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财两空的严嵩晚景凄惨，临死前一直寄居墓舍，靠食墓主的祭品苟且偷生。他生前作恶多端，死后没有任何人吊唁，更没人收敛他的遗骸。他也作为明代第一奸臣，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张居正看到严嵩政权的倒台，内心无比欢欣，“狂歌袅袅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舟”，此时的他对国家发展和个人前途充满希望。
张居正在政治上和严嵩划清界限，但严嵩惨败后，他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看在严嵩是他翰林老前辈的情面上，亲自出面拜请江西分宜县令把严嵩体面下葬，并在事后特地感谢称赞县令行善积德：“闻故相严公已葬，阴德及其枯骨矣，使死而知也，当何如其为报哉！”
话说严嵩确为历史上有名的奸臣，但奸臣亦有冤屈，尤其是其子严世蕃，更是含冤而死。因为严世蕃“通倭卖国”的罪名完全子虚乌有。
后来张居正在编撰《明世宗实录》时就提出异议：严世蕃凭借其父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而司法部门却说他通敌谋反，不合法理。
封建体制下，伸张正义都要使用这种非正义的阴谋权术。张居正从老师身上学到了厚黑权术和行走官场必备的“忍”字诀，暂时性地收回拳头不是软弱，为的是在适当的时候给政敌致命一击。
张居正的第一次正式亮相
严氏垮台，帝国并未迎来春天，朝政依旧浑浊，百姓依旧贫困，民间流传着“嘉靖嘉靖，家家干净”的谚语。嘉靖皇帝照样失德怠政。
直到嘉靖老儿驾鹤西归，才为帝国的重生带来一线生机。
嘉靖死后的头等大事，不是安葬老皇帝、迎接新皇帝，而是发表遗诏。皇帝遗诏常常出自内阁大臣之手，遗诏的内容，无非是简略回顾死去皇帝的“丰功伟绩”，勉励即将即位的新皇帝勤政爱民，有心的大臣常常利用遗诏扫除前朝弊政，对新政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
徐阶自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入阁，至今已走过十五个春秋，尤其任首辅之后，独与嘉靖接触，从嘉靖帝刚愎暴戾的背后更多地察觉到其精神上的脆弱残缺。为此，徐首辅屡向主子提出坦诚谏议，君臣之间不乏坦诚相见的谕答。
嘉靖皇帝驾崩，徐阶草拟遗诏时情感复杂，顾虑重重。他唯恐起草时泄露内容，引发政局的反复动荡，所以撇开其他内阁同僚，秘密找来尚未入阁的得意弟子张居正，一起商讨拟定遗诏之事。两人连夜查阅本朝历代遗诏，学习其写作技巧与革新精神，筹备草诏。
徐阶、张居正师生巧妙地假遗诏之拟，批判嘉靖旧弊，振肃朝廷纪纲，为世宗作一个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全面纠正积弊的遗诏：
朕以宗人入继大统，获奉宗庙四十五年。深惟享国久长，累朝未有。乃兹弗起，夫复何恨！但念朕远奉列圣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助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乘机诳惑，祷是日举，土木岁兴，郊庙之祀不亲，明讲之仪久废，既违成宪，亦负初心。
迩者天启朕衷，方图改彻，而据婴仄疾，补过无由，每思惟增愧恨。
盖愆成昊端伏，后贤皇子裕至。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宜上遵祖训，下顺群情，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遇毁伤。丧礼依旧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祭用素馐，毋禁民间音乐嫁娶。
宗室亲、郡王，藩屏为重，不可擅离封域。各处总督镇巡三司官地方攸系不可擅去职守，闻丧之日，各止于本处朝夕哭临，三日进香差官代行。卫所府州县并土官俱免进香。郊社等礼及朕祔葬祀享，各稽祖宗旧典，斟酌改正。
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斋蘸工作采买等项不经劳民之事悉皆停止。于戏！子以继志述事并善为孝，臣以将顺匡救两尽为忠。尚体至怀，用钦未命，诏告天下，咸使闻之。
《嘉靖遗诏》有追思悔过、皇位继承、丧礼事宜、纠正弊政四大内容。追思悔过与纠正弊政两项最为重要。嘉靖朝肆行斋醮、大兴土木、广求珍宝、滥营织作等扰民之事都以遗诏的名义停止，又将嘉靖初年因礼议案、大狱案无端受到贬斥或蒙冤死去的官员，复官赠谥、抚恤后人。
遗诏刚一公布，“朝野闻之，皆号痛感激”，刑部尚书黄光升更是兴奋得嚎啕大哭，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徐阶善于统战各方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崇祯时期大学士朱国桢的评论一针见血：徐一反严氏乱政，他力主追封王阳明，收买讲学派的人心，保全了海瑞，使节义人士都钦佩他；安抚了文坛盟主王世贞，为其父平反，从而使天下文人都对他充满感激之情。
诚然，时人将《嘉靖遗诏》比之于先朝《正德遗诏》。
正德皇帝顽劣荒淫，在位十六载，长期匿居豹房，宠幸罪大恶极的大太监刘瑾，又常大肆出游，骚扰民众。他死去后，杨廷和等人拟定的《正德遗诏》革除各项弊政，平民愤，收人心，京城老少都欢呼雀跃。
两份遗诏一脉相承，但《嘉靖遗诏》对前朝旧弊的纠正比《正德遗诏》更为彻底，更顺应时代潮流，影响也更为深刻广泛。
嘉靖君臣之间的恩恩怨怨随着一份遗诏而一笔勾销，长达四十五年的荒诞时代宣告结束了。晚明政治中虽短暂却极其精彩的万物苏生、承上启下的新时代诞生了。
第四章 内阁之内
穆宗之穆
明穆宗隆庆皇帝与他的父亲嘉靖皇帝完全属于不同类型的人物。明史评价嘉靖皇帝只是“中材之主”，似乎跟雄才大略沾不上边。其实，嘉靖皇帝登基伊始，可谓英明果断，尽职负责，还曾亲自裁定修改礼仪。中年以后，巍巍在上的崇高地位，使他失去上进的动力，虽不再视朝，但朝臣的一举一动，无不在他掌握之中。
杨廷和、杨一清、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这样一群名臣，固然都掌握过政权，而威柄始终牢牢掌握在嘉靖手里，比起这些权臣，嘉靖皇帝权谋的天赋不仅毫不逊色，某些方面还更胜他们一筹。
相较之下，他的儿子隆庆皇帝只能做到“继体守文”，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既然比不上父亲，自然更不能与雄才大略的洪武皇帝、永乐皇帝相提并论，就是顽劣的正德皇帝，也在很多方面胜过他。
隆庆皇帝过于优柔寡断，他不敢像他父亲嘉靖皇帝、伯父正德皇帝那样我行我素，嘉靖在位时，他只是一味谨慎小心，甚至连亲生父亲都不敢多看一眼。
嘉靖去世后，继位的隆庆皇帝上朝几乎一言不发，任台下大臣争吵得面红耳赤，继而无奈地宣布退朝。
隆庆皇帝没有鸿猷伟略，不善裁决，高高在上的皇位没有带给他令无数人拜倒于膝下的无上威严，倒像个麻烦不断的烫手山芋。他厌恶政治，个人私生活可谓活色活香，嫔妃、喝酒、出游，一个都不能少。若是以此判断隆庆是一昏君，也有失客观。因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头痛的国家大政委托给他的内阁大臣。
终隆庆一朝，内阁大学士先后有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殷士瞻、高仪九人，可谓人才济济。
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尽管皇帝昏庸懦弱，但好在有个强势的内阁主持政务，短短的六年中，能臣贤吏联手展开一系列政治、民生、军事等多方面的新政，帝国面貌焕然一新。
另一方面，强大的隆庆内阁强人辈出，奈何自古文人相轻，能臣们也不例外，个个互不相让，阁僚关系异常复杂，各派系唇枪舌剑，朝政争执随之激烈。
这时的内阁，不知不觉中已将皇帝架空，颇有几分君主立宪制之风。
不可奢望中国自此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明代这种“皇帝-内阁-科道”的制衡制度毕竟植根于中国传统政治。黄宗羲曾言，皇帝“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帝位的神圣性是通过至高无上的权力表现出来的，皇帝不可能主动放权。
这种神圣性在统治者与百姓矛盾并不突出的时候尚能维持，一旦双方矛盾变得尖锐，平民百姓就敢于，或者不得不站起来挑战君主的权威，自秦朝有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之后，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这个怪圈。
拜相入阁
话说嘉靖末年（公元1566年）冬天的傍晚，忽有流火如毬，伴随数点发着绿光的小火，从雨中冉冉腾过张居正宅邸，坠落到厨房水缸下，水中的流火顷刻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亲朋好友听闻此事，一致认为这是祥瑞之兆，预言张大人新年定有大喜。
