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水陆交通中心、是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实际上是中国的军事、政治及经济中心，也是中国继续抗战的核心基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6月中旬制定保卫武汉的作战方针，蒋介石驻守武汉亲自指挥。以第五战区部队组成左翼兵团，在李宗仁指挥下防守长江以北地区，阻敌第二军部队向武汉进攻；编组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组成右翼兵团防守长江以南地区，阻敌第十一军部队进攻。中国军队参战的兵力共一百二十四个师及海空军各一部，约七十五万人，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飞行大队也参加了会战。
6月12日，日军波田支队在海军配合下攻陷安庆，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7月23日，日军在鄱阳湖滨之姑塘登陆，直攻九江，开始了激烈的武汉外围战。此后，日军先集中重兵于江南，分两路进攻。8月22日，日军在星子强行登陆，与薛岳兵团发生激战，双方在德安附近成胶着状态。10月上旬，薛岳抽调三个军于德安以西之万家岭地区，对南进的日军一部构成包围圈，随即展开了英勇的围歼战，后再组成数百人的敢死队强行攻击，予日军以重创，歼灭日军四个联队，挫败了日军突破南浔路之企图。但另一路日军则进展迅速，自8月25日以后接连攻占瑞安、码头镇、阳新，并由阳新等地大举向西进攻。
江北日军乘鄂东战场激战之机，由大别山南北两面分三路齐头前进：右翼向六安、固始、商城等地进攻；左翼向罗山、信阳等地进攻；中路沿江向宿松、黄梅、广济等地进攻。中国军队英勇抵抗了日军的攻势，在各地进行顽强阻击，展开反复争夺战，但由于在作战指导上的消极防御，在日军优势火力、战力的部队进攻下，死守的防线一再被攻破。至10月中下旬，武汉外围要塞、重要阵地均被攻陷，日军已逼近武汉。（参见彩图插页第147页）
日军为策应攻取武汉作战，又在广东省大亚湾登陆陷广州。于是，蒋介石认定武汉已失去战略上的重要性，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25日汉口弃守，27日武汉沦陷。战役结束。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坚持最久、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总计伤亡二十多万人，但也使日军的有生力量受到很大消耗，使它的战略进攻达到顶点，使它对中国速战速决的方针破产。
（齐福霖）
《武皇帝实录》
《武皇帝实录》
记述清开国初期史事的官修编年体史科长编。《清太祖实录》之初纂本。四卷。由刚林、罗绣锦等于崇德元年（1636）纂成。清修太祖努尔哈赤实录，在太宗天聪九年（1635），先作《清太祖实录战迹图》，附以图说。既成，复摘取图说别为一书。因努尔哈赤初谥“武皇帝”，故书名称《武皇帝实录》。其后康熙时改谥“高皇帝”，重修之实录亦改称《高皇帝实录》。原书于民国时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内阁大库发现，时无撰者姓名及撰修年月，后经考订知为清太祖实录之崇德初纂本。1932年，该院以铅字排印，合订成一册出版，名《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齐实录》。该书记及满洲起源神话、太祖世系及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后事迹，文字质朴，叙事翔实，较康熙重修及乾隆改定诸本讳饰为少，是探研清开国初期史事的珍贵资料。
《武皇帝实录》书影
（史志宏）
《武经总要》
《武经总要》
宋代军事著作。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曾公亮（999～1078）、丁度（990～1053）等奉敕编集，以供将领学习参考。五年成书，共四十卷。前集二十卷，包括《制度》十五卷，《边防》五卷；后集二十卷，包括《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制度》部分不仅摭采宋代与前代的兵法、军事条令之类，介绍宋时的战术、战阵、训练、军队编制、装备等情况，还首次附有大量武器、阵列等插图，是全书的精华。《边防》部分介绍北宋北部、西北部、西南部等的边境地理，还有辽、西夏等的民族、地理概况。《故事》部分仿效唐朝杜佑的《通典》，分门别类，摘录旧史所载的前代各种战例。《占候》部分介绍天文、气象等对战事的影响，具有迷信色彩，是全书的糟粕。《武经总要》为研究宋代军事史的重要资料。由于该书保存了唐代的兵法、军事条令等，对研究唐代军事史也有参考价值。其《边防》部分对研究契丹、党项、西南少数民族等历史，也有资料价值。《武经总要》保存不少北宋火药武器的记录，还记载了毒药烟球、火炮和蒺藜火球三种火药配方，反映了当时火药兵器已在武器装备中占有一定比例，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火药等发明，弥足珍贵。该书影印明正德刊本仅有前集，《四库全书》本有前集和后集。
《武经总要》书影
（王曾瑜）
《武林旧事》
《武林旧事》
追忆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武林即临安（今浙江杭州）。全书十卷，周密（1232～1298）撰。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祖籍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曾祖随宋室南渡，始居湖州（今浙江吴兴）。周密历任临安府、两浙转运司幕职，义乌县知县。未亡不仕，寓杭州。抱遗民之痛，致力故国文献，遂辑录家乘旧闻，著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等书。
