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作民1922 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刘少奇、罗亦农是人党介绍人。同年被派往苏联远东赤塔领导工人运动，并主编“工人之路”报，担任该报党支部书记。
1925年任作民奉召回国，担任党中央机关秘书兼会计。同年，任湘的妈妈范友莲也从乡下来到他爸爸身边参加革命。他妈妈是个穷家女儿，结婚过门时还是他爸爸家给做了一身新衣服，但她的性格非常活泼，聪敏贤惠。这次范友莲来到丈夫身边，年轻夫妇久别重逢，异常兴奋。妈妈和爸爸一起在机关工作，妈妈边学习革命道理，边做通讯工作。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党中央机关要迁往武汉，派任作民前去筹建。
此时，任湘的妈妈因多年的劳苦和虚弱，而患染肺病并又有身孕。在白色恐怖下，他妈妈不幸被捕人狱。身怀六甲又是病体的弱女子，还要承受牢狱那非人的肉体折磨精神压力，不久即告病危。经组织多方面的营救，他母亲才得以出狱。
出狱后为减少麻烦和确保安全，在法租界租了一间房子将她安置下来。到一个月，一个弱小的生灵即哇哇落地了，给他取名叫任湘。
任湘几经磨难的母亲，终于为革命培育了一颗种子，在那愁苦的脸上露出了罕见的笑容。他妈妈生下任湘不到两个月，终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了。
党中央派毛泽民同志，将任湘母亲的遗体和小任湘一并送回老家湖南省湘阴县上双冲。他母亲被安葬在乡间一个向阳的小山坡上。任湘因为还在哺乳期，老家除了已近乎于穷困潦倒的叔婶及几个孩子外，已没有其他亲属，他们无论从经济等各方面已实在无力喂养还在哺乳期的婴儿。
虽然离此不太远，任湘还有一个年迈的外婆和多病的舅舅，但他们也是朝不保夕。……好在天下穷人心连心，小任湘被一位好心的农村妇女喂养（因她的女儿和任湘一样大），她用自己的乳汁和心血，哺养着两个幼小的生命，使任湘得以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
当任湘被叔婶接回家时，因他的身体太虚弱越养越瘦，不到半年就不成人样了。后来连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叔叔只好含着热泪把看来已经断气的孩子用谷草抱起来送了出去。
慈祥的外婆遭到心爱女儿去世的打击，又突然得知她惟一的亲骨肉小外孙死亡的消息，就哭喊着向山上跑去。她不顾一切将包孩子的谷草和草席片子打开，把断气的孩子抱在怀里，捂在自己的胸口上。说也奇怪，已经断气的娃娃竟然在外婆体温的温暖下又有了气，当外婆将一碗米汤给孩子灌下去后，已经死了大半天的孩子又活了过来。
但命运总好像和穷人过不去似的，任湘两个多病的舅舅又相继病逝了。从此，任湘便和外婆俩相依为命，在人生道路上挣扎着勤劳、善良的外婆，经常讲故事给小任湘听。从外婆的待人处事和故事里任湘渐渐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外婆靠纳鞋底、干零活来哺养着她惟一的亲人小外孙，连捉到一只田鼠，也要煮熟给外孙吃。在老人病危时，无知的小外孙，还抱着外婆睡得很香，老人临终前连一句话也没能留下来……
第08章 蔡妮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日子
蔡妮，是蔡和森、向警予的长女，1922年4月1日出生在上海。小蔡妮来到人世，给父母带来了喜悦，也带来了艰辛。当时她父母在上海的生活是很清贫的，因房租很贵，经济拮据，只好常常带着女儿迁居，随遇而安。他们在上海香山路一个弄堂的小阁楼上住过，在一条僻静小街的破庙里住过，卧室就是破庙正中台子上用篾席隔成的一间小屋，房子破漏，太阳光可直接照进小房子里。由于无钱雇保姆，父母只好一边工作一边照料她。有一个时期，他们搬进丁玲、胡也频蛰居的楼上一间小房里……
蔡妮在婴幼儿阶段，与父母一起度过的日子是非常短暂的。1922年8月，号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长沙，恰是一年中最热的“秋老虎”时节。就在这时，向警予抱着蔡妮来到长沙。当时，蔡妮的五舅向仙良住在长沙的新安岭，她妈妈到那里请五舅母找人哺养蔡妮。
蔡妮的祖母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她到了祖母身边，由大姑妈蔡庆熙抚养。她和弟弟蔡博、表姐刘昂（也叫刘千昂）和表妹李特特组成了一个和睦的革命大家庭，一起度过了童年生活。
那时，蔡和森、向警予、蔡畅都分别来看望过她们。在蔡妮的记忆中，大概每人只来过一次，并且时间都很短。她父亲当时穿着一身深绿色的制服，显得非常年轻。除了刘昂表姐已经懂事外，她们三个都是混沌未开的年龄。见了男的都叫“爸爸”，见了女的都叫“妈妈”。
一个可怕的消息使孩子们惊呆了：报纸上说向警予妈妈牺牲了。孩子们坐在那里都一言不发，像哑巴似的愣着，不知怎么办才好。她们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懂得：她们永远也见不到“妈妈”了。在长沙的时候，她们并不了解妈妈。直到1935年她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时候，在瞿独伊的相册里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位妇女，照片下面有一行题字：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后来，独伊的母亲杨之华阿姨告诉蔡妮，这就是她妈妈。
1929年，大人们说是要送她到“奶奶”家去。令蔡妮高兴的是，父亲也与她同行。动身的那天，父亲手里只提了一只小箱子，还有一位陌生的叔叔陪着他们。
到“奶奶”家的路程实在是太漫长了，她不记得从湖南到上海的时候走过这么久。他们先是乘船，下船后又上了火车，途中在一个地方下车停了一下，还在照相馆里照了像。父亲说要把她的相片寄回家去。还给特特和博博买了些动物造型的玩具。接下来改坐大车，他们盖着粗毛毯，行走在荒无人烟的原野，越走气候越寒冷，冻得人连气都喘不上来。
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有人住的地方，见到的却是一个模样十分可怕的日本宪兵，他命令所有的人把身上的衣服脱得精光，接受检查。
最后一段路又是坐火车。在同一包厢里，他们遇见一位欧洲妇女，她身边带着一个小男孩。蔡妮很快就和那个小男孩儿混熟了，尽管语言不通，但并不妨碍嬉戏打闹，他们一起在车厢的过道里跑来跑去，这才使漫长的旅途不那么枯燥了。
火车驶进终点站的时候，她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莫斯科，莫斯科！原来，他们已经到了苏联，而根本不是去“奶奶”家。后来她才知道，父亲这次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到莫斯科治病的，同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他们被安置在“联盟”宾馆一个窄小而简朴的房间里住下，只有一张单人床，她和父亲挤在一起睡，这让她想起了和妈妈睡在一张床铺上的那个夜晚。宾馆里还住着一家人，他们是苏兆征夫妇和两个孩子——儿子苏河清、女儿苏丽娃。苏兆征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5年爆发的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就是他负责组织领导的。这样，苏河清、苏丽娃就成了蔡妮在异国他乡最早结识的中国伙伴。
