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卞涅德仅靠写作维持他夫妇俩和三个孩子的生活。他说：我手边也没钱。你等我电话吧。
他放下写作，赶到纽约的耶鲁俱乐部，他是耶鲁校友。他搬了张椅子，坐在入口过道上，来一个人，就用支票兑几块钱，凑足了来回的火车票钱。下午5点，Paul接到他电话，赶到他住处，拿到钱，赶到火车站，只有五分钟，火车就开行了。
他们怎么考你？你紧张吗？我问。
当然。我极力镇静。你的成绩并不特别重要。他们要的是全才的人。你的头脑，你对世事的看法，你的人生态度。好几个人问你各种问题。有个美国石油大亨问我：假若联邦政府将石油企业国有化，你认为怎么样？我说：那对石油企业，对我们国家，都会造成大难。他桌子一拍说：好！好一个小伙子！十二个候选人，每人四个钟头的口试。大家都很紧张，等着结果。最后，他们要我们站成一排，宣布录取结果了。一个名字，又一个名字，又一个名字。我没听见第四个名字。我问旁边那个人，他说：我也没听见，好像是Engle。
那正是1933年。在牛津三年之中，一半时间研究，一半时间游历欧洲。他结识了欧洲知识分子。那儿和黑土地的爱荷华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在德国住了两个夏季，目睹希特勒的纳粹兴起，和人们对纳粹迫害的恐惧。他写了《心火怒焚》（Break The Heart’s Anger），那是一本完全不同的诗集，他对美国从心灵的赞美转向批判的呼吁。──1934年12月9日，他应NBC电台之邀，在英国向美国广播：
我要向你讲话，美国，因为你是我血液、语言、生长的故乡。我特别要向我同年的男女讲话，因为我们是同一代的人，知道我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我们是美国最幸运的一代，因为我们亲眼看到童年的美国，如何发展到极端挥霍无度大腹便便的生活，我们也看到那种生活的毁灭性。我们正在极薄的游移不定的历史边缘，它可弯向不可挽回的过去，也可转向坦荡的未来。
……
今天，我身在这细雨迷蒙的伦敦，美国第三次狂风暴雨又降临我们头上了。这一次最猛烈。第一次是本土对异土之争。第二次是本土南北之争。这一次是我们自身逐渐衰退，不知不觉陷入大乱。病毒深深侵入我们的血液，渗透我们的骨髓。
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肩负责任。我们的艺术家正在创立新的精神生活，也就是新的美国艺术，其他的人必须建立一个新社会。
美国呀，你变成了世界的小丑。你有新鲜爵士乐，你有新鲜玩笑。但是，你不能就这样开开玩笑混过去了。你的头埋在沙里，如何能看清未来。抬起头来，朝向清明强烈的美国之光，你可以看清遥远的未来。
在这儿，在欧洲，我想到你，在维也纳，饥饿的面孔整天看着武装队伍迈步过去；在罗马，我站在古剧场前看着另一个恺撒举起另一面军旗；在慕尼黑，我看见一队民兵宣誓流血与光荣。在可爱的南笛若（South Tyrol），整整一星期，一列一列的火车载着身佩刺刀的士兵和大炮驶过去。
《三生影像》 从玉米田来的人(4)
美国呀，你能否从这现象中脱身而出呢？你是否要读读超越物质世界的梭罗（Henry Thoreau）呢？是否要读读列宁和基督呢？我坦率直谏，你要有举目世界的作风──生产利民的物品，人人有工作，国泰民安，世界大同。
美国呀，那就是你的新生活，我们这一代人要实现的生活。不论多么艰辛困苦，不论多少抗力，我们都要实现的生活。假若不成功，我们就会陷入已逝的深渊，一蹶不振，我们还会拖着全世界一同陷下去。
