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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
押租制
押租制
清代前期开始通行的，地主在出租土地时向农民索取地租抵押金的租佃制度。明代已有押租现象，但并未成为民间通行的租佃制。清康熙、雍正年间（1662～1735），江苏、安徽、湖南、广东诸省相继出现押祖记载。到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直隶（今河北）、盛京（今辽宁）、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都有实行押租的记录。到清末民初，押租发展到全国二十个省区。同时，押租在各种租佃形式中，所占佃户比重逐年增大。
押租制的发生、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对货币要求的增加、定额租的发展、地权集中、人口密度增长等都有一定的联系，但主要原因在于农民抗租斗争激烈，租佃间封建宗法关系松解，地主继续依靠超经济强制实现地租遇到严重困难，因而需要经济关系作保证，以便有效地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上。这是封建社会后期租佃关系的一个特点。
押租制基本内容是：①凡以田出租，必先取押租银两，但其银无息。②正租谷照常征收，但有押少租重、押重租轻的情况。③起佃之日，押租钱照数退还佃户；但地主往往以佃户欠租为理由，侵吞押租银两。④地主不退押租钱文，不能随便换佃；但湖南地区有“大写”、“小写”之别，“大写”与各地做法相同，“小写”时押租较少，一般退佃时也不退押租钱文。
押租数目，依时间、地点、土质肥瘠、人口密度与土地集中程度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在一般情况下，正租越少。押租越重，反之，押租则轻。土地肥腴、人口密度大而土地又相对集中的地方押租较多，反之，押租较少。以后，随条件变化，加押变成增加地租剥削的一种手段。押租额往往超过正租额，少的超过一二倍，高的五六倍乃至七八倍，个别的甚至超过数十倍。佃户交纳押租后，可以少纳正租，但这并不意味着地主对交纳押租的佃户减轻地租剥削；把押租金额的利息和所交纳正租谷计算在一起，地主仍然从这部分农民手里夺走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少地或无地农民若想得到一份土地耕种，则必须借债以交纳押租钱。押租制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陷入高利贷的深渊。
由于各地习惯用语不同，加以各地使用货币又有钱银之别，所以押租的名目繁多，往往在一个省内，也有数种不同称谓。汇总起来有：押租钱、押租银、押佃钱、押佃银、顶手钱、顶手银、顶首银、顶耕钱、顶耕银、顶租钱、顶种钱、顶种银、顶批钱、顶批银、顶佃钱、顶佃银、顶价、佃礼钱、佃礼银、佃规银、佃价钱、佃价、佃头银、佃手钱、批头钱、批头银、批礼银、寄庄钱、寄庄银、进庄钱、进庄银、进庄礼银、上庄银、揽种钱、揽佃银、保佃银、保租银、稳租银、压佃银、田根银、起埂银、贌银、价银、粪质银（粪尾银）、随脚银、基脚费、脱肩银、典佃银、扯手钱、挂脚钱、写田礼银、承佃银、坠耕钱等。
（江泰新）
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
18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的走私贸易和强迫中国承认的鸦片进口贸易。
鸦片是罂粟果实浆汁制品，名称有“阿片”、“阿芙蓉”、“合浦融”等等，都是阿拉伯文Afûn的音译。中国亦称其为“烟土”。鸦片作为嗜好品大量输入中国，开始于17世纪。当时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将烟草和鸦片及其拌和吸食方法一并传入福建和台湾。18世纪葡萄牙人又从印度将鸦片运入中国，但输入数量和运销范围有限，每年不过两百箱（每箱约合中国一担）。雍正七年（1729）清廷下令禁烟，但只惩办贩运，并不处罚吸食，而且禁止输入的只是作为嗜好品的烟土，作为药物的不在其内。因此鸦片进口并没有停止，乾隆三十二年（1767）进口额增加到一千箱。
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经营鸦片，揭开了真正鸦片贸易的序幕。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贸易，不仅构成一个多世纪英中贸易或英中经济关系的基础，而且也成为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契机。这种贸易以鸦片战争为界限，分为前后两期。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多次颁布禁烟诏谕，但东印度公司或将鸦片在印度售给英印散商，由港脚船只运入广州销售；或经过设在港口外的趸船中转后再运入中国内地。同时，鸦片商人还向中国缉私官吏行贿。通过这些方法，鸦片的走私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发展极快。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四年间（1795～1799），鸦片进口量为四千一百二十四箱，到道光十五至十九年间（1835～1839），已猛增至三万五千四百四十五箱。在1816年以后的十九年中，中国人消耗于鸦片毒物上的总值多达一亿八千八百余万元。
鸦片贸易对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是很大的。英国对华贸易主要是鸦片贸易。鸦片在英国对华出口总额中的相对地位也在迅速上涨。1820年，占百分之十至二十；20年代中期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1829年，迅速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取消以后，鸦片输入中国更多。
1839年停泊在广东伶仃洋的英国鸦片趸船
英美商人最初到广州交易，以货易货范围有限，从中国输出的丝绸和茶叶，主要是用运进的现金银采购，后来销售鸦片所获得的大量现金便可用于支付丝绸、茶叶等货价款。进口鸦片数量猛烈增涨后，西方殖民主义者销售鸦片所得现金超过备办回程货物如茶叶、丝绸之类的需要，而中国则从现金入超转化为现金出超。1826年以后，出超多的年份竟达一千余万两，少的年份也有二三百万两。由于白银外流数量激增，银钱比价出现银价不断上涨和钱价不断下跌的趋势。到鸦片战争前夕，银价上涨一半以上。鸦片大量输入，不仅使几百万中国人民感染恶劣的嗜好，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毒害，而且也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遭受重大的破坏和损失，尤其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销售产品和购买物料或缴纳赋税上受到银贵钱贱的双重打击。
19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除少数在鸦片走私贩运中获利者外，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国内各阶级都反对鸦片进口。因此，1839年（道光十九年）2月，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严厉执行禁烟谕旨。林则徐除了驱逐著名外国烟贩出境、勒令在粤外商缴出所贩鸦片并将它们全部销毁外，还规定以后外商到中国贸易必须出具永不夹带鸦片输入内地甘结。但是英商拒不接受这项规定，最后英国政府还以遏制贸易、危害英国臣民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后1842年强迫中国缔结的《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使英国殖民主义者取得了打开中国门户所需要的一切条件。英国侵略者在和约谈判中一再企图用威胁利诱方法使中国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这种活动失败以后，就听任私商鸦片走私继续进行，并且加以庇护，借此来迫使中国就范。
