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余，儿童院组织学生进行多种文化娱乐活动。他们组织各种活动小组，如歌咏、舞蹈、体育、摄影、无线电、车工、木工等，由老师辅导进行活动。这样，一方面陶冶了孩子的性情，使他们开朗活泼，另一方面又培养了孩子们的劳动观念及多种特长，使他们健康地全面发展。
中国的孩子学习都十分刻苦，成绩优良。蔡转、林莉、郑耀华等人在毕业考试时，以各科成绩均为“五分”而获得金质奖，这是极少数人才可得到的荣誉。蔡博上大学后，则因学习成绩优异而获得“斯大林奖学金”。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培养和苏联人民的关怀下，中国学生都学有成就。当新中国诞生时，他们纷纷回国，以他们的专业技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苏联国际儿童院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大家庭。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又进行了几年的国内战争。战火熄灭后，面临帝国主义国家的“禁运”，经济恢复及发展极为困难。然而，他们仍为世界各国革命者的后代提供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生活和学习的条件。中国的孩子们，他们在祖国遭难、父母牺牲，即使是父母没有牺牲的也无法照顾他们的时候，幸运的来到这个大家庭里，和各国小朋友们像兄弟姊妹一样团结友爱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习惯了以儿童院为家，培养成了只知道有集体和我们而很少想到个人。中国的孩子大多是中国革命先驱者的子女，而其中又多是烈士子女，但他们没有“中共领袖子女”的概念。而正因为他们是早期共产党人的后代，他们比自己的同龄人生活得更艰辛，道路更曲折，付出的也更多。
各国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对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极为关怀。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给国际儿童院学生的一封信中写道：“苏联当局通过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向你们提供了你们身体和精神成长、教育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你们要善于珍视这一切……使自己成为坚强和无限忠于列宁事业的战士。”“在这里，永远不要忘记，你们还肩负着对你们祖国人民的义务。不要脱离本国人民，不要忘记自己的母语。要记住，你们或许还需要为打败你们祖国的敌人而斗争。现在还要为此做全面的准备，以便在需要时能够出色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列宁的老战友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席斯塔索娃、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科拉洛夫、德国共产党总书记皮克、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西班牙共产党领袖伊巴露丽、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贝鲁特、巴西工人运动领袖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 科尔巴兰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瞿秋白、周恩来、邓颖超等人，都曾到国际儿童院去看望过孩子们。
季米特洛夫看望伊万诺沃儿童院的孩子们时，还赠送了25辆脚踏车，令孩子们欢欣无比。国际儿童院的教员中，除苏联教员外，还有不少外籍教员，如德国籍的、保加利亚籍的，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师哲、郑一俊、赵云蓉、韩铁生、朱家瑞、张梅等人到儿童院担任教员。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的“红色贵族”，在列宁的故乡，接受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造就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国际主义精神。这种观念和精神，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得到了检验和发扬。
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这些孩子中，一部分是在苏联出生的，一部分离开祖国时，还是不懂世事的幼儿。但是在父母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在儿童院的教育下，他们大多知道自己的父母或是为了一个神圣的事业而牺牲，或是为了事业正在奋斗。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立下了继承父辈事业的志向。1946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博等孩子们的回信中写道：
“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毛主席的关怀和期望，使孩子们深受鼓舞。当他们中学毕业面临新的选择的时候，都充分考虑将来如何更好地为国服务。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批海外赤子纷纷归来。在祖国这块洒满先辈鲜血的土地上，默默地耕耘，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添砖加瓦，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成长的这批中国孩子，长期受革命思想的浇灌，在生活道路上受到各种磨炼，造成了他们“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人生观和不怕困难、不屈服压力、一往无前的勇气。
他们回国以后，尽管在生活或工作中历尽坎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被打成“苏修特务”、“反动权威”、“黑帮子女”等，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们绝大多数都经受住了考验，对共产主义事业、对真理必胜没有失去信心。
第42章 圣地幼苗历尽寒暑迎甘露
1936年夏，红军东征回师后，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1936年冬，蒋介石不但不抗日，反而调动260个团云集陕甘宁地区，准备发动对红军的大围攻。在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发生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指挥我军和全国人民，准备与日寇浴血奋战。许多抗日志士奔赴前线，将幼小的子女留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为了解除奔赴前线将士们的后顾之忧，拯救和培养民族的未来主人，我党决定创办收留抗日志士子女和烈士遗孤的学校。
延安鲁师干小班
1937年2月1日，是伟大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先生诞辰60周年纪念日，他在这一天向党中央发出倡议，在刚刚建立的延安鲁迅师范学校，开办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第一个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公育儿童干部子弟小学班。这样的倡议，只有像徐特立那样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才能提出和兴办。因为那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端困难，鲁师本身就够艰难了，再附设这样一个小学班，困难更多、更大，房子、教师、口粮都是问题，再加上小孩子还要有专人照料，这是一般人所不敢想像的。但徐老很坚决，他想得远、看得准、提得及时，很快就被中央苏维埃政府批准了。经过一个来月的筹备，学生由中央组织部推荐。由于条件限制，当时只能开设一个班，很多学龄儿童入不了学，只好照顾年龄大的烈士遗孤和有特殊困难的干部子女。
入这个班的学生，一律实行供给制，生活和学习的一切费用、一切设施，都由公家供给，使这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特殊待遇，这是在中华大地上，在革命圣地延安滋生的第一批“红色贵族”。
第一批批准人学的孩子17个，其中有革命先烈谢子长的遗孤谢绍明。3月21日，“鲁师干小班”正式开学，它是我党创建的供给制、寄宿制，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儿童公育学校的开端。
