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写出革命史中壮烈的一页。
你的铁骨，
敲碎了反动派的头顶。
铁窗中的咆哮，
法庭上的痛斤，
刑场上的狂笑。
在无畏的战士面前：
刽子手胆战心惊，
阴谋家惊惶失色，
变节者无地自容。
你是红色的经济专家，
保卫人民利益的理财能手。
你，沙漠中的拓荒者呀！
鲜红的血不会白流。
那是荒漠中的琼浆，
灌溉禾苗的泉流。
它滋润着新生的嫩芽，
要把沙漠变成绿洲。
她们还编了话剧，用生动而形象地表演，再现了烈士们在敌人法庭上威武不屈的英雄形象和被敌人杀害的壮烈场面。孩子们看了后信以为真，海洪、远新、楚三等当场都哭喊着叫爸爸，挥起小拳头高喊着向扮演敌人的叔叔打去。
在烈士精神的鼓舞下，女牢的中共党员立场更加坚定，斗志更加旺盛。其他牢房也以各种形式分别悼念了三烈士，化悲痛为力量，决心把监狱变成锻炼自己的学校；变成对敌斗争的战场，变成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反人民罪恶阴谋的讲台。
有一天，孩子们正在牢房里玩耍。突然，听到外面有大皮靴的咯咯声。妈妈们立刻意识到敌人要搜查牢房，赶忙叫孩子们躺到土炕上，把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藏到孩子们躺着的床上褥子下面。孩子们马上领会到妈妈和阿姨们的用意，有的上床装作“有病”的样子，躺在藏书的褥子上呻吟。
“咣啷”一声，牢门被踢开，闯进一伙气势汹汹的警官和狱卒。他们凶狠地翻箱倒柜，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将一些未来得及藏好的书籍和报刊杂志都搜查而去，最后还把孩子们心爱的图画书和小皮球也都拿走了。但孩子们帮助妈妈和阿姨们保存了书籍，小脸儿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敌人把孩子们的图书、玩具都没收走的野蛮行径，引起孩子们的公愤，他们像小大人似的在二丈长一丈宽的小院子里排起队来，挺起胸脯，踏着整齐的步伐，唱起了妈妈、阿姨教唱的儿歌，以表示向敌人抗议示威。
骂一声盛世才狗肺狼心，
杀死我爸爸八路军人。
他不打日本鬼，专杀中国人，
你看他汉奸行为多可恨！
这件事说起来真正可笑，
小小的娃娃也要坐监牢。
吃也吃不饱，住也住不好，
锁上了两重门儿不许跑。
说起来这件事一点也不假，
欺负我婆婆捆打我妈妈。
拉走老奶奶，绑走了阿姨们，
把我们一家大小都糟蹋。
小兄弟小姐妹再不淘气，
小小的八路也要讲道理。
反对用野蛮，要求回延安，
你看我长大起来了不起。
随着国民党特务对狱中中共党员政治攻势的加剧，孩子们也跟着妈妈、阿姨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斗争的锻炼，使孩子们由惊恐到仇恨，由胆怯到坚强，直至参加妈妈、阿姨们的斗争行列，并与敌人拼搏。
1945年2月，一个“黑狗子”溜到了二号牢房，强迫几个新疆籍的阿姨立即搬出监狱。思齐和安安发现这个情况后，马上报告给妈妈和阿姨们。大家赶忙跑到二号牢房。只见几个新疆籍的阿姨正在和“黑狗子”大吵：“不去！死也不去！我们和大家在一起！”
“黑狗子”假心假意地说：“释放你们出去，过好日子哩！”
果然，这又是敌人在耍花招，想在共产党内部搞分化瓦解。有个阿姨说：“要释放大家一起释放，为什么只释放她们几个？”
“黑狗子”被责问得张口结舌，恼羞成怒地说：“不出去，捆也要捆出去，等着瞧吧！”说罢就溜走了……
不久，监狱的铁门打开了，20多个“黑狗子”拿着皮带、皮鞭，在警务处长的指挥下，恶狠狠地冲进来。一霎间，皮鞭声，咒骂声，抗议声，孩子们的哭叫声，混成一片。
“黑狗子”提起一个小孩儿摔到了炕上，那孩子爬起来就去抱他们的腿，另一个孩子冲上揪衣服，其他孩子把能够抓到的石子、断棍掷向敌人。这些妇孺、病残、孩子，当然不是敌人的对手。很快，“黑狗子”们几个对付一个，把站在最前列的十几个阿姨，拖的拖，抬的抬，拉出去了，并立即锁了牢门。剩下的人又气又急，叫喊着捶门，那当然是无济于事的。于是，经过商量，女牢又进行了全体绝食。当工犯抬来一桶发霉的黑摸摸时，孩子们就齐声嚷起来：
“快抬走，不吃你们的臭摸摸！”
“不放回妈妈和阿姨们，我们也不吃饭！”孩子们叫得更厉害了。
中午饭被退回去了，晚饭仍被退回去了。全牢的人坚持不吃饭，有的小弟弟、小妹妹可撑不住了，他们实在饿得慌，又不见抓走的妈妈、阿姨回来，便哭起来。这下引起了连锁反应，大多数小弟弟、小妹妹都哭起来了，吵嚷着：“我要妈妈呀！”“我要阿姨呀！”
思齐见状，就组织几个大孩子说：
“走！找妈妈去！把妈妈、阿姨都要回来！”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拉着背着小弟弟、小妹妹跑到看守所长的屋子里，七嘴八舌地又吵又闹。所长正在为全牢房的绝食而发愁，看到这些孩子就说：
“你们肚子饿了，先吃饭吧！”
“把我们的妈妈、阿姨送回来，我们才吃饭！要不，饿死也不吃饭！”大孩子们大声嚷着，小孩子们跟着学着，有的孩子还在大声地哭着，就是没有一个人吃饭。
天色已经很晚了，孩子们又饿又累，围着看守所长不走。有的小孩子实在哭不动了，就歪在大孩子的怀里睡着了。几个大孩子暂时充当了“保姆”，给妈妈不在的小孩儿喂开水，哄他们睡觉。
门外传来了歌声，多么熟悉的歌声啊！
“妈妈回来了！”“阿姨回来了！”孩子们从所长的屋里拥了出来，边跑边嚷，去迎接亲人。
十几个白天被抓走的妈妈、阿姨手挽着手，回来了！孩子们扑到她们的怀里，拥抱着，亲吻着，哭泣着……
经过这次反分散斗争，孩子们得到了实地锻炼。妈妈、阿姨们自然高兴孩子们在苦难的实践中成长着，但也想得更深、更远：孩子们从小就被关进牢房，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他们长年累月跟着大人在这狭窄的牢房里忍受着敌人的咒骂和饥寒的折磨，而对外界的一切都无法知道。他们需要文化，需要各方面的知识。为此，妈妈和阿姨们反复与狱方交涉，终于为孩子们争得了在狱中学习的权力。每天集中一定时间，由妈妈和阿姨们给孩子们轮流上课，教他们学些初步文化知识。