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文学，也将随你兴衰。我反抗，我挑衅，我请求，建立我们美国的新生活吧。它将展现在美国的新艺术中。美国的新诗将歌颂它，用印第安语言的宝藏，爵士音乐的韵律，俚语俗言的俏皮来歌颂它。
在这牛津古城，我们许多人展望那样的生活，内心听到那一首歌。那首歌今天正在美国谱出。把你的耳朵贴在地上听吧。美国呀，再一次建立起来，那首歌将高声响遍你的土地。
Paul就是怀着那样的理想，于1936年从牛津回到美国，那也就是他终生献身的使命。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仍然要说同样的话吧。
Paul从牛津大学回到爱荷华时，已经结婚，岳父问他要干什么。
他说：写诗。
写诗？那也是工作？
1937年，他应聘在爱荷华大学教课。有一门创作课，六七个学生。Paul用他一贯的反讽语法形容他当时的学生：“平庸得特别耀眼。”
他告诉我：上了第一堂课，我就有一个确切的构想——我要把爱荷华的文学创作发展成美国的文学重镇。
他的构想实现了。
1943年，Paul接掌“爱荷华作家创作坊”以后，主动到处招揽有才华的年轻作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着学生上门。那时美国只有爱荷华大学有作家工作坊，许多专心写诗、写小说的人要到爱荷华来。作家工作坊分别成为小说工作坊、诗歌工作坊。
Paul已经出版了几本诗集。他认识一些当时有声望的作家诗人，要他们不断推荐年轻的写作人才。因此，到爱荷华来的，几乎全是顶尖人才。他也延揽一些有名的诗人和小说家来教课，教课的时间比一般教授少得多，有充裕的写作时间，任期只有一两年。学生可以不断接触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家。Paul又创设了几门新课：诗的形式、小说形式、现代欧洲文学、当代文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参军打仗的人都可拿到奖学金。许多有文采的年轻人，经过战火的锻炼，死亡边缘的感悟，忍不住要写诗、写小说，都涌向“爱荷华作家创作坊”。
Paul笑说：猎狗闻得出肉骨头，我闻得出才华。
1945年，爱荷华大学新闻系一个女学生，美国南部人，到Paul办公室，细声对他说了几句话，浓重的南方土音，他没听懂。Paul说：对不起，我没听清楚。可不可以请你写下来？她写了三句话：我叫沃康纳（Flannery O’Connor），从乔治亚州来的。我是个作家。Paul说：你有什么作品给我看吗？她从一个破旧的袋子里拿出一篇小说递给Paul。他看了第一段，立刻对她说：你是个小说家。那时Paul教诗，也教小说。他常和沃康纳讨论她的小说。沃康纳在一篇小说里写到一幕男女相爱的场景。Paul对她说：这一节写得不真实。你知道……没等他说完，她立刻打断他的话：别说了。接着她加了一句：不要在你办公室谈。Paul和她走到外面停车场，在他车里和沃康纳讨论如何描写那一个场景。她在“爱荷华作家创作坊”写的一些短篇小说，如天竺葵、火车，后来组合成第一个长篇《圣血》（Wise Blood），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宗教领悟。她献给了Paul Engle。
她修女模样，平整的衬衫，铁灰的裙子，永远孤零零靠墙坐在一边，在那一伙战后归来的大兵中，像个受惊的小女孩。每个人的作品在作家工作坊的讨论中，被解剖得体无完肤。沃康纳从不参加讨论。她的小说反应并不好，但她也不辩解。她的生活单调简朴，喜欢独自一人去爱荷华公园的动物园看浣熊和那两条癞皮熊。多年以后，在她写给当年唯一的一位女友信中，回忆爱荷华：