战后的鸦片贸易，以香港为走私基地，长江以南沿海各个口岸都可作为走私据点；新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给走私非法活动以法律保护。因此其规模更大，活动也更猖獗。1855年（咸丰五年），鸦片走私进口量达到六万五千余箱。这表明殖民主义者在用事实迫使中国承认鸦片输入合法化。因此，在1858年英法等国强迫中国签订的《通商善后条约》中，规定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每箱缴税银三十两。从此鸦片一直作为合法进口商品，在中国行销近六十年。鸦片贸易中的主要问题只是税额多寡的争论。
在1869年的修订条约谈判中曾经协议鸦片税额由每箱三十两提高到五十两，但没有实行。1876年（光绪二年）9月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虽然表明双方协议对鸦片可以同时征收关税和厘金，但英国政府却迟迟不予批准。直到1885年7月签订的《烟台条约续增条款》才将税款问题解决，规定凡鸦片运抵中国口岸，应立即由海关封存，在提货时每担完纳进口税三十两和厘金八十两，以后行销全国，不再征税。此外，还规定中国政府可派员到香港查禁鸦片的偷漏税款。
在20世纪初的爱国运动中，反对吸食鸦片也是一顶重要内容。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鸦片的毒害。禁止鸦片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的一致舆论。1906年清政府颁布分期禁止鸦片的上谕，规定在十年以内逐步减少种植罂粟土地，逐步戒除民间吸食鸦片嗜好，并提出了十年以内完全禁绝鸦片进口的主张。
这一时期，鸦片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鸦片在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日趋低落。因此英国方面立即响应清政府的禁烟政策。1906年12月同意自1908年起每年减少印度出口烟土十分之一。这项协定暂行三年。但期满时，发现中国鸦片减产已经超过规定，于是1911年（宣统三年）5月8日，中英签订的《禁烟条约》中规定，外国进口限在1917年以前完全停止。到1916年，外国鸦片公开进口的省份已只有江西、江苏和广东三省。1918年，公开的鸦片进口已经停止（医药用途进口除外）。因为禁烟方案只是中英之间的双边协议，其他国家不受约束，所以鸦片的进出口走私还在继续。1909年美国政府在上海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由美国主教勃兰特主持。会议认为中国政府禁止全国鸦片的生产运销具有坚诚，因而敦请与会各国政府采纳决议条款，帮助中国政府实现它所要达到的禁烟目标。1912年1月在海牙举行第二次会议，中、美、法、德、英、意、俄、暹罗（今泰国）、日本、荷兰、波斯、葡萄牙等国都派代表出席。会议仍由勃兰特主持，议决签订禁烟公约，规定缔约各国应该检查生鸦片的生产和分配，切实禁止熟鸦片的制造、贩卖和吸食以及它的进口和出口，还要共同防止将鸦片和其他毒物走私运入或运出中国。
参考书目
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伍丹戈）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
1840～1842年（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战前的世界和中国 鸦片战争前，世界上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英国是当时最先进的工业国。1825年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加紧对外扩张，企图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法国自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工业生产也有较快增长，成为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较英、法两国落后，其南部各州奴隶制还居于统治地位，但其商业资本也极力谋求向海外扩张势力。沙俄是欧洲的封建帝国。16世纪80年代起，它越过乌拉尔山，向东进行扩张。17世纪中叶，曾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1689、1727年，中俄双方先后签订《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中俄东段和中段边界。沙俄掠夺中国领土的阴谋暂时未能得逞，但仍野心勃勃，伺机而动。
当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中国仍停滞在封建社会阶段，处于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已经出现，但发展缓慢。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的腐朽日益暴露出来。政治黑暗，军备废弛，土地兼并现象愈益严重，捐税和地租不断增加，广大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绝。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闭关政策。它把对外贸易的城市限制于广州一口，并对这种贸易严加控制，规定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必须通过少数特许的公行商人之手。这种闭关政策是封建经济和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既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引起希望打开中国市场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不满。
禁烟运动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于开拓中国市场，但它们的工业品很难获得广泛的销路。中国出口的茶、丝，远远超过英国输入的工业品。于是，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发展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利用鸦片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
自19世纪初，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外国鸦片贩子不顾清政府多次颁布禁止鸦片入口的法令，贿赂清朝官吏，勾结中国私贩，肆无忌惮地进行走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最初二十年中，英国每年平均自印度输入鸦片四千余箱，以后迅速增加，至鸦片战争前夕已达三万五千五百余箱。另有少部分鸦片是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贩运来的。此外，沙俄自30年代也从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中英贸易发生了显著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从30年代起，在英国输入中国货物总值中，鸦片占二分之一以上，英国每年从中国掠走白银达数百万两，鸦片税收还成为英属印度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
鸦片的大量输入，流毒极为严重。不仅损害吸食者的健康，造成白银外流，而且引起银贵钱贱，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影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过去白银一两折换铜钱一千文左右， 30年代末增至一千六百多文。按规定农民必须用白银纳税，从前粜谷一石多可完税银一两，如今非粜谷两石不可，实际负担大为加重。1838年12月12日（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广州爆发万人大示威，抗议英美烟贩阻挠广州地方官吏处决中国烟贩，干涉中国内政，反映了广大人民禁止鸦片的强烈要求。
