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琴记忆中，根本没有亲生父母的印象，留在她幼小心灵深处的全部爱，就是养父、养母的那些真情。养母用自己的乳汁喂养爱琴，对爱琴像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而爱琴也自小开始，就认定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1934年，囚禁在南京监狱里的何葆珍就要走向刑场，何葆珍在告别难友时，步子是坚定的，但心里充满了遗憾与苦愁，她牵挂着革命，牵挂着丈夫，更牵挂着她的儿女。她不知道三个儿女的情况，但她无时不在思念着他们。她和丈夫出生人死，就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后代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儿女。她为了他们，甘愿洒尽自己的一腔热血……
妈妈为革命倒下了，没有能拯救自己的亲生儿女。
爱琴的养父母家，生活越来越困苦。失业的养父外出打零工，起早贪黑挣的那几个钱，根本无法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把8岁的爱琴卖给人家做童养媳。
爱琴到了婆婆家，就像掉进了无边的苦海里。那个人家虽然穷，爱琴并不怕吃苦，她从小在苦中泡大，由于有养母的爱，所以她不觉苦。可是到了这一家，婆婆没有一点怜爱之心，小小年纪，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劈柴、洗衣服、、打扫房间、替婆婆倒马桶……，只有挨不完的打，听不完的骂，是一个十足的受不完气的小奴隶。
更倒霉的是，还有那个一岁多的小丈夫因出天花死了，婆婆更视爱琴为眼中钉、肉中刺，像恶魔一样疯狂地折磨她。爱琴经常被无故罚跪，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光着的双脚和裸露的小腿被冻出一道道血口。手脚上的冻疮化了脓，流出血水，生出蛆来……
有一天，爱琴因劳累过度，头一天又挨了毒打，也没有给饭吃，在井边打水时眼一黑、头一晕，就栽进了井里，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救了上来。何葆珍牺牲后，刘少奇思念葆珍，更思念她留下的三个儿女。为了满足葆珍临终时的心愿，少奇和党组织很想把允斌从湖南接出来，并想方设法去寻找爱琴和老三允若的下落。因为当时国统区是一片白色恐怖，一心忙于革命工作的少奇只是偶尔想想而已，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少奇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帮助，才找到了爱琴，接回了允斌。
1938年3月的一天，养母带着一位陌生人突然出现在爱琴的眼前。她见到养母时，一下子扑到养母怀里边哭边喊：“妈妈，我要回家！你带我回家吧！”养母楼着爱琴泪流满面地说：“孩子，回家！妈妈就是来接你回家的。”
站在一旁的那位陌生人看到这情景，惊讶地把爱琴的婆婆叫到门外，低声地给她说着什么，后来还给她一包东西，爱琴就跟着养母和陌生人离开了这－家。爱琴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竟能这样容易就脱离了苦海。
一路上，爱琴紧扯着养母的衣角，生怕再次和她分开，直到离开她婆婆家很远了，一颗悬着的心才总算放了下来。
养母带她去洗了澡，又换了一套新衣服，她实在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因为变化太快了！快得使她不敢接受。
养母一再兴奋地说：“孩子，盼到头了！这回你可要真的回家了，回你自己的家，回到你亲生父亲跟前。”
爱琴听糊涂了，她扑到养母怀里流着泪说：“妈妈，你就是我的亲妈妈！你就是生我养我的妈妈！我再也不到别人家去了！”爱琴说着就要脱掉身上的新衣服，并向养母哀求说：
“妈妈，我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已经长大了，我能够劳动养活你。”说着又呜呜哭起来。
养母耐心地劝说道：“好孩子，不要哭，你听妈妈慢慢给你说。妈妈是你的养母，不是你的生身母亲。”
那位陌生人也在一旁劝爱琴：“她是你的奶妈，不是你的亲生母亲。我是亲生父亲派来接你的，你不要再害怕，我已经给了你婆婆大洋把你赎回来了。这些年让你受苦了，也是你养母出于无奈……”
“不，她就是我亲妈妈！妈妈，我要回咱们的家！”养母看到爱琴哭得泪人似的，也忍不住泪如泉涌。她边给爱琴擦眼泪边说：“孩子，这次真是你亲爸爸派人来接你了，你相信妈妈，妈妈再也不会卖你了。”爱琴收住了眼泪，仔细地盯着养母看了好久，才信任的点了点头。
这年夏天，爱琴经过地方党组织的帮助，比哥哥先到了延安，来到了父亲刘少奇的身旁。
刘少奇十多年的戎马倥偬，浪迹天涯，自儿子、女儿出生后没有尽过多少当父亲的责任。当10多岁的儿女双双来到面前时，他有多少感慨！舐犊之情，令人潸然。
14岁的允斌生性倔犟，当他来到延安，第一次看着面前的高个子“八路”，人家让他喊爸爸时，便仰头问道：“爸爸，这些年来你是否忘了我？”
“不思量，自难忘呵！”刘少奇感慨作答。隔壁毛泽东主席闻讯赶来，听到此言也频频点头，若有所思。
是呵，怎能忘记自己的儿女呢。这是他和葆珍的爱情结晶呵！儿女犹在，妻子已去了。革命者虽志硬如钢铁，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第31章 千里寻父母的——陶斯亮
1947年8月，转战在东北的陶铸、曾志，在失去亮亮下落的一年多后，残疾的老红军杨叔叔，带着6岁的小亮亮，历经千辛万苦，整整走了1年，终于到了白城子。当卫兵通报说有个老红军带个小女孩要找“陶铸爸爸”时，陶铸真是喜出望外。当时陶铸正在参加五地委召开的干部会议，分析战争形势，停止了开会，立即跑出大门，只见门站着一老一小，分明是两个“叫花子”。陶铸愣了一下。立刻辨认出老杨和自己的女儿，三个人抱到了一起，泪水流到了一起……
过了几天，曾志才得机会去白城子终于见到了她日夜思念的孩子——小亮亮。
第32章 组织部的女儿——刘朝兰
刘朝兰的父亲刘以纯，带着小朝兰作掩护和弟弟一起到敌占区去工作。在路上，他叮嘱女儿：“爸爸若出事，你就说是叔叔的孩子，叔叔若出事就说是爸爸的孩子。千万可别说我们三个是一家人啊！”朝兰懂事地点了点头。