《三生影像》 从玉米田来的人(5)
我记得爱荷华那些租给学生的宿舍，看过那一间间冷漠的房间。布鲁明藤东街115号的房东太太，不怎么喜欢我，因为我常待在家里，就得开暖气，至少得开着吧。从没开得很高，我记得。暖气开的时候，你可以闻着暖气，哪儿闻得着，我就到那儿去暖和一下子。哪一天我要再回爱荷华看看，只是为了要看动物园的矮脚鸡和爱荷华狮子会捐赠的狗熊。我自己养了孔雀，很美的孔雀，花费不小。但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抽雪茄，没有任何花钱的坏习惯。希望有一天，这儿到处是孔雀……
在沃康纳的小说中，可看出爱荷华那一段生活的蛛丝马迹──房东太太、动物园、孔雀、出租的宿舍，但她的作品主要还是写败落的美国南部小镇的小人物。她小说人物怪诞，情节怪诞，就在那怪诞之中显现人的真实，而那真实必定是悲剧性的。沃康纳的许多篇小说，和乔伊思（James Joyce）的显现法很相似，小说的人物，通灵似的，突然领悟到事实的真相。她的作品已成为美国现代小说的经典，和福克纳齐名。她患白血症十几年，1964年逝世时年仅三十九岁。
有一位在意大利的美国年轻人史泉（Mark Strand），写信给Paul，要到爱荷华来写诗，并寄给他几首诗。Paul也是为他找到奖学金，让他安心写诗。现在他已成为美国桂冠诗人。他在作家工作坊时，另一位日后普立策奖得主杰思惕斯（Donald
Justice）也在爱荷华。Paul告诉我：那样的才华聚集一堂，真叫人招架不住。
作家工作坊的教室是战时临时搭的简陋营房，在爱荷华河边。吊儿郎当的作家老师和学生在那儿如鱼得水，自由自在。学生上课，也悉听尊便，只要你拿得出好作品。课堂上讨论不具名的某学生作品时，辩论热烈，毫不留情。学生东倒西歪坐在教室里，甚至有的狗也进了教室，趴在地上听诗。
Paul对我讲到诗人卜赖（Robert Bly）的趣事，他后来得了美国国家书卷奖，成为美国艺术文化学院的院士。据说，他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时候，有一天他提着一个麻布口袋走进教室，坐在第一排。当天是讨论他的诗。被讨论的作品，从不注明作者名字。Paul批评其中一行诗，忽然听见麻布口袋里嘶嘶叫。他又批评另一行，麻布口袋里又嘶嘶叫。Paul要诗人改一下那首诗。他说话了：不用改了。昨天《纽约客》杂志通知我，那首诗被撤了。
原来麻布口袋里嘶嘶叫的是条蛇！
Paul和诗人佛斯特（Robert Frost）是忘年交。1936年，他刚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诗集《美国之歌》，从牛津回到爱荷华，收到佛斯特的电报：你来比较一下咱们俩的农场吧。Paul在他佛蒙特的农场上度过一个夏天。他们一同去过古巴，佛斯特第一次乘飞机，从空中看到地上的景物，叹为奇迹。他们也曾一同到迈阿密度假，每晚他们一同散步到深夜，因为佛斯特不敢入睡，同一个恶梦一再侵扰他。他们在石子小路上走啊走啊，Paul实在撑不住了，佛斯特独自走下去。Paul听到他回到自己的屋里，接着听见他的小录音机反反复复的音乐，音乐停止了，就知道他睡着了。他到爱荷华朗诵诗。Paul和他散步到旅馆，他转而步行送Paul回家，Paul又送他回旅馆，他又送Paul回家。最后他们走到郊外，Paul只好留下他独自游荡了。佛斯特有很强烈的竞争性，只要你不影响他的名望，他非常仁厚。他的家庭是个悲剧，子女有的死亡，有的自杀。妻子死后，没有再娶，仍然怀念妻子，但也觉得虚度人生。他的诗掩饰了个人悲剧，多吟诵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不是浪漫派诗人所歌颂的仁爱的自然，而是美丽而又有威胁的自然，叫人叹赏却又充满危险。他四度获普立策奖。