9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中央苏维埃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1938年1月，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周扬任边区教育厅第一任厅长。当时，他提出了正规化的口号，鲁迅师范学校搬到关中马兰地区，只带走了师范班。干部子弟小学班迁到延安城内，在南关孤魂沟建立校舍，学生由原来的17人增加到50余人。校务主任由吴燕生同志担任。
“延安干小”
1月15日，边区政府在孤魂沟成立了延安干部子弟小学，简称“延安干小”。张国焘兼任校长，褚友仁任党支部书记。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崔田夫的儿子崔军、张友清的儿子张燕林等都先后进人了这所学校。
当时，学校规模不大，学生也不多，大多数学生是随中央红军长征从南方来的。陕北的红军子女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
延安鲁迅小学
4月，“鲁小班”与“干小”合并。吴燕生仍任校务主任。学生多了，规模也越来越大了，由于校舍紧张，师资、设备都有困难，边区教育厅决定将延安“干小”与延安“完小”合并，由教育厅直接领导，改名为鲁迅小学，简称“鲁小”，李飘萍被任命为校长，有学生100多人。同时制定了《边区小学法》。小学法中明确规定：“依照国防教育方针及实施方法，以发展儿童的身心，培养民族意识及抗战建国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技能。”
“鲁小”根据国防教育方针的要求，规定了学生的人学条件：父母在土地革命或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遗孤；父母在抗日前线或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红军在长征中收容的红小鬼。当时在校的学生有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毛主席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张浩的两个儿子林汉南、林汉雄，方志敏的两个儿子方荣柏、方荣竹，高岗的儿子高老虎，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张友清的儿子张燕林，崔田夫的儿子崔军，贺晋年的儿子贺毅……
4月15日，鲁迅小学正式开学。“鲁小”坐落在延安古城里南北大街之间，离党中央毛主席住的地方很近，教学环境和教学设施都比较好。
进人“鲁小”的学生，每人都发了一套崭新的但并不合身的军装和军帽。从全国各地来的孩子们，一穿上这套衣服，一下子就变成了“红小鬼”、“小八路”。
“鲁小”的校园并不大，校舍都是平房。其中有一间大教室，曾作为男生班的一个集体宿舍，用许多张课桌拼成一个大木床。很多孩子刚人学时，都在这个大床上一起睡过觉。
教室中间，还有一块不太大的操坪，一下课各班同学都到这里来进行各种活动。小小的操坪上，天天充满了欢笑和歌声。
“鲁小”初期人学的学生，多来自五湖四海，在这个大家庭里都能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最能关心同学的要数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了。
毛远志小时候和妈妈王淑兰一块坐过监狱。和她们同一牢房里还有一位红军妈妈带着一个男孩，就是后来和她同入“鲁小”的毛华初。
王妈妈为革命工作无力照顾两个孩子，毛远志被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毛华初也吃尽了苦头。1938年春，毛远志、毛华初被送到延安大伯毛泽东处，毛泽东把他俩送进了“鲁小”。
毛远志人学后，什么活都会干，又特别体贴关心人。她见小同学的衣服破了，扣子掉了，总是随时帮助缝上。她无论参加生产劳动，还是为班上同学打开水、打饭菜，总是抢着干。她小时候并没有上过学，只是当童养媳时作过小女婿的陪读，加上她的刻苦努力，考试总是在前几名。因此，班上同学都尊称她“大姐”。
由于当时生活困难，卫生条件差，不少女同学头上长了虱子。为此，大部分女同学都剃了光头，再穿上一身和男同学毫无区别的宽大的军装，经过很长时间，同学们才知道毛远志是个女孩儿。她又热情又能干，真是干部子女学生中的好榜样。
当时，不但同学之间互相关心，而且同学们还关心大人。每到星期日和节假日，大点的同学都主动到伙房帮厨，替换下伙夫爷爷、叔叔们去休息。帮厨次数最多的要数在陕北土生土长的谢绍明和湖南来的毛华初了。毛华初曾担任过伙食管委会的学生代表，因常在灶里帮厨，脸经常被油烟熏得黑黑的，但他总是乐呵呵的。
“鲁小”当时在延安虽然只是座小学，但很出名。延安当时有大的群众集会，“鲁小”都参加，而且都是坐在最前面。只要他们的队伍一进会场，没等落地坐好，便会听到一阵有节拍的呼喊声：“鲁小的，唱一个！”“快！快！快！”
“鲁小”学生年龄虽小，但唱革命歌曲从不示弱。指挥唱歌最有力的是小个子于龙江和只有八岁的陈英秀。他俩听到呼喊便主动地一跃而起，大声领头唱一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体同学便会齐声唱起来。唱完，他们也会在小指挥的指挥下，齐声高喊：
“抗大的，来一个！”“快！快！快！”来个回敬。
每次开大会，相互拉歌总要持续一二十分钟，充分显示着革命队伍的团结友爱，朝气勃勃的新气象。
这年夏天，在一个晴朗的假日里，吴燕生主任带着“鲁小”学生到延安城外去郊游。一到山上，同学们马上被那湛蓝的天空和漫山遍野的野花迷住了，争先恐后地奔向那广阔的山野，对着高山、大川拼命地呼喊，放声地歌唱。有的男同学互相打闹，有的女同学围着那成片的各色各样的小花高兴得拍手叫好。虽然他们生活、学习在延安这个山沟里，但同学们到了郊外，完全包容在大自然里，天地合一，别是一番情趣。
有好几个同学手中都捧着大束美丽的山花，一边跑，一边冲着吴燕生主任喊：
“老师，你看这些花多美！我们把它献给毛主席好吗？”
不知是谁先提出的这样一个建议，也不待老师答话，只听到一片附和声。也真是出乎意外，吴燕生主任竟然答应了大家的请求。
同学们很快就排好了队，在吴主任的带领下，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声唱着歌曲向毛主席的住处出发了。
毛主席在他那简朴的会议室里接见了“鲁小”师生。同学们很有礼貌有次序地向毛主席献花，毛主席和每个人都握了手。看起来主席很满意，也很高兴。
大家围着大会议桌坐下来。毛主席亲自给同学们分发了饼干和糖果，然后询问他们的学习与生活情况。同学们一边七嘴八舌地回答，一边忙着吃他老人家分发给自己的饼干和糖果……
切当同学们的嘴渐渐停下来的时候，毛主席又问：“你们在学习生活方面有什么要求吗？”同学们一时静了下来，不知从何说起。“鲁小”的小演说家项苏云，是项英的女儿，当时就坐在毛主席的对面，同学们不由得把目光投向了她。
她看了一眼吴燕生主任，吴主任也向她送去了鼓励的眼神。项苏云站了起来，看着主席的脸说：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那里消灭了剥削制度，劳苦人民过上了最幸福的生活。我们能到苏联去学习吗？”
毛主席认真听着，思索了一下才说：“你说得对啊，苏联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苏联人民推翻了剥削阶级，所以人民过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幸福生活。这样的社会是全世界劳苦大众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你们想到那里去学习、生活，我能理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苏联虽然很大，也不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到那里去生活呀。我看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按照苏联的方式团结起来，推翻骑在自己头上的剥削阶级，建立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
毛主席讲到这里，伸手端起了面前的茶杯，他慢慢地喝了一口水，又用眼睛环视了一下同学们，看到大家都瞪着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在听他讲话，就继续说：“就我们中国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光明幸福的新中国。到那时候，我们就是不到苏联去，不是也同样可以过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幸福生活啦？”
毛主席的话，不但回答了项苏云的提问，而且更主要的是给大家指明了前进的奋斗目标，努力学习的方向。
回到学校后，同学们思考了很多问题，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人人都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尽快学好本领，早日走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的岗位，为国出力！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很关心“鲁小”学生的成长，毛主席曾为“鲁小”第一届毕业生题词：“学习之后，就要工作。工作之中，还要学习。学习与工作，都是为着一个总的目的——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跟随势力，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与新世界。”