次年开春不久，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张居正也迎来他人生中最为春风得意之时。他先是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擢升为正三品的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
正当众人为他的破格提拔艳羡不已时，神圣的任命状又飘然而至，张居正再次晋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他会试时的房师陈以勤一起入阁参与机要。
二人入阁，托了曾为裕王旧臣的福分。时年四十三岁的张居正，论辈分只是一个新锐，内阁大学士中，除了科举同年李春芳以外，全是他的老师或前辈。
李春芳是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的状元，状元郎文采颇佳，因善撰青词而大披圣眷，节节高升，早张居正两年入阁拜相，获得了与他的前辈严嵩同志一样的称号：青词宰相。
当时的嘉靖皇帝尤其偏好此物，想在政坛平步青云甚至崭露头角，写好青词是“必修课”之一。严嵩、徐阶、袁炜、严纳等人入阁，无一不是因善写青词而备受皇帝青睐。
可惜张居正尽管满腹经纶、学贯古今，但在撰写青词方面较之以上诸公还有很大差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后，内阁十四位辅臣中，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青词起家的。可以想象，倘若嘉靖皇帝再长寿二十年，或许张居正这颗光芒四射的政治明星就会被淹没在青词高手的汪洋大海里。
诚然，写好青词是当时升官加爵的最佳捷径，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有真才实学的强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被人所识。
张居正入阁之后，先是充任《明世宗实录》的总裁官，不到两个月，又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从侍读学士到礼部尚书，不过一年多时间。
从品秩来讲，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少保是从一品，一年之内连升八级，惊人的升迁速度破大明纪录，连嘉靖初年的“礼议”新贵张璁、桂萼都望尘莫及。
张居正升职路如此顺畅，归根究底，是由于恩师徐阶的破格提拔和张居正卓越的领导能力。
官场上春风得意的张居正没有辜负老师、朋友的信赖与支持，他发誓，“竭一念缕缕之忠，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做个以行谊文章兼显于世的有为宰相。
宝刀初试，锋芒毕见。
在内阁排行老末的张居正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以见解超卓著称。他“独引相体，出一语而辄中肯”，朝野各界无不对这位政坛新秀另眼相看，其实际威望已然高于其他阁臣。
张居正熟读朝章国故，票拟的谕旨简洁切要，在朝诸公遇有重要奏疏需要起草，总委托给张阁老。当时石星、詹仰庇因仗义直言忤逆皇上，多亏写得一手好公文的张居正及时上疏求救，两人才幸免于难。他也赢得了各方好感。
正当张居正欲有所建树之时，客观政治形势已不容乐观，隆庆年间，皇帝懒于朝政，内阁始终处于极不安静、你争我斗的气氛中。
徐阶位居首辅，与次辅李春芳礼贤下士，而高拱、郭朴两位河南同乡则另立山头，明显地与徐阶、李春芳对立。
张居正入阁之时，正当两派势力争斗难解难分之时，新生力量的加入，更加催化了内阁混战。
一次阁潮此时已在酝酿之中。
这次阁潮的缘由在于《嘉靖遗诏》。依照明朝惯例，皇帝驾崩后遗诏大多由内阁首辅主要起草，如果需要有人商议，多半也是邀请内阁同僚。
然而，徐阶却把其他阁臣统统抛开，单单与门生张居正共同商议。这种做法使张居正甚为感激，却引来一位政坛老将的极度不满，这人正是张居正的学友高拱。
在高拱眼里，徐阶睥睨同列，专断独裁，为此他愤恨不已，不仅痛恨徐阶，还把怒火迁移到张居正身上。
恰逢这年的京察对群臣有所不公，这成为此次阁潮直接的导火索，使得双方私下的“冷战”变为台面上的“热战”。
京察起于明宪宗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五品以下的京官，都必须经过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科给事中严格考察，方可留任。其本意在于澄清吏治，可惜后来发展成为大臣排斥异己的工具。京察威柄掌握在吏部尚书手中，除了都察院的都御史可以过问外，任何人不得干涉。
此时，吏部尚书杨博站在了舞台的中心。这一次的京察，连最难缠的御史、给事中都降黜了，偏偏杨博山西老乡全部安然无恙。
这不是明显的徇私行为吗？杨博的过失激起了言官的公愤。吏科给事中胡应嘉打响了维权反抗第一枪。
胡应嘉弹劾杨搏挟私愤，纵庇乡里。这些一点不错，然而京察的惯例是：吏科给事中监督吏部办理京察，如有异议尽早提出，结果一经公开就不再作讨论。
如今胡应嘉扰乱成规，秋后算账，不仅违反程序，也说明他当时玩忽职守，连宽厚的隆庆皇帝都无法容忍，下令内阁给予处罚。
冤家路窄，胡应嘉弹劾杨博之事，不慎撞在了恨他已久的高拱手上，不仅自己险些丢掉乌纱帽，更是引来一场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官场风暴。
想当初，高拱在嘉靖老皇帝病重之日，偷偷跑回家看妻子，受到过胡应嘉的狂批臭骂，而胡又是老政敌徐阶的同乡，高拱一直怀疑其背后是徐阶在指使。这下，报仇的机会到了。
内阁当中，郭朴和高拱老乡情深，又一起进入内阁，郭阁老遇事唯高阁老马首是瞻。出于维护同乡利益，郭朴首先发难：“胡应嘉出尔反尔，全非人臣事君之理，应当革职。”
既然老乡已先表态，同坐一条船的高拱也要紧跟风向，加大对胡应嘉的声讨力度。
“郭大人所言极是，应当将其削籍为民。”高拱连声附和。见此情景，高拱的党羽齐康趁机上蹿下跳弹劾徐阶。
这种强大的攻势很快就起到了效果，况且胡应嘉的确也有失职之处，徐阶看到郭朴和高拱这两位阁老情绪异常激动，又将矛头直指自己，他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大笔一挥，将胡应嘉革职为民。
大明帝国的言官“士气高扬”，他们有如一窝胡蜂，不小心动了其中一只，就会被群起而攻之。这个处分引发了言官一连串的动作。
京察时杨博给言官们的降黜已经让这些人窝火了，偏偏郭朴、高拱这次又主张将弹劾杨博的胡应嘉革职为民。言官们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胡蜂窝”就此被惊动。
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首先对高拱发难，扣大帽子：“大学士高拱奸诈、险毒、专横、邪恶，无异于宋奸蔡京。”
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联合上疏再次弹劾：“大学士高拱依仗帝宠专权擅政，目无主上，作威作福。”
御史郝杰则更为直接：“大学士高拱心胸狭隘，不择手段排斥异己，毫无宰相之器。”
一套组合拳攻下来，气氛立刻紧张了起来。
担子都压在徐阶身上。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似乎已经作出足够的妥协，尝到甜头的言官得势不饶人，继续围剿高拱。
欧阳一敬继续攻击：“大学士高拱威压同僚，专柄擅国，臣等恳请主上早日罢黜之，以正国典。”
高拱气急败坏地乱了方寸，径自在朝房与小言官们展开激烈辩论，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贞。
事情又回到徐阶手里了。
徐阶和起稀泥调解矛盾，一边拟旨慰留高拱，一边斥责言官，他满心以为借此可以结束了这件公案，谁知高拱颇难伺候，不但毫不领情，反而越发不悦。在他眼里，徐阶就是个两头讨好、谁都不敢得罪的伪君子，必须施加廷杖之刑教训这群不安分守己的言官，煞煞他们的嚣张气焰。
徐阶赶忙阻拦：“言官不过言辞过激，所言并非全无道理，用刑过重，恐伤天合。”
从此，两人在阁中更加怒气相对。这时，高拱的门生齐康又一次跳了出来，公然诋毁徐阶。
徐阶可是众望所归的百官领袖。既然高拱已撕破脸皮，徐阶自然不甘示弱。高拱一向目中无人，引起言官公愤，徐阶麾下官员亦随风而动，对高拱展开舆论攻势，掀起了“讨高”浪潮。
北京的言官们刚刚消停下来，南京科道又紧随其后，跟风弹劾。一时，上至六卿九寺，下到中书、行人，包括布政司、提刑司，没有一个落下，总共二十八道奏疏像雪片一般飞向隆庆皇帝的案头，直戳向高阁老的后脊梁，形势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隆庆皇帝十分信任帮他走出困境的高老师，左右所用又都是高拱党人，本打算坚决挽留高拱，无奈举朝哓哓，自知抵不住这场声势浩大的“讨高”浪潮，万不得已才下旨罢免高拱。