《三生影像》 结婚戒指呢？(1)
我和Paul终于在1971年5月14日在爱荷华结婚。
下午4点半，Paul先去法院领取结婚证书：4点50分和我在法院会合。
薇薇、蓝蓝开车送我去法院，笑说：两个女儿送妈妈去出嫁。
到达法院，Paul浑身口袋摸了一番。结婚戒指呢？他一脸歉疚。
我说：丢了吗？没诚意呀！
蓝蓝开车回家去找。我们和朋友们在法院门口等待。郑愁予、余梅芳夫妇，沈均生、周康美夫妇，林怀民、陈安琪，还有捷克小说家鲁思逖克（Arnost
Lustig）夫妇和波兰诗人宓责斯基（Artur Miedzyrzecki）夫妇。
头天，我俩同去首饰店，Paul问我要什么样的戒指？我说：最便宜、最简单、最细的小圈圈。
蓝蓝终于找来戒指，Paul一把抢过来，打开紫红小丝绒盒，拿出一个开金的细圈圈，笑着向我亮了一下。那笑就是说：现在还不给你。我和Paul先到法官办公室。原来为我们证婚的法官竟是Paul离婚时为其前妻辩护的律师！人生比小说更小说。
Paul看看法官，看看我，亦惊亦喜，然后笑着和法官握手说：非──常──高──兴──再──见──到──你，先生。
Paul一个个字说得重重地。法官不动声色，照章行事，问我和Paul的出生地、职业、住址、父母名字等问题。然后带我们去正庭。两女儿和朋友们已在那儿坐下了。他们本在谈笑，法官和我们一走进去，就肃静下来了。Paul指着他们大叫：你们都在这儿！仿佛发现眼前竟是真实的──我俩一同走上人生一段新旅程。
我和Paul走到法官面前。
他对我俩说：请你们互相握着右手。
Paul突然神色凝重，定眼看着法官，紧紧握着我的手──握着我整个的人，握着我下半辈子。
法官念着婚姻誓言，问Paul是否愿娶我为妻，他回答愿意；他又问我是否愿要Paul为夫，我回答愿意。最后他说：我根据法律宣布你们两人为夫妻。
Paul为我戴上结婚戒指，吻了我。几分钟的结婚仪式就此结束。
我和Paul回到法官办公室取结婚证书。5点半，秘书已下班回家了，法官亲自在打字机上填写结婚证书，要我们在两份证书上签了名，给我们各人一份。
法官最后对我说：安──格──尔──太太，恭喜！
法官、Paul和我都笑了。
从法院走出来，朋友们向我们撒来大把大把的米，上来拥抱我俩。一团欢喜。
华苓，你和我一道坐车回家吗？Paul那口吻仿佛问我：我们结了婚吗？
我笑了：我不是天天和你一道坐车吗？
我们车后跟了一串朋友们的车子。他们一路上叭叭大按喇叭，回到我在梅高弯的家。开香槟、看礼物。Paul送我一条金链子，我们头天买结婚戒指时，看到那条链子，他知道我喜欢，头年他在除夕化装晚会上宣布他当天和Mary正式离婚，转身递给我一颗珍珠镶边的翡翠心。现在，我将金链闲闲绕在颈间，翡翠坠子正好贴在我心上。我送Paul两条宽宽的领带，一条是浅铜色亚麻绣大朵大朵白花，一条是金丝雀黄丝绒，他特别喜欢那条领带。
我又递给他一个银地撒红梅的小锦缎盒。
一把钥匙！Paul打开盒子大叫，然后念着卡片上的字：进入爱荷华梅高弯221号聂华苓家的合法钥匙。
Paul到前门去试钥匙，打不开门。
原来是车房侧门的钥匙。
Paul说：天呀，我还得走后门！
《三生影像》 结婚戒指呢？(2)
朋友们大笑叫绝。
我俩在伤亡惨重的战争中终于打了一场胜仗。