鸦片的大量输入，还加深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危机。吸食鸦片的人，最初主要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依附者。鸦片贸易使清朝的吏治愈益腐败，军队更加失去战斗力，而白银源源外流，使清朝财政陷入困境。因此，鸦片问题在清政府内部引起激烈争论。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取消鸦片输入的禁令，准许鸦片纳税后公开买卖。这种弛禁主张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腐朽集团的利益。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痛陈鸦片祸害，主张严惩鸦片吸食者，以抵制鸦片输入。这个主张得到一些开明官僚的支持，湖广总督林则徐奏称：鸦片为害巨大，若不认真查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经过中央和地方官吏反复讨论，严禁鸦片的主张暂居上风。是年冬，林则徐奉召晋京。道光帝多次召见，授以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
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林则徐到达广州。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严拿烟贩，惩办不法官弁，整顿水师，加强珠江防务；同时责令外国烟贩将趸船上所存鸦片造具清册，听候收缴，并出具甘结，保证今后不再贩运，否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些措施得到人民群众热烈支持，禁烟运动迅速趋于高涨。
英国蓄意破坏中国的禁烟措施。3月24日（二月初十），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从澳门潜入广州洋馆，企图阻止外商交出鸦片。林则徐派兵监视洋馆，断绝广州与澳门之间的交通。义律改变手法，命令英商缴烟，保证烟价由英国政府赔偿，并劝告美商采取一致行动。其目的在于为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借口。在禁烟运动的压力下，英国烟贩缴出鸦片二万余箱，美国烟贩缴出一千五百余箱。6月3～25日（四月二十二至五月十五），林则徐率地方官吏，在虎门海滩将缴获的烟土全部当众销毁。禁烟运动获得初步胜利。
战争过程鸦片贸易被严厉取缔后，英国资产阶级立即策划发动侵略战争。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次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派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通过支付军费案。
在中国境内，义律继续进行破坏禁烟的活动，阻止英国商船具结入口贸易。1839年9～11月（道光十九年七月下旬至九月末），英国兵船先后在九龙和穿鼻洋面多次袭击中国水师，都被击退。
1840年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船舰四十余艘及士兵四千余人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这次战争持续了两年多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840年6月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1月20日义律公布《穿鼻草约》为止，历时约七个月。
广州虎门威远炮台遗址
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首先封锁珠江口。懿律看到广东军民早有戒备，决定率主力北上，7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被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督师击退。接着，北犯浙江，攻陷定海。8月，英舰抵达天津白河口，投递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道光帝被英军的武力恫吓所动摇，派直隶总督琦善到天津海口与英军谈判。琦善向懿律表示将查办林则徐等，希望英军返棹南旋，等候清政府处置。英军乃于9月折回南方。道光帝即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与英方继续谈判。
11月底，琦善到达广州。他一反林则徐所为，撤除防务，遣散水勇，镇压抗英群众。此时，义律接替懿律为英国全权代表，步步进逼。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陷沙角、大角炮台，琦善急忙求和，义律乘机提出《穿鼻草约》，并于20日单方面公布，其中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条款。
第二阶段自1841年1月29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开始，至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
沙角、大角炮台失陷后，道光帝决定宣战，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调派大军开往广东。2月下旬，英军先进攻虎门炮台，琦善拒派援军，守将关天培等壮烈牺牲，炮台失陷。4月，奕山到达广州，奉行“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5月，他贸然发动夜袭，英军乘机反扑，占领城郊各据点，炮轰广州城。奕山派人求和，与英订立《广州和约》，其中规定清军退出广州，向英军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
第三阶段自1841年8月英军再犯厦门开始，至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为止，历时一年。
英国政府对《穿鼻草约》的内容不满，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8月璞鼎查率领援军到达香港，不久即攻占厦门，清总兵江继芸力战牺牲。9月，英军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英勇战死，定海再陷。10月，英军进攻镇海，两江总督裕谦坚决抵御，城陷时投水自尽。宁波旋也陷入敌手。同时，英舰窜扰台湾，被台湾军民击退。
浙江连失三城，清政府决定第二次出师，派协办大学士、皇侄奕经为杨威将军，率军驰往浙江。奕经到达绍兴后，企图侥幸取胜，分兵进攻三城，结果惨败。英军反攻陷慈溪，奕经等逃至杭州。清政府鉴于两次出师失败，转而一意求和，派盛京将军耆英前往浙江主持对英交涉。但英军决定乘虚而入，按既定计划侵入长江。1842年5月，英军攻陷乍浦，6月再攻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据台死守，力竭牺牲，宝山、上海相继陷落。英军溯长江西上，于7月下旬进攻镇江。清副都统海龄所部顽强抵抗，经过激烈巷战，终于失守。8月初，英舰直抵南京江面，耆英等赶到南京议和。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第一次鸦片战争
