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人所共知，其实，李鸿章在权术上的造化，则是学习了胡林翼。
“胡林翼之才，十倍于臣”，曾国藩在奏折里这么说。湘军将领李续宜对曾国藩说，“胡公待人，不能无权术”；曾国藩以为然。胡林翼死后，门生为其编订遗集，曾国藩特地致函编者，“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言外之意，即谓胡林翼生前多用“权术”留下不少上不得台面的文字，不宜刻入遗集，免得引发物议。鸿章运用“权术”，不仅在湘、淮两派的争斗中屡屡得分，在“帝党”、“后党”之外能独辟蹊径，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上也不无斩获，较诸胡林翼，或有青胜于蓝之处。
李鸿章晚年，与人谈旧事，赞不绝口的固然是“先师曾文正公”，但“前辈胡文忠公”这句话，他也经常挂在口边。
胡林翼玩弄权术最经典的是跟官文的关系。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手握重兵，朝廷很不放心，所以特委派官文总督湖广，暗暗监视胡林翼。督抚同驻武昌城。当时胡林翼的朋友们都不禁为老胡捏了一把汗。
不过胡林翼这个人很聪明，对官文执礼甚恭，每月给总督府送上非常丰厚的银两，按《清史稿？官文传》的暗示，是“岁糜十万金供之”，每月差不多一万两银子。这是第一步，“走前门”尽礼数，与总督搞好人情；第二步，走后门拉关系，与官文的宠妾结成干亲，从而与总督府建立起非比寻常的拟血缘关系。
既然与总督结上了干亲，事情就好办了。凡湖北吏事、军事上官文有可能会从中作梗之处，胡林翼就预先告诉官文的宠妾，小妾则在官文面前终日絮絮不休，说：“胡大哥才识胜你千万倍，凡事让他去办理，决无贻误，你自己落得享清闲。”官文是个有名的“面瓜男”，当然对宠妾之言唯命是从。
自此，在湖北官场上，事无巨细均取决于胡林翼，胡林翼建一议，出一策，官文从无异词。这些，全有赖于那位小妾的三寸不烂舌之力也。
李鸿章在帝王学方面得到了胡林翼的真传。李鸿章升官的“诀窍”有二：一是做事，勇于担当，急难险重齐上。二是做人，主要手段是给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和上层满蒙亲贵大肆行贿。不说平常，不算特别采购赠送的“洋玩意”（进口奢侈品），李鸿章每年春节给上层权贵上的“例钱”（拜年）多达二百万两白银。无论公私，李鸿章是晚清官场的“买单”冠军，行贿大户，否则，无法做事，更无法自保。
官场上这种潜规则不是常理可以推测的。例如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两宫召见。太监们要左氏出陛见关节费三千两。左宗棠不出。可是李鸿章为顾全大局，就代他出了，后来左宗棠将军奏对称旨，慈安太后大为感动，乃赐以先帝（咸丰）墨晶眼镜一副，以奖有功。谁知太监公公捧旨颁赐时，按例又要索礼金数千两。可是左宗棠一气之下，“先帝眼镜”也就不要了。又是李鸿章为顾全大局，替左宗棠出了半价买下了事。
李鸿章的这些行为，在很多历史家、政治家眼中是拿不到台面上的。
晚清官场肮脏不堪，如同没人打扫的公共厕所，谁待的时间越长，谁沾染的臭味越浓。李鸿章是个实事求是，勇于面对现实的人。李鸿章一直就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谈不上是一个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人。他不算是一个有着精细的远大目标的人，却是一个对于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抱有巨大信心的人。同时，李鸿章又是一个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完成自己人生目标的现实主义者。从一个乡下青年，走上人世的显赫位置，这是他工于心计、处心积虑、小心做人的结果。
从李鸿章的一些照片，我们可以从外面管窥其内心世界。从照片上来看，李鸿章身材挺拔，冷静平稳，有着凛凛之威；尤其是李鸿章的一张中年照片，从容倜傥，成熟聪明，意气风发。至于李鸿章的晚年照片，不怒自威，庄重沉稳之际，能略见一丝慈爱，但在整个氛围中，有着难以遮掩的无奈和凄楚。
到了暮年，李鸿章眼神深邃，冷漠而镇静，绝不露出一丝表情，这是一张成熟无比的面孔，面部整体氛围变得越来越模糊，无懈可击，刀枪不入，一看就是中国官场文化长期浸淫的结果。
从这样的面孔中，我们是很难揣度一个人真实的心思和喜好的，甚至很难看出个性特征，一切都是隐藏，都是深不可测。它就像深潭一样，表面平静，很难看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而在骨子里，却有着对于事态的洞察，能够从细微之中审时度势，迅速做出自己独特的判定，或者明哲保身，或者一跃而起，给对手致命一击。
只要想做事，隐忍就是必需的。不懂得隐忍，就不能积蓄力量，以在最佳时机完成致命一击；不能隐忍，就过早暴露自己的目标，就容易让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不能隐忍，就不能摆平那些卑下、龌龊的人，就会在与他们无聊的纠缠中浪费掉自己宝贵的精力……隐忍的人，才能负重；隐忍的人，才不会轻易折断；隐忍的人，才不会轻易倒下。
7.镇定，危机面前必备的素质
面对危险的时候，最大的伤害有时不是危险本身，而是危险带来的慌乱。
而面对危险时的镇定，则是化险为夷的重要条件。李鸿章从小就具有那种临危不乱的素质。
李鸿章小时候，有一天，李鸿章和大哥李瀚章、三弟李鹤章三人跑出去放风筝，不料突然刮起一阵风，风筝一下扎到了路边的池塘里。李鸿章想把风筝捞出来，可风筝挂在了池塘中央的一棵树上，情急之下，李鸿章扑通一声，跳进了池塘里。
李瀚章和李鹤章吓坏了，急忙跑到远处喊叫救人。乡人赶来，将李鸿章从池塘里捞出来，父亲李文安又急又气，搂住他骂道：你明明不会水，为什么要往池塘里跳呢？不想乡人说：不对，这孩子会点儿水，我们捞他的时候，他一直在水面上仰漂着，如果他不会水的话，早就沉到水底淹死了。
李文安很惊讶，李鸿章说：“我在湖边的时候，听到渔民教他们家的孩子说，人落水中，只要不慌不乱，慢慢呼气，就能够漂起来。渔民还说，淹死折腾的，活着老实的。所以我跳到水里之后，就往后一仰，随意漂着，所以才没有淹到。”
这个故事说明了两件事：第一，李鸿章年轻的时候很冒失；第二，李鸿章在危险面前有难得的镇定。
冒失的毛病，在李鸿章跟随曾国藩的过程中基本改掉了，但镇定的优点，李鸿章却保留了下来。而这个优点，也让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无数次地化险为夷。
1895年3月24日下午四时，马关谈判第三轮结束过后，李鸿章步出春帆楼，坐轿子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轿子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黄马褂，倒在血泊之中。迷迷糊糊中，他还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黄马褂血衣保存下来，要求不要洗掉血迹。
李鸿章中的这一枪，子弹正好嵌在左眼下方一寸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及眼睛。李鸿章不让取出来，俄国医生也坚持不取。一是老先生时年七十三，一动不如一静。二是老先生可能希望留下这个让伊藤博文揪心的“罪证”，和日本人做“有理、有节的斗争”。果然，最后理亏的日本人要价从三万万两降到两万万两。这“一枪”甚至还引来了俄罗斯、法国、德国对日本掠夺辽东的联合干预。在它们的压力下，特别是俄罗斯有意无意地在远东做调兵姿态，让日本不得不放弃了辽东。
其实，此时的李鸿章如同一个赌徒一样，输掉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丧失了自己最大的政治资本，而《马关条约》的签订，一定会让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国内的政敌口诛笔伐，朝廷的翻脸无情，这一切都在等着李鸿章。
但李鸿章还是克制住自己巨大的悲伤，他把自己封闭在冷静的沉默中，一边思考着对策，隐忍，等待。
1895年4月18日，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的李鸿章带着《中日马关条约》回到清国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众人唯恐避之不及。李鸿章知道自己被抛弃了，他变成了一只该死的替罪羊，而他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鸿章一下子成了全国公敌，他的照片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报纸。其时，适逢闻名的昆剧丑角刘赶三去世，有人突来灵感，拟就了一副对联，把李鸿章捎带进去加以痛斥：
赶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市井纷纷扬扬，都传说李鸿章在谈判中拿了日本人的银子，绅士和知识阶层也义愤填膺，仿佛不责骂李鸿章就不爱国似的，更有漫画把李鸿章画成一只没有脊梁的癞皮狗。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雪片般地飞向光绪和慈禧的案头。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
对于这些，李鸿章无暇理会，因为李鸿章一直留在天津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让他们对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清国。即便后来，李鸿章被革职，他还在利用出访各国的机会，推进他“以夷制夷”的策略。
李鸿章在历史舞台上的绝唱是辛丑议和。而这一次，李鸿章彻底把他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和敢在刀尖上舞蹈的本事在世界面前演示了一把。
1900年，李鸿章奉召进京与八国联军谈判。
李鸿章在谈判中，丝毫没有显现出一个面临亡国的大臣的慌乱，而是从容地提出两个谈判纲领，甚至大喇喇地提出要与列强个别对谈，以期各个击破。
中方提出议和大纲两天后，联军最高统帅瓦德西终于赶到北京，对李鸿章提出的议和大纲，这个武夫却比什么人都精明，瓦德西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
谈判双方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对不上眼。
李鸿章要先停火后议和，联军是先议和再停火。
谈判不欢而散，联军继续西进，并派兵进犯了清西陵和东陵，直逼张家口，向慈禧施加压力。联军司令瓦德西说，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联军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
接下来就是打心理战，慈禧在西安受不了了，“以首祸当议己，常悁栗不自安”。她“一日不见京电，便觉无措。然每一见电，喜少惊多，实令胆怯”。十一月二十一日，她电问李鸿章：“列强所索各条是何端倪，曾否见询，有无万不能行之事……应据实密奏。”她对和谈的态度非常坚决：“大局攸关，款议可成不可败，两害取轻。”
李鸿章这时开始玩战术。他看准了八国联军的弱点，十一个国家组成的谈判方，看似阵容强大，其实这次搭的是“草头班”，个个心里都有小九九。于是，李鸿章各个击破。不久，英首相索尔兹伯里就对首先提出以惩凶作为议和先决条件的德国人说：“绝对不否认，如果把皇太后牵入这件事情以内，人们将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这也是对于欧洲不利的。”
接着，各国公使一致要求，只有中国的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而慈禧压根就没有此时回京的想法。
