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2时40分，当穿着杏黄长衫的仁德大和尚一行走进波音747客机机舱的时候，机上的乘客大都侧过头来，向几位僧人投来好奇的目光。这并不怨乘客们的少见多怪，1991年的飞机上，人们一般还很少看到出家人的身影。而大和尚与弟子慧开此行的最终一站，是被称为“东方之珠”的美丽都市——即将回归祖国大陆的香港。
和尚的这一次香港之行本不在计划之中。时令已是十月，也就是说，年底快到了，在这段时间里，他根本没有时间出访。但他由于今年太过于劳累，身体一直感到不适。来九华朝山的香港实业家，和尚的皈依弟子黄永发居士看到师父的气色不是很好，非常担心，于是再三坚持邀请他到香港走走。和尚经不住黄居士的热情，更重要的，他很久以来一直向往着香港的天坛大佛，这大佛牵动了和尚心中久有的一个念头，他也想利用这次的香港之行，去实地参拜这尊世界目前最大的铜佛。
今年以来，和尚虽然很累，但心境很好。在去年九月九华山佛学院开学典礼以及转轮宝殿地藏铜像安奉仪式结束之后，当年十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了部分常委会议。会上，赵朴老就九华山佛学院的成立，针对当前僧伽教育问题专门强调：“要将培养佛教人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中国佛教最紧要的任务，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朴老还指示：“各级佛协，各重点寺庙，诸山大德长老要拿出主要精力，投入人力和财力，办好佛教教育。”
就是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中国佛协就仁德法师和圣辉法师《关于在九华山举办中国佛学院寺院执事进修班可行性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可行性报告》对在九华山办寺院执事进修班的论证是科学的，合理的。尤其通过九华山佛学院的成功开办，可以看出，九华山佛协有能力，有条件办好中国佛学院寺院执事进修班。会议委托仁德法师和圣辉法师立即着手筹备“中国佛学院九华山寺院执事进修班”。
在九华山当地党政领导的支持下，经过半年的周密准备，在后勤保障、校舍建设、师资配备和经费筹措等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后，1991年9月6日，中国佛学院九华山寺院执事进修班如期举行了开学典礼。首次进修班31位学员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重点寺庙。他们中间最大的54岁，最年轻的23岁；其中17人为监院，其余为副寺、知客、总务、都监等。用一句在俗人的话说，他们都是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是支撑中国佛教的部分梁柱。
进修班早已顺利开学，现在，从各地而来的学员们正在按照预定的课程按部就班地上课。山上的事情有他的高足圣辉在那儿全面负责，他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因此，他觉得能出来走走很好。
10月13日，香港访问的首站便到了位于九龙尖沙嘴的西方寺。这座正在建设之中的西方寺规模略小于九华山的祗园寺，它坐落在一处风景秀丽的小山脚下，透过密密的树林，可以看到不远处那片蔚蓝色的大海。海风轻轻地吹拂着沙滩边的绿树，并将一股微咸的气息吹送过来。
西方寺的住持永惺法师年前曾拜访过九华山，他创办的《菩提》杂志是一份广泛介绍佛教活动及佛教学术交流的刊物，不仅在港地，即是在内地佛教界，同样有着相当的影响。似乎是事先预知大和尚一行的到来，这一期的《菩提》特辟出版面，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专门介绍地藏道埸九华山。
当仁师一行来到西方寺的时候，该寺的大型佛事活动“水陆法会”刚刚结束。让人感动的是，西方寺的这次“水陆法会”，正是为了对刚刚发生的内陆水灾地区的一次特殊的募捐，所有法会的收入，均无偿捐赠给受灾地区的人民。再过五年，香港就要回归到祖国的怀抱，而香港佛教界朋友们那一颗颗大悲之心，却一直与内地联在一起。
第二日，大和尚一行前往佛联会拜会香港正觉莲社的觉光大师。觉光大师是香港佛教界领袖，是一位在佛俗两地都倍受尊敬的大德。他创办和主持的“正觉莲社”目前是香港最大的佛教社团，这是一个由佛教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联合组成的佛教团体。正觉莲社在四众弟子的共同组织下，除开展各种佛教活动，更本着大乘佛教回向社会的原则，兴办了许多社会慈善机构和社会服务事业。