战争期间，英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太仓、江阴、瓜洲等地农民奋起袭击英军。台湾各族人民击退闯入鸡笼（今台湾基隆）的英国军舰。广东人民，特别是广州郊区三元里一带群众，与英军进行了激烈搏斗，使英军遭到很大损失（见三元里抗英斗争）。中国军民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但因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人民的巨大力量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无法扭转战争的结局。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及其影响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清钦差大臣耆英与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亦称《江宁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为：①中国割让香港；②向英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③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对外通商，英国可派驻领事；④废除“公行”制度，英商可以与中国商人自由进行贸易；⑤中国抽收进出口货的税率由中英共同议定。条约签订后，双方在广东继续谈判。1843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被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该约中，英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同时还制订了海关税则。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和法国趁火打劫，于1844年分别强迫清政府订立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两国借以取得了《南京条约》中所规定的五口通商、派驻领事等权，此外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加强了协议关税权。条约并准许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准许外国兵船到中国沿海各口岸“巡查贸易”。后来，法国还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
《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与《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订立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它们作为鸦片战争的结果，不但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失，而且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战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完整遭到破坏，中国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战前，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外国商品涌入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封建经济基础。从此，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参考书目
齐思和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北京，1964。
梁廷枬著，邵循正校注：《夷氛闻记》，中华书局，北京，1959。
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新知识出版社，上海，1955。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北京，1957。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北京，1958。
（胡滨）
牙行
牙行
清代寄生于商品流通领域中的居间经纪行业。主要职能是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评定货物价格及质量，司衡商品斤两，判断银水成色，防止买卖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并对买卖双方负责。
牙行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①领帖牙行（即“官牙”）；②无帖牙行。清政府规定，开设牙行之前，须由地方官查明是否“身家殷实”，再由同行一人担保，出具证明其为殷实良民的“甘结”，然后上报布政司，由布政司发给牙帖，才能开张营业。牙行领取牙帖时，须向官府缴纳帖费。这种由官府允许开设、并领有牙帖的牙行，称“领帖牙行”或“官牙”。领帖牙行每年要向官府按税则交纳牙税，牙税税率因地区而异，如江西牙税分上、中、下三则，每年上则纳银三两，中则二两，下则一两；湖北牙税上则纳银二两，中则一两，下则五钱；其余僻邑村镇，上则纳银一两，中则五钱，下则三钱。清政府利用领帖牙行作为统制市场、管理商业的工具。领帖牙行有官给印信凭簿，每月将客商、船户的住贯、姓名、路引、字号、货物、数目登簿，送官府查照，并且帮助官府检查商人纳税与否。有时还替官府采办货物，征收商税。
清政府规定各地布政司颁发牙帖有一定的限额。除了新开集场准其添设牙行之外，不许官吏任意颁发牙帖，增设牙行。地方上的某些势要之家，见开设牙行有利可图，在领不到牙帖的情况下，就私设牙行。这种牙行没有牙帖，故称无帖牙行。有些领帖牙行亦采取“朋比”的手段，一人领帖，数十人藉此开业，或者一家领帖，其兄弟子侄数十家藉此设行。这类牙行也属无帖牙行。有清一代，虽然私设牙行属禁革之列，但因官吏执法不严，无帖牙行几乎各处皆有。
牙行在其经营过程中，向买卖双方抽取牙佣（亦称牙钱、佣金）。牙佣是商业利润的转化形式，一般是“值百抽一”，规模较大的牙行，由于提供存货的仓栈和商人的膳宿，抽取牙佣大抵占货物总额的百分之三左右。
在商品经济和分工发展的条件下，牙行的经营范围益广。举凡牲畜、农产品及丝绸、布匹等手工业产品均须经牙行买卖，客商不得直接收购，小贩亦不得自卖给客商。同时，清代也形成各种专业性的牙行，如米行、豆行、布行、丝行等等。这种不同行业间的专业性牙行约有三百余种。此外在航运业中经营牙行业务的则称为“埠头”。
牙行对商品交换起着双重作用。牙行熟悉当地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情况，通过它的经营活动，帮助外地批发商把本地分散的手工业产品和农产品集中起来收购；又帮助外地贩运商把整批的货物分散到各布镇集场的铺户商贩手中，以便于销售；它还为外地商人提供膳宿、存放货物以及寄存钱财的便利，因此有利于商品流通。但是，牙行在经营活动中，利用其居间地位和封建特权，甚至采取贿赂的手段，与官吏相勾结，垄断市场，操纵物价，对买卖双方敲诈勒索。他们诓骗商人，侵噬客货，侵吞客商资本，与商人争夺商业利润。有时还勾结地方上的流氓势力，采取种种手段剥削小生产者，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品交换的正常进行。
清代乾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牙行之间出现了竞争的现象。为了防止竞争的发展，有些同行牙行组织了自己的公所，以保证加入公所的牙行对经纪业务的垄断权，避免牙行间的竞争；禁止未加入公所的“散帮”、“私牙”对市场经纪业务的争夺，同时在公所内部保证按等级分配牙佣。此后，在商人势力发展、商人会馆不断兴起的情况下，某些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牙行制度开始进入衰微期。如在土布等商品的交换过程中，客商开始在产地自行设庄收购，从而逐渐把牙行从商品流通领域里排挤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牙行自己垫支商业资本收购农业和手工业产品，而成为批发商；有的牙行不得不放弃经纪业务，专营旅店客栈业务，而成为服务业、仓储业的业主。鸦片战争后，上海等城市的商人会馆、公所发展迅速，牙行日益成为商品流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逐渐被取消。但牙行仍在广大内地城镇市集的农副产品买卖中发挥作用。
（萧国亮）
牙军
牙军
唐朝节度使的亲兵名称。主将所居之城因建有牙旗，故称牙城。唐代节度使的官署称为使牙，节度使专门组织一支保护牙城与使牙的军队，叫做牙军，或称衙兵。他们有时也被派到外地作战。
牙军是藩镇中最精锐的军队，由节度使派遣心腹将领统管，是他们对抗朝廷、进行割据的重要工具。如田承嗣于广德元年（763）任魏博节度使后，在境内征召十万军队，从中挑选强壮者万人组成牙军。魏博节度使依靠这些牙军，长期窃据于河朔地区，直至天祐三年（906），朱温一举消灭魏博牙军八千人，魏博节度使才臣服于朱温。
由于牙军在藩镇军队中地位重要，故所得赏赐极为优厚。他们往往父子相承，世代从军，姻族相连，形成桀骜不驯的骄兵集团，有的节度使反而受到他们的控制。牙兵们稍不如意，就聚众闹事，废立主帅，有同儿戏。唐后期不少节度使就是由牙军所废立的。
参考书目
