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与蔡宝珠（左）在南开大学合影
过了好几年，到了1993年春天，蔡宝珠被她的师父派到温哥华来了，我们才又见面了。她出家以后的法名叫恒贵。别看她出家了，对诗词还是很热心。我见到她就问她，你怎么决定出家了呢？她说：叶老师我就是因为听了你讲的课才决定出家的。我说我从来没有讲过佛法，你怎么就出家了呢？她说主要是有几句话影响了她。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讲李后主的一首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她从中体会到人生是无常的，是空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有一次她写学期报告，选了一个很不重要的作者。我说你如果真的要做，还是应该选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题目来做。我说人生要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就是这些话影响了她。佛经也许是理性地告诉你，人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可是你想李后主的词是一种感情的直接的打动，“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让你觉得人生真的是短暂、真的是空幻。蔡宝珠说她找到了人生的觉悟，人生的意义，就皈依了佛门。蔡宝珠虽然是出了家，但是《饮酒诗》没有讲完她并没有忘记。她说叶老师《饮酒诗》你只讲了十八首，还差两首没讲呢！这次我要把你请到加州万佛城去讲最后两首。万佛城我没有去过，也很好奇，我想看看她的师父办的法界大学是什么样子，我就去了。
这次去万佛城讲陶渊明的诗，我写下了绝句四首。前边写了小序：
一九九三年春美国加州万佛圣城邀讲陶诗，小住一周，偶占四绝。
大千劫刹几微尘，遇合从知有胜因。圣地同参追往事，谓言一语破迷津。
陶潜诗借酒为名，绝世无亲慨六经。却听梵音思礼乐，人天悲愿入苍冥。
妙音声鸟号迦陵，惭愧平生负此称。偶住佛庐话陶令，但尊德法未依僧。
花开莲现落莲成，莲月新荷是小名。曾向莲华闻妙法，几时因果悟三生。
这里我只讲其中的两首：
第一首“大千劫刹几微尘”，佛经说大千世界经过很多尘世之间的劫刹，我跟我的学生蔡宝珠都是在微尘的世界，经历了多少劫刹，经过了多少沧桑，今天我们相见了，如果按佛教说的就是“遇合从知有胜因”，真是有好的因缘才能相遇。“圣地同参追往事”，圣地就是指万佛城，现在我来了，我也跟你一同来参拜了，回忆过去的往事。“谓言一语破迷津”，她告诉我说，是我的一句话让她觉悟了。
第二首“陶潜诗借酒为名”，陶渊明的《饮酒诗》只是题目是饮酒，他的诗里都是感慨人生的，并不是真的说饮酒。“绝世无亲慨六经”，陶渊明本来是慨叹人世的社会，他的《饮酒诗》的最后一首说：“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为什么后代的我们对于《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没有一个人愿意亲近它了。他还说“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鲁中叟”是说山东的这位老先生，就是孔子，陶渊明说孔子汲汲惶惶、匆匆忙忙地周游各国，就是想把堕落的、败坏的、破碎的社会弥补起来，使它返回淳真。陶渊明的《饮酒诗》真的是写他的人生理想，是写他对于堕落的、败坏的社会风气的慨叹。“却听梵音思礼乐”，万佛城有一个很大的讲堂，每天早上从四五点钟就开始念诵《华严经》。他们起床都很早，吃早点也很早。我住在庙里的客房，一大早我就到那个大佛堂去。天还没有亮，万佛城非常大，远远的东边的天边有一些熹微的光影，有一点点的晨光微曦的亮光，整个万佛城都是一片梵唱的声音。而且在开始之前，所有的人要念着经围着佛堂转几圈。然后每个人有一个蒲团，或跪或坐开始念诵。前边的人有的击鼓，有的敲罄为大家伴奏。这样的仪式非常有礼法，出家人和俗众都按辈分的大小，学校的学生按年级的高低排列得整整齐齐。非常的有礼数，非常的有次第。所以我说“却听梵音思礼乐”。“人天悲愿入苍冥”，我是说孔子是入世的，要拯救人类，佛家是出世的，也是要拯救人类。我站在那里，望着远处天边微曦的晨光，觉得这种拯救世界、拯救人类的愿望都随着这梵唱的音乐飘到天上去了，这就是我跟我的学生蔡宝珠的一段因缘。
2008年春天，在我即将离开南开回温哥华的前一天，她和她的姐姐还一起到南开来看望我，而且参观了我们古典文化研究所。
五、欧洲之行
1971年春天，严复的女儿严绮云请我到西雅图大学去教书，当时我已被U．B．C．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就介绍我先生赵钟荪去了。这时我的大女儿已经上大学住校，我没有汽车，每天搭同事王健的车去上班，那天温哥华下了很大的雪，车子难开，我回到家已经很晚了。父亲和小女儿在家等我回家做饭。我回到家后，父亲就回他的房间休息了，我做好饭，请父亲吃饭。他一出来，就觉得恶心，马上就到卫生间，一下子就晕过去了。我打电话给王健先生，他让我找急救车送父亲去医院。但是，父亲再也没有醒过来，一个月以后就去世了。想想我父亲，从1949年离开大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的故乡，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其他的亲人了，甚至也没有跟家里通过一封信。我真是悲慨万分，写下了一首诗，题目是《父殁》：
老父天涯殁，余生海外悬。更无根可托，空有泪如泉。昆弟今虽在，乡书远莫传。植碑芳草碧，何日是归年。
我小的时候，父亲给我们订了一份儿童杂志，里面有很多翻译文章，还有一些介绍西方名胜的图片。我清楚地记得关于罗马庞贝古城的介绍，那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亲自去看看。到欧洲去旅游，是我多年的愿望，但是我并没有急着去。
父亲去世后的那一年暑假，我在哈佛认识的一些朋友，都说到欧洲旅行极为方便。恰巧以前在台湾大学听过我课的一位法国学者侯思孟教授也一定要我去，我在台大教诗选的时候，侯思孟教授到台湾来做研究。更巧的是我当时讲的是阮籍的咏怀诗，而侯思孟教授正在写关于阮籍的一本书，所以他常常来听我的课。一个学期的课结束了，他就回了法国，不久我也去了北美。这个暑假侯思孟想出了各种办法劝我一定要去法国。他告诉我他现在住的地方是一座古老的建筑，相当中国元朝时的房子，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本来是法国国王路易第九的诞生地，后来改建成了一个教堂和一个修女院。现在这个教堂已经夷为平地，变成了一座果木花园，修女院就出租了，而他现在住的就是修女院的一部分。他还说，你今年要是不来的话，明年我们就搬家了，所以希望你今年一定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德国学生马汉茂（Hamlet Martin），中国话说得很好，他在台湾听过我讲杜甫诗，后来做了德国波鸿大学（Ruhr University Bochum）的教授。
1970年与父亲（左）在温哥华海滨合影
1971年摄于英国牛津大学
我想现在去也好，法国有我的学生，德国也有我的学生，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去吧。还有我在哈佛认识的那位高友工先生，在哈佛毕业以后到普林斯顿大学去教书了。这次我在哈佛又见到他，他刚刚到欧洲游历了一遍。所以他就把到欧洲旅行的方法详细地告诉了我：从美国康桥买一张飞机票先到英国伦敦，然后再买一种欧洲通用的火车票，可以买一周、两周、一个月都行，在票面规定的日期内，到欧洲哪一个国家都不用再买票，随时都可以坐火车来来往往，很方便。那时每年暑假从美国康桥到英国伦敦都有便宜的往返飞机票，可能就是二三百块钱。高友工先生又跟我介绍了这么方便的旅游方法，我想这样花钱也不算太多，而且有学生家里也可以住，我就买了一张机票飞到了伦敦。
在英国我参观了几所著名的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我都去了，然后我就过了英法海峡到了法国。侯思孟教授亲自来接我，让我住在他的家里。当年他在台大听我课时就在写阮籍，这时还没有写完，他还在继续写关于阮籍的书，这回把我接到法国，住到他家里。他的妻子是一位很能干的人，每天都烹调一些美味，而侯思孟教授则每天都要与我讨论阮籍。白天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到处去参观，像卢浮宫、歌剧院，还有一些美术馆，他都带我去了。晚上吃完晚饭，我们就开始讨论研究阮籍的咏怀诗。当时，侯思孟还开玩笑说：以后我可能就得借着你来传名了，不然中国人不会知道我的名字。我在《欧游纪事八律作于途中火车上》中记述了这件事：
匆匆七日小居停，东道殷勤感盛情。尼院为家林荫广，王朝如梦寺基平。举杯频劝葡萄酿，把卷深谈阮步兵。我是穷途劳倦客，偶从游旅慰浮生。（其一）
“匆匆七日小居停”，是说我在他家住了七天；“东道殷勤感盛情”，我说我很感激他们夫妇对我的款待。当年他到台湾时，他的夫人、女儿都去了，所以我们都认识。后来他的女儿是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也从事东亚方面的研究。“尼院为家林荫广”，我住在他家以前不是个修女院吗，所以我说“尼院”，而且有一个果木花园，所以我说“林荫广”；“王朝如梦寺基平”，这是说路易第九的出生地已经变成了花园。“举杯频劝葡萄酿”，每天晚上他们都让我品尝葡萄酒，这里也是说他们的盛情。“把卷深谈阮步兵”，吃完晚饭，我们就开始讨论阮籍的咏怀诗。“我是穷途劳倦客，偶从游旅慰浮生”，是说我历经很多的劳苦，现在偶然来这里度假旅游。
我在巴黎参观了凡尔赛宫，《欧游纪事》也有记载：
繁华容易逐春空，今古东西本自同。路易斯王前狩苑，拿破仑帝旧雄风。仍留殿饰馀金碧，剩见喷泉弄彩虹。欲问丰功向何处，一尊雕像夕阳中。（其二）
