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编者序
第一部分 变革中的精英政治 技术官僚和政治智慧
新领导层政治议程的新选择
接班人制度还有最艰难的一步
第四代的政治改革观
胡耀邦与当代中国政治
回到邓小平？
十七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政治退出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第二部分 新社会契约与合法性 中国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在哪里？
从“隐性契约”到“显性契约”
新的“契约”，新的考验
胡温新政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潮
中国和谐社会要求重建社会契约
第三部分 权力与腐败 副省长竞选组织部长和权钱交易
再论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得不到控制
对腐败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对陈良宇案应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中国当依靠社会力量反腐败
中国官员腐败的道德代价
第四部分 重建意识形态 为什么必须重建意识形态？
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
人本社会主义与中共新意识形态
政治的道德与道德的政治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中国新思想解放运动的本质是什么？
宣传部门应致力于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
第五部分 开放与政治转型 开放政体与中国的政治转型
中国的媒体开放与政治变革
渐进开放与中国政治转型
为什么说中共要转变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
开放、发展与民主模式的选择
中共党员要“志愿者”化
强政府、强社会当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方向
第六部分 民主与利益代表 是利益代表危机还是利益表达危机？
阶级性政党还是超阶级精英阶层？
中国的政治危险在于三种权力的失衡
民主不会忘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改革与中共的政治领导权
中共转型是重新定位与人民的关系
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
第七部分 民主的中国模式 新一波“党内民主”政治改革？
大民主、小民主和执政党能力建设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反思民主是为了更快、更好的民主化
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以为鉴
中共党内民主与党政关系
中国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
第八部分 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 政治改革，改革什么？
党的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党政不分就不会有利益代表
高官问责与中共新政治文化
四中全会与党、政、军关系的变化
中国人大改革新动向
政协改革与政治机构的协调
公共财政制度和中国的政治改革
中国要明确政治改革“路线图”
“顶层设计”克服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
第九部分 政治改革的挑战 中国制度创新的核心当为政治改革
中国转型使执政党面对新挑战
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什么？
编者序
“郑永年看中国”系列收录了郑永年教授近十年来撰写的有关中国政治、社会、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评论文章。《改革及其敌人》是本系列的第三册，主要收录了作者关于国内政治的文章。
过去十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剧烈转型的十年，与此同时，国内政治过程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从精英政治、领导风格、治理方式、意识形态到党内民主和利益代表，执政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并未停滞，而是努力针对社会经济的深刻转型作出各种应对之策。虽然政治改革还未成为中国全面改革的主体部分，但正如郑永年教授所反复强调的，政治改革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改革的最后一步，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步骤。中国必须根据自身的政治传统和历史轨迹，找出适合自身条件的改革途径。这是一项充满矛盾和困难的伟大事业，处处呼唤着政治家的理性、魄力和自我约束。无论是裹足不前还是全面西化，都不符合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建立在充分理论准备和制度建设基础上的坚定而渐进的改革，才是中国改革的合理之路。本册所精选的郑教授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观察文章，大多围绕政治改革这一宏大题旨展开，涵盖了精英政治、腐败治理、渐进开放、意识形态重建等改革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对围绕着党内民主的中国式政治制度建设作了探索。
现在，编者把郑教授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文章汇编成书，以飨广大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读者。依据不同主题，编者把文章分为九个部分，包括变动中的精英政治、国家社会关系核心的“契约”问题、腐败及其治理、意识形态重建、政治开放、利益代表、民主的中国模式、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和挑战等。这九个方面基本上反映了郑永年教授对于国内政治改革的思考。在编辑过程中，编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并且注明了发表日期和出处，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文，另一方面也能客观地反映出作者对当时局势的看法以及思考的深化。
最后，编者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热情帮助，特别是王利波编辑的支持和建议。
黄彦杰
2011年5月于新加坡
第一部分 变革中的精英政治