监狱的环境十分恶劣，搞点教育谈何容易。没有课本、练习本、铅笔等用具，怎么办？妈妈们就凭借记忆把小时候学过的东西编成课本，并利用出狱看病的机会，秘密弄点铅笔、本子带回来，解决了一些困难。
妈妈们经常给小孩子们讲述娓娓动听的儿童故事，给大点的孩子教简单的汉语文字，教他们画画，画些他们接触过的动物：如小老鼠、小鸡、鱼、马羊等。此外，还将狱中斗争生活编成歌谣，谱上曲子，教孩子们学唱。监狱生活虽然很艰苦，但为了把孩子们教育好，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妈妈们用“苏武牧羊”的曲子编了一首歌。虽然有些歌词孩子们不尽懂得，但天天唱，终于成为孩子们遵守纪律的准则：
我们要做好儿童，
做事听指挥，
纪律最要紧。
不打架，不骂人，
说话要当真。
别人的东西，不要随便拿。
对人有礼貌，从小学文明。
兄弟姐妹亲亲爱爱都是一家人。
跌倒爬起来，不哭不怕痛。
到钟点吃东西，手要洗干净。
大小便上厕所，人人讲卫生。
安安、虹生、海洪、新军、远新等，不仅学会了“毛主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这些字，还懂得了一些简单的革命道理。
有一次，阿姨教孩子们两个字：“延安”。经过阿姨讲述，孩子们知道升主席、党中央住在那里，许多八路军叔叔从那里出发去前方打日本。那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光明、最幸福、最美好的地方，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绘出了一幅神圣、崇高的图画！
在全国各界谴责国民党在新疆迫害共产党人的舆论下，敦促蒋介石维护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尽早释放政治犯。敌人在这种形势下，把分散囚禁改为集中关押，妄图成批瓦解，争取被押人员“自首脱党”，变成他们的爪牙。针对这种情况，狱中党组织提出“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战斗口号。坚决要求宣布全体无罪释放，拒绝个人出狱，永不脱党叛变！
孩子们都关在女牢里，整天和妈妈、阿姨们在一起，见不到爸爸。可在女牢里，还关了五位叔叔，他们5个人只有5条腿、8只眼睛。像这样的残疾人，即使在正常情况下，生活也无法自理，何况在监牢里？只能靠妈妈、阿姨们来照顾。
这5位年轻的残疾军人，是1939年11月来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准备去苏联治伤疗养。他们都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又奔赴过抗日前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冲锋陷阵，身负重伤。5人中的谢良，是红军的一名团政委，左腿受伤截肢；谢江庭，是八路军的一位营教导员，在与日寇的血战中，敌人的一颗子弹从其左眼射入右眼后穿出，双目失明；罗云章，在长征时任军械科长，在收容队中一次背了十几条枪，由于劳累过度倒在冰天雪地上爬不起来，把两条腿冻坏全部截肢；胡子明、余良辉都是在抗日战争中负伤截去左腿。他们和中共妇幼人员一直监禁在一起，由女战友们来照顾他们。
孩子们看到这些缺腿少眼的叔叔，艰难地干这干那，从不停闲。缺腿的叔叔坐下去站不起来，少眼的叔叔什么也看不见，他们都难以单独行动。但孩子们经常看到没有眼睛的谢江庭叔叔，背着没有双腿的罗云章叔叔，不管干什么，两个人都一块行动，就像一个人一样。其他叔叔们虽然自己照顾自己都困难，却处处想着别人，尽量减少妈妈、阿姨们的负担。在这种团结友爱的大家庭里，孩子们从懂事起就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们心疼这些叔叔，爱这些叔叔，主动的为没有眼睛的叔叔当眼睛，为没有腿的叔叔当拐棍。他们痛恨敌人，打断了叔叔的腿、打瞎了叔叔的眼，他们盼着自己快长大，长大后替叔叔们报仇雪恨。
1945年12月底，在天寒地冻的迪化城，敌人先强迫李万钟、阎友夫妇和他们带的张闻天之子张虹生，搬到西大桥旁的救济院。几天后，敌人把罗云章、谢良、谢江庭、余良辉、胡子明五位残疾军人与谢江庭的爱人马玉贞、胡子明的爱人赵建华和他们的孩子五一、铁如、民平、狱燕及韩福英和她的女儿秀灵从第四监狱也送到救济院。
这里名日“新疆省立救济院”，其实是人间地狱。转到这里的中共人员与乞丐为伍，吃不饱，穿不暖。救济院到处是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瞎子、疯子、拐子和各种病人……到处是粪便垃圾，臭气冲天。许多人混杂居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全院200多人仅30多张床位，有几张床位已被常年卧床不起的病人所占用了。这次以各种理由转来的中共男女老少共17人，包括5名残疾军人、6名孩子，只安排了1张床。几经交涉，最后才安排了两间又潮湿又黑暗的小房，男同志住一间，妇女和孩子住一间。在这里吃的是又黑又硬、霉味触鼻的高粱面窝窝头，里面还夹杂着砂子、蛆、毛毛虫。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大家在谢良领导下，组成了新的战斗集体，开展了新的斗争。
