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如果苏联和东德签署了和平协议，正式结束“二战”，那么恐怕后者可能会阻止西方进入西柏林。西柏林位于东德境内纵深地带。
[74] 瓦尔特·乌布利希是东德领导人。
第七章
贝尔格莱德与普林斯顿（1961年—1970年）
1961年
1961年1月23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宣誓就职三天后，为凯南提供了驻波兰大使和驻南斯拉夫大使两个职位供他选择，凯南选了后者。
● 1月2日，普林斯顿
……选举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我一反常态，允许自己的名字用于肯尼迪先生的竞选活动。8月17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就外交领域的当务之急陈述了我的观点。10月30日，也就是大选前一周，我收到回信，他感谢这些建议，还表示无论大选成败与否，都希望“选举之后，能有机会与您见面”。
然而，总统选举结束快两个月了，我还没有从华盛顿的人或者新一届政府那里听到任何消息。跟1952年11月到1953年3月那几个月一样，毫无动静。同时，外交事务领域大多数高级官员的任命已经完成，要上任的大多是我的朋友……新闻报道中没有提我一个字。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就算现在给我提供一个职位，也能明显看出在新政府成员的心目中，我并没有受到特别的信任。
圣诞假期的这几天里，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对这种情况的蕴意。毫无疑问，我遭遇了双重失败。作为公职人员，我已经失败了，福斯特·杜勒斯说政府并不打算用我，这倒不足为证，但是连朋友们也对我敬而远之，这就明白无误了。作为公众人物，我也失败了。八年来我写文章、做讲座、发表演讲，就时事阐述自己的观点，到头来，不仅这些观点没有赢得信赖，而且也没有人为新政府的外交事务中没有我的职位或声音而公开表示遗憾。或许，新政府没有任命我这一事实，至少部分可以用艾奇逊的影响来解释。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释新闻媒体对我的漠视。对此，我只能归咎于自己。
[已经当选总统但尚未正式就职的肯尼迪邀请凯南和他一起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飞赴华盛顿。］● 1月10日四处打探之后才找到肯尼迪先生乘坐的飞机，我登上飞机，坐下读报，直到他出现。
飞机起飞后，他来到主舱，在我旁边坐下，点了午餐，然后我们一路聊到华盛顿。
他告诉我，近几周来苏联方面通过苏联大使米哈伊尔·缅什科夫（Mikhail Menshikov）与他进行了多次接触。为了中止这些非直接接触，他已经要求布鲁斯[1]与缅什科夫会谈，看看对方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他给我看了布鲁斯关于这次谈话的备忘录，其中附了一份无署名无抬头的文件，缅什科夫在里面陈述了据说是他个人的想法（在我看来，所有迹象都显示该文件是由赫鲁晓夫办公室起草的，并没有咨询更多人的意见。与缅什科夫本人的风格相比，这份文件显得更加强硬无理）。两份文件都强调了协商的紧迫性，并特邀美国就举办峰会一事交换意见。肯尼迪先生问我对此有何看法，应该如何应对。
我跟他解释说，我认为克里姆林宫有两大阵营，算不上界限分明但双方存在重大分歧。一方完全不在乎与美国的关系，因为他们认为无须任何协商就能成功地干掉我们；另一方则不愿意彻底放弃沟通的桥梁。我觉得缅什科夫先生的陈述（里面特别提到了他与赫鲁晓夫、米高扬和科兹洛夫[2]保持联系）表明，他个人是代表第二个阵营说话的。另一方面，这份书面文件可能并未咨询更多人的意见，因此措辞颇为强硬。我对肯尼迪先生说，他无须对这份书面文件做出任何正式评价，也不必给予任何具体的回复。至于缅什科夫和他的敦促，我说，如果我是肯尼迪，就不会在就任之前给缅什科夫或赫鲁晓夫任何答复。这些人无权以这种方式对他指手画脚，他在正式上任之前也没有义务与外国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至于就任之后，我倾向于，给赫鲁晓夫一封私人密信，告诉他，如果贵方真有诚意与我们探讨两国政府之间悬而未决的主要分歧，包括裁军问题，我方会给予积极的建设性回应。但是谈及峰会的提议时，提出会晤的一方应首先说明，为什么这些问题不能在更低层次和更常规的会议上得到解决。最近有一些人在莫斯科和北京散发的反美宣传资料上署名，不管怎么说，都很难想象一名美国总统与这些人会晤。我反复重申，信件内容要尽快成稿刊发，以免苏方公开或由其他渠道泄露出去……
他问我为什么认为赫鲁晓夫急于举办峰会。我说我感觉他的地位有所动摇，并解释了个中缘由。我认为莫斯科当局确实迫切希望在裁军问题上达成共识，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接下来获得核能力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关切。我认为，赫鲁晓夫仍然想按着自己的行事风格、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就相关问题与美国达成一致，以这样的方式改变他日渐衰败的政治命运。
肯尼迪参议员说他正在考虑对外政策小组的人选。他想知道是否应该在自己身边设立一个小小的智囊团，不代表其他任何部门，只对他负责。他说他不想只听取来自一两个人的几种特定类型的建议。腊斯克[3]已经找他谈过，我们对老挝可能进行干涉。这样的重大决策应该更加广泛地听取不同的建议和意见，他不想走杜鲁门先生的老路，后者只有一位外交事务顾问，就是艾奇逊先生，杜鲁门完全依靠艾奇逊的建议。
我说那正是长久以来我一直强调的：总统应该拥有自己的智囊团，不该完全依靠各个部门和机构提出的建议……我详细陈述了马歇尔将军对政策规划室地位和功能的看法，并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规划室对马歇尔将军来说很有价值。[4]我强调，基于上述原因，肯尼迪先生拥有自己的智囊团非常重要，这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协助他承担更重大的责任，在为他提供建议时，无须对任何机构负责，亦无其他动机……
我们还探讨了驻外事务处和国务院的问题。我跟他说，我认为这两个部门的人员都过于臃肿，因此，凡是做事不认真和工作效率低下的人员都没有理由留任。我觉得，放眼全世界，我们正处于自去年春天以来就已经严重恶化的形势中，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对世界上每个地区，都需要我方就政策和前景做出仔细的论证和最为谨慎的评估。这一切都需要积极的、不拘一格的重新考量。我认为国务院和驻外事务处之间的交情和共同利益过于深厚；政府部门从上到下都需要更严格的纪律和更健全的管理。谈及这方面，我又回到刚才谈论的通信隐私问题，对于向新闻媒体透露消息以及与之联络的行为，我认为必须加强控制……
在谈话的过程中，他顺带提到已经立下规矩，正式就任前不会考虑任何外事官员的任命。为此他承受了来自政界的极大压力。他这样做是为了长远打算，他希望公务人员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相应地用忠诚与勤奋来回报他。
他向我问起汤普森[5]，问他留任莫斯科是否合适。我说，如果汤普森能够留任是一件好事，哪怕短期留任也行。不过，我感觉他越早被召回国越好，这样总统就可以跟他探讨对苏关系。我说，这样不仅可以给总统提供一个听取宝贵意见的机会，而且有助于加强他日后与苏联政府沟通的能力……
[5月8日，乔治·凯南和安娜莉丝·凯南到达贝尔格莱德。］● 贝尔格莱德必须承认，此时此刻我感到有些紧张，九年前赶赴莫斯科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相信我们甚至是在四月的同一天出发的，只不过抵达莫斯科的时间比到达贝尔格莱德晚了一两天。希望历史不会重演。
初到贝尔格莱德的日子很美好。接受一个新职位总是让人感到精神振奋、兴趣盎然。5月16日我在布里奥尼（Brioni）递交了国书，并受到铁托的热情款待。当然了，我对我们的谈话略感失望，因为它与去年夏天的那次谈话大同小异。在我看来，华盛顿换了新政府这件事对铁托总统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后来证实，这一推测是正确的。到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来贝尔格莱德之前，我有一种错误的印象，即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政策的曲解严重影响了铁托，只要这一点得到纠正，他对我们的态度就会有所改善。
但是，这些问题最初并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南斯拉夫的官员们对我个人是如此热情而恭敬，以至于我一直以为，只要通过适度努力，假以时日就能对当局的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我开始阅读南斯拉夫官方的新闻报道时，很快就意识到问题有多么复杂。这些报道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似乎都是在反对我们。实际上，关于全球事务的每篇文章都显示出对我们动机的怀疑，以及对我们事业的反对。字里行间并非像许多国内人士臆想的那样亲苏，只不过苏联从未被批判，而我们常常受到批判罢了。报道所体现的似乎是一种极端的反西方主义、反帝国主义，是在与克里姆林宫竞争，而非向他们臣服。就目前的动向来看，他们似乎是欧洲最激烈的反欧反美力量。我个人在贝尔格莱德受到了热情接待，但是在南斯拉夫媒体眼里，我们美国人是阴险、邪恶、诡计多端的民族，是帝国主义者和新殖民者。
1962年
凯南大使改善美国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努力饱受挫折。肯尼迪政府几乎没有出面干涉国会针对取消南斯拉夫最惠国待遇的关税贸易法案。与此同时，在关系到华盛顿的问题上，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继续与莫斯科或其他中立国保持一致。他的行为进一步激起美国国会的对抗情绪。凯南不断地在贝尔格莱德和华盛顿之间斡旋，努力将国内咄咄逼人的立法影响最小化，同时尽量让南斯拉夫保持克制。1962年的日记写在凯南的台历上，没有之前或随后几年的日记里那种漫长而散乱的段落。
● 1月11日，华盛顿
用了一下午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介绍南斯拉夫问题的基本情况。
在麦克·邦迪家吃晚饭。菲尔·格拉曼、罗伯特·肯尼迪及夫人、施莱辛格夫妇和欧洲一体化建议的创始人莫内也来了。离开前，我和莫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讨论。[6]
● 1月15日
真是极其忙碌又不尽如人意的一天……
应邀拜访阿伦·杜勒斯[7]，从他那里前往白宫，就南斯拉夫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决策（总统要求我准备一份简报以向国会陈述）。
国务卿腊斯克在白宫会议后跟我谈话，要求我去纽约和大卫·洛克菲勒[8]见面，谈一谈私有银行政策与南斯拉夫问题。
● 5月28日
我去了白宫，与总统在一起待了近一个小时，出来之后对几名记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6月，国会中一些重量级议员提出剥夺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包括在冷战时期声称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南斯拉夫。其他提案则将切断对南斯拉夫的几乎所有对外援助。在肯尼迪总统的支持下，凯南飞往华盛顿为反对此项立法进行游说。］● 7月2日下午五点去见总统，他还召见了劳伦斯·奥布莱恩[9]。总统明确提出，我个人去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并非明智之举，他建议分别拜会议员，竭尽所能地游说，各个击破。他告诉奥布莱恩先着手列出我要拜会的人物名单，并要求我就他的记者招待会提一些建议，还说我也要上电视。
我跟奇普和艾维斯去威斯康星大街的一家酒吧吃晚饭，非常不错。
● 7月3日
早起到国务院，八点半如约与乔治·鲍尔[10]见面。此次会见对解决我的问题既没有太大帮助，也没有太大损失。之后前往白宫，被领进总统办公室，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发言人约翰·麦考密克（John N. McCormick）已经在那里了。在总统的建议下，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恐怕很差劲，因为我不确定他们想从我这里听到什么）……之后，冒着暴雨一路来到葛底斯堡，拜访艾森豪威尔将军。我们的看法一致，他给议员沃克·贾德（Walker Judd）打了电话。然后，我顾不上吃午饭就去了农场，让司机回去休息，然后吃了一些点心。这天剩下的时间（除了在胡安妮塔饭馆吃晚餐外）都在杂乱的菜园中打理蔬菜，菜是琼种的，长势喜人。
● 7月5日
我来到国会山，走访了一位又一位议员的办公室，令人沮丧的一天。
[尽管凯南怀着强烈的意愿奋力游说，国会还是通过了惩治南斯拉夫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法案。不久之后，肯尼迪遇到了更严重的问题：苏联人正在向古巴部署核导弹。虽然总统尊敬凯南，但是在这一事件发展成为冷战最紧迫危机的过程中，他没有寻求凯南的意见。］● 10月14日早晨起来心情极为苦闷，不知是否应该辞职，无法做出决定。最后我被劝服（不仅仅是因为安娜莉丝的规劝，不过她的话让我最终下定决心）不要辞职。我出去走了很长一段路，感觉完全泄了气，自1953年以来，还从来没有感到这样挫败。