我们终于在爱荷华河边小山上一幢胭脂红楼里有了一个家。我爱柳树，Paul在屋前种了一棵柳树，柳条飘拂窗前，隐隐约约透着爱荷华河的水光。山顶一棵百年橡树，圆圆一大蓬叶子，Paul用粗麻绳和木板做了个秋千，吊在粗壮的橡树枝桠上。坐在秋千上荡上去，上有蓝天，下有流水。园子边上一大片树林，迤逦到后面的山谷紧底，山谷里小鹿、兔子、浣熊、松鼠就在我们园子游荡。每天早晚，风雪无阻，Paul到树林边上撒一溜儿鹿食，一面箜──箜──呼唤小鹿。我俩站在窗前，看着鹿一只一只昂首闲雅地从林中走出来，吃完鹿食，又回隐林中。有一只瘸腿的小鹿，Paul叫它小瘸子，等其他的鹿走后，才孤零零地从林中走出来。Paul就会说：啊，我的小瘸子来了。匆匆到后园从桶里掏一盆鹿食，撒到树林边上。我们每天开车去小杂货店取过期的面包。Paul每天傍晚在后园逗浣熊在他手掌心啄面包屑。
他在后园架了一个很大的钢丝弹簧床，常常带着小孙女Anthea在上面蹦蹦跳跳、翻筋斗。四个大风铃吊在红楼四角，一阵风撩来，叮叮当当，此起彼落。木楼绕了一溜胭脂红阳台，一大蓬枫叶罩在阳台上。秋天枫叶红了，小楼红得更亮了。
红楼古铜门牌上两个黑色宋体字：安寓，和Paul的姓ENGLE并列着。
每天早上我起床时，Paul已经撒了鹿食，做好了咖啡，坐在临河长窗前的沙发上看报，看到我走出卧房，连忙起身到厨房为我倒咖啡。我们面对鹿园，喝着浓郁的咖啡，看着三三两两的鹿在园子里游荡，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的书房在楼上，我的书房在楼下，都对着爱荷华河──地球两端不同的两个世界，却在一条风情柔美的河上相聚。我们在各自的天地里，互不干扰。我会突然叫Paul──，长长一声。他也会突然叫华苓──，也是长长一声。无论在哪儿，我们永远那么寻寻觅觅地叫着。
他写英文，我写中文。他知道我的母语就是我要抓住的根，他尊重我的这份坚持。他常常笑着对人说：我永远用一根手指头，在一架老古董打字机上敲打。华苓写作用电脑，用电脑写中文呀！她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一个一个复杂的小图画就跳出来了！神妙极了！
哪有那么神妙？Paul认为我神妙，我就很得意了。
我的书房对着爱荷华河，河边一溜柳树，那就是我的江南。Paul为我在书桌旁安了一面长镜，对着一大片落地窗，映出另一个江南。我和Paul在一起，在他家园里两个江南之间，非常满足。Paul知道我在他的家园里，满心感激。
我们俩都喜欢人。形形色色的人。从白宫到小杂货店，都有我们的朋友。石矿工人、农夫、诗人、小说家、演员、艺术家、音乐家、加油站工人、科学家、杂货店老板。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爱好──语言。我们共同欣赏好文好诗，也把语言当游戏，像打乒乓球一样，砰，砰，砰，一定要战胜对方。
我说：在别人面前，我的嘴不快，只有在你面前，我的嘴特快。
Paul很得意地说：我给了你智慧。
我的智慧全浪费在你身上了。我马上回一句。
我们也喜欢谈话。旧事，心事，人事，世事，国事，家事，公事，闲事，文墨事，无所不谈。和他谈话，是一种享受，和他斗嘴，也是一种享受。
我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陆，台湾，爱荷华，几乎全是在水上度过的。长江，嘉陵江，爱荷华河。Paul和我各自经历了人世沧桑，浮沉得失，在这鹿园的红楼中，对失去的有深情的回忆，对眼前无限好的夕阳有说不尽的留恋。
《三生影像》 我俩和女儿们(1)
我两个女儿薇薇和蓝蓝在台湾出生。成长期间，她们的爸爸在外十一年──韩战期间在日本盟军总部做翻译工作三年，他英文和日文都很好，1957年到美国进修。两个女儿都是我母亲抚养的。
母亲和两个女儿是我在台湾十五年生活的支柱。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自由中国》，以及当时我所感受到的恐惧和对自由的渴望，对她们都有影响，虽然她们那时似乎懵然无知。
诗人商禽说：两个女儿各有聂华苓一半。两个人又各自发挥到极致。
