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Paul惊惶地问。
我没牛奶了。
Paul哈哈大笑，马上买牛奶送去给她。
她两三岁Paul就给她念故事。有一次，我偶尔将他对她念书的情景录了音。她大学毕业时，Paul已故。我将录音带送给她作毕业礼物。她听着录音哭了，说那是我给她的最好的礼物。Paul在殡仪馆盖棺前，Anthea要独自对他讲话，不要任何人站在旁边。不知道她对他讲了什么。
蓝蓝的第二次婚姻留给我一个朋友李欧梵。Paul去后，欧梵给我很大的支持，他陪我去向Paul告别，我们同声哭出。他帮我整理Paul成堆成堆的文件，编辑他的稿件出版。在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他站在我身旁。
蓝蓝呢？整个人投身舞蹈──编舞、教舞，倾尽全力促进中美舞蹈交流。Paul一定会点头微笑。她提到“我爸爸”，有人问：哪一个？她说：Paul Engle。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还用得着问吗？
我的两个女儿，蓝蓝美国化，比我还美国。薇薇中国化，比我还中国。
我们是三个不同的个人了。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三生影像》 我家的彩虹(1)
朱晶嬉说：我一进你家，就要大叫。
我说：你一进我家，就有了色彩。
她是我家的彩虹。
1971年秋天，我和Paul在家有个鸡尾酒会，欢迎“国际写作计划”抵达爱荷华的各国作家。Paul说有位韩裔艺术家朱晶嬉（Chunghi
Choo），在爱荷华大学艺术学院教金属艺术。我们也邀请了她。
她一抹黑亮的长发，见面深深鞠躬，简直就是一位娴淑的高丽女子。但她那一身彩幻如云的长衫，既东方，也西方，也很现代。那就是朱晶嬉，也就是她的艺术。
她那个人的色彩，她艺术的色彩，丰富我家的生活，有三十几年了。
她不是平静地有条有理地讲故事的那种人，对于人和事，她只有感性。她的身世，我也只是零零星星听她讲起而拼凑起来的。
她祖父非常富有，父亲那一代逐渐衰落，但仍然是殷实之家。小时上学有汽车接送，但她老远就下车步行到校，不愿同学看到她家境特殊。
父亲喜爱音乐，从小就沁润在音乐中。她幼年丧母，继母对她姐弟三人冷酷无情，父亲偏袒妻子。她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读东方艺术，并修中国书法。毕业后来到美国，身无分文，父亲寄她一大笔钱，她退还给他。凭她的艺术才华读完美国著名的格兰布露克艺术学院（Cranbrook Academy of Art），1968年来爱荷华大学艺术学院教学至今。
认识她这么久了，她每有一位男友，就带到我们家，介绍给我和Paul。她有过不少男友，可能同时和几个人交往。她笑说：荷尔蒙太多了。每次和男友有问题，就到我们家来诉苦。甚至深夜，她可能打电话来说：我要马上来和你们谈谈。但她很少听取意见。故态复萌，反反复复。碰上男人，她就迷了窍。我和Paul认为不配她的男人，她也爱得死去活来，一个风姿灼灼的女子就这样浪费了青春。她的结论是：这是命。
她很迷信，相信前生和来世。见人就问：你是什么星座？她会讲出你的性格，你的未来，宛如一个星象家。
她说：华苓，你这水瓶座，有理想，喜欢人，也喜欢孤独，着重艺术形式，我这双子座和水瓶座很投合。
你和Paul那个天秤座呢？我问。
他是座大山，爱人，爱美，帮助人，重道义。我们也很投合。
我笑说：Paul，我不在了，你就娶朱晶嬉吧！