● 12月11日
[梦境］最不着边际的狂想。在梦中举办了一个传统的聚会，有许多家长和年轻小姐出席。安娜莉丝死了，我显然又重归单身汉的行列了。我两次得到建议迎娶聚会上的小姐，两次人选不同，我照单全收。埃莉诺·哈德[11]也来了，她看起来年轻迷人，我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总算舒了一口气，这次是我认识的人——我要和她结婚。直到三个承诺全部许下之后我才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惊慌失措。毫无疑问，我最想娶的人是她。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奇遇，但就在要醒来时，我还把另外一位女士的父母叫到一边，抱歉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无法履行婚约迎娶他们的女儿。
1963年
凯南就国会取消对南斯拉夫的最惠国待遇一事抱怨：“我无助地待在贝尔格莱德。”他讨厌“对一条自己既不能施加影响，又不能捍卫的行动路线……做出什么解释”。[12]几个月之后，凯南递交了辞呈，并于7月28日得到批准。尽管凯南尊敬和钦佩肯尼迪总统，但是在日记中并没有提及后者遇刺的情况。
● 1月16日，华盛顿
下午四点半到白宫，先是遇见邦迪，之后五点钟与总统见面。他说要通过参议院对援助草案进行修订，取消对最惠国待遇设置的限制，尽管这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他正在酝酿尽早答复媒体的声明，就声明的内容征询了我的意见。
[在巴黎参加北约会议之后，凯南花了几天时间跟儿子一起去旅行。］● 6月24日，荷兰，法尔肯堡（Valkenburg）
这几个月来，感觉自己就像行尸走肉，甚至都找不到从前的自己了。晚上和克里斯托弗在城里闲逛，突然在一本荷兰语版《俄罗斯与西方》（Russia & The West）的封面上发现自己的名字，“乔治·凯南”几个字正透过书店的玻璃窗凝视着我的面孔。看到这本书，我突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陌生感，比葛底斯堡和尼亚加拉瀑布带来的冲击还要强烈，封面上的名字似乎在问候“你好，陌生人”，我担心写这本书的家伙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让我感到苦恼的是，我的个人生活与智识生活完全背离。当我处理个人甚至孩子们的事务时，思维就会停滞不前……
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应该写写这趟旅行。但是写什么内容？写写这个西欧？以往我一直觉得西欧很神秘，很精彩，可现在感觉并不是这样。夜晚我静静地凝视着这个地方，意识想要就此写出点儿什么真是难上加难，因为这里除了公园之外没有自然景观，没有自然景观做陪衬，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人类体验。
为什么在铁路时代感觉就不一样？难道真的只是因为当时我太年轻了？
[虽然在接下来的日记中，凯南没有提到他和肯尼迪的谈话内容，但他的名字显然位列于总统值得交谈的人物名单上。］● 8月22日下午四点半到白宫见总统，他在五点钟接见了我，跟我谈了一个小时。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问华盛顿。虽然凯南已经不再担任驻贝尔格莱德大使一职，但正如下文所述，对南斯拉夫事务的精通以及与铁托的交情确保了他在访问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 10月16日我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等了好一阵，凝视着窗外秋日花园里可爱的花朵。之后，总统进来了，问了些颇为中肯的问题，并要求我回去准备官方声明和必要的问候词，会面到此结束……
直升机停机坪上，我们犹如置身于撒哈拉沙漠，在炎热的骄阳下站了几分钟，直到外形时尚、光洁耀眼、噪音十足的海军陆战队直升机飞来，稳稳地降落在停机坪上，挥舞着沉重的巨大桨叶，几乎要把我们从草坪上吹跑。登上飞机后，我们很快就没入云雾，从阿纳卡斯蒂亚河（Anacostia River）上空掠过……
飞机在威廉斯堡的一处停机坪降落。下了飞机，我们被安排坐上敞篷马车。敞篷马车车身宽大，是严格照殖民地时代的马车复制的。我们身后，一位穿着18世纪服装的黑人小伙子充当侍者。我非常开心，这马车正适合布里奥尼的利比扎马[13]来牵拉。我们徐徐穿过这座舞台一样的城市，路过尖桩栅栏，路过为生活而忙碌的家庭主妇——这里是美国最后一处可以怀旧的地方，可是这个国家一边将它视作纯真年代的象征，喜欢它的多愁善感，一边又在忙着毁掉它。天色渐晚，大街上看不到几个行人。除了有些敬意、有些好奇之外，我对这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情感。有一小群人聚集在铁托和布罗兹夫人的房子边，这些人是分派给他们供其调遣的。我们在那里停下，让我既高兴又欣慰的是，迎接我们的是一阵礼貌的掌声。（哦，要是其他美国人也能这样彬彬有礼该多好啊！）
1964年
这一年的日记数量极少，凯南在日记中再次反思为什么他在加利福尼亚会感到无所适从。他还阐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尽管家庭生活充满了宽容和爱，但有时也会让人感到烦躁。
[途经日本时，日本国际文化会馆（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邀请凯南发表演讲。凯南和安娜丽丝在加利福尼亚经停，看望居住在那里的女儿格蕾丝。］● 5月21日，圣弗朗西斯科机场每次来到西海岸，心中就会立刻泛起一种陌生感和厌恶感，我发现此刻自己又在跟这样的感觉做斗争。说这里陌生，是因为它看起来真的像外国（美国其他州的所有地方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说它讨厌，我想是因为它声称属于你，从表面看也属于你，但是你身在其中却深感陌生，这种感觉让人厌恶。
想到这里，我意识到，这并非我与加利福尼亚的斗争，我对它无能为力，这是我自己内心的挣扎，是我无法接受它。这种挣扎正如英国人初到美国时所经历的一样：决心对既有的一切宽容，接纳和理解，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我由衷地想起我在旧金山的挚友，想着他们我便马上得出（完全契合我所了解的生物学和遗传学知识的）结论，加利福尼亚人没有错，错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如果将他们带离这里，他们很快就与常人无异了。也就是说，他们是本地产生的流行性大众精神病的受害者。我问自己，这些信奉新教的英裔美国人居住西部山麓地区是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误解，是不是这种事根本就不应该发生？是不是伊比利亚人居住在这里更合适，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开发和破坏这里，或许比我们的方式更合理？不过，之后我发现这个想法实在是不厚道。我想，啊，天哪！又来了，我又开始批判了。
● 5月24日，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
前门都锁得严严实实，我徒劳地想寻找一扇打开的窗户。绵延数百英里的门前草坪上居然没有一条长凳，没有一个可供休息的地方。后院显然要好一些，空间利用更充分，更方便进屋。这让人怀念欧洲那种如诗如画的庭院，就算最不起眼的庭院也有石凳、喷泉，啊，有小鸡东跑西颠地四处啄食，有一两块不那么规整的可供栽种果蔬的小农田，还有一两个很实用的阳台。
美国人对门前草坪的利用简直荒唐，从来就没有多少合理之处，引入汽车之后更糟。这个国家需要重新找回大门、围墙和古老的庭院。
[在日本逗留一阵之后，凯南夫妇想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苏联，然后再转其他铁路线前往挪威。凯南向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申请旅行协助，但只从以毫无助益而著称的苏联旅行事务处那里收到一个简单粗暴的答复。气愤之余，凯南决定从东京乘坐飞机，取道曼谷、新德里、德黑兰、贝鲁特和日内瓦前往奥斯陆。］● 7月1日，自曼谷至贝鲁特途中凌晨时分在新德里转机，停机坪上炙热的水泥跑道仍散发着灼人的热量，印度机场睡眼惺忪而又古板的工作人员用急速而古怪的英语说着简短的指令，催促我们。在死气沉沉的过境转机大厅里，日复一日地售卖乡村手工艺品的人看起来格外令人同情。如我们所见，他们在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但又污秽不堪的国家里过着如此艰苦的生活。
入夜后继续前行，接近德黑兰时，黎明渐渐地追上我们，在东北方向的地平线上，一条可爱的光带在明亮的星星下面闪着微光。自离开日本之后，第一次在德黑兰享受到一丝来自群山的凉爽芳香的空气。
● 7月5日，奥斯陆
我虚构出这样一封信：“想象一下，每当你看到一个夺人眼目甚至有着异域风情的女性身姿……在那神秘而迷人的大门背后，却是做不完的家务：照顾孩子，换洗尿片，看望亲戚，为病患困扰，因经济拮据而愁眉苦脸，跟她亲热正在兴头儿上的时候，她却打断你：‘你记得钥匙放哪儿了吗？’最后年老多病，风华不再，依附他人过活。”
1965年
越南战争不断升级，这令凯南的忧虑与日俱增。5月，他在给安娜莉丝的信中写道：“事态的发展令我非常震惊。在我看来[林登·约翰逊总统］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14]当年底，凯南公开表示反对这场战争。2月，他前往父亲的母校瑞盆学院（Ripon College），这激起了他对父亲的思念。夏季，凯南和儿子克里斯托弗前往俄罗斯旅游。
● 1月9日，普林斯顿
昨天我买了这个笔记本，希望它能帮我找回思考和感悟的好习惯，加深我对当前形势及其意义的理解，让我永远牢记生活中悲剧的一面，而不仅仅是懊悔、沮丧或者顿悟的特殊时刻，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我的奋斗和问题。这不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努力了，如果成功的话，那倒是头一回。
在这个昏暗多雨的一月下午，我开始记录眼下无法解决的问题。
不用说，我目前在普林斯顿的生活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家人和家务，另一方面是所谓的“公共生活”。压力是如此之大，我继续这么过下去，就永远不可能抽出半点儿时间来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这样的生活确保我有不错的收入，让家人过得体面，能给孩子和孙辈提供一个家庭聚会的场所，能让大家度过愉快的假期。而且，从很多方面来看，我都履行了一个杰出退休外交官和资深学者的职责：发表演讲，在一些委员会供职，审阅书稿，接待访客。可这样的生活给我带来的满足感少之又少，这不是最健康的生活。就我而言，智识生活增加了——让我用俄语来表达[15]——人的需要，只有以将家庭的幸福和宁静为代价，才能获得满足。因此，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无危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应该下决心，要么（a）摆脱家庭的束缚和“公共生活”，至少每年抽出一大段时间解放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富于创造力的活动中去；要么（b）勉强自己妥协，安心过这种毫无创意的生活，隐退到乡村去，至少在那里我还能更健康、更开心。（对你而言的确如此，但安娜莉丝会怎么想呢？）
我不正是因为缺少决断力才原地踏步的吗？
我真是受够了。
● 1月14日
有些人提起教学带来的满足感，我从来都没有那样的感受。从个人角度来说，教学过程对我很有帮助，它能督促我阅读、思考和组织思想。但除此之外呢？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只有那么四五个学生对学术感兴趣。但是，即使最优秀的学生也难以彻底摆脱旧有的习惯和精神状态：三心二意，自我感觉良好，缺少真正的智力训练和超然的心态。这是一场失败的战斗。尽管你努力培养这些聪慧的年轻人，但是整个环境——茫然、华丽、庸俗、失控——最终会占据并耗尽他们的生命。
● 1月20日
今天是约翰逊先生宣誓就任总统的日子。一整天我都竭力对此事不看不听不想。难道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我被华盛顿踢出局了？也许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但是，这个人代表了什么呢？油腔滑调、土里土气、玩弄权术、满心乐观、自满的沙文主义，再加上牢骚满腹、忧伤埋怨、土气的长腔、当代得州男人的幼稚滑稽，这些融合在一起可能就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美国，但不是我的美国。或许从内心深处讲，我希望被再次起用，但是我知道，如果这真的发生，自己又会后悔。
● 1月25日
我被自己精神上的空虚击败了。看起来我已经无法胜任任何严肃的工作，无法去感受，无法去思考。但是，我不愿意通过纯粹的消遣来填补这样的空虚。我渴望发生一些事情，来让自己集中精力，再次充满活力。我宁愿受苦也不愿意变成现在这样。啊，我的天父：这是灵魂危机还是年龄危机？如果是后者该有多么悲哀！