1938年7月初，边区政府决定成立边区中学，当时从各地进人边区的青年很多，其中一部分是少年，文化程度较低，不能马上分配工作；一部分寻找回来的干部、烈士子女与参加长征过来的“小红军”、“小八路”，文化程度也很低，需要提高；各机关需要大批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中下层干部来充实。因此，参急需创办一所中等学校培养他们。当时，虽有“鲁师”，但这所学校已迁到关中，而且一所中等学校也很难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
边区中学创办时就明文规定：“本校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智能的新青年为宗旨。”边区中学的教学方针是：培养学生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学生具有初中文化；培养学生民主集中制思想和民主作风；培养学生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
这样，就由“鲁小”让出校舍的前半部，作为“边中”的校舍。
“边中”附小
1938年八九月间，日寇飞机经常侵扰延安，各机关、学校准备疏散。“鲁小”又与边区中学合并，成为“边中”的小学部。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人侵，东北、华北地区相继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战区之内产生了大批流浪儿童。流浪儿的父母，有的被敌机炸死，有的被屠杀，有的牺牲在抗日前线，有的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孩子们无家可归，孤苦无依，缺吃少穿，无以为生。悲惨之情，目不忍睹；民族幼苗，亟待拯救；社会各界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运动中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成功的一例，也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得到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等10余个社会团体，在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知名人士高岗、林彪、成仿吾、蔡畅、康克清、丁玲、徐明清、张琴秋、高朗山、史秀云等60余人倡议下，发起成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10月2日，陕甘宁边区保育分会所属第一保育院正式成立。
10月中旬，“边中附小”随“边中”撤离延安。在撤离的前夜，“边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通夜为“附小”的小弟弟、小妹妹忙碌，最后帮助他们把行李装上马车。天还没亮，起床号唤醒了沉睡的孩子们，连忙吃点早饭就出发了。大车上的行李堆得像小山一样，年龄小的孩子分别坐在行李中间，道路坎坷不平，车子摇摇晃晃，孩子们只得紧紧抓住捆绑的绳索。晚上在安塞旧城宿营，同学们分住在民房里。
第二天在继续转移的途中，听到从延安传来消息：日本飞机把延安许多地方炸成瓦砾场。“边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正准备撤离的时候，有三个大哥哥被炸死了。还有曹锋同学，小陈老师为了抢救4个小同学也牺牲了。噩耗刺痛了师生们的心，有的小同学忍不住哭出声来，这不共戴天的仇恨，深深地埋在同学们的心上。下午，行军到了临时驻地安塞县的吊儿沟。
吊儿沟是个狭沟荒野山村。两边高山对峙，川面很窄，两山中间一条小溪流过。北山根下有一排高低不齐的窑洞，说是过去一家地主遗弃的庄院，这时成了边中附小临时的校址。由于条件限制，老师把男女同学分开，每个窑洞约住20人，一二年级宿舍都配有保姆。
延安“保小”
1939年初，“边中附小”和保育院小学部合并，“边中附小”的孩子们搬到白家坪，合并后学校正式改名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很多学生想不通？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红军改成八路军、新四军，中央苏维埃政府改成陕甘宁边区政府，孩子们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那是大人的事……可现在，自己的学校改名了，听说宋美龄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理事长，孩子们实在想不通！有的孩子哭着说：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我们的大仇还没报，为什么要和国民党合作？”
“我们不同意学校改名！”
“如果学校改名，我们就退学！”
面对着孩子们的阶级仇恨，面对着孩子们爱僧分明的阶级情感，很多老师、教工、阿姨都掉泪了。为了深人细致做好孩子们的思想工作，老师们用孩子的父母、用红军改成八路军的生动例子，来教育说服孩子们：
“红军要改成八路军，很多红军叔叔和阿姨也接受不了！有红军叔叔激奋地说：‘十年内战，同室操戈，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革命根据地被国军洗劫，多少血案？多少人命？红军长征，千辛万苦，国军围追堵截，每一段路都是一场血战，红军30万人被折腾得只剩下3万多人。多少血泪？多少深仇？可在转眼之间，红军真要编成国军，红五星真真地要换成青天白日了。真叫人难以置信！’叔叔阿姨们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可‘改编’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是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同意的啊！”
红军在三个战场上改编，在三个战场上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每一个会场上都有1万多指战员，黑压压、静悄悄地排列着中华民族的精英。将士们悲壮而激昂，许多人流泪了。是啊，当了十多年的铁杆红军，跟国军血肉搏杀了十多个春秋，今天一下子都要变成国军，谁能想得开？
阿姨们自己思想也不通，还要给孩子们做工作。他们把红军的教育宣传材料，拿来照本宣科的讲给孩子们听。幸而当时的孩子们都成熟得早，他们从懂事起，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受到教育、熏陶和潜移默化。那些大道理他们还能听懂，道理讲清了，他们是能顾全大局的。
“保小”直接属边区教育厅领导，校长由吴燕生担任，郭青任校务主任，彭镜秋任生活指导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有学生200多名；教职工80-90人。
白家坪距延安75华里，在旧安塞城的北面。“保小”的校舍在白家坪村大路东边一条川道里，这里川道宽旷，大路西边就是延河，距学校约一华里。村庄坐落在东山坳之中，大路两侧是片片农田。比起延安来虽然不及她的繁华，却胜过她的宁静。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这所由党创办的儿童公育学校东奔西跑，最后落脚到这样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扎根，不能不说是党和边区政府的最大关怀，也是孩子们的最大幸运了。学校驻地安定了，学校发展也就有了基础。
“保小”校址的基础在白家坪村的中央，像汉字的“八”字，一条干涸的小沟渠穿过八字的中间，横跨田地和大路，直伸延河，把“保小”分割成南北两半。在小渠的上下有一座石桥和一座木桥，又把八字两半连接成一个整体。
这里的延河不宽，水也不深，但是终年流水不断。延河，给了“保小”师生们很大的方便，吃水、洗衣服全靠它。夏天可以在这里洗澡、游泳；冬天结冰后可以溜冰、滑冰车。
每逢星期日，同学们常到延河边玩耍。在河滩找石头磨棋子下棋，找青石板块磨制石板、石笔写字。在延河里有时还可以抓到小鱼、小螃蟹玩，真是增添了不少生活乐趣和对大自然的认识。
在礼堂门前，还有一棵大槐树，又高又大，枝叶茂盛。听老人们说，他们小的时候，这棵大槐树就这么大，谁也不知道它有多大年龄。
当时学校的工作人员除了老师外，还有事务人员、医务人员、保育员、炊事员、饲养员……因学生全部住校，生活学习全由学校负责，所以比一般学校工作人员要多些。
“保小”老师的水平都比较高，多数是从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校结业生中，由中央组织部选派、经教育厅介绍来学校工作的。其中有不少原来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小学教师，有的还担任过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校长，有的在来延安前就是出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先后在“保小”担任过校长和副校长的有：吴燕生、郭青、梁金生、王英樵、王志匀、郭林、王荣、高锦涛、刘志南等。