《武林旧事》成书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前。作者按照“词贵乎纪实”的精神，根据目睹耳闻和故书杂记，详述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等情况，为了解南宋城市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以及都城面貌、宫廷礼仪，提供较丰富的史料。“诸色伎艺人”门著录的演史、杂剧、影戏、角觝、散耍等五十五类、五百二十一位名艺人的姓名或艺名和《官本杂剧段数》门著录的二百八十本杂剧剧目，对于文学、艺术和戏曲史的研究，尤为珍贵。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根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标点排印，收入《东京梦华录（外四种）》。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依据同一版本校点，出版了单行本。
（孙如琦）
武仙
武仙
（？～1234） 金末地主武装首领，封建九公之一（见九公封建）。威州（今河北井陉旧威州）人。贞祐二年（1214），蒙古军侵掠河北时，他组织地主武装聚守威州西山，被宣宗诏授为权威州刺史。兴定元年（1217）三月，金将石海据真定（今河北正定）叛金。他领兵斩石海，降其部众，进驻真定，任权知真定府事。四年，授任知真定府事，兼经略使，遥领中京留守，权元帅右都监。同年，宣宗把活动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势力较大的地方官吏、地主武装首领九人，晋封公爵，企图利用他们保聚被蒙古军残破的河北等地州郡。他被封为恒山公，管辖中山（今河北定县）、真定府、沃州（今河北赵县）、冀州（今河北冀县）、威州、镇宁（今河北获鹿）、平定州（今山西平定）、抱犊寨（今河北获鹿西）、栾城、南宫县等地。在九公中，号为最盛。八月，在真定降蒙古军。蒙古木华黎以部将史天倪任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武仙为副。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武仙杀史天倪，叛蒙归金，被蒙古军击败，自真定南走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五年，哀宗复封他为恒山公，置府卫州（今河北汲县）。七年，他率军收复蒙古军占领的潞州（今山西长治），旋被蒙古援军击败，撤还卫州。蒙古军进围卫州，金援军击败蒙古军，解卫州围。武仙奉调屯胡岭关，扼金州路（今陕西安康西北西州故城）。八年十二月，赴邓州（今河南邓县）与完颜合达、移刺蒲阿军会师，企图阻止蒙古军经邓州攻南京。天兴元年（1232）正月，在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被蒙古军击败，仅以从骑四十余人逃至南阳留山，收溃军十万人，兵势稍振。三月，南京被蒙古军包围，金哀宗以他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河南行省，诏与邓州行省完颜思烈合兵救援。八月，兵行至密县东，完颜思烈冒进兵败，他退回留山。后谋取裕城未成，兵败于柳河。遂徒军邓州、淅川（今河南淅川南旧淅川）。天兴二年，金哀宗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遣使召他赴难，他率军自淅川溯流而上，谋取宋金州。三年，蔡州城破，金亡，其军瓦解，率十余骑走泽州，为戍兵所杀。
（韩志远）
武则天
武则天
（624～705） 唐高宗李治皇后，后为周则天皇帝，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名瞾。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父士彟，贩卖木材的大商人，隋末为鹰扬府队正，与李渊有交往，李渊晋阳起兵后，士彟从至长安，贞观（627～649）中，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母杨氏，隋室疏宗。
武则天十四岁时，唐太宗李世民召入宫为才人。太宗死后，则天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即位，复召入宫，拜昭仪，进号宸妃，与王皇后、萧淑妃争宠，互相谗毁。永徽六年（655）高宗欲废王氏改立武氏为皇后，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以武氏非名门令族出身而表示反对。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投高宗所好，表示赞成，李勣则对高宗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乃立武氏为皇后。王皇后被废不久，即与萧淑妃同被则天害死。
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自显庆（656～661）末起，乘高宗体弱多病之机，遂专国柄，威势日重。上元元年（674），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宫中称为“二圣”。弘道元年（683）高宗去世，中宗李显即位，则天临朝称制。嗣圣元年（684）二月，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睿宗李旦，继续临朝称制。以武代李的趋势日见明显，于是李勣之孙徐敬业（李绩原姓徐，唐朝赐姓李）代表元老重臣势力，于这年九月以恢复庐陵王的皇位为号召，在扬州（今属江苏）起兵，但三个月即兵败被杀。垂拱四年（688）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代表宗室势力分别于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和豫州（今河南汝南）起兵，均不到一个月就被扑灭。在则天的授意下，沙门法明（或作“法朗”）进《大云经》，借佛告净光天女之语影射则天是弥勒佛降世，当以女身王国土，代唐为阎浮提主（“阎浮提”意为大千世界），大批臣民上疏劝进，则天遂于天授元年（690）称帝，国号周，并自以“瞾”字为名。废睿宗为皇嗣，改东都洛阳为神都。