谁知，他们刚经过赵城广盛寺，拐进一条山沟，前面山村里就传来狗叫的声音。刘以纯估计情况有变化，决定往回返，可还没有走出山沟，就遇上了阎锡山的一排匪军。领头的指着刘以纯说：“你留下！”然后又指着朝兰问：“这孩子是谁的？”朝兰的叔叔急忙说：“是我的！”领头的示意他们可以走了。朝兰的叔叔指着以纯说：“他是好人，我们有良民证……”他还想再说下去，刘以纯忙用眼色暗示要他快走。并镇静地说：“没关系，总会弄清楚的。”刘以纯虽然神态沉着，但他也想到来者不善，这场遭遇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实际上，正是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这伙敌人才专门冲着他来的。刘以纯被带到了阎军团长卫立功面前。卫立功得意地狞笑着对刘以纯说：“这不是刘家大少爷嘛，有名的‘白皮红心’！怎么样，你愿不愿投降？”没等敌军团长说完，刘以纯一口唾沫正吐到了他的脸上……
刘以纯的弟弟领着朝兰往回返的途中，突然听到了一声枪响。他深深地意识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领着朝兰默默地走着，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
后来，听说刘以纯同志是在与敌军团长搏斗中挨了一枪，但他并未倒下，又被旁边的敌人捅了十几刺刀才倒下的。
刘以纯牺牲后，敌人又抄了他的住处。朝兰和两个妹妹，一个4岁，一个5岁，还有奶奶和母亲卫玲爱，谁家也不敢收留，他们只好整天东躲西藏。在汾河以西实在待不下去了，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他们老少五口去了汾河以东卫玲爱的娘家。不幸的是，卫玲爱的哥哥、洪洞县长卫勋元同志在指挥作战中壮烈牺牲了。卫玲爱又担起了侍候婆婆，安慰寡嫂，扶老携幼的重担。
1940年冬天，坚持在敌占区做妇女儿童工作的原特委书记龚子荣的妻子桑一伟同志，化装成农村妇女，冒着生命危险找到朝兰母女。卫玲爱说：“这里环境实在太险恶，你设法把我们最大的孩子朝兰带走吧，让她长大后为她父亲报仇！”就这样，朝兰被桑姨送到晋绥区党委林枫、龚子荣同志那里。林枫、龚子荣等十分关心朝兰，精心照顾她吃住、教她认字、给她讲革命道理，鼓励她要继承父业，做革命的接班人。
有一天，彭真同志路过。林枫指着朝兰介绍说：“这就是刘以纯同志的女儿，她父亲刚牺牲，你带她去延安吧。”彭真慈祥地看着朝兰，想到牺牲的同志，不禁有点伤感，他抚摸着朝兰的肩头亲切地说：“你以后就叫我爸爸，做我的女儿，好吗？”天真地朝兰当即就喊了一声：“爸爸！”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
几天后，朝兰坐在彭真骑的马上出发了。一路上，夜里睡觉，彭真亲自给她盖上自己的毯子，行军休息的时候，用树枝在地上教她写字……
到延安后，朝兰随彭真住在杨家岭，与毛主席是邻居。有一天，毛主席窑里有许多首长在开会，朝兰替毛主席的小公务员曹海清进去送开水。毛主席一见她进来就笑着问：“这是哪来的小鬼？你叫什么名字呀，”彭真说：“她是我从前方带来的。她的爸爸最近牺牲了。”毛主席听罢沉重地问：“现在谁管你呀？”朝兰脱口而出：“组织部哇！”毛主席笑了：“那你应该姓组啊，不应该姓刘啊！”说罢又让朝兰在他的手心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刘-朝-兰。
过了些日子，彭真给徐老写了封信，并带着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送朝兰到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去学习，请徐老对朝兰“多加栽培”。临行前，彭真又特组给她做了一套小军装，把她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当时在延安，干部与战士的服装略有不同，干部服装是上下各两个兜，下边两个兜仅将里面贴边缝住，表面看不见针迹，人们俗称这种服装为“吊兜服”。同学们同朝兰开玩笑，说她是穿“吊兜服”的干部！
朝兰进学校后，每逢假期，彭真总是把她接到家中，有好吃的给她吃，有点好用的给她用，还给她找书看，而且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她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培养她，教育她，像对亲生儿女一样。
第33章 巧遇首长的——杜吉昌
杜吉昌自幼丧父，母亲宋杰是河南巩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长期从事妇女运动。为了工作，她曾先后将两岁多的女儿送给姐姐抚养，将儿子吉昌送到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又趁她到延安学习之机，将两个小儿子，一个3岁、一个6岁，带到延安。学习结束后，宋杰同志受组织派遣只身回到河南，担任新四军特区队指导员。当时，那一带的乡亲和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宋大姐”。
1939年，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确山县竹沟镇留守处，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竹沟惨案”。宋杰同志在战斗中因负伤被俘。在押送途中，她机智地设法买通押送人员得以逃脱。随后，隐蔽到洛阳苗湾村一带，继续以小学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不久再次遭到敌人缉捕，虽经组织多方设法营救，终未逃脱敌人魔掌。遇害时年仅35岁。宋杰同志惨遭杀害后很久，老百姓才在高粱地里发现了她的遗体，并设法躲开敌人，把她抬到一个窑洞里秘密掩埋了。直到1949年，她家乡解放后，亲友们才给吉昌写了封信，信上说，“你母亲受伤不能写信，要我们代笔，希望你回来看看她。”吉昌回去后，才知母亲早已牺牲了。
杜吉昌于1939年冬被组织上送往延安，分配到中央组织部当勤务员。那时，中央组织部在蓝家坪，以后又搬到杨家岭。吉昌年纪小，个子不高，但很机灵。他穿着棉军上衣袖子挽起一大截，裤子也显得又长又肥，可看起来蛮神气！他天天挑水、送饭，工作不怕苦和累，事事抢在前头。
