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父母怎么样管孩子》
我们为何“管”孩子？
看下列三个案例：
乔西和马可是对双生子，10岁了。他们每周有两次要在早上4点半起来，摸黑穿好衣服，赶去练习曲棍球，早餐只能在路上吃。父亲对这俩孩子的运动前途充满信心，管他们叫“球场双雄”；孩子生日时，毫不吝啬地给他们买昂贵的手套和球棍。母亲对此则有些担心，因为几周以来孩子上课老打瞌睡。不过，“他们喜欢曲棍球，孩子的爸爸又那么骄傲”，母亲还是支持多过反对。
金妮在纽约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读高二。她哥哥上了常春藤大学联盟的一所学校，那也是他们父亲的母校。而金妮成绩却不佳，老得C或B。她的自身极为成功的父母打来电话，忧心忡忡，担心金妮患了“精神不集中性多动症”，尽管老师和医生都不这么看。
玛雅，一个害羞的14岁女孩坐在我面前焦虑地谈着：上周，她母亲带她去医院做鼻子整形手术，半路上玛雅哭起来，求她母亲取消手术。这原本是父母计划送她的生日礼物，玛雅自己并不想做，但她知道那样妈妈会不高兴。最终，妈妈做了让步，把她带了回去。
过去孩子们常被按智力分为三种：中等智商、中等偏上以及中等偏下智商。除了少数几个最受欢迎的孩子，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因为没有入选球队，或过高（矮）、过胖（瘦）、过傻而受到嘲笑，但我们依旧过得不错。我们考试有时拿B，有时拿C，偶尔得个A；有一两个知己，一群吃吃喝喝的好友；有些爱好，甚或热衷一两种运动；父母有时会对我们乱七八糟的房间唠叨不停，但大多数时间是听之任之。
当然，班里似乎总有一两个天赋异禀的孩子，他们5岁就知道自己将来要上哈佛，做神经科专家。在我们这些智商中等或偏上，但身心健康的孩子看来，他们简直就是“怪物”。
但今天，家长渴望拥有恰是这些曾被视为怪物的“完美”孩子——他们雄心勃勃，极富竞争力，视瑕疵为憾事，务必尽全力除之而后快。乔西、马可、金妮、玛雅们随处可见，父母不断“鞭策”这些听话用功、智商中上的孩子，让他们跟最好的老师学小提琴，九年级时就给他们找家教开始准备SAT考试。有的父母仅仅因为孩子喜欢动物，就想当然地认为他绝对是学医的料，应该为此早做准备。
对这些父母来说，成绩是Ｂ只是可以接受，但不够好；考上大学也不会让他们称心如意，一定得是常春藤联盟学校，否则不如不读。会打一种球没什么了不起，你得打进秋季的足球联赛、冬季的篮球联赛、春季的径赛，而且至少要是其中某个队的队长。以前人们眼中的优秀的孩子现在则被看作平常人。让孩子自由选择、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过去天经地义，现在却早已过时。如何让外界更重视你的孩子，如何让他更“完美”，这才是父母孜孜以求的目标。
我们习惯了培养子女时种种过分的做法，以致忘记了什么是过犹不及。即使从邻居那里或家长会上不时听到反例的发生，我们还是若无其事地继续对孩子实施“高压政策”。事实上，“高压政策”逼迫的不仅是孩子，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付出的足够多吗？是不是应该付出更多？孩子将来不会辜负我们的厚望吧？这些问题没有一天不咬噬我们的心，让我们寝食难安。
显然，上面描述的父母都是情感理智健全的人，或许就跟你我一样。通过与许多这样的父母接触，我发现，很多人担心这样做最终会害了孩子，毕竟他们自己的父母在养育子女上并没怎么使劲，但现在他们不也过得不错？
当我提到“逼迫式家教”这个词时，家长们都点头微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其表现如下：
○ 用学习、训练或各种培训课程填满孩子的日程表，不给他们任何自由支配的时间。
○ 不惜任何代价（身体、心理或金钱上的付出），只求孩子考试拿A，运动场上出众。
○ 强迫孩子学这学那，目的只是打造一份“辉煌”的个人履历，无视孩子真正的兴趣和爱好。
○ 干涉孩子与老师或教练的友谊和联系。
当然，我们不会故意把孩子说成有“学习障碍”，让他大玩特玩，也不会试图贿赂大学录取官以确保孩子上第一志愿的学校，尽管确实有人这么做。“逼迫式家教”不会这样，但却在另一些方面走了极端。在家长的逼迫下，孩子得到的信息是：他们没有能力对自己和周围的事做出判断、决策；表象的意义大过真实，实际的生活没有那些响亮的名头（如田径明星、优等生、哈佛毕业生）重要；父母不相信子女能凭借他们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
身为父母，我们当然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孩子的成长最有好处，但很多人发现，他们已经偏离了子女教育的正轨却又不知原因何在。家长们为何不再信任孩子，放手让他们去展翅飞翔呢？这本书或许能给你一个答案。
我们为何“管”孩子？
请看下列文字，如果你已为人父母，我想你会很难平息内心泛起的焦虑。
当地报纸报道你女儿的同学芭芭拉已被哈佛大学提前录取。她将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同时她还是校垒球及篮球队队长。她的彩笔画在全州高中生艺术展上备受赞扬，她还曾利用暑假去日本和法国进修美术。而你的女儿还在苦思申请大学的论文，并且气呼呼地拒绝你的帮助。
似乎周围所有的孩子都在打棒球，除了你不争气的儿子。他对所有集体运动都毫无兴趣，还说如果你再逼他，他就离家出走。其他孩子都在练习球技，结交新友，单单他落身人后，不思进取。
五年级的学习竞赛结束了。这次校方很大方，很多学科、技艺都设立了奖项，但少数几个什么奖都未获的学生中偏偏有你的儿子。你不知该和他说点什么，回家的路变得漫长无比。
你9岁的女儿拒绝再学钢琴。不论你好说歹说，她就是一句话：“真烦，我再不想练了”。你已经给她付了两年的学费，当然，你并不认为学钢琴很重要，但她再没有其他特长，这让你忧心忡忡、不知所措。
朋友告诉你他女儿准备上SAT考试辅导班，而且已经在区里最好的学校报了名。她跟你的孩子一样，都在读八年级。参加SAT考试是三年后的事。但你开始整日寻思，是否也给孩子去报个名呢？
很多自命理智的父母如何处理这些该打Ｂ＋的情况呢？他们想的是应该做点什么以使孩子拿到Ａ，他们感到有必要加强这些“就要完美”的孩子的教育。
这种“管”孩子的冲动极为普遍。主流媒体的作家、编辑不顾自己抚养子女的种种问题，对此火上浇油、大加吹捧。《华尔街日报》曾专门介绍哪项运动更符合常春藤大学的胃口；《纽约观察家》更是开列了超级（也是最贵的）SAT辅导老师的名录；《纽约》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题为：四岁儿童的无知会毁了他的一生。
过去一所学校的排名情况无人关注，现在却成了地方报纸杂志的头条新闻。《新闻周刊》曾对全美的高中作过排名，标准竟是学生参加并通过高级课程考试的比率这样浮夸的、毫无实际意义的数字。
应运而生的各种相关行业日益兴盛，老师、教练、益智玩具、学习指导、SAT备考书等层出不穷。感谢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牛市，家长们舍得大把大把掏钱，沉醉于给孩子提供自己不曾拥有的机会中。在他们看来，为孩子找辅导老师、购买体育器材花再多的钱也绝不可惜，毕竟对孩子的教育进行投资总是“值得”的。
必须“完善”的不仅仅是学业和体育成绩，外貌也成为衡量孩子优秀与否的尺度。如果孩子不幸长了个大鼻子或胖臀，那么节食、整形、吸脂便会无所不用。过去美容仅能做到皮肤表面，现在可以说只要你的钱袋有多深，美容便可以做多深，而现在家长们的钱袋总是沉甸甸的。
最后，各种各样的“科学结论”也是父母心甘情愿跳上这艘压力巨轮的动力。关于儿童成长的证据确凿的科学报告出来了，但大众媒体只登载其中最通俗易懂的部分。盲从科学的人们逐渐相信，给襁褓中的婴儿听法语磁带一定能对他的发育起重要作用，孩子最终会因此而成功。过去人们只是认为，小孩子学外语可以掌握一把开启新天地的钥匙，现在家长们走向了极端，他们觉得不给孩子报名学外语，不给婴儿手里塞点儿益智玩具便是不负责任。
对家长来说，可怕的是不能抑制这种“管”孩子的冲动。父母想让自己的孩子幸福，而在他们看来，成功即是幸福。家长们感到肩头的重担：他们有责任让自己的孩子掌握通往成功的十八般武器。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正是在意自己的孩子，才要“管”他们。
“管”的恶果
何为父母？我同无数的父亲母亲讨论教育子女的问题，他们对此相当苦恼。他们并不想盲从，但又不知怎样做才对，他们觉得像在进行一场赌博。这本书试图描述的是促使家长们对孩子采取“逼迫式教育”的压力和动机；分析这种做法对你、你的孩子和家庭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们相信，当父母重新审视自己养育儿女的目的、重新审视自己的孩子时，他们就会认识到，听从自己的本能，发挥儿女的天性才是最好的家教良方。
别人都这样做(1)
可能的亲密与幸福
太多的错误，最初都以爱的名义开始。
我中学隔壁班有位教语文的黄老师，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我们家前面一幢楼里。我读书的时候，她正值盛年，人美而且精明，教书和过日子都是个厉害角色，一个儿子毛毛，正上幼儿园，憨头憨脑，顽皮可爱。傍晚我们全家出门散步的时候，常能遇见黄老师用自行车带着毛毛匆匆而过，问起，黄老师充实愉快地说，学英语，学钢琴，学乒乓球……；后座上的毛毛要么就困得睁不开眼睛，要么就怒气冲天地朝人做鬼脸。后来我毕业了在外读书工作，就很少见了。
一眨眼十几年过去了。去年春节的一个傍晚，我回老房子取东西，碰见黄老师——要不是黄老师主动打招呼，我一点儿也没认出来——一头黑发全都白了，没有染，没有烫，乱蓬蓬的，身上的羽绒大衣不怎么干净而且冒出不少羽毛岔子，脚下一双时下根本没人穿的保暖鞋。黄老师一把拉住我，问我的情况，不等我回答，就滔滔不绝诉起了苦：这一切都是为了毛毛。
三年前，上中学的毛毛，学习非常糟糕，而且经常打架不回家，当时正赶上长春流行中学生出国，黄老师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凑够三十万元，把毛毛送到了新西兰，希望毛毛在新环境里有新的开始。结果毛毛读预科一读就是三年，整天胡混，什么大学都没考上，如今预科也不读了，就整天胡闹着，但坚决不肯回来，说这么多年受够了，要过自在的生活。每个星期他都打电话回来，要钱。跟他妈妈说，你不寄钱来，我就去抢，抢不到，我就死给你看。于是黄老师就拼了命地挣钱，办辅导班，编材料，然后汇款过去。三年来，没有休息过一天。黄老师说，她现在一点也不想毛毛了，甚至让他死的心都有。家里电话一响，她头就大了，就怕是毛毛，就怕是又要钱催命来了。
黄老师和儿子毛毛的故事并不罕见：勤勉上进的父母似乎总是摊上邋遢反叛的逆子。我做记者以来，采访中遇到不知多少类似的例子：为孩子考中央音乐学院，舍家撇业赁屋陪读的父母们，为孩子的脆弱和敏感而放弃爱情放弃婚姻寡居的妈妈们……但是这父母的牺牲和放弃，有什么能保证一定换得来子女的成功，换来理解、爱，换来亲密美好的家庭关系呢？常识告诉我们，被压得太紧的弹簧，弹起来力气吓人，被冀望过高的孩子最容易在脆弱的时刻走向反叛。常识还告诉我们，让双方都感到舒畅的关系，是不要背负过多的报答、歉疚情绪的，更何况要求以“远大前程”为回馈的牺牲和付出呢？从长久看，沉重的爱常常会腐蚀，会破坏。
哪个母亲十月怀胎生下宝宝，都会本能地视其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就像是有一股离心力一样，使得这种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像所有的人人关系一样，保持适度距离为的是关系持久；为了互不伤害，就要建设完整的自我。也许这样说，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但是就我们的现实而言，并不是没有针对性。而且这也不完全是一件悲哀的事；相反，这样低的起点，正可能生长出更高级的人人关系、更完整的人的成长、更安全的家的亲密与幸福。
以我们和父母的关系为例。小的时候，我们姐妹三个，爸妈刚刚平反回城，生活困窘，父母担负着发展自己、发展家庭的责任，所以他们不可能“一心一意”只做妈妈爸爸，他们不愿意也没有条件放弃自己，所以，虽然他们不比任何一个妈妈爸爸少爱心，但比较起来，不可能那么全神贯注，不可能彻底牺牲——但反而因此没有给我们的关系造成什么硬伤。长大以后，渐渐发现彼此，渐渐被对方吸引，对方更多的是作为独立个人的魅力，而不是“父母”或“子女”这样一种身份带来的义务，将我们紧密相连：异乎寻常地亲密友好，息息相通。
没有人因为放弃自我而得到幸福，更不容易的是希望在别人身上再现自我而幸福。血缘关系，也不能给我们例外的权利。父母对孩子有责任心，也不能意味你可以代替他（她）选择目标，甚至强制执行。因为，“你”和“他（她）”的关系，不过如此：两个人，必然独立，必然孤单，必然地各有命运、各有分寸。所以，你就不能强制“他（她）”把“你的完美”当成“他（她）的完美”去争取、去牺牲和实现。
也许说得过于冷酷和极端了，但，多少有这样一层意识作均衡，爸爸妈妈们，在对待自己孩子的时候，会学习不那么用心良苦，不那么破釜沉舟吧。让爱，是萦绕，但不是缠磨；让责任，不是直接的破坏和改造，而是间接的启发和培育。
这本出自谷瑟蕾博士多年临床和调研的小书，非常科学地证明了“管”——压迫的、强制的关系的不可能和种种弊端；此外还拓展了传统的父母“为孩子理解和定义的”“成功”和“幸福”的概念。对众多过于“热切”的家长，诚恳地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的角度：父母与孩子之间，成功的未来与现时的愉快之间，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流行的社会标准之间……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时机，从容理性，真诚面对。
刘天时
2004年3月
别人都这样做(2)
别人都这样做
一切从何时开始？从儿子最后一个学说话？从女儿第一次参加学前面试失败？从孩子棒球赛失利，还是没有被选进优等生班？
迟早我们要面临这样一个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孩子至少在某些方面确实不是最好、最聪明、最漂亮，总之不是“完美”得令人嫉妒。这让人郁闷，不是吗？前一秒钟你还幻想着孩子容光焕发地接受诺贝尔奖或是全国图书大奖，而后一秒钟却发现和你坐在乱糟糟的房间里的还是那个平常的小子。
其实，认识到孩子的弱点在教养过程中至关重要。在理想状态下，你和孩子心神相通，能够想出合适的办法帮他们克服所有弱点。但大多数情况下，你能给他的就是接受与慈爱。也许我们的儿子不适合当总统，也许女儿在另一家幼儿园会很出众。有时一点儿努力就可以让事情好起来。孩子不说话，去医院做个检查，看是不是听力出了问题；孩子没有进优等班，和老师谈谈，看看孩子需要在哪些方面稍做努力便可进步。
也许你认为这些做法都不行。你在琢磨听说的一个名师，或者想到了你的邻居——幼儿园一位有力的基金募捐者，也许求他给园长写封信，你过于顽皮的孩子就可顺利入园。也许你想找老师求求情，为学校多出点儿力，这样孩子就可以进优等班。
在考虑这些办法时——找老师求情还是在后院搭个篮球架让孩子多练习；给学校捐款还是换所似乎稍差一些的幼儿园，我们都不能避免选择带来的压力。其实，身为家长的压力就是做选择、拿主意的压力。社会的发展、竞争的加剧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再加上我们感到有必要“管”孩子，要做出明智的决策就更难了。
著名的儿童成长专家梅尔·莱温先生曾说：“成年人做好一件事就行，儿童则必须面面俱到。”我们知道自己擅长教书而不是网球，擅长金融分析而不是做家务。我们根据自己的志趣和技能做出选择，加上运气和意志的帮助，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过上快乐的日子。而儿童得学好数学、语文、外语、自然、体育，还要尽社区义务、锻炼领导才能……随着竞争水平提高，儿童面临的压力日趋严重，更加不幸的是，这种压力多半来自父母。我们希望子女成才，这无可厚非，但又不愿意接受因过度强迫子女而造成的苦果。这正是本书想要帮你解决的问题：如何让你的孩子健康发展？“管”孩子没错，适度的压力会起好作用，反之却会造成难以预料的恶果，那么如何把握这个度？
当然，有些家长并不在乎。在他们看来，逼迫子女天经地义，很难让他们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如果你已经打开本书，就说明你是开明的，愿意做出改变。你可能正在担心孩子的生活秩序被你的强求打乱，你愿意从这本书里找到正确的做法。我见过很多同你一样的父母，他们为子女将要步入一个竞争残酷的世界担心，他们想尽力帮助子女成功，同时也希望子女独特的天性不会被凡尘湮没。