两个女儿小时在台湾都学钢琴和舞蹈。来来往往都是文化界的朋友。那样的环境就隐隐约约为两个女儿打下了她们成长的基础。
我1964年从台湾来爱荷华。她们寄住妹妹月珍家。我为她们办理来美手续，颇费周折。正路不同意，签证也困难。房间放着两个女儿的照片，看着想念，不看更想念。她们终于在1965年成行，那是我到爱荷华后最高兴的一刻。
Paul和我一同去飞机场接她们。我看着她们走下飞机，眼泪不住地流。Paul在我耳边说：你们母女团聚，我很感动。蓝蓝捧着篮球下飞机，闷闷不乐，因为舍不得台湾和那儿的朋友。薇薇却欢欢喜喜来到美国。蓝蓝爱动，薇薇爱静。蓝蓝重情，薇薇重理性。两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从她们踏上爱荷华的土地那一刻起，就在两种文化之间，两个民族传统之间挣扎、适应、成长。
Paul带她们去郊外种花，游泳，划船，带着她们到外地去玩，教她们爆玉米花，开车带她们去州府笛茉茵看全州农业展览。安迪威廉思（Andy Williams）出生爱荷华，那时他已红得发紫，一曲《月亮河》唱得年轻人疯狂。1965年的爱荷华农业展览会特请他来演唱。两个女儿在台湾就喜欢他的歌。现在，要看到听到安迪威廉思了，非常兴奋。那天，Paul开车带我们去笛茉茵，还带上一个破旧照相机，他要照下两个中国女孩在美国农业展览会上的快乐。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照相，也是二十几年我看见他少有的一次。她们在车中唱歌，当然是中国歌，他也爱听，大叫好。蓝蓝常听他说：It’s
fun！（很好玩！）我们在爱荷华的田间行驶，唱歌，大笑，她说了一句：It’s
fun！他也大叫好。爱荷华是农业州，每年夏天的农业展览会是州里一件盛事，一连三四天，展示猪、牛、羊、马各种农场动物和农耕机器，五颜六色的帐篷下展示各种不同类型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有各种各样的竞赛，如4H是年轻人所饲养的农场动物的竞赛。也有歌唱和舞蹈表演。人山人海，几乎都是农人。
我们母女三个城市人，对那种场合很陌生，但是两个女儿要听安迪威廉思唱歌。我们只好闲逛，等待安迪威廉思上台。一个高大的美国人，带着一个中国女人，两个中国小女孩，在猪马牛羊之间东张西望。大概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一伙人。
Paul突然大叫：多好看的羽毛帽子！他带着我们走过去，要我们母女三人各选一顶。我们一戴上，他就说：别动！我给你们照相！
我戴着雪白羽帽，薇薇戴着翠绿羽帽，蓝蓝戴着橘红羽帽。
一个农夫模样的人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指着我们对Paul说：你带她们来这儿表演吗？什么节目？
Paul大笑：中国表演！顶好的！
现在，四十年了，那顶雪白羽帽还珍藏在我衣橱里。每次看到，我就听到Paul得意的笑声。
他要我母女三人快乐。
他也关心她们的问题。蓝蓝第一天去上学，哭哭啼啼，就是他带着她去的。她读初中三年级。他要老师特别照顾那个中国小女孩。那时这儿没有很多外国人。他教两个女儿做爆玉米花。1965那年秋天，Paul去欧洲。临走前夕，蓝蓝深夜在厨房，我不知她在干什么。第二天早上她上学以后，我发现厨房桌上有一包她做的爆玉米花，照着Paul教她那样爆的玉米花，还留下一封英文短信，那时她学英文不久。她写着：
亲爱的Mr.
《三生影像》 我俩和女儿们(2)
Engle，我给你做爆玉米花。你回来了，我的英文会好一些──蓝蓝。
第二天她放学回家，知道Mr.