武则天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大肆翦除异己，打击政敌，并滥杀一些被她怀疑的大臣。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及程务挺等人，少数被贬逐，多数遭诛杀；李氏皇室及宗室诸王相继杀戮殆尽；另有“海内名士”三十六家，也以谋反的罪名而被族诛。武则天以女主的身份号令天下，执政前又无自己的心腹，执政后多疑臣民不忠于己，遂任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酷吏广事罗织，严酷逼供，奖励告密，虽然消灭了一些政敌，但也滥杀无辜。到武周政权正式建立以后，斗争趋向缓和，此风才有所收敛。
武则天为抬高武氏一族及宠臣李义府等人的社会地位，抑制旧门阀士族及李唐皇族，改《贞观氏族志》为《姓氏录》，把武家列入第一等，并规定凡五品以上官员皆入于谱。为了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扩大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她举行殿试，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制，员外置官，破格用人。这样做虽然选拔了一批才能之士，如狄仁杰、李昭德、姚崇、宋璟及张柬之等人，但也不免使官员倍增，流于冗滥。高宗在位时，武则天曾上疏建言十二事，其中有劝农桑、薄赋敛、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等进步的主张，高宗旨略施行之。在武则天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由于隋末农民起义的作用及唐太宗贞观之治奠定的基础，也由于武则天沉重打击了旧士族和大贵族、大官僚集团，执行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所以社会经济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人口也由三百八十万户猛增到六百一十五万户。
武则天所书升仙太子碑碑额（拓片）
武则天执政前，唐朝已经俘阿史那贺鲁，平定西突厥，于其地增设濛池、崑陵二都护府，隶于安西都护。武周政权建立后，她感到整个西域过于阔远，不易管辖，遂于长安二年（702）把天山以北地区从安西都护府划出来，另置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安西四镇（即碎叶、龟兹、于阗、疏勒）自垂拱二年（686）起为吐蕃所占。武则天不甘心失土，乃于长寿元年（692）遣王孝杰等大破吐蕃，恢复了四镇。
武则天非常重视著述，召学士先后撰成《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政范》、《维城典训》、《紫枢要录》、《凤楼新诫》、《孝子传》、《列女传》、《内范要略》、《乐书要录》、《百寮新诫》、《兆人本业》、《臣轨》等书。她另有《垂拱集》、《金轮集》等著述。
但武则天也有不少消极的行为。她信图箓、崇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打击政敌的过程中也不免滥杀无辜。官吏大增也必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她统治时期尽管社会经济有所上升，但逃户问题已经日益严重，府兵制开始走向破坏。
碑文（拓片）
武则天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武攸绪及武攸宁等人，并大封武氏宗人为王。大臣吉顼等人深以嗣君之选为虑，武则天也感到作为女子，死后只能入李家宗庙享子孙祭祀，所以接受臣下建议，于圣历元年（698）迎还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武氏晚年宠爱男妾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人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神龙元年（705）正月。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敬晖等人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诛杀二张，逼则天退位，迎中宗复位。中宗上尊号为则天大圣帝，后人因称她为“武则天”。同年十一月去世。（参见彩图插页第44页）
（胡如雷）
兀良哈
兀良哈
明人对东部蒙古的称呼，又名朵颜三卫。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太祖朱元璋置泰宁卫、朵颜卫、福余卫指挥使司。因朵颜卫地险而强，且为兀良哈人，故以兀良哈概括三卫。