然而很多家长不能领悟养育子女的真谛。出于一些被误导的原因，我们感到孩子最终的成功完全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做个胜利者，自己不行，那么孩子要赢。这已毫不新鲜，我们看到太多的相关介绍：能够让孩子进入最好的大学的辅导名校、需要投入大量金钱和心血的训练营地……家长们注定能遇到其中的一个。
为了孩子，父母们你争我抢；为了孩子有份与众不同的“金色”履历，父母甘心忙碌一天后，还要开车送5岁的小孩去城市另一头学琴，或者每小时花60美金请教练指导孩子打网球……而这些时间他们本可以和孩子快乐地吃饭、聊天或游戏。
通过与无数家长的交谈，我发现没人愿意逼迫自己的孩子，但又都觉得不这么做不行，否则任其自由发展，他们担心孩子长大后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落伍。是否为孩子争得一个好班级，是否八年级就把孩子送进ＳＡＴ考试辅导班，是否该让孩子去球队受训因为听说常春藤联盟大学在运动方面要求很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这种担心影响着家长们的决策。
是不是孩子就必须有哪个特长？如果适得其反呢？作为家长，我们总是感情用事。孩子哭了，就得哄；孩子跌倒了，就得去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必须依赖自己的感受来抚养子女，所以当我们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去逼迫、催促、训导子女，也就很难考虑其他问题了。
但事实上，大多数人会在心底质疑：“我这样做是不是疯了，孩子吃得消吗？”
当然，首先我们得承认人类天生就要竞争。天性让我们要做最好的，让自己的孩子做最好的。弱肉强食法则告诉我们，最富的人会拥有漂亮的房子、车、女人。但幸好，灵魂和思想上的满足是物质无法相提并论的。
可悲的是，尽管有发达的思维，我们仍然不能控制一些指导我们养育子女的粗浅而模糊的想法。这些想法——或称为“冲动”——使我们无法理智地做出正确的决定，进而留下后患。表面上这些冲动无法辨识和控制，但我想至少我们可以从个体的角度加以分析。下面将逐一介绍父母强迫子女的7种动因，并对如何控制这些冲动，为孩子的生活保持平衡提供一些有益的见解。
如果有一纸协约，规定父母放下逼迫子女的“武器”，大家都会罢手的。但如果不是这样，而只有我们放松了要求，辞退了家教，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会被落在后面，成为生活的败兵。
在球场边、候诊室、家长会上，我们不断听到人们这样那样的私语：“孩子一出生，立刻要抱抱它，否则将来他肯定跟你不亲。”
“孩子3岁了，赶快让他学外语，长大再学就难了。”
“他们现在不会Ｔ型球，将来打棒球就不行。”
“八年级数学不好，高中就不让学微积分。”
“现在不参加课外活动，对申请大学可不利，大学认为那样的孩子没有恒心。”
美国是个充满机会，每个人都可以一展身手的民主国家。建国者认为民主的含义是人的自由不可侵犯；而在21世纪的母亲看来，民主就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起跑，当然，前18年是父母推着或带着他们跑。
随着生育高峰的到来，家长渴望子女成功的压力甚至在怀孕时就开始了。最近我从电视里看到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神情严肃地讲述自己生孩子的经历。听从专家建议，他们吃着富含微量元素的食品以净化身体，为怀孕的最佳时机做准备。4个月后，专家说他们可以尝试了。就像期望的那样，他们立刻怀了孕。孩子未出世，似乎已占尽先机；整个怀孕阶段，他们严格的饮食制度丝毫没有松懈。
从怀孕起母亲就感到孩子的健康、聪明以至终生的幸福都系于己身。因为专家说要如何如何才能生出一个更好的婴儿，她们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否则以后埋怨自己：“如果没喝那么多咖啡，孩子一定会得到联邦奖学金。”“要是那时多吃点胡萝卜，他的视力一定比现在好，空军飞行训练学校一定会录取他。”“当初要是让她吃一年而不是两个月的母乳，她该不会得这种可怕的过敏症吧？”那真是追悔莫及。
今天的母亲最懊悔的是不能以“完美”的方式生下孩子，因为她们错误地相信，如果事前严格遵守那些规矩和教导，事情一定会非常顺利。我认识一位受过教育的女士，她生第一个孩子时，事无巨细皆以“科学”为据，结果孩子还是得开刀取出。后来她说：“我太失望了，甚至有点儿不喜欢这个孩子。他出生后的头几周我老是回想分娩的过程，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如果准备得再好点，是不是能把孩子自然生出来？”
其实，任何一位产科护士或医生都会告诉你，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尽管更好的孕期照顾确实可以让生产更为顺利，婴儿更加健康，但就算最有节制、知识丰富、意志坚定的妈妈在生孩子时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出现问题。但在有些母亲心里，坏运气似乎是不存在的，她们相信，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这些未来的莫扎特、伦勃朗身上，一定是自己努力不够。
孩子在母亲肚子里时，事情还没那么复杂。该吃什么、喝什么、听什么，完全可以掌控。一旦孩子出世，父母便开始与整个世界较量。你的孩子比邻居的孩子高还是矮？更爱睡觉还是更警觉？初为父母，你希望孩子一切都是最好的。打孩子落地起，你似乎对每件事都没了把握，各种意见、指导、专家式的建议都让你如获至宝。如何养大孩子？你得到的答案就是：
邻居在“管”他们的孩子，亲戚在“管”他们的孩子，电视上所有的家长都在逼孩子学这学那。3岁的孩子在学日文，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说他两岁的孩子已经在学西班牙语。媒体不断地用神童的故事刺激我们，还告诉我们种种育儿良方。电视里一会儿是一个两岁的天才高尔夫球手成功地击球入洞，一会儿是女老师在推销如何教孩子做运动以提高他们智力的书籍。
慢慢地，自己那个孩子——那个不是快活地做泥巴馅饼，就是看电视打电子游戏的小家伙——似乎有些暗淡无光。这不是说他一定要赶上周围那些富有天才和特长的儿童，但是我们一定开始担心，这样下去，社会怎能认识到他的聪慧和不同凡响？别的孩子收获时，他就只能两手空空。
别人都这样做(3)
在嫉妒和争强好胜的双重煎熬下，我们寝食难安，尽管明明知道有些事是瞎编的。最近一本有名的妇女杂志刊登了一家6个明星孩子的故事。从8岁到15岁，这几个天才儿童的生活被旅行、演出、结交明星和挣钱填满，但文章却强调说，“他们和其他普通孩子一样”。他们的妈妈自豪地介绍说他们都有朋友，也做家务、写作业；他们只是比别的孩子多学了点技艺，更有能力和决心罢了。看到这些，我们不能不想，难道自己的孩子不能成为明星吗？我们可以为此做点什么呢？尽管这本杂志上月的一期还刊登了若干童星吸毒、离家出走、十几岁就离婚的悲惨故事，我们依然不能摆脱让孩子成名成腕的幻想。
当然真正鼓励孩子踏上“星途”的父母只是少数，我们更关心的是孩子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各种竞争。他们入睡后，我们会讨论他的吃相是否斯文，他在训练中的表现是否能入选全明星队，或是考试成绩的好坏。只要孩子比邻居的小孩好那么一点点，我们就会非常欣慰，起码也得和邻居的孩子一样好。因此，如果邻居的小孩在补数学、练棒球、准备上学前班，我们的反应肯定会一样不落地照做，因为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我们自己感受这种竞争大概是过去参加ＳＡＴ考试的时候。但那时，即使成绩不好，也茫然不知这会对自己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什么影响。那时没有人“备考”，因为人们说这没用，我们也就听之任之。在现在这个追求完美的世界，我们的孩子一样可以不用准备就上考场，但是想想吧，一旦准备了，他将可能是少数精英中的一个。如今，ＳＡＴ辅导已经成了一种产业，各种图书、ＣＤ、网站、各种冲刺辅导班以及名师应运而生。如果你没有让孩子为ＳＡＴ考试做准备，那简直就是对他的失职。
很多父母用ＳＡＴ考试说明自己逼迫孩子学这学那的苦心。过去的父母不会这样做，他们的孩子也很好。但时代不同了，现在每个人都这么做，过去认为是“多余的”现在则是“必要的”。如果人人都停下来，自己也可以放手。可是当所有人都在想如何让孩子更胜一筹时，你怎么能松懈呢？这就像削减军备的改革，每个人都觉得是个好主意，可就是没人首先放下枪来。
成功的空间很狭窄，这一认识让子女教育的战斗更加激烈。想想抢凳子游戏。你蹒跚学步的孩子正在参加一个生日聚会，凳子摆成了一圈。9个孩子围着8张椅子绕圈，突然音乐停下来，孩子们抢成一团，待尘埃落定，你发现只有你的小家伙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简直很难说谁更伤心欲绝，是他还是你。要不是社交礼节的约束，你早就冲到隔壁拿张椅子给他了。
抢凳子只是个很简单的游戏。赢者坐下，输者站立。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折中的可能。即使最好的朋友也不会分坐一张椅子，也不能靠伶牙俐齿获胜。每一回合，总有一个人要败下阵来，最终只有一个胜者。在这个游戏里，成功的概率很小。
现在的父母把孩子的生活看成一场更严峻的抢凳子游戏。目的当然不是抢得一把椅子，而是去“获取成功”，但两者提供的机会都是有限的。如果你的孩子行动迟缓，反应不迅速，没有适时坐到椅子上，他肯定会被清除出局，因为其他孩子已捷足先登。
这种认识潜在的含义是，与你的孩子竞争的其他孩子都是他的敌人，至少是竞争者。
这是真的吗？生活真是这么残酷吗？很多成年人都会点头称是。工作中，有人得到加薪、晋升，有人却没有；有的人非常灵活，在别人排队时，他已通过预定得到了紧俏的音乐会门票；有的人得到大宿舍，因为与舍监关系好。总会有人比你多打算一步，早出发、多跑腿，得到的当然是胜券。对成人来说，把生活看作一场争斗自有道理，也许还大有好处，但在教育孩子时给他们灌输这个观念是否恰当呢？
多数父母接受了学校教育的模式，因此，让孩子进入一流的学校（幼儿园、中学、大学）就成了家长苦心追求的目标。然而学校的名额是有限的，这是一个节奏更快，也更重要的“抢凳子”的游戏，如何为孩子谋得一席之地呢？只有最好的才能获胜。
比尔·盖茨辍学闯天下，成就微软帝国的事业；查尔斯·施瓦博患有阅读障碍，却创立了一家成功的投资公司。然而人们对这些违背这一定律的例子熟视无睹。
人们现在不仅对ＳＡＴ考试十分紧张，连入幼儿园也变成头等大事。据《纽约时报》报道，纽约一些指导孩子进幼儿园和小学的咨询师每小时收费高达300美金。他们指导孩子如何用眼神交流，微笑；大点的孩子还要学习如何做得自然，让人想不到自己曾参加这种培训，总之要很保密，因为学校强烈反对这样做。为什么依然还有家长花钱让3～5岁的孩子学这些东西呢？马克斯·卡罗先生是弗吉尼亚州教育咨询协会的理事，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父母们把私立学校看得过高。他们以为孩子不能进私立幼儿园，以后就没法上好的学前班。而如果上不了哈佛，孩子的一切都完了。”
这是那些凡事都要为孩子做到最好的父母们非常极端的做法。另外一些父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但看到有关报道后他们也会考虑，要是放任自己的孩子在街上游荡，满脑子都是超级英雄或比萨饼，在与别人的竞争时他们就会处于劣势，而一次咨询却有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从事“完美儿童培养”行业的收费水涨船高，父母面临的压力和焦虑也越来越沉重。据《哈特佛德报》报道，6年前，康涅狄格州米德费尔德学校的八年级学生有一半以上被该州著名的查沃特罗斯玛丽大学预科学校录取，而今年被录取的只有几个人。彼得·菲力蒲先生是赫茨科斯学校的录取官，他说，自1995年以来申请他们学校的人数已经涨了1／3，而录取率现在仅为27％。
2001年春，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从150份高中毕业生的大学申请论文中选出5份在电台播放。尽管听听高中生如何把自己推销给大学很有趣，但这种做法却不合情理。因为这些文章应该只有录取官才能看，这样做不仅玷污了大学申请过程，而且刺激了家长们竞争的决心。
类似的报道充斥着媒体，几乎到了另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它们传递的信息很清楚：要孩子成功，赶快送他们去受训，去练球，去美容，时不待人啊。
人有竞争心，无可厚非，焦虑发愁也在所难免。为人父母的重要职责不仅是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还要“武装”他，让他生存下去，如果能成功，再好不过。对很多父母来说，送孩子进哈佛、普林斯顿的竞赛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也是一切家教背后的动因。但是如果坚持这种教育子女的方式，问题会日益严重。
过度强调成功和完美、打造天才少年以及媒体的大肆渲染、邻里之间的攀比，这一切已使人们无法看清儿童成长的真正要义。16岁的孩子接受辅导，让他熟悉数学公式，以便更有信心地参加考试，这没什么不对。但是，从孩子两岁起就给他施压，让他做得比现在“更好一点，更多一点”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因为“人人都这样做”，所以要采取逼迫式家教，而过分强调“目标”的心态更是元凶。大人的生活是由目标构成的：工作时我们要达到某个目标；娱乐也有目标，骑自行车是为了锻炼心脏、保持健康。我们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乐趣，如果减肥成功或学会了一门外语，我们会洋洋自得。很自然地，我们把这种感受强加到孩子身上。如果能成为校队一员、赢得数学竞赛胜利、会弹钢琴，他们就难道不开心吗？确实，谁都想取得成就，但对孩子来说，过程最为重要。况且如果目标是自己定的，实现它当然会快乐无比，但如果是别人强加给你的，那就索然无味了。
比尔·约翰逊是1984年冬季奥运会的滑雪冠军，他的经历是典型的为目标而生的悲剧。没有什么职业比当运动员更强调目标的实现，在最高水平上保持优异的成绩需要他们全身心的投入（正如获得过8次全美田径比赛冠军的里恩·詹尼斯所说，“你不训练可以，但别人会练的”）。比尔经过80年代的辉煌后，他的目标是2002年奥运会冠军，但40岁的他已力不从心。为了引起教练的注意，他参加了阿尔卑斯滑雪锦标赛，结果差一点儿失去平衡丧身山崖。更令人唏嘘的是，他得到奥运冠军后的生活非常悲惨，他和妻子离了婚，放弃了两个年幼孩子的抚养权，没有工作，甚至没有长期的住所。他的一个老朋友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比尔还是小孩时，就梦想着赢得金牌。我想他不知道生活中还有别的什么。更可悲的是，他后来的生活就是同那些同样值得珍惜的东西作战。”
过度强调目标或奖励会在孩子身上产生副作用。一位母亲在跟我讨论时，提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经常告诉他们要尽力而为。但现在我想他们也许以为我是要他们去赢，去打败别人。”她的想法没错，在孩子们看来，“尽力而为”就是要“完美”。没有几个小孩会认为自己能做到完美，如果试图这么做，对失败的恐惧会造成孩子的焦虑和压抑。
我们这一代人是用努力和奋斗换来今天的成就，从这一经验出发，我们感到逼迫子女成功是有道理的。我们拥有的东西比父辈多多了，我们希望下一代至少不会输于我们。回首走过的岁月，我们清楚地看到自己做出的明智选择和犯下的错误。劝孩子放弃冰球、学习拉丁 语或击剑时，我们知道自己的决定对孩子的将来意味着什么。