技术官僚和政治智慧
中共十六大召开在即，外界早在纷纷猜测新一届领导人的组成，谁上谁下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组织的一次题为“第四代领导人的挑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与众不同，主要聚焦于未来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多数与会者都同意，第三代领导人在处理接班人的问题上较从前有了很大的进步，除了谁会担当什么领导角色还不明朗外，未来一届领导人已经基本形成。再者，与会者也同意中共所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如共产党本身的转型、法治建设、社会矛盾、新经济制度、世界贸易组织、国家统一和外交战略，等等。对这些问题，中共领导人本身也是有深刻认识的。但是，所不能确定、同时也使人担忧的是未来领导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中共领导集体已经从毛泽东时代全部由革命家组成，转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技术官僚（又称专家治国）集体，或者说中共已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管理党。这种转型是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改革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技术官僚讲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处理问题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在很多时候，能够把一些政治问题转化成为技术问题来处理。
技术官僚治国从80年代初开始，到江泽民时代达到了高峰。根据王赓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说法，江泽民可以说是把技术官僚的优势推到了一个极点。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在经济方面，江泽民顺利地把市场经济合法化，并且提供给私人经济以宪法上的保护；在政治方面，尽管改革并没有多大的进展，但随着江泽民“七一”讲话容许资本家加入共产党，从长远看实际上为中国政治变化引入了动力。本来这些问题都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但高层是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或者把它们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
技术官僚制度是中国过去成功的关键所在，但是它也隐含着中国政治的危机。为什么这样说？首先，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够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的。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政策，所有的问题都被意识形态化，甚至连很小的技术问题也是这样。技术官僚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把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但问题是，很多政治问题不能简约成为技术问题。如台海两岸关系问题、新疆和西藏问题、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等等，这些政治问题不是技术官僚通过对成本和利益的权衡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政治方法，依靠政治大动作来解决。
即使是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也不能完全靠技术方法来解决。和世界贸易组织打交道本身更多的是技术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但要消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影响问题，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很难说现在或者未来的技术官僚已经从政治层面上作好了对付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备。
其次，技术官僚对付不了总体政治构架转型的问题。技术官僚的长处是在既定的政治构架内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这一点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不说别的地区，在亚洲，台湾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都是技术官僚治理的最好例子。在这些地方，技术官僚有过辉煌的成绩，他们有效地维持了政治稳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为总体政治转型创造了各方面的条件。但一旦涉及政治体制转型的问题，他们就缺乏宏观的眼光和长远的目标。在印尼是这样，在台湾也是这样：主导印尼和台湾的执政党曾经都是技术官僚政党，但都被成功的经济发展所抛弃。马来西亚等国尽管情况还好，也面临着政治转型的严峻考验。
中国的技术官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政治转型的问题。高层大量录用技术官僚，为各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现在客观上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总体政治制度的转型。对这一点高层不是没有认识，但关于如何转型还没有很大的进展。除了一些功利主义取向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举措外，人们看不出高层有任何宏观的政治考量。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阶层只有政治家而没有技术官僚，现在的中国领导者则太多技术官僚，而缺乏政治家。政治的健全发展和转型取决于政治家和技术官僚两者之间的平衡。目前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需要政治家的政治想象力，需要他们的政治智慧。如何改变目前技术官僚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而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或许是未来领导人的主要任务。
原刊于《信报》2001年11月20日
新领导层政治议程的新选择