佛联会的大厅里，早已布置好了一个精美的欢迎会埸，香港佛教界一些著名的大德如智开、大光、圆果等法师以及香港各界居士一百多人早早地等候在这里，欢迎地藏道埸的客人仁德大和尚的到来。
在欢迎词中，觉光大师称香港与内地佛教是“水乳交融，唇齿相依”的关系，他谦逊地希望内地的大德们多到香港走走，多多给予香港佛教以更多的指导。仁德大和尚接着发言，对香港佛教界对自己到来所给予的热情款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说，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佛教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与香港佛教界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他同样希望香港佛教界的同参多到内地走走，就像走亲戚一样。
致词完毕，两地的僧侣开始相互赠送纪念品。仁师带来的纪念品即是九华的毛峰茶叶及九华特产中药黄精。后者是当年金地藏证道九华时的主要食用品。也正是这样的殊胜因缘，黄精成为九华山最受外界欢迎的特产。香港的一些法师曾访问过内地，他们在九华山品尝过这两样精美的食品。因此，他们对仁师带来的礼品视为难得的珍品。而香港佛教界所赠的礼品中除了一批珍贵的佛教图书外，还有贝页经、铜佛以及装有白色舍利的金刚舍利塔等。香港回归在即，一道人为设置了近百年的屏障即将打开，两地的僧人都表示，愿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一天，给大和尚留下最深刻，也是最为感动的对“护理安老院”的参观。这是一个专门安养孤寡老人的慈善机构，由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先生出资创办，觉光大师主持建造。而建成后的“护理安老院”则由香港政府出资负责该院的一切日常费用。“安老院”的建筑结构和内部设施的完善，的确给大陆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走进一处处纤尘不染的房间，他们走向一个个被安养在这里的老人。老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安祥和自足，在优越的条件下，这些走过了历史沧桑的老人在这里享受着晚年的幸福时光。每个安养人员都有专人负责护理其生活起居及卫生健康等，而安老院的经管人员，几乎全由信佛的居士义务担任。在这里，人们自觉地将佛教忘我利他的精神落实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他忽然想起不久前一群偏颇的居士们在他的丈室里的争论，其中有人说，佛教是出世的，似乎只有深山里的自修，才是所谓佛教精神。但他们并不知道，佛教更是入世的，“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业”。正是循着这样的精神，九华山佛教界自建国以来对社会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贡献：抗美援朝战争时的“中国佛教号飞机”的捐赠、邢台地震时的慈善大募捐、多次援建“希望工程”、还有这几年来为了支援受灾地区而发动的一次又一次赈灾募捐……，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大乘佛教所奉行的“回向”的原则。
在香港的访问，大和尚等所到之处，都有热情的信众陪同在侧，而每天的赴宴，简直是应接不暇。热情的邀请者中，除少数曾朝礼过九华山者外，大多数是从未谋面的虔诚居士。当仁德大和尚穿着杏黄长衫的修长身影一出现在香港的街头，便立刻有热情的市民围拢过来，他们热切地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他们有的是居士，有的并不曾接触过佛教，他们是被仁师飘然的身姿吸引而来，他们是被一股超拔于市井之外的仙风道骨吸引而来。大和尚知道，香港市民的热情，一方面是因为对出家人的尊敬，一方面则是对祖国大陆亲人的无尚亲情。真正是血浓于水啊，香港与祖国母亲被迫分割了近一个世纪之久，但是，两地人民的心，却一刻也没有被分离过。
回归，成了大和尚此次访港的最热门的话题。人们盼望着回归，热切地等待着那一天的早日到来。在香港的日子里，所到之处，到处可见大规模的建设埸面，香港的金融界并不因为1997的到来而放弃在香港的投资。在大屿山，推土机在轰鸣，大规模的移山填海的埸面让人看后热血沸腾，一座现代化的国际机埸正在兴建之中。这反映了香港各界对内地安定团结局面的高度信任，香港人也深深地知道，只有内地的安定团结，才能保证香港的繁荣昌盛。
11月2日，正在内地进行佛事访问的圣一老法师得知仁德大和尚到达香港的消息后，即刻赶回香港，专程将仁师接到他退居的小庙宝林寺里作客。