谈判又陷入僵局后，李鸿章惯用的策略是“以拖待变”，这一招已经屡试不爽。首先就是“李鸿章病了”。
久拖以后，转机来了。俄国人在东北准备监理东三省，这引起日、英、美等国极大的不安，他们不再坚持把“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而是转向急于开始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奕劻遵旨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
越是危险的时候，李鸿章越是从容，越是艰难的时候，李鸿章越是淡定，这种超强的心理素质，让他一生履险如夷。
第九章 互为掎角，让别人离开自己的支撑就会倒
1.让自己成为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师徒关系，以及他们的功业都为世人所称道。曾国藩并非只有李鸿章一个学生，却唯独李鸿章一直为曾国藩所倚重，并且在曾国藩不遗余力的支持下，最终取得了不朽功业。
要想为人倚重，需要三个因素：能力、能干事，最重要的还要共进退。在清末那个乱世当中，师徒想要自保，必须同进退，共担当。
对于李鸿章的能力，曾国藩早就有所认识。早在京城李鸿章跟随曾国藩学习的时候，曾国藩就对李鸿章的哥哥说过：“其才可大用。”
李鸿章有才，曾国藩又是一个惜才、爱才之人，所以，李鸿章也总让曾国藩念念不忘。
曾国藩奉命回乡组织民团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和李鸿章一别数年。曾国藩始筹团练并不顺利，所以更记挂这位爱徒。李鸿章随吕贤基刚到安徽，曾氏就致信其兄李瀚章，询问李鸿章的情况。不久，曾国藩几次致函吕贤基以及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李鸿章的才干，并让他们多多关照李鸿章。
太平军再克庐州，李鸿章无处容身，于是携家眷辗转流离，南下江西南昌，投奔为湘军办理粮草的胞兄李瀚章。庐州失守的当天，李鸿章给恩师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对自己办团练六年、一无所成而深感惭愧，也表达了自己投奔湘军的意愿。
曾国藩立即“奉上菲资三百金”，给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资，同时回了一信，让李鸿章速来建昌湘军大营。于是，李鸿章在南昌稍稍安置后，便去了曾国藩处，当了曾国藩的幕僚。
李鸿章在湘军大营里的身份是曾国藩的机要秘书。他在曾国藩幕府中居于重要地位，主管整个幕府乃至湘军的神经中枢，曾国藩对上级的报告、下级的指令、前后左右的联络协商、内部关系的调整等都通过这个机构运转处理。
曾国藩上呈清帝的奏折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全都关系到国家军政要务的核心内容。因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文采极为赏识，因而李鸿章在曾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曾国藩起草奏折等公私文书，曾轰动一时的《参翁同书片》就是出自这段时间。
李鸿章反对曾国藩移师祁门，并反对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这让曾国藩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做一事。”在曾氏原先的手稿中，在“而”与“又见”之间，圈掉了“少荃”二字，可见其原文是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的，这段冲突的后果就是李鸿章负气离开湘军大营。
李鸿章离去后局势的发展，让曾国藩更加见识到李鸿章的价值。首先，形势的发展证实了李鸿章的战略预见是对的。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景德镇，祁门再度被围困，情急之下，曾国藩分别给二子立下遗嘱，预备在祁门坐以待毙。其次，李鸿章的离去，让曾国藩不得不亲自处理那堆积如山的文牍，让曾国藩苦不堪言。
曾国藩于是想到让李鸿章回来，这时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意思是说，李鸿章这个人，迟早有一天会一飞冲天，不管有多少人也挡不住他飞黄腾达的脚步。既然如此，这个人情与其让别人做，不如咱们自己来做。他早晚会飞黄腾达，我们帮助了他，好歹还落得个人情。可如果我们不肯帮他，等他发达之后，可能会怨恨我们，你说这是何苦？
李鸿章也并非真的要与曾国藩彻底决裂，当曾国藩把祁门大营移到长江边的东流，并向李鸿章函告这一决定时，得到的反应是热烈的，李鸿章数次来函献计献策。
曾国藩趁热打铁，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冬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难，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
李鸿章接信后，颇为感动，于是立即收拾行装赶到东流大营。李鸿章的回归，让曾国藩如虎添翼。积压如山的公文得以清理，军事大计也有人商议了。
此后，在曾国藩的帮助之下，李鸿章顺利当上了江苏巡抚，同时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奉命组建淮军。曾国藩之所以极力推荐李鸿章组建淮军，去解上海之围，既是对李鸿章能力的信任，也是曾国藩为自己日后布下的一枚棋子。
曾国藩之所以解救上海，主要是看中了上海的富庶，想以此来解决湘军的粮饷问题。派李鸿章去，也是出于对李鸿章的信任。但实际的效果是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的军饷远比预期的少，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
李鸿章十分体谅曾国藩的难处，收到曾信后，他决定竭尽全力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的感谢之词。
支持李鸿章组建淮军，是因为曾国藩早就做好了裁撤湘军的准备。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借口是湘军“暮气已深”，而真正的原因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不过曾国藩知道军队对自己在政坛上的意义，所以不可能真正地将自己的实力都遣散了，所以裁撤湘军之前，支持李鸿章组建淮军，并在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因为“湘淮一家”，这其实是对湘军实力的变相保留。
人要自立，是要面对社会，而不是关上门一个人孤芳自赏。要被人需要，而不单纯需要别人。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上混，一定要有“卖点”，卖点越突出，价值越大。李鸿章是一个“卖点”突出的人，正是他突出的卖点，为曾国藩所需要，让他成为曾国藩的臂膀，当然也自然让曾国藩把他列入首先要保护和提拔的名单。
李鸿章一生的功业，都离不开曾国藩的支持，而曾国藩之所以不遗余力培养和支持李鸿章，无非就是看到李鸿章“青出于蓝”的潜力，而李鸿章在为曾国藩所用的同时，也获得了最有力的支撑。
2.要想不倒，就要做坚若磐石的柱石
李鸿章死后十年，清王朝也倒塌了。这并不仅仅是偶然，李鸿章的倒下，对清王朝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慈禧是一个很难伺候的主子，她不需要英年有为，也不需要开天辟地，她只不过是想维持清王朝的存在，最大化地满足她的权力和欲望。但慈禧在政治上又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并且是个“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固执老太婆，她需要的人是先奴后才。而这些，与李鸿章“裱糊匠”的定位是十分贴切的。
太平天国运动给了李鸿章一个“飞黄腾达”的历史机遇，慈禧太后丧权辱国时代又给了善于周旋的李鸿章一个“腾达”的机遇。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既不动摇清廷祖制，又有利于清廷统治根基的苟延残喘：这自然符合慈禧的要求。
李鸿章最让慈禧倚重的，是出色的外交能力。李鸿章一贯主张对外和平，避战周旋，这既有别于“鹰派同僚”左宗棠，又有别于顽梗不化的“保守派”刚毅等大臣，而一贯和平的主张，自然有利于其和洋人打交道。慈禧对李鸿章外交能力的倚重，最突出的表现是庚子事变。
因为久受列强欺压，慈禧对列强是心怀痛恨的。慈禧一直想把光绪给废掉，曾经放出风声说他身体不好，法国大使馆派医生到宫里给光绪检查身体，一检查说光绪身体很好，没什么大问题。支持慈禧的官员想把光绪给废掉，这又遭到一些洋务派大臣和海外富商华侨的反对。慈禧觉得不敢得罪外国人，又想废光绪，觉得外国人很讨厌，她就想找一个力量，来制衡外国人。
恰在这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了，以端郡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官僚，坚持招抚义和团，进而鼓动西太后“以拳御洋”；而以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五大臣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僚则主张 “剿拳和洋”。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并最终做出了以武力阻止联军进京的决策，其中重要的一条决策便是对外宣战。
清廷对外开战的决定遭到主和派大臣的激烈反对，但主和派在斗争中失势，五位主和派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在其后联军逼近北京时先后被杀。
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后，即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
当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在北京兴起的时候，此刻的李鸿章正在南方休养生息。此时的李鸿章凭着自己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嗅出这场运动的危险。六月初，李鸿章收到了英国人赫德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这封电报代表了驻华洋人们的集体立场，也告知了北京的真实情况：假如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
李鸿章收到电报后，立即向慈禧发电，重申了赫德的意见，特别强调假如不停止排外行动，大清帝国可能灭亡的观点。但慈禧并未理会。
形势直转而下。西方列强，加上日本，终于动手了。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聂士成阵亡。三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都城北京仅二十公里。到十九日，大清国固执地公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
保卫北京的清国将领李秉衡在杨村遭遇败绩后，退至通州（今通县）自杀殉国……李鸿章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老泪纵横，用手杖触地：“内乱如何得止？如何得止？”