泰宁卫的蒙古语名“罔流”（或往流），即翁牛特部，首领系辽王脱脱（成吉思汗末弟铁木哥斡赤斤四世孙）之后。福余卫自称我着（或我著），女真语密林之义，也惠宁王之后，科尔沁等部渊源于此。朵颜卫曰五两案，即兀良哈异译，创始者脱儿豁察儿乃成吉思汗功臣折里走之后，为喀喇沁、东土默特二部的始祖。三卫所辖区域以嫩江为中心，东起乌裕尔河，西至洮尔、绰尔两河流域。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以三卫骑兵从战有功，把大宁卫之地予兀良哈，大宁等卫内撤以后，三卫逐渐南下，明朝中晚期，朵颜卫分布广阔，东自大碱场（今辽宁喀左），北至西拉木伦河，西迄延庆州四海冶（今北京延庆东），南达宽城（属河北）；福余、泰宁两卫的居地东达辽河中下游，最南端可至海城一带，东北一部分到松花江流域，西南至小兴州（今属河北滦平）与朵颜卫一些部落参错居住。明朝授三卫首领以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等官，决定其更袭和升迁，并颁给敕书，以凭朝贡。规定三卫每年两贡，每次各五百人，由喜峰口出入，贡物有马、驼等物。永乐初，还在辽东开东原和广宁（今辽宁北镇）等地设立马市，与三卫市易马匹。尽管三卫时而寇掠明之边地，但总的说来，他们尚能服从明朝中央政权管辖。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朵颜卫首领花当（即和通）势力自辽东远达于宣府（今河北宣化市）边外。由于三卫屏捍，自立三卫至嘉靖年间的一百五六十年中，平滦诸州未遭蒙古侵扰之祸。明清战争中，三卫先后服属于清。此外，明人也称唐努山等地的乌梁海为兀良哈（又名之曰“黄毛”），名同实异。
（贾敬颜）
兀良合台
兀良合台
（Uriyangqadai，1200～1271）蒙古国名将。开国功臣速不台之子，兀良合部人。早年充当成吉思汗的怯薛军，曾护育皇孙蒙哥。1233年，领兵从贵由征蒲鲜万奴。1235年，拔都率诸王、大将西征，兀良合台从征钦察、斡罗思、孛烈儿（波兰）、捏迷思（德意志）等国。贵由汗去世，大汗位空缺三年。兀良合台因是蒙哥身边一怯薛之长，故积极附和拔都的主张，推戴蒙哥即大汗位。1252年，奉蒙哥命辅佐忽必烈领军远征大理，绕道西南，企图从侧背攻宋。次年秋，兵分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军渡金沙江，入察罕章，趋大理，与忽必烈所率中路军会合，占领大理城。忽必烈北返后，兀良合台留镇云南，分兵取善阐（今云南昆明）等城，俘获大理国主段兴智。征战两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及乌蛮、白蛮等三十七部。1256年，奉命北上夹击南宋四川州县，取道乌蒙，抵马湖江（今金沙江下游），败宋张都统军，进军嘉定（今四川乐山）、重庆、合州，与四川蒙古军会师后，仍返云南。1257年冬，兀良合台进兵安南，安南王表示降附，还师云南。1259年夏，蒙哥从合州遣使命兀良合台北上，约定明年会师于长沙。兀良合台率蒙古骑兵三千和爨（罗罗）、僰（白人）军万人入广西，连下贵州（今广西贵县）、象州，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破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直抵潭州（今湖南长沙），闻忽必烈正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汉），遣使联络，与忽必烈所派援兵合。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即大汗位后，兀良合台返回上都。子阿术，从兀良合台征大理，多立战功。元军平宋，阿术辅佐伯颜总帅全军，进取杭州，仕至中书左丞相。
参考书目
方龄贵：《元史兀良合台传考释》，《教育与科学》第2卷第4 期，昆明，1947。
（方龄贵）
兀者
兀者
部落名。又作吾者、斡者、斡拙。辽代称乌惹、兀惹、乌若、乌舍、嗢热；金、元两代又称乌底改、兀的改、兀的哥；或称野居女直、兀者野人（一作吾者野人）。兀者或兀者野人是一种泛称，它用以称呼广布于松花江下游直到黑龙江下游以及精奇里江南北、乌苏里江东西从事渔猎和采集的许多不同族属的部落。元人周致中的《异域志》区分野人为大小两种：大野人相当于清人所记的奇勤尔、毕勒尔、鄂伦春、赫哲等；小野人“以黥面为号”，与元《开元新志》所记“文面椎髻”的“女直野人”相当。
兀者以捕捉貂、鼠、水獭、海豹、鹰鹘等为生，养狗驾拖床（爬犁）。善于造船，一种是头置杈丫木根如鹿角状、两舷荡桨的五板船，名“黄窝儿”（或译“广窟鲁”）；另二种是名“威孤”（或“威呼”）与“札哈”的独木舟。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乌底改叛金，世宗命人“毁其船栰，欲不使再窥边境”，即指这类船只而言。
大德元年（1297）以前，已有“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的设置，除对当地人民进行统辖外，兼护理自黑龙江至库页岛的驿道——狗站。至正三年（1343），“辽阳吾者野人叛”。六年，又因元朝前往捕捉海东青烦扰百姓，吾者野人和水达达皆叛。元顺帝命太保伯撒里为辽阳行省左丞相，前往镇压。七年，再“讨吾者野人”。十五年八月，重立“吾者野人吉烈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儿分之地”。哈儿分，又作合儿宾、合里宾、合里宾忒、哈里宾，更称哈州，约当今苏联境内阿纽依河入黑龙江处附近。明代习称兀者为野人女直，《女真译语》作“兀的厄捏儿麻”，捏儿麻意为“人”，释为野人。清代有各种以“窝集”命名的部落，即指兀者。
（贾敬颜）
勿吉
勿吉
南北朝时活跃在中国东北部的民族。见靺鞨。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
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政治运动。发生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因以干支计为戊戌年，故名。又称“戊戌维新”。