在法国我还碰到当年我北京老家外院出租南房的房客盛成先生。他是上世纪中国一位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为一身的著名国际学者。《光明日报》的记者侯艺兵编了一本书《世纪学人百年影像》，第二个人就是他。
盛成先生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少年时代便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被誉为“辛亥革命三童子”之一。“五四”运动中，盛成与北大学生一起冲击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在这次运动中，盛成与周恩来、许德珩等学生运动领袖，结为亲密的战友。1919年底，盛成去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了法国社会党，并参与创建了法国共产党。后来因为政见不同，退出政治，潜心学术研究。1928年盛成先生应聘到巴黎大学主讲中国科学课程，他用法文写的自传体小说《我的母亲》，在巴黎出版后立即震动法国文坛，得到著名作家纪德、罗曼·罗兰、萧伯纳、海明威、罗素等人的高度评价。《我的母亲》先后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发行上百万册，这部作品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长期的偏见和误解。30年代初，盛成先生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抗战期间，他一度投笔从戎，担任过上海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被称为“游击教授”。1948年盛成先生应邀到台湾大学任教授，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盛成先生也因“赤色”嫌疑被软禁。1965年，盛成先生以探亲的名义脱离台湾辗转来到法国，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他的著作被收入法国中小学课本，同时还发行了由他本人亲自朗读的教学录音带。60年代，他还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约请，把《老残游记》译成法文出版。1978年盛成先生回国定居，1985年法国密特朗总统授予他法国最高勋章——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30年代初期，盛成先生住在我家南房的时候，我正在上小学。这次我到法国旅游时，正好有一个以前我在台湾教的一个外文系的学生正在巴黎，还有淡江大学的几个学生也都在，他们就约我一起吃饭。这些学生跟盛成先生都很熟，也约了他。盛成先生跟约他的学生说：这个叶嘉莹我认识，我在她家旧宅租住过。我真是没想到，我跑到欧洲这么远会碰到四十年前的同学，又碰到五十年前父辈的邻居。我在《欧游纪事》里也记录了这件事：
何期四世聚天涯，高会梅林感复嗟。廿载师生情未改，七旬父执鬓微华。相逢各话前尘远，离别还悲后会赊。赠我新诗怀往事，故都察院旧儿家。（其三）
那次我们在巴黎吃饭的餐馆叫梅林，盛先生当时七十多岁，是我的父辈，我是第二代，我的学生是第三代，学生的孩子是第四代。和五十年前的父辈，二十年前的学生，四世同堂，高会梅林，真是感慨万分。大家谈着几十年前的往事，分别后不知何时再见面。盛成先生还赠了我一首诗，里面有“故都察院旧儿家”的句子。90年代我听说盛成先生也回来了，定居在北京。我到北京看望了他，他的夫人也在，还请我吃了饭，并照相留念。盛成先生是1996年去世的，他生于1899年，那年他九十七岁，可称高寿。
在德国的波鸿（Bochum）我住在波鸿大学张禄泽女士家，说起来她是当年笃志学校高我三班的同学。当时我读小学五年级，她读初中二年级。她跟我前面提到的曾选我做“dear”的高文玲是同班同学，还记得那些往事。她特别会做饭，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菜。她与女儿同住，女儿已经怀孕，很快就有孙辈了。我在《欧游纪事》也记录了这些事：
稚梦难寻四十年，相逢海外亦奇缘。因聆旧话思童侣，更味乡厨忆古燕。往事真如春水逝，客身同是异邦悬。沧桑多少言难尽，会见孙儿到膝前。（其四）
在张禄泽女士家我还遇到一个波鸿大学的教授霍福民（Alfred Hoffmann），霍福民教授是一个很热心的人，整天开车带我参观，像波鸿附近的钟乳石岩洞、科隆艺术馆等都带我去了。霍福民教授对欧洲的绘画很有研究，而且还会弹一种很古老的琴。我的《欧游纪事》里是这样写的：
论绘谈诗博奥殚，驱车终日看山峦。雨中湖水迷千里，地底钟岩幻百观。生事羡君书卷里，村居示我画图间。主人款客多风雅，一曲鸣琴着意弹。（其五）
“论绘谈诗博奥殚”是说他有时给我讲绘画，有时给我讲诗，“博奥”是说学问很渊博。“驱车终日看山峦”是说他整天开车带着我到处去看风景。“雨中湖水迷千里，地底钟岩幻百观”，有时开车遇到下雨，经过湖边景色迷人，他还带我去参观地下钟乳石岩洞。“生事羡君书卷里，村居示我画图间”，这个霍福民教授真的是一个学者，是一个很用功的人，所以我说他是书卷里的生活。他对建筑也很有研究，给我讲德国、欧洲不同建筑的特别的风格，还给我讲这些建筑物墙上的壁画，所以我说“村居示我画图间”。“主人款客多风雅，一曲鸣琴着意弹”，霍福民教授曾邀我聚餐，而且亲自弹奏了一曲古琴，真是给我的这次欧洲之行更添了不少愉悦。
这次在欧洲旅游我除了英国、法国、德国以外，我还去了意大利。在德国法国都有熟人、朋友开车带我去参观，到了意大利就没有朋友了。但是我坐火车还是很方便的，因为是短期旅行，而且是暑假，带的衣服也不多，只要有换洗的就行了。我先坐火车到了罗马，车站有很多存东西的地方，英文叫locker。就是花钱租一个位置，自己拿钥匙打开，把自己的箱子放进去，只拿着当天用的一个小包出去参观。而且那时欧洲一到暑假，有很多人家就把自己房子拿出一间，让你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上给你一顿早点。意大利的一些小城，像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都不大，都是很小的城，你走路就可以游览。这些小城到处都是古迹，一个教堂接着一个教堂，一个艺术馆接着一个艺术馆，都很近，都是走路的距离。我就住在当地一个出租人家里，吃完早饭，就拿着小包到处走。我那时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节省金钱，就买一些水果，渴了我就吃橘子、苹果，饿了我就吃香蕉、饼干。因为你一个人下馆子也没意思，人生地不熟的，来一个东方人，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所以我就一个人独游，反而自在。这种游览方法在威尼斯那种小城可以，但到了罗马就不行了。罗马很大，庞贝古城很远，根本不在市里。因为我小时父亲给我们订的儿童杂志上介绍过庞贝古城，我就想看看这被火山灰埋过的庞贝古城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去看了庞贝古城。我在《欧游纪事》里也记录了罗马、庞贝这两个地方：
颓垣如血自殷红，罗马王城落照中。一片奔车尘漠漠，数行断柱影憧憧。千年古史殷谁鉴，百世文明变未穷。处处钟声僧院老，耶稣十架竟何功。（其六）
偶来庞贝故城墟，里巷依稀残烬馀。几矗断楹前代寺，半椽空宇昔人居。惊看体骨都成石，纵有瓶罍储亦虚。一霎劫灾人世改，徒令千载客唏嘘。（其七）
这次我的欧洲之行最后一站是瑞士，我在《欧游纪事》最后一首有记述：
行行欧旅近终途，瑞士湖山入画图。蓝梦波光经雨后，绿森峦霭弄晴初。早知客寄非长策，归去何方有故庐。独上游船泛烟水，坐看鸥影起菰蒲。（其八）
其实我自己最想去的地方是回到北京，回到中国。因为我小时是我的伯父带领我，我的老师启发我，使我走上了诗词的道路。这些年我在海外写的诗，写的论文，我所取得的一点成果，我最希望给我的伯父跟我的老师看看。可惜我1974年回国时，他们两位都不在了，这是我当年最大的遗憾。所以我写的这最后一首诗充满了无家可归的客子飘零之感。
第六章 结缘南开
一、第一次回国
因为我在海外多年，“人情同于怀土”，这是王粲的《登楼赋》上说的。我那时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北美讲课，每当我念到杜甫的《秋兴八首》第二首中“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这两句诗的时候，心里总是很感动，几乎都要落泪。因为那时我真的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是不是能回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1970年，加拿大跟中国正式建交。我想国家都有正式外交关系了，我还不能回去吗？我就给大弟嘉谋写了一封信。当然我还是把信寄到我老家的地址察院胡同13号，实际上那时已经改成了23号。但是我家的房子没有改，我的弟弟还是住在那里，所以信是收到了。那时中国跟西方的联系还很少，我弟弟就拿着我的信报告给他的领导，他的领导同意他给我回信，他就写好了信给他的领导看了，然后当面封好给我寄回来。无论如何，我总算是跟家里联系上了。
1973年我就开始申请回国，那时我住的温哥华市没有中国领事馆，只是在渥太华有中国大使馆。那时我的大女儿还在，她已经结婚了，他们住在多伦多。多伦多离渥太华比较近，我是先坐飞机到了多伦多我大女儿家，然后是她陪着我去到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那时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是章文晋，他的夫人是张颖，我对他们两位印象非常好。那天我到了渥太华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馆，章文晋大使的夫人张颖先出来接见了我，她说大使那里有客人，等一下再来接见我。其实章文晋大使的客人就是一个中国古文物展览在加拿大的访问团，里边就有我的辅仁大学同班同学史树青，当然他们不知道史树青是我的同学，我也不知道史树青在这个访问团中。我跟张颖谈到中午，才跟章文晋大使和国内的访问团见面，我一眼就看见史树青了，真是意外相逢。
