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平息了东南兵变，宁谧已久的西北草原又生变故。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春天，寒风尚在塞外逗留的时候，雄才大略的俺答汗驾鹤西归，鞑靼内部爆发激烈的王位之争，这对明蒙关系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俺答生前恪守和平条款，约束蒙古诸部，努力维护封贡大局。张居正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特意嘱咐宣大总督根据番文奏请俺答的恤典，厚葬这位雄才大略的俺答，以示明廷天恩。
无论如何，俺答已死，双方和平稳定的局面能否继续维持？鞑靼的领导权，究竟属于哪一个？会不会再起一次分裂？一经分裂，更易促成土蛮的扩展，对朝廷害多于利。
一系列疑问顿时涌入首辅脑海中，成为他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张相爷又想起三娘子。
十二年以前，因为俺答对三娘子的迷恋，才有了把汉那吉的投降，有了封贡互市，有了十多年的蒙汉和平。
况且今日的三娘子又绝非昔日可比，她富于权谋，在老俺答汗在世时，就已“兵权在手，上佐虏王，下抚诸部，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牢牢掌握土默特部的实权，成为当之无愧的实力派“铁娘子”。俺答汗这么一死，她的权势、威望更是炙手可热。
想当初，吴兑为总督宣大的时候，三娘子入关进贡，吴兑赠她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云裙，迷倒了俺答。
从此之后，在朝廷和蒙古族的交涉中，三娘子便是朝廷的第一号友人。她严格遵守互市条款，始终维护明蒙和平。凡有违犯蒙汉友好条约者一律严惩不贷。
饮水思源，三娘子是一根绳索，有三娘子在便可以约束俺答，约束鞑靼，从而约束整个蒙古族。
张居正以大政治家的智慧清楚地觉察到：嗣封问题解决不好，必然会加剧蒙古内部的分裂和斗争，明蒙十年来和平交往的大好局势将会毁于一旦。
按照蒙古风俗，部落首领应该由嫡长子承袭；明朝的封贡制度也规定，新顺义王应由部落首领继承。
俺答初死，支持当年那位一气之下投奔明营的俺答嫡长孙把汉那吉的念头划过张首辅脑海。观望少许，他发现把汗那吉的威望不够，实力不足，便吩咐大同巡抚贾应元等人，在众情惶惑之时一定要静以待之，随机应变。先了解其余候补者的基本情况，好语抚慰各部部长，等其中胜者继立成为铁定的事实后，再给与强烈支持。
最后，长子黄台吉继立的大势已定，明廷决议支持黄台吉，当然也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黄台吉必须恭顺明廷。
册封的权力在朝廷，要绝对服从大明王朝，才可能得到顺义王的尊号。张居正期望三娘子再次嫁给鞑靼领袖，继续为朝廷做一个控制鞑靼的工具。
事与愿违，黄台吉袭封以后，三娘子讨厌他的为人，愤然离家出走。黄台吉不甘心美人就此离去，带着部队向西跟逐。
宣大总督郑洛认定三娘子是一个得力的工具，假如她不嫁给黄台吉，尽管已经嗣封了新一代的顺义王，也难以左右封贡大局。他连忙派人捎信给三娘子：“夫人能和顺义王同居，朝廷的恩赐当然继续不绝。否则只是塞上一个鞑靼妇人，说不上恩赏了。”
三娘子恍然大悟，回到新顺义王的怀抱。
难以割舍的权力与事业
国事顺利进行着，大明王朝综合国力蒸蒸日上，首辅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他给自己倚信的治河名臣潘季驯谈及身体近况：近日眼疾、口疮、齿痛等疾病缠身，一副老骨头，大不如从前灵活。同僚劝他不要过度忧劳，身体才是人生的本钱，省思虑，进医药。
张相爷答谢曰：“我要尽我本分，怎能体恤个人安危？且疆宇未宁，百姓尚未安康，即便我发肤苟存，又有何益？”
他以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自己是位“先天下之忧而忧”一心为国的勤勉宰相。他常常中夜振衣，上朝的宫门还没打开，就先过去默默等待天亮，静静思考着这一天里又要面对哪些繁杂的政务。
长年的积劳成疾使首辅病倒了。他虽然请假休息疗养，但依然拖着病躯在私人寓宅中处理国政。张居正能为国家治病，却无法判断自己到底是什么病症。他最初只觉得委顿，后来才知道是痔疮，延请名医割治，但精神越发委顿，从血气亏损，转到脾胃衰弱，归隐的意念更加浓重，他计划在秋天乞骸回乡。
但他环顾四周，不觉悚然而惧。一生为之奋斗的改革事业尚处在亟需巩固和发展的关键时刻，难以放手割弃；而且，自从“夺情”以来，反张言论迭出，尤其是很多年轻官员强烈不满张氏铁腕政策，倒张活动暗潮涌动，敌对势力一直伺机反击。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张居正明知天道忌盈，权重遭忌，却一面殷切呼吁告老还乡，另一面又紧抓权柄不放，捍卫改革。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风烛残年，他一边与病魔抗争，一边坚持卧床批阅公文，竟以劳瘁病脾，伏枕擘画诸如减免赋税、整肃朝仪、加强边防、平均田粮、综核吏治等天下大事。
此间真正支撑他坚持不懈的，正是先贤诸葛亮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
病重期间，张居正作诗《病怀》：
白云黄鹤总悠悠，底事风尘老岁年？
自信任公沧海客，敢希方朔汉庭仙？
离居可奈淹三月，尺疏何因达九天？
独坐书室不成寐，荒芜虚负北山田。
昏昏沉沉的病榻岁月中，他思接千载，虑鹜八极，想到庄子寓言中那位神力无穷的沧海客，又想到了本为汉武帝所器重，且已被传为仙人的东方朔。
世间功业，怎可能会在极为有限的空间、时间内做得尽善尽美？夜深人难寐，独坐书房，此时张居正牵挂的，就是他当年准备用来安度晚年的故乡田园！
在家养病的张居正回忆起和老师徐阶相识、相知三十多年的点点滴滴，老师对自己有厚恩，隆庆时代，徐阶就以国事交付自己。十年前的抱负不但一一实现，许多方面远远超过老师当日的预期。
在困病中，张居正仍旧不忘为恩师请“存问特恩”（指皇帝下玺书派特使慰问老臣的恩典）。他知道老师的生日在九月二十日，时期还早，但要提前准备。
他上疏向皇帝称述徐阶在皇祖嘉靖时，承严嵩乱政之后，拨乱反正，惩办贪官污吏以安定民生，制定法规以整顿边防，援引贤才。一时朝政清明，海内称治。请求皇上优礼耆硕，派遣行人存问，量加赏赉。
万历皇帝得疏以后，张居正随即派行人捧皇帝钦赐银两、衣币等奔赴松江府。
张居正担心老师年高神倦，疏于礼节，向徐阶送去了他此生的最后一封书信，提前告诉老师皇帝已派人前往松江府慰问老臣，特意嘱咐他不要忘记驰谢之仪。同时撒下一个善意的谎言，说自己病情“渐次平复”，免除老师的忧念。
张居正还吩咐爱子张懋修请吏部侍郎许国代拟寿序。序成以后，张居正并不满意，重病之中挣扎着亲作一篇：
居正尝谓士君子所为尊主庇民，定经制，安社稷，有自以其身致之者，有不必身亲为之，而其道自行于天下，其泽自被于苍生者。
窃以为此两者，惟吾师兼焉。当嘉靖季年，墨臣柄国，吾师所为矫枉以正，激浊而清者，幸及耳目，其概载在国史，志在搢绅，里巷耇长，尚能道焉，此以身致治者也。比成功而归老也，则挚其生平所为经纶蓄积者，尽以属之居正。居正读书中秘时，既熟吾师教指，兹受成画，眼行唯谨。
万历以来，主圣时清，吏治廉勤，民生康阜，纪纲振肃，风俗朴淳，粒陈于度，贯朽于府，烟火万里，露积相望，岭海之间，氛廓波恬，漠北骄虏，来享来王，咸愿保塞，永为外臣，一时海内，号称熙洽。
人咸谓居正能，而不知盖有所受之也。此不必身亲为之者也。故此两者，惟吾师兼焉。
序中，张居正回忆年轻时在翰林院读书，受到老师的辛勤栽培；称赞徐阶为相扶危定倾的社稷大功，更是谦虚地将自己当政十年的功绩都归功于老师的教导。徐阶做寿时，看到这篇感人寿序，不知会作何感受。可当徐阶读到学生的这篇寿序时，这位学生已经去世三个月了，将三十四年师生情义的哀思统统留给了恩师。
短短数月，人生途中，师生二人划下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徐阶惊闻爱徒离世噩耗，尤其感伤张居正未满六旬就先他而去，扶着病体撰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祭文，可称封笔之作，收录在他晚年编纂的《世经堂续集》里。半年后，徐阶也闭上他老迈的双眼，离开人世，好在徐阶终究没有看到这位得意门生家破人亡的悲惨一幕。在另一个世界里，两人对酒当歌，继续畅谈家事、国事、天下事。
政治巨星的陨落
随着病情的恶化，张居正上疏皇帝，称自己“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人之欲有为于世，全赖精神鼓舞，今日精力已竭，强留于此，不过一具行尸走肉！有如一日臣客死于京师，而皇上亦亏保终之仁。伏望皇上怜臣十年拮据尽瘁之苦，早日赐臣骸骨，生还乡里，如臣没有死去，将来依旧可以效用于朝”。
款款道来，凝聚血泪，人之将死，其言也哀。
垂死的哀鸣，没有打动万历皇帝的心坎，皇上下达的手谕只说：“卿受皇考顾命，夙夜勤劳，朕眷倚甚切。卿何忍遽欲舍朕而去？宜遵照前旨，专心静摄，等到痊愈之日再辅理，慎勿再有所陈。”
为了抚慰功臣，万历又因辽东镇夷堡大捷，进张居正太师，加岁禄二百石，一子由锦衣卫指挥佥事进为世袭同知。