高拱颜面扫地，灰溜溜地回到河南老家读书种菜，这时是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五月。
平心而论，高拱本人见识宏伟，施政措施也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可惜刚强暴戾、从不退让的执拗个性是他的致命伤，无论遇到怎样的对手都难安于位。
高拱一走，河南老乡郭朴失去了靠山，忧心忡忡不自安，加之御史庞尚鹏、凌儒等人不断对之进行攻击，郭朴索性也卷铺盖回家了。
强人的崛起
这时的内阁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徐阶、李春芳、陈以勤。这次的阁潮颇为严重，然而也只是整个隆庆朝滔天阁潮中一朵浪花而已。
高拱罢相，徐阶的至交密戚无不额手称庆，唯独张居正不以为然，他对高拱被徐阶排挤回乡的狼狈惨状愤愤不平。
他特意往请徐府，劝老师不要太过分，无奈徐老信奉“打蛇不死，反咬一口”，张居正苦口婆心的建议不过如耳边风，未起任何作用，张居正只得失望地离开徐府。
直到有一天，德高望重的徐首辅有重要政务找张居正咨询，张居正和老师闹起脾气，闭门辞谢：“某今日进一语，明日为中玄矣？”高拱号中玄。意思是：我今天万一说错话，明天岂不是落得和高拱一个下场？
徐阶毕竟是位长者，即便对高拱深恶痛极，看到学生如此维护高拱，他也不会因此为难张居正。
人算不如天算。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政局又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隆庆刚刚即位，本来任用的是以刚正不阿著称的内宫监太监李芳。对张居正而言，隆庆初之李芳，正如万历初之冯保，都是友好的政治盟友，毫不夸张地说，李芳与张居正的关系更为纯洁真诚。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德高于众人必非之”，李芳的忠谨得罪了其他太监，而且他不擅长哄着隆庆嬉闹玩耍，一味强谏隆庆励精图治，遭到皇帝冷落。盟友倒霉，张居正必然也遭遇小挫。
李芳败后，藤祥取而代之。心术不正的藤祥、孟冲、陈洪等人竞相以奇技淫巧取悦隆庆，纷纷得宠。他们费尽心思制作了一种被称为“鳌山”的灯，引导皇帝通宵达旦地夜游、夜宴。隆庆把内侍惯得无法无天，其中竟有人荒唐地在午门前殴打御史，闹得朝臣哗然。
徐阶作为首辅实在看不得皇帝和太监继续这么胡作非为，他恳切地劝谏皇帝纠办罪魁祸首，限制宦官的行动。
太监们因此忌恨徐阶，时不时在隆庆耳根嚼舌：徐阶自命两朝元老，所管甚多，简直越俎代庖，目无君上。
隆庆渐渐开始厌恶徐阶，而退休回家的死对头高拱终究咽不下当初那口恶气，私下勾结司礼太监藤祥等人，中伤徐阶，徐阶的处境越来越不利。
这年六月，隆庆帝又要赴南海子（明代皇家苑林）搭龙船游湖宴乐，徐阶苦苦谏阻，但未被皇帝采纳。与徐阶有怨的给事中张齐趁机露章弹劾，为高拱报仇。
隆庆帝早已对这位爱管闲事的前朝元老心存芥蒂，张齐的弹劾真是正中下怀。迫于压力，徐阶乞求退休归里，隆庆帝巴不得徐阶早日离开，大笔一挥，欣然批准首辅的辞职报告。
在这件事上，隆庆皇帝做得很不厚道，一开始特意降低徐阶的退休待遇，连路费都吝惜不给。多亏次辅李春芳的建议帮助，隆庆帝才做出给予徐阶旅途费、下玺书褒美、由使者开路等补救举措。就这样，徐阶结束了北京的政治生涯，回到阔别已久的江南老家，开始讲学传教的新生活。
纵观徐阶的政治生涯，十九岁就高中探花，年轻时不乏英锐之气，曾因忤逆嘉靖皇帝的宠臣张璁尊道贬儒，而被贬到福建延平做佐贰小吏。他没有一蹶不振、消极气馁，在穷乡僻壤之所脚踏实地，取得不小的成绩，屡屡受到上级提拔。嘉靖末年，更是忍辱负重，与奸佞严嵩明争暗斗数年并取得最终的胜利，嘉隆交替之际积极平反冤案，拨乱反正，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可以说是有明一代的名相。
建功立业的同时，徐老也不忘精心栽培下一代。李春芳、张居正、陆光祖、王世贞这群名流硕辅，无不出自徐门。临行时，徐阶把生平志愿、理想和个人家事，都托付给得意门生张居正。他就像个归隐山林的绝代高手，要将绝世武功都传授给心爱的徒弟，才能安心上路。
张居正失去了长久以来相依为伴的政友，同时也失去了爱护自己的长者，所幸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愤世嫉俗的青年，官场的历练让他成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在政治圈中可以独立门户、只身作战了。
这样，李春芳接替徐阶，成为首辅。内阁中只剩下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三人。三人搭档，倒也相得益彰。
李、陈二老皆为老实敦厚之人。李春芳洁身自好，任职期间安静低调，思想倾向于保守；陈以勤则以端谨自许；只有张居正比较高调，恃才傲物，轻视他人。
徐阶被论致仕，李春芳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不禁对天长叹：“以徐公之贤，都被流言蜚语所伤，我这样一个庸碌之人，怎么可能在这位子上长久待下去呢？还是早点离开吧。”
面对兄长兼上级这样的感慨，张居正顺水推舟，当场抢白：“不错，这样做可以保全你的名声。”
李春芳颇觉羞涩，归隐之心更为强烈。
张居正自此站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他目睹隆庆两年来的朝政还是延续了嘉靖时的老样子，没有太大的变革和改观，于是交了一篇著名的工作报告《陈六事疏》，提出必须狠抓不放的六个关键环节，排除其中任何一项，其余五项必然会支离破碎。那么，令他魂牵梦萦的这六件事到底是什么呢？
头等大事叫“省议论”。部院等衙门“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陈直。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他提出考察人和事的原则：“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张居正执政以后之所以能广用人才，推行变法，大都得益于不求全人、不求全功的思想。
第二事是“振纪纲”。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家的法度一天也不能废弃。
第三事是“重诏令”。他主张，下达给各部院的大小事务，数日之内必须题覆；如遇特殊情况，需要由巡抚巡按议处的，可按照事情缓急，路途远近，严令限期奏报。吏部据此考察官吏勤惰。
第四事是“核名实”。他认为“世不患无才而患无用之之道”。而张居正的“用之之道”，就是要“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具体来说，“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简而言之，即为不拘一格用人才。张居正后来推行考成法的基本内容，就是“重诏令”和“核名实”。
第五事是“固邦本”。“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要爱民如子、勤俭节约、与民生息，巩固国家的根本。
他把守、令分为三等：不贪赃枉法，爱护百姓的给个好评；会伺候长官，处理公文，但无政绩的给个中评，这是“核名实”思想的具体体现；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就给差评，这样官员，应该流放边疆。
第六事是“饬武备”。当时的张居正提出：“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只要“修举实证，不求近功，不忘有事”，那么，“不出五年，虏可图矣”。
张居正好比一位良医，为大明帝国这位重病号把脉问诊，所论涉及君主修养、选贤任能、加强管理、匡正风气等各个方面，并由此对症下药，开出的药方切中要害，皆朝政之急务。史学家谈迁高度评价张居正的《陈六事疏》：“江陵相业，见于六事。按其言征文，靡不犁然举也。他相多敷陈塞白，身自负之矣。”
隆庆皇帝虽然无心时政，却对最后一议“饬武备”中提及的阅兵计划别有兴趣，阅后颇为欣赏，批复道：“览卿奏，皆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悯，所司详议以闻。”认为张的建言很好，切中要害，要求官员一起讨论学习。
有了皇帝的导向，《陈六事疏》在外廷的探讨也日益热烈起来。
打头阵的是御史魏时亮和王嘉宾，两人按张阁老所议，奏请朝廷从精简机构入手，召还、清理屯盐都御史，把这些事交由他们所在地区的巡抚、巡按自行经理。
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复在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基础上阐发八议：慎政令、专责成、振士气、销勘和、公激扬、慎防检、惩贪酷、端风化，这基本上就是张居正所陈奏的“振纪纲”、“重诏令”二事的具体操作指南。