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清朝统治日益腐朽，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从19世纪70至80年代已发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甲午战争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从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转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并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戊戌维新运动就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民族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改良思潮逐渐高涨的基础上产生的。
1895年4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时康有为适在北京参加会试，即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三项建议，并详论“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富国之法，包括钞法、建筑铁路、制造机器轮船、奖励制造、矿务、铸铁、邮政等。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贫等。教民之法，包括设立学堂、开设报馆等。又建议每十万户推举一“议郎”，供皇帝咨询，讨论内外兴革大政，“三占从二，下部施行”，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变法的纲领。经康有为、梁启超等奔走联络，“万言书”征集到一千三百余名举人的签名，于5月2日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但“万言书”已广为流传。此即所谓“公车上书”。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第一次以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表现出的群众性爱国行动。虽然参加者均是举人，社会阶层狭窄，但联系广泛，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
1895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
记述了康有为等人上书请愿活动
5月29日和6月30日，康有为又连续上书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反复陈述变法主张，强调应仿效西方“设议院以通下情”。都察院仅代呈“第三书”，光绪帝阅后颇为赞许，命誊抄四份，其中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转发各省将军、督抚审议。
康有为的变法活动引起帝党的注意。光绪帝师傅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曾亲往会晤，并与之多次通信，商讨变法。帝党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力量，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实权，富国强兵；资产阶级维新派则希图依靠帝党的支持实现其参政目的。于是两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推动变法运动。7月，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人草拟十二道新政诏书，准备呈请光绪帝陆续颁行，却又担心触怒慈禧太后，遂决意请在皇族中威望很高的恭亲王奕面陈皇帝。奕断然拒绝。
《时务报》
从1895年夏至1898年春，维新派为了团结力量、制造舆论和培养人材，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办学堂。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京创办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每期初印一千份，后增至三千份，随《邸报》免费赠给京官，以便开通风气。11月中旬，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强学会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均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同时也有少数官僚投机者参加。同月，康有为又赴上海创立强学分会，出版《强学报》。维新派的活动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于1896年1月20日奏劾强学会结党营私，贩卖西学书籍，刊印《中外纪闻》，勒索外省大员。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遂遭封禁。但维新风气渐开，已难遏抑。8月，维新人士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创办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时务报》，邀请梁启超任主笔。1897年10月，严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两报抨击封建专制统治，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影响广泛，成为维新派鼓吹变法的南北“两喉舌”。1897～1898年，维新人士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集湖南长沙，开展维新运动。他们创办《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湘报》，宣传爱国救亡，提倡西学，倡言民权，要求立宪，开办时务学堂，设置中西学课程，向学生灌输一些初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由于维新派的努力和巡抚陈宝箴的支持，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为全国之冠。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7年，维新派在全国共创办学会三十三个、学堂十七所、报馆九家、书局两家、共计五十一个（所），至1898年增至三百多个，表明维新运动已具有一定的群众性。