在这座有些闭塞的山地小庙里，为了更好地过一种禅居的清幽生活，主人一直拒绝修筑公路，以防外界的干扰。而更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是身处繁华的香港地区，这里的僧人却自己上山打柴，自己种菜，真正过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相比起来，内地的一些寺庙的确显得有些优越了。人们该知道，佛教的大德们，自古以来即是以苦为乐的啊！
圣一老法师以家居的方式款待了他的老友仁德法师一行。仁师说，希望老和尚能常到九华山走走。圣一老法师笑着说，九华山是我的第二故乡，你就是不请我去，我也会主动要去的。对这位老友，仁师总是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这几年，九华山几乎每年都能看到圣一老法师健朗的身影。九华山一些寺院的恢复，乃至多处佛像的修复装金，都得到老法师的慷慨相助。老友相见，格外亲切。圣一法师知道，仁师此次香港之行，最迫切参观的一处所在即是位于大屿山的天坛大佛。他知道老友的心思，虽然他对仁师的未曾表露的心思不置可否，但是，他理解这位金地藏的守护者。自古以来，对于每一个出家人来说，只要条件允许，谁又不在想着建寺造佛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呢？对于一个出离尘世的僧人来说，佛和菩萨，乃是他心中最高的追求和所有的欢乐所在；那是一种至高无尚的境界！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终于看到那尊巨大的佛像了，他安座于大屿山的顶上，像是一座巍峨的山峰拔地而起擎天而出。大佛背倚大海，面向大陆，那独特的构思表达了香港各界对祖国大陆的无限向往和殷切期待。这时，一抹飘忽的云彩从大佛的胸部缭绕而过，随即，灿烂的阳光遍洒在大佛那古铜色的佛体上，那庄严的形象给人一种超拔的力量和雄浑的震撼。近了，更近了，这时所看到的大佛面部微倾，那样慈祥端庄、沉静安祥的神态，仿佛正时时处处地关切着一切向他亲近的人们。大佛向人们伸出他那智慧的大手，像是要将他无尽的慈光普送给这尘世上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芸芸苍生。
他的热血开始沸腾，虽然他曾无数次欣赏过大佛的照片，但是，今日一见之下，他还是被大佛那雄伟广大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啊，这就是香港，东方之珠的香港因为这大佛而变得更加辉煌，现在，凡到过香港的全世界的人们只要一回忆到这大佛的雄浑震撼，似乎也就看到了香港。大佛，成了香港的象征，香港人因为有了大佛而自豪，大佛也给了香港这颗东方之珠增添了更多的光芒。
从山脚登大屿山顶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盘山公路，一条是石阶路。为了表达对大佛的无限崇拜和景仰之情，更多的人们是沿着那条石阶路一步一步地拾级攀登。更有一些虔诚的佛教信众就像我们在九华山所看到的一样，他们是沿着石阶路三步一叩地向大佛亲近而去的，好象唯有以这种方式才能真正表达他们自己对佛的一片虔诚一片恭敬。
他在大佛前久久地匐伏在地，他的头久久地亲近在这片被佛的慈光如此切近地摄受过的土地上。在这样长久的虔敬中，没有人能揣得出这位九华山的山主此刻心中的所思所想，包括跟随他多年的弟子们，他们又哪里能明白一个金地藏的守护者此时此刻复杂的心境和无限的憧憬啊！
这天夜里，和尚睡不着觉，他想再去看看那尊大佛。他没有叫醒弟子慧开，以免影响他的休息。他独自一人悄悄地走出屋子，沿着那条石阶路，向山顶攀登而去。他走着走着，忽然感到他是走在平日熟悉的九华山路上。他走过了一天门，走过了二天门，远处，是那座直插云霄的十王峰，拱卫其左右的其他诸峰一座座峭丽挺拔，气势巍峨。忽然，在他的眼前亮出一道紫红色的祥光，那祥瑞之光笼罩着一整座九华。紫光尽处，一座高大的铜像屹立在那座山峰之巅。那是地藏菩萨！啊，菩萨！他呼叫着，于是，他睁开双眼，原来刚才他作了一个祥瑞之梦。
从梦中醒来的和尚再也无法安睡。
中国佛教的造像艺术几乎是在与佛教的传入同时而进行的啊！
据《佛说四十二章经》记载，早在东汉永平年间，孝明皇帝因“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白光，飞在檐前，欣然悦之”，随即派使者前往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并于洛阳城外建造佛寺，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
又于《三国志》卷四十九《吴志·刘徭传》记载，汉魏之际下邳相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这是中国造像立寺首次见于正史的记载。