以前每遇恩赐，张居正认定人臣有先功后禄之义，往往推辞不受，现在他已经昏沉了，只说自己没有功德受封太师，不敢接受，但也没有坚辞。于是，在他去世前的第九天，成为明兴以来首席生享三公的活太师（太师乃文官最高头衔，明代大臣一般只有死去才封太师）。
六月十八日，万历派司礼太监带着皇帝手敕慰问居正：“听说先生不思饮食，朕心中很是忧虑，国家大事，当为朕一一言之。”
病入沉疴之中，这位被世人比作汉代霍光、三国诸葛亮式的大明贤相，没有像霍光临终时只想到自己，“愿分国邑三千户，以封兄孙，奉车都尉霍山为列侯，奉祀兄剽骑将军霍去病”。他效法的显然是诸葛武侯，虽不能如诸葛亮那样为阿斗留下一篇千古传颂的《后出师表》，但还是为他的国家与皇帝举荐了一批身后可用之人，如前礼部尚书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
万历相信张先生慧眼识英才，举荐的都是国家栋梁，随即令潘晟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余有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没多久，首辅再荐户部尚书张学颜、兵部尚书梁梦龙、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曾省吾及侍郎许国、陈经邦、王篆可大用。
人才太多，一时记不住，万历就把人名粘在御屏上，以备召用。
潘晟是张居正考进士的房师，与张冯关系都很密切，冯保要求张居正推荐；梁梦龙、曾省吾都是张居正的得意门生；王篆是张居正长子敬修的亲家；徐学谟善于写文，通晓吏事，半生在楚地做官，以后经首辅再三提携，现在也名列御屏。
有能力的固当推举以备国家栋梁之选，有关系的也在这一庇荫之下，身后如果仍有内宫和同僚的继续支持，不仅能避免仇家的恶意报复，自己的改革宏图也能持续推展下去。
这当然是最圆满的结局，但如今首辅昏迷，只得随他们去了……
六月十九日，元辅病势恶化。垂死之际，他对儿孙绝口不提身后事，念念不忘的还是他所报效的国家和天下苍生。
圣恩的眷顾和同僚的祈祷都没能留下首辅性命，六月二十日，张居正舍弃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政权、十年来竭诚拥戴的皇帝和六千余万明朝子民，在北京溘然长逝，遗下七十余岁的母亲，三十余年的伴侣，以及七个儿女、六个孙子。
万历得到元辅病殁的消息，下诏罢朝数日，并命令京师四品以上官员，在任锦衣卫统统守护忠骨归葬。沐浴浩荡皇恩，张居正嫡子嗣修赶忙上疏辞谢。
小皇帝又下圣谕褒奖张先生：“朕念先生受先帝顾命，鞠躬尽瘁，没而后已，忠劳可悯。”
张居正的葬礼，辉煌而隆重。
皇室宗室把元辅先生扶危定邦的精忠大功录在祭天文中，告慰大明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朝廷特许设祭坛九座，供来自各地的官、民吊唁，后来因赴吊的人太多，后来又增设七座祭坛，总共十六坛，备极哀荣。
两宫皇太后、皇帝和皇弟潞王，赐赙银一千余两，司礼太监张诚监护丧事。
张居正灵枢将发之时，内阁辅臣张四维、申时行、余有丁疏请派员护送，太仆少卿于鲸、锦衣卫指挥佥事曹应奎奉命护送先太师回楚。赵太夫人也在司礼太监陈政的护送下南下江陵。
炎炎烈日下，庄严肃穆的灵车及辎重车前后七百余辆，在三千名军卒夫役的推拥下，浩浩荡荡地沿官道向湖广方向缓缓行进；“鸿生钜儒多称引记功”，连沿路的武夫健卒、田畯红女都不禁为国家痛失贤良而垂涕流泪。
江陵风景依稀。
三十六年以前，一个年轻人从这里入京会试，成为新科进士；三十六年以后，他已归葬江陵，成为功业彪炳的张文忠公。
张居正魂归故土，其墓地就设在嘉靖三十八年后他六载赋闲时栖身的“乐志园”内。这里的湖水还是那般明净，田园依然畦垄齐整、菜蔬葱笼，远行千里的主人如今归葬于此。
第十五章 权与血
梦张江陵
杨巍
我往留都日，是君寂灭时。
铭旌江上见，功业世间疑。
忧国仍流涕，谈兵未解颐。
醒来叹今昔，伏枕不胜悲。
政治大洗盘
张居正带着平生的辉煌功业入土，留给子孙与后人的却是无尽的恩怨与是非。
张居正去世以后，由天子亲自赠官上柱国，赐谥文忠。
上柱国为帝国极品勋爵，“文忠”谥是对死者的盖棺论定。“文”是曾任翰林院官员常有的谥号，“忠”是特赐，“危身奉上曰忠”，赐谥时，明廷对张居正一生功业人品评价极高。
明代谥法中，用词措字讲究高下之分，“文”字组中，“文正”乃最高谥，死后能被朝廷谥作“文正”是古代文官们梦寐以求的追求。相传明朝首辅大臣李东阳临死前得知自己将被谥“文正”，激动得连连磕头谢恩。
“文”字头前八谥的寓意及获谥代表人
谥 释义 得谥代表人
文正 内外宾服，内外用情，清白守洁 李东阳、孙承宗 文贞 清白守节，大虑克就，不隐无屈 杨士奇、徐阶 文成 安民立政，刑民克服，佐相克终 王阳明
文忠 危身奉上，虑国忘家，安居不念 杨廷和、张璁 让贤尽诚，杀身报国，世笃勤劳 张居正、叶向高
文端 守礼执义，圣修式化，严恭莅下 王家屏、沈鲤 文定 安民法古，纯行不二，追补前过 李春芳、申时行 文肃 执心决断，威德克就，身正人服 赵贞吉、王锡爵 文恭 尊贤贵义，敬事供上，尊贤敬让 张元忭、沈一贯 张居正的“文忠”谥在“文”字组排名第四，相当显赫。文苑领袖王世贞称张文忠公“业惟戡乱，勋表救时，在唐赞皇，复为元之”，赞美他是和唐代姚崇、李德裕相媲美的救时名相，正是当时公论。
张居正刚刚去世，余威尚在，廷臣言事凡涉及张相公，仍称首辅，碍于后继者张四维颜面，便改称先太师，以示尊敬。
一代权相的撒手人寰给帝国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尸骨未寒之际，已有无数人，打起心中小算盘，渴望在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
没过多久，反张的声浪便如海啸般掀起，张居正的显赫随之被海浪吞噬。
最先受到波及的便是潘晟，潘大人是张居正的老师，也是他临终前选好的继承人之一。他早年忤逆严嵩而辞官，万历初年累官至礼部尚书，两人关系极为密切。
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在张居正生前，一直毕恭毕敬伺候着他，如今终于出头，他了解潘晟的来头，潘晟一旦入阁，将与冯保一唱一和，压制自己，于是唆使言官接二连三地弹劾潘晟。
潘晟时已退休，当时正踌躇满志地由老家浙江新昌出发，准备北上入阁，途中得知被弹劾，只得照例请辞。
这时，离张居正谢世只有四天。
很快，张四维又和张居正的湖北乡党曾省吾、王篆等人发生冲突，随之将他们挤走，清除张党的大戏正式开演。
唇亡齿寒，张居正已去，昔日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冯保，这个张居正生前最大的政治盟友变成了吸引火力的活靶子。
望风承旨的御史江东之上疏攻击冯保的门客徐爵，矛头直指冯保。经过这次尝试，看见皇帝不置可否的“表态”，言官似乎摸准了万历的心思，御史李植直疏冯保十二大罪，正中皇帝下怀。
万历兴致勃勃地说：“朕等这个奏折好久了。”
此时的万历，年届弱冠，已不是当年高拱口中那个“十岁的孩子”了，长时间的宫廷生活中，万历帝虽然锦衣玉食，但他对钱财却有着超乎寻常帝王的痴爱，皇帝身边的太监们自然了然于心。
冯保死对头司礼太监张诚、张鲸抓住万历这个弱点，便不断在万历耳边唠叨冯保家资饶富，胜过皇上。万历的贪欲被他们大大煽起，随即逮捕冯保并抄没家产，同年年底，发配到故都南京闲住。
冯保由北京贬到南京，“犹携带佞儿数十辈，装载辎重骡车二十辆”，他从万历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带走了不少价值连城的珍宝。冯保最终结局，正史没有确切的说法，《明史·冯保传》简单以“久之乃死”四字一笔带过。
明末太监刘若愚《酌中志》中的记录比较具体，“冯竟谪死于江南，葬于留都皇厂，林木森郁，巍峨隹城，实天所以报忠臣也。先帝（天启皇帝）即位之初，秉笔王太监安，冯名下也，拟奏请恤典”，看来冯保的下场不算很糟，至少有高规格的葬礼和同行为他请恤。
查抄冯保家产时，万历得到金银一百余万、珠宝无数，刚刚亲政的皇帝得此飞来横财，开始领略到抄家发财的滋味。
相门破亡的开始
冯保和张居正在政坛上互为依存，生死与共，这是公开的秘密。冯保垮台，张居正必然在劫难逃。毕竟张居正一生居功至伟，生前是内阁首辅，又是太傅、太师，门生故吏遍天下，社会影响广泛，虎死余威在，反对派们暂时不敢轻举妄动。
那么，如何扳倒张居正这棵苍天大树呢？
张居正当年得罪过的敌人自然是倒张派的天然盟友，在新首辅张四维的建议下，君臣打着“收天下人心”的旗帜，一改先前口谕，声称皇帝当年一时糊涂，误听奸臣之言才导致降罚失当，召回那些忤触张居正而被革职、贬谪的官员。
这些官员良莠不齐，其中有因维护封建伦理纲常而被谪，也有反对新政被罢，更有尸位素餐不称职被贬，将他们统统召回无疑是壮大反张势力，逐渐形成“举朝争索其罪”的强大声势，步步升级，欲彻底搞臭张派势力。
反对派们伺机而动，先攻击故相三个儿子滥登科第，这一招连带着把张四维搞得忧心忡忡。他心知自己和次辅申时行的儿子在科举中也有猫腻，生怕牵连自己，和其他阁僚一起极力为张公子辩解：张敬修等人具备真才实学，只是兄弟三人都在其父首辅任内高中进士，难免令人嫉妒。若要息民愤，就让他们离开翰林院，调往外地，或再举行一场考试以服人心。
恰好这年“春闱”，又是天下举子会试京都的年头，人们臆测张居正五子允修也将在本年度“春闱”中高中科甲，随着他的遽然去世，张家诸子的富贵链戛然而断！