维新派的变法舆论宣传活动，引起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憎恨与恐慌。他们攻击维新派的改良变法是破坏祖宗成法，离经叛道，甚至把维新派视为叛逆。面对顽固守旧派的攻击，维新派从“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和“要不要改变封建教育制度”三方面痛予驳斥。维新派以进化论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了“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以资产阶级教育观点批判了“禁锢人心”的科举制。经过争论，变法维新思想广泛传播，人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活跃，从而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迅速从上海赶赴北京，向光绪帝上“第五书”，痛言“瓜分豆剖”的危险局势，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供皇帝采择；并建议将国事付国会议行，颁行宪法。书呈工部，请求代递。工部尚书松溎以书中有“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等“犯上”语句，拒绝代呈。而此书已广为传抄，且刊载于报，颇为一些士大夫称赞。都察院给事中高燮曾阅后即疏请皇帝召见康有为，委以重任。光绪帝本拟召见，但受到恭亲王奕阻格，改为“王、大臣传询”。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荣禄、李鸿章、张荫桓等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晤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康有为当场批驳了荣禄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主张和李鸿章的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并详述了他的具体变法措施。翁同龢旋向光绪帝奏报传询情况。光绪帝命康有为条陈所见，进呈所著书籍。康有为遂于29日上《应诏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请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别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和武备局十二局以行新法，各省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奏折中未出现以往上书中曾提出过的“开国会”、“定宪法”等建议，表明康有为的变法纲领有了重要修改。光绪帝命将此折交总理衙门“妥议具奏”，总理衙门却遵照慈禧太后旨意将折中建议逐条驳回。康有为甚感失望，“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4月，与御史李盛铎在京发起成立以“保国、保种、保教（孔教）”为宗旨的保国会。而此前已有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吴学会，此后又有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士大夫经常集会，议论时政，变法空气日浓。康有为乘时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促变法。6月1日，御史杨深秀上《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8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疏》。两疏均为康有为所代拟。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所》一页
6月11日，光绪帝根据杨深秀和徐致靖的建议，召集军机全堂，发布《明定国是诏》，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变法从此正式开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康有为鉴于光绪帝处处受慈禧太后挟制，建议“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光绪帝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可专折奏事。康有为遂不断呈奏，并将《日本变政考》等书加上按语陆续进呈，阐述变法理论，规划变法步骤，提出具体变法建议。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些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受到维新派和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一时“欢声雷动”，人人“如饮狂药”。