有一天，父亲把她带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校里有很多党组织派来学习的中国学员。她一到那里，立刻就被一群年轻的中国阿姨围住了，她们亲切地向她问长问短，还送给她许多列宁纪念章。父亲让她留在了中山大学，和那儿的女学员住在一起，吃饭就在学校的食堂。她记得当时的宿舍很大，七八个人一间，靠墙的两边都放着床。她的床和张琴秋阿姨的床挨着，张阿姨被指派照顾她。
那时，蔡妮根本不知道父亲在党里是什么角色，只是感到大家都很敬重他。父亲到中山大学的时候，人家请他参观课堂，蔡妮也随着去了，有一个班是专门学军事的，教室里还摆着一门大炮。还有一次父亲去中山大学的时候，他剃着光头，所有的学员一见到他都站了起来。
在苏联，蔡妮最早进人的是位于莫斯科近郊的乌捷里纳那耶镇附近的儿童院。当时她一个俄文单词也不会，根本听不懂周围人的谈话。大家见她不讲话，都以为她是个哑巴。直到一个多月以后，她原来所在班级的孩子都转走了，又新来了一批孩子，她竟突然开口讲起了俄语，不仅是老师，连她自己都感到出乎意料。后来她转到马拉霍夫卡镇附近的儿童院，开始和俄国孩子一起进人一所俄罗斯学校上学，渐渐地，她就把中文全忘记了。
1930年的一天，父亲一个人来看蔡妮。他即将回祖国去，来与女儿告别，并专门与儿童院主任打过招呼，将她长期留在这里请他们照看。这是蔡妮同亲爱的父亲所见的最后一面，父亲没有什么贵重的礼物给她，只把他的一张照片送她做纪念，这是他在疗养院休养时穿着一身白色西装照的。
第09章 民众的女儿——项苏云
1932年，项苏云未满两岁，因形势紧张，母亲也要到苏区去。临行前，本想把她交给一起做地下工作的战友、同乡涂俊明同志。因涂俊明曾几次被敌人抓捕，而未能如愿。于是，组织上通过共产党员陈学西（项英同志的妹夫，于1932年牺牲）的介绍，把未满两岁的苏云送到浙江临海我党地下工作者林迪生家中。正好，这时地下工作者徐明清也在此地教书，开始由徐明清带着。明清同志转上海后，由林迪生同志的母亲带了约两年。1934年春天，苏云将满4岁时，迪生同志考虑到苏云已到可以上学的时候了，就把苏云送到上海，交给徐明清同志，请她设法送苏云进学校。
当时，陶行知在上海沪西区小河渡劳勃生路创办了一所劳工幼儿团。左翼“教联”成员孙铭勋任团长，徐明清当时是“教联”的负责人之一，就把苏云送人劳工幼儿团，接受学前儿童教育。进团时还给她做了一套花布连衣裙，并系上了一条花腰带。团里的老师看到她，说她的装束像苗族姑娘，因此就叫她“苗姑娘”。从此，苏云的名字就以“苗姑娘”代替了。徐明清离开上海时，又将苏云委托给孙铭勋及其夫人邹惠珍照顾。这样，苏云在那儿待了两年。这个幼儿团当时在英租界，因国民党以“这个幼儿团净收共产党的孩子”为由，使英租界当局要陶行知撤销此幼儿团。党组织得知此情况后，又把苏云送进江苏淮安陶行知办的“新安学校”——新安旅行团的前身，是勤工俭学的学校。
新安学校校长、我党地下工作者汪达之同志，把苏云托付给一位20多岁名叫郭青的进步青年照顾。汪达之同志告诉苏云：“这是郭叔叔，以后你就跟着他。”这时，苏云猛扑过去，两手紧抱郭青的双腿，连声叫着：“叔叔呀！叔叔呀！”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般。
1937年，抗战爆发后，徐州失陷，镇江紧张。汪达之同志又让郭青把苏云带到西安。1938年3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郭青才知道自己带了3年之久的孩子，是项英同志的女儿。办事处的同志为郭青——一个20多岁的未婚男青年，在那艰苦的战争年月里，带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竟达3年之久而感动。
1938年，涂俊明妈妈带着林汉南、林汉雄到达延安后才知道，苏云与弟弟阿毛也到了延安。开始，由李富春、蔡畅同志照顾，并曾经在他们那里住。后来，姐弟俩也常去张浩同志与涂妈妈家。衣服脏了，鞋袜破了，由涂妈妈洗补。男孩子淘气，费鞋，不到一个冬天阿毛就穿破一双棉鞋，涂妈妈就把自己的棉鞋脱给阿毛穿。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孩子们相处如兄弟姐妹。
项苏云自幼聪明、懂事，带养过她的人都说她“从不惹是生非”，“非常听话”，“生活上尽量自己干”。与同龄儿童相比，她自治能力强。苏云口齿流利，富有表达能力，小学时就经常代表烈士子女在大会上发言。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项英同志回到延安参加会议。一天晚饭时，鲁迅小学的教务主任郭青同志（就是带了苏云3年的郭叔叔）来找苏云，告诉她：“张浩同志派人接你去见你父亲。”
“父亲！”苏云真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多么想见到自己的父亲啊！可没有想到来得如此突然！急切的心情，使她似乎没有思考，立即放下饭碗就跟郭青主任走了。
郭青领着苏云到了张浩同志处，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也在。张浩指着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对苏云说：“这是朱爹爹，那是刘伯伯。”
在张浩同志处，苏云还没有见到自己的爸爸。张伯伯告诉苏云：“一会儿开会欢迎你爸爸，那时你就可以见到他了。”
不一会儿，苏云跟随朱总司令到了八路军大礼堂。那时的礼堂，十分简陋，人们都挤坐在木条凳子上。不过，气氛格外热烈。朱总司令走到前排坐下，苏云跟着他站在前面，面向人群东张西望，在寻找她的爸爸！虽然。苏云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什么模样，可是不知为什么，她总相信自己从人群中能找到爸爸！她在人群中寻找着，辨认着，渴望早一点儿看见爸爸，她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
正当焦急的时候，忽然听见陈云伯伯在叫：“苏云，你是在找爸爸吧？”苏云点点头。陈云伯伯拉着苏云走到一位身穿灰军装的中年人面前说：“老项，这是你的女儿。”
项英马上把苏云抱起来，紧紧地抱着，看着她，不知说什么和怎么说，只是一连串地问了起来：
“叫什么名字？”
“几岁了？”
“念书没有？”
“在哪儿上学？”
作为父亲，竟不知道自己女儿的名字，不认得自己的女儿……然而，他和所有父亲一样，挂念着自己的儿女，他多么希望了解儿女的一切啊！
苏云一面认真回答着爸爸的问话，一面潜心地注视着爸爸，看着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那充满喜悦的眼睛，那闪烁着希望之光的眼睛……
苏云暗想：“这威武的军人，就是我的父亲吗？”她第一次看到自己父亲的模样！她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思念着父亲、母亲，可是她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模样，她多少次希望在梦中梦见他们啊！可是那美梦始终没有来临。然而，今天她真的见到了父亲，他就在自己身边，她扑到他的怀抱里，怎能不沉浸在欢乐之中！
在欢迎会上，朱总司令和项英同志讲了话。欢迎会开得十分热烈。会后，项英同志要带苏云去他那里，可是苏云不肯。她当然热切希望同父亲在一起，可是，她不能使自己的同学失望——他们在等待着她，等待着她讲述见到父亲的情景。当苏云回到学校时，天已不早，然而同学们还没有睡，还在等待着她回来……