至于兵部，也经过反复研讨，给出五项军事计划：议兵言、议食言、议将言、议选择、议并守，积极响应张阁老“饬武备”事宜。户部尚书马森则有感于“固邦本”一议，他结合自己从政数年的经验，提出经理财政的十大建议。就连地方各省的督抚、巡按等官也不甘落后，踊跃加入为国建言献策的行列，他们根据《陈六事疏》的精神，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向朝廷提出各种改革方案。
四十四岁资历尚浅的张居正，以内阁末相的身份畅谈六事，掀动一股举朝上下改革求治的热情，俨然有号令部院、倡率百僚的新气象。
正当张居正踌躇满志地憧憬着联合贤良、群策群力、按部就班地稳健执行六项改革，一两年内改善社会风气，而有识之士也相当看好年轻有为的张居正，预言雄心勃勃的他必将是大明王朝的救时宰相时……
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丰满理想之下的现实颇为骨感，朝堂内外政见的分歧、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决定了他的整改方案必然会触犯官场忌讳和既得利益阶级，难为世俗所容，遭到或明或暗的人身攻击。
首先对改革方案提出异议的便是给事中洛问礼，他批评“饬武备”中的阅兵计划劳民伤财，“大阅古礼，非今时所急。不必仰烦圣驾亲临。陛下当日理政务，详览奏章”。隐然与内阁对抗。
洛问礼方刚敢言，所论也是为国着想，可他的质疑引来了潜藏在暗处的反对者的群击，他们訾议《陈六事疏》无非竖子妄议国事，大阅计划更是张居正逢君之好而想出的馊主意，误国误民以自固。
张居正则表现出政治家的坦荡风度，既没有怪罪洛问礼，也不对此作出正面回应，他只是捋捋长须反问道：“始以为可行而行之，继以为当止而止之。诚便国家，辅臣与科臣之言，何择乎？”意思是，如果确实对国家有利，该做就做，该停当停，无论辅臣，还是六科的建言献策，又有什么可挑剔的呢？既然皇帝和部院有识之士一致认同《陈六事疏》的改革方案，你们再呶呶不休也无济于事。
张居正一席话令人感到不怒自威，反对者被噎得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收场。但这并不是内阁斗争的结束，大明的政局依旧阴晴不定……
坐观虎斗
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又一位政治明星入阁参与机务。此人来头不小，在他面前，陈以勤、李春芳、张居正三人都是小辈人物了，这个人叫赵贞吉。
赵阁老绝非等闲之辈，他自幼酷爱读书，学养丰厚，深谙王学，是当时著名的讲学家。在朝廷中“议论侃直，进止有仪”，言谈、举止、风度都深得皇帝欢心。他也因此恃才傲物，况且在入阁时也是六十开外的花甲之人，倚老卖老，把同僚视若小辈。
李、陈二人本就谦和退让，即使被才高气傲的赵阁老蔑视也心无怨气，可内阁中毕竟还有位才气逼人的张阁老，一出二虎相争的好戏就此拉开序幕。
赵贞吉曾经也是少年名士，前辈官僚称赞他的考卷：“虽《治安策》弗能过矣。”张居正也曾被称为“贾生不及”，两个“贾谊”凑在一起，内阁失去了以往的平静。
赵贞吉根本没把张居正放在眼里，直呼张居正为“张子”。这里的“子”非孔子、孟子之“子”，不是对人尊称，而是对少年的称蔑。张居正与同僚议论朝政，赵贞吉往往甩出一句话：“咦，你小子也知道国家大政？”
在场人士都尴尬不已。
大伙清闲时在内阁谈论经、史、玄、禅，赵贞吉总当众戏谑张居正：“高深精微的道理哪里是那么简单的，你们这些后生只知道韩柳罢了！”
原本轻松愉悦的氛围被他一句话搞得异常紧张，其傲慢之态可想而知。
赵贞吉是个矛盾综合体，既有温文儒雅、进退有仪的风度，也常常轻慢大臣，随意直呼其名，不时与人发生摩擦，引起别人怨恨。
内阁中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气氛：李春芳、陈以勤的仁厚，赵贞吉的专横以及张居正的冷静。
时人江盈科在他的笔记小品《雪涛谐史》中，记下一则有趣轶闻：
赵大洲（赵贞吉）为宰相，气岸甚高。高中玄（高拱）、张太岳（张居正）亦相继拜相，同在政府。高好雌黄人物，张冷面少和易。大洲一日谓两公曰：人言养相体，要缄默，似比中玄这张口嘴也拜相；又言相度要冲和，似比太岳这副面皮也拜相，岂不有命？
争强好胜的张居正早已不能忍受赵贞吉的骄横跋扈，可是以他当时的政治能量，仅凭一己之力与老赵相斗，最终惨败的必然是自己。为了抵制赵贞吉，一个驱虎吞狼的计谋在他脑海中渐渐成形，他选中的这只猛虎，正是当年被徐阶赶回河南老家的前任阁老高拱。
谋定而动，一开始，张居正联合太监中的好朋友，一个在朝堂之上，一个在宫苑之中，“不约而同”地向隆庆皇帝邀请高拱复出。隆庆帝本来就与高拱感情深厚，听到高老师又要回到自己身边，那是一百个同意，立刻下旨迎请高拱复职。
就这样，高拱结束三年乡居岁月，东山再起，二次入阁。且他这次回来也大挣一把，既是内阁大学士，同时兼管六部当中最有权势的吏部。
高拱复出，政局的反复，世情的险恶，官场的趋炎附势可见一斑。想当年高拱失势被逐，举朝歌颂徐阶丑诋高拱；而如今随着高拱东山再起，那些依附徐阶的官僚又马上投入高拱的怀抱，不遗余力为他歌功颂德，视反高之流为奸臣邪党，抵死排挤。
高尚书到部，吩咐吏部司官，把一切官员的姓名、籍贯，编造成册，同时注明贤否，待到吏部官员选任人才时，按图索骥，一求便得。高尚书这一招，颇具现代化人才数据库管理的雏形，如果放在当代，他绝对是顶级人力资源总监。
高拱重视国防，创造性地提出了兵部侍郎出为总督、总督入为兵部尚书的计划，他认为军事行政需要专门人才，所以对于兵部司官不轻易更动，兵备道和边方督抚，也常用兵部人员。
他整饬吏治、稳定边防的方法，开张居正改革之先河。
吃一堑，长一智。
高拱在如鱼得水地改革朝政的同时，不忘打通人脉谋私利。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之所以能有今日的风光，多靠有内监的暗相帮助，因此在宫室内扶植自己人迫切而重要。于是，他多加笼络滕祥、陈洪等当权宦官。
司礼掌印太监出缺，本应由冯保顶补，偏偏高拱推荐学识、才干都逊于冯保的陈洪。之后陈洪被罢职，高拱又推荐孟冲，再次打压了冯保。冯保和高拱从此结下怨仇，这成了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冯保与张居正联合推翻高拱的伏笔。
不可一世的高拱虽距首辅尚有一步之遥，但俨然已是内阁实际的主宰者，把真正的首辅李春芳视为无物，凡事全以己意出之。而且由于高拱前次辞官与徐阶结下了梁子，这次重新掌权后专向徐阶寻仇，只要是徐阶支持的，高就极力反对，多方罗织徐阶的罪状，想如严嵩之于夏言一样，把徐阶彻底除掉。
李春芳作为徐阶的贤弟子，萧规曹随，主政务求安静，依据前任首辅起草的《嘉靖遗诏》、《隆庆登极诏》推行政令。
先朝礼议得罪的大臣依遗诏予以起用、赠恤死者的政策正在按部就班的推行中，这也是徐阶一派收买人心、壮大本方势力的极好机会，精明的高拱焉能看不出来？
他拦腰一刀，亲自跑到隆庆面前哭诉：“先朝得罪的大臣，以大礼议为多，而今褒奖、赠恤，先帝在天之灵难安，陛下每年入太庙祭拜，何以面对先帝？”
隆庆帝听了恍然大悟，还是高老师为朕着想，那个徐阶为了讨好百官，为了自己声名，岂不要置朕于不忠不孝之列！
于是，数百得罪之臣，存者不复起用，死者不予赠恤。徐阶打出为先帝扮英明、还群臣以公道的道义大旗，高拱则反其道行之，坚持为亡者讳，先帝之错也不能轻易修改，不恤群臣之冤。
可怜那些刚刚看到黎明曙光的蒙冤之士，因为高拱再次陷入绝望。
高拱重返朝廷，尽管在人事、军事方面多有改革，做出了不少成就，但他为报复政治对手，全盘推翻徐阶的政令和布局，不以天下为重，客观上对国家造成了危害，无论当时还是后世的有识之士都对其极为不齿。
明朝野史大家沈德福就感叹，高拱专恣诬罔如此，怎能不走向失败！清朝史学家夏燮痛批他是“两世罪人”，既是嘉靖帝的罪人，又是隆庆帝的罪人。
推翻了徐阶的大政方针，权势显赫的高拱磨刀霍霍向仇家，当年弹劾高拱的胡应嘉闻知老高回京复相的消息，竟惊吓得一命呜呼。
胡应嘉已死，高拱乘胜追击，他要为所有因自己受委屈的兄弟报仇。
同当年徐阶党羽驱逐高党的手段如出一辙，他绞尽脑汁驱逐徐阶的门生故友。高拱首先将目光投向刑部尚书毛恺和左都御史王廷两大实力派重臣，他们都为徐阶所器重，当年为维护徐阶，把高拱党羽张齐贬斥为民。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拱回来了，他俩首当其冲地成为打击对象。阴险狡诈的张齐得以官复原职，而刚正耿介的毛、王二公被罢黜削籍。
官居言路的高拱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人，日夜聚会，揣摩师相心思，伺机猛攻政敌，朝廷乱象丛生。
无独有偶，之前批评过高拱的御史王圻、大理寺卿魏时亮、大理寺右寺丞耿定向、右佥都御使兼广东巡抚吴时来等人也被不明不白地贬到偏远之地。
清除了徐党骨干，朝中的言官分化成两股势力：一派热烈拥护高拱，另一派拥护赵贞吉。两人一个操持任免权，一个掌管监察权，旗鼓相当。
高拱入阁以后包办用人和行政两项大权，阁中最感威胁的就是赵贞吉。赵老人家本来就为自己年老入阁愤愤不平，他在内阁排名第五，只胜过小他近二十岁的“张子”。
李春芳、陈以勤个性温和，赵贞吉轻而易举就可压倒他们，现在遇到处心积虑抢他光彩的高拱，而精明的张居正又偏偏站在高拱一方，明争暗斗在所难免。
很快，一场好戏就要登场了。
当年徐阶以遗诏的名义放宽了言路，给事中、御史得以直言进谏，畅所欲言。指责朝政缺失，有利于治国安邦；
皇帝心里未必喜欢这个做法，但毕竟是先帝遗诏，一时间也找不到理由将其废除。