然而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期望给子女带来的压力。在教育孩子时，我们已经不是以孩子为中心，而是以家长为中心了。正如大卫·厄尔金在《后现代家庭：新的不平衡》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家长对孩子的态度已经改变，这是为了让他们更适应我们成年人的生活。“以前觉得十几岁的孩子很幼稚，现在看他们是无所不能。我们不得不这么看，因为我们必须让自己相信，他们有能力应付这个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如果为了工作我们不得不把孩子交给看护中心，我们就必须相信孩子能独自应付外面的一切。如果孩子放学回家一个人呆几小时，我们得让自己相信不会有什么事发生。如果孩子只能独自乘飞机去看你的前妻，你不能考虑他是不是太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感到孩子就是个小大人，任何事都能办到，因此提出超越他们能力范围的要求似乎无所谓。“人人都这么做”，会错吗？
试图让家长们退后一步很不容易，没人愿意首先从这场战役中退下来。可喜的是，有一些父母已经认识到如此教育孩子的危害。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区人们组织了一个“家庭生活第一”的社团，他们拒绝让孩子参加过多的训练，尤其在假日里。尽管有些教练对此大加反对，他们强调运动可以锻炼体魄和意志，作为运动员申请名校可谓易如反掌，但这些父母依然坚持减少孩子课外补课、训练的时间，而是让孩子真正享受做孩子的乐趣。
十个专家有九个都这么说(1)
我们逼迫子女，因为专家说这的确有效。他们向家长推荐最合适的育前饮食、婴儿大脑发育促进剂、儿童成长计划，最重要的一点是教会家长尽量委婉地对孩子说“不”。尽管我们自己从未尝试过这些东西，但我们依然相信如果不从一开始就抓住每个能促进孩子成长的机会，他一定会被远远落在后面。
事实上我们信以为真的那些“成长剂”、“补脑剂”的效果经不起科学检验。很久以前，我们的父辈养育我们时，他们认为子女的聪明或愚笨是遗传决定的。C．波特先生和他人合写的《大脑的工作》一书这样写道：“智力是与生俱来的，不可能通过教育或训练习得。幸运的是，它可以轻松测量。”这就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思想。父辈们根本不读什么育儿书籍，他们认为，除非与那些天才的思想家、音乐家或运动者联姻，否则就只能看着子女在命运的摆布下生存。这样养孩子多么简单！
回顾过去，今天的父母只感到不可思议。我们生活的世界，婴儿发育成长的方方面面都被视为大事。20多年前，一项“奇妙”的研究发现，子宫里的胎儿可以辨别母亲的声音。听到这个消息，准妈妈们开始用充满慈爱、极富情感的声调与之“交谈”，试图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培养还是个胚胎的孩子。受此现象启发，孤星公司推出了“宝宝之音”，一种“听肚子里胎儿的声音，与之交谈，放音乐”的设备。该产品的广告词写道：“想有一个更聪明的孩子吗？快用‘宝宝之音’吧。它能让你和孩子联系紧密，提高智力、促进成长。”言下之意就是说，不这么做就会生下个笨小孩。这样说来，即使肚子里的孩子偷听到的是“请帮我搬一下东西好吗？我给你1美元。”或者“你们店里有女厕吗？”他也会受益非浅的。
知道宝宝能辨别母亲的声音，得出必须与它交谈的结论，使诸多妈妈在教育子女的道路上徒添烦恼。
提到婴儿音乐，你大概听说过“莫扎特效应”这个说法，一个叫阿尔佛莱德的法国医生发明了它。1993年，威斯康星·奥斯克大学的一个研究进一步“证实”，听莫扎特的音乐可以提高认知能力和空间想像力。该研究是以大学生为对象的，而且研究结果后来遭到质疑。即便如此，人们还是相信给未出世的宝宝听莫扎特会使他更聪明。几年前《金钱》杂志报道说，一所新泽西州的社区艺术院校为睡在肚里的宝宝们开设了一门课程，内容是让他们“聆听”莫扎特、威尔第的音乐。尽管收费高达70美金，那些充满责任感的妈妈们还是趋之若鹜，相信这样可以刺激胎儿大脑的发育。
据1996年《旧金山时事报》头版消息报道，阿拉巴马大学的克拉齐·莱美博士向美国科学协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在6个月时给宝宝各种刺激可以将智商提高15％～30％。如果觉得太累，还可用“刺激器”，据说有了它，你的宝宝会更聪明、更快乐、更敏捷。该产品的宣传册“宝宝能看到什么？”中写道：“研究表明，在视觉刺激丰富的环境中，婴儿会更安静、注意力更集中，在以后的成长中也会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良好素质。”
如果胚胎可以欣赏莫扎特，刺激器可以提高婴儿的智商，那么为什么3岁的孩子不能学法语或小提琴呢？有了这么多的技能，他们的生活难道不会更富有、更充实？难道不会因此进入一流大学，毕业时凭“金灿灿”的履历找到一份顶级收入的工作？今天的父母恪守这样一条金科玉律：给孩子头脑里塞满各种知识、技能，他一定会比其他孩子更聪明、更成功——至少也会比朋友们的孩子棒。各种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只要有恒心、有耐心教导他们，孩子一定会学得越来越多。当然，结果要在未来验证，但孩子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期许，现在如果连试都不试，将来会觉得愧为家长的。
一想到人们对某些早期教育的迷信，下列几个例子就显得更加耐人寻味。格林·多曼先生因研究脑部受伤的孩子而为人所知，曾写过《如何教你的婴儿阅读》一书。他创造了一种“模式训练”法，即通过每日12小时的固定训练激活“未使用的脑细胞，使之替换那些受损脑细胞的功能”。据多曼先生说，这种方法也适用于正常孩子，经过强化训练的普通小孩一定会“全面发展”。他的“打造天才婴儿”的计划包括鼓励父母给孩子准备卡片，教他们数学、语言和大量的所谓“小智慧”一类的东西。父母要不断指导婴儿，直到他们掌握天才儿童的课程为止。
19年前多曼先生创办了“伊娃托马斯学校”，目的是培养“智力、体魄、心理全面发展”的学生。这所学校位于费城郊外，在那里孩子们以一种武士道的精神学习日文或小提琴；六七岁的小孩学习希腊语、拉丁文，朗读莎士比亚剧作。他们的课程安排灵活，每班人数有限，年龄大的孩子还有研究课题。这种教育似乎可谓完美无暇，其培养的人才必定会是社会精英。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最近《华尔街日报》报道，一直就读于伊娃托马斯学校的8个小孩13岁毕业后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
这种集中强化式教育的失败首先归因于它忽视了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当然，大多数家长也不会把孩子送到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这会限制孩子适应社会的能力。但这种教育所应用的方式——用卡片、外语激发孩子的智力，也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科学。心理学家爱德华·斯格勒先生是耶鲁大学布什儿童教育和公共政策中心主任，也是ＨＥＡＤ ＳＴＡＲＴ公司创办人，他认为多曼先生的天才育儿计划完全是“一派胡言”，基于一种“堕落的科学理论”。
尽管多曼先生声称他的方法对脑部受损、有严重残疾的婴儿有效，但美国儿童医学协会一再声明他的研究未经证实，对正常婴儿来说，模式训练能促进智力的理论更是无稽之谈。
人们不大清楚这些婴儿“改造”计划为什么这么流行，更不知道起初的研究经过了怎样的篡改。那些儿童成长研究的实用部分被大众媒体巧妙利用，借以兜售各种杂志、器具或书籍，大多数父母通常不知道那些理论最初来自于何处。举例来说，研究婴儿大脑受刺激后有何反应通常针对的是那些非正常婴儿。很显然，如果长时间不理睬他们，婴儿的脑反应就会迟钝，大脑发育可能延缓，从这个意义上讲，合适的听觉或视觉刺激可以促进婴儿大脑的发育。但这些道理传到准妈妈那里，即意味着要应用在仅在肚子里呆了两个月的胚胎身上。这不是很滑稽吗？事实上，对发育正常的健康宝宝来说，家里的电话声、面包机的跳动声、电视的开启声、保姆的喃喃细语都是最好的大脑刺激源。
今天，许多儿童教育理论都被奉为真理，广为传播。有时，这种基于某种理念的教育方式让人感觉很滑稽，比如儿童成长的“关键时期”之说。
布伦·怀特的书《生命的头三年》让公众第一次知道了“关键时期”理论。书里描述了婴儿成长的几个“关键时期”，一旦错过了这些“关键时期”，损失将无法弥补。
建立“联系”是“关键时期”理论阐述的一个重要概念。很多母亲坚信在婴儿刚出生的几小时内一定要和他们保持皮肤接触，这种接触能够保证母子建立成功的感情“联系”，并且为孩子以后诸多方面的良好发展打下基础。事实上“建立联系”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大部分母亲在生孩子时都要经历这种相互接触、认知的过程。科学家研究了动物幼兽，如小鸭、小鹅的情况后，就将其夸张地用在了人类身上。另外，提出这一理论的两位科学家也仅仅研究了28名未婚妈妈的案例便做出了这个大胆的断言。尽管“建立联系”这一论断的理论基础很薄弱，但大多数母亲依然相信它的真实性。如果因为母子的健康，或传递婴儿时的困难，抑或是因为收养，使母亲在生产时错过了和孩子“建立联系”的宝贵时光，过后她们会非常沮丧。
1997年《时代》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使那些一心要使孩子成功的家长们更为急躁。文章说，每次父母和婴儿对视时，孩子的脑神经腱就会增加。文中引用一位儿童心理专家的话：“儿童头一年的经历对未来大脑的智力发展至关重要，他的创造力、想像力、适应能力都在这一年打下基础。”这种夸大其词的论调使母亲们培养婴孩的热情高涨，在超市，你随处可见年轻妈妈不停地给她们熟睡的宝宝讲解各种东西，从麦片盒上的字母到一盒牛奶的产地。
当然父母应该跟婴儿交谈，我们应该抱着他们，抚摸他们，告诉他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给他们买合适的玩具，看他们玩耍、探索这个陌生的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为有个更聪明、更成功的孩子才这样做；也不能因为担心孩子会变得愚笨、不成功而不得不这样做。
大卫·艾尔金是那本非常有名的《被驱赶的孩子》的作者，他指出，在孩子对某种技能发生兴趣、甚至掌握了初步的技巧时，如果你试图完全教会他，只会让他感到有压力。这种教育方式极为错误，它以技能为诱饵，让年幼的孩子受到误导，走向未来可能是条死胡同的路。它的代价是昂贵的，一点错误的诱导可以抹杀很多其他可能的才能，我曾经听到一些儿童培训专家将之称为“傻孩子的游戏”。
十个专家有九个都这么说(2)
大量研究表明，孩子早期受到太多刺激后会成为压力的牺牲品，他们多患有头痛、消化不良、睡眠不足的毛病，另外他们往往心理脆弱、缺乏自信。很多研究发现，过早地开始阅读的孩子到了9岁往往会变得焦虑不安、消沉沮丧。在家长的刺激下，他们即使很早就取得一些成绩，但以后却难以继续保持。家长们对这些研究结果一无所知，而大众媒体也不会将此昭告天下。
可以推断，很多子女教育方法都是断章取义、任意夸大的结果，以致最初的研究者也无法辨认。拿“激情”这个词来说，似乎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有“激情”。如果孩子有一天对天上的星星或动物园的恐龙造型发生了兴趣，过去我们感到自己有责任让孩子“走下去”；现在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要求他，是孩子自己有“激情”，这就为逼孩子去学天文或古生物学找到了更“科学”的理由。10年前出版过一本《超级儿童综合症》，第一次指出了打造“天才”的危害。作者引用芝加哥医疗中心主任安妮·金博格女士的话，讲解父母如何帮助孩子学习。她说道：“什么才是重要的？饭桌边的谈话、书本、杂志。”然后她转而批评由被逼迫的孩子和发狂的父母共同制造的紧张局面：“如果你的孩子对知更鸟或路边的花朵产生兴趣，你可以做点什么，如给他看鸟类的图片，或去参观植物园——但一定要让孩子来引导你。”确实，满足孩子对自然的好奇心令人激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孩子不过是想让父母分享他的快乐，而不是想去学习研究什么。
别人可以办到，当然我也可以办到！
为什么父母们有强烈的冲动要管理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呢？因为他们自认为受过教导，擅长此道。
你知道试刹车的情形：车高速行驶着，司机突然紧踩刹车，车停下前还得滑动三或五英尺。新妈妈也在经历这样一个测试，在新生儿到来前，母亲高速运转、全力以赴地为孩子做准备：布置儿童房，购买尿片，约见医生，几个月内她们一刻不得闲。突然，孩子的啼哭声宣告了这一切的结束，刚刚还忙碌着的新妈妈不得不停下来，拿着尿片，不知所措。而让她们完全停下还需多久呢？3天，10周还是18年？
人很难放弃花费很长时间学会的技能。从一个需要激情、组织观念强的职业跳到一个需要耐心和自由创造精神的职业可以说是极大挑战，很多人意识不到这需要一个转变。父母们，尤其那些有工作的父母，认为轻松地养育子女是不可能的。从工作中他们获取的经验是：付出努力、勤奋工作、然后才能获取成功。他们的信条是“专业精神”。这些人可能是称职的医生、律师或售货员，但很难说是好“父母”。
他们不允许自己处于被动境地，在子女教育上也要先下手为强。他们积极地调查医院、儿童专家，仔细评估幼儿园，花钱上“妈妈和我”课程。孩子渐渐长大，任务也日益艰巨，因此不能走错一步。他们把工作中训练出的技巧——果断、追求最优化、毫不妥协——用到了孩子的养育上。他们工作优秀，教育子女当然也不能例外。
一次我和一位女士谈话，她沮丧地发现自己不是个好妈妈，因为她错过了儿童曲棍球队的报名日期。现在她很矛盾，要么用点儿办法让孩子报上名，要么等明年再说。孩子才7岁，没觉得这有什么，可母亲认为一年后再报名就迟了，孩子肯定会落后，最后甚至得放弃打球。她觉得一切都是她的错，当然她也明白为了小小的曲棍球着急上火有点过分，但正如她所说：“其他人都知道该给孩子一个怎样的未来，只有你得过且过，任其自然，将来他就会败给别的小孩。”
我理解这位母亲的焦虑。我们成长在一个“消费社会”，从口红到微波炉，任何东西我们都要选最好的。我们习惯为了更好的座位同航空公司反复谈判，我们花大量时间选择最合算的银行或车行。难道生个孩子，我们就得让步吗？另外，给孩子更好的东西有什么错呢？
比起一些控制欲极强的母亲，担心孩子进不了曲棍球队算不了什么。哈佛大学录取官马琳在《谈话》杂志中提到一个申请者的母亲，“她说，‘我想让孩子进哈佛。我买最好的衣服，最好的床垫，别的事也一样。’”麦克拉斯女士认为这种自以为是的母亲“习惯了控制人”。她又指出，在这样的家教下，孩子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路易斯从事学生录取工作已有13年，她这样评价最近的一些申请入学的学生：“一半的孩子都是从培养皿中出来的。”康涅狄格州一个中学的校长对那些妈妈们颐指气使的态度深感厌恶，“她们都一个口气，‘让我的孩子做吧。’”
当然大部分妈妈不会做过头，她们会温和地问，在孩子问题上，多少干涉是合适的，多少是必须的，但让她们什么都不做却决不可能。除了从工作中得到的经验和天生的欲望外，人类自然的恐惧感也让我们很难摆脱强势家长的形象。
记得《险境还生手册》一书吗？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就是告诉你不论身处多么恐怖的境地，只要用几个轻松的计策就可以顺利过关。鲨鱼来了？别着急，瞄准它最脆弱的部位——眼睛狠狠打几拳，它就会落荒而逃。碰到狗熊，赶紧保持不动，千万别去爬树；如果它攻击你，就打它的眼睛或鼻子。如果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不会害怕了，家长们渴望有这么一本书，教他们如何处理教养子女时遇到的严重问题。当孩子长大成人后，我们才能放下家长的重担，期间的艰难险阻怎么克服？要是知道如何处理每个紧急事件、每个危机，我们就不会再害怕，而且还会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控的错觉。
但这样仍然不够。和工作不同，养育子女的困难之一就是不知道如何衡量成功。事情结束之前，你完全不知道究竟会怎样，这种没有把握的感觉让我们不知所措，只好相信只要做点什么，一切就会好的。也许把孩子送入最好的学校、球队，帮他们选择合适的朋友就没问题了。这样确实会让我们感觉好受些，总比什么也不做强。