1998年与老同学史树青（右）在辅仁大学返校节合影
我第一次回国，是在1974年。那时我很单纯，也很兴奋，写了一首长诗《祖国行长歌》。当时还在“文革”之中，所以这首诗带着历史的痕迹，我在重新出版时写了按语：
此诗为1974年第一次返国探亲旅游时之所作。当时曾由旅行社安排赴各地参观，见闻所及，皆令人兴奋不已。及今思之，其所介绍，虽不免因当时政治背景而有不尽真实之处，但就本人而言，则诗中所写皆为当日自己之真情实感。近有友人拟将此诗重新发表，时代既已改变，因特作此简短之说明如上。
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银翼穿云认旧京，遥看灯火动乡情；长街多少经游地，此日重回白发生。家人乍见啼还笑，相对苍颜忆年少，登车牵拥邀还家，指点都城夸新貌。天安门外广场开，诸馆新建高崔嵬，道旁遍植绿荫树，无复当日飞黄埃。西单西去吾家在，门巷依稀犹未改，空悲岁月逝时床，骨肉重聚灯烛光；莫疑此景还如梦，今夕真知返故乡。夜深细把前尘忆，回首当年泪沾臆，犹记慈亲弃养时，是岁我年方十七，长弟十五幼九龄，老父成都断消息，失恃紧相依，八载艰难陷强敌，所赖伯父伯母慈，抚我三人各成立。一经远嫁赋离分，故园从此隔音尘；天翻地覆歌慷慨，重睹家人感倍亲。两弟夫妻四教师，侄男侄女多英姿，喜见吾家佳子弟，辉光仿佛生庭墀。大侄劳动称模范，二侄先进增生产；阿权侄女曾下乡，各具豪情笑生脸。小雪最幼甫七龄，入学今为红小兵；双垂辫发灯前立，一领红巾入眼明。所悲老父天涯殁，未得还乡享此儿孙乐，更悲伯父伯母未见我归来，逝者难回空泪落。床头犹是旧西窗，记得儿时明月光，客子光阴弹指过，飘零身世九肠。家人问我别来事，话到艰辛自酸鼻，忆昔婚后甫经年，夫婿突遭囹圄系。台海当年兴狱烈，覆盆多少冤难雪，可怜独泣向深宵，怀中幼女才三月。苦心独力强支撑，阅尽炎凉世上情，三载夫还虽命在，刑馀幽愤总难平。我依教学谋升斗，终日焦唇复口，强笑谁知忍泪悲，纵博虚名亦何有。岁月惊心十五秋，难言心事苦羁留，偶因异国书来聘，便尔移家海外浮。自欣视野从今展，祖国书刊恣意览，欣见中华果自强，辟地开天功不浅。试寄家书有报章，难禁游子喜如狂，萦心卅载还乡梦，此际终能夙愿偿，归来故里多亲友，探望殷勤情意厚，美味争调饫远人，更伴恣游共携手。陶然亭畔泛轻舟，昆明湖上柳条柔，公园北海故宫景色俱无恙，更有美术馆中工农作品足风流。郊区厂屋如栉比，处处新猷风景异，蔽野葱茏黍稷多，公社良田美无际。长城高处接浮云，定陵墓殿郁轮，千年帝制兴亡史，从此人民做主人。几日游观浑忘倦，乘车更至昔阳县，争说红旗天下传，耳闻何似如今见。车站初逢宋立英，布衣草笠笑相迎，风霜满面心如火，劳动人民具典型。昔日荒村穷大寨，七沟八梁惟石块，经时不雨雨成灾，饥馑流亡年复代。一从解放喜翻身，永贵英雄出姓陈，老少同心夺胜利，始知成败本由人。三冬苦战狼窝掌，凿石锄冰拓田广，百折难回志竟成，虎头山畔歌声响。於今瘠土变良畴，岁岁增粮大有秋，运送频闻缆车疾，渡漕新建到山头。山间更复植蔬果，桃李初熟红颗颗，幼儿园内笑声多，个个颜如花绽朵。革命须将路线分，不因今富忘前贫，祗今教育沟中地，留与青年忆苦辛。我行所恨程期急，片羽观光足珍惜，万千访客岂徒来，定有精神蒙洗涤。重返京城暑渐消，凉风起处觉秋高，家人小聚终须别，游子空悲去路遥。长弟多病最伤离，临行不忍送登机，叮咛惟把归期问，相慰归期定有期。握别亲朋屡执手，已去都门更回首，凭窗下望好山河，时见梯田在陵阜。飞行一霎抵延安，旧居初仰凤凰山，土窑筹策艰难日，想见成功不等闲。南泥湾内群峦碧，战士当年辟荆棘，拓成陕北好江南，弥望秧田不知极。白首英雄刘宝斋，锄荒往事话蒿莱，遍山榛莽无人迹，畦径全凭手自开。丛林为幕地为床，一把头一杆枪，自向山旁凿窑洞，自割藤草自编筐。日日劳动仍学习，桦皮为纸炭为笔，寒冬将至苦无衣，更剪羊毛学纺织。所欣秋获已登场，土豆南瓜野菜香，生产当年能自给，再耕来岁有馀粮。更生自力精神伟，三五九旅声名美，从来忧患可兴邦，不忘学习继前轨。平畴展绿到关中，城市西安有古风，周秦前汉隋唐地，未改河山气象雄。遗址来瞻半坡馆，两水之间临灞，石陶留器六千年，缅想先民文化远。骊山故事说明皇，昔日温泉属帝王，咫尺荣枯悲杜老，终看鼙鼓动渔阳。宫殿华清今更丽，辟建都为疗养地，忆从事变起风云，山间犹有危亭记。仓促行程不可留，复经上海下杭州，凌晨一瞥春申市，黄浦江边忆旧游。跑马前厅改医院，行乞街头不复见，列强租界早收回，工厂如林皆自建。市民处处做晨操，可见更新觉悟高，改尽奢靡当日习，百年国耻一时消。沪杭线上车行速，风景江南看不足，采莲人在画图中，菜花黄嫩桑麻绿。从来西子擅佳名，初睹湖山意已倾，两岸山鬟如染黛，一奁烟水弄阴晴。快意波心乘小艇，更坐山亭瀹芳茗，灵鹫飞来仰翠峰，花港观鱼爱红影。匆匆一日小登临，动我寻山幽兴深，行程一夕忙排定，便去杭州赴桂林。桂林群山拔地起，怪石奇岩世无比，游神方在碧虚间，盘旋忽入骊宫底。滴乳千年幻百观，瑶台琼树舞龙鸾，此中浑忘人间世，出洞方惊日影残。挂席明朝向阳朔，百里舟行真足乐，漓江一水曳柔蓝，两岸青山削碧玉。捕鱼滩上设鱼梁，种竹江干翠影长，艺果山间垂柿柚，此乡生计好风光。尽日游观难尽兴，无奈斜阳已西暝，题诗珍重约重来，祝取斯盟终必证。归途小住五羊城，破晓来参烈士陵，更访农民讲习所，燎原难忘火星星。流花越秀花如绮，海珠桥下珠江水，可惜游子难久留，辜负名城岭南美。去国仍随九万风，客身依旧似飘蓬，所欣长夜艰辛后，终睹东方旭影红。祖国新生廿五年，比似儿童甫及肩，已看头角峥嵘出，更祝前程稳着鞭。腐儒自误而今愧，渐觉新来观点异，兹游更使见闻开，从此痴愚发聋聩。早经忧患久飘零，糊口天涯百愧生，雕虫文字真何用，聊赋长歌纪此行。
那时温哥华没有直飞北京的飞机。我从温哥华先飞到香港，然后再到广州，再回北京。我到加拿大以后一直没有入籍，还是台湾的证件，很不方便。香港我也没去过，一点经验也没有。还是我的小女儿小慧的婆婆我的亲家母帮了忙，她的父亲黄尊生老先生在香港。黄尊生老先生是一位学者，很有修养，诗也写得很好。那时台湾已经出了我的《迦陵谈诗》和《迦陵谈词》那些书，香港已经出版了我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与《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等书。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他已经看过我的书。黄老先生真的是一位很热心的人，那时他已经有八十岁了，知道我要到香港，而且在香港没有认识的人，就到机场接我。
因为我是台湾的证件，当我乘坐的飞机到了香港以后，他们不许我出机场，我跟他们说了半天才答应让我出去。但是一定要扣下我的证件，而且限我二十四小时之内回来，明天晚上就得走。当时我也管不了许多了，就让他们留下了证件，赶快出来了。因为我知道，黄老先生在外面等着我呢！这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了。
出来后见到了黄老先生，同他一起去接我的还有一个女孩，是他的晚辈亲戚，也是学中文的。他们把我送到旅馆住了下来，我就跟黄老先生说了机场的事，黄老先生说没关系，明天我带你到中国旅行社，他们总会有办法的。第二天，黄老先生陪我到了中国旅行社，我跟他们说，我的证件被扣下了，要求我二十四小时就走，可是我要带给国内亲友的东西还没有买好，还要办入境的手续，来不及呀。中国旅行社的那个人说，不要紧，你明天过关时只要交些罚款，他就会放你过去，绝不成问题。但我还是不放心，我怎么知道到时候我能不能过去呢！我就要求中国旅行社的人明天陪我去，他答应了。因为我是第一次回国，想要给家里买一些东西，黄老先生就陪着我去了裕华商场，一般香港人到大陆去带东西，都是到那里去买，我还特意给我自己买了一套人民装。那时国内电视极少，我还买了一台电视带回去。从香港入境在罗湖过关，果然是过了期限要罚款，交了钱就没事了。可是所有的人到罗湖都要下车，我给家里带了很多东西，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拖过去，走过那一段才能再搭大陆的车，真是累死了。那时检查很严格，他们有一个大房子，所有的东西都要打开，什么都给你翻了。我也五十岁了，一个人把行李搬过去，一件一件打开检查然后再装好，费了很大劲，真是累。过关以后，中国旅行社就安排我在广州住了一夜，第二天坐飞机回到了北京。
飞机到达北京已经是晚上掌灯的时候，那时灯火还没有现在这么亮，我在飞机上远远看见稀稀疏疏的灯火，真是激动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在《祖国行》说的“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银翼穿云认旧京，遥看灯火动乡情”，写的就是我当时真实的感受。我这还算是好的，我是直到飞机飞到北京上空才流下眼泪。我的一个辅仁校友王亚春告诉我，她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是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从一上火车就一路流着泪回到北京的，可见中国人的国家和乡土之情真的是很强烈。现在的年轻人，不大能体会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了。很多人一心想出国，回来的时候也很方便，想回来就能回来。不像我们经过了多少战乱流离，几十年都不能回来。
到了北京，中国旅行社安排我住到华侨大厦。1948年我离开北平时，家里是有电话的，可是1974年的时候，家里没有电话。我是提前给家里写了信，告诉了他们我回来的时间，我弟妹跟家人是到华侨大厦来接我的。我急着回家去看一看，就叫车回了家。就是诗中说的“家人乍见啼还笑，相对苍颜忆年少，登车牵拥邀还家，指点都城夸新貌”。