项英在延安住了一个多月。这是苏云和父亲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他们渴望以后再见面，然而以后的会面却没有等来，而且是永远等不来了！当项英同志要离开延安时，因任务急，走得仓促，又偏偏赶上苏云到野外躲空袭，项英就这样走了。他，作为父亲，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实在不忍让女儿过分失望，在路过西安时曾托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苏云带了一桶饼干和一双袜子。
后来，凡是从新四军回延安的同志，总是想方设法到学校去看望苏云。这些同志不仅是给女儿带去父亲的问候，而且是带去老一代革命者对后代的关怀。苏云，是项英同志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在革命队伍中，每一个老的革命者都关怀着青少年的成长。来自新四军的同志说，项英同志回去后，经常拿着儿女3人的照片，向同志们讲述着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并且深情地告诉同志们，即使自己牺牲了，也有人继承未尽的事业……
第10章 颠沛流离的——李特特
1924年，不满周岁的小特特随外婆和妈妈一同从法国返回了祖国。不久，妈妈又因革命工作而长期出门在外，小特特只能依靠外婆哺育。孩子，离不开妈妈！孩子，思念着妈妈！但小特特虽有外婆的疼爱，但仍思念着妈妈，她需要母爱，然而却缺少母爱！
1928年蔡畅根据地下工作的需要，请母亲将小特特送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以组成家庭的形式掩护中共地下工作的开展。小特特可不知道她来到母亲身边的任务和作用，但她很幸福，因为又能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了。但小特特不高兴和弄不懂的是，妈妈老领着她搬家，东躲西藏，过着一种紧张而又没有规律的生活。开始，她们只是在上海搬家。1930年有一天，妈妈竟然带她出了远门，一下子搬到了香港。经过长途跋涉刚在住处放下行李，便有几个陌生人借口看房子闯了进来，妈妈便让另外的同志应付陌生人，自己带着小特特和随身携带的箱子（箱内有党的文件）立刻离开了那个住所。小特特累得实在不想走，就问妈妈为什么又搬家？妈妈严肃地告诉她，小孩子听大人的话，不许多问。
在小特特幼小的记忆中，这种事发生过许多次。她们不仅经常转移住处，而且还经常更名换姓。由于长年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养成了妈妈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再多问一句的习惯。不过，她最感难受的是，有一段时间，她们住在工人区内一个小阁楼里。妈妈外出时，就把她一个人锁在屋里。她常常还在熟睡时，妈妈就出去工作了。白天她一个人在屋里，中午只能吃剩饭。有时没有剩饭，她只好饿肚子。孤寂之中，她非常害怕跑出来和她争饭吃的老鼠。为了解决她的寂寞和孤独，妈妈给她抱来一只小狗儿。她和小狗儿相依为命，喂它、吃喝，抱它睡觉，给它说话、讲故事……后来因敌人突然搜捕，她们在仓促离去时，忍痛将小狗儿遗弃了。
1930年秋，妈妈又带着小特特返回上海，与聂荣臻夫妇住在一栋楼里。不但房子阔气，而且还雇了阿姨，这一切使小特特困惑不解，但她已养成了习惯，只看不问。有一天妈妈不在家，她偶然打开柜子看看，却意外的发现柜子里竟是用纸包的砖头瓦块之类的东西。她当然不知道这是为了工作，才需要住这样好的房子；为了摆阔气，以掩敌人的耳目。可是由于党的经费有限，因此只好这样做。
1931年，顾顺章背叛了革命，为了确保安全，上级党命令蔡畅同志转移到苏区去。小特特掩护地下工作的使命已经完成，又被送到湖南双峰县乡下同外婆居住。小特特又一次尝到了母女分别之苦。4岁的小特特因革命工作的需要，她来到妈妈身边，和妈妈共同出生人死，一块颠沛流离了3年，又是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她又不得不和妈妈分离，这一别就是7年。直到1938年，母女才再次相见。
第11章 将来又是个大革命的——罗西北
罗西北1926年腊月初六出生在上海。西北出生后，爸爸罗亦农只见过儿子一面，他用一只大手轻轻地拍着什么也不懂的儿子的小屁股说：“将来又是个大革命。”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上海三次武装起义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上海市笼罩着白色恐怖。那时，西北的妈妈被中央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尚在襁褓中的西北，若继续留在上海，怕被国民党“斩草除根”，于是在一个阴冷的夜晚，外婆抱着他上了江轮，回到外婆的婆家——四川江津白沙镇寄居下来。靠亲戚的资助维持生活。
5岁以后该上学了，外婆又带他到成都外婆的娘家，和已婿居多年的嫂子住在一起。外婆做得一手好针线，为了生计开了一家小缝纫店。外婆要挣钱维持生活，就顾不上照顾西北。再说她又是个文盲，也不知西北该如何读书，只是每天见他上学就放心了。
小西北不爱读书，又没有人检查他的学业，所以动不动就逃学。他经常跑到胡豆地里，书包往地头一扔，就剥嫩胡豆吃。吃够了就在地里睡上一觉，醒来后天晚就回家，天早就再到别处玩玩。晚上外婆还得做活，他就去附近茶馆听说书。他找个不起眼儿的地方一蹲，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经常是茶馆打炸了，才发现旮旯里还熟睡个孩子。有时很晚了，外婆不见他回来，便请人到茶馆里把睡得正香的他抱回来。
小西北这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上学，竟然还能按时升级，所以舅婆家的人都夸他聪明。西北就这样无忧无虑地打发着自己的日子，惟一使他为难和不快的是：学校每学年都要填一次学生登记表，在父母一栏中，他总是不知该填什么。因为除了外婆外，他从不知自己父母是谁？为此，他多次问外婆：“我的爸爸妈妈呢？”外婆总是耐心地对他说：“你还小，等大点儿再告诉你。”他的学生登记表上的姓名是周西伯，父母的姓名，当然也是外婆胡编的。
1935年年底，红军长征经过岷江上游。成都有钱人家怕“共产”，纷纷逃往重庆。外婆却暗暗高兴，她在一天夜里，悄悄对西北说：“你慢慢长大了，我可以告诉你了，长征的队伍里，都是你爸爸的朋友，你还小，再长大几岁，我就可以把你交给他们了。”
“我爸爸妈妈呢？”西北又提出了那个一直未得到回答的问题。外婆思索了一下，又机警地听了听四周的动静。才小声地耳语说：“你爸爸是共产党，被蒋介石杀头了。你妈妈到苏联学习，死在莫斯科了。你长大了，可要为你爸爸报仇呀！”
9岁了，罗西北长到了9岁，才知道自己的身世。他从记事那天起，就和小朋友二不一样？人家都有爸爸妈妈，他只有外婆。为这事，他不知道哭过多少次。他看到别的小朋友喊爸爸妈妈，就忍不住心里的难过！今天，他明白了，他爸爸是被蒋介石杀害了。从此以后，西北一下子长大了，懂事了。他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学好本领，长大一定杀掉蒋介石，替爸爸报仇！
第12章 寄人篱下的——王继飞
