸如静坐示威、自由旅行、校园冲突和高涨的战斗精神，我是全身心赞同的；而对于另外一些方面，如吸毒、年轻人的个人崇拜、追寻极乐世界、奢华放纵的性爱、神秘的仪式、反对理性主义、沉溺于极乐状态等等，我却无心认可。根据我自以为不错的观察，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年轻人还是老样子：他们想去解放这个社会，可他们却没有从真正客观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关注出发，而是仅仅着眼于一种自恋式的快乐原则。
就是在这种混沌不清的思想状态中，一位年轻的朋友带我去东菲尔莫尔听了一场“杰佛逊飞艇”乐队的音乐会，我这才像是突然但又是真正地走进了60年代的氛围中去了。在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穿行了几个小时以后，我终于在菲尔莫尔的午夜音乐会坐了下来，头晕目眩地沉醉于格蕾斯·斯利克那略带迷幻色彩的娓娓絮语中。这种感受中夹杂了绝望与狂喜、接受与拒绝、吸引与憎恶；而我突然醒悟到自已正经历一场个人的转变……是一种顿悟……一次进入全新感知状态的飞跃。
不过，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顽固的旧左派是不会在一场摇滚音乐会上完成一次彻底的改造过程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是不可能有这种神秘力量的。可是，我的确是这样的；在一个破败的摇滚乐宫殿中，周围全是有我一半大的年轻观众，我被那种自发而又可以共享的自我表现仪式深深打动了。音乐融化了心理上积聚了几十年的盔甲。曲终人散以后，我震惊而又困惑；但我知道自己正面临着一次精神上深层次的开放。
在我的一生中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同时又让人不知所措的阶段。正如刘易斯（C．Day Lewis）写的那样：“在我身上，激烈交火的两个世界肆意践踏着我的肉体。”过去的教条像铁链一样捆住我；而矛盾又如影相随。一方面，我以热忱和感激回应60年代乌托邦的好的一面：个性的解放和社会变革和平共处；自发、公开和主体参与的观念绝对是实现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一位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我又被一系列的观念所束缚：辩证唯物主义、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一整套关于革命战略、策略的定势思维局限着我。苦行增式的旧左派能够同性感的新左派发生什么恋爱吗？一个列宁主义者能够同于筹年主义共处吗？自由能够扬帆驶入必然的落日吗？超验主义和刻板的历史主义——这可不是你们所称的什么天赐以的美满结合。
我以互相矛盾的价值模式对周遭的事件作出反应，最终导致了一种辩证的人格上的分裂。譬如说，我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去读《休伦港宣言》。一种是我赞成文中对社会变革充满激情的呼吁，赞成对消费资本主义的抨击，赞成争取个人和社会彻底变革的承诺。而另一种是我被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论点吓坏了：他们竟然认为中产阶级的学生将会取代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革命的动力是年轻人对社会弊端的不满而不是底层的工人对剥削的反抗？我身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对这种修正主义的老生常谈充满了警觉。
既然我拒绝了旧左派的陈词滥调，同时又被新左派的浪漫、个性化或戏剧化的观念所困惑，那么我在政治上又该如何自处呢？加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太老了一点，激进的宗派团体不接受我，我的黑人朋友又以要实行分离主义策略为由放弃了我，我就这么作为只有我一个成员的政党经历了60年代中期的种种纷乱：争取公民权利的示威、进军华盛顿的大游行、反越战运动。后来，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加入了和平自由党并组织人们在支持克利佛（Cleaver）当总统的请愿书上签名。这段日子让我想起了有同盟军的过去。说真的，我又想起了自己刚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当时切尔西的爱尔兰工人会把门当着我的面砰地关上。只是，这次我已经是满须胡须的中年人了，可以很平静地同怀疑一切的农夫们探讨生态或政治话题；他们中有些人纯粹是出于老美专爱怜反调的天性，竟会真的在我的情愿书上签名。这次请愿活动以失败告终以后，我加入了一个激进的生态保护团体；我这么做只是出于一种对政治团体的基本需求，我并不是很赞同他们的政策。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后来成了抑制战争联盟的支持者和热情的个人朋友，虽然我在理论上是反对暴力的。再后来，我加盟了一份激进的地下非法刊物《格格不入》。我在这个混杂的工联主义团体中呆了两年，做了六期编辑。这份刊物的管理颇有可学之处，我对同事也有足够的忍耐和尊重。不过后来有一期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说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独裁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刊物就比分裂瓦解了。
因为跟这么多所谓的激进分子相处，我对60年代初兴起的女权主义的第一个反应也很复杂。我很自然也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所有社会里最基本的压迫是阶级的，而不是性别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所以，我认为提出性别主义这个议题——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并不是什么好的政治，因为它会成为运动中的分裂因素。西蒙·波伏瓦（SZmone de＆an 《O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一书彻底动摇了我的观念，至少是在理论的层面上动摇了我的看法；不过我的根本态度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多南斯·莱辛（Dons Lessing）的《金色笔记本》（Goden Noe Book）有力地再现了安娜同男性交往过程中的心理压抑；我的观念有了转折性的变化。可是，作者对男性角色混和同情的笔触又让我可以有理由这样推断：“安娜只不过是一个特别的女性；况且，我也不是她退到的那种臭男人。”