首辅尸骨未寒，万历皇帝不顾大臣劝阻，固执褫夺掉张公子们的一切功名，他们也无可避免地成为父亲推行改革的牺牲品。
当皇帝需要张居正时，可以给他和他的家族无限的富贵和荣誉；当皇帝要整治他时，这些又被翻出来，成为惩治张家的理由。
后继首辅们无不引以为戒，遇到儿子科考都有所顾虑，再也不敢堂而皇之地金榜题名。
打倒了张少爷，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府管家游七。言官纷纷攻击张府恶仆的种种不法行为，万历帝一怒之下命令锦衣卫逮捕他下狱。
张四维此时上蹿下跳，颇为活跃。他积极地向皇帝反映“舆论民情”：“故相平生操切苛刻，海内民怨沸腾，天下嚣然，现在已经去世，其法理当废除，以培植国家元气。”
在张四维的鼓动下，万历皇帝一反张居正所为：
前首辅整顿驿递，现在官员不得任意乘驿的禁例取消；
前首辅用考成法加强六部的工作效率，现在废除考成法；
前首辅裁汰冗官，现在冗官一律复职；
前首辅严令不得滥广学额，现在学额一并从宽；
乃至前首辅严守世宗遗训，外戚封爵不得世袭，以后也一概世袭了。
明光宗泰昌年间一位叫方震孺的御史饶有见解地对比了张居正的“繁苛”与后继者的“宽大”政策：“皇祖之初政，事事严明，江陵之相业，事事综核，而积渐所致，尤化为贿赂之乾坤，浸成一困疲之世界，今若一以宽裕从事，元气未培而浊气先克塞于宇宙……”他认为正是张居正的综核严明缔造了万历盛世；尔后的“宽大”政策不仅没有培植元气，反而大开贿门，败坏社会风气。
见风使舵的言官才不顾国家长远利益，不断建言推翻故相遗留“坏政”，揭发与他共事诸位大臣种种“劣迹”。“倒张”风潮吹遍了大明帝国的每个角落，张居正所用的人才也相继被罢：曾省吾走了，王国光走了，梁梦龙也走了……
自然，武将出身的戚继光、李成梁等也屡屡被弹劾，但万历皇帝原谅了李成梁而把戚继光革职。直到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初，矛头所指都是张居正周围的亲人部下、遗规陋法，暂时还没有正面攻击他本人的奏章。
随着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的一纸疏文，对张居正的攻讦急剧升温。这个杨四知不仅平素与张居正无怨无仇，相反，他久为张相门上客。杨御史急于与死首辅划清界限，竟“弃暗投明”地把矛头对准昔日的主子。
越是亲近之人，反水后咬得越狠。杨四知无所不用其极，无中生有地扬言张居正奢侈无度，家藏两百座银火盘，无数夜明珠，一百多位美女；诸位公子砸花瓶以寻欢作乐；张居正归葬途中走五步就挖一口水井，走十步盖一座小屋。
如此胡编乱造的瞎话，万历帝却表示深信不已，言外之意，只要能搞臭前首辅，大家大可尽献“忠言”，这无疑给怨恨张居正的官员们吃了定心丸。
此风一开，与张居正有仇的报复泄愤，无仇的投机钻营，纷纷慷慨言辞告御状，告状信如雪花般飘向皇帝的案前。
在仇家的穷追猛打下，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三月，才去世九个月的首辅被褫夺上柱国、太师头衔和“文忠”谥号。
反攻倒算
昔日首辅病重的时候，北京各部院替他建斋祈祷；这股风吹遍南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半个中国，都在为这功业彪炳的首辅祈祷。
如今风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御史、给事中为了向当权皇帝表现自己的“忠心”和对“奸臣”的深恶痛觉，猛烈攻击死去的张居正，开启“平反”、“翻案”的端倪。
纠缠最多的莫过于刘台案。
刘台当初反对张居正新政而受到惩处，在张老师的求情下才被革职为民。这只是张居正几十年政治生涯中的小小一笔，事情本该就此了结，可当时的张居正穷追不舍，毕竟刘台的奏疏触到了他的痛处，尤其是门生弹劾座师，使得张首辅颜面扫尽，心中久久不快。
首辅身边的鹰犬们自然看出老大的不爽，在刘台革职后不忘落井下石，张相公倒也顺水推舟，对此等献媚之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刘台厄运连连，也给自己留下了阳奉阴违、小器易盈的恶名。
在首辅的默许下，与刘台有隙的大司马张学颜诬告刘台在辽东巡按任内贪赃数万两银子。他派遣御史于应昌巡按辽东，王宗载巡抚江西，调查刘台。
刘台毫无意外地被遣戍广西浔州，他的父亲、弟弟也遭到牵连。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刘台暴死在戍所，衣服棺材全无，十分凄凉。巧合的是，这对恩怨师生死在同年同月同一日。
刘台案的利用价值实在太大，御史江东之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首先参了陷害刘台而升官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宗载、御史于应昌一本，揭发两人狼狈为奸，以杀人取媚张居正。
王宗载不久即被罢官戍边，就连财经功臣张学颜也受此案牵连告老还乡。
刘台案的翻案导致一大批亲张派官员遭罢黜，也是万历皇帝给官场的明确信号。
在倒张风潮中，同出张四维门下的李植、江东之、羊可立冲锋陷阵，三人有如狠恶咬噬的鬣狗，否定张居正当国十年的一切建树，唾骂张居正为辄乱成法的“万古权奸”、“万世罪人”。
这正切中皇帝心理，万历皇帝给吏部下达指示：三君摘发大奸有功，一起破格提拔为中央高官。
三个以整人起家的暴发户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和高超的骂街才能，立即连升六级。皇帝用这种方法风示群臣继续落井下石，揭发前首辅的“滔天罪行”。
羊可立尝到了甜头，再次罗织张居正罪名：“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乞严行查勘。”此论一出，久欲伺机翻案的辽王家属以为时机已到，压垮张氏家族的最后一根稻草——辽王案，就此拉开帷幕。
话说末代辽王朱宪与张家渊源颇深，两人年龄相当，年少时曾是亲密学友。王爷嫉妒小张之才，在张居正爷爷张镇的酒中下毒害命以泄私愤。两家的矛盾自此不断恶化，没想到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陈年旧事又被翻出，并和朝政大事混淆起来，成为清算前首辅的有力武器。
朱宪秉性淫虐，嘉靖一朝，同样出身楚地的肃皇帝学道奉玄，辽王也假装崇事道教，献媚于上。如其所愿，他博得皇上欢欣，特赐道号“清徽忠孝真人”，赐金印一枚及法衣法带等物。
朱宪总爱身穿皇上所赐衣冠在荆州的大街小巷耀武扬威，开道者高举“诸鬼免迎”牌以及拷鬼械具之类。更荒唐的是，堂堂藩王常常擅闯小老百姓家，一上去就开始涌经拜忏、踏罡步斗、掐诀念咒，美其名曰为之斋醮，临走不忘索取高额酬金。他为了炫耀符咒妖术，曾割街上醉民顾长保之头，一城为之惊怪。
隆庆改元，朱宪失去嘉靖这位保护神，御史陈省、郜光先相继弹劾辽王朱宪各种横行不法行为。温和的隆庆帝获悉后不禁大怒，本拟处死这个荒唐的朱家王孙，念他是宗室亲戚，免于一死，废为庶人，禁锢于凤阳高墙内。从此辽王便成了废藩，辽王府事宜由广元王代理。
辽王宪被废，与张居正并无直接关系，本不应牵连到他。但政治毕竟是政治，它的发展是难以逆料的。经历了从藩王到庶民的震荡，辽王次妃王氏心里明白，必须厚诬张居正才能澄其“冤”，实现她的复辽美梦，继续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她串通反张言官，向朝廷呈进《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钦赐祖寝，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除了为辽王辨冤，还煞有介事地强调，大奸心怀叵测，湘王王坟都被大奸侵占，已废辽王家财，金银珠宝数百万计，全部流入大奸府中，张家富可敌国。
张居正当年听从朝使台官的建议，将父亲安葬在湘王坟附近，却为此被安上“谋葬王坟”的罪状；辽府金银更是早在十多年前，就已流散得无影无踪。
素有聚敛财富癖好的万历，看了这句话，不禁垂涎三尺，政治清算本已给皇帝立威，现在又有油水可捞，万历帝终于找到抄没张居正家财的借口，他放下手中一切政务，以“陷害亲王、掘人坟墓”的罪名，立即下旨查抄张府。
凄凄惨惨戚戚
一时海内震惊，朝野狐疑。
左都御史赵锦等正直大臣在这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上疏谏止，劝告皇帝念及君臣之谊，不要如此绝情。老首辅绝非贪鄙之人，他不过是垄断富贵，行事操切，得罪名教，才导致今日之祸。人情汹汹之际，言官为泄私愤，所言并不属实，如今天下太平，四海宁谧，居正之功安可泯？
赵锦深为忧虑的是，如果这么对待昔日勤勉操劳的首辅，必会留下政治后遗症，令之后的阁臣不敢任怨任事。
其言谆谆，但对见钱眼开的万历没有丝毫作用。
为了防止钱财走漏，步骤要比抄没冯保家产紧密得多。万历更是派了曾被张居正贬斥的司礼监张诚、刑部侍郎邱橓二人为首，率领锦衣卫指挥等迅速前往荆州，办理查抄事宜。
邱橓临行前，首辅申时行（张四维已于万历十一年四月丁忧回乡）、大学士许国等人也捎信请他们推“罪人不孥”之义，不要伤及无辜，制造冤案，以免“上累圣德，中亏国体，下失人心”，给后人留下“今轻人重货”的笑柄。
其言谆谆，同样没有得到尊重。