政治议程的选择无论对新领导层还是国家内政外交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对新领导层来说尤其如此。选择政治议程说到底就是要做几件大事。中国那么大，大事不少，选择哪几件大事以及如何做所选择的大事，关系到新领导层的“业绩”问题。中国非民主国家，领导层非老百姓所选，领导人能否做些漂亮的事情，对其政治合法性非常重要。做好了，人民就认同他们；做不好，人民就很难认同他们。再者，如果领导人做好了大事，合法性高了，权威也高了，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就会在领导人和人民之间创造一个良性循环。同时，议程选择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也很重要。议程选择对了，路径走对了，国家就会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如果做得不对，留下不好的遗产，就会成为未来发展的障碍。
议程选择的重要性明确表现在第三代领导人身上。在90年代中期，第三代领导人因为权力趋于巩固，开始做议程的选择。议程的选择不外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在中共十四大上，经济路线已经确定，大方向已经定型，除了加大改革的力度外，没有什么可以选择了。当时领导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是选择国内的政治改革，还是选择外部的台湾问题。领导人选择了台湾问题，而非政治改革。
做这样的选择不能说是不理性的，但是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样的选择有很大的代价。把台湾问题作为工作重点或许是不得已的事，因为是要回应台湾内部的变化；但是，一旦把台湾问题作为重中之重，问题就来了。这一选择把所有与台湾问题有关的最敏感的神经都调动了起来，并且两岸都是如此。这样，两岸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问题出现了，领导层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国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解决台湾问题。两边吵吵闹闹，到现在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不选择政治改革更是个错误。当时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确立，应当说在政治上应该有所动作，来配合经济改革。由于没有政治改革，腐败变得不可遏制，到现在还是这样。一些国家的激进政治改革尽管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毕竟这一步已经走了过来。例如俄罗斯，不管怎样说，它已经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民主构架。而中国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发展到这一步，并且这一过程中有太多的未知数。更紧要的问题是，政治改革这一关最终还是要闯过去的。90年代末以来的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代领导人多年后才意识到政治议程的选择有所偏颇，后来的调整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台湾问题上，领导层认识到，台湾问题与其说是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问题，倒不如说是中美关系之间的最重要的一环。这种认识驱使领导层把重心转向中美关系，而非台湾。这种转移是相当有效的，近年来台湾方面也有各种动作，但大陆方面并没有像早些时候那样事事必有激烈的反应。尽管如此，两岸并没有发生像1996年那样的危机。在内政方面，在经历了“三讲”运动以后，高层也放弃了这样的传统概念，转而提出“三个代表”的新概念，这个概念较之“三讲”，更能让人民和官员接受，对中国政治变迁的意义也较大。
现在又到了新领导层做议程选择的时候了。几个新的动向是值得注意的，它们会影响到国家今后内政外交的发展。
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台湾问题了。新领导层似乎不想把台湾问题作为重要议程，甚至有淡化台湾问题的倾向性。新领导层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进一步的思想，甚至对从前的“江八点”也少有强调，但这并不是说新领导层不重视台湾问题了，而只是意味着议程选择的转移。现在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大国关系。胡锦涛这次参加八大工业国会议就是大国外交的一个好开头。这对台湾问题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强调大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给台湾设置了一个“笼子”，如果大陆能够和大国维持好的关系，台湾可能难以跳出这个“笼子”，就是说台湾要独立的机会是式微的。
在政治改革方面，新领导层显然较之第三代领导人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尽管第三代领导人本身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但留下的经验是很可贵的。新领导层一上台，就试图和人民签订“新契约”，如逐渐增加政治透明度、有限的媒体开放、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社会弱势群体上，等等。这个大方向是对头的。“非典”发生后中国的表现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些方面都是需要领导人来重视的。
但是这样的观察不应当导致乐观的结论。新领导层的意向是非常明确的，但是这些意向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还有待观察。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如果不做几件大事，是很难真正有进步的，潜在的危机仍然存在。在政治改革上也是如此。
原刊于《信报》2003年6月24日
接班人制度还有最艰难的一步
随着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退休，中国权力交接制度的确立和程序化向前迈进了很大的一步。这是非常艰难的一步。但这并不是说，从今以后，权力交班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可以确定地说，这一制度还有更为艰难的一步要走，那就是如何建立选择接班人的制度。