党政工作者和事务人员中，有的是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在白色恐怖中出生人死久经考验的老前辈，如彭镜秋、周文楠、孙敬毅、宋思纯等；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陕北土地革命的老红军，如罗冬祥、谢肇通、贺吉树、梁加业、肖文贵、吴成保、王启贵等。他们中有不少人身经百战，挂过彩、负过伤，身体不好，但均积极工作，热爱学生。另外也有一部分地方干部，他们打过游击战，思想好，工作踏实。
保育员大半是干部家属，她们过去也曾参加过革命活动，有一定贡献。有的自己的孩子就在“保小”，她们愿意带好学生，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当时参加过保育工作的有：高岗的夫人杨芝芳、徐向前的夫人黄杰、赵毅敏的夫人凌莎以及杨献珍的夫人杨阿姨、左权的夫人刘阿姨、崔田夫的夫人赵阿姨……她们对孩子都爱如己子，孩子们更是爱这些妈妈，大家相亲相爱，亲如一家。
“保小”在开发学生智力的同时，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在能力培养中，又十分重视学生的自治自理。早在1939年初，学校就成立了学生会，而后又创建了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
学生会由委员7人组成，在三年级以上各班选举产生。除正副主席各1人负贵全面工作外，其余5个委员各负责1个股的工作。委员每学期改选1次。
少年先锋队是带有半准军事性的少年组织，四、五、六年级学生均可参加。编制分为大队、中队、小队，由大队部领导活动。大队部由大队长、军事体育股长和政治指导员组成。一般由体育老师担任指导员。儿童团是三年级以下学生的社会组织，受少先队大队部领导。训练目的是：培养学生适应战争环境的能力，增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经常搞些军事游戏，简单的制式操练和防空急救等活动。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关心“保小”的建设，经常过问学校的工作。中共中央妇委曾经开会，专门研究过“保小”的工作。当时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和后来的厅长周文、柳提以及江隆基等，曾亲自指导“保小”的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边区政府主席林老（林伯渠）也常过问“保小”的工作。徐老曾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保小”特殊儿童的教育问题。
1939年5月21日，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少先队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当选为代表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
延安“抗小”
八路军为了照顾抗战中的军人家属，1941年8月，在延安北门外的大贬沟成立了“八路军干部子弟小学”，后由大贬沟搬到邓家沟，校名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小学”，简称“抗小”。程今吾为第一任校长，他曾在延安一所学校中，详细地介绍了“抗小”。1946年春，该校有教职工16人，学生150人。
“延属干小”
1944年8月，在延安东关飞机场附近的东沟，成立了“延属分区干部子弟小学”，简称“干小”。1946年春有教职工28人，学生147人。
“二保小”
1945年10月，在延安宝塔山南麓日本工农学校的旧址内，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第二保育小学，简称“二保小”，1946年春有教职工23人，学生162人。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王若飞、贺龙、彭德怀等。多次到保育院、“保小”、“抗小”看望师生。谢老（谢觉哉）曾特意来“保小”给师生讲话。还有肖劲光、王维舟、王震、肖三、丁玲、蔡畅、康克清、张琴秋等都常来看望孩子们。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专门给“保小”带了200多本图书和40多幅教学挂图。宋庆龄通过“保盟”，多次给保育院、“保小”、“抗小”捐赠各种物资、医药、教学用品等。
“保小”、“抗小”的学生年龄相差很大，小的六岁多，大的已二十岁，最高班是初小四年级，也就是全校第一班。一个班的学生前后达40余人，学生的成分有小红军、烈士子女、在抗日前线或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子女、平民百姓子女。谢绍明、刘得才、马正方、白新才……都是小红军；毛远志、毛华初、刘允斌、刘爱琴、刘力贞、项苏云、方荣柏、方荣竹、刘虎生、恽希忠、罗西北、王继飞、宣平、刘朝兰、聂承勇……都是烈士子女；艾政、孙慎纪、于龙江、于龙灿、邓维琛、李云鸾、聂春志、陈涌岷、聂永在、汪道河、陈祖泽、高老虎、曾宪林、崔军、贺毅、贺光辉、林汉南、林汉雄、肖永定、南新宇、南新宙、王兴、秦刚、秦新华、李铁映、伍绍祖、林用三、任远志、任远征、乌可力、邓金娜、马新如、李立、李大立、蒋祖慧……都是在抗日前线或在白区作地下工作的干部子女。白来东、邢立统、马喜乐、李久铭、常英……都是平民百姓子女。还有两个朝鲜孩子方汉雄、崔荣，为抗日和他们祖国的解放随父母来到延安。
这些孩子由于特殊的磨炼，在思想上比同龄人成熟得早，白新才入小学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了。谢绍明、毛远志、毛华初、马正方等都是在小学入的党。绝大部分同学都是抗日民族先锋队员（民族先锋队后来改为突击队）。当时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人翁精神特别强。
从学生的来源看，有的从城市来的，被称为“洋包子”；有的从农村来的，被称为“土包子”。这两部分人在学校各占一半，可算是势均力敌，哪一方都没有绝对优势。“洋包子”的特长是：见过世面，见多识广，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年龄较小，表现得活泼可爱。“土包子”的特长是：忠厚、老实、会干农活，文化程度相对低，年龄较大，表现为说得少干得多。这样一群土土洋洋，大大小小，性格各异，文化、知识层次不等的孩子集中到一起生活和学习，难免不发生问题。有些“洋包子”觉得自己来自大城市，啥没见过？看到这从农村来的土里土气的“土包子”大哥大姐，还真有点看不起！这些农村长大的孩子，朴实、肯干，不太喜欢那些爱说、爱表现自己还有些娇气的在城市生长的“洋包子”小弟小妹们。老师可不管你是“洋包子”还是“土包子”，对所有孩子一律平等，一视同仁，将德育教育贯穿于各项活动中去，把他们都塑造成民族的未来主人。
在“保小”这座熔炉里，过不了多长时间，不管什么样的成分，在集体中都会被熔化。吃小米饭，穿粗布衣，住土窑洞……艰苦的生活，快乐的童年，甜甜地印在当年这些小“土洋包子”的心里，变成了他们终生无法消除的记忆。
当晨曦从东方出现鱼肚白时，白家坪的小山沟里敲响了起床的钟声。同学们从睡梦中醒来，像战士一样迅速地起床、叠被，穿上宽大的灰制服，走出各自居住的土窑洞，集合在大操场上。哨声响起，他们列队出操，整齐的步伐扬起了黄土飞烟，嘹亮的歌声在山巅回荡。出操回来，他们用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刷牙、洗脸。
开饭了，同学们在饭场上围成一个个圆圈，香甜地吃着他们自己动手种的萝卜、白菜、土豆、西红柿……还有学校豆腐房做的豆腐、豆浆，有时也杀一头自己养的猪，就着小米饭、窝窝头，闻着喷香喷香，让同学们直咽口水！
在吃饭前，值日班长要指挥大家唱《吃饭歌》：“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就应当加倍努力，服从纪律，用功学习，准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歌声止，只听队长一声“开动”的口令，同学们小嘴齐开，大口大口地吞咽着那些香喷喷的粗茶淡饭。在那时候，同学们没有挑食的，终是吃得盆光碗净，从不浪费一粒粮食。
上课了，夏天只要不刮风下雨。各班多在露天上课。把小黑板靠在大树干上，同学们坐在大树阴下，每人都有一块统一制作的小木板，把它放在膝头上当桌子。有的同学用铅笔，有的同学用废弹壳做成的钢笔，在边区自制的马兰纸上练习做习题，在自制的石板上练写字。他们还用各种颜色的石头磨成粉，用来绘画彩色图画。
为了提高音乐水平，老师们作词、作曲创作了很多革命歌曲，教大家唱。还带着同学自制乐器。用松木、椴木做音箱，用蛇皮、蛙皮、马尾做二胡。曾宪波、曾宪林兄弟俩在当时，可是一对能工巧匠，他俩制作的小提琴外形美观，音质好，在全校闻名。
那时候虽然物质条件差，生活很艰苦，但自力更生的精神贯穿在一切活动中。当时学校缺少课外读物，老师就发动同学们动脑筋想办法。他们就从报纸上剪下小知识、小故事、漫画装订成册，作为大家的课外读物。同学们还自动的把自己的课外读物捐献出来，开办小图书馆。
星期天老师带同学们上山采集种子，收集各种花草、树叶、药材、蛇、蛙、鸟、虫等。上手工课时，在老师指导下，把那些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制成标本。
泥工组的同学用黄胶泥，做了一百多个标本盒子。有圆的、方的、菱形的、梅花形的、三角形的、五角星的，晒干后糊上纸，画上各种图案，创造出了实用美观的标本盒子。这种盒子，一点也不觉得比瓷的、玻璃的有逊色之处。大家动手，自力更生，开办了深受师生们欢迎的小博物馆。