当小飞尚在襁褓之中时，父亲王一飞曾见过他一面。父亲不幸牺牲后，母亲陆缀雯因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无法照料年幼的儿子，只好把他送到舅舅家抚养。从此，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小飞再没有见到过母亲。他懂事后，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当然，也就无法感受到真正的父母爱。
王小飞的舅舅，是中国当时四大银行之一的中国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在这样的家庭里，能收留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已实属不易。小飞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度过了10余年的漫长时光。生活在上层社会里，小飞在物质生活上虽没有受过什么苦，但在他的心灵深处，总有一种不如人的感觉，那毕竟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
在舅舅家的孩子中，他表哥的地位最高，其次是表姐，最后才是他小飞。这种现实，常使他觉得受到了歧视，强烈地自尊感使他对现状不满，并常常进行反抗。他8岁时，在外面逗狗玩，表姐恶作剧地往他喝水的杯里倒人了一些汽油，当他渴极了跑进屋一口气喝下去时，顿时烧得他满地打滚。这时，他见表姐和佣人在一旁开心地笑，才明白是受了捉弄，气得他从地上爬起来，冲过去一口咬伤了表姐的手。虽然身在“福”中，却因受到家庭的歧视使他在困惑中的反抗意识在内心里增长。
1939年，出于对革命烈士后代的关怀，周恩来派人通过上海地下党，找到了王小飞，先把他送到重庆，这才见到了妈妈，后又转送到延安。
第13章 和母亲风雨同舟的——聂力
聂荣臻的女儿聂力，1930年9月出生于上海。1931年年底，正当小聂力牙牙学语的时候，父亲聂荣臻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奔赴中央革命根据地。路途险恶，自然不能携妻带女，就毅然上路了。
聂力3岁那年，母亲张瑞华在黄浦江岸边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母女俩住在英国租界内党的秘密联络点。
不幸的是党内出了叛徒，联络点被破坏，同志们遭逮捕。当特务闯进张瑞华的住处时，她一看情况不好，立即机智地将一个没有送出的秘密字条塞进嘴里，利用女儿的身子挡住敌人的视线，趁机端起女儿小碗里的剩饭，忙扒进嘴里，骗过了敌人。敌人没有找到任何破绽，最后还是将她母女带走了。
张瑞华和女儿聂力被投进监狱后，敌人仍查不到她和共产党联系的证据，就施展了“苦肉记”，安排两个女特务穿着槛褛的衣服，打扮得蓬头垢面，关进了张瑞华的牢房。女特务假装和小聂力玩，故意冒充地下党员，千方百计地哄骗小聂力能说出点什么。然而聂力十分听妈妈的话，既不闹也不哭。实在饿极了，就吞两口连大人都难以下咽的野菜粥，根本不同那些不相识的人搭腔。
敌人在她们母女身上，查不出任何有关共产党的线索，不得不以“查无实据”的理由，将她们母女释放回原住地。但敌人仍不死心，暗中埋伏人监视。张瑞华很沉着，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她除了买点生活必需品外根本不出门，久而久之，敌人也麻痹了。
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惊天动地的炸雷劈空而爆，仿佛要将整个旧世界摧毁似的。趁监视的特务离开躲雨，小女儿已经熟睡，张瑞华当机立断地脱身而出，连夜找到一个秘密联络点。那是一个小汽车行，老板娘见到张瑞华不禁大吃一惊！忙将她领进里屋。联络员听完情况后，立即塞给她30元钱，让她趁大雨未停，连夜转移到指定地点。
张瑞华怕有“尾巴”跟踪，冒着大雨在大街小巷间绕了好几圈，才回到原先的住处。她立即抱起尚在酣睡中的女儿，雇了辆黄包车便顶风冒雨地疾驰而去。风雨立刻淹没了她的行踪……
第14章 朱总司令的儿子——刘太行
一个大脑袋，细脖子，长着一双又大又亮眼睛的男孩，坐在一张又破又旧的小木凳上，用肮脏的小手揉着眼睛哭着喊：“妈妈，妈妈……”小男孩奶声奶气地哭喊着，泪水不断地从他的眼里涌出，他不断用小脏手揉搓着双眼，把小脸蛋儿涂抹成了小花脸。这哭喊的孩子就是刘伯承、汪荣华的第一个孩子刘太行。小太行的哭喊声，在那太行山区的小村庄上空回荡着。
“荣华，我看太行这孩子放在这里太不安全了，我们整天打仗，东奔西跑，谁也顾不上他。”刘伯承的口气里充满了爱和担心。“是呀，太行这孩子出生后就没吃上我几口奶，也没吃过几顿饱饭。老乡们的生活本来就清贫，这孩子跟着咱们可真没少受罪。”汪荣华说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不行的话，我看就把他送到延安去吧？那里生活相对安定些。”刘伯承想了想说。
“什么？送到延安去？”汪荣华吃惊地抬起头。
“对，送到延安去。跟着咱们太危险了，咱们随时要打仗，老乡们也要跟着东躲西藏，长期下去怎么行？”刘伯承无奈地说。
“孩子还小，送到延安后咱们想看时可看不到了。”汪荣华实在舍不得。作为母亲，她在这战乱的年月里，在枪林弹雨、行军打仗中十月怀胎，在忍饥挨饿、出生人死中生孩子、带孩子，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冒了多少风险别人是无法知道的。
“在这里，你也是不能天天看到呀？还不一样是送到老乡家去养着吗？听我的，还是把孩子送到延安去安全些。”刘伯承耐心地与妻子解释。
“送到延安托给谁呀？人人都那么忙？”汪荣华还是有些不情愿。“我想好了，托给朱总司令。我们俩是生死之交，他不会不管。再说克清为人十分善良、豁达，又喜欢孩子，交给他们，咱们应该是一百个放心。”刘伯承坚定地说。
“那好，既然这样，咱们就把孩子送去吧。不过这一路上可够艰苦的，也有不少危险，让谁带去呀？咱们俩都走不开。”汪荣华还有些顾虑。
“这你放心，过几天杨尚昆与徐向前去延安开会，托他们带过去，我看没什么问题。”刘伯承疲倦地闭上了眼睛，靠在土炕上。这些天来的连续征战，使他十分疲劳，形势发展很快，每天都有新的敌情出现，身为前线指挥员，他的担子十分繁重。
看到丈夫疲劳的样子，汪荣华心疼地再也不想说什么了，她拉过被子，轻轻盖在丈夫的身上。
这段时期，刘伯承明显地消瘦了，这个能征善战的八路军高级指挥员，一直战斗在抗日最前线。即使妻子汪荣华怀孕、生太行时，他也无法留在身边照顾她。身为妻子的汪荣华十分理解丈夫的心情，她知道他爱自己；也爱孩子，可是他把爱深深埋藏在心底，指挥着一场又一场战斗。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他才想起他的宝贝儿子——那个又瘦又小的刘太行。
汪荣华更是十分疼爱这个孩子，在怀胎期间，她照样行军打仗，那是常人想像不到的，她忍受下来了，她坚持住了，她与刘伯承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了，而且又是个儿子。她并不重男轻女，在战争年代，她在儿子的身上寄托了自己也是党和民族的希望，让他来继承她和伯承的事业。所以，她舍不得碰儿子一下，想尽一切办法给儿子弄点吃的，可无奈战争使生活十分漂泊不定，连大人都是饥一顿、饱一顿，更别提孩子了。什么牛奶、鸡蛋的补养品根本见不着。她生下太行不久，就开始随着部队南征北战，每当看到儿子饿得哇哇大哭时，她的心像针扎似的疼。还是伯承说得对，孩子应该送到延安去，那里比起前线来要相对安定很多，孩子可以吃上顿饱饭，也许还能喝上杯牛奶呢。想到这里，汪荣华轻轻地松了口气。
杨尚昆、徐向前没有辜负两位战友的嘱托，平平安安地把太行带到了延安，送到了朱总司令与康克清手中。