在中国，接班人交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大体来说，这个制度可以分解为接班人的选择、政治人物的退出和新接班人的权力交接几个部分。在民主国家，这几个部分是有机地联系起来的。选举决定了一切，选票决定现存领导人的去留，也决定未来的领导人，权力交接只不过是一套程式而已。当然，除了选举，民主制度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如政府首脑的任期、选举资格、选举办法、退休办法，等等。在西方，很多人就认为，民主政治与其说是人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倒不如说是一种选择政治权力人物的制度。
中国还没有发展出这样一套民主程序，所以接班人问题要依靠其他方式来完成。江泽民的退休和胡锦涛的接任完成了权力的交与接问题，这是个不容易的过程，是邓小平以来中国高层努力的结果。如何建立权力交接制度一直是高层所关注的问题。
江泽民对于最高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化的建设有很大功劳。人们可以认为，权力交班制度的建设是从邓小平后期开始的，但真正落实这些制度化建设是在江泽民时代。在1997年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逝世之后，江泽民实际上成了中国最有权威的政治人物。他可以继续邓小平开始的权力交接班制度建设，但也可以另起炉灶，用自己的方式来做接班人的安排。如果他坚持这样做，尽管会有阻力出现，但没有人能够怎么样。这种情形出现在毛泽东时代，也出现在邓小平时代。在中国政治体制下，一旦拥有了最高权力，就没有人和制度能够制约最高政治人物了。这也是所有列宁主义式政党中通常会发生的现象。
但江泽民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最高领导层的退休制度。从1997年十五大上乔石和刘华清等退休，到十六大上李鹏、朱镕基等退休，高层领导退休已经相当制度化。江泽民在一个并不长的过渡时期以后正式退休，表明了这个权力交接班制度的确立。江泽民可能有其他方面的政治遗产，但未来的历史会说，建立权力交接班制度是其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现在，胡锦涛在权力交接班制度建设方面面临着比江泽民还要艰巨的任务。一方面，胡锦涛要继承江泽民的遗产，继续在退休制度方面努力。最高领导层退休现在可以说已经成了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可望继续下去。但是，进一步制度化的空间还是存在着的，例如，可以规定党的总书记的限任制，政治局常委、委员的限任制，甚至中央军委等重要职位的限任制。有了正式制度的规定，以后的领导人就可以按部就班了。
但是，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建立选择接班人的制度。如何选择接班人在今天的中国显得越来越重要。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逝世，指定接班人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政治事件，政治强人可以指定其接班人。一个不行了，再指定另一人也并不困难。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这样做了。当政治强人逝世之后，就必须建立起选择接班人的制度，否则高层政治就会出现大问题。
如何做？民主是避免不了的。当接班人不能由某一个人指定时，就要用集体的力量，这是党内民主的问题。不过，确立民主的选择制度也并非容易。指定接班人很容易，强人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只要其他人接受就行了，但民主是一个复杂的程序。小范围内民主选择（如中共中央委员会），还是大范围内（如党的代表大会）民主选择？迄今，无论是用大民主还是小民主，接班人的选择制度还没有开始建立。胡锦涛如何在其任内建立这样一个制度，对其是个严峻的考验。如果不能建立这样一个选择制度，那么又将如何应对即将来临的权力更替呢？
胡锦涛新领导层已经明确提出加强执政党能力的问题。在理论上，党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方向。但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新制度建设的问题。就党内民主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建立接班人选择制度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高层政治就很难制度化。高层政治不能制度化，政治稳定就仍然是个大问题。世界上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从来就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接班人问题决定了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尽管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仍然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架构。那么，如何引进民主机制来避免其他列宁主义政党所遭遇过的命运呢？
原刊于《信报》2004年10月5日
第四代的政治改革观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以及中共高层随后发表的各种解读文章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深切关注。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以胡锦涛为中心的第四代会不会把中国政治推向民主化的道路。四中全会的决定是要强化执政党能力，民主并不是这个决议的主题。那么，为什么外界还是要从中寻找有关民主化的可能性呢？
主要还是由于人们对中国民主化的高度期望。这个期望已经持续了世纪之久，不会轻易退去。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期待一直在升高。也可预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度变化，这个期待还会继续下去。不过，人们对第四代领导层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期待似乎特别高，因为“人民”不仅又重新回到了领导层的政治话语里，并且成了政治话语的中心。那么，“人民”话语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中国政治会往民主化方向发展呢？
如果留意十六大以来中共领导层的一些讲话，包括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五十周年上的讲话和这次四中全会的决定，那么会发现，第四代领导人的民主观或者说这一代领导人所认同的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已经跃然纸上，那就是中国不走激进民主化的道路。
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这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的中国领导人的一贯立场。什么是领导人心目中的西方式民主呢？不走西方式民主从前主要有两条：一是不要搞多党制，二是不要搞三权分立。现在又加上了第三条，那就是中国不走俄罗斯、东欧式的激进民主化道路。
