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党内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情，其混乱程度足以证明由斯大林领导的当地布尔什维克党被沙皇的间谍搞得昏头转向。斯大林对党内的叛徒展开了一系列锄奸行动，而其结果则扩大化了——最终，连他本人都受到了怀疑。1909年9月，斯大林安插在秘密警察内部的内线告诉他，一个奥克瑞纳双重间谍泄露了他价值连城的印刷所，它很快就要被突袭了。此人通知斯大林赶紧转移印刷机，在新的隐秘地点重新组装。
“斯大林赶紧找到了我，”他的手下瓦采克回忆，“问我要钱。我给了他600卢布，那是曼乔的钱。”曼乔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位石油大亨。可斯大林还需要更多的钱。不久之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和布多·穆季瓦尼一起过来找我”——这位石油大亨又给了斯大林300卢布。
斯大林在巴库老城找了一个新的隐秘据点，在波斯城堡后巷的阴暗酒窖里把印刷机重新组装了起来。可是，他发现，他委托管理印刷机的那对夫妇竟然偷了他的钱。于是，他让毛瑟党人去追捕他们。丈夫成功逃走了。斯大林的手下抓到了那位妻子，可她后来也逃走了。
1909年10月，警察突袭了一个据点。他们原本想要逮捕斯大林在巴库的布尔什维克手下普罗科菲·“阿廖沙”·贾帕里泽，却惊讶地发现斯大林和塞尔戈正和他待在一起。突然之间无法做主的警察头头让一些手下看守现场，自己则回去请示上级。结果，斯大林和塞尔戈花了10卢布买通了那些警察。贾帕里泽留了下来，乖乖接受逮捕，而斯大林和塞尔戈被放行了。
斯大林接二连三地遭到背叛。他在巴库奥克瑞纳中的另一个内线告诉他，出卖他的是布尔什维克石油工会的秘书列昂季耶夫。斯大林判断，在党内应该有5个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他决定清除列昂季耶夫，可后者故意把这事闹大，要求对此案进行党内审决。斯大林拒绝这一要求，因为这会暴露他安插在奥克瑞纳中的眼线。列昂季耶夫逃过一劫，而与此同时，斯大林本人和秘密警察的关系到底如何，成为了众人怀疑的重点。
在此之后，斯大林曾说过：“别人以命相托，而你却背叛了他。这种人太可怕了，没有一个演员或作家能传达这种可怕——这种人死不足惜！”于是，斯大林在巴库展开了对叛徒的处决行动。被处决者中有些是真的间谍，有些则完全是斯大林臆想出来的——正如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两次运动的唯一区别在于，这一次，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真的饱受间谍侵蚀之苦。
斯大林把5个叛徒的名字公之于众，但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其中只有一位真的是间谍，其余4位都是无辜的。对间谍的清洗随之展开。其间，一位名为切尔诺马佐夫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高层前来巴库拜访斯大林，科巴同志鄙夷地盯着他看。“你是个叛徒！”他怒吼道。而就切尔诺马佐夫来说，斯大林是对的——此人的确是个叛徒。
这次党内锄奸被潜伏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真正的间谍汇报给了巴库的奥克瑞纳。奥克瑞纳对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分歧十分欣喜。但斯大林从来就没抓到过这两个代号为“菲库斯”和“米哈伊尔”的叛徒。
党已陷入了混局。索索喜欢用悄然无声的处决来终结混乱，可这一次，他的方法失灵了。他和另一位同志互相指责对方是“幽灵”。事实上，孟什维克党人，包括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都怀疑，只手掌握秘密警察内线的斯大林本人才是“党内最大的叛徒”。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把党出卖给秘密警察呢？以下是一些对他不利的说法。
斯大林当然培养了沙皇当局中的线人，这些神秘的秘密警察间谍会时不时地向他通风报信。有一次，斯大林正和一位同志走在巴库的大街上，突然，一个奥克瑞纳警官走上前来。“我知道你是个革命党人，”他说，“这张纸条上是即将遭到逮捕的你的同志。”还有一次，一位同志来到党的秘密据点找斯大林，他刚想进门，却吃惊地发现一个宪兵高级军官从屋里走了出来。他就此事问斯大林，而斯大林则回答这个宪兵是帮助布尔什维克党的好人。
有一次，第比利斯的秘密警察对革命党人展开围捕，斯大林刚躲进一个秘密藏匿地，却吃惊地发现一个名为阿尔乔姆·吉奥的孟什维克党人也躲在那里。“没想到你也在！”斯大林吃惊地说，“难道你没有被捕吗？”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斯大林安慰吉奥道，“他是我的同志。”而这个所谓的“同志”则是一个警察翻译官。后者向斯大林汇报了当天有哪些同志被逮捕——其中包括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并提醒斯大林警察当晚就要抓他。[3]
奥克瑞纳间谍“菲库斯”报告称，有个神秘的宪兵军官通知斯大林和穆季瓦尼宪兵队即将展开对印刷所的突袭。而正如我们上述，他们及时搬离了印刷所。
那么，斯大林和秘密警察的关系到底如何？
“斯大林会把那些对他有意见的同志的地址告诉宪兵，他想以此除掉他们。”阿尔申尼泽坚称，“他的同志决定让他接受党内调查审决……然而，就在审决的当口，宪兵冲了进来，逮捕了审决人员和科巴。”乌拉塔泽说，1909年，“巴库布尔什维克党指控斯大林出卖了邵武勉”。佐达尼亚说：“邵武勉曾告诉过我：‘斯大林出卖了我——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我的藏身处在哪里。’”虽然这三位的话都被作为事实广泛地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接受，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他们都是被斯大林流放的孟什维克党人。