至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内地的广泛传播，佛教造像也在这时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期。而与此同时，与佛教信仰及其宗教生活密切相关的石窟造像艺术，从北印度传入西域，进而流行于内地。留存至今的以洛阳龙门石窟以及山西云岗石窟为代表的佛教石窟造像艺术，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者高超的智慧和精湛的艺术，因而成为中华文明宝库中一朵璀璨的奇葩。
自古以来，佛教的信仰者总是将自己的信仰寄托于造像艺术上。正是这些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神态各异的佛教造像，让我们在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时有了可靠的历史依据。这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遗产之一。
九华山的佛教造像大多开始于明清以后，以地藏菩萨为代表的九华山佛教造像，是明清以来地藏信仰者赖以皈依的偶像和精神信仰的重要支柱。堂皇气派的祗园寺大雄宝殿以及坐落于大殿之上的三尊大佛，再现了原始佛教时期佛祖释迦牟尼在祗园精舍说法时的宏伟气派，而肉身殿内围绕于木塔四周的地藏造像则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地藏菩萨那“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至善至美的境界，从而激励无数的人们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精神的感召下，为人类的解放和和平事业英勇奋斗。
至于明清以后，直至当代，九华山曾先后出现了十三尊肉身佛，更是以现实的力量表现了佛教的不可思议，是一种精神化物质，物质化精神的人体造像。
佛法的衰危，是佛门中大德所共认的事实，无怪乎生于战乱，成道于社会动荡时期的佛教大德虚云老和尚曾一再告诫弟子们说，生于末法，能护持一片伽蓝，能供养一尊菩萨，当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十年内乱，当中国这艘航船在“文革”的风浪中飘浮沉落之时，首先遭殃的是以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在内的一大批文物的被砸被毁。
一位长年护守于一尊黄杨木雕观音像的老人，当造反派将这尊珍贵的观音像举之一炬之后，老人开始拒绝进食，无论人们用什么样的办法劝她进食，劝她饮水，老人无动于衷，最后，老人以身报佛，为法捐躯。
一位在“文革”中被赶出寺庙的僧人不得不来到一家搬运公司当一名搬运工。十年的劳作，僧人老了，而一旦“文革”结束，老人立即带着他简单的行李，再次来到他原先的寺庙里。面对破烂不堪的寺庙，老人将一万多元钱交给寺庙的管理者，他说，请重塑一尊金身吧。随后，老人往生而去。
1981年，一位遭受同样命运的老比丘尼背着一只沉重的背包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一路的车船劳顿，老人不敢稍稍打一下盹。她的怀里，紧紧地抱着那只背包，唯恐有什么散失。她来到九华山，来到一座形将废弃的寺庙里，终于抖开了那只宝贝似的背包，原来，那是她几十年来行医积攒下来的二十几万元钱。老人用这笔钱不仅修复了这座寺庙，而且重塑了三尊大佛和地藏的金身
在俗的人们一般很难理解一个佛教徒对佛和菩萨的那种贴肝贴胆的感情。人们尽可以对他们的行为难以理解评头论足，但是，人们却不能不承认，他们那种对一种信念的追求精神，却是沉迷于物质世界声色犬马中的人们所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
人都是有追求的，只是追求的方式和内容各个不同罢了。人们，还是先从自己做起吧。
第29章 功过是非
地狱门前僧道多。但肯定有那么一些人是为了社会大众的利益而走进地狱的。那么，就让我入一次地狱吧。
从大屿山之梦中醒来的仁师一遍遍地回忆着梦中所见的那尊高大的铜像，一遍遍地呼唤着菩萨的名号。奇怪的是，那尊铜像是那样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包括菩萨衣袍的皱折，以及菩萨锡杖上那串串金环，仿佛刚才的所见，并非是一埸幻梦，而是实在的情景。
这时，窗外已经露出了如昼的白光。他以为天快亮了，于是翻身而起，坐到窗前。周围的摩天大楼上无数五彩缤纷的光照灯将香港的街道装扮得流光溢彩，这真正是一座不夜之城啊！然而，他的的眼前仍矗立着那尊梦中所见的高大的地藏铜像，那样清晰，那样光彩照人。他看了看表，现在正是午夜两点，他只得又回到床上躺下，继续散漫着自己的心思。