一天早上，他下山给首长们挑水、打饭。爬坡时，由于人小扁担钩长，一不小心绊倒了，水和饭洒了一身、一地。正当他趴在半山坡抹眼泪时，恰巧被去山下散步回来的陈云和李富春同志看见了。两位首长急忙扶起吉昌，并尽力安慰他，还问长问短。几天以后，组织上派人把他送到安塞白家坪保育院小学上学去了。吉昌明白，这是两位首长的安排和照顾，便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绝不辜负首长的期望。
第34章 忘不了那段情的——李铁映
1936年9月，罗小金（李铁映）出生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小金是李维汉、金维映的儿子，也是他们惟一的孩子。当时李维汉的名字叫罗迈，儿子取名为父母的姓氏，故叫罗小金。
李铁映出生后就寄养在老乡家里，金维映与丈夫都非常疼爱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只要有时间，两个人就跑到老乡家去看望小金。
小金长得很像妈妈，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盘，胖乎乎的小手，着实惹人喜爱。每次父母来看他，都不知如何亲法，抱过来，摇过去，直到把孩子折腾的哇哇大哭才罢手。
刚刚几个月的小金，可不懂得这是父母的爱。他只知道饿了哭，渴了叫，要不就是随便拉屎撒尿，再就是小手小脚一起蹬被子、踢褥子……
小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很短。1938年春，金维映与刘群先、方志纯等同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李维汉虽然舍不得妻子这时候离开自己和孩子，但考虑到党的事业，仍然高兴地为妻子准备随身带的东西。金维映走时，小金才一岁多，正是需要母爱时，母亲却离开他去了异国。当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她竟永远没有再回来。
陕北老乡都是住窑洞、睡大炕。老乡下地时，就用一根袋子拴到娃娃的腰上，另一头拴在墙壁的橛子上，娃娃在炕上睡觉或玩耍，因有袋子拉着不会掉下地来，这也是祖辈传下来的养娃娃的方法。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军的娃娃也是这样交给老乡养的，铁映自然也不例外。
陕北的炕都是火炕，在炕头上盘一个火灶，火灶比炕低，人坐在地上就可以烧火做饭。做饭时顺便就把炕烧暖了。灶上坐一口大锅，大锅里经常烧一大锅热水，以备做饭洗涤用。有一家老乡下地时，没有把娃娃的保险袋拴好，结果娃娃从炕上爬到灶上，掉进大锅里，活活煮死了。这个偶然事件发生后，很多老乡怕负责任不愿再为公家看娃娃了，特别像小金这些三四岁的孩子，正是又淘气又不太懂事的时候，更不愿看了。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1940年在毛泽东的建议下组建了中央托儿所。第一批入托的孩子7个。其中有：罗小金（李铁映）、毛娇娇（李敏）、陈小胖、傅维芳、谢丁丁、王苏云、贾丽丽。
小金入托时已经快满4岁，长得胖乎乎的聪明而淘气。他小脑袋瓜里点子多，总能想出与众不同的玩法。小金也是个邋遢孩子，由于从小寄养在老乡家里，没有养成讲卫生的习惯，鼻涕流出来不用手绢而用衣袖擦，放着小凳不坐常常跪地上。他的脸一天洗三遍也比别的孩子脏，他的新裤子没穿几天膝盖就破了。但他又是个坚强的孩子，不娇气，不爱哭，就是生病发高烧四十多度时，仍能控制住自己不叫不哼，这在一般孩子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小金从小缺少母爱，独立性强，从不在大人面前撒娇。但他又很任性，主意多，做游戏时爱当头儿。托儿所初建阶段，还没有什么玩具，他便领着小朋友们从窑洞前的土坡上滑下去，爬上来，再滑下去，自找窍门领着小朋友玩土滑梯。这一举动，可把阿姨们吓坏了，觉得太危险，便去制止小金。没想到，阿姨这边制止，他那边又开始折腾。小金在土坡上滑下时，样子很兴奋，两只小胳膊举得很高，在胸前不断挥舞，嘴里还“嘿哟，嘿哟”地喊着什么，一副小淘气的模样，真叫人又气又爱。照管小金的老师曹和静，是一位文静秀气的女孩子，人缘很好、年龄也不过十七八岁。曹阿姨十分担心，怕小金滑下去摔坏了，她可负不起责任。就跑去向丑所长汇报，丑子冈跑出窑洞，来到了土坡前。可不是，小金正领着孩子们玩得起劲呢，身后一串小尾巴，个个小脸通红，这又冒险又刺激的活动，使他们既兴奋、又得意。
“小金，回来。”丑子冈喊道。
“不，我们还要玩呢”小金倔犟地说。
“回来，都给我回来，妈妈有话说。”丑子冈又喊道，脸上的表情很严肃。
小金低头想了一会，抬头冲小朋友们喊：“走，回去就回去。”
孩子们费劲地爬上了土坡，来到了丑子冈妈妈面前。丑子冈是所长，在孩子中威信很高，孩子们平时都亲切地喊她丑妈妈。丑妈妈看到孩子们玩得很开心，额头上都渗满了汗珠，衣服上滚满了黄土。小金身上最脏，不光粘有黄土，还合了泥；他的袖口上鼻涕与黄土混在一起，成了泥浆子。早晨洗得白白净净的脸，现在左一道，右一道，看上去像个唱戏的二花脸。看到这些，丑子冈又好气又心疼，她一边给孩子们拍打身上的黄土，一边耐心地给孩子们讲着道理：
“土坡又高又陡，要是一不小心摔下来，会摔断胳膊拧伤腿；土里面有细菌，沾到手上吃到肚子里，就会生病、长虫子；生病就要吃药、打针，你们愿意吗？”
几个小家伙摇摇头，表示不愿意。丑子冈偷看了小金一眼，只见他闭着小嘴显出一脸不服气的样子。
丑子冈让阿姨领走了其他孩子，留下小金一个人孤零零站着。丑子冈走到小金面前，掏出手绢替他擦了擦头上的汗和脸上的泥土，亲切地问他：
“为什么要领着小朋友滑土坡？”
“没有什么好玩的。”小金声音不大，显然已没有了抵触情绪。
“你也算小朋友中的大孩子了，要多听老师的话，帮助照顾小弟弟、小妹妹，怎么能领着他们滑土坡，这多危险，要是摔坏了小朋友怎么办？”
小金调皮是调皮，可他却十分懂事。遇到一些事情时，他知道想着别人。丑妈妈这样一说，他终于点了点头：
“丑妈妈，我再不领着小朋友干危险事了。”
“这样，就是好孩子！”丑妈妈把小金搂到怀里，动情地又说：
“小金，你提的意见很对，你们没有什么好玩的，这是妈妈的错！我一定要在尽快的时间里，给你们造一个大滑梯。”
有一次，小金病了，躺在窑洞的土炕上，烧到了四十一度。当时照看小金的是保育员王茜平。由于当时缺医少药，就连一般的退烧药也没有。孩子生病全要靠自身的抵抗力扛过去。望着躺在炕上的罗小金，王茜平急得直哭，她端来一盆又一盆凉水，为小金擦拭全身，在额头上、腿上、后背上都搭上了湿毛巾，可小金的体温就是降不下来，小脸蛋儿烧得通红，嘴唇干得裂开了口子，昏昏迷迷地似睡非睡。怎么办啊？丑所长出去还没有回来，医生那里也拿不到药，急得小阿姨把小金抱在怀里，想腆身的体温让小金降温。说也奇怪，躺在王茜平身上的小金觉得好多了，他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姐姐，你身上好凉快，好舒服。”
