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来找我，他看上去非常疲惫、忙碌、忧心忡忡。关于如何应对苏联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我们探索出一系列尝试性方案，但我们所做的努力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完全陷入了困境。军方拒绝派人来参加讨论；我们一直沉溺于对形势的分析当中，却丝毫没考虑行动方案能不能执行的问题；国务院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尼采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应该联合军事规划室，将他们拉进来一起做这项工作，可是从来没有开过会讨论这种办法。
我想，这一切无外乎表明，是总统没有明确划分每个部门的责任和权力，导致执行机构的关键部门在繁乱的委员会制体系中无所作为……
今天早晨，我看见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关于台湾军事状况的情报评估报告，这让我坐立不安。我担心我们不能充分、严肃地考虑这个岛屿面临的威胁，担心我们过于轻信和依赖岛上的国民党部队，默许军事勘察方面存在的含糊之处。于是我草拟了一份备忘录，敦促国务院做三件事：（a）务必要让国防部门全面了解，一旦中国共产党进攻台湾，造成后果的严重性；（b）务必要让他们明白，一旦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成功登陆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军队是靠不住的，因此我们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个任务；（c）要让他们明白国防部和国务院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误会和分歧，双方就沿海岸进行侦察以防止任何入侵行为的立场是一致的……
在我看来，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否加入联合国没有任何差别，而且他们加入联合国并不构成我们必须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理由。我讨厌看到这些不应该纠缠的细枝末节被苏联人利用，成为他们在朝鲜问题上损害我们利益的工具。
我的意见被压下来。杜勒斯先生[50]指出如果我们这样做，别人会误以为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问题做出妥协，是因为相信这样做能换来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让步。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朝鲜问题上苏联不会做出任何让人满意的事情。这就会给民众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受了欺骗，鸡飞蛋打。我意识到其中的阻力，明白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但是我希望历史会记录下这一天，它会成为我们执行外交政策不力从而导致损失的例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不负责任，以及中国说客和国会里中国支持者的顽固干预。
下午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正在准备一份备忘录，敦促我们立即关注德国和日本重整军备的问题。我对他说，我感觉警察部队很重要，它能缓和我们增强占领区实力的要求与当地人对盟军的畏惧之间的矛盾。
● 7月20日
今天早晨在国务卿会议上，我提出的另一个议题是当前阶段我们的对德政策。我指出，鉴于我们不得不在其他地区部署军事力量，导致我们投在德国和日本占领区问题上的精力和实力随时有可能大幅减少。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排除德国在这种情况下遭到侵略的可能性，我们也将被迫减少我们的占领和管理工作。这种情况在日本已经发生了。正因如此，我想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帮助德国和日本的政权独立，让它们在不依靠我们的情况下也能坚持下去。
[7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发动了大胆的行动，水陆两栖部队在朝鲜身后的仁川成功登陆，这次行动令世界震惊。战争形势随即逆转，麦克阿瑟率领军队从三八线北部长驱直入朝鲜。在接下来的日记中，凯南预测11月—12月间灾难会降临到美国和韩国军队的头上。中国被美军横穿半岛逼近其边境的举动吓了一跳，继而大规模派出作战人员，最终导致了美国军事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溃败。］● 7月21日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所做的一切，尽管有着充足的政治理由，但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缺乏根据的。我们每向半岛挺进一步，从军事角度讲就是将错误更加深了一步。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抵达半岛的要害位置，那我们也就进入了一个可能遭到全面反击的地区，很明显这对我方极为不利。我想，此时此刻，足以看出平日培养一种适可而止的观念是多么重要。值得欣慰的是，应该可以确定，我们并没有刺激苏联，迫其采取行动扰乱局势。
● 7月24日
与国务院两位官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研究一旦发现我们已经与苏联处于敌对状态，应该遵循何种宣传路线。我建议，针对敌人控制区内的民众和非控制区内的民众，宣传工作应该严格地采取不同路线。对于身处“铁幕”背后的民众，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从一开始时就以盟友的身份对待他们，和他们一道与其国内的政治压迫做斗争。基于这个假设，在宣传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严格针对他们自身的需要，尽可能高效而简洁地向他们传播。因为收听广播和关注我们的其他宣传渠道经常会给他们带来危险，因此我提议不播放无关的新闻，以便将他们因接收我们的宣传而招致的风险降至最低。我想我们没必要把苏联形容得多么不堪，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现实状况。我们也没必要浪费唇舌让他们相信我们如何优秀如何美好，他们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我们最终能否解放他们。关于这场战争，我们需要强调的重点是，最后蒙受失败和灾难的一定是苏联。我们自始至终都要表现得我们把听众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因此应该从一开始就提醒他们，不要太过频繁地收听广播，换句话说，他们应该找一些绝对信任的人来分担这一任务，还要小心不要过早地激怒他们的政府当局，而是要牢牢地记住那些苏联特务的名字和面孔，以免最终胜利来临的那一天“错砍了人头”。
至于苏联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我建议对它们差别对待。我想，对从来不知自由和人权为何物的人讲自由和人权是毫无意义的。我再次强调，除了宣传我们的实力，应该采取低调柔和的方式宣扬我们的长处。我觉得，让别人相信我们有实力比让别人相信我们正确、善良、富有理想更重要。
● 7月25日
下午我接到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51]的电话，大致内容如下：在三年前发表的署名为“X”的文章里，我对遏制政策已经有所阐述。这种政策至今只在欧洲付诸实施。朝鲜事件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有必要开始在亚洲推行这一政策。他打电话来是想让我再写一篇文章，这一次署我的本名，详细阐述遏制政策对亚洲的意义。我们在亚洲大陆遭受了怎样的境遇？我们如何摆脱不守信用的领导人拒不合作的困境？在这方面我们对中国的政策有哪些经验和教训？我们怎样才能利用民族主义的力量为他们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而避免他们被共产党所利用？遏制政策的底线在哪里？应该怎样准确地去描述它？投放在亚洲板块的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有效范围在哪里？
针对这些问题，我没有当即给他任何答复，但答应一两周之后去纽约出差时约他见面。也许那时我会给他答复。
晚上在加拿大大使馆参加晚宴……对我们所持的中国政策，弗兰克斯[52]明显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对蒋介石恪守承诺，正是我们的行为将中国共产党逼入了苏联人的怀抱。我向他指出，不能简单地把台湾问题当成中国问题的一部分，而必须当成整个远东地区问题的一部分。不管谁说台湾必须归共产党领导，以促成中国共产党不受莫斯科影响形成独立的外交政策，其实都无异于在说，如果为了同样的目的，整个远东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有可能还包括日本，都应该归共产党领导……弗兰克斯说，英国人对这些事情有更长远的看法：他们的着眼点是，到了2000年，形势会怎么样。在向着这个长期目标孤独前进的过程中，无论随之而来的是磨难还是倒退，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从容应对。他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比日本更重要，我们应该优先考虑。
我说，他的这种想法让我很吃惊；因为对我而言，站在西方国家利益的立场上看，中国是一个完全靠不住的国家；日本反倒可以信赖……
当我说起麦卡锡的事情时，埃夫里尔·哈里曼的话让我和奇普都感到有些惊诧，也忍不住要发笑。他说：“你们国务院的人”必须认识到向公众坦承自己错误的必要性；“你们”不能像处理中国问题一样，继续向政府提交白皮书，来洗白“你们”所犯的错误；“你们”必须与公众建立起一种完全坦诚的关系，不要假装“你们”总是对的，等等。我们俩都没有理会这种挑衅，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争论谁应该为中国政策承担责任毫无意义。但是，我们俩马上回想起一个事实：《雅尔塔协定》刚刚签订时，国务院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会议内容的信息，在那之后很长时间里，对此也一无所知，而埃夫里尔一直是总统在雅尔塔的顾问；同样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代理国务卿毫不知情，还一直往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拍电报，提醒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在苏联与中国之间进行调停。
● 7月28日
在上午的整个讨论中，我发现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只有我一个人反对同事们的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是美国政府是否该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果我们还希望继续坚持联合国的原则，包括它是一个全球性组织而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组织，它最终能够通过除战争之外的各种手段调解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它能够积极发挥作用而不是坐视不管，那么我能够理解，从美国利益的角度出发，我们没有必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拥有一席之地。依我看来，让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中拥有席位并没有任何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坚持保留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席位，造成了亚洲目前混乱的局势和并不明朗的前景。我们的动机一直备受质疑，我们被人怀疑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和帝国主义动机……
这一观点遭到波伦和杜勒斯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会扰乱美国的舆论，降低民众对总统加强国防建设的支持率，这种看法最终得到了国务卿的支持。我说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想法，但我更担心这种观点所带来的后果，因为这意味着，如果不把公众的情绪刺激到一定程度，我们的国防事业就无法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公众这种激进的情绪比起对国家利益冷静、理智的评估，更能决定我们的行动。在我看来，我们的立场好像隐含着一种理论，那就是归根结底联合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而只是五十一个国家抵制苏联的工具而已。这更进一步隐含着，我们以此为基础制定的远东政策将会基于一种情绪化的反共心理，这将使我们忽视亚洲大陆的军事力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平衡及其价值，导致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每股力量都不得不澄清自己的立场，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这不仅会破坏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间的团结，也会破坏其他地区非共产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并超出我们给予军事援助的能力。我说过，这是因为我们对人民灌输了一种错误的信念，让他们以为我们在亚洲的实力很雄厚，然而实际上我们的力量非常薄弱。只有实力非常强大者才能够每天都趾高气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不去理会各方反对势力可能达到的平衡。弱者只能接受现实，并尽可能地让现实中的一些优势为己所用。
如我所说，波伦和杜勒斯之所以持反对态度是担心公众舆论，而腊斯克和其他人则是实实在在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憎恶。毕竟，这些人现在正重复着二十年前苏联人走过的老路，那时我们刚刚对苏联独裁政府有所认知。就像以往我们对苏联一样，今天我们对自己与中国人在观念和伦理上的根本性冲突心知肚明。但我们看得到，对于这种冲突，我们要像对待其他类似的实际问题一样，最终不得不利用20世纪余下的时间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我们已经学会不再从斗争中退缩，不再把争取权力看作匪夷所思和超乎常理的行为。斗争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媒介和载体，就像患者的躯体是医生工作的媒介和载体一样，如果我们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或者试图粉饰太平，那我们就无法取得进步。在我们自己的良心之中，在我们自己的观念之中，或者说，从我们应该履行的义务出发，我们美国人也许会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正确的”。在参与国际事务时，我们只是竞争者之一，我们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领导一个民族生活在世界的某一片领土之上。其他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待他们。但是我们要承认，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哲学观念，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要指望所有人能趋向于某种共同的哲学观念。
● 7月31日
国务卿艾奇逊先生说他希望我掌握关于苏联态度和观点的所有情报，并随时为其他部门提供评估报告，分析苏联政府对我们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会做出何种反应。和处理朝鲜问题相比，这等于直接赋予了我比正常工作多得多的责任，也让我必须经常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关注军事和外交领域的发展动态……
在接下来的国务卿会议上，与会的一位政策规划室成员跟我说，他从一个记者那里听说了一件事，这个记者也是从另一个记者那里听来的，杜勒斯先生曾对那个记者说，过去是他高估了乔治·凯南，现在在他眼里凯南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凯南竟然倡议支持中国共产党政府加入联合国，还提议终止美国在三八线的军事行动。
● 8月1日
下午我在电视上看到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会议，我已经紧张地期待了很久。电视机闪烁跳动的画面让我头疼，眼睛也难受。真想知道，家长们怎么会允许孩子们盯住这些会说话的大盒子一动不动，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 8月4日
迪安·腊斯克的提议让我颇为心烦，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在星期四上午提出可能选择三个外行人来审阅有关苏联动机的所有材料，以便就苏联是否有意发动战争做出新的判断。对此我唯一的想法是，能为这种做法提供支持的，只有一种观念：最有价值的看法来自于所知最少的人。如果这种做法都能被接受，那么我想，也许我需要在离开国务院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忘掉现在所掌握的知识之后，才能以一名权威人士的身份，被周围的人高高兴兴地请回来参加各种问题的讨论。
● 8月14日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今天联合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攻击民主党政府的远东政策……此前民众还从来没有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如此彻底地感到迷惑不解。总统不理解，国会不理解，民众不理解，媒体也不理解。他们都在无知、错误和猜想的迷宫里徘徊，在这里真理完全同幻想混淆，在这里不合理的假设成为正确性的前提，在这里没有公认的、权威的理论可以依凭。在我看来，只有外交史学家日后能通过研究拨开这团让人不可思议的迷雾，揭露其中各种问题的真相。我想，这也是我这个位置上的人没能在促进理解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原因。除非我首先成为历史学家，通过对前期历史的研究赢得公众的信任和尊敬，然后再慢慢带领公众对近些年来发生的事件做一个清晰而全面的观察。
● 8月22日
今天下午，就即将离开国务院一事举行记者招待会……当被问及我们怎样才能在不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实现既定目标时，我做了如下答复：第一，虽然针对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我们永远都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即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低估了争取和平的机遇。