安全也是现代父母担心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个危险的世界，必须替孩子遮风挡雨。的确，危险似乎无处不在，比如食品里的毒素、交通事故等等。《天堂里的波波族》一书的作者大卫·布鲁克斯在最近一期《亚特兰大通讯》中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很快会有一种新法律——带孩子安全法。人们关于什么该允许什么该禁止的谈判是场复杂的法律仲裁，家长们对白糖生产都投了反对票，而对教育光碟的制造则比较宽容。布鲁克斯先生特别提到，“关于安全的讨论最为热烈。父母或保姆开车带小孩时是不是打了手机？儿童座椅是不是经过专业的座椅安全检查？家中的电插销是不是安装了防止孩子触电的盖子？在大理石壁炉角是不是安有泡沫塑料，以防孩子碰头？马桶是不是盖了盖子，以防孩子失足掉进去淹死？院子够不够平整，孩子会不会摔倒？”
我们不想冒任何风险，尤其牵扯到孩子的安全和健康。当然，我不是劝父母对此放任不管，毕竟我每天都要和那些在各种意外中受伤的儿童打交道。但当父母因为这些危险而过分干涉孩子的生活，孩子只会更受罪。
而且在我看来，父母只乐意为孩子做那些小事：给他们戴上头盔；坚持在孩子座椅旁放上安全气囊；敦促小学校门上锁。但有时我们过于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忽视了一些对孩子更有影响的大事。比如说离婚、电视里的暴力镜头，这些事情的影响也许不像皮肉之伤那么明显，但孩子心灵的伤害却更难恢复。然而，大事难为。正如丹尼尔·阿克斯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中所写的：“父母的陷阱：小事操心，大事忽视。”父母只盯着眼前能做的，那些更重要的事则因为太难而被忽略了。同时他还指出，媒体夸大了儿童面临的危险，例如，2000年1～4岁婴孩意外死亡的比例比往年降低了68％。因为我们的孩子少了，所以担心就多了，单亲母亲的增多更加剧了这种焦虑。而结果正如阿克斯先生所说：“我想父母对那些小危险过分担心的原因是，他们对真正的危险无能为力。比如说，把孩子关在家比和他父亲维系婚姻要容易得多，尽管离婚总与贫穷、孩子的放纵、学业下降联系在一起。”
总而言之，我们教育子女的方式是由生活阅历、强大的欲望和对未知的恐惧共同造成的，从一开始，我们就试图控制子女。我们每一分恐惧和欲望都让家教行业有更多的理由繁荣下去，社会上无穷无尽的工具和服务也让我们“逼迫”子女时更为方便。尽管这使我们更加焦虑，但也更愿意花钱去买孩子的“成功”和“幸福”。这同消费主义的含义一样，只要我们能做到，我们就应当做。我们应该买那个设计精良的婴儿车，或者至少要考虑一下那个超级安全的奶嘴。结果，父母的要求使两种行业颇为流行：“高科技纽带”和“子女教育的外包”。
十个专家有九个都这么说(3)
高科技纽带
这一切都从护理监控器开始。你刚刚带孩子看完医生，感到身心疲惫，但幸好没有什么事，你放心地把他放进摇篮，准备与丈夫喝点儿红酒——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你刚一坐下，监控器的喇叭就尖利地响起来，告诉你婴儿在咳嗽。你冲到他身边，他睡着，没什么动静，你放下心来，但还得坐下来给医生写个条子，告诉他发生的事。护理监控器是个有用的发明，孩子生病或我们离他有两层楼远时，监控器既可以方便我们行动，又可以随时知道孩子有什么事。然而就像很多高科技发明一样，我们逐渐离不开它，即使就在隔壁，孩子的声响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以前孩子有点动静是很自然的事，现在却让我们时刻处在焦虑中。
类似的婴幼儿护理产品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尽管不在孩子跟前，但通过这些工具，我们一刹那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情况，似乎孩子的一切都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这让我们颇为安心。这种用高科技产品把自己和孩子联系在一起的现象我们称为“高科技纽带”联系。
当孩子长大一点后，他们开始用ＢＰ机或手机，“高科技纽带”联系达到了顶点。有了手机，即使离得再远，父母也觉得孩子总在可触及、可掌控的范围内。因为有了手机，十几岁的孩子便可以做家长本不会答应的事，如去某些不适宜的夜总会、很晚回家或单独搭乘火车，等等。家长觉得反正打个电话就会知道孩子的去向，因此无须担心。这种错误的安全感使父母把孩子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而不自知。“高科技纽带”确实能把我们从一些麻烦中解放出来，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它还会缓解因为不能常和孩子在一起而产生的内疚感。但问题是，当我们相信手机可以让我们随时掌控孩子的同时，也让我们无法明智地判断什么时候该对孩子采取适当的限制和安全措施。
另一方面，尽管“高科技纽带”可以使父母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孩子更大的依赖性，使他们失去了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婴幼儿监控器使你的孩子不能自然入睡，因为有任何动静你都会过去哄他；小孩子一旦意识到监控器的叫声意味着妈妈马上赶到，他们还会故意引起监控器的反映。我的一个病人最近提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十年级的小女孩，老师在课堂上批评她调皮捣蛋，结果五分钟内，有两个孩子借口上厕所给他们的母亲打电话报告这件事，表示对老师的不满。又过了5分钟，校长接到一个家长的电话要求解释这件事。
没有手机，孩子们很可能在午餐时讨论这件事，还可能觉得老师的批评是对的。或者他们会当面跟老师说出他们的不满，或者发现那个挨批的孩子根本不在乎。无论如何，15岁的孩子不会有那么过激的反应，而是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另一个小病人告诉我，当她和朋友争吵时，她打电话问母亲怎么办；妈妈很高兴，给了她很多建议。问题是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我听说很多大学新生常给父母打电话，询问如何处理和室友的关系、如何应付繁重的学业。以前大学生们很少问这些问题，而是自己解决。
“高科技纽带”使父母觉得对孩子无所不知，因而产生一切尽在掌握的错觉。《华尔街日报》登过一则故事，一个15岁的女孩在购买一件145美金的ＧＡＰ牌皮夹克时，她的妈妈打来电话，问她干吗买这么贵的东西。尽管母亲在几百英里外的办公室，但通过ＰＡＣＫＥＴ ＣＡＲＤ公司的电邮服务，她对孩子花钱的情况一清二楚。尽管电邮服务可以让父母控制孩子的花销，却剥夺了孩子学习了解物品的价值，培养良好消费习惯的更为适宜的方式：信任和预先的建议。孩子也许觉得事先谈论自己要买什么不是件愉快的事，但他很快会发现这对自己更有帮助。比如说在母亲的建议下，花很少的钱就买到了可心的东西，节约的部分可以存起来做零花。确实，高科技手段让父母节省了时间，避免了与孩子讨价还价的痛苦，却也错失了与他们正面沟通的家教良机。
子女教育的外包
当母亲们奔波于工作、慈善事业、社会活动和家庭之间，她们可能觉得应付与“工作”相关的事情非常容易——如打电话、上网调研，但手把手地教育子女却是件令人头疼的事。首先她没时间；另外，她不是个好厨师，不会做道具服装或成功地组织生日晚会，她觉得专业人员可以做得更好。像在工作中一样，她想到“外包”的办法，她开始外包自己孩子的教育，每一步努力都受日益发达的家庭教育产业的鼓励，现在这个产业兜售的恰好是专业技术。我们送孩子去学餐桌礼仪、参加ＳＡＴ辅导班，相信在专家的教育下，孩子将举止优雅、聪明乖巧、无所不能。家长的职责就是遥控这一切，这样不仅容易，还因为专业而更加有效。
《纽约时报》曾报道过温彻斯特的一名职业自行车教练，他教孩子们如何骑自行车，深受家长欢迎。他的事业进展得很顺利，现在不仅给小学生开班授课，还教大一点儿的孩子和大人骑山地车（另外给孩子传授如何让家长给自己买山地车的秘诀），还有三两个孩子组成的自行车表演课程。文章指出，在当今这个社会，既然孩子们功课上有辅导老师，打球有私人教练，音乐艺术上有指导老师，那么学骑自行车也要有教练就不足为奇了。正如一个母亲说：“孩子从专业老师那儿学得更快。我会骑车，但我不一定会教孩子。”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很多父母迫切希望凡事都为孩子做到最好。但无论是跟父亲学骑车还是帮妈妈做蛋糕，对孩子来说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能够与父母在一起。可惜很多父母忽视了这一点。孩子在十几岁前总是渴望和父母在一起，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心智健全、表现优异。二战中德国空袭伦敦，很多父母为了子女的安全把他们转移到郊外，但也有的孩子与父母一起经受着空袭的苦难。后来的调查表明，那些与父母在一起的孩子比那些离开父母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更强。
我们外包家教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不愿干涉孩子获取独立生活能力的过程。我们以为与孩子一起旅行比不上某些所谓更有“意义”的经历。9月开学，我站在孩子学校门口时，与一个我认识的12岁女孩交谈起来。她告诉我暑假她去了日本，学习艺术，然后参加锻炼领导才能的夏令营。尽管她说这个暑假过得很棒，但谈到具体细节时，就不是那么有趣了，孩子说她在日本时讨厌泡在公共的大池子里，而一个暑假她都非常想家。
如果孩子和父母一起度过这样的假期，他们会很快乐，但独自进行则让他们害怕、恐慌。
家长们把孩子打发走时，从未考虑这些负面因素，这很让人吃惊。孩子单独旅行时，我们的担心被希望可以借此锻炼他们独立自主能力而抵消。允许孩子独自坐飞机已经十几年了，航空公司尽全力替我们照顾着他们。然而在飞机上女孩子第一次来例假，小学生尿了裤子或者在吃饭时烫了嘴还是常事。等孩子到了家，他们往往不提这些痛苦的事情，被为父母视为“成长经历”的想家感觉也被抛到脑后。现在航空公司已经开始拒绝让小孩独自搭乘飞机，他们比父母更了解路上会发生什么事。
“高科技纽带”和外包子女教育究竟错在哪里？因为父母无法和孩子保持快乐而富有意义的联系，因此无法分享孩子生命中一些重要的时刻；更为有害的是，父母无法了解什么对孩子才是最重要的，过度看重结果和目标，使我们忽视了养育子女时最值得珍视的部分：过程本身。
为了达到给孩子设定的宏伟蓝图，我们还不断给自己加码。毕竟一旦有了目标，你就不由自主地要考虑如何去实现它。然而通常情况下，孩子成长过程中无数料想不到的事情使目标看起来遥遥无期。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比如，看到孩子和以前关系密切的球伴们日益疏远，突然你觉得不应该让孩子退出足球队；镇上最好的钢琴老师已经招满了学生，而你才意识到应该让萨姆去学琴。很多母亲都心存焦虑，担心某些地方“赶不上别人”，给孩子的未来造成不利影响。
每当孩子犯了错，父母都要怀疑是不是自己造成的。随着对孩子的责任感越来越强，这种怀疑也越来越严重。我们关心孩子所有的事情：学业、课外活动、交的朋友。从日程安排到吃喝用度，只要和孩子的成功有关就得管。无论在课堂、球场还是生日晚会，我们都惟恐失败这颗炸弹的袭击。
当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投入到孩子身上，我们自然希望这一切会有所回报。正如一切生意经，投了资就要有收益，我们要的是成功的果实。有时，花在孩子上的钱我们都无法告诉自己的父母。花无数个周末带孩子去练球，我们不想看到孩子永远坐在那当替补。
一位女儿在一所著名女校读书的母亲告诉《纽约》杂志记者：“现在孩子申请大学时，经常要雇请私人咨询师。‘包装’这个词在家长中非常流行。‘我们在包装女儿’，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父母把子女当作投资的生意一样。”文章中引用《普林斯顿观察》主持人约翰·卡兹曼先生的评论：“这类家长非常实际，只重结果。就像他们在工作时要求下属加班完成任务一样，他们给孩子的任务就是进哈佛念书。每当孩子偏离轨道，如去约会，他们就会跑过来制止他，‘你这个样子怎么能进哈佛呢？’”
儿童可以感受到我们威逼他们获取成功的决心。孩子小的时候，他们非常想取悦大人。看到小孩子毫不开心地参加某项活动，但因为畏惧不敢告诉父母内心真实的感受，这真让人怜悯。我认识的一个骨科医生经常告诉我他的小病人的事，他说，球场上的争斗强度是孩子们还未成熟的身躯难以承受的。父母不在场时，孩子会表露自己再也不想打球的愿望。孩子承受的这种压力到了青春期时会变成叛逆行为的导火索，后面我们会更具体地谈论这个问题。很显然，家长这种投资和希望回报的心态让孩子和家长本人都陷入攀爬“成功之梯”的怪圈而不能自拔。
由此产生的焦虑和罪恶感最终的后果就是使子女教育成为家长一个毫无乐趣的、巨大的负担。如果惟有你能使孩子成功，那么失败的话，也只有你去承担。难怪家长偶尔会对孩子产生恨意。为子女的成功我们承担的责任越多，失败的打击就越大。《纽约时报》上登载过一个母亲，她说当得知女儿被常春藤大学联盟的学校拒绝后，她感到的打击“像死亡一样沉重”。
当孩子因为专家的帮助、旅行经历、各种课程而变得“完美”时，家长却感到疲惫不堪，愈加焦虑。即使孩子成功地得到金光闪闪的履历表，我们依然感到无法满足，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自己牺牲了亲自教育、保护孩子的机会，我们换来的只是：时间。
有钱就有幸福(1)
我们希望子女幸福。怎么才能幸福呢？几乎不用想，似乎最便捷的途径就是金钱。
父母最关心的就是孩子的健康和幸福。如果你问一个怀孕的妈妈希望孩子怎么样，她通常会说：“只要孩子平安健康就好。”她也的确是这样想的。孩子大一点儿时，如果你问同样的问题，得到的答案通常是“幸福”，但这个答案已经不那么明确了。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幸福”代替了“健康”成为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期望。但“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从哪来？图书馆里充斥着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书籍，而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不同的。停下来，思考一下幸福和我们为孩子定立的目标到底有何联系，这是非常有益的。
首先可以肯定，即使追求幸福不像球场里的球童捡球那么简单，幸福仍旧是值得人去追寻的目标，而且《独立宣言》也宣布，幸福是人人享有的权利之一。那么我们要问的就是如何才能幸福？或者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幸福？如果说注重营养、运动以及良好的医疗都不一定就能保障孩子的健康，那幸福就更是无可寻迹。我们只好把幸福分解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能应付的东西。比如学习成绩可能影响孩子未来的工作、薪水甚至最终的“幸福”，家长就会觉得该在这方面下些功夫。
我们常常用最明显、最容易的方式来理解幸福。对5岁或10岁的儿童来说，幸福就是能用很多的钱买想要的东西：比如好吃的糖果、玩具、大电视、迪斯尼乐园旅行、新衣服、电脑……孩子逐渐长大，对金钱的认识也愈加清楚。到了五年级甚或更小的时候，孩子就知道和周围的人攀比了。他们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出各种知名品牌，或跟母亲说：“马克家里有个大撞球桌和JACUZZI按摩浴缸，而我们只有一个小游泳池。”“杰西卡有一个越野山地车，而我只有一辆普通车。”“约什坐私人飞机去杰克森·霍尔滑雪了，马克去的是佛蒙特。”
这种“攀比”给孩子造成的心理压力随年龄的增大而加剧，父母也很难置之不理。四年级的邻居小孩背着最昂贵的小书包可能无所谓，但五年级孩子盛大的生日晚会却让人不敢忽视。我见过一个四年级学生参加的生日晚会，晚会在购物中心举办，活动是给每个小孩50美金，让他们在里面疯狂采购。你也许听说过FAO施瓦特举办的“超级不眠之夜”，花上1．7万美金便可以邀请15个孩子去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他们提供的精彩活动绝对会让你的孩子成为朋友中的宠儿，如应有尽有的糖果、午夜探宝、DVD影碟和价值100美金的商店购物券。“攀比”心态严重影响了孩子的交友行为，一位家长六年级的女儿不邀请同伴来家里聚会，她吃惊地发现是孩子觉得自己的家不够气派。