大家讨论分析，敌人为什么要把这些老弱、幼小、伤残人员押送到贫民救济院来。谢良说：“敌人是怕我们这些人死在他们的监狱里，而这个贫民救济所，说起来是个慈善机关，可实际上是个杀人不见血的魔窟！大家想想，一天两顿饭，一顿两个高粱面窝窝，什么菜都没有，只有一碗白开水；再加上环境肮脏，老鼠、虱子横行，有传染病人也不隔离；这样，不把人饿死、冻死，也要把人活活折磨死。敌人的目的，正是想要在‘慈善机关’这件美丽的外衣下，拖垮我们的身体，消磨我们的意志，一个一个地扼死。我们死了，他们可以不负一点责任，还会说‘我们没有关押他们，让他们住救济所了。’落得一个‘人道主义’的美名！因此，第一，要活下去；第二，要回延安。敌人认为我们这些残废人没有多大能耐，成不了什么大事，所以才敢把我们放到这里来。我们人孤理不短，身残志不移，到哪里都要为党做工作。我们要设法和第二、第四监狱里的同志们取得联系，为他们传递消息和情报。另外，这救济所里二百多个难民，这些社会上最底层的人们，也是我们很好的群众，应该多给他们做些工作。是种子，石缝里也能发芽，雪地里也要开花。只要我们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有一颗永不褪色的红心，环境再恶劣，生活再艰难，都吓不倒我们！”
经过讨论，大家认清了敌人的阴谋，坚定了信心。最后一致决定：“大家动手，团结互助，靠集体的力量渡难关。”
为了坚持活下去，克服眼前困难。争取集体回延安。5位残疾军人和家属群策群力，想出很多自救的办法。开始，除孩子外都参加手工劳动。但收篇太少，解决不了眼前困难。后又设法摆小摊。做小买卖。大家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较好的衣物拿出来变卖，作为小买卖的本钱。并对人员做了详细分工，罗云章虽然没有双腿，但能写会算，当“经理”兼“会计”。负责管理借物和钱财：胡子明担任“采购”，负责贩货；谢良和余良辉守摊卖货。就这样五位残疾军人在西大桥头摆起了香烟摊。然而。对这些缺腿少眼睛的人来说，摆小摊谈何容易。每天早晨和黄昏，他们相互搀扶，扛门板、搬凳子、背货物、摆摊子、收摊子，这5个只有5条腿8只眼的残疾人，他们要克服多少困难啊！谢江庭虽然有双腿，但没有眼睛，每天要背罗云章去守摊，扛的背的重活都由他来干，县名副其实“运输队长”。守摊更是苦差事，他们没有御寒的衣服，没有毡靴，在桥头上迎着凛冽的寒风，冻得手脚发麻浑身发抖，只能咬牙顶着。
经过一个多月拼命，终于赚了一点钱，首先想到的是监狱里的同志们。他们拿出百分之八十的赢利买东西资助狱中难友。在第一次给女牢难友送东西时，他们用面糊在布口袋上写了一封信：
“我们出狱后，由于生活困难，迫使我们学会了做小买卖。现决定用第一笔利润买点东西送你们，特别是狱中的孩子们，送你们一些学习用品，望你们刻苦学习。东西虽少，但是我们的劳动所得，是我们的心意。”
信后还附了四句诗：
烈火见真金，
患难见真心，
身残志不残，
革命最忠贞！
狱中的同志收到了五位残疾人的信和礼物，深受感动。特别是孩子们，他们拿着铅笔、橡皮、本子、图书时，小孩子高兴得又蹦又跳，大点的孩子都哭了。他们想着没眼的叔叔背着没腿的叔叔，在那寒风刺骨的大桥头摆小烟摊，用生命换来的钱自己舍不得花一分，首先想到的是他们……
妈妈和阿姨们也把自己的一些旧衣物拿出来，送给残疾叔叔们去变卖，以便换取一些生活用品或食品送给其他监狱里的同志们分用。这样，残疾叔叔又在贫民救济院门口增设了一个旧货摊，生意越做越有经验了。他们积攒的钱，谁也不动用，都用来资助狱中难友。
1946年五一节，残疾军人又为狱中难友准备了礼品：300斤驴肉、300斤炒面、20个羊头。把那些刚买来准备给狱中战友看的新报纸揉成和旧报纸一样，然后用来把食品包成一份一份的，以五位残废军人和马玉贞等人的名义，分送给狱中的每一个难友和孩子。
狱中同志收到这份厚礼，不禁热泪纵横，和五位残疾叔叔同牢的给他们当过眼睛和拐棍的孩子们哭得更厉害。孩子们看着这些礼物，就好像看见了双目失明的谢江庭叔叔在招揽生意，双腿残废的罗云章叔叔在沿街叫卖，谢良、胡子明、余良辉三位叔叔靠一条腿艰难的到处“奔波”。就是这样五个残疾叔叔，给他们送来了这样厚重的礼物，孩子和妈妈、阿姨都被这真挚的人间情谊所感动。
为了感谢五位残疾军人同志，狱中党组织以全体同志的名义写了一封信，通过养病室转交给他们。
谢良同志并转残疾同志及家属：
你们在贫民救济所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革命者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恶劣的环境和生理上的困难，并没有把你们的斗争意志压倒；相反，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从物质上、精神上来支援狱中的难友。你们这种高度的阶级友爱和集体主义精神，是我们全体同志学习的榜样！在这里，我们全体难友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946年5月5日于狱中
五位残疾军人考虑到狱中的难友和孩子们长期吃不到蔬菜，特别是新鲜的蔬菜，不少孩子患了营养不良症，便到田地里去挖野菜。挖野菜虽不是重活，可对没有双眼的谢江庭和没有双腿的罗云章来说是无法下田的。对于只有一条腿的谢良、胡子明、余良辉来说，蹲不能蹲、弯腰又不能弯下来，眼睁睁看着地里的野菜，就是采不到手。难，确实是难！但他们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他们想办法，用茅草扎个草垫子，把垫子放在有野菜的地上，人坐在垫子上挖四周的野菜，挖完了把垫子向前移，再挖别处的野菜。罗云章和谢江庭合伙洗菜、煮熟，分成两份，分别送给二监和四监的同志们吃。这真是一棵野菜一片心，棵棵野菜情爱深呀！为了报答残疾军人的深情，狱中难友们编了一首歌儿教给孩子们唱，歌词是：
杨柳青，桃花开，小河边上挖野菜。
野菜又叫革命菜，你帮革命度艰难。
红军战士吃了你，雪山草地不费难，
抗日人民吃了你，齐心努力把敌歼。
如今我们把你采，送给难友加餐饭，
英勇斗争反迫害，决心出狱回延安！
在贫民救济院的残疾军人和其他中共人员，就是这样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着斗争。而且，他们还设法通过当地进步青年组织《新疆共产主义同盟社》 带信给中共中央，汇报狱中难友的斗争情况。