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并不等于不要政治改革。四中全会把执政党的改革视为中共高层的最高议程，这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它表明高层对执政党改革的迫切性已经有了很高的认识：不改革，就要发生执政危机。
从苏联、东欧国家的变革经验中，中共学到了足够的教训。邓小平在苏东解体后，就认为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那里的政权没有能力发展经济，为人民提供足够的经济福利。邓小平于是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现在，第四代又从其他一些政党的兴衰史中学到了另外一个教训，那就是执政党不仅要有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也要学会如何治理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
执政能力的衰落无非有内外两个原因。外在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迅速变迁，从而对执政党构成了挑战。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尽管也发生了一些量上的变化，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变革。内在的原因在于执政党内部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不能调节干部党员的行为，产生了严重的腐败，从而促使其执政能力衰退。执政党内部不是没有改革，而是缺少有效的改革。反腐败就是一个例子。高层迄今已经发动了无数次反腐败政治运动，但腐败仍然很严重。
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呢？第四代领导人在寻找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结合点。这个方向应当说是合理的。任何政党本来就应当是人民的有机部分，一旦政党和人民失去了联系，执政党能力的衰落就会不可避免。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机的联系就成了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人民”和执政者之间的关系通过选举得以建立。既然第四代否定了西方式民主，那么就要寻找其他的改革途径。
可以把第四代的政治改革优先次序作一个排列。第一就是通过党内民主来进行执政党自身建设。这个途径是首位的。在一些地区和国家，执政党因为自身改革的缺失而无法应付社会危机，导致党的最终解体。中共要通过党内民主来强化自身。第二优先是宪政民主，就是强化全国人大系统对政府的监督功能，让人大逐渐成为人民参与政治的间接管道。同时，全国人大也可以成为执政党从直接主政转型到通过参与组织政府间接主政的途径。第三优先就是社会民主，也就是人们时常所说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参与。
从理论上看，这个次序并没有不好。执政党自身能力得到增强后，就可以推动宪政改革，让全国人大来监督执政党组成的政府。同时，执政党能力的增强也有利于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开放，让更多的社会成员来参与政治。如果顺利，这会是一条稳健的民主化道路。
但在实际层面，这个优先次序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困难。随着执政党能力的强化，全国人大的功能可能不仅得不到强化，反而会遭到削弱。党政之间只存在着高度制度化的政治关系，即党领导政府。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即党本身也要服从法律）仍然极其微弱，在很多场合甚至并不存在。执政党自上而下地产生政府，在人民没有有效的机制来产生政府的情况下，全国人大怎样履行监督政府的功能？执政党又如何能够自觉地服从法律？
在已经民主化了的国家，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人民参与政治，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影响政府的决策。正是人民的参与才造就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有机联系，才构成了对政府的外在制约与压力，使得执政党必须向人民负责，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而在中国，这一切似乎要倒转过来。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能否达成执政党的既定目标，能否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还得拭目以待。
原刊于《信报》2004年11月2日
胡耀邦与当代中国政治
日前，中共中央召开纪念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这件事被外界解读为或许会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实际上，早在会议召开之前，海外媒体就已经开始解读这个决定的政治含义。很多评论家认为，这是胡锦涛新一代领导层要开始进行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信号。原因很简单，胡耀邦执政时期是当代中国政治最具进步性的时期，人们自然希望当代中共领导层在纪念胡耀邦的同时能够恢复胡耀邦精神，开创中国政治的新局面。
毋庸置疑，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新局面和胡耀邦密切相关。尽管当时的领导核心是邓小平，但胡耀邦的作用不是邓小平本人所能替代的。胡耀邦不仅配合邓小平把中共从“文革”的灾难中拯救出来，而且还开始努力把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具有共青团背景的胡耀邦善于动员党内外力量，这一点即使是邓小平本人也未必能够做得到。
为什么这位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原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在消失了多年之后，再次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呢？是新领导层要开启犹如胡耀邦当年那样的政治改革，还是仅仅因为现存领导人和胡耀邦之间的特殊关系呢？尽管不能完全否认这些因素和中共纪念胡耀邦的决定的关系，但这些解释可能要么过于简单，要么过于理想化。
