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有青松。
又看耐严寒，
篱边长忍冬。（忍冬：植物名，又名冬青，性耐寒）
千锤百炼后，
方见思想红。
（二）
深夜拂纸笔，（拂纸：把纸展开、抹平）
灯下细沉吟。（沉吟：沉思低吟）
再写几行诗，
略表父子情。
儿去靠学校，
照顾胜家庭。
儿去靠组织，
培养汝成人。
样样均放心，
为何再叮咛？
只为儿年幼，
事理尚不明。
应知天地宽，
何处无风云？
应知山水远，
到处有不平。
应知学问难，
在乎点滴勤。
尤其难上难，
锻炼品德纯。
人民培养汝，
一切为人民。
革命重坚定，
永作座右铭。
△董必武寄言儿女
董必武的小儿子董良翮，是他60岁时生的。老年得子，特别受到董老的喜爱，在《勉翮儿》这首短诗里，充满了慈父对幼子的期望：
父母皆望儿女智，
我希尔学愚公愚。
大山三座虽移去，
穷白形存敢自娱？
毛选文章认真读，
一心革命赴前途！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1969年，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董良翮遵照父亲的教导，到河北晋县插队，做了一个普通农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董老时刻关怀着全国的革命形势，也关怀着自己的儿女。他在《寄羽、翚、翮儿》二绝句中说：
颇有聪明蚕作茧，
亦多能力鹊为巢。
老牛负重耕荒地，
斑豹韬文隐雾坳。
绕屋参差皆是树，
沿河荡漾若为赢。
风来有迹时微动，
潮退无声滩渐明。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967年底，忧国忧民的董老，面对全国的动荡形势长夜难眠，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位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能做些什么呢？他只能把自己的心声，传给他的儿女们。羽，是他的长子董良羽；翚，是他的女儿董良翚；翮，是他的小儿子董良翮。他在第一首绝句中说：你们都很聪明，但不要像蚕似的作茧自缚；你们也都很有能力，但不要像喜鹊似的专为自己作巢。要学习老牛拉着沉重的犁去开垦荒地，不要学有斑纹的豹子为了隐藏它的彩纹躲在有雾的山坳里，要勤奋地劳动，不要炫耀自己。在第二首绝句中说：屋前屋后高低不齐的都是树，不要去攀高枝而压低枝；潮水来时，河面上动荡的水好似大海，不要被这种现象所迷惑；只要有风树叶就会动，就可能是大风要来的迹象，要学会从细微处预见到大的变化；潮水来时河面像海，潮退时露出河滩还是河，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董老写给儿女的两首绝句，是多么发人深省啊！
△陶铸在危难时赠女儿的词
1967年1月，陶铸被林彪、“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赶出政治舞台。到了8月，他蒙冤受辱，横遭囚禁。1969年10月中旬，陶铸被迫离开北京前往合肥时，曾要他的夫人曾志转告女儿陶斯亮：“希望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同时他用词《满江红》格式，对女儿进行谆谆教海：
指点江山，有无数英雄豪杰。鼓风云，斗争深入，凯歌声烈。螳臂档车终被碎，铁轮滚雷即成辙。看全球到处展红旗，莫疑择！伤往事，何悲切？女长成，能班接。喜风华正茂，豪气千叠。不为私情萦梦寐，只将贞志凌冰雪。羞昙花一现误人欢，谨防跌！
1967年8月27日
陶铸在蒙难的生死关头，以他博大的胸怀，发出了对天浩叹。他在词中给自己的独生女儿亮亮指明了前进的路。他头一句就说，有无数英雄豪杰评论国事，投身到激烈的社会斗争中去。蛙螂举起前肢企图阻挡车子前进，实在是可笑自不量力。时代前进的列车经过后，必然会留下痕迹的。在这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不要犹豫徘徊；回想起那些伤心的往事，不要悲切。你已经长大成人了，能够接班了。在风采才华正当旺盛之时，豪气要更为高昂，却不可为私情萦绕于梦境，要怀着不屈的追求和坚贞的情怀，去压倒那险恶的环境和恶势力。昙花刚开就会谢的，千万要警惕不要被那稍纵即逝的过眼烟云所蒙蔽而摔跟头。
△彭德怀的临终遗言
在“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74年他在生命的弥留之际，给亲人彭梅魁、彭刚留下了《临终前的遗言》：
“我死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到家乡，不要和人家说，不要打扰人家。你们把它埋了，上头种一棵苹果，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我不能再工作了，在这样的黑屋里，我住一天嫌多，想到工作，我觉得再活上十年才好哩。你们年轻，要努力工作，要学一门本事，为人民添砖盖瓦，不要去追求名利，搞那些吹牛拍马、投机取巧的事。”
“我这一生有许多缺点，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对同志没有两手，我从没有搞过那种阴谋。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声：我问心无愧！”
△张鼎垂和女儿、女婿的谈话