另一方面，秘密警察总是搞不清楚斯大林的身份。巴库宪兵队长马丁诺夫上校直到1909年12月才发现“牛奶工”就是索索·朱加什维利——而那时候，斯大林逃离巴库已长达6个月了。难道他真的被沙皇的高层庇护着？
当我们把所有因素——早在1902年，他就被怀疑是间谍；他在秘密警察内部有线人；他总是能从流放地和监狱逃脱——都考虑进去后，斯大林是沙皇间谍的说法的确显得有理有据。难道，这位未来的国际马克思主义领袖从一开始就是个无法无天、狂妄自大的叛徒？进一步说，如果斯大林是个叛徒的话，那么，在其执掌下苏联所进行的所有革新不就是个骗局了吗？难道他杀了那么多人（特别是在“大清洗”时）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恶？这种阴谋论很是诱人，特别是在“冷战”时期。
然而，对斯大林不利的证据是相当不可靠的。孟什维克党人说斯大林背叛了邵武勉，这些话经不起推敲。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的确紧张，但还没有严重到成为宿敌的地步：高加索地区布尔什维克党的两位巨人“友好但也有分歧”。在1907—1910年间，邵武勉只被逮捕过一次。当他于1909年4月30日被逮捕时，斯大林还身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而当他于1911年9月30日再次被捕时，斯大林本人也被关在圣彼得堡的监狱里。斯大林不太可能安排了这两次逮捕行动。
斯大林是个实用主义者，有时也残忍无情。他自负自大，所以，在他看来，任何和他作对的人都是和历史作对——因此，无论动用什么手段除掉此人都在所不惜。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他背叛了某位同志或因此被党内审决的确凿记录。
斯大林在秘密警察内部有线人，这事貌似十分可疑，实则符合情理。我们可以从奥克瑞纳安插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间谍“菲库斯”那里反讽地了解到以下事件：1909年11月，他来到第比利斯参加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在科巴（索索）——来自于巴库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的建议下，会议决议要把党员安插在不同的国家机构中，以向党提供情报。”我们可以就此判断，当时的斯大林主导了党的间谍和反间谍工作——打入秘密警察内部。
收买宪兵和奥克瑞纳军官，获取有关叛徒和警察查抄的情报，迅速安排被逮捕的同志逃亡——这是他的工作。只要仔细研究每一则有关他是间谍的传言，我们就会发现，即便是在那些对他最不利的证言中，他也只是在接收情报，而没有给出情报。这些和斯大林合作的线人，他们中的有一些——比如说警察翻译官——是革命党的同情者，而大多数只是贪图钱财。
情报世界永远是个市场。高加索地区的警察尤其腐败，他们就释放革命党人明码标价。只要给巴伊洛夫监狱的典狱长150卢布，他就会为被逮捕的革命党人找一个替罪羊。[4]巴库宪兵队的副队长费奥多·扎伊采夫上尉尤其腐败。“很快，所有同志都被释放了，”塞尔戈回忆道，“我们只是给扎伊采夫上尉付了一小笔钱——他早就接受了贿赂。”为了让扎伊采夫释放邵武勉，巴库石油大亨舍巴耶夫付了他700卢布。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扎伊采夫便是私会斯大林的那个宪兵高级军官。1910年4月，沙皇当局终于发现了扎伊采夫的受贿行径，并把他解职了。
行贿金是双向流通的。几乎所有奥克瑞纳的间谍都会收钱，但斯大林却从来没有这些秘密收入。即便他的手头全是从银行夺来的钱，他也基本不会花在自己身上。他经常处于赤贫的状态，和那些真正的奥克瑞纳间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总是会以出卖情报的方式收取巨额酬金。
与此同时，秘密警察需保证其间谍的行动自由：只有那样，他们才能获取情报。然而，在1908—1917年间两次被捕期间，斯大林行动自由的时间只有一年半。而在1910年后，他只被释放了10个月。
沙皇的秘密警察总是搞不清斯大林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也是人们怀疑斯大林是间谍的主要原因之一，却也是最不堪一击的推论。斯大林的情况并非个例。秘密警察的确渗入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但我们需知，那是个电脑还未被发明的年代，没有一个组织能理清数以百万计的报告和花名册。事实上，奥克瑞纳已经十分成功了。即便是今日，财政充裕的美国特工在这个电脑和电子监控横行的时代所做的一切，也很难和奥克瑞纳相提并论。
至于斯大林总是能从流放地逃走（在后来的日子里，他还将数次成功逃亡），一个秘密警察曾说过一句颇具说服力的话：“那些没有逃走的，只是因为个人原因不想逃走而已。”斯大林擅长遁匿，他经验丰富，还经常有中间人协助，这让他变得尤其难以抓捕；而他的无情又会让那些目击者不敢告发他。
总之，我们还能从很多留存下来的秘密警察档案中找到斯大林并非沙皇间谍的铁证——除非我们还能从仅存的奥克瑞纳档案中找到绝对不利于他的证据[5]，不然的话，斯大林是间谍的说法根本不成立。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斯大林本人、他的秘密警察、他的很多敌人和大量的历史学家都早已把它翻了个遍。想坐实这一捕风捉影的说法的那些人，花费了一整个世纪都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当然，在当时毫无道德可言的情报战场上，斯大林绝对是个理想的间谍。他被逮捕过9次以上，而每一次都为秘密警察把他变成他们的双重间谍提供了机会。然而，与此同时，总是能洞悉人类弱点的斯大林反倒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探问那些骑墙或腐败的警察，是否愿意成为他的间谍。