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是很快活的。毫无顾忌，毫无遮掩。
她跑到我们卧房，大叫：这么小的床，两个人怎么睡呀？
Paul笑说：我们不需要大床。
不行！不行！睡觉一定要舒服！走！我和你们一道去买张国王号的大床！
我们终于折衷，买了张王后号的中型床。
她仍不满足，买绸子，找裁缝，为我们做了绸床单，还帮我们铺在床上，好像往日福寿双全的人为新娘布置新房。绸子滑来溜去，我们不习惯，偷偷换回原来的布床单。二十几年了，她那白绸床单至今藏在我衣橱里。她也从来没过问。
她想造一栋自己的房子。我和Paul要给她一块地，在我家山坡上。但她在郊外另看中了一块地，向东的山坡，对着不断变色的满谷绿叶，可看日出，可看新月，可看行云。她说尤其重要的，那地风水好。她要我和Paul去看看。我们当然叫好。于是她自己设计。一栋小巧的房子，走进去突然开阔明亮起来。进门只见一片缕花纤云白纱屏帘，隐隐约约显出另一边乳白客厅，转身进去，长长一幅丝绸腊染云彩迎面扑来。云彩映着阳光灿烂的玻璃长窗。四面圆溜溜的乳白咖啡几上，几枝素兰婷婷，独立在那一丛红叶似的花钵中。橱柜三层斜叠的玻璃门，映出你三重幻影。
朱晶嬉搬进新房子，大宴宾客。Paul穿了一件宽大的白绸衬衫。我在杭州买的云纹白绸，在香港给他做了一件衬衫。他欢欢喜喜穿上，走起来随风似的飘荡荡。Paul从白纱屏外走进明亮的客厅，朱晶嬉在满屋的客人中突然大叫：Paul，你很性感！叫得他神采飞扬。
《三生影像》 我家的彩虹(2)
她在我家吃饭，像乡下农民弓起两腿坐着，吃到喜欢的菜，故意咋咋出声，一面说：只有在你们家，我才敢这么放肆。
她自己设计服装。质料、色彩、式样，结合成现代派的作品。这儿鼓出，那儿缩小，配戴着奇形怪状的大项圈，只有她才能那样打扮，才叫人惊艳。宴会上她永远是魅力耀眼的女人。你在校园或街上，有时突然听到有人对你大叫，乍看好像是街头的无业游民，原来是朱晶嬉。她蓬着一头乱发，穿着宽大的褪色旧毛衣，褪色的旧长裤，也许是旧货店的便宜货。
她说她上一代是中国人，见到她喜欢的中国男作家，就会说：我要嫁给他！痖弦、陈映真、白先勇、蒋勋、林怀民、郑愁予等等，一个又一个，她都要嫁！
她喜欢烹饪，法国菜、意大利菜、西班牙菜、韩国菜、中国菜、日本菜……她全会做。但她总会变些花样，结果，就是朱晶嬉菜。每个菜有不同的点缀，不同的设计，花草全用上了。每个座位必有琉璃小瓶插着新摘的小花，即便临时叫我去吃饭，座位面前也有鲜丽的小花。她的烹饪就是艺术，每一道菜，展示不同的色彩和形式。
她对外在世界没有兴趣。她看电视，只是看烹饪电台。朋友在她家吃饭，谈论时事，她宁可在厨房摆弄菜盘上的装饰。然后，端着一大盘精心烹饪而又别出心裁装饰的菜出来，大叫一声：绿色的！没有盐！没有糖！
糖和盐都对健康有害，她一再警告我们。她的菜越来越“健康”，吃的人越来越安静。但是，我们都会对她摆上桌的每一道菜大叫：美极了！简直就是艺术品！
她对时事毫没兴趣，常要我告诉她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大致讲一下。她佩服得很，大声对我叫：你聪明绝顶！
她对美国政治茫然无知。但她本能地，而且热诚地，每次必投票支持民主党。问她为什么，她说：民主党的人看起来叫人喜欢。
她对我谈到死亡无数遍了：我一定短命。基因不好。妈妈三十几岁就死了。我一定会得糖尿病。我死的时候，不要任何人看到我。不要任何人知道，不要任何仪式。遗嘱里都说明了。我就悄悄死去。骨灰洒在大海里。
没人知道你死了，谁去大海洒你骨灰呢？我问。