“舒服，姐姐就抱着你，再等一会儿，姐姐背你去医院找傅院长去看病。”听到小金说话，王茜平高兴极了。
“姐姐，我发烧难受，想喝水。”
王茜平赶紧给他端来一杯白开水，照顾他喝下。
天亮时，王茜平背着小金去医院。托儿所到中央医院还有一段路程，坑坑洼洼的山路并不好走，王茜平背着罗小金去医院看病，还真不容易。小金个子大，长得又壮实，而王茜平个子小，长得又单薄，走在路上摇摇晃晃的几次险些摔倒。
“姐姐，让我下来走吧，你背不动我。”小金趴在王茜平的背上请求着。
“不行，你有病，姐姐背你走。”王茜平说。
“姐姐，你累啦？你脸上都出汗了。”小金用小手抹去王茜平额头上的汗珠。
那只小手摸在王茜平额头上，像一块滚烫的火炭，王茜平心里一热，眼泪又止不住滚了下来。
“好弟弟，没关系，只要你病能好，姐姐不怕累。”
“姐姐，我长大了用汽车来接你，你想去哪都行。”小金断断续续地说。
王茜平终于忍不住了，泪水又流了下来。
第35章 胸中装着他人的——林汉雄
1938年林汉雄到延安时，还是个大脑袋小个子的孩子，陕北人称“头”为“脑”，因此他上学后，同学们顽皮地叫他“肉脑”。
“肉脑”虽然个子小，但有个聪明、灵活的脑子，学习又好，点子也多，就是体质差。他入学不久，就患了腮腺炎。本来生活条件就不好，又加上害病，发育就更差了。
1941年6月，他又患了伤寒。在那缺医少药的日子里，爸爸张浩只能把组织上分给自己作为补品的红枣、鸡蛋等，全部给了病中的小儿子。可是，当把这些东西送到医院后，汉雄却不肯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同一病房的同志。汉雄脱险后不久，恰巧一位画家患伤寒住了医院，汉雄就把爸爸送来还剩下的东西全部给了这位画家。更令人感动的是，汉雄在没有完全恢复健康的情况下，还悄悄为这位画家输了300毫升血。当时因为少药，医生建议，得过伤寒病而血型相同的人把血输给病人，借以治病。于是年仅12岁的汉雄，慷慨地把自己的血输给那位画家，使画家很快恢复了健康。
1945年，汉雄又染上了疟疾，高烧不退。一天，他和另外几个生病的同学，正十分难受的躺在宿舍里，大哥林肖硖走了进来。
大哥对汉雄说：“妈妈听说你病了，借了匹马，让我接你回去。”
汉雄立即问道：“你接几个？”
大哥一愣：“马就一匹。我只能抱你骑马回家去。”
汉雄指着其他几个同学说：“李一波、贺毅他们也病了，你怎么就接我一个人呢？我要一走，他们想到有哥哥来接的，就可以回家，心里不难过吗？你要只接我一个我就不走了，要和他们一起留下！你带什么好吃的没有？有，就给我们留下。”
他大哥想：也对。便说：“妈妈让我来接你，我以为你回去，所以没带吃的，原来以为只你一个人病了，现在只有一匹马，最多也只能接两个。再说家里房子小，你们都去了也住不下。这样吧，那我就先回去，明天给你们送些好吃的来。”
第二天，几个生病的同学果然都吃上了汉雄的妈妈涂俊明阿姨，托人捎来的好吃的摸摸干。当时的摸摸干可来的不容易，虽说汉雄爸爸、妈妈受到照顾，每天能吃到一顿摸摸，但是有定量。这些膜摸干是涂妈妈吃半饱省下的。平常，涂妈妈把省下的摸摸冬天放在炭火上烤干，夏天装在纱布袋里晒千，留给孩子们。那时的同学都这样想：你的家，也是我的家，是大家的家；你的妈妈，也是我的妈妈，是大家的妈妈。
当时，烈士的孩子都由中央有关各部门分工管理。凡是从事职工运动同志的子弟都由职工运动委员会接送。由于张浩同志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这样，一部分人也自然都成了涂妈妈家的常客。他们当中有：刘焕生三姐妹，方荣柏两兄弟，项苏云姐弟俩，再加上汉南、汉雄，有时一下子接回去十二三个。对这些孩子，涂妈妈“一视同仁”，无论吃喝，他们都和自己的孩子汉南、汉雄“同等待遇”。
第36章 为了革命后代
在延安最艰苦的岁月里，革命前辈始终记挂着革命后代。贺龙在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及西北财委负责人时，了解到“延中”的孩子们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一斤肉时，便命令“联司”给每个孩子每月增加一斤肉。
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夏之栩妈妈（革命母亲夏娘娘的女儿，赵世炎烈士的夫人），主动承担了照顾烈士子女重任。在假期里，她分批把孩子们接回中组部，统一管理、照顾。
在革命前辈的饭桌前，常常可看到保育院和“保小”的孩子。当云、李富春、蔡畅、邓颖超、帅孟等伯伯、妈妈们将自己碗里的菜、肉夹到孩子们的碗中时，那些小小的心灵也会激起波澜。当他们看着伯伯、妈妈们的脸，大口大口吃着饭时，眼里常常闪动着泪花。
当那些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的长辈，将一小包自己省下来的食品装进他们小书包时，两代人的深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
那些从小就被送进“保育院”、“保小”、“抗小”的孩子，更是在阿姨、叔叔、老师们的无微不至关怀下，幸福的成长着。李敏说：“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家，保育院就是我的家。”李铁映、秦纲、伍绍祖、秦新华、林用三等一批人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保育院”、“保小”、“育才”度过的。“学校就是我的家，老师、阿姨就是亲爹妈。”这是挂在这些学校孩子们嘴边的一句话。
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时，胡本敬老师为了抢救学生，一只胳膊被炸断，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保小”校医罗冬祥、王海仁夫妇，为了救护“保小”80多个患传染病的孩子，日夜守护在学生宿舍里，喂药、打针、精心护理，无暇去照顾自己生病的孩子斗娃，20多天过去了，80多个学生全部治愈了，而他们的孩子因缺乏照顾和及时治疗而夭折了。
丑子冈妈妈抚育那么多孩子，都健康成长，惟独自已的女儿无暇照顾，而被老鼠咬伤了脸，至今还留着伤痕。