我家的四合院已经成了大杂院，大弟还是住在西屋。北房因为伯父、伯母都去世了，堂兄也去了台湾，就空了下来。东屋原来是我伯父给人看病的脉房，本来就没人住，这些地方就被北京的房管局分配让别人住了。小弟住在南屋靠里边的两间。我说“西单西去吾家在，门巷依稀犹未改”，我们家是在西单西边，我们家门口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就是大门上那个“进士第”的匾没有了，大门两边的石狮子的头也被砸烂了。“空悲岁月逝骎骎，半世蓬飘向江海”是说我半辈子漂泊在江海。“入门坐我旧时床，骨肉重聚灯烛光”，我进了家门，坐在西屋我以前的床上，跟我的骨肉亲人重新相聚，“灯烛光”我不是随便说的，因为那天停电，家里就是一会儿有灯，一会儿点蜡烛的。“莫疑此景还如梦，今夕真知返故乡”，我说如同梦境一样，因为从前只能是梦中回到故乡，可是今天是真的回来了。“夜深细把前尘忆，回首当年泪沾臆”，我们大家说起三十年前的往事，那时我弟弟他们还不大敢说“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事情，都是我说。“犹记慈亲弃养时，是岁我年方十七，长弟十五幼九龄，老父成都断消息”，这是说想起当年我母亲去世时，父亲已经随国民政府撤退到了成都，断了消息，那一年我十七岁，大弟十五岁，小弟只有九岁；每天早上我还要给我小弟穿衣服，送他上学，那时他才上小学三年级。“鹡鸰失恃紧相依，八载艰难陷强敌”是说我们姐弟三人相依为命，熬过北平沦陷那些年的艰苦生活。“所赖伯父伯母慈，抚我三人各成立”是说所幸的是还有伯父伯母的慈爱，抚养照顾我们姐弟三人。“一经远嫁赋离分，故园从此隔音尘”是说我南下结婚走了，从此与故乡家人隔绝。“天翻地覆歌慷慨，重睹家人感倍亲”，经历了这么多的变故，终于与家人再度相聚，真是倍感亲切。“两弟夫妻四教师，侄男侄女多英姿”，我大弟跟弟妹是中学教师，我小弟跟弟妹是小学教师，那时还是“文革”期间，大家都是说好话。当时我说“小雪最幼甫七龄，入学今为红小兵；双垂辫发灯前立，一领红巾入眼明”，小雪是我小弟的女儿，她刚进入小学不久，脖子上系着红领巾，显着很聪明的样儿。我大弟的大儿子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当时不在北京。他的小儿子言才曾被选为劳动模范，后来他考上了南开大学，目前在日本一所大学教书。“所悲老父天涯殁，未得还乡享此儿孙乐，更悲伯父伯母未见我归来，逝者难回空泪落”，父亲自1949年从上海去了台湾，在外漂泊二十多年，1971年在温哥华病逝，距我回国不过三年，没有等到能够回来；而我也没能再见到我的伯父伯母，他们已经在多年前就去世了；所以是“逝者难回空泪落”。“床头犹是旧西窗，记得儿时明月光”，因为我本来就住在西屋，我小时好几首诗都是写西窗的；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写过“空床竹影多，更深斑历历”的诗句，就是说我在西屋常常看见月亮从东边升起来，透过窗前的竹子照在床上，可是母亲不在了，床上空荡荡的，都是竹子的影子。我对月亮还是很有感受的，我从小就喜欢看月亮，仔细观察过月亮，上弦的月亮和下弦的月亮是不一样的：十五以前，初三、初四的时候，上弦的新月虽然也是个月牙，但是非常的新鲜，是很整齐的月牙。可是到了下弦的月亮剩下一点点的时候，就变得很模糊，给人残破的感觉，跟上弦的月亮完全不一样。“家人问我别来事，话到艰辛自酸鼻，忆昔婚后甫经年，夫婿突遭囹圄系。台海当年兴狱烈，覆盆多少冤难雪，可怜独泣向深宵，怀中幼女才三月”，这是说我到台湾以后的一段遭遇。
1979年在北京故居与大弟叶嘉谋（左）同练太极拳
1979年与大弟一家人及小弟女儿叶雪合影，左二为叶嘉莹
那一天晚上，我只是回家看看，最后还是回到华侨大厦住的。家里人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不如回家来住吧。我在海外待了这么多年，我当然愿意回到家里和家人住在一起。我就问旅行社能不能回家住，他们说可以，我就回到老家住了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我最盼望的，其实就是见到我的伯父跟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因为我的伯父、我的老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我小的时候，教我读书学诗，鼓励我学习作诗都是我的伯父；等我长大以后，给我很大启发，让我能够真正体会到中国诗的那种高远幽微的意境的，是我的老师。我在海外这么多年，台湾也出了我的几本书，还写了一些论文。我那时真正最盼望的就是把我的这些成绩就像交一个卷，给我的伯父跟我的老师看一看。可是我的伯父已经去世了，我的老师也去世了。
我在华侨大厦住的那几天，我的大侄女言权跑来看我，我们一起吃饭时我叫了一盘对虾。直到现在小权还说：现在我们吃对虾也不觉得怎么样了，就是那次跟姑姑吃的对虾在我的记忆中觉得最好吃。那时小权还是一个天真的女青年，还陪着我去陶然亭划了船。
因为我离开祖国这么多年，我想多看看。我在家里住了一阵子，旅行社就安排我到外地参观。那时还在“文革”时期，所以旅行社安排的旅游参观都是与革命有关的地方，我不但参观了北京的工厂、公社，还参观了大寨、南泥湾、延安等地。我那时真的觉得中国的革命和解放是相当地有成绩的。
去大寨参观时，接待我的是一个叫宋立英的女同志。他们安排我住在大寨的窑洞里，我听到他们给我介绍，当年的大寨是七沟八梁的一片荒凉的土地，他们还留了一块没有开垦的地方，可以看见当年的景象。现在他们修了水渠，开辟了农田。我对大寨印象非常好，有人说那是做出来的，可是做出来的也是不错呀，而且我一路上参观了不少的公社，一路上我看见很多高粱和玉米，就数大寨种的高粱玉米长得特别肥美。我去的时候正是桃子长成的时候，他们摘了两个桃子给我，我自己吃了一个，味又甜水又多，好吃得不得了。我还留下了一个没有吃，带回去给我弟弟。总而言之，我那时很兴奋。想想看，我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那时中国真的是积贫积弱。我这次回来，看到大寨的成就，人民都很自强，确确实实非常感动，觉得他们真是不简单，不容易。我那时真的觉得大寨好得不得了。
我还参观了南泥湾，在南泥湾给我作报告的是一个当年的红军老战士名字叫刘宝斋，他给我介绍了南泥湾开荒的情况。那时他们是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拿着枪，开荒种地。自己开窑洞，自己编筐，自己纺线织布，用树叶做染料染布。他们还用桦树皮当纸，用炭当笔写字学习。他们的艰苦奋斗精神，真是使我很感动。我还去了延安，那时毛主席住的窑洞已经整理了，让人参观。周总理的窑洞破破的，他们说总理不许整理。
从延安我又到了西安，西安到处都是古迹，从半坡遗址到历史博物馆，给你一种很丰厚的文化感觉。中国真是很奇妙的，不出国你还没有感觉，出国了再回来，你就会知道，中国的历史是那么的悠久，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化是那样的深厚，那样的丰富。温哥华的气候很好，大自然的风景也很美，而中国北方的风沙很大，西安附近的庄稼都是灰色的，因为上面有一层土，自然环境没法跟温哥华比。可是我每次都有这样的感觉，你一下飞机回到温哥华，看到外面的景色挺美的，有山，有水，到处都是花，可是你忽然间就觉得缺了什么东西，空空的，文化一下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因为温哥华是个新城，没有什么历史文化。
我参观完西安就坐飞机去了上海。我还是七八岁的时候去过上海，当年是跟我母亲一起去探望我父亲的。1948年我又先后两次去过上海，先是3月底去上海结婚，后是11月底经上海乘船去了台湾。以前的上海是个歌舞升平的繁华城市，我还记得电影里唱的“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的歌。可是1974年的上海已经不是这样了，这一次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早晨街上有很多晨练的人，那时真的觉得中国跟以前不一样了。从上海我又去了杭州，美景无穷，只可惜我为行程所限，只做了匆匆一瞥。
离开杭州，我直接回到了广州，本来我应该经罗湖到香港回温哥华了，可是我听说桂林的山水很美，就想去看看。因为前边的活动都是旅行社安排的，我从北京到西安，有人接我，给我安排西安的参观，帮我订到下一个地方的机票；从西安到上海再到杭州，也是一样。所以我到了广州就跟旅行社接我的人说我要去桂林，让他们给我订票。可是那时快到傍晚了，他们告诉我太晚了，已经没有座位了。我还是不甘心，我说我近三十年才回来一次，下一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们给我想想办法吧。他们说你反正也会说中国话，你就自己去航空公司交涉吧。我就叫了一辆车去了航空公司。到了航空公司，我跟他们说，需要一张明天去桂林的机票。他们说没有，我说我只有一个人，如果你们有一个空位就可以，他们说那你就坐在这儿等吧，如果有了空位就给你。我这个人有时也很固执，就真的坐在那里等。过了一会儿，他们还真的给我找到了一个位子，是第二天早上七点的飞机。我回到旅馆已经很晚，旅行社的人已经都下班了，我找不到他们。第二天一早，我没有跟旅行社的人见面，就上了飞机到了桂林。
到了桂林，我要从机场到市区的桂湖宾馆，没有车接我，我就告诉机场的人我是临时买票来的。机场的人说，下一班的飞机有个旅行团，你等一下搭他们的车吧。我就等到下一班的飞机来了，搭旅行团的车到了桂湖宾馆。一到宾馆，我放下行李，就让服务台马上给我叫一个车到芦笛岩。服务员说：“已经十一点了，你还不洗一洗，先去吃饭，有什么事吃完饭再说。”我一想也是，就洗一洗先去吃饭了。吃完饭我又叫车去芦笛岩，他们说：“司机都在休息，你又会说中国话，自己搭车去吧。”我只好从旅馆出来，准备搭公交车去芦笛岩。我没有零钱，就找了一个小店买点东西，为的是换点零钱。我想买一包饼干，售货员说：“你有粮票吗？”我说：“我刚从北京来，没有粮票。”那时正是中午，她一听我刚从北京来，以为我还没吃午饭呢，就卖给我一包饼干，我就换得了零钱。从旅馆出来之前，我告诉服务台帮我订一张明天去阳朔的船位。晚上我从芦笛岩回来以后，他们告诉我没有订到位子，人家都是提前好久就订了。我说：“我三十年才回来一趟，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你还是想想办法吧。”他问我：“船顶你坐吗？”我说可以，他说：“那你明天一早来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这个船的正式的舱位已经坐满了人，在船舱的旁边有一个用一条一条铁棍子做成的梯子，通向船顶。我那时五十岁，腿脚还利索，就从那里爬到了船顶上。上去以后我才看见，那个船顶上是可以坐人的，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还有一些当地的人。上面摆放有一些椅子，搭了一个布篷子。桂湖宾馆还找了一个导游陪着我。