[凯南受邀前往威斯康星州瑞盆学院发表演讲，那里激起了他对父亲的复杂情感。］● 2月，密尔沃基市车站周围：被煤烟熏黑的小公园，“区间列车”发车点前的办公大楼，布拉茨风格的各色酒馆，看起来与从前别无二致。从铁路站场和昏暗小巷里吹出的风裹夹着难闻的气味，卷起肮脏的灰土，尘埃之后依然是熟悉的廉价香水味，渗透出一股凶险的罪恶气息，让人联想起酒吧深处的密室、公车站的水手、艳舞剧院的后台，还有露骨的色情卡片。这味道一直没有改变，如此冷淡又让人如此不安，当时我还是个年轻人，从这个广场踏上去军事学院的路，又从这里下车返回家乡……
在瑞盆学院，我被安排住进来宾公寓，我知道这里是我父亲读大四时曾经住过的地方。即使是今天，看着这磨损的地板、单调丑陋的窗户以及隔间磨损严重的舌榫，也不难想象我父亲在这里居住时的情景……
晚上，在陈设简单的体育馆里，我向几百位听众发表了正式演讲。这里有发亮的地板、外伸的篮球板以及一股淡淡的网球鞋汗味。像往常一样，我对自己的演讲很不满意，感觉自己就像一台嗡嗡作响的扫雪机那样匆忙了事，我无法评价演讲的效果，真希望自己没做过这个演讲。结束后，他们非常慷慨地邀请我去一位教授家里喝上几杯。
回到来宾公寓，关上灯，坐在窗前观看外面的暴风雪夜景：积雪成堆的校园在路灯的照耀下显得洁白而空寂，黑秃秃的树干在窗前轻轻晃动，又隐没在漆黑的夜色中，白雪漫天飞扬。连日来的瑞雪让每个人都感到不适：扫清、吹积、净化、覆盖了世间万物，充满怜悯又不偏不倚。我凝视着夜空，心中突然涌起一种情感，想起了去世已久的可敬的父亲：那个羞怯而孤独的男人，那个将精神寄托在不该寄托之处的唯美主义者，试图在剑桥大街那个寒酸破旧、闷不透风、幽闭压抑的房间里留下自己卓越而高雅的精神印迹。但是，没有人理解他，我也是在他离世之后才逐渐开始理解他的。因为孩童时期的粗心、自己的麻木、无谓的过分羞怯，以及一家人对于亲情表达的迟滞、怯懦和恐惧，我伤害了他不知多少次。我想起他曾经在这里学习，想起了我们各自的孤独，想起了我们对彼此犹疑、木讷和无助的感情，无时无刻不纠结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细枝末节，想起了将我们分隔两世的时间与死亡。我突然想，当时我们是不是并没有那么亲近？肯定有过这样一个夜晚，他就站在这样的一扇窗前，穿着农家孩子的破旧衣裳，看着外面的暴风雪，就像我现在这样，看着四周的土地从山边消失遁入黑暗，看着那边冰雪覆盖的乡村。在那年少的岁月里，他会疑惑在这样的夜晚远方到底有什么，相对于此刻漂泊已久经历丰富的我来说，当时的他肯定更加困惑。时间和死亡的间隔真的存在吗？在这一刻，就生者而言，我们没有与逝者产生共鸣和休戚与共的感情吗？雪片飘打在窗户上，噼啪作响（想一想《呼啸山庄》），那难道不是父亲的双手在敲打吗？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的脑海中就有了这段愚蠢的谈话，在无眠的时刻，它喋喋不休地述说着，就像一首难听的歌曲在你的脑海中回荡，虽然你并不想听。
“父亲，父亲，我来到这里，想重温您当年的情景，由此来接近您，这样做对吗？是不是有些多愁善感？我本来可以给您更多，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弥补有用吗？”
“不要在意，不要在意，我的儿子，没必要再提起那些往事了。这个时刻与你所想的一样，这场雪一如当年，虽然相隔九十载，但分毫不差。那些逝去的岁月，就不要去回想了。追随你的本心，当你的生活遭遇灰暗和波折的时候，如果可以就给自己一点儿时间休息。心情欢畅地去欣赏这暴风雪和美丽的夜色吧。大雪漫天，冷漠无情，将世间万物掩盖，去感受其中的哲理吧。如果你能感觉到一种亲近，你要知道这种感情是真挚的，时间和空间都无关紧要。此时此刻你所渴望的亲近就源自灵魂的深处，而非其他时间和地方。”
这天晚些时候，他们邀请我去一个名为共和党之家（Republican House）的餐厅，在那里为我举行送别晚宴。这家餐厅距离被称为共和党诞生地的那个小建筑只有几步之遥。我猜想离得这样近，又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很可能是为了招揽生意，将对党派的忠诚与赚钱的渴望结合起来（就像普林斯顿的一些理发师会在店里贴上自己过去在足球队的照片一样）。真是有特色，我不怀好意地想着。墙壁上装饰的都是共和党杰出人物的签名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最近过世的乔·麦卡锡的照片，不过学生们把它偷走了，经营者的商业本能盖过了政治敏感，最终决定将这个地方空着。就算没有麦卡锡，我也感觉自己正在一种凶恶目光的监视下吃饭，虽无明显敌意，但是高傲专横，傲慢无礼，无法忍受我进行些微的哲学和理论思考。饭菜不合我胃口，很显然照片中的人物也这样想。我在失眠中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这次没有父亲，只有明亮月光下共和党人那不友好的、怒气冲冲的眼神透过窗户盯着我……
● 2月4日，华盛顿
我到参议员餐厅与仰慕已久的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共进午餐，很久没像今天这么激动了。共进午餐的还有《华盛顿邮报》的马腾先生，以及德国的通讯记者梅耶先生。
沃尔特·李普曼为了他的文章，试图从我和丘奇口中套取我们对新孤立主义的态度，我们都对此非常反感。
[为了报复越共对驻扎在南越波来古市（Pleiku）美国空军基地的袭击，约翰逊总统下令轰炸北越。约翰逊政府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来实施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对北越进行持续的地毯式轰炸。］● 2月7日今天，我听说了在越南进行报复行动的消息。不可否认，挑衅行动很过分，但对越南的轰炸也只是某种急躁的逃避主义，恐怕不会有好结果。
● 4月24日
今天我突然觉得：现在重要的不再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毕竟这只对我自己有意义），而是我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人。从现在起，我的生活要注重表象，现实迫使我不得不这么做。不过，就算我成功地制造了这些表象，自己也万万不能被这些表象所迷惑。对别人来说，这些表象可能有意义，但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也不该寻找机会抛头露面。我必须像一个很少登台的演员，这样就好。
想一下：每次在人前抛头露面，怎么才能满足这群人对你提出的最高最夸张的要求。这意味着你不光要有空洞的伪装，还要有内容，当然这内容也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装点门面而已。
● 5月4日，日内瓦
[在成功发表一次公众演讲之后］我盖着毯子郁闷地躺在床上，直到晚饭时间。独自吃了晚饭，之后又一个人出去散步，在雨中走了很远，路过湿淋淋黑黢黢的公园，内心感到极度悲哀和无助。我试着教导自己要像幽灵一样看待一切，不过仍可透过帘子向外瞥一眼：脱离肉体，脱离人性，意识到所见的一切对自己来说毫无意义。
● 5月21日
今天是非常糟糕的一天，虽然比昨天稍好些，但还是相当差劲，走路时感觉脚下就像踩棉花一样虚软无力。
早晨先是为出门做准备。十一点半，白宫的埃里克·古德曼（Eric Goldman）打电话来，说总统邀请我参加6月14日的白宫艺术节（White House Festival of the Arts）并在午宴上发表演讲。时间很紧张，要重新调整旅行计划。
● 6月10日
我坐在伦敦机场闷不透风的转机休息室里……
此刻，我回想起自4月离开美国之后，这几个星期以来历经的痛苦、徒劳和失望。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打算，但肯定不会像近几个星期一样碌碌无为。
我认识到，这种苦闷说明我的生活发生了极大变化。是上了年纪的缘故，还是因为我的生活环境？应该不是后一点，因为生活几乎没有变化。那么，很可能是我自己的变化，即使不能绝对地说与我的年龄有关，但至少也和我目前所处的生活阶段有关系。
我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大致如下：
除了生活琐事之外，其他一切都不予考虑。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获得成就感和追求幸福的生活到此结束。从现在开始，生活基本上就是等待和迎接死亡。我的演讲结束了。我对时代的价值终结了。在我承担的责任中，无法摆脱的很多，但我还能承受。这些责任很分散：有家庭的，有高级研究所的，有国家艺术与文学学会[16]的，还有经济上的；这些责任，再加上为了让我在高级研究所的职位看起来不那么像个闲职而进行的研究和写作工作，耗尽了我现有的精力，也阻碍我可能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这就是无情的现实……
我不应该试图从事教学工作或者与学生接触，因为他们想从我身上获得的是我最不想给他们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不希望如他们所愿：从个人的角度，针对当前的时事，不假思索地就回答他们随意提出的不负责任的问题。在学科范围内，当然我可以授业解惑，但我首先希望能有一段时间来做必要的准备，而我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允许我实践自己教学方式的环境。我在校园里现身引发的是别样的期待。我的声誉如影随形，像一个必须佩戴的面具，这面具如此迷人，以至于没人对面具之后真实的我感兴趣。我不介意教历史，但是我发现学生对历史没有真正的兴趣。说实话，我多少也是这样，多数时候都是从关注个别细节之处开始，然后对某些人物感兴趣，抑或是好奇即将揭开的秘密（例如《希森文件》[17]），我年轻时，也只有在想要追寻问题的答案时才对历史发生兴趣……
理想的生活不应该有太多的顾虑，不用担心财务压力，不用为制约美国人生活的应酬而发愁，不用去纽约，也不用顾及国家艺术与文学学会，更不用担心汽车的修理和保养问题。我应该去林荫小径上漫步，有时一个人，有时有人陪。最好有那么一位可以陪在身边解解闷，又不至于令人劳神的女士。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事吗？或者说这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那么，剩下的就是一种内在的自觉的割舍。我真的有勇气放下吗？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我多年来宏大的抱负和愿望？它们已经深入到我生命的每一个毛孔。放下就意味着我要背负内心的悲伤、回忆，意味着我要认识到生活可悲的极限，意味着我要时刻提醒自己眼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切：依赖你的人，你对自己的生活和观念、曾经的失败、备感内疚的极度懦弱行为、待人的不公正、或许暂未发生但确将发生和必然发生的悲剧所要承担的责任；一句话，生活根本就是一场悲剧。认识到这些肯定会让你动了怜悯之心，这必定是你生活中要背负的一个残酷的重担，它会减慢你的速度，放缓你的语速，染白你的头发（其他事也会让你变得两鬓风霜，但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明显）。
我有力量坚持下去吗？原本乐观明朗、充满希望的我，在未来生活的每个时刻里都要如坐牢笼吗？
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就是退休生活会不会让我身心衰退？我常常说，过了六十岁的人，如果不想变得了无生气而有失体面，就得遭受身体的苦痛或者其他苦难。
身体的苦痛我觉得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其他苦难呢？对我而言，过去一两年来承担超负荷的办公室工作，这或许增强了我对休闲和消遣的迫切渴望。处于我这样一个位置上，一种更平静的生活方式能否让我更轻松地面对生活强加给我的自我否定呢？
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海拔高度在下降，我无法辨别绵延在我们下方的海岸线（因为航线看起来不太对头），今天真是漫长的一天。
[白宫官员希望利用国家文化精英的声誉来装点约翰逊政府的名声，他们提议举办白宫艺术节。但是，此次活动却因高调拒绝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和其他几位诗人参加而受到影响，这些诗人反对美国政府扩大越南战争以及武装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为新上任的国家艺术与文学学会主席，凯南感到自己有义务出席这次艺术节。他自己承担差旅费返回了美国。凯南修改了发言稿中的一段内容，表示抗议的艺术家有权参加艺术节。］● 6月14日到了华盛顿，没人来接我。肾结石让我走起路来很费劲。看起来机场的行李员数量不足，我费力地拉着行李，打车去了达科之家（DACOR House）[18]。换好衣服，然后出发去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重新写了两段演讲词，内容有关于艺术家对政府政策的影响。然后上楼吃午饭。
我坐在主持人身边……约翰逊夫人坐在演讲台的另一边。古德曼[19]说我新写的两段演讲词会冒犯总统，我问道：“我们是他的正式嘉宾吗？”古德曼说是的。因此，我决定略去这部分内容。
午餐之后，我发表了演讲，尽管音响非常差，但是演讲的效果非常好，约翰逊先生似乎很感激我没有提及政治内容。
午饭后：与新闻媒体迅速沟通省掉的两个段落。然后去白宫观赏音乐节目：圣路易斯交响乐团演奏，演唱者是罗伯塔·彼得斯（Roberta Peters），节目非常好，让人莫名地感动。