同学们还自编自演秧歌剧。老师说，演秧歌剧是一种体育课，舞蹈是秧歌里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中、劳动时的动作的规律化的表现，所以它的形式是丰富的、活泼的、自由的。同学们演起秧歌来又跑、又跳、又舞，这对于增进身体健康和开发智力都是有好处的，比单纯的体育课要活泼丰富得多。
秧歌，又是一种社会常识课。因为同学们从自己演的戏里面和社会相接触了，从戏里面能够学习工农兵的语言，了解工农兵的生活，并且学着工农兵在劳动中各种变化的姿态，丰富了同学们们的创造性和想像力。
秧歌，又是国语课。中国的语文谁都知道是难学而又难教的，利用秧歌活动可以用来帮助学好国语课。因为秧歌里有唱的、说的、朗诵的、演讲的，这样就把学和用联系起来了。在排秧歌剧时，不但要了解字义，同时对字、句、彝的高低的发音与腔调，也要掌握起来。另一方面，也学到各种文字描写的方法，象征的、写实的、夸大的，都很自然地印在头脑里；同时又丰富了各种新的语汇，用这些新的语汇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
秧歌，也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有助于发展每个同学的个性，发现有才能的同学。同学们在实践中学习演戏、化妆、保管服装、打鼓、拉琴等。增多了同学之间互教互学的机会，增强了团结友爱和相互关心、照顾。
那时候晚上因没有电灯，老师怕同学们挤在一个小油灯下学习把眼睛搞坏，所以晚上没有自习。同学们在这空闲的时间里，就想方设法玩，在玩里也有创造。
灯影戏就是同学们一个自发的小创造。道具并不复杂，一盏清油灯，一面镜子，一些纸剪的动物、人物等，一床白被单，这些是必备物品。晚上在宿舍里，把一块白被单挂起来当银幕，后面放一盏灯，用纸剪好的样谱，拿起来在布后动来动去。在白布银幕上就出现许多好玩的形象，如“鹅”、“花”、“地主”、“资本家”……那些影子跳来跳去，非常好玩。
同学们还开拓思路，相互启发，制作出一套一套的灯影片。表演的方法也随着实践不断地创新。这种小玩意儿，很受同学们欢迎，大家就给它起个名字叫“灯影”。实际上就是用电影的原理，在困难的条件下，利用清油灯的光，经过镜子反射出来。片子是自己画出来的，光线虽然不强，画片画得也不好，但是这是同学们自己在困难中做出来的。后来，同学们编了一些有内容的连环故事，又把这个创作更推进了一步。
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还举办过种子展览会。同学们把自己采集的种子集中起来，陈列在窑洞里，从颜色上看：有红的、白的、黄的、青的、紫的、黑的、花的，从形状上看：有圆的、椭圆的、心脏形的、肾脏形的，从外观上看：有毛的、光的、带刺的……
每一种种子下面虽然都有标签，但上面除编上号码以外，种子的名称、用途、栽培方法等，都没有填写出来。在正式展出之前，先和各班级任老师联系，告诉学生来参观的时候，要带着笔和本子，把自己所认识的第几号种子、名称、用途、栽培方法记在自己的本子上，认识几种就写几种。参观以后，把本子交给级任老师检查，看谁认识的种子多。
同学们都参观完后，再由教员和展览会的负责同学把标签的空白全部填好，重新展览几天，再让同学们参观；让每个人重新对照一下自己的认识，使大家得到较深刻较正确的印象。开完展览会以后，每样种子都留下一份作为种子标本保存起来，其余的留到第二年春天作为生产的种子用。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学习，同学们从来没有感到过生活上的艰苦，学习上的困难。心里总是充满了希望与追求。当时的同学不管年龄大小，都是那样的纯洁、天真、善良。然而，这些同学，由于他们在人学前几乎都有过一段各自的磨难，所以注定他们要比一般的孩子更懂事、更刻苦、更勤奋。在“保小”这块特殊的土壤里，他们很快就成熟了。
在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学生能力上，学校尽量充分发挥每个孩子的特长。“保小”喜欢绘画的同学很多，1941年延安“鲁艺”还派来一位画家钟灵老师，到“保小”组建了一个学生绘画班。在课外活动时间，钟老师指导绘画班的同学学画画。学校还举行了一次画展。洪小灵在钟老师指导下绘画技巧进步很快。小灵曾画了一套长长的连环画，在教务处南墙上贴了半面墙，很气派。画面上画了从日寇疯狂进攻中国，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到八路军大举反攻，在人民群众配合下打得日寇东倒西歪，尸横遍野，我军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那套连环画画得真好，飞机、大炮、坦克，八路军、老百姓、小日本，男的、女的，画啥像啥。这次画展很成功，尤其是洪小灵那套连环画很吸引人。那时全校师生都称洪小灵是“小画家”。
“保小”的歌唱家很多，如陈英、陈英秀、何文康、何靖康、毛海英、刘幼雪、刘焕生、刘美生等都是“保小”有名的小歌手。有一年，在“九一八”事变纪念会上，两个小何在台上演唱《松花江》这首歌曲，台上台下的老师同学产生了强烈共鸣，都哭了。毛海英在保育院时就爱唱歌，她演唱的《小麻雀》，听众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她升到“保小”后，经常由她指挥大家唱歌。
李路达当时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又是最聪明的学生。1941年下学期，在三年级以上同学中举行了一次智力测验，李路达获得了第一名，当时她才10岁。
“保小”的小演说家项苏云，当时学校举行什么大会需要学生代表发言时，总是推举她上台发言。她小小年纪，走上讲台脸不红，心不慌，姿态从容自若，口齿清晰，能讲漂亮的普通话，讲起话来声情并茂。
1942年夏天，又一批“保小”学生毕业了。小学毕业考试与中学升学考试一起进行，试题比一般小学毕业考试难些；延安自然科学院派来了监考老师。
考试开始了，试题确实难，纪律也严。但参加考试的“保小”同学，全都达到了毕业要求，都升上了“延中”或自然科学院补习班。第一名是校长梁金生的女儿梁汉莲，第二名是强涌同学。
当时，“保小”、“抗小”提到学生的品行，不是现在一般说的道德教育，而是强烈地民族意识、集体主义精神、勇敢、互助、团结、热忱、坦白、自觉……而且这些良好品行都要求在生活、学习、劳动中表现出来，一反旧教育只拣取书本上、口头上训练的道德教育。要求强烈民族意识表现在直接间接的抗战行动上；集体主义精神表现在集体生活和学习上；牺牲、勇敢表现在舍小我利益为民族利益而奋斗上；团结互助表现在全民族团结互助友爱上。
当时，“保小”、“抗小”对学生的要求，一方面要他们注意平时参加适当的劳动，使体格健壮，思想健康；另一方面，在学习中要多思考，促使孩子们思想活跃，增强独立思考和理解能力。在生活上，倡导自治自理，培养独立性、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同学们在小学就能逐渐锻炼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成为勇于克服困难和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小干部。
“保小”、“抗小”没有现成的政治课本和政治教材，老师以“抗战建国之急需”为前提选取材料。教员自编、自刻、自印讲义。
老师们在教学方法上，一律采用启发式。强调培养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经常采用座谈、讨论、互助等方式，互相启发，互相学习。
“保小”、“抗小”的许多老师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在努力教好学生的基础上，开展了社会教育工作。他们不仅在全校开展“小先生”活动，实行“大带小”，还把高年级同学组织起来，到驻地周围教农民识字，办夜校、办冬学，帮助农民扫盲、破除封建迷信等。
“保小”、“抗小”的老师们还从教育方针到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不断创新，极大地克服了传统教育的某些消极方面，使理论与实际、学与用进一步结合起来。在养教并举的方针指导下，各任校长都认真贯彻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教、学、做”合一，后来发展到“学、思、行”合一，“知、情、意”合一，手脑并用，形成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第43章 延安中学转战陕北变迁多