邱橓属清介之士，喜欢以矫情博取浮名，张居正对旁人评议“此君怪行，非经德也”。
万历初年，很多御使向首辅推荐邱橓，终因张阁老的厌恶而弃之不用，此举深深伤害了自尊心极强的邱橓，这就成为他复起后报仇的张本。邱橓和司礼太监张诚主持的抄没，更是把皇帝翻脸不认人的冷酷无情发展到登峰造极之境。
查抄张居正家产的谕旨传到荆州，荆州府、县两级地方官员在谄媚奉承宰相之家十余年后，为了表示对新当权派的忠贞和对“罪犯”的深恶痛绝，即刻亲自率领衙役兵卒到张府封门，将张宅内的男女老少关进空房，门户紧锁，不供食水。
当时交通不便，张诚等人昼夜兼程，也走了半个月有余，五月五日才抵达荆州。
这时，张家老少，已被活活饿死十余口，尸体暴露于地无人收敛，任由路上饥犬咬噬……
邱橓、张诚等置死人于不顾，竟马上命令吏卒抄掠财物，其惨绝人寰、酷烈之甚，四百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依旧令人发指！
在查抄家产中，府宅上下，不得安宁，女眷受尽猥亵，“揣及亵衣脐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间搜宫掖事”，甚至连八旬老妇赵太夫人都不能幸免。
遥想居正当年秉丝纶抚驭华夷，纵横睥睨，威震中华；而今人归尘，功入土，子孙为囚，骨肉星散，行人为之紊泣……
张诚、邱橓更是辎铢必究，大加拷问，穷追硬索，硬要抄出传说中的二百万两银子，但把张家挖地三尺也只查抄出十万两银子。
这一结果与万历事先下达的目标任务相去甚远。
张居正为官谈不上两袖清风，但在当时贪腐成风的官场，身为首辅自律比较严格，很少接受下属馈赠。
明末秀才徐树丕在其笔记《识小录》中把张相和与他同样地位也被抄家的严嵩对比，感叹抄家之典的冤与不冤：“（严）相嵩富敌国，而奉旨所籍金银数仅得金二万三千，银二百二万七千，然其他珍奇亦称是矣……万历中所籍江陵相公物不及数万，而皆出尚方之赐，籍没之典固有冤有不冤哉！”
除了张居正生前合法的工资、奖金积蓄，在荆州张府所抄没的十万两银子中，不少都是其父亲、弟弟平时搜敛到手的，数目依然不算太多。
前来抄家的张诚惶恐了，皇帝听说张府家财百万才动狠心，如果带回去的钱财太少，皇帝怀疑自己私吞可得不偿失。他惨无人道，严刑拷打无辜的张家公子，逼迫他们低头“认罪”。
张居正长子张敬修经不起拷掠，屈打成招，指认有三十万两银子藏匿于张居正亲信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人家中。
话说张居正权盛时，附丽者众多，最亲信的当属曾省吾和王篆。两人品性不同，曾省吾有战功，有政绩，抚蜀时克平九丝，即在相门，从未倾陷一人；王篆则狡险贪横，仗势欺人，让张居正无故为他背上不少黑锅，真为名教所唾弃。
锦衣卫匆匆赶往三家，曾省吾身着方巾青袍，从容于后堂入谒，连不可一世的张诚都揖而送之；王篆则言词佞鄙，囚首楚服，口称小的，张诚更加鄙视，命人笞二十而遣之。
经过几番折腾，三家挖了个底朝天，查出的银子一共不足十万两。张敬修羞愤交加，他咬破手指，留下一纸千余字的绝命书为父澄冤：
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叹解网之无人，嗟缧绁之非罪，虽陈百喙，究莫释夫讥谗，惟誓一死，以申鸣其冤郁。
窃先公以甘盘旧眷，简在密勿，其十年辅理之功，唯期奠天下于磐石，既不求誉，亦不恤毁，致有今日之祸；而敬修以长嗣，罹兹闵凶，何敢爱身命而寂无一言也。
忆自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即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至五月初五日，邱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噂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幪巾乎！
在敬修固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且又要诬扳曾确庵（省吾）寄银十五万，王少方（篆）寄银十万，傅大川（作舟）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胆落。嗟此三家，素皆怨府，患由张门及之，而又以数十万为寄，何其愚也！吾意三家纵贪，不能有此积，亦不能完结此事，吾后日何面目见之，且以敬修为何如人品也。
今又以母、子、叔、侄，恐团聚一处，有串通之弊，于初十日，又出牌，追令隔别，不许相聚接语。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今幽囚仓室，风雨萧条，青草鸣蛙，实助余之悲悼耳。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瞑而万世不愧。
暖乎，人孰不贪生畏死，而敬修遭时如此，度后日决无生路！旷而观之，孔之圣也而死，回之贤也而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予于此时，审之熟矣。
他如先公在朝有履满之嫌，去位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以身殉国，不能先几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与今日辽藩诬奏事，自有天下后世公论，在敬修不必辩。独其虚坐本家之银，与三家之寄，皆非一时可了之案，则何敢欺天罔人，以为脱祸求生之计。不得已而托之片楮，啮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当道一目，勿谓敬修为匹夫小节，而甘为沟渎之行也。
祖宗祭祀，与祖母、老母饘粥，有诸弟在，足以承奉，吾死可决矣。而吾母素受辛苦，吾妻素亦贤淑，次室尚是稚子，俱有烈妇风，闻予之死，料不能自保。尤可痛者，吾有六岁孤儿，焭焭在抱，知亦不能存活也。
邱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怜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呜呼，炯矣黄炉之火，黯如黑水之津，朝露溘然，生平已矣，宁不悲哉！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于于亿万年也！
世态炎凉随节序，人情翻覆似波澜。
那用生命倾诉的愤慨，那穿透宇宙的悲伤，有着坚强的绝望。
即使绝命书中，张敬修依然流露出强烈的求生欲，他幻想用自己的生命来倾诉满腔愤慨，可眼看着黑暗中希望之火一点点熄灭，求天不应，告地不灵之后的沮丧。五月初十写完了这份绝命书，当晚梦中得到吉兆，以为事情会有转机，但接踵而来的会审又让他的希望完全幻灭，走投无路之际，张敬修悬梁自尽。
张敬修自缢，丢下弱妻幼子，希望其妻高氏将张重辉抚养成人。高氏得知丈夫自缢的消息，痛不欲生，用茶匙自毁容貌，然后含辛茹苦地守节抚孤，使张重辉长大成人。
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的状元郎张懋修也受不了如此折磨，先是投入井中，被人救起，后又绝食自杀未遂，侥幸保全了一条性命。
政治与人性的较量
张敬修用生命抗议的悲壮举动，撼动了多数朝臣的良知。
吏部尚书杨巍对张居正这样的经纬之才落此下场，悲不胜悲，他联合内阁辅臣与六卿，一起上疏为张家求情：“张某为顾命大臣，诚为专擅不假，但任劳任怨，侍奉皇帝十年，一念狗马微忠，亦或有之。臣等乞陛下降恩纶，宽其子孙，勿令颠连失所。”
深受张居正器重的治河名臣——刑部尚书的潘季驯更加痛彻心扉，他不怕触怒皇帝，请求保释张居正家属，直言“治居正狱太急”，提醒说张氏家属已有数十人毙于狱，“至于奄奄待毙之老母，茕茕无倚之诸孤，行道之人皆为怜悯”。
万历迫于大臣压力，装出一副“仁厚”的模样，无奈降下一旨：“张居正大负恩眷，遗祸及亲属。伊母垂毙失所，委为可悯，着令拨与空宅一所，田地十顷，以资赡养。便马上差人传与张诚等遵旨行。”
贪婪的万历暂时饶过张家的家属，但是对财产仍抓得“一丝不苟”，特别叮嘱张诚马上把荆州抄出的财物押解进京，石牌坊等不便于运输而又来不及变卖的，交由当地巡抚处理。
酷吏官运果然亨通，司礼监太监张诚因抄家“有功”，万历恩荫他弟弟为锦衣卫百户，邱橓也升任左都御史。
公道自在人心，尽管邱橓享有“清名”，但时人对他“悬赃酷拷，贻楚患数年”的罪行颇有微词。
多行不义必自毙，虽然二人此时风光得意，深得圣眷，但后来张诚由于作恶多端，亦被抄家流放；那位丧失人性的邱大清官，次年就不明不白地一命呜呼，不久儿子也随父而去，孙子亦早夭。
再说张家的资产已被尽数榨干，万历却还耿耿于怀于潘季驯等人提及的张府饿死多人的情节。严惩“罪犯”本人就够了，一向标榜“仁慈仁义”的皇帝怎能容忍手下人干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为了挽回虚伪的脸面，他下令张诚查明回奏。
张诚身为抄家的领衔主管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回避了饿死多人的事实，回奏皇上只有二人缢死。
万历皇帝觉得有必要杀鸡儆猴，让群臣知道此事绝不能再提，他故意混淆缢死与饿死的数字，声称潘季驯欺君罔上。
首辅申时行只得出面打圆场，为潘季驯求情说，当时人多音杂，潘大人听错情有可原。