Engle已经走了，哭了起来。
Paul说他在飞机上看着她简单几句英文，手拿一小包爆玉米，一颗也没吃。
Paul在欧洲也想到我两个女儿，给她们寄好看的明信片。薇薇给他写信。他说她写得好。
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在纽约开会，他黑夜在翻修的街上摔伤脚踝，飞回爱荷华，一瘸一瘸走下飞机，一手提着打字机，一手提着一个小鸟笼，一只红艳艳的小鸟憩在笼里，原来是个音乐盒。小鸟儿会在笼里播出音乐。两个女儿挂在她们卧房里，多年以后，挂在蓝蓝女儿Anthea卧房里。
蓝蓝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在高中登台表演盛行一时的南太平洋轻歌剧。Paul看着她领着足球赛的啦啦队入场，感动得流泪，一面说：蓝蓝适应到今天，真不容易！
蓝蓝有什么问题，直接去找他谈。从不找我。
我和Paul结婚前，我对两个女儿谈起。她们说：Mr.Engle是个好爸爸。姊妹俩开车送我去法院公证结婚。
她们笑说：我们送妈妈去出嫁。
薇薇说：我们叫他老爹吧。
我告诉Paul他是两个女儿的老爹了。
老爹是什么意思？他问。
Old Pa。
他仍然不懂那是对父亲亲热的称呼。
她们叫我老娘呀。我说。
他又问：那是什么意思？
Old Ma。
他还是不懂为什么要加个老字。既然我接受了，他也就接受了。
蓝蓝从小就喜欢舞蹈，从没放弃。Paul鼓励她，她表演，他必在场。多年以后，蓝蓝全心全力献身舞蹈，他为她写了一组舞蹈的诗：舞的意象。
首页写着：
献给蓝蓝──
我们的女儿，她就是舞蹈
当你舞过流动的空气，我们就知道
整个地球在你旋转的脚下旋转。
蓝蓝将他一组诗《我到处行走》之中一首《门》编成舞蹈，她独舞演出人的无奈，迷惘。
我到处行走
握着一扇门。
四面八方都可打开。
无论何时我进去，
轻轻用钥匙开门，
钥匙像撒谎人的舌头，
一扭就无声打开了。
没有那钥匙我就必须扔掉那扇门。
有时我听见门内嚎叫，
从没发现那儿有狗。
有时我听见哭泣，
从没发现那儿有女人。
有时我听见雨声，
那儿并没有一点儿潮湿。
有时我闻着火焰味，
从没烟子，也没什么燃烧着。
有时我敲敲门，
钥匙轻抚门锁。
我从没感到自己在那儿。
有时那门挺不住了，
要溜走，
载不了它铰链的记忆。
我听见一个微小的声音，又一次
我将耐心的钥匙插进锁里。
门颤抖着打开了：
一个男孩的影子待在光秃的地上。
我正要关上门，
那黑影的手向我伸来。
《三生影像》 我俩和女儿们(3)
我砰的一下关了门。
蓝蓝演出的《门》，最后一大扇闭着的门砰的一下落下了，关闭了整个舞台。
薇薇来美国时，英文已有根底，对美国有新鲜感，读中学就开始在餐馆打工，打工到深夜，Paul有时开车接她回家。她将红色围裙小兜里的小钱币哗啦一下倒在桌上。至今我还珍惜地保存着那红色小围裙。她在爱荷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到她在威斯康星大学拿到东方研究系的博士，都是她自力完成的。
1983年秋，Paul耳痛剧烈，又经一个医生误诊，最严重的时候，痛得大叫。最后，爱荷华大学耳科名医麦克布（Brian
McCabe）诊断为后脑炎，担心病毒感染，要他第二天立刻住院开刀。
那晚，蓝蓝和9岁的Anthea来看他。
Paul一阵阵剧痛，抱着我哭，一面说：华苓，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他两眼炯炯，闪着泪水。你要知道我多爱你，爱薇薇，蓝蓝，Anthea。你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华苓，假若我出了什么事，你应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
不可能！不可能！没有你，我不可能有很好的生活。我淌着泪说。
脑子动过手术以后，我也许变成白痴。就别管我了。Anthea，过来！他拉着她的手说：我要你、你妈妈，一切都很好很好。我非常爱你。
Anthea说：我爱你。她也哭了。