堀敏一：《藩镇亲卫军¶權力構造》，《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0册，东京大学，1960。
（方积六）
雅克萨之战
雅克萨之战
17世纪80年代中国抗击沙俄侵略的战争。17世纪40年代，沙俄侵略者开始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侵占雅克萨（在今漠河东，黑龙江北岸）、尼布楚等地。杀掠骚扰。中国军民对沙俄的侵略进行了自卫反击。至顺治十七年（1660），雅克萨一带和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侵略者全部被肃清，不久，沙俄侵略者又卷土重来，在雅克萨故址筑堡盘踞，四出掠劫。清政府多次要求俄军撤出雅克萨，但沙俄置若罔闻。于是，清政府决定用武力驱逐沙俄侵略者，收复被占领土。
雅克萨之战中清军使用的火炮
康熙二十四年（1685），都统公彭春等奉旨统率一支由满、汉、蒙古、达斡尔等族官兵组成的，约三千人的军队从瑷珲出发，至雅克萨城下，清军先向俄军发出通牒，劝其投降，遭沙俄督军托尔布津拒绝，于是清军水陆列阵，开始攻城。清军用炮猛轰，鏖战彻夜，敌军死伤惨重。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向清军乞降，彭春等准其所请，并允其退回尼布楚。清军将城焚毁，旋即班师。同年，托尔布津背信弃义，再次率领侵略军乘隙占据雅克萨。次年，康熙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率乌喇（今吉林市）、宁古塔官兵及八旗汉军内福建藤牌兵等两千余人再次攻取雅克萨。清军兵临城下，开火炮向城内轰击，并击退出城搦战之敌，又在城下东、南、北三面掘壕筑垒，在西面断其水道。托尔布津被清军炮弹击中，伤重毙命。俄军被围困五个多月，弹尽粮绝，死者枕藉。正当孤城指日可下之际，清政府得知俄方同意举行谈判，乃下令撤雅克萨之围。历时两年多的雅克萨之战至此结束。但1858年沙俄又依《瑷珲条约》将雅克萨割占。
（郝建恒）
嚈哒
嚈哒
（Ephthalites， Hephthalites） 古代中亚游牧部族。亦作嚈哒、嚈哒、滑等，即西方历史上所谓“白匈奴”。嚈哒人起源于塞北，4世纪70年代初越阿尔泰山西迁粟特；5世纪20年代中渡阿姆河入侵萨珊朝波斯，被巴赫兰五世击退。30年代末又南下吐火罗斯坦，逐走寄多罗贵霜人，遂以此为基地屡犯波斯。453年打败伊嗣俟二世，484年杀死卑路斯，一度夺取了呼罗珊东部。迫使波斯称臣纳贡，以后双方长期对峙。6世纪初，北上同高车争夺准噶尔盆地及其以西地区，扶植傀儡，控制高车。同时，东进塔里木盆地，城郭诸国多被役属，南道抵于阗，北道达焉耆，经由南北道与北魏、西魏、北周、萧梁频繁交往。5世纪中，嚈哒人乘打败伊嗣俟二世之机，曾南侵笈多印度，不久，被塞建陀笈多击退。70年代末，灭亡了乾陀罗的寄多罗贵霜残余势力，立特勤为王，统治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6世纪初再次大举入侵印度，一度推进至摩揭陀，终被马尔瓦的耶输陀曼战胜，撤至印度河以西。约558～567年间，萨珊波斯与北亚新兴的游牧部族突厥联姻结盟，夹击嚈哒。嚈哒国破，领土被分割，部众散处中、南、北亚各地。
嚈哒人从事畜牧，长期逐水草移徙，进入中亚后，才走向定居，兼营农业。有刑法，盗一责十；葬以木为槨，累石为藏；有殉死、剺面、截耳等习俗，而以一妻多夫最为特异。其原始信仰不得而知，西徙后独尊祆教。随着景教势力的东渐，部分成了景教徒。进入北次大陆者则逐步改宗婆罗门诸教派。嚈哒人不信佛，但未必迫害佛教，历来认为嚈哒兴起乃中亚佛教一劫之说不足凭信。嚈哒人无文字，语言系属不明。其族源、族属异说纷纭，如中国古史有高车、车师、大月氏、康居诸说。亚美尼亚、拜占庭、波斯、阿拉伯史家把它和匈奴、突厥乃至贵霜混为一谈。近人除敷衍旧说外，更创悦般、柔然、蒙古、伊朗、鲜卑等说，迄无定论。
（余太山）
《烟台条约》
《烟台条约》
1876年（光绪二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又名《滇案条约》、《芝罘条约》。
1874年（同治十三年），英国陆军上校柏郎率领一支近二百人的武装探路队探测从缅甸到中国云南的陆路交通，英国驻华使馆派遣翻译马嘉理前往滇缅边境接应。次年（光绪元年）2月，马嘉理引领柏郎一行未先行知会地方官，由缅甸八莫进入云南。滇西边境居民对突如其来的人马深感疑惧，2月21日在腾越（今云南腾冲）曼允杀死马嘉理及随从数人。柏郎一行被迫折回八莫。是称“马嘉理事件”或“滇案”。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乘机要挟清政府，把事件的发生归咎于中国边吏的指使，要求将云贵总督岑毓英等提京审讯，并称要撤使、绝交和用兵；同时提出广泛的讹诈要求，包括减免税厘、增开通商口岸和开放云南边界贸易等等。清政府与英交涉历时一年多，采取了一再退让的态度，先谕令岑毓英从速调查该案，继派湖广总督李瀚章赴滇究办，后又申斥岑毓英办事拖延，并捕杀十多名边民以示“惩凶”。1876年8月21日，经赫德斡旋，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举行正式谈判。9月13日，双方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
《烟台条约》分十六款，及另议专条一款。主要内容为：①英国得派员到云南调查，准备商订滇缅边界及通商章程。②洋货在各口租界内免收厘金；洋货运入内地，不论华商洋商一律只纳子口税，全免内地说。③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开放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为轮船停泊码头；英国可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④凡遇内地各省或通商口岸有关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英国使馆可派员前往“观审”；各口发生中外诉讼案件，应由被告所属国官员各按本国法律审断。⑤英国可派员经甘肃、青海、四川前往西藏及转赴印度；也可由印度进入西藏。⑥中国对滇案及1876年以前中英间各案赔款二十万两，并派员赴英表示“惋惜”。
《烟台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立即批准。但英国一直到1885年7月与清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限定对鸦片税厘征收额后，才予批准。《烟台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中国西南边疆危机，并且扩大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规定的外国特权。
（夏良才）
焉耆
焉耆
中国古代西域城郭王国，唐安西四镇之一。又称乌夷、■夷、乌耆等（均为焉耆语Argi的音写）；佛教文献作亿尼、忆尼或阿耆尼，则是梵文Agni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定名为喀喇沙尔。光绪二十四年（1898）改回焉
印欧种，操印欧语系的焉耆语（又名吐火罗语A方言）。9世纪以后，人种和语言逐渐回鹘化。清代在此安置蒙古土尔扈特部（见厄鲁特蒙古），又有大批陕、甘、青回族迁徙到此。
焉耆国位于天山中部的焉耆盆地（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环抱在天山、霍拉山和库鲁克塔格山间，东临博斯腾湖，东通高昌，西临龟兹，盛时领地包括今焉耆、库尔勒、博湖、和硕、和静、尉犁等县市。都员渠城，又称河南城（今博格达泌古城，一说今焉耆县城）。
西汉时，人口三万二千余，隶属于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设置控制西域的僮仆都尉，经常驻扎在焉耆、危须、尉犁间，向各国征收赋税，转输匈奴。汉武帝刘彻通西域并征服大宛后，开始在渠犁等地屯田。宣帝时，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罢。神爵二年（前60），汉始置西域都护，驻焉耆西南乌垒城，监护北道诸国。王莽代汉后，与匈奴绝和亲，匈奴攻西域，焉耆首先响应，攻杀都护但钦。天凤三年（公元16），王莽遣五威将军王骏、西域都护李崇讨焉耆，焉耆诈降，袭杀王骏，不久李崇也殁于龟兹。东汉初，焉耆受治于莎车王贤。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向汉遣子入侍并献珍宝，请都护。汉光武帝刘秀不出兵，侍子留敦煌，后逃归。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汉攻匈奴，取伊吾。翌年，重置都护。十八年，明帝死，焉耆与龟兹攻杀都护陈睦及吏士二千余人，归属匈奴，匈奴率其攻于阗。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班超迫降龟兹，汉重设都护，唯有焉耆、尉黎、危须三国不肯降。六年，班超率诸国兵讨焉耆等国，斩焉耆王广、尉黎王汎等，立焉耆左候元孟为王。汉安帝永初元年（106），西域复乱，元孟归降匈奴。延光三年（124），班勇平车师，焉耆等国不降。汉顺帝永建二年（127），敦煌太守张朗与西域长史班勇攻入焉耆，元孟遣子入献。汉灵帝建宁三年（170），随戊己校尉曹宽讨疏勒。东汉时，焉耆人口达五万二千，有兵两万余，势力增强。
