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日
大本营香山——远离市中心的偏僻郊区，进趟城足以使人精疲力尽。
食堂里天天的黄瓜、白菜，油花花在菜面上飘浮，实在是屈指可数。日子久了，真叫人嘴里馋得慌。早听说北京烤鸭是上乘佳品，又得知价钱昂贵，吓得一直不敢问津。还听说新侨饭店的西餐很是不赖，想到自己不会动刀叉，于是不敢贸然前往。
今天，特大喜事，进城到资料馆观摩录相片。在剧组，这种事犹如过节一般地叫人欢雀。刚好又发了生活补助，左思右想，终于下了狠心，计划用10元，进城去美美地吃上一顿。
下午看录相，上午就坐车进了城。大家三三两两，上街游逛。我兴冲冲地在街上寻觅。心想，要找一个又雅、又静的餐馆，要吃得舒心，要吃得解馋，总而言之，万不可委屈了放在我口袋里的，那已开始活蹦乱跳的10元大票。人家都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不知要挣多少的钱。可天知、地知，我永远是清贫。十元，对我来说真是大票了，如在山上，足以做我一个星期的生活费。
正午时分，首都的餐馆总是拥挤不堪。从门外往里望去，密集的顾客熙熙攘攘，那窒息的空气，可以叫人憋饱肚子。好不容易找到的一家称得上“雅座”的餐馆：音乐、悠扬地回旋，灯光下，是一排排火车坐位似的沙发。刚坐在软绵绵的沙发上，一位浓妆艳抹的女服务员满脸微笑地递上了菜单。我一看单上的菜谱，确实让人眼馋。可那价钱，又让我大吃一惊：油闷大虾，18元；红烤酥鸡，14元；蛋卷清鱼，12元……我不知所措，进退两难，服务员手里的菜谱，象是我的欠债单。我不敢看她一眼，不自在地嘀咕道：“这些菜，我都……不喜欢吃……”边说边站起来。
我窘得无地自容，急忙逃跑出去，肚子已被折腾得咕咕直叫，只得买了一斤皮厚肉少的包子，一瓶汽水。只好如此了。
走到资料馆门口，一片清静。显然，我来得太早了。无所事事，只好靠坐在墙边，酣然大睡。不想竟做了一个梦：我回家去了。妈妈做了好多我喜欢吃的家乡菜：夫妻肺片、麻婆豆腐、怪味鸡块、红烧鲤鱼，我如狼似虎地大吞……
“喂，宝玉，怎么坐在这儿当起叫花子来啦？录相开始了！”
一阵笑喊声把我从精神会餐中吵醒了……
情切切，意绵绵
×月×日
累！真累！十二分地累！
在我当演员的短短几年中，今天是最紧张、最被动、最累的一天！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月玉生香”这段戏中，宝玉用大段的语言，风趣、俏皮地讲耗子精的故事，给黛玉开了一个玩笑。要演好这场戏，作为饰演者的我，首先要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发挥起来才流畅、自然。可是我却忽略了这个问题，也没有去打开思路考虑这场戏的基调。
“到现场再说！”我抱着这种态度来到现场。
全部准备就绪，而我的台词却跑到爪哇国去了，再也唤不回来，表演也不准确。极力去想词，情绪全无。全体人员都盯着我。我脑里空白得一场糊涂，只有紧张，象个木偶。
“宝玉，稳定情绪，不要慌…”副导演悄悄地安慰。
“预备——开始！”
台词又错了。
“唉．不行，不是那意思。”导演无可奈何。我怯生生地瞟了一眼，怕这老头儿发火。他却耐下心来启发、开导，试一遍。
一遍一遍地试。
“准备——开始！”
终于，折腾了半天，拍完了。
导演忙得满头大汗，一个动地吹风扇。
我累得瘫在床上，一个劲地喘大气。
“你呀！”王导演愠怒地责备道：“太小看电视剧了，小伙子！”
我很难为情：“导演，我向你保证，下次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真的不能再发生了。任何创作不能没有灵感，但任何创作又不能只依赖于灵感。我过分依赖于现场发挥，有时，就不那么顺利、流畅。国家投资八百五十万元的巨片，举国观众瞩目的《红楼梦》，不能这样马虎地对待呀！我深深地责备着自己今天的过失。
“他不是宝玉”
×月×日
吃午饭时，导演看见我这副模样——被汗水浸湿的背心，肥大的灯龙绸裤，赤着脚，边走边把饭菜狼吞虎咽地扒进嘴里，大不咧咧的。他忍不住玩笑道：“瞧瞧，你这个样子，全然是卖西瓜的二道贩子，哪象贾宝玉?”