她至今没给我回答。
她走起路来，可说健步如飞，说起话来，声音响亮。一件一件金属雕塑，都是她双手琢磨出来的。一件一件惊人的作品，不声不响地展示出来。现在，她已六十七了，仍然说她要短命，仍然不断创造奇妙的艺术。
我家三代，不论任何星座，她都待如家人。称呼我们“我的家人”。我们每个人的喜忧，也是她的喜忧。外孙女Anthea的男朋友，一个又一个，她都要看看。外孙Christoph叫她干妈，一年年长大，一年年给他的礼物，从婴儿的小拨浪鼓，逐渐变化到知识性的礼物。他进大学那年，她送给他克林顿总统自传。后来，礼物没法升格了，干脆塞给他一个红包。
她和我一家人悲喜与共。1987年圣诞节前，蓝蓝和李欧梵结婚。他们在法院公证后，我们在家招待两家至亲好友。我特别请了一个厨子，在我家后园雪地搭起大锅大火炒菜，壁炉里的火光欢喜地跳跃，香槟酒一瓶一瓶啪啪喷出。身为外交官的德国女婿Klaus炫耀他的中文，讲到Paul时，问欧梵怎么说“Father-in-law”，大教授李欧梵醉醺醺地告诉他：丈母爷！一向沉静的华桐笑得前仰后合，将酒一仰而尽。郑愁予醉得要亲吻每个人。满屋喜气洋洋。三岁的Christoph在大人中钻来钻去，大声说：我要结婚！满场大笑。Paul说：你去敲钟，对客人宣布吃饭吧！那沉重的铜钟挂在壁炉台上，小家伙不知道如何敲打。Paul牵着他的小手拿起铜锤。小人敲钟说：吃饭吧！朱晶嬉不住地说：美极了！美极了！她淌了一脸眼泪。
Paul在机场突然倒下。她哭着为他办丧事。追悼会那天，她要我在头发上戴一朵白花。我说：他不在了，看不到了，不必戴花了。她将花插在我衣襟上，突然哭出声来。我已麻木无泪。墓地、墓碑，都是她和我母女三人一同奔走选定的。
Paul每年的生日，和他生前一样，她必做一个他喜欢吃的意大利蛋糕，手捧一束鲜花，和我一同到墓园去。我带着他喜欢的秋海棠，和一大杯威士忌。我们一同清洗墓碑，将花摆在墓前，我将威士忌一滴一滴洒在墓上，一面对Paul说话，就和他生前一样，告诉他家中每个人的情况。朱晶嬉接着对他说话，告诉他我很健康，生活很好，要他放心。最近出版的书，她坚持烧一本给他。《三生三世》那本厚书，我和她一页一页地烧，烧了好一阵子。
Paul和派克（Gregory Peck）在60年代同时应约翰逊总统之邀参加美国第一届国家艺术委员会。两人都是美国上一代的古典人物，相处六年，共同讨论如何促进美国文学和艺术，成了好友。派克应邀来爱荷华演讲。Paul已故去。他一下飞机就问我是否仍在爱荷华。我们匆匆见了一面，派克说Paul是他所认识的最诙谐的人。他夫妇俩临走前在小城闲逛，突然有人迎面向他大叫：Paul
Engle是我美国爸爸！原来是朱晶嬉。他们就在街上谈起Paul。派克说他很怀念Paul。
她喜欢音乐，奏鸣曲、室内乐、歌剧、协奏曲，她全喜欢。她说音乐引诱她创作，引诱她开拓创新。她的作品是纯美和内涵的结合。她早期的丝绸蜡染色彩富丽，艳光逼人。后期的作品是各种不同金属雕塑，多半是银白雕塑。寥寥的线条所表现的优美形式，隐含心灵的神悟，音乐的谐美，流水的荡漾，女性的孤傲透着性感。你痴痴看着，庆幸你有那份纯美的享受。
朱晶嬉从不谈她的艺术成就。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史密森（Smithsonian）博物馆、法国罗浮宫博物馆，以及丹麦、英国、德国的博物馆，都收藏她的作品。她主持爱荷华大学艺术学院的金属艺术创作坊，三十多年来，用她创造的特有的金属艺术制作方式，教导出的许多出众的学生，在当代美国艺术界已露头角，得到重要的艺术奖。