当他真的在秘密警察内部安插了告密者后，到底是谁在玩弄谁呢？一种可能性是，那些出卖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会故意把一些无辜的同志的名字泄露给他，说他们是“叛徒”，以此来引起党内的恐慌——以及保护他们真正的间谍。这就能解释为何斯大林发现的大多数巴库“叛徒”都是无辜的，而真正的沙皇间谍“菲库斯”和“米哈伊尔”却从始至终没有受到怀疑。
然而，最终而言，斯大林是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允许任何朋友或家人挡在他和他的理想之间。他自认为是工人阶级仍未扬名世界却极其卓越的领袖——用邵武勉的话来说，他是“圣杯骑士”。就我们所知，即便是在革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他也丝毫没有动摇过——就此而言，可以说他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这个互相欺诈和窃取情报的混乱世界为之后在苏联发生的非常事件做了铺垫。苏联人民的惶恐不安，斯大林于1941年仍不相信希特勒会进攻苏联，还有“大清洗”——所有这些都能在那里找到源头。
奥克瑞纳无法阻止俄国革命的成功，但他们依然成功地毒害了那些革命者的头脑，以至于沙皇倒台30年后，布尔什维克党人依然在为了寻找莫须有的叛徒而互相残杀。
“牛奶工”如此擅长于遁匿，以至于秘密警察再也按捺不住了。“我们无法对其展开持续的监控，”1910年春天巴库宪兵司令马丁诺夫上校汇报道，“我们必须把他监禁起来。他看穿了所有间谍，即便是那些刚刚被委派的间谍也失败了。‘牛奶工’不但逃过了我们的监控，还把情报通知给了他的同志们，我们的行动被他摧毁。‘牛奶工’大多数时间都和他的情人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住在一起。”
1910年3月23日，马丁诺夫上校逮捕了“牛奶工”和“赫尔松省的贵妇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当时，他正使用“扎哈尔·梅利基扬茨”这个假名。两人被关进了巴伊洛夫监狱，并分别接受审讯。“牛奶工”最初否认自己和史黛芬妮娅有任何关系。但是，在此之后，他又请求她嫁给他。不久之后，斯大林便开始叫她“我的妻子”。
* * *
[1] 正如在他第二任妻子于1932年去世之后，他对下属的幸福婚姻抱有嫉妒之心一样。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2] 在此之前，历史学家都声称贝索在1890年左右便去世了——他在酒吧里和人吵架，被人打死。可最新公开的档案证明这并非事实。在斯大林成为领袖之后，他的下属和历史学家都曾试图寻找过贝索的照片，并想让斯大林指认他——格鲁吉亚共产党的档案库里有一大堆当地鞋匠的照片，他们中有可能就有贝索本人。其中有一张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有些旨在塑造斯大林伟大形象的博物馆把它作为了陈列品。但斯大林本人从来没有指认过这张照片。当地的共产党还试图寻找过贝索的墓地，却没有结果。20世纪40年代，挺过了“大清洗”的伊利沙贝达什维利给了斯大林一个闹钟，据说那是贝索的遗物。斯大林拒绝接受它，还暗示说他的亲生父亲是其他人——有可能是叶格纳塔什维利。他并不想知道贝索最终的下落，而更喜欢让自己的出身变成一个谜。
[3] 吉奥的回忆录能留存下来简直是个奇迹。它完成于1925年的苏联时期——当时，列宁刚刚去世，而斯大林还没有完全掌权——也只有这段时期为吉奥的写作提供了可能性。该书先是出现在列宁格勒，然后在季诺维也夫的势力范围中流行。据说，季诺维也夫故意让此书流传，他想以此来警告斯大林。当时，两人正在就苏联的领导权展开争夺。吉奥在书中说，格鲁吉亚警察的翻译官之所以背叛了沙皇政府，并不是因为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吉奥还回忆说，斯大林曾给过他行动代号，让他联系另一个名为科尔涅夫的同志。后者的身份十分可疑，很有可能是个警察间谍。吉奥认为，这个科尔涅夫骗了斯大林，但一种可能性是斯大林想试一试吉奥或直接让他去送死，还有一种可能便是他正在考验科尔涅夫。
[4] 在有些情况中，警察的价码实在太高了。“亲爱的，”一位不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写道，“不幸的是，我没法帮到你了。那些军官说，如果想为雅科夫·米哈伊尔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争取取消出国流放（意为驱逐出国，而非流放西伯利亚）的话，就得给他们800卢布。我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5] 在指证斯大林是奥克瑞纳间谍的说法中，有一个关键性证据，可它很有可能是伪造的。那便是所谓的“埃雷明之信”。这封信首度现身于20世纪20年代，并于20世纪50年代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并构成了I．D．列文和E．E．史密斯所著的阴谋论传记的理论支撑。的确，埃雷明上校自1908年2月始便是第比利斯奥克瑞纳的头目。写这封信的人显然对斯大林和奥克瑞纳都十分了解，但它还是出现了很多细节错误。信中赞扬了斯大林为奥克瑞纳所做的工作，但它也明确了他对革命理想的忠诚，说他是个不称职的间谍，因为归根到底，他依然是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去世之后，《生活》杂志发表了这封信。于是，他的继任者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和中央政治局命令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对其进行核实。谢罗夫的调查报告最近公布于世，他的结论同样是此信为伪造物。至于“大清洗”是斯大林试图销毁他是奥克瑞纳间谍的证据的说法，罗曼·布拉克曼的《斯大林的秘密文件》（2001年出版）一书有理有据地反驳了它。