九华山，一座巍峨挺拔的江南名山，它的称名于海内外，正是由于它是地藏菩萨的道埸，以致使它在明清以后与山西的五台、四川的峨眉、浙江的普陀并称于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历史上，人们习惯以金、银、铜、铁形容这四座佛山。五台山以那一座座金碧辉煌的皇封寺庙举世闻名，峨眉山金顶其气势大气磅礴为世人称道，普陀山更是以海天佛国引人入胜。相比起来，九华山虽有独具江南风格的寺庙建筑群，但是，比起其他三座佛山来，将要走向世界的九华山毕竟缺少一些什么……
一个无比美丽的憧憬潮水般开始在仁师的头脑中漫溢起来。
1995年春天，应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邀请，大和尚第一次来到这个东南亚美丽的国家进行访问。为迎接他的到来，新加坡各界居士早早地作了准备，他们为师父准备了最舒适的宾馆，他们为师父准备了最可口的素食。人们等待着，等待着这位受人尊敬的大师带着地藏菩萨的慈光踏上这块美丽的土地。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李居士为大和尚的到来准备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对于一些未曾拜识过大和尚真颜的信徒来说，那真是一个无比幸福的时刻。于是，在这位大师的面前，无数的居士匐伏在地。面对如此激动人心的埸面，大和尚似乎看到了九华山在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地位，看到了佛教在这个美丽的东南亚国家是怎样的深入人心。
当夜，李居士前来大和尚下榻的宾馆看望师父。
李居士问候了师父的饮食起居等情况，于是，僧俗二人就九华山佛教在新加坡以及整个东南亚的传播情况交谈起来。李居士介绍说，新加坡虽然说不上是一个佛教国家，但是，佛教在整个国民教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越是生活在物质丰裕国度的人们，越是深切地感受到精神文明的不可或缺。尤其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地藏菩萨，更是受到在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国民的推崇，据说在新加坡几乎每一户普通人家都供奉着地藏菩萨。地藏信仰，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宗教行为，九华山成了世界佛教信徒众所皈依的佛教名山。然而大和尚并不知道，在新加坡的居士中间，一个关于建议在九华山建造露天大铜像的话题正悄悄地展开。
话题似乎很自然地拉到香港天坛大佛，接着他们又谈到中国内地正在建造的其他大佛。终于，李居士代表新加坡众多居士将那个并不很成熟的建议向大和尚提了出来。
李居士没有注意到大和尚那刹那间凝结的眉头，他也并不知道，目前大陆各地立寺造像成风，已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但大和尚还是很快从一种沉思中兴奋起来，的确，李居士的一席话拨动了仁师久有的一根心弦，他舒心地笑起来。
“我这次来，就是想同你们商量一下我久有的一个计划，不，是我梦中的一个情结。”这时候，他的面前似乎又浮现出那尊巨大的地藏铜像，那菩萨手持锡杖，足踏莲花，向人们发出动人心魄的微笑……
听完大和尚的叙述，李居士开始激动起来，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的新加坡大居士，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他的心中有一尊至高至美的形象——佛。正是这一点，才使得他在经商多年之后，终于选择了佛教居士林的工作。我们不能确知他选择这一工作的最初的动机，也许是缘于一次突然的启悟，也许同样是因为一个美丽的梦境，但不论是哪一种，对于一个佛教徒来说，都是一种因缘的契合，都是一种宿世善根在起着作用。
这真叫高山流水遇知音，这一夜，僧俗二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兴奋，不觉夜已深沉，李居士看看表，知道该让大和尚休息了，于是告辞出门。
第二天，仁德大和尚要在九华山建造地藏菩萨露天铜像的消息不胫而走。几天以后，为了表达新加坡居士对这一大事因缘的切实支持，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组织下，新加坡全国各界居士迅速为大铜像的筹建举行万人祈祷大法会，祈祷大法会上，无数居士当埸为大铜像捐赠，那种热烈的埸面，真正是令人感动。
新加坡访问结束，仁师一踏上九华山的大地，就立即向九华山佛协和有关官员汇报了新加坡居士踊跃支持在九华山建造大铜像的情况。听完大和尚的介绍，多年的同参、弟子以及各级官员们都十分兴奋。大家说，有您老人家牵头，就不怕这件世纪盛事不能做成。