八月十四日，北京城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同时不断催促李鸿章尽快北上。九月八日，在给李的“电旨”中朝廷终于承认“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再令李“即日进京，会议各使，迅速开议”。
李鸿章每次走到台前，都是受命于危难。随着战场惨败，慈禧求和之心越来越急切，要与洋人求和，只能依仗李鸿章，于是不断电召李鸿章北上。
为了催促李鸿章尽快北上，清廷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李鸿章才是这个帝国最后一点体面，也是这个帝国最后一道防线。
李鸿章要回北京了！北京城里的人高兴地私下相告。
自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北京城里乱得一塌糊涂。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却有十分之七。
所有的人都希望有人能出来结束这场混乱，而能够结束这场混乱的，在大清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李鸿章。
1900年，慈禧利用义和团反对洋人，义和团进入北京后，许多满人主张把仍在南方的李鸿章杀掉，以谢国人。《齐如山回忆录》中曾这样说当时的情形：“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为慢，大家又怨恨。”“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是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都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来了一定有办法。”
所有的人开始庆幸中国有个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十一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闻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悲恸欲绝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1901年11月7日，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微微颤抖，两行清泪缓缓滚出。匆忙赶来的老部下周馥痛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其目遂瞑，须臾气绝。
李鸿章病危的时候，慈禧正结束她流浪的日子，在由西安回京的途中。传来李鸿章病重的消息，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慈禧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几天之后，李鸿章去世的噩耗传来之时，慈禧和光绪泣不成声，随行人员“无不拥顾错愕，骤失倚恃者”。
作为一个王朝的柱石，这是多么重要的地位？
既然如此重要，这个王朝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他。
李鸿章，千疮百孔的清王朝最后的一点体面，疲弱无力的清政府的最后一张王牌，去了，他为之操劳了一生的清政府在他死后十年也寿终正寝了。
3.把握好度，才能在外交中赢得尊重
史学家唐德刚说：“李鸿章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最出色的”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一个是周恩来，顾维钧算半个）”。
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合作从来都是在斗争中进行的。当然，斗争的目的还是为了合作。合作与斗争，要把握好一个度，尤其是对于外交。
李鸿章在外交上是一个非常懂得通过斗争赢得尊重，并且取得合作的人。
到上海后，从未跟洋人打过交道的李鸿章就必须立即面对洋人。为此，他屡次写信给曾国藩，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过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刚”，表示他的原则是“调济于刚柔之间”。他进一步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虑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先进的。对洋人，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制之间搞平衡。
长久妄自尊大、与世隔绝的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所以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从当上直隶总督起，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全国外交决策，处理各种复杂外交问题。
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能在与外国人的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甚至让外国人屡次碰壁的李鸿章，同样为洋人所倚重，因为在洋人眼里，在清政府当中，唯有李鸿章能就一些关键问题拍板，也唯有李鸿章最懂外交的规则。所以，在外交方面，不仅清政府倚重李鸿章，洋人同样也倚重李鸿章。
李鸿章刚柔并济的外交，让他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外交特点。有两则故事很能说明李鸿章的外交风格。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这天，外国使节纷纷来到总督衙门向他道贺。大家入座后，好长时间也不见李鸿章的身影。直到等得快不耐烦了，李鸿章才不紧不慢地踱入客厅，向各位使节打了个招呼，便招手让随从替他脱去外衣，另换一套。他一边同洋人说着话，一边慢腾腾地伸出胳膊，让随从替他穿衣，不慌不忙，旁若无人。边说还边比比画画，说到兴奋处，他手势不断，随从们只好在一边等待，一套衣服足足换了半个多小时。各国使节没有办法，耐心地领受这位总督新的外交“规矩”。
李鸿章还定过一个规矩。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之前，总督衙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外国使节到来，一定要送上上好的酒果来供客人享用，久而久之，仅这一项开支每年便要花去清政府几千两银子。到李鸿章做总督，等到酒果端上来，李鸿章当着公使们的面，挥了挥手，喝令“撤下”，并当场立下新规矩：今后凡外国公使初来本衙门，仍要端出酒果款待，第二次来，则不必客气了，大家都是熟人了嘛。
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其实，十九世纪是 “宰相的时代”。在法国是“第一执政”拿破仑（后来称了皇帝）；在奥地利是“神圣同盟盟主”梅特涅亲王；在德国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日本是主政“脱亚入欧”的伊藤博文；在中国，列入名相之列的就是“中堂”李鸿章。
由于李鸿章更愿意也更善于跟洋人打交道，以至于在外国人眼中，他的地位无形中被抬高了，但在西方人眼中，他却起码是个合格的对手，相比他所代表的政府更值得尊重。
但是这种尊重让对手在倚重李鸿章的同时，也把李鸿章逼上了“卖国贼”的位置。
马关条约就是在这样一种“倚重”的形势下，让李鸿章又当了一回卖国贼的。
1895年2月1日，清政府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达日本人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伊藤博文发现张荫桓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内容，认定二人授权不足，与国际谈判惯例不符，拒绝与他们谈判。
就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与使团随员伍廷芳进行了一次谈话。伊藤博文问伍廷芳：“你方为什么不派遣重臣来呢？请问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伍廷芳答道：“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假如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假如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还是要符合国际惯例，必须拥有全权。”
“最懂洋务”的李鸿章，成为当时大清国在国际上唯一的能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坚强挺立在国际舞台上的李鸿章，却因为身后国家的贫弱，整个朝廷的无能，吃尽了苦头。
《马关条约》的签订，让李鸿章不得不背起了甲午海战失败的一切责任，于是他顺理成章地“靠边站”了。李鸿章要退出政坛的消息，在国际社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最失望的莫过于美国人。美国人指望李鸿章作为美国的朋友，今后谈判的对手，指望他能够成为美中关系的推动者。他们不知道除了李鸿章，他们还可以跟清朝的哪位交手。
对内对外，李鸿章都是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清政府不断地与世界接轨，外国人也得以从与中国的交往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中国的开放是被动的开放，这让李鸿章背负了更多的误解，但李鸿章并不是外国人在中国利益的代表。开放是互利的，即便会经历阵痛，但开放却是要坚持的，李鸿章被很多人看作是卖国者，而那些主张封闭的人才是真正的误国者。
相对于国人来讲，外国人更希望李鸿章这个开明、开放的中国实力派，永远不要倒下。
4.能够左右逢源，就能在官场岿然不动
李鸿章自从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就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这对李鸿章来讲并不惊讶，因为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他一直就是人们攻击的对象，这些攻击，有来自政敌的，也有来自洋务派内部的。面对这些攻击，李鸿章很淡定，“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一个人面对各派势力的攻击仍岿然不动，当然这与他背后的支持力量是分不开的。李鸿章从来不缺反对者，但也从来不缺支持者，这是其屹立官场不倒的直接原因。
1900年元月，李鸿章在失意多年之后终于重获重用，当上了两广总督。他的东山再起，与慈禧太后要他前去镇压康、梁维新党人大有关系。
一月二十四日，清廷封时岁十五的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这是顽固派欲废黜光绪的一种试探。消息一传出，全国舆论哗然，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作为光绪帝的支持者，更是加紧了在广东的活动，准备“武装勤王”。