第37章 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
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后，多次去“保育院”、“保小”参观。在他们的笔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保育院之一。他们在新闻报道中说：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活泼可爱，他们的歌声和舞蹈，给参观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虽然延安的生活很艰苦，但孩子们都很健康。他们不分男女孩，一律穿着统一的公家发的小灰制服，戴着小军帽，清一色的小八路打扮。他们穿着整齐干净，吃得也不错，一律实行供给制，享受着边区政府最高的伙食标准——小灶。据说是和延安中共最高领导人享受一样的伙食标准，所以他们都长得胖乎乎的，十分可爱。
在延安参观访问，记者们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参观了孩子们住的窑洞、做饭的厨房、活动室、学习室、游戏场以及洗澡房、体检室、洗衣房、病号隔离室……）
赵战生小朋友是凌莎院长的儿子，他长得活泼可爱但并不特殊。记者参观时，他是小合唱队的成员，小家伙雄赳赳气昂昂的站在队列里，那表情，那姿态，活像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兵。他们唱完《黄河大合唱》后，面前的记者们拥了过来，把他们围在了中间。路透社记者武道走过来，先把镜头对准战生拍了一张照，又伸出胳膊亮出他的手表向战生夸耀说：‘好看不好看？’战生抬头看了看那亮闪闪、金灿灿的手表，脸上露出了喜色，小家伙刚要说好看，话还没出口立刻又咽了回去，马上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把头转了过去。记者仍不放松地问：‘喜欢吗？要是喜欢我就送给你。’说着就准备摘手表。保育院的娃娃，如何应付这场面，真让旁边的先生、阿姨着急！小战生又抬头看了手表一眼，出乎记者意料地摇了摇头，坚决地大声说：‘不要！如果我长大了工作需要，公家会发给我的。’说完就想走开。记者们仍围着他问：‘那么，你长大了做什么呢？’ 回答更加响亮：‘长大了像爸爸、妈妈一样，当人民的勤务员。’”
这真是一语惊天下，使这些饱经世事的外国记者目瞪口呆。他们所料想不到的是，这话是出自一个延安幼儿园孩子之口，他们不得不相信，这是他们亲眼看到的事实。他们又实在弄不懂，这些小孩子是如何教育的……
小朋友们的表演，更给参观者带来浓厚的兴趣。这些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娃娃，一点不认生，不怯场。看到那些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外国人，一个个显得很精神，他们挺着小胸脯，高昂着小脑袋，神气十足的唱着、跳着……记者们不时举起相机，拍下了一张张动人的照片。即使带着不同政见的记者，看到这一切，不能不由衷地感慨：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
这就是延安的娃娃，人人都有一颗亮晶晶的心。人们常说小孩子不懂什么。其实，对于幼儿教育，大有研究之处，也许在他们智巧刚刚萌发时，正是人生德育、智育开发的最佳阶段。延安对幼儿进行的早期教育，是教者有心，学者无意，在生活、游戏、玩耍的不知不觉中让孩子学到了知识，养成了习惯，在积极暗示、鼓励赞扬、严格要求、批评帮助的氛围中健康成长。记者们信服了，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在神奇的社会教育环境中，潜移默化的培育出一代新人。中外记者参观团中的国统区代表赵超构先生，回到重庆后，发表了《延安一月》的特别报道，在文中盛赞保育院儿童精神面貌是在国统区“从未见到过的幸福愉快”！
赵超构先生的《延安一月》在重庆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44年7月30日的重庆《新华日报》，在头版上发表了一篇专题报道，题目是《延安保育院怎样对儿童进行教育？》：
“保育院孩子学习、生活有个显著的环境特点，就是半军事化。他们起床、早操、吃饭、上课、睡觉等，都有严格的纪律。但在课外活动、民主生活、师生关系上民主平等、独立自主，一点也不受半军事化管理的限制。正因为这样，孩子们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就特别强……”
第38章 黄土地洛杉矶
自从1937年党中央迁到延安，日本鬼子的飞机就打破了这里的宁静，经常进行轰炸，气焰十分嚣张。特别是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内外敌人的合击下，我党处于最困难的历史时期……
1940年1月，傅连障、丑子冈走在兰家坪村的冰雪小路上，他们不顾天寒地冻，边走边谈，在筹划着组建中央托儿所，并由丑子冈出任所长。
在所长丑子冈的言传身教下，托儿所很快就成了一个真情、关爱的大熔炉，不管什么成分进来，都能被熔炼成优质钢材。“奔延安千里迢迢为革命，做保姆今生今世无怨无悔。”这是当年中央托儿所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心声。
“昔日童养媳，今日是模范”的周桂枝，硬是迈着她的三寸金莲走到了延安。冲破封建压迫的农家姑娘，曾任过区妇女部长。她经过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后，被分配到托儿所当保姆。先在洗衣房为孩子们洗衣服，后又调去管理仓库。她心里装的只有孩子，孩子就是她赖以生存的支柱。为了孩子，她乐于干别人不愿干的活，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所长把她看做是多面手，超级替补，放到任何地方都是骨干。当年的延安《解放日报》上曾记载：“周桂枝到托儿所半年之后，就被该所全体同志选为模范保姆，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
英姿飒爽的女八路李新，开始教书，后来被调到托儿所任保育员指导员，专门负责孩子们的卫生保健指导。延安地处山区，老百姓的卫生习惯不好，她就负责培养当地农民的卫生习惯。到托儿所后，首先抓保育员的卫生习惯，教她们每天给孩子刷牙、洗屁股、洗脚、消毒毛巾等。每周要给孩子洗一次澡……全身心地投人到孩子的保健工作中去了。