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李植，自打发家后就到处炫耀：“至尊（天子）呼我为儿！”他这时更加活跃，顺着皇上旨意攻讦潘季驯是以“狗功”自居的奸党余孽，“故辅居正，勾结太监，藐视皇权，残害忠良，荼毒海内，即使斩棺断尸尚有余罪。潘季驯作为张党余孽，不说居正罪有应得，而说陛下损德伤体，欺上瞒下，若不速行罢斥，任他蛊惑人心，后果不堪设想”。
在群小的煽风点火下，万历抓住时机，把堂堂正二品的刑部尚书潘季驯革职为民。
此时，小臣肆意攻讦谩骂大臣，本应神圣的朝堂一时成了讼庭，两方唇枪舌战，喋喋不休。
就连当初忤逆过张居正的王锡爵都为自己举荐过李植等人感到耻辱，他反戈一击：李植三人从治张居正、冯保之狱以来，辄依附赵用贤等所谓君子，日寻戈矛，今一言相左，即不惜用刃，此天下不平之兆。
患难见真情。
张居正生前至交陆光祖，当初和首辅政见不合而告病隐退，复职来到京师，正巧遇到举国轰动的张案。他甚为反感言官罔顾是非、诬陷良臣、逢张必反的小人行径，严厉驳斥急于给张氏罗织罪名的少壮派官员：“江陵罪在刚愎、操切，但绝无贰心，皇天后土实所共知。故相非弄权，俯怨也，且拥护绸缪，其辅翼之功安可泯？”
在那个党同伐异的环境下，陆光祖一番慷慨直言害得自己又遭贬谪，但这还是无法阻挡任事大臣对朝廷上下邪人、邪气的抨击。
次辅许国郑重谴责吴中行、赵用贤等复仇党：“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
大臣们的苦口婆心终究没能解张氏之祸，当时唯一能够制止万历清算张居正的人，是皇帝生母——慈圣李太后。但是，倒张运动期间未见她有任何动作，在这个关键时间段里，李太后选择缄默甚至纵容儿子清算恩相。
恰逢李太后小儿子潞王即将结婚，她一心要把婚礼筹办得豪华气派，多次催促万历出银。
万历舍不得动用内府的丰富积蓄，又顾虑大臣再批评他随意挪用国库的银两，就把责任推到张、冯身上：“无耻臣僚尽献奇珍异宝于张、冯二家。”
李太后竟露骨地说：“既然如此，抄没必能获得。”
后人对她的微妙态度有着种种猜测，或许其中的原因永远说不清、道不明。可有一点是确定的，她起初信任张居正的才干及忠诚，在“孤儿寡母”的权力危险期，毅然把一切国事委之于居正，可谓独具慧眼，说到底是利用才相以保朱明江山。
张居正对其知遇之恩感激不尽，誓死报答浩浩皇恩。李太后毕竟代表皇族阶层的利益，她无法摆脱阶级局限，就如同当年“逐拱”意在巩固皇权一样。
一旦精明强干的张阁老不在人世，对他们朱氏集团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为了维护家族利益，必须彻底消除他的影响力，告诫臣子们威权震主的下场。
倒张之后，万历彻底亲政，李太后自此退出政治舞台，无论儿子如何胡作非为，她都无动于衷，尽情享受美好的贵族生活。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八月，都察院按万历旨意，参劾已故首辅张居正。这是一份国家起诉书，万历批示了一段话，对张居正做出最终判决：
“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著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万历命令执事官员把故相的“罪状”张贴于全国各地衙门，要六千万子民都知道他是大明王朝的“社稷罪人”。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对张居正的清算已经做到尽头。万历皇帝视臣子若草芥，将一切罪恶都扣在居正头上，借此告诉臣子，江山还是朱家的江山，大臣无非是朕手中的工具，既可捧上云霄，也可打入地狱，即使有盖世之功也概莫能外。
翻脸如翻书。
人性的丑恶，往往在帝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万历亲政后暴露出蛇蝎本性，对功劳盖世的恩师元相视之如寇仇，不择手段地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特大冤案。
历史有情，它会褒扬一切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人物事迹；历史无情，它会揭露鞭挞任何祸国殃民的奸佞污秽。
公道自在人心！后世史家在论及万历对张居正的“寡恩”时，都有不平之气，清初名士沈德潜就哀叹：“神庙始则尊如父师，过于宠；后至削籍破家，又过于薄。”
即使在张居正蒙冤的四十年后，当时的有识之士无不感叹明皇朝对功臣的刻薄暴虐。隆庆年间与张居正在“请大阅”问题上发生冲突，被连降三级的骆问礼，鉴于居正覆败后朝政日非，感怀时局，以一首《哭张江陵》公诸于世，以示缅怀之情：
宠眷三朝任重身，太平今古几元臣。
沉沉伏马周墀静，蔚蔚虞罗禹服新。
方进早除贤范远，祈奚内举圣恩频。
凭云一洒臧孙泪，药石年来味始真。
“药石年来味始真”是全词点睛之笔，“药石”不仅仅是治病用的药物和砭石，张相对于国家，何尝不是医治沉疴的一剂良药。然而这一切，当时人未必有深刻的感受，他们或置若罔闻，或非议诽谤，其中的“真味”只有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被人们知晓和体味。可真到这时，张居正其人，也“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了。
第十六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自江陵得罪，而政体始变。上不能无以擅权市恩之意重疑其下，而为政者务于矫前人之失，每阳为推远权势以释上疑，而时时能因人主之喜怒，小为转移以示重于下。于是下之疑辅臣者愈深，责辅臣者愈重，至于揣摩摘觖，舛午胶戾，宫府甚睽隔，小大甚疑贰，政之所以日坏也。
——陈子龙《安雅堂稿》
文忠相业为有明第一人，任事过专，身后遂中奇祸。后之秉政者才既相去远甚，而又鉴于前车，务为保身，相率推诿，于是明遂不振，陵夷以至于亡矣。读是集者，令人叹息于神宗之昏，真下愚也。
——李慈铭《读张太岳集》
人亡而政息
万历皇帝为了倾泻十年管制之愤，更为了向臣子们树威立望，不顾师生之情、君臣之谊清算张居正，可惜事与愿违，此举无论于张家还是大明帝国本身来说，都是莫大的不幸。
殊不知此时的大明王朝，境况正似驶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看似歌舞升平，其实早已危机四伏。帝国从此陷入更为激烈的党争之中。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开创的勇敢任事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
正直耿介的陈于陛吐露出当时为官者的心态：“我曾见过受宠掌权之人，即使忠心耿耿，于国有功，而行事稍有不当，就会被严惩。也有急流勇退之人，无大功于国，却子孙世代享受其福。作为人臣，鞠躬尽瘁为难，明哲保身为易。贤者处世，固然应当戮力行志，亦不能忘记保身之道。”
作为阁老，也不得不将明哲保身之意，说得如此直白，也算是张案的最大后遗症了。
随后的年代中，帝国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大臣们诚惶诚恐，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时御史龚懋贤就曾深为忧虑地直言不讳：“今天下所少者有五：皇上可以倚为心腹之人少，中外兵少，民间财少，士论公道少，天下任事之人少；而所多者则有三：在朝廷冗费多，在天下刑狱多，在时事隐忧多。”
这一切，虽然只是一番壮志难酬的感慨，却也恰恰成了后张居正时代大明帝国官场现象的最佳描写。
继任的阁臣中，无论才干还是威望，均再无可与之比肩者，且摄于前任威权震主之祸的前车之鉴，无不谨慎柔弱，虽小有匡正，但无法挽明之国运于狂澜既倒。我们就从后江陵时代的万历首辅们说起，一窥政局时势之变化。
张居正一死，始终唯张居正马首是瞻的张四维终于迎来自己的出头之日。张四维出身于山西蒲州的一个盐商巨族，他家财甚丰，既喜受贿，又善行贿，当年就是靠着金元攻势，打通张居正、李伟（李太后生父）、李太后三人，才得以入阁协助张居正参与机务。
小张与老张在阁共事最久，受气最多，遇此机会，心中积蓄的满腔怨火终于找到了发泄点。他当权后，先把冯保赶到南京种菜，接着收拾张居正的亲信王篆、曾养吾二人，后来把大火烧到已故的前首辅身上，举朝上下刮起一股反张大风，造成“言路势张，恣为抨击，是非瞀乱，贤否混淆，群相敌仇，罔顾国是”之乱局，害得张居正在去世九个月后就被削官夺谥。
张四维在张居正生前唯唯诺诺，为君子所不耻；自己掌握政权后，则一切皆反居正所为，以显自己能耐。
若有言官指责朝政的弊失，他总拿死去的张居正充当挡箭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拨乱反正”、“扶危定倾”的首功。
张四维相继废止前任首辅“不得官心”的种种举措，提拔了一批当初因与老张政见不合而备受打压的“气节之士”，这些行为不可谓不妙，坐实前任罪过的同时，丰满自己的羽翼，更是树立起自己“改革者”的大旗，一时小张首辅人望颇高。
人算不如天算，正当张四维志得意满，他老父恰在此时驾鹤仙归，前任的悲剧历历在目，他可没胆量冒天下大不韪再搞一次“夺情起复”，况且现在的万历皇帝已经成年，不再是那个时时不能离开辅臣的黄毛小孩。主动也好，无奈也罢，张四维只得回家守孝，临行前，他重加贿赂司礼监太监张诚，盘算着三年后能够得到太监鼎力相助而顺利复职。