康克清接过了又瘦又小的太行，看着那皮包骨头的模样，心疼得直掉泪。
“你瞧瞧，这是多好一个孩子，竟让瘦成这副模样！真不知他们是怎么带的？”
“你埋怨哪个哟？他们在前线，整天打仗，哪有时间带孩子哟。”朱总司令站在一旁，安慰着康克清。
“克清，你看这孩子像谁？像不像伯承？”朱总司令为了转移妻子的视线，继续寻找着话题。
“嗯，还真有些像，不过这嘴巴还是像汪荣华，我看更像他妈妈。人们不是常说：女儿随爸。儿子随妈嘛。”康克清说着，更认真地观察起太行来。
小太行被看得不耐烦了，一咧嘴哭了起来，一伸腿在康妈妈身上尿了一泡。
“哎呀，小家伙儿尿了我一身！”这一招还真管用，康克清又叫又跳地赶忙把太行交给了朱老总。
“哈哈，这是咱们小太行给你的见面礼，要不你才不撒手呢，对不对，小太行？”朱德哈哈大笑着把小太行举起来，在小脸蛋儿上亲了亲。
说也奇怪，小太行不哭也不闹了，睁大了那双明亮好奇的眼睛，观察着四周。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不太懂事的小家伙都感到新鲜，高高的窑洞，大大的窗户，雄伟的宝塔，满山遍野的羊群。太行在这里生活，一住就是好几年。当他的父母来延安开会时，儿子竟不认父母。他叫总司令爸爸，叫康克清妈妈，美好的记忆中，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就是他的父母，他们爱他，给他吃，给他穿，领他玩，还特地请了一位17岁的姐姐来照顾他。他甚至偷偷管小姐姐叫妈妈，因为姐姐同样爱他。除了管他吃穿外，整天带他玩，还给他讲故事。
小太行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渐渐长大了，也慢慢地胖起来，不光小胳膊、小腿有了肉，还学会了走路、爬山，一天到晚不停闲。稍不注意，他就钻出窑洞，爬到山坡上去，吓得照看他的小姐姐震天价地唤：“太行——太行……”
朱总司令非常喜欢这个调皮的小家伙，当时总司令身边没有子女，便让汪荣华将小太行过继给他当儿子。汪荣华可不同意，太行是她心头一块肉，哪舍得给人，即使给朱总司令，她也舍不得。不过，小太行可不懂妈妈的心意，他只认总司令是爸爸，康克清是妈妈，使那亲生的父母实在嫉妒得不得了。
看到小太行长得结实了，走路也一蹦一跳了，康克清与朱德商量，把小太行连同那位照看他的小姐姐一起送到中央托儿所去（也就是后来的洛杉矶托儿所）。让小家伙去同孩子们过集体生活，培养自理能力和团结友爱的精神。这样，小太行就连同那位照看他的小姐姐一同去了托儿所。
托儿所流行百日咳，小太行也被传染上了，他咳得最严重，一病就是两个月，躺在医院里，先是不断咳嗽，然后是吃什么吐什么，最后吐血，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孩子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苍白蜡黄，看上去真怕人。
小太行的病越来越重，尽管医生们想了各种办法，有些医生还是名家，可仍然没有特效办法，因那时延安几乎没有药品，就连傅连暲也急得直转圈没办法。小太行昏迷了，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很多人都说这孩子不行了。
朱老总和康克清着急得不得了，但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知道医生、护士都在竭尽全力，不能再给他们增加压力。
为了挽救孩子，傅连暲拿出了最后的办法——输血。动员患过百日咳的人献血，那些不知名的叔叔阿姨们的血，慢慢流进了垂死的小生命的血管里，奇迹出现了，垂危的小生命呼吸加强了，眼睛睁开了，咳嗽减少了。小太行和其他小朋友一样，三天后能吃饭了，又过了半个月，竟一声也不咳了，而且恢复得很好。朱老总和康克清也轻松了不少。
原来，患过百日咳的人的血液中有了抗体，将这些人的血注射给患此病的人，就能治好病。就这样，托儿所患百日咳的孩子，度过了生死关。
1945年刘伯承、汪荣华再次来延安，当他们决定把太行接走时，太行死活不跟他们去，也不喊他们爸爸、妈妈。因为在太行的记忆里，根本不记得他们。儿子的举动，弄得从前线回来的妈妈直掉眼泪。这叫什么事啊？亲生儿子不认父母。不过，后来太行还是跟父母走了，是朱德爸爸和康克清妈妈做了许多工作，尽管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心里也不好受，可毕竟人家是太行的生身父母啊。
第15章 珍惜父母爱的——瞿独伊
1935年的一天，瞿独伊正和一批小朋友在乌克兰的聂伯河彼特罗夫斯克参观。忽然，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看到了父亲瞿秋白牺牲的消息，她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地晕了过去……独伊被救醒后，脑子里回荡着父亲的身影。那是5年前，因为中国革命的需要，父母秘密取道欧洲回国工作。不料那次分别，竟然成了和父亲的永诀。就是那一年的8月1日，父母从柏林给她寄来一封信和一张含义深切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一束美丽的“勿忘我”花，封面左下侧写着“独伊”，背面用俄文写着：“送给独伊。妈妈，1930年8月l日，克里米亚。”但独伊能够看得出，明信片上的俄、中文都是父亲的笔迹。父母写给她的为数不多的信件几乎都已散失，唯独这张明信片保存至今。她从这张小小的明信片上，时时看到父亲的身影，是父亲留给她的一件最珍贵的纪念品。
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于1935年第二次来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她留在莫斯科任国际儿童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当杨之华来到国际儿童院看望独伊时，许多中国孩子跑过来包围了她，大家都亲切地喊她“妈妈”，问她各自父母在国内的情况。杨之华妈妈含着激动的眼泪，把她所知道的情况一一告诉孩子们。直到晚上，杨之华才抽出时间，把瞿秋白牺牲的详细情况告诉了女儿，母女俩边说边哭边回忆那些令人终生不能忘怀的往事。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在苏联的干部陆续分批回国。这一年的9月，瞿独伊随母亲等一行5人回国到达新疆时，因回延安的路已被切断，只好暂住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当时留在新疆的同志有三部分：一是军阀盛世才从延安请来在新疆各部门帮助工作的同志；二是由苏联教官训练的红军航空队员；三是从苏联回国路经新疆的同志和部分在新疆养病的红军伤残人员。
盛世才错误地估计了苏德战争的形势，撕掉了他亲苏亲共的假面具，完全投靠了国民党，并把我党在新疆的三部分同志150余人分别软禁起来。之后，他们又分别逮捕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随即逮捕了妇女、孩子及伤病人员。瞿独伊和妈妈一起被捕后，先把她们转到女子被服厂，强迫她们做工，遭到集体拒绝后，就把她们全部关进迪化市第四监狱。瞿独伊在这里度过了近四年的监狱生活。
第16章 魔窟铁牢里的——囚童军
说起革命先驱者的后代，魔窟铁牢里的囚童军，他们都是中华儿女中最普通的人，又是最不幸的人。他们在人生的历程中，走过了更加艰难、更加崎岖的路程。如果你读过《红岩》的话，可能不会忘记那个被关在监狱中的“小萝卜头”吧！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过许许多多的“小萝卜头”，他们刚刚降生到人世，就要伴随着干革命的父母坐牢。