赵风钦是中央托儿所惟一的一名男保育员。他到托儿所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去医院照顾生病的杨勇的儿子杨小平。小平的父母都在前线，决不能让孩子出危险。赵风钦像接受战斗任务一样坚决、精心，日夜守候在小平的床边。小平三天三夜没退烧，他三天三夜没合眼。小平报病危，又吐白沫又瞪眼，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出生人死的钢铁战士，竟忍不住流下了热泪。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下，在赵风钦的日夜看护下，小平终于脱离了危险。
赵风钦看护的孩子，从不缺水喝，尿布也总是千的。孩子们都喜欢“保父”的细心、热心、耐心，更喜欢“保父”的心灵手巧。讲故事、做游戏、扭秧歌做玩具手枪、手榴弹，教打霸王鞭……最令大人、孩子们钦佩的是他的恒心和韧性，他本来大字不识一个，但为了教孩子们认字，他一咬牙和娃娃们一块学。很快就能写日记、打报告。选举边区劳模时，全所大人、孩子都投了他的票。
刘志兰是左权将军的夫人，她带着女儿左太北来到托儿所。一边在抗大学习，一边到托儿所来帮助照顾孩子。她给孩子们讲的抗日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启发了孩子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左权同志的牺牲，在太北和所有小朋友的心中，永远记住了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血债！
王茜平带着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到托儿所时，他还不满16岁。太行得了百日咳住进医院，王茜平整整在医院陪了两个月，最后抽她的血给太行注射。因王茜平也得过百日咳，他的血液中有抗体，注射了她的血太行的病才渐渐好起来。
亮亮是丑子刚唯一的女儿，生下来不久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妈妈为了全所孩子没有时间照顾她，也挤不出一滴奶来喂她。康克清同志听说后，就把供给自己的半磅羊奶省下来送给亮亮喝。是康妈妈饿着肚子省下那半磅羊奶，救活了小亮亮！
1942年5月，对中央托儿所来说是个喜庆嘴日子，在他们的大活动室里，堆满了从大洋彼岸美国洛杉矶运来的衣服、食品、药品、玩具、学习用品，还有一台测量孩子们体重的大磅秤……
丑子冈代领曹和静、王茜平、李新等，清查完洛杉矶华侨和美国友好人士捐赠的援华物困时，禁不住热泪盈眶。通过“保盟”、“八路军办事处”送到托儿所的不仅是孩子们急需的，而且有当时解放区所没有的预防儿童疾病的各种注射用的疫苗、药品，增强孩子们体质的营养品、食品，在阿姨和孩子们眼中近乎奢侈品的小呢子制服、小大衣、小皮鞋以及各种玩具……
“这不是锦上添花，实在是雪中送炭啊！”丑子冈这句发自心底的呼声已经在傅连障面前说过多遍，仍不能表达她的感激之情。她一遍又一遍的读着宋庆龄、周恩来关于将这批物资捐赠给延安中央托儿所的批示，这恩重如山、情深似海的捐赠，如何能让孩子们永远记住呢？这又是翻腾在丑子冈心底的另一个问题。
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捐助，给中央托儿所带来一片欢腾景象，孩子们趴在活动室外的窗台上，踞着小脚尖向屋里张望着。
“哎，维芳，看见了没有？”
“看不见，太低了，只看到一个个大木箱。”
“小金，你看见了什么？”
“哈，那些桌子上摆满了各种东西：有红红绿绿的盒子，亮晶晶的瓶子。噢，好像还有衣服……”
“嗨！你们看，还有玩具！”太行兴奋地叫了起来。霎时间，他周围挤满了小朋友。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几个男孩儿边挤边嚷。
“唉哟！”定定叫了起来，她被力气大的男孩儿挤到了一边。
“咱们不和他们挤，等他们看够了咱们再看。”达莉在一旁安慰定定。
小胖像解说员似的在高声解说着：“我看清楚了，那边角上堆了许多玩具。有很奇怪的娃娃，鼻头是红的，嘴巴是白的。噢，还有小飞机，哇，好漂亮！上面还有洋字码呢。”
这些生活在延安黄土高坡上的小“土包子”，惊喜地在门缝里、窗户缝里，观望着从另一个世界运来的食品、衣物、玩具……真是大开眼界，先看到者说不出来的高兴和骄傲，尚未看到的用羡慕眼光瞅着前面小朋友，低声央求着：
“小胖，该换换人了，让我们也看看！”
“男孩子，退下来！该让我们看看了！”几个女孩子齐声喊起号子来。
这也难怪，在这贫穷的山沟里，孩子们很难见到这么漂亮的小制服，用五颜六色金属盒子装的营养品，特别是那些牵动孩子们心的各种新鲜玩具……
在往日，即使捡到一个小子弹头，也会急急忙忙像宝贝似的收藏起来。有一次，小胖捡到一块红颜色的玻璃片，他马上被孩子们包围起来，因为他们可以透过这块红玻璃，去看一个彩色的世界，那是孩子们向往的世界，理想的世界！透过这块奇妙的玻璃，能把河流、天空、山坡上的羊群都变成红色。小胖开始把这块红玻璃看成是自己的私产，一下子把个人身价抬高的不得了，只有讨好自己、听自己指挥的人，才能允许在规定的时间里，玩一会儿红玻璃。
这件事很快被爱抱打不平的罗小金知道了，他要小胖把红玻璃拿出来，轮流给各班的小朋友都玩玩，小胖不愿意。小金这个孩子头，就联络所有的男孩子不跟小胖玩，这才逼迫小胖把红玻璃拿了出来。
丑子冈按清单核对完宋庆龄的“保盟”送来的东西后，又打开箱子一样样清点。她从早忙到夜晚，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但她仍不愿休息。看到这些药品、营养品，她打心眼儿里高兴！从托儿所成立以来，她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为孩子们的吃穿固然要操很多心，但最使她不放心的是怕孩子们生病。只要一个孩子生病，她就心急火燎整天寝食不安，因为没有药。特别是每年的几次流行性的传染病，更是让她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生怕孩子们免疫力差，被传染上。那时，没有疫苗，只能靠单纯的预防。除了严格卫生制度外，就是少到集体场合去，外来人员不准到孩子的宿舍、饭堂、活动场所去，就是想方设法将孩子与外界隔绝呀。丑子冈真是绞尽脑汁，幸好孩子们没有被传染上，但外面当地老乡的孩子及大人，几乎每年都有因患传染病而死亡的。一想到这些，丑子冈就后怕。