现在的孩子处于一个充满竞争和贪欲的时代，名牌、别墅、豪华轿车……孩子们耳熟能详，尽管家长也许对此漠不关心。电视上，各种物品充斥着屏幕，如果现在他们还不知道MUDD，GUESS，CK，或BIG STAR牌牛仔裤的区别，很快就会明白的。
一次，一个15岁的孩子被母亲带到我的诊所，她担心孩子饮食上出了问题，但孩子看起来健康、美丽。谈话后我了解到，上学后孩子体重增加了10磅，母亲为此极为生气。“我给她买衣服已花了几千块钱，要不把那几磅减掉，休想让我再给她买衣服。”母亲的话让人不安，因为这孩子还在发育，体格定下来之前，体重还得增加好几磅。孩子对体重倒不怎么在乎，却继承了母亲强烈的消费意识，她偷偷告诉我最喜欢的香水是“DONNA KARAN”牌的，其次是“DKNY”。
最近《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开列了一个18岁高中毕业生的购物清单：PRADA背包，KATE SPADES、GUCCI、PRADA皮带，几条SISLEY牛仔裤，一大堆倩碧化妆品，BOBBI BROWN眼线笔，MAC润唇膏，天使香水。这些名贵商品并非是有钱的父母或亲戚送的，而是用她暑期当救生员挣的钱买的。
苏珊·法露迪女士关于女权主义被商业化有一段议论，发表在《新闻周刊》上。她说：“在消费社会，经济独立意味着‘向上爬’，人的潜能便是努力‘拥有全部’。”孩子给父母的“攀比”压力可以让最坚定的朴素主义者改变对金钱的看法。毕竟，当从工作、生活的社区或配偶那里期待幸福已不大可能，那么如果金钱可以给自己宠爱的孩子换来一点儿幸福，有什么舍不得呢？况且这样还能减轻我们因工作或离婚而不能和孩子在一起的负疚感。
毫无疑问，利他主义的社会风气已不复存在，诸如“不要问这个国家为你做了什么……”的话已被遗忘。新世纪是“赢者为王”的天下，人们关心的是：“谁是有最多玩具的孩子？”
消费至上的风气弥漫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现在，尽管家庭在逐渐缩小，我们平均占有的住房面积却是50年代的两倍。家里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房子里安装着环绕音响和连接互连网的ADSL、DVD机、刻录机、笔记本电脑、迷你CD播放机、登山装备、汽车缺一不可。
60年代美国人的信仰是“建立正确的生活哲学”；到70年代末，人们开始追求“财富上的成功”；今天，人们对金钱的欲望更加强烈。据美国教育部统计，70年代有一半学生认为上大学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能赚更多的钱，而1990年这个比例是3／4；认为自己一定要有钱的比例也从39％上升到74％。
尽管作为新移民的后代，家长们相信生活哲学对人生意义重大，然而在教导子女时，他们的威逼利诱传递的信息却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孩子们的思想也会在“要热爱工作，做出成就”和“为社会做贡献”之间摇摆。
不仅孩子告诉我们金钱的魅力，社会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更让我们认识到金钱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幸福。发达的传媒行业似乎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生活多么可悲——家具、汽车、牙膏、咖啡都是那么平凡，而我们只要多花点钱，就可以拥有一切美丽、时尚、气派的东西。有了金钱，就有选择，但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我们努力奋斗，但成功的人又有多少？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一个人的成功不是靠种族或阶层，而是自我奋斗的结果。只要你多读点成功励志书籍，收看CNN金融评论，奉行成功理财的12条定律并且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会很富有！但事实并非如此。据1995年梅克家庭基金调查显示，有1／4年收入超过10万美金的家庭声称自己买不起真正需要的东西。注意，他们谈的并不是奢侈品，而是“真正需要”的东西。
如果父母不做出实质性的努力，孩子们对金钱的认识会一直朝不健康的方向发展下去。
金钱对我们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如果金钱是通往幸福的惟一途径，那么把孩子推上一条“黄金之路”就很重要。如果一张常春藤大学的文凭真能确保孩子过上特权阶层的生活，那么从幼儿园就应该将他送上正轨。但现在，请让我们暂时忘记这些，认真想一想，什么才能带来幸福？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有钱就幸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幸福是靠金钱得来的。当然，一定的钱是必须的，贫穷不是幸福的姐妹。只要我们生活的基本需要得到保障，与周围的人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关系，我们就有了幸福。而对生活在饥饿状况下的人来说，钱可以让他们离幸福更近些，因为他需要的就是食品和健康。
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艾德·第爱纳先生研究了财富和幸福的联系，他指出，在人均年收入低于1万美金的不发达国家，只要保障并改善一些基本需求如教育、营养、医疗、人权，人们就会觉得非常幸福。而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情况却相反。正如大卫·Ｇ·梅耶在他的《追求幸福》一书中所说的：一旦摆脱贫穷，经济的发展就很难增加人们的幸福之感。可见，并不是越有钱就越幸福。
从我的工作经历中，我感到太多的金钱还是造成人们心理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我有一个病人才15岁，他吸毒、偷窃、光顾夜总会，是个严重的问题儿童。他母亲是家公司的高级主管，因工作去了巴黎。为了不必换学校，孩子被送到前夫那里。而他父亲要经常出差，结果除了一个尼加拉瓜籍的管家照顾，孩子一直无人管理。
根据政策计划中心做的2000年妇女调查，现在的母亲没有10年前幸福。该中心的负责人林达·塔维兰女士说：“1992年经济滑坡很厉害，但美国妇女表现出乐观的情绪。10年后，我们的经济有了顺利发展，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然而妇女的情绪却是“‘生气’、‘糟糕’、‘厌烦’。大家在问：‘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追求财富却难以感到幸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适应能力”太强。当我们的钱多了一点时，我们很容易就会适应这笔钱带来的新享受，很快，快乐蒸发了，我们转而寻觅下一个目标。比如我们增发了奖金，刚开始可能欣喜万分，但当我们把这笔钱换成一件名牌衣服或新车或者存进银行后，我们就觉得应该得到更多的钱。我管这叫“钱包理论”——无论你的钱包有多大，你也能将它塞满。很明显，一个5岁儿童玩倦了刚买的芭比娃娃就渴望别的玩具也是出于同样的心态。
我想大多数读者应该是衣食无忧的。对我们来讲，究竟有多少钱才算够呢？有了奔驰，是不是就比有本田更幸福？是不是要尽我们所能让孩子过上舒适的生活，并帮他们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罗马的赛内卡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的前辈……自力更生，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他们不像我们贪慕金子和宝石，……他们的生活给我们启迪，让我们富有的是思想而非数字……我们只要有了足够的东西，就不是贫穷的。即使拥有超过需要的，也不算富有。
我们先辈留下了无数这样的箴言。从哲学家的思想中，从宗教传统中，我们都可以汲取这样的营养。希伯莱文的《上帝的伦理》有这样一句话：谁是富有的人？对自己得到的一切满意的人就是富人。
有钱就有幸福(2)
阅读这些箴言并不能让我们有什么改变，我们还是想尽可能地得到最多的东西。但只要家长意识到能够让孩子幸福的东西不一定是金钱，而是我们能力之内的事，就很有意义了。毕竟幸福更多的是人的一种感受。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碰到“有惊无险”的事时，我们都感到很高兴、幸福。比如刚好避免了飞机失事或车祸；我们所爱的人被诊断为患了严重的疾病，但后来又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在那几分钟、几小时、几天，我们会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
密歇根州对因车祸致残的人士的调查发现，他们在瘫痪三周以后就恢复了对生活的希望。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教授雪利·泰勒和丽贝卡·考林斯发现，患上乳腺癌的病人经常说经历过此症后，她们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
当然我不是说不幸和灾祸能产生幸福，我的意思是人们可以因此明白幸福不光是通过金钱、感官享受或漂亮的外表就能得到的，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有一定意义才是得到幸福的关键。
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幸福，现在就行动吧。各种书籍和研究试图解释幸福的含义，而我们可以相信真正的幸福在于孩子的心灵、美德、在于为他人的服务。很多理论证明幸福的人一般都有如下特征：
他们喜欢自己；
他们感觉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
即使不能掌握，他们也抱有希望；
他们有开放的心灵……
如果我们能培养孩子这方面的性格，会比“逼迫”他们去追求物质的成功更容易让孩子幸福。
荧屏上的生活就是榜样
从古到今关于如何生活的模本在不断变化。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是传播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既然电视、杂志上的人可以拥有成功稳定的生活，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
上个世纪早期和中期我们从邻居、牧师、文学作品、老师和朋友那里获得对生活的理解。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一些基本的为人处世之道依然受人推崇。诚实、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勤奋以及勇敢等美德，从乡村到城镇无不受人赞赏。社区每个成员都是别人品格的试金石，无论在邮局、婚礼还是在教堂、市议会厅，人们可以听到对该社区成员的种种议论。邻居的女儿出门九个月，长大了不少；某个懒于家务的母亲，酗酒不归的丈夫……如果翻一下50年代的周末晚报，你就会发现那时人们的生活是多么狭窄，不是报道某人获爱荷华州的“最佳教师”，就是某人夺得了“伊利诺伊州4－Ｈ赛”的冠军。
电视改变了这一切。电视使名人和明星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态度。电视带给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不再和邻居，而是同电视上坐在咖啡桌旁侃侃而谈的名流相比。有的人甚至觉得与电视人物的关系比朋友、家人更亲近，对那些素未谋面的人更比对邻居还要熟悉。
现在电视推出的“真实生活”类节目更让我们很容易把“现实”和“屏幕”混为一体。ＮＢＣ的“今天”节目调查表明，脱口秀明星的人气年年攀升。我们并不是被节目本身吸引，而是想认识主持人，邀请他们去家里聊天、喝茶，观察她们的发式，挖掘他们个人生活的小秘密。脱口秀明星们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类朋友”关系，和活生生的陌生人相比，她们给我们的建议似乎更富有同情心、更真实有效。举奥普拉为例，她从这种关系中受益匪浅，她的杂志和节目使她成为宣扬女性自主独立的福音传播者。而另一位著名主持人罗西·唐奈尔则对这种盲目崇拜表示质疑。她说，在超市里，当人们发现她不像在电视上一直保持微笑就流露出失望的神情，对此她深感烦恼。在电视里她的笑脸是“工作的脸”，但当她再三坚持屏幕上的罗西并不是真正的她时，人们感觉好像遭到了背叛。
显然，我们并不真正，也没有必要理解凯蒂·克瑞尔失去患癌症的丈夫时心情如何；我们也不了解凯蒂和她孩子的关系到底怎样。当漂亮大姐朱丽亚·罗伯茨参加谈话节目时，我们忘了她不是因为喜欢我们、想同我们交谈而来，她其实是为了推销自己新拍的电影。我们也没想过某本父母指南的编辑在电视上介绍育儿常识，不是因为她真有解决婴儿晚上啼哭的良方，而是希望我们信任她，买她的杂志。
因为电视上的生活比我们现实的生活美好得多，我们喜欢在电视前一坐就三五个钟头。我们看到电视里的人有时间在早上运动，而且有教练陪着；家里永远干净整洁，他们不用刷马桶；他们和配偶的关系和谐美满，遇事总是逢凶化吉。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个像梅尔·吉布森那样的丈夫，有百万美金、充满魅力，能出国旅行，还有丰富的照顾子女的经验？或者是一个像苏珊·萨兰登那样的太太，事业美满、政运亨通、家庭幸福、面无皱纹、溺爱丈夫。难道我们步入中年时的生活就不该如此吗？
尽管荧屏上的生活不是现实，却令人向往。靓丽英俊的男女主角、崭新整洁的厨房、还有迷人的天气、海滩。毫无疑问，电视剧《肖恩·福雷德》里的克拉莫和杰瑞·肖恩福雷德无所事事，却住在纽约的豪华公寓，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从未想过去看看幕后的情况，电视已经很精彩了。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奇妙夫妻》里的奥斯卡和菲力斯将会幸福地过上一辈子，而《老友记》里的好朋友们也无须工作，至少不用太辛苦。
事实上美国社会也在向电视上展现的虚幻世界靠拢。曾因“切中实际”而名声雀起的一些节目，如“索普拉诺家族”揭露的同性恋、堕胎、癌症等等已成为普遍现象。默非·布朗，著名的新闻主持，曾酗酒、未婚先孕，这些行为现在已司空见惯。也许隔壁街区的一个女人做了同样的事我们会有微词，但如果像朱丽亚·罗伯茨饰演的单身母亲坎帝斯·博靳那么有毅力，单身母亲的形象顿时便高大起来。
电视并非毫无益处，它可以起到教育工具的作用。一些只在家庭内部谈论的问题可以在电视上得到公开讨论，从而给人以启发。但不可否认，电视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判断自身行为的标准逐渐受到电视人物和明星们的影响。一些主流社会唾弃的行径，如麦当娜的大胆表演、迈克尔·杰克逊的双性恋等，从不同角度改变了我们对社会普遍奉行的道德标准的看法。过去在一个社区内部，集体的看法可以左右人们的生活，而今天则是电视的力量改变着我们，这力量巨大无比。
当然，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设想的名流的生活有巨大不同，要赶上他们决非易事。女儿不像电视中的女儿那样崇拜地看着我们，我们的怀孕经历也不像辛迪·克劳馥那样美好。
对我们来说，要像名人一样为时已晚，于是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天才儿童的例子让我们又妒又羡。塔拉·利普因斯克在她12岁生日刚过3周的时候获得奥运会滑雪冠军，消息传来，《纽约时报》、《体育周刊》等蜂拥而至。13岁时她就有了为她打理签约及个人事宜的经纪人。其他超级儿童的故事也屡见报端。我们看到音乐神童、奥运会种子选手、童星，他们不仅有突出的特长，而且学习优秀，热心社区服务。我儿子打算参加的夏令营提前寄来了一份通讯，上面介绍新营员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梅格·琼斯，来自新卡那，她热爱骑马，是空手道的褐带高手，会拉小提琴、吹笛子，正在学习滑水。”梅格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但认识她的人会觉得这篇介绍很不真实，这更像是比赛中对选手的极力渲染，而不是普通的营员介绍。