朱晶嬉那个人，就是个情字。她对艺术，亲人，至友，都是死而后已地奉献她的情。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1)
又饮长江水，1978
爱荷华头天晚上大风大雨。
鹿园一棵百年橡树，发狂地呼啸，爱荷华河水兴奋地波动。红楼也震动了。那正是我离乡三十年后，次晨就要回乡的心情，更何况Paul和两个女儿同行。
我们坐火车从香港去罗湖，坐在第一节车厢里。我最先看到罗湖桥──桥的那一头就是乡土了。
我们顺着“往中国”的箭头向前走。走到桥上，我站住了，回头看看──我走了好长一段路啊。
中国的旗帜在前面飘扬。
过了桥，排队等待检查护照。没有一个人说话。太阳照在头上。
你是跳舞的吗？第一句乡音是检查护照的人微笑着对蓝蓝说的。
对，我是跳舞的。
他又问我：这个美国人是你随行家属吗？
是的。我回答，转身翻译给Paul听。
他哈哈大笑。
走吧！我笑着对Paul说：我的随行家属！
我们就那样子跟着那个跳舞的走上了我的乡土。
旅客在深圳吃午饭，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招待的。Paul在香港本感不适，勉强上路。午饭时喝了瓶青岛啤酒，感觉好一些了，喝了第二瓶，更好一些了，喝了第三瓶，完全好了。他后来一直认为青岛啤酒是世界上顶好的啤酒，几年以后在爱荷华小店发现青岛啤酒，他乡遇故知，高兴得大叫。从此我们家永远有青岛啤酒。
火车从深圳向广州出发了。小雨。薄雾。青青的田野。河里有条小船，渔夫正在钓鱼。三两农夫骑在水牛上，人很小，牛也很小。景色依旧，青丝已斑。
我们四个人，提着大大小小的手提包，站在月台上，四处张望，没见一个人。
突然听见一阵叫嚷：在那儿，在那儿！
大哥、大嫂、华蕙和她丈夫、儿子从月台另一头跑来了。
来了！来了！他们来了！我们也叫起来了。
他们朝我们跑。我们朝他们跑。所有的人都在叫嚷，所有的手都朝天乱抓。不知先抓哪只手，不知和哪个人先说话。还得认人，还得埋怨，还得解释，还得抢提手提包。
哎呀，你们从哪儿钻出来的呀？我们特地从武汉来接你们。
在月台上等了好久。怎么没看见你们下火车？
你们从哪儿钻出来的呀？你们没看见火车到站吗？这么一大串火车！
我们跑到车尾去了！
我们坐在车头呀！
谁知道你们坐在车头！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2)
归国华侨……我把下面的话咽下去了，突然发觉那口吻有些特权味道。
父亲死后四十二年，家和国都翻天覆地变了样。他的两个水火不容的妻子也都去了。两房的儿女就在那样的平常心情中相见了。没有尴尬，没有怨恨。我们只是到后台换了服装，换了粉墨，脸上画了皱纹，头发扑了白粉。再出场时，角色变了，腔调温和了，步子沉重了，背有点儿弯了。我们唱的是一台不同的戏了。
昨天晚上我们开了一晚上的会，讨论如何欢迎你们。大嫂在去宾馆的车上对我说：我们决定，你们火车一到，你大哥和妹夫就上前去招呼安格尔，两个侄儿上前去扶你这个大姨妈。
我笑说：我又不是七老八十，还要人扶？
哎呀，表示隆重嘛！结果，月台上乱成一团，欢迎仪式全忘了。
只是我没见到二哥。我们都喜欢他，他个头魁梧，说话慢吞吞的，眼睛笑眯眯的，和他在一起，觉得安全自在，儿时尤其佩服他，因为他学的是兽医，懂得如何对付我所怕的动物。
我问起他。
大哥连连摆手：不要问。不要问任何人。到了武汉，也不要问。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你回来了，就好。大哥望着我笑笑，笑得很慈祥，往日的霸气全消了。
我们一行人在广州东方宾馆安顿下来了，全聚集在一间房里。