第二，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强大的国防实力，如果有必要，这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第三，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朋友留下一种印象，让他们时刻记得我们是立场坚定的人，是值得信赖的盟友，在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幸福的世界方面，他们的利益与我们休戚相关。我们绝对不能给朋友留下自私的印象，或者让他们以为，我们帮助他们捍卫主权独立或者在面对布尔什维克强大的压力时秉持坚韧不变的国际立场，是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四，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旗帜在国内高高飘扬，向世界展示，我们成功地开创了自己的国民生活，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从而让其他人理解胜利的真正内涵。
我想这一切你们都可以做到。我想补充的主要是，我们应该证明，我们对自己的信念怀有巨大的勇气，我们对自己、对这个国家充满信心。我唯一想提的建议是，因为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政治和军事相互混淆的领域，我们现在必须小心行事，避免轻率而主观地做判断，我们要冷静和细致地处理问题，意识到我们现在确实是第一次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去接受我们是否已经成熟、能否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考验。
在回答为什么确信苏联不想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时，我说，我认为我在署名为“X”的文章以及《读者文摘》的文章里已经阐述得足够详细了。我表示，克里姆林宫的所作所为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如此关注，也是我们眼下这些麻烦的根源，但我依然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基于对周边环境的严重错误估计，也是一个悲剧。他们没有意识到国际关系的发展永远不可能基于敌意、怨恨和对抗，而只能依靠人类之间的自由联合，遵循“相互关爱，共享生命”的原则……
晚上受邀参加国务院各部门官员的讨论会，向参议员介绍我们的情报工作，讨论大力发展情报工作的提案……我们的无线电广播现在面向的主要听众应该是那些听得最多的人，也就是统治集团内享有特权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与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向他们宣扬我们的美德，也没必要去争取他们的同情。他们都是冷血动物，双手沾满了鲜血，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想与这类人为伍。要想与这种人打交道，首先应该向他们的内心灌输怀疑、犹豫和猜忌，让他们确信自己已经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邪恶植根于他们的内心，让他们怀疑领袖的智慧，怀疑其伟大事业的稳固性，怀疑同志和上级的忠诚，怀疑胜利的前景。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卑鄙的手段；这也是一种政治战争，而战争从来都不是令人愉悦的。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向苏联人传播思想，就必须做这种事。
● 8月23日
两年前，《北大西洋公约》尚处谈判阶段，我曾经起草过一份正式文件，反对将北大西洋地区以外的任何国家纳入公约的保护范围。文中特意提到了意大利。我阐明如果吸纳了意大利，就意味着开了先河，接下来肯定会有其他更偏远的国家提出享受类似待遇的请求。如果没能满足这些请求，我当时写道，将会被解读成我们对相应的国家缺乏兴趣，还会被当作我们已经把他们“弃之不顾”丢给苏联人的证据。
现在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在朝鲜战争中我们请求和接受土耳其地面部队的支援，实际上就是我们要跟土耳其结盟，在它受到攻击时承担起援助的义务，这种义务比任何一个条约的条款都要庄重，都要严肃……不过，我看不出土耳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得到什么好处……
● 9月10日，普林斯顿
来（高级研究所）的第一天……我走进自己的新办公室，透过玻璃窗望着远处的田野和森林，平静和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这种感觉我很久很久没有体会过了。
● [12月］
12月1日，星期五早晨，波伦从巴黎打电话给我……
目前看来，国务院在制定对外政策方案时，参与决策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对苏联可能做出的反应具有深刻的理解。[53]波伦说：“我恳请你回华盛顿见见马歇尔将军，我知道他对你的观点非常重视，国务卿也在努力向他们强调真正应当注意的问题，而这些也正是苏联和中国做出反应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我们始终意见一致。”……
星期六下午，我接到约翰·戴维斯的电话，他受保罗·尼采之托向我转告，国务卿想让我回去一趟。于是我乘下一班车赶往华盛顿。自从9月离开国务院后，这是国务卿第一次邀请我去华盛顿。10月，我在华盛顿待过一天，同属员交流，但那次探讨的主题仅仅涉及和苏联谈判的一般性问题，与美国对朝鲜以及远东的具体政策无关……
12月3日，星期天，上午十点我到国务院报到……我和韦伯以及另外三四个人对朝鲜战场的局势做了例行介绍，形势还不是十分明朗。之后，韦伯跟我聊起来，起先还有两三个人在场，后来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看得出来，他现在心烦意乱。他说，军方领导人认为从朝鲜全身而退是唯一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我们整个地面部队的损失。他们认为，我们大概还有三十六个小时的时间来决定最终能否有序撤退。如果届时决议仍然悬而未决，那么可能会发生一场大灾难，甚至全军覆没。他说决策正在讨论之中，主要涉及我们在联合国应该持什么立场，以及对明天上午即到访的艾德礼持什么态度。在与英国会谈之前一切都不会有定论，会谈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个变化是我们要与苏联直接接触，目的是最终促成朝鲜战场的停火。他说想让我分析一下现在与苏联就该问题谈判的前景。
韦伯离开办公室时，国务卿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回家用晚餐，我说我九点钟跟朋友还有个约会，但如果他不介意我九点前就告辞的话那我很愿意去。于是，我们就去了他家。没有佣人帮忙，国务卿和我享用了他夫人准备的简餐。饭前以及席间，国务卿长篇大论地谈他面临的问题。他从客厅那幅新的肖像画说起，说画家自称对国务卿面对各种尖锐抨击时的淡定自如大加敬佩，给他画像时也力图表现出这种性格。国务卿虽然用幽默讽刺的口吻自嘲，但明显看得出来他感触颇深。他接着又说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有多么陌生，偶尔还会觉得好像华盛顿只有他一个人能充分体会到我们正处在何等严峻的环境之中。
星期一（12月4日）早晨到了办公室，坐下来给国务卿写了一张便条：“从官方层面来讲，我只能就苏联面对各种可能性时会做出何种反应这一问题发表意见。但关于昨晚我们的讨论，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说出来。国际生活，其实跟私人生活一样，最重要的不是一个人遭遇了什么事，而是他怎样去面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正因为如此，从现在开始，重要的就是我们美国人如何去面对国家命运这一次必将遭受的失败和灾难。如果我们能从容而高贵地接受现实，决心吸取它带给我们的教训，那么通过加倍的刻苦努力，就能变不利为有利，从头再来；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采用珍珠港事件的恢复模式，这样我们既不会丧失自信，也不会失去盟友，更不会最终失去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实力。但是，如果我们想对自己的民众和盟友隐瞒灾难的全部真相，或者允许我们自己大声咆哮、乱发脾气或者做出歇斯底里的反应来寻求解脱，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我们的信心很容易就会一落千丈，陷入无法挽回的危机。”
苏联人一直都认为，联合国与朝鲜事件之间的联系，不外乎是美国为了采取行动维护本国利益所打的掩护。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已经准备接受一个事实，即在我们对日本的责任之上，我们还有可能在韩国取得战略利益，但是他们无法看到，我们怎么会把这种战略利益看得比中国共产党以及他们在鸭绿江边界的战略利益更重大。他们实际上在说：“你们本来有机会可以用合理的方式解决问题，可是你们错过了。除了想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一场战争，你们还可能有别的动机吗？”
……我向国务卿建议，对于今天早晨我写给他的东西，如果他还比较认可的话，不妨在会上公开跟大家谈论一下，这是我在此情此景之下给他的一点建议。他照做了，我觉得文中表达的思想也得到了大家认可。我猜测国务卿用这篇文章吸引了总统的注意力，马修斯建议我可以顺着这条思路草拟一份材料，延续这种语言风格，作为本周晚些时候总统演讲的开篇词。
腊斯克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有必要放弃整个朝鲜半岛。控制了滩头阵地对于我们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我说过此时正值即将与苏联谈判的敏感时刻。我抓住时机强调了他提出的观点。我说，我担心我们的军方领导人可能还没充分意识到，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与英国过去长期面对的形势非常相像，有时候完全凭借政治直觉顽强地坚持下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时候任何军事逻辑可能都变得毫无意义。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了解这些。我想起近年来在北非的战争，随着局势的瞬息万变，战线也在北非沿海数百英里的范围内反复改变。如果不是英国在面对令人泄气的变故时，固守除了开罗之外的阵地，他们永远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我说，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在朝鲜南部或者中部控制一些海岸线或者滩头阵地，从而有效地阻挡大量敌军，那么，我相信在大量通信线路被空袭破坏的情况下，这样持续对峙的局面不会持续很久。
国务卿表示他对上述的见解印象深刻，会议就此结束。但随后不久我接到电话，要求我和腊斯克、马修斯一起去五角大楼，与马歇尔将军沿前述的思路继续探讨……马歇尔将军回忆起他过去在巴丹半岛（Bataan）和科雷吉多尔岛（Corregidor）的战斗经历，他引用这个实例来阐明，为了声誉和士气，必须执着地坚持下去……回到国务院之后，我们陪国务卿在他的办公室用了午餐。国务卿说总统无法容忍我们提出的放弃朝鲜的建议，他觉得美军应该竭尽所能留在那里继续战斗。
[1]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832年。
[2] 有关凯南在美国国家战争学院的演讲稿，见贾尔斯·哈洛、乔治·梅尔茨编：《战争以外的措施》[ Giles D. Harlow and George C. Maerz （eds.）， Measures Short of Wa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 1947年6月，西欧各国领导人应马歇尔之邀齐聚巴黎，拟定重建西欧的具体方案。凯南和美国的其他官员通过大量的幕后工作最终形成了西欧重建的整体需求构架。
[4] 约瑟夫·艾尔索普和他的哥哥斯图尔特都是较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
[5]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腐败横生，在中国民众中饱受诟病，1949年在与共产党的战争中失败。
[6] 1948年的日记到此结束。
[7] 为了抗议美国、英国和法国计划将各自掌控的占领区统一成为独立的德国，1948年6月，苏联开始禁止西方盟国的卡车和火车通过苏联占领区向西柏林提供物资。为了运送物资，美国展开大规模空运。1949年5月，苏联做出让步。
[8] 卢修斯·克莱将军（Lucius Clay）是美国驻德国占领区的军政长官。
[9] 这句话在日记中被划掉了。
[10] 美英占领区是指战后德国西部由美国和英国共同占领的地区。
[11] 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公然反抗苏联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即将在解放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12] 路易·约翰逊（Louis A. Johnson），时任美国国防部长。
[13] 小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是凯南的朋友，也是驻外事务处的中国问题专家。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将戴维斯视为叛国者予以处罚，理由是他如实报道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失败的事实。
[14] 法国大使是亨利·邦尼特（Henri Bonnet）。
[15] 戴维斯和福斯迪克是政策规划室的工作人员，菲利普·杰瑟普（Philip C. Jessup）是国务院的法律专家。
[16] 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英国外交官。
[17] 大卫·利连索尔（David E. Lilienthal），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前主席，后成为原子能委员会的负责人。
[18] 比利时外交部长保罗·范泽兰（Paul van Zeeland）。
[19] 布鲁斯是时任美国驻法国大使。
[20] 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时任法国外交部长。
[21] 保罗·尼采（Paul M. Nitze）后接替凯南出任政策规划室主任。
[22] 研究的结果就是1950年4月由尼采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该文件为苏联威胁论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使美国的国防开支骤增至往年的四倍。
[23] 《斯大林政治传记》（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49），凯南认同斯大林在年轻时曾经与沙俄秘密警察勾结这一观点。
[24] 1945年至1955年，奥地利被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分区占领。
[25] 卡尔·格鲁伯（Karl Gruber），时任奥地利外交部长。
[26] 保罗·霍夫曼（Paul G. Hoffman）负责监督马歇尔计划的执行情况。
[27]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负责协助实施马歇尔计划，同时推动西欧一体化。
[28] 经济合作署（ECA）是美国政府为执行马歇尔计划而专门设立的一个机构。
[29] 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在战争期间领导了自由法国运动，1944年—1946年任法国临时政府总理。
[30] 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他在20世纪30年代恐怖的“大清洗”运动中担任国家公诉人。
[31] 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在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中前期发挥了主要作用。1950年，凯南来到这里生活和工作。
[32] 在苏联制造出原子弹之后，杜鲁门政府一直在犹豫美国是不是应该立即制造更强大的武器——氢弹。凯南和奥本海默对此持反对意见。
[33] 安格斯·沃德（Angus Ward）及其同事在中国被监禁，并被指控犯有间谍罪，1949年12月获释。
[34] 这是艾奇逊发表的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言称韩国处于美国西太平洋保护范围之外。他因此受到国内评论家的激烈批评，后者担心美国可能对朝鲜6月的行为持肯定态度。
[35] 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bb）是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后来被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指为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
[36]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盛顿方面三十年后才承认其为合法政府。
[37] 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元帅摆脱莫斯科的控制宣告独立。
[38] 《库尔斯克省的宗教游行》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画家伊里亚·列宾创作的油画。
[39] 美国驻危地马拉的大使是小理查德·帕特森（Richard C. Patterson Jr.）。
[40] 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颠覆民选的危地马拉左倾政府。
[41] 美国驻巴拿马的大使是莫奈特·戴维斯（Monnett B. Davis）。
[42] 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凯南下半个世纪进行学术研究的地方。
[43] “奥本”，即罗伯特·奥本海默。
[44] 理查德·海因德尔（Richard H. Heindel）。
[45] 小弗兰克·佩斯（Frank Pace Jr.）。
[46] 小乔治·珀金斯（George W. Perkins Jr.）。
[47] 霍伊特·范登堡（Hoyt S. Vandenberg），时任美国空军总司令。
[48] 乔治·马歇尔是“二战”期间的美国陆军参谋长，1950年9月出任国防部部长。
[49] 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译者注[50]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共和党外交政策专家，后来成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让凯南感到很屈辱，因为凯南距离退休年龄还有多年，杜勒斯却既不给他安排新的职位，也不向他下达任何命令。
[51] 阿姆斯特朗（Hamilton Fish Armstrong）是《外交》杂志的编辑。
[52] 奥利弗·弗兰克斯（Oliver Franks）是英国驻美国大使。
[53] 当美国军队临近中国边界时，毛泽东命令军队介入。突然而来的打击让美国军队向南撤退，举步维艰。杜鲁门政府极为恐慌。
第六章
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1951年—1960年）
1951年
1951年对凯南来说是坎坷的一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在沃尔格林系列讲座上授课（讲座内容后集结成《美国外交：1900—1950》一书出版，这是凯南最畅销的著作）。外界流传的风流韵事让凯南焦头烂额，麦卡锡主义的泛滥成灾更是令他毛骨悚然。凯南深深地为自己的国家感到担忧，生怕哪天美国莽撞地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虽然在发起朝鲜停战谈判时，凯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应邀担任大使派驻苏联，但是他依然越来越怀疑自己的人生目标。南加利福尼亚州之行，更加坚定了凯南对美国社会的看法——行为幼稚，肆意挥霍自然资源。
● 4月2日，普林斯顿
记下这些文字，是为了帮助自己在精神上自律和进步。希望它们能够帮我克服健忘和情绪化的毛病，对我的言行不一进行批判，以防我走向极端、走向理想主义。我只希望，它们能够成为我内心生活的记录和警示。