1977年，我跟女儿小慧又去了一次桂林，但是我觉得还是第一次最好，因为那天天气非常好，我坐在船顶上，四周一点遮挡都没有，我拍了很多非常漂亮的幻灯片。那时在北美回到中国来的人没有几个，海外的人对中国都很好奇。我回到温哥华大家都问我国内怎么样，我就给他们放映了这次回国拍的幻灯片。以前我从来不搞这些，这次我还特为买了一个幻灯机、一个大屏幕。我们那些朋友、学生都跑到我家里来，我就把这次回国拍的幻灯片放给他们看，介绍回国旅游参观的情况。后来应其他一些朋友、学生的要求，又放映了好几次。
那时我真是很兴奋、很激动，可是我想了，我回来就是来旅游，我所学的这一行在国内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当时还在“文革”，我在上海还看见一些大字报，还在批孔批儒，我觉得我没有希望回来工作了。
总而言之，我这次回来非常兴奋，你想我三十年才回来一趟，能不兴奋吗！1976年我本来计划再回来，但因为唐山大地震就没有来，也就是这一年，我的大女儿夫妇出了车祸。
1973年当我申请回国时，我去到渥太华中国大使馆。章文晋大使的夫人张颖先出来接见了我。张颖问我：“你是学文学的，看过国内的小说吗？”我说没有。她说：有一个叫浩然的，写了一部《艳阳天》，挺不错的，你可以看一看。
在这之前，我每年暑假都要去哈佛跟海先生合作研究。当时哈佛有几个从台湾去的留学生，都是台大的学生，他们都旁听过我的课。1971年我在哈佛碰到了两个学生，一个叫龚忠武，一个叫郭松棻，龚忠武是历史系的，郭松棻是外文系的。他们俩问我：叶老师你有没有看过大陆的书？我说没有，因为我是研究古典的，不大关注当代的小说。他们说你有时间应该看一看有关大陆的书。那我看什么呢？他们就介绍我看一本一个美国人斯诺写的介绍延安的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我还看过一本回忆录，都是亲身经历过长征的人写的。看了这些书以后我很感动，没想到共产党这么了不起，共产党人为了理想艰苦奋斗真是不容易，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真是不简单，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我真的很佩服。以前我真是孤陋寡闻，一点都不知道这些。
这回张颖让我看《艳阳天》，我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我这个人是肯接受别人意见的，而且求知好学。我想我既然申请回国，也应该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况。到了暑假我又去了哈佛，就跑到图书馆借了三大本《艳阳天》回来。本来我没有抱着很大的兴趣去看，因为我以为，凡是带着宣传的气味写的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而且那么厚的三大本哪有时间看。所以开头我是抱着敷衍的态度，打算翻一翻知道了就可以了。可是我一看，它就把我给吸引住了，我不是在农村生长的，我也不熟悉农村的情况，可是我居然能看进去，而且我认真地把它看完了。《艳阳天》里写的乡村故事非常生动，语言也非常活泼，完全是生活化的，我真的是很感动。
我是1974年回到中国的，距我离开北平已经整整二十六年。我在国内待了两个多月，不仅在北京住了些日子，还到外地去旅游了一圈，参观了不少地方。那时还是“文革”时期，所有的报纸都是报喜不报忧，大家都以为“文化大革命”真的是把很多过去的旧传统中，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社会上的坏的、恶的、不好的东西都给改革了。我还带了照相机，拍了很多照片、幻灯片。
那时美国、加拿大其实有很多华人对新中国抱有向往的感情，特别是像我这样在抗战时期沦陷区长大的人，当时真的觉得中国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了。那些从台湾去的留学生，对中国百年的国耻、积贫积弱的历史也是了解的。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刚到U.B.C.大学的时候，中国同学会贴了一个布告，说要放映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纪录片，大家都很兴奋。那时我父亲还在世，跟我们一起去看了。还有一次放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父亲也跟我们一起去看了。我们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家里一切都很简陋，就是为了看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报道，我们买了一个比较大的电视。你想想我们这么久没有看见北京了，大家都想要看一看北京，所以大家对中国的事情都很热心。
因为加拿大那里是很自由的，我们U.B.C.大学数学系不知是谁还在楼梯口贴了一大张毛泽东像。我还记得，中国的访问团第一次到U.B.C.大学访问，我们一些华人教授也被约去一起参加，我们的校长、教务长都是西方人，为了接待访问团，他们都还特意做了灰色的中山装。
我第二次回国是1977年，“文革”已经过去。这次回来还碰到了於梨华，於梨华是台湾写小说的。她跟我说，明天我要访问浩然，你要不要一起去呀，我说好啊。第二天我们就一起去了，好像是在北京饭店，我第一次见到了浩然。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是讲浩然的《艳阳天》，这也是有缘由的。
那时到过中国的人还不多，1974年我从中国回到北美以后，不管是温哥华的U.B.C.大学还是美国的哈佛大学都叫我去演讲，我就讲了我的所见所闻。有一次哈佛的一些朋友说，你看了《艳阳天》，又见了浩然，给我们讲一讲吧。我就作了一次关于《艳阳天》的讲演。
我这个人做事是很认真的，我想人家让我讲，我总得看仔细一点再讲吧。我第一次回国以前是大使夫人张颖让我看这部小说的，我只是匆匆忙忙地看了一遍，当然是那次看就把我吸引住了，但看得并不仔细。现在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人让我讲，人家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我要好好准备准备。所以我又重新把《艳阳天》看了一遍，不但是重新看了一遍，我还做了笔记，下了一番工夫，我确实觉得《艳阳天》写得不错。我把整个《艳阳天》分析了一遍，从人物到语言讲得很仔细，后来就是根据这次讲演整理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看〈艳阳天〉》。这篇文章写得很长，好几万字呢！那时台湾当然不会发表，大陆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向大陆投过稿子，我的这篇文稿是在香港的一个刊物《七十年代》上发表的。《七十年代》是比较“左”倾的，但“文革”以后就转向了，转为批评中国，改成《九十年代》了。后来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浩然，让他看一看。浩然给我写了回信，他说：叶先生你写得很好，你的分析很深刻，有些东西我写的时候是下意识的就这么写了，你这么一分析，果然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浩然认为我真的是看懂了他的作品，后来我回到北京，他还到我的北京老家来看过我，还请我去他家吃过一次饺子，他的家人我也都见过。
1977年北京家中，浩然（左）来访
1997年，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来了一个新的文化参赞，他的中文名字叫王仁强（Richard King）。这个王仁强是U.B.C.大学的博士，名义上的导师是我。但他本来是研究小说的，而且是研究“文革”时期的小说，研究《艳阳天》。他来到U.B.C.大学，本来的导师Huters是研究小说的。Huters的太太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大学教书，Huters在温哥华教书，夫妻两人就分开了。后来Huters在美国找到一个职位，跟他太太在一起，所以就走了。我们学校就另外请了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导师叫杜麦可，可是这个人比较右倾，所以这师生两个不对头，王仁强就不肯认他做导师。他知道我写过《艳阳天》，就找到我，让我做他的导师，辅导他写论文。我说我不能做你的导师，我是搞古典诗歌的，去做另一学科的导师，这在学校里是不可以的，我怎么能接受不同学科的学生呢。王仁强就去找了亚洲系的主任，要求让我做他的导师。我刚到U.B.C.的时候，亚洲系的主任是蒲立本，后来蒲立本辞去系主任一职以后，亚洲系主任就是Peter Harnety。Harnety我也很熟，我刚到U.B.C.的时候，临时找一个住处，就住在他家的地下室里。Harnety找到我跟我说，这个问题得解决，他是个博士生，总得有一个导师，要不然怎么办呢？因为是系主任跟我说了，我就答应了。所以我说我是他名义上的导师。