就我现在所能回忆起来的，我在女性对男性沙文主义的佞想方面有真正意义上的领悟是在读了1967年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妇女会议宣言》之后。在那以后不久，像冲击波似的，出现了一大批对性别主义更加猛烈的攻击：有来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的攻击，有来自女同性恋的攻击，有来自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攻击，还有来自诸如吉尔·约翰斯顿（Jill Johnston）和选格蕾丝·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这些名作家的批判。读了这些文章让我忧心忡忡。在我看来，女性对男性愤怒的极点是罗宾·摩根（Robin Morgan）要求男人“放弃他们的性别特权，要不就加入到权力建构中去”。我困惑、负疚、愤怒，同时又觉得很无奈，不过我还是感到妇女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美国激进政治的历程。我至今仍记得自己读到社会主义女权文学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怎样的感激；因为从女性自身那里我得到了一种确认：男人无论有怎样的缺点与不足，他们仍然是完成基本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必须的因素。又有谁愿意从生理、社会乃至存在的角度被逐出人类呢？
在这十年里，除了女权主义和后来的同性恋文学之外，还有一些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这些书对我一些已经定了型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挑战，也给我带来了烦恼。作为一名诗人，我最直接地受到了金斯堡预言式的及公开谈论同性恋的那些作品的影响。我还记得自己在读了像勒罗伊·琼斯（Leroi Jones，当时的姓名）、唐·李（DonLee）、埃斯里奇·奈特（Ethridge Knight）、尼奇·吉奥瓦尼（Nikki Giovanni）这些非洲高美籍年轻诗人作品时的震惊。他们对新一代的黑人心理意识有入木三分的刻画，他们所运用的语言是一种街市村语和正规语言的混合。我还记得他们文字中的那种张力和活力，尤其是对白人的压迫表达的愤怒。
这个时期曾同我有过笔伐后来又重归于好的三位作家是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诺曼·布朗（Nor－man Brown）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我曾经被古德曼在《荒诞的成长》（Growing UPA切UM）一书中对生活在无聊世界中孤独无助的年轻人流露出的深切同情所打动；不过，与此同时，他那几乎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对变革所持的保守观念却令人恼怒。布朗的《对抗死亡的生活》带我经历了一次属于那种无法和谐但又炽热如火的爱情：书中有关于一种全新意识的闪光的东西，有身体神秘主义，有先验的性以及我们无法想及的那个即将来临的新世界的快乐图画。有些较为冷静的评论认为书中的神秘主义已经完全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范围。当然，还有马尔库塞，虽然他的文风晦涩难懂，他的文章仍然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的虚幻。他将自治同单线性相对比，敦促我们寻求解放的动力既要从外部也要从内部着手。赫伯特真是我们弗洛伊德一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因此在我看来，他是他们当中最可亲的新左派。
就我而言，20世纪60年代正式的结束并非伴随着一声轰响，也没有什么哭泣声；它是在吉他的弹拨声中结束的。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争取民主社会运动中的一群人投票决定关闭我们在西区的人民咖啡屋。我们付不起房租，支持者也几乎散失殆尽；新左派实际上已经消亡了。所以，我们坐在冰冷凄凉的店中：整理整理书籍，彼此握握手，坐下抽一根大麻香烟，杂乱地唱了些歌曲——从古特里一直唱到迪伦——我的朋友乔尔的伴奏走了音。熄灯之前，我们承诺将会保持联络，再想办法重组我们的团体。可是，我们再也没有做到。
在《伊甸园之门》（Gates of Eden）一书中，莫里斯·迪克斯坦（Moms Dickstein）注意到60年代的书在今天看来全都很古怪，遥远怀旧而又同实际脱节。可我却不这么看。在准备这篇小文章的时候，我注意到我那杂乱无章的书架上惟一组织有序的书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60年代的资料，从阿林斯基（Alinsky）和布克秦（Bookchin）到法依（Fannon）和佛琳盖特（Ferlingett），还有密尔斯（Mills）和莫里森（Morrison）、里奇（Rich）和冯尼戈特（Vonnegut）。我把这种有序看成是一个潜意识的隐喻：动荡的60年代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和最觉解放的日子。重读这部分文学让我痛苦地想到，80年代是多么需要60年代的乌托邦精神、希望和想像呀。
年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安德斯·史蒂芬森和考奈尔·韦斯将编纂
在卡拉杜宾人看来，与从博物馆和资料库中焚烧的旧东西相关联的一百万年在史书中也只需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基督耶稣死后有一个延续了几近一百万年的重新调整时期。
库尔特·冯尼格特《泰坦的女妖》
1957阿尔及尔战争加纳独立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
1958戴高乐重掌政权；
第五共和国欧洲经济共同体
1959古巴革命纽黑文的城市重建