在残疾军人们被转送到救济院的时候，原押于第四监狱的新疆籍妇女王淑贞和刘志韫，因家在迪化，也于1945年年底被释放回家谋生。刘志韫带着石头和娟娟两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王淑贞的家由于离西大桥近，还成了一个秘密联络点。他们都以不同的形式坚持斗争，等待着和亲人们一起回延安。这些人惊人的毅力和钢铁般的意志，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终生不灭的印象。
1946年6月10日，由10辆大卡车组成的庞大车队驶出了迪化第二监狱的大门。其中8辆卡车上乘坐着被囚禁四年的中共党员和他们的孩子们。今天，孩子们终于离开了那暗无天日的牢房，迎着朝阳，向延安进发了。他们没有大人们想得那么多，想得那么深！可坐牢的生活结束了，他们获得了自由，唱啊，跳啊！再没有狱警干涉了。
汽车在广阔的戈壁滩上奔驰，那么高的大山连着蓝天，那么广阔的原野望不到边。一切都是那样新奇、好玩……第一天顺利地到达吐鲁番宿营。第二天经过酷热的火焰山，越过浩瀚的戈壁滩，全是一片焦红不毛之地。而且山多坡陡，地形复杂，公路两侧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汽车在山谷中穿行。孩子们被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景色迷住了，不会去想大人们担心的事情：这一带常有小股土匪出没，拦劫车辆旅客，有些地段如果从山上推下一块石头，就能把人砸死、把车砸坏。更令人不放心的是，假若特务暗中派出武装力量乘机途中截击，车队尽管有一个排的武装力量护送也是无济于事的……
车行到中午，孩子们的兴致已经没有了，只觉得四周都是火，奇热难忍。有的孩子已经热得昏了过去。军医忙着到各车上救急，发解暑的药物。狱燕昏迷过去后，小嘴张得大大的急促喘气，虽经百般抢救，也没有挽回她幼小的生命。孩子，可怜的孩子！她没有死在敌人的监狱里，却死在了回延安的路上。为了赶路，大家只好沉痛地将她草草掩埋在火焰山下。
孩子们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心情，迎接着新的生活。但他们没有大人们那种背井离乡亲人重聚的感受。经过了千辛万苦，尝尽了非人的痛苦生活，今天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马上就要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怎能不百感交集呢？进入解放区犹如进了天堂，人们都过着自由、幸福、愉快的民主生活。政府募集了二百四十万元边币来慰问难友们，还特地看望了每一个孩子。这些不同年龄的娃娃也受苦了，他们在新疆同父辈一样，也被当做政治犯而备受坐牢监禁之苦……
一路紧张的心情，总算是踏实下来了。大家高兴地洗澡、理发、刮胡子，给孩子们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为了迎接这个终生难忘的日子——进人延安城。
1946年7月11日下午3点，车队到达延安城外七里铺。方志纯叔叔用手指着远方，高声地喊着：“看啊：宝塔山！”随着他的手指望去，汽车里欢呼起来。女同志把孩子高高举起来，指着宝塔山说：“看，孩子，到了我们自己家里了！”说着说着，声音硬咽，抽泣起来。这一哭不要紧，一个人开了头，马上便传染开了，于是，同志们的眼泪都簌簌地流了下来。
“哭什么呀？同志们应该高兴呀！来，让我们唱个歌吧！”陈谷音同志号召说。经他这么一说，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又都破涕为笑了。整个车队响起了阿光（即白大方同志）在新疆创作的，他们在监狱里天天唱的《想延安》的歌声……
汽车驰骋向前，歌声响彻云天，激情在大人孩子们心田里翻滚，欢笑挂在大家的眉梢嘴边。在一路歌声中，车队渐渐驶进了七里铺。
朱德总司令、林伯渠同志等中央首长几乎都到七里铺来迎接。从七里铺到延安城长达10华里的道路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车上的老小全部激动地泪流满面。到达延安的当天，中央党校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为大家洗尘。
7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本市各界热烈欢迎新疆获释同志抵延》的报道。
就在这天上午，毛主席亲自到党校看望大家。不论是大人孩子，毛主席一个一个握手问候：“好同志，受苦了！”“孩子们，你们也受苦了！”毛主席看到孩子们一个个面黄肌瘦，不禁有些伤感，当他握着毛远新瘦弱的小手，想起大弟弟毛泽民的惨死，眼睛也有些湿润了。但他很快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高声说：“你们回来了，回来就是胜利！”大家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与幸福之中。
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欢宴新疆归来同志。毛主席、朱总司令亲临祝贺，次日，《解放日报》报道了这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于昨日下午5时设宴招待由新疆归来的马明方、杨之华等129位同志。席间，全体同志均纷纷举杯敬祝毛主席、朱总司令身体健康；毛主席、朱总司令亦举杯庆祝田狱同志胜利归来。徐特立、蔡畅，及西北局马文瑞、崔田夫诸同志均分坐各席，与出狱同志把酒畅谈。宴毕，即举行欢迎晚会，首先由朱总司令致欢迎辞，张子意同志代表全体出狱同志致答词。