我自己也感到好笑。
想起在杭州拍外景，记者采访完了之后，悄悄对书记说：“你们的黛玉，宝钗都象，就只这个宝玉不象，显得虎里虎气，一点都不文雅。”
生活里的我和银屏上的我，判若两人。如今，与我同龄的小伙子，很注意穿着打扮，有的在发式和服式上接近女性。我不喜欢这种男女不分、过分讲究打扮的人。我在外表上很无所谓，怎么舒服怎么来，随随便便，不讲究衣着，不象人们想象中的演员，加上光秃秃的脑袋，恐怕只能扮演少年犯，哪里会是高贵文雅的贾宝玉呢？但，这就是我——一个生活中不修边幅的野小子。
西单闯祸
×月×日
繁华、喧嚣的西单，人海、车流象千军万马在奔腾。隐约可见那没有尽头的车海中，有一个秃瓢，穿着运动衫，风风火火地蹬着一辆自行车在穿梭而行。猛看一眼，认为是少年犯或是武术运动员。
其实，不是少年犯，也不是武术队员，而是我。
“快点骑。”我在催促自己。有什么法子呢？马上要拍外景到成都，总不好意思两手空空回家吧?天天拍戏，好不容易挤出一小块时间，急忙求旅馆服务员，借来自行车，也不顾她的叮嘱，说那车没有闸，只顾快点赶回旅馆化妆拍戏。
刚拐进大木仓胡同，准备寄车，紧贴在前面的一辆“三菱”面包车忽然急刹，我那没有闸的自行车不听使唤地冲了过去，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已把面包车的尾灯撞碎。
逃?来不及了。那司机，一位年轻小伙子健步走来，望了望撒了一地的尾灯碎片，大有一种奈何不得的腔调问：“怎么办?”
“我赔。”我摸了摸包里的十几元钱，心想，大概还差不多。
“到单位去说。”他的语言好强硬。
“押”到他的单位，我是灰溜溜地不自在。
“这个灯是配套的，需要80多元。”他说。
什么？望看他那一无表情的脸，大有被敲竹杠的架势。
“能不能少给点?”我只有恳求。
“这已经不错了。”他颇有点不耐烦。
“那……”我为难了，“现在没有这么多钱。”
“你是哪个单位的?”
这一问，如一把尖刀逼着我掏出工作证给他。他审视着，那张冷冰冰的脸，终于放了晴，咧开了嘴，满嘴被烟熏黑的牙。
“坐吧！”他潇洒地挥挥手，好象后面摆了一张软沙发。我坐下，是一张又硬又冷的木凳。
“这样吧，你把工作证留下来。”他开恩地说，“然后就回去，告诉你们领导，由领导出面交涉，你自己出这笔钱，也困难。”他好象一切都在为我着想。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闯祸的是我，还有什么理由和别人争执呢？我交了工作证，走出了门，那无数双好奇的眼睛纷纷盯着我，我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自救，就是把火辣辣的脸放进口袋里去。
唉，见鬼了
×月×日
首都汽车公司办公室。
B主任，稀疏的头发，胖乎乎的脸。笑哈哈地沏了两杯茶，笑哈哈地询问这个戏什么时候拍完，紧张吗?那粗沙的声音里颇有几分关注。
我和剧务小康，脸上堆满了笑，仔仔细细地回答。怎敢粗心?那工作证也许正锁在他的抽屉里呢！
B主任对小康轻描淡写地说：“那尾灯是日本进口的，值八百元。我们的意见，剧组帮他赔偿一半钱，我们出一半钱。”
一天功夫从八十元飞涨到八百元，相差太远。我一听，惊讶地瞪直了眼。
小康也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他闯的祸，我们剧组不管。”
B主任又说：“这么多的钱，太大，他的戏演不好怎么办？”
提得真绝。
小康说：“他是演员，拍不好戏，是他自己的责任，我们不管，我来的目的只是为了查明情况。”
回答得真绝。
“昨天不是说80元吗？这明明是敲竹杠。”
“哈哈……赔偿几个钱，剧组还是没有问题的。”B主任对我说，“何必让你受损失呢？”
妈的，厚颜无耻。
“剧组一个子儿也不给。”小康坚定地说。
“哈哈哈……”这位主任脸上堆满了机械的笑，好不自然。我们等待着他的最后判决。他思忖片刻，手在空中一挥，犹如大将风度，说：“这样吧，我这儿有几盘关于交通安全的带子，想放给司机们看看，又没有机器，如果你们帮忙放一下，钱，咱们可以商量少收点。”
小康满口地答应，说没问题。临出门时，小康又递上一只烟给B主任，那主任显得很得意，很悠然。
小康抓住时机说：“主任，再给你们带几部录相带看看怎么样？”
B主任喜滋滋地赞同。
“那钱是不是就算了。”小康凑近B主任身边，小声嘀咕，“都是兄弟单位，今后还要互相帮助的。”
B主任狡黠地瞟了一眼小康，又发出比哭还难听的“哈哈”声，最后，点头了。
望着B主任那张还在咧开嘴笑的脸，我真想在他的喉咙里塞进一团棉花。他可以把80元提涨到800元，又把800元降到零，这都是他那张咧开的嘴，掌握了那么一点权！正如人们常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大概，这位对我大赦的B主任，也是在权力上大显身手，大出风头的官痞子。
“小康，什么时候给他们放录相？”我问。
“明天。”
“谢谢你，哥们儿。”
“妈妈”找“女儿”
×月×日
吃饭时同桌坐了一位陌生的姑娘。乌黑的长发，象瀑布似地倾泻在身后，清秀而文静的面庞，带着羞涩，微微翘起的嘴唇，使她脸上闪现出几丝少女的稚气，纤瘦而匀称的身子拘束地坐着，低垂着眼帘，默默地吃着饭，不敢乱动。她就是刚定下饰演二小姐迎春的成都姑娘牟一。
在成都外景地，正要拍迎春的戏时，原扮演迎春的金莉莉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念书去了。眼看要有迎春的戏了，这急坏了王导演。
迎春，二小姐你又在何处呢？
扮演邢夫人的夏明辉同志，受命找演迎春的演员。这可是个苦差事，金莉莉已经演了一些戏，现在要找的迎春不但外形要酷似金莉莉，而且，气质又要和人物相吻合。可谁让迎春是邢夫人的女儿呢？妈妈找女儿，也在情理之中。
夏明辉在成都四处奔忙、寻觅。
王导演的眼睛盯住电话，多么希望喜讯传来。
忙了几天，但毫无结果，把夏明辉同志急得焦头烂额。突然，在路经红旗商场存车处时，她发现一位姑娘，身材苗条，文文静静的，正准备骑车走。啊，那气质，不正是她心目中的女儿吗?她兴奋地跑过去，拦住了这位姑娘。
夏明辉同志匆匆说明了来意。问；“你喜欢演戏吗?”