张四维居乡守制期间，他掀起的清算老张运动达到高潮，株连蔓引，无数无辜人士遭到牵连。张居正的亲信，现已革职为民的王篆厚着脸皮出来哀求小张首辅，看在他和江陵故相共事多年的分上，就站出来为老上司求求情，说句公道话吧，也算积德行善，善莫大焉。
面对失势的王篆，张四维完全没有掩藏，他占了便宜还卖乖：“岳老（张居正号太岳）柄政日久，四方怨恨归之，他若能听取我的忠告，尹周伟业可保，何至于中途而废，落得今日之田地！”
接着，张四维话音一转，撕破脸皮、口无遮拦地讲：“稽古揆今，未尝见过骄恣如此而得善终之人，在下着实无能为力。况我现在在家守孝，悲情萦怀，不能管理外面之事。”
话里话外，张四维把自己描写得料事如神，同时暗讽张居正咎由自取，我张四维救不了他。
其实，张四维对前任的阳奉阴违，早在前任去世之时就有显露。当时张居正刚去世，朝廷一把手不在了，按照礼仪，应由二把手、三把手为其撰写墓志铭、神道碑，张四维虽满口答应，但就是消极怠工。
半年后，冯保已经垮台，张居正长子张敬修急着安葬父亲，向张四维索要父亲的墓铭并询问时局。
张四维做出一副友好姿态，再三推脱，说他近来政务繁忙且身体欠安，他与张居正交情深厚，不忍心请人代等，请求张公子再给他一段时间，容他静思撰文。冯保垮台不会波及张居正，公子尽请放心。
善良的张公子完全听信了这位油滑政客的花言巧语，但他最终也没收到张四维撰写的墓志铭，直到大难当头才幡然醒悟，认出了他的虚伪面目。
政治的复杂常常令人不知所措，有时只能无奈与遗憾。
张四维机关算尽，奈何运气欠佳，丁忧尚未结束，就不明不白地一命呜呼，早早退出政治舞台。
接任张四维的是状元宰相申时行，如果评选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当之无愧；但要是评选最成功的官僚，则非申时行莫属。
申时行是苏州府长洲县人，性情温和，善做文章，凭这两点，受知于张居正，被提携进了内阁。他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四月接过了张四维的班，到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九月告老还乡。
申时行的首辅之位经历了与张四维的明争暗斗、与新进言官的唇枪舌战，几番周折后才得以巩固下来，可谓来之不易，因此申时行也极为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
君子外柔内刚，小人外刚内柔，申时行则是内外俱柔，为保富贵，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万历皇帝的偷懒怠政，此公责任最大。申时行以为前任首辅综核名实的做法属“操切束湿”之政，扬言“肃杀之后，必有阳春”，整顿吏治的考成法从此被束之高阁。
与张居正生前严格教育皇帝相反，申首辅积极帮助皇帝逃学。万历后来每遇讲读，总以身体不舒服等原因传免，申时行对此不但欣然接受，还替万历发明了一个偷懒的办法：用进呈“讲章”代替讲授，事实上永久停止了“讲筵”。这个办法遗毒甚广，直接导致了万历皇帝堕落厌学的恶果。
他的最大发明是教皇帝把不愿接受的奏疏，留在宫中，不批不发，置之不理，即为“留中”，揭开了万历怠政的序幕。这种“不作为”的态度，使得万历时代的许多紧急政务，无法得到及时处置，不仅危害百姓苍生，更使得年幼励精图治的皇帝中晚年变得惰性十足。
长此以往，被留中的奏疏堆积如山，后来的董其昌从这些被留中的奏疏中精挑细选，编撰出一部多达四十卷的《神庙留中奏疏》。
申时行任首辅九年间，目睹过八次龙颜，平均一年还不到一次，以后的首辅在任期内见皇帝的次数就更少了。
申相公这种捣糨糊混日子，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两头讨好的行为，看似息事宁人，颇有“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为其博得很多士大夫的“好感”。
幸运的是，申时行执政期间，张居正余荫尤在。他躺在前任的功劳下，稳坐首辅长达九年，大明王朝这段时间总体上歌舞升平，四海宁谧。这位太平宰相循规蹈矩，虽于国家无所作为，但于个人却是名利双收，福禄寿三全。
相传他寿登八十那年，海内名流纷纷前往申府庆贺，渴望一睹太平宰相的风采。嘉定名士娄子柔为他作的寿文，谓申相公执政不如前人任劳任怨，功在社稷。
前人是谁，大家心知肚明，其实当时年轻人对其赞誉者虽众，也不乏有人指责他废弃前任综核名实之政，导致国家日益朝纲不振，法纪陵夷。无论如何，申时行作为一个守成宰相，正如时人叶向高所言，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
面对年轻一代的批评，他只笑笑说：“国有国体，阁有阁体。禁近之臣职在密勿论思，惟委屈调剂，维持政体平衡，非可以悻悻建白。尔等以后自会明白老夫愚见。”
这回答深深体现出他浸淫宦海多年的老油条本色，也多少有些讽刺老师张居正为政就是无国体也无政体的味道。
明末著名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就一针见血地痛批张四维、申时行二人的倒行逆施：“蒲州（张四维）代柄，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复之，博惇大之名，阴行排挤。吴县（申时行）亦踵其故智，使纪纲凌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堕而兵骄，国储荡然，基无穷之祸。彼蒲州者，诚江陵之罪人也。”
明史亦对其公允论道：“时行诸人有鸣豫之凶，而无干蛊之略。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
诚哉斯言！
张回维、申时行等继任者为取悦一时，尽反张居正所为，博得宽大忠厚的虚名，背地里排挤异己。长此已久，国家纲纪不振，官员贪污纳贿，将士贪生怕死，后患无穷。张、申二人对于张居正诚乃罪人。
万历在这群无辅君之术的庸相小人纵容下，逐渐开始纵情声色，饮酒使气。他信任的太监，早已不是幼时的“大伴”冯保，而是坏过冯保数倍的张诚；他宠爱的女人，是极端自私的郑贵妃。这一切不得不说跟张申及其后之相有很大关系。
后江陵时代的万历首辅们
申时行以后的历任首辅，是许国、王家屏、王锡爵、赵志皋、沈一贯、朱赓、李廷机、叶向高、方从哲，我们这就来瞧瞧他们各自的“表现”。
许国主政，仅有半年。张居正生前颇爱重此人，延接汲引甚厚，临终前还特意推荐他为可大用的人才。许国曾平定云南叛乱，被皇帝赐予海内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牌坊现在已成为安徽省的国家重点文物。
许阁老为人倔强，与言官不合，多次痛骂言官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除了对任事大臣指手画脚外别无建白，这点颇似他的前辈张居正。最终因力争册立太子之事，申时行、许国纷纷罢相而去，内阁留下王家屏主政，也只有半年之短。
王家屏为人正直，他当初能够被遴选入翰林院也仰赖张居正慧眼识英才。王家屏德才兼备，上进心强，可惜家境贫寒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张居正不失为良师益友，赠予他很多珍贵图书和银币，在生活和学业上给予他最大的帮助。王阁老对此深深感恩在心，却也不曾曲迎权相。
张居正生病时，大臣小臣纷纷前往张府看望元老，甚至为他斋醮祈祷，唯独王家屏退而不前。张居正去世后，群臣一反常态，倒张浪潮甚嚣尘上，在这墙倒众人推的严峻时刻，王家屏又能主动站出来，写信给自己学生为张家求救，上护国体，下泽朽骨。
王家屏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考中进士，仅经历十六年的官场风雨就顺利入阁。他为人厚道，特别维护言官利益，深受清流喜爱，可谓是万历年间官声最佳的首辅。
他不畏强权，敢于直谏皇帝勤政，此外，他也和前辈许国一样，再三请求册立太子，此举赢得文官集团的支持，却遭到皇帝的忌恨，万历骂他沽名钓誉，一纸诏令让他告老还乡。
王家屏走后，本该是申时行的老乡王锡爵出任首辅。但王锡爵言行一致，他早年反对张居正夺情，现在自己家里遇有丧事，毫不犹豫地辞官守制。这样，赵志皋做了九个月的代理首辅。
次年正月，王锡爵还朝，首辅的位置腾给王锡爵，直至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五月王锡爵告老。然后，又由赵志皋任首辅，到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九月其病故之时为止。赵志皋是浙江兰溪人，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的探花。
王锡爵是江苏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的榜眼，与申时行既是同年又是同乡，他在阁中总是无条件维护申时行，难怪言官责骂申王二相“同恶相济”。
王锡爵建议万历“三王并封”，不料因此大损声名，被东林名流高攀龙骂得狗血喷头而郁闷回乡。