作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对康有为、梁启超一方面要求他们“奉职而行”，严禁其党羽在广东活动；另一方面又留有某种余地，不想与维新派彻底决裂。由于捉拿不到康有为、梁启超，慈禧恼羞成怒，严令李鸿章将康、梁在广东的祖坟铲平。在中国传统中，只有对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之人才“铲祖坟”。
所以他上奏说现在局面非常不稳定，“唯虑激则生变，铲平康坟，似宜稍缓”。但慈禧大怒，痛斥李鸿章“语殊失当，康逆罪大恶极，如真欲乘机起事，岂留一逆坟所能遏止。该署督身膺疆寄，唯当不动声色，力遏乱萌，傥或瞻顾彷徨，反张逆焰，唯李鸿章是问”。在慈禧的威逼下，李鸿章虽然不得不铲平康、梁祖坟，但暗中仍与康、梁有间接来往，互通信件。
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一直是李鸿章想做但没有做到的，李鸿章虽然不赞成维新派的做法，但对于他们的想法，则是双手赞成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一条战线上的。
李鸿章与维新派的关系一直是“暧昧”的，但他与孙中山的关系，就比较清楚了。革命派中，对李鸿章寄予希望的，并非只有孙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书李鸿章，企望他“转旋逆流”，并说“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及至1900年6月，面对北方变局，章太炎再次上书李鸿章，公然要求他据有两广宣布独立，以为东南各省督抚的表率。
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后，社会动荡，朝政混乱，孙中山认为在华南起义时机到来。他在准备发动起义的同时首先想到李鸿章。一方面因为他一直认为李是清廷大员中最为开明的，因此长期对李抱有某种期待；另一方面因为一直与兴中会关系密切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提出他与港督卜力（Henry A. Blake）交往非同一般，可以借港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们先与李鸿章的心腹幕僚刘学询联系，刘学询立即捎信给孙中山，说李因北方拳乱也有广东独立的想法，所以请孙中山前来效力。
得此信后，孙中山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决定前往一试。后来，孙中山又听说李鸿章仍在观望局势，且很可能诱捕自己，于是乘船驶往越南西贡。在西贡，孙中山仍一面准备武装起义，一面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
已垂垂老矣的李鸿章，却成了各派势力想要达到自己目的的最方便实用的桥梁。各个派别，谁得到了李鸿章，谁就在大清这块土地上站稳了脚跟。这时，李鸿章再次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维新派需要李鸿章明里暗里的维护和支持，革命派需要借李鸿章扯出自己的大旗。不过，现在最需要李鸿章的，其实是朝廷，在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之后，北京那个烂摊子需要有一个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强有力的人去收拾，而这个人非李鸿章莫属。
其实，早在朝廷正与八国联军交战的时候，慈禧就不断催促李鸿章迅速北上，以打开外交局面。确实，慈禧也不能不开始考虑后路，要李鸿章北上，实际是无奈之下要为议和做准备之意。
由广州海路北上要经过香港，港督卜力与孙中山对孙李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仍未完全放弃。卜力起初甚至想将李强行扣留，由于英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作罢。港英当局通知孙中山，由于几年前应中国政府要求对他的驱逐令尚未期满，所以不准他上岸，但如果李鸿章同意两广独立，即允其上岸与李会谈。在船上，孙中山仍是两手准备，一面等待卜力与李鸿章的会谈结果，一面筹划惠州起义。
卜力与李鸿章见面后，再三劝说他此次朝廷的任命是由极端保守、首先提出进攻使馆的端王载漪签署的，暗含此令有顽固派官员诱李北上而加害之意。卜力一再强调他对广东、香港稳定的重要性，力劝他不要轻易离粤北上，但李鸿章婉言拒绝。
李鸿章此时更为关注的并非粤、港，而是国家未来面对的局面。他甚至试探性地问以后英国希望谁当皇帝。卜力回答说，如果英国使馆安全，英国主要关心的是恢复秩序、贸易和商业；如果光绪皇帝与以他之名所发诏书所做之事并无关系，英国将不反对光绪皇帝继续统治。
此时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已被杀，李鸿章对卜力说，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由谁来当皇帝；但是，如果所有公使都被杀害，情况就不一样，列强这才可合法干预，决定谁当皇帝。
同时他进一步问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选择谁，并推测说列强可能会选一个汉族人当皇帝。卜力答道，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紧接着说不管太后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
李鸿章在各派势力的争夺中，最终还是选择了大清。大英帝国希望李鸿章当皇帝的愿望落空了。
从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任两广总督，到九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大清政坛风云剧变，各派势力相互争夺，而李鸿章作为关键的人物，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的一行一动，不仅关系到他自己的命运，更直接关系到大清国今后的兴衰。
孙中山为反清革命一再策反他，港督卜力想稳定粤、港局面竭力挽留他，慈禧要与列强和谈自保最终不能不完全依靠他。李鸿章成为晚清政坛最重要的一颗砝码，他的走向，决定整个晚清政坛的走向，他在受千夫所指的同时，又成为所有人的希望。
有能力、有实力的李鸿章，似乎跟各派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好像自成一派。在整个晚清的政坛上，他不保守、不激进，他就如同定海神针，让整个晚清不温不火地前进，也让自己稳固不倒。
5.朝中有人好做官，背靠大树好乘凉
李鸿章的优势是想干事、能干事，但他的做法总是在朝廷中大多数人的想法之前。所以，李鸿章不论做什么事，都会遭到朝廷中顽固派的反对。李鸿章既想做事，又要应付朝廷中的种种责难，这样就会两线作战，疲于应付，所以李鸿章需要一个有实力的人物的支持。
最合适的人选是奕。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惨败于英法侵略军，北方外国侵略者攻克京师，咸丰帝仓皇出逃热河。
咸丰帝在临逃之际，命恭亲王奕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这实际是清“朝廷”第一次与侵华的洋人直接打交道。与侵略者直接打交道，使奕认识到清政府面对的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他们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立为新的皇帝，而是“志在通商”，并感觉到：“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后，侵略军“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在满足了侵略者的这些要求之后，他们竟陆续撤军南返。对侵略者要推翻清朝以自立的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这种对外认识的“新变化”在中央和地方显然已颇有人在，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权的恭亲王奕，成为这种观点的总代表。
对外国侵略者在认识上的变化直接导致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新认识”的基础上，1861年初，奕与其他几名重臣联名上了《统计全局折》，此折在回顾了清代“夷祸”之患及《北京条约》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并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
英法需要的是通商，而通过跟洋人的接触，奕也认识到中西方的差距，为了实现平太平天国、剿捻以及抵御列强的目的，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自强。
奕的这种想法需要有人呼应，有人实施，李鸿章无疑就成了奕最佳的人选。1864年，李鸿章打败了太平军，保住了上海；在恭亲王奕的坚持下，李鸿章被清廷封为一等伯爵、肃毅侯、戴双眼花翎，并接任了江苏巡抚，此时他才四十二岁。
1864年春，李鸿章在给恭亲王奕的一封信中指出：“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辙，我中国深唯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还提出变易兵制，裁汰绿营和水师，仿效西方建立近代海陆军的主张。同时李鸿章依据“穷则变，变则通”的原理，抨击因循守旧势力，论证了“皇然变计”的必要性。
李鸿章在“讲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赞赏，在奕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对李的“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不惜重资，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夸赞不已，认为“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事也”。因此，他对“洋器”也饶有趣味，“臣等闻其制造此器业有成效，随即专函往询”。李鸿章的这封长信就是对恭亲王“专函往询”的回复。
如果说李鸿章是晚清自强运动的开拓者；那么，恭亲王奕就是积极的、有力的推动者。自从担任江苏巡抚二十余年来，李鸿章与恭亲王奕，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惺惺相惜、互相敬重，为中国的自强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往往是李鸿章在下层，恭亲王奕在上层，相互密切配合，有力地推动了自强运动的不断广泛地向纵深发展。
两个人不仅在洋务上首尾呼应，在政治上，也结成了同盟关系。
1870年，又是恭亲王奕力主，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大清国最重要的职务，这一年他不过四十八岁，就达到了他人生事业的顶峰。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在底层有恩师曾国藩的培养、推荐；在高层有恭亲王奕的赏识、提拔。
李鸿章就任这一职务之后，淮系集团的势力、权力更是极度膨胀，以至于时人评论说：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最巨”。