“不知道。”羞答答的回答。
“演过戏吗？”
“没有。”声音低低的。
“你是干什么的？”
“汽车运输公司的，刚考上电大。”低埋着头。
简单而低声的回答，羞答答的神态，毫无生气。夏明辉热情的心顿觉凉了半截。可是，火烧眉毛无可奈何。不管怎么说，这女孩子气质还是不错的。哎，试试吧。
夏明辉让她到新部县外景点来一趟，再三叮咛。她只默默点头。
也就是今天，她来了。化了妆，试了镜头。那形象、那气质刚好和导演心目中的形象相吻合，迎春，就是她了。导演果断拍板。
没有演过戏怎么办?多拍两次就会了。
不会表演怎么办？让辅导老师教，一个镜头一句词地具体辅导。
就这样，她留在了剧组，坐在了这张饭桌旁。除了邓婕、张莉我又多了一位成都老乡——牟一。
当代青年不喜欢贾宝玉
×月×日
某杂志上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当代青年最喜欢世界名著里的哪个人物？最不喜欢四个人物?
回答是：最不喜欢的人物——贾宝玉。
今天，到一位老师家里去玩。她那正上初中的女儿非常喜欢《红楼梦》，对书中的章节和人物了如指掌，有些见解也颇有深度。她说：宝钗，凤姐、探春，都是她喜爱的人物。谈到了贾宝玉时，她却说：“我不喜欢！[”
“为什么？”
“不知道，反正不喜欢。”
干脆、直率、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足以看出当代青年学生的审美观。
“老实说，如果站在当代青年的角度，我也不喜欢贾宝王。”我说。
她疑惑地看看我，好象怀疑自己听错了。
我肯定地说：“现在我们对美的衡量已经远远地不局限于漂亮了。男性美的标准是深沉、坚定，而两百年前，男性美的标准却是外在的英俊与风雅。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美学观念和审美趣味。新的社会，新的时代，产生出新的美学观念和审美标准。正如黑格尔说，美是个流动范畴，而不是固定范畴。各个时代的美都是由该时代实践所决定的，只有同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相一致的美才是真正的美。”
《红楼梦》是那个时代的作品。贾宝玉属于那个时代的男性，他对封建社会的反叛行为，对爱情的纯真、执着，是美的、是有魅力的。阅一部作品，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要理解彼时彼地的人的审美意识。如果按照现代人的眼光去判断两百年前社会实践所产生的美，这未免太狭窄，这位中学生同意我的浅见，至少认为还有那么一点道理。
“有多余的票吗?”
×月×日
深深的夜色陪伴着我。刚拍完戏，赶到民族文化官，等退票。
今天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现代话剧《魔方》。
站在街道边，手里握着一元钱，眼睛定定地凝望擦肩而过的行人，不情愿地叫上一声“有多余的票吗?”声音是低低的，心里好紧张。希望有一张票忽然飞到我眼前。
等退票的，多半是年青人，这个话剧很有魔力。寒风，肆无忌惮地刮在我脸上，刺骨地疼，恨不得把脑袋藏进脖子里去。忍受着寒冷，忍受着饥饿，来回地寻问，拿出毕生的勇气问“有多余的票吗？”
剧场的铃声已响过两遍，眼看就要开演了。唉，希望已渺茫。
“哈，站那等票的，是电视剧《红楼梦》里演贾宝玉的欧阳奋强。”黑暗中，传来的惊喊声犹如雷鸣，击得我心里“腾”地一声。意外地回头一看，好几个人正对我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我脸被差得火烧火燎，真想在脚下钻个洞，跳下去。但又想，为了观摩一场戏，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
对，没有！
这样一宽心，也就理直气壮起来，无所顾忌地大喊“有多余的票吗?”