1974年，张鼎垂的女儿张延忠和女婿王兴都在江西工作。张延忠的婆婆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由于受“四人帮”的迫害，被关进监狱多年，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这位革命老人出狱以后，孤身住在北京，生活难以自理，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婆婆只有王兴一个儿子，于是，张延忠和王兴准备申请调回北京工作，张鼎丞得知这一情况后，劝说他们不要向组织提出回京要求：
“好儿女要志在四方。为了照顾妈妈，怎么连工作都不顾呢？你们的妈妈，党和组织上会照顾的。再说，现在有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也有家中有困难的，如果都要求调回北京，能办得到吗？当年，你祖母和我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打游击，后来你祖母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才被放出来。那时，你祖母已身染重病。但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所在的部队必须立即开拔，当时组织上照顾我，让我去看望你祖母，可是，我带着几千人的队伍，条件不允许我回去；再说，有的战士的亲属也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作为领导干部，绝不能带这个头。后来，你的祖母去世了，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是，我相信你的祖母是不会怪罪我的。她老人家知道，我是出名的孝子，她病重时我没有回去看她，是为了革命，为了千千万万穷苦百姓的解放。我们共产党员的合也是肉长的，并不是不要家庭和父母儿女的感情。我们牺牲一家的儿女情长，正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家庭幸福。”
△罗瑞卿父子共勉
1974年冬，对罗瑞卿来说，仍然是个寒冷的冬天。但儿子参军了，这在他心灵深处，毕竟是个极大的安慰。他在《示儿》（四首）的开头语中说：
爱子即将离家参军，思绪万千。写此四首，既有父子共勉之意，亦略表盼儿成长的真挚之情。
其一
父儿参军巧同龄，时代各异主义真。
父战蒋日确困苦，儿斗两霸更艰辛。
马列主义指方向，主席思想比日明。
盼儿鼓起冲天力，一代更比一代能。
其二
我儿年幼有胆见，挫折迫害只等闲。
正确错误分辨好，虚心待人最为先。
自我傲气须当改，群众关系即不难。
单枪匹马怎胜敌？万众一心能攀天！
其三
军中注意事虽稠，抓着关键即自由。
三大纪律时遵守，八项注意永不丢。
官兵团结如兄弟，军民一致鱼水投。
儿曾观天驱孤愤，望为阶级擒敌酋。
其四
我儿去参军，模范要力争。
政治成熟后，做个党之人。
标准有五条，党章载得明。
达到虽非易，创造凭自身。
思想最高峰，有志也能登。
父母殷切意，愿儿切实行。
△谢觉哉对儿女的教诲
革命前辈谢觉哉，在百忙中十分注意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对子女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的女儿谢缓将他的话记录整理出来，当做座右铭。现择抄如下：
“应该知道：不论吃的、住的、穿的好坏都是比较出来的。我们要看过去，看别人。”
“年纪大的孩子：你们住过延安的房子（定定、飘飘），住过乡里老家的房子（缓缓），到北京住过大四眼井的房子，内务部的房子，虽然都不坏，但哪里比得上现在住的房子！论吃与穿也要看过去。我家是地主，我又是有职业的人，我到北京才穿绸内衣，还是人家送的。手表我以前没有。现在你们穿绸内衣了，戴手表了，七七没有表，可能也会要了。皮鞋，我记得1937年去兰州搞统战工作，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皮鞋。那时我快70岁了，你们小小年纪就穿皮鞋，而且穿过不止一双。我国出牛皮并不多，皮鞋供应怎能不紧张？”
“我们的吃，尚不大好，但已比过去好。”
“我的老家是地主，吃得饱但并不那么吃得好。至于你妈妈的老家，靠替人推磨，靠做小生意，靠捡人家红薯地里遗下的小红薯，有一顿，没一顿。你舅舅不是因没饭吃，小时就跑到军队当勤务吗？你妈妈也不是因为穷才参加革命的吗？那样的生活，你们是难以想像的。你妈妈要经常对你们谈谈。”
“总之，看过去，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我们预想不到的好了。”
“说到看别人，你们应知道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房子住。北京的生活，你们是看到了的：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间房子里，农村中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北京市的居民也只分到4两油。鸡蛋、肉很难买到。你们舅舅那个院子里就是这样。”
“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帮助广大人民能过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我在某省招待所的房子里，留下两句诗：‘愿速化为千广厦，九州男妇尽欢颜。’因为住在那样好的房子里，不能不想起许多人民住的破烂，甚至还没有房子。‘广厦’、‘欢颜’字眼，是杜甫诗上的，杜甫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思念的是‘天下寒士’，我们思念的是‘九州男妇’，只有范围的不同而已。”