我想，此时此刻，只有这样祈祷才能让人觉得合理，觉得满意。那就是在竭力提升自己的过程中，一点一滴的不适和艰辛都要自己承受，尽量避免带给别人痛苦。若非如此，别人必定因我而痛苦。如果我能以这样的方式弥补我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或许才能适当地减缓终极启示带来的彻底的灾难。
如果没有了这种希望，情况一定会非常糟糕。就算命运垂青于我，我也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把别人的幸福置于危险的境地。因为我无法确定这种希望能否实现，所以我会一直把自己当成半个杀人犯，对自己感到恐惧，对自己是否有能力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缺乏真正的信心。
我现在就像这样一个人，把两杯水放在心爱的人面前，其中一杯掺有毒药，一边心怀恐惧和犹疑，一边揣测心爱之人会喝下哪一杯。
我必须牢记，想得太远对自己没好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必须让胜利的那一天来得从容不迫。如果最终它没有来临——如果我看上去根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那么我必须相信，我赢得了今天；我必须对自己说：明天就会好过一些的。
如果失意的那天真的来了（这是一个问题），我是不是不需要那么坚强，就让那一天彻底把我击垮？是不是不必这样讲：“在偌大的人生领域，从个人角度来说，失败是最可怕和最痛苦的事情，而我失败了；但是在其他方面，我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我站在灵魂之外审视自己，厌恶自己的某些方面，但对于其他方面，我是不是又可以理智、平和而充满敬意地与人道来？”
● 4月3日
我注意到，独自行走时，要是暂时忘记自己的问题和缺点，我就能走得快些。每当我回想起这些问题的时候，步伐就会慢下来，步态也显得老态龙钟。对此，其他人，比如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或一名医生，会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健忘是好事，清醒反而是坏事。不过我不这样想。对于我这样的人，我应该在短期内让自己变得更老一些，这才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在常规的工作中锤炼意志是最困难的，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要求你成为一个半模式化的角色，尤其是做办公室工作或者其他要求整齐划一的工作时，在这些职位上从事的恰恰都是一些最容易养成习惯、导致健忘的工作。
外面那些捕风捉影、毫无新意的小情事，让我觉得愧对家人，也令我有些手足无措，多么讽刺啊。我必须教会自己，除非真正值得隐藏的事情，否则不应该对家人隐瞒什么。
星期六晚上启程去芝加哥，我要在那里授课两个星期，我会把这看成一次锻炼的好机会。我应该会住在南岸的旅馆，我要把讲座之余的大块儿时间都留给自己，请求他们取消我的各种应酬。对我来说，那里的一切都会非常艰难：一个陌生的城市，栖身旅馆，寂寞，无聊，陌生的女人，时光飞逝、虚度光阴之感，以及周围跃动的生活——一种未知的生活，神秘的生活，从未体验过的生活。让我们看一看，我能不能坚持做到深思熟虑、考虑周全，能不能意识到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能不能做到耐心、宽容。让我们看一看，我是不是坚持了第一天，第二天就退缩了。这是一次真正的考验，是取得真正胜利的好时机；不，我有些夸大其词了。这不是什么胜利，只是在漫长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小步而已。
● 4月4日
可怕的噩梦把我惊醒，认真思考这噩梦的内涵，我想它是不是在暗示我：打消所有的念头。后来，经过冷静思考，我渐渐明白过来，人的潜意识有时跟历史的作用一样，往往多年之后才能得到验证。我甚至想对梦境里的暗示鞠一个躬，也想对潜意识说：你是对的，你是无可辩驳的，我会打消所有疑虑跟随你。但是，我发现这样没有用。要是有用的话，十年前就发挥作用了，而不是今天。在我这个年龄，这样的想法是多么危险，它是控制我们内心的最强大或者说几乎最强大的（是否最强大还有待观察）力量。
当你过了四十五岁，除非身体需要你做一些必要的维护保养，否则，其他的需要都不那么重要了。这时，你最应该做的就是尽量把自己收拾整齐，掩藏身体上日渐明显的衰退迹象，让纯净和充满生机的眼神，继续散发光芒，避免它暴露出沧桑和危险，避免它带给你不必要的困扰。
● 4月5日
最后两天真是糟糕透了，感觉很累，又生了病，精神紧张。我强迫自己到处转转。病得太重的时候没心情出去，没病的时候又忙得停不下来。时间浪费了吗？没有。我写了完整的讲义，又改了一篇，跟学生谈话，跟厄尔[1]谈话，跟奥本海默吃午饭，还办了很多必须做的小事。当各种繁杂的琐事和身体的病痛同时袭来，一个人该怎么掌控他的内心世界呢？
我想，答案就是，即便眼前是一片迷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迫使自己冷静下来，去寻找应该铭记在心的更重要的现实，寻找希望。另外，如果能有所收获，紧紧把握住了今天，明天就会更加轻松……
早晨又做了一个不愉快的梦，梦到自己四处躲藏。毫无疑问，这是某种暗示：担心自己被人发现。也许，只要我在平日里坦诚待人，毫无保留，毫无隐藏，这种担忧就不复存在了。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就意味着我的生活就再也不是我自己的生活了，而只是为了完全满足外界的愿望而过的生活。
● 4月6日
我从来就不善于训练小孩子和狗，这也是我不善于训练自己的原因。
● 4月8日，芝加哥
我走进一家药房，但马上意识到还没吃午饭，应该先吃些东西。冷饮柜台上又湿又脏，没有服务员。一个男人正在用宽大的拖布清理地上的垃圾，我站在那里等着，当他把一堆纸杯、玻璃纸封皮和烟头扫到我脚下的时候，我决定什么也不吃了，直接回旅馆。
路上，我回想着刚才看到的一幕，又想起在房间里读《芝加哥论坛报》时看到的内容。上面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哈佛大学里的共产主义，我想剪下来送给格蕾丝[2]。我也想起我的外祖父和我妈妈就来自这个小城。我听见几个骑着自行车的男孩大声说笑着穿过大街，才意识到我连这里的方言都听不懂。
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旅馆，饥饿感阵阵袭来，加之对周围环境非常陌生，这一切让我感到极为沮丧；脑袋里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愉快又夸张地说：“你已经对自己丧失信心啦；现在，你对国家也丧失信心啦！”
我知道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却也不失公正，我必须学会一种本领，那就是即便身处地狱，也能心情轻松地漫游。
● 4月9日
我躺在房间里，休息一下准备演讲。我努力把自己完全调整到休息状态，想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却发现残余的焦虑和欲望仍在起伏涌动，就像最后一个游泳者离开之后，泳池的水面仍会泛起阵阵涟漪一样。我意识到自己灵魂深处就像泛着阵阵涟漪的游泳池，想要心如止水，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
今天的报纸都是关于麦克阿瑟[3]和杜鲁门的报道，我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在我看来，我们就像挤在救生艇上的一群醉汉，已经漂到了瀑布的边缘，却还在争吵瞎扯闲聊。我想，很快我们又要发动战争了，多么凄凉可悲的战争。这些想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忽然想起了丘吉尔在《风紧云急》（Gathering Storm）中引用萨松[4]的诗句：肩膀挨着疼痛的肩膀，让我们一起，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充满阳光的广阔家园。
● 4月15日，普林斯顿
好几天没有写日记了，对自己的问题又开始健忘了，时间的流逝和精力的转移让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一些公共事件也影响了我。我在芝加哥期间，麦克阿瑟被免职，我亲眼目睹了当地人对此事的反应。这些印象，连同对芝加哥的整体印象，让我格外增长了见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我们的国家中竟然存在着一股如此强大的力量，如果这股力量获胜了，民主政治也就结束了。换句话说，对人民来说，正常的人际交往将不复存在，宽容的传统和公民的自由也不再那么重要，人民将被看成极权主义的敌人。我不得不承认，这些人已经开始在美国的部分地区占据上风；我迷茫了，那些温和、理智的人也迷茫了，他们一直在同时关注着两股力量的变化；我的祖国已经背叛了我，实际上，从个人意义上来说，我的祖国已经不是昔日的模样，不再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样子。它现在看起来更像一个濒临垮掉的舞台，虽然换了新的布景，但是没有演员登台表演，这些演员不理解我，也不宽容我，因为他们并没有察觉到我愿意和他们休戚与共。现在的我是真正意义上的被流放者。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结束了。我很庆幸我没去密尔沃基，在那里的麦卡锡主义彻底消失之前，在人们彻底为此感到耻辱之前，我不想再回那个地方；但是，这个时刻未必会到来了，在我看来，人们很少会为自己的政治罪恶和狂热而忏悔，而只会将其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并说服自己，他们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
个人问题与公共问题错综交杂，还有什么事情能由自己说了算呢，如果有，那简直就是奇迹。我感到自己生活的年代不允许我们安静地度过黄金岁月，不允许我们与自然协调一致，不允许我们与社会和谐相处。这是一个领导者的时代，或牺牲者的时代，或二者皆有吧。也许，我也应该做好准备了。
● 4月17日
我在个人生活方面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我看来，似乎只有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现在，我还必须面对公共生活也遭遇壁垒的现实。曾经，我是一名外交政策的执行者，现在我才开始确信自己在那个岗位上一事无成，我才开始确信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答案在于要直接面向公众，努力向他们说清事情的真相。今天，这些看来都不重要了。公众对流言和误解的接受速度，远比从头脑中清除它们的速度快得多。大众传媒的威力远非我们能及，我们对其束手无策。要想纠正这种乱象，只能首先从教育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入手。我必须声明，我对大众传媒没有底线的自由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事实上，麦卡锡主义已经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这也就意味着不可能再推行什么明智的外交政策了。结果就是，诚实温和之人在公共生活中没有立足之地……我不应该在芝加哥畅所欲言，这对我没有丝毫的益处，必须停止这样公开发表言论，停止为刊物撰写文章。
可我能够做什么？是的，善始善终是一种美德。眼前在普林斯顿的学术工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一定会坚持做完。我们有必要假设战争会在两年内爆发，人民控制不了局势，当面前的苦难与日俱增，他们也会变得更加偏执。除了小儿子[5]以外，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就是能继续工作，直到被迫害致死。
农耕是唯一的出口和真正的后路。我必须规划好路线，只要一退休或者被解雇（好像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就开始从事农耕。这至少算作一个目标，保证将来有事可做。同时，为了有始有终，普林斯顿的学术工作必须完成。那时琼也毕业了，正是改变的绝好时机。
[朝鲜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请凯南尝试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各布·马利克（Jacob Malik）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外交家，凯南对会谈和行动做了详细的记录。他保留着收发信件的副本和备忘录，并在日记中摘录了最重要的内容。
下面是第一份备忘录的原始版本，为了安全起见，凯南仅用一个字母的密码——比如“O”来代表人名。1968年2月，他另行制作了密码簿，用来解密记录中的名字。］● 5月—6月5月18日，星期五，P（弗里曼·马修斯）一直叫我去华盛顿，我跟O（国务卿艾奇逊）谈话，他问我愿不愿意承担起我们讨论的这项重任，我告诉他我愿意。大家商量好，必须由在纽约的美国官员来安排，这样下周我一到那里就能见到他了。
5月21日，星期一，我与（那位官员）在纽约详谈。我们商量好，他会找机会再次与X（马利克大使）联络，并会婉转地提醒他，与我会谈也许是一件既有利又有趣的事情。他会给X（马利克大使）时间考虑，然后再提议安排一次会面。
5月22日，星期二，我给O（国务卿艾奇逊）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开始活动。我建议他挑选几位最得力的助手，马上坐下来研究讨论，主要议题为大致哪些方面便于交流，易于取得成果，哪些方面最好避而不谈，然后将结论发送给我。我解释说，我仅以个人身份单独与对方交谈，不会涉及任何人的承诺。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要提前让我知道什么话题适合提起，什么话题应该回避。他说他们正准备去做这项工作。我说，应该有人——也许F[6]可以，做好准备随时来普林斯顿见我，给我带些消息，也希望他能把相关事件简要汇报一下，这样我能对各种事态的发展做到心中有数，比如巴黎谈判或日本的和平条约，这可能都会对会谈产生影响。我相信X（马利克大使）如果同意跟我会面，一定会简要地聊起这些事情，我应该也一样……
● 5月26日
亲爱的察拉普金[7]：
还记得我们在莫斯科工作时相识吧。我想您也知道，我正在休假，目前在普林斯顿忙于学术研究。
这次写信是想请您务必帮忙转告马利克先生（我对他所知甚少），如果最近他能拨冗与我见上一面，心平气和地聊聊天，从我们双方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都是有利无弊的。凭借我的外交经验，以及对美苏关系的长期深入了解，您应该相信，如果不是基于极其重要的原因，我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
● 5月31日
马修斯先生：
（马利克）在他家旁边的一个凉亭接待了我，会谈气氛诚恳而愉快，我们谈了两个半小时。他对于我来访的态度大体是：“作为苏联的外交代表，我一直都很乐意会见美国的知名人士，也愿意跟他们交换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抱怨了几句，说他很孤独，人们害怕见他，等等。我坦率地告诉他，虽然我个人也为双方稍显冷淡的关系感到遗憾，也为限制外交代表与其他人的自由接触感到无奈，但我在苏联工作了那么长时间，非常理解他的处境。
我告诉他，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想聊聊朝鲜停火协议的可能性。我解释了自己目前的状况，强调我正在休假，在此期间无须对政府履行职责，因此我绝不是代表政府正式与他会谈的。我说，我意识到停火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很多国家，要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这样的会谈，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双方政府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么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可是如果双方的努力方向不一致，那么我担心，为达成停火协议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说，我想知道他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现在并不代表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还认为我们之间有必要去讨论这些事情，是否认为我们应该促成停火，是否认为应该以其他的会谈方式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听了我的话，他表示我们双方的谈话不应该再涉及类似问题，并强调倘若不是因为意识到会谈对大家都有益处，他也不会答应同我见面。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他一次又一次把话题转向一般的政治问题，说了一些常规的苏联宣传言论。我感觉他之所以这样顾左右而言他，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谈话被窃听或者录音；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话也完全能够验证我的假设。我努力避免讨论这类话题，因此反复强调我认为我们无法在广泛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能做的就是看一看可否在眼前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我们在针对朝鲜停火问题交换真实意见的时候，不是通过直接连续的交谈，而是隐藏在对一系列问题的持续辩论当中。
他想知道，我对将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提议有何想法。我说，如果将其作为最终解决方案当然是令人满意的，但我不相信这种状况能马上实现：朝鲜人并不能立刻掌控自己的局势，我怕立即撤离所有外国部队会导致半岛重燃战火；没有什么比通过这种方式重蹈覆辙更加糟糕的了。一旦基于某种停火协议终止了战争状态，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朝鲜未来的问题，但我担心双方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谈判要持续很长时间。他问我美国政府会对朝鲜的未来持什么立场。我回答说，凭我的理解，这取决于联合国的一系列决议，朝鲜最后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但我不认为这个目标能令每一个期待着战争结束的人都满意。
他问我能够有效启动停火协议谈判的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美国政府能开出什么条件。我向来不习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政府，因此我说，如果我们在停止目前交战地区冲突的基础上考虑这个问题，就不难发现，各方一定会分享某些控制权，以保证停战硕果不会被其他别有用心的势力用来积累新的力量，发动新的攻势。当他追问下一步的细节时，我说除非我能被确切地告知，他们的政府有兴趣看到基于这种条件的停火，否则我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细节问题。我说，如果我们双方原则上都觉得这是一种值得追随的理念，那么随后一定会有很多东西要讨论。
他再三追问双方在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日趋扩大的分歧，我告诉他，我认为把停火问题跟更宽泛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丝毫没有必要。我觉得，我们只需要就朝鲜停战这个具体问题取得进展，并且单独地看待这个问题，没必要掺杂我们对远东地区其他问题的更多分歧。他说我的回答“没有什么新意”，因此，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复。不过，他指出，如果我能提供更具体的建议，他的政府肯定有兴趣听。对此，我的回答如上所述，在苏方针对停火问题做出任何明确的表态之前，进一步研究任何细节都没有意义。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深入地挖掘细节问题，那也将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
