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中”集体主义教育的特点是：要使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具有革命、民主、平等、亲切的同志关系；使“延中”成为和谐、温暖的革命大家庭；学生能够自治、自理；学校相信学生，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依靠学生千部，发挥学生组织的作用，建立起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维护学校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这样丰富的精神生活使学生培养起良好的兴趣和爱好，发挥了学生的才能。积极开展革命传统、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教育，使同学们树立了“打日本救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强有力的个人和集体的自我教育，发挥了革命传统教育的威力。这些因素使这个革命大家庭形成了很强的综合教育力量。革命传统的感染力、同化力、改造力、凝聚力，使同学们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历史证明，在延安中学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具有远大战略意义的决策。
延安自然科学院和延安中学，在教学工作、管理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中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方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基础理论与技术并重、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服务；近期和长远兼顾，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以重视基础知识教育与认真抓教学质量为标准，严格要求，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严肃、紧张的学习风气和丰富活跃的精神生活；亲密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坚持学生自理、自治，充分发挥学生骨干的作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强有力的集体和同学个人的自我教育精神；深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思想教育寓于日常生活、学习和社会活动中；教育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等。这些经验是宝贵的，值得认真研究、总结，以便为后来所借鉴。
当年，同学们在“延中”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受到了熏陶，得到了组织和同志们的亲切关怀，学到了集体主义精神。徐老“三个第一”的教育和实际行动感染着每个同学，他就是师生学习的好榜样。
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也和同学们相处得十分亲密。可以说，他们既是老师又是家长，既管教学又管生活，教书和育人是统一的。他们平易近人，对同学平等相待，从不斥责、辱骂、讽刺挖苦同学，从未发生过侮辱学生人格的情况。他们总是耐心讲解，认真辅导，想方设法让同学学得好。老师把考试看做是检查自己工作的一种方法，如果有同学没有考好，老师不是批评学生，首先是检查自己并安慰同学。曹达老师代生物课，讲得生动、活泼、易懂，能调动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并亲自带同学到万花山林区和新华农场参观，还带学生到和平医院看尸体解剖。他的生物课引起同学们浓厚兴趣，同学们的学习成绩普遍较好。
生活的磨炼，领导和老师的教导，使同学们从小就树立了集体主义观念和助人为乐的思想。有的同学学习吃力，其他同学就主动帮。生活上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对于吃、喝、穿、用的物品，私有的观念很淡薄，有东西就大家共同享用。从事劳动，特别是重活，年龄大、身体壮的同学总是抢在前面。有一次，学校流行伤寒病，必须把生病的同学送往医院隔离。同学们就自己绑担架，半夜里往医院送。一时送不到医院的同学，大家就互相照顾，大小便时同学们背来背去，吃饭时互相照顾。1943年4月，“延大”中学部与自然科学院预科合并，同学们仍保持团结、互助的良好风气，相互之间亲如兄弟姐妹。
医训班上课
1947年3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调动了胡宗南等部队23万人，兵分两路发动了向我陕甘宁边区进犯的“重点进攻”。延安人民进人紧急动员状态。3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党中央指示，发布了以延安中学师生为主，组建第四后方医院的命令。按照命令，学校于同年3月中旬分为两部，一部由副校长卢勤良率领，赴安塞同边区卫生署的29名同志汇合，组建医院，其余则由校长马济川带领，撤离延安，疏散转移。全医院共有成员240人，除医生护士29人为边区卫生署所派外，其余人员均为延安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医院受西北军区直接领导。医院包括有院部和下属的五个业务所，医院的领导成员主要有：院长卢勤良（原“延中”副校长），政委李仪（红军长征干部），副院长卢云克（主治军医）、魏明忠（延安医学院），副政委刘其瑞，总协理员李绵（原“延中”历史教员），医务主任冯克刚（主治军医），事务科长魏金发（“延中”教员），秘书科长李绵（兼），院部下设五个业务所，各设所长和指导员一人。
医院成立10个月后，卢院长曾在总结中说：
去年3月8日，蒋、胡匪帮进犯边区的前五天，边区政府命令以行簿知中学为基础，成立第四后方医院。全校教职学员，对于为战争、为伤员服务的战时医院工作，都是极愿意参加的。由于大家没有战争的经验，没有办医院的经验，又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以同学为主的工作人员中小同学多，女学生多，他们有热情，但缺乏锻炼和韧性；教职员和同学们，都没有要长期从事医务工作的思想准备。
敌人进攻了，我们只有增强信心，面对形势，克服困难。首先，我们从思想上教育师生们：我们在边区人民的抚育下，曾受过长期的革命教育，具有明确的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高度的热情，而且有克服困难的精神准备。我们没有医务知识，但可以在工作中，从书本上，以及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只要实事求是，虚心努力，我们可以进步；物质条件绳虽困难，但我们只要不浪费，建立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就能够克服困难。
战争初期，大家在参加革命战争的高度热情鼓舞下，谁也不愿意落后，大家都不顾疲劳、不分昼夜地，甚至带病工作。半数以上的同志拿出自己的衣服、被褥、书籍，以及自己的一切东西，送给伤员使用；在困难的环境下，丢掉自己的背包，抬运伤员或背起公物；节省自己的粮食来改善伤员的伙食；行军中惟恐伤员吃不到面和肉，总是想法带了肉、面行军；伤员换下来的血衣，不待吩咐，就有人拿去用自己的肥皂洗涤。同学们高度的热情，克服了战争初期的困难。
这种热情在遇到一连串不合乎理想愿望的时候：当转移伤员没有担架牲口的时候，在过度疲劳和挨饿受饥的时候，在给伤员端屎、端尿、消毒换药、喂药、喂饭烦琐的工作之后，在个别伤员仍有发牢骚或打骂人的现象之后；或者，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夸奖表扬时……年轻同学们在情绪上便波动起来。他们觉得：战争并不像书本上所描写的那么“新奇”，也看不到自己想像中的“英雄”那样“伟大”。而实际所感觉的是：日以继夜的忙碌，一次又一次的繁重任务，是时时刻刻的辛苦和困难。于是某些人的热情便慢慢低落下来：有的在困难面前低了头，厌烦和苦恼的情绪滋长起来，有的想做别的工作……
“提高认识，纠正错误”，就成了能否坚持下去的必要前提。于是院部便组织大家民主的批评领导，检讨缺点，提出改进的办法；另外又发动大家从思想上检讨自己，提高个人的认识。使大家懂得：只有依靠大家脚踏实地的工作，才能完成任务，取得战争的胜利；只有贯彻“艰苦奋斗”和“英勇奋战”的精神，才能坚守工作岗位。经过半个月的整顿，在五月初蟠龙战斗时，热情又恢复起来，并且也使大家懂得了热情中还需要韧性。
在陇东、三边、榆林三次战役中，行军三千多里。不论白日黑夜、刮风下雨、跋山涉水，同学们终于走过了战区和后方，走过了新区和老区，走过了森林和沙漠，亲眼见到曾被胡、马匪军蹂躏地区人民的悲惨景象；也看到千万人民对于革命战争的热情支援；多少人民战士流了血，牺牲了生命；每个人也受过饥饿和疲劳；也曾经带着伤员从敌人包围圈里突围，在敌我阵地之间抢运过上千名伤员，在敌机轰炸下舍身抢救伤员。这一切战争实践，给了师生们很好的教育和锻炼。
绝大部分同学，都是第一次在如此严重的困难中得到了考验和锻炼，也有少数同志表现出了恐惧和畏缩——夜行军中迷失方向、掉队，或是跌到了山沟里；敌机轰炸下看到前后左右牺牲的同志，心里产生了恐惧和后怕，饿肚子而得不到休息那种难耐的感受……但是，“恐惧和畏缩都是可耻的，在战争中应该拿出自己的勇气和能力来”。根据不同的情况，在战斗的间隙里，院方组织了多方面的研究和学习：如何隐蔽躲飞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夜行军中事先严密组织，找好向导，规定路标；长途行军中保持一定的体力，宿营时用热水洗脚消除疲劳；行动前喝足水、吃饱饭，保持体力。院方又有意识地将广大人民支援战争的热情和贡献，敌人的暴行，用调查漫谈等方式进行宣传，提高大家的觉悟。比如：经过被敌人蹂躏过的华池县地区，群众衷心欢迎人民解放军，相互告诉着：“自己的军队来了！”……男女老少从隐蔽的山沟里、树林里回到村庄来，把坚壁的麦子一石一石挖出来，不分昼夜地磨成面，送给自己的军队。几乎在每个地区，都可以看到劳动人民热烈参加到战勤工作的行列中，抬担架、送粮食……人民为什么这样拥护我们呢？我们不好好工作能对得起人民吗？
五月初，全院同志学习了“密切军民关系”和“总考验”两个文件；还出版了油印小报（健康报），并学习新华社各个时期的社论、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毛主席的《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每次学习，根据文件精神，联系医院工作及个人实际，检讨领导思想和个人思想。通过学习，不仅纠正了工作和思想中的偏向和错误，并且使大家了解整个革命形势，提高了对胜利的信心。
“我们只有掌握业务技能，才能更好地为伤员服务。”医院初成立时，院部便抽调了19个护士进行了10天技术训练。以后，在任务较轻时，又用教授的方式进行技术教育，使大家了解一般的医务常识，并且联系实际操作进行教育。十个月来，也获得了一些成就，大家懂得了一般的外科护理知识，学会了打针、消毒、换药、扎绷带、查体温、灌肠、冷热敷，认识了一些医药名称和外科药的用法。
在“建立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方针下，学会“过日子”。全院从上到下坚持了节约，10个月内，便节省了140石粮食。同时，由于严格规定经费开支原则，又加上一些合理的生产，医院的家底也建立起来了。全院已经有了30多头运输牲口（一部分是自己买的，一部分是军队赠送的），增加了一些药品和治疗设备，积存了一些伙食储备（如油、肉、盐等），改善了工作和生活条件。
开始，对于伤员只是崇敬和同情，因而在高度的热情下，也产生了迁就个别伤员的思想。以后，由于个别伤员恃功打人吵闹，违犯群众纪律，提出无理要求，于是，一部分同志又认为伤员并不都是值得敬佩的人物，甚至害怕伤员，讨厌伤员，以致降低工作热情，影响工作效果。清涧战役后，任务空前繁重，供给困难，连续20天中，3个所中发生了17次伤员打工作人员的事件。其中11次是工作人员处理工作中的方式、态度不妥所引起的，6次是伤员无理打人。这说明了只要工作做得好，可以减少打人，伤员管理教育好，就可以完全避免打人，于是同学们便注意了解伤员的思想、情绪和生活要求上的特点：
（1）初受伤时很痛苦，希望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体贴；(2）自己为革命英勇流血，认为别人不如自己功劳大，别人应该听自己的话，满足自己的要求；(3）自己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从不害怕，因此受伤后在精神上情绪上，不愿受到拘束，只强调自己的片面理由，不顾客观条件；(4）个别重伤员害怕成为残废而悲观消极；(5）从战场上长途转送到医院时，迫切要求换药、动手术，希望迅速减轻痛苦……以后，便希望生活上提高一步，要求吃得好些，换血衣，发被子和鞋袜，以及负伤费、津贴等。生活问题大致解决后，便要求得到文化娱乐，调剂生活。