“还有这样的两句唐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体钱。’有点像我的现在：老了，身体不健康，应该退休还乡了（上句）。现在人民还有不能安生的，我们每月却领高的工资。这都是人民身上来的，故而不能不有点惭愧。”“你们妈妈给我做新衣服、搞吃的，总说：‘你快80岁了，还不穿点吃点？’我说：我们的吃穿已很好了，再好就要过分。意思是指此。”
“你们好些是大人了，应该懂得道理：一、看看自己，看看广大人民，做个比较；二、人民培养了你们，你们将来怎样报答人民，即学习好本事，能做个好的人民勤务员。”
第01章 生离死别的——毛岸英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1922年10月24日，当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之果，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成熟时，年轻的父亲第一次抱起自己的接班人，欣喜的对爱妻说：“按照韶山我们毛氏家族的族谱，这孩子属‘远’字辈，就取字为‘远仁’吧；不过，我们革命者更是希望一代胜过一代，愿我们的儿子将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我们也可以叫他‘岸英’。”开慧看到润之那样高兴，会心地笑着点了点头。
岸英出生在革命者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便注定了他颠沛的人生。他从1岁至5岁，不停地随父母南来北往，四处奔波，先后辗转上海、广州、长沙、武汉等地。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开完“八七”紧急会议，才秘密地把妻儿送到岳父家——长沙板仓杨宅。
1923年4月，因毛泽东领导工人、学生游行示威，军阀赵恒惕以过激派的罪名通缉他，毛泽东难以在湖南立足，遂赴上海。杨开慧则携岸英躲避到板仓乡下的娘家。
1924年6月，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领岸英和只有半岁的岸青来到上海。同年冬，组织上批准毛泽东回湖南老家休养和工作，全家又一起返回湖南湘潭。
1925年2月6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获悉毛泽东组织农民斗争，下令逮捕，毛泽东只身离家，杨开慧则携幼子到李南村躲避。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毛泽东奔赴国共合作的基地广州。这年冬，杨开慧携两子到广州，全家住在东山庙前街39号。
1926年11月上旬，毛泽东奉派到上海工作，杨开慧又携带一家老小回到湖南。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把妻子和3个幼小的儿子（岸英、岸青、岸龙）安排送往板仓。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他爱妻子，也疼儿子，但他没有时间和机会照顾他们。这一次，他不能不专程回板仓，不能不去和妻儿告别。
毛泽东一边走路，一边回想着中央紧急会议的情况：“枪杆子”的问题，“马日事变”后他同总书记陈独秀曾吵了个天翻地覆；面对新军阀的血腥屠杀，他主张共产党要抓住武装，农军不要交出枪杆子……可总书记听不进去。他概括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遭到了总书记的讥笑。但他认定了，决心用行动去实践他的枪杆子。他不同意进政治局，也拒绝留在中央，甚至也不打算任湖南省委书记了。他选择了不成功便成仁的道路，所以要必须赶回板仓！结婚7年了，和妻儿有过多次别离，但这次不同啊！
“润之！”开慧见了丈夫，就像久别重逢一样激动。
“爸爸！”5岁的岸英扑了过来，3岁的岸青跑过来搂住腿。5个月的小儿子岸龙在妈妈怀里瞪着一双大眼睛。这时的毛泽东，才真切地感到了他也有个家，而且是那样温暖的家。
“霞姑！”他从她怀里抱过来瘦弱的小儿子亲了亲，兴奋地对妻子说：“这回要大干哩，搞秋收暴动！”
“啊！”杨开慧也兴奋起来，“我们马上回省委机关么！”
“不，”毛泽东摇摇头，“我要亲自去带军队，扛枪杆子，革命没有武装不行啊！”
“要得，我同你一起去！”
“不行，这是去领兵打仗。你身体不好，还有这3个孩子，怎么行？”杨开慧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毛泽东这时才注意到妻子由于3个孩子的拖累，瘦多了，老多了。他见她默默不语，忙宽慰地说：
“放心，我带军队攻下长沙后就来接你和孩子。”
杨开慧没有宽心，反而增添了一份优愁。这种生离远别，使她缠绵的情感无法平静：“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了他而生的；假如他被敌人捉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这是她埋在心底已久的决心。现在他要孤身而去，她应该怎么办？