虽然人们不知道也很难知道这个决定背后的故事，但从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纪念胡耀邦的讲话中，至少可以找到一些原因来说明为什么胡耀邦对今天的执政党仍然具有非常的意义。一句话，纪念胡耀邦是出于当代中国政治的需要，正如当年邓小平任用胡耀邦也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风云人物的出现，无论是过世的还是活着的，都是时代需要的产物。
很显然，今天的新领导层也面临着一个政治难题：如何在加强执政党领导地位的同时开创一个政治的新局面。加强执政党的领导能力，这是新领导层的最重要的政治主题。但如何加强？显而易见，执政党不可能再固守旧的教条和方式，就是说，执政党的能力必须通过政治创新来实现，而这需要开创一个政治新局面。在这个方面，胡耀邦对当代政治具有借鉴作用。
胡耀邦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绝对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人，现在的执政党正需要这种类型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并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符合时代的需要，与时俱进，和现实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主体。没有迹象表明，执政党会在不远的将来选择其他的“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转型是必须的，但这种转型并不是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对之作重新的解读。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急速衰落而又没有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替代的今天，胡耀邦精神显得尤其重要。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对政党的持续执政非常关键。
纪念胡耀邦精神也和新领导层致力于促成共产党转型的努力分不开。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从邓小平时代已经开始。江泽民时代也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把市场经济合法化，容许私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但很显然，这种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执政党和人民严重脱节的现象还在继续。政党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代表人民的利益。一旦执政党变得和人民不相关，那么其统治的合法性就会荡然无存。如何恢复执政党的人民性？这是胡耀邦精神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胡耀邦致力于重建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无论其个人执政行为还是其思想，都体现了这一点。80年代胡耀邦所认同和提倡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或者人本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对当时中共固守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创新，更体现了胡耀邦希望把共产党转型成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的执政理念。
尽管胡耀邦逝世之后，中国经历了邓小平“南巡”所造就的经济社会大变革，但在政治上，人们仍然怀念胡耀邦在80年代开创的那个新局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今天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尤其是执政党的转型，仍然需要一种胡耀邦精神。这也就是官方纪念胡耀邦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也是人们的希望之所在。
原刊于《信报》2005年11月22日
回到邓小平？
在中国“两会”前夕，总理温家宝以个人名义发表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五千字长文。这篇文章已经引起海外媒体尤其是华文媒体的高度关注，大家都希望从中解读出关于这次“两会”甚至是中共十七大的一些重要信息。
温家宝的长文涵盖四个主要部分，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关于和平发展”和“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本文不谈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问题，而是侧重分析此文所隐含的中共政策话语重心的变化。这很重要，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政策话语的变化经常会导致直接的政策变化。
发展再次成为硬道理
就内政而言，温家宝的文章所强调的是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赵紫阳当政时提出，自90年代以来，这个概念不断被使用，来论证中国各方面改革政策的合理性。这个概念的逻辑是这样的：初级阶段意味着中国还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改革的首要任务因此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社会公平和正义也是改革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达到必须以解放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为前提。这个逻辑表述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简单明了的说法中。
这个逻辑体现在90年代初以来的中共政策上，最终落实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概念中。现在温家宝再次强调这个概念和这个概念背后的逻辑。他提到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也提到“南巡”后中共十四大所确定的“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路线。温家宝特别强调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他引用邓小平“南巡”后中共所强调的“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说法，也引用了邓小平说过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话语。