在恭亲王奕的卵翼之下，淮系集团的壮大发展，是湘系集团远远不能比拟的。除了李鸿章端坐大清国首辅之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外，其长兄李瀚章官至湖广总督，曾积极协助他筹建海防；部下张树声曾为两广总督，并在李鸿章丁忧期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刘秉璋官至四川总督；潘鼎新为云南、广西巡抚，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是淮籍人。
正是凭借恭亲王奕的信任和倚重，李鸿章还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参与大清国的外交，与总理衙门分庭抗礼，形成两个外交部门，致使大清国政坛出现一个很奇怪的局面：中国驻外公使的公文不仅既送总理衙门，而且同时也送给李鸿章，甚至李鸿章可以不经咨照总理衙门，就直接向驻外公使发出指示。这些都表明：李鸿章在大清国的政治影响力、朝廷对他的依赖和宠信程度等，在当时满汉群臣中，无出其右者。
后来，奕与权势欲极强的慈禧产生矛盾。先是慈禧经过精心筹划，突然下诏“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虽然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决定奕“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其“议政王”。后来，奕又因为反对重修圆明园得罪慈禧，受到严惩，从此失势。
奕的失势让李鸿章始料不及，这犹如给了他当头一闷棍。以至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此表达自己的心情：“内外局势屡变，皆出人意料。”这明显表示出李鸿章对于奕失势的惶惑。
奕的倒台，是李鸿章的巨大损失，但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在奕的卵翼下根深蒂固了。
相对于需要程度而言，奕更需要李鸿章一些。因为奕的处境要比李鸿章更为艰难，李鸿章的投怀送抱，自然让奕满心欢喜，但李鸿章在与奕的相互支持当中，巧妙地避开了奕与慈禧在宫廷权力上的争斗。两个人的合作，主要是在洋务方面。
由于有了奕这个强援，李鸿章每每在洋务运动推进艰难的时候，就躲在幕后，这样就可以少受很多攻击，既有利于推进洋务，也有利于政坛自保。
第十章 你一定要站着，就没人能让你倒下
1.不争一时短长，就不会轻易倒下
当卖国贼是可耻的，但如果一个人为了保全民族的利益，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而去当这个“卖国贼”，以至于为千夫所指，甚至遗臭青史，那这个人就有点伟大了。而伟大的人，自然是不会轻易倒下的。
甲午战败之后，清廷向日本提出了议和的倡议。当恭亲王试探着让李鸿章前去日本议和时，李鸿章本能地拒绝了。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无奈的李鸿章只好请金伯利从中斡旋。
李鸿章表示自己很不愿意承担与日本谈判这一费力不讨好的任务，金伯利劝慰李鸿章说：“日本自然要求中国全权大臣是一个名位显赫的人物。在我看来，为了中国的利益，无论如何李中堂都应承担此项任务。虽然这可能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我也同情你勉为其难，但相信你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这样一项重要贡献。”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假如要和谈，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满朝大臣，一片义愤填膺，但具体到如何解决问题，一个个束手无策，并且，谁都不愿意背上遗臭万年的罪名，去接这个烫手山芋。慈禧借口肝气发作，对于议和一事，不愿表态。
围绕是否割地问题，朝廷意见不一，乱作一团。翁同龢依旧信誓旦旦地空谈，宁愿赔偿绝不割地。李鸿章知道向来以“清流”著称的翁同龢肯定会说风凉话，如果自己去和谈，必然把恶果归罪于自己，于是在朝上要求与翁同龢一起去日本。翁同龢哪肯就范：“假如我办过洋务，我肯定不会推辞。而我在这方面是一个生手，此事责任重大，我干不了。”
以恭亲王奕为首的一干大臣认为，假如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恐怕不会与清廷议和。现在形势危急，日本军队的锋芒已指向北京，为保京师无恙，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
三月四日，光绪正式发出了全权证书，公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十四日，李鸿章等人启程直奔日本马关。
此时的日本列岛，一直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几乎每个日本城市的街道边，都悬挂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和横幅，天天早晨或傍晚，很多人都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举行一场游行庆贺一下。
马关，这个昔日无足轻重的小地方，更是狂欢的焦点。
日本人对此次谈判早已成竹在胸，日本人已成功破译清廷的密码，而且，在谈判过程中甚至了解到大清国使团此次来日本的赔款底线是二万万两白银。
即使没有这些，日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也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假如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假如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伊藤博文此时隐藏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在马关的春帆楼上，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中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李鸿章乘轿车返回驿馆途中。人群中忽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卫兵未及反应之时，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倒在血泊之中。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李鸿章清醒过来后，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的官服，七十三岁的李鸿章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在日本遇刺之后，各国纷纷谴责日本这种不顾外交人员安危的行为，日本一时显得非常被动。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伊藤博文最担心的是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借机挑起对日本的战争，坐收渔人之利，趁火打劫，毕竟，日本也在甲午战争中耗尽了力量，但刺杀李鸿章的行为却无异于授人以柄。
李鸿章遇刺让日本朝野震惊，日皇遣御医和军医来调治。伊藤、陆奥亦前来谢罪，为表歉意日方同意中日停战。日方劝李鸿章安心养伤，待伤好之后再议中日和约。李鸿章断然拒绝：“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说什么也不肯停下议和，“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
四月十日，李鸿章伤势稍好转之后，中日双方又就甲午战争展开第五次谈判。中国的和约修正案送达日方。李鸿章的伤势渐愈，亲自参加了会议。
十一日，李鸿章将其所拟和约草稿分四款：一朝鲜自主，二让地，三兵费，四通商权利。除朝鲜自主外，余皆遭极力反驳。十五日，李鸿章另拟一和约送去，即请赔兵费一万万两，割奉天南四县等，伊藤亦逐一驳议。十六日，伊藤将修改后的和约送来，合约稍微缓和。日方称已可再议，李鸿章卑微乞怜，旁人观之心酸不已，泣不成声。最后合约达成，即《马关条约》。除割辽东外，台湾及彭湖列岛也在其中，而赔款则高达二万万两白银。李鸿章再次乞怜，日方只答应中国若在三年内付清赔款可以免息以及免除日本驻威海卫的兵费。
在马关谈判中，李鸿章的挺立不倒也在给日本人传达着一个信息：清廷虽然羸弱，虽然腐败，虽然已经如他一样经历着伤病，但绝不会自己倒下，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抗争到底。
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李鸿章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当李鸿章在半个多月后带着赔偿、割地、枪伤以及耻辱离开马关时，他曾发誓决不踏入日本。一年之后，当李鸿章周游欧洲列国再次途经日本换船时，李鸿章死活也不肯上岸，只是在两船之间搭一个木板，然后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
李鸿章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当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时，他有感而发，大书四个字：“伤心之地”。作为一个局外人都感到如此不堪，而作为集万千矛盾于一身的李鸿章当时不知作何感想。
一个能忍辱的人，才是一个能负重的人；一个能忍辱的人，才是一个有足够韧性的人。能忍辱，就可以不跟人争一时之短长；能忍辱，就能淡定、理智，而不是意气用事。
一个能忍辱负重的人，即便在官场上，自然也不会轻易倒下。
2.内心的强大，才是不倒的关键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前，也就是同治、光绪统治时期，大清帝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除了江南制造总局，包括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大型军工企业相继创办投产，天津机器局甚至于1880年试制潜水艇，后人将这一时期称为“同光中兴”。
1881年8月3日，清朝政府投资六十五万两白银的“超勇”号和“扬威”号铁甲舰，在英国纽卡斯尔港下水，两周后，两舰启程回国，中国军舰第一次穿越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沿途各国也无不鸣放礼炮，表达敬意。
这一年10月3日，李鸿章急不可耐地奔赴旅顺口，准备亲自验收“超勇”号和“扬威”号两艘巡洋舰。这一次，大清起了个大早，不仅没有掉队，而且傲视亚洲。1884年成立的南洋水师和1888年成立的北洋水师，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两支铁甲舰队。
其实，貌似繁荣的清政府正面临着危机，而貌似风光的李鸿章，背后更是经受着难言的悲苦。
站在洋务前沿的李鸿章，却没有站在道德和权力的制高点，这必然让他成为有预谋和无预谋攻击的最好的靶子。