会后，毛主席即找来洛杉矶托儿所所长丑子冈同志，他让丑子冈坐下后即说：“从新疆狱中回来的孩子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看了真让人伤心！你们托儿所能否把孩子们都接收下来，给他们检查身体，增加营养，有病的想办法治病。”丑子冈二话没说，只是向毛主席坚定地点了点头。毛主席知道，洛杉矶托儿所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孩子，肯定会有很多困难，又补充说：“有困难可找傅连暲同志解决。”丑子冈像出征的军人一样，立即站起身来立正站在主席面前，高声说：“为了孩子们，我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从新疆监狱里回来的孩子，进了洛杉矶托儿所，真是从地狱一下子进了天堂。孩子们快乐得不得了！吃饭有鸡蛋、肉和青菜，还发了和其他小朋友一样的衣服，给每个人都洗了澡……使孩子们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好玩、有意思极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从新疆监狱里回来的小朋友，还没有感受完这种幸福、快乐，就在延安洛杉矶托儿所集体绝食了。
有一天早饭时，专门负责隔离室的阿姨突然跑来找所长，她神情紧张地说：
“丑所长，不好了，隔离室的孩子突然都不吃饭了，怎么劝说也没有人拿筷子。”阿姨急得满面通红。
“怎么回事？”正在开会的所长停止了发言。
“原因不清楚？小孩子都看着大孩子的脸，大的不吃，小的也不吃。”
“有哪几个大孩子像领头的？”
“安安（邵华）、新军（吉新军）、海洪（林海洪）、远新（毛远新）……”
“噢？”丑子冈若有所思，没有马上答话。
“他们叽里呱啦嚷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年轻阿姨急得快哭了。
“别着急，走，我去看看。”丑子冈安慰着女保育员说。
隔离室不在洛杉矶托儿所的院子里，而是单独的一处僻静的窑洞，距洛杉矶托儿所有一段路程。丑子冈随保育员急急忙忙地赶到隔离室时，果然看到整齐地摆在小桌上的饭菜，孩子们一口也没吃，碗筷都是干干净净的。
“怎么回事？”丑所长走到孩子们住的窑洞里，和蔼地问。
孩子们相互看看，谁也没有说话，然后低下头避开所长的眼神。这些孩子虽然都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但看上去都非常瘦弱。一张张小脸蜡黄，眼睛很大，眼窝深陷。他们的表情不像延安孩子那么活泼可爱，而有些木呐发呆。
丑子冈望着这些孩子，心中一阵发酸，眼圈也红了。楚三、远新、海洪、新军、安安……虽然孩子们到所里不久，她已经能叫出所有孩子的名字来。她是所长，摆在她办公桌上那一份份孩子的登记表，她不知看着流过多少泪。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党的领导人、老红军干部，有的是党挑选出的青年干部派到新疆工作的。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投敌叛变，对在新疆的共产党人进行了大肆的搜捕与迫害，党派去的领导人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相继被敌人杀害，没有立即处死的共产党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同被关进监狱长达三、四年之久。这些孩子有的是人狱前出生的，有的是人狱后出生的。在新疆的监狱中，他们同大人一样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与迫害。经过党与盛世才匪帮的长期交涉与斗争，这些孩子才随同父母一起回到了延安。为了让孩子们生活的更好些，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指示洛杉矶托儿所接收这些可怜的孩子。按说，安安已经快9岁了，海洪、新军也都七八岁了，远新也6岁多了，都该上学了。因为他们在监狱里没条件上学，身体又瘦弱，故都先收到托儿所来调养一段时间。
洛杉矶托儿所以最快的速度为孩子们收拾好了窑洞，准备好了衣服、被褥，按照规定新进所的孩子必须隔离4周以上，方能编入班中，以免从外面带进各种病菌传染其他的孩子。所以，从新疆回来的孩子就全部来到了托儿所的隔离室，被安置住下。托儿所的工作人员细心地为孩子们理发，洗澡，剪指甲；为他们换上了托儿所统一的干净整齐的服装；全所人员用他们的爱心，去抚慰这些饱受了人间冷暖的孩子。
可是，万万没有预料到孩子们会有那么多异常表现？丑子冈深思着：或许是孩子们受到了太多不公正的待遇？或许是那些不人道的折磨对他们幼小的心灵伤害过深？这些孩子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的早熟使丑子冈震惊！他们对外界表现出少有的冷漠，尽管阿姨、叔叔尽全力去照顾他们，但他们仍然怀着戒心，处处谨慎小心，很少开怀大笑，很少有一般孩子那种撒娇、哭闹……他们像一个小小的战斗集体，相互用眼神传递着信息，报告着情况。没大人时，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用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懂的话小声交谈着；往往还有站岗的、放哨的，一旦有人来，他们会神态自若地去干各自的事情，表现得一点也不慌乱，完全是成熟的表情。对于孩子们这些反常行为，洛杉矶托儿所的领导们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不能急于纠正。她们希望用自己的爱心去一点点温暖孩子们缺少的爱，让他们从心灵深处恢复孩子们应有的天性。
“尽量让孩子们生活得自由点，让他们慢慢适应托儿所的新生活，不要强迫他们做什么。”这是丑子冈所长在全所工作人员大会上讲的，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注意这个问题。可眼前这集体不吃饭是为什么呢？丑所长一时也想不清楚。她望着孩子们那没有任何表情的小脸，亲切地问道：