板仓四周的形势很危险，南边驻有张辉瓒一个师，东面是四十八家地主武装，北面有罗定安的民团。毛泽东只身回到这里，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深夜，当3个孩子熟睡后，毛泽东与妻子告别，这无异于一次诀别。毛泽东不敢和开慧对视，他明显地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在这个家里，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一股热流从心底泛起，他弯下身子，亲了亲每一个孩子。当他最后和妻子握别时，她的两只手却是冰凉冰凉，浑身在微微颤抖！
他迈步上路了。没有走出几步，就听到了背后凄凉的喊声：“爸爸！”这是岸英的声音。5年来，他多次听到过这种哭叫，但没有一次像这一声让他心颤！
从此，夫妻、父子天各一方，长期不通音讯。
在白色恐怖之下，为了安全，岸英对外改姓母姓，叫杨岸英。
1930年8月，湖南县城里出现了悬赏缉拿杨开慧母子的布告。10月24日，正是岸英8岁生日这天的凌晨，岸英还在梦中被沉重地撞门声惊醒，当他揉着眼睛爬起身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几个端着大枪的白狗子已站在面前。
“小怠子，你妈呢？”一个公鸭嗓子叫喊着。
“千万别让女共党跑了，何主席（何键）有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谁抓住谁领赏哟！”一个当官的喊着。
岸英突然像一头发疯的小公牛一样，向里屋冲去想保护妈妈，和阻拦他的两个大兵厮打起来。
杨开慧从容的从里屋走出来，威严地喊了一声：“放开我的儿子！”那声音虽不高，但有极大的威慑力，使敌人不得不松手而后退了两步。她鄙视地扫了一眼这些地主武装，拉着岸英昂头走出了屋子。
岸英和母亲被五花大绑起来，推上一辆破驴车，保姆孙嫂也一起被抓起来了。岸英和妈妈还有孙嫂在破驴车上巅来巅去，车子不断发出令人心烦的吱呀声。太阳慢慢从东方升起，照得家乡的红枫尤如一株株火炬在晨曦中燃烧，使得秋末的寒气变得有点暖意。开慧看着岸英，从那严肃的小脸上让她想起正在高山丛林中和敌人战斗的润之，革命者的子女是要经风雨、见世面的，这是润之的一贯主张。她记得岸英小时候，在夏日滂沱的大雨中，父子俩就光着膀子在屋前的空坪上嬉戏、追逐，大雨铺天盖地泼在他们身上，岸英喊叫着睁不开眼，润之却笑得十分开心。他管这叫雨浴，说是可以锻炼孩子的胆量和体力。岸英再大一点，还带他去进行过风浴、沙浴……想起这一切，她心里更加平静了。
协操坪监狱是个阴森的四合院，他们被带到一间平房里，这里有几十间牢房，关押的大多是共产党和红军的家属。牢房里寒气逼人，阴暗潮湿。晚上，他们就睡在地铺的稻草上。
审讯室就在号房的斜对面，中间隔个天井。每当传来拷打声和犯人的惨叫声时，岸英就站在牢房门口，紧紧捏着拳头，他日日担心妈妈挨打，但他又想不通那些坏蛋为什么抓妈妈和他，一个8岁的孩子，是无法想通这些问题的？一天夜里，岸英怎么也睡不着，他知道妈妈也没睡着，就低声问：“爸爸能知道咱们坐牢吗？他会带红军叔叔来救咱们吗？”
怎么回答呢？杨开慧有点犯难，他不能对孩子说假话，这些年来，她没有收到润之一封信，战争环境，她能够理解，她相信不是润之忘了她们，而是为了她和孩子的安全才不写的，因为她们处在敌占区，一封信就可能葬送她母子。她和岸英被捕润之是不会知道的，但敌人到处搜捕红军家属他会知道的。她沉思了一会儿说：“伢子，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像爸爸一样勇敢、坚强！”
岸英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又使劲地点了点头。虽然在黑夜，开慧看不到儿子的表情，但她很放心，因为母子的心是相通的。
入狱后的第四天下午，伪清乡团司令部执法处派人来第一次提审杨开慧。开慧拍拍岸英的头，从容不迫地走出牢门，向阴森可怕的审讯室走去。
岸英紧张地屏住呼吸，把耳朵贴在铁门的气孔上，倾听着审讯室的动静。他虽然费了很大劲，虽能听到一些响动声，但是说的是什么一句也听不到。
“你是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吗？”敌人开始了问话。
杨开慧两眼瞪着审讯者，冷冷地说：“如果你们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还抓我？”
审讯者摇了摇头，但没有生气，又问道：“毛泽东现在在哪里？”
“这，你们比我清楚。”开慧说着，脸上泛起了胜利者的笑容。
审讯者咬了咬嘴唇压住火气，改换了话题：“你们地下党的联络点设在哪里？由谁和你接头？”沉默。
“你给毛泽东写封信，劝他投降，我们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并给他更大的官做。”仍然是沉默。
“你只要声明和毛泽东离婚，孩子和他断绝父子关系，我们马上就放你们母子出去。”杨开慧显然已下了决心，不再和这伙猪狗对话，故仍然沉默不语。
审讯者恼怒了，乒乒乓乓地拍着桌子，大声地吼叫起来：“我就不相信，撬不开你的嘴！打，狠狠地打！”
噼噼啪啪的抽打声，从审讯室传了出来。岸英听到了，好像每一下都打在自己的身上。他咬着嘴唇，捏着拳头，踢着铁门大声骂着：“你们这些坏蛋，不准打我妈妈，谁打我妈妈就不得好死！”……
“啪”的一声，狱卒把通气孔关死了，敌人如狼似虎的叫骂声，一下子变得像蚊子叫声一样……
开慧被架回了牢房，她被打得皮开肉绽，十个手指被夹得血肉模糊，青布衣服上全是点点血迹，两条腿已不能走路被两个敌人硬拖了回来，扔到稻草上。岸英扑了过去，一把抱起了妈妈，禁不住一边哭、一边叫：“妈妈，妈妈！你醒醒！”