奇迹终于发生了，一位五十开外的老同志卖给我一张票，位置不太好，但总可以踏踏实实地走进剧场大门了。我感激地目送这位老同志消失在夜色中。
《魔方》把生活中似乎没有联系的几个片断组接起来，构成和谐的整体。既用布莱希特的隔离效果，让观众冷静地去思考，和台上的演员一起去创作，留有耐人寻味的想象空间，又采用了荒诞派的象征——夸张的手法，折射社会中的一些问题。《魔》剧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观众眼前，在舞台上是个大胆的创新。
戏完了，为这脑子里满装的精神食粮而振奋、激动。我想，如果还有这样的艺术作品，即便再远再冷，我还要来，还要站在门口叫：“有多余的票吗？”
听了吴祖光的赞语之后
×月×日
演员们开会。
宣读《红楼梦》顾问委员们看了拍摄的片断后的意见。
顾问吴祖光说：“拍摄红楼梦时，我是唯一提反对意见的人。主要原因就是贾宝玉太难找，中国还没有一个男孩可以演贾宝玉。今天我看了拍摄的片断，觉得宝玉的形象可以，表演不僵，很生活、自然。”
我听着，回避着大家投过来的目光，没有半点儿兴奋。拍了一年的戏，在我周围是一片赞扬声，这是兴奋剂，也是麻醉剂，它会使人飘然不知所措。谢天谢地，我没有上当。说真话，现在拍这么多戏，都是零散的素材，要在剪辑台上组接后才能见分晓。只从零星镜头和剧照就认为好，今后播出了，不一定就好，至少我就认为在表演上存在着许多不足。何况现在有人觉得不好，也不会当面提出。恭维话，漂亮话是社会上流行的通病，真正使我相信的，还是今后坐在电视银屏前的观众。在记者蜂涌而来，好话比比皆是之时，我必须告诫自己：“冷静啊，欧阳！”
吃羊肉串
×月×日
“羊肉串！羊肉串！又香又嫩的羊肉串。小伙子吃了健又壮，姑娘吃了漂漂亮……”
北京的寒冬，街头巷尾，处处能看见卖羊肉串的，撑起一个铁炉架，里面烧着炭火，用铁丝串起一块块生羊肉，撒上盐和花椒粉，在上面烤，不一会儿功夫，就烤熟了。这是从新疆传过来的，很多维吾尔族人一到冬天，就跑到北京来做这个生意。穿着民族服装，操新疆普通话，热情地吆喝，真是地地道道的新疆味。北京很多人项喜欢吃这种小吃，所以，生意总是很兴隆的。
我却不习惯吃，不是怕脏，而是担心没烤熟，发出臊味。因自己不喜欢吃，多少有点不理解北京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吃羊肉串。围在炉架旁边，吃个不够，吃个不停。在我的眼里，那羊肉串，哪儿比得上家乡的担担面、夫妻烩片、麻婆豆腐。
今天和马广儒一块上街，又巧碰上卖羊肉串的，可乐坏了这位回族朋友，他兴冲冲地掏出香。”
我被冷落在一边，想吃又不敢问津。
他再三强求：“尝长，就尝一小块。”
我鼓足勇气，象三岁小孩吞苦药似的，腾地放了一小块到嘴里，细细一嚼，没有怪味。
“再来一块！”他说。
“来就来。”再细细一嚼，味道颇香，也颇嫩。
“怎么样？”
“不错。”
“来一半?”
“来一半。”
这个鬼东西，叫你愈吃愈香，愈吃愈想。难怪北京许多人那么喜欢吃。一口气，我毫不犹豫地吃了十串。
马广儒瞪大了眼，说：“好阿，你不是不吃吗？今天我可上当了。”
“哈哈……别客气，请客就请到底。”
看来，对事对物，都不能全凭印象，应该自己去体会。吃羊肉串如此，别的事物也如此。
在中伤宝黛的流言面前
×月×日
中央电视台“文化与生活”来采访，主持人是位女同志。本是充满朝气的脸却显得无精打采，不情愿地面对她要采访的对象(我们几个主要演员)，显得几分的清高。
采访完毕，纯属私人交换意见，我问她：“记者对所采访的对象，首先是要有兴趣，但是你好象没有，无非是上面结你任务，你要完成罢了。”
她看着我，只得点头。
“老实讲，你瞧不起我们。”我揭开她的秘密。
她十二分惊讶地望着我，问：“你怎么知道？”
“感觉，全凭感觉。”猜对了，我心里暗自得意。
“我也坦率地说，在我脑子里，你们这帮人怎么可以搞这本巨著？加上外面对你们剧组风言风语，众说纷纭，我就更是不太信任了。”她认真地说，“我想，你们仅仅是因为漂亮才被选上的。”
哈，第一次有人把我归纳进漂亮的行列中，而且，还是异性。谢谢。其实，对这个组持冷眼旁观的人又何止这位女主持人呢？
“这个戏，砸锅了。”
“就这帮演员，都是些孩子，怎么能拍《红楼梦》?开国际玩笑。”
不错，我们确实在探险。可决不是开玩笑，我们的态度是严谨而认真的。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最好自己先尝尝。这句话，对我们、对冷眼旁观者都是一样有用的。
社会上对这个剧组，还有数不清的流言，象印传单似的，一张张地往外撒，从蛛丝马迹里捕风捉影，从平白无故中也要无事生非。这些人吃饱了、喝足了，闲着没事，以炮制有板有眼的谣言为荣，似乎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说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假戏真做，已快结婚。在他们眼里，宝玉的扮演者，生活在女儿堆里，想当然、想当然，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说这个组坏，坏得不能再坏了。