因为王仁强是研究浩然的，所以他对浩然很有兴趣。1990年代的时候，王仁强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做文化参赞，有一次他跟我说，我们找浩然谈一谈吧，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就跟浩然又见过一次面，那时他已经得过一次脑血管病了。而且因为那时跟他过去生活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起初他还有一个理想，他说现在经济上、商场上的事他都不懂，他不写这些，他想要把他的生平以自传体的小说写出来。我说很好，这是值得记录的，不管怎样，这是你亲身经历的一段历史。可是现在他没有完成，只写了少年时代，出版后曾送给我一本。后来他又病了几次，完全不能写作了。我还是很同情他的，因为浩然不仅有才华，还是一个相当正直的人。虽然江青拉他，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江青欣赏他就怎么样，他还是尽量跟江青保持距离的，只是不得已，也不能不应付就是了，所以我对他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1975年我写完浩然的《艳阳天》读后感以后，又有《星岛日报》向我约稿，我就又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艳阳天里边《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故事》。还写过一篇《浩然访问记》，“文革”过去以后，重印《艳阳天》的时候，浩然让我再给他写一篇重印序言。前后加起来，关于浩然我写过四篇文章，可以编一本书了。
二、我的大女儿言言
我的大女儿言言是1949年暑假在台湾出生的。因为是暑假，我就回到了我先生工作的海军所在地左营。那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开始破水，医学上说是羊水破了，可是肚子还没有疼。因为左营是个军区，离街市很远，我先生就把我送到了军区的医院。到了那里以后，一个人都没有，根本没有人来管我。直到晚上快八点了，天已经黑了，还是我先生的姐姐着急了，她说这不成，羊水都破了，大人孩子都很危险。她就去找大夫，但妇产科大夫走了，不在医院。因为姐夫在海军的地位比较高，他们就给我要了一辆吉普车，把我拉到高雄去了。高雄有个产科医院，是个私人医院，晚上还开业。我到了以后坐在那里，旁边还有很多别的妇女，医生也没有来看我。因为我羊水已经流完了，肚子已经消下去了，我又没肚子疼，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听了我的说明以后，医生才紧张起来。他说得赶快，要不然大人孩子都很危险。马上就给我打了催生针，这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到了十一点肚子开始疼了，而且非常疼，可是一直没有生下来。整整疼了将近十六个小时，到第二天中午以后才生下来。我的大女儿，从一出生就是有相当的危险的。
我在光华女中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上课，那个照看我女儿的台湾女孩来找我，说我女儿跌了一跤，把下巴给磕破了。我赶快把她带到校医室，给她清洗上药。我那时不仅教课，还要做班主任。有一天学校有活动，班主任要带着学生出去，我就把女儿交给那个女孩带。等我回来时，看见我女儿半边脸都包着，我问是怎么回事，那个女孩告诉我说，她们在外边走着，我女儿跌倒了，旁边有个牛车经过，把她的脸蹭了一下。幸好这两次脸上都没有落疤。我先生被海军关押了四年，他被放出来以后，我离开光华女中到台南的一个工业职业学校去教书，我们全家就都搬到这个学校去了。有一天，我女儿在院子里的大树旁边玩，忽然上边掉下一根竹竿，正好碰到她的眼睛旁边，还好没有伤到眼睛。我在哈佛的那一年，她在密西根州立大学上大一。她学溜冰时又摔了一下，挺厉害的，住了好几天医院，没敢告诉我。这是后来她的同学跟我说的。我只是说，我的大女儿，她从出生开始，就经常有灾难的，不是跌破了这里，就是跌破了那里。
1974年摄于U.B.C.校园，长女婚礼，右二为叶嘉莹
1975年与家人在次女婚礼上，右二为叶嘉莹
1973年我的大女儿结婚了，1975年我的小女儿也结婚了，我也年过五十。本来我以为，我这一辈子真是千辛万苦的，从小时就经历了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母亲去世后我带着两个弟弟，结婚以后又遭遇了台湾的白色恐怖这些事情，我艰苦奋斗一生，很多非常艰难困苦的局面都是我支撑过来的，我把大家都安排得好好的。为了这个家，我一步步奋斗过来，我想，现在总算是好了，我也拿到了U.B.C.大学终身聘书，两个女儿也都有了归宿，而且婚姻都很好，我五十岁了，真是古人说的，可谓“向平愿了”了，我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可是没有想到，1976年春天，我大女儿出事了。
记得1968年我从哈佛回到台湾以后，第二年出来的时候，南怀瑾先生给我找了一个人算命。我去的时候，也把大女儿的八字给算命先生看了，算出来一看，上面写了很多“飞刃”的字样。当时我实在不明白，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这是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代表她的生命中常常有意外的事情。我对命运的认识，可能与我大女儿的很多事情有关。
那时在北美，每年春天都有一次亚洲学会。1976年春天的亚洲学会是在美国东部开的。我从温哥华出发先到多伦多去看了我的大女儿，我的大女儿很能干，她什么都要学，我们家她是第一个学会开车的。每次我到多伦多，她就张罗着给妈妈做点什么，还带着我到处去玩，这次也是一样。我走的时候，她跟我的女婿宗永廷开车送我到机场。我是到费城去看我的小女儿，她跟她的先生正在费城念硕士。那时我真的很高兴，出来开会，可以顺便看看大女儿，也看看小女儿，逍遥自在的。可是就在我刚到费城的当天晚上，就接到我先生从温哥华打来的电话，说我大女儿出事了。我的大女儿喜欢滑冰、滑雪，那天大概就是去滑雪。他们夫妇开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是黄灯，——黄灯是闪灯，它不像红灯、绿灯告诉你是停止还是通行，黄灯是要你自己看，你自己判断是否能过——有一辆很大的卡车冲过来，撞上他们，我的大女儿和女婿两个人当时都去世了。我跟我的小女儿马上坐飞机赶到多伦多给他们安排后事，然后又飞回温哥华。事后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很多天不肯见人。我不愿意让外人看见我哭哭啼啼的，听别人说一些同情的话。在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的哀痛中，我写下了哭女诗十首，题为《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四日长女言言与婿永廷以车祸同时罹难，日日哭之陆续成诗十首》：
噩耗惊心午夜闻，呼天肠断信难真。何期小别才三日，竟尔人天两地分。
惨事前知恨未能，从来休咎最难明。只今一事馀深悔，未使相随到费城。
哭母髫年满战尘，哭爷剩作转蓬身。谁知百劫馀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
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
早经忧患偏怜女，垂老欣看婿似儿。何意人天劫变起，狂风吹折并头枝。
结犹未经三载，忍见双飞比翼亡。检点嫁衣随火葬，阿娘空有泪千行。
重泉不返儿魂远，百悔难偿母恨深。多少劬劳无可说，一朝长往负初心。
历劫还家泪满衣，春光依旧事全非。门前又见樱花发，可信吾儿竟不归。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馀哀。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酸辛说向谁。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我在诗中说“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就是你对小孩子培养的时候，你是抱着很多的期望，期望她将来怎样怎样；人生真是很难说，你自己这样安排，那样安排，可是你的生活、你的生命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哪个人都不能预料的。我真没想到我的命运竟是如此坎坷，才捱过了半世忧劳艰苦的生活，竟在五十多岁的晚年遭遇了如此重大的不幸。真是“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写诗时的感情，自然是悲痛的，但诗歌之为物确实奇妙，那就是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不过抒发和缓解还不能使我真正从苦痛中超脱出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的整体心态仍然是悲苦而自哀的。
我之所以能够从这样的悲痛中跳了出来，是因为从1978年开始我就申请回国教书，1979年得到了批准，我就来到了南开。从那时起，我就把我的感情和精力都投入到回国教书这件事情上了。
三、申请回国教书
1977年，我跟我先生和小女儿一起回国探亲旅游，小慧那时也很兴奋，每天晚上都写一大堆的笔记、日记。为了回国，她还专门买了一个比较高级的相机，镜头可以伸缩的那种，后来她整理了几大本相册。
这一次回来我跟我先生和女儿还到西安旅游，参观了大雁塔等地，我们在火车上看见有个年轻人拿着一本《唐诗三百首》在读，我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们到长城参观时，我买到一本《天安门诗抄》，那时好像还不太公开的样子，陪同我们的导游，我还记得她叫小金，她当然没有对我说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公开看这本书，只是对我说：这太阳底下看书伤眼睛，回旅馆再看吧。我当时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写了那么多诗。在参观各地古迹时，我也常常听到当地的导游，琅琅上口地背诵出古人的佳句名篇。我看到中国诗歌的传统还在，心里真是说不尽的欢喜，我觉得祖国虽然经受了不少灾害和磨难，但文化的种子仍然潜植在广大人民的心底。我在沿途旅游中就随口吟写了一些小诗，其中有两首是这样写的：