随后返回达科之家，换好衣服，感到非常疲倦，又出发赶往杜勒斯国际机场。我欣赏着航站大楼，帐篷一样的楼顶漂亮极了。等了两个小时之后，登机前往伦敦。
[多年来，凯南一直想重访苏联。在确定1952年苏联外交部的驱逐令“不再有效”后，他和儿子踏上了苏联之旅。[20]］● 6月21日，布达佩斯我们乘坐的苏联卧铺列车非常干净，也非常漂亮。再次听到一门自己会讲的外语，感觉真是好极了。
火车晚上七点发车，整晚都在粗糙的路基上咔嗒咔嗒地高速行驶，一路高低起伏不平，这种颠簸终于让我的肾结石发出了抗议。我们所在车厢的列车员来到包间看望我并询问情况（后来她解释说：“从您的眼神里能看出您身体不舒服。”）
午夜时分，边境检查站的第一次入境检查就把我们弄醒了，这样的检查接下来还会有好几次。我估计当时是凌晨一两点，我们在苏联边境车站下车，兑换卢布，出示旅行文件。等我出来时，火车开到了别的位置，工人将车身下的标准铁轨拆除，换上宽轨。随后，我们再次驶入夜色之中。列车穿越喀尔巴阡山时，我和克里斯托弗一直都在睡觉，醒来后列车正穿过利沃夫（Lvov）南部丰饶的加利西亚平原。到达利沃夫的时间大概是上午十一点（由于时差关系，我们的时间延后两个小时）。接下来列车一整天都在穿越西乌克兰的广袤土地，强大的柴油机车行驶在铁路上，比起我早年在莫斯科任职时期的机车有了极大的改进。我们按时抵达基辅。
● 6月24日，基辅
上午出发去机场，旅行社的导游陪着我们，还有一位相当糊涂的司机。我们乘坐的是前往莫斯科的苏联喷气式飞机，机上有一百名乘客，非常舒适，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大使派马克·考麦克先生（Mac Cormack，普林斯顿，1956年）到机场接我们。我们乘车驶过宽敞的马路，沿途八到十层高的楼房鳞次栉比，最后到了斯巴索大厦[21]。那里看起来相当豪华，档次比当年提升了不少。
时间刚够换套衣服，然后我们就去参加了科勒大使夫妇[22]为以色列大使夫妇准备的送别午宴。结束后大使馆的司机开车载我们到城里转了一圈，中途停下，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散步……
与外交部长葛罗米柯[23]及其助手在住处吃了一顿便饭。尽管双方立场截然不同，但是用餐非常愉快。我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敬意，不得不说他是一个能干而老练的政治家，亲切，讲道理，也不乏幽默感[他由外交部美国司负责人谢米尔诺夫斯基（M. N. Smirnovski）陪同］。
今天的诸多感慨和联想让我过于兴奋，睡意全无，一直读书到深夜。
● 6月26日，诺夫哥罗德
眼前是一幅令人愉悦的景象：湖岸广阔平坦，湖水宁静澄澈，古老教堂的穹顶点缀岸边，北方夜空中的万丈余晖洒向万物，波罗的海清新而热情的微风吹过水面，人们在湖滨垂钓、散步或者在湖里游泳，像苏联人惯常一样散乱无序，一两艘帆船开着马达懒洋洋地逆流而上，正在进行一场帆船比赛（他们从哪里弄到发动机的？）。
● 8月8日，挪威，兰德苏德（Randesund）
夜晚，我读着埃德尔[24]对亨利·詹姆斯与屠格涅夫关系的论述，内心充满悔恨，多么怀念被我放弃的至爱——俄罗斯历史与文学，我迫不及待地坐下来给以赛亚·伯林写了一封信。
● 8月19日
最后一个夜晚，接近黎明时分，梦见我和克里斯托弗被无情地拖到一个无名的出口或入口，我清楚地看出那就是“绝路”。我认识到已经无处可逃了，任何挣扎都是徒劳。但让我感到高兴和宽慰的是，我突然意识到这未必是克里斯托弗的命运，他有权活下去，有权向生活索取他想要的东西，他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更好地活下去。我这样告诉他，跟他解释，接着梦境就渐渐淡去（或者说，现在我记不清了），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
后来又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和一个男人在散步。那是一位医生，我知道他的病已经无药可治。我随口对他说：“你和我在这个世上的日子都不多了。”我等着他反驳我，说我的情况还不至于此，但是他没有。
醒了之后没感到特别沮丧，更重要的是，并不害怕。现在，我们应该能搞清楚有意识的判断和潜意识的判断哪个更准确了。
● 9月2日，普林斯顿
今天，我遇到了东京国际文化会馆的鹤见先生（Y. Tsurumi），他刚刚从基辛格先生[25]为期数周的哈佛大学研讨班毕业。在参加研讨班之前，他去了越南，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对越共犯人公开行刑的场面，非常震惊。他说因为对越战争，美国在日本的地位也受到了影响，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我感到担忧。
● 11月9日
傍晚六点，安娜莉丝试图调出一档纽约电视新闻节目。她没有找到纽约台，却收到了另一个台，我们看到了美国东北地区灯火管制的新闻。晚上去麦卡特剧院（McCarter Theatre）观看《广岛之恋》。电影播放期间，大部分时间我都移开视线不去看，其余的时候只瞥上几眼也是顿生厌恶。我无须他人提醒也知道原子弹爆炸的恐怖，我也不喜欢看别人的亲密举动，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让我觉得空洞做作。
● 11月23日
下午去纽约看望吴丹[26]。可能的话，我打算写几篇有关越南的东西。
● 12月2日
我写了一篇关于越南的文章，黄昏时分给凯·格拉曼打了电话，她同意发给《华盛顿邮报》，星期日刊发。
● 12月24日
[梦境］我只身一人，又回到了单身汉的生活，生活在一个不错的欧洲城市里。
像在其他很多梦中一样，我到郊区去散步，回城的时候却找不到归路。我在一个可能是公园的地方，周围都是黑人，还竖着一些身材高大、毛发浓密、面相凶狠的非洲或亚洲神灵雕像，其中有一个色情雕像。后来，我租了一间公寓，里面只有一张白色的大床。公寓悬在一个公共广场的上方：就在户外，暴露在外人面前。我发现自己睡过头了，周围的人都已经醒了，还发现自己穿着极其暴露。
接下来的梦里，我正在吃鸡肉，但是吃到鸡腿的时候，发现它们变成了人的形状，就像一个蜡人那样，我冷冷地咀嚼着，因为安娜莉丝和其他人说我不该浪费那么多好吃的鸡肉。
1966年
尽管1966年的日记没有提及，但是凯南2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所说的证词表明，他在反对越南战争扩大化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毕竟是遏制政策的提出者，而战争正是打着这个旗号进行的。数百万电视观众看到，凯南力争，即使不考虑战略因素，“美国人”进攻“一个贫穷无助，特别是不同种族和肤色的民族”，也会给美国的全球形象造成“心理伤害”。他强调“以坚定而勇敢的精神改正错误立场……比固执地追求不切实际、没有前途的目标更能赢得尊重”。他引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7月4日发表的著名演讲来总结自己的证词，“美国想要以全人类自由和独立的支持者自居”，它首先应该是“自己的拥护者和维护者”。[27]
● 4月6日，普林斯顿
[梦境］在一栋和华盛顿军事学院类似的呆板建筑里。我通过某些途径知道，在我办公室斜对面的房间，屋里的人将被谋杀。我走出办公室，迈向台阶时路过他们的门口，我很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遇害，或许这时候办公室里已然尸体横陈了。
在楼外宽大的台阶上，我发现四周围着不少人。我想把整件事告诉他们，建议他们到办公室去看看，要是谋杀案还没发生，他们还来得及去阻止。但是，我突然又想，我不能那样做，因为他们会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为什么之前只字不提。我觉得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被自己的犯罪意识所束缚，这其中的含义我没有认真思考过，或许情况比这还要糟糕：缄默意味着我就是这宗罪行的从犯。
[凯南坐火车从芝加哥出发前往萨克拉门托看望格蕾丝，并在周边地区做了几次演讲。安娜莉丝则乘飞机前往萨克拉门托。］● 4月11日，前往萨克拉门托途中列车一整天都在贫瘠的崇山峻岭中穿行，岩石遍布，山上散落着令人难以容忍的、糟糕透顶的房屋。我从没见过这么凌乱和丑陋的地方，我一直在想：居住在这里的人该是多么憎恨这个地方啊，否则怎么会如此恶劣地对待它？
对美国西部来说，我们这个种族——也就是白人的到来，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无可挽回的灾难。
● 4月13日，自圣弗朗西斯科赴蒙特利途中在讲英语的白人到来之前，这里的乡村一定非常美丽。白人在这里的所作所为让我充满厌恶和蔑视。我真希望这里发生一场大灾难，人口就此锐减，让这里抚平伤痕，最后返归自然状态。
● 4月16日
四天来心情再次跌落谷底，不知为什么加利福尼亚会以这种方式影响我，晚饭时我和安娜莉丝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努力向她解释，对我来说这里就是异国，甚至是微妙的敌对国。如果它对，那我就错，如果它有价值，那我就一文不值，等等。不过我知道我的有些话既主观又情绪化，只要一度假，我就会出现这样的情绪。
● 5月1日，普林斯顿
我和一些学生聊天……探讨越南战争和决议草案的问题。
[梦境］我回想起昨晚的梦境发生在布拉格。我和一个美国代表团在一起，不是官方使团，而更像是某种参加学术会议的代表团。梦的主要内容记不住了，但是我能回忆起最后一天开的会，是个社交而非官方性质的告别宴会。有一个黑人女秘书对我一直很友好。临别时，我心中对她充满了欣赏之情（与性无关），于是倚过身来吻了她一下。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我的行为正受到严密的注视，而且必定不会被我那目光如鹰隼般敏锐的贤妻所理解。
● 5月6日，马萨诸塞州，剑桥
与基辛格共进午餐，他现在已经完全从早年间的军国主义成见中脱离出来，认为我们的对德政策正让整个欧洲疏远美国，并且正在促成法俄重新结盟。
1967年
总部设在美国的非美协会（African-American Institute）赞助凯南进行了两次演讲之旅，他在旅途中思考了下列问题：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罗德西亚（Rhodesia）白人政府单方面宣布脱英独立、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殖民统治，以及许多非洲人对白人统治的仇恨。在他旅行期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爆发了六日战争。
● 5月12日，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
说到种族隔离制度，最大的困境不在于鼓励各族群保留自己的特性，并发展壮大，而在于种族思想的推行方式冷酷、拙劣、僵化，太过于集权化……
很明显，南非工业快速发展，白人劳动力短缺，正在使黑人被迅速纳入劳动力大军，投入到任何可以使用的地方。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种族隔离制度的目的发生了冲突，让这里的很多人感到担忧。另一方面，工业发展增进了两个族群之间的相互依赖，繁荣和稳定的工业给黑人带来了好处，但他们忽视了这一点……
每年的7月4日，我们的总领事馆都会按照惯例举办多种族联合招待会（我很想问问举办这种招待会的用意和必要性究竟何在）。
● 5月14日
[金矿的工人］来自小村庄或者丛林地区。与居住在约翰内斯堡城内的居民相比，他们更原始，但也更有力量，很明显也比城里人快乐得多。他们与城里的人联系甚少。这些人不带家人，只身来到矿上，住在巨大的矿区里，就像士兵住在军营里一样。每个星期天早晨，矿工们都会成群结队地表演部落舞蹈……
我们被这些非洲矿工的强健体魄所震撼，他们比居住在约翰内斯堡周围的班图人健硕得多，年轻而强壮。尽管他们也对我们白人不屑一顾，但与他们那些半城市化的黑人朋友相比，至少我在他们脸上完全没看到苦闷的表情。
● 5月20日
与一群黑人知识分子交谈，他们都是很有智慧、自尊心很强的人……让我感到痛心的是，自上次战争以来，南非政府给这些人——特别是年轻人——施加了多么残酷的桎梏，政府以为人们会继续忍受，以为其举措能渐渐提升民众的待遇，从而最终被民众理解和接受，局势也会随之好转。但是，一些最出众的年轻人已经失望地移居海外。他们不仅与白人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还备受各方面难以数计的卑劣限制和歧视，其中很多即便是从隔离政策的主要目的来看，也是不必要或多余的。
● 6月4日，赞比亚，卢萨卡（Lusaka）
我对这些人，尤其是来自南非和罗德西亚的人们在政治上的不幸遭遇确实充满同情，但对他们的目标和方法，却没有多少同情可言。我在南非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里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置于如此境地，即凡是有理性的西方人都不会向他们伸出援手，外国人试图直接向他们施加压力也非明智之举。这些外国人没有意识到症结所在。他们可能自以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实际上他们连自己的想法正确与否都没有确定。如果说还有什么方法或途径必定无法改善当前的形势，那就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政权。不过，这正是那些流亡政治领袖决心要做到的事，他们希望我们对此予以帮助。我现在能否在不打算接受他们的情况下就与之接触？在我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 6月6日