朋友，你们可曾知道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敌人的一所监狱里，同时关过25个共产党人的后代，而其中有11个是在监狱里出生的……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狗咬。
夜来汽车多，
抓人知多少。
20世纪40年代初，新疆有不少人哼着这首改动了的古诗句，而且越哼越广。
1944年10月底，中共在新疆被捕人员中天真烂漫的孩子，已达25名。他们随着他（她）们的父母、阿姨、病残叔叔们，在警特的押送下，顶着凛冽刺骨的寒风，被转移到迪化城东南的一座阴森森与世隔绝的大院里。四周高墙立，岗楼森严，两扇黑沉沉的铁牢门紧闭着，牢内的狱卒手持皮鞭，肩挎长枪，在院内踱来踱去，这里便是第四监狱。
刚入第四监狱时，大一点的孩子对于监狱的一切都已司空见惯了，因为他们在朦胧的记忆中曾经历过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被敌人绑架人狱时，与敌人展开拒捕搏斗的情景；也经历过软禁阶段警特对他们虐待的痛苦磨难。他们小小的心灵里，已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可是对那些小弟弟小妹妹来讲，却是一无所知。在这25名孩子中不包括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
瞿独伊虽属于同辈人，但在其他孩子们眼中，她已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大人了。除了张文秋13岁的女儿刘松林（思齐），6岁的女儿邵华（安安）外，其他孩子都在6岁以下。较大点的孩子有：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林基路的儿子林海洪（阿訇），吉合的儿子吉新军，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等。较小的除马殊的女儿苏苏，陈谭秋的儿子楚三两个是1942年软禁期间出生的以外，其余还有11个孩子是1943年和1944年期间出生的，如砖头、新狱、苦苦、倒霉、狱燕、狱玉……只要一呼喊这些孩子的名字，就可以理解到当时做父母的心情。这些孩子跟随着妈妈、阿姨们在女牢中饱尝着人间悲欢离合的痛苦，他们长期不跟自己的爸爸在一起，有些孩子甚至一出生就未见过爸爸的面。因此，他们中有不少小孩子只知道有妈妈、阿姨，还有同他们关在一起的五位残疾叔叔，而不知道有爸爸。虽然也听说过爸爸被关在男牢里，但因为没有感性认识，就闹出了许多令人发笑而又心酸的故事来。
小苏苏只听到过妈妈、阿姨和残疾叔叔们说到小马，就是指她爸爸。有一次，一个阿姨开玩笑说：
“小苏苏，你看拉水车的那匹小马，可是你爸爸？”
小苏苏透过牢门，看到那匹小马正拉着水车向前走，认真地点了点头。这真使她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她抓住小苏苏的手大声说：“你爸爸是人，不是马！”
小苏苏睁大了眼睛反问道：“妈妈，是你们告诉我的，说我爸爸是‘小马’。”这真是一个和孩子纠缠不清的问题：苏苏的爸爸是“小马”，但又不是“小马”……
小华是个4岁的男孩儿。他在1岁以前见过爸爸，可是早就记不清了。他听人家说：小华的爸爸关在黑牢里。他又看见母鸡在小黑窝里下蛋。不知怎的，在他的小脑袋瓜里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了一起。当有人问到他爸爸时，他就说：“我爸爸关在黑屋里下蛋。”这种哭笑不得的回答是不能怪孩子的。这些无辜的孩子们，长期被关在这暗无天日的黑牢中，见不到爸爸！在他们小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多少终生难以摆脱的阴影。
大凡孩子眼里的爸爸，既是平凡务实的普通人，又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而这些孩子们多数是难得见到爸爸的，即使这样，在叔叔、阿姨们讲述爸爸对敌斗争的英雄行为和不屈精神时，仍是对他们幼小心灵的烛照，于是他们就义无反顾地循着爸爸的足迹，继续一代又一代生命的承启。如陈楚三就是在陈潭秋夫妇被软禁在刘公馆时，于1942年12月2日出生的。
陈潭秋被捕人狱后，敌人对他用尽了酷刑，但始终无法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同牢的一位同志含着热泪说：“他一次受审回来，浑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已成牛皮色，痛得把嘴唇都咬烂了。还有一次审讯回来，不但浑身是伤，两只脚底板全烂了。敌人在放有三角铁刺、蒙上布的方砖上，让他站了三天，也没有能让他吐出一句软话，敌人恼羞成怒，又给他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令他昏死过去后再用冷水喷醒，仍未能从他口中掏出一句话来。”一位工犯事后说：“原住二监九号囚室的人，真是共产党人的亚克西！”他说着还把大拇指高高的翘起来。“盛世才把电话线牵到审讯室，要与你们那位先生通话。那位先生大骂，随即把电话机摔碎了。有人劝他说：‘君子不吃眼前亏……’他却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头可断，血可流，志气不能丢。’真是一身正气，铁骨铮铮。”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敌人秘密杀害时楚三还不足10个月，他自然记不得爸爸，但叔叔、阿姨们是不会让他忘掉这一切的。陈楚三的名字，就是张子意叔叔根据“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历史典故而取的，寓意让他长大后要为中华民族、为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
毛远新比陈楚三大两岁，是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毛泽民和陈潭秋同时被捕，关进了迪化第二监狱。在严刑拷打下，毛泽民英勇不屈，多次向盛世才提出，要请沈钧儒、史良作辩护律师，来肃清他的不白之冤！
有一份审讯毛泽民的记录是这样记载的：
问：“共产党是赤色帝国主义？”答：“国民党是法西斯蒂！”
问：“共产党不顾大义？”答：“蒋介石在广州是被共产党员相救才得活命，在西安是被共产党相救才解围逃生。蒋介石恩将仇报，这才是忘恩负义！”
问：“你只要脱离共产党，一切问题都不再提出？”答：“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我已牺牲了嫂嫂、妹妹和弟弟，党是我的政治生命，要我脱党是白日做梦。”
敌人在精神上斗不垮他，就实施惨无人道的肉体折磨。与毛泽民关在第二监狱同号的一位不相识的难友曾写过这样一份材料：
“有一天晚上，一开始先打40个手板。40个手板，把手掌全打裂，30多天一道道深沟不能愈合。原来匪首李英奇为这40板曾在狱中用酒肉招募了一个野兽，他每打一板，就用木板在掌上压揉一次，再打第二板……这种酷刑使受刑者疼得把下唇咬烂，把衣领咬断，但是他就是不开口……”