Paul从他旅行袋中拿出了一瓶酒，在桌上摆好酒杯，举起酒杯，清了一下喉咙，非常郑重地宣布：这瓶法国白兰地，我从爱荷华一直提到中国，就是为了庆祝这一刻！他仰头一饮而尽。
两个女儿在他和家人之中来回翻译。
姐姐，你们回来，对我们是件大事呀！华蕙不大讲话，一直笑眯眯的，戴着我带给她的助听器，电线吊在胸前，满不在乎。我在学校接到你的信，高兴得发了疯，挥着你的信，跑上公共汽车，向一车的人大叫：我姐姐要回来了！我姐姐要回来了！
我接到你的信，直是说，好了，好了，要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大哥攥着拳头在手掌上敲了一下。
大嫂说：你大哥1974年接到你第一封信，几夜睡不着觉。知道汉仲过去了，他哭了。
明亮的火车。柔和的汽笛。我们三家九口，就那样子一同从广州回武汉。
广东的泥土黑，湖南的泥土红，湖北的泥土逐渐变成了黄色。黑土也好，红土也好，黄土也好──都是我的乡土，从心里感到亲。
我终于回到大江上的家乡了。
长江的水和三十年前一样地流，江汉关的钟和三十年前一样地矗立。现在，江上架起双层大铁桥，汽车在上层桥上奔驰，火车在下层桥上奔驰。我们一行车子在江汉饭店停下，原来就是往日德国租界的德明饭店。沉重的德式楼房依旧，门前老树一大蓬绿叶依旧。往日那洋人和中国富豪的饭店，我们只能在门外瞄一眼。现在，我提着旅行袋，恍恍惚惚走上那一溜又宽又长的楼梯，想起小时候，家住汉口日租界，大热天，我和弟弟汉仲去买雪糕。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流着汗走过五个租界，为的是吃一根汉口最好吃的雪糕。德明饭店在德国租界边上，我们走到那儿，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汽车一声不响地在饭店门前停下。穿白制服戴白手套的汽车夫跳下车，打开车门，哈着腰站在一边。高鼻子洋人走进那神秘的大楼里去了。
江汉饭店白衣短裙的女服务听见我说武汉话，眼睛一亮:你家会说武汉话？
我是武汉人。
武汉人？
嗯。从美国回来的武汉人，离开三十年了。
三十年？你家想吃么司，只管说。面窝、豆皮、武昌鱼。
喜头鱼！
她摇摇头。我们只有武昌鱼。
几帖速写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3)
东湖的水依然那样子蓝。天上的云依然那样子飘。
一个绿衣童子站在夹竹桃下。他转身看见我，突然笑了。火红的夹竹桃在他头上烧起来了，映红了他的脸。
他仍然羞怯怯望着我笑。
真个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一抹青山。一溜垂柳。灰蓝的天。灰蓝的水。无波，无云。水天之间，一条小船。披蓑衣的老翁拉着鱼网，一把一把从水里拉起来。
我在水边跪下，轻轻拍拍水。
一扇褪色的木门半开着。一个老人坐在门内竹凳子上。他身旁一丛翠绿的叶子，绿滴滴的，滴到老人肩上了。
长长的窄巷，灰色的楼房。地上闪着雨水。很静很静。
突然，吱──吱──吱──很细很细的叫声，一声声，很肯定，很清晰。我转身寻找。路旁一个破竹篓里，两只嫩黄小鸡吱──吱──又叫起来了。竹篓边上吊着一片青菜，绿得水滴滴的。
那两点嫩黄，那一小片水绿，叫我快活了好半天。
黄鹤楼呢？
黄鹤楼呢？我站在渡江的轮船上问，望着对岸两三缕烟子在烟囱缭绕。
黄鹤楼呢？大江茫茫，到哪儿去找？