针对伤员的思想特点，医院采取下列方法对伤员进行管理教育。
首先，医护人员必须尊重伤员对于革命的功绩，对于他们的痛苦应寄以同情和安慰，并且诚心诚意地为他们服务，处处为伤员利益着想。医院是新成立的，设备简陋，没有工作经验，治疗技术差，饭菜不好，缺少担架、牲口等；但当伤员看到医护人员拿出自己的衣被送给他们，丢掉背包抬运他们，节省食粮改善他们的生活，以及日夜不息的工作精神，也会被感动。有的护士同志连续两三天不休息地为伤员工作，但稍一不慎却遭受到个别伤员的打骂，她们有时还含着热泪去安慰发脾气的伤员；有的护士被打骂以后，还向伤员认错。于是伤员与医护人员的关系日益融洽、亲密。伤员看到护士太劳累而主动提出不要她们值夜班，有的轻伤员还帮助护士打水、送饭，归队后写信来道谢。
第二，住院的指战员对于时事和党的政策是很关心的，及时给他们报告时事和传达上级指示，组织他们讨论，便能从政治上、思想上提高他们的觉悟。第五所从未发生伤员打人或逃跑的事件，并且伤愈后均能愉快地再上前线。这是因为伤员进住医院后，他们便把贺司令员“关于伤员遵守纪律的命令”和各项院规做详细解释，传达《人民解放军宣言》；及时报告时事，发动座谈，组织“军民关系”、“群众纪律”等问题的讨论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革命军人及烈士分配土地的决定》，座谈伤员、工作人员的关系，组织俘虏伤员诉苦，都收到很大效果。
第三，伤员住院期间精神压力很大，思想苦闷，需要组织文化娱乐，调剂生活。二所曾组织伤员与医护人员谈心、联欢。医护人员借书给伤员阅读，报纸不够分配就自己出版油印小报，各所自编黑板报、墙报和临时画的时事形势图，伤员都很欢迎。各所组织娱乐晚会，演出秧歌剧。组织伤员自己管理自己、教育自己。伤员参与日常活动的管理和伙食管理；开展保持发扬荣誉军人光荣传统的活动。比如伤员中有违犯群众纪律和院规的，便是有损“荣誉”军人形象的行为，因此他们自己起来相互帮助、互相教育。他们曾经制止打人的伤员，开会批评违犯群众纪律的伤员，斗争过一个企图组织逃跑的解放兵伤员。又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订出遵纪守法公约。
“延中”这一部分改成医院后即投人战斗，接收和转运伤病员。先后共接收延安阻击保卫战、青化砭伏击战、羊马河伏击战、蟠龙战斗、收复陇东战斗、榆林战斗、沙家店战斗、延（川）清（涧）战斗、解放宜川战斗和瓦子街伏击战、西府战斗、荔北战役、渭北战役、解放西安战斗中的伤病员。从1947年3月到1949年医院共参加战斗一百多次，接收，转移和治疗伤员近万人。除转运伤员60％以外，住院伤员治愈率达95。5％以上，保证了70％以上的伤员重上前线。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8年3月5日，《群众日报》刊登了题为“提高自己，战胜困难——向第四后方医院学习”的专题报道：
由学校变成医院，又把医院变成学校的第四后方医院，在过去十个月中，以全力为战争服务，并虚心向战争学习。他们对西北战场的贡献及其成就，是极可珍贵的。
如果从医务工作经验、护理、医疗技术、药品器材的设备等方面来说，第四后方医院初成立时，几乎都没有什么基础。可是现在他们为什么会获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呢？从卢勤良同志（行知中学副校长、该院院长）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他们逐步贯彻了全心全意为伤员服务的方针；一方面，他们能够虚心路实、实事求是地在实际中学习。而这正是行知中学的优良作风在战争中的继续发扬；他们从和平时期的教学中培养了为人民服务的品质，领会了联系实际、和实际结合的精神，他们的墓本成员，都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下成长的优秀的青年学生，这便是他们获得成绩的一个基本原因，因此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从一个和平时期的学校，转变到战争时期的医院，他们经历了怎么样的过程呢？
根据客观要求和本身条件，认清本身困难和特点，从而预见可能发生的问题，在实践中去分析、研究、解决；从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中，找出问题的中心，在现实的基础上，从主要的方面去努力求得解决，并且又从各方面去环绕这个中心，去巩固与提高已经获得的成绩。
比如说，青年同学们初次参加战争，都具有一种高度的热情，但是在长期艰苦的战斗中，光靠热情是不够的，他们便注意寻找本身存在的问题：如斗争的韧性怎样？战争中如何提高思想和政治素质？医院的领导主动去仔细地了解青年同学担负战时护士工作中的动态，从而在思想上、斗争意志上、立场上来提高他们，教育他们。于是他们便在频繁而紧张的战斗生活中锻炼得坚强起来了。以青年同学为主的护士同志的力量，在战争中逐步发挥作用了。
伤员便是他们服务的具体对象。于是他们便去了解伤员，以诚心诚意为伤员服务的精神，把高度的热情贯注于具体行动中去掌握业务技能，树立艰苦朴素的作风，认真负责的治疗、护理，周详细致的管理，使伤员早日恢复健康和战斗意志，重上前线杀敌。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只要我们能够首先锻炼思想，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那么在业务上、技术上、方法上，或其他方面的困难，也就可以逐步解决向前发展。
延安中学除去改编为第四后方医院的师生外，其余师生仍保持“延中”的建制，跟随边区政府转战陕北。在这个时期，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同学学习、上课、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另外课余时间还上山打柴、挖野菜、种地改善生活。
1947年春，在转战陕北途中，任弼时同志的女儿任远志同学，因在夜行军中把脚扭伤，送回中央机关治疗，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伤愈后，远志同学准备返校，在向毛主席告别时拿出小日记本要毛主席题词。毛主席在询问了学校师生的情况后，欣然在她的日记本上题了“光明在前”的光辉题词。（当时题词的地址是在陕北的王家湾）从那时起，这光辉的题词一直激励着延安中学的全体师生们向着光明前进。
第44章 华东学子烽火摇篮五千里
1946年6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调集几十万军队，向我苏皖边区大举进攻。为了适应战时需要，淮南解放区的半塔军政干部子弟学校、淮南中学部分师生，编为淮南干部大队九中队，紧急撤退到苏北解放区，并与华中建设大学附中、建大附师实验小学、新安小学部分师生合并，组成华中干部子弟学校。与此同时，淮北解放区的雪枫学校，改编为雪枫战地服务团（文工团性质），也战胜重重困难撤退到苏北解放区。两校分别编为黄河大队三中队和四中队，随军撤退到山东、河北。1947年6月，经黄河大队决定两校合并，改名为雪枫干部子弟学校，番号统一为黄河大队三中队。1950年经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定名为华东干部子弟学校。
华东干部子弟学校
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是多所学校变迁合并而成，若要追根的话，应该追到1940年。
淮南军政千部子弟学校
创建于1940年8月。她是新四军五支队和中共皖东区党委（后改为淮南区党委）为了培养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军政基层干部和新四军淮南区军政干部子弟，而创办的一所军事化学校。校址设在津浦路东，来安县的东北山区半塔镇上。这所学校，从1940年8月开始办学起，至1946年9月与几所中小学合并时止，前后历时6年，她为新四军二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基层干部，为新四军和淮南地区党政军干部子弟的成长，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对新四军二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0年初，在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淮南地区的党政军千部中，逐步扭转了王明、项英的右倾错误影响，开展了抗日、反顽斗争，建立了抗日政权，进行了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抗日，组建了抗日武装，委派了来安、六合、天长、吁胎、加山等8个县的县长，创建了以半塔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抗日根据地建立初期，地方各级政府，各级群众组织需要建立、健全；军队和地方武装得到迅速扩大，因此，不论军队和地方，都急切需要懂政治、有文化、有技术、有觉悟的各级各类人才，来充实基层和巩固基层。
1940年初，新四军五支队，在原半塔小学内，开办了基层干部训练班，同年8月，经新四军五支队与中共皖东区党委研究决定，在原半塔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一所军政干部学校，以培训部队和地方急需的基层千部，解决部队和地方的党政军干部子弟上学难的问题，以解决部队伤病员在修养期间的政治文化提高问题。经过一个时期的筹备，学校于1940年9月开始招收干部子弟入学、上课。淮南军政干部子弟学校从此诞生了。
学校由新四军五支队和中共皖东区党委领导（后由新四军二师和淮南区党委领导，具体工作由淮南行政公署直接管理）。学校师生待遇实行供给制，所有经费、粮食、服装等全由淮南行政公署拨给。
在办学过程中，校址、校名和学校领导人，有过多次变更。1940年8月以前，学校名称是淮南来安区中心小学，校长于超。1940年8月学校招收干部子弟人学，校名改为淮南半塔军政干部子弟学校，本年寒假于超同志调出，校长由李义同志接任。1941年5月，日军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校舍被烧毁，学校迁至半塔集西南苏郢办学。1942年暑假，学校迁回半塔西集，李义同志调半塔区政府工作，校长由项元鼎同志接替，副校长为张冲同志。年底项元鼎同志因工作调出，李义同志再次调回担任校长，校址由半塔西集迁至半塔集北头向家大院。1943年学校在举办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开始大批招收军政基层干部人学，所以又称为半塔军政干部学校，或半塔军政学校。1943年寒假李义同志再次调出，校长由廖弼臣同志接任，副校长先后由江谨、刘芳等同志担任。1946年春，廖弼臣同志调出，校长由江北然同志担任，副校长由郑惠风同志担任。学校的办事机构，设有校长办公室、教务处、总务处，负责处理日常教学和行政事务工作。1943年3月学校建立中共党支部，支部书记由廖弼臣同志担任。教师和学生中，共有中共党员40多人，支部受中共半塔区党委领导。
学校开办之初，学员不多，人数不及百人，1941年后，学员逐年增多，至1943年时，学员达到200多人，1945年时学员达到500多人。这些学员，都是新四军二师和淮南区党委、华中局先后从四面八方调来的，其中一部分人来校前就已参加革命工作，一部分人虽未参加革命工作，但已享受供给制待遇，还有一部分人是来校以后，才享受供给制待遇的。这些学员的来源大体上分为八个方面。
（1）革命烈十子女，如某中共中央委员的儿子彭伟光、彭伟生：某抗日烈士的子女袁立义、袁立华等。
（2）新四军及淮南地区党政军干部子女。如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的儿子张远志，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温仰春的女儿温奇，著名作家苏苏的女儿大林、二林等。
（3）南京、上海、杭州、扬州等敌占区，作地下工作的党员干部子女。如陈蓉、陈珍、李学富、李学宏、范李东、范李西、徐琴等。
（4）新四军二师里文化比较低的年轻基层干部和战士。如苏中、张桂英、郭建、高敬群、陈建新、晓苇等人。
（5）新四军二师在后方修养需要提高政治文化水平的伤病员。据记载，1943年一次调派来的休养人员就有30多人。
（6）津浦路西和浙江四明山区的青年干部和小游击队员，如顾迪等人；据记载，有一年从淮南路西调来学习的女干部，一次就有20多人；年龄大的二十六七岁，年龄小的也就十八九岁。
（7）淮南根据地的青少年，参加革命后因文化低而送来培养的，如高文斌等人。还有根据地内开明士绅的子女。
（8）经地下党介绍来解放区参加抗日的敌占区、国统区的青少年，以及由城工部门介绍来参加革命的敌顽伪军政人员子女，如国民党嘉山县县长的儿子周士元等人。这些学员来校人学，都必须持有新四军二师或淮南区党委、淮南行署的行政介绍信和供给介绍信才能人学，才能享受公费生待遇。
学员按年龄和文化程度分别编人速成班、轮训班、补习班学习，年龄小的按文化程度编人各个普通班学习，另外还有一个幼稚班。