三国时，汉、匈奴势衰，焉耆乘机兼并其旁尉梨、危须、山王等国，成为北道大国。西晋武帝太康中，焉耆王龙安遣子入侍。龙安曾为龟兹王白山所辱，安子会即位后，为父报仇，攻杀白山，自占龟兹，遣子熙归焉耆为王，国势大振，葱岭东诸国多归属。会后为龟兹人杀死。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前凉张骏派沙州刺史杨宣进征西域，龙熙拒战失败而降，入贡于前凉。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也曾遣使其国，有书信往还。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吕光伐龟兹，兵至焉耆，国王熙（一作泥流）率旁国请降。北魏太武帝太延年间（435～440），数次遣使朝贡，魏使董琬也曾至其国。太平真君三年（442），魏灭北凉，北凉残部在沮渠无讳率领下，经鄯善、焉耆入高昌。九年，北魏以焉耆剽劫使者为名，派成周公万度归率车师王车伊洛、伊吾唐和等攻伐，焉耆王鸠尸卑（毕）那率四五万人拒守，被魏军击败，都城陷，鸠尸卑那逃奔龟兹，龟兹王纳为女婿，待之甚厚。魏在此设镇，使唐和留守，万度归西掠龟兹而还，车伊洛父子及唐和也在正平初年（451～452）由焉耆东入魏都。焉耆经魏军的攻掠，国势大衰，不久即受治于北方的柔然、高车。5世纪末、6世纪初，又被嚈哒破灭，国人分散，无法自立，请求高昌王麹嘉派第二子入焉耆为王。其后，焉耆龙姓王族重新执政。北周武帝保定四年（563），曾向北周遣使献马。入隋，势力极衰，仅有兵千余人，附属于西突厥。隋文帝开皇末（约594），铁勒诸部起兵打败突厥处罗可汗，焉耆又归附铁勒，称臣纳贡。隋炀帝大业年间（604～618），国王龙突骑支遣使入隋贡方物，但同时又隶属于西突厥。
唐太宗贞观六年（632），突骑支遣使入唐，请求开辟焉耆直通敦煌的大碛道以便使者、商贾往来。高昌国由此失掉途经吐鲁番的中转贸易之利，于是在贞观十二年与西突厥处月、处密等部联合，击破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而回。唐太宗李世民以此为由，派兵在十四年灭高昌国，归还其所掠焉耆人。同年，西突厥大臣屈利啜弟娶焉耆王女，联合与唐对敌。十八年，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军出银山道，攻下焉耆城，擒突骑支，以其弟栗婆準摄国事，俘突骑支至长安。唐军一撤，西突厥屈利啜囚栗婆準，以西突厥吐屯摄领焉耆，遣使入唐，太宗责之。焉耆使龟兹杀栗婆準，立其从父兄薛婆阿那支为王，仍以西突厥为声援。二十二年，阿史那社尔率唐军征龟兹，擒斩薛婆阿那支，立其从父弟先那準（一说婆伽利）为王。唐高宗初年，焉耆王死，唐遣龙突骑支归国为王，死。龙嬾突立。显庆三年（658）阿史那贺鲁乱平，焉耆成为唐安西都护府下属四镇之一。上元年间（674～676）设焉耆都督府。调露元年（679），唐为切断吐蕃与西突厥余部的联络，以碎叶代焉耆备四镇。焉耆地位下降，国小人寡。唐玄宗开元七年（719），龙嬾突死，焉吐拂延立。因十姓可汗徙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代碎叶备四镇。唐在此屯田，总有七屯。安史之乱后，吐蕃进攻西域。唐德宗贞元四年（788），焉耆王龙如林与唐镇守使杨日祐仍率军坚守，直到贞元六年前后为吐蕃攻占。但不久回鹘败吐蕃，焉耆归属漠北回鹘汗国，国王与回鹘族官吏共同执政。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庞特勤率西迁回鹘主力入据焉耆。一大批焉耆人由龙姓王率领，东入伊州及河西走廊，成为甘州、沙州一带的部族之一，号龙家。焉耆的龙姓王朝终结，此后，这里成为西州回鹘国的组成部分，为回鹘五城之一，一般称作唆里迷。11世纪龟兹脱离西州回鹘后，焉耆成为其西部边镇。直到蒙古兴起后，它仍是畏兀儿国（即西州回鹘）下属的兀鲁思（ulus，领地，“国”）。13世纪末，畏兀儿王国在元朝与西北蒙古宗王的战争中被消灭，焉耆也结束了独立或半独立的时代。后经察合台后王和准噶尔等部的统治，最终归入清朝版图。
焉耆依山临水，农牧渔业兼营，丝路贸易也很兴盛。焉耆佛教在龟兹影响下以小乘信徒居多，境内有著名的明屋千佛洞。近代以来，在这里发现过一些梵文、焉耆文佛教文献，其中有焉耆佛教大师圣月（Ariacintri/Arya-candra）从梵文译成焉耆语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表明这里还流行上演佛教戏剧。而且，一些焉耆语佛教文献直接影响了回鹘文佛典的形成。焉耆还是中古时期西域摩尼教的传播中心之一，吐鲁番曾出土有关焉耆摩尼教寺院的中古波斯文和回鹘文文书。
（荣新江）
阉党
阉党
明代依附于宦官权势的官僚所结成的政治派别。明朝宦官专权十分严重。英宗时的宦官王振，宪宗时的宦官汪直皆曾树有党羽，但至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阉党势力始形成，刘瑾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号称八虎。瑾掌司礼监，永成掌东厂，大用掌西厂。大学士焦芳、刘宇、吏部尚书张綵、兵部尚书曹元锦、锦衣卫指挥杨玉和石文义等皆为刘瑾心腹，他们排斥异己，广取贿赂，权擅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勋戚以下忤意者，谪斥有差；并屡兴大狱，冤号遍道。
熹宗时，大宦官魏忠贤专权，一大批朝官依附其权势，形成明代最大的阉党集团。其成员，内监有王体乾、李朝钦、王朝辅等三十余人。外廷有大学士顾秉谦、魏广微等，其中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其他又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号。此外，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均置死党。魏忠贤也依靠这个集团的势力，打击反对派，扩大权势。顾秉谦、魏广微协助魏忠贤兴起杨涟、左光斗大狱，又以三案为题，残酷镇压东林党。著名东林党人高攀龙、杨涟、周顺昌、魏大中、顾大章等均被迫害致死。阉党崔呈秀等更劝魏忠贤定《三朝要典》，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崇祯初，魏忠贤被诛，诏定逆案六等，阉党主要人物自旧辅以至庶僚，入逆案者凡两百六十余人（见明代宦官）。
（李洵）
鄢陵之战
鄢陵之战
春秋中期，晋、楚为争霸中原进行的一次大战。公元前575年春，楚人诱使郑国叛晋归楚。五月，晋厉公率师伐郑，楚共王领兵救郑，两军相遇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楚军采用以往的策略，在黎明时突然逼近晋军营垒。晋军填井平灶，疏散行道，列队应战。由楚逃晋的苗贲皇献计晋厉公。他认为楚中军兵力强大，左、右军兵力薄弱，应首先改变晋军中、下军严整的军容，诱使楚左、右军进攻中军，这时，晋中军先分兵进击楚左、右军，俟其陷入包围时，再由上、下军配合中军聚而歼之，然后集中上、中、下军与新军共击楚精锐的中军王卒。晋厉公听从了苗贲皇的计谋。楚共王见晋军兵力薄弱，遂率中军进攻，遭到抗击。共王伤目，中军后退，晋军乘势猛攻楚左、右军。激战自晨至暮，楚军伤亡惨重，只得暂时收兵，在夜间补充士兵，准备鸡鸣再战。后因主帅子反醉酒，不能商议军机，楚军被迫夜遁。子反因贻误军机自杀。
鄢陵之战使晋国巩固了霸业，楚国削弱了霸权。晋军创造的攻弱避坚的战术，成为古代战争中著名的范例。
（应永深）
燕
燕
先秦姬姓诸侯国。战国七雄之一。燕本作匽，又称北燕，以区别于姞姓的南燕（今河南延津东北）。周公东征后，周太保召公奭被封于燕，他自己留辅王室，而令其子就封，成为第一代燕侯。
西周、春秋时期，燕的疆域主要包括今北京地区和辽宁西部的大凌河流域，都城在蓟（今北京）。其周围分布着许多戎、狄和■貊部族，仅东南与齐邻接，同中原各国来往较少，国力一直不强。
北京玻璃河出土的堇鼎铭文关于燕侯的记载
燕下都出土饕餮纹半瓦当
燕下都出土兽面纹半瓦当
燕下都出土双龙纹半瓦当
关于西周时期的燕国，史书记载很少，只知当时共有十一代燕侯，第一至八代名号不详，最后三代为惠侯、釐侯和顷侯。