当我进一步追问他是否愿意再次会面时，他开始避实就虚，但没有拒绝我。他说，他认为在遇到分歧时人们能够坐下来商量是件好事，他愿意与我再次见面，共度时光。我有种感觉，他之所以不愿意更明确地对这些事情表态，是因为他不愿意挑明自己不想就这些问题进一步向政府征求意见。因此，我说我愿意更深入地考虑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我会找机会再来与他交流。为此我选择了几个日期请他考虑，他认为6月5日星期二最合适，但这还要看届时他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有没有其他重大安排。我们最后敲定，下个星期二下午三点再见，他没有再说什么。
我想我应该补充一点，交谈期间他三番五次把话题转向中国共产党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说起他们是如何敏感，我们又如何冒犯了他们等问题。我认为几乎没有必要去描述我对这些指责的回答。我对他说，我认为低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相信十年来我们对这个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政权一直保持着善意，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忘记了过去的事情。他频繁挑起这个话题并强调其重要性，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为了维护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苏联政府感觉自己应该避免讨论朝鲜停火协议的问题。
● 6月5日
马修斯先生：
下面是几分钟前我在电话里跟您提到的报告。今天的会面跟上次大同小异，如果非要说区别的话，那就是马利克大使更热情了，我们的交流也比上次自由多了。
在探讨了几个问题之后，我又把话题引向朝鲜。我说，回去之后我仔细思考了我们上次的谈话，我能理解苏联政府为什么不愿意以这种方式就朝鲜问题表达立场，但我希望他能够意识到，我方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达成停火的目标，与朝鲜半岛上反对我们的各方力量接触，大量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苏联政府一定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而及时掌握苏联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我拿其中一个问题举例：如果中国共产党军队从朝鲜战场撤退，我们也会陷入困境，谁能向我们保证，他们不会卷土重来，将来再次介入朝鲜问题。
然后，他向我说明了处在他的位置上必须说的一番话：苏联政府渴望和平，也渴望朝鲜问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获得和平解决。但是，由于苏联军队并没有参与到朝鲜战争当中去，因此苏联政府也不可能参与到停火问题的讨论中去。
他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征求他个人的意见，但是如果我征求了，那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将不得不与朝鲜和中国共产党接触了。
我对他说，这番表述已经非常清晰，我会仔细地记录下来。就像我以前说过的一样，我理解苏联政府为什么会秉持这样的立场。我不能告诉他美国政府将采取什么行动，也就是说，无论政府是否愿意按照他建议的路线行事，我都不会言明。如果政府采纳他的建议，双方在讨论的过程中出现了苏联政府感兴趣的问题，但在当前情况下又不能直接询问苏联政府的观点，那么，我相信他的政府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方已经尽力将苏联可能的利益考虑在内，我们也不希望与其他国家的会谈再遭到曲解，让人以为我们在解决朝鲜问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顾及苏联政府的态度和利益。
我说，如果事态升级，他们感到有必要进一步磋商的时候，我很乐意尽己所能贡献一份力量。他反复重申他们不可能参与这件事情，原因他已经说过了（我推测他之所以自始至终这样回答，是因为他无权给出其他答复）。
为了便于国务院得到一份真实全面的会谈记录，而不是对苏联的反应妄自添油加醋，我还要说明一点：在会谈的过程中，我对他说，我们发现很难相信另一方做出的任何承诺。他用这样的话反击我：“那你觉得我们的话就靠得住吗？”我的回答是，在意识形态相互冲突的两个大国之间，我不相信跟“信任”这个词有关的任何事情，但我相信如果一个政党真正了解了另一个政党，对其自身一定会有好处。就我的观察，苏联政府的领导人对与其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有着认真和负责任的态度。而中国共产党恰恰相反。
他的反驳是，美国经常刺激苏联的神经，还抱怨说美国声称与苏联达成一致意见的声明毫无价值。我说这取决于协议的内容，要符合双方的利益。我说我相信他已经意识到，面对协议，可能会出现各种态度，即便在共产主义世界也是如此。我提醒他，列宁曾经对一个内心充满彷徨的党员同志说过的话，那位同志谴责《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8]，说他希望苏联方面不要遵守这一条约。我记得列宁是这样回答的：“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这个条约我们已经违背了四十次了！”
总之，这次会面跟第一次一样，他代表某位人士充分发泄了对美国政策的抱怨和不满。
以上就是会谈内容。现在用一两句话来说明我对此所做的分析：他的答复表达了如下的立场：1。 可以确定的是，他记住了我方的观点，并给予了高度重视（临走之前我设法让他重复了一下立场，以便我能够完全确定其真实要旨）。在我看来，他就是在精确地重复着莫斯科的指令。当然我也确信，关于这种实质性问题的指令一定是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因此，它应该被看成苏联政府一项重要的政治声明——只是通过非公开的渠道发布罢了，分量只会更重不会更轻。
2。 那句“在最短时间内”，在我看来，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不会使用未经过深思熟虑仔细推敲的措辞。这句话甚至包含着一些警告：克里姆林宫认为，如果近期内朝鲜战争不能停止，苏联的利益可能会受损。无论如何，从尽早达成停火协议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乐观的信号。
3。 我认为这个回答足以表明，苏联方面已经对朝鲜和中国共产党施加了压力，表明其愿意接受停火协议。但我们不应该就此推断，苏联在这件事上的立场一定是善意的、真诚的或合作的。他们会尽其所能地制造麻烦，而且有可能提出过分和可笑的要求。然而，从苏联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在我方的坚持和努力之下，最终很有可能由他们来制定停火协议，要知道我们为此付出的勇气和耐心可比当初决定在柏林封锁期间实施援助时少多了。
4。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会面时没有提及远东国际事件中更广泛的问题，比如台湾问题、日本和平条约问题等。我想这可能意味着，苏联政府愿意看到一份停火协议，即便这份协议中不包含对更广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无所谓。可是，在我看来，我们如果仅凭这一点就推断苏联政府愿意或者实际上也有能力对中国共产党大力施压，要求其放弃（至少最初是这样）将这些问题连同朝鲜问题一并解决的目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我没有对苏联的这一疏忽赋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我怀疑中国共产党一旦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就难以维持其现在所处的位置。
5。 虽然苏联政府不愿意直接参与旨在达成停火协议的讨论，但我们可以期待，他们对朝鲜和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某些立场，有可能反映出他们的欲望和兴趣所在。朝鲜更可能成为克里姆林宫专用的喉舌；但是我们需要将朝鲜的声明和中国共产党的声明结合起来看，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声明当作克里姆林宫观点的精髓。但是，克里姆林宫的重要影响势必要体现在这两国代表间可能进行的某些讨论当中，到时候就轮到我们决定一件事情从哪儿开始，另一件事在哪儿结束了。
不管有没有价值，我都必须为这个从未交过手的人附上一句发自肺腑的评价。我坚持认为，他是苏联人中一个非常好的典型：与他的某些同事不同，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秘密警察。我相信，他是怀着极其痛苦和怨恨的心情，发自内心地反对我们政府的行为。当然，他的真诚中含有一种令人尊重的复杂情感，那是苏联人内心中特有的一种精神。我告诉他，他把美国政府的声明和行动当成华尔街阴谋最终输出的产品，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还说，就算他的观点跟现实有关联，那也滞后了二三十年。我这一席话并未对他产生影响，我也没指望他会为之所动，我只是想让会谈继续下去。他的言谈反映出，他对美国这个国家很感兴趣，但受自身意识形态的限制，他也由衷地反感美国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很多苏联高层领导人看到我们取得成绩时，就会产生病态的嫉妒心和自卑感，随之又产生了变态扭曲的想象，这比灾难更加可怕和可怜。“你眼中的美国，”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好像在梦里一样。”“不，这不是梦，”他带着绝望的语气回答，“这是最真切的现实。”
我还要再说一句，我希望我们不要犹豫，马上采取快速行动，直接达成停火协议。我们也许不会成功，但我有种感觉，我们离悬崖的边缘越来越近了，这超出了我们任何人的想象。这是一个无所作为远比采取行动更危险的时代。
● 6月19日
我感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任我。我完全没有欺骗他们吗？尤其是当我几乎不信任他们的时候——不是说他们人品不好或者不值得尊敬，但他们有能力和思想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吗？我没想要欺骗他们，也从未隐藏过我的观点。实际上，如果他们能够认真阅读过去六个月来我公开发表的作品，听听我说的话，就很有可能发现彼此在理念上的差异。可他们从没这样做过。他们并不是发自内心地对我的理念感兴趣，他们以后才能理解我的想法。现在他们都在看着我，相信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因此接受了我。而我呢，有权利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接受他们的信任吗？
[凯南在日记中抄录了一封写给国务卿艾奇逊的信。］● 6月20日给你写信，是想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和你说一说这些天以来一直存在我心里的话。请你原谅我潦草的字迹，由于锁骨脱臼了（锁骨脱臼是对我老派骑车姿势的惩罚，现在用新的方法又骑得太快），只能写成这样了。
这个想法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自从我们介入朝鲜战事以来，克里姆林宫对朝鲜局势的态度如下：（a）不愿意看到局势发展成全面的美苏冲突（也就意味着世界大战）；（b）极度忧虑美军地面部队进至蒙古或者苏朝边界，担心美军空袭苏联的战略要地或在蒙古的军事设施，另外也做好了准备，会不遗余力地阻止我们采取这类行动，一旦狭路相逢，会全力阻止美军进攻。
在我看来，去年7月初至今发生的事，没有一件能质疑我的上述判断，恰恰相反，苏联的行为处处验证了我的忧虑。当然，苏联领导人愿意看到我们被赶出朝鲜；那样他们就能解决掉我们关心的所有问题。但是他们一开始就错了，以为美国不会介入，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误判形势的时候，他们首要关心的就是如何有条件地扭转局势，既不能太有损于自己的声誉，也不能太伤害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另一方面，他们对我们动机的怀疑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也倾向于把我们看成难以捉摸和不可信赖的对手（有种“天知道他们想干什么”的感觉）。我们所说的原则、联合国以及侵略，在他们眼里只是虚伪的借口，是出于我方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因如此，他们对其边界以及毗邻地区有着病态的敏感，所以，当最近一年我方军队出现在那些地区的时候，他们就感到这是一件极其伤脑筋和折磨人的事情，他们的自控力和耐心达到了极限。
现在，当我们首次向三八线以北挺进时，我相信克里姆林宫也是在极度不情愿的情况下支持中国共产党介入了战争。实际上，这更应该被视为苏联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只剩下亲自介入这一种选择，而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现在游戏已经开始，输赢尚难预料。如果我们继续挺进朝鲜，而不是积极促成停火的话，我担心苏联方面除了亲自介入之外别无选择。我给你写这封信，也就是想陈述一下我的真实想法。当然，我承认这些想法是出自于直觉，没有“情报”的支持。在朝鲜战争中，克里姆林宫的沉默和小心翼翼的不干涉态度背后，可能隐藏着最极端的决定。如果朝鲜停火协议最终流产，苏联的行动可能比我们预想中来得更快。这种行动不一定以马上介入朝鲜的形式体现出来；也可能以其他方式牵制我们的精力，比如重新在柏林制造麻烦，或者利用伊朗的局势，这两种可能性最大。不过直觉告诉我，如果朝鲜战争不立刻停止，我们将会陷入麻烦之中。
基于这个原因，我希望战争能够很快停止，因为与苏联的战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包括我们自己。即便我们现在就在三八线或其附近停下来，在朝鲜的行动给我们带来的收获也已远远超过预期。尽管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常常被指责是徒劳的，但已证明它挽救了东南亚局势，恢复了远东地区的稳定。
[从6月末到9月初，凯南一家在挪威克里斯蒂安桑附近度假。他们和安娜莉丝的家人在半岛上都有避暑别墅，从别墅可以俯瞰一道峡湾。7月末到8月初，凯南中断假期，到国务院忠诚调查委员会为他的朋友、中国问题专家小约翰·佩顿·戴维斯作证。
去挪威避暑后来成了凯南一家人延续数十年的传统。即使在度假期间，乔治也总是忙于阅读，或者在外工作。］● 6月30日，赴挪威途中自二战以来，成人世界便成了一个悲哀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了领袖，没有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 8月3日，纽约市
我对自己目不转睛地追看女性这个习惯深恶痛绝，她们能给我带来什么？除了麻烦、幻灭和浪费宝贵的精力之外，什么都给不了我。我必须让自己记住，我并不是真的渴望她们，只是年轻时的习惯又故态复萌，这容易把我带入歧途。我想，在努力改正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找到最好的帮手就是：年纪已长。
我走进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祈祷，然后又在林荫大道漫步，面前左右都是步行去上班的女性。我心里想：“我准备好迎接这奉献他人的严肃新生活了吗？在这人生漫长的路道上，哪怕让我看见一点点微光、一点点慰藉和希望也好啊。”
● 8月4日
我认为，我的状态与古老的欧洲大陆国家的状态颇有些相似之处。当激烈的冲突爆发时，人们认为应该当机立断。可是当冲突结束后，他们又发现，除了厌恶倦怠和满目疮痍之外，自己已经一无所有，太多无法替代的东西毁灭殆尽。看来行事决绝也是一种相当害人的品质。
我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越来越强烈地讨厌自己的懒散、喜爱交际和贪图安逸，我应该继续前行，让生活重新充实起来。
对我这个年龄的男人来说，肉体的欲望往往就像心理学老师经常拿来做例子的那个试验：用一个手指按压眉心一段时间，然后拿开，却有一种手指还按在那里的错觉。
对家庭有什么可说的吗？经过多年的共同生活，一个人最终能爱的只有自己幼小的孩子了。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爱更短暂了。它温暖着你的心灵，犹如晚秋微弱的阳光温暖着一个人的身体：短暂而没有希望。不过，当时我们对这微少的光热心存感激。
我应该以一种轻松的心情期待着再次出任大使。[9]其实，这只是一个人在这种年代从事的一种职业，仅此而已，真的不是你期待的，也不是你需要的。
● 9月5日
离开欧洲时，对这个完全被我浪费掉的夏天，我这样对自己说：写吧，你这个浑蛋，写吧，拼命地写，疯狂地写，对自己施以重压，因为上帝还为你留着时间。直写到你两眼昏花，直写到你双手痉挛，直写到你因为疲惫从椅子上跌下。只有奋笔疾书，你才能从冷漠的心灵里走出来，才能为自己和他人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不要想着休息，也不要想着放松，更别提健康和同情。那些都不属于你，属于你的只有文字。只有大量创作，才能去芜存精。语言训练能够克服你天生的懒惰和淡漠。
宗教导师说，如果一个人开始真正不喜欢自己，那在上帝眼里，这是他拥有美德的开始，这样看来我距离圣洁的边缘越来越近了……
我生病了，当然，是一种顽疾，只不过它表现为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病症。我决定这一次不再用逃避现实的方式来治疗，也不逃到骗人的医院病床上，躲到护士的保护之下。如果我不能对现实进行充分的思考——包括我让自己陷入的混乱，包括我承担的职责，包括漫漫长路上我必须找到的对生命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我无法承受这种痛苦，那也就到了该结束生命的时候了。让该死的伤痛尽情肆虐吧，如果一定要来，就堂而皇之地来吧。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在肉体和精神的博弈中最终达到一种清晰的认知与和谐。宁愿如此，我也不要借助欺骗来自我治愈。
● 11月4日，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Pasadena）
脑子里全是关于自己以及眼前的南加利福尼亚的事。要嘲笑这里很容易，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很多文人已经这么做了，但是这种嘲笑是愚蠢的，因为它只是自我谴责的一种方式。他们都是普通的人，有几百万之多，是奇迹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又把他们牢牢地束缚在这里，逐渐滋生的焦虑让他们变得自负而保守。作为人类，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当我们打算嘲笑他们的时候，尽管我们仿佛是局外人，但其实真正愚蠢的是我们自己。
我为这些人感到忧虑，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石油和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两种液体，却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轻易将它们开采出来，就算找家人和朋友帮忙也做不到。这个地区的人与汽车时代下所有大都市的居民分享着宝贵的资源，也分享着当今脆弱的生活。我看得出，这里的资源相当匮乏，又至关重要。尤其是水资源，现在他们不得不从几百里之外引水过来，不久以后，就要从千里之外引水过来了。同样令我担忧的是，他们对那种昂贵而浪费的小工具——我们叫它汽车的东西，已经产生了彻底的依赖，实际上，从出生到接受教育、购物、工作和娱乐甚至恋爱，到最后的死亡，生命进程中的每一步，这里的人们都离不开它……
暂且把我对眼前这些人的忧虑放到一边，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再重复一遍，我不是责备和批评他们，但这里的人，与过去的美国人，与其他地方的美国人，确实存在着某种微妙而又深刻的差别。我很难给这种区别下定义，因为我知道自己对此的认知也极其有限。