学员的工作分配，统由新四军二师、淮南区党委和华中局，根据部队建设和地区政权建设需要，随要随调。其他地方党政军部门，不得随意调动。
1940年学校开办之初，其教育方针和教学原则，是按照当时抗日根据地人民政府对一般中小学的办学要求，组织办学的。学员人学之后，按文化程度高低编班上课。
1941年8月，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在《少年抗战与新四军现状》一文中提出：我们欢迎各地革命青年，来到苏北、皖东北“抗大”、“鲁艺”及其他学校上学……只要是爱国青年……一律保证入学，一切待遇和延安“抗大”一样。
1942年整风以后，新四军二师和中共淮南区党委，除了继续调派党政军千部子弟来校学习外，还不断地或成批地调派部队的基层干部、战士、修养员，以及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青少年来校学习。从这时起，学校的性质和办学任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学校既在培养提高党政军调来的青年干部、战士，又在从党政军干部子弟中培养干部。根据这个变化了的情况，从1943年开始，学校的办学方针和教学原则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校明确提出：以“抗大”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作为教育方针，在学员中要培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式的校风。学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按照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指导教学工作。要求学员在课堂上学好科学、文化理论知识，在生活、工作实践中学习实际工作能力。
根据“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原则，结合学员的政治、文化以及斗争经历等实际情况，学校对学员进行了政治、军事、文化、生产劳动等四个方面教育。
（1）政治教育。主要教授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理论教育，讲授了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青年的革命理想与革命人生观；二是时事政策教育，讲授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结合国内外重大事件，结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教学。教材由教师编选或自编讲授提纲，进行讲授，学员做笔记，课后小组讨论消化吸收。这种教学内容，虽然缺乏系统性，完整性，但它灵活实用，针对性强，很受学员们的欢迎。通过上述的政治教育，希望学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要求学员树立起抗日必胜的信心和坚决抗日的决心，要求学员能够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2）军事教育。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人手：一是讲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军事常识、军械基础知识（如步枪、手枪、手榴弹等常规武器的使用、维护保养、射击原理等），同时进行队列训练，跳越障碍等军事体育训练。二是进行行军实践训练。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伪顽军对淮南根据地常常进行“摩擦”、“扫荡”，为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学校常常不定期地组织夜间紧急集合，组织野外行军，以提高学员们的警惕性，以培养学员应付突发事变的实际能力，使学员做到临危不惧，不慌不乱，不掉队；在餐风饮露的野外宿营中，培养学员的吃苦耐劳习惯；在敌情紧张的日子里，组织年龄大的学员站岗放哨接受实战训练。三是日常生活，实行军事化管理。全校学员（除幼稚班外）编为两个中队，中队下设分队、小组。中队长由学校任命有军事斗争经验的人员担任，分队、小组长，由学员民主选举产生。全天作息起居，均按部队要求进行，早晨哨声一响，起床打好背包，洗漱后出早操；早饭后上课，一日三餐，列队唱歌，分组吃饭，晚间哨响熄灯就寝，没有例外。一日生活整齐迅速，紧张有序。每周召开一次民主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3）文化教育。学校无论速成班、短训班、成人班，还是普通班，都要开设文化课。文化课的内容，有语文、算术、地理、历史等四门课程。全校各个班级，都依照文化程度的高低不同，讲授不同的课程内容。教材是选用淮南行政公署编写的教材。
（4）生产劳动教育。为了培养学员的劳动观点、劳动习惯，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不脱离劳动群众，学校组织的生产劳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建校劳动，二是农业生产劳动。
①建校劳动。学校原是在几间旧草庵里办起来的，缺少校舍和办学设备。没有课桌凳，师生们用土坯砌成土墩子，搭上木板当课桌，以背包当凳子，坐在背包上听课。学校没有床铺，数百名师生，铺稻草睡草铺。1941年5月，日寇对淮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学校被焚为焦土，不得不迁至苏郢暂借民房办学。1942 年上半年学校迁回，暂借半塔供销社几间厂房和几间民房办学。校舍不但分散，而且也不够用。为了创造必要的学习、生活、工作条件，师生们决定亲自动手建设学校。在淮南区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半塔区政府的发动，群众献工献料，筹集了一部分资金和建筑材料。全校师生边教学，边和民工一起劳动建校，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学校陆续盖起了一批简易教室、宿舍、办公室、厨房，还盖起一座能容纳数百人开会、吃饭的大礼堂。劳动建校，不但改善了全校师生的学习、生活、工作条件，建立起正常教学、生活秩序，培养了师生们的劳动观念，劳动习惯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同时还增长了师生们的建房知识和教学设备的制造知识，也提高了学员们的身体素质。
②农业生产劳动。学校开办之初，师生们靠供给制生活，伙食标准比较低。日常伙食以粗粮（玉米）蔬菜为主，盐水煮白菜，缺少食油，一学期里，也只能吃一二次鱼肉。为了改善生活，学校组织学员分班下厨房帮厨，和炊事班同志一起养猪、养羊、做豆腐。为了节约开支，减轻农民负担，每年秋冬两季，学校组织师生们定期上山砍柴，每年一秋一冬，一般要砍柴几十万斤，供一年烧饭用。1942年春天，由于敌人对根据地加强封锁，再加上淮南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地方政府连粗粮也难以供给，师生们每天只能吃少量黄豆充饥，连续吃了一个多月。同年，中共中央提出开展大生产运动，要求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人人动手丰衣足食。在区党委领导下，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农业生产的土地，部分是师生们在山坡上开的荒地，一部分是由当地政府拨给的。在进行农业生产劳动之前，学校聘请有农业生产经验的农民，讲授农业生产知识，传授农业生产技能，生产活动开始之后，请老农现场指导，当顾问。师生们在挖地、播种、浇水、施肥、管理、收获等生产实践中，学会了农作物的栽培知识和农业生产技能。师生们每年种的白菜、豆角、萝卜、蚕豆、韭菜等，都按时收割，送入伙房，改善生活，做到了蔬菜基本自给。在大生产运动中，学校是淮南地区开展生产运动取得较好成绩的单位之一。
学校还组织学员参加社会工作，既是当时抗日战争的需要，也是培养学员实际工作能力的需要。通过各种社会工作，使学员们获得了一个极好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机会。
学员参加的社会工作，大体上有两个类别，一是为了战争胜利，为了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而做的宜传工作；二是参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破除封建迷信，鼓舞工农抗日斗志的社会改造工作。
宣传工作，有经常性的宜传和重大事件、重大胜利时的突击宣传。学校组织的经常性宣传，大都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组织进行的，如为了减租减息，为了扩军，为了支前，为了反扫荡、反摩擦，为了募捐慰问伤病员等。1943年夏季，学校将50多个学员组成了临时剧团，从半塔出发，到大刘那、旧铺、古城、自来桥、施官集、竹镇等地进行了巡回演出，在50多天里，演出了数十场，场场爆满，深受各地工农群众的欢迎。每逢根据地人民取得重大胜利或重大节日时，为扩大政治影响，学校都组织大规模的宣传活动。1945年5月，为庆祝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战胜德国法西斯，学校在半塔西大塘连续演出三天，群众欢呼雀跃，盛况空前。同年8月，新四军解放淮南来安县城，学校组织宣传队，到来安城里演出宣传。这使长期生活在敌占区的人民，获得了解放后的欢欣。8月15日，日本宜布无条件投降，为了庆祝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学校和当地驻军、人民群众一起，组织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开大会演节目，组织了火炬游行，在这些宣传活动中，淮南半塔干部子弟学校是一支引人注目的宣传队。
学校宣传演出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淮南人民喜闻乐见的洪山戏、扬州戏，有踩高跷、打渔鼓、跑旱船、大秧歌、大合唱等。这些演出的剧本、歌词，有的是师生从各地收集到的，有的是老师们编写的，或由师生共同写的，演出的艺术指导，主要是学校的老师，有时也聘请部队文工团员，或校外文艺工作者参加指导。
学校组织的宣传工作，既紧密配合了抗日根据地各项中心任务的推进，又丰富了学员们的文化政治学习内容，对提高学员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艺术水平以及实际工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组织学员参加社会改造工作。淮南干部子弟学校，长期以来组织学员举办扫盲识字班。借此学习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破除封建迷信，鼓舞工农群众的抗日斗志。据不完全统计，学校在半塔集的街道上和周边的农村里长期举办的有20多个扫盲识字班，组织大批不识字的工人、农民、妇女参加学习。扫盲班的教师，由学校年龄大的知识面比较广的学员担任，教材由学校教师编写先由教师教给学员，以后由学员教给工人、农民、妇女，翻了身的工农群众，学习积极性很高，不论男女老少都来参加学习。由于学员们教得认真，工农群众学得扎实，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很多人能够看报、写字、算账，也有部分学得成绩优异的工人、农民、妇女，摆脱了家务，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亡工作。
组织学员参加私塾改造工作。半塔学校地处来安县的东北山区，在附近的农村里，有不少私塾，这些私塾不但教学内容十分陈旧落后，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而且对学生仍然采取打骂、体罚来进行管理。为了改造这块旧的教育阵地，半塔学校组织本校老师、学员，定期到附近农村私塾去讲授政治课，帮助私塾先生改编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法，不许打骂学生。把新知识、新思想，送进陈旧落后的边远山区，逐步占领了这块陈旧落后的教育阵地。