敞开言路维护了言官的切身利益，言官一时畅所欲言，最初阶段也得到了皇帝的赞许，但久而久之，隆庆帝禁不住他身边一批诱使他享乐太监的煽风点火，渐渐对言官的不断上疏直谏深感厌恶。
摸透了隆庆帝心思的高拱便极力逢迎：“科道官关系国家治体，意义重大，臣等望陛下全面考核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为国家发展立长久之策。”
考察科道官本有硬性制度安排，可此次却是制度外的临时决定。这意味着科道问题严重，需经考核斥退不称职者。
当年高拱挑战徐阶惨败下阵，关键就在科道的肆意狂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高拱显然要防范于未然，要驱逐不附己的科道官，扫清自己前进路上的障碍。
这一次的临时考察由吏部、都察院二强联手施行。
吏部考察科道，高拱欲统统赶尽徐阶余孽，更要罢斥赵贞吉的炮手；赵贞吉利益受损，强硬对抗，主张罢斥亲近高拱的言官。
高、赵关系告急，吏部和都察院亦剑拔弩张。
冤家宜结不宜解，僵局形成到一定程度，双方都看出来这次谁也无法一口吃下对方，虽然各怀鬼胎，但也不得不坐到了谈判桌前。
骄亢的高拱先行妥协，表示赵大学士左右助手一概保留原职；看到高拱的表态，赵贞吉也作出让步，高大人的左膀右臂也可保留。
与第三方势力达成默契之后，高拱无后顾之忧，大展拳脚，火力倒徐，凡并不涉及赵贞吉关系的、徐阶提拔的，以及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一概贬斥，谁敢反对，高阁老一个愤怒的眼神，自有党棍心领神会，扑上来便是猛烈“搏击”。
尽管高、赵两人事前已有“停战”合约，但发展到后来，双方都争相赶走与对方友好者以泄私愤。这次考察总共斥退二十七位科道官。考察大权俨然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
紧接着，高拱麾下第一鹰犬——吏科给事中韩楫掉过头来，向赵阁老宣战：“赵贞吉在考察中使情任性，平庸专横，挟私报复。臣等恳请陛下罢斥之，以清政本，以重巨典。”
这一切，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先稳住苏联以专注于西欧战场，等到西线大获全胜后又悍然掉头攻向莫斯科的故事是何等的相似！
赵阁老当然也不是好惹的，连忙上疏自辩并批判高拱：“人臣庸则不能横，横则非庸臣。高拱是内阁近臣，参与机务，又掌握官吏任免大权。仅这次考察科道官就无所顾忌，尽斥异己，其他坏乱选法，纵虐大恶之事更是昭然在人耳目。臣若对此噤若寒蝉，不发一声，那就真为庸臣也！”
面对赵阁老的慷慨陈词，高阁老一方面始终否认自己唆使韩楫弹劾赵贞吉，另一方面下出了请辞的妙棋，声称既然有人这么弹劾自己，为了不让皇帝为难，自己应当被罢免以谢赵阁老。
一招以退为进，把皮球踢给了隆庆帝的同时，也抢占了道德的高地。
隆庆素来宠信敬爱的高老师，见他如此为自己着想，连忙恳切劝慰：“爱卿辅政忠勤，掌铨公正，朕所依赖，怎可避嫌而求退？宜即出安心供职，不允所辞。”
高拱顺利留任，也成功让其他朝臣看出了他与皇帝之间“牢不可破”的君臣关系，在这次与赵贞吉的交锋中大获全胜。很快，内阁完全成了走马灯：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七月，大学士陈以勤首先退场。
陈以勤自入阁以来，不依附任何人，以中立无党获得各方尊重。他看出高、赵二人的争执，非自己所能调解，而且高拱是他当年在裕王府的老同事，赵贞吉是他的同乡，张居正又是他提拔的进士，袒护任何一方都不合适。三十六计走为上，他选择了引疾而退，离开北京回到四川，时年六十岁。
十一月，雄心勃勃的大学士赵贞吉苦于无法施展抱负，又厌倦高拱党羽的死缠硬磨，也乞求退休。
半年后，高拱在内阁最大的绊脚石——中极殿大学士李春芳致仕。
李春芳无法忍受高拱颠倒上下级，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且高拱复相后，势力更大，处心积虑陷害徐阶。李春芳作为徐阶的学生，时常从中周旋，缓解高拱的报复行为，高拱更是怏怏不乐。
高拱觊觎首辅之位已久，授意手下言官王祯指责李阁老“亲已老而求去不力，弟改职而非分希恩”，是为“不忠不孝”。
李春芳心知肚明，顺水推舟，要求皇上将其“即日放归田里”。
起初，隆庆皇帝一再下旨挽留他：“卿辅弼之臣，忠诚体国，朕所眷倚，岂可因为流言蜚语就要求退休？宜即出安心供职。不允辞。”
高拱深知隆庆皇帝奈不住软磨硬泡，且皇帝心里最宠信的非他高阁老莫属，继续发动麾下鹰犬攻击。经不起言官的多次弹劾，李首辅的辞呈终于获准。
张居正虽很不看好李春芳的政治才干，但对李大哥的突然辞去也深表遗憾，毕竟两人并肩奋斗二十余年，如今各奔东西，悲伤之情溢于言表：
弟生平孤孑寡与，独受知于门下。及同居政府，一心协德，庶几有丙魏同心之谊。中外士民，各适其意，不啻坐春风而饮醇醪也。岂意风云倏起，阴晴顿殊。昔为比目鱼，今作分飞鸟，人生聚散离合，可胜叹哉！
张居正将自己与春芳的关系比作比目鱼、比翼鸟，这恐怕是只有相好之间才能使用的比喻。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做了两年多受气首辅的李春芳回到家乡，父母喜不自胜，摆宴庆贺儿子离开了京师那块是非之地。对老人家而言，儿子能够陪伴在身边为他们养老送终才是最幸福的。
李春芳在首辅任上平庸无为，无咎无誉，却能看好时机，急流勇退，落了个福寿双全、四世同堂的大团圆结局，是嘉靖、隆庆两朝首辅中最为圆满的。
眼看着老师、同学相继退休回乡，张居正此时也是百感交集。他回顾自己入阁以来的纷乱时局，向至交胡杰吐露心声，感叹对时局的无奈：
眼前世局几番变幻，平生亲密无间的挚友，有的已经势同水火；平坦的康庄大道，也变得荆棘丛生。其中情态，一言难尽。数月以来，他委屈自己，从中斡旋才得以息事宁人，却已心力憔悴。
没等张居正发完牢骚，内阁风波又起，权力斗争愈趋激烈。
官场如战场
赵贞吉致仕后，高拱和门生韩楫等人密室谋划，推荐高拱亲信——吏部侍郎张四维入阁。策划尚未启动，宫内就传出一道神秘的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着令殷士儋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身份入阁。钦哉！”
众人惊愕：阁员应该由内阁推荐，怎会是皇帝自择并亲下旨意呢？高门子弟四下打探，才知殷士儋抄了近路，走的是内监陈洪的捷径。
先来看看殷阁老的简历。殷士儋，字正甫，济南历城人。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后充任裕王讲官，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升侍读学士，掌翰林院事务，旋进礼部右侍郎，擢礼部尚书，仕途一路顺风顺水。
说起来，这殷士儋不仅是张居正的老同学，也是高拱和张居正的老同事。隆庆帝懒于亲政，沉湎享乐，他的玩伴——内监的影响就日益彰显。殷士儋买通陈大太监，通过隆庆直接发出旨意，得以大摇大摆步入文渊阁，不到一个月，又晋级为少保、武英殿大学士。
这时的内阁仅存三员，高拱终于圆了他的首辅梦，依旧兼任吏部尚书，用人、行政二权一把抓，成为实际的独裁者；张居正一跃而为次辅，殷士儋位居最末。
已经连续斗倒两位首辅的高拱，怎会把殷老末放在眼里？为了提携张四维入阁，高拱又在谋划着扳倒殷士儋。没等他的倒殷计划出炉，后院先起了火，御史郜永春对张四维来了次弹劾，指责张四维奸邪贪鄙，他的家族垄断一方盐政。
高拱大吃一惊，郜永春竟比他行动还迅速，他估摸着殷士儋与这事有关。于是，将其帐下几名幕僚找来议事。
高拱对幕僚说：“最近这内阁里来个殷士儋，不光不听我指挥，还教唆御史弹劾我的心腹张四维！”
监察御史赵应龙第一个站起来说：“恩师轻而易举就能逐他出阁。学生深受老师栽培，一定听从恩师安排！”
给事中韩楫走上来，作个揖，道：“赵兄所言极是，咱们这儿有这么多科道官，依学生之见，不如选我和赵兄，互成掎角，夹攻他殷阁老。”
高拱连连点头说：“好，这事就由你来负责，一定要搞掉那人。”
过了不久，高拱和殷士儋的战役正式打响。
打头阵的又是那御史赵应龙，率先上疏弹劾殷士儋由宦官陈洪引荐入阁，违反程序，不宜参与国政。
继而，高拱麾下惯于搏击的第一号炮手韩楫披挂上阵，扬言道：“由内廷下旨提拔成为内阁一员，实在是闻所未闻，殷大人如果尚存羞耻之心，理当自行请辞！以免弹章纷飞，自讨无趣。”
高拱及其同伙的搏击行为，不仅疾风暴雨，而且不择手段，连擅长忍耐的徐阶都忍无可忍，更何况性急人直的山东大汉殷少保呢？
阁老大臣们，都是通过各省乡试、会试，层层选拔出的佼佼者，文化人中的精英。可温柔的小白兔逼急了还咬人呢，把知识分子惹急了，也只能撇开礼义廉耻，肉搏上阵了。
终于，内阁出演了一场全武行的好戏。
每月初一、十五，给事中、御史们要到内阁中和大学士会面，称为“会揖”，初衷是让双方互相沟通，增进了解。
这次会面，气氛比以往更加怪异。
给事中们一来，互相行过了礼，殷士儋对其他言官都很友好，单挑韩楫说：“听闻先生不喜欢我，要逐我走，这不过是小事，奈何要做他人的鹰犬，做出这等腌臜事？！”
韩楫擅长搏击之术，万万没想到殷阁老竟公然挑战，一时语塞，嗫嚅得讲不出话来。高拱也没料到，殷士儋会在这种场合明明白白地影射自己，看到爱将狼狈，板起脸孔对殷少保说：“堂堂内阁，如此说话，成何体统？”