“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吃饭？”丑子冈环视着坐在屋里的小朋友。
小朋友们都规规矩矩地坐着，谁也不说话。那自觉地统一行动，让丑子冈感动极了！她当了这么多年所长，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你们不饿吗？还是叔叔做的饭不好吃？”丑子冈蹲下身来，面对两个年龄较小的孩子问，语调里充满了母爱。
两个孩子动了动嘴唇，急速地瞅了一眼大孩子又把嘴闭上了。
“咕咕咕……咕咕咕……”不知谁的肚子叫开了，丑所长一阵心酸，她知道孩子们正在忍受着饥饿。
丑子冈突然意识到：孩子们是在集体绝食！这么小的年龄？这样统一的行动？这样严明的纪律？两行热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她知道如果是绝食，这种一般的劝说是没有用的，必须采取孩子们熟悉的办法加以解决。她回过身去，擦干了眼泪，然后郑重地说：
“孩子们，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吃饭了。你们派出代表到我办公室，咱们进行谈判好不好？”
“好！”好几个大孩子同时回答。
丑子冈在回办公室的路上，脑子里不停翻腾着：这些孩子们是在模仿大人绝食。孩子们在新疆敌人的监狱里，为了抗议盛世才的不人道待遇，被关押的父辈们经常以绝食来以示抗议。孩子们有时也参加这种斗争，他们虽然并不完全理解这种斗争的全部意义，但他们知道这样做能使对方让步。看来，是什么事情惹恼了这些孩子们？而且还不是一件小事……
孩子们派来了三位代表：安安、海洪、新军，看来这三个大孩子是这个小集体的核心。当他们走到所长办公室门口时站住了。
“进来，孩子们！”丑所长热情地招呼着。他们三个摇摇头，表现出了不高兴的样子。这对丑子冈来说，又是个意料不到！
“怎么？不进来怎么谈判呀！”丑子冈问。
“要谈判，我们不同意姓‘盛’的参加。”安安向丑所长提出了条件。
“姓‘盛’的？我们这里没有人姓‘盛’？ ”丑所长不解的瞅瞅屋里又瞅瞅孩子们。
“我们说的就是她，我们听到过别人叫她‘盛所长’！ ”海洪用手指着沈元晖所长说。
丑子冈本来想给孩子们解释沈元晖所长姓“沈”而不姓“盛”，但她立即想到陕北人讲话带着浓重的乡土音，他们念“沈”听起来很像“盛”。既然孩子们提出来了，就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先造成一个真诚的气氛，谈判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就让沈所长先退席了。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为这头一炮的胜利而高兴，就一下子消除了全部戒心。以胜利者的姿态，走进了所长办公室。
“孩子们，现在咱们可以平等地谈一谈，你们为什么不吃饭？”丑所长依然和蔼地问。
这三个孩子代表，看起来很熟悉这种场合，他们不拘束也不害怕。新军没有回答丑妈妈提出的问题，却反问道：
“这里是延安不是新疆，我们是来上托儿所不是坐监狱，为什么还把我们关起来？不让我们和延安的小朋友一块吃住？”新军的问题提得相当尖锐。
“盛世才是个大坏蛋，他杀死了我爸爸、还有远新、楚三等许多小朋友的爸爸。到了延安还要受‘盛世才’的管制，就是刚才走的那个‘盛世才’把我们关起来的，你知道吗？”海洪讲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噢，原来是这样？”丑子冈长长地松了口气。
“是啊，那个‘盛所长’嘴里讲我们都是一家人。可是实际上连吃饭、喝水都监视着我们，他不让小朋友们吃饱饭……”安安的语气里充满了愤怒。
“有意见你们可以提出来，但为什么集体不吃饭呢？”丑妈妈已经完全了解了孩子们的心思，又故意问了一句。
“对迫害我们的人，不能光忍受，要像叔叔、阿姨们一样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我们集体不吃饭就是斗争！”新军说完，还给丑妈妈神秘地挤了一下眼睛。
丑子冈看到单纯可爱的孩子们讲完意见，已经没有敌意了，就笑着说：“孩子们，你们误会了。走，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看看！”说完率先离开了办公室，其他人跟了出来。他们走到另外一个窑洞前，有一位阿姨迎了出来。丑妈妈说了几句话，那位阿姨就把窑洞门打开，他们看到里面有四张床，两张空着，两张上躺着两个小朋友。
“为什么把他们单独关起来？”安安不解地问。
“他俩生病了，为了怕传染其他小朋友，所以把他们隔离起来。等他们病好了，就可以回班和小朋友一起生活了。”
“把他们隔离起来，也不许随便吃饭、喝水吗？”海洪提出了问题。
“控制饮食，不光是对病孩子，就是健康的孩子也要定时、定量，不能一次吃得太饱，喝得太多，否则会生病的。”那位阿姨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时，丑妈妈认真严肃地说：
“孩子们，咱们托儿所有个规定，凡是新入托的小朋友，都要检查身体、隔离观察，定时、定量喝水、吃饭，以免把外面的病菌带进托儿所，传染其他小朋友。你们从新疆监狱里回到延安为了保证你们和托儿所全体小朋友的健康，是按所里规定对你们隔离观察的，这不是沈所长的个人决定。问题是事前没有给小朋友们讲清道理，使大家产生了误会，这点我们是要检讨的。沈所长名叫沈元晖，她姓‘沈’不姓‘盛’，她是小朋友的‘好妈妈’，可不是什么‘盛世才’……”丑所长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在新疆时，他们把我们关起来，我们都被关怕了……”新军还有些心有余悸地说。
“好孩子，别说了，丑妈妈知道你们都吃了苦。那是敌人的迫害。这里不一样，每一位阿姨、叔叔都把你们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你们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和他们谈，但不能不吃饭，只有按时吃饭，才能长壮身体，将来去打那些杀害你们父母的敌人。”丑妈妈边说边亲切地握着安安的手。