淮南干部子弟学校的学员，大都是自觉自愿投身革命的青少年战士。他们人学之后，在艰苦的学习、工作、生活环境中，在严格的军事生活锻炼中，人人朝气蓬勃；他们的学习愿望十分迫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十分自觉，学习军事文化知识十分刻苦，他们在参加社会工作中，既认真又扎实，在学习和工作生活实践中增长了知识，增长了才干。据不完全统计，经过这所学校的培养训练，先后调到新四军二师去工作的学员，到1945年初，就有200多人。他们在部队中有的担任机要员、译电员、报务员，有的在连队当文化教员、宣传员，有的在文工团当团员，还有的在民运科做民运工作，也有一部分人，在日本投降前夕调去上海、南京等敌占区，做地下工作。从1945年5月到1946年9月，在这段时间里，学员调进调出十分频繁，新四军二师和淮南区党委来校调人，多数是成批调动，每批五六人或十多人不等，也有个别调动的。据熟悉学校情况的同志估算，在办学6年中，经过学校培养的各级各类干部，约有700多人。在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多的人直到今天还战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当然，也有些人已经年过花甲，白发苍苍地离职休息了。据了解，这些幸存者，分布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各条战线上，他们之中，有人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中顾委、国务院所属部委工作，有人在中央档案馆、军委、总参、工程兵工作，有人在中央歌舞剧院、电影制片厂、文艺出版社、交通大学、军医大工作，也有人在工厂、学校、地方党政部门工作等。在他们之中，有军、师、团的指挥员，有政府部门的司局长，有教授、工程师，有电影导演、剧团负责人、乐队指挥，有厂长、经理，有报社编辑、出版社的负责人等。他们继承和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正在为我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淮南干部子弟学校，在战争中诞生，在战争中成长。为争取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服务。她在办学6年中，既是一所培养人才的学校，又是一支为争取战争胜利的宣传队，也是一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争取自给自足的生产队；学员们在学习、工作、生活、生产劳动中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学校是学员们的学习课堂，社会也是学员们的学习课堂，学员们在这个新型的革命摇篮里茁壮成长。
淮北公立雪枫小学
是供给制公立抗日小学演变而来的。“抗小”是1944年春在新四军四师所在地泗洪县境内半城镇附近豆冲村建立的。当时校长先是徐普（后调回部队），由姚正启接任，教导主任是陈欣，金畅如校长、贺子文老师于1945年9月从淮北行署教育处调来。这时期先后还调来郑樵民、陈晓光等教师，又从师部后勤调安惠然任抗小后勤主任。“抗小”刚刚建立时，教员多是师部政治部的干事等，轮流给学生讲政治、军事、形势和解放区各项政策课。在金校长到任后，教师多了，学生也有百余人了，开始按文化程度分四个班上课，因学生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差异，采用了分合上课的办法，合起来上大课，分班上文化课。
在抗日战争后期，随着解放区的日益巩固和扩大，新四军四师营以上的干部子女纷纷从蒋管区或沦陷区到淮北解放区来。1944年春天四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决定将部分能自理生活的小学生集中起来送到抗日小学，学习训练管理，由师政治部直接领导。“抗小”一面组织学生学习文化、政治；一面从事一定的生产劳动，如纺纱、种菜、打柴等。全部实行供给制，按战士待遇，每月发给理发零用费。1944年9月彭雪枫同志在前线光荣牺牲，1945年2月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和淮北军区（司令员张爱萍）、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刘瑞龙）决定：为纪念彭雪枫师长，将《拂晓报》改为《雪枫报》，将抗日大学四分校改为雪枫大学。与此同时，将公立抗日小学改为淮北公立雪枫小学，划归淮北行政公署和四师政治部直接领导。学员除了军队营级以上干部的子女为主外，经过区党委、师政治部介绍，也接收地方县级以上外来干部子女和烈属捆女以及一些机关转来的“小鬼”入学。在教育方针上，学习抗大的优良作风除文化课外，还进行党的方针、路线教育以及军事训练，配备一部分枪支，学生全部穿军服，由四师供给部统一制作。主要为边区党政军培养机要、文艺、医务人才。
1945年秋季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整个抗战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部队忙于调整改编为纵队。雪枫小学也奉命随着形势变化迁移到安徽省泗县城内，属中共华中分局、七地委、专署、第七军分区政治部直接领导。
雪枫小学住在七专署前边淮北师范附近一处民房里，学生有一百余人，仍按四个队编制，男生两个队，女生两个队。教员除原来几位外，戈锋从淮北师范调任雪枫小学任教导主任，郑樵民为副主任，还有淮师刘斌来“雪小”兼任音乐教师，音乐课合起来上。新区政策、国内外形势也合起来讲课，其他文化课按文化程度分班上课。当时教员少学生文化程度有差异，大课和分班上课穿插进行。课余时间，学生在城内分街道进行宣传新区政策，发动群众搞惩奸运动，如在城内组织群众开大会斗争维持会长、伪县长等。惩奸运动和宣传新区政策与街道办事处的同志配合得很好，使学生得到了实际工作锻炼，也受到一次很好的阶级教育，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政治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
1946年夏季，小麦刚刚上场，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内战，悍然调动几十万大军向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侵犯我苏皖解放区的是桂系白崇禧反动军队。他们沿着宿县至泅县公路侵犯我泗县城。在紧急关头，地委、军分区决定，雪枫小学转移出城。为防敌机空袭，全体师生按照原来班组进行轻装备战。在转移前，金畅如校长作转移动员：一是轻装；二是要遵守群众纪律；三是要宣传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毛主席战略思想……。动员后，全体师生列队，迈着整齐步伐向泗县城南转移。进驻汪周庄后，借群众房子居住，只好在大树下给学生上课。
在汪周庄不到十天时间，敌人疯狂地侵犯我泗县城，“雪小”又奉命向泗县城东北四十五里的黑树王村转移，就地休整，以战斗的姿态，再次轻装备战，每人只带一床被单，一套单军装，其他东西一律就地寄存。
“雪枫战地服务团”
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七地委、七分区决定：雪枫千部子弟小学校，改编为“雪枫战地服务团”，随军向淮阴方向转移。这时，七分区政治部主任刘作孚把戈锋和金畅如校长找去，给他们宣布上述七分区的决定。同时讲清，该团属文工团性质，校长是团长（营级），教导主任是副团长（副营级），团部分工由党支部决定。当时学员已发展到150人左右。并制作了蓝底幕白字的团旗，“雪枫战地服务团”七个大字是由戈锋书写的。
这时，我华野九纵和山东野战军已经与泅县城敌军接上火了。泗县城上空敌飞机盘旋轰炸，机枪、步枪、手榴弹似连珠炮般不停的叭叭、呼呼作响，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此时，担架队一批一批地奔往于泗县城前线，伤员一批一批地运下来。由于战事紧急，确实也来不及宜布分区决定，就紧急动员起来，做好战地服务。学员们一起出动，为伤员端水的端水，送饭的送饭，还有送被单给伤员。忙一阵子后，就召集群众开会，动员支前，揭露蒋介石打内战的滔天罪行。编写快板诗：“蒋介石真混蛋，撕毁协议打内战，动员大军几百万，杀人放火罪滔天……”这时，当地群众也纷纷起来支前，送茶送水，转送伤员。
我九纵、山东野战军八师因与敌人交火失利，泗县主动放弃，被敌人占领。学校也快速地随军转移，经过官仁集、孟集，由半城镇到洪泽湖渡口。当师生们到半城码头时，洪泽湖已经没有船只了，惟有分区独立营掌握的几只船。经交涉，“雪枫子弟小学校（团）”过湖，独立营拨给两只大船和两只小船。校部全体人员乘坐两只大船。戈锋和警卫班十来个队员佩戴武装乘坐小船于大船前二三里路当尖兵班，沿着芦苇边，船头浪花叭叭响，渴了喝洪泽湖水，肚子饿了就啃几口干馒头，经一昼夜，渡过洪泽湖东岸黄码头镇。
学校经洪泽湖水路，敌人向淮阴侵犯走陆路，服务团刚到黄码头，敌人已占领黄码头以西一带村庄，当时华野某部和淮北各县独立团与敌接上火，机枪、步枪声不分钟点，像暴雨般呼呼打了一天。当时上级决定给服务团补充一部分马大盖子步枪，是很适合文艺兵佩戴的武器。在领枪验枪过程中，因陈晓光同志不慎枪走火，发生了打死船民小孩的不幸事件，船民们非常悲痛伤心，师生们为此也感到十分痛心。
枪支都已经装船待运，当晚就要转移。在万分紧急情况下，后勤主任安惠然同志暂时留下，通过地方政府给船民几百斤粮食和华中币作为抚恤安葬费，善后得到妥善处理，当夜才得以急速转移。在部队行至清江北苏家嘴修整待命时，党支部才开会传达七地委、七分区的决定，学校改编为雪枫战地服务团，为部队文工团性质。并进行内部分工：金畅如为团长，戈锋为副团长兼管政治工作，郑樵民负责编写资料兼男生一队辅导员，陈晓光负责舞美歌咏兼男生二队辅导员，贺志文负责女生为一队辅导员，潘佐英为女生二队辅导员，安惠然仍为后勤处主任，负责全团供给工作，张淑清负责服装道具的保管。当时就这样把雪枫战地服务团的架子搭起来了。同时从抗大文工团调来几位同志到该团工作。后奉上级指示：雪枫战地服务团编人华中分局，华中分局后改为华东分局，直属随军干部大队黄河大队领导。序列为四中队，随军北上转移。这时钊枫战地服务团就不能按部就班地上文化课了，而以演出、宣传教育为主。对外演出仍用雪枫战地服务团的名称，对内是黄河大队四中队。到山东沂水境内，大队部又派调夏陶然来团任指导员，马明舒调任文艺、音乐导演，还有一名文化教员叫王继仁。
雪枫战地服务团，除几位老师年龄较大以外，其余的团员大多是十一二至十五六岁左右，有少数几个近二十岁的；还有一部分十岁左右的“小鬼”，如张漪清、王运英等。从泗县向淮阳方向转移，适逢炎夏阴雨季节，几乎天天下雨，道路泥泞，长途跋涉、艰难困苦的行军到淮阳北苏家嘴已经是400多里了。但是，师生们为了实现战略转移的运动战取得更大胜利，又一次轻装，组织互助组，年龄大些身体好的互助小同学和伤病同学，就这样又背起背包，排着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山东进发。途经涟水县境内高沟镇，队伍正在准备过运河时，突然两架敌机对着运河渡口狂轰滥炸。尖兵班的同志高声疾呼：“赶快隐蔽！赶快隐蔽！”当时队伍已经渡过一只船了，其余同志刚到渡口，听到尖兵班高声呼喊，很快就在运河边小房屋里隐起来。敌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轮番轰炸、扫射，运河水面被敌机轰炸得跳跃起来。直到天黑敌机飞走后队伍紧急集合点名，一个不少，顺利地渡过运河。当时有同学风趣地说：“敌机呜呜叫，咱们过河它来到，扫射子弹数百发，为咱过河放礼炮。”
途经涟水县境，道路泥泞，到处是积水，行军健儿一个跟一个，昼宿夜行，经过数道沟河险滩，后边敌人追赶，白天敌机侵扰，晚上行军：白天联络路线、侦察敌情。在苏噜、徐唐过陇海铁路，到山东境内郯城，情况稍有缓和，作了短暂的休整。这时，蒋介石命令徐州薛岳调军向鲁南大举进攻，妄图侵占我山东省临沂城。我战地服务团奉命继续向鲁南转移。时已进人初冬季节了，师生们仍是穿着一身单衣，盖一床单被，鞋子也都破了。一直到沂水县境内柳泉村宿营休整，才从鲁南军区供给部领了棉衣、棉鞋，供给粮票和津贴。1946年12月，鲁西南战役又开始了。蒋介石调动他的王牌军26师马励武部和第一快速纵队，向我临沂城进犯。
我华野陈、粟大军在鲁西南展开截断围歼，来消灭“蒋介石王牌”26师和第一快速纵队。这时，鲁中、鲁南党政军人民群众，全力支援鲁南战役。战地服务团就地排节目，动员群众支援前线，演出了《归队》、《支前》活报剧，大合唱《沂蒙山小调》、《勇敢队》等。
1947年元月1、2、3日，鲁西南战役胜利的消息不断从前线传来，群众拍手称快。战地服务团的师生们欢欣鼓舞，编写快板诗等文艺节目，向当地群众宜传。
到元月底，正值农历春节之际，我华野部队带着排好队的大批俘虏也住到柳泉村来，服务团抽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同学深人俘虏队里调查研究，对俘虏演讲，进行阶级教育、前途教育，同时摸清俘虏的政治面貌（如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等）。其余同志继续编写演出节目，如演《抓壮丁》、《拜年》，《连、排、班长》揭露国民党官兵不平等。春节给军属拜年，还结合当地喜闻乐见。新事新办的内容，编写《秧歌剧》等。