PART THREE 第三部分
当明亮的圆月
穿过苍穹
它的光芒
在蔚蓝的地平线闪耀
当夜莺唱起轻柔的歌
歌声在空中摇曳
排箫的低鸣
在山巅回荡
当山间的春色无法阻挡
席卷而来，喷涌而出
森林被微风唤醒
开始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
当被敌人驱逐的人
再一次为他困难的祖国所用
不见天日的病人
再一次看到了太阳和月亮
那么，我这个沉浸在悲伤中的人
也将再次振臂高呼
我那阴郁的心灵
再次有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我被憧憬所裹挟，
我的灵魂在舞蹈，我的心脏在跳跃
可是，憧憬真将
在此时变成现实吗？
——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
26 两位失落的未婚妻和一位怀孕的村妇
最开始时，斯大林否认他用过“托托米安茨”这个名字，并坚称自己并没有在1905年的革命期间犯下过任何罪行，因为那一年他在伦敦——他只承认自己曾从流放地逃跑过。当波多尔斯基中尉问起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时，时年30岁的索索说，他们相识于索里维切戈茨斯克，但“从未同居”。我们无从判断他这样说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在危难时刻抛弃她，抑或想保全她的名声。三者都有可能。但是，史黛芬妮娅却没有否认他们之间的事情。早在4天之前，24岁的史黛芬妮娅便已经向波多尔斯基招供：“是的，我认识朱加什维利。我们住在一起。”
3个月后，宪兵队决定释放史黛芬妮娅，但是，“考虑到（斯大林）长期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党中身居要职，屡教不改，还两次从流放地逃亡，建议对他处以流放西伯利亚5年”。5年是最长的流放刑期。对于斯大林而言，不幸的是，当时腐败的扎伊采夫上尉已经被解职了，而新上任的军官则拒绝受贿。
索索的同志让他假装得了结核病，并贿赂了一位医生，让索索得以转移到监狱医院。在那里，索索写了一封请求信给巴库总督。他在信中提出了极为浪漫的要求：
考虑到我已被诊断患有肺结核……我请求阁下……检查我的健康状况，放松对我的监禁，取消我的刑期。
我请求阁下允许我娶巴库居民史黛芬妮娅·莉安德罗夫娜·佩德罗夫斯卡娅为妻。
请愿者：朱加什维利
1910年6月29日
已经被释放的史黛芬妮娅肯定前去监狱看望过索索，并接受了他的求婚。因为就在第二天，索索又向总督写了一封信，信中已称史黛芬妮娅为他的“妻子”了：“我妻子造访了宪兵队，并了解到，阁下认为有必要将我流放至雅库茨克。我不明白为何要对我处以如此严刑，我认为宪兵对我的案子并不足够了解并因此产生了误解……”
写这些请愿信有悖于革命者的原则，但斯大林的甜言蜜语并没有打动马丁诺夫上校——他仍坚持将斯大林流放5年。但是，开明的第比利斯总督办公处减轻了他的量刑。9月13日，斯大林被裁定前往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完成流放，并禁止在5年内踏入高加索一步。然而，他依然会再次回到巴库。可是，反讽的是，在他出现在高加索的边缘地带时，沙皇当局让他离开了，把他推向了俄国这个革命大舞台。
8月31日，副检察官写信给巴库总督：“犯人J．V．朱加什维利请求娶巴库居民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为妻。阁下是否对朱加什维利的请求有所异议？”也许是因为官僚系统的拖泥带水或失误，抑或是故意刁难斯大林，巴伊洛夫的典狱长直到9月23日才收到了回信：“许可犯人朱加什维利娶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为妻：请通知犯人本人。请在监狱教堂中，在典狱长的出席下举行婚礼。”
当狱吏把这个好消息带到斯大林的囚室时，他已经不见了。就在那一天，“1910年9月23日，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被遣送到沃洛格达省”。10月底，他回到了索里维切戈茨斯克。他不但没有成功迎娶这位未婚妻和非正式妻子，而且至死也没再见到过她。
索里维切戈茨斯克[1]的状况并没有在他不在的期间变得更好。这里的流放犯人变少了，而“大河雄鸡”的统治则越发顽固。流放者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我们无从得知斯大林是否还会想起他那位在巴库的未婚妻，但很快，百无聊赖的他又喜欢上了一个女孩。两人差点结婚，还生下了一个孩子。
“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生活境遇如此之差，”22岁的流放者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她是彼尔姆省一个教师的女儿，受过良好的教育——说，“警察的监视倒是可以忍受，但流放者并没有活着的感觉——事实上，他们都已经死去了。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彼此没有任何交流。这里连最基本的休闲方式都没有，流放者只好酗酒度日。”不过，她没有提到除了斗殴和酗酒之外另一种聊度时光的方法：男欢女爱。“二战”之后，斯大林曾有一次和一位英国大使聊起一桩引发外交争端的性丑闻，他讳莫如深地说：“这种事情全是因为无聊所致。”