杨开慧在岸英的呼叫声中渐渐苏醒过来，她强忍住浑身的疼痛，用力睁开了眼睛。当他看到岸英满脸泪水时，轻轻地摇了摇头。岸英仍是边流泪、边用手轻轻地摸着妈妈受伤的双手。
开慧的脸上，强露出了慈爱的微笑，艰难地抬起右手，擦去了岸英的泪水，坚定地说：“伢子，这是敌人的牢房，在敌人面前是流血不流泪的。敌人看到你哭是会高兴的，毛泽东的儿子怎能在敌人面前流泪呢？”
“妈妈，我懂了，我以后再不哭了！”岸英说着用衣袖擦了擦脸。
开慧让岸英扶着，吃力地坐了起来。她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从稻草里拾起一根小木棒，费力地在地上写了“报仇”两个字又晕过去了。
岸英抱住昏迷的母亲没有再哭，也没有喊叫，只是紧咬着嘴唇，殷红的血顺着8岁男孩儿嘴角流了下来。他下定决心，听妈妈的话，要“报仇！”
岸英和妈妈被捕人狱后，地下党和亲友们想方设法多方营救，都没有成功。
1930年11月14日中午，岸英正在喂妈妈吃那又霉又硬的馒米饭和烂咸菜，牢房外突然排开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一个夹公文包的人走了进来。开慧一看这阵势，主动让岸英扶她站起来，她掸了掸身上的尘土，用手拢了拢头发。那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提签，大声念道：“女共犯杨开慧计一名，立即执行。”
杨开慧像没有听到似的，又费力地弯下身将自己碗里的饭菜倒在了旁边岸英的碗里，回手把头上沾的一个稻草叶拿下来，平静而深情地说：
“伢子，要记住妈妈的话，要吃饱饭、睡好觉，长得结结实实的，将来好为穷人办事。”岸英扑到了妈妈怀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他忍住了，绝不再在敌人面前掉泪。他倔犟地抬起了头，庄严郑重地在妈妈的脸上亲了亲。
“好份子，这才是爸爸、妈妈的好伢子，要记住妈妈的话！”她满意地向儿子点了点头，便昂首挺胸走出了牢房。
开慧被押到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29岁的开慧把一腔热血献给了她和丈夫共同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她和人民永别了，留下了3个未成年的孩子。
岸英孤零零地躺在牢房的稻草上，他还是偷偷地哭了。在那茫茫的黑夜里，他让眼泪尽情地流着，他要把所有的泪水都流干，绝不让敌人再看到一丁点儿。他知道妈妈回不来了，他想爸爸，但他知道爸爸无暇顾及他们兄弟，他是三兄弟的老大，只要他能活着出去，就要代替爸爸妈妈照顾好两个弟弟。
对于毛泽东的儿子，敌人本来想斩草除根的，想在人不知、鬼不觉中偷偷把岸英除掉。但敌人也有顾忌：杨开慧血染识字岭后，谁都知道她还有个儿子关在牢里，况且还有个保姆孙嫂，如果偷偷把岸英杀掉，恐怕会招来社会舆论，引起人民群众的骚动；如果公开审判，8岁孩子又如何定罪？狡猾的敌人干脆来个顺水推舟，将岸英和孙嫂一起放掉，暗中监视，放长线、钓大鱼，或许能捞到毛泽东，岸英因此保住了性命。
第02章 在襁褓中离开父母的——刘允斌、刘爱琴
1924年春，何葆珍（又称宝珍）生了个可爱的男孩儿，刘少奇高兴地为孩子取名叫葆华，一是褒奖母亲葆珍的功劳，二是取永葆青春年华之意，这便是刘少奇和何葆珍的长子，后改名为刘允斌。
初次做母亲的何葆珍，更是疼爱儿子，在她悉心照顾和喂养下，没过几个月，孩子就长得白白胖胖，稚气活泼，十分讨两位革命父母的喜爱。在那斗争十分残酷的年月里，有个温馨的家，有个呀呀学语的儿子，这是多大的乐趣啊！
这年底，也就是小葆华八九个月的时候，党组织突然调何葆珍到上海从事妇女工作。同时，组织上决定刘少奇也调离安源，到已经实现了国共合作的广州，去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展工人运动，支援国民革命。
大革命高潮即将掀起，前途充满风浪，刘少奇夫妻二人谁也无法带着孩子去从事新的工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他们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做好了为革命舍得牺牲个人一切的思想准备。
要离开这个刚刚营造起来的温馨小家庭，对这对恩爱的革命伴侣来说，并非难事。但儿子怎么办？何葆珍所去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控制的地区，在白区进行地下工作，带个孩子在身边是根本不可能的。小葆华使刘少奇夫妻犯难了。
经过反复思考和商量，他们决定把儿子送给没有孩子的工人朱少连抚养。小葆华在朱少连家住了一段时间，因安源斗争形势愈来愈残酷，为了保住革命者的后代，朱少连不得不把小葆华送回湖南刘少奇的老家，将葆华交给他老家的伯伯抚养，同时更名叫刘允斌。
1927年，正当蒋介石向革命举起屠刀的时候，何葆珍又为少奇生了个女儿，取名叫刘爱琴。爱琴呱呱落地后，残酷的斗争环境不允许他们把女儿带在身边，父母不得不忍痛将她寄养在汉口一个工人家里。
瓜儿离不开秧，孩儿离不开娘。允斌、爱琴像所有的孩子一样都乞望父母的爱，然而，他们得不到，他们还在不懂事的时候都离开了父母。
第03章 多灾多难的——朱敏
1926年，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在苏联莫斯科，这个后来取名为朱敏的中国女便是当时年已40岁的朱德总司令的女儿，所以她的乳名叫——四旬。