大江依旧东流去。白云依旧空悠悠。江上的黄鹤楼不见了，我却回来了，和丈夫女儿一起回来了。我一定要到大江上去，我一定要去坐船，和聂家所有的人一起去坐船，一定要从当年父亲灵柩回乡飘着爷爷写的挽幅“魂兮归来”的江汉关上船。现在，两脚踏上船的那一刻，很严肃，很隆重，在我生命中画了个完完整整的圆圈。我向母亲默祷：姆妈，您可安息了。
船上挤满了人，日正当中。我在老人、孩子、年轻人之间挤来挤去。汗臭，体臭。感到切身的亲，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三十年来，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在大江上一起挣扎，一起拚命，一起活过来了。
他们大声说话叫嚷。
Paul问：他们在吵架吗？
我笑了：他们就是那样子讲话的。
Paul望着天边黑蒙蒙的烟雾说：我想象不出你是在这儿生长的。
下午，我对Paul和两个女儿，大哥、蕙妹两家人说：今天我可要走，走，走，走遍我生活过的地方。愿走的，跟我来！不愿走的，留下来！
Paul在爱荷华说过：我要踩着华苓的脚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两个女儿对家中旧事充满好奇。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浩浩荡荡，我们从江汉饭店出发，走上沿江大道。昔日的沿江大道横贯汉口的五个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租界。沿江的大厦，全是洋行和洋人的住宅。江边鹦哥绿的草坪上，摆着木椅子。江边和一溜黑色铁栏杆之间，有一条水门汀的人行道，洋人有的推着婴儿车，有的牵着杀气腾腾的大狼狗，在那儿散步。外国军舰飘着各自的国旗。租界以外的江上，三三两两的旧木船，都是在大江上讨生活的人。夏天水涨，每天傍晚，我跟着大人去江边看水涨水落，总要紧张一阵子。淹水的时候，遭殃的是租界以外低凹的贫民区。民国二十年大水，我们去了北平。我家三层楼房，两层淹在水中，出去得从顶层在窗口坐划子。民国二十年大水，小时候常常听见大人讲那句话，我想到的是从窗口坐上划子，划着桨去“走人家”。
我们一大伙人一走上沿江大道，我一下子怔住了。大道变成了窄道，大江也看不到了。眼前是一道厚实的堤防，是武汉人两手一铲土一铲土筑起来的，现在武汉没有水灾了。江边大楼出出进进的是蓝制服灰制服的工作人员。长长一串板车载着稻草包的货物，一人拖一辆板车走过来了，弯着腰，绳子搭在肩上，很坚定，很吃力，一步一步向前拖──那是一幅永恒不变的中国人雕像，当年我在大江上看到的纤夫，也是那样子拖着粗大的绳子，在峭壁悬崖上，一步一步向前拖。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4)
聂家两代人朝圣似的，走过一条一条街。走过我昔日一个一个租界里的家。俄租界的上海理发厅仍然在那三岔路口。理发厅对面白俄女人精致的小店，那个有彩虹小洋伞的小店不见了。再走过去，应该就是我记忆中最早那个家了──汽车从雕花铁门内长长一条车道上一直驶到楼前，两根粗大的石柱子顶着宽敞的阳台，从石柱子之间走上台阶，走进一抹宽大的楼梯，迎面大镜里的人对着你走来，你不得不转弯向上走去，突然看到爷爷巨大的身影。
我们的家呢？我们的家呢？我站在街头四处寻找儿时的家。
这就是我们的家！大哥指着我身后说。
原来我正站在我家大门口！我转过身，只见两根石柱子，再看一眼，仍然只有那两根石柱子。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大风大浪，我们都活过来了，现在我们一同站在三岔路口，站在两根石柱子之间，一同寻找儿时的家。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一切的旧恨宿怨都消失了。