此时此刻，一场战争正在打响。[28]我从小旅馆房间的收音机里得到消息，苏丹已经加入埃及一方。有六个或八个阿拉伯国家，其中包括四个非洲国家，已经与我们断绝关系。更可怕的一种可能性是，苏联和美国也卷进去。天知道我们会在那里耗多久……
在赞比亚，我第一次认识到，在苏联等国的鼓动下，亚非国家集团完全情绪化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是何等激烈。我看的越多，越觉得它不负责任，也越觉鼓动他人的始作俑者不值得尊重。这些鼓动他国的人，合起伙来谴责英美帝国主义，并宣称西方列强联合干涉小国内政，接着又以最粗暴的措辞要求英国出面；要求英国撤出罗德西亚，然后又谴责英国没有用军事手段进行干预；之后他们又要求英国制裁罗德西亚，接着便谴责这一制裁是英国意在伤害赞比亚的邪恶阴谋。对他们，实在没什么可以宽恕的。我看到我们的人民对这些小国充满仁慈，却备受谴责。在我看来，他们因为软弱而接受了我们的帮助，又揣测我们之所以提供帮助是居心叵测，是因为我们担心他们投向苏联人或者中国人的怀抱。我感觉他们对我们只有夹杂着仇恨的蔑视。他们不理解我们，也不想理解我们。实际上，与其说他们对我们感兴趣，还不如说他们对剥削我们感兴趣。与他们交流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唯一要做的就是不管他们，撤出去，走我们自己的路，证明没有他们我们会生活得更好……
在连续九个星期的旅行、演讲、辗转乘车、会见和酒店饮食之后，我已经筋疲力尽。精神的倦怠远胜于肉体的疲惫，但是两者又互相作用。我有点儿反应过度，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因为偏见而备感痛苦，看一切都戴着有色眼镜。这对邀请我的东道主们、对我力图了解的国家、对非美协会和我自己来说都不公平。
● 8月15日，普林斯顿
关于黑人骚乱的事情炒得沸沸扬扬。[29]这些言论如何影响人们的观点，值得研究。我突然想起，临近深夜的时候跟人说过，今天我只同情那些不幸的消防员和警察，他们不得不在忍耐各种烦扰的同时扑灭大火并恢复秩序。面对现在这种骚乱，我强烈支持他们，我知道此刻正在进行的白人对抗[30]是如此丑陋，以至于一两年之后我就会不得不替黑人说话了。
● 9月16日，马拉维，布兰太尔（Blantyre）
在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堂，我看到了基督如珍珠一般的白色脸庞、彩色玻璃窗上装饰的圣人和天使，这让人心绪难安，这些自然都是从英国进口而来的。这些形象并非按照这个地区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因为这些让人疑惑的形象，即使曾经以肉体形式存在过的话，肤色也是黝黑的，因为宗教信仰中的形象是神人同形同性观念的一种投射……
我对这个亚热带地区知之甚少：气候炎热干燥，到处都是灰尘，凌乱无序，草丛和灌木里全是垃圾和粪便；黑人路过你身边时，会故意看着你，眼神和表情就像你不存在一样。从表面上看，这里的种族关系相对来说不是很紧张，感觉比较温和，很少见到赞比亚弥漫的那种压抑的愤怒或具有卖弄意味的趾高气扬。但是，也完全看不到至少像洛伦索马贵斯时代[31]那种自然的快乐。或许是我们错了？
● 9月20日，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
今天上午，去拜会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先生（Julius Nyerere）。他在办公室接见了我。我们的谈话内容由一位来自欧洲的女速记员记录。我和这位速记员坐在总统大办公桌的外边。尼雷尔先生是一个目光炯炯的小个子年轻人，穿着浅色非洲长袍。
我告诉他，我很钦佩他对国内发展与生俱来的掌控和推动能力，以及他对问题清晰无比的阐述能力。“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我并不排斥，我能够看到这个术语在他努力帮助民众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优势。我觉得坦桑尼亚取得的发展都跟我们美国的立场无不关系，也正因如此，当我们的立场被歪曲、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我感到非常不高兴。当然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非洲国家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美国人很难讨论，我们没必要做出防卫的姿态。我今天也不想和他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美国人有很多张脸孔，并非每一张脸孔都那么迷人。但是我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呈现给非洲的脸孔完全是慷慨和热心的。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动机竟仍然受到嘲讽和怀疑，我们居然还被当成帝国主义者或者新殖民主义者。我个人认为，就我们的身份而言，对待这种事态唯一有尊严的答复就是撤军，并长时间保持沉默不予置评。或许，我们对东非不采取主动的策略，让这里的人完全依靠自己，冷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就会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恶意，不是别有用心，那么合作便可以重新开始，不必像过去那样，我们付出了努力却遭到误解。
总统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不断强调美国不能从非洲撤军，就算我们想撤也不能撤。他说，美国和这里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现在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坚持到底。我没有继续坚持，只能说，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已经开始信奉孤立主义了，我在非洲看到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我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可以摈弃近年来的做法，通过撤离驻军和派驻分遣队的方式把事情做得更好。
● 9月26日，加纳，阿克拉（Accra）
在非洲其他地方我已经见过贫民窟，很难会为所谓的贫困程度而轻易感到吃惊，但是阿克拉这种充斥着污秽和恶臭的贫民窟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回想起参观约翰内斯堡郊区时相对体面的非洲小镇，以及在我看来更加健康卫生的洛伦索马贵斯土著部落，更不要说索尔兹伯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整洁漂亮，我不由得想到，非洲人能够在自己的国家里管理好自己，不会让南部非洲反抗不公对待的愤怒超出其应有的界限。
● 9月28日
非洲印象
在此我并没有为南非政府在种族问题上的行为道歉的意思，但是……从原则上来说，下述情形未必有什么不好：在一个多种族社会里，如果每个族群都能保持其特性，彼此和谐共处地生活和发展，保证自身社会生活的完整性，能根据独立平等的原则发展和进步，而不是被迫同质化，这样或许更好。毕竟，一般来说，人们更愿意与起源、传统、经验和规则方面和自己相似的人群共同生活。尤其是我们美国人，无论我们怎样高调宣传相反的原则（看看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体系的情况），我们的做法似乎造成了族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对承认并实践“独立发展”的人的批判都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什么原因，通过立法强迫白人推行种族同化以撤销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结果比实施类似政策的美国大城市好不到哪里去。
但是，我谈及这些情况，并不是说现在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就是得当的，也不是说这种政策就是规范现代化大工业社区种族关系的一种灵活方式。理论和实践是两回事。把种族隔离作为理论来谈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恰恰是后一方面让前往南非的游客不仅感到自己的道德情感受到冲击，而且不得不去质疑目前的政策措施——哪怕它们是合乎道德伦理的——能否作为当今时代一个民族社会成功发展的基础。“人身隔离”也存在一些不必要的刺激和荒谬之处，所有粗鲁的举动和残忍的行为都源于对行为表象的难以抑制的焦虑，纠结于所谓的肢体接触的危险。禁止某些孩子玩某些秋千的愚蠢警告，对分乘公共汽车和分用厕所卫生设施的关注，引出了一幅著名的漫画：一个黑人在教堂过道里打扫，白人监工对他说：“赶快扫，要是让我抓到你在祈祷，上帝都救不了你。”
1968年
1月30日，越共发动的新年攻势大规模升级。3月12日，新罕布什尔州举行初选。在这两件事之间，2月29日，凯南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支持尤金·麦卡锡参议员竞选总统。这个明尼苏达人此前刚刚宣布战胜约翰逊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凯南很鄙视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因为他们忘记了美国这样的国家应该具备“对人类不同观点应有的尊重”。凯南明确支持麦卡锡，因为他值得“我们钦佩，同情和支持”。[32]
虽然反对越南战争，但是凯南也批评了学生反战示威的方式方法。在当年出版的《民主政治与左翼学生》（Democracy and the Student Left）一书中，他批判了示威者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凯南一家按传统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避暑，在挪威克里斯蒂安桑附近的别墅和周边地区往返航行。
● 1月30日，普林斯顿
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发了争论，是否应该继续就此和学生们辩论，这个问题让我备感煎熬。黄昏时分，安娜莉丝从佛蒙特州回到家，然后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了有关越南的惊人消息[33]，看来我们午餐时的谈话一语成谶了。
● 2月6日
最近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即斯沃斯莫尔演讲（the Swarthmore speech）引发了大量读者来信。杂志想挑选一些有趣的来信，加上我写的回信或评论，做成一本小开本的平装书出版。我备受鼓舞，开始回信……
从越南传来令人恐惧不安的消息，西贡的战事进一步升级。毁灭的开端。
● 6月28日，自奥斯陆赴克里斯蒂安桑途中傍晚时分，到处都能看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男孩穿着蓝色牛仔裤，女孩穿着李维斯牌牛仔裤，青春完全展现在那些怪异的服装上。他们看起来衣衫褴褛，脏兮兮的，让人厌恶。小广场旁边停靠着两艘快艇，他们就三五成群地坐在广场的鹅卵石地面上，就那么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直到午夜……
我突然感到，自己在极力克制对这些终究要存在的人的厌恶：他们一定要存在于某个地方，你不能把他们藏起来或者像电视节目那样关掉。既然如此，他们可能会在更糟糕的地方存在，还可能做更糟糕的事情。但是你希望看到他们充满活力，兴趣盎然，热爱大自然，欣赏大自然，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潜在的青春美，并去培养这种美，而不是处于这样一种灰暗、瑟缩、压抑的状态。四十年前，像他们这个年纪的青年会扬帆远航，去野炊，在露天岩石小岛上燃起篝火，一起载歌载舞。所有这些事情，今天他们也可以做。那么，他们现在为什么会处于这种绝望和挫败的状态呢？或许他们会说，这是对老一代的反抗。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父母不会强迫他们这样穿衣打扮，强迫他们星期五整个晚上都坐在码头小广场沾满灰尘的鹅卵石上。他们的父母既然给他们提供了摩托车、小快艇和买大麻的钱，就肯定不会剥夺孩子更健康、更有益的消遣方式。或许家里单调乏味，电视节目也索然无趣，父母沟通能力有限，很少和他们交流。即便这样，走出家门也有其他方式打发时间，可以去图书馆，还有户外活动，而不仅仅是在桑德松（Sandosund）的码头虚度光阴。
● 7月3日，克里斯蒂安桑
从表面上看，挪威虽然不像美国那样发达，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典型的技术革命现象在这里都能一览无余……