某种程度上说，当我们的头脑被各种天才儿童填满时，我们会逐渐忘记真正的儿童生活是怎样的。如果赢得音乐神童赞誉的玛丽只是我们邻居的一个孩子，我们就会知道她为此奋斗了许多许多年，放弃了其他所有擅长的事情，多少次，她都怀疑这种付出是否值得，这就是成为名人的代价。仅仅一年以后，我们可能就会看到玛丽在给别人做代课老师，没有固定的工作。这就是成名的全过程。但当我们看电视或阅读《人物》杂志时，经过精心剪裁的画面和文章显示的只是名人生活光鲜的一面。陌生人一夜之间成了封面人物，一切看起来那么容易、完美，让我们不由得心驰神往。
随着媒体影响的日益加剧，我们开始怀疑为什么自己的生活总是那么平淡灰暗，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总是那么普通。我们觉得该给他更严格的管教，这样他才能进步，达到我们心目中“好孩子”的标准。最糟糕的情况是，我们不再关注孩子本身，而只关心他的成绩，赞美、奖赏越多越好。总之，我们不再瞧得起已经得到的生活。
有时不仅父母无意识地接受着电视灌输的观念，孩子会比我们更快地就沉浸到了电视文化中。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一天看多长时间电视，电视对他们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他们说的话。你记得孩子把“喜欢”这个词作为每句话的停顿语有多久呢？在贝佛利山90210节目播放以前，至少孩子讲话还是成句的。现在他们只说，“喜欢”、“不”、或者“随便”等等。过去孩子们也有他们的“俚语”，如曾经很流行的“山谷话”，但都不仅是简单的几个词，而是一些修改了的讲法。我不想评判这种简单的词汇会有什么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我想说的是现代年轻人的口语结构在逐渐变化这一事实正象征着媒体力量的强大。
孩子们乐于模仿电视明星的行为举止、观念、和打扮等等。很多让父母不能理解的行为举止可能就是从电视上学来的。你是否注意到十几岁的孩子甚至一些初中生在开生日晚会、参加舞会时要雇豪华轿车接送，而女孩子涂指甲的动作已经非常专业。还有小女孩子学着ＭＴＶ大跳热舞。最近广告里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玩具——穿在手指上的迷你鞋，可以用手指大跳‘肚皮舞’，大受孩子欢迎。
除此之外，电视过度渲染的暴力对孩子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无法估量。无论是电视剧、儿童卡通、或“真实再现”等节目，孩子们往往把自己想像成片子里的英雄或坏蛋，对暴力造成的伤痛则毫无感觉。电视暴力使孩子觉得暴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有效手段。也许，电视上这个“狗咬狗”的世界，很快也会变成现实的。
那么父母该如何做呢？关掉电视？没那么简单，也并不容易。但我想，认识到电视和媒体对我们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对待孩子态度的影响至少是没有坏处的。社会在变化，电视在这个变化中推波助澜，我们无一能避免。但至少，我们能决定自己的思想，我们能坚持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孩子和家庭。
毫无疑问，我们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孩子，试图把孩子提高到“全国平均偏上”的水平时，我们放弃了以自己的方式抚养孩子的乐趣。正如我在讨论金钱和幸福问题时所说，金钱的多少并不真正影响我们的幸福感。真正有作用的是我们对自己收入的满足感。这和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一样。重要的不是孩子的情况，而是你对孩子的感觉。如果我们总是将他们和理想的孩子（由电视创造的虚假的偶像）做比较，孩子一旦达不到要求，我们便会失望气馁。如果我们认定孩子该什么样就什么样，有时好，有时不那么完美，不去挑剔，不去攀比，想来我们会是最幸福最好的父母。
再管管，孩子就“完美”了(1)
父母把孩子和自己看作一体，将孩子的需要和自己的需要混为一谈，把孩子的成功看成自己的成功，因此对孩子实行“逼迫”式教育，而且欲罢不能。
格林·克罗斯在现代版的《白雪公主》里扮演的那位“邪恶的王后”是个极度野心勃勃的母亲，每日在城堡里给孩子联系老师、教练，却从不过问孩子真正需要什么。每天她都要问挂在墙上的魔镜：“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间最伟大的妈妈？”她害怕听到魔镜说：“你不是。”然而，早晚有一天她会从镜子里看到孩子手里拿着一张糟糕的成绩单，步履沉重地走出中学咖啡厅，她没有朋友，甚至没有什么热爱的课外活动。
父母很难把自己和孩子分开，孩子也觉得离不开父母，但为了他们的成长，我们需要让他们独立。有太多的父母因为把自己和孩子混为一谈，要么过度地呵护、要么逼迫他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致使孩子无法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成熟、坚强的成年人。
母亲的生命和孩子的生命紧密相连，当孩子还只是个胚胎时，她们根本就是一体的。孩子出生后，尽管肉体上分开了，但在情感上她们依然连在一起。父母，尤其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联系，在孩子出生的头几个月特别紧密。当你看到孩子静静趴在自己身上安睡时，那种快乐世间少有。随着孩子长大，你渐渐能够把孩子和自己区别开来，但尽管如此，你还是不会放手。你坚持不让他看某个不适合的电影；即使他很累也要求他给奶奶写信感谢她的圣诞礼物；或者命令他不能晚归、不能去俱乐部跳舞，不顾孩子大吵大叫说你让他没有朋友，或者威胁说他再不会跟你说话。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认为好的父母教育孩子时，不仅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也会替孩子考虑。他们会将两个角度结合在一起，给孩子一个合乎情理的答案。他们知道，孩子还没有长大，看问题只能从他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出发。
孩子的健康成长取决于母亲和孩子的交替影响，这种影响是随时间而变化的。著名的心理分析专家DW．．温尼科特博士在儿童成长教育研究中对这一领域颇有心得。他说：“好母亲开始时对婴儿呵护备至，当孩子渐渐长大，她就不再事事亲为，而是根据孩子独自处理事情的能力，放手让他们去学习、尝试、应对失败。她会说：‘你能自己捡起玩具，不是吗？’‘你长大了，可以自己倒牛奶了。’以此鼓励孩子独立。”
我为前来咨询的父母准备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了解他们和孩子之间的联系到底是怎样的。这包括什么时候孩子开始自己抱着奶瓶和牛奶？什么时候他自己起床，而且没有去找你？什么时候他不用你带他去刷牙洗脸？什么时候他自己做三明治？自己等车？当然，不同父母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了解孩子什么时候开始有更多的自立是很有用的。
温尼科特提到一个“镜像”理论。他认为，父母在孩子眼中就如一面镜子，当幼儿看母亲的脸时，他在寻找自己的影子。而母亲看着孩子时，她也会像镜子一样“映射”孩子的表情，她模仿孩子的声音、微笑；孩子吐舌头时，她也吐舌头。自打孩子出世，父母就开始了这种“映射”游戏。“镜像”理论的关键部分是当孩子的成长进入下一阶段时父母要跟上他的变化。正如温尼科特所说，“不再事事亲为”，父母应该给孩子起到“脑前颅”的作用——大脑的这个部位帮助我们分析事物，在行动前做判断。我们不会忽视孩子的要求，但我们也要有自己的考虑。因为作为成年人，我们可以根据生活经验、知识、道德观念和出于长远考虑做出一些合理的决定，如今年不能去迪斯尼乐园、晚上得喝牛奶、限制孩子看电视，等等。
关键的问题是，父母要分清“我要什么”和“孩子要什么”。这两者常常不一致。当孩子生病时，他们希望你坐在身边，而你也感到自己是个好父母。当孩子参加学校文艺演出时，他们希望你在台下为他们的努力鼓掌加油，而你也从孩子的演出中获得了快乐。但如果你看到孩子生病就去抱他、搂他，你首先满足的是自己的需要——表达对他的爱和保护。你误解了孩子的需求，他们其实只希望你看着他。特别是大一些的孩子，当他们生病时，并不喜欢父母的搂抱，这种身体的亲近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而且会增加他们的负担。同样，当孩子演出时，你坐在前台，为孩子的任何一个举动叫好、欢呼，其实你是在为自己的教育成就鼓掌，孩子只会因此感到难堪。
今天，让母亲从孩子身边走开越来越难。一些父母根本分不清孩子和自己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他们把孩子当作“宇宙的中心”，忘记了孩子不过是个“孩子”而已，他需要空间、指点和约束。父母在得到孩子之前，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精力、时间和金钱，所以当孩子顺利出生后，父母感觉他就像自己的“胜利果实”，他是上帝的礼物，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些父母总在问，自己是不是满足了孩子所有的需要。当我们担心孩子是否喜欢我们时，就会对他们百依百顺。其实，尽管孩子们的要求被完全满足，但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却被我们剥夺了，那就是自律和建立正确的行为准则的能力。
另一种父母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处于婴儿生育高峰时期及其后的年代，实际上他们并不想真正成为“父母”，特别是像他们自己父母那样的“父母”。他们不想变老，不想让生活的节奏变慢，更不认为挺个大肚子是件有趣的事。很多人甚至这样明白地说，“不像我和我的父母，我和孩子之间更像朋友”。
不愿把孩子和自己分开，过分宠爱孩子和不能尽到为人父母的职责，造成我们的孩子向两方面发展。一种孩子被看成“宇宙中心（CU）”，一种孩子成为家长的“小我（MINI－ME）”。我们的教育方式也相应分为两类，但它们往往又矛盾地统一于我们一身，我们一会儿溺爱娇宠孩子，一会儿又把他当作满足我们需要，实现我们目标的“小我”。
每次提到CU型的孩子，我就想起曾碰到过的一个小孩。我去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她4岁的孩子要果汁喝，而且是马上要。母亲（自我进家门，她已经被打断了好几次）只好去给他倒。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盒果汁，给孩子倒了一杯。但这孩子摇摇头，要另一个盒子里的。母亲告诉他两盒果汁是一样的，只不过那盒还没开。结果孩子还是坚持要重新给他倒，最后母亲让步了。也许她是因为我在场，不想浪费时间，但无论怎样，孩子得到的信息是：我是“宇宙中心”，我要这个盒子里的果汁，你就得给我倒。
把孩子视做“宇宙中心”的父母常常做些多余的事，即使孩子没有要求。从“婴幼儿监护器”开始，母亲习惯了永远在那儿准备为孩子做点什么，有时甚至会因为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十分内疚。母亲们一直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帮助、干涉或鼓励孩子，难怪她们总感到心力交瘁。
父母总是把自己和孩子系为一体，这种强烈的“映射”心理使他们觉得子女教育中一些不可避免的摩擦难以忍受。这种情况有时会使家里充满紧张空气，有些母亲甚至觉得不能和孩子呆在一起，因为孩子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为了找到自我，她们必须时不时地离开孩子一段时间。
再管管，孩子就“完美”了(2)
最近报上有一系列介绍SAT培训专家的文章。每一篇文章都提到一个请专家辅导孩子的好处：这样可以使孩子处于一个“排除感情因素”的环境。比如，当教练要求孩子填写申请表格、做考试练习题时，孩子不会对他大吵大闹，说“你老这样逼我”，不会摔门，而对母亲他们则可以肆无忌惮。其实，父母教育子女是离不开情感投入的。
一个13岁男孩的母亲告诉我，“我受不了每天为作业问题和孩子争来争去。最后，我只好告诉他，只要他考试优秀，我就奖励50美金。”这也造成了家长过度依赖“子女教育的外包”和过度信任“专家”的状况。他们觉得让保姆和辅导老师处理一切，痛苦可以大大减轻了。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处理这种问题的好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借用反对青少年过早尝试性行为的口号：“不是我，不是现在。”当你正在和丈夫讨论一本有趣的书或在切洋葱、洗澡时，你的孩子走过来求你陪他玩、给他念家庭作业，这时你要说：“不是我，不是现在。”这句话我屡试不爽，我想它可以作为子女教育的一条口号。
在把孩子当作“宇宙中心”，是因为父母不能正确理解大人和孩子的不同，他们被孩子牵着走。而“小我”则是一下子被推入成年，以此来满足父母的需要。
我认识一个父亲，他对13岁的儿子开始对女孩子感兴趣这件事非常关心，还指导他如何“应付”女人。他儿子听了他的话，告诉女孩子他太忙接不了电话，最好晚些再打过来。暂且不谈这个父亲给儿子的建议是好是坏，这种做法本身就让人不能接受。显然，父亲把孩子的生活当作自己的生活了，儿子与女孩子交往的初次尝试也许会因这种“侵略式”教导而失败。单亲家庭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父母把子女当作顾问，和他们探讨如何约会、如何花钱等本该留给成人的问题。我听到一些父母把自己的孩子描绘成“最好的朋友”，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
记得杰西卡·杜罗夫吗？才7岁的她为了做跨越全美的飞行而丧生。这场悲剧导致了3个人的死亡：她、她父亲和飞行教练。当时，针对媒体吹捧这种危险行为和父母让孩子参加这种惊险举动，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讨论。我听到很多人表示了对杰西卡父母的憎恨。为何他们会允许甚至鼓励她去冒生命危险？她还那么小，登飞机时，她需要额外的帮助才能上去；坐在椅子上，她需要垫子才能看到操纵仪表。
杰西卡的事例给那些只关注自己想法的父母一个深刻的教训。当家长逾越了大人和孩子之间的界限，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一心想让子女成功，家长往往忽视或拒绝相信某种活动不适合孩子。当媒体充斥着杰西卡的报道时，另一位母亲也在《旧金山日报》骄傲地谈论着母亲、孩子和成功的话题。当她的双胞胎踏上花样滑冰的领奖台时，她感到“这是身为母亲最幸福的一刻。我感觉棒极了。就像赛马，你的马赢了，这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当孩子成功时，我们未实现的目标由他们实现了……比起孩子，我们真是没用。”
杰西卡的母亲丽萨·布莱尔·哈萨维一心扑在孩子身上，以至于她也像七岁的孩子一样思考。杰西卡失事两天前，有人问她天气是否会影响起飞时，她说，“天气也会为她让路。杰西卡靠的不是运气，是她自己的力量，杰西卡自身的力量使她去征服她的梦想。她是个很了不起的孩子。”杰西卡从没有过真正的童年生活，当《旧金山时报》的记者问她母亲杰西卡在单飞时会不会害怕，哈萨维说：“我们不用表示情感的词汇。我们不说‘害怕’、‘恐惧’、‘伤心’、或‘快乐’等等。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杰西卡是个很棒的飞行员。从她的身体和灵魂中我可以看出这一点。我不能让紧张或害怕破坏她的梦想。”