宋庆龄女士送来了美国洛杉矶华侨和友好人土捐助的东西中，除了衣物、鱼肝油、盘尼西林、代乳粉外，还有一部分用于孩子们预防各种传染病的疫苗。这批疫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极其珍贵，对于丑子冈来说，真是胜过万两黄金。
这批有着特殊意义的捐助物资，既是大洋彼岸美国洛杉矶的华侨与美国友人的一片心意，而且是专门为孩子们服务的，中央有关部门也正在考虑如何让孩子们记住：当我们在遭难时，美国人民和侨胞是如何援助我们的。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是最讲知恩图报邮族。中国共产党记住了洛杉矶，延安人民记住了洛杉矶，他们要让孩子们永远记住：“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党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为了报答洛杉矶华侨和美国人民，在中华民族危难时，给受苦受难的中国孩子们送来的爱心，故将延安中央托儿所，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为了让孩子们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让中美爱好和平人民的友谊世代相传下去，决定召开一个庆祝大会，在会上郑重宣布托儿所更名。
1942年8月底的一天，上午9时整，延安兰家坪的一座山坡上，彩旗招展，人来人往，充满了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洛杉矶托儿所”命名大会即将在这里召开。
会场设在中央托儿所工作人员们自己盖的大礼堂中，这是托儿所惟一最宽敞的地方。虽然这座平房盖得十分简陋，椅子、凳子也十分寒酸，但会场内气氛热烈。主席台前临时摆放了一排桌子与长条凳，桌上摆放了粗瓷茶碗、竹壳暖瓶，还有自制的烟灰缸。
中央托儿所大门口，新搭了一个高高的门楼，门楼上用松枝、野花装饰得十分美观、大方而漂亮，上面高悬着一块长方形大木牌，牌子上用中英文写着几个遒劲的大字——“洛杉矶托儿所KINDERGARTEN”。
来宾们顺着路标向里走，每个拐弯处都站着两个穿呢子制服的小家伙，头戴船形帽，脚蹬小皮鞋，当来宾经过时还立正敬礼，原来这些大班的孩子是在执勤和接待客人。为了这个命名大会，他们穿上了从大洋彼岸运来的奇形怪状的帽子和衣服。陕北的8月，当然不是穿呢子衣服的季节，可小家伙们宁愿流着汗，也要向客人们展示一下这珍贵的礼品。这些大大小小的娃娃们，像过年一样的高兴，但他们并不完全明白这命名大会的意义。只听大人们说“洛杉矶”，说宋庆龄妈妈送来了衣服、奶粉和玩具，但还是搞不清楚“洛杉矶”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们换上这两头尖尖的船形帽，厚厚的呢子服，漆黑瓦亮的小皮鞋……虽然他们并不明白做这件事的意义，但一个个感到神气多了。虽然也有小朋友不愿意这样做，但在中外客人面前，他们懂得听老师的话，照丑妈妈的吩咐去办。
在进会场的队伍里，太行拉拉小金的衣服，低声问道：
“小金，你说说，咱们中央托儿所的名字多响亮、多好听，现在为什么要改成‘落山鸡’呢？这个名字实在难听！”
“谁知道呢？只听说我们这些好东西，都是‘落山鸡’送来的。这样看来，名字虽然不好听，但只要能每天给我们鸡吃，就说明‘落山鸡’是个大好人！”小胖在后面插嘴说。
小金和太行听了小胖的话，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小金回手拍了小胖一巴掌说：
“净想美事，瞧你胖的，还想天天吃鸡，那你可真要变成小猪啦。”小金停顿了一下又说：
“听丑妈妈讲，‘落山鸡’不是‘鸡’、也不是‘人’，而是美国的一座城市，离咱们这里好远好远。”他们说着跟着队伍走进了会场。
会场里，又是一番景象，靠着主席台前坐着中外客人，后面的泥场地上整齐的大、中班队伍已经站好了，罗小金他们是大班的队尾。在孩子们的队伍中，不管男女孩儿，一律穿着白色上衣，蓝色工人裤子，赤脚草鞋。最后入场的是小班的孩子，真是乳臭未干，一律两三岁，走路拐呀拐呀的由好几个阿姨带着，他们一进来，会场立刻热闹起来。
开会了，由傅连暲主持会议，王首道报告了洛杉矶华侨和美国友好人士援助托儿所物品的经过，并宣布了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将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的决定。
丑子冈代表托儿所在大会上发了言，她首先代表孩子们感谢国内外各界人士对托儿所的关怀和帮助，并代表全所人员表决心，一定把托儿所办好，把孩子们带好，决不辜负海内外的父母们的希望，让前方将士们安心杀敌，让长眠的烈士们后继有人。
小胖跑上台来，代表孩子们演讲，他没有慌，没有口吃。原来孩子们并不是为了演讲而演讲的，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好东西，而且是从天的另一边运来的，他们受惯了苦，心里装满了仇恨。而今天他们是另一种心情，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给他们送来的是温暖、是爱，使他们的小小心灵中，除了对素不相识的杀人放火的外国人的恨，又蒙生了对素不相识的伸出温暖之手的外国人的爱。演讲完了时，孩子们集体唱了救亡歌曲，还表演了儿童操。
洛杉矶托儿所命名大会后的第三天，丑子冈就让把大磅秤推到孩子们的活动室里，为全所孩子们量身高称体重。以前，不消说洛杉矶托儿所没有磅秤，整个延安地区也没有这种稀罕物。
“噢噢，大磅秤——噢噢，大磅秤——”孩子们跑着围着大磅秤又蹦又跳，高兴地喊叫着。大部分孩子出生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们从小听惯了枪炮声，看到最多的是枪炮子弹，哪里看到过这玩意儿。他们站到那大磅秤的平台上，就能知道自己的身高和体重，太神奇了，这是多么有意思的大玩具呀！
这天下午，蔡畅、康克清、张琴秋等妈妈们来洛杉矶托儿所看望孩子们。洛杉矶托儿所召开命名大会那天，她们本来被邀请参加大会的，由于当时延安正在召开妇女大会，她们抽不出时间来，今天一散会，几个人就相约跑来了。丑子冈忙把她们迎进会客室，介绍了那天命名大会的情况，继而带她们参观了儿童食堂、教保人员学习室和孩子们的宿舍。蔡畅妈妈等仔细查看了孩子们被褥的厚薄、床单是否干净、小枕头是否软和，大班孩子是否有刷牙、漱口制度，几天洗一次澡……