春节刚刚过后，蒋介石又调动大军向鲁中侵犯。我战地服务团奉命向黄河北战略转移，绕道经鲁西南青驼寺、上冶镇小汴桥、大坟口，在平阴县境内渡黄河。师生们虽然在山路冒雪长途跋涉，一步一拐地走着，十分艰苦，在革命友爱精神鼓舞下，相互帮助，互相照顾，大同学给小同学背背包，手拉着手，都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奋勇前进，在行军到青驼寺时，又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师生们就地隐蔽，待到天黑敌机停止轮番轰炸扫射时，才紧急集合，继续前进。第二天拂晓到达上冶镇附近十里铺村。师生们几天的行军，既没得到休息，又忍饥挨饿，十分疲劳，刚到村子，倒下靠着背包就睡着了。不一儿，情报组又得到了可靠的消息，敌机每天都来轰炸上冶镇（这是通往黄河渡口的必经之地），服务团当即向北边五里地小山庄转移，他们刚刚住下，敌机就在上冶镇上空轰炸了，从早上8时开始轰炸，一直到黄昏，整整轰炸了一天。机关、商店、民房被炸烧毁数百间，山东野战军某师供给部的同志被炸伤两名，还牺牲一名。到天黑时，战地服务团才集合，通过上冶镇向平阴县黄河渡口前进。
1947年2月，服务团经过大汉口过铁路，走到平阴县境内，离黄河渡口还有60华里路，已经是深夜12时多了，打算宿营大严庄。这时，大队部送来紧急命令：薛岳（国民党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一路反动军队就要封锁黄河渡口，堵截我军北渡黄河。命服务团火速渡河，否则就进山打游击。敌距服务团只有十几里路程，又一次处于紧张状态，经过激烈讨论，多数人坚决同意抢渡黄河，不同意进山打游击。说来也巧，平阴县供销社有两辆马车要过黄河，经过做工作，一部分小同学和伤病同学坐上马车，其余同学急行军，待天快黎明时，服务团大部已渡过黄河。黎明后，两架敌机飞来渡口上空轰炸，师生们已经到北岸九里庄宿营地了。还有几个小队员躲避敌机轰炸，就在黄河滩沙子上卧倒，因过度疲劳睡着了，当时风大沙飞，被黄沙埋了起来，直到黄昏又要行军了，发现少了人，才到黄河滩上沙子里把几个小队员扒出来。
在故城县休整不久，战地服务团就投入土改演剧中，并书写大字标语：“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土地回老家，贫农要当家”，上演《翻身大歌唱》、《归队》、《支前》小歌剧和一些有关破除迷信的小剧目。这时已经是1947年夏季了。黄河大队部决定，将雪枫四中队和华干（三中队）合并，仍叫“雪枫千部子弟学校”（雪枫战地服务团对外演出仍保留其名称）。
华东干部子弟小学
是多所学校变迁合并而成。这所学校的师生员工从地域上看，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以江苏、上海、安徽、河南、浙江等省市的人员居多，少量来自河北、天津、湖北、江西、福建、湖南、贵州等省。
学校的教职员工从单位来讲，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新四军领导机关从所属部队中调来的团、营、连级干部和战士；二是地方党政领导机关调来的党政机关干部；三是淮南、淮北、苏北等地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和教师；四是解放区举办的师范学校毕业生。这些干部、教师、员工，不论来自何方，入校就是入伍，一律享受供给制待遇。
学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一是新四军军部及所属二师、三师、四师、七师等部队的干部子弟；二是淮南、淮北、苏北等地区的烈士和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子弟；三是上海、杭州、南京、扬州等沦陷区，以及蒋管区的地下党子弟；四是从沦陷区和蒋管区来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学习的青少年学生；五是一些部队和地方的年纪轻文化低的干部和战士。
学员中一部分是18岁至26岁的青年干部和战士，大部分是年龄在12岁至18岁的青少年学生，少数是7岁至10岁的幼年儿童。
这些学员的入学，都必须履行严格的入学手续。凡解放区党政军单位介绍来校学习的学员，都必须由所在单位提出申请，经部队师以上或地方行政公署的批准，并持有上述领导机关的批准介绍信，方可入学。沦陷区、蒋管区来校学习的学员，都必须取得我军城工部门的介绍，和其主管机关的批准，方得来校学习。这些学员入学之后，一律按照入伍人员享受供给制待遇，按照战士标准，着军装，吃公粮，发津贴，领用品。
根据战时办学的特殊要求，学校的行政组织机构和学员的自治组织机构都力求简单灵活，注重效率，力求把师生们的日常行军、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活动统一纳人一个组织之内。
学校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干部配备为：设校长一人，副校长若干人，统管学校全面工作。校长之下设两个办事机构，一是生活指导部，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辅导员若干人，主管学员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教育工作，组织学员行军参加社会宣传和生产劳动，以及学员的生活管理。二是总务部，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主管学校师生员工的后勤保障工作。
学校领导干部由黄河大队任命。在校任职时间较长的主要领导有：校长汪达之（原为新安旅行团创始人，人民教育家）；副校长江北然（原为淮南半塔干部子弟学校校长）、金畅如（原为雪枫学校校长）；生活指导部主任严钝（原为新安学校负责人）；副主任郑惠枫（原为淮南半塔干部子弟学校副校长）；戈枫、夏陶然（原为雪枫学校教育部主任）；总务部主任郭海轮（原为建大附师实验小学负责人）；副主任许秉文（原为实小教师）、安惠然（原为雪枫学校总务部主任）。
为适应战时办学的需要，根据抗大“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校风和革命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则，学校对学员提出了四项要求：一是思想革命化，二是行动军事化，三是生活学习集体化，四是作风民主化。为实现这四方面的要求，学校一边通过学员的自治组织动员大家自觉执行；一边依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制定了生活、学习、行军和工作制度，以民主管理制度来保证其贯彻执行。
学员组织按军事建制，设总队和分队。总队与分队的负责人分别在全校与分队学员中选举产生。总队与分队均设辅导员，两级辅导员由学校在干部教师中选派，全校学员共编成8个分队，分别负责组织各分队学员的行军、学习、工作和生活。
由于在全校师生中建立了军事化的自治组织，执行了民主集中制度，因此，在学校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出现了和部队一样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动局面。
解放战争初期，敌我战争态势是敌强我弱，我军在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中，战线推移瞬息万变，学校随着战争发展形势转移，常常处于险恶的环境之中。先后经历了北撤、西突、东进、南下五次行军，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条封锁线，行程五千余里，被人们誉为“小长征”。
第一次行军。1946年9月初，苏皖边区政府决定淮南半塔学校等五校合并。9月13日，新组建的华中千部子弟学校，在阜宁金韩庄完成组建任务的当天，立即向北撤退。雪枫战地服务团撤退到苏北地区时，淮阴情况已经十分紧急，我防御部队要求他们当晚必须冲过清江（淮阴）城，否则就可能被（敌军）切断去路。服务团冲过清江城后，亦随即撤向山东。途经江苏阜宁、涟水、灌南、沭阳、山东胶城、临沂、沂水等7个县，突破敌人设置的陇海铁路封锁线，历时两个多月，于11月23日到达沂水县休整。
第二次行军。1946年12月，蒋匪军侵占陇海铁路东段一线。1947年1月开始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华中干部子弟学校与雪枫战地服务团奉命于2月12日，从沂水大匡庄和柳泉村出发，向西突围。途经沂水、蒙阴、新泰、泰安、平阴、聊城、临清、夏津、武城等8个县，突破了敌人设置的临芜公路、津浦铁路、黄河等三条封锁线，历时两个多月，到达晋鲁豫解放区的故城休整。
第三次行军。我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期，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1948年9月24日我军解放济南。10月初，学校奉命东去山东临淄集中，途经枣强、临邑、南河、惠民、合浦、博兴、临淄等7个县，历时一个多月，于11月底进驻山东临淄张家庄休整。
第四、第五次行军是我军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之后，向全国进军、夺取全国胜利之时进行的。1949年3月，学校奉命乘火车南下，途经济南、徐州、宿迁到达淮阴休整。10月再乘船渡江，打着腰鼓，唱着凯歌，进驻南京。
学校的第一、第二次行军，是在我军处于战略防御与敌鏖战之时进行的，是五次行军中最艰苦、最困难、最危险的两次行军。其特点是：
1.处境险恶
1946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军队从苏中、淮南、淮北以及陇海铁路东段沿线，向我苏皖边区发起猛烈进攻，妄想将我军包围于苏北地区。在这期间，我华中野战军取得了苏中地区“七战七捷”的全面胜利。敌军趁我军重新调整部署之机，于9月12日对我苏皖边区首府淮阴发起进攻，19日淮阴陷落，加日淮安亦被敌军侵占。当时，苏北战情十分险恶。华中干部子弟学校和雪枫战地服务团，直到敌军人侵“两淮”前夕才分别由“两淮”地区向山东撤退。正面有敌人设置的陇海铁路封锁线，后面有国民党军队的追逼。整日枪炮声不绝于耳，空中有敌机侦察，骚扰。在学校经过沐阳高沟镇准备过六塘河时，两架敌机对渡口轮番轰炸扫射，阻我渡河，历时一个多小时。由于隐蔽及时，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1947年2月12日，从山东沂水的大匡庄、柳泉村出发，向西突围。当时山东形势更为险恶。国民党调集30多万军队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实行南北夹击，南有张灵甫等8个整编师20个旅向北进犯到临沂一线，北有李仙洲率领的3个军9个师，由胶济铁路沿线南下，侵占莱芜、蒙阴、新太一线。山东东临大海，敌人从南、西、北三面把我军团团包围，妄图将我军歼灭于沂蒙山区。当学校“西突”通过临芜公路上的青驼寺镇时，我军主力正从临沂大踏步地向北推进，准备实施莱芜战役，聚歼北路敌人。南线只留有部分部队做出与敌决战姿态，阻击临沂一线的敌人。临沂到青驼寺镇不到50公里，如果防线被敌突破，敌人凭借他们具有的机动能力，两三个小时内我们就可能被敌堵截。过了青驼寺后还要向西通过津浦铁路封锁线和黄河封锁线。为了避免与敌遭遇、被敌堵截，黄河大队日夜兼程向西推进。对此，敌人曾误认为“共军”主力向西突围，一方面加大南北夹击封堵的速度（敌人南北之间的距离，最近时曾经只有几公里），另一方面强化空中打击，敌机不间断地跟踪扫射，阻我西突，迫使我们不得不改为夜行军。为了抢渡黄河，最多时，一夜急行军130多里，这个处境和行军速度，对于一群青少年，最小的只有七八岁的小兵来说，是何等的艰难和危险呵！
2.连续奔波
第一、第二次行军，由于敌情紧急，从早到晚不停地走路，连续两个月，中途很少得到休整。由于长途连续行军，许多人脚上磨起了水泡，晚上挑破用热水洗一洗，第二天再接着走路。日复一日，小泡变成了大泡，水泡变成血泡，渐渐由点到面，连成一片，每到晚上洗脚脱鞋时，血水粘着鞋袜，撕心裂肺般地疼痛。有些少年学员由于疲倦和怕疼，千脆穿鞋而睡，老师和大一点的学员，只好在他们熟睡以后，帮他们处理血泡和鞋袜。这两次行军，虽然已是秋冬时节，但每天行军途中，却常常出汗，衣服时干时湿，风尘满身，既无条件洗澡，又无衣服可换，时日一长，虱子等寄生虫乘虚而人，感冒、斑疹、伤寒、肠胃炎、疥疮等疾病，在师生员工中，时有发生。
3.生活艰苦
山东是革命老区，在八年抗战中，人力、物力资源遭到日军极大破坏，抗日胜利后，工农业生产还没有得到应有恢复，解放战争即已开始。新四军和新四军所开创的各解放区的党政机关以及两广纵队，都先后撤到了山东。为了保证战争胜利，山东的物资粮食首先是供应前方，后方起初还能吃到煎饼、小米，后来，只能是本地有什么吃什么，如地瓜干、胡萝卜、黄豆、黑豆、大枣等各种杂粮。这些食物对吃惯大米、白面的南方人来说，不仅是吃不惯，而且吃了肠胃不适应，常常引发出其他病症。学校离开华中时，还是初秋时节，经过几次轻装急行军，师生员工所带衣物不多，到达山东已是初冬，还穿着单衣、盖着单被，实在难以御寒。许多人因此而伤风、感冒、咳嗽不止。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节约资金支援前线，学校组织师生员工自己动手缝制冬装，抵御寒冬。