变法运动危及了封建守旧分子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抵制和反对。在社会上，大批旧式知识分子反对废八股、停书院，一些官吏反对并衙门。在各省，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其他督抚都未能推行新政，当光绪帝电旨催问时，有的托辞“部文未到”，有的置若罔闻。在中央，皇亲贵戚、中枢要员秉承慈禧太后旨意，或公开反对新政，或暗中加以阻挠，或精心策划，伺机反扑。在百日维新期间，新与旧政治势力之间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十分激烈，而帝后党争尤为尖锐。
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四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绪帝发出三道谕旨：罢黜翁同龢，驱逐回籍；新授二品以上大员须到太后前谢恩；任命荣禄署直隶（今河北）总督（不久实授，加文渊阁大学士衔），兼领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军）三军。慈禧太后的目的在于孤立光绪帝，打击维新派，将精锐的北洋诸军牢牢掌握在后党手中。继而从6月16日至24日，又迫令光绪帝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后党完全控制了京城防卫。然后又宣布太后与皇帝定于10月19日赴天津阅兵，遂即发生了届时将废掉光绪帝的传闻。
针对后党的各种反变法措施，帝党亦有抵抗。光绪帝在不断发布新政诏令的同时，一面引进新人，一面打击阻挠新政的守旧官员。6月20日，帝党宋伯鲁、杨深秀奏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六品卿衔，专办译书局事务。8日，斥退攻击康有为的后党御史文悌。8月10日，再谕各臣工，强调变法自强的重要，命力除壅蔽，以求上下一心，改良庶政；并谕奖湖南巡抚陈宝箴。9月4日，令将阻挠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六人全部革职，并赞扬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5日，赏扬锐、刘光弟、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四章京代皇帝批阅奏章，草拟谕旨，官轻而权重。7日，罢去李鸿章、敬信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职务。11日，徐致靖根据康有为的授意上《密保袁世凯折》，暗示光绪帝应加意笼络袁世凯，以加强帝党的军事力量，防备不测。次日，有旨令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但是，在慈禧太后挟制下的光绪帝并无多少实权，不敢过于得罪顽固派，不得不时时注意向后党让步。在变法诏令中多为后党留有出路，并任用若干后党官僚试行新政。如令庆亲王奕劻等管理八旗骁骑营，负责大学堂工程；户部尚书王文韶管理铁路，直隶霸昌道端方等筹办农工商总局，等等。此外，他还命人将每日重要奏章呈送太后阅示，并先后十二次亲往颐和园向太后汇报和请示变法事项。然而，这种种妥协丝毫未能缓和帝后矛盾。
从9月初罢黜礼部六堂官起，帝后党争趋于白热化。内务府满族亲贵环跪于慈禧太后面前，谓皇上妄变祖法，请求训政。怀塔布、杨崇伊等陆续到天津谒见荣禄，密商废主之事。在袁世凯启程进京后，荣禄立即调聂士成部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移驻北京外围长辛店。政变有一触即发之势。
9月13日，光绪帝接受徐致靖、谭嗣同、宋伯鲁的建议，决定开懋勤殿，以便选拔一批维新人士担任新政顾问。次日，光绪帝赴颐和园就此请示慈禧太后，遭到严斥。他预感帝位难保，于次日赐杨锐密诏，命杨锐、林旭、刘光弟、谭嗣同等人妥速筹议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两天后，又发出明谕和密诏（令林旭带出），令康有为速赴上海督办《时务报》。9月18日，康有为、谭嗣同等见到两道密诏，急商对策，以袁世凯曾入强学会，表示倾向维新，决定由谭嗣同连夜去京郊法华寺对其游说。谭嗣同要求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保护光绪帝，诛杀后党。袁世凯佯作答允，但仅隔一天，即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又密报慈禧太后。
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的同一天，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密折，诬指康有为为孙中山大同学会同党，于京师煽动人心，且出入内廷；攻击光绪帝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安置党羽；造作谣言，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日来京，将专政柄”（光绪帝预备于9月20日接见伊藤博文）；最后吁请太后“即日训政”。次日下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匆忙赶回皇宫。9月21日，发布诏书，宣布临朝“训政”。并下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变法失败。