朱敏出生在莫斯科，但她的小生命却孕育在德国。她的父亲和母亲是在上海相识的，母亲是在父亲之后来到德国的，他们同在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就在这时，小生命朱敏闯人了他们的生活。她的母亲在预产期临近的时候，父亲朱德因为参加德国当局禁止中国人参加的演讲而被逮捕，并限期24小时离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朱德和即将临产的夫人一起横渡波罗的海到了苏联。朱德将夫人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庄待产，自己则马上到东方大学报到，学习军事。
在德国，尽管朱德和夫人一同学习，一同参加革命活动，但她的思想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两颗心离得越来越远。在朱敏即将降生时，他们在理想、信仰方面已经分道扬镳。
朱敏出生的时候，朱德守在身旁。四川人称父亲为“爹爹”，这位已进不惑之年的朱德对女儿的模样百看不厌：眉宇间透露的神气酷似父亲，白白嫩嫩的皮肤则遗传于母亲。
这年底，朱德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从此以后的14年中，朱敏就成了父亲在枪林弹雨中、在艰难困苦中的一缕温馨的牵挂。
未满周岁的朱敏，被人带回国内，送到住在四川成都的外婆家。由于小朱敏在异国他乡四处奔波，影响了健康和正常发育，几个月就患了严重的哮喘病，瘦得皮包骨头。外婆和姨妈看到这个小生命时，真怀疑她怎么还能活着。她们承担了母亲的责任，为小生命付出了全部的爱心。
朱敏外婆家姓贺，外婆为她取名叫贺飞飞，外人都以为她是姨妈的女儿。朱敏老家还有一个哥哥叫朱宝书，是朱德原配夫人所生，所以也叫她四旬朱敏书。小飞飞一直在外婆家住到1940年，这期间，她生活得很平静。在她上初中的时候，也就是1938年，周恩来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朱敏的下落。周恩来和邓颖超秘密来到贺家，打算先接朱敏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待机会再送到延安与父亲团聚。可外婆觉得朱敏年幼体弱，不舍得让她走。
然而，1940年10月，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躲在姨妈家的朱敏书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姨妈家受到了严密监视。
一天， 两个特务突然闯进姨妈家，指着朱敏说：“这是朱小姐吧！”
“不，她是我的女儿。”姨妈镇静地回答。
“你的女儿？我看是小八路。”特务逐渐露出了凶相。
“什么小八路，我听不懂你们的话。”姨妈依然很坦然。
“那好吧，就跟我们走一趟吧。”就这样，姨妈被特务抓走了，朱敏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情况万分危急，党组织决定要尽快使朱敏脱离险境。外婆从姨妈的被捕中感到了危险，不再迟疑，很痛快地同意了地下党的安排。她叫着朱敏的小名说：“飞飞，外婆不能再留你了。你是朱家的后代，是共产党的娃，万一你被坏蛋抓去，外婆怎么向周先生和你爸爸交代呢？”
说起爸爸，在朱敏的记忆中没有任何印象。外婆的话唤起了14岁孩子对爹爹的亲情。小时候，外婆带她去成都公园，在墙上看到国民党张贴的悬赏捉拿“匪首朱毛”的告示，上面有朱德的画像，赏金是20万大洋。当时，她哪里知道那就是自己的爹爹！现在，朱敏脑海里只有周伯伯的印象，她觉得周伯伯和邓妈妈是那样的和蔼可亲，爹爹也肯定是个可亲的人。
朱敏被秘密送到重庆后，正好有一批共产党的医务人员从重庆出发到延安去，时值“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不得不给他们放行。党组织将年仅14岁的朱敏书编入这支医疗队。她穿上八路军军装，只学了3天包扎技术，便随队出发了。沿途，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检查得非常严，除了审查证件、盘问外，还要当场考察。个子很小的朱敏多次引起特务怀疑，几次考察她的包扎和战地救护技术，由于事先准备充分，她没露出任何破绽，顺利过关。
1940年11月，龙飞虎将朱敏带到了她日思夜想的延安。一到延安，她首先看到了多年未见的哥哥朱宝书，原来哥哥已先来延安了。
哥哥带她去见父亲。当他们来到一座窑洞前看到朱总司令迎出来时，朱敏便一眼认出这就是照片上她多年思念的父亲！
“爹爹！”一声呼叫刚出口，两行热泪流了下来。爹爹用温暖的大手，一边为她擦眼泪一边哄着说：“不哭啦，不哭，现在应该笑哇！好多娃娃直到现在还见不到爹妈的面，我们小敏书是幸运儿啊！”
14岁的朱敏第一次听到爹爹的声音是这样的温和，立刻破涕为笑了。她依偎在爸爸的怀里，仔细端详着爹爹的脸，当意识到自己的相貌酷似爹爹时，不禁甜甜地笑了。这一天真的微笑，顿时将父女之间由于长期分离而产生的生疏、隔膜冲散了，他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见到女儿，朱德总司令非常高兴，他亲切地对女儿说：“哥哥现在已改名叫朱琦，你以后就叫朱敏吧！”父亲给她起了一个既简单又上口的名字。能够生活在父亲身边，朱敏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孩子了。在延安的生活是十分快活的。然而，好景不长，朱总司令由于战事紧张，无暇照顾这惟一的女儿，艰难持久的抗日战争再次将分离的痛苦降临到这父女俩的头上。
朱敏来到延安仅仅两个月。一天，父亲把她叫到身边，对她说：“你不是想学习吗？现在送你去苏联学习，你愿意吗？”