“丑妈妈，我们懂了，我们回去吃饭。”安安说。
“好啊，丑妈妈就知道你们懂事，走，咱们一块回去。”丑子冈高兴地拍了拍三个孩子的肩膀。
当他们重新回到隔离室的窑洞时，孩子们都在焦急地等候着。
“走，吃饭去。”三位代表同时说。还真有号召力，全体孩子都乖乖地跟着他们去吃饭了。
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丑子冈又是高兴，又是难过。高兴的是孩子们的绝食很顺利地解决了；难过的是他们幼小心灵深处受到的伤害，是在短时间内难以平复的。
从新疆回来的孩子们，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按年龄大小都被分到洛杉矶托儿所的各个班里，该上学的孩子送进了小学……
第二篇 “特权阶层”——与人民群众无法割裂的一代
第17章 几十位父母的——彭士禄
彭士禄的父亲彭湃、母亲蔡素屏牺牲后，在潮安一带，年纪不到4岁的士禄，先后就有二十多位素不相识的“爸爸”、“妈妈”舍命保护、喂养过他。
彭士禄生于1925年11月15日。当他还未满3岁时，他的妈妈就被反动派杀害了。他的奶妈王蝉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为了保护烈士后代，就将士禄带回自己的农村家乡喂养。为了避免敌人追捕，他让士禄叫她“妈妈”。他们相依为命，苦熬不到一年，1929年8月30日，士禄的父亲彭湃又英勇就义了。
未满4岁的士禄，便成了失去双亲的孤儿。敌人为了斩草除根。到处搜捕彭士禄——当时小士禄名叫士禄。
党中央十分关怀彭湃烈士的亲属。周恩来同志派人将流落澳门街头的士禄的祖母接到上海。党领导下的中华全国人道互济会与上海市人道互济会还印发了《紧急启事》，发动募捐，资助烈士的亲属、遗孤。海丰县人民为了使烈士后代不再遭受国民党的捕杀，悄悄地把士禄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
1930年，士禄的七婶把他从海丰接到了香港。士禄在此住了一个月后，他祖母为了不给组织上添麻烦，又将士禄接出来，让他与七婶的儿子锡明生活在一起。他们这一老二小从早到晚忙着糊火柴盒，豁胶鞋，帮工，挣得几个铜板来糊口。后来，党组织决定让士禄的七叔彭述同志把士禄先送到潮安一带，待有机会时再转送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去。
1931年，士禄随七叔先到汕头，然后又到潮安。因为当时反动政府经常以“查户口”为名搜捕共产党人，士禄在这家只住了一个星期，又转到另外一家去了。就这样，短短几个月里，士禄刚熟悉了一家又转到另一家。一连转移了10多家。不论到哪家，他都叫人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所以，在潮安一带，士禄有20多位“爸爸”、“妈妈”。
后来，他又被转到山里的一个村庄。这户人家只有一个中年妇女，住在山上。这位“山顶阿妈”家里没有其他人，士禄只有自己玩，还帮“阿妈”拾草做柴烧。在这位“山顶阿妈”家住了几个月后，来了一个人——他就是后来士禄跟随的潘舜贞姑妈的儿子陈永俊，又把士禄领到金砂乡一个姓杨的渔民家里。士禄称渔民为“父亲”，称渔民的儿子为“哥哥”。
1933年的一天，杨家来了一高一矮两个人。他们给士禄带去一些衣服，并告诉士禄，要带他到苏区去。
当小船沿韩江北上时，岸上的国民党哨兵招船靠岸检查。两位“客人”在下水推船之前，特地又嘱咐士禄要记住交代他的话。船接受检查时，国民党哨兵在船舱夹缝的灰泥里挖出一个纸条之后，就把两位“客人”和“父亲”、“哥哥”都抓走了。船里只剩下士禄一人，他哭着喊：“爸爸”、“哥哥”，没有一点回音。从上午10时左右直等到下午4点多，“父亲”、“哥哥”才被放回来。两位“客人”不知去向。后来彭士禄到延安后才听古大存同志讲，那两位“客人”是东江特委负责人，不幸遭敌逮捕，在梅县壮烈牺牲。那个渔民船夫叫杨嘉清，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儿子叫杨阿孙。
船夫——“父亲”只得把士禄带回金砂乡。住到了陈永俊家里。陈当时为潮（州）、澄（海）、揭（阳）边县委上莆区委委员。他母亲叫潘舜贞，士禄认潘舜贞做“姑妈”。陈永俊经常在外，每月回去一两次，并且都是晚上回去。每次回去敲门都用暗号。实际上他家是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姑妈”对党、对红军有深厚的感情。
“姑妈”还有一个女儿，士禄叫她“姐姐”。“哥哥”对他特别好，而且教他念书、识字，这是他读书的开始。当时家里生活很苦，士禄便跟“姐姐”学绣花、赶鹅、拾柴。“姑妈”很喜欢这个懂事、勤劳的孩子。家里难得有个鸡蛋、鹅蛋等一点好吃的，她总是不给自己的女儿吃而给士禄吃。过年过节有鹅肉时，她让士禄吃肉，让自己女儿啃骨头。逢乡里唱戏，还给士禄几个铜板，让他去看戏。
自幼懂事的士禄，每当吃肉或蛋等好吃的东西时，总要分给“姐姐”一些，“姑妈”给了铜板也要分一个给“姐姐”。“哥哥”永俊曾带回一件毛衣给士禄，但他小小的心灵里想着没有毛衣穿的“姐姐”，就把这件毛衣让给了“姐姐”。
1933年，敌人第四次“围剿”时，地下党再次遭到破坏。由于潮安县县委书记陈醒光的叛变，在阴历7月16日早晨，突然家被国民党兵包围了。敌人冲了进去，将士禄与“姑妈”、“姐姐”赶出门外。这时，士禄才看清陈醒光已穿着国民党军装，把他带到对面门口，问：“你哥哥到哪里去了？”士禄说：“过番去了（即到南洋去了）。”陈醒光说：“你老实告诉我，他的枪放在什么地方？”士禄说：“什么枪？我不知道有枪！”陈醒光又问：“你认识我吗？”士禄摇摇头：“不认识。”陈醒光冷笑一声说：“我可认识你，你是彭湃的儿子。”就这样，士禄与“姑妈”被敌人抓走了。到达潮安后，敌人将他们关进了监狱。因士禄年龄小，便和“姑妈”一起被关进女牢中。在女牢里，士禄见到了那位“山顶阿妈”。他没有想到，两位“妈妈”都是为了他来坐牢的。