请容许我夸张地形容一下。在这里，你很容易看到，当一个人在政治和需求上获得（也只是在短期和特殊情况下才能获得）满足时，他在很多方面会表现得像一个孩子：喜欢玩乐、喜怒无常、缺乏理智、不爱思考、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俊美的外表和发达的肌肉；行事鲁莽、行为放肆，通过盲目追随某种潮流来维系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但是，他们并不快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加利福尼亚及其所代表的美国生活方式，还都处在童年时代，无法做出成熟的承诺，能承诺的只有不断加深对童年世界的认知。当清算和苦难的日子来临时，我想他一定会像孩子群中最残忍无情的孩子一样，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去奴役别人；而其他人毕竟也只是孩子，很容易就会被奴役。在这种方式下，那些在西方政治发展的坎坷历程中艰难构筑起来的价值观突然之间就被丢弃了。
如果我说这里的政治生活有些“拉丁化”，那也不代表我对拉丁文化取得的伟大成就有所怀疑。在政治上，南加利福尼亚跟它的气候一样，就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如果它能像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实行民主制度，那么这种民主会是浪漫的加里波第型，由一群非常情绪化的民众建立，再由一个备受欢迎、活跃的英雄式人物来领导。到那个时候，这种政治体制一定会像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在强大的教会和传统的影响下运转，与令人尊敬的文化和睦相处。但是这种一开始就注定错误的结果，一开始就代表了自由的民主，又有什么作用呢？它不像罗马，后者是从混乱的原始专制政治中诞生出来的、以法律和传统为框架的民主。这种民主制度，难道不会颠覆我们最基本的政治传统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在严苛和集中的控制面前不堪一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1952年
1952年5月，凯南作为新任驻苏联大使到达莫斯科。莫斯科街头到处张贴着恶毒的反美宣传海报，气愤的凯南亲手一张张将它们撕扯下来。苏联采用种种限制措施将他以及其他外国人与苏联的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隔离开来，这种做法令凯南气愤难当。再加上杜鲁门政府迟迟不与苏联就朝鲜、德国以及核军备竞赛等一系列紧急问题展开谈判，凯南感到极度灰心。
9月19日，凯南借飞机经停德国之机，向记者宣泄了自己胸中的块垒，他说自己在莫斯科被孤立的状况比当年在纳粹德国的时候还要糟糕，即便是1941年德国对美国宣战后，情形也比现在好得多。9月26日，苏联的《真理报》措辞尖锐地抨击了凯南。10月3日，苏联政府公开宣布凯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成为唯一被苏联驱逐出境的美国大使。华盛顿和莫斯科同时抛弃了凯南，这让他感到极为震惊和前所未有的孤独，在他看来，除了不断激化彼此之间的矛盾，两国再也没有什么共同点。他感到核战争即将爆发，陷入绝望之中。
● 1月1日，普林斯顿
上个星期，总统宣布他想提名我为驻苏联大使，上一任大使亚历山大·科克（Alexander Kirk）辞职了（所以我得到这个机会，在公众的眼里，我很有可能会成为大使）。因此，无论是为了留下史料，还是仅仅为自己考虑，这都值得我记录一笔。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这也许是我开始工作的好时机。这也意味着，新职务又要开始以各种方式影响我的生活了，同时，我的感受和我的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我的新职务。
今天的报纸报道了最离奇的新闻，斯大林给日本人民发去了新年贺电。报纸没有刊发全文，但很明显贺电有着特殊的意义，其直接的目的在于攻击美国，将日本人民目前的处境与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苏联地区相提并论。一个人这样做对比的时候，他的脑海中肯定装着一大堆事情，包括苏联政府对日本和平条约中某些条款的明显不满，日本共产党中莫斯科派和北京派之间的敌对状态，以及由于我们全力介入朝鲜半岛局势，而导致目前日本列岛上的兵力空虚，所有这些一定充斥在斯大林的脑海之中。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在目前这个关键时期，日本的局势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至关重要。
● 1月7日和8日
星期二下午，我接待了来访的赫伯特·弗兰克尔教授（Herbert Frankel）。牛津大学目前只有他这么一位来自南非的教授。他想跟我谈谈殖民地的问题，对我在芝加哥发表的演讲[10]也非常感兴趣。他想知道，对于非洲、东南亚等欠发达地区的人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改变他们对西方世界的态度，等等。我向他解释说，我的观点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回答的问题，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大体来说，当地受拥戴的领导者目前还没有能力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无法冷静地、理性地讨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一定要等发生某些事情之后，他们才能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或迫切需要意识到与西方世界交流合作的必要性，并且为了维系这种关系，他们必须首先学会尊重西方国家。
如果这些事情能让他们认清自己别无出路，那么西方国家也就别无选择，应该完全放手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自己的事情，仅仅保留（如果需要，可付诸武力）那些已经由西方国家长期使用并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设施和战略资源。我说，在这方面，西方不应该惧怕这些国家的威胁，他们肯定会说，如果西方国家不扶植他们、不支持他们，他们就要“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我认为这些都无所谓；共产主义在那些地区广泛传播，结果只会增强共产主义势力的离心力。至于原材料，除了非洲部分地区的某些东西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其他地区的原材料现在对我们来说可有可无，相反，他们可能更渴望将原材料出口给我们。至于态度问题，幼稚的歇斯底里式的民族主义并不比他们“投向共产主义”的结果好多少，就我们的利益而言，应该说两者之间根本就没什么差别。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冷静地鼓足勇气，果断地下定决心，如有必要的话，就诉诸武力，因为这些战略设施和经济资源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而我们控制它们并不需要投入过多的成本和精力。对于愿意承认我们的势力范围、将我们视作国际事务中一股正派而严肃的力量并且给予我们应有尊重的当地团体，我们会继续真诚而有效地与之合作。
● 1月18日
今天，给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第一长老会的约翰·博多牧师（John Bodo）写信，告诉他我愿意去参加会议，并希望被接纳为教会成员，另附如下内容：“我担心即使成为教会的成员，我仍然是一名非常不合格的基督徒。这些天来我心事重重，这是因为职业给了我太大的压力，我承担着非同寻常而又意义重大的职责，而我又无法将这些工作推向极致，除非我具备为了比自己高尚和伟大的事业而奉献的精神。我要做的事情，只有以一种发自内心的谦卑、自信和自我牺牲的姿态去做，才有可能成功。这是需要积极准备和自我节制才能肩负起来的责任，因此我需要教会的帮助；如果不接受邀请，我相信我会对自己的这种傲慢感到羞愧。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想要忏悔的基督徒应该做的，尤其是我不该只为自己着想，而应该考虑一下自己能为教区做出哪些贡献。可是我即将肩负起的责任，不是简单地加入某个当地社区，我必须忍受远离家乡的深切孤独，我将生活在一种特殊的环境里，那里的人们以最无情和最轻蔑的态度向教会所代表的一切提出挑战，他们更多地通过展现外在的成功和权力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人对自身的恐惧、嫉妒和怨恨最容易做出回应，而对基督教所提倡的诸多人类本性则最不容易做出回应。不需要一丝夸张或渲染，就可以说，那个地方是我们这个时代众所周知的人间炼狱，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重要代表和典型，今天的大多数基督教信徒都清楚一点——对任何一个基督徒来说，在那里秉持信仰都是一项非同寻常的艰巨任务；如果此时你能集中精力解决如何自我净化、如何经受住精神考验等问题，或许你就能得到宽恕。”
[凯南在下面的日记中抄录了一封写给奇普·波伦和迪安·艾奇逊的信。］● 1月23日有一件事情在我心里压了很久……那就是我一直关心的如何与亚洲和中东人民接触的问题。一系列证据表明，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抱有重大误解。我不是这方面问题的专家，但在我看来，这些证据无可辩驳，所以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如此明显的事实会被误解或怀疑。我现在想完全坦率地、非正式地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你们不介意吧？
很显然，我们在这些地区接连不断遭遇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尝试着去理解，在近几十年汹涌而至的西方理念面前，为什么当地各民族的反应普遍如此激烈，如此缺乏理性和反复无常。这个现象在具有政治领导力、在引导舆论方面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中间体现得尤为明显。要弄清楚这些人强烈反美的原因，就要深入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探寻产生这一心理的各种根源。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些想法，这里不会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
我要强调的只有一件事。他们的反应显然是情绪化和下意识的，我们仅仅依靠口头呼吁很难让他们回归理性。要让我们的亚洲朋友改变心态，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性，只能让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实现，而我们可以通过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通过语言，来为此创造条件。
然而，这种有益的事情我们做得太少。迄今为止，我看我们做得最多的就是火上浇油。困扰我们绝大多数亚洲朋友的问题实际上是地位问题，他们强烈的自卑感，以及对我们的富有和相对安全稳定的嫉妒，越发强化了这种困扰。任何使相信他们我们也有弱点、也会踌躇或者对他们有所依赖的东西，都会满足他们的自尊心，让他们感觉自己很重要，也更强化了他们之前的偏见。我们的支持、让步和慷慨，永远满足不了他们的贪欲。这些人无限度地索取我们的援助物资，也无限度地索取我们的仁慈。我们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最后却没有赢得他们的丝毫善意。相反，我们的支持和善意，通常被当作一种证据，证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依赖，我们的耻辱，证明那些从愚蠢的美国佬那儿捞到好处的人是何等聪明。在我看来，我们给予个别政府的援助所带来的最主要的心理效应就是，不但让那个世界的人民确信我们是白种人和帝国主义者，还让他们确信我们愚蠢，我们靠不住，我们软弱，以及我们明显正在走向历史的失败，进而让他们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加重要……
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不要再相信中东那些狂热而盲目的沙文主义者了，他们不可能成为值得我们信赖的友善朋友，也不要以为我们有权利左右他们的道德观念。[11]从某种角度讲，这种运动应该继续存在，我们也应该承认他们是在为民族独立而奋斗，这对我们的短期利益是有帮助的，因为从我们的立场出发，民族主义的狂热和极端主义固然危险，但如果这些人跟更加强大和正规的苏联共产党联合起来，那就是更大的麻烦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宁愿选择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种力量终究都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靠不住的；它们有着相似的根源和特性，天生地就对我们怀有敌意，对我们旨在营造的世界格局没有任何促进作用。伊朗用布尔什维克的语气，本着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思想发布消息，要求撤销英国领事馆，反映出这两种运动都遵循着落后的中世纪式的国际惯例。如果我们支持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那就应该在最低程度上估计一下，这么做对我国有什么益处，同时也要让人民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尤其不应该欺骗自己，期望超越上述种种可能而与这些国家达成道德上或者政治上的联盟。这些盲目的沙文主义运动，基于自身暴力和不成熟的特性，必定会带来我们前所未见的流血、恐怖、怨恨和政治镇压；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能否容许自己被克里姆林宫利用，实现苏联的利益，损害我们的利益，或者说他们的运动会否出现不同的结果。
首先，我们不要以任何形式与这些政权结成军事联盟……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考虑：这些国家的领土是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确保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我们需要在这些国家建立哪些设施，获取哪些特权？我完全同意这种考虑的正确性，但我必须指出，这个问题与是否要与当地政权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或是否需要讨对方欢心完全是两码事。如今为了继续保有这些设施和我们的特殊地位，唯一可以利用的优势就是军事力量，以及使用这种力量的决心和勇气。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优势。尤其是不要妄想去激发这些可怕人物的慈悲之心，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只对当地的政治领导权感兴趣，他们为了装点自己的政治家风范，搞出了种种离奇的政治框架，那样子就好像一只僵硬的稻草人身上罩了一件破旧的大礼服。
西方国家没必要向中东国家道歉，我们只是在其境内保留了有限的军事设施和特权。其中大多数特权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并逐渐发展变化为一种使用权，这就像多年来我都让乡下的邻居开车穿过我家的土地回家一样。我们在伊朗的做法不但荒谬可笑，而且是不可原谅的。他们完全出于某个人的突发奇想，或者主观上的情绪波动，就肆意废止或者突然撤销协议。这是一种对主权概念的危险曲解。除此之外，英国和我们还肩负着最重大和最深远的责任，这意味着我们的战略资源不能浪费，也不能因为过度慷慨而被滥用，因为这些资源不仅仅关乎我们自己，更关乎整个西方世界的利益。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对欧洲大陆和其他地区的盟友都承诺过，我们是代理人，同时也是委托人，结果，我们的仁慈却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对于阿巴丹岛和苏伊士[12]的人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自尊心，而且是人为激起的自尊心。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增强意识，现如今的这些地区，要比它们在历史上更有名气、更有价值，防御能力也更强……
整个中东地区，如果能够长期听从西方国家的建议，固然是好事，但如今看来是绝无可能的。一旦对他们放手不管，只会产生两种后果：他们可能继续沉溺于怨恨和愤怒之中，随着美国不再继续关照他们，也不再满足他们的自尊心，这种情绪会变得愈发强烈，最后他们会感到绝望，或陷入内斗当中；他们也可能屈服于苏联的势力，部分或者全部放弃自己的决定权。如果是后者，这些地区顶多成为一个准苏维埃政权，而不大可能完全由苏联占领，因为这完全没必要，也是不可能的，除非爆发新的世界大战。无论哪种情形，只要我们能默默地、坚定地并及时地守住那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地区，我们的根本利益就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英国占领着阿巴丹岛，我根本不用担心伊朗其他地方出现问题……同样，如果我们和英国能够以最大的决心巩固自己在苏伊士的地位，不依靠任何人，只依靠我们自己，又有谁会来主动挑衅呢？莫斯科吗？也许吧，但除非是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地人吗？我们的军费每年都要花上三四百亿美元，尽管此刻面临着朝鲜战争以及其他紧迫的任务，但我们难道就无法处理一个以色列军队在几年前就轻松解决的军事问题吗？毫无疑问，跟我们一年所耗费的人力物力相比，以色列在解决问题时投入的人员和装备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执着于先前的论点呢？……
我恳请你们，这次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准确地说是从自身状况出发，我们和英国务必要牢牢地控制住中东地区（我并不是要假装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在这里提到阿巴丹岛和苏伊士仅仅是举实例说明问题），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有计划地采取一系列最合适的行动，如果在此过程中受到当地敌对势力的干扰，那我们就要以武力尽可能迅速地扫平他们。如果我们以坚定的信念默默地去做这些事情，并且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歉意，那么我们很有可能面临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击，以及更多的武力反抗，但我怀疑如果我们犹豫观望，情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
如果真是这样，我担心，我们作为世界的领导者，将要再次面临一个我们不愿面临的现实，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在朝鲜见识过，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如果不动用武力，就无法得到一个有价值的结果。但这并不是因为一时冲动而盲目地诉诸武力，也不是听到嘹亮的军号才采取行动，而是在那些令你不安的地区保持一种警惕，这种警惕令人厌烦，漫无止境，还会引起别人的不快。
● 2月2日，帕萨迪纳市
驻外事务处的一个年轻人写了一篇文章，发过来请我点评，他希望文章能够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作者在文中对改善人性表现出十足的信心，他认为通过个人自由的力量，能够实现世界大同。我在卧铺车厢里的打字机上敲出回信发给他，下面是信里的部分内容，经过谨慎思考后，我从草稿中抽出了这部分内容放在日记里，而没有发表在公开的评论里。