人们总想知道这一切将带来什么。最大的可能是给人类的物质文明带来不安全感，因为现在的一切都依赖发动机燃料和电力供应。如果没有这些借助能源驱动的机器，人类就会变得非常无助，无法照料自己。要想过上独立而安全的生活，必须掌握的技能是：农业技术、捕捞技术以及一旦机器发生故障可以自保的各种手工业技术。但是，这些技能早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甚至被彻底遗忘了。几百年间曾在各种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役畜现在也消失不见了。你可能会想，一个开明的社会应该保存这些技术和牲畜，至少是小规模地保存，就像18世纪的手工艺在威廉斯堡得到扶植一样，至少提供一个能回归更原始和更传统技术的核心动力。尤其是挪威这样的国家更该如此，如果实行严格的集中管理，这里的自然资源几乎无法满足正常的需求。可是，不，无论在这里，还是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人这样做，人们对先进技术所依赖的精细劳动分工有着坚定的信心，对这种分工在很大限度上所依赖的西方发达世界的政治稳定性，也有着坚定的信心。
● 8月13日，赫尔辛基
相对其他地方而言，我性格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特点在挪威这个地方都体现得不是很明显。这是为什么？
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尽管挪威人拥有令人赞叹的个性，但他们都不是知识分子（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一点反而值得赞扬），他们很少在意思想的敏锐和精炼。或许他们对表演技巧不感兴趣（这一点不太值得赞扬），而从某些方面来看，我就是一个演员。
尽管如此，在其他地方，我都不曾像在挪威这样，感到这样默默无闻，这样不受欣赏，这样碌碌无为。
● 8月19日，自克里斯蒂安桑赴奥斯陆途中我仍在担心自己的职业问题，就像一只狗担心嘴里的骨头一样。近日，我一直纠结于这样的疑虑：我能否用最坚定的意志、最严格的戒律，让自己从眼前的事务中抽身出来。要想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不仅要对很多杰出人物表现出无礼和不敬，引起众多人的疑惑，遭受到多方的误解，还要牺牲我的个人和社会生活。这是我和安娜莉丝不得不承受的结果，会有一些失望，甚至从某方面来看，也会让孩子们的生活徒增艰难。无论怎样，我也无法过上正常的学者生活。我过去的“形象”就像一副重担压在我的肩上，我作为历史学家被人接受的愿望很可能难以实现了。我不能应邀去校园做学术讲座而不探讨时事问题，因为这会让学生感到困惑和失望。我无法在访问外国首都时不被“发现”，不被采访，不被邀请出席记者招待会，会见公众人物。甚至他人对我的殷勤招待，也是基于我对国际事务的关注。
但是，如果我的推理成立，那么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协调这种现实与我在高级研究所的学者身份？第二，如果接受了这个似乎命中注定的角色，即探讨公共问题的意见领袖，那么我该如何塑造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我越去探寻这个问题，就越回到这个结论：学者生活是我唯一的选择。
首先，我敏锐地认识到，比起其他任何工作，我需要的是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这一点在当今的时事问题领域很难找到。你会无数次被推到类似希腊戏剧合唱团的角色上，只能用几条评论给你自己无法直接影响的系列事件充当协奏而已。还没等你详加阐释，你要评论的主题就失去了时效性和新鲜感。你要不断地奋勇前行，跟你的时间和精力做斗争。你会获得小小的使命感，小小的满足感。
想到这些，我发现自己陷入了极其危险和麻烦的境地，我对自己说：看看你的才能被肢解成什么样了，你被置于什么样的尴尬境地了，我的朋友！……
我在机场进行了更多的反思。
一想回到家后的情景，我就闷闷不乐，不仅要承担数不清的无望的工作和职责，还要认识到个人的失败，同时又无法克服这些失败。我生来言行举止有欠成熟，多嘴多舌，人家盛情款待的美酒我无法抗拒，面对美色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眼睛。这一切都让我愧对剩下的岁月，限制了我在余生再做一些积极的贡献。
像我这把年纪的人还能改变多年固有的习惯吗？很多人都试过。塞缪尔·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试过，托尔斯泰试过，但很少有人成功。当然，如果想成功的话，需要承受最残酷最艰苦的意志考验。前些年的经验告诉我，我没有这个毅力。当然，这就意味着在我人生最后几年里，得不到任何满足感和成就感，这是一个沉重的代价，但是什么代价不沉重呢？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一些小小的满足感，其中还夹杂着无趣和极端的绝望。
我是一个人待着好，还是与其他人在一起好？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当然两种情况都是必要的，每个人都会游走在两者之间，两者都不能走极端。但是在我看来，在与别人的直接交流中，尤其是涉及我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时，我付出的总比得到的多。这本身并不是坏事，但是让我感到筋疲力尽，让我厌恶，让我对自己感到厌倦。
我必须学会通过提问、通过感知他人的思想来与人相处的艺术。我可以将自己的想法只诉诸日记或其他写作，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与人交谈，但是在交流过程中，可以只将自己的任务定位为感知他人的思想，带着好奇心去行动……
悲伤、沉默、礼节性的探问，再加上禁欲和节制。难道这就是解决之道？
我有哪怕一丁点儿希望做到其中任何一样吗？肯定是要经历多次失败。最终，健忘、习惯，还有最重要的礼貌，会打败我。或许，最主要的就是悲伤。只有心怀悲伤，才能有所放弃。
● 8月21日，斯德哥尔摩
我们一直在探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34]……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苏联人犯下的重大错误……我发表了公开演讲，大意是，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莫斯科的领导人终有一天会为此而悔恨，我们的政府和非政府人士都必须严肃地思考这件事带来的启示。
● 8月，乘飞机经哥本哈根—奥斯陆—卑尔根（Bergen）——以及天晓得什么地方——终于抵达纽约通常，每次从外国回来之后我的心情都会很沮丧，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过。
我因为工作而感到沮丧。困扰我的问题都没有找到答案，除了继续挣扎之外无计可施。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应付琐事、迎来送往以及满足与自己职责无关的要求，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工作，这在很大限度上剥夺了我工作的成就感。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十五个年头，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我对国际局势感到沮丧。苏联人以及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所作所为，已经将国际形势中些微可见的进步抹杀殆尽。显然，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危机重重的时期，前景不明，难有作为。
我对国内局势也感到沮丧。目前民主党人在芝加哥集会，他们在北越的有效协助下，狠狠地抨击了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后者让这场残忍的战争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让他们的立场与共和党人的立场难以区分。当然，这意味着失去更多的生命，损失更多的军费，投入更多的税收，承受更大的痛苦，年轻人遭受更严重的败坏，对国内问题更加熟视无睹。
最后，我对自己感到沮丧。我感到无趣，感到讨厌，我想尽量避免跟他人交流和接触；另一方面，我又认识到，妻子和我目前的职责都不容许我这样做。我必须在这徒劳和筋疲力尽的状态下继续生活，继续愚弄自己，只能在奔波劳顿的受邀演讲旅程中、在稍微空闲的星期天一大早进行自己的创作，这就是当前琐碎生活的大体样子。
但有一件事情我很清楚，因为自己的个性问题，我应该尽可能避开与美国生活格格不入的所有事情。这就意味着尽量不要去旅行（就算是出远门，也要把眼睛闭上），避免和媒体打交道，广播、电视、报纸统统不去看。换句话说，避免看到和了解我的祖国。我必须假装自己并没生活在这个国家里。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a） 拒绝包括旅游在内的各种邀请。
b） 订一份外国报纸，而非《纽约时报》……
c） 当然，农场还要去。除了汽车之外，没有别的选择。火车又脏又慢，而且让人心情压抑。阿勒格尼航空公司的飞机是我最不想乘坐的。最好是在夜间走收费高速公路旅行。可以肯定，这是一种毫无用处的“锻炼”，对身体也没有好处，但总比看到什么东西强。
在这种情况下，生活还剩下什么？
非常明显：只剩下琐事……外加偶尔几次创意写作（回忆录）和学术活动（研究亚历山大三世）。还有农场的生活，适当的园艺和田耕生活倒是可以治疗老年痴呆症。做学问和农场是我最后两个避难所，二者在很大限度上都无须跟外人接触，做学问甚至完全不用跟外人接触，农场工作也只需要有限的接触。
当然还要有社交生活。我们会受到邀请，也会邀请别人……
每当我感到心情沮丧时，都希望能从生活中逃走，我感觉生活中的一切都空洞、多余和毫无意义，甚至连饭都不想吃。不过，这样的心情从来不会持续太久。大概是饱暖思淫欲吧，我很快便又生出虚荣和放纵之心。唯一的麻烦是，心情沮丧的时候总是感觉文思枯竭。
俗人信条：
1。 如果布道讲坛被一个俗人占据（或者强占），不知它还是不是一个可以进行探讨的好地方。当然，果真如此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布道或者训诫的好地方。考虑到这样的情况，或许你能容许我在这里对自己进行几点反思。必须承认的是，我的反思会引起争议，但都是我真实的想法，我思考的是基督信仰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2。 我这一代人，大多是在普遍相信人类可能或肯定会不断进步的环境下长大的。学校里教授这样的观点，新教教会里也宣扬这样的观点。
3。 《圣经》在这方面没有给出任何暗示，尤其是《新约》。如果你认为人类的困境极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作为得以改善，并在其中寻找这样的说法，尤其是通过操控人类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来实现进步的说法，那你会一无所获……
4。 我希望自己在说明不应该给予《圣经》绝对价值时，没有亵渎（或违背）它。毕竟，《圣经》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人而非神写作的……所以，福音书没有谈到社会进步的问题，但是这本身并不阻碍相信社会进步可能成为基督信仰的一部分。
5。 但是，作为上帝赋予人的本性，理性或许会让人丧失对社会进步的信仰。
首先，人类的个人困境饱含悲剧色彩，这给人类在地球上实现梦想的可能性加上了无法回避的限制。除此之外，从个人问题过渡到社会问题，很多让人颇感残酷的证据表明，我们的文明被带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人类超出自身被赋予的权力、超出其道德责任过度地索取……
集体灾难——从人口过剩、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到核武器不断升级，以及上述所有灾难的结合——带来的危险非常明显，其中一部分可以完全确定，一部分能够基本确定。实际上，与现在相比，两百多年前人类面临的前景更令人欢欣鼓舞，那时候最重大的危险只跟个体寿命有关，而现在的危险则是文明自身的连续性，以及这个星球作为人类生存之所的可持续问题。
6。 在面对这种真正预示着末世的危险时，从改善人类总体生存条件的意义上来说，人类进步的梦想看起来确实很遥远。我想，站在宗教思想的立场上，一定要完全放弃这个梦想。实际上，我们的现实生活与早期基督徒的生活非常相似。那时他们坚信末日审判即将来临……
7。 那么，基督徒的这些观点和态度意味着什么？难道我们要回归早期教义，而不去考虑这个世界发生的事件和焦点问题吗，重新回到完全依赖祈祷和为来生做准备的老路上去吗？这是事关个人良知的问题。
1969年
1969年及之后的几年里，凯南的日记相对较少。从他在日记中对时事的尖锐批评可以看出，凯南一直在思考怎样做才能对社会有所影响。
凯南夫妇在英格兰度过了1969年春天和冬天的大部分时间，他在牛津做了齐切利讲座（Chichele Lectures），在剑桥也发表了演讲。
● 2月24日，剑桥大学
我被安排入住一栋伊丽莎白时代的大楼，这是一个带有卧室、客厅和浴室的冰冷套房（没有供暖）。实际上，宽敞的客厅非常不错，完全是古典风格，里面安装了两个电暖气，开着暖气时，客厅还比较暖和，但是只要关了暖气，室内就会立即回落到厚重石墙的冰冷温度，我敢说，从伊丽莎白-埃塞克斯时代建成的那一天起，这里的温度变化就没有超过三度。
● 2月26日
晚饭后，我们坐在剑桥大学的“公共休息室”里，探讨激进学生的问题。之后我带着深深的沮丧回到那冰冷、沉闷、无趣的房间，这么多年轻人不仅抛弃了我同时代的学者，更抛弃了几百年来支撑学术界的传统、习惯和礼仪，没有它们，学术将丧失所有的体统和尊严。
● 3月8日，伦敦