反腐，是各派势力对付李鸿章的撒手锏。其实，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成功，让清朝权贵们坐享其成的同时，也让他们心理不平衡：他们担心李鸿章拥兵自重，担心他中饱私囊。于是，那些自诩“清流”的大臣，充分“发扬”儒家知识分子抨击时弊、敢于直言的传统，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的姿态，对洋务派横加指责。
他们以无知无畏的精神、为国为民的姿态，对李鸿章死缠滥打，胡搅蛮缠。其中，以反对洋务著称的刘锡鸿，乘坐轮船从天津开往上海途中，曾激烈反对一位同船的外国人有关中国要修铁路的言论，并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中国人的道德观一向强调“尚义不尚利，宜民不扰民”。甚至有人指责李鸿章“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之洋人”。
晚清著名学者吴汝纶曾经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两派势同水火。
以道德裁判者自居的清流、言官，对近代化军事这样他们不熟悉的领域，他们并不愿积极去涉及，而是站在高处，扮演评论者角色。对他们厌恶的人和事，口诛笔伐，甚至会故意编造一些谣言。
1894年9月9日，御使张仲炘上折弹劾李鸿章、李经方父子，理由是李经方以八百万两白银存在日本银行，并认日本国王的女儿为义女，为儿子订婚。就是这种荒唐绝伦的谣言，让看到这份弹劾的军机大臣都评价为 ：“语绝奇！”
就在张仲炘上折弹劾李鸿章十一天后，给事中洪良品再度弹劾李鸿章，指控李鸿章：其在英、法、日各国皆有商号；其在天津、上海等处则为汇丰洋行，亦有资本；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洋行经商系李鸿章自雇贾人，亦有倭伙。茶山则李鸿章与倭合伙，其资本计六百万金。
就在受到弹劾的时刻，身在直隶总督衙门的李鸿章总共发出九封电报，密切关注着朝鲜半岛的局势。其中给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两封、金州铭军统领一封、威海抚台一封，做战争部署，行文急促，透着大战临头前的紧张感。
李鸿章曾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他愤愤不平地说：“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就在李鸿章接到弹劾指控这一天，为了便于指挥同中国的战争，日本政府把大本营由东京移到广岛。
所有非凡人物的伟业，都需要经过艰难的长期的准备以及通向成功的种种努力。纵观李鸿章浩如烟海的书信和奏折：奏稿包括贴黄1500～1600万字，函稿600余万字，电稿300万字，诗文100万字，全集总目录100余万字，总计2500～2600万字。在那些信札和奏折中，有对于洋务运动的总体构想，对时局的忧虑，对前景的担忧，也有对遭受弹劾的苦闷和无奈。
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李鸿章写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啊！”李鸿章大声疾呼：“在目前形势下，对外，我们必须与洋人和睦相处；对内，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制度。假如我们继续保守而不求任何改变，全体国民将日益退步和衰弱。当今列国都在推行新的改革，天天都在进步，如同升腾的蒸汽机。唯我中国竟如此小心地维护传统制度，即使中国亡了，保守派也不会感到痛惜。天哪，人哪！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缘由呢？……西方人不过是依仗他们的枪、炮和蒸汽船的优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躏中国。……生在今日却依然说‘抵制蛮夷’和‘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简直是肤浅而荒谬的空话。……没有武器和技术，我们怎能哪怕过一天安宁日子？自强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能做的事和接受他们依靠的东西。”
“不放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坚持是需要理由的，让李鸿章在误解和反对声中坚持下来的理由是什么呢？
李鸿章讨厌空谈误国，希望通过集腋成裘脚踏实地的努力，求得中国走向强大的变革。正因为这样的想法，李鸿章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实业的发展，以一己之力推进清王朝的改革之路。一个人不倒下最关键的力量是内心的坚持，而让一个人内心坚持到底的，是伟大的责任感。李鸿章不愿倒下，不能倒下，因为他背负着太多的责任。
3.做事持之以恒，才能让自己变得强大
要想做成大事，必须要有恒心。
修铁路对清王朝是件大事。而要促成这件大事，更要有超乎常人的恒心和毅力。李鸿章是一个有恒心的人，在晚清政坛上，自立不倒的同时，还要做点大事，没有点恒心当然是不行的。
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
在所有这些事情面前，李鸿章所面临的，不仅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还有来自各方的阻碍。
但在这些事情中，唯有铁路最让李鸿章殚精竭虑，也唯有铁路这件事情，最能体现李鸿章强硬而又不失灵活的政治手腕，以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恒心和毅力。
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
李鸿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于是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就提出要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
但此时的大清，从皇帝到农民，其观点都惊人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个东西，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会让地下的祖先之灵不得安宁。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当然不予批准。
洋务派造炮造船，当然知道修建铁路的重要性，所以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
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这种完全符合实际的救时之策，却遭到一片反对，据说“闻此议者，鲜不咋舌”，视为骇人听闻之论。
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海疆告急，李鸿章又乘机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同年年底，他奉召进京见恭亲王奕时，再次提出“铁路、电线相为表里，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信，功用最大”，他甚至更进一步，向奕提出修津浦铁路。
奕向来支持洋务运动，当然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但他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难以实行，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机会劝说慈禧、慈安，但奕回答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李鸿章明白，群情反对之际，如果自己贸然上奏请建铁路，肯定树大招风，事情一旦受挫，便再无回旋余地。于是，李鸿章把自己的老部下刘铭传推到了台前。让刘铭传上奏，成与不成日后都还有转机。
1880年，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任期间，刘铭传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要求在台湾以及大陆大兴铁路。并认为这是自强的关节点。刘铭传的折子中具体提出应修从北京分别到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这四条铁路。
但由于经费紧张，不可能四路并举，建议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刘铭传的奏折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轩然大波，赞成修铁路和反对修铁路的人形成两个阵营。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朝中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
于是，一场关于修建铁路的大辩论展开了。
修建铁路是李鸿章的一贯主张，而刘铭传的折子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即洋洋洒洒地写了一折，将压了几年的想法一吐而出。在此折中，李鸿章概述国际局势，强调铁路在列强兴起、强盛中的作用，更进一步指出修建铁路的“九利”。
最后李鸿章又附上《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对张家骧等反对者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反驳。
但是此次辩论，迫于反对者力量强大，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迭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这次修铁路的争论以洋务派失败结束。
但李鸿章并不甘心，一直在寻机重提此事，修建铁路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李鸿章吸取了“大争论”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在修路问题上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持。此时醇亲王奕早已取代恭亲王奕，最为慈禧太后倚重，所以李鸿章着力说服他修建铁路。
1886年，身为海军衙门总理的奕（醇亲王，又是光绪皇帝的生父）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具体商议修路办法。但以奕此时的权位之重，却仍旧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修路，所以在天津巡视北洋海军时，也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强烈的反对意见。
他对李鸿章说，如果修铁路，还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些，这样此事才有可能办成。李鸿章也认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再加上在唐胥铁路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时间内所经之地都在他管辖的直隶境内，此事更易办成。
经过奕、李鸿章的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