他一到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就住进了格里戈罗夫家。他就是在那里和年轻教师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相恋的。两人决定同居，于是搬进了一个年轻寡妇玛利亚·库扎科娃的家，住在一个单间里。
斯大林并非唯一一个靠男欢女爱聊以慰藉的人。他交上了一个名为列日涅夫的孟什维克党朋友。此人总是穿着白色西装，终日花里胡哨的。同为流放者的伊万·戈鲁别夫说：“列日涅夫从沃洛格达城流放到这片穷乡僻壤，是因为他勾引了检察官的妻子。他经常对我们讲起他在沃洛格达的冒险，我们都不禁大笑起来——斯大林笑得喘不过气来！”
无论在库扎科娃家得到了怎样的温存，斯大林的心思依然不在这里。喜欢绿植的他开始种松树。他依旧嗜书如命，读了很多历史书和小说——其中包括托尔斯泰的著作，他不喜欢托尔斯泰的政治理念，但欣赏他的文学才华。然而，很快，他又一心想着要逃走了。他快要被闷死了，也很想了解列宁那边的最新消息。
12月10日，斯大林收到了一封来自布尔什维克党核心小组的信。在回信中，他说“请向列宁致以问候”，并说列宁是“唯一正确的”党的领袖，不同于“清算派的那些人渣”和“毫无原则的托洛茨基派……列宁十分敏锐，能洞悉真相”。然而，斯大林又在信中提出，“当务之急是成立一个（俄国）中央党委以指导所有非法的、半合法的和合法的工作……它的称谓无关紧要，然而它就像面包之于生命一样不可或缺，只有它才能让党复兴”。至于他本人，他说：“我还要服6个月的刑。在此之后，我便能为你们服务……如果你们有紧急任务，我也能立即动身……”他已经做好逃亡准备了，但他还需要一笔钱。
面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崩离析的窘境，列宁最后一次尝试和孟什维克党联手。作为列宁的追随者和调停人，斯大林同意了他的想法。在和解化为泡影后，列宁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着手一系列筹资行动。
“戴着海狸皮帽”的索索在一个鸽舍里主持了一次由7名流放者参加的秘密会议。“他通常都很雀跃，用他那迷人的山区民族的嗓音唱着歌，大笑着。”伊万·戈鲁别夫回忆说，“但他讨厌马屁精。”有一次，他道出了一句真理：“直到革命成功之前，我们都必须保持非法的状态，因为变成合法公民就意味着我们变成了‘普通人’。”在正常人的生活里，他的独一无二是无法为他人所忍受的，然而，在地下革命运动的世界里，他的独特却变成了“圣杯骑士”的美德。
“没有工作可做的我快要窒息了，真的快要窒息了。”1911年1月24日，他在一封写给莫斯科同志的信中如此说道。他是这样落款的：“给您写信的高加索的索索——请记住1904年巴库和第比利斯时的我。”百无聊赖的流放时光让他备受折磨。他经常说自己要逃。他不明白为何那些身在国外的流亡革命党人要把时间花在互相谩骂上。他瞧不起他们中的任何人，即便是列宁。“每个人都听说了国外那些人的小题大做：他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列宁、普列汉诺夫为首，另一派则以托洛茨基、马尔托夫、波格丹诺夫为首。就我所知，工人们倾向于第一派，但大体而言，他们对这些流亡国外的革命党人都没有好感……”
斯大林的满腹怨言很快就传到了流亡的列宁耳里，列宁生气了。当时，列宁正在巴黎附近的隆格瑞莫开办党校，并邀请了塞尔戈前来进修。塞尔戈聊起了他的同盟斯大林的近况。有一天，列宁和塞尔戈在街上散步。
“塞尔戈，你听说过‘小题大做’这个词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塞尔戈已经猜到列宁指的是斯大林的那封信，“科巴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我知道。”列宁说，“我也记得他。可革命仍未胜利，革命的利益要大过于个人的喜恶。你说科巴是我们的同志，好像你的意思是，因为他是个布尔什维克党人，他就不会让我们失望。但是，难道你没看见他所说的那些胡言乱语吗？这种虚无主义的玩笑……只能显示科巴是个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冲着斯大林开火，不过，不久之后，他便原谅了“高加索的索索”。在那之后，孟什维克党人乌拉塔泽告诉列宁斯大林被驱逐出巴库的事情。“这些事情并没有那么重要。”列宁笑着说。乌拉塔泽以为推翻斯大林的机会到了，立刻对列宁聊起了斯大林在巴库违反党的决议的剥夺行为。可列宁却回答说：“这正是我需要的人。”
斯大林用以逃亡的70卢布在抵达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后很快就被偷了。这笔钱是汇给沃洛格达一位名为伊万尼亚尼的流放学生的。此乃当时通行的做法，因为如果直接把钱汇给流放犯，他们就会失去补助金。然而，这种做法又会冒钱财被盗的风险。
在1月底或2月初的某一天，斯大林假装生病，预约了沃洛格达的医生。他打算前往这座省会城市，从伊万尼亚尼那里拿到钱，然后直接搭火车前往圣彼得堡。但这位学生却别有用心。斯大林抵达沃洛格达后，伊万尼亚尼把他带到了名为阿列克谢·多雷尔的另一个流放者家里。斯大林本人说：“伊万尼亚尼没有把钱给我，而是给我看了汇款电报（其中的好多字已经被抹去了……）。他既无法解释为何钱‘丢了’，也无法解释为何电报少了那么多字。”
有些人称，资金短缺并没有阻挡索索的步伐，他依然乘坐火车来到了圣彼得堡。他精疲力竭地在城中游走，直到看到一家药房，店名是格鲁吉亚名字：洛尔德基帕尼泽。于是，他蹒跚而入，向药店老板承认自己是个逃犯。这位格鲁吉亚老板同情这位老乡，给他吃的，并把他藏了起来。在斯大林的一生中，他曾好几次被陌生的好心人搭救过。
然而，愤怒的斯大林依然回到了索里维切戈茨斯克——他从来没有原谅过伊万尼亚尼，并嘲讽这个“偷了钱的家伙”：“当我在俄国革命之后遇到这个无赖时，他根本没胆请求我的帮助。”如果伊万尼亚尼真的偷了斯大林的钱，他可真是胆大包天，同时也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1937年，伊万尼亚尼仍然声称自己没有偷钱，但他还是被枪决了。[2]