这个组成了禁区，贾宝玉已快被禁闭。
没有权力指责别人对这个戏的担忧和不放心。我倒真是希望观众对这个剧，眼里的要求，脑子里的想象能低一些，再低一些。
×月×日
脑袋昏沉沉的，象针刺般的疼。不停的咳嗽，嗓子已经沙哑。我病了，发烧。我拖着沉重的双脚，走向摄影棚。我警告自己：“不能倒下，要坚持把戏拍完！”这场戏拍完，我有半个月没戏，就可以回成都休假。万一因为自己的病，影响了拍摄，改变拍摄计划，就回不去了。好长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乡了，我怎么能不思念巴山蜀水的亲人呢？
副导演孙桂贞摸了摸我的脉，惊诧地说；“这孩子，脉跳得这么快?能坚持吗？”
“能！”
开机了。我强打精神，就象一个百米赛的运动员快到终点时的冲刺，尽量保持住情绪。
镜头终于拍完了。我再也没有了力气，连妆也顾不得卸，便倒在床上。
胡焰、高宏亮、邓婕、周贤贞等老师和朋友们来床边看我，给我削苹果、送酱菜、煮稀饭。真诚的关怀，似一团火，温暖了我孤寂的心。
面临的经济大危机
　　
×月×日
夜。灯光莹莹。
我坐在桌旁，守着无数封信件发怔。
这些信是我在八大处学习班时的收获，早已看过，早已被冷落到一边，现在闲着没事，顺手翻出来，顺手拿起看看。封封信件有来自朋友、父母、亲人，也有来自热心的观众，愈品尝，愈觉有无数颗真诚期待的心，跳跃纸上，充满了真切，充满了感情。父母和爱人亲切地叮咛，期望我演的宝玉活生生地呈现在屏幕上。观众们对《红楼梦》的认识和分析，对人物的理解，是有深度的，精辟的。他们毫不保留，用信的办法送给了我，足以看见观众对作品的爱戴。
和这些观众相比，我多少有点不真诚。
戏，拍了这么多了，论基调，好象掌握住了，论人物，好象知道了。创作境界似乎到了“饱和点”，产生了轻敌的思想。
桌上数封信，是一双双谴责的眼睛，仿佛在质问：“后面还有那么多戏等着你去拍，怎么能饱和了呢?又怎能把这个角色当儿戏呢?”
桌上数封信是铁锤，捶在我心里，捶得我不得不去反省。自己努力了，而没有达到完成角色的任务，观众是会谅解的，如果自己轻敌，而没有完成角色任务将要受到审判，法官就是那些成千上万的观众。欺骗了观众，最终欺骗了自己。
×月×日
艺术再崇高，离开了经济基础，使成了无人疼爱的流浪儿。
《红楼梦》举世瞩目。热心的观众关注，热心的观众不满，热心的观众质问：“嘿，你们的红楼梦什么时候拍完啊?”
我们又何尝不想让她早点诞生呢？但是，亲爱的观众们，知道吗？我们遇到麻烦了。我们正在面临经济大危机。这个庞大的剧组，没有了拍摄费用，宛如堕入了不能自拔的陷阱。
拍一部电视剧不容易。拍一部三十多集的巨著更是不容易。
瞧，咱们制片主任任大惠的那张脸象霜打了似的，挂满了沉郁，每天往有关部门跑，按他的话说：“厚着脸皮去磕头，求爷爷、求奶奶们。”求来了钱——两万元。
两万元，对一个小剧组来说，足可以维持半个月。对一百多号人的中国第一大剧组又能维持几天呢？
“唉，就这两万元，也不容易。”任主任感叹。
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之时，把列入世界名著之林的巨著搬上屏幕，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可说是畅通。此时，却受到了经济的阻挡。
刚才，财政部的领导参观拍戏来了。制片主任忙个不停，说个不停。财政部领导带着“考虑考虑”的答复走了。
在“黛玉”家做客
×月×日
小分队从哈尔滨路经沈阳。今天早上，又来到了钢铁城市——鞍山。在北方，转战了半个多月，逃不掉寒冷，离不开雪。
我们这次就是为拍雪景而来的。
陈晓旭满面红光，带着微笑，兴冲冲地从家里跑来招待所。
“喂，鞍山美女，这里有什么玩的？”我玩笑道。
“瞧你那副德性，过两年该当爸爸了，还想着玩。”她的那张嘴总是不饶人，我不敢再放肆。
“下午到我们家来玩。”
我意外地看着她，从她那定定的神态里表明，此话不是玩笑。
等我走出门一看，呀！已经站了好几个人，再一等，导演、主任、书记都出来了，再一点数，不多不少，小分队的二十四个人全来了。
真难为晓旭的一片好心。
一大群人在街上走，称得上是浩浩荡荡。晓旭曾说她家是两间屋。看来，这两间屋一定不窄，要不，怎么能容纳这么许多人。
其实，我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晓旭的家，是由一条暗淡的窄道进去，迎面是大厨房，旁边有几间房室，属于她家的是两间。两间并不宽敞，布置了家具的房间里，实在拥挤，加上这似长龙般的小分队又给这房间增添了沉重的负担。
晓旭的爸爸、妈妈是好客的主人，热情的接待使大家无拘无束。聊天、说话，毫不顾忌，给小屋增添了一片热闹的气氛。
我暗想，这么小两间房，怎么能装下二十多号人，呆会又怎么吃饭呢?除非是玩魔术。我设身处地的想，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更妙的办法。