他两手捧着我的脸抚摸，温柔地望着我，仿佛是望最后一眼。
蓝蓝回家后，就给薇薇打电话。她立刻回来了。那时她在威斯康星大学读博士学位。
第二天，我三代人，还有陈映真和侄儿谈刚毅，一同送Paul去医院。
1991年，Paul突然撒手而去，没能留下一句话。早在1983年，他就留下了。
薇薇独立，有主见，条理分明，可信可靠，决不泛泛交友，但你若成了她的朋友，她就忠心耿耿。她幽默透着点儿刺。爽直得叫人哭笑不得。王弦远道带给她一件精心挑选的礼物，她退还给他说：王叔叔，这个我用不着。
1967年，“国际写作计划”开始的第一年，有位德国作家来爱荷华。我和Paul去机场接他，发现还有一个年轻德国人Klaus，而且，没有住处。Paul就安顿他和那位德国作家住在一个公寓里。我们每次请外国作家，也邀请他。过了一阵子，发现他约会薇薇了，那时她还是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我可紧张了。他约她出去跳舞，我规定薇薇必须在午夜前回家。Klaus感冒，薇薇送蛋炒饭给他。我说：将饭放在门口，别进他的房。
Klaus得到一个基金会的奖学金，来爱荷华大学法律系一年。法律系在他住处的河对面。冰天雪地，他每天来回都得在寒风中走过冰冻河上的桥。Paul问他有没有帽子，他说没有。Paul将自己的毛线帽给他说：别冻着了。学年结束了，他将回德国，去办公室向Paul告别，没看见Paul，帽子放还在Paul的书桌上，留下短笺，谢谢那毛线帽给他的温暖。
从那以后，他有时在暑假来爱荷华，或是薇薇用她工作赚的钱去图宾根（Tubingen）。Klaus在图宾根大学拿到法律博士以后，1974年夏天，他们在爱荷华结婚，婚礼就在莫扎特的笛声中，在鹿园举行。婚礼结束后，至亲好友都进屋了。Klaus敲了一下酒柜上的小钟，他要讲几句话。
首先他称呼Paul一声岳父：我要感谢我的岳父。初到爱荷华那年，天寒地冻，他给我温暖的帽子。我永远忘不了那份恩情……
他考进德国外交部，从此加深了他的中国情，在北京的德国大使馆工作两任，一共八年。他和薇薇认识了很多中国作家。丁玲曾笑着对我说：华苓呀，你把你的女儿、女婿给我吧！1986年，Klaus在北京第一任结束回德，正值丁玲在医院病危，他们临走前去看她，她已不省人事了。
薇薇因为Klaus流动性的外交工作，也就不能在任何地方的学校长久教下去，也不能常回家，现在多伦多大学教中国语言和中国当代文学，也正是Klaus在多伦多任德国总领事。她喜欢去北京，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她说中国话还带点儿京腔。她说：在中国他们认为我是美国人，在美国他们认为我是中国人，现在我知道，我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她70年代研究张恨水，那时张恨水在中国还没平反。后来研究汪曾祺。
他们的儿子Christoph在爱荷华出生。无论他们在哪儿，每年都会回来住一阵子。Paul喜欢逗他玩。他两三岁，晚上睡觉时候到了，他还在小床上蹦蹦跳跳，Paul说：你怎么还不睡觉？他说：我太快活了，不睡觉。Paul大笑，认为那是至理名言。他教他游泳。1990年，小家伙要回来了，Paul半夜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说：我到游泳池去放水！小家伙明天来。我说：算了吧，黑夜看不清，你可不能摔跤。他说：为了那小家伙，无论什么事，我都要为他做！那是Paul最后一次教他游泳。1991年，Paul就走了。多少年了，Christoph每次回来一进屋，就直奔楼上，看看四周，老样子，好像就放心了──爱荷华河仍然静静地流，后园的鹿仍然昂首闲闲从林中走出来，墙壁上世界不同地区的面具仍然寂静地望着他，黑色壁炉上镶嵌采石的白玉盘仍然是这个家稳定的重心。
蓝蓝的第一次婚姻留下美丽的Anthea。
有一天，小Anthea打电话来对Paul说：急救！快！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