赵志皋起初也是热血澎湃，反对张居正夺情，他亲自跑到张府，对比他还年轻四岁的张老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警告他如果执迷不悟，会付诸青史遭万世唾骂。
张居正一气之下把这个不听话的老学生贬到遥远的广东。赵大人荣辱不惊，格外淡定，在荒蛮之地饮酒赋诗，直到张居正去世以后才官复原职。
但这位赵大人做了首辅以后却变得异常胆小怕事，遇到难题就打退堂鼓，连一件实事也不曾办到。他任职期间恰逢日本丰臣秀吉攻打朝鲜，明廷抗倭援朝，赵阁老为求自保，竟把明廷在战争中的错误推在兵部尚书石星头上，害得石星死于狱中。
之后赵阁老更是消极怠工，只会请病假，不办公。大概是他这种性情得到了万历青睐，他一共写了八十几次辞职奏疏，万历偏不遂他愿，直到死在任上。
赵志皋以后的宁波沈一贯，是浙党领袖。他文采飞扬，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沈一贯早年也和张相爷不合，张居正儿子参加科考，沈翰林担任分房考官。别的考官认为张相公功在社稷，建议他优先录取功臣之子，沈一贯硬是不肯向权臣低头。
沈翰林给皇帝讲唐史，含沙射影地借古讽今，说如果顾命大臣不能忠心耿耿，无如小皇帝亲掌朝政。这话传到张相爷耳中，对这个不知好歹的小编修更为恼恨，在自己任内始终没有提拔过风华正茂的沈一贯。
沈一贯的首辅之路与前任一样，也是一事无成。当时司礼监田义冒着生命危险强谏万历撤回祸国殃民的矿监、税使，沈阁老却噤若寒蝉，连太监都看不起他。不过在他手上，帝国轰轰烈烈闹了近二十年的“国本之争”终于搞定，朱常洛终于被册立为太子，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同时被封为福王，前往洛阳。
沈一贯为官操守也令人不敢恭维，他接受楚王朱华奎重额贿赂；他还炮制“妖书案”，企图把自己内阁同僚沈鲤和他的学生——礼部侍郎郭正域，置之死地而后快。
沈鲤和郭正域都是万历年间的贤良忠臣，官声颇佳。沈一贯的阴谋终究没有得逞，在举国一片非议声中黯然下台。沈一贯回家后闭门不出，一味写诗自娱自乐，亦自嘲：
写真自咏
浪说图真岂有真，鬓丝何夜忽成银？
可怜落拓青藜子，独睹揶揄白眼人。
筹国无成疑燕雀，画师终不到麒麟。
从来后辈轻前辈，况我今先厌此身。
晚年沈一贯晓得自己“筹国无成”，实在颇为不易，此说是谦虚之词还是诚心悔过已无从考证，但他终究算有自知之明。
明人沈德符看得透彻，赵志皋、张位、沈一贯等人早年都敢于和权势煊赫的张相公唱反调，忤逆权相被贬谪而赢得士林的啧啧称赞，尔后由此“光辉事迹”而入主文渊阁，结果自己掌权以后也没跳出勾心斗角的怪圈，于国于民无所补救，人气骤然跌落谷底。
正如意大利经典名著《君主论》所讲：评价一个人不要只看他从前做了什么，而要看他掌权后的作为。
此时，群臣都结党相攻。在江南重镇无锡，被皇帝罢黜回乡的顾宪成，居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褒贬人物，形成著名的东林党。东林之外，还有齐、楚、昆、浙等地方党。朝廷上的私党和民间的清议，渐至纠结而不可分。
沈一贯退休以后，由朱赓继任。朱赓是浙江山阴人，这时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没有多大精力来纠正皇帝的种种恶习。他上疏十次，批下来的难有一次。他为人敦厚老实，没有功劳也算有苦劳，最后死在任上。
接着，两个福建籍首辅——李廷机和叶向高依次登场。
李廷机为人正直，才华横溢。张居正做次辅期间就很钦佩刚考取举人的李廷机，请他给儿子当老师，李廷机谢而拒绝。张居正柄政后，李廷机写信给张家公子，表示自己很敬爱令尊，然其晚年一些举措令其不敢苟同。
待李氏执掌政权，他和叶向高在内阁中私下交谈过眼前政局。叶向高认为，如今的混乱不堪都归结为当年张居正“擅权市恩”留下的后遗症，即便他现在尚健在也一样无计可施。李廷机不以为然地表示，当年主少国疑，张居正可谓对症下药。
叶向高作为东林首辅，八面玲珑，与他之前的申时行、王锡爵、李廷机，之后的阉党老大魏忠贤都相处甚欢，却把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推在死老虎身上。
尽管李大人操守极好，但清流认为他是声名狼藉的浙党领袖沈一贯的接班人，因此一再遭到炮轰。李大人禁不起再三弹劾，主动申请辞官，他先是把房子捐献给穷人，让全家老小卷铺盖走人，自己独身跑到附近一所破庙住下，人称“庙祝阁老”。自古以来，宰相下榻破庙，也只有大明王朝的李廷机了。
“庙祝阁老”连连给万历皇帝上了一百二十三封辞职信，苦苦请求卸任，超越当年的赵志皋，成为史上递交辞呈最多的宰相，却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无奈，“庙祝阁老”顶着擅离职守的罪名，冒着抗旨杀头的危险，自作主张跑回福建老家，结束了北京的政治生涯。
然后就是他的同乡叶向高继任首辅，叶向高远比李廷机精明圆融，他大披帝宠，也深受清流喜爱。他没有张居正那样勇敢任事，却也曾经写了若干慷慨激昂的奏疏，劝万历勤政爱民。
“微臣进退可以置之不问，文武百官不能全部没有，言官建言不能一律不纳，封疆大吏不能不派遣。如今中央与地方离心离德，肘腋之间怨声载道，天灾人祸难以预见。陛下与臣僚隔绝，阁臣不得尽忠，六部无法尽职。全天下已没有一个可信之人，陛下却自以为是。臣恐怕自古圣明帝王，没有这样做的。（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好一句“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言外之意就是陛下您是昏君，不是圣明帝王。做臣子的话都说到这个分上了，而万历依然是淡定地“宅在深宫赏佳丽，千呼万唤不出来”，继续“万事不理”的甩手掌柜生涯。
叶向高的继任者方从哲，虽然远祖是浙江德清人，却在京城土生土长。正因如此，皇帝对他更是放心，因为他不可能像李廷机那样突然罢工，跑到遥远的福建。他也是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的进士，与上述二位福建阁老有着同年之谊。
这时的帝国已不是当年四海升平的繁华景象，早已病入膏肓，官员们不理公务，奔波于朋党之争；官场中党同伐异，爱恶交攻。从中央到地方，门户林立，派系深重，互相打击报复。
面对这样一个“断头僵尸”政府，连官声不佳的方从哲都叫苦不迭，“职业尽失，上下解体”。方阁老是浙党领袖，在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八月以后唱起了独角戏，一直唱到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万历老头子咽气归天，在内阁“独相”六年。
万历皇帝这时候越发荒唐：五十几个给事中，只剩下四个；一百多个御史，只剩下五个；六部的尚书侍郎也剩下四五个，都御史一缺仍旧虚悬，万历一概不管，方从哲也只是敷衍，想了事而一事不了。
同败絮其中、千疮百孔的大明朝相比，其东北边境却是狼环虎伺。
努尔哈赤这时已经崛起，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七月击溃杨镐，灭掉叶赫与哈达，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又打下抚顺。
一些不怕死的官员冒死犯谏，慷慨陈词，自发跪在文华门外，恭请皇上批发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他们又从文华门转到思善门外跪求。
民众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和反抗暴政的革命，一点也没有打动皇帝的心。
万历帝始终与爱妃宅在偌大的皇宫里嬉戏作乐，毫不理睬外面的事情。明末清初的侯玄汸在《月蝉笔露》中说：“群臣皆背公营私，日甚一日，外患愈逼，党局愈多……民愈贫矣，吏愈贪矣，风俗益以坏矣。将士不知杀敌，但知虐民；百官不知职守，但知苛刻。”可见当时政局之混乱。
就连出使帝国的朝鲜使者也深有同感：“予观近日大小唐官、唐将所为，全无远虑，惟以贪边轻勋为能事。日夜忧虞，虽陈药石之言，如以水投石，少无动听之事。”
内忧外患当头，士大夫们早把礼义廉耻抛之脑后，毫无忧患意识，对金钱的贪欲反而日益炽烈，政以贿成，生杀予夺，不出于公道，发号施令均要银子打点。
邻国大臣都以为“天朝之事亦可忧”，而后继的首辅们不是明哲保身，就是勾心斗角，罔上行私。人品端正的又有心无力。
从哪里再召唤出一个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天下之患？无怪乎钟惺感叹“今世颇知惜江陵”，而无情的现实却是，世间已无张居正。
直道在人心不容泯
“直道在人心不容泯”，这是一代名贤沈鲤为《张太岳集》作序所感。当张居正被诬之际，皇帝一声令下，褫夺其官阶、谥号，群臣莫不胆战心惊，自上而下掀起一阵腥风恶雨。
怨者纷起，投机者蠢动，亲近者也为了自身名誉急忙洗脱与之关系。人亡政息，对张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
然而就在抄家籍没的当年，也有许多深具正义感的官员挺身而出，为已故首辅求情，追述张居正功不可没，虽然不少被视为同党遭受贬抑，但为其鸣冤叫屈者仍不绝于缕。
当朝大思想家李贽振聋发聩地盛赞张居正乃千古“宰相之杰”；抚文追思，怆然泪下者有之；刊刻遗集，自行出版者有之；树碑立传，歌颂其“社稷之勋”者有之。