没想到这句话，更是点燃了殷士儋心中的火气。既然主人出场，就单刀直入，指着高拱的鼻子臭骂：“无体统之事，成于无体统之人！姓高的，你这厮先逐陈以勤，又驱赵贞吉，再逼走李阁老，这成何体统？为拔擢你亲信张四维入阁，令门下鹰犬来逐我，这又成何体统？内阁岂是你高氏一门之私产？”
殷少保越说越来气，捋起袖管，准备给高拱一顿拳头，把在场的所有给事中都惊呆了。
本应严肃的朝堂竟如此这般荒唐吵闹，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拦开殷士儋，正要开口劝阻，殷士儋急火攻心，又来一顿痛骂：“你张居正援荐他高拱某入阁，沆瀣一气，排斥异己，到头来也无好果。等着他的鹰犬痛咬吧！”
经过这一次的纠纷，殷士儋也不想继续留在内阁，一再求去，终于在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十一月，这位豪爽的山东籍大学士，悄然离开了内阁。
自此，内阁就成了高拱和张居正的天下。高拱也终于能有精力去对付最痛恨的仇人——赋闲在家的徐阶。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腾出手来的高拱，有足够精力筹划对付老对头徐阶了。高拱又一次使出树立高姿态的惯用手段，麻痹徐阶，信誓旦旦地表示，大臣要忠心为国、不计前嫌。自己胸襟宽阔，徐老先生大可尽情抱着儿孙，安度晚年。
言犹在耳，高阁老着手审理与徐前首辅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孙克弘案”，诬陷孙克弘，栽赃徐阶，还特意启用与徐家有仇的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专门审理徐府之案。
蔡国熙兴致勃勃，风风火火走马上任，“穷治”徐府不法之事。为协助调查此案，凡能指证徐府罪证之人，必有重赏。
于是，松江府顿时骚动起来，从前贿赂过徐阶三子的，纷纷上门加倍索还，徐府被围得水泄不通，年老体衰的徐阶无计可施，只得把门窗一齐封堵。
蔡国熙拘捕徐璠、徐琨、徐瑛三位徐家少爷，大肆捕捉徐府仆人，仆人吓得一哄而散。门内是年幼的徐氏子孙牵衣号泣，门外是好事之徒围府寻衅大声辱骂，有歹人更是索性放了把熊熊大火，豪华的府邸顷刻化作灰烬。
徐阶被逼得几度寻死，万般无奈之下，只得与老妻张氏逃离松江，当他听闻蔡国熙下达的判决书，更是落魄沮丧：“徐璠、徐琨充军，田产悉数没官，为表示大度，法外开恩，留一子徐瑛，削籍为民，侍奉老父。”
狼狈不堪的前首辅，想到了他那远在北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徐阶连忙致书好学生张居正求救。
作为张居正的恩师，又是有知遇之恩的至交，老师的失势不会阻挡张居正伸出援助之手。他想保护徐阶，又不便直接挑战不可一世的高首辅，只得绕了个弯子，“曲线救师”。
他搬出优待旧臣的古训，暗自劝告蔡国熙和其他相关执法人手下留情：“徐相公有功于国，享誉士林，处理此案一定要秉公有理，否则不仅伤害功臣，也损高相的声名。”
张居正一再维护前首辅徐阶，自己也被卷入流言之中，朝野传谣言说张居正收纳徐阶儿子三万两白银，所以才不遗余力维护徐家。
高拱本来就对张居正亲近徐阶不悦，现在听到这样的消息，便以一贯盛气凌人的态度，当面质问并讥讽居正：“老天为何这么不公，我没有一个儿子，而你却生得多子。”
张居正感觉来者不善，自嘲道：“儿子多，花费也多，甚为衣食担忧！”
高拱咄咄逼人：“你不是收了徐阶三万两白银了吗，还忧什么？”
张居正脸色大变，指天发誓，若有此事愿遭天打雷劈，高拱急忙打圆场，道听途说而已，不必较真。可惜为时已晚，张居正从此对高拱心生嫌隙，貌合神离的两大实力派之间的交恶已经无可挽回。
再说说最初引发高、张矛盾的徐阶，他老人家退休后短短半年发生的事足以改变其人生轨迹。当脚下的路不再平坦，当身边的人不再友善，当美好的生活已成追忆……
幸运的是，有位学生竭力维护他、帮助他。没过多久，张居正就大权独揽，藉着张居正的照顾，徐家的罪名化为乌有，子孙后辈屡屡得到封荫，徐阶也由此安度晚年。
第五章 初安天下
国家外夷之患，北虏为急，两粤次之，滇蜀又次之，西羌又次之。
——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
隆庆一朝阁战激烈，阁臣间摩擦频起，可贵的是，在国家面临重大抉择的历史关口，诸相公皆能摒弃前嫌，同心谋国。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封贡互市，从此北方安定，边贸互市繁兴；开放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打开中西交流的大门。其中尤以“俺答封贡”影响更为深远。
边境风云
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后建立大明帝国，蒙古贵族势力退回塞北草原，重新过上了游牧生活，当初横跨亚欧大陆的元帝国一去不复返，但大明朝的北方边境并不安宁，时有部分蒙古部落来侵犯抢掠。
明中叶以后的劫掠者中，以土默特部最为强大。其首领俺答占领河套地区，坐镇一方，人称“套贼”。
“套贼”侵拢下，明朝北部边政日见败坏，边将的腐败无能不时引发边兵叛逃。边兵私通蒙古司空见惯，甚至出现了“蒙古士兵为大明官军站岗放哨，大明官军助蒙古兵逐草放牧”的奇观。
放在如今倒也是民族交好的典范，但在明朝大环境下，这种畸形的日子下也掩藏着诸多无奈……
边防残破导致蒙古骑兵的入寇更加惨烈，蒙古骑兵的大举入侵，又加剧明朝边政颓败，如此恶性循环，南北对峙的明蒙双方不知不觉中，已冲突征战了两百余年。
就在张居正入阁的那年秋天，俺答入侵大同，攻陷石州（今山西吕梁离石区），抢掠交城（今山西吕梁交城县）、文水（今山西吕梁文水县），烽火照遍山西中部。东部的土蛮也不消停，进犯蓟镇，抢掠昌黎（今河北秦皇岛昌黎县）、卢龙（今河北秦皇岛卢龙县），直至滦河。直到十月，山西吃紧。如果太行山一线失守，去往北京便是一马平川，少有天险，时局紧张，整个北京都弥漫在战争的恐慌中。
隆庆皇帝一时手忙脚乱，下诏群臣议论是战是守的重大事宜。
工科给事中吴时来推荐将两广总督谭纶、总兵俞大猷、戚继光北调畿辅，专事练兵操司，节省诸镇征调困扰。
张居正亦有此意。
很快，兵部商讨决定，俞大猷年事已高，不宜北上，升谭纶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
朝廷一声令下，威名远震的戚继光和谭纶飞速从抗倭前线去往北边的蓟辽一带。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十五年间，他们撑起了京畿门户的边防。
面对军事积弊日复一日的明朝，若想起而振之，必须从源头入手。
有明一代重文抑武，前方将士出生入死，在刀剑矢石中的奋力拼搏，不敌文人墨客一纸空洞华丽的长篇大论。
有鉴于此，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谭总督试图摆脱地方官的牵制，减少地方官干涉军务的权力，顶着重重压力为边将请命：“臣以为，军务上最为紧要之事，惟有练兵和作战。蓟镇之所以练兵十多年来毫无效果，是因为没有专人专任，切实执行。如今应该授予臣谭纶、戚继光专断处置之权，不要让巡按、巡关御史参与其间。待三年训练有成，再派遣视察。”
谭纶的奏疏仿佛给帝国政坛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挑战帝国开国一百五十多年来以文制武的传统，不可避免地激起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
正当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张居正如及时雨一般出现了，他苦苦斡旋于阁僚与皇帝之间，说服庙堂诸老“宽文法以伸将权”，即对武将放宽文法，扩展将权，正式下令地方巡抚不得参与军务，为谭纶、戚继光等人争取了独立的指挥权。
戚继光以总兵官加总理，专门负责训练，总督巡抚麾下从裨将到标兵都归他操演调遣，生杀大权在握，文官小吏都惟他马首是瞻，非他帅所能比。即便有故意与戚帅为难的文官武将，也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他镇，以免遇事掣肘。
身在福中的戚继光自然感激得无以复加。相传戚继光每遇张居正，总腼腆低头自称“相君门下沐恩小的戚某”。
工作方面，戚继光不负厚望，将张居正亲授的治军之道、用人之规铭刻在心，他严谨治军，经常不知疲倦地深入边塞考察边情。
戚继光青年时就曾戍守蓟州五年之久，熟悉当地风土民俗，山川地势，几十年眨眼而逝，形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实地考察中，他获得许多兵书上没有的重要信息。
兵无定势，水无常形，戚将军到蓟州后转变思维方式，着手创造新的战略战术。
蒙古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要战胜风驰电掣的强劲之敌，要么拥有更快更猛的部队，要么设法减弱敌人速度。前者难度太大，后者可由战车来实现，所以首先涌入他脑海的便是建立车兵。
戚继光看好车战的发展前景，决定创建一支由装甲车部队、骑兵、步兵三军联合的大军。三军各有分工，车兵抵御敌军冲击，步兵以车为掩护出击敌军，骑兵则包抄突袭，简直就是标准的多兵种联合立体化作战。