由于长途行军的劳累，生活的艰苦，营养的不足，生病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教职员工中先后有朱义富、王贯才、何毓霖，学员中有邵长凤、李金平等人病逝。另有教师孙立枢因病得不到药物有效治疗，而截去了一双下肢，成为终身残疾。这些人是在祖国解放的前夕，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了将来祖国的建设，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三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八九岁。长途行军对学员来说，是面向社会、面向实践学习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学校针对环境险恶、生活艰苦等实际情况，在员工中、学员中，以学习上级文件，传达上级会议精神以及个别谈心等方式，着重进行了有关“战争性质”、“我军战略方针”、“战后国家建设”等方面的教育，通过教育使学员认识到：当前的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大搏斗，搏斗的胜负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盛衰，关系着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前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执行“打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撤退、转移，正是为了明天的胜利。针对行军中的一些认识问题和必要的行军知识，教师和学员们编了很多歌谣，如《前进歌》、《爬山头》、《山东好》、《鸡》、《行军纪律歌》、《夜行军歌》等。组织同学编写标语口号，编写快板诗、墙报，进行自我教育。还通过讲故事和表扬好人好事，学习英雄事迹，学习革命前辈的榜样，学习前方战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的大无畏精神。当时学校有两个八岁的小学员，坚持自己随队行军，让出民工的车子给病号和其他小同学乘坐，学校领导几次在队前表彰他们的事迹，在学员中影响很大，印象很深。由于这些教育活动的开展，在整个行军过程中，全校始终保持了“一路行军一路歌”的高昂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
在长期的行军生活中，大家感受最深、永远难忘的是团结友爱精神。在敌机俯冲扫射的时候，大家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老师以身体掩护学员，年龄大的学员以身体掩护小学员；当病号和小学员走不动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帮助他们背背包或搀扶前进；当有人生病的时候，师生们都千方百计地给予照顾和安慰……在艰苦的长途行军中，自觉地形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师生情谊、同学情谊。正因为如此，学校充满着一种家庭式的亲情和温暖，学校内部的称谓也反映着这种特点，同学们称汪达之校长为“汪爸爸”，小同学称大同学为“哥哥”、“姐姐”。
华东干部子弟学校
华东干部子第学校是若干个学校合并组成的，他们中的有些学校曾经就是干部培训班，或具有文工团性质的单位。淮南半塔军政干部子弟学校，1943年就开始举办干部培训班，又称半塔军政干部学校，主要招收新四军二师中文化较低的年轻基层干部、战士和到后方休养需要提高政治文化水平的伤病员，还有从津浦路西和浙江四明山区转来的青年干部和小游击队员。1946年北撤的初期直至1947年到达河北故城时，华干的学生中，仍有一批淮南“干部培训班”的年轻干部及战士。
为了落实“为战争”、“为建国”培养人才的任务，学校领导根据战时学校的特点，努力把学校办成既是学习队又是宣传队和工作队；在为战争、为社会服务的实践中，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1947年9月，学校驻在冀南故城县南岭踪。为了更好地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全校师生员工掀起了学习《土地法大纲》热潮。通过老师讲解、个人自学和集体讨论，学员开始懂得，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是中国农民翻身解放的关键；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通过学习，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师生们革命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参加这场农民的翻身解放斗争。学校领导根据实际情况，以不同形式组织师生参加土改斗争。
一是抽调一部分师生脱离工作、学习岗位，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土地改革工作队，深人农村农户访贫问苦，发动受苦农民起来诉苦，控诉地主罪恶。组织农会和贫农团，没收地主土地，惩办恶霸地主，将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发动农民“支前”、“保田”；
二是组织部分师生半脱产，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驻村土改工作组，参加本村全过程的“土改”工作；
三是组织部分师生做土地改革宣传工作。通过歌咏、标语、墙报、秧歌舞、演戏等方式，向农民宣传《土地法大纲》。宣传变革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宣传《大纲》规定的阶级划分标准和各种政策界限。报道各地“土改”斗争情况，宣传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事例，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发动农民参加“土改”斗争；
四是部分年龄小的学员留校学习，参加诉苦会、斗争会等集体活动，从中接受阶级教育。
1946年11月，学校北撤到达山东沂水大匡庄时，正遇我军与敌鏖战，缴获了大批美制武器装备。根据前方要求，学校抽调陆惠江等师生10余人，参加新武器新装备的使用培训工作。
1947年7月，是我军在粉碎敌人重点进攻之后，转人战略反攻时期。为适应我军开拓新区的需要，学校抽调江北然等师生40余人，奔赴前方，参加新区政权建设工作。
1948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参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斗争。学校抽调金畅如等师生30余人，参加新区的开拓和巩固工作。
194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党中央号召向全国进军，夺取全国胜利。学校根据前方需要，抽调郑惠枫等师生10余人，随军出发渡江作战，进行新区城市接管工作。
1951年，全国解放后，各级党政机关需要干部开展工作，学校抽调100余人，参加华东各级政权的组建、巩固工作。
除调出后直接进入工作岗位的师生之外，从1950年至1952年约有200多名初中文化程度的同学，先后转人团校、同济高工等专科学校，经过一段学习后，进入工作岗位。
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组建起来的一所战时学校。它在战争中诞生，在战争中成长，在社会实践中施教，历时三年多，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战争、为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批人才在战争时期，无私无畏，奔赴前线，浴血奋战。在建国时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论在什么岗位上，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献给党。
他们在教学实践中，创造了“一个为主，三个结合”的战时育人方法。这种教育方法，在今天仍然有着可以借鉴之处。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育人，学校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好怎么做人，做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是教育工作的目的。如果不重视政治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文化知识虽高，政治目标模糊，思想品质、精神状态差，长此以往，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是不利的。
第45章 边区联中一路坎坷一路歌
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是一所以普通教育为主的、具有一定“综合性”的、正规的中等学校。她把普通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等有机的结合了起来，用郝人初校长的话说，就是“一校多教”。“联中”从革命中诞生，成长于人民大众之中，是一所全心全意为革命战争服务、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学校。
1945年9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赢得了胜利。同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了华北重镇张家口市。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迁至该市。为建设这座城市，中共中央从延安派遣了大批革命干部到该市工作，张家口市成了晋察冀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
张家口市立中学
当时，革命战争需要兵源的接力，失地收复又急需建设干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边区政府调派郝人初同志筹建张家口市立中学。市中办学宗旨：既是普通教育的中学，又是文教、军政干部的学校。建校开始即主办初、高中学，同时兼办急需的几种干部短训班，如地方干部班、文艺工作班、长期和短期师范班……并为军医、空军、通信等部门培养和培训具有数理化、外语基础的后备力量。学生的分配方式有：个别调走、成批参军和毕业分配。
郝人初
郝人初同志系中共党员，毕业于北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37年6月率全家离京赴延安，参加革命。他在延安期间，主要从事我党领导的教育工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到张家口受命建校后，在他的领导下，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原则，克服种种困难，仅用了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就选调了一批政治质量好、知识水平高的师资，购买了一些包括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在内的教学设备，修整了校舍，制定了教学计划，建立了教育制度，为正式开学做好了一切准备。
他从建校起，就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新人。力行“教改”、“高质”、“速成”。
1946年3月20日，张家口市中正式开学。郝人初任校长和党组书记，同时负责领导张家口市女中和回民中学的工作。
张家口市中的成立，得到了延安和晋察冀边区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延安大学行政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抽调得力的知识分子干部，担任学校的教学骨干；晋察冀边区政府从华北联合大学和城工部介绍，从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中选派一部分人到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同时，又从张家口市吸收了少数有教学经验和自愿为人民教育事业献身的同志到校工作。全校教职员工83人，其中从事教学工作的都是大学毕业生或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同志。
首批招收的学生共519人，开始分8个班：其中高中班1个，初中班7个；后来又先后成立了师范班、地方干部班和文艺工作班等。