我们走过英租界的兰陵街，走到一个弄堂口。同福里！我叫了起来。抗战爆发，我们母子寄住这儿，日本飞机来了，母亲把儿女一把拥在怀里，躲在桌子底下。
我站在同福里前面。一栋栋小红砖房陈旧得变样了。两个男孩子，手叉在腰间，狠狠盯着我们。
我转身说:走吧。他们好像要武斗的样子。
我们也一同寻找甫义里。父亲去后，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在那儿过着愁苦的日子。
我们又一同走过德租界的一码头、二码头、三码头、四码头、五码头、六码头，走到日租界我最后一个家，在两条街的岔口，有一抹灰色围墙，一层层楼，一扇扇窄窄的长窗子。墙内园子角一棵梧桐树，夏天知鸟吱──吱──
一声声，日子永远就那样子拖下去。改变那单调生活的是父亲的死亡，是家族的明争暗斗，是母亲的悲苦。
国际大团结！薇薇指着我家门口木牌上的字。
现在是派出所啦。大哥告诉我。
我向门内看了一眼。几个人坐在天井里的板凳上谈话。
这儿本来是三层楼房，一个大园子。我对Paul和两个女儿说：日本人占领武汉，美国飞机丢炸弹，正好丢在房子正中间，就炸出了这么一个天井。抗战胜利后，我们从四川回汉口，发现我们家炸成了平房，中间一个很大的天井，天井四周的房间变得明亮了，每个房间都有阳光。我向墙内又瞧了一眼，笑着说：我小时候就想要这样一个敞开的大天井。
Paul大笑：中国人！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就是大灾大难，他也有逆来顺受的道理。
80年代，我回乡多次。1980年，我和Paul再度去大陆。湖北副省长在武汉翠柳村设宴招待我们，大哥夫妇也在座。我请他查一查二哥的下落。他满口答应。那一年，我们也去了开封大哥的家。那时他的孩子们才告诉我，大哥曾被打成右派，背上背着牌子：地主的孝子贤孙，做苦工，搬砖头，调石灰。1978年，我们重见时，他还没平反。1980年，在开封大哥家，我问起真君。
大嫂说：你大哥的妈死了以后……
哪一年？我问。
1962年。
我妈在台湾也是1962年过世的。
真巧！大哥说。
大嫂继续说：爷爷在抗战时期就死了，你知道。真君跟着你大哥的妈住，在武昌。解放以后，我们在外地工作，小燕、小斌都是真君扶养的。她把他们照顾得特好。大哥的妈死了，她来开封跟我们住。她叫我姐姐。我们真像姐妹一样。有一天，组织上叫我去谈话，说真君是我们的丫头，在新社会是不允许的。我解释说，我们没把她当丫头，她一个人，孤苦伶仃，我们要养她，我们和姐妹一样亲。不行，在新社会，组织会安排她的生活。原来他们要把她嫁给一个模范老工人。我没办法，最后只好答应向真君做工作。我回家对她说：真君，你有个家了。她点点头说：嗯，有。我说：不是这个家，另外一个家。她还是点头：嗯，有。我说不清，只好做手势。我把她几件衣服包起来，放在她手里，牵起她的手，向外走。我说：到你自己的家。她哭了起来：不，我要姐姐。
（大嫂声音哽住了。）
我对她说：好，姐姐跟你一起走。她才跟我一道出门。我和她一起去郑州。哎，一个老头子，乱七八糟一间小屋子。我对她说：你在这里住，常常回来。这是你的家，那也是你的家。她大哭，要跟我回家。我只好狠心走了。她每个星期都来看我们。每次来，都带糖呀、糕呀给孩子们。大约一年多以后，老头死了。组织上对她说不清，拿她没办法。我请了一个星期假，去郑州陪她。她见到我，大哭，要跟我回来，回来住了一个月，还是不能留下来，还是得走。她回去以后，在医院当洗衣工。后来他们又把她嫁了，嫁到乡下去了。“文化大革命”时就失去联络了。我们也自身难保。