春秋时期的燕国，史书记载也较少，《春秋》经传和《国语》都很少提及。《世本》、《竹书纪年》和《史记·燕世家》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燕世系，但彼此龃龉不合。春秋早期，承西周晚期夷狄交侵的局面，燕国常常受到北方山戎的侵扰。据《世本》记载，燕桓侯曾一度把都城南迁到临易（今河北雄县西北，或疑为今易县）。公元前664年，山戎侵燕，齐桓公出兵相救，恢复了燕的疆界及其与中原周王室的联系，阻止了山戎南下，此后（或更早），燕的都城又北迁到蓟。
战国时期，燕在各大国中实力最弱，但在当时的列国兼并战争中也起过重要作用。燕与齐、赵、中山相邻，四国经常发生冲突，到战国中晚期，争战愈演愈烈。公元前323年，燕易王称王。易王卒，子燕王哙即位，相邦子之深受重用。公元前316年，燕王哙把王位禅让给子之，又收回秩禄三百石以上官吏的官玺，让子之重新任命，并由他决断国事，实行政治改革。公元前314年，子之行新政三年，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聚众作乱，围攻子之。子之反攻，杀死市被与太子平。双方激战数月，死伤甚众。在孟轲的劝说下，齐宣王出兵伐燕，五旬将燕攻下。燕王哙死难，子之出亡，被齐擒获而醢其身。中山也乘机攻占燕大片土地。各国见齐国无意退兵，打算吞并燕国，遂谋伐齐救燕。公元前312年，秦、魏、韩出兵救燕，败齐于濮水之上。次年，赵武灵王召燕公子职于韩，派兵护送回燕，立为燕昭王。昭王即位于燕破之后，立志报仇雪耻，卑身厚币招聚天下贤士，得乐毅等人，励精图治，燕从此强大。这一时期，燕国设有两个都城，上都为蓟，下都为武阳（今河北易县东南），但也有一说认为汉良乡县为燕的中都。燕将秦开破东胡后，将领土扩大到辽东，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有今滹沱河以北的河北北部及辽宁之大部。公元前284年，燕以乐毅为上将军，联合秦、楚、赵、魏、韩五国伐齐，攻入齐都临淄，连下七十余城，齐城不下者只有莒和即墨。齐湣王逃入莒，被齐相淖齿杀死。齐人立湣王子法章为齐襄王，距守。燕引兵东围即墨，即墨大夫战死，城中推举田单为将。双方相持长达五年。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惠王即位。惠王猜忌乐毅，改用骑劫为将。田单进行反攻，收复丧失的七十余城，燕从此国势不振。到燕王喜时，又屡败于赵。公元前251年，燕派栗腹、庆秦攻赵，为赵将廉颇所败。公元前243年，赵派李牧攻取燕的武遂、方城。次年，燕派剧辛攻赵，又为赵将庞煖所败。公元前236年，庞煖攻取燕的狸、阳城。秦乘燕、赵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也不断攻取三晋之地。公元前228年，秦破赵，虏赵王迁，兵临易水，直接威胁到燕国。次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入秦刺杀秦王，没有成功。秦派王翦、辛胜击溃燕、代联军于易水以西。又次年，王翦拔取燕都蓟，燕王喜迁都辽东。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攻取辽东，俘虏燕王喜，燕国灭亡。
参考书目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北京，1984。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李零）
延祐经理
延祐经理
元仁宗延祐年间在江南地区查勘田粮的行动。经理，即查核田土顷亩、理算租税钱粮。当时江南富豪和诸王、寺观等大量隐占官、民田产，强者田多税少，弱者产去税存，赋役不均，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延祐元年（1314），为检括漏隐田产，追征税赋，增加财源，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采纳中书平章政事章闾（一作张驴）的建议，分别派章闾、你咱马丁、陈士英等往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经理，命行御史台分台镇遏，枢密院以军防护。其法：出榜示民，限四十日内赴官府申报本户所有田土亩数，重新登记，作为征收租税的依据；如有欺隐，许知情者告发，依法论罪。由于各级官吏贪刻，且与地方富豪互相勾结，延祐经理成了流毒三省的一项暴政，至有逼死人命及拆毁民屋、发掘民墓以虚张顷亩之事。江西经理田粮，赣州一路受害最深。延祐二年四月，宁都州民蔡五九聚众起兵，七月间两次包围州城。八月初元军破围，蔡五九退入山中称王。不久，元军袭破其所据守的山洞。蔡五九移兵攻汀州路宁化县，福建震动。九月，江浙、江西两省元军合力剿捕，擒杀蔡五九于石城（今属江西），起义失败。同年，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租税三年。五年，又下诏罢河南新括民田，依旧例输税；江西部分地区，因民众反抗，亦曾诏免新税。但实际上，许多地方都以这次经理确定的田土亩积登入籍册，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后来所谓“尽革虚增之数”，只是封建史家的溢美之辞。
（姚大力）
严复
严复
（1854～1921） 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初名传初，后易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幾道，晚号瘉壄老人，别号尊疑、尺盦等。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父亲是医生。严复童年曾从师当地宿儒黄宗彝读四书五经，十四岁时，父卒，家计困难，乃投考沈葆桢所办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以首名被录取，次年入学。这是严复接受西方科学知识的开始，为他以后钻研西学奠定了基础。1871年（同治十年），以最优成绩毕业，派至军舰实习五年，先后随舰巡历新加坡、槟榔屿、黄海及日本各地。1874年，又曾随船政大臣沈葆桢到台湾测量海口、筹备海防。1877年（光绪三年），严复被选送英国学习海军驾驶，先肄业于朴次茅斯，后又入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考课屡列优等”。他留心英国社会政治状况，潜心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术文化，曾到英国法庭实际观察，作中西异同比较。当时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对他极为赏识，引为忘年交。
1879年，严复卒业归国，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次年，李鸿章新建北洋水师学堂成立，又奉调北上，任该学堂总教习，后升任会办、总办。在此任事达二十年，直到1900年才离职他去。在此期间，严复感于仕宦不达，言不见重，曾先后四次应科举考试，欲博一第，但都未能如愿。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举国震动，严复深受刺激，开始致力译著，主张变法图强以挽救民族危亡。同年，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著名政论，以“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精神，公开申斥历代帝王是窃国于民的“大盗窃国者”，尖锐揭露八股取士“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主张废除八股，取消科举制。他还指出欲求中国富强，必须变法，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改革主张。1897年，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以“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为宗旨，著文立说，介绍西学，批评时政，积极倡导变法维新，使《国闻报》成为与上海《时务报》南北齐名的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