学生之中，有的是张家口市人民群众的子女，有的是来自国民党统治的“平津”以及其他地区的进步青年；有的是我党各部门干、军、烈属子女；还有一些是参加革命的“红小鬼”。
普通教育班设置的课程有：国文（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博物、生物、生理卫生、音乐、美术、体育、政治、时事政策等。各专业班设置的课程有文化、政治、时事政策和专业课。
所有教材都是由以郝人初同志为首的学校领导组织教师编写的。在编写中注意改革，对旧教材做了去粗取精的编辑加工，补充了适应革命和不同文化层次学生需要的内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很有特色的。
学校行政管理机构精干，人员很少。党、政领导干部尽量兼任教育教学工作。党组织不设专职人员，教育和教学组织以教师为主，有关的党、政干部参加，有的还吸收学生参加。同时，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制度，如课堂教学制度、考试制度、晚点名制度、班主任制度、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制度、军事训练与体育教学相结合的制度等。对教师授课、编写教材、批改作业等的要求和学生应当遵守的学习和生活纪律、学校日常工作所遵循的原则和纪律等，也都有明确而具体的规章制度，并严格实施和执行，定期检查总结。所有这些，保证了一切教育和教学工作有秩序地顺利进行。
在初、高中及干部班走上教学轨道后，为贯彻“一校多教”的宏愿，郝校长又兼办了幼儿教育，并为长短期师范班设置实习基地，办起了“市中附小”，力所能及地办成人夜校，进行业余教育。
为教育与宣传相结合，在文艺班的基础上，进行文艺工作活动，成立大型秧歌队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法令等，进而建成学校文工团，以艺术形式进行社会教育，利用假期到前线劳军，并为“土改”等政治工作服务，非常得力。
学校在张家口期间的建设，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学校虽然几经迁移，由相对的和平时期转人了解放战争时期，由城市转人了老解放区的农村，但始终坚持了正规的正常的教育和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1946年6月，国民党破坏“国共两党的双十和平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大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攻。其时，国民党调集大批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围攻张家口市。我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主动暂时撤离该市。
新保安部队
1946年9月，晋察冀边区党、政领导决定张家口市中、女中和回民中学三校师生，统由郝人初校长组织、领导，率领撤离张家口市，并授予“新保安部队”军队代号，并发给部分枪支弹药，以保证学校安全。在撤离前夕，郝校长向三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做了动员，并宣布经中共晋察冀边区中央局批准，凡跟随学校撤离进人老解放区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就是参加革命，同我党、政、军各部门一样实行供给制。在撤离时，除千部子弟和以前参加革命的教职员工全部跟着学校撤离外，还有一部分张家口解放后到校学习和工作的人，也跟着学校撤离出来。他们能够毅然离开城市和家人参加革命，正是学校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深人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
三校师生自背行李，徒步行军千里，路经察哈尔、河北、山西三省七县，于11月安全抵达老解放区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东、西黄泥村。
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师生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国内外形势的及时报道，活跃了学校的文化政治生活。在郝人初校长的主持下，于行军途中创刊出版了《众声》报。“众声”——即宣扬人民大众的呼声和三校团结之意。
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
张家口市中、女中和回中到达建屏县东、西黄泥村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边区政府下达命令，三校正式合并，更名为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达到了爱国人民之间的精诚团结，师生员工亲如一家。当时干部子女不到一半，群众子女、边区各地以及平津来的青少年过半。“联中”是人民大众的学校，凡是人民的子弟都一律欢迎报考，考核合格者人学培养。学生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在生活上享受一样的供给制待遇。
学校到达东、西黄泥村后，面临许多困难。这是两个很小的山村，交通不便，物质条件本来就相当艰苦，一下子增加了几百人，就更加困难了。首先是教育、教学条件很差，没有校舍，师生住在向老乡借用的空闲房屋中。教学、办公全借用民房。全校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民情风尚；环境卫生，轮流值日打扫；进行革命宣传，办街头墙报、文艺演出。其次是物质生活艰难，粮食（主要是小米）虽然基本上有保证，但蔬菜、食盐和食油等就相当困难了。由于生活条件差，不少人得了疟疾、痢疾和疥疮等疾病，但却没有药品。这种情况，即使在和平环境下，也是相当艰难的，何况是处在战争时期呢！
但是，“联中”的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没有被困难吓倒，在郝人初等学校领导的率领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就全面恢复了上课，走上了正常而有序的教育、教学轨道。同时，为保证师生健康，成立了医务所，从铁路医院借调医科大学毕业、具有丰富医疗经验的伊田同志为专职大夫。为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特任命日本留学回国参加革命的王岩同志为所长。又从家属和学生中抽调了有医务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护理、司药工作。同时，挤出一些资金购买了必需的药品和医疗设备。
学校狠抓战时学校建设，力求充实扩大图书馆、实验室，两次派人往返延安运回图书。同时去北平采购教学仪器设备、挂图及医疗器材、药材等。
1947年8月，晋察冀边区工业交通学院预科和晋察冀边区农业专科学校并人“联中”，部分学生和几位教职员到“联中”学习和工作。
学校在东、西黄泥村期间，虽然客观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由城市转人了农村，并处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但郝校长认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正常的教育教学，由于他的坚定坚持和极大努力，使“联中”依然坚决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张家口建校时的宗旨和一切规章制度，坚持以普通教育为主，以教学为主，以课堂教学为主，同时继续肩负培养当时党政军所需要的干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适应革命战争和建设新中国需要的人才。
由于当时正处在解放战争最激烈的阶段，解放区的财政经济相当困难。同时为了支援前线，解放区所有党、政部门和学校、团体、群众组织等，都不得不大力紧缩开支。根据上级领导部门的指示，“联中”实行了“以生产养学”，有计划地开展了生产劳动和其他经营活动。以郝校长为首的领导集体明确认为，“以生产养学”不能削弱教育教学，必须做到学习、生产两不误。为此，学校组建了生产科，建立了骡马运输队，并在集镇洪子店开设了经营部运输店，专事经营活动。此外，在保证进行正常的教育、教学的前提下，组织全校师生利用课余时间、休息日和假期进行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如种菜、种粮、纳鞋底、做鞋、缝衣、纺线等。
为了方便师生和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根据郝校长的意见，“联中”办起了一个小型的消费合作社。郝校长为该社起名为“三合堂”。“三合”意味着三校的合并和和谐、团结、共同前进。后来，“三合堂”又起到了通讯信箱的作用。学校与各地和各部门通信联系，只要写“三合堂”就行了。既方便，又能保密，非常适应战争时期的需要。
为支援革命战争和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提高学生政治思想觉悟和实际能力，学校和部队一样，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计划地组织师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参加土改等政治运动。在各项政治运动中，“联中”师生都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没有发生任何偏差，学校内部进行的“三查”运动中，没有伤害一个好人；对于个别有这样或那样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不但没有乱批乱斗，而且都做了恰当的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心情愉快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作用。
在这期间，还成立了“联中文工团”，郝校长兼任团长。他提出，“联中”文工团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战争服务，要为战士和群众演出，积极努力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文工团密切联系实际，排练了《白毛女》等十几个大型节目和许多小型节目，为部队和群众演出，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前方战士的热烈称赞和好评，取得了重大收获。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不冲击全校正常教育和教学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于需要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文艺排练活动的少数人，都一一做出具体安排，并严格执行，兼顾到工作和学习。例如，参加文工团活动的人免除一定的生产任务，在暑假别人下厂做军装、军鞋的生产时间，文工团去前线为部队演出。同时，专门为这些同学补课，尽一切力量使他们能够跟上学习的进度和掌握必需的文化科学知识，基本上做到了宣传和学习两不误。既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又没有耽误学习。
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战争形势，对师生进行思想教育，活跃校园生活，坚持编辑出版《众声》报。同时，班班有墙报，人人会唱歌、扭秧歌，经常自编自演各种节目。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既丰富多彩又充满无限活力和高昂的革命激情。
在东、西黄泥村期间，先后于寒、暑假两次招生300多名。在一年多的时间中，“联中”取得了战争环境中和农村条件下办学的一些基本经验，为以后学校的发展进一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1月，石家庄解放后，“联中”迁往石家庄市郊柏林庄。随着我军的节节胜利和革命形势的好转，办学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上级领导部门把该村原有的一所学校校舍拨给“联中”使用，各班都有了教室。这时办学经费也略有增加，但依然相当缺乏。为此，学校扩大了专门从事生产经营的部门，增加了专职人员，开办了小型肥皂厂、轧油厂等，收人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同时，消费合作社“三合堂”也得到了加强和充实，更好的发挥了它的作用。