“大家请过来吧。”晓旭的妈妈客气地招呼我们到隔壁去用餐。我脑子里带着问题，跟大家走了过去，往里一望，全明白了。
两张长长的条桌拼在一起，上面摆了很丰盛的菜，还有甜酒、啤酒、白酒。晓旭的父亲发给每人一双筷子，一个小碗，说：“大家不要客气，随便点，地方小，只有用这个办法了。”
哈哈！自助餐。
看来，我的问号太笨拙。
这种形式的用餐，我这个土人，是第一次领受，站在桌旁，也不用别人客套地请，想吃什么，自己来，既方便又自由。
晓旭的妈妈还在厨房忙个不停。
平时，导演不管什么大大小小的聚餐，他老人家都是躲在角落里。今天却难得的露出高兴的笑，高兴之间，说笑不断。谈起当初是怎么决定晓旭演黛玉，又谈到晓旭的表演进步很快。
晓旭的爸爸专注地听。脸上—无表情，那双眼睛里却抑制不住地闪烁着兴奋的光泽。他在为女儿高兴，为女儿自豪。天下父母一颗心。我想，我的父母在这时，也会一样的高兴、自豪。
“喂，你不吃菜，却象小间谍似地盯着我爸看什么？”陈晓旭低声地问。问得我不好意思，忙把视线移开。
今晚，在主人盛情招待下，大家都说，玩得很开心，很高兴。
可亲可敬的老头儿
×月×日
这老头，还在生气。
李颉老头坐在沙发上，埋头看报，没有搭理我的意思。
昨天晚上，快睡下了，他把刚写好的一篇“评电影《少年犯》的不足”的文章给我看，让我提意见。我因和他文章中的论点持“不同政见”，相互争执得面红耳赤。
“编导强调真人去演，更真实。这个观点荒谬。”他强调道：“艺术的真不是生活的真，艺术应似真而不要真的演。这也是谁都懂得的道理。生活中的真杀人、真强奸、真吃真唱，原样搬上银幕，就成为艺术了么？难道可以允许土匪演土匪，疯人演疯人么？更何况现正在服刑，正在偿还人民欠债、正在改造的人作电影演员，作灵魂工程师，无论怎样，是说不过去的。”
“自己演自己，更有真情实感，在艺术上是一种突破，起码是一次尝试。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用同样表现手法，不是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效果吗?我们为什么又要去默守陈规呢?”我急辩：“你看不惯，不一定就是一部坏作品。”
“让这些由于贪婪名利而失足犯罪的人去品尝合法的名利佳肴，这里已孕育着使这些没改造好的人再次犯罪的温床。”他急急地说。
翻来覆去在这个问题上打转，转得我的眼睛疲倦得快睁不开了，转得我厌了：“得啦，你的这副膏药收起来吧，睡觉。”没等他再说什么，我把灯关了，闭上了眼。
今早他没有把我叫醒，等我自己起来，他脸上仍抹着一层冷冷的霜。我清楚，昨晚得罪了他．我匆匆地拍戏去了，晚上回来一看，他还是那副神态。我们虽是朋友之交，却又是两代人，不，三代人。用了这种没有涵养的态度，确实是不应该的。我忙去灌了一瓶开水，给他的杯里沏上茶，恭恭敬敬地端到他面前说：“老头别气了，昨天是我错了。”
“怎么又是老头?”他质问。脸上却绽开了笑容，“你们这帮小子，刚来时，叫我老师，过段时间叫老李，戏还没拍完就叫老头，今后该叫老家伙、老不死的了。”
“哪能呢?老头。”瞧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已烟消云散了。眼角笑得象豌豆角似的，带着几分的天真，难怪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小孩。”
在外人眼里，这一定不能理解，已是爷爷辈的老人了，却和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成了忘年之交。这就是老头的豁达、平易，深知年轻人的心，我们在心里都尊敬他，没有因年龄相距很远，而变得隔膜。
他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老演员，曾在《神秘的旅伴》、《虎穴追踪》、《国庆十点钟》、《画中人》、《甲午风云》、《车轮滚滚》等影片中纷演过不同类型的反派角色。这次是演贾赦，戏虽不多，因对表演很有经验，专门为剧组初登银屏的演员说戏，分析角色。刚开始，在我眼里，他是个清高的老演员，不太好接触；我在他眼色是“大”演员，也不好接触。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接触过。
去年在四川拍外景，我们才开始接触。
一个暮色降临的傍晚我俩各自在田埂上散步，无意间，碰到了一起，谈起了“红楼”。我让他谈谈我的表演有什么不足，他不谈，先说可以，我再三恳求，他才启齿。
“影视表演，有时候，是摄影机在动，在变幻，那种变幻的运动，本身就能帮助弥补演员的表演，加上剪辑，把不成句的镜头组成完整的句子。”他说，“一旦摄影机在运动中‘表演’，你也在那里一个劲地怕观众不明白，演个不停，就容易过火。你的宝玉，基本上不错。但有些地方还有演的痕迹。”他说着，瞟了眼一声不吭的我，忙又补充道：“这只是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别见怪。”