温家宝的讲话可以说是中共高层近年来首次回归邓小平政策导向的最明确的表述。自2002年以来，胡温领导层一直致力于政策层面的创新，来应对和解决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包括社会群体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日益增加的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环境的恶化和党政官员的腐败等。新领导层意识到，尽管发展还是硬道理，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但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经济发展本身就会是不可持续的。经过这些年的努力，领导层已经形成了一套既承继邓（小平）江（泽民），又有自身特色的新政策话语，科学发展观、协调发展、社会正义与和谐社会等成了这个新政策话语的主要概念。温家宝在长文里强调的是发展，而把近年来发展出来的新政策话语置于一个次要的地位。
讲话表明政策重点转移的困难
问题是，为什么要回归邓小平？从表面上看，可以把这篇文章解读为温家宝对自去年“两会”期间以来对中国改革路线的争论，即所谓的“左”、“右”派之间的争论的回应，为今年的“两会”定下一个基调。因为贫富差异和社会分化等客观问题的存在，新老“左派”逐渐利用领导层的“亲民”政策话语来“反思”和批评以往的经济改革政策。另一方面，“新自由派”则力促深化经济改革，并要求把改革扩展到政治领域。两派之间的争论在去年“两会”前后明显化，代表两派的知识分子不仅各自召开会议来声明自己的主张，而且也在各种媒体上交锋。尽管两派之间的争论极为正常，但对领导层来说，这样的争论会产生负面的政治效应。对内来说，这种争论会产生相当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很多政策难以制定和落实。最明显的莫过于人们对《物权法》的争论及其产生的实际政治影响了。同时，国内的争论也必然产生外部影响。一些西方观察家开始怀疑中国既定的经济改革是否会继续下去，“左派”政策话语是否会成为主流。
事实上，为了澄清中国的改革政策，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去年“两会”期间和随后，多次表明中国政府会继续深化经济改革，强调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在社会公正和正义之上的社会和谐，并非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经济改革路线，而是要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但是，海内外的疑虑一直是存在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两会”来临之际，温家宝从正面阐述政府的立场显得非常必要。
但是问题并非这么简单。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也表明了中国政策重点转移的困难。邓小平强调经济发展优先，现在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两者之间自然有不同的地方，是发展的优先次序问题，即把政策重点放在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之上。这里牵涉到的不仅是政策话语问题，而且是实际政策变化问题。而任何政策变化必然牵涉到利益的重新分配。比如说，如果光强调经济发展，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就会处于优先位置；但如果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那么包括工人、农民、流动人口在内的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就不能被忽视。
正因为这样，领导层的“亲民”政策尽管得到多数社会群体的认同，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首先是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对新政策有抵触。要从以往的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策转移到以人为本的政策，对地方官员来说并非易事。一旦政策转型触动地方利益，他们就会变着法子来抵制政策实施。此外，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尤其强大。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既得利益已经根深蒂固，很难动摇。实际上，有中央官员早就承认在推行一些政策时，中央方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种说法既表明了中央政府的决心，也表明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很显然，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强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更是因为他们和各级政府或者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关联。毋庸置疑，当政策执行遇到困难时，中央政府有时也不得不作些妥协与调整。
意在协调不同社会利益
温家宝的文章强调了中共的目标是建设基于社会公平和正义之上的社会和谐，但更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这种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意在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但这并不表明对改革的争论就没有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只要社会问题客观存在，如果允许争论，争论还是会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出现。
中国既有惊人的发展成就，也有发展带来的严重问题。如果贫富不均的社会环境和生态恶化的自然环境不能得到改变，经济发展很难持续。但从近年来的发展经验来看，发展模式的变迁不是中央层面作些重大政策调整那么简单。一旦触动重大利益，政策就变得难以执行。因此，有效的政策首先就取决于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妥协。利益妥协的首要前提就是利益表达，对国家政策的争论是利益表达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最重要的民意表达机制的“两会”，应当鼓励政策争论。只有通过争论，社会才会达成共识，利益才能达成妥协，有关部门才可以理性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