英国儿童医科专家罗伊·麦顿博士将这种家长包办孩子生活的心理称为“代办成功综合症”，它专指那种为达到自己的梦想而不惜让孩子受伤、甚至付出生命的家长一种病态的心理。
尽管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今天的家长的确往往忽视在强迫孩子实现自己为他们设定的成功目标时，他们可能面临的危险。比如，不断发生的儿童运动员受伤事件、儿童运动医疗行业的存在都说明了我们对孩子的要求过度了。在初高中，不论孩子的体格、技能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参加同等的竞赛。年龄小的运动员经受的伤痛更加厉害，因为他们的骨头、肌肉、韧带、关节都还处于发育阶段。我认识一个母亲，她对她儿子的足球教练很是不满。她15岁的儿子是八年级学生，教练却老要让孩子参加高中暑假的足球比赛。这位母亲说，“我儿子确实是个好球员，尽管他比较高大，但他才15岁，怎么受得了和比他大四岁的孩子冲撞？”这位母亲很明智，但她告诉我，很多妈妈听到教练对自己的孩子很感兴趣时都非常高兴。
从幼儿的名牌服饰、自行车拉车，到滑雪包、运动车，无不说明父母将自己和孩子的需要混为一体了，不清楚什么是孩子的必需品，什么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方便，或为了满足我们的虚荣心。
让我们举运动车为例。它前后都装有轮子，早晨父母出去健身时，可以把孩子安放在里面，这样很快就可以结束五英里的晨跑，就像孩子没有出生时一样。但这个车是满足我们需要的，我们既想保持身材又想和孩子在一起。孩子的感受如何呢？婴幼儿的速度很慢，有时在路边玩石子也会玩很久，儿童的世界就是这样。在驰骋的运动车里，孩子的眼睛无法注视任何东西，一些小孩子还可能产生恐惧感。
滑雪包，我想也是既不舒服又危险。最近我看到一个男人背着幼儿从一个非常陡峭的山坡上滑下来，另一个滑雪者差点撞了他——如果撞上，后果不堪设想。那个男人非常愤怒，“你没看见我背着孩子？”他朝那个人大吼。
家长相信有了这些装备，孩子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其实很明显，是他们想出去跑步或滑雪。也许有些孩子会喜欢这些经历。事实上，大部分孩子都能适应这种危险，看到你那么开心，他也会开心。但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能忽视孩子的安全和他们真正的需要。
对职业母亲来说，照顾孩子一直是个大问题。尽管没有一个容易的解决办法，但明白孩子在你不在时是怎么度过的依然很重要。调查表明，日间看护中心对儿童的负面影响比我们想像得要严重。在寻找其他解办法时，我们要记住孩子会时刻挂念我们，需要我们。
再管管，孩子就“完美”了(3)
一位母亲曾在《华尔街日报》中解释双收入家庭对孩子的好处：“我想孩子需要和父母保持一些距离，这样他们才能成长。对孩子来说，犯错误、失败十分重要。他们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然后才能成熟、长大。我工作的一个额外收获就是，孩子学会了独立自主。他很高兴我做的决定。”她接下来解释道：“让孩子了解我们没有因为他们而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对孩子非常有意义。”这些话我们听得多了。再让我们听听孩子是怎么说的吧。“我们放学回家后，有时很想和妈妈聊聊，但她总打电话，这让我们有点儿生气。而且，尽管她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近，却很难早到家。我们生了病或出点什么事，她可能来看看我们，但她的工作太忙了，所以很难办到。”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我们应该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些孩子会认为父母把他们放在第一位吗？我想不会的。如果母亲向他们解释自己工作有多重要，多有趣，希望他们将来也找到一个能给他们同样快乐的工作；同时，当听说孩子在她不在时很想她，她会更加努力地工作。这样也许会好些。因为孩子看问题的眼光就像在《皇帝的新衣》里一样，当父母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每个人都会很快乐时，在孩子的内心看到的很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丽萨·贝尔金最近探讨了在工作问题上父母和子女存在的关于“真”与“假”之间的尴尬。在名为《带女儿去上班》一文中，她讲到自己的尴尬。我们如何给孩子解释“工作”这件事呢？如果我们告诉孩子工作充满乐趣、让人有成就感，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每天疲于奔命、狼狈不堪的感受呢？如果我们告诉他们工作枯燥乏味，我们宁愿在床边读故事给他们听，但我们得供养家、付房租，那孩子会不会害怕长大后每天要工作呢？也许，事情可以这么想，我们并不需要像自己想像得那样，有责任将整个世界解释给孩子。不论我们多在乎，不论我们多想让他们按我们的眼光看事情，我们都做不到。因此，有时候我们得放松下来，放下我们的镜子。这真的不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孩子们靠他们自己也能渐渐明白。
我们为什么逼迫自己的孩子，原因很简单，在家长看来，孩子离成功就一步之遥。他们聪明可爱、有趣活泼，近乎完美。只要一点儿鞭策、激励、再多做一点儿……一切就会大为不同。
在我工作的医院，我接触的家长面临着非常困难的问题。他们生病的孩子为恢复健康，享受健全的生命而努力着。一些孩子患有长期性残疾病症，如脑瘫，脑积水，有的在枪击事件中受伤。对这些家庭来说，生活从此改变，他们要重新审视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也因此和普通的父母大为不同。
我个人接触的病人患的疾病不是那么明显，但造成的痛苦是一样的。一些孩子有学习障碍，一些患有儿童忧郁症或种种压抑强迫症。很多家长不能接受孩子患有的这种情感上的能力障碍，有时他们不相信孩子再也无法实现自己为他们设计的种种美梦。他们因为坚持要孩子成功而把他们带到我的诊所。
如果你的孩子有先天性疾病或因意外造成残疾，你就必须认清什么对你的孩子是可能的，什么他绝对做不到，从而调整自己期望，以避免将孩子和自己推入不健康的心态中。当然每个父母对自己的孩子都怀有梦想和期望，但当意外发生，孩子被疾病、伤痛缠绕，他们的父母不得不重新审视孩子的生活时，他们会发现以前在教育孩子中充满的自恋式幻想是多么不理智。能认识到这一点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是一所名校拿Ａ的学生，他踢球不错并具备下棋的天赋，或者是既擅长曲棍球又能吹小号，他的发展空间似乎是无限的。你是觉得他能做到才逼迫他。因为你的孩子不是那个在父母朋友一再鼓动下才参加舞会的长相平凡、只会死读书的十年级女生，她漂亮、活泼，刚刚127磅多一点，只要减点儿肥，就会变成美丽的天鹅。她离“完美”就差那么一点点，她需要的只是一点点“逼迫”。但在我看来，她也可能会是厌食症的受害者。
父母的高度期望（比如：“你一定能做到！”“去做吧！”）加上聪明、善解人意的孩子力图讨得父母喜欢，把我们推到了危险的边缘。“你钢琴弹得棒极了，只要我们给你找个更好的老师，你一定能成功的。”“教练告诉我说如果你暑假多练习，下学期你一定能进入校队。”父母的殷切期望在这些话中表露无疑，但对失败或意外的后果，父母却从未想过。
父母更关心孩子“有可能怎么样”而不是他“已经做到了什么”。孩子们也被教导不要盯着自己已经干成的事，而要把注意力放到还能干成的事上。孩子其实是想讨父母喜欢的——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这样——他们因为夸奖和关注而更加努力，当父母提出不切实际的幻想时，他们被父母追求成功的热情所蒙蔽，逐渐排除了内心的疑虑情绪。他们可能会说，“我不太喜欢网球，但我父母那么希望我打，他们甚至要在家里建个网球场。”孩子们掩饰着内心的矛盾，全力以赴。
父母应该清醒地认识希望和盲目乐观的差别。父母总是对孩子充满希望，这种希望当然很重要，它能在失败和竞争时给我们力量，但盲目乐观却会使孩子受到伤害。父母根据错误的判断为孩子描绘未来，这只能使孩子与他们更加疏远。
在这个充满机会的社会，人们觉得一代应比一代强。子女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应该比他们的父母好得多。如果你比不上自己的父母，或者更糟糕的是，你的子女比不上你，人生便是残缺不全的。
今天的家长很难抵制将孩子推向完美的诱惑。我们有能力为孩子做的事越来越多了，而我们的社会也推崇这样的行为。最近我听说有一种装有电脑芯片的高科技儿童玩具，叫“宝贝乐”，据说可以提高孩子的智力。当婴儿将它咬在嘴里，或滚动它时，“宝贝乐”就发出四五种语言的声音。谁不会给孩子买这样的玩具？“宝贝乐”可能是根据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最新成果制造的。很多研究表明孩子学习外语时，年龄越低学得越快，因此许多父母在孩子还不到3岁就给忙着给他创造外语环境。研究还发现婴儿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辨别出外语的音素。“宝贝乐”即利用了这一理论。如果在很小时就让孩子熟悉几种外语音素，以后学外语就不困难了。“宝贝乐”只是起步，接下来，“小小语言家”电脑互动玩具会教他们读外语。当然，“宝贝乐”和“小小语言家”除了让你荷包缩小外，没有其他害处。尽管制造这些产品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而不是帮你教育子女，但问题是，这类产品的存在使家长相信他们可以而且也应该“完善”自己的孩子，只要你有决心、肯花钱，你的孩子在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帮助下必将从“还好”变为“了不起”。
现在家长期望自己的孩子不仅要在智力和体能上比别人强，他（她）的外表也要胜过他人。在前几节中我提到了人们为孩子花钱做美容整形的种种事例。
我们都知道没有几个孩子在上高中前不带牙箍的。过去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原因，人们只有在孩子的牙齿严重变形时才去看整形医生。而现在，即使一点点的瑕疵，父母也要带孩子做矫正，洗白或装牙套在儿童中极为普遍。
当我们逐渐接受牙齿美容时（如果父母不带孩子矫正牙齿，常受到大家的指责，认为对孩子不负责），整形也成为家长们可以接受的“完善”孩子的手段。
年轻人做手术美容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整鼻手术在青少年中流行已久，现在孩子们接受下巴、唇部整容甚至隆胸手术也让人见怪不怪了。美国人对美容整形手术的热衷程度逐年上升。据美国整形美容手术协会公布的统计数字，仅从1997年到2000年，美容手术的数字就增长了173％。尽管青少年接受手术的比例没有增加（约3％），但在成年人美容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这个比例依然很能说明问题。
几乎所有的外科医生都会告诉你，“没有一个手术是小手术”。他们的意思是说麻醉有危险性，术后的并发症虽然很少见但它的确存在，而且还可能很严重。
再管管，孩子就“完美”了(4)
美国面部整形和修复协会反对18岁以下的儿童做隆胸手术。但是，很多高中毕业生都在做，往往这手术还是她们期待已久的毕业礼物。在美国所有唇部美容的手术中，有2％是青少年做的。
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他们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对身体的某一部分尤其留意。他们讨厌自己的头发、眼睛或鼻子。她们嫌自己的胸部发育不够，或肚子太胖、小腿太粗。而社会的影响更让他们的烦恼火上加油。我曾有一个女病人，她对社交活动极度紧张。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已经做了鼻子整形手术，但对效果很不满意。她相信要是她的鼻子能再小点，就会拥有更多的朋友，她的生活也会更好。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手术可以解决她的问题。但只要有美容手术存在，孩子们就有可能认为外表的缺陷是限制他们成功的重要因素。
有时候，过度追求外表造成了一种矛盾的结果：长得越好看的孩子对自己的感觉越糟糕。不可否认，整形手术曾让不少孩子生活得更好、更自信，但很多手术不过是为了“锦上添花”，是家长追求完美的结果。很少有人会反对给长有龅牙的孩子做牙齿矫正手术，但17岁的女孩子做隆胸手术你会怎么想呢？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会喜欢做这种手术，而且一辈子都得忍受不适吗？
当父母让孩子接受整形手术时，他们的意思很明确，“你那样子不够好”。显然，这会给孩子造成不利影响。我想，只要你认为一个美容手术可以真正改变你或孩子的生活，那你大可以尝试。但要注意的是，在你为孩子安排这种手术前，要慎重考虑手术的后果。因为孩子，即使是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对自身的认识也依然是不全面的。
我们如此追求完美，不仅改变着孩子的身体或学习成绩，当对孩子的要求逐级上升时，一些本应是正常的行为也被我们看成了禁忌。我记得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他有6个孩子。他的二女儿非常得顽皮，他每次提到那个孩子都会摇头、叹气、瞪眼睛，然后用慈爱的语气说：“这孩子真是个疯丫头，早晚我得气死。”今天的父母很少这样随意地对待自己的孩子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赞成家长纵容孩子，但过去我们对孩子的各种行为的确有更为健康的包容心态。那时的父母也不会人为地制造压力，觉得要为孩子的行为特性负责。
我们对孩子的要求越来越多，对他们的行为大加限制。即使是一些健康、正常的表现，也被我们用药品改变着。医疗是将我们的孩子推向成功之路的另一种武器。
1990年以来接受“注意力缺乏性多动症”（ADHD）治疗的案例迅猛增加。据估计，在1989年全美有75万儿童接受ADHD治疗，到了1995年，这个数字增长了一倍，达到150万。一些研究证明，接受ADHD治疗的孩子多来自中上层家庭。
同样，服用治疗焦虑和抑郁药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尽管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据《时代周刊》1999年5月一篇文章的估计，每年大概有50万～100万的孩子吃抗抑郁的药。自上世纪末至今，抑郁症患者的数量一直在增加。目前，估计1％的学前儿童，2％的学龄儿童和5％的青少年患抑郁症，部分正是因为家长的过度要求而造成的。
百忧解（Prozac）是一种流行的治疗抑郁症的药。该药品含有的SSRI成分，对各种抑郁和焦虑都有效，但它也有一些不太严重的副作用。一位在曼哈顿工作的实习护士告诉我，“很多30多岁看起来没有一点忧郁症的人来开百忧解，而我们认为一些年纪大的应该服用该药品的人，他们甚至不想尝试。”当然，年纪大的人代表的是不会因为情感或心理问题而服药的老一辈人。他们挺过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对抗抑郁药嗤之以鼻。也许他们有点极端，但年轻人如此依赖抗抑郁药不能不让人注意。
据估计1999年有3500万人服用百忧解。彼得·克拉莫博士在他的《倾听百忧解》一书中以绝妙的语言描述了服用百忧解治疗心理和情感障碍的尴尬，我想我们在子女教育过程中存在同样的问题。尽管最近人们加大了儿童精神病理学研究的力度，我们对这一领域还是知之甚少。每当我给孩子开这种药时，我不仅担心药品的副作用，更害怕我们难以估量的东西。它会不会影响孩子的个性发展？没有别的什么坏作用？我们真正了解这东西吗？