“不过目前各地立寺造像成风，恐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大和尚有一种预感，他的这件晚年的壮举在得到绝大多数人支持的同时，也将会遭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意见。
“那是应该区别对待的吧，”官员们说，“九华山是佛教的四大名山，是一座世界级的风景名胜区。在九华山建造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不仅是佛界旷古未有的盛举，同时也为推动旅游事业的发展，带动地方经济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件惠及子孙，利国利民的大事啊！”
果然，不久，他突然接到青年学者赵有志的信。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年轻而率直的赵有志在信中极力劝阻他实施建造大铜像的计划。赵有志列举了历史上立寺造像者的功过是非，尤其是南北朝时期造像成风，以致给国家社稷所带来的祸患。
赵有志在信的结尾说：“您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您想过没有，这样浩大的工程，将会耗去您多少精力和时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社会大气候下，牵一发而动全身，您能够承受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压力吗……”
那天晚上，大和尚在功夫中认真地调整了自己的心绪。
算起来，他从第一次踏上九华大地至今已四十多个年头了。那时候，自己是多么年轻，那时候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够有一天了生脱死。为了那神圣的“了生脱死”，他付出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现在看来，了生脱死固然可贵，但是，对于一个大乘佛教的追随者来说，能够为社会哪怕做一件有益的事情，不是比“了生脱死”更具意义吗？当年虚云老和尚说，生于末法，能护持一片伽蓝，供养一尊菩萨，当是功德无量的事情。现在，我们这一代僧人所护持的，则是一座正被世界所接受的佛教名山。时光流过了一千多年，我们所处的社会，毕竟是南北朝时期所无法比拟的社会，改革开放，为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许多的契机，地藏露天铜像的建造，也许正是将地藏道埸九华山推到世界面前的一次最好的契机。
至于说到功过是非，古人说，地狱门前僧道多，那走进地狱之门的僧道各有因缘，但是，肯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为了社会大众的利益而走向地狱的。那么，为了九华山，为了地藏道埸，就让我入一次地狱吧！
这一年的春天，又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仁师拜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当叶选平得知仁德大师即将在九华山建造地藏菩萨大铜像的消息后，当即表示，我将全力支持你们。叶选平取出纸笔，用他那功深底厚方正洒脱的颜体书法写下地藏菩萨“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本誓愿，表达了他对地藏精神的高度赞扬。
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得知九华山要建造地藏铜像的消息时，更是表示了极大的支持。王光英说，这是好事，有什么困难，我会尽力帮你们解决。
安徽省委、省政府都对九华山建造地藏菩萨露天铜像的工程十分关心，两任省委书记亲自过问这一在安徽省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副省长张平亲自到九华山就这一大事进行调研，并亲自上北京催批手续。省人大副主任季昆森在任池州地委书记期间，把大铜像建设作为兴区富民的工程来抓，他到省人大任职后，仍帮助做了大量的工作。池州地委以及九华山管理处的领导更是锲而不舍，紧抓不放，专门成立了领导班子，具体指导工作。
被这件世纪盛事激动着的还有另一位老人，在北京小羊栓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当听到九华山筹建地藏菩萨大铜像的汇报时，当即为大铜像题写楹联一幅：
长忆谪仙人开九芙蓉殊胜境
仰瞻菩萨像放大吉祥光明云
朴老的楹联既回忆了九华山开启历史的第一人谪仙李白，同时更道出了九华山佛教的根本核心地藏菩萨的吉祥光明为世人仰瞻。朴老并为大铜像所在的寺宇大觉寺题写寺匾“大觉禅寺”。