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弟、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时称“戊戌六君子”。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除。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还不足以战胜封建势力。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又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政治上更为软弱，不敢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只能采取改良的办法，希图取得有限的参政权，实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感到自身力量不足，却又脱离和害怕人民群众，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这一切注定了变法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
但是，戊戌变法又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汤志钧）
坞壁
坞壁
具有围墙的防御建筑。又称坞、营坞或坞候。汉武帝刘彻为防御匈奴，在北方及西北边塞上筑有大量坞壁。居延等处出土的汉简中有许多有关坞壁的记载，其中有年代可考的最早为宣帝五凤二年（前56）。从这些记载看，边塞的坞壁是一种较城、障为小的防御工事（有时大于小障），筑在亭、隧的外围，因此亭、隧亦可称坞。坞有时分为内坞与外坞，均有出入口，置门户，有卒守把。坞内有屯兵和居人的房舍。登亭、隧有称为坞陛的台阶。坞上并可举烽。东汉时，为守御匈奴、乌桓和西羌，继续在边塞乃至冯翊（今陕西高陵）、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魏郡（今河北临漳西南）、赵国（今河北邯郸西南）、常山（今河北元氏西北）、中山（今河北定县）等内郡缮作坞候，最多的两次曾达五百所和六百一十六所。
东汉陶城堡 广州麻鹰岗出土
与此同时，地方豪强也仿照边塞坞壁的形式营建自己的庄院，作为控制农民和对抗外来势力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据点。东汉初年的战乱中，清河（今河北清河东南）大姓赵纲就曾在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害地方。此后，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这种地主坞壁越来越流行。从东汉墓葬中的壁画、画像砖和陪葬明器看，这种地主坞壁建筑呈城堡式。周围为高墙，门上有门楼，四角有角楼，坞中有的还有高层的楼橹建筑，门楼、角楼和楼橹乃至墙垣高处开有瞭望孔或射孔。大门有卫士把守。坞内有坞主居所、卫士和奴婢仆隶乐队等的居处，还有仓廪、手工业作坊等，显示了大地主田庄力求独立自主和自给自足的特点，汉末黄巾起义后，豪族地主为镇压农民，乘时造成割据局面，更是部勒宗族、宾客、徒附，组织部曲、家兵，修坞筑堡，跨州连郡。坞壁成了公开的地方武装割据的据点。
（宁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也称“坞堡”或“壁垒”。多择既有山林险阻，又可进行农耕的宜守宜农之地设置。比较常见的是采取血缘和地域的形式，以宗族与乡里作为团聚的纽带，即宗族豪强的坞壁。世家大族或地方豪强自为坞主，或称宗主。他们以宗族乡里关系组织地方割据武装，被控制的宗人乡亲实际上是坞主的私人部曲，坞壁也就是豪强割据的据点。此外，也有以流民结集的方式出现的坞壁，坞主都由流民公推有才能或宗族势力相对强大者任之。流民坞壁中坞主与其下的流民在初期尚无明确的依附关系，但久而久之，亦形成私人依附关系。
坞壁作为一种社会集团必然采取的某种组织形式，具有分裂割据的性质。但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坞壁的作用也不能一概而论。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所组成的坞壁，具有明显的抗拒农民起义的性质。两晋之际所组成的坞壁，则有防暴避乱、抗拒北方少数民族贵族进扰中原的功能。而南朝侯景之乱后出现的“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却以打家劫舍，缚卖居民为业，是破坏社会秩序的势力。此外，战乱时期出现的坞壁，多且耕且战，自保自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组织和维护生产，使宗亲或流民免遭劫掠杀戮的作用。
坞壁主要盛行于北方地区。十六国和北魏的统治者，为了维持他们在各地的统治，往往按坞主的实力大小，分别给予县令、太守、刺史等官职，大小坞壁又成为各级地方政权机构的治所。北魏前期，推行宗主督护制，更全面地承认了宗主们及其控制下的大小坞壁的合法地位。魏孝文帝元宏推行三长制，三长代替了宗主；邻、里、党等地方基层组织也取代了大、小坞壁组织。但是，地方豪强势力和他们藉以割据的坞壁仍然存在，社会一有动荡，结坞自保的情况也就重新出现。唐以后，坞壁转入衰落，但并未根绝。
参考书目
陈仲安：《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大土地所有制的两种形式》，《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黄惠贤：《试论中国三至六世纪坞营组织的性质》，《武汉大学学报》1960年第5～6期。
（黄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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