诗中见惯古长安，万里来游鄠杜间。弥望川原似相识，千年国土锦江山。（《纪游绝句十一首》之一）
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今日我来真自喜，还乡值此中兴时。（《纪游绝句十一首》之二）
我本来以为，我平生学的这点东西，是没办法报效祖国了。看到这种形势，我想我还可以回国教书。动了这个念头以后，回到加拿大，我就开始考虑着申请回祖国教书的事情。1978年的春天，我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利用假期回国教书。当我写好了信就要到邮筒去寄。我们在温哥华的家门前，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那一天我是傍晚黄昏的时候出去的，我要走过这一片树林，才能够到马路边的邮筒去投信。当时落日的余晖正在树梢上闪动着金黄色亮丽的光影，春天的温哥华到处都是花，马路两边的樱花树正飘舞着缤纷的落英。这些景色唤起了我对自己年华老去的警惕，也更使我感到了要想回国教书，就应争取早日实现的重要性。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金色的夕阳虽美，终将沉没，似锦的繁花虽美，终将飘零。我想要回国教书的愿望，如果不能付诸实践，也就像一场美梦终归破灭消失，最后将了无寻处。当时满林的归鸟更增加了我的思乡之情，于是我就随口吟写了两首绝句：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向晚二首》）
第一首“向晚幽林独自寻”，是说我独自在这片幽静的树林里边行走，这里不说“独自行”而说“独自寻”，是因为你在行走之中有一种寻思，一种思索。“枝头落日隐余金”，是说树枝被落日染上的金色已经渐渐褪去，太阳就要落下去了。这是写实的，景色就是如此，同时里边也有象征生命的意思。1978年我已经五十四岁了，中国都认为五十岁就是年过半百了。人生已经开始走向下坡了。“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是说我看到飞鸟都已经归巢了，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实现我回国教书的愿望。第二首“花飞早识春难驻”，这是说春天正是花落的时候，我看到这些落花想到春天是不能永久停留的，人的光阴，人的寿命也是不能永久存在的。“梦破从无迹可寻”，如果你有个梦想，而不能把它付诸实践，就等于你这个梦破了，再也寻不回来了。“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突然间想到自己已经年过半百，快要向六十岁奔的人了，而我还是漂泊在海外，在天涯，我今后的生命，我的余生，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度过呢？我要怎样来珍惜我余下的这一点光阴呢？
我把申请信寄出后，就一直注意着国内的报纸有关教育方面的报道。因为我既然要回国，就总要了解国内的情况。所以我就常常看报纸，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则消息，说“文革”中许多被批判过的老教授，有很多已经得到平反，其中我看到了李霁野先生的名字。我当年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李霁野先生是外文系的教师，是研究西方文学的，我虽然没有跟李霁野先生念过书，但是我知道李霁野先生。因为我的老师顾随先生虽然是在中文系教书，但他是外文系毕业的，跟李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李先生曾经被台静农先生邀往台湾大学教书，1948年当我快要去台湾时，顾先生还写信让我到台湾后去看望李先生。所以1949年春天我到台湾大学看望了李霁野先生，那次我看望李先生不久前，台湾发生了许寿裳先生被暗杀的事件，其后又因白色恐怖牵连多人入狱，我的先生和我也先后受到牵连，许多知识分子惶恐不安，不久李先生就离开台湾回大陆了。从那时起我与李先生就完全断绝了联系，已经有三十年了，而今忽然看到了李先生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写了封信向李先生问候，并告诉李先生我已经提出了利用假期回国教书的申请。很快就收到了李先生的回信，信中说“文革”已成为过去，目前国内教育界情势很好，一切都在转变，高考已经恢复。知道了这一切，我更是兴奋极了，就用前两首的诗韵，又写了两首绝句：
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再吟二绝》）
“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瘖”，是说提到当年“文革”时期，很多人曾经对那时万马齐瘖的状况感到悲观。“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现在一切都恢复了，又可以到春天的郊外去尽情地驰骋了，我也非常愿意跟大家一起并辔齐驱。下一首“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是说我在海外只能怀念祖国，而不能实际报效祖国，不能畅所欲言地给学生们讲我所热爱的古典诗词。“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曹操的诗里说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回到我的故乡，我虽然已经是一匹老马，但是我仍盼望能尽到我的力量。
写了这两首诗以后，又过了一段日子，我寄出的申请终于有了回音。
1979年的春天，国家同意我回国教书，并且安排我去北京大学。所以我第一次回国教书是到北大，到机场来接我的是教育部的赵冀先生。北京大学负责接待我的几位老师非常热情，他们安排我住到了友谊宾馆，北大宴请我的是周培源先生。我在北大中文系还结识了两位“老鼠同盟”，一位是与我同岁的甲子年出生的陈贻焮先生，我好像比他大几个月，还有一位是小我们一轮的丙子年出生的袁行霈先生，他那时只有四十多岁，还很年轻。负责接待我的还有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冯锺芸和中文系的教师费振刚。陈贻焮先生和袁行霈先生常常陪着我去上课，还陪我去看老舍的话剧《茶馆》。有一天陈贻焮先生还陪着我去游览了圆明园，那年我先后游了三次圆明园，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老同学史树青陪我游的，第三次是美国回来的朋友梁恩佐和刘元珠二位陪我游的。第一次是在下午，第二次是在早晨，第三次是在夜晚。后来我还写了几首绝句记述当时的感受：
惆怅前朝迹已荒，空余石柱立残阳。百年几辈英雄出，力挽东流变海桑。
莫向昆池问劫灰，眼前华屋剩丘莱，暮云飞鸟空堂址，可有游魂化鹤来。
1979年与陈贻（左一）、费振刚（右二）、袁行霈（右一）在北京大学合影
九州清晏想升平，高观遗基号远瀛。不为苍生谋社稷，寿山福海总虚名。
新知旧雨伴游踪，吊古三来废苑中。斜日朝晖明月下，一般乡国此情浓。（《游圆明园绝句四首》）
陈贻焮先生比较喜欢作诗，他的诗思敏捷，我们之间也有一些诗词的唱和。
多年以后，我在哈佛碰到一个学生叫商伟，他是当年我第一次到北大教书时的学生。那时国内还没有投影仪，上课前要请学生把要讲的诗抄录在黑板上。后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有一次我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又遇到了他，他在讲到当时上课的情景时还说，叶先生你知道吗，你第一次到北大讲课的时候，黑板上的诗是我抄录的。
但我在北大教书的日子不长，那是因为南开的李霁野先生知道我回国讲学的安排，便以师辈的情谊坚持邀请我去天津的南开。
四、南开大学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赠故都师友绝句十二首》之十二）
这是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讲学时，所写的一首绝句，我与南开大学的情谊也就是从那一年春天开始建立起来的。回首前尘已有三十年之久了，当年我申请回国讲学，还不知是否能获得国家批准，到今天已经在南开大学组建了一个古典文化研究所，带出了一批硕士、博士生。将近三十年的往事头绪纷繁，幸亏我自己有一个写诗的习惯，我就还是以诗歌为线索，回顾我与南开的情谊吧。
1979年初抵天津与南开大学诸教师合影，右三为叶嘉莹
这一年我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的短期讲课后，就应李霁野先生的邀请来到了南开。当时从天津到北京来接我的，是中文系总支书记任家智先生和一位外事处的工作人员，那时我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任先生很客气，说我们来接你，不是要你马上就走。你这么多年没回来了，我们可以陪你转转，在北京游览一下。那么去哪呢？我们商量了一下，就说去西山八大处吧，顺便看看碧云寺和卧佛寺。碧云寺有个中山堂，因为中山先生的衣冠冢在那里。那一天碧云寺的中山堂正在举办画展，我一进门就看见了右边墙上挂着一张屈原画像。可能因为我对屈原很景仰，那张屈原像画得也是真好，好像把屈原的感情都表现出来了，而且神情也很像我心目中所想象的屈原的样子。我带着照相机，正要把它照下来，忽然间展览室中的一个小姑娘拿着杆子把这张画给摘了下来。我问他们为什么把这张画摘下来，他们指着旁边的一位游客说，这位日本客人把这张画买了。我当时就表示遗憾，这张屈原像画得很好，可惜我连一张照片都没来得及照。任先生在旁边对我说，这位画家范曾是南开校友，我们认识他，以后还有机会见到他的画。这张屈原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为这张屈原画像填了一首《水龙吟·题屈原图像》的词：