延安中学是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关怀和指导下创办的。学校曾十次易名，先后称为陕甘宁边区中学、边区师范、延安师范、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行知中学、第四后方医院、延属分区党校（青年班）等。特别到解放战争时期，学校除校部外，绝大部分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后方医院，实施了“学校变医院，医院变学校”，教育直接服务于战争的伟大创举。同时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需要，学校多次搬迁校址，先后设在延安城煌庙、安塞吊儿沟、延安柳树店、杜甫川花石砭、小砭沟、桥儿沟、山西临县白文镇、子长瓦窑堡、延安东关清凉山下、刘万家沟、枣园等地。在变化不定的形势下，学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始终坚持“为边区建设服务、为边区人民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方向，团结广大师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艰苦创业、努力学习、掌握本领，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边区的生产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培养、准备了大量的人才，为创建人民的教育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延安中学的学生多数是青少年，相当一部分是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因此，文化知识教育比重较大。“延中”培养学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升学，更确切地说，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干部。虽然文化课程设有语文、数学、物理、生物等，但基本上以语文为中心，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此外，政治、时事、思想教育占重要地位。辩证唯物主义、中国近代史、传统教育等都是语文和政治课的重要内容。军事也是必修课，结合体育锻炼，也进行必要的军事知识基础训练，如防空、防毒、行军，以及一般步伐操练，步枪、手榴弹使用等。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提出中学教育也要军事化。就是说一个在校中学生，不但要能随时担任一般工作，而且也能当战士。
那时，对中学生的要求是，随时准备着走上工作岗位或上前线。因此真正能按教育计划学到毕业的学生是不多的，学生毕业后升学的更是少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为了使学生尽可能多地学习些知识，学校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教学方法。如对两年制的学生，学校就想方设法在第一学年教完基本课程，第二学年没调走的学生再继续深人学习。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教育方法，使延安中学成为一所培养干部的特殊学校。
1938年9月开学。蔡子伟同志任校长，杨乐平同志任总支书记，吕良同志任教导主任。共有教职员11人，学生227人。
办学之初，由当时的教育厅长周扬召集几个先到校的筹备人员开了一次会，研究了办学方针。“边中”教育方针大体有下列几条：1。要使学生有正确的政治方向；2。使学生具有初中文化水平；3。培养学生的民主集中思想和民主作风；4。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5。培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
那时，校址设在延安城内凤凰山下的旧城隍庙内。这里是“鲁迅小学”的校址，由“鲁小”让出前边的半部作为“边中”的校舍。
最初，学校将学生按文化程度分为3个队，每队少则4O-50人，多则60-70人。虽然条件困难，但很快就上课了。由于教师是逐渐调来的，有的课程先开，有的课程后开。大体上是先开政治、语文、数学3门主科，开自然、地理、历史课的原则，是有教师就开，没教师暂缺。
当时课本非常难得。数学先是选用国统区的中学课本，以后由教师自己编写，陆续石印。语文选的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但都是油印的。歌声，在当时延安各学校各机关随时可以听到，但边区中学没有一个音乐教师，不得不让学生互教互学，有时也请著名歌唱家教唱，李丽莲就是那时请来教过几次音乐的“先生”。
“边中”创办时明文规定：“本校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智能的新青年为宗旨。”如果扼要地阐明一下，“边中”的教育方针是：提高青年民族意识，巩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坚定青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并发扬青年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英勇精神。
以抗战的政治、军事及基本科学知识武装青年的头脑，给青年以抗战建国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其次，战时军事教育、军事生活的锻炼也是不可少的，每个青年应准备随时参加作战，捍卫国土，收复失地。再次，基本科学知识是日常生活中必需的工具。尤其抗战建国需要各式各样的专门技术人才，这些人才是需要在中学时代加以基本训练的。在学习活动中给青年适当的指导，使得青年的品行、智力、体格得到健全的发展。
中学时代的青年，身心正在发育时期。对他们的要求，一方面要注意平日参加适当的劳动，使其体格健壮，思想健康。另一方面，在学习中多让他们思考，使其思想活跃，并增强其理解能力。在生活中，还要激发和培养青年的独立性、创造性、积极性和自动性。以使他们逐渐成为能够独立工作，勇于克服困难和善于领导群众抗战建国的青年干部。
这里说的独立创造性，是要青年把握住正确的方向，能够独当一面，不依附他人，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才能。
这里说的积极主动性，是要青年具有坚定的信心，在任何困难条件下不退缩、不消极，想方设法战胜困难，不陷人被动地位。
“拟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智能的新青年为宗旨”，是边区政府教育厅为“边中”规定的教育方针。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它包含着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当时抗战是中心任务，一切教育活动都是为了抗战。
“边中”的行政机构、教职员待遇和教材等的大致情况是：
校长下面设教务处，训育处，总务处。
训育处下设大队，大队长由军事教官兼任；各队设队主任，由教员兼任。教职员待遇实行供给制。这种供给制除供给衣、食和办公用品外，每月还有津贴边币2元。
教材内容以“抗战建国之急需”为前提选材。没有现成课本，教员就自编、自刻、自印讲义，政治课连讲义也没有，教员就根据提纲讲，学生做笔记。
因抗战与边区政权建设的需要，“边中”学制未能严格执行，这主要因为学生流动性大，什么时候需要，就挑选一批人去工作。人校时流动性也大，经常有新生转人。
“边中”在教学法中强调启发式，强调培养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常常采用座谈、讨论、互助等方式，每周有四五次讨论会。政治、历史、国文等各科中的问题都可以在小组会上讨论，学生讨论，教员引导。在学生中形成了互相帮助的风气。如日记，可以互相传阅、提意见，还召开问答晚会，教员评判。这些做法，当时叫“民主教学”。它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知识，效果显著。
边区师范
1939年6月，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加剧了反动活动，积极准备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加紧对我边区封锁。因时局紧张，延安各机关按照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陆续进行了缩编。边区政府按照“整顿中等教育，以培养地方师资及下级地方干部为主”的精神，决定将边区中学同鲁迅师范合并，改名为边区师范。任命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同志兼任校长，董纯才同志为副校长。1939年8月下旬，两校师生在安塞吊儿沟聚集，边区师范宣告成立。“边中”学生多为外省籍青年，而“边师”设立的目的在于培养地方师资，故“边师”初成立时，又提出了争取“地方化”的口号，尽量招收本地学生。
“边师”在成立之初提出了“正规化”的口号，制定了《师范教育方针及其实施方案》与《学校章程》，确定了学校组织制度及工作制度。
自开课后，学校就建立起工作秩序，以求逐步走向正规。学生会为了保证教育计划的实施，曾发起了生活与学习竞赛。这个时期学生的生活与学习非常紧张，以至于到傍晚有的学生仍“手不释卷”。
与此同时，又因吊儿沟离延安100多里，有很多不便，11月迁回延安柳树店，后又搬到杜甫川花石砭。
“延大”中学部
1941年，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和陕甘宁边区建设事业的需要，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于9月22日成立了延安赶学。下设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和俄文、英文两个系及中学部。
1941年8月8日，延安大学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建校消息时，就明确宣布，学制将延长，附设中学部，办成正规大学。