“联中”好儿女
在这期间，学校不但继续贯彻执行了“联中”的一切规章制度和发扬了“联中”的革命传统，而且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教育、教学质量有明显的提高，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得到了更好的贯彻执行，师生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更大的进步。当时在普通教育班学习的同学，全国解放后，绝大多数考上了大学，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
1948年初，学校派马奇同志参加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的筹建青年团的会议。之后，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当时建团最早的单位之一。
在“联中”学习的学生毕业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考上了高等院校，其中有相当多的人进入了全国知名的重点高等院校。后来，这些同志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有的是专家、教授，有的成了党和国家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那些没有进人大学学习的同志，不是他们水平不够，而是他们自觉地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主动放弃了进人大学学习的机会，参加了党、政各部门的工作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联中”培养的学生，不论是否获得了大学文凭，不论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更不论职务高低，都保持和发扬了革命的传统，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勤勤恳恳、忘我工作，勇于和善于克服种种困难，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他们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但从整体而言，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没有辜负学校和老师们的谆谆教导，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好儿女！
第46章 溪流归海公育儿童汇北平
华北育才中学
1948年5月，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合并，成立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刘少奇任书记，董必武任主席。随着边区合并，“联中”与原在晋冀鲁豫边区的行知学校中学部合并，更名为华北育才中学。华北育才中学成立后，学校的办学方针、组织机构、教育和教学制度等都进行了调整。
7月1日，华北局决定由延安转移到井陉县孙庄的“一保小”和原晋冀鲁豫边区的邯郸行知学校小学部、晋察冀边区的光明小学合并。学校规模一下子扩大了很多，三校合并后更名为：华北育才小学。
有关成立育才中学、育才小学的决定中是这样说的：“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保小’、光明小学与晋冀鲁豫行知学校合并，分别成立育才中学与育才小学，其主要任务是，招收革命干部子女，给以完全的初、中等教育，保障其身心健全的发展，培养为新社会建设有用的人才。”同时决定：“育才中学由周扬兼任校长，彭文、郝人初任副校长。育才小学由郭林任校长。”“育才中学修业年限暂定三年（初中），是否设高中，视情况决定……分男生女生二部，不混合编班。”“学生人学后一律享受公费生待遇……”。同时还就人学年龄、手续等做了具体规定。
根据这个决定，与原“联中”有了以下的不同：第一，明确是千部子女学校，而不是“联中”那样同时招收一般人民群众子女人学；第二，主要是进行初中教育，而不是原“联中”那样进行初中和高中教育，同时负有培养和培训党政军干部的任务；第三，要实行男女生分班。
郝人初校长，以及协助他负责党务和教学工作的教导处主任张杰同志，通过组织对此提出了意见。有关上级领导部门考虑到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在顾全大局，有利于两大边区合并后的干部团结的前提下，对《决定》做了适当的调整。仅实行了男女分班和把不是干部子弟中的一部分学生转到了石家庄市中学学习，对这些同学做了妥善安排，并保持在“联中”时的待遇不变。这个《决定》中的其他问题没有或者没有完全执行。
学校调整合并后，郝人初同志因病住院，经领导批准休养，校务由彭文同志负责。郝人初同志病愈后，“平津”战役开始，调郝人初同志赴前线，任北平（北京）军管会教育部副部长，并兼任“三人文化小组”成员，参与同国民党驻北平（北京）军方谈判有关北平和平解放、我军进城后进行文化教育方面的接管工作。
1948年9月，国民党政府调集大量军队，试图偷袭石家庄市。华北育才中学奉命迁往老解放区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从建校开始，“联中”就坚持一切服从党的需要、服从战争的需要，全体师生随时准备参军和参加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工作。1947年至1948年，有一些同学：调出学校参加了党、政、军各部门的工作和解放区政权建设工作，并有三次成批的参军，共有一百多名师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在前线英勇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好儿女。有的同志，如薛刚（雪岗）、杨魁武、杜非、崔无明等，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为祖国的独立、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邯郸行知学校
是晋冀鲁豫边区于1947年1月创办的一所干部子弟学校，直属边区政府领导。因为当时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在邯郸，故学校冠了“邯郸”的地名；又因1946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下逝世，解放区党政军民为了纪念他，故取名“行知学校”。张印斗、刘容、刘默耕等老师在回忆文章中说：
当时创办这所学校，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大举进攻各解放区，解放战争空前激烈。在晋冀鲁豫解放区，1947年夏，刘、邓大军即将南下挺进大别山，党政军干部大批上前线，留下孩子无人照管；留在后方的干部人数少，任务重，要搞土改，要领导生产建设，还要支援前线，无暇照管自己的孩子；还有一些革命烈士的子女，更需有人照料。于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创办这所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在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杨秀峰、平杰三、晁哲甫、戎伍胜等党政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1947年1月开始筹办，2月初就正式开学了。
筹建工作是在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村进行的。当时调集的干部先住在十里店村的“边区政府招待所”里。校长彭文同志，是八一南昌起义叶（挺）贺（龙）南征时的老战士。她热爱党的教育事业，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高的党性修养。陆续调来的干部有当总务主任的史汉三同志，他是从峰峰煤矿调来的老党员；有当教导主任的阎熔冰同志，他是山西决死队的老党员、老战士，长期在太行从事党的教育工作。有从山西省运城县县长岗位上调来做副校长的刘少白同志。此外，陆续调来的教职员，有从边区党政军各部门选拔来的张印斗，郭森、李淑贞、王树功、邓金、杨克、孟庆怀、董建德、张桂轩；有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领导下的文化、工运、学运工作的丁丁、胡志涛、刘容、刘默耕等。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的同志，都认识到办好这所学校就是直接为解放战争服务，就是为把革命后代培养成为有用人才，意义十分重大。大家都有较强的革命责任感和事业心，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文化水平，决心团结一致，努力把学校办好。
彭文同志带领这样一支干部、师资队伍，在中央局、边区政府和军区的直接领导、亲切关怀下，同心协力，很快把学校引上正轨。同时，农村基层干部和解放区群众像支援解放军一样地大力支持学校，使学校工作进展较为顺利。“行知”的最初校址设在晋冀豫三省交界处的武安县阳邑镇，是个比较热闹繁华的镇子，享有“太行区上小上海”的美称。当时师生全都住校，实行供给制。教室、宿舍都是借老乡的房子。稍大一点的房子做教室，小一点的做宿舍。同学们东家住几个，西家住几个，全校200多名师生分住在好几十户人家。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共七个年级分成七片。伙房设在另外一处。真像满天星斗似的，一所不大的学校几乎住遍了全镇。
学生有的是在战火中出生、从小寄养在老乡家里，十来岁了还没上过学，办了这所学校后才接来上学的，如戎伍胜、薄一波、王振华等同志的子女；有的从小就跟爸爸妈妈一起在国民党监狱里长大的“小萝卜头”式的人物，如阎红彦同志的孩子阎小毛；有的才十几岁，但已打过好几年仗的红小鬼，如汪世成；有的是连自己父母姓名也不知道的革命烈士遗孤，如从延安撤退出来的黄义先同学等。这些革命后代，到了学校就亲如兄弟姐妹，他们一起过着艰苦而又愉快的集体生活。在他们身上根本没有什么高干子女的优越感。边区首长刘伯承、薄一波、杨秀峰，部队将领宋任穷、张际春，知名作家赵树理、王春等同志的孩子，在这所学校里就跟其他孩子一样，都是普通一兵。刘伯承同志的孩子刘太行也穿着满身打补丁的衣服。有时逢年过节，机关打发警卫员拉来牲口接孩子们。他们却常常拒绝骑牲口，说：“那高头大马不该我们骑”。这些年龄小的七八岁，大的不过十二三岁的孩子，宁愿坚持步行十几里、几十里走山路回家，然后又由家走回学校。
供给制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吃的是小米饭、山药蛋（土豆），只有逢年过节才杀一两头学校喂养的猪、羊改善改善生活；谁生了病，才由病号灶给煮点面片汤，要是能吃上一碗挂面汤外加一个鸡蛋，那就是“高标准”的伙食了。穿的是一年两身单衣（外衣、内衣各一身），两年一身棉衣，谁也没有什么毛衣、绒衣之类的“奢侈品”；脱了棉衣就是单衣，脱了单衣就是棉衣。教职工每年还要自报上交“节约任务”和“生产任务”。节约任务，就是自报今年我的单衣、棉衣或别的什么供给品不领了，靠自己生产解决。节约得多的，全年的被服供给就都不领了。生产任务，就是自报“我今年上交公家多少斤小米”。各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搞生产，有纺纱的、有锁袜口的、有绱鞋的、有刻图章的，还有在河滩上开小片荒地种经济作物的，这叫“打麻雀战”。总之，大家各想门路多生产，都争着为公家做贡献。
学生没有“节约任务”和“生产任务”，但他们也努力学习生产本领。在房前屋后种些瓜豆，送到伙房供大家吃。他们还学习做针线活，捻羊毛线，打羊毛袜。公家发的衣服不是专为孩子们做的，即使是最小型号的也得修改才能穿。补衣服、拆洗被褥等活计，男女生都要学会，连低年级的孩子，也要学会自己钉扣子之类的简单针线活。
当时师生睡的大都是凉炕。在太行山，老乡烧的多是自己地里收来的柴草，连做饭带取暖。师生们没有柴草，被褥也较单薄，冬天是比较冷的。教室里没有取暖设备，课椅是师生自己动手打的土坯，课桌就在高一些的土坯上搭块木板。生活、学习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但师生们心里总是暖烘烘的充满了希望，孩子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都很努力。
建校初期，只有一头通讯员用的毛驴，这是学校仅有的交通工具，为的是解决与上级联系、远道购买些生活必需品。后来学校搞起生产，才购置了一套两匹马拉的大车，真是“鸟枪换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