半生想象灵均，今朝真向图中见。飘然素发，然独往，依稀泽畔。呵壁深悲，纫兰心事，昆仑途远。哀高丘无女，众芳芜秽，凭谁问，湘累怨。 异代才人相感，写精魂、凛然当面。杖藜孤立，空回白首，愤怀无限。哀乐相关，希文心事，题诗堪念。待重滋九畹，再开百亩，植芳菲遍。
参观碧云寺的第二天我就随任家智先生他们一起来到了天津，那时还没有专家楼，他们就安排我住进了解放北路的天津第一饭店。饭店旁边有个小公园，唐山地震后里面搭盖的许多临建棚还在那里，公园附近的楼房有的还留有震毁的残迹。但忙碌的拆建工作，也使我看到了未来重建后所将有的一片美好前景。而且那时正是春天，街旁墙角的路树，有的已经绽放了深红浅粉的花朵。于是满怀着对祖国的美丽前景的祝愿和憧憬，我就写了一首小诗：
津沽劫后总堪怜，客子初来三月天。喜见枝头春已到，颓垣缺处好花妍。（《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一）
转天上午李霁野先生亲自到饭店来看我，经历了“文革”批判的李霁野先生，外表看来虽然比三十年前我所见到的他显得苍老了，但精神矍铄依然，对人热诚如旧。李霁野先生先问我的生活情况和课程的安排，接着就问起了他在台湾的一些老友，他最怀念的是当时台湾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他们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年轻时一起离开安徽的老家来到北平，又一起追随鲁迅先生参加未名社的活动，还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关进过监狱。海峡虽然隔断了他们的往来，但是不能隔断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李霁野先生在“文革”中的坚强不屈和今日对老友的深沉的怀念，都使我非常感动。
南大中文系为我安排的课是“汉魏南北朝诗”，从建安时代讲起。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两小时。上课地点是主楼一楼东侧那间约可坐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当时的系主任是朱维之老先生。
朱维之先生是一位学养过人的忠厚长者，我每次上课，他都坐在第一排与同学们一起听课。我在南开讲课约有两个月之久，原计划每周上课两次，每次两小时，讲授汉魏古诗。后来又增加晚间上课一次，讲授唐宋词。朱维之先生还是每次都亲来听讲，我见到朱维之先生身体健康精力旺盛，以为他不过六十岁左右，直到那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听到朱先生自己讲述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说他六十年前参加“五四”运动时，年龄只有十四岁。我才知道朱维之先生已有七十四岁的高龄了。本来我对先生亲来听讲，早已感到惶愧，知道先生的年龄后，心里更是不安。尤其是天气热起来了，我的课排在下午两点到四点，教室里满满的都是人，大家都是汗流浃背。而朱维之先生则依然一直从容端坐，毫无倦容。因此我就为朱维之先生写了一首诗：
余勇犹存世屡更，江山百代育豪英。笑谈六十年前事，五四旗边一小兵。（《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五）
那时在国内，大家上课都是听那种传统的讲法，很少有从国外回来的人讲课，我就按我自己的习惯，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所以大家都觉得挺新鲜的。同学们听得非常认真，反应非常热烈。来听课的人不仅坐满了整个教室的座位，而且连讲台边和教室门口都是人。有时我走进教室和步上讲台都很困难，于是中文系就想了一个发听讲证的办法，只许有证的人进入教室。这个办法实施以后，虽然解决了我走进教室和步上讲台的困难，但教室的阶梯上和教室后面的墙边窗口，仍然挤满了坐在地上或站在墙边的人们。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逐渐热起来，那时也没有空调设备，满教室的人，常常都是挥汗如雨。有一天一位女教师从讲台下传递过来一把扇子给我。黑色的扇面，上面用朱笔以隶书写了一首《水调歌头》，那正是前几天在课堂中我偶然讲过的一首自己的词作，题目是《秋日有怀国内外各地友人》。那是在1978年秋天，当我决定要回国教书时，写下的这首词，寄给我以前在台湾教过的学生，还有在美国的友人，以及在北京的一些亲友和旧日的同学。词是这样写的：
天涯常感旧，江海隔西东。月明今夜如水，相忆有谁同。燕市亲交未老，台岛后生可畏，意气各如虹。更念剑桥友，卓荦想高风。 虽离别，经万里，梦魂通。书生报国心事，吾辈共初衷。天地几回翻覆，终见故园春好，百卉竞芳丛。何幸当斯世，莫放此生空。
扇面上写了这首词，也写了上款我的名字，但却没有写下款的署名，只是盖了一个小小的图章，而书法则写得极有功力。后来我才知道送我这把扇子的，原来是天津有名的书法家王千女士。于是我就写了一首诗送给王女士：
便面黑如点漆浓，新词朱笔隶书工。赠投不肯留名姓，唯向襟前惠好风。（《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十二）
因为我在课堂上曾提到过一些我自己的词作，中文系就又提出了希望我能再给讲一门唐宋词课。同学们白天的课都已经排满了，于是就把唐宋词的课排在了晚上。大家的反应是同样的热烈，听课的人还是满满的，而且晚上不肯下课，我临走时最后一次课，一直到熄灯号都吹响了才下课。这件事我在那二十四首绝句里也有记载：
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二十）
在这一期所有的课程都结束之后，中文系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那是又一个挥汗如雨的夏日午后，不仅中文系师生都来了，许多来旁听过的人，也都来参加了这个欢送会。朱维之老先生的那一段致辞说得非常好，可惜没有录下来。朱维之老先生非常诚恳、热情，真是让人感动。学生致答谢辞的是现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王华。最后中文系向我致送礼物。他们拿来了一个包装得很仔细的长轴，请我到台上去，把长轴展开来一看，就是范曾先生画的另一张屈原像。后来跟范先生熟悉了，我曾跟他说，这一张屈原像跟我在碧云寺看见的那张屈原像比较，我更喜欢那一张。
后来我才知道这张屈原画像得来也是颇费一番周折的。当初去北京接我的任家智先生，一直记得我喜欢在碧云寺游览时见到的那张范曾画的屈原像，所以当中文系讨论要送我什么纪念品时，任家智先生就提起了这件事。于是中文系就请历史系的前辈教授郑天挺先生与系领导联名写信，向范曾先生求画，又派中文系教授宁宗一先生亲自到北京与范曾先生联系。得画后又请杨柳青画店去装裱，最后赶在欢送会上把这张画送给我。这一份盛情，真是让我感动。最后大家要我题诗留念，我就为大家吟诵了我在1977年夏天到西安旅游时写的一首绝句：
难驻游程似箭催，每于别后首重回。好题诗句留盟证，更约他年我再来。（《纪游绝句十一首》之十一）
欢送会结束后，我又写了两首诗来记述这一次感人的盛会：
题诗好订他年约，赠画长留此日情。感激一堂三百士，共挥汗雨送将行。
当时观画频嗟赏，如见骚魂起汨罗。博得丹青今日赠，此中情事感人多。（《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二十一及二十二）
然后我又为中文系送我的这幅范曾先生画的屈原像填写了一首词，调寄《八声甘州》：
想空堂素壁写归来，当年稼轩翁。算人生快事，贵欣所赏，情貌相同。一幅丹青赠我，高谊比云隆。珍重临歧际，可奈匆匆。 试把画图轻展，蓦惊看似识，楚客遗容。带陆离长铗，悲慨对回风。别津门、携将此轴，有灵均、深意动吾衷。今而后、天涯羁旅，长共相从。
范曾先生是清代著名诗人范伯子的后代，家学渊源，擅长吟诵古典诗词，他还送给我一卷吟诗的录音带，我填了一首《水龙吟》答谢：
一声裂帛长吟，白云舒卷重霄外。寂寥天地，凭君唤起，骚魂千载。渺渺予怀，湘灵欲降，楚歌慷慨。想当年牛渚，泊舟夜咏，明月下，诗人在。 多少豪情胜概，恍当前、座中相对。杜陵沉挚，东坡超旷，稼轩雄迈。异代萧条，高山流水，几人能会。喜江东范子，能传妙咏，动心头籁。
除去以上这些与诗词有关的人物和情事以外，我还写过很多首赠给南开中文系友人的诗词。
赠给为我安排一切教学工作的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鲁德才先生的一首，是这样写的：
襟怀伉爽本无俦，为我安排百事周。还向稗官寻治乱，雄风台上话曹刘。（《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六）
鲁德才先生是古典教研室主任，因为我来南开是李霁野先生请我来的，鲁德才先生曾经陪李霁野先生来看望我。那时我住在天津第一饭店，除了我以外，还有几个别的国外来的老师也都住在那里。每天早晨学校有一辆汽车来接我，送到主楼前面，鲁德才先生永远站在主楼门口等我。过了几天，我跟他说我已经来了这么多次了，已经熟了，你不用天天在这里等我。鲁德才先生开玩笑说，那不成，我不等你，李霁野先生会骂我的。
赠给与我的研究兴趣相近讲授唐诗的郝世峰先生的一首，是这样写的：
绝代风华中晚唐，义山长吉细平章。月明珠泪南山雨，解会诗心此意长。（《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七）
赠给讲授《离骚》及汉乐府的杨成福先生的一首是：
风谣乐府源流远，兰芷骚辞比兴深。赠我一言消客感，神州处处有知音。（《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八）
赠给为我赴北京向范曾先生求画的宁宗一先生的是：
一从相见便推诚，多感南开诸友生。更喜座中闻快语，新交都有故人情。（《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