可自己手下的蓟州守军大多是“千锤百炼”的老兵油子，打仗冲锋不见人影，吃饭拿饷样样争先。若指望靠这种兵完成防御任务，恐怕杜工部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是自己的写照。
比军纪涣散更恶劣的是，蓟州一带城墙低薄，有些险要之地，仅有单墙一线；很多圮塌间断不接处，连墩台都没建立，敌人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攻破。
此情此景促使戚继光恳切向朝廷请求：修各路边墙，辅助练兵。
练兵修墙非一蹴而就，需要大量财力、物力支持，大臣听了戚继光的建议纷纷摇头，预算实在太大，如此劳民伤财之举真能带给大明太平吗？
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时，张居正再次挺身而出，他认定修边墙练边兵是设险阻、守要塞的善法良策，鼎力支持戚继光放手去做。
张居正恃才傲物，却对戚继光这位军事奇才推崇备至，“一切用兵兴建，惟继光之言是听”。他对军粮、训练等军中常事，无不细致入微地一一过问，确保万无一失。
在各方的筹备下，一场声势浩大的修墙筑台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蓟县的长城始建于南北朝时的北齐。大同、宣府一带的长城，在嘉靖朝翁万达、杨博任总督时曾经修过，建起了许多烽火台。而蓟州长城的边墙又低又薄，天长日久，大都倒塌，难以成为阻挡劲敌入掠的屏障。
谭、戚二人亲率士卒，加固加厚城墙，在墙两面均设垛口，外墙下修筑短坡，以屏障墙垣。又在黑峪关等要冲之地，增筑重墙，创建了独具特色的“空心敌台”。
与空心敌台对应的还有实心敌台，空心敌台多修建在冲要之地，实心敌台则多建于缓冲地带，敌人轻易不能到达。
敌台之下，另有屯田军队，平时在敌台附近驻军屯田，供应军粮，遇有敌情，以烽火为号，群起抗击，配合台上雄狮。
经过两年多紧张而又艰苦的施工，共建墩台一千零一十七座。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在幅员万里的土地上，屹立起一道钢铁防线，坚固雄壮的敌台随蜿蜓曲折的地势，高低相间，崇墉密雉，蔚为壮观。
与修敌台同步进行的还有训练边兵，经过谭、戚两人的精心整顿，创立了车营，修整和配备了许多精锐武器，积储了钱粮，淘汰了一批浑噩度日的庸碌将官，提高了车兵、步兵、骑兵联合作战的战术。
兵部尚书吴百朋、侍郎汪道昆奉命视察蓟州军区，印入他们眼帘的是“十六万之师毕至，营伍必整，旌旌火鼓必齐，约束必坚，号令赏罚必信”。
谭、戚两人的锐意任事，铸就了一支钢铁不败之师，无论火器的编制训练还是单位战斗力，都堪称同时代全世界装备最精良、科技最先进、战斗力最旺盛的劲旅。蓟州边军面貌焕然一新，真正成为帝国边防的铜墙铁壁。
将相和
正如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在大明帝国的漫长北方边境，一两个据点的固若金汤并不代表整条防线的高枕无忧，蓟州边军采用了“练边兵、高筑墙”的办法，相邻的其他防区面对的敌人和自身的防御条件有所不同，自然不会采取完全相同的设防方法。
蓟镇的邻居宣府、大同在以边防重责为己任的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的带领下加强防务，积极贯彻张居正“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边防新政。他们注重边将、边兵、边费、长城各要素之间的整体协调，灵活运用战略战术。
隆庆四年（1570年）八月，内阁接到大同传来的密报，说鞑靼头目把都儿，即俺答弟弟昆都力哈之子青台吉调集诸部，统领数万蒙古铁骑，欲分道入犯京蓟等地。
万里北疆已然阴云密布，京师迅速戒严。
鉴于鞑靼分道入犯，明军势力亦要分区防守，此时的张居正颇有“羽扇纶巾”的风姿，从容镇定地调兵遣将，命蓟辽总督谭纶负责蓟北沿长城一带的关隘曹家寨、墙子岭、古北口、石城闸诸处；蓟辽总理戚继光负责马兰峪关、大安口等地；蓟镇巡抚刘应节独挡燕河城以东……
一番精心部署之后，以往边防的死角统统消失，各路守军防区明确且能互相呼应。
蓟辽以西的宣府除了加强防备，更注重先声伐谋。
一般说来，敌军入犯蓟镇，京师告急，宣大督、抚必率大兵赶往河北怀来守卫皇陵，就连宣府、大同两位总兵也要带兵入关解围，这就留下两座空镇。
王崇古依照惯例，已驻扎怀来，做好战争准备。大同巡抚方逢时认真分析敌情后，对此颇不以为然，他向内阁高拱、张居正二老以及兵部尚书力陈己见：北虏东犯，他们的营帐尚在云中、上谷之间，如果他们虚张声势引诱我兵全部东移，以尾为首，趁虚反从大同突然攻入，那么大同必危。如今督抚之兵已驻扎在怀来，大同总兵马芳之兵应该留在大同。等他们真的东犯，我们就直捣板升（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攻其必救。
方巡抚精彩的军情分析赢得庙堂诸老啧啧称赞，张居正深韪其是，特意嘱咐王崇古协助方逢时谋划。
西北边兵平时多驻扎在长城外的各个边台中，出击时往往集中起来。休战时，边台戍卒本以侦查敌情为职，不肖者畏惧强大的鞑靼骑兵，反而成为“双面间谍”，明军虚实动静，悉数为鞑靼知晓。
方逢时深知其弊，他施展疑兵之计，把边台驻军全部撤走，佯装出一副进攻之势。
鞑靼人发现明军尽撤敌台，而且马芳尚留在边关，既疑又畏，心想明军是要来反攻鞑靼，竟不敢靠近边台。
方逢时知道俺答已然中计，更张捣巢之声，不战而屈人之兵。
大同巡抚方逢时和蓟辽总督谭纶互为掎角，默契配合，不费一兵一卒妙解蓟镇之围，成就了近世罕见的辉煌战果，捷报传遍整个北京城。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交口称赞两位总督是国家干将。
恰恰此时，谭纶、方逢时之间的矛盾也渐渐浮出水面……
在荣誉与奖励面前，谭纶、方逢时暴露出了名臣的另一面，他们互相诋毁，彼此争功。
谭纶无视宣府牵制敌军，当仁不让地上疏请功，认为是自己和蓟州兄弟的拼搏，才换来今日的成功。
方逢时当然不服，他看了谭纶的上奏勃然大怒，也奋笔疾书，大书特书自己的功劳，死贬谭纶及其蓟辽镇所作贡献。
纸墨遮天，口水蔽日。
这场纷争表面看来仅仅是谭纶、方逢时二人的私怨，实则显露出蓟辽和宣大两大唇齿相依重镇的隐约对立，如不尽早消除隐患，必然会影响帝国的长治久安。
张居正耐心看着双方激烈的口舌之战，苦笑一番，方逢时、谭纶都是他平素敬慕的国家栋梁，疆场宁谧，国家无事，人臣并受其福，何必非要据为己功？
张居正既赞赏方逢时先声伐谋之功，又肯定蓟镇足饷守卫之劳，正是两者联合才破鞑靼诡计。
他劝说首先请功的谭纶采取高姿态，停止与宣府争功，同朝为官，要顾全大局，保存袍泽之谊。说着说着，张阁老竟亲自指导谭总督撰写感谢对方援助、检讨自身不足的奏文，他看来，这样自然会打动宣府人士，宣府也会为从前的激进言行心生愧疚。
谭纶如是上奏，一场剧烈的边将纷争有效平息，方、谭二公亦由争功推过改为推功让过。
祖孙反目——绝好的机会
张居正等倾全力苦心经营北部边防，实施灵活的边防新政，他一面支持边将铸就巍峨的万里长城，一面在帝国的西北建立一座令百姓安居乐业的无形长城——封贡互市。
而这十几年成功经营西北边防的契机，源于一个叫“三娘子”的女人。
三娘子是蒙古族人，原名钟金哈屯，她从小钦慕中原文明，模仿汉人的行为举止、服装打扮。她机智聪明、美貌异常，明代史籍中称她“幼颖捷，善番书，黠而媚，善骑射”，可谓集美女、才女、侠女于一身。
才貌双全的三娘子令俺答孙子把汉那吉神魂颠倒。把汉那吉的父亲（俺答三子）早逝，他在奶奶（俺答妻子）呵护下长大成人。成年后的他先娶了妻比吉，可又看中姑姑的女儿——表妹“三娘子”，热切渴望娶她为妻。
不料把汉那吉的爷爷——老俺答也看上了这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公然与孙子展开激烈争夺并取得最终胜利。爷爷竟然抢了孙子的情人，孙子忍无可忍，但又不是爷爷的对手。
盛怒之下，把汉那吉率妻儿、奶公等人在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的深秋，冒着凌冽霜风，骑着十几匹鞑靼马匆匆赶到大同前线。大同官兵看到阵容不整的马队身无寸铁，绝非训练有素的蒙古骑兵，于是开门纳入。一问方知，这位十八岁的青年，竟是俺答爱孙把汉那吉。
此事犹如平地惊雷，震动明蒙双方。
远在京城的张居正听到风声，一面派侦使四处刺探情报，一面写信给当地督抚询问详情：“听闻俺答的孙子携十几人来降，是否真有此事？你们边关的统帅将，是亲眼见到了？他为什么来投降，这里的来龙去脉是否弄清楚了？这件事关系重大，希望你们尽快向内阁汇报。”
几十年来，大明王朝与鞑靼人一直处于开战状态。按照惯例，明朝不能接受鞑靼降将。一旦接受，必会引发事端。
大同巡抚方逢时以敏锐的政治头脑预见到“此奇货可居”，很是愿意收纳把汉那吉，但不敢擅作主张，立刻把此事转报给驻扎阳和的宣大总督王崇古，征求他的意见。
王崇古出身于山西巨商家庭，有着商人机智灵活的大脑，又嗜读兵书，熟知兵略，早年抗倭立下赫赫战功。隆庆年间，正是由高拱、张居正力荐，他才担任防虏要冲的宣大总督。总督任内，他严申军纪，革除边关守将种种陋习。
王崇古和方逢时同榜登第，军政工作上，两人有效配合，时人以“王方”并称。
当方巡抚将把汉那吉来降之事一五一十报告给王总督后，他和方逢时站在统一战线，深知此事“虽若甚微，其关系华夷之分，实当慎重，始之不谨，将贻后艰”，耐心询问把汉那吉等人为何降明，吩咐边将优给衣食招待他们，并留在军中。