“我也经常酗酒。”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毫不掩饰地说。或许，就是因为她和斯大林能一起借酒浇愁，才使得这段本没有未来的关系重获生机，并让斯大林决定把两人的关系正式化。2月23日前的某一天，斯大林和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登记为同居伴侣——这是一种市民婚礼（因为在信奉东正教的俄国，只有宗教婚礼才被接受）。然而，在斯大林的传记中，这段关系完全被忽略或故意省去了。
这对伴侣并没有享受多久的蜜月。“2月23日，沃洛格达省总督指令，将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遣送至尼克尔斯基继续服刑。”沙皇的独裁统治是如此专断多变，以至于她连和斯大林道别的时间都没有。她给他留下一封告别信便离开了。我们或许可以引用王尔德的名言来形容这段关系：新郎在结婚当天失去了未婚妻是种不幸，然而，结婚一周之后失去了“妻子”则貌似是种疏忽。朋友们肯定祝福了两位新人——这毕竟是场半正式化的婚礼。一位名为A．P．斯米尔诺夫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厚脸皮地打探道：“我听说您又结婚了？”
就在谢拉菲玛离开不久之后，他们的女房东玛利亚·库扎科娃便填补了她的空白。“他是个很有礼貌的房客，”她回忆道，“他不怎么说话，但很温柔。他总是戴着黑色软呢帽，穿着秋天的大衣。他大多数时间都在阅读和写作。晚上的时候，我能听见他在楼上踱步的声音，他经常彻夜工作。”有一天，她问起了他的年龄。
“你猜。”他说。
“40？”
“不，我29岁。”他大笑着说。库扎科娃的丈夫在日俄战争中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以及3个不省心的孩子。“有时，他们在屋里大吵大闹，以至于他只好笑着打开门，和他们一起唱歌。”我们很难相信索索竟然如此好脾气。但玛利亚显然爱上了他，还耐心地聆听他讲述当年在神学院发生的故事。
“大河雄鸡”或许感觉到斯大林马上就要逃跑了，于是，他加强了对他房间的搜查。这让库扎科娃极为愤怒。警察会在半夜敲开她家的门。孩子们哭着醒了过来，而斯大林却出奇地冷静。他们没收了几封谢拉菲玛写给他的信，其中包括那封告别信。但斯大林依然无所顾忌，他会在野炊或派对上和其他流放者聊起政治。这激怒了日维列夫，于是斯大林对他展开了报复行动。戈鲁别夫回忆道：“有一次，斯大林在大庭广众之下狠狠羞辱了他一顿，以至于在此之后，他见到斯大林就害怕。斯大林开玩笑说，从此他就很少再看见他了。”的确，库扎科娃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警察这么害怕一个平民。”
两年的刑期即将结束。无论斯大林有多窒息，再策划逃亡已然多此一举。他无聊至极，于是去观看了当地剧团的演出，并因此被罚款。这一时期，玛利亚·库扎科娃抚慰了他的身心。就在他离开之前，她怀上了他的孩子。据她家人说，她告诉斯大林自己已经怀孕了。他说他不能娶她，但承诺会送钱过来——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5月25日，“大河雄鸡”发现斯大林和其他革命党人秘密集会，于是在当地监狱关了他3天监禁。不过，索索终于完成了他的刑期。6月26日，他被释放了，他甚至没有向怀上他孩子的女房东告别便离开了。“她回到家，发现她的房客以及他的行李都不见了，桌上的餐巾下盖着一笔租金。”这便是当地人不想和流放者发生关联的原因：他们会突然之间消失不见。[3]
1911年7月6日，索索乘坐蒸汽船转道科特拉斯，最终抵达沃洛格达。他被命令在那里停留两个月。他在沃洛格达换了很多地址，但奥克瑞纳的间谍寸步不离，一直监视着他。现在，警察间谍给了他一个新代号——“高加索人”。
他的浪漫史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就在奥克瑞纳间谍的眼皮子底下，“高加索人”喜欢上了一个女学生——她本来是他一位同志的情人。在此之后，他竟然不但抢走了那位同志的情人，还借走了他的护照。
* * *
[1] 这片斯大林曾经的流放地也因此而改变了命运。1940年，他下令在切列波维泽建造一个巨大的钢厂，这只是因为他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流放期间便一直惦记着这事。可是，切列波维泽极不适宜建造钢厂：最近的铁矿距那里有1600公里之遥。可是，他的幕僚不敢对他说真话。“二战”让钢厂的建造延期，1949年之后，钢厂开始正式投入建造。这座极不便利的钢厂至今仍被称为“斯大林的大烟囱”。
[2] 20世纪20年代早期，伊万尼亚尼在莫斯科大街上遇到了斯大林，而他貌似也的确请求斯大林帮助他。1926年6月7日，已成为苏联主要领导者的斯大林收到了伊万尼亚尼——当时，他是国内贸易人民委员会的一位职员——的信。“就您咨询的事项，有以下几点须知……”斯大林以其标志性的分点论述方式回信道。而第六点便是：“在我到国外之后，我从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中了解到，他们的确给我汇了70卢布……（而）这笔钱并没有在途中丢失，且被沃洛格达的某个人接收了。”伊万尼亚尼被开除了党籍，而后又在老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调解下恢复了党员身份。当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时，他在高加索地区的代言人和秘密警察头目贝利亚对伊万尼亚尼展开了追捕。后者绝望地给斯大林写信求情：“我真的没有偷那70卢布……请帮助我证明清白。”反讽的是，他被流放到了沃洛格达，然后转移到第比利斯执行了死刑。