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同年便以要运煤以方便商业为理由，将唐胥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十公里延长到四十多公里，改称唐芦铁路。同时，李鸿章趁热打铁，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25万两。就在1886年底，李鸿章又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
1887年春，由奕出面奏准动工修建，强调这段路是“为调兵运军火之用”，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一百五十公里左右。可以看到，从1880年修唐胥铁路到1888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
成功有时如同掰腕子，不仅仅比的是实力，更比耐力。只要坚持住了，不倒下，就有翻盘的机会。
在官场上，李鸿章很少硬碰硬地去跟对方正面对抗，但只要被李鸿章认准了的事情，他就坚持不懈，不达目的不罢休。
从1865年第一次上书建议修铁路，到1888年，唐胥铁路建成，李鸿章锲而不舍，力促铁路在中国的实施。其间种种阻力，让修建铁路成为李鸿章最耗精力的一件事。其间李鸿章所表现出来的韧性与智慧，是李鸿章屹立晚清官场始终不倒的生动说明。
4.肩负重任，才更要在官场中风雨前行
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人，最后却背起被后人唾骂的卖国骂名。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曾经这样形容李鸿章的境遇：“在李鸿章执政以前，中国早已变得像一艘漏水严重的大船，罗盘摇摆不定，水手也显得胆怯。李鸿章运用他的驾驶技巧，不止一次地驶过险海中的暗礁与浅滩，安全地停泊；不止一次，鸿章寻找人员与方法去填补漏水的船身，修整被击碎的帆桅。多年来，鸿章用了大量的油漆与布料，把这艘船保持在外观上适于航海的状态，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向鸿章学习在图标未明的海洋上航行……他可以说是中国最好与最勇敢的舵手，他使这艘船三十年来保持着在龙旗下适于航海执行任务的状态。”
对于当时清王朝所处的局势，李鸿章是清醒的，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推行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
但受到历史的局限，李鸿章所谓的变法，又不可避免地把西方的政治文明排除在外。
李鸿章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他毕竟使封建体制产生了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从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李鸿章面临的另一个困局就是：既要做事，又要自保。在那样一种形势之下，只要做事，就会遭到非议和弹劾，基本上是做得越多，错误就越多，遭到的非议和指责就越多。只有能自保才能做成事，但只要做事，就难自保。所以，没有足够的权谋智慧，没有足够的毅力支撑，是很难做到两全的。
由于皇权专制体制的 “瓶颈效应”，洋务事业“官办、官督商办”的机制制约，权贵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民办商业产权的侵害，科学技术和教育不发达，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李鸿章也饱受诟病。但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着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一点点前进。
李鸿章在出访德国时，他问有“铁血宰相”之誉的俾斯麦：“在我们那里，朝廷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俾斯麦回答说：“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最高层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
李鸿章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尤其在外交上，他一方面要维护大清帝国的颜面，又要与国际接轨。
李鸿章以外交家之形象代言中国，游走于各国间，权倾一时，却也因为责任之大，承担了或许本不该由他一人来担负的千古骂名。
垂垂老矣的李鸿章，生命中最后一年，是在与八国列强的斡旋中度过的。
每当清政府把这个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时，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这位老臣。“懂外交”曾让他权倾一时，但他的事业、名声，却也尽毁于此，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此，他自己也非常明白。
他曾评价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他也曾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李鸿章永远背上“卖国贼”的骂名，但“弱国无外交”的现实法则，让李鸿章在一个人对抗所有列强的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国内的种种责难。但面对列强，李鸿章始终保持着凛然的威严，据理力争，李鸿章能够做的，只能是把损失降到最少，而无法避免损失：中法战争中，李鸿章利用英、德制约法国，从而取得成效；在日本，《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李鸿章竭力谈判，挽回了部分损失，在遭到日本浪人行刺之后，李鸿章更是拒绝手术，以生命要挟日本让步，推动谈判进程。
美国人评价李鸿章说：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在李鸿章去世前一小时，俄国人还在他的病榻前，迫使他在条约上签字画押。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
在李鸿章所处的年代，很多人面对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变迁，早就乱了阵脚，但李鸿章没有。数千年大厦将倾，反而使李鸿章有了更坚毅的目标，那就是兢兢业业，克己复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人事，听天命，并且力挽危局于不倒。
尽管受尽局势的窘迫，受到各方势力的挤压，李鸿章也曾表现出内心的虚弱和悲凉，但他始终在推动着这个民族艰难地向前滑行。
李鸿章竭尽全力地医疗着清廷这早已百病相缠的躯体和灵魂，并且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即使在即将与世长辞的时候，李鸿章还在惦记着清王朝的命运，留下绝命诗一首：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力挽狂澜于既倒，拼命抢救于无救。这就是李鸿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人物，也是兢兢业业、死而后已的可敬之人。
李鸿章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李鸿章更不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所以，李鸿章为清朝，乃至为整个民族背起了无数“黑锅”。李鸿章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他只是在默默地为后来人铺路，为未来整个国家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而不去计较世俗的纷扰，如此做事，反而更有功效，如此做官，反而不倒。
5.官场上，勇气比权谋更重要。
李鸿章在晚清的舞台上，唱了一场独角戏，没有人欣赏，但从不缺人喝倒彩。
李鸿章屹立舞台四十载，除了权谋，更需要勇气。
李鸿章带领他的淮军进入上海之时，由于身材颀长、气质高远，很快得到一个“云中鹤”的绰号，巧合的是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李鸿章也完全称得上“鹤立鸡群”。面对积重难返的腐朽王朝，李鸿章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不囿于形式，有着独特的想法，无怪乎胡林翼第一眼看到李鸿章时，就赞叹地说：“如评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
1865年，李鸿章四十二岁，时任两江总督。此时的李鸿章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为岌岌可危的大清国撑起一片天空。
此时的清国已经被时代摧残得乱了方寸、尊颜尽失；国民蒙昧、迷信，缺乏理性；至于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些旧知识分子，个个自以为是，抱残守缺。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李鸿章在单骑突进的同时，同样也承担着清醒所带来的孤独。
当时，在朝廷的保守势力中，有两个代表人物，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李鸿章所处的环境，以及其行为的艰难：
一个是蒙古族汉学家、曾担任皇帝老师的倭仁。对于当时的“洋务运动”，他几乎愤慨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立国家的途径在于端庄和正义，而非武力和阴谋……在于人心而非技术……蛮人是我们的仇敌。”他又说：“蛮人入侵北京，焚毁圆明园，杀我人民。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找雕虫小技，尊蛮人为师呢？……假如才智之士都改变他们的正常学习，而追随于蛮人之后，那就会驱使亿万中国人民去归附蛮人……我们还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吗？”
另一个是光绪时朝廷中最有学问的“徐太师”徐桐，一个极端排斥外国的“传统的典范”。
徐桐绝不穿洋布制成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银；他仇恨一切外国的东西，绝不使用进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欢看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就骂。徐桐曾经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说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大清国军队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
像徐桐、倭仁这样的旧知识分子，他们最适合毕生去研究生僻学问，可他们偏偏处于政治的中心地位，把持着朝政，掌握着舆论。