杰罗姆格·泼曼曾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谈论行为、个性，尤其是错乱的行为和环境的关系。他发现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把行为的错乱归因于医疗的失当。他采访了波士顿儿童医院神经心理学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心理学家简·赫尔姆斯·伯尼斯坦博士。伯尼斯坦博士在治疗一个有学习障碍的孩子时，亲身实验了这个孩子接受的心理测试，她发现结果和这个孩子完全一样。她问，“为什么我没有心理障碍呢？因为我只要精通一个领域就可以，所以更容易调整自己。”但孩子在学校，却不得不样样精通，因此很难应付。她的发现有什么意义呢？尽管我面对的也是一些需要用药物才能应付日常生活的孩子，尽管我会开药为他们减轻心理负担，但我还是认为用药物使孩子达到某种普遍的行为标准不值得提倡。正如伯尼斯坦博士所说，“不要管，人类可以接受各种行为方式”。孩子需要的是家长能控制对孩子的期望，教导他们如何处理问题，而不是一有问题就求助于药物。
不幸的是，不管我们是利用药品、手术、训练或仅仅用压力使孩子走向“完美”，造成的后果却是孩子自信的丧失和自我价值的贬低。用外力改变他们的生活并不是难事。但在敦促他们拿Ａ之前，请先停一下，想得长远些。当孩子靠自己了解到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并且努力实现时，他才会真正感受到成功的快乐。用爱和包容对待我们的“近乎完美”的孩子，让他们自己去干，总有一天，他的成功将超出你的想像。
良好的成长环境被破坏
一个健康平衡的家庭系统因为成员之间的忍让互助而维持着。如果母亲太累，父亲会做晚饭或至少买外卖回来；而当父亲为打破的玻璃发火时，母亲则会清理并安慰哭泣的孩子。母亲经常是情感润滑剂，协调各种矛盾并抚慰受委屈的心灵，她会说：“爸爸最近没有时间和小苏西在一起，因为……”“比利最近有点沉默，因为他最好的朋友转学了。”等等。而家庭运转的动力往往来自父亲，父亲会说：“曼迪，你要提高跳远成绩，必须得多练习。”单亲家庭则会依靠亲戚、朋友来消除诸如3岁的孩子不吃蔬菜，或9岁的儿子没有入选足球巡回赛带来的烦恼。当一个家庭的平衡被打破，或者失去看待问题的正确态度，家里的每个成员都会有所感觉。我发现，现在常见的那些牺牲了正常的家庭生活，把孩子的“成功”作为惟一目标的家庭，他们所经受的心理折磨，与那些有孩子生病的家庭非常接近。
有个孩子生病时，父母的全部注意力都会放在病孩子身上，家里充斥着紧张情绪。其他孩子感到的不平衡往往会使他们变成“沉默的病人”，他们的痛苦不亚于生病的孩子。一方面他们为自己兄弟或姐妹的疾病担忧，另一方面，从父母身上感到的紧张和焦虑让他们更加难受。有时他们还会被一种罪恶感折磨，不知在玩耍时他们曾对病孩子说过多少遍类似“掉下来摔死”这样的话。
这些孩子还要面对家里发生的明显变化，比如父母不再精心做饭，日常的活动也被取消。面对这些变化，有些孩子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另一些孩子的表现却会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实际上他们也非常紧张不安，不过本能告诉他们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这些未被承认的“病人”独自经受着恐惧、担忧、焦虑，而父母却毫不知情。
我们所说的“被分裂的家庭”情况更为复杂。孩子生病的家庭经受痛苦的时间是有限的，而“被分裂的家庭”更像在经历一场拉锯战。有这样一个家庭，父亲发现儿子萨姆对冰球很感兴趣，就花大笔钱买球具，送他去儿童冰球队，还专门请教练每周对他进行几次训练。比赛、训练成了这个家庭的头等大事。萨姆的姐妹很快就发现周末她只能在球场做作业，或者为了避开看球的无聊而去朋友家。惬意的周末早餐已变成“冰球时间”。用不了几年，父亲又会考虑儿子获取大学奖学金的事（不管冰球奖学金有多少见），冰球统治了整个家庭。假日旅行贡献给了巡回比赛；家里的谈话、来往的朋友无不与冰球有关；甚至萨姆的学习也被放到第二位，尽管没有公开声明——大部分父母至少口头上承认学习很重要——但实际上可以感觉到父母的默许。考试、学期论文、专项调查都不能干扰训练和比赛。父亲开始吹嘘萨姆在打球时还能做数学作业，即使写论文到午夜也不困。父母姐妹都成了围绕萨姆和冰球旋转的卫星。
这样的家庭把重心放到一两个表现突出的孩子身上，其他的孩子只能是“落选者”。他们也会成为“沉默的病人”，要么用激烈的行为告诉家长他们受到了伤害，要么暗自神伤，被痛苦、焦虑、恼怒日夜折磨。而在有的家庭，所有的孩子都被家长逼得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和孩子们被各种活动、课程、训练限制起来，家庭生活不复存在。
重视体育运动或其他竞争性活动的家长或许会说，这样可以让孩子茁壮成长，或者说这是体验真实人生的一种训练。另外，给孩子安排各种活动可以教会他们“如何管理时间”。而在我看来，这么做就如同把孩子放在燃烧的火炭上，试图以此让他学会走得快一些。
此外，日常生活中很多不可控制的因素也使家庭成员的联系不再紧密，比如工作，这是今天的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不论经济是好是坏，工作占据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人们不得不加班、起早贪黑。
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使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工作。我们甚至可以在海滩上查看电子邮件。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我，我们很难和同事、客户取得联系，因此也就不再去想。但现在，我们知道五秒之内就能上网了解一笔大生意的进展情况，那我们就会无时无刻不被这件事统治着。在工作中我们习惯了同时应付很多事，即使回到家里，也很难从这种忙忙碌碌的状态中走出来。
在这种分裂的家庭里，人们失掉的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失掉的是家人相处的宝贵时间——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找回的东西。研究表明，在过去12年里，家庭里的谈话已经减少了50％——即使考虑误差，这个数字也让人吃惊。我们知道，提高孩子阅读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给他们创造一个丰富的语言环境。有些家长花钱请老师、送孩子读私立学校，在家里却和孩子一句话也不说，这真可笑！
当父母不再有时间和孩子共进晚餐，放任他们去吃那些快餐食品，孩子们就很难获得均衡的营养了。对9岁至14岁的孩子所做的调查表明，那些在家里很有规律地吃饭的孩子养成了良好的饮食习惯：多吃水果、蔬菜、吃少量脂肪，不吃油炸食品，很少喝汽水，更多地摄入维生素和其他微量元素。但是很多家长因为太累或压力太大，没有时间做一顿真正的饭菜，即使偶尔有条件这样做。
在过去的12年里，家庭谈话急剧下降，但孩子花在固定的体育运动上的时间却增加了一倍，花在被动的娱乐方式上（如看电影、打电子游戏、玩电脑等）的时间则增加了五倍，这还不包括看电视的时间。上世纪70年代，一年有3～4个月的时间是高中生的冰球赛季，现在则是50周，训练的时间也大大增加。密歇根大学1998年的一个研究显示，13岁以下儿童的自由活动时间在30年间减少了16％——从以前一周63个小时减到51个小时。正如最近《华尔街时报》“工作和家庭”栏目的一个标题所说，“孩子要求父母停止制订计划，和他们在街上玩耍”，孩子们需要自由的时间。我不是说父母占用孩子们打电脑游戏的时间让他们滑冰是不对的，我的意思是对孩子来说，“什么都不做”的时间也很重要。
力求孩子的任何事情都要完美的家长，却把自己和家庭的正常生活放到了一边。当目标（竞赛、ＳＡＴ成绩、“金灿灿”的履历表等）成为家庭的重心时，日常生活就只能是一个背景。与学外语、练冰球、到别的城市打比赛相比，和孩子们一起吃饭、看电影、去教堂、或者就呆在家里变得微不足道。
关键是要真正了解你的孩子。有的孩子迷恋某种事物，喜欢竞争激烈的比赛。有的孩子就喜欢呆在家里。但即使是前者，他也需要有益的平衡和正常的家庭生活的支持。
家庭是个系统。当所有的毛巾都堆在甩干机的一头时，它发出的噪音就像运货列车开进了家门。甩干机在旋转，但它工作得极不情愿。家庭也是一样。当家庭的某个成员扮演的角色超出正常需要时，除非这只是临时的，或是由于疾病受伤、工作需要等无法控制的外界因素，否则尽管这个家庭可以运转下去，但是它的效率会大大降低，而且无法满足每一个成员的需要。
失掉平衡的家庭给孩子们造成的负担真实而明显，他们会变得紧张、焦虑。孩子出生时父母为建立和他们的联系处心积虑，孩子长大后父母却忽视了不和他们呆在一起的恶果。也许是因为“研究”还没有强调这一点，也许是追求成功的压力超过了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关注。但受罪的是孩子。2000年全球策略小组在全国范围的调查表明，21％的美国儿童认为“不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父母呆在一起”是他们最为伤心的事。实际上，这个数字低估这些孩子的数量。在另一个由华盛顿儿童成长研究院对更小的孩子所做的研究中，被抽查的429名年纪从11～14岁的学生大都希望有更多时间与父母一起做些简单的事，和他们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这里所说的“联系”这个心理学术语，指的是父母试图在孩子出生时与他建立的东西。那时孩子会用哭泣向父母表示希望父母注意他。当孩子渐渐长大，不再用那么直接的方式，但他们依然需要和家长们保持亲密的“联系”，需要他们的容忍、耐心、慈爱、安慰，以及管束。
在被分裂的家庭里，孩子不是惟一的受害者。父母不仅要承担工作生活的重担，还要陪孩子练这练那，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在两岁的孩子需要有人照顾时，他们不能生病；为了儿子训练，他们要在10分钟内从办公室赶到足球场。很多时候，父母也在矛盾。虽然他们也知道，对一个三年级的学生来说，去朋友家过一晚上是合理的要求，但他不去训练，教练肯定会不满，另外，很快就有场重要的比赛，如果不参加训练就不能上场。父母想让孩子参加各种活动，尤其是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社会活动，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让孩子认识到生活残酷的一面：如果你想得到一些东西，就必须努力争取。
憎恨是一个“被分裂”的家庭里常见的情绪。毕竟，父母为孩子牺牲了很多，他们舍弃看电影、外出吃饭和安静地呆在家里的夜晚，他们这样做是“为你好”。为了赚足够的钱，他们必须加班、熬夜。他们知道让一个10岁孩子心怀感激是荒谬的，但至少应该合作一下。子女能够感到家长掩饰的愤恨和恼怒，通常他们会把对父母目标的疑虑埋藏在心里。知道父母为自己投入了太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他们感到无法对父母说“不”。
我们自己的生活又怎样呢？我们的婚姻还稳固吗？当家庭重心一味放在孩子身上时，我们的婚姻也会出现问题。关心儿子球赛是否入选，记着周末开车看女儿比赛，这都比担心婚姻中潜在的问题容易得多。对现在的家长来说，婚姻的“工作”就是让孩子变得更“完美”。“威逼式”教育不仅让家长不再关心婚姻，由此带来的失望和憎恨还让家庭关系更加紧张。“如果孩子得不到冠军怎么办？”“入选不上球队怎么办？”“进不了名牌大学怎么办？”如果诸如此类的问题占据了家庭生活的全部，婚姻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刚上高一的女生因为“天赋不够”没能入选暑期音乐夏令营，她的父母为此非常失望，她告诉我说：“爸爸妈妈太生气了，他们甚至不再互相讲话。”
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家庭，在崇尚高度竞争的文化的重压下，被“逼迫式家教”分裂。
我们通常感觉不到这些变化，甚至不知道自己丢掉了什么。很多家庭都未体会过和家人在一起安静、和谐地共度时光的乐趣，也从来没有想过生活可以是别的样子，在他们看来只有“好好干、好好玩”才是对的。
可以肯定的是，你不能指望孩子为你“拔插销”，只有父母才能让这一切改变。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即使是暂时的停顿也要比继续这样做下去困难得多。
孩子变得目空一切、自命不凡(1)
我总是很忙，不喜欢去商店买衣服。直到有一天不能再拖了，我去了趟“香蕉共和国”。抓了几条适合我尺码的牛仔裤冲进试衣间后，却发现它们都太大了，可我并没有减肥。付钱时，我问收银员这些奇怪的尺码是怎么回事，“噢，”她回答说，“那是我们的‘虚荣心尺码’。”我的头脑中一亮，“对，虚荣心尺码！”
我们都在用“虚荣的尺码”，实际上，“虚荣心尺码”已经从试衣间潜入教室和家庭，被用在了孩子身上：成绩单上的Ｂ奇迹般地变成了Ａ，“良好”变成了“优秀”，参与者都成了冠军。
也许你孩子的房间里也放满了奖杯和绶带。我儿子就有一个超大号的奖杯，甚至需要一间房子来专门摆放它。他从足球队的医疗室把它拾了回来，纯粹为了炫耀。我认识的一个5岁女孩在一次体操比赛中，被错发了的奖品，她甚至都不屑于换回来，她的房间早已堆满了各种奖品，这一点都不重要。当然在父母眼里，孩子们更是最棒的。然而，所有这些认可却造就了这样一代孩子，他们不知如何去应付那些奖杯和奖章后面的现实生活。
学校里的“虚荣心尺码”对孩子尤其不利，老师和家长们为了照顾孩子的情绪而忘记了学习的真正意义。莫琳·司多特曾写过一篇反对“自信运动”的很有力的文章。她说：“过去，自信心的培养从来就不是最主要的，而且人们认为自信并不是独立的，它是成功、努力工作和责任感的产物。只是近年来，在美国教育的历史上，单纯的自信心的培养才成了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她的观点是有争议性的。但无论如何，自信心的培养已经在教室、操场，最重要的是在家庭里产生了影响。这毕竟这是为了孩子好。当孩子回答错问题时，老师并不正面批评，而是问“这是另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吗”？
“虚荣心尺码”本身并不可怕，它仅仅是一个让人感觉良好的花招。这就像调整体重计让我们的体重显得比实际要轻一样。但是，利用这种技巧教育孩子却会鼓励他们自命不凡的心态。他们期望世界围着他们转，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最好的东西，“有权”过最好的生活。这样，他们就很难做出符合道义的选择，也很难同情他人。这种做法也使家长很难分清什么是孩子想要的，什么是他们必须的。
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司博克博士是这方面的权威。严格的规则，正式的进餐时间，教条主义的育儿模式——男孩子不玩娃娃，孩子们必须在晚上八点以前睡觉——统统被修正。家长们不愿强制孩子，他们变得不再严厉教条，而是更易于沟通。这些改变大多有很好的结果，很多家长和孩子都很喜欢那种建立在尊重和理解基础上的新型亲密关系。但是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一些家长不假思索地就投入了这种流行的家教方式，甚至忽视了一般的常识。
例如，让孩子自己作选择，家长认为这样可以增强他们的能力。一个学龄前儿童就可以是这种家教方式的运用对象：“你愿意自己走到车上呢，还是愿意让我抱你过去？”“你愿意穿牛仔裤呢，还是针织裤？”在很多情况下让孩子自己选择是个不错的方法。但其实孩子往往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还是要上车，还是要穿裤子，父母提供了两种可接受的，对他们合适的选择，但这些选择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只是在限制他们时稍微放宽一些。
还有很多父母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的孩子有能力做出选择，而且不仅仅是在两种可能之中做出选择。这样家长很容易就会犯一个错误，即让孩子决定与他们的成熟程度和经验不相符的事情。实际上，即使有家长的提示，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负担，这种负担来自于选择所导致的失败的压力。其实，童年时期的一件乐事就是不必做出决定，不必做某种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