虽然心里很不愿意离开刚刚见面不久的爸爸，朱敏还是懂事地点头。临别之际，父亲嘱咐她到苏联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不仅要学习马列主义，还要学习一门专业技术，“现在国内正打仗，打完了仗就需要建设，需要很多专业人才。”接着又怜惜地看着自己的女儿，爱抚地说：“20岁以前不要谈恋爱，你的身体这么弱，结婚早了对身体不好。要锻炼得强壮一些，爸爸等你回来建设新中国。”
年仅14岁的朱敏，将父亲严肃而又亲切的话语深深地记在心里。
第04章 九死一生的——贺捷生
1935年11月1日，湖南桑植县冯家坳的一户农民家里，传出了一声声婴儿的啼哭……
“祝贺副主席得了一门迫击炮！”译电员拿着一封刚刚译出的王震拍来的电报，兴冲冲地往贺龙住处跑来。
贺龙指挥部队刚打了个大胜仗，正在牵挂着后方待产的妻子，就听到了这喊声。他忙迎了出来接过电报一看，也乐了，周围的人哄堂大笑起来，给战斗胜利的气氛，更增添了欢乐。
“快，你给起个名字吧，你是咱们红军里的文化人！”贺龙说着将电报递给了肖克。
这位后来成了他的连襟的肖克，笑呵呵地说：“既是打胜仗时生的，就叫捷生吧！”
“好！”贺龙尚未表态，周围的人就喊起“好”来，还有不少人拍着巴掌。
“既然大家已鼓掌通过，那我也无话可说，就叫捷生！”贺龙笑得小胡子直跳。
贺捷生来到人世刚20天，红二方面军就开始了长征。贺捷生的母亲蹇先任拖着虚弱的身体，用一个竹筐背上捷生，随大部队踏上了茫茫的征程。
有一次过敌人的封锁线，赛先任怕孩子的哭声会暴露部队行军目标，便用衣服紧紧地捂住小捷生的头，等过了封锁线打开衣服时，捷生的小脸儿已给憋紫了，生命已危在旦夕。
还有一次突围，贺龙把小捷生裹在怀里，像长坂坡赵子龙救阿斗似的，跃马挺枪、一路冲杀。待到突出重围后，他感到一身轻松，才忽然想起了怀里的孩子，低头一看，真傻眼了：怀里的捷生没有了。
贺龙掉转马头，沿着来路回去寻找。原来捷生从父亲的怀里被颠出来，掉到了路边，幸亏孩子裹得严实没有摔坏，被一位过路老乡拣了起来，才被找了回来。
小捷生也真算命大，在长征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她居然随着大部队在枪林弹雨中南征北战，忍饥挨饿、风餐露宿中活了下来。
到达陕北时，一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佝偻着小小的身子，可怜得像只蜷缩的小瘦猫。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主席的林伯渠，看了好生心疼，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只奶羊送给赛先任，才使这母女二人的脸上有了点血色。
红军到达延安不久，捷生的母亲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父亲贺龙戎马倥偬，深人敌后，指挥队伍与日寇拼杀。小捷生怎么办呢？组织上只好把她交给红军中的女同志抚养。
为了减轻同志们的负担，贺龙经过再三考虑后，毅然决定把捷生转移到上海。临行前，贺龙抱着女儿眼里也闪现出一片晶莹。他对负责转移的保姆说：“乱世年月，祸福难料，如有不测，就将捷生改姓送人吧。”
贺龙缓了口气又说：“如有可能，最好不要改名。”
保姆望着首长，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她明白首长的意思，深深地点着头，要是把姓名都改了，将来寻找起来连一点线索也没有了。
战争年代，风云多变。保姆带着小捷生风尘仆仆来到上海，不料由于叛徒的出卖，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保姆虽是个参加革命不久的中年妇女，但她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这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保护好孩子是组织上交给的革命任务，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孩子保护好。
她经过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把捷生从上海转移到武汉，后又转到贵阳，最后几经周折，不得不又转移到当年湘西龙山县的茨岩塘。那里曾是当年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省委所在地，群众基础好，老百姓的心向着共产党。
湘西是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逃难，使捷生的童年，浸透了苦寒。没有足够的营养，没有充足的阳光先天不足的小捷生，后天又得不到必要的调养，她瘦小的身体，总也发育不起来，像一棵弯曲的小树，又瘦又矮、病病怏怏，在苦难中挣扎着。
这位保姆怀着一颗金子般的心，忠诚地、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党交给的任务，直到全国解放。贺捷生从湘西回到生身父亲身边时，虽然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的少女，只有八九岁孩子的身高，但她的小命是革命前辈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她永生不能忘记：是革命的大家庭养育了她，是在革命前辈特殊关怀下，才一次次死里逃生。