这位蒙古籍的失恋少爷，一时之间摇身变为大明巡抚衙门的上宾。
此举在当时并不被总督部下们看好，有部将谏阻王崇古：把汉那吉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鞑靼小子，最好不要接受他。
激进的幕僚甚至建议，夷人全数斩首，挫挫俺答嚣张之焰！
王崇古听了反对意见，颇不以为然：“天朝是仁义之邦，不可和夷人一般德行。”
部下们面面相觑，搞不清总督和巡抚的心思，但看见他们如此胸有成竹，也不得不收回意见。
经过几番深思熟虑，王崇古、方逢时认定把汉那吉作为一个俘虏，明廷留着他不失为与俺答交涉的重要筹码，巧妙利用他，必能扩大鞑靼内部矛盾。
于是，两人联名上疏：“俺答横行塞外几乎五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围。如今神明都厌恶他们的凶恶，让他们骨肉离叛，千里来降，我们应该供其宅舍，授其官职，华衣美食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防有诈。”
尽管边帅高瞻远瞩，最终决定权还在朝中，王方二人的计划必须获得朝廷批准方可实施。不幸此时朝中大多人持反对意见，廷臣围绕是否接受俺答投降，针锋相对地在大殿中激辩起来。
正方：支持受降。
反方：反对受降。
正方辩手：高拱、张居正等内阁大佬。
反方辩手：饶仁侃、武尚贤、叶梦雄等言路健将。
叶梦雄等反对人士率先发难：“受降就是示弱，当年北宋末接受辽国郭药师、张瑴之降，以致金兵入侵而国破家亡，历史悲剧岂不是要重演？现今必须遣送把汉那吉回蒙古，以免引发北方战祸。”
更有甚者，如直隶监察御史姚继可上来就口出狂言扣大帽：“虏寇不足为患，可怕的是我们大明国有内奸。方逢时纽寇纵掠，通敌谋反，罪不容诛。事迹昭然，通应并究！”
一时，朝议汹汹，兵部尚书不知所措，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混乱之下，内阁两要员高拱和张居正却都出奇地冷静，二人不似那些从不调查研究、整日夸夸其谈的官员，多年来，他们对北方边境各大势力都了如指掌，经过仔细分析，二人不约而同地都站在王崇古、方逢时一边。
高阁老向来快人快语，面对其他官员的非议，他选择从辟谣入手：“方逢时年力精强，才猷敏练，舆论共推。你们说他通敌，可有明确证据？没证据就诬蔑宣镇，真是无知小人。”
相比高拱通过辟谣“曲线救国”的战术，张居正选择单刀直入，直言接纳把汉那吉是能改写双方历史的好事：“听说俺酋临边索要，我正担心他弃而不取，到时候我们就空抱人质而结怨于虏，现在他来索要孙子，正有利于我们啊。”
隆庆皇帝极度信任高老师，看到老师支持受降，旋即下决心支持：“这事关系重大，边臣们也一定明白这点，如今他们说可这样做，卿等就应同心协力，促成此事。”
隆庆皇帝听从阁臣之议，贬黜叶梦熊等顽固派，以息异议。同时，向俺答示好，授予把汉那吉指挥使，阿力哥正千户，各赏大红蟒衣一件。
远在千里之外的边疆大臣得知朝廷支持他们，倍感鼓舞，刚烈的王崇古听闻此事，大喝一声：“我就是将一家老小的性命搭上，也要极力促成此事！”
方逢时也由衷感叹自己是多么幸运，亲身经历了这样伟大的事件，两人积极推进和平解决把汉那吉事件。
张居正顺水推舟鼓励王、方二公，并详授机宜，教导他们如何缓解俺答敌意，争取两方友好谈判：
横议之徒遭宸黜，诸公尽可勇敢任事。此事操纵在我，上不失朝廷之体，下可获柔服之利，乃为胜算……
公第戒励将士坚壁清野，扼险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语款之曰：“吾非诱汝孙来降，彼自慕吾之化，丑彼之俗故耳。中国之法：得虏酋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以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且给赐衣服饮食甚厚。汝欲得之，自当卑词效款，或斩吾叛逆赵全等之首，盟誓于天，约以数年，骑不入吾塞，乃可奏闻天朝，以礼遣归。
若称兵挟取，吾岂畏汝者？今宣大人马，非复往年之比，汝来则来，吾有以待之……
吾之略大概如此，望公相机行之，万不可轻易兴战。重兵防守，多派间谍疑惑其心；或遣精锐奇兵他道捣其巢穴，但不可杀掠抢劫，速去速回，他必不敢轻举妄动……
大致的意思是，那些恣意议论的人已经遭皇帝惩处，各位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此事关系重大，我们必须处置得当，对上不要丢了朝廷的面子，对下也要得到实惠，这样才算成功。王大人您要监督鼓励将士坚壁清野，做好守备工作，派人好言告诉俺答，不是我们诱使你孙子来降，是他羡慕我们大明的先进文化、厌弃了你们的落后文化才来投奔我们的。再说，按照“中国之法”，凡是拿下虏酋及其子孙的首级者，可以赏万金，封侯爵。但我们万万不能这么做，因为那吉是慕我教化而来，我们怎能为求一己之利而双手沾满贵国子民的鲜血？所以我每天好好地款待他。当然，您若想把孙子带回家，就得端正态度来谈判，斩杀叛徒赵全等人，并且签订盟约，再也不来骚扰我边境。否则，你若真以兵戎相见，我们又怎会畏惧，宣府早已今非昔比。至于咱们自己这边，各位要相机行事了，可以在重兵防守的同时，多派奸细刺探情报，或者遣精锐骑兵捣其巢穴，让鞑靼见识大明骑兵的军姿，我谅他必不敢轻举妄动……
张居正成熟而细致的战略思想已跃然纸上，只等随机而动，持续的和平已可以预见。
封贡互市
王崇古拜读张阁老的公函，深叹一口气：“边疆之事张阁老真是了如指掌，令我们这些久居边塞的人深感惭愧。”于是，王大人以军事防备为坚强后盾，正确估计和分析明朝、蒙古双方情况，派遣机智善辩的鲍崇德为谈判使者。
鲍崇德通晓俺答部落的语言风俗，接到任务，他先认真研究中央政府的谈判精神，又摸透了俺答一面对和战问题举棋不定，另一面又对其孙深怀舔犊之情，担心孙子受到伤害的矛盾心理。
鲍崇德满怀信心地直奔蒙古大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先述朝廷不杀把汗那吉并盛情款待之恩，接着口气一转，历数俺答荼毒生灵之罪。好在天朝仁义，不记旧怨，只要俺答改邪归正并执叛纳款，不仅可要回孙子，还可与明朝互市。
俺答听到这里，顿时两眼发亮。蒙古人逐水草而居，生产力相对低下，很多生活必需品无法自己生产，最希望跟汉人开展边境贸易。当初就因为明朝廷不许与蒙古互市，俺答才年年纵兵劫掠。
俺答在鲍崇德三寸不烂之舌的劝说之下，不由动了心，他屏去左右，对鲍崇德不无忏悔地说：“我本来是要向大明进贡归附的，都是白莲教余孽哄骗我，让我与大明作对，以致连年用兵，不得安生，如今我亲孙投顺大明，不仅未遭惩罚，反而加官获赏，才知天朝仁政。若大明肯放还我孙子，我愿意献上赵全等贼人以赎罪。”
对话中提到的赵全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嘉靖年间，此人随师傅吕明镇等人在山西、陕西一带传教，蛊惑人心，企图策划谋反，不料被地方官查缉，吕明镇伏诛，赵全则带领数千余党落荒而逃，投奔俺答。
俺答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斗争哲学，爽快接受了这些人。又适逢俺答两腿患疾，赵全略懂医术，并潜入应州（今山西应县）城内买药为他医好，遂大得俺答欢心。
自从赵全等人出现在丰州滩（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之后，每次内侵时，俺答总要先到赵家大摆酒宴，听赵全献计献策。有了这样的“军师”相助，俺答的进攻更加神出鬼没，令大明边防将领应接不暇，疲于奔命。
俺答谈判中虽满口答应，但赵全等人毕竟给自己和整个部落带来了莫大利益，突然要舍弃他们俺答也有些动摇。俺答经过几番思想斗争，觉得以武力要挟，讨回把汉那吉的计划显然不现实，明朝已非嘉靖之颓势，堪比永乐之盛。军事偷袭已不能保证回回胜利，且成本日益增高。但只要能和明朝互市，全家老小衣食无忧，族人也都有太平日子可过，确实是个诱人的选择。
俺答遂派两名蒙古使者与鲍崇德同入宣府，表达愿执送赵全等头目换取孙子把汉那吉的诚意。
六天后，俺答将赵全、李自馨、王廷辅、赵龙、张彦文、刘天麒、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九名叛乱头目引渡大明。
隆庆皇帝亲自在午门举行受俘仪式，祭拜老天，上告太庙，一一审讯后将他们凌迟处死，传首九边。
赵全等人伏诛后，朝廷上下为之大喜。自此，笼罩在长城上空的战云顿时消散，和平的阳光又普照在这块饱经战火的土地上……
张居正等人也信守承诺，把俺答孙子封了明朝官职后，威风凛凛地礼送回家。俺答和钟金哈屯（即三娘子）感激得流下热泪，遣使感谢明廷不杀之恩，发誓再也不侵犯大同边境。
中央与边臣的齐心协力，取得交换人质的成功，然而这只是制虏安边的开始。王崇古根据内阁指示，动员俺答及其子侄昆弟先向明朝纳贡，俺答爽快地表示愿意遵办。
雪花飞舞的寒冬，俺答联合蒙古各部正式向明廷提出封贡请求。不巧的是，方逢时因“丁忧”回籍守丧，暂时离开岗位，由山西按察使刘应箕接任大同巡抚，刘氏与方逢时私交甚密，尤其支持前任巡抚对蒙政策。张居正就鼓励王崇古和新巡抚趁此绝佳机会建立不世之功。
前线形势一片大好，朝中政局却不容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