“……对于人性的改善，我没你那么乐观。通常来说，人类是一种软弱而低劣的生物，他们丧失了一般动物所具有的绝大部分美德，只有很少一部分能成为善类。教育或者启迪不可能让他们达到完美的境界。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体系里，还有可能对自己令人讨厌的本能加以约束，还能像正常的人类一样体面地直立行走，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野蛮与文明仅仅一线之隔。只要一个社会的结构出现少许的裂痕，就能打破这道障碍，释放出藏在灵魂深处的恶魔。在我国主张平等的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迹象让我相信这种民主政治能够有效地改善人性。目前这一政治理念在实践中是这样运作的，即长久地支撑一个社会架构，以预防人类在社会行为方面出现退化。对于人类最美好的未来取决于无限制的个人自由这一观点，我也完全不能接受。在我们国内，这种自由正通过对科技进步毫无节制的追求，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坦率地说，至少对我们美国人来讲，如果无法忍受低下的科技文化水平，那就必须去面对更为严厉的惩罚，问题是：受到惩罚的会是谁？
“极权主义者可能比我们更了解人类的本性，但他们缺乏怜悯之心，所以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人类的本性为自己谋利。他们以一种平静而狡猾的手段腐蚀着人类的品质，人们的品质越是低劣，越是有利于他们的统治。最后，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必定会品尝这种自我腐蚀政策的恶果。但这是本性使然，他们一定享受不到民主政治带来的那种轻松的喜悦或者自豪感，到那时这种自我腐蚀将会成为一个历史事实，不会那么容易或者迅速地修复。
“少数人能够参透人类的本性，并对其表现出相当的怜悯，当这些人为了征服和利用政治权力而做出无情的决策时，也可能会出现好的统治局面。这种插曲已经在人类历史上上演过了，但这种局面通常由一些世袭寡头的政治体制演变而成，并非通过民主的手段来实现，我们国家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微乎其微。”
● 4月22日—23日，普林斯顿
总统在12月27日表达了委任我为驻莫斯科大使的意向，这照例（想法被当成了行动）立即引发大量信件、电话和采访请求汹涌而至……
4月1日，我去了华盛顿，礼节性地拜访了总统。前不久他刚刚宣布不再参加竞选[13]，此刻他的心情非常轻松，态度也很友好。他说他很赞同我对苏联领导人行为动机及原则的分析，而且从来都不相信他们打算引爆一场新的大战。他要求我经常地向他汇报情况，说他喜欢参考来自我们这些驻外代表的私人报告。除此之外，他再没有给我下达任何指示。
第二天我宣誓就职，中午和国务卿艾奇逊单独共进午餐。他很亲切，但很拘谨；至于我的新职务，他说的话没有就我方政策底线给予我任何指示。
接下来的4月3日，我在迪克·戴维斯（他现在是国务院苏联事务的负责人）的陪同下前往苏联大使馆，中午同潘友新大使（Aleksandr Panyushkin）及其顾问一起用餐，顾问的名字好像叫卡拉瓦夫（Karavaev），他们都很热情。我们进行了一次相当愉快的会谈，避开了时下那些让人痛苦的话题，而是把焦点集中在双方都没有得到各自政府指示的问题上。潘友新自然提及了前天刚发表的一篇对斯大林的采访。斯大林在采访中再次强调他确信两个国家可以共生共存，同时也谨慎地表明，在一定条件下新的首脑会议未必会纯属徒劳。潘友新想知道，为什么美国方面没有发表类似的声明，我能肯定，他是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提出这一建议的。我有一种感觉，这两位外交官多少都被时下美国对他们个人及其政府的敌意折磨着。如果全盘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对我们的极端敌意，或对近三十年来驻莫斯科外交使团遭受的所有限制和侮辱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出于人性——尤其是苏联人的人性——便不难理解我们国内目下的这种态度。
过了几天（4月14日），我在纽约拜访了马利克先生。我发现他变得更加刻薄和讨厌了，不断地重复着大约一年前我们面谈时的那些陈词滥调。他断言美国的企业界渴望战争，并列举了一些新闻媒体频繁鼓噪的所谓“断然放弃军备重整就意味着新一轮大萧条”的论断作为证据。他也问到为什么美国对斯大林的声明无动于衷。我告诉他，我们不想让我国民众被含糊而笼统性的声明误导。谈话临近结束时，他说苏联政府正遭受威胁。“你确定，”我说，“你们的政府不希望受到威胁吗？”“当然不希望。”他回答。
回到普林斯顿之后，思考我此次华盛顿之行的收获，以及苏联愿意与西方进行新一轮协商的种种迹象，我愈加对总统和国务卿都没有对我下达任何明确指示或恰当的指导性意见而感到担忧，甚至对于诸如德国问题、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裁军会谈之类的现实问题，他们也没有向我表达一丝倾向性的态度。我只好打电话给奇普·波伦，安排在4月18日同国务卿以及他的高级顾问团召开一次会议。午饭后会议马上开始，但仅仅开了一个小时，因为国务卿三点左右还要去白宫赴约。我失望地发现，只有我在主导议题的走向，其他官员的脸上明显写着：“是你要见我们的；我们很给你面子，应你的要求大家一块儿来了；现在说说吧，你究竟想要我们干什么？”
我首先分析了自己即将在莫斯科扮演的微妙角色，指出考虑到媒体对这次任命的大肆宣传，加之我先前在那里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我在国务院中的地位，当然还有美国大使馆在当地的重要性，这一切都意味着我在莫斯科的任何言论都会激起有心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即使是针对其他外交官、记者或者访问者做出的答复，多数情况下也会被反馈给苏联政府；我的言论以及其他表明我观点的证据都会被苏联领导人饶有兴趣地反复咀嚼，也许还会影响到他们的态度。基于这个原因，我想我应该彻底弄清楚我们政府的态度，政府究竟需要我说些什么，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然后我又提到德国问题。从接下来的讨论当中，我只能总结出此刻我们的政府不想就德国问题同苏联达成任何协议，并希望尽量避免任何与此有关的讨论。眼下，我们正在孤注一掷地谋求抢在莫斯科的介入导致事态复杂化之前，与西德政府签订新的协议，完成欧洲防务协议的签署，从而“落袋为安”。我说，这种形势让我非常担心，根据苏联人最近一个阶段的言行，我认为他们极有可能会给我们施加巨大的压力，实际上就是提出以下问题：“如果你们不赞成我们的建议，那就请明确地告诉我们以及全世界，对于德国统一问题你们究竟是怎么想的。”我想我们应该明确表达我们同意统一的条件，但同时应该说明，我们绝不会因四方会谈而对西德协议的进程施加任何阻碍。可我得到的答复是，除非我们能够在短短几周内签署上述两份协议，否则我们的整个欧洲政策必将受到沉重打击。因此，我们不要去做任何可能分散注意力的事情。
关于朝鲜问题，我总结说，我们的政府想要的仅仅是结束战争，然后在最终停战线上派驻少量的驻防力量，此后如果朝鲜违反规定，那就依靠大规模战争来制裁。我随后指出，这一思路存在一个明显问题：“这场大规模战争是对抗谁的？”我问他们，我们是不是不愿意让苏联以负责任的伙伴身份重返朝鲜。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看得出来，政策还未涉及那么远的问题。因此我只能推断，在停战协议达成后哪个共产党政权应对朝鲜负责的问题上，我们政府的立场是中立的，这样做至少有利于维系目前与苏联政府的关系。至于我方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以及我们在对日和约中所体现出的智慧和僵化之处，我只字未提，因为我知道，即便拿出来讨论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问，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中我方应持何态度，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向我提供关于我方立场及其思考背景的补充材料。我非常沮丧地听国务卿说，我们打算先切实采取裁军措施，希望这一举动能淡化政治问题的尖锐性，并且他认为这一方案后续也易于调整。坦率地讲，如果说我们从过去半个世纪的裁军中得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军备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政治关系紧张的起因，只要政治问题不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得到解决和控制，那么各个国家就一定会无限制地扩充军备。因此，我觉得我们的政府不能再继续坚持错误的路线了。
会议结束时，我说我来开会不是为了就政策提出建议，而是想弄清楚我应该掌握的原则和底线。然而，根据目前我得到的信息，我个人对我方目前的外交政策方针无法不感到担忧。我看得出，我们一直期望在既不向对手的观念妥协，也不向他们的利益妥协的情况下，在东西方国家中同时实现我们的目标。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立场跟二战中无条件投降的政策颇为相似。如果我们的实力占据绝对优势，又有侥幸成功的希望，那么这种立场倒也未尝不可。但我非常怀疑这种可能性，对于目前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谨慎地做出回应，看看通过与对手和解的方式解决某些问题，是不是会比全面对抗更糟。
回到普林斯顿后，我越是回想这次会议，越觉得自己的使命前途黯淡。我并不是仅仅因为会议本身而感到沮丧，还因为奇普·波伦私下向我透露了他对我方核武器政策的观感。在我看来，他已经彻底屈服于五角大楼肤浅和顽固的观念了，即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效能的错误计算赋予某种绝对价值，而将其他可能出现的因素都当成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从计算中彻底排除。这种观念与我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开始交谈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无法跟他再争论下去，但这深深地触动了我，因为我一直以为在苏联问题上，他的看法和我更接近，胜过华盛顿其他人。我意识到我们在观念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并且在美国政策问题上，我们也一定会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
回到普林斯顿，我感到异常孤独。在我看来，华盛顿再也没有人能跟我在一些问题上保持相同的认识和理解，进行充分、坦率而颇有见地的讨论了。很明显，莫斯科更不会有这样的人，我的忧虑太过深重，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向使团中的年轻后辈倾诉，这只会让他们更加沮丧，失去信心。我似乎被迫卷入了一场根本没有胜算的游戏，而我的职责又要求我绞尽脑汁地向全世界隐瞒我根本无法取胜的真相，然后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失败后果，都要由我自己来承担。我想，在冷漠的外交职业领域，我并不是第一个苦于这种境遇的人，但想到我就这样两手空空，毫无头绪，迷茫无措地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去担任外交届中最重要也最微妙的职务，不由得悲从中来。
[以下内容摘自凯南从莫斯科飞往柏林，然后又飞往伦敦的旅程中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的文字。在柏林期间，凯南曾评论称，苏联对待外国外交人员的态度几乎和德国在“二战”期间的做法一样糟糕，此番言论自然在莫斯科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凯南在下文中记录了他对这一反响的反应。］这就是乔治·凯南就1952年9月在柏林滕佩尔霍夫（Tempelhof）机场接受记者提问时就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书面准备时所用的笔记本。正是这次采访，最终导致他被苏联驱逐出境。
问：您要去哪里？
答：我要去伦敦参加一个高级领导人会议，欧洲首脑代表团和美国副国务卿布鲁斯先生[14]都会出席，这种首脑会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召开一次。讨论的议题大概覆盖当前美国对欧洲政策的所有重要问题。
问：您会（就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中国谈判等问题）做报告吗？
答：只要同行们感兴趣，我准备向他们报告我对苏联方面的印象。
问：您怎样看待（苏联党代会、中国谈判）这些问题？
答：我认为我不适合在这种场合评论苏联的内部发展问题。
问：与去年春天相比，目前的形势是否更加乐观？
答：情况没有恶化。
问：您见过斯大林吗？
答：我还没找到机会请求斯大林主席接见我。
问：您如何看待苏联前一段时间有关德国的最新声明？[15]
答：它表明苏联领导人不希望讨论建立真正自由而统一的德国所必须讨论的问题。
[凯南换了一支笔，颤抖着写了下面一段话，潦草的字迹可能是因为在飞行过程中遇到紊流。］别再像个小男孩一样，别再自负了。从容一些。学着不去在意踟蹰和冷落，不要排斥孤独与无聊。习惯这一切，除非你绝望至极，否则不要夸夸其谈。
通过奇普和国务院商量，最终结论为不要理会《真理报》的抨击，要我回去继续正常工作。
摘自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不，再见！
我已经触摸到我所有伟大之处的最高点，
在我所有至高的荣誉当中，
此刻我为我的境遇感到焦急；我应该坠落，
就像夜晚里明亮的流星，
不会有人再见到我。
我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成功，我也不敢再有所期待。如果在完成了对我国公共生活的贡献之后，我能这样对自己说：我和我所做的努力，能让我父亲所在意的那一切消逝得更慢更艰难，我就心满意足了。
[凯南在柏林将苏联与纳粹相提并论后，苏联政府一直等到10月3日才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没有预料到苏联会给他这种打击，凯南还在伦敦参加了国务院的会议，然后去了彭赞斯（Penzance）（可能是休假），还去了波恩的美国大使馆。］● 9月20日，伦敦—彭赞斯，离退休还有足足两年，我该干点儿什么呢？
有下列两种可能：
（a）公共生活——参与，可以这么说。
可能更多的是外交事务，以及普林斯顿和董事会的相关工作。
（b）个人生活。
可能会去耕种，或者写作，比如写一些关于社会政治、历史、俄罗斯的文章，又或者去教书。
突然产生了一些想法，似乎可以列为做决定时优先考虑的事项：到退休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到了这个年纪，生活中没什么好患得患失的了，也没有理由再去吝啬自己。除了孩子们，劳动是唯一的寄托。就算你为了孩子们牺牲了自己，他们也未必真心感谢你。他们宁愿你有所作为，不过这种作为与声望或者名气无关。除非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否则一个无所事事的男人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一定会感到羞愧。那也许是最好的也是最聪明的选择——做一个极其谦卑的人。但恐怕那不是我的性格。
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什么都不做吗？作为一个男人，是不是应该与女性有所区别？我想是的。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在赞赏一个人时，不可能不去考虑他的职责。而关于这种职责，既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真正的训练。也许一个人能躲得过年龄带来的各种疾病的侵袭，不那么虚弱无力，也不唠唠叨叨，倚老卖老地渴望得到他人的尊敬和赞许，但是很少有人选择过那种自证正当的生活。为了对抗随着年龄增长而来的烦恼和耻辱——诸如需要休息，向往规律的、节奏更缓慢的作息习惯，创造性的劳动不可或缺。
一个女人，年纪越大，越应该随和，通过服务他人获得补偿，且不应向他人要求太多。
一个男人，年纪越大，越应该销声匿迹。他应该像那些讨厌的人一样，避免表现出任何形式的温和、虚荣、虚伪、勉强或空洞的欢乐。他应该对自己经历的奇闻异事彻底闭口不谈，否则极有可能唠叨一遍又一遍。
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样，因为一个五十岁的男人没什么好失去的，如果可能，他应该像一匹年迈的老马一样被无情地鞭打，走向沉默，走向衰竭，走向自我节制，走向孤独，去做一些有益的事。
[下面这篇日记显示，凯南在大使任上经历过强烈的情绪波动。他相信，除非有和他类似的人叫停继续升级的紧张局势，否则核战争很可能会到来，而核战争就意味着文明的终结。然而，杜鲁门政府却把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作为砝码，迫使西欧国家接受西德重整军备且加入西方同盟的建议。凯南对华盛顿极度绝望，希望克里姆林宫能更早下定决心。他认为苏联领导阶层分为强硬派和另一派别，后者了解凯南本人的背景，更赞同他打算做的事情，可能还会考虑（特别是就德国问题）进行谈判，以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由于担心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且届时可能会遭受苏联人的刑讯，凯南请求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他提供氰化物胶囊，以备紧急时刻服用。］● 9月29日，西德，巴特戈德堡（Bad Godesberg）
以下是对我就任驻苏联大使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分类记录。它应当作为保密文件保存在政府档案中，直到保密期满的那一天。到那时我希望能将它保留在我的私人文件中。
在前往莫斯科之前，经批准我与国务卿以及国务院的其他官员进行了一次会谈，目的是讨论我的职责……（但）那时华盛顿没有人对美苏之间的任何协议感兴趣，尤其是在德国和日本问题上，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重中之重。看来国务院的想法是，一旦完成了“力量建设”，接下来我们便会尝试就裁军问题启动多边谈判，而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地区显然都将继续保持无期限的分裂状态。
对我来说，这一切就像幻觉一样，我很气愤，自己被迫接受这种微妙的任务，心里却没有一点点目标。关于如何解决我们与苏联之间的分歧，我也没有得到任何务实的建议。波伦来普林斯顿过周末，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激烈地争论到大半夜。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不得不避开众多记者的追问，只是敷衍他们说，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些事情来缓解紧张的局势，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
一到莫斯科，那种充满挑战和刺激的气氛，马上让我兴奋起来。我沾沾自喜，因为我能感觉到莫斯科高层内部神秘而细微的变化。很快我就觉察到，苏联政权内部至少有一个派系将我的出现视为警报。准确地说，由于他们意识到我的观点是温和的，也是趋向调停的，因此难以将我作为一个敌人或者不学无术的人来对待。如果事情到了紧急关头，我能和当局的人对上话，那将是“真正的”对话，而不是出于礼节的谈话或者双方习以为常的争吵。此外，华盛顿积极的回应给了我鼓励，苏联的外交使节团对我的文章也做了解释说明。在我看来，莫斯科的同行们还是很重视我的观点的。长时间在华盛顿受挫之后，这些事情让我感觉到自己尚有一些影响和能力；我希望能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一次平静的交流，从而真正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新一届政府即将就任，这也许会给予我充分的权威和自信向我们现行的政策挑战，从而找到一种更具有建设性和更有前途的方法，至少可以用来解决欧洲和苏联问题。
然而，我的到来并不受莫斯科领导层中某些人的欢迎，他们很快就采取了自我保护措施。我到达莫斯科后，当地立即掀起了激烈的反美风暴，这不禁让我感觉到，他们这样做主要是给苏联各界，尤其是知识界一个警告：不要与我接触。7月初，一个男人来到我的办公室，直到最近，他都还是外交部的要员。当时他提出了一些极其野蛮邪恶的建议，简直让我怀疑这是一次无比愚蠢的挑衅或一场精心策划的侮辱。不管属于哪一种，这都是一个凶兆，表明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某个地方，我已然成为他们仇视的对象。而很显然，“某个地方”至少包括了秘密警察机构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好像没有办法消除苏联政府内部对我的阴谋和敌意了，我只能让自己别犯错误，别给敌人留下用来对付我的口实。但那就意味着，我只能继续过一种小心翼翼、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没有办法突破周围的障碍，无法与苏联的高层建立联系。我确实暗示过，我很乐意通过某种方式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但是这种暗示非但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还迎来了（7月的）挑衅行为。实际上，莫斯科已经以一种恶毒和侮辱的方式给了我答案。