我十分喜欢国家肖像画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那里陈列的英国人物肖像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惊讶的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现代医学救死扶伤的影响下，人类基因被显著削弱了，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基本事实，却从来没人提起这个问题，似乎当代的西方人担心这会玷污了自己。
[凯南夫妇像往常一样到克莱恩（Crans）滑雪度假。］● 3月29日，瑞士，克莱恩我还在思索自己的前途，我意识到除了自己，无法跟其他任何人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我不会从事任何重要的学术工作……
其次，我不打算深刻影响国家公共事务的潮流：自然环境的恶化、种族内战的趋势，实质上就是美国文明的崩溃和失败。我是否应该继续探讨这些也是个问题……
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我所说的欧洲文明内部发展问题。我不打算阻止欧洲城市化、机动化以及道德崩溃的进程。
这些事情我都做不了。我承认，对这些问题我无能为力，我必须学会不要憎恶这些有问题的现象，学会视若无睹，学会不再痛心疾首，学会接受它们的存在，对它们充分加以利用。但是，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不要过多地对外部世界暴露自己。
那我还能做什么？
此外，还有生活给我的“形象”：公共事务特别是国际事务的权威评论人士。这一点我无法逃避。随着新一代的崛起，或许我的负担会减轻，但是从某种程度看，近几年我还会继续发挥作用，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使命……
我不该从事教学。如果从当今时代学生的标准和价值观出发努力靠近他们，我就是一个伪君子。要是从我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出发，我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悲观主义者不适合教导年轻人。
要做到上述这些可没那么容易，这意味着我要活得没有目标，没有希望，只为了表象而活着。那将是很孤独的生活……
我的意志力足够强大来做到这一点吗？如果不够，希望上帝能帮我，因为我的问题除了道德沦丧和羞愧之外没有其他答案。
还有一件事让人安慰：我改善了各处住所的条件，以使它们能在日后出现灾祸时成为孩子们的避难所，也就是说，我修缮了生存设施，居住在此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这是有益健康、让人开心满意的事。
● 5月10日，英格兰，多丁顿（Doddington）
昨晚，贾维斯一家睡在偏房，我们的房间在离偏房最近的主廊外，屋里的床有四根帷柱。只有我们俩住在这个大宅子的主楼里。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睡的不是现在的这间房，而是隔壁房间，也睡在一张四根帷柱的床上。房间里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的兴奋显而易见。她来回大步走动，大声讲话，还一度打开门进入走廊，要去贾维斯一家睡觉的偏房。这让我感到担心，生怕她会打扰他们休息。我冲出去在走廊拦住她，把她推了回去。在此过程中，我看到走廊远处有一个黑色的生物，好像不是人类（像是一个穿着斗篷的侏儒），蹲在我房间外面的地板上，我感觉它是一个无法言状的邪恶可怕的东西。我把那位女士拦回来后，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更加激动，肆无忌惮地宣泄自己的情感，滔滔不绝。我让她小点声：“千万别这样了，你会把贾维斯一家吵醒的。”不过，之后我又责怪自己这样做：“你让她两次受挫。首先，你阻止她出去，其次你又阻止她表达感情。你不让她发泄情感，你不该这样做。”
（早饭时我跟主人谈起这个梦，他们突然变得脸色苍白，然后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解释说，有一个故事传了好几代人，说在上个世纪，有一个年轻女人因为家庭矛盾被锁在这间房子里，最后她从窗子里跳了出去。）
● 5月12日，牛津
整夜都在与两个不修边幅的美国人争论，他们对阿尔佩罗维茨先生[35]的暗示深信不疑。虽然我一再跟他们强调，但他们就是不愿意相信邪恶的、亲法西斯的美国政府并未断然拒绝心怀善意、值得信任、品德高尚的斯大林的好意。
● 10月20日，普林斯顿
去[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参加为苏联科学家卡皮查[36]……举办的午宴。我坐在他旁边。他对我十分了解，也非常尊重。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肯定地说，我的书已经被翻译成俄语，并在苏联广为传阅。
他讲话有时候听来精明智慧，有时候幼稚无知，有时候又体现了苏联政党的路线。比如当我提及过去两三年里东西方之间关系退步的问题时，他将原因全部归结于苏联与中国关系的变化，以及担心德国纳粹主义死灰复燃（他认为确有其事）。
1970年
尽管凯南声望显赫，收到了许多知名机构和国际学术会议的演讲邀请，尽管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这样的官员保持着联系，但他依然苦恼于自己在影响政策制定方面无足轻重。
● 1月1日
在此我郑重发誓，除非遇到严重的疾患或灾难，我将以全新的方式做出积极努力，在这一年里坚持写日记。
不过，这本日记是从新年过完几天后才开始写的，所以前几天的内容将凭记忆补全。
在这特别的一天，我只记得从凌晨四点开始就忙着清理斯维特拉娜[37]车边的积雪，早先她就已经无法把车开出去了。精疲力尽。
● 3月10日，华盛顿
参加波利家[38]的晚宴：出席晚宴的还有波伦斯夫妇和戴维斯夫妇。宴会开始前，尼采夫妇[39]也来了。我和保罗聊起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ALT）的谈判情况，发现他对销毁数量的计算严谨如初。此外，还谈到了当下的年轻人，我对他们感到失望之极，有种天塌地陷之感。
晚饭后，约翰·戴维斯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是关于毛泽东的。他将毛描述为质朴务实的农民和浪漫主义者的复合体。
● 7月4日，挪威克里斯蒂安桑附近，索伦霍斯 [40]
要是放在早年，我会把星条旗挂在竹竿上，让它在索伦霍斯上空飘扬。今年肯定不会挂，因为竹竿断了。不过，我想就算竹竿没断也不会再挂了。不管怎么说，这是谁的国家？年轻人讨厌我们，我们看不惯年轻人……
挪威人身体硬朗、性格倔强、感情用事、品味单纯……他们确实是这样的，不过他们的本性中还有某种足以挑战我分析能力的复杂性。他们在交流时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他们克服了或者说用外在欢乐就能掩饰的，恰恰是一种羞怯的性情。这种外在的欢乐只是一个幻影，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在骨子里面，他们忧郁、保守、极其敏感……
● 7月9日
我躺在床上，浑身僵硬，大汗淋漓，腹部绞痛。
此刻，在为其他事情忙碌了两个星期之后，思绪又回到了过去灾难性的一年中我所关注的各种问题和现象上。我发现，只要提及公共议题，几乎都会引得我愤世嫉俗，怨恨难平。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我该怎么办？……我只看到一条出路。那就是尽可能清楚地、令人信服地将这一切写出来。
从篡权专制到普遍民主，在政治制度宽广的谱系中，只有使意味着连续性的合法性与有影响力的上等阶层结合，才能产生好的政府。构成上等阶层的人主要来自血缘继承，也有一部分补充自其他阶层的人才，他们的影响力，尤其是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力，由某种有限选举权或者加权表决法予以保障。
[凯南夫妇中断了例行的挪威避暑假期，以便凯南参加在萨尔茨堡举行的外交官国际研讨会（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for Diplomats）。他发现与会的自由派对第三世界有一种既天真又过分的负罪感。］● 8月8日，奥地利，萨尔茨堡市这是一次愉快的午宴，我们就在户外的树下进餐。午餐过后，男士们坐在一起探讨西欧问题。我们面前是游泳池，一些男士向穿比基尼的年轻姑娘大献殷勤。我对那些断断续续的谈话的回忆（我发现自己对欧洲的观点与顾夫[41]相近，或者说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与她们的身影交织在一起。
我们开车去一家城堡饭店吃午饭，东道主是保罗·尼采和菲利斯·尼采，以及他们的女儿和斯科特·汤普森（Scott Thompson）。汤普森先生是弗莱彻学院（Fletcher School）的教员……午餐非常愉快[参与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的美方首席代表席杰拉德·史密斯先生（Gerard Smith）也在这家餐馆用餐。我们突然发现，政策规划室三个卸任的主任都到齐了。］● 11月23日今天本要到华盛顿与亨利·基辛格共进午餐，结果计划泡汤，他被总统留下，商议突袭北越战俘营这桩倒霉事。最后我只得和他的一名助手吃了午饭，在赶回普林斯顿之前跟他只聊了几分钟。
[1] 肯尼迪任命大卫·布鲁斯（David K. E. Bruce）为驻英国大使。
[2] 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和弗洛尔·科兹洛夫（Frol Kozlov）是赫鲁晓夫的副手。
[3] 肯尼迪任命迪安·腊斯克为国务卿。
[4] 乔治·马歇尔，1947年—1949年担任美国国务卿，当时凯南为政策规划室主任。
[5] 小“汤米”卢埃林·汤普森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当政期间担任驻苏联大使。
[6] 麦克乔治·邦迪是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菲尔·格拉曼（Phil Grahams）与妻子凯瑟琳·梅耶·格拉曼同为《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和合伙人。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的妻子是艾瑟尔·肯尼迪（Ethel Kennedy）。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是历史学家，肯尼迪总统的助手，他的妻子是玛丽安·坎农·施莱辛格（Marian Cannon Schlesinger）。让·莫内（Jean Monnet）是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战略家，他对西欧一体化的贡献无人能及。
[7] 阿伦·杜勒斯是中央情报局的前任局长。
[8] 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是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
[9] 劳伦斯·奥布莱恩（Lawrence F. O’Brien），肯尼迪总统的政治顾问。
[10] 乔治·鲍尔（George W. Ball），副国务卿。
[11] 埃莉诺·哈德曾与凯南订婚，后解除婚约。
[12] 凯南于1962年12月2日写给沃尔特·李普曼的信，摘自沃尔特·李普曼文件，第81盒，现藏于耶鲁大学史特林图书馆。
[13] 利比扎马（Lipizzaner horse），可以追溯到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马匹品种，在盛装舞步马术中以技术高超著称。
[14]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第591页。
[15] 该句余下的部分使用俄文书写。
[16] 凯南被选为美国国家艺术与文学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主席。
[17] 《希森文件》（Sisson Papers）是一份伪造的文献资料，旨在证明布尔什维克革命者都是从德意志帝国政府领取活动经费的特务，凯南写了一篇学术文章指出伪造之处。
[18] 达科是专业外事人员的一个组织。
[19] 历史学家埃里克·古德曼是白宫的助理。
[20]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第588页。
[21] 自1933年—1934年凯南帮助威廉·布里特建立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以来，斯巴索大厦（Spaso House）就是美国大使居住的地方。
[22] 福伊·科勒（Foy Kohler）是美国驻苏联大使。
[23] 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y Gromyko）在“二战”后半期担任苏联驻美大使。
[24] 凯南对里昂·埃德尔（Leon Edel）撰写的多卷本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传记尤其感兴趣，传记探讨了小说家詹姆斯的心理历程。
[25] 在1969年成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亨利·基辛格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26] 吴丹（U Thant）是联合国副秘书长。