1960中苏分裂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巴勒市第一次静坐示威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肖学院（Shaw College）的一次学生静坐示威，会议成为学生非
暴力联合委员会（SNCC）的开端
1961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
激进的刚果领导人卢蒙巴被谋杀
在猪湾入侵古巴，一次凄凉的失败
阿尔及尔的（现役）将军政变
加加林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人
由美国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组织的第一队“自由之行”公共汽车在阿拉巴马被焚毁
州际商务委员会在公共汽车上和车站废除种族隔离政策
柏林墙
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2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休伦港
宣言》
阿尔及亚独立
约翰二十三世教皇宣布第二届梵蒂冈会议开幕
甲壳虫乐队以一曲《爱我吧》蜚声英国
古巴导弹危机
约翰·格林成为第一位飞上太空环绕地球的美国人1963金发表《一封来自伯明翰
监狱的信》
密西西比美国全国有色人科协进会的麦杰·块沃斯（MedgEr Evers）被暗杀
向华盛顿的民权大进军：《我有一个梦》、教堂炸弹事件后，阿拉巴马义够使明翰黑
暴动
西贡的吴庭艳倒台
肯尼迪总统被暗杀
拉康被逐出法国心理分析协会
1964在一次分裂之后，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mX）离开了伊斯兰国
言论自由运动在伯克利兴起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维人》
斯坦利·库比利克（Stanley Kubrick），K斯特兰奇洛夫博士》
密西西比的自由之复
东京湾“事件”
赫鲁晓夫倒台，柯西金和勃对日涅夫上台
国会通过公民权利法案
马丁·路德·金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K神秘的女性）
1965美国向越南派出第一支正规作战部队
美国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派出20，000人的干预部队
密歇根大学第一次宣讲会
对北越的大规模轰炸
华盛顿的反战游行
洛杉肌瓦茨贫民区骚乱
签署选举权法案
“伟大的社会计划”
马尔科姆·艾克斯被刺杀
鲍勃·迪伦（Bob Dylan）在《把一切带回家》
一曲中开始运用电声乐器
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
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被推翻；在随后的清洗中，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杀
1966马丁·路德·金站出来反对越战
毛泽东的《毛主席语录》
“杰怫逊飞艇”乐队成功地制成第一部唱片
全国妇女组织（NOW）
黑豹党在加州的奥克兰成立
路易·阿尔图塞的《保卫马克思》在法国出现
西德的“伟大同盟”
1967上海公社
希腊军人执政
美国底特律等地发生黑人起义
六日战争：以色列占领西岸、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
戴高乐访问魁北克
旧金山的梦幻爱之夏
甲壳虫乐队的“胡椒中土的孤心俱乐部乐队”
在玻利维亚，格瓦拉被杀
五角大楼受围攻
全国妇女组织接受《妇女权利法案》1968在越南的春季攻势
布拉格之春
华沙和墨西哥市的学生运动
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运动
巴黎的“3·22运动”
巴黎的1968年5月
马丁·路德·金被刺杀
艾尔德里奇·科里佛（Eldridge Cleaver），《冰上的灵魂》
罗伯特·肯尼迪被刺杀
芝加哥的民主大会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尼科·布朗扎（Nicos Poulantzas）的《政治权力和阶级》在法国出版
托米·史密斯（Tommie Smith）和约翰·卡络斯在墨西哥城奥林匹克运动
会上领取奖章的时候行了黑色力量的敬礼1969文化大革命结束
中苏边境武装冲突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解体
伍德斯托克和阿尔他蒙特音乐节
黑人革命工人同盟在底特律成立
《红袜子宣言》和《贱妇宣言》
压制黑豹；谋杀福来德·汉普顿（Fred Hampton）等人
美国人首次登月
鲁迪·达什克（Rudi Dutschke）在柏林被枪杀
芝加哥“愤怒的日子”
丹尼斯·霍拍（Dennis Hopper），《悠闲的骑手》
威利·勃兰特（Wi财Bran上）和社会党在西德掌权
公民权利运动在北爱尔兰兴起
芝加哥八人受审
理查德·尼克松
1970凯特·米莱（Kate Millet），《性的政治》
夏威夷、阿拉斯加和纽约州率先对堕胎法解禁
柬埔寨入侵；肯特州谋杀
约旦的黑色九月
魁北克的十月危机
格但斯克罢工
参议院平等权力修正案听证会，这是自1956年以来的第一次
1971阿提卡（Attica）监狱暴动
纽约激进女权组织上演《高声反对强奸》
底特律女权主义者和东南亚妇女的《第四届世界宣言》
1972“共同计划”，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派波多黎各妇女全国协会成立
麦克高文（McGovern）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但最终被尼克松打败
民主大会中，妇女人数占40％（1968年为13％）
朱迪·芝加哥、麦丽安·夏皮洛和其他人在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举办“女人屋”展
览
1973“受伤的膝盖”
本亚明·斯波克将自己早期所写看护儿童的书贬为有对女性的歧视
最后一支美军从越南撤出
智利的阿连德被推翻并被杀
赎罪日战争：石油危机
全国黑人女权主义组织成立1974葡萄牙革命
经过国际女权主义的抗争，葡萄牙“三位玛莉亚”（Three Marias）获释
共生解放军绑架了帕特里西亚·赫斯特1975西贡解放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独立
1976索维托叛乱
魁北克人党获胜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