改革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既有利益的侵犯。科举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而且在舆论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李鸿章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即便洋务运动中走在前面的曾国藩，也主张适可而止，他反对建设电报、铁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术，理由是那些东西可能有害民生并且扩大外国人的影响。左宗棠与曾国藩的观点如出一辙，左宗棠对于清廷购买外国军舰也不以为然。时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也在讨论中说：假如机器盛行的话，那么大批人将会失业，假如失业者慢慢多起来，天下就不稳定了，所以应该除了有关军事上的机器之外，其他的，都要一概禁止……
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竟然花钱将外国人修的吴淞铁路买回来后下令拆掉，因为他不能容忍和英国人合营一条铁路，也不能与他们共同管理，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加以控制才行。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李鸿章才具备一颗“勇敢的心”。这样的比喻，指的是李鸿章自始至终对于时局和国家，有着真正负责的态度，这种负责，不仅仅是被动的坚守，而且，以一种勇敢的态度，去积极地应对这种改变。
李鸿章的孤独，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当权者人为制造的因素。而李鸿章所走的每一步，几乎都要受到朝中其他派别的阻挠和攻击。
李鸿章忠心拥戴清朝，对此，西太后虽然常常感激涕零，但内心却始终提防。提防之策就是起用满人，进入要津。西太后任用自己的亲信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就是第一策。除了利用满人制衡李鸿章，慈禧还在汉人之中玩平衡：利用翁同龢等“言官”、“词臣”组成的“清流党”，不断地参奏、弹劾地方大员，在中央牵制湘、淮军将领的行动。利用“海防”、“塞防”之争，分化湘、淮军旧将，制造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矛盾，使李鸿章陷入深深的孤立。
尽管手握重权，却游走在核心权力之外；虽然外交上被朝廷倚重，但在内政上从来未被给予枢密大权，一直处于“外臣”地位。被自己所忠心的人怀疑，是李鸿章最大的不幸。
清朝“自强”无门，跌入深渊，无奈而战，战而不胜，最后只能“议和”，这场四十年的大结局，全部责任都推由李鸿章来承担。
其实，对于这样的结局，李鸿章早就明白，他早就提出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作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
“和戎”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改良和建设的国际环境，以外部环境的平静来自强不息。李鸿章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李鸿章对自己的定位等同于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就说明了他对改革所面临的随时可能身败名裂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
人越卓越，就必定越孤独，而一个忍受不了孤独的人，注定不会卓越。在朝廷的顽固派那里，李鸿章是孤独的；即便在洋务派内部，李鸿章也是孤独的，左宗棠曾经批评李鸿章：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
李鸿章有一颗勇敢的心，因此，他才能孤独地承受着来自各方的打击和非议，毫不退缩，坚强地独立中流而不倒。
6.苦心孤诣，成就晚清政坛的中流砥柱
有的人，遇到困难就改变目标；有的人，遇到困难就改变方法。
遇到困难就改变目标的人，最终达到的目标似是而非，甚至会在中途停滞下来；只有遇到困难，想办法克服困难，并坚定地向目标前进的人，才能最终实现理想。
前一种做法聪明，但没有成效；后一种做法需要负重前行，甚至有点傻，但一定会推动着事情向前。
李鸿章几乎是“一根筋”地投入到他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有过人的能力，也有远大的抱负。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的经济和综合国力以及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时的中国土匪横行、盗抢频频、饿殍遍野，李鸿章立志改变。他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国外的情况，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匪患猖獗，原因在于“患贫”，因而，他提倡“自强”“求富”。他出任直隶总督后又提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
李鸿章做洋务，从全局着眼，系统地推动着洋务运动向前，共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军事上，如购船、购械、造船、筑炮台等；二是在商务实行上，如铁路、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三是在文化上，比如派留学生、设医学堂等。可以说李鸿章考虑得非常周到，他意识到清朝在诸多方面的落后，想奋起直追。
早在1865年，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时，就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并扩建为江南制造总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这些工厂都成为中国最早的军工企业。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首先视察了天津机器局，他发现这里人员涣散、环境脏乱，所造枪弹，质量糙劣。几日后，他就派人接管了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正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反映出其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认识。
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企业——轮船招商局，由此开启了“官督商办”的序幕。其后，李鸿章又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上海电报总局、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企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李鸿章所实施的政策，令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大为不满，他们的弹劾也使皇上产生动摇。面对清廷内部重重阻挠，李鸿章毫不退让：举办洋务是富国、强国的必由之路。李鸿章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策略，为中国的富国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空间。
李鸿章面前的清王朝已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从本质上说，这个国家政体腐朽，缺乏科学；尤其是朝廷大员身居要职，却坐井观天、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就文化本身来说，数千年的农业文明，遭逢西方机器文明，以卵击石。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李鸿章除了面对顽固派的攻击和阻挠之外，最大的阻碍就是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人才匮乏，李鸿章认识到，要办好洋务，必须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
李鸿章解决人才瓶颈的办法就是开办新式学堂和派留学生出洋。在当时，李鸿章几乎是孤身作战、单骑突进。谭嗣同曾经引用过袁世凯的评价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李鸿章主持下的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是洋务运动中十分重要的一步，也是这场运动影响最深远的举措。
派留学生，是容闳建议的。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耶鲁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宏闳向李鸿章建议派遣赴美留学生，李鸿章采纳了容闳的建议，派容闳主持此项工作，与留学生一起赴美，担任留学生副总监督一职。
李鸿章高瞻远瞩的计划，并没有受到欢迎，相反地几乎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子弟送去美国。首批学生，只好由那些热衷洋务的干将安排了自己的子弟。留学生到了美国后，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容闳本人甚至在美国娶了一个白人女子为妻，这在清国的官员看来，无疑是妖逆之举了。消息传回国内之后，在朝廷引起了很大恐慌，很多人纷纷支持召回留学生。李鸿章虽多次据理力争，但在恭亲王奕的坚持下，留学生还是回到了国内。
这次时间不长的留学举措，还是为清廷培养了不少人才。在那些归国的留学生当中，从事矿山、电报、铁路等行业的有三十多人，包括六名工程师、三名铁路局长；从事外交、行政行业的也有二十多人。在他们当中，后来比较有名的有开平煤矿采矿工程师邝荣光、中国铁路第一人詹天佑、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以及外交总长梁敦彦等。
李鸿章苦心孤诣办洋务的目的是实现清朝的中兴，从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被剿灭，到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失败，清朝有三十年的相对稳定时期。这个王朝看上去还能维持，甚至在一些地区和某些领域还有些新气象。这自然归功于中流砥柱李鸿章，梁启超评价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虽然1895年李鸿章的“中兴梦”“强国魂”，在黄海之战中灰飞烟灭；但李鸿章通过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的启蒙，以及对后世政治、经济格局的形成都奠定了基础。
李鸿章可谓用心良苦，面对所有的困难，他努力地想办法，创造机会，创造空间，苦心经营，试图让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坚强与良苦用心虽不足以支撑整个民族的自立，但让他在晚清政坛上立住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