1941年9月22日，开学典礼时，吴玉章校长提出，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并号召同学们努力学习科学和外语。徐特立同志号召同学们：今后，政治与技术都要掌握。毛主席讲：“延大”应为抗战及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延大”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学，这三项就是我们“延大”要学习的。政治要学“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等方针政策；经济要学如何发展工业、农业、商业、运输；文化要学文学、卫生建设。要为实际服务，不要搞教条主义。
1943年春节后不久，中央决定“延大”与“鲁艺”、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合并。大学部搬迁到桥儿沟“鲁艺”校址，中学部4个班合并到延安城南杜甫川自然科学院中学部。原自然科学院中学部的高中一、二班转人本科，其中一部分分配工作。医训班转到柳树店医大。初中1、2、3班合为第一、第二两班。延大中学部来的初二甲、乙两班合为第三班，一年级甲班为第四班，一年级乙班为第五班。
为了加强中学部的教学工作，组织上曾先后派了几位文艺工作者和参加革命较早的干部来讲课。李星华、于敏、高时、李绵、李纳、郭绳武、徐宜等老师都是那时来的。
贾芝老师是李大钊先烈的女婿、中法大学毕业生。他兼任第二班的班主任，后来任全校政治教员和语文教员。他讲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一件小事》、《孔乙己》，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论》等，讲得很生动。当时，没有课本，都是教员自选范文，油印成讲义发给同学。
于敏任一班班主任，兼教语文。他曾在《解放日报》文艺版当过编辑。他结合文艺界整风以来的成果，讲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知识分子思想上转变的道理。他强调要树立刚健朴实的好文风，并选讲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给同学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李星华是李大钊同志的大女儿，贾芝同志的夫人。她毕业于中法大学，也是语文教员，文字水平很高。
李绵是陕西韩城人，从新文字学校调来的，抗战前入党。他讲近代史，还兼三、四班合并后的三班班主任。
延安中学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显著成绩的时候成立的。
1944年，抗战转入反攻阶段，形势好转。8月边区政府决定延安师范同延安大学中学部合并，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同时，决定延安中学校址为延安桥儿沟。
桥儿沟在延安机场的东面，经过“鲁艺”校址那带着尖顶的教堂，顺沟而上，沿着山坡上的一排排窑洞，那就是“延中”的校舍。“延中”成立初期，共有教职工200余人，其中教员60余人，其余为行政人员和生产人员，学生700余人，按文化程度编为12个普通班，另外还有3个地干班。
延安中学组织机构仍沿用延安师范旧制：总支部委员会由王鼎勋、冯士休、贾芝、齐心、谢绍民（学生）5位同志组成。王鼎勋同志任党总支书记。学校行政领导仍实行校长负责制，霍仲年同志任校长，学校行政上归边区政府教育厅直接领导。
这期间同学们虽有所增加，生活依然很艰苦，但很团结、很讲友谊，革命的感情非常深厚。同学们当时不仅注重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就拿吃饭来说，在饭场上，男同学大都使用粗糙的瓦罐盛饭，也不挑饭菜好坏，团结的集体中充满了乐观。
在桥儿沟学习期间，“延中”同学常去“鲁艺”看排演“白毛女”。在观看排练中，他们懂得了是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把喜儿变成了“白毛女”。使他们进一步认识了世上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死亡、饥饿中挣扎。要生存，就要反抗、斗争，不奋斗是难以消灭贫穷、摆脱剥削。
在“延安”学习期间，同学们收获最大的是提高了民族意识。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教育，并发扬青年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英勇献身精神。学校以抗战的政治、军事及基本科学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给学生以抗战建国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每个青年应准备随时参加作战，捍卫国土，收复失地。在学习活动中给予适当地指导，使同学们的品行、智力、体格均得到健全发展。
老师们还从教育方针到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不断创新，极大地克服了传统教育的某些消极方面，使理论与实际、学与用进一步结合起来。在养教并举的方针指导下，学校认真贯彻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就是老师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做”是核心。这种方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1944年年底，整风审干甄别工作结束。按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整风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彻底的纠正，对揭发出来的一些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处理。学校在新施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处在战争环境中，不仅学校变迁很大，而且，学生的变动更是频繁。延安的学校是直接为革命和战争的需要培养干部的，因此难以区分学生和工作人员。有不少学生随时抽去从事某项工作或到部队去，同时又有不少从工作岗位上和部队来的同志插班学习。由于当时大力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学生们的文化学习虽然有时受到冲击，但在其他方面却增长了知识和能力，使学生们的身心能得到更快的进步。当时，先后在“延中”学习的学生有：谢绍明、彭士禄、戚元靖、李鹏、刘虎生、蔡诚、李冬、任湘、任岳、任远志、刘幼雪、贺毅、贺光辉、李伦、罗西北、鲍克明、张巨才、欧阳代娜、易达美、舒炜、苏红、齐翔安、李凡民、曾宪波、曾宪林、黄毅诚、王黎明、何枫、朱宏、鱼进也、聂承勇、高诺夫、牛旭光、常英、田又生、刘力贞、师秋朗、李一波、刘凯、李立、阮若林、金德崇、张燕林、刘彤矢、江明、李骏、高耶夫、王涛英、李路达、林汉雄、杜吉昌、项苏云、刘朝兰、梁汉莲、崔军、杨廷藩、徐爱民、王恂、宣平、艾政、彭起超等。上述这么多人，真正在“延中”一直学到毕业的并不多。一旦祖国需要，他们就会放弃学业，立即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行知中学
1946年7月25日，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延安各界发起悼念活动。在纪念陶行知先生筹委会建议下，经边区政府第九次政务会议通过，决定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自8月19日起正式改名为行知中学。学校易名典礼于9月4日下午举行，中央和边区政府的一些负责同志谢觉哉、李敷仁、贺连城、李卓然、柳湜等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但后来，大家习惯上还叫“延安中学”。
党的“七大”期间，边区政府为加强对延安中学的领导，调“三边公学”副校长卢勤良到延安中学任副校长。霍仲年同志调边区教育厅工作后，马济川同志接任校长职务，总支书记仍是王鼎勋同志，总务主任是冯士休同志。
卢勤良同志来校后，他团结教职员工，加强了学校领导，并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交流教学经验，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
1946年后，卢校长还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为提高教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报请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建立了中灶食堂，教员都享受中灶待遇。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后，各机关、学校都能生产自给，加之战争的节节胜利，学校生活逐渐得到改善。战争时期生活艰苦，按照规定，小学生吃中灶，而老师一直是普通工作人员待遇，一律吃大灶。