[27]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第89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2793号文件，1966年2月10日，第334—336页（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89th Congress， 2nd session， on S. 2793， February 10， 1966， pp. 334-36。）。
[28] 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爆发了六日战争。
[29] 纽瓦克、底特律及美国其他城市都爆发了黑人骚乱。
[30] 白人对抗是指美国白人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对抗。——译者注[31] 洛伦索马贵斯（Laurenco Marques）是莫桑比克在葡萄牙殖民时期的首都，莫桑比克独立后将其更名为马普托（Maputo）。
[32] 凯南：《让我们认识尤金·麦卡锡》，《纽约书评》，1968年4月11日，见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1968/apr/11/introducing-eugene-mccarthy/。
[33] 北越对南越各城市突然发动的“新年攻势”在最初阶段获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
[34] 8月20日，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终结了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
[35] 在《原子弹外交》（Atomic Diplomacy， 1965）一书中，“修正主义学者”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认为，美国之所以于1945年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想要恐吓苏联。20世纪60—70年代这种修正主义历史编纂学逐渐受到拥护，这令凯南感到震惊。
[36] 彼得·卡皮查（Pyotr Kapitsa）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37] 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是约瑟夫·斯大林的女儿，她于1967年叛逃到美国，之后很快得到了凯南照顾。她曾在凯南的农场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回到普林斯顿她自己的房子居住。尽管她曾就写作、法律和财务问题询问凯南的意见，但最终疏远了他，一如她疏远生活中的大多数人一样。
[38] 波利·威斯纳（Polly Wisner）是前任中情局官员弗兰克·威斯纳的遗孀，后来嫁给了专栏作家克莱顿·弗里奇（Clayton Fritchey），资助华盛顿地区的艺术家。
[39] 保罗·尼采和菲利斯·尼采（Paul M. and Phyllis P. Nitze），保罗·尼采此前曾接替凯南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当时，他是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的代表。
[40] 索伦霍斯是安娜莉丝的父亲于1935年建造的房子，位于克里斯蒂安桑外八英里左右的德尔涅斯坦根半岛（Dvergsnestangen peninsula）。
[41] 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1958年—1968年任法国外交部长。
第八章
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1971年—1980年）
1971年
1971年的日记折射出凯南多变和快节奏的日常生活。这位六十七岁的老人完成了一部简短的学术著作[1]，撰写了回忆录第二卷[2]的大部分内容，并草拟了要在欧洲和美国发表的演讲稿。这一年，他修缮了农场的栅栏，处理业已成年的孩子们的问题，并与西德总理和外交部长会谈。他在高等研究院帮助遴选新的教员和学生，同时还协助好友以赛亚·伯林对这里的工作做出调整。凯南和约翰·卢卡奇共事多年，后者相对默默无闻，这让凯南“感动又沮丧”，他赞扬卢卡奇是“美国最好的政治文化哲学家”。[3]在举家游历葡萄牙、英国、法国、瑞士、西德、挪威和荷兰期间，乔治·凯南也没有放下既有的成见。他用“厌恶”的眼光看待阿姆斯特丹的“诸多外国怪胎：叛逆的年轻人……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外国工人，来这里靠女人过日子的非洲人”。他还很不高兴地发现这座城市“迎合色情品味”，令人厌烦。[4]
● 1月11日，华盛顿
下午三点，国务院召开了政府内部会议，收集所有关于《赫鲁晓夫回忆录》[5]的信息。
去汤米·汤普森夫妇[6]家吃饭。这是一顿私密的晚餐，只有我们三个人。
● 1月22日，普林斯顿
今天上午，开始撰写回忆录的第二部分。写了几页1952年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的事，意兴阑珊（突然对这本书没了热情，谁会在乎这些事呢？就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会感兴趣）。
● 3月18日
[梦境］说不清什么原因，我被装进了一张巨大的鱼皮，就像穿上了一条裙子。我惊觉有什么活物将鱼皮和我捆在一起。低头一看有东西从底部伸出，很像脐带，不过是半透明的。我把它拉出来，原来是一条通体透明的活蛇。
● 3月19日
浏览了今天的邮件，让我感到惊诧的是，竟然有一封是总统写来的，另一封是国防部长的，还有一封是波恩的潘佩尔·瓦尔特（Pampel Walther）的，他说德国总理[7]想见我。
● 9月24日
（偕太太）去前程街参加普林斯顿大学1925届毕业生的聚会，庆祝我们入学五十周年。我们的到场并不值得关注，值得关注的是，在聚会上致辞的是一位热情满怀、思路清晰、讲话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连贯的老人，他的课是我们读大一时多数人都要学的必修课。他就是老教授乔·格林（Joe Green），现在已经差不多九十岁高龄了。
● 10月20日
傍晚，我参加了由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8]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师研讨会。讨论的主题是“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我滔滔不绝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被包括毕亚勒先生在内的强势专家组温和地驳得一无是处。[9]
● 10月28日，农场
珍妮特[10]打电话到农场，说普林斯顿大学燧石图书馆应奇普·波伦的请求，给他发了一份1945年1月他给我回信的复印件，某位年轻的先生[11]在我的论文集中发现了那封信的原件。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担心，因为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奇普曾让我将信阅后销毁，我敢肯定他不希望陌生人看到这封信。
1972年
凯南从未以在任何时间完全放弃以某些方式影响美国的政策和制度。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凯南曾主动为其出谋划策，但是并没有受到重视。在谴责尼克松发动对越战争的同时，这位前外交官又小心地维持着自己与白宫的沟通桥梁。他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直保持着一种互敬互重的关系，后者于1973年出任国务卿。
年事已高的凯南将他依然充沛的精力转移到其他事务上，出版了回忆录的第二卷，并撰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同盟国外交史。从童年时代起，凯南就渴望当一名水手，为了能在欧洲水域进行一次伟大的航行，他还学习了天文导航课。
● 2月6日，普林斯顿
我曾经梦想的驻外事务处应该是这样的：
是这个国家在教育、出身、性格方面所能培养出的最优秀人才组成的精英群体。
下面详细解释一下上述素质：
（a）教育
拥有广阔的文化背景，在历史、语言和美学方面的修养尤其突出。
历史修养：了解西方文明，特别是对古典时期、中世纪和现代欧洲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从而为理解整个西方文化奠定基础。
语言修养：至少掌握一种古典语言和现代西欧三大语言中的一种，无论如何都要掌握法语。
美学修养：扎实的艺术史和建筑史知识。为什么？因为观察能力和通过观察养成的分析能力会借此提升。这里强调的观察力不仅仅是指艺术观察力，还有观察自然的能力。
（b）出身
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并非如大家所想，是要考虑一个人的家庭出身。
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应该学会机敏、镇静和礼貌等基本的行为准则；本能地知道什么时候该听，什么时候该说；最重要的是怎么听，怎么说；应该能敏锐地察觉到别人的情感，尊重他人；一句话，应该有良好的行为和教养。所有这些无论家庭贫富都应该学习，这与社会出身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些素质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的行为举止上，如果有人认为它们在外交活动中并不重要的话，那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
（c）性格
意志力，这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东西。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人与自己的战斗，别人是永远看不见的。
不仅如此，对待他人要忠诚可靠，必须让别人觉得可以信赖他。
具备上述三种素质，才可以学习外交事务专业技术知识，并接受某种形式的在职培训。
我支持专业领域或者专业技能的培养，但前提条件是受训人首先要具备上述素质。
接下来，在采纳和践行上述原则之后，我相信驻外事务处一定会成为一个高度职业化和纪律化的机构。它将完全而彻底地非政治化，上下级制度原则上要严格遵守。在执行纪律的过程中，语言沟通上要温和、体谅，尊重个人的尊严，但要坚持原则。在公务沟通中，只要举止合乎礼节，思考和表达就应该完全自由。不需要工会介入或者来做思想工作，上下级之间在目的或旨趣上不存在对立，不存在官员“特权”，除非其他官员也享受同等“特权”。
这就是我对驻外事务处的设想。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坚持执行十年至十五年（这是一种长期职业实现良性改变所需的最短时限），我们将会拥有世界上最受尊敬、效率最高、无与伦比的驻外事务处。
但是谁又需要它呢？让这样一个服务机构去对抗这个国家源自华盛顿的堕落、混乱、官僚后台，还有偏狭的地方观念、低劣的教育水平、狭隘的个性，结果又会如何呢？这里不会诞生出创新而高效的外交政策。华盛顿做出决定和政策时并不需要高效的外交工具，无法辨别出什么是好的驻外事务处，就算辨别出了，也不会需要它。
● 3月13日
下午乘坐公共汽车去纽约，参加每周的夜校天文导航课。
● 3月24日
深更半夜，我和安娜莉丝还在研究白天收到的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航海图。
● 4月15日
昨天，在珍妮特的帮助下，我读完了回忆录第二卷的清样。现在，我觉得生活中值得记录的大部分内容都已经记录下来了……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什么时候被大众接受，我完全不关心。只要出版就可以了，一些图书馆能收藏几本我就满足了，反正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国外了。这个国家的公众沉溺于书海，缺乏优秀的书评和评论家，可这个国家并不属于我，这里的公众对该书有什么样的反应，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还期待什么？乘船出海。如果运气好，明年还能再做一些历史研究，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 4月16日
A：如果对外关系的重心继续停留在越南，那么探讨外交政策还有什么用？
B：哦，如果没有越南问题，那你觉得我们的对外政策该做些什么？
A：最该做的就是不要再这么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
B：越南问题不但没有妨碍这一点，反而能让我们从中获益。它让我们把全部热情都投注到这一个地方，甚至阻止了我们参与其他地区的事务。
A：（底气不足地）我希望看到我们能在国际事务中做些积极的事。
B：（轻蔑地）比如？
A：比如阻止核武器竞赛，有可能的话，尽量阻止核武器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