九华山筹建地藏菩萨露天大铜像的消息开始在海内外广泛传播开来，海内外大德对九华山佛协的这一盛举关怀备至，大家表示一定要同心同德，共成这一中国佛教界的盛事。中国佛协多次派人来山或电话询问大铜像的报批情况，新加坡居士林林长李木源两次来山，共商捐款事宜。韩国和香港、台湾佛教界的朋友也多次询问大铜像的准备工作，而各诸山长老如上海龙华寺方丈明旸法师、四川成都昭觉寺方丈清定法师、广东光孝寺方丈本焕法师、普陀山方丈妙善法师、湖南岳麓寺和福建南普陀寺方丈圣辉法师等，也与九华山同喜同忧，心心相印。而大和尚遍布海内外的众多弟子，更是对师父的这一晚年壮举感叹不已……
1999年5月19日，在经过两年多的精心准备之后，仁德大和尚于九华山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向外界宣布：“九华山地藏菩萨露天铜像”一切手续已经齐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今年9月9日，将正式举行大铜像奠基仪式。
9月9日，在灿烂的阳光之下，无数的人聚集在九华山钵盂峰下，无数的目光对准了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一块汉白玉的奠基石安放在早已选好的地基上，仁师挥锹将一抔泥土铲向那块基石，同时，他也将自己的信念投向一个他自己设定的空间。
声势浩大的奠基仪式结束之后，长龙般的车队缓缓驶离九华，无数的信众带着他们对地藏的无限向往离开钵盂峰下，但是，此时此刻，或者是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不知是否能够时常想起，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在他自己开凿的山道上还要走多远才能达到那预定的峰顶！
1999，这是人类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而对于一个古稀老人来说，是他奉佛的道路上又一座重要的里程碑的开始。
第30章 后记
我与仁德法师的交往大约开始于八十年代中期。而我对他的认识却在早些年已经开始。
那时候，我正在山上参加一个文学会议，那也是我第一次与佛教圣地九华山结缘，我由此认识了不少僧人，其中也包括仁德法师。当时，“文革”刚刚结束，而“文革”所带给人们的阴影还远远没有结束，僧人们更是小心翼翼地生活在一种久有的压抑之中。一种好奇心迫使我冲破重重障碍，开始了同僧人的交往。从与他们的交往中，我逐渐认识到，出家人也是人，他们有与普通人一样的感情，一样的苦恼，一样的追求。这些僧人一般都经历曲折，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更是倍受艰辛。然而，他们将一切的人类至情深埋心底，每天伴随着青灯古佛，默默地打发着自己的生活。然而，一旦他们那感情的闸门打开，那炽热的情感也会与我们一般汹涌澎湃。我就是这样与他们中的很多人交上朋友的，我也是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中国佛教的。
直到现在，仁德法师身穿灰布长衫，背着药箱一处一处给人看病的身影总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很少听到他说话，他在给人看病的时候，有着出奇的耐心。病人生病的时候心情难免有许多的躁气，然而无论病人怎样发火，他只是不声不响地把脉、不声不响地配药，不声不响地诊治。人们告诉我说，仁师父的医道好，仁师父的人更好。我想，一个出家人，当他的寺庙被毁，当他赖以皈依的佛像被砸以后，他再也不能凭他的心性去过他习惯了的僧侣生活了，但是，他却可以将佛陀慈悲的种子以另一种方式洒播到民众中去。这也许正是大乘佛教的本质所在，也是中国佛教之所以能够长久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九华山佛教恢复不久，仁德法师即由选贤制而被推上九华山佛协的领导岗位。那时候，他的丈室里每天总是挤满了前来皈依的信众，我发现他仍然像他过去给人看病一样，不急不躁，温文尔雅地与那些迫切需要佛陀关怀的人们进行交谈。他的谈话也的确如和风细雨、如清泉甘露，一点一点地滋润着那些信众焦渴的心。其时，九华山佛学院刚刚成立，我被担任院长的仁德法师聘为客座讲席，于是，我同法师之间的交往更多了。好多个冬夜，在祗园寺楼上的那间再简易不过的寮房里，刺骨的寒风从墙角的破洞里灌进来，然而我们围着一只小小的取暖器热切地交谈着。我们交谈的内容并不仅于佛教，我们谈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各种战争，谈国家正进行的改革开放，谈各自曾经经历的种种生活