1986年，我和弟弟华桐沿江重访母亲带着几个小儿女，在抗战中艰苦生活过的地方。重庆、万县、三斗坪、宜昌、武汉。最后去开封。湖北应山县外办突然来了，提着一包皮蛋，特地赶来邀请我和华桐去应山。那算是我们老家了，但我母亲这一房人从没去过。父亲死后，在母亲的苦难中，那儿的亲友对我们敬鬼神而远之。我和华桐一时也无法改变早已决定的行程。我对大哥说：你去吧。他说：我算什么？他们要你们去呀。
我们从外办那儿终于知道了二哥的情况。1980年，湖北副省长把调查聂华棣下落的工作，交给应山县办理。刚好是来开封的这位外办去调查。二哥的命运，寥寥几句话就了结了。
50年代，二哥从武汉回应山养牛。忽然有几条牛死了。有人说牛是他毒死的。他就进了劳改营。他在那儿得了肺病。据说1960年左右被释放了，但应山没有他回去的记录，武汉也没有。最后外办找到一个当年和他一起劳改的人。那人说，他在劳改营里看见过二哥，骨瘦如柴，因为劳改，没敢说话。过了一阵子，他走过一堆黄土。土堆前面插了一个小牌子：聂华棣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1)
1978年，第一次回乡，Paul和两女儿薇薇蓝蓝同行。到了北京，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寻找艾青。70年代，我在美国读过可能找到的艾青的诗，也译过他的一些诗，知道他在1957年因为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而被打成大右派，1959年下放到新疆。现在，他在哪儿？他在做什么？仍然写诗吗？我到北京之前，就有个预感：艾青在北京。他1938年写的诗有一行：“而我──这来自南方的旅客，却爱这悲哀的北国啊”。
到了北京，我一有机会，就说要见艾青。没有回应。我们却巧遇另一诗人蔡其矫。1938年从印尼回中国，他才十九岁，立刻去了延安。1957年“反右”运动，蔡其矫的诗被批判成“脱离政治，放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热衷于追求资产阶级趣味和表现资产阶级美学理想，迷恋腐朽的形式主义”。他也沉默了。
我在70年代初偶然发现蔡其矫的诗，那正是中国文艺“三突出”时代，就因为蔡其矫的诗没有什么“突出”，我到处找来他的诗读了，并选了几首译成英文。他和艾青的诗都收集在我编译的英文“百花齐放文学”中，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我对蔡其矫说：我非常想见艾青。他在北京，是吗？
他点点头，没有说话。
不见艾青，我是不离开北京的。
蔡其矫微笑着。
你可不可以告诉他？
他仍然微笑着。
第二天，蔡其矫告诉我们，他已安排第二天艾青和我们在景山见面。我们全家都很兴奋，将其他节目都取消了。但是，第二天，蔡其矫又告诉我们：艾青不能来了。
我以为见不到艾青了。
一天，电话响了！只听见“我是艾青。”
哦！你真是艾青吗？
我马上和他约好：6月16日下午4点以后，我们全家去看他。
我也约了蔡其矫去艾青家。
汽车在狭窄的胡同口停下。在日暮夕阳的小胡同里，我家四人兴高采烈地走向艾青的家。远远看见一个人站在胡同那一头。只见那人向我们这头盯着眼看。
那就是艾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