“哪儿的话，我……”望着这位老师，我没有了言语，心里却服了。
后来，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在外景地，又住在一个房间，互相开开玩笑，气氛总是活跃的。
老师！这句话显得生疏、客套。
“老头儿！”我感到这样称呼亲切，心近。渐渐地组里的年轻人都这么叫，他也就接受了。
是的，我要告诉他我不准备改口了。今天，明天，我都称呼他“老头儿”。
可亲可敬的老头儿，我的好老师！
流产的副刊
×月×日
阅完胡文彬老师的信，便知道我那“宏伟”的计划流产了。
半个月前，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做着梦。想到《红楼梦》还有一年就要结束了，组里喜欢看书动笔的人不少，如果大家齐心协力，办一个刊物，名曰：《大观园之家》，把自己写的文章、散文、诗歌、故事、拍摄花絮和丰富多彩的剧组生活刊登在上面，不仅可得利润，来增多观摩学习的费用，还可以练笔、练胆、练力。
这种痴心狂想折磨得我一夜未眠，兴奋不己。
第二天，我把自己的“梦”告诉邓婕，她举双手赞成。我又马不停蹄地联系了东方文樱(探春)、李曼(彩云)、吴晓冬等，都没说的，绝对支持。导演、主任、书记得知后，也表示支持。
一个星期前，胡文彬老师(副总监制)来参观我们拍“元妃省亲”的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他十二分地赞同，并愿帮忙发行。
可是他信里却说：“几家刊物发售量太少，拖不起—个副刊，而且，戏拍完副刊就结束，编辑部认为挣不了什么钱。申办一个期刊证，很繁琐，也不合算……”
是啊，我们有自己的目的，别人办刊物也有自己的目的——赚钱。我们确实又不能帮杂志社的大忙。这样的念头，真是太幼稚。
失败孕育着成熟。这次的流产，我这个主办人也并不沮丧。
啊！家乡的伙伴
×月×日
家乡的冬天，总是灰色的。灰色的天很低，象要塌下来。当我从剧组回到她的怀抱时，又鬼使神差地刮起了风，枯叶在风中挣扎不情愿地落下来。
风却吹不散我心中的兴奋。
休假回来，会见伙伴心切，匆匆地驱车朔风而行，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快快见到好伙伴，把心中的无数话语倾叙。
“什么时候回来的?”晓力正边擦皮鞋，边问。
“昨天。”我舒心地坐在沙发上。
“好吗？”晓力对着镜子，一个劲地整理身上的衣服。
此时，我的长话、短语，已涌满喉咙。
门被推开，他的女友来了，对我浅浅一笑，急匆匆地拉起晓力往外跑。跑到门口，又小声地嘀咕开来，那神秘的样子，仿佛预感到地球要爆炸似的。我觉得不自在了，成了这房间里的多余人。晓力转身进来，对我歉疚地说：“联系了一笔生意，得赶紧去办理，联系人还在东宽巷等着的……”
我的长话短语顿时被泡进了冰库，冻成了冰块：“你们先去办吧。”
一同出门，晓力问：“什么时候再回北京拍戏?”
“六天后。”
“走前有空再来，我这些天太忙了。
我点头。
他心急火燎地和我分了手。
我往回走，走的是原路。然而，来时兴奋，去时茫然。心里许多的长话短语没有了。只有难言的失落感。
脑海里映现出那个时候……我和晓力、宋杰、陈平四个好伙伴，躲在宋杰家，由陈平当厨师，在煤油炉上笨拙地烹调。终天煮熟了四斤肉，被消灭得一干二净。然后，挤在小床上，蜷成一团，呼呼大睡。那时候的我们，没有秘密，好象心都可以敞开给对方看似的。那时候的我们，每天都要约好见上一面，如果不见心里就不踏实。男孩子的友谊是纯真而坚固的，我们是真正的好伙伴。
昨天的晓力、宋杰、陈平和我都不存在了，那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已长大，各人在竞争复杂的世界里迈出了第一步，又备奔前程，为明天、为生命、为快乐、为幸福。
一个字——忙！
我想，再把伙伴们召集在一起，聚会一次，还能召之即来吗？还会因见不到一面而心里不踏实吗?还会把心中的秘密掏给朋友们吗？
我们还是伙伴吗?
我们还会是真正的伙伴吗？
那风，还在吹。树叶在挣扎。我的心底，也不觉象蒙上了一层压抑的愁云。
啊，我的《秋》！
　　
×月×日
挂了一个电话给《戏剧与电影》编辑部，询问我投寄的散文电视短剧文学本《秋》是否采用。接电话的是一位副总编。回答：《秋》在1986年第九期发表。
我心里一阵欣喜，象吃了蜜一样的甜。不堪回首，带着粗笨的脑袋，粗笨的手，苦苦地写，写得床下面的那口木箱已经装满了废稿纸。终于，写出了《秋》的问世。
是孩童蹒跚着小脚，刚刚学会走路，走出了第一步。我心里充满了激动，充满了信心。
写作，是所思所想的事业，没有奢望。那将要得到的一笔薄薄的稿酬，又怎么比得上拍戏的报酬呢？但在我心里，这更是一笔厚礼。
写作，是爱好。犹如和写作结了婚，今日的收获，又必然是爱的结晶。
傍晚，和女友见面，内心的兴奋，冲开闸门往外流。
“《秋》发表了。”
这篇作品里，如果没有渗透她的一份苦心，一份思想，又怎么能写出这番含蓄的温馨，淡淡的味道来呢?