[3] 斯大林与库扎科娃的儿子康斯坦丁在他离开之后出生。库扎科娃的回忆录写于斯大林掌权时期，因此并没有描述两人之间的关系，然而，从各方面的事实来看，康斯坦丁的确是斯大林的儿子。康斯坦丁登记在册的出生日期与事实并不相符，正如雅科夫·朱加什维利和斯大林本人的出生日期，这些记录经常被变更，不是提前了就是推后了。在那个年代，登记出生年月是件相当随意的事，特别是在离圣彼得堡千里之遥的小乡村里。索索并没有承认这个孩子，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后，这个男孩被带到了莫斯科，并在中央委员会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且被保护了起来。他的一生极为有趣。考虑到库扎科娃坚称康斯坦丁是斯大林的儿子、斯大林暗中关照着他的职业发展，以及斯大林的妻子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对本次恋情的承认，我们基本可以判断斯大林认可康斯坦丁就是他的儿子。
27 中央委员会和“万人迷”女学生
“我已做好准备，只待您一声令下。”斯大林一到沃洛格达便给列宁写了一封信。但他还是在信中申请去革命的风暴眼工作：“我想重新开始工作，但我只想去圣彼得堡或莫斯科。我已经重获自由了！”
斯大林总是会用极端的方式报复仇敌，也依然嘲笑列宁这些流亡者之间的争执。“科巴写信说他没兴趣谩骂清算派或前进派（由克拉辛和高尔基分别领导的两个派别，他们都反对列宁），因为他看不起那些只会谩骂的人。”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写信给巴黎的同志时如此说道。而列宁很有可能就是从此人这里听说了斯大林的“不成熟”。然而，5月底，巴黎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成立俄国组委会。他们委任塞尔戈为委员，斯大林为特别行动代表。奥克瑞纳很快就了解到，斯大林被提拔了。
塞尔戈回到俄国，通知业已千疮百孔的布尔什维克党新的任命。奥克瑞纳紧紧盯住了“高加索人”，但这位躲避盯梢的大师依然逃走了。8月初，他离开沃洛格达，乘坐飞机来到圣彼得堡和塞尔戈会面。“塞尔戈把列宁的指示告诉了他……列宁要求他前往国外讨论党的有关事宜。”斯大林在圣彼得堡又逃过了一劫，等到他回到沃洛格达时，那些间谍根本没发现他曾经离开过。
和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相比，沃洛格达是个大城市。它共有38000位居民，城中有图书馆、剧院、一座建于16世纪80年代的教堂、一幢彼得大帝的行宫和总督的别墅。斯大林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一边为出国集资，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曾17次造访当地的图书馆。“我以为你早就到了其他城市，”他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流放同志伊万·戈鲁别夫嘲讽地写道，“但我……发现你根本寸步不离，简直和在流放时没两样。如果这是真的，这实在是太令人悲伤了。那么，你到底要干什么呢？等待？你会无聊到疯的！”
然而，此时的斯大林却在享受人生——对于这个苦行僧般的革命者而言，这段时光几乎是其唯一一段自我松懈的岁月。监视他的奥克瑞纳很快就发现了原因：他和一个离家出走的女学生住在一起。而她是斯大林的流放同志彼得·奇日科夫的情人，16岁的佩拉格娅·奥努夫里娃是托季马预科学校的学生，她的母亲是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一个富农。奇日科夫在托季马流放时和她相识，然后她又跟随奇日科夫来到了沃洛格达，并在那里认识了“高加索人”。奇日科夫是在几年前的监狱里结识索索的。两人再次相遇后不久，奇日科夫便被索索所折服，开始替他跑腿，为他的逃离集资。而当他们变成一组三角恋的关系时，奇日科夫似乎也并不在意。
佩拉格娅只是个贪玩又叛逆的少女，奥克瑞纳的间谍还对她的华衣靓服印象深刻。他们给她取了一个代号“娜迪亚德娜娅”——意为“穿着考究的女人”或“万人迷”。连奥克瑞纳都对这个女孩刮目相看了，也难怪一心只顾着革命的斯大林情愿在她身边浪费一个月的时间。“我总是叫他约瑟夫。”她回忆说，“当时，在街头露天用餐是不被允许的。但城里有条绿荫遮蔽的大道。斯大林经常邀请我去那里……有一次，我们坐在椅子上，他把一只苹果递给了我：‘吃吧，没人看得见你。’”
他的朋友奇日科夫当时在殖民地商品店工作。每当他于早上9点离家之后，间谍就会看见斯大林在此出现，消失在门口。“我们在家时很开心。”“万人迷”回忆道，“我们会安静地读书。他知道我喜欢文学，我们会就此展开讨论。我们还会一起吃午饭，一起在城里散步，一起前往图书馆借书。我们经常开玩笑。当时的我傻极了，但真的很年轻。”充当导师角色的索索为她讲解了莎士比亚（包括对《暴风雨》的批评）和卢浮宫的画作（他在巴黎时肯定造访过那里）。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对她袒露心扉，讲起了卡托：他曾如此深爱她，她去世之后他曾想过自杀，可他的朋友夺走了他的枪；卡托做的衣服漂亮极了；他还提到了他的儿子雅科夫。“斯大林有很多朋友。他颇有审美品位——虽然他是个男人。”“万人迷”打趣说，“他会聊起南方美丽的风景、迷人的花园，以及雅致的建筑。他经常对我说：‘我知道，你肯定会喜欢南方。你应该去那里看看……我会像家人一样接待你！’”
“万人迷”放肆而又聪明。斯大林喜欢女强人，但他更爱臣服于他的家庭妇女或少女。毋庸置疑，他喜欢青年女子和少女，而这会让他在此之后惹上麻烦。当时沙皇对个人私生活的关心比现在要松得多，尤其是在鞭长莫及的偏远地区。斯大林对少女的喜好并不是一种迷恋——他的有些女朋友比他年纪大——但至少展现了他的控制欲和统治欲。
佩拉格娅好像比大多数人更了解“高加索人”。没人胆敢嘲讽斯大林的古怪个性，只有她敢；而他也对她敞开了心扉。这个好面子而又敏感的人竟然享受着“万人迷”对他开的玩笑。他给她取了个绰号叫“波丽娅”，而她则回击性地称他为“古怪的奥斯普”。