我唯一能想到的求助方式就是请求斯大林亲自接见我。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果我请求以正式的方式受到接见，他会认为我只是想调查一下我感兴趣的东西，以及表达自己的建议。到那时我将不得不承认，我没有什么急务需要和他沟通，于是我会被含蓄地请出去，理由是我无缘无故占用了一个日理万机的人宝贵的时间。获取这一会面机会将使我丧失信用，今后无法再正常地获得受他接见的机会，也会令我在未来受他接见时处于弱势地位。同样地，我感到没有希望跟他展开一次非正式的会谈。除了外交部，我没有与他联系的渠道。我知道外交部完全受政治局的直接领导和管理，坦率地说，他们的游戏规则是可以将任何非正式会面的请求转变成正式请求的，这很难避免。他们会派维辛斯基来会见我，并把会见的情况公开报道。这样双方不但不能坦诚相见，不能非正式地交换意见，还会提到一大堆比较紧迫的问题，西方媒体也会针对双方的谈话，做出大量的推测。
因此，除了等待，我别无选择。我希望局势能够发生某种改变。只有苏联政府提供非正式的渠道，让我见到他们的领导人，或者我们的政府采取一套积极和现实的方案来保证我方掌握主动权，这种改变才可能发生。然而，事实上，我方根本拿不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来，莫斯科也没有人能帮我来安排一次同苏联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谈。在这种孤立无援中，我只能等待。
恐怕这是我性格中的一个弱点，尽管身处这样的环境，我依然渴望有一天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共产主义世界与非共产主义世界，就尖锐的议题以及避免再次发生战争达成有效的妥协。整个夏天，我都在为减少美国方面的行动可能导致的紧张局势、降低发生误判的风险而倾尽心力。在情报搜集方面，我对大使馆的管理更加严格，坚持让我们的人在合理范围内获取苏联情报，防止他们因公然违反苏联的法律和条例而受到指控。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苏联当局为我们设定的限制条件是极其苛刻的，我只能充当一个不公正的角色，违心地要求我们的人尊重他们。除此之外，我还利用我的影响力改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阻止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某些行动。在我看来，这些行动的军事价值似乎并不高，却可能对苏联人产生极大的刺激。由于许多相关的情况并不为我所知，而且很多问题也很微妙，通过电报解释对这些事务的看法令我十分难堪，于是，我提出希望未来能有机会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实权部门当面探讨这些问题。这些建议似乎在国务院产生了一些作用，他们督促欧洲部分外交使团代表于9月24日—26日在伦敦召开会议，我也在受邀之列。
我对我方的一些军事行动持反对意见，我与北约的大多数人观点也不一致，分歧主要在于苏联对北约的态度问题，实际也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要在伦敦会议上口头解释这些问题，势必会占用大量时间，也许还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我在9月初就坐下来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个急件，并另外准备了复印件。[16]我希望这次我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能使这份急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发挥真正的作用，也能让在伦敦的美国人和在巴黎的北约人在看到我的建议后立场有所软化。我在苏联处处碰壁，但我想我至少可以尝试通过这样的方式转变我们的立场，以便有一天当我们与苏联政府谈判的时机成熟时，我方能够处于主动的优势地位，同时尽可能地少给苏联宣传机构留下口实——毕竟他们一直在指责我们蓄意发动战争，并时刻准备攻击苏联。我心怀热望，郑重地从莫斯科发出大量电报和信件。我满怀期待，也许我的努力不会毫无效果。
在我即将离开莫斯科之际，出现了一个意外。现在我意识到，当时正是这次意外严重地影响了我的思考。我们的一位技术专家在大使馆的书房里找到了一个监听装置，它先进得令人震惊，很显然是经过长期认真的研发才投入实际应用的产品。我们发现并拆除这个监听装置必然令苏联的秘密警察非常难受，毫无疑问这是他们的杰作。发现监听器后，我立即（当然这跟我毫无关系）感觉官邸周围的气氛更加阴森恐怖了。
伦敦会议于9月24日召开，三天后结束。会后第二天，我们举行了一个情况通报会。北约组织中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做了报告，再结合另外几个人的言论，这次通报会让我感到非常震惊。
首先，从军事方面的汇报来看，我意识到我的急件已经石沉大海；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愿意去理解我谈到的问题；北约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军事负责人，已经完全迷失在军事制衡的逻辑中不可自拔。很显然，从现在开始，这种逻辑将推动他们持续不断地去做那些增加开战风险的事情，而对于有可能起到抑制作用的事情则倾向于回避。他们不应该为此受到责备。错误在于当局判断失误，抛出了一个僵化顽固的指导思路，从而让军事和政治都走向了偏颇。其次，我为我们发表的对德政策声明感到极度不安。我一度希望，我们与苏联政府过去半年间冗长的换文，能带来一种更加稳妥和缓和的局面，从而使我们可以择机展开谈判，在美国军队最终撤离的前提下完成德国统一。从1948年开始，我就一直主张以此作为我们的目标。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一主张，我还说明了我们可以在什么条款下考虑这一解决方案。这些条款不需要将德国交付给苏联。国务院一直拒绝这种思路。但是，同苏联之间的换文已经证明，太过僵硬地否定这种可能性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我一度认为我们的立场可能已经软化，我在会议上的所闻所见则表明，事实恰好相反。我意识到，此时此刻，我们的人民对德国统一丝毫不感兴趣，他们不但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德国合约和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批准上，而且不愿意在未来的任何时候，在有可能与莫斯科达成合约的条件下，从德国撤走美国的军队。
我详细解释了我对这种观点的担忧和恐惧。这明显意味着，我们跟莫斯科之间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在我看来，苏联同意放弃德国东部地区的唯一条件，就是苏联和美国的军队同时撤出德国，也许还包括撤出欧洲西部和中部。对他们来说，撤出德国东部地区，将德国留给西方力量驻守，将会导致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力量的崩溃。我不反对这种崩溃的出现，但我依然坚持认为，苏联政府是绝对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因此我们政府的立场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绝不可能与苏联达成任何协议，让德国和欧洲的分裂状态无限制地延续下去，将结束分裂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势力的崩溃之上。我相信这种分裂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盟友来说，都将变得越来越危险和麻烦，会将我们带入一种尴尬和艰难的境地。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希望取决于苏联势力在东欧的土崩瓦解，这恰恰符合了一种逻辑，也就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观点：我们应该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努力颠覆和推翻共产主义势力上。我再次重申，我不反对这一观点，我也认为我们无须参与灾难性的战争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在扶植其他势力，来取代我们意欲推翻的政权。（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这种政策存在不妥之处，这与维护美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是矛盾的。）但是这些条件当时我们都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政策除了导向失败和引发战争，必将一事无成。总之，在我看来，要想避免战争，唯一能做的就是与苏联就德国问题达成协议，前提是苏联和西方国家必须最终同意从德国撤军。同时，我意识到，大家都有一种担心，即一个起死回生和完全独立的德国会让欧洲邻居们不安，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其危险要比爆发另一场世界大战小得多。
第二天的会议结束时，我感到非常沮丧。大家都满怀敬意地倾听了我的观点，对我讲的问题也都非常感兴趣，但他们知道，我也能够意识到，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深陷在当前的政策中无法自拔。他们已经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来敦促大陆国家接纳欧洲防务共同体协议[17]。在我看来，这个协议一旦得到批准，我们与苏联签订协议的所有可能性都将化为乌有；如果没有欧洲防务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参与，协议几乎无法达成。即便我们同意就德国问题跟莫斯科妥协，也未必能够保证其他成员国都同意。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已经将自己推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如果协议未获批准，我们在欧洲的声望将受到严重打击，给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平衡带来难以预料的危险后果。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我问我自己，一个人在莫斯科还能做些什么？政府为什么还要派大使过去呢？我究竟应该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允许自己受到引诱，去跟苏联领导人对话。如果他们问起我：“您想让我们怎样处理德国问题？对于解决德国问题您有什么具体方案吗？”我唯一的回答可能就是：“等待你们的政权崩溃。”然后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恰恰验证了他们说过的话，两国政府之间几乎不存在切实可行的谈判基础……
多年来我一直抵触战争，今天，我似乎第一次感觉到，战争不得不被当成解决问题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我看来，能避免战争的唯一选择就是放弃我们在欧洲的政治优势，这同样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想到要返回莫斯科，还要在混乱、充满敌意和侮辱的宣传氛围中生活几个星期、几个月，一想到这气氛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无奈，我就无法再对战争产生任何怀疑（实际上，目前我们的做法很危险，我们所遵循的逻辑是错误的，无论怎样，它都将导致战争）。作为我国派驻苏联的外交代表，居然还要思考这些事情，我实在为此感到痛苦。
第二天上午传来了《真理报》刊文抨击我的消息。前一天面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备感失落，今天苏联政府的打击又紧随而至。毫无回旋余地，看起来不会峰回路转，我的努力也不会取得任何成效了。《真理报》从我在柏林机场对提问记者的回答中抓住一个微不足道的由头，公然抨击我是诽谤者，是苏联人民的敌人。这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我无法想象我是否还能回莫斯科去，因为我非常清楚，外交官的作用就是充当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之间友好沟通的媒介，可我看不到自己继续留在莫斯科还有什么重要的价值。当然也可以认为在此之前我也没有什么价值，或许苏联人一直都将我视为仇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我们的政府曾经授意我去说些什么，我就还有机会，毕竟总有一天，总会有一个人到莫斯科去说那番话。现在，机会溜走了。从现在开始，我对莫斯科再无期待，我能做的就是打起精神，全力应付莫斯科高层以及他们的下级带给我的不愉快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能做些什么，我真是难以想象。
想到这些问题，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理解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了。我期待苏联展现出温和轻松的一面，但这种期望所依据的现实太过微妙、太过脆弱，完全植根于苏联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生活在苏联以外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在我的印象当中，有关我们国家的政策，大多数同事都与我意见相左。即便是那些与我意见一致的（还是有几个人赞同我的意见，但他们没来参加会议），也不同意我再次回到莫斯科。我感到在这种环境之下，我的妻子、孩子，以及我们的外籍雇员必须马上离开莫斯科；然而，我知道妻子并不希望这么做，她愿意留在那里。从现在开始，对家人命运的担忧将一直困扰着我。
在这些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我相信无论如何也无法达成谅解或者签订协议了。
在这个时刻，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所处的位置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很容易成为全世界注意的焦点。我从没想过孤独会对我造成如此深刻的伤害，我只能独自吞下这枚苦果，无论到哪里，都不太可能有人完全理解或完全支持我所做的事情；也不会有一个特别法庭容许我为自己辩护；我甚至不能指望朋友能完全理解我的解释。被塞入两个世界之间这个不可思议的位置后，我已经不再奢望任何人能够在思想上与我共鸣。从现在起，除了自己的良心，其他的我什么也指望不上了。这种艰难的现实让人无法忍受，但我想就在那一刻，我失去了最后一丝参与公共生活的愿望，除非万不得已，我不会再参与其中。
1953年
即将就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深深地伤害了凯南，他不仅没有给凯南安排新的职务，而且一直拖拉了几个月才将决定告知凯南。凯南将继续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顾问，同时也是“日光室计划”（Project Solarium）的顾问。为保证国家安全，艾森豪威尔总统秘密推动制定了这一计划。个人与国家命运同样前途未卜，让凯南感到极其痛苦，他开始深入思考精神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关系。
● 3月13日，华盛顿
与新一届政府的关系以及我未来的职务
在大选的时候，我没有对新一届政府内的任何人提起过我未来的职位问题……因为我私下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都有来往，我期待着在新政府就职前的某一时刻，他们能主动找到我；我期待着届时我将有机会向他们阐述观点，不仅关于美苏关系，也关于莫斯科大使馆该何去何从，以及我在新政府里的职务问题。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人来找我……
考虑到我之前在莫斯科的职位，处理苏联事务的经验，乃至公众将我的名字与美苏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紧密程度，我不禁意识到，政府的这种态度预示了一种非常严峻而令人不安的形势。
此外，我还担心该如何向政府之外的人士交差，他们当中有人过去曾给予我信任和鼓励。我也知道，有人希望借由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经验和我对美苏关系的感受，悟得一些指引。从莫斯科回来后，这几个问题一直深深困扰着我。我跟其他美国人一样，对这些问题密切关注，同时又感到痛苦。很明显，即将卸任的政府对我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感兴趣，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他们已经无能为力，疲惫不堪，同时经受着离任的痛苦。但如果新政府也同样表现得不感兴趣，同样不给我机会发表看法，那就意味着我对这些事情的意见，不管其本身有没有价值，都得不到公开表达的机会了，也就不能在任何地方为任何人所用。从我第一次听说政府有意将我派驻苏联任大使到现在，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针对美苏关系发表任何个人见解。新政府意味深长的沉默态度足以清楚地表明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我在他们入职期间一直等待，我将无法在这方面发表看法，因为我既不能代表他们发言，也不能在未经他们允许的情况下，公开讨论这类事情。因此，在我看来，任何有关这些问题的看法，只能在我尚于旧政府内任职期间发表。这样一来，新一届政府便不需要为我的任何言论承担责任了。
因此，我接受宾夕法尼亚州律师协会的邀请，于1月16日在斯克兰顿（Scranton）召开的年会上发表演讲，谈了我对美苏关系的看法。我之所以接受邀请，主要是考虑到新一届政府压根儿没打算就这些问题跟我联系。哪怕我能找到一个理由，相信新政府打算征求我的意见，或者他们会通过任何途径与我交流一下，我都很愿意向杜勒斯先生和艾奇逊先生详细讲述我的观点，并根据他们的需要予以调整。但他们没有任何意向与我探讨这些问题，我也找不到理由这样做。因此，除非借助律师协会年会这个平台，否则未来的日子里，恐怕我再也没有机会了，后来证明，我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斯大林罹患恶疾，不久之后就传来他病逝的消息。我当然很想知道在这种危急时刻，华盛顿是否会邀请我去磋商。斯大林病危的消息最早在星期三早晨公布，然而一直等到星期五，我才接到政府的召唤。是波伦给我打的电话，大意是想跟我谈谈斯大林去世可能导致的形势变化，并要求我尽快赶往华盛顿。
3月7日，星期六，我从波士顿乘晚班火车到达华盛顿，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同波伦谈话，他说他还没听到关于政府如何安置我的消息。下午他带着我去拜访了艾伦·杜勒斯，美国中央情报局现任负责人。我们就斯大林病逝可能带来的局势变化做了简短讨论。然后，我乘坐下午的火车回到了东柏林。[18]
3月9日，星期一，总统的特别助理、专门负责冷战相关事务的杰克逊先生（C.D. Jackson）打电话找我。我与他的办公室人员约好第二天去华盛顿见面。
当天晚上我到了华盛顿。第二天上午先是接到中央情报局雷蒙德·桑塔格博士（Dr. Raymond Sontag）的电话，他请求我继续担任中情局的临时顾问，就像我之前在普林斯顿时一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之前我是怀着质疑勉强同意加入杰克逊委员会（总统的国际情报活动委员会）的，它目前正在代表新一届政府研究心理战。现在，我只能以级别较低的工作人员身份为政府提供建议。面对这种情况，我想我最好请求官方正式明确我的身份和地位，同时再次请求公布有关我未来职务的信息……