“打完40板子，被送到另一个刑室，在墙边吊了起来，两臂平伸，脚指着地，两个特务手提着四川造的鞭子，随便向腿上打一下，抽两下。敌人把这种刑罚叫坐飞机，让犯人在乱云飞渡中不时的颠簸，触及五脏六腑……一天一夜，一夜一天的煎熬，精神疲惫到无法忍受，偶一合眼，马上就被特务用阿姆尼亚冲鼻前一熏，那种刺脑气味，令人无法抵御。由于这种不断地毒打和烈性刺激，三天后，人的大脑已经完全麻痹，眼睛反到合不上了。就这样折磨了七天七夜，委实残暴已极。毛烈士竟然挺过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敌人也被这种精神吓坏了，只好于1943年9月27日将毛泽民秘密杀害。”是年，和妈妈一起坐牢的毛远新才3岁，他不知道爸爸的一切，但他对狱中的折磨已有一些记忆。
林海洪的父亲林基路，少年时就向往光明，追求真理。1932年赴上海求学，1933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春经组织同意，东渡日本人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35年在东京加人中共，1937年夏回国由周扬接受了党的组织关系，分配到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1938年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新疆工作。1938年4月就任新疆学院教务长。
林基路被杀害一个多月后，他的小女儿林枚才出世。妈妈为了让女儿能记住这深仇大恨，故给女儿取名叫“倒霉”。
吉新军、吉新华、吉新狱是吉合、鄢仪贞的三个儿女。吉合学生时代就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1920年他怀着献身救国的愿望，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1925年由冯玉祥派遣赴苏联留学，1928年9月先后毕业于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和典斯科步兵高级学校。在苏联学习期间，吉合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有24名青年军官，是受冯玉祥的派遣来苏联学习的，当时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也派不少人同他们一道进行野营训练。他在这里认识了蒋经国，也和“红党”交上了朋友；刘伯承给他谈过共产主义；他聆听过斯大林的讲话；受到过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的教诲。他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毅然与旧军队决裂，在莫斯科加人了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7月受共产国际派遣，随王若飞同志回国开辟地下工作，9月加人中国共产党。
1942年9月，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投蒋而被捕人狱。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6人是第一批被捕人狱的。陈潭秋被捕时，他借假装上厕所的机会，向吉合交代说：“敌人放不过我，可能马上被捕。”他迅速从衣袋里拿出个小本子交给吉合说：“把它交给刘平同志（张子意的化名），并转告他接替我的工作。你要设法和共产国际联系，把这里的情况尽快报告党中央。”
陈潭秋同志被敌人“请”走后，吉合即把情况通知了张子意。不久，他们都先后被捕人狱。1946年1月，敌人把吉合押送到第二监狱，关在东排2号。据人传说，二监就是死监。所谓死监，就是犯人病死在狱中，或者押出监房就处以极刑，人不死是出不来的。吉合被关到二监后，他的子女们再没有得到过爸爸的消息。
刘松林、邵华是张文秋的亲生女儿。张文秋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京山县委副书记。1927年出席中共五大。后在河南驻马店发动秋收起义，任暴动总指挥部宣传部长。1928年后，任中共山东省委执委兼妇女部长、全国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37年去延安。刘松林的生父刘谦初，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又就读于第一期黄埔军校。1924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同年8月领导青岛工人反帝同盟大罢工时被捕。1931年4月5日被韩复集杀害在济南。刘谦初就义前，张文秋提出让他给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字。谦初想了想说：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咱们就叫‘牢生’吧。当然，孩子也应该有个大号，你们将来不管流落到何处，都不要忘记故土，要思念着齐鲁，大号就叫‘思齐’吧。”
思齐出生后，她爸爸已经被杀害。小思齐懂事后，看到别的孩子有爸爸，真是羡慕极了！常常哭着问妈妈要爸爸。妈妈总是强忍悲痛说：“你爸爸出远门做生意了，要很久才能回来。”思齐看着小朋友的爸爸，想着自己爸爸的样子，但怎么也想像不出来？直到她6岁时，终于盼回了出远门的爸爸。那一天妈妈把爸爸领到她跟前，她高兴极了，虽然瘦削的爸爸只有一条腿，但她终于能和小朋友一样，有个爱她的爸爸了。当然她不会知道，这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而是她的继父陈振亚。陈振亚是彭德怀手下的一员虎将，在长征中，他的一条腿被敌人炸断了。他虽不是思齐的生父，对思齐却比亲生女儿还疼爱。后来虽然生了安安（邵华），陈振亚对思齐的感情一点也没变。
1939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让陈振亚去苏联安装假腿，并批准张文秋携带孩子一同前往。当他们途经迪化时，被新疆当局无理扣留，几经交涉，才把他们送至中共驻新疆八路军办事处。这样，思齐和继父、妈妈、妹妹安安只好逗留迪化，重新等待去苏联的机会。
1941年，陈振亚没有等到重新去苏联的机会，却被国民党阴谋杀害了。从小没有父亲的思齐，她和妹妹安安又失去了疼爱她们的慈父。
思齐、安安和妈妈尚未从丧父丧夫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就又陷人新的灾难。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突变，盛世才政府撕下抗日的伪装，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及一批党的优秀干部相继被捕人狱。1943年4月，张文秋和孩子也被关进了监狱。
被盛世才逮捕的中共人员中，有十几位妇女干部，她们中有：苏兆征的夫人苏妈妈、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陈潭秋的夫人王韵雪、邓发的夫人陈慧清、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陈振亚的夫人张文秋、林基路的夫人陈文瑛、吉合的夫人鄙仪贞等，还有几位同中共党员结婚的新疆籍妇女。她们一直同5位八路军残废军人、20多个孩子和一些老弱病人关押在一起，她们既要拖儿带女，抚育和培养后代；又要扶老携幼，照顾病残人员；身陷牢狱之中，可谓困难重重。但是，她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人，是革命者。