当时，“延中”的政治教育成效非常好，一是学生的本质好，不少同学的父母甚至本人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或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害，有的人长期流浪街头，有的随父母坐过牢，有的出生在国民党或日寇的牢狱中……因此，他们都有革命到底的决心；二是教师队伍素质好，教员一般由有教学经验的知识分子或老党员、红军干部担任；三是在革命圣地，优良的政治环境时时刻刻都在熏陶着青少年，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举行大的报告会，“延中”学生常能听到叶剑英、吴玉章、邓发、任弼时等同志的报告。听徐老的报告更多，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朱德总司令、康克清等其他领导同志从前方回延安也都做报告。每逢大的报告会，机关干部和学生都听。通过学习文件和听报告，不仅使师生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劳动人民创造世界、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世界已进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等革命理论，师生们还能及时知道国内外形势，懂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坚定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信心。通过听报告、讨论，同学们树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当时，尽管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是模糊的，但对推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制度，人人平等，都过着像苏联那样的幸福生活的向往却是强烈的。
由于同学们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并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命运、革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决心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为此，决心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因而，同学们对国内外形势、战争的形势都极为关心。不少同学都希望早日走上工作岗位或战场同敌人直接拼搏。炮校、工程学校招生时，光“延大”中学部就有200多名男女同学报名。
最使同学们难忘的是，一次，卢勤良副校长为办好学校，请当时《解放日报》社国际版编辑吴冷西来校做报告。那天下午，他从清凉山步行十几里到桥儿沟，爬上山坡，在校部门口的空地给全校师生做时事报告。这次报告主要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苏联红军反攻希特勒军队。他把哪一天占了基辅附近一个什么地方、消灭多少德寇、缴获多少战利品，都讲得清清楚楚，具体生动。外国那长串的音译地名、人名，他都记得很熟，不看讲稿讲得很快。站着讲了3个多小时，一直到点灯时候。同学们听了他的报告，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高兴，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有了信心。
以后，学校还请过从大后方重庆到延安的黄齐生老先生（王若飞同志的舅舅，1946年4月8日与王若飞等同机飞返延安时，在山西黑茶山遇难牺牲）来校做报告。他主要讲蒋管区的学生运动、人民进行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政治。王若飞在绥远狱中时，黄老先生多方营救，为革命奔走多年。他的报告大家都很喜欢听，听后使大家更加热爱边区，热爱共产党。
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前夕的1946年深秋，学校还请王震旅长带领的359 旅从中原经陕南突围回延安的同志，给师生们做了关于突围经过的报告。
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时，李敷仁在场，并且受了伤，经治疗后转到延安，向延安中学的师生们控诉了国民党特务制造血案的经过。讲演时他还把从自己身上取出的子弹头展示给师生们看，并愤怒地大声说：“这就是国民党特务送给我的子弹！”
另一次，是从新疆回来的人员（张治中任新疆省主席后，释放了盛世才逮捕关押的我八路军驻疆办事处人员）给延中同学做报告，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介绍新疆地区的风土人情。这些丰富生动的报告，深深地打动了“延中”学生的心，帮助他们坚定了“要革命到底”的决心。
当时的教育也带有浓烈的时代特色，处在战争年代，同敌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敌我界限十分鲜明，因此，当时十分强调革命性、斗争性和阶级性的教育。对待世界和国内大事乃至身边的人们以及工作和生活，十分注重阶级立场、斗争精神，认识问题强调革命原则和阶级分析。那时候，可以说生活在充满浓烈的政治空气之中，不仅成年人、领导干部，就是青少年学生，差不多人人都是“政治家”。
由于“延中”对学生进行了革命先烈、红军长征和抗日英雄事迹的教育，使同学们逐渐成为热血的革命青年，发誓要向革命先烈和英雄们学习，要像他们一样生活、战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不仅没有吓倒同学们，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坚定了他们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决心。徐老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常教导他们要有革命气节，要经得起战场、艰苦环境和生死关头的考验，要临危不惧，要做革命的英雄和硬骨头。林汉南同学的口头语就是：“要做革命的英雄，不做狗熊”。1947年7月10日，他和任克同志英勇牺牲在战斗前线。邓维深同学在太原战役中，为给兄弟部队解围，用战刀一连砍死3个敌人而荣立战功。
艰苦奋斗，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自力更生，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是我们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也是一种巨大力量。延安人民继承发扬了这种传统，并代代相传。这些光荣传统时时事事熏陶着“延中”的每一个人。同学们也都很自然地仿效老一辈。
“延中”在各种活动中，都进行光荣传统教育。要求同学们继承、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老师讲课时也讲红军、八路军的英勇奋战事例和爱国爱民的故事，讲革命先烈英勇牺牲的悲壮情景。徐特立院长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精神，不仅敬育着年轻一代，首先他自己就身体力行。同学们决心学习先辈，继承发扬革命传统，严格要求自己和锻炼自己，把自己培养成坚强的革命战士。
当时，“延中”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规律的作息制度。起居行止集体化，各项工作、学习听从统一的号令。生活享受供给制，待遇一律平等。晚饭后、睡觉前有点名制度，除清查人数外，班主任或班干部还对一天的活动进行讲评和布置第二天的工作。星期六下午多是班会或组织生活会时间，这类会主要解决全班性的问题。星期天晚上是小组生活会。这些是延安机关、部队和学校的通行制度。小组生活会主要是个人检查一周的学习、工作、劳动情况和讲述优缺点，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时，不论批评得轻重或出入大小，谁都不会计较，一般都能严于律己，真正做到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整风学习，贯彻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学习中，同学们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明确了不研究中国的具体情况，主观主义生搬硬套马列主义会断送中国革命。同学们对照和检查自己的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看是否犯了教条主义或主观主义错误。从而划清学习是为个人名利还是为人民服务、是为装满自己吓唬别人还是为了做革命工作的界限。通过整风学习，使同学们初步树立起群众观点，初步掌握了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对照检查时，首先遇到个人与集体、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著作后，同学们把上述一些问题提到原则高度去检查。这就使大家懂得了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做好工作；只有相信群众，才能向群众学习和集中群众的智慧；有了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才能关心群众的疾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