她帮我发挥出更生动的细节。
她是我第一个读者。
我在她面前尽情地卖弄。
此时，在这兴奋之余，对她那默默无私的帮助，心里充满了感激。啊，我的爱友，我的《秋》！
啊，时间的流逝！
×月×日
驱车经过图书馆，望见门口排了许多人，似长龙一般，等待领取进门的圆牌，进阅读室读书。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久违了，图书馆!
两年前的我几乎是这里的常客。不管是寒冷的冬天还是炎热的盛夏，早晨九点，我准是这长长队伍中的一员，仿佛这儿就是我的单位。记不住已换过多少张座位，划满了多少张稿纸，阅完了多少种书籍。
说不清道不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驱使我下车，驱使我走近门口，看看这长长的队伍，有没有我所熟悉的面孔。
没有。两年过去了，换成了张张陌生的面孔。原来那些个天天都坐在一起看书的既象熟知而又陌生的人他们到哪儿去了呢？是不是已用在这里吸取到的知识去创造新的生活？是不是也寻求到了奋斗的目标？
回成都休假的这几天，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落伍了。天天拍戏，天天和两百多年前的古人打交道，休息时间，又把自己紧锁在小圈子里，把原来紧跟自已的书籍扫到了九霄云外，对时事也很少时间关心。此刻，真担心自己拍完三年贾宝玉，和社会，和时代的要求相差甚远，变成一个“白痴”。
自己不去跟随社会发展的车轮，不去努力追寻，就会被社会淘汰。这是一种危机，一种潜在的危机。看见很多朋友、同学都在脚踏实地地拼命学，从他们身上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热浪在冲击着我。
离开图书馆大门，我告诫自己：
时间在流逝，转眼就又是下个世纪了。
宝黛述衷情
×月×日
今天上午，制片室里，剧组领导们给参观的外宾放映苏州外景地拍摄的戏，我悄悄地溜进去了。
此时，刚好在放葬花后，宝玉对黛玉述衷情的一场戏。这是由一个四分半钟的长镜头一气拍完的。记得在现场，我完全进入了规定情景，大段的台词溶化进充满激情的表演里，在场的人都被宝玉对黛玉的一片痴心打动。我对这个长镜头也洋洋自喜。不用说，这场戏不错。可是，几个月的今天，再来看这段戏，映在银屏上的我，占据整个画面的脸庞，咧着大嘴，没有节制的哭泣，显得好难看，好别扭。进入了情绪，却忘记了分寸感，效果特别过火。我简直没有勇气再看下去了。
“导演，这个镜头我要求补拍。”我跑去找导演。
“这个镜头是有一点问题，但是还可以用。”
“不是一点问题，面目和表情都缺乏抑制，没有分寸，过火极了！”我简直在恳求，对贾宝玉，我不愿意留下一点儿遗憾。
“再考虑一下，我现在不能答应你。”
我要争取补拍，一定！今后的表演，可不能忘记分寸感。
即兴表演——吵架
×月×日
为了方便在“大观园”拍戏，剧组今天从香山搬迁到了北京城边的华生旅馆。这是一个很小的、偏僻的、设备简陋的旅社。对于我们远离家乡的人来讲，有个落脚之地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与高宏亮和吴晓冬(贾芸扮演者，来自承德市话剧团)同一个房间——老搭档了！
房间很乱，我无可奈何地打扫起卫生来。司机刘师傅见了，玩笑道：“宝玉，看不出在生活中，你还挺能干的！”
我不好意思说，本来是很懒的。隆冬季节，实在不忍住在乱糟糟的房间里。
晚上，吴晓冬会友归来，兴致勃勃地带回一张画——德国十九世纪画家马腾斯的作品《爱之梦》。我们犹如获得圣品似的，端端正正地把它贴在墙上。顿时展现出，云雾之中年轻美丽的少女半裸着丰满的身体，在安谧的睡梦里，拥抱爱神派来的小天使。这幅色彩淡雅、带有梦幻般诗意的油画，给我们单调的房间带来了艺术气氛和一丝儿生机。
夜己很深了。整个楼房万籁俱寂。
忽然，我们房间里传来吵架声。声音很粗、很是吓人。
“你他妈的太不象话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你睡自个儿的，我又没吵你！”
“老子睡不着！”
“你睡不着活该！”
“你小子有本事过来！”
“你小于子过来！”
接着，是拍桌子、摔椅子的声响。
别的房间很多人惊醒了，忙跑到我们房门口。
“喂，欧阳、高宏民别吵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听话！”
室内顿时鸦雀无声，安静得出奇。
“这俩孩子……”是周贤贞老师的声音。好心的人们渐渐地回屋睡觉去了。
我和高宏亮各自躲在被窝里，忍不住大笑起来。谁也不知道这是我俩的“即兴”表演，害得好心的人们大冬天的又从暖烘烘的被窝里爬起来。唉，谁让我们的生活这么枯燥呢？每天和两百年前的古人打交道外，天天几乎都蹲在这十来个平方米的空间里，真要把人憋死。我们只有想方设法来一番穷开心，也可以算作我遵照王导演的指示，奉送给他的第三个作剧吧！
“等着吧，明天咱们肯定罢挨骂！”
我心目中的宝玉
×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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