严复最重要的活动，也是他毕生最大的贡献，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的翻译介绍。其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译作，是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 （Evolution andEthics，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该书始译于1895年，正式出版于1898年。西方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可以说是从严复开始的。《天演论》出版后，给当时中国思想界以巨大震动，它使进化论的新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给面临民族危亡的中国先进分子以爱国救亡、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启迪人们奋发图强寻求振兴国家的出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当时在知识界流传最广的新格言。辛亥革命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曾评论说，《天演论》出版，“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继续奋力于译事，到1909年（宣统元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AnInquiryinto Nature and Causes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宾塞的《群学肄言》（TheStudy of Sociology）；穆勒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和《名学》（A System of Logic）；甄克思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孟德斯鸠的《法意》（L’espritdes Lois）以及耶芳斯的《名学浅说》（Logic the Primer）等书，共一百六十多万字之巨，而且几乎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名著，足见其功力之深，笔耕之勤。在这些译作中，所加按语多达数百条，十七八万字，除少数为诠释名物外，其余大都为他本人的见解和主张。他还提出“信、达、雅”三条翻译准则，至今仍为致力译事者所尊崇，引为楷模。严复学贯中西，被誉为“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他是近代中国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
严复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1900年曾开名学会于上海，讲演名学。又参加唐才常创立的“国会”，被推为副会长。1902年，他受聘为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1905年，参与创办复旦公学，并在次年一度任校长。1912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文科学长。同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复被荐为首任校长。
辛亥革命后，严复趋于保守。1913年，他参与发起孔教会，极力主张尊孔读经；1915年，又列名于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此后，他还支持宣扬迷信的灵学会。1919 年五四运动中，还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加以诋毁，保守思想日趋严重。晚年衰病， 1921年10月27日卒于故里。
参考书目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
（王汝丰）
严耕望
严耕望
（1916～ ） 中国历史学家。号归田。安徽桐城人。以研究中国中古史、地方行政制度及历史地理而知名。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转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并随钱穆、顾颉刚等研习历史。1945年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自荐，得入该所工作，专心撰述《两汉太守刺史表》（1947）、《唐仆尚丞郎表》（1956）、《秦汉地方行政制度》（1961）、《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 （1963）等书。后两者为地方行政制度史的研究开拓门路，《唐仆尚丞郎表》考辨精细入微，是其中年以前的代表作。
严耕望于1963年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其间曾以访问学者的身分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作学术交流。197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自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退休后，继续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香港新亚研究所教授。在香港教学之余，又出版《唐史研究丛稿》（1969）、《治史经验谈》（1981）、《治史答问》（1985）及《唐代交通图考》等书。“治史”两书是他毕生治史经验的总汇，内容平实，最便初学。从两书中，可知其治学功夫扎实，对基本史料能进行精细研读，更能持之以恒，故能有所成就。《交通图考》是他中年以后的力作，从1946年起，便致力于此项研究，共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至今仍未完成。该书从文献史料入手，兼参考考古发现，辨析入微，是近代考史的杰出著作，也是全面研究中国交通史的作品。
（刘健明）
严嵩
严嵩
（1480～1567） 明朝权臣。字惟中，一字介溪。江西分宜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旋病休归里，在分宜城南之钤山，读书八载，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正德十年（1515），奉旨还朝。久之，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嘉靖七年（1528），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朱厚熜喜，迁其为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寻改吏部尚书。十二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吏》，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街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
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国政近二十年，同其子世蕃、义子赵文华等广结党羽，操纵国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他利用世宗“果刑戮，颇护己短”的弱点，以事激怒世宗，戕害他人以成己私。大力排除异己，先后杀害首辅夏言、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以及揭露其罪行的杨继盛等。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加剧了“北虏南倭”之患；招权纳贿，肆行贪污，进一步败坏吏治；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渐为世宗所疏远。御史邹应龙、林润等先后弹劾严氏父子罪行。四十一年五月罢职；四十四年三月，被削籍抄家，子世著及其党羽罗龙文等伏诛。两年后老病，寄食墓舍以死。著有《钤山堂集》四十卷。
关于严嵩的评价，近年来有人提出严嵩不仅是颇有名气的诗人，而且能引用贤才，奖掖后进，对北虏南倭的政策正确，也无诬捏他人至死之事。因此称其为奸臣值得商榷。
（彭云鹤）
沿海贸易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