女牢对面是一长排男牢房，中间有块小空地。男女牢相对可以打手势，传递消息。女牢里有个大姐，常坐在门口，跟男牢的人打手势，还常教士禄唱红军歌，讲红军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故事。还讲红旗、红色意味着革命斗争的烈火、人民群众赤诚的心、鲜红的热血、永不熄灭的火种等革命道理！男、女牢的狱友们很关心烈士遗孤，见士禄衣衫破烂，便自动募捐给士禄做了一身鲜红大格子衣服穿，使士禄幼小的心灵里就铭刻了红色。
凶残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姑妈”和士禄进行了残酷的审讯：
“你叫什么名字？”
“陈士禄。”
“她是谁？”
“我姑妈。”敌人又指着士禄问姑妈：
“他是谁？”
“我的侄子陈士禄。”
“不对，他姓彭，是彭湃的儿子，你必须承认！”姑妈瞅着问话人的脸，从容地回答：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彭湃，更不晓得彭湃的儿子，我只知道他是我的侄子陈士禄。”
敌人残酷地对“姑妈”施以各种酷刑，鞭打、灌辣椒水。但坚强的“姑妈”，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为了保护革命烈士的后代，忍受着各种酷刑却始终未承认士禄是彭湃的儿子。
有一天，突然敌人又来带士禄。“姑妈”见只押士禄一人走，也不知要去哪里？是凶是吉难以料定。她便抱着士禄痛哭起来，难友们也忍不住落下泪来。当国民党的大兵押着一个又矮又瘦被捆绑的孩子走向火车站时，沿路行人都感到奇怪，这么小的孩子能有什么罪？还五花大绑着，真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就这样，士禄被押上火车，把他拉到了汕头。
到汕头后，士禄被关进警备司令部，这里面关着许多十七八岁的青年。那时已接近冬天，士禄身上生了疥疮，疼痒难忍。他把许多地方都抓破了，浑身流着黄水……不久他又被转到海边的石炮台监狱里。这里也关着几十个红军小孩，有男、有女，最小的还是士禄。由于他满身疥疮，天又冷，只得整天披着一条烂麻袋，睡在地上。
有一天，管狱人来叫士禄出去，给照了个全身像。他们问：“你叫什么名字？”士禄还是一口咬定姓陈，叫陈士禄。这次拍的照片，在当时反动派的《南山剿匪记》中刊登出来，《广州民国日报》也转载了，旁边还有“共匪彭湃之子被我九师捕获”等文字。
在石炮台牢里，生活很苦，饭里夹砂子，菜里有虫子，又没有油。故饿死、病死很多人，人死了便被扔到海里去。
过了几个月，士禄又随石炮台里几百个难友被押上轮船，载到广州“感化院”。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离开了“姑妈”的照顾，怎么能经受住这种折磨，他终于病倒了。瘦弱的病体站不起来，只能在地上爬行。在这危难时刻，他结识了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军号兵哥哥。哥哥在他痛苦时给他讲了许多红军的故事，并告诉了他七叔彭述在大南山牺牲的情况。
在“感化院”住了一年后，1935年秋天，他们被拉到汕头集体释放了。亏他曾来过汕头，还有点印象，便寻路走回金砂乡被捕前的“姑妈”家。
回到家里，“姐姐”不见了，“姑妈”还未出狱，只有永俊哥的婶母在讨饭过日子。她见士禄回来，真是又欢喜，又发愁？用什么来养活孩子呢？可在这个地方，她是孩子惟一认识的亲人了。懂事的士禄，看到“婶母”如此困苦，立即将忍饥挨饿省下的两元遣散费交给她，就跟着“婶母”讨饭度日。这样过了些日子，“婶母”不忍心合让孩子长期过乞丐生活，便带他去投靠同乡姓蔡的“大姐夫”。
“大姐夫”是打石头的，生活也非常艰难。士禄就每天上山打柴草，山坡上沙粗石尖费鞋，他就光着脚板攀上爬下，磨炼得脚茧很厚。晚上他还帮助绣花设法维持生活。就这样，在“大姐夫”家住了不到一年。1936年夏天，乡公所突然来了几个兵，又把士禄抓走了，关进了潮安监狱的男牢。
有一天，士禄与“姑妈”同被押上公堂。他才又一次在狱中见到分别两年的“姑妈”，同时还发现堂上坐着一位老太婆，仔细一看，士禄差点喊出声来那对面坐着的老太婆正是自己昼思夜想的祖母。
原来，士禄被捕后，祖母在报纸上看到了登的照片与消息，就想方设法营救。她费了许多周折寻踪来到汕头，找到爱国人士陈卓凡先生，希望通过他的关系释放小彭。但放人要经过法律手续，所以，上了公堂。
堂上坐着的法官照章询问了各人的身份后，祖母指着士禄说：孙子。”
“姑妈”——潘舜贞不知就里，也指着士禄说：“他是我的侄子。”
双方在公堂上争执不下，法官指着祖母问士禄：“她是不是你的祖母？”
士禄明知面前坐的正是自己的祖母，却依然回答说：“不是！”
祖母真有些急了，忙说：“我有证据，我孙子右脚大趾顶上有个血痣，一压便白，一放又恢复血痕。”
法官听说，让人前去察看，果然是真。
但“姑妈”仍不承认，士禄也不承认。所以第一堂没有结果。
在押回牢房的途中，“姑妈”靠近士禄悄声问：“她到底是不是你的祖母？不是就不要受骗。如果是，就应该认，你还小，回去还可以读书，不要惦记我。”
士禄这才说：“是真的。但我首先要听你的，你养育我，又为我坐这么多年牢，你就是我的亲娘。我要养你一辈子，你答应了，我才能认祖母。”
“姑妈”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士禄小小的年纪，竟然有这样的深情和想法，真没有白疼白为他坐牢。“姑妈”擦干了眼泪说：“既是这样，下次过堂就坚决认下祖母。”
原来“姑妈”不承认，是怕骗子骗走烈士遗孤。而士禄呢，他已知“哥哥”牺牲，“姐姐”失踪，小小心灵中便萌生了一种报恩的念头，他明知是自己的祖母，但怕万一承认，祖母把他带走后，就剩下孤苦伶仃的“姑妈”了。“姑妈”日后靠谁来照顾呢？所以，他才面对祖母矢口否认。这淳朴的感情，滋生在一个10岁孩子心灵里，怎能不使人感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