3月10日下午两点半，我拜访了杰克逊先生，他提出了他关心的问题，并且向我征求建议。我跟他说，我在新政府中的职务还完全没有明确；我已经有五个月没有看到任何官方文件并发表看法了，因此我主要是从报纸上了解目前的态势；对于如何理解新政府的政策，我没有机会得到大家的指教；我也无法以任何形式代表国务院发言；因此我觉得我没有资格给他任何建议。他说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会将我的意见当成仅针对他所说内容而发表的个人见解。在此基础之上，我谈了谈自己的看法。
在我离开之前，他说关于我任职一事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他不相信总统对我的印象会像我想象的那样；他建议我找杜勒斯先生谈一谈，看看能不能把事情搞清楚。
下午，我回到农场。第二天下午，杰克逊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说周五他有些事情想与我面谈，于是我在3月12日（星期四）又来到华盛顿，并在第二天上午拜访了杰克逊。
当天下午接到《纽约时报》威廉·劳伦斯的电话，他说他听说我要退休了，想向我求证一下传闻是否属实。我说关于我的职务，暂时还没有收到新政府的任何通知。第二天早晨，也就是3月13日，《纽约时报》刊发了由劳伦斯先生撰写的头版头条，大致内容是他已经从某些“高级官员口中”证实，我将在不久的将来退休。
● 4月6日
3月13日晚些时候，我收到消息说国务卿想要见我，我在第二天下午拜见了他。我们讨论了我未来的职务问题。他说就他所知，目前国务院驻外事务处“没有合适的职务”派给我，对我进行任命需要参议员的批准，这恐怕会遇到一系列的困难，而且没必要为了我这样一个小职务、一个不重要的岗位花时间去冒这样的险。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说既然如此，那么我准备退休，但同时我也强调，我不会向我的朋友们以及公众隐瞒我退休的原因是政府没有给我任何职位。后来，他又跟我谈到斯大林逝世引发的局势改变，以及这种变化将为美国政策带来的问题，并征询我的意见。我详尽地解答了他的问题，他说他对我的回答很感兴趣，还说同我谈话总会带给他启发，希望还有更多的机会跟我面谈……
史密斯将军[19]中途进来，告诉国务卿和我，艾伦·杜勒斯先生非常希望我能到中央情报局任职，不要退休，并希望我能就此事与他联系。国务卿指出，他希望这件事能够落实，同时表示不要对外界提起有关我退休的事情。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拜访了参议员弗格森[20]，发现他想跟我谈的是波伦的任命问题。我说，我了解波伦的人品和能力，他在雅尔塔协议的签订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离开时我觉得参议员对我说的话印象深刻（随后，在对波伦的委任中他投了赞成票）。[21]
在谈话的过程中，参议员弗格森问我，为什么要去农场过日子，而不来华盛顿工作。我跟他讲到了我目前的处境，听罢他说道：“这是怎么回事？该死！批准你的任命，不存在任何问题。”
我又跟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谈了一会儿，他热情地推荐我到中央情报局工作。
当晚，我回到农场。
第二天，3月17日，我去了普林斯顿，逗留两天，找机会询问了几位朋友的意见。除了一个朋友以外，大家都认为我应该把这件事情敲定下来，而不要同意借调到中情局，这会让事情更加复杂。我越是琢磨，越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
星期四，4月2日，我跟安娜莉丝开车去维拉诺瓦（Villa Nova）跟波伦一家共进晚餐，晚宴设在他岳母家里。这是他们离开祖国前的最后一个夜晚。他讲述了任命确认后他的境遇，丝毫没有激起我留在政府工作的欲望。
4月7日，国务卿再次约见了我，麦卡德尔先生[22]也在场。国务卿说恐怕之前是他会错意了：他始终有一种印象，就是我一直希望退休；他很乐意听听我在这件事情上的真实想法。我解释说，就眼下的生活来说，政府的差事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而是代表着某些方面的牺牲；我愿意做出这种牺牲——如果他认为我还能发挥一些重要作用的话，那么我愿意；但我感觉似乎没有那么重要的地方还需要我；我不想自己仅仅是一个“接受照顾”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最优先考虑的是离开政府部门。我也表示我完全能理解他的想法，他认为国务院需要一些“新面孔”，我也根本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和别人竞争。依我看，一切都取决于他和总统到底是希望我留在政府继续工作，还是根本不希望。
他问我是否愿意去国外工作，我说我不愿意。他说他也希望我留在国内工作，我退休转而从事学术研究之后，依然可以承担政府顾问的工作，特别是处理与苏联有关的问题。他说他自己经常感到非常需要我的建议，也非常后悔在新政府任职之初的适应期内太过忙碌，以致没有邀请我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他觉得我不光能经常为政府其他部门提供帮助，更能为国务院献计献策。他还特别提到了政策规划室，他说事情如果能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他非常乐意去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迪安·腊斯克[23]推荐我，请他予以支持。国务卿示意希望和我再长谈一次，让我第二天再来华盛顿一趟。[24]
● 6月1日
5月8日，我去纽约见了迪安·腊斯克。我告诉他，今年秋天我想回研究所任职。他的意思是，他觉得向董事会申请两万元做我明年在研究所的学术研究经费有点儿困难。这两万元中有一万五千元用于学术研究，另外五千元作为捐赠。我说五千元根本不够支付我的费用，并向他解释了个中缘由。他说他理解我的难处，但申请更多的经费确实有困难，他希望研究所能够帮助填补可能出现的经费缺口。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我跟他说，如果基金会能够提供两万元，就非常让人满意了。
● 7月29日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政府上班。上午我在国务院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准备讲稿，之所以能在这个偌大的房间里写稿，纯粹是因为这里的部门解散了，屋子空着。解散的具体原因高层人士也不太清楚。午饭过后，演讲稿写完了，看来是时候离开了。我已下定决心不再回这里工作了，尽管不会有人看出我在与不在有什么差别。我下楼去跟多萝西[25]告别，她还要在这里待两三个星期，她在国务院其他部门还有一份固定工作。她不在办公室，我留了一张便条给她，告诉她我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永远都不会回来了。然后我去跟玛丽·路易斯（Mary Louise）告别，她曾经在国务卿的办公室工作过。最后跟玛丽·鲁特（Mary Ruther）告别，她是五楼的接线员，我们差一点都落泪了。然后我乘电梯下楼，就如过去千百次那样。仿佛突然之间，我就站在了烈日之下。站在大楼的台阶上，我生出一种强烈的心情：一个退休的公务员，结束了二十七年的仕途，成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没有感到不开心。
● 8月18日，宾夕法尼亚州，东柏林农场过去三个星期忙得不亦乐乎，繁忙的教学任务[26]让人抽不开身，还要拜会华盛顿的各色人等，还要卖房子，等等。直到今天，退休生活才算真正开始。一上午，我都在忙着最后的收尾工作。午饭过后，我把房子做了最后的清理，把奥斯汀汽车塞得满满当当，然后踏上了从华盛顿前往农场的旅程，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驶出华盛顿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有了退休的感觉。去宾夕法尼亚的路上，我开车开得很慢，一遍遍地提醒自己，再也不用那么匆匆忙忙的了。
到了农场，我没有马上搬出行李，而是换上衣服在门廊里坐了一会儿，让自己充分感受这片宁静。眼前延伸着两块田地：一片是麦田，一片是玉米田，长时间的干旱让两块地都干枯得了无生气。身后延伸的是二十七年的外交生涯，它的背后又掩藏着几乎已被忘却的青少年岁月。在我的面前，摆着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我的寿命还能再延续三十年，接下来我为了什么而活？我的内心已麻木，几乎没有兴趣去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件事似乎很明确：如果我还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还想获得满足感的话，那我必须教会自己不要为了自己去生活，而是为了创造去生活。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要说他为了身体上的愉悦而活那是何等荒谬。他的肌肉已经松弛，形象微不足道，甚至毫无尊严可谈，吃吃喝喝只会让他变得肥胖。爱，应该表现为热情地关心他人。
对我来说，能做的似乎只有三件事：独处、沉思和写作。因为这些事情都能通过向他人倾诉自我而实现，所以我做了最明智的决定：坐在一张桌子旁写作，思想随之而来——经常会这样。只要写作，就不会感到懈怠。
● 8月20日，普林斯顿
今天，独自一人驾车从东柏林去普林斯顿，小汽车顶上堆得高高的，有几卷行李物件，还有一辆自行车。天气不错，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八月秋天里的干燥和凉爽。
房子[27]太久没人住了，显得格外荒凉，空空如也，破旧不堪，好像仓库一样。供电和电话都停掉了，院子无人打扫，凌乱不堪。一条枯死的树枝危险地悬在树上，枝上的叶子已经垂落到地面。车道上，毒漆藤疯长，老鼠卖力地在碎石路上打着洞，那些碎石是我用心铺在屋旁起保护作用的。车库里住着一窝猫，它们的排泄物让整个车库弥漫着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刺鼻气味。我的两轮手推小车不见踪影，软管也丢了。很显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
● 8月21日
开始构思一篇文章，可能会在《外交》杂志上发表，内容涉及外交政策中的道德观念。
我想表明的观点是，一个大国的外交活动是一种实际的行为，而非道德行为。外交活动旨在于最危急的时刻调整利益冲突，这些只是部分地而绝不会完全地等同于人们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一个需要解释的事物，负责解释的是政府而非人民。做出这种解释是政府的职责，也只能由政府来完成。
但是，作为民众的代言人，政府经常具有双重特性：面对其他同类社会时，他是国家利益的解释者和维护者；面对本国的其他派系时，政府是执政党利益的解释者和维护者。有时，它代表着整个民族共同体的利益；有时，它又仅代表一部分势力反对另一部分势力。因此，政府在国际上宣扬的期望和借口，实际上只是部分出于外交的真实需要；另一部分则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其目的在于以牺牲其他派系利益为代价，进一步巩固某一派系的利益。
因此，一个政府在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将其视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之后，对这种国家利益的阐释会变得既不公正也不客观。不能说这样的国家利益承载了道德品质，它是两方面因素的产物，其一就是国内权力斗争的暂时性产物。这样的内部权力斗争基本上从来都不具备道德属性，而具有政治属性，它涉及党派间关系的调整。内部的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毫无节制的，建立在肉体惩罚和威胁的基础之上，不言而喻这种斗争是缺乏道德的。就算共和制的政府受到各种限制，其内部的权力争斗也不具有道德属性……
只要内部权力成为你争我夺的对象，政府的执政过程就会误入歧途，并充斥着自我中心、个人野心、谎言、虚伪和谬误。要根据大众需求，选用身在政府之外、不乐意参与政治的人，唯有如此，才能摆脱权力斗争的重荷。但是这一点很难做到，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就算一个人能够拒绝权力的腐蚀，他也不得不跟争权夺利的人打交道，这一点无法避免。
● 10月28日
昨晚，教堂参事会副会长和两个本科高年级学生来到我家，告诉我12月初即将举行宗教事务会议开幕式，邀请我届时发表演讲。从谈话中得知，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凯南信仰什么。
我说我会考虑他们的邀请，但那是在我的演讲仅仅面向本科生的情况下。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合适的主题，以下草拟一些想法作为提示：人的本性不可能尽善尽美。
文明的生活就是与人的本性妥协。
《文化的焦虑》。 [28]
没有完美的人际关系。
政治事件中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浪漫爱情的危险性：
（爱情最多是一种友谊，一种实际的伙伴关系，由于掺杂了性的因素——性的因素恰恰是非常亲密的、暂时的，通常也是不稳定的，因此爱情也就变得复杂起来。）
在两性情事中，罪恶感可能被夸大（就连《圣经》中反对通奸行为的训诫也将婚姻视为一夫多妻的，将女人视为奴隶；要是娶了三十五个老婆谈起来就更容易理解了）——此处需要借用一个系数来让现代人理解——重要的是，一个人要学会在遇到困难时还能满足地过活，避免造成体力和情感上的浪费，因为这可能会降低而不是增进一个人真正的健康和满足感。尽量少给别人带去痛苦，谦逊地接受一个人与文化环境相冲突的本能需要，不管面临什么样的羞辱和限制，都宽容而心甘情愿地承受。
幸福和痛苦的两难境地。
没有痛苦，只有快乐。
只为克服艰难和痛苦而快乐。
两种限制享乐的方式：
1。完全克制
2。纵欲过度
因此在生活中必须保持恬淡寡欲，与清教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恬淡寡欲是为了实现生活目标，而不是抑制它的实现。
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以为你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吗？先是恐惧、饥饿、迷惘、龌龊、濒死，然后突然又获得了截然相反的东西——那时你就不会再去探究你生存的目的了。有千千万万值得活着的理由：美丽、友谊、大海……[此处凯南做了省略］诚然，满足感取决于文明生活的条件，对你们来说，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美国人已经脱离正轨。我们需要放慢改革的脚步，需要改善生活条件，以便修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而不是机械，才是人类真正生存的环境。依赖机械，这是化学农业造成的误解。
生命是神秘的，生命的延续同样引人深思。人类文化的巨网，让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兴奋不已。
● 11月9日
我是一个丈夫，也是一个父亲，除此之外，我还在积极努力成为一名学者，我已经顾不上自己曾经是一名公众人物这个事实。成功？无关紧要，可能勉强算得上成功吧。
我还想对学生说的是：
一个人有可能在浪漫的爱情中获得巨大和持久的幸福，但他应该理智地接受其中不可预知的变数，而且不要将它当成命中应得之物。
我相信，上帝不会轻易宽恕我们所做的那些自我贬损的事情、有损尊严的事情，但我也相信，这些苦难降临到我们头上以后，即使我们找不到完美的解决方法，他也不会真的迁怒于我们。换句话说，我不相信一个人因为无法将肉欲的本性和文明的戒律结合起来，就注定被打进地狱。重要的是，这个人不是极度自私，也没有强人所难，没有给他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那么，伦理和道德信仰与公民义务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我对基督教知之甚少，教义会告诉你是否应该诚心皈依。据我推测，除非这种信仰真正到了极度糟糕和让人绝望的地步，否则一个人应当接受它而不是起来反抗它。因为坦率地讲，如果说基督信徒要完全实践其教义所要求的美德，那么某些公共秩序就是必需的，然而生活中不可能有完美，我们也知道，要想接近或者实现理想中的完美，往往会招致巨大的恐怖、骚乱和杀戮。
那么，存在一种超越于普通公民消极义务之上的社会义务吗？公民有积极参与政府事务的义务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除非一个人通过正常的选举程序或法律程序被挑选出来。我们的社会不依靠任何唯意志论，宪法规定了政府应该遵循特定程序、承担一定责任和实施行政管理的义务。
我们的社会最终会被认为是进步还是倒退，我们一无所知，当然这也无关紧要。
● 12月28日，华盛顿开往普林斯顿的列车途中再一次——陷入沉思。[29]
这个国家已经激不起我的兴趣了。这是一个极其让人厌烦的国家，虽然她自己丝毫没有意识到，却已经注定了悲哀和可怜的命运。
哦，绝不可以写这样的话，太动摇人心。 [30]
1954年
担任驻苏联大使期间的失败阴影依然没有散去，再加上杜勒斯的无情抛弃，凯南心有不甘地开始了在高级研究所的学者生活。4月，他在原子能委员会的人员安全委员会面前为罗伯特·奥本海默作证，证明后者作为原子能专家和高级研究所主任，尽管在冷战前期曾经与左派为伍，但依然是一个真正忠诚的美国人。凯南指责美国式的文明孵化出了麦卡锡这样的人物，毁掉了他的朋友小约翰·佩顿·戴维斯的前程。奥本海默没有通过忠诚调查，凯南问他为什么不离开美国。奥本海默站了一会儿，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哽咽着说：“该死的，我就是深爱着这个国家。”[31]凯南不确定自己是否也热爱美国，但是，他曾经初步考虑过竞选国会议员。
● 6月12日，普林斯顿
疱疹顽疾反复发作，疼痛难忍，是最让我感到困扰的疾病。每年都要发作几次，给我的身体和精神带来痛苦。每次发作，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黑暗和悲哀起来。
现在，我正深受其害。昨晚做了个栩栩如生的梦，梦见自己以埃塞俄比亚大使馆顾问——我猜想大概就是那种聘请来的外国顾问——的身份回到苏联。大使是一个非常严肃、沉默的人，那天他离开莫斯科去国外了。他住在一个很大的宾馆里，但是没有为我预留房间，我不知道该把行李箱放在哪儿，就放到了他的房间，希望他不要介意。我纳闷为什么要接受这项任务，当时这件事好像是一件关乎忠诚、谦逊，甚至是有点儿英雄情结的事情。现在，我满腹狐疑。我想知道我是否应该去拜访＿＿＿＿＿＿[32]，还有以前美国大使馆的其他同事，他们会理解吗？不大可能。
昨晚，在英国杂志《视野》（Horizon）上读到了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的文章《美国作家的现状》（“The situation of the American Writer”），非常精彩。作者详细论述了在美国，由于缺少一个文学团体，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作家，都处在深深的孤独之中，处在成功带来的单调而危险的影响当中。通常一部文学作品获得成功，“功绩并不在于作品真正的质量”。
这再正确不过了，作为美国作家，真应该感谢一位英国作家能够这样理解他们。
当然，这里的意思就是，人们所认为的成功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真正的成功不应该取决于大众的欣赏口味；物质奖励通常不该来自于作品本身的品质，而应该来自其他方面，这就给我们很多人提出了一个技术上的难题，这是一个关乎时间和内心宁静的问题。
[凯南到马萨诸塞州旅行，并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凯南的女儿格蕾丝毕业于这所学校。］● 6月14日我们开车去波士顿，抄一条四十英里的乡间小道，途中穿过康涅狄格州的部分地区。这里已经废弃，长满杂草。新英格兰古老的南部地区死气沉沉：在茂密的矮小灌木丛林中，居住着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他们说话的语气越来越有天主教会的气息。
坎布里奇（Cambridge）。傍晚时分，我漫步良久，直走到河边，河堤上是无穷无尽的车流，很难过马路走到街对面。我沿着河堤经过哈佛的船屋，它在来往的车辆中显得凄凉过时，我一直走到下一座大桥，围着学院转了一圈，然后原路返回。一座有些潮湿、乌黑、隐蔽的城镇，破烂的木屋，交通阻塞的街道，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压抑的地方：在一个信奉爱尔兰天主教的国家里，在这个工业化的世界里，竟有这样一个带着理性和些许自负情绪的拥挤小岛。
出去吃晚饭，席间说了太多话。
● 6月16日
拉德克利夫毕业典礼……我的演讲似乎很受欢迎，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演讲中，我对以约瑟夫·艾尔索普先生为首所倡导的有关原子弹的观点表达了反对意见。当毕业典礼队伍走进礼堂的时候，我高兴地看到艾尔索普也在人群中。中午，学院院长在家里准备了丰盛的自助餐。乔也参加了，说我的演讲是“人身攻击”，实际上众人的关注倒是让他很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