第05章 没有父母爱的——张代侠
张代侠的父亲张宗适，早年参加革命。他是陕西省第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渭南赤水特支部书记（团中央直属支部），后任共青团渭南县委书记、中共陕东特委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等职务。渭华起义时，已积劳成疾，患了肺病，整日咳血。但他仍到处奔走疾呼，领导农民和青年学生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起义失败后，敌人通缉逮捕他。一次，他被迫藏在红薯窖里，阴冷潮湿、终日不见阳光，既缺医药、又乏食物，不久，就与世长辞了，时年仅22岁。
当时，张代侠刚出生几个月，年轻的母亲带着他，东躲西藏，饱尝了孤儿寡母的艰辛和共产党家属的特殊磨难。这位母亲是位农家妇女，没有文化，也不懂多少革命道理，她实在承受不住这人间的苦难，只好丢下年幼的儿子自杀身亡。那时，张代侠的二爸张宗逊在外当红军，三爸年龄小尚未成亲，代侠就在同族的大家庭里乞吃维持生命。直到三爸成亲分了家，他才跟着三爸活了下来。自他记事起，在他幼年时代，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穿过一件没补丁的衣服，更不知父母的爱抚是什么滋味，但他毕竟活了下来。
第06章 在战火中成长的——黄义先
大革命失败后，黄义先的父亲参加了方志敏所领导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反动派侵人了他的老家，杀害了他的爷爷，烧毁了他的家园。他父亲怀着满腔怒火，告别了亲人，离别了家乡，毅然参加了江西红军第一团。不久，他父亲、母亲跟随部队到福建闽北山区开展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就在那战斗不断、战火纷飞的硝烟中，1933年8月，黄义先出生在闽北的武夷山下一个山村里。这个孩子一出世，就没有过安定的生活。
黄义先的父母亲和他们的战友们，在武夷山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义先在父母、叔叔、阿姨的怀里、背上，随着父辈们整整奔波了3年，参加了无数次的战斗、突围、行军。
母亲经常背着他，冒着敌人围、追、堵、截的危险，到各地开展妇女工作和扩军活动。每到一地，母亲就把他从背上解下来放到老乡的床上，匆匆喂几口米汤，就去忙她的工作。一有紧急情况，她就把儿子往背上一拎，就像背背包一样，急忙随部队行动。
小义先从来没有吃过母亲一口奶，在那艰苦、紧张的环境里，他母亲根本没有奶水，就是靠老乡的米汤和野菜维持生机。黄义先长到两岁时还站不直，3岁了，还行走不便。
1936年10月的一天，母亲照常背着义先到一个村子里进行妇女工作。在出村的路上与敌人遭遇，敌人首先开了枪，母亲中弹倒下后，用最后的力气迅速将捆绑义先的背带松开，并将孩子顺势推下山凹里，就牺牲了。小义先滚到山凹里后，并没有摔死，但已奄奄一息。
两天后，一个上山砍柴的农民发现了义先，他将孩子抱起来，发现还有一丝气息，忙抱回村找人急救。这个尚存一丝气息的孩子，终于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乡亲们从抱义先的小被子上，发现了他父母的名字，将他送到他父亲所在的部队里。从此，义先就由部队的叔叔、阿姨们轮流照顾。
1937年7月，义先的母亲牺牲还不到一年，他父亲在一次战斗中也牺牲了。敌人还将他父亲的头颅割下，悬挂在县城的城楼上示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小义先连续失去双亲，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当时，黄义先还不满4岁，尽管这样，国民党反动派还是不放过他，到处打听、搜捕，妄图斩草除根。上级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和生存，决定将他转移到安全可靠的地方。
1938年夏天，义先父亲的战友侥守坤同志奉命赴延安抗大学习，组织上托他把义先带到了延安，交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安置。李富春同志和蔡畅同志收养了他，并很快把他送进陕甘宁边区保育院。从此，失去父母的孤儿投人到党中央的怀抱里，开始了新的幸福童年生活。
由于黄义先先天不足，出生后又营养不良，所以身材瘦小，体质十分虚弱。加之失去了双亲，心情忧郁，沉默寡言，性格有些孤僻。到保育院后，首先请来著名的马海德大夫为他作了全面检查。党中央经常派人给保育院送大米、白面、饼干、水果。阿姨们常领他到野外做游戏，教唱歌、跳舞，给他讲各种有意义的小故事，每晚还守候在他身旁，使义先感到十分温暖和愉快。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保育院的精心照料下，义先的体质迅速好转，心情和性格也逐渐开朗起来。
第07章 从荒坡上捡回来已断气的——任湘
任湘的父亲任作民，1920年参加革命，同年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在上海“党办的俄文补习学校”补习俄文。1921年初由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同去学习的还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