1944年10月底，这些中共妇幼病残人员，从七道湾女子工厂，被转押到迪化城东南的第四监狱，也称女牢。入狱后生活条件更差，行动失去了自由。因此她们首先以改善生活条件为目标，采取抗议、绝食等手段展开了斗争。她们被关在四监狱一排朝北的牢房里，房子挡住了狭长的院子里的阳光。房间向南的窗户都被木板钉死。屋中铺板底下，灰尘加虫屎足有半寸厚。更成问题的是，一天两餐馒头，都是用掺砂子发霉的面做的。没有青菜，有时只给一根生葱或一段萝卜。这种馒头，成人都难以下咽，何况婴幼儿呢。不过，还没有把每间牢房锁死，这就算是照顾了。她们向看守交涉说：“我们都是无罪的，这么小的娃娃难道会犯罪？要给起码的生活条件，要打开窗户，给些新鲜空气和阳光，要改善伙食。”
“这是监牢，不准打开窗户。囚粮是上面发的，没有办法改善！”看守李老头（李宝贵）毫无表情地回答着。
“封闭窗户是怕我们逃跑？我们拖儿带女的，你叫我们跑，我们都跑不了！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你这辈子看守过这么小的犯人吗？”
李老头与她们争辩不过，最后只好答应把钉在窗上的木板打掉。斗争取得了小小的胜利，她们把窗户擦得干干净净，阳光洒满了整个牢房。但伙食改善问题，几经交涉仍得不到解决。那时，思齐只有13岁，安安还不满7岁，其他孩子都在7岁以下。很多孩子都闹肚子痛，一天天的黄瘦下去，做母亲的哪个不心疼！
孩子多数生病了，发高烧，拉肚子，拉痢疾，这可忙坏了红军医生杨锡光同志。狱中党支部根据老杨的意见，召开了会议。党支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这是敌人的慢性屠杀政策，不用动刀枪，过不了多久这些人就会自行死亡，这是敌人杀人不见血的毒辣手段。不能坐以待毙，为了革命，必须活下去！要活下去，必须进行斗争！于是党支部决定以绝食来抗议敌人的虐待。并向敌人提出三项条件：第一，从今以后不准给吃霉烂食物，每天给每人发足够的馒头；第二，允许我们派人参加狱中伙食管理；第三，单独搭一炉灶，为老年人、病人、小孩子做饭。这样，第二天就开始了绝食。
第二天早饭时，大人孩子一起喊：“我们不吃霉摸摸”，都把霉摸头倒回看守房里，大家回去躺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夜深了，肚子饿得睡不着，小孩子哭闹得更凶。看守老头看着不行，竟煮了一锅大米饭来。“吃大米饭啊！”孩子们听到一骨碌爬起来，又唱又跳，吃起喷香的米饭来。大人们还是拒绝吃饭，又派代表与李老头谈判。李老头说：“实在无法，发的囚粮一半是好面，一半是坏面，只能掺着吃。”绝食继续两天后，迫使狱方答应了上述三个条件，并同意派代表参加伙食管理。代表们把好面与坏面分开，通过自报评议，接定量分配，不浪费粮食，最后基本上做到不掺坏面。
冬天来了，寒风裹着雪花直往牢里灌，孩子们实在冻得受不了，有的手脚都冻烂了；夏天牢里又闷又臭，成群的臭虫、跳蚤到处爬，饿疯了的老鼠在夜晚常咬破孩子的耳朵和脚趾；狱警、狱卒又都是凶神恶煞，动不动就是脚踢鞭抽……非人的生活，折磨着革命者，也折磨着无辜的孩子们。
妈妈和阿姨们为了孩子们的生存和健康，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杨锡光医生看到孩子们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经常生病，就建议为孩子们喂养一些鸡，好给孩子们增加一些营养。于是妈妈们就变卖了一些衣物，托狱卒到外面买了几十只小鸡，并经过斗争，迫使狱方同意在狱内喂养。
长年生活在狱中的孩子，当他们看到小鸡时真是又惊又喜，给他们单调苦难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特别是那些小小孩，整天跟着小鸡转。他们一边喂小鸡，一边唱着妈妈、阿姨们教唱的儿歌《问问鸡》。
公鸡，公鸡，你为什么叫？
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
监狱里面黑暗受不了，
我要叫，我要叫，光明就来到。
母鸡，母鸡，你为什么叫？
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
监狱里面吃得太不好。
我要下蛋，我要下蛋，请你吃个饱。
监狱里的非人待遇，对于刚懂事的孩子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他们多么渴望自由啊！然而他们却常常因跑到铁门旁探望一下外界大自然的景物而遭到毒打。
有一天，吉新军躲过看守的目光，蹑手蹑脚地来到铁门旁，好奇地把脑袋伸到大门外，贪婪地观望狱外的景色：麻雀在飞，小狗在跑，有意思极了！不料身后赶来狱卒杨大头，抡起皮鞭，朝着他的脊背抽打。“小囚犯，偷看什么？”杨大头的破锣嗓子吼着。
“哇！痛死我了……”新军哭喊起来。
妈妈们闻声赶来，围着杨大头据理争辩，提出抗议：
“住手：不准欺侮孩子！”
“孩子犯了什么法？你动手就打！”
杨大头见众怒难犯，又自知理亏，急忙收敛了粗暴的举动，从人缝中溜走了。
孩子们耳闻目睹了这些事实，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黑狗子”真是坏！新军为了看牢门外的世界挨了一顿皮鞭，心里很不服气，就和小伙伴们商量对付“黑狗子”的办法。孩子们就是这样，你越是不准我们向外看，我们越是偏偏要看。在大孩子组织领导下，孩子们分成了小组，一组人往外看，一组人放哨。只要“黑狗子”一出现，放哨的人就发出信号，“黑狗子”还没到跟前，孩子们早已撤退得无影无踪了。
孩子们常把看到的新鲜事告诉妈妈和阿姨们。当妈妈们听到孩子们说的“奇怪的大黄马”时，都笑了。妈妈们说：“那是骆驼，是一种能够吃苦耐劳，在沙漠里几天不吃不喝，驮着东西走路的牲口。”孩子们睁大两眼听着，心想：世界真奇妙，还有那么多有趣的动物，可惜不能出去看看。后来，孩子们不只是为了好奇才在门缝里向外看了，他们成了监视敌人行动的隙望哨，发现特殊情况就立即向妈妈、阿姨们报告。
1944年年底，女牢从男监中得知徐杰（陈潭秋）、周彬（毛泽民）、林基路三个同志，已于1943年9月惨遭盛匪杀害，激起了全牢同志无比愤怒。后又从男监转来林基路烈士生前写的两篇遗作《新囚徒歌》、《思夫曲》。这两首歌词由陈谷音同志配上谱子，教大人、孩子们唱。为了发扬烈士们勇敢和宁死不屈的斗争气节，教育和激励狱中难友和孩子们继承先烈的遗志，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和敌人斗争到底。决定在女牢中召开追悼会，演出悼念三烈士的文艺节目寄托哀思。鼓舞斗志。首先演出的是《追悼歌》，歌词全文是：
我们的兄弟，
在前方为国把命拼；
我们的全部力量，
正在消灭民族敌人。
我们光荣的同志，
谁想得到在抗战辽远的大后方，
还有丧心病狂的败类，
含血喷人，
暗害了你们宝贵的生命！
你们宁死不屈的意志，
将永远活在千万人民的心中！
瞑目吧！
光荣的同志！
你们的血迹，
揭露了民族败类的无耻！
你们的牺牲，
更显示了八路军伟大的精神！
你们的英名，
将永垂不朽！
它鼓励着后继者的我们，
向黑暗作英勇的斗争！
瞑目吧！
徐杰同志！
周彬同志！
林基路同志！
朱旦华同志朗诵了自己写的长诗《新春之歌》——为死难的丈夫而作：
……
我为你歌颂，
你光荣的革命斗争史，
白璧无瑕的政治生命。
你的鲜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