“那是个漫长的炎夏。”她回忆道。当斯大林终究要离开时，她感觉“她再也不会见到他了”。她了解到，他每到一处就有一个情人。他告诉“万人迷”他在圣彼得堡有另一个女孩，并在之后写信对她说：“你知道，我去圣彼得堡是为了和她结婚，但我却锒铛入狱了。”如果古怪的奥斯普真有另一个心上人，那么，本来就处在三角恋关系中心的“万人迷”波丽娅并没有权利反对他。而这个据说在圣彼得堡的女人到底是谁呢？
“万人迷”早就知道他终将离去。“我想和他告别，但他不准我那么做。他说自己被盯上了”。可是，“就在他要离开的那个早晨”，他又前来找她，温柔地和她说再见。
“我想送你一个礼物，”他把一本书递给了她，“你看到它，就会想起我。你会对它感兴趣的。”
“当然。”“万人迷”说。
“给我点什么吧，让我能记住你。”古怪的奥斯普说。
她把挂在胸前的十字架送给他，可他不肯接受。他把十字架的链子拆了下来，“把它挂在表上”。她想要一张他的照片，可是，即将重新开展地下工作的斯大林拒绝了她：“没有人拍过我的照片，除了那些在监狱里被逼拍的。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的照片送给你的，但现在，我的照片只会给你惹上麻烦。”
自学成才、嗜书如命的斯大林送给她的书是科根的《西方文学研究》。其上的题字为：
献给聪明而又火热的波丽娅
古怪的奥斯普[1]
他们此生再未相见，但他经常给她写信。佩拉格娅说，他的信“总是如此机智——即便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刻，他也知道怎样从容幽默地应对”。然而，当他于1913年再次遭到流放后，佩拉格娅“永远地和他失去了联系”。
无论“万人迷”给他带来了怎样的身心愉悦，古怪的奥斯普知道他不能再滞留了。1911年9月6日下午3点45分，奥克瑞纳间谍报告称，在奇日科夫的陪伴下，“‘高加索人’带着两件行李——一件是大衣箱，一件是包裹，里面大概都是衣物——来到了火车站。他登上前往圣彼得堡的火车”。间谍注意到斯大林两次检查了所有车厢，假装他已经摆脱了间谍的盯梢。
“朱加什维利登上了3号列车，伊里奇科夫探员正在盯梢，”沃洛格达的奥克瑞纳发电报给圣彼得堡称，“你们得继续盯紧他。波佩尔上尉。”然而，索索早就料到了这一招：当他于晚上8点40分抵达圣彼得堡时，他已经摆脱了所有间谍。
势利的托洛茨基说：“乡下人终于抵达帝都了。”斯大林先是去找了谢尔盖·阿利卢耶夫，但他不在家。于是，斯大林就在涅夫斯基大街来回踱步，直到巧遇席尔瓦·托德里亚——负责帮他印刷的格鲁吉亚人。
就在斯大林抵达之前，俄国首相斯托雷平在基辅歌剧院被人暗杀。当时，沙皇就坐在隔壁的一个包厢里。刺杀者竟然是秘密警察的密探，这本身便足以说明阴谋的危险性。而这起刺杀事件的受害者则是沙俄帝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目前风声鹤唳，”托德里亚警告斯大林，“斯托雷平死后，到处都是警察。礼宾会检查所有人的身份证件。”
“我们就在附近找个招待所吧。”索索建议道。而那家名为“俄国”的招待所认可了奇日科夫的护照。
阿利卢耶夫家的门铃响了起来。“我很高兴见到我们的朋友席尔瓦·托德里亚。”安娜写道，“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在他身后站着一个瘦削的男人，他说他叫‘索索’。他穿着一身黑色大衣，戴着一顶软呢帽。”他们问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是否在家，但他还没回来——于是他们就在那里等着他。索索看起了报纸。当阿利卢耶夫到家后，他们望向了窗外：在斯大林等行李期间，间谍再次盯上了他。现在，他们跟着他来到了阿利卢耶夫家，站在街头观察情况。
阿利卢耶夫嘱咐两个女儿安娜和娜迪亚：“去院子里看看是否有两个戴着圆顶帽的‘幽灵’。”兴奋的女孩们在院落里发现了一个，又在街角发现了另外三个。
当晚，斯大林回到了“俄国”招待所。9月9日早上7点50分，他的门外传来敲门声。
“让我再睡一会儿！”习惯昼伏夜出的索索喊道。可是，警察冲了进来。他们不仅逮捕了他，还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地图、照片、信件、一本德语常用语手册（说明他希望前往布拉格参加列宁即将举办的代表大会），以及奇日科夫的护照——这个人不但把女朋友借给了斯大林，还把自己的名字借给了他。
奥克瑞纳把斯大林关进了圣彼得堡拘留所，让他等候发落。他们把他关了三个星期，既没有通知当地的警察，也没有通知宪兵队。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又在动脑筋想把他感召成双重间谍。不过，10月2日，他们终于通知了圣彼得堡宪兵队，而后者的索贝列夫上校则建议将斯大林“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刑期5年”。
内务大臣A．A．马卡洛夫把量刑减低到了3年。斯大林申请把流放地改为沃洛格达，并想独自前往，而非和一大帮流放犯一起——没有想到，当局竟然同意了。他的卷宗对他的生理描述模糊不清，似乎这个卷宗根本不属于他。难道沙皇当局又开始蹚浑水了吗？抑或是丰坦卡16号或内务部接受了贿赂？难道奥克瑞纳指望他会无知地把他们引向他的同志的住所？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就在他拿到前往沃洛格达的通行证后，他立马就摆脱了奥克瑞纳间谍的盯梢。他在圣彼得堡消失了，接下来的10天里没有任何有关他的记录。他再次成功逃脱。
斯大林见到了朋友塞尔戈和斯潘达良。“1911年12月，斯大林正藏身于茨马科夫的家中，”斯潘达良的主要情人之一维拉·施韦策说，“我们去看望了他。他就住在院子里的一个木质墙壁、玻璃顶房子里，里面十分寒冷。”斯大林热烈地欢迎了他们。维拉·施韦策回忆：“他跑了过来，拉住我们的手，大笑着把我们拽到了屋里。我们也大笑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