在这样的交谈中，我开始对他的人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一生，也许并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经历，谈起过去的一些往事，他也只是寥寥数语——他原不是一个善于说话的人。然而，他的整个人生，正是在一种看似“波浪不惊”中显示出一个人坚韧而挺拔的个性，在它看似平常的外貌下更是蕴含着顽强的生命活力；而“无语”，不仅是一个修道者必备的品性，也是他在那个动荡而多舛的社会里绕过一次又一次险滩暗礁的重要法宝。而这一切，既是他人生智慧的一种显现，也是他做人的一种基本准则。在他的身上，一种独特的人格力量感染了我，我开始对这位坚韧的老人产生了由衷的尊敬。我进而认识到，他的人生经历，不仅对于一个修道者，对于我们更多生活在平常世界里的人来说，同样是一面镜子。相信更多的人通过这面镜子会照出自己不同的人生轨迹，并从中得出很多的教益。于是，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在此期间，我杂乱地读了一些佛经，从而对中国佛教有了一些粗略的认识。
两千年前的佛教东传，对于古老的中华民族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中国文化在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又新增了一股雄劲的血脉。一部中国的传统文化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儒释道三家相互砥砺相互作用的历史。中国佛教之所以能在两千年的历史中一直被社会所认同所接受，其强烈的出世意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无庸讳言，在这种出世意识的作用下，佛教的世俗化倾向也使得它自身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同化，从而多多少少丧失了它特有的个性色彩。
我无意美化和拔高仁德法师，我只是比较客观地表现了一个僧人在他七十余年的人生中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因为个人的历史也是一段社会发展史。仁德法师不是完人，他有着他自身的缺点和弱点，对此，本书也作了部分描述。本书既是一部传记文学，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其原型基础上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作者本人的理想意识和对佛学的基本理解，而一些细节的描写更是遵从文学的法则作合理构思和艺术想象，目的是使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我相信不会有当事人会认为某一处场景的不确或某一处细节的失真而否认本书的现实意义。文学应该真实地表现现实中的生活，但是，现实中的生活没有一样能够原本不动地搬弄到文学作品中来。我想这应该是属于常识中的问题。至于对一些佛教教理的论述，由于本人佛学理论的不足，难免有班门弄斧之嫌。其实，佛教是重在实践的，而禅，基本上是被人说坏了的。实践证明，即使是一个最惯于谈禅论佛的高手，充其量仍不过是一只学舌的鹦鹉。
从1992年，本书的部分章节开始在九华山佛学院院刊《甘露》上连载。其间不断有热心的读者通过《甘露》编辑部将一封封来信转送到我的手里，他们表示希望能尽快读到整本书。读者认为，这本书不仅刻划了一位当代高僧传奇而不息追求的一生，描摹出中国佛教一段曲折多变的历史，而在愉悦的阅读中同时也给人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佛学方面的修养。
1999年，为配合大铜像的宣传，仁德法师终于同意将该书的初稿以“内部征求意见本”而试行面世，由于当时经验的不足，“试行本”的面世无论是在政策程序上还是在书稿本身，都有值得检省之处，这只能作为一种教训供后来者借鉴。现在，当这本书终于出现在读者手中的时候，我需要特别感谢安徽省宗教事务局的领导和朋友们对本书在政治观点和政策倾向上所给予的严格把关，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让我深受感动。同时，我也要感谢本书的策划者薛国荣先生以及上海学林出版社的大力工作，在此更要向一切给予本书以理解和支持的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激之情。此外，还要对给予本书的出版以大力支持的居士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2000年8月6日写于宜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