一般论者都认为张居正冤案之官方昭雪，始于天启年间。那么，万历年间是否有大臣公开为居正上疏鸣冤？
明史有论，“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故而后世多数历史学家、包括传记大师朱东润先生，对此也都深信不疑。
事实果真如此？明末清初史家周圣凯《楚宝》之张居正本传，“万历末年，台谏连章奏居正冤，言有十大功于国”的记载赫然入目。鉴于周圣凯生活年代更接近于传主，令人不能不质疑《明史》之论。
其实，明神宗还在位之际，就有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公开上呈《为救时旧相论定多年，仰祈昭雪沉冤，以慰忠魂以开相业》。该奏疏收录在明末博物学家董其昌编辑的《神庙留中奏疏》吏部卷一。
奏疏开篇开宗明义：“陛下亲政以来，一直广求有肯任之心、能任之才、敢任之力，如大学士张居正这样的大臣。居正去世将近四十年，从来人品，日久论定，岂有四十年无法评论？”
接着逐条介绍居正在阁十六年对国家的贡献、招人怨恨的原因、他的过失及因此导致的悲剧。
官应震声称，他早年也痛恨居正夺情、专权，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他认为居正功在国家、过在身家，祈求明廷为他昭雪，以此激励后来人。
由于张门冤案的始作俑者万历皇帝尚在，此疏如石沉大海，依旧以“留中”的方式冷处理。老万历一命呜呼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为张氏申冤的洪潮了。
历史的奇妙在于它的峰回路转和柳暗花明。天启初年，张案的初步平反，有位关键人物参与其中，引来争议，他就是当年反对夺情被杖贬的邹元标。
当时及后世论者认为，尽管邹元标当年因激烈反对夺情而遭杖谪，可邹先生不计前嫌，是为身在地下的张居正复官复谥的第一功臣，并且他留下那句著名的“功在社稷，过在身家”的经典评论，成为明清史家对张居正其人的主流评价。
更有甚者煽情道：白发苍苍的邹元标目睹时局败坏，幡然醒悟，后悔当年的鲁莽行为，重新拜倒在这位社稷能臣脚下。他拖着残疾的双腿，为他当年的政敌平反奔走呼号。
明末清初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邹元标晚年想法有变，他还专程去京师要求首辅叶向高恢复张阁老的谥号，讲其后悔自己年轻时的意气用事。”
吴应箕对此颇为质疑：正是因为邹大人当年不畏权贵，誓死捍卫纲常名教，才成为天下读书人的精神偶像。可人上了年纪怎就后悔当初所为？
吴应箕越想越郁闷，亲自找来御史方震儒问个究竟。
方御史告诉他，当时邹元标为总宪（即左都御史），要莅临都察院，诸位御史各就各位。
总宪郑重发话说，张居正当年夺情起复确有罪过，他当时出于激愤，不能不进言。现在想来，张氏于国有功，谥号亦当返还。
在座的诸御史皆佩服邹元标心胸宽广，不抱成见。
这个记载出自复社（复社号称小东林）文人笔下，主旋律莫不是为东林精神领袖歌功颂德，不可尽信。
然而，历史讲究的是史料、证据，而不是煽情、臆测，事实到底如何我们不妨做一番考证。
纵观《明熹宗实录》和邹元标本人的文集，没有一篇他为张居正平冤昭雪的奏疏。倒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的邹元标本传上说，楚籍大臣陈大道为故相请求恤典，引起邹大人不悦。于是就有言官弹劾邹元标不明是非，为修旧怨而犯公论，不肯为张居正正名。
邹元标无法忍受，极力为自己辩驳，他仍然站在道德至上、宏儒硕学的至高点，批评张居正学术偏激，刚愎自用，对他的人品也颇有微词。
邹大人回忆，当年的大清算运动中，不少人是出于忠愤，当然也夹杂有投机媚上的小人。我堂堂君子在当年那么恶劣的政治环境下，都不落井下石，现在怎么会和一个死去四十多年的朽骨为仇？总之，反张风波最终发展到让张相爷家破人亡确实过分，现在该是平反昭雪的时候了，表彰他当年的辛劳，以激励后来者奋进。
接着，东林首辅叶向高也连忙跑来说情：“张居正之恤典本楚人所求，臣等如实拟之。张居正功罪本不相掩，褒贬何妨并存。邹元标之沉默，臣更服其无成心，奈何以此罪之？”
东林老战友叶向高这番说辞充分说明，张居正之平反乃楚人的努力，邹元标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在政敌咄咄质问下才站出来表态，他只是顺水推舟不反对而已。所以邹元标力主为他当年的政敌平反，显然是个美好的传说。
明末李逊之的《三朝野记》载：“邹公年高德劭，涵养粹然。有追论江陵者，公独曰：‘江陵之过在身家，功在天下，绝不以一己嫌怨参也。’”按照这种说法，邹元标私下相当肯定江陵相业，力阻旁人追论张相。不过细细想来，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东林和阉党争斗得你死我活，谁还有工夫追论四十多年前的首相？况且李逊之又是东林党领袖，吹捧同道无可厚非，这则笔记的可靠性不免令人质疑。
撇清了邹元标与平反张案的关系，我们来还原历史真实。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春，户部侍郎陈大道带领多名在京楚绅联合上疏，为沉冤四十年之久的故相张居正请求恤典。
恰恰此时，湖广荆州的张居正墓突冒白烟，整座墓园都笼罩在白雾之中，连续三天三夜方才散去。大概是功业彪炳的张相爷沉冤太久，苍天都为之哀鸣悲号，朝廷这才复其官衔、谥号，并赐祭祀，没有变卖的房屋一并归还。
降至大明崇祯年间，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有感于江山日非，怀念五十年前江陵柄政时期的美好岁月。
汉阳人李若愚大声疾呼：“居正辅神庙十年间，事甚确。居正死四十余年，莫敢列其功烈……其诸孙被褐负薪，令人酸楚。问其才多可录者，合查当年荫典尽还之，尤未足偿其社稷功也。居正亦可含泪入地矣。”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争相讼居正冤，全面列举其整顿吏治、丈量土地、治理河槽、振作武功等历史功绩，高度评价了故相忠贞报国、不计得失的高尚品格。
年轻的崇祯皇帝看了奏疏，抚今追昔，对天长叹：“臣工皆自保名利，似居正者，以天下己任，何叹国事不兴？”接着，皇帝正式下旨：“旧辅张居正相皇祖十年，肩承劳怨，力振纪纲，饬举废多，有功可纪，虽以夺情及后蒙议，过不掩功，委当垂恤，所请荫赠所司看议以闻。”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吏部尚书李日宣等人合奏：“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崇祯帝恢复张敬修官职，赠谥“孝烈”，表彰他捍卫家父而自杀殉家的节烈，妥善安排其孙张同敞荫承中书舍人。
至此，张居正冤案在历经数十年的曲折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有诗人王启茂在拜谒张文忠公祠堂时，心中万分感慨，挥笔写下一首堪称史诗的《谒江陵张文忠公祠》：
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素衣冠。
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
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
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起还宜拭目看。
奈何这位传奇首辅生前的一切恩怨是非只有随着所有当事人都死去，才得以盖棺论定，然而这时，已到了边关危急、国是日非之际。
不幸中的万幸是，张居正生平曾自负地说道：“国家多难之秋，皆楚人挺身而出。”他不曾想到自己身后之冤的昭雪也是由他所敬慕的荆楚人士（如官应震、梅之焕、罗喻义等）不计风险，振臂高呼而成。群山万壑赴荆门，在为张首辅感到欣慰的同时，也被这风景瑰丽的楚地，仗义勇敢的楚人深深折服。
江山无恙慰英魂
板荡之后，而念老臣；播迁之余，而思耆俊。
物是人非，当大明王朝国将不国之时，崇祯皇上抚髀长叹：有一百个庸相不如一个救时宰相。
可惜，为时已晚，一切都无济于事，没多久，统治中华大地两百七十六年的明帝国终在一片刀光剑影中翕然坍塌，而地球彼岸的西方国家正在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夜，朝着近代社会迈进……
不得不说的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部下亲到江陵，要张居正五子张允修出来做官，张允修不从，留绝命诗“愿将心化铮铮铁，万死丛中气不磨”，自焚而死。
荫封中书舍人的张居正曾孙张同敞，后来拥立桂王朱由榔称帝，做了南明兵部侍郎，总督广西各路兵马兼督抗清军，翰林院侍读学士等职。清兵攻桂林的那天傍晚，他与广西巡抚瞿式耜会面。瞿式耜劝他逃亡，他却毅然回答：“死则俱死耳！古人耻独为君子，君独不容我同殉乎！”
翌日上午，两人被一同押往靖江王府，后软禁于桂林。最终在被囚禁四十余日之后的永历四年（公元1650年）闰十一月十七日，与瞿式耜在桂林英勇就义。传说张同敞人头落地时，身子仍然向前行走三步，然后才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