在药房里，她们看到了宋庆龄“保盟”捐赠的预防传染病的药品，如血清、疫苗、盘尼西林等，还有营养品，如鱼肝油、肝精、维他命、代乳粉，以及儿童玩具和教育用品……康克清妈妈看了这些捐赠物资后感慨地说：
“延安，按地理环境来说，本是全国地瘠物贫地区，一方面我们把一切物资都用来支援前线打日本；另一方面我们被国民党层层封锁，把我们与国统区隔绝起来，使我们的物资供应失去了来源。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办一个托儿所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你们能做到今天这一步，实属不易！”
张琴秋也高兴地说：“子冈同志，你们搞得真不错，很有成绩！这些原来的破旧窑洞，让你们这么一整治，成了名副其实的儿童乐园了。”
“老大姐们再不要夸奖了，要不是妇联和中央各部门支持，我们还不是两手空空，什么也干不了。”丑子冈诚恳地说。
“这是你们的努力结果。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嘛！我代表妇联和娃娃们的家长，衷心地感谢你们哟。”蔡畅妈妈也发出了肺腑之言。
蔡畅等妈妈们来到活动室，正在玩耍的大班孩子们立刻喊叫着扑过去，有的拉手、有的抱腿，把妈妈们包围起来，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妈妈们看着这些活拨可爱的孩子，有的忙弯下腰，有的蹲下身，摸摸这个孩子的小脸蛋，拉拉那个孩子的小手。“噢，我的乖娃娃，你们都好呀！”蔡妈妈大声的问候孩子们。
“妈妈们好！”“妈妈好！”孩子们争着回答。
康妈妈看着太行晒得红扑扑的小脸蛋，打心眼儿里高兴。张琴秋妈妈在小金的带领下，去看望太北……
丑所长让曹和静、王茜平给小演出队化妆，在窑洞前为妈妈们汇报演出。在妈妈们热烈的掌声中，表演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是《兄妹开荒》，两个小演员又是唱又是跳刚演了一半，那个小男孩突然向妈妈们鞠了个躬说：“憋不住了，我要尿尿！”说完就向厕所跑去，逗得妈妈们笑得前仰后合！
第二个节目是《夫妻识字》。两个男孩子打扮成陕北农民的模样，女孩儿打扮成村姑模样，穿着阿姨们用自己的衣服给他们改做的小戏装，红红绿绿，煞是好看。
女孩用清亮的童音唱：“黑咕隆咚的天上，”男孩学着大人的粗嗓门唱：“出呀出星星。”
就这一句就把妈妈们逗笑了。两个小演员却不受观众影响，仍一本正经地一句接一句地唱着：（女）“黑板上写字，”（男）“放呀放光明。”（女）“什么字？”（男）“放光明，学习这二字我记得清……”
两个小演员边扭边唱，演得很有感情。蔡妈妈边听边为孩子们打着拍子，看得非常专心。妈妈们认真地看孩子们表演，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进北京后，康克清妈妈代表蔡畅、邓颖超等妈妈去北京育才学校和孩子们一起过“六一”儿童节时，还提起这件事。
1946年春天，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便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而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在敌我力量暂时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
11月下旬，卫生部长傅连障向洛杉矶托儿所全体工作人员做了动员报告，传达了中央的精神，让托儿所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有一天，毛泽东主席专门来洛杉矶托儿所看望孩子们。丑所长看到主席一脸倦容，知道他肯定又是一夜没睡。
“主席，您这么忙，还来看望我们，心里真有些过意不去。”丑子冈满怀深情地说。
“再忙也要来看看孩子们，他们是我们的未来，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将来建设新中国要靠他们呀。”主席的话说得恳切又意味深长。
“主席，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照顾好孩子们。”丑子冈坚决地向主席表示。
“我知道你们会尽心尽力的。但在上有飞机轰炸，下有敌兵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是难以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是放不下这颗心呀！”
主席检查了他们已整好的行装，伸手拍了拍用小木床改成的“架窝子”说：“一定要捆绑结实了，要万无一失的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是！”正在紧张工作的同志们，冲主席使劲点着头，他们对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在这种时候来到托儿所关心这些细小的事情，感动得直想掉泪。
丑子冈理解全所工作人员的心情，主席的到来，无疑对大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她对主席说：“就要暂时分别了，请您给托儿所写几个字吧？”
“好，写点什么呢？”主席走到放着笔墨的桌子前，略微思索了一下，俯身挥毫写了八个大字：“已有进步，更求进步”。
第39章 罕见的娃娃长征
1947年3月16日，那是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一保小”开始了长途撤退行军。从远处一看，几百个孩子成双排队伍在延河滩上行进，人人身穿灰棉衣，头戴布棉帽，打着裹腿，大点的孩子背着自己的小背包，小点的孩子坐在骡马驮的架窝子里，架窝子有的是荆条编的，有的是木板钉的，横跨在马鞍两边，一只筐里面对面坐两个孩子，一头骡马可驮四个孩子。还有几辆骡马大车，装着行军物资。队伍前面有一面红旗，上面绣着——延安第一保育院小学。
小同学们仍是那样天真烂漫，几乎没有忧虑，更不会去想前进路上会遇到什么困难，走到何时何地才是个尽头，几时才能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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