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今吾校长说：“教师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把教学统一在做上。主张行是知之始，反对知行分离。”这里所说的做，不是零碎的体力操作，而是实践。是用知识、意志、感情、身体各种官能去劳动。
在延安从保育院开始，对孩子们的教育就分生活、知识、文化三个方面，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小孩子人院后，先教吃饭、穿衣、刷牙、洗脸、不吃脏东西，不喝生水；继而通过有意义的活动，有趣的事，讲故事，提问题，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和直观认识；再而教认字、常识、儿歌、画画、数数……使教学故事化、游戏化、歌曲化，既能激发儿童的感情，又能引起学习兴趣。老师教孩子读书、写字、思考、演讲、计算、唱歌、绘画……，不仅要讲给他们听，做给他们看，更重要的是要指导他们亲手去做。在实践中获得更深刻、更有效的知识。
在小学教育中，一般教师对初人学的孩子，容易侧重认字、读书、作文，而忽视说话。其实，孩子的说话，是综合能力的表现。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场合下，让孩子们自己去主持会议、演讲、讲故事等，不同的孩子就有不同的表现，这种差别，主要是“做”即实践的差别。当年的公育儿童单位的老师，都很注意对孩子说话的训练，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锻炼孩子们的说话能力，如朗诵课文，背诵诗歌，唱歌，讲故事等。孩子的模仿重复，就是学做合一。老师在教学活动中，采取启发式，尽量让学生多读、多看、多写。打破课堂界限，带孩子们到郊外散步旅游，引导他们对周围事物的观察认识。结合周围环境，讲解学过的诗、文，提高学生的兴趣，加深理解和记忆。
上算术课，讲测量，老师就带孩子到田野实际操作；学记账，就把学校会计所用的各种簿记、表册拿来让学生研究、实验……
上自然课，就和劳动生产相结合。教师在课堂上讲种菜、纺线、养蚕、养鸡、种树等，课外带学生去地里种菜，到山上植树，采桑叶喂蚕等。把孩子们所常见而熟识的事物，选择来作为活教材，在孩子们的经验基础上加以理解。
孩子听老师讲课是学习。老师在课前必须做好准备，上课时无论讲解、讨论、练习等，在老师来说是做，在学生来说是学。课外自习，孩子要完成作业，是用做来巩固学。不管是学还是做，都要求老师认真监督、检查，使每个孩子都能用心听课，认真写作。老师认真批改作业，并按时将作业本发给孩子，用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行动，培养学生良好的学风。好学不倦，虚心向别人学习是学。动手是做，热心教别人也是做。在互教互学中做到了学做结合。
学生自己动手建立小图书馆、小博物馆、木工组、乐器组等，使学生想读书有书报，想看标本有博物馆，想学木工有斧子、锯子，想学乐器有胡琴、笛子。有学习小组，有“小先生”，有物质条件和组织保障，学做活动就落到了实处。
教师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学是切实有力的启发。如春季植树的时候，选学有关种树的科学知识和文艺作品，或表演种树的秧歌。种树这个实践活动，本身就启发了孩子们的求知欲和欣赏表演兴趣。再从实际行动中的体验加以印证。无论是求知、欣赏、表演，都会加深理解。到了春节，整个延安的社会环境，会进一步激发孩子们起来闹秧歌。在秧歌活动中，孩子们读剧本、学歌曲、学乐器、学化妆……都很自觉、积极、主动，有目的的干起来。教员因势利导，就能收到教学上的效果。
通过各种做的活动，使学生写作文、绘画有了生动的体裁和深刻的感受。为了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教师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并进行评点。启发学生学会观察社会，分析事物，一事一记，把一天中感受最深的写出来。鼓励学生自由结社，把好的作文选出来出壁报或黑板报。组织评选优秀作文和日记。同时，组织同学们出月刊。在延安时先后出过《新少年》、《小战士》，到北京后出过《红领巾》。出壁报、黑板报等刊物的活动，锻炼写作、编辑、习字、绘画等能力。
当时学校虽特别强调学做结合，但要掌握适度，不能使孩子们负担过重。
六、自治自理
儿童年龄小、幼稚，在思想和行动上难免发生缺点和错误。对儿童的缺点和错误，必须给予纠正，以免发展下去影响他们的前途。纠正儿童的缺点错误，要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其产生的原因，发挥他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进行自我纠正。儿童本身是有力量的，而且这种力量是在不断的增长。教师的责任在于正确引导，使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教师对于教学方向的掌握，是不能放松的。当儿童在没有违背总的原则主动开展各种活动的时候，要给儿童以充分自由，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进行工作，完成学习任务。
对于预订的计划，也可以让他们有创造性地参与。教师不能过分主观，用自己做事的标准去衡量儿童的活动，像家长似的横加干涉，责骂这也不是，那也不对。这样儿童便会失去信心，一举一动都不自主，处处要看教师的脸色行事。
教师在养教活动中，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指挥活动，轻松、愉快地掌握着养教活动的方向盘，提供材料，纠正偏差，鼓舞孩子们的热情和千劲，协助克服各种困难。孩子们做错了，就耐心指出错在哪儿，怎样补救，让他们自己去改正。如果做好、做对了，就及时予以称赞、表扬和鼓励。
当年的教师们，十分重视培养孩子们的民主精神。从保育院大班开始，就实行一周会制度，让孩子们有意见就提，有话就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己进行认真自我批评，对人给予诚恳帮助，养成敢说、敢想、敢干、敢于解剖自己的勇气和习惯。
1939年，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规定：“小学教学应力求适合儿童身心发展，注意集体学习与个人学习之联系，以发展其主动性，创造性与独立性。”
边区小学管理的最高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及自觉纪律。指导学生管理自己的组织，开展多种集体活动，以训练儿童的集体意识与组织能力，绝对禁止体罚。学校普遍成立了儿童团、少先队和学生会，通过这些组织，锻炼孩子们的管理才能，增强民主意识，开展群众教育，运用“小先生”的办法，实行大同学管理小同学，领导群众识字。
1941年，“保小”教育方针第六条指出：“指导儿童自动学习，发动儿童的独立性、积极性、创造性，使其成为抗日建国的儿童干部。”
学校对高年级的学生提倡自治，让学生组织起来实行民主管理。大家立法，自觉遵守自己制定的各项制度，服从纪律。发挥学生组织的作用，依靠学生干部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在实践中培养儿童的自治能力，并在自治中发现天才。要学生自己推选在学习、生活、劳动等方面最好、最敬佩的同学，来做自己的领导人。学校很注重对学生千部的培训，放手让他们在实际管理中锻炼成长，赋予他们一定权力，树立他们的威信，并对他们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让他们明白作为学生干部的惟一“特权”，就是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除此而外，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在学生中开展自治自理活动，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思想、能力、习惯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学校小社会的风气，对每个孩子的灵魂铸造、知识启蒙、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从延安“保小”到北京“育才”一直开展的大带小活动，对小同学的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体验、自我控制、自我教育，起了很好的作用。小同学在大同学的帮助影响下，自我意识日益觉醒，社会经验逐渐丰富，对社会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和态度，在模仿成人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行为模式。少年的成人感和独立意向，使他们力求摆脱成人的影响，力求发表自己的见解，表现独特的自我。不满甚至反抗父母和教师的说教，在不少情况下，他们更愿意听大哥哥、大姐姐的话。这个时期的孩子个性尚未定型，可塑性很大，要善于引导。孩子们富于幻想，有宏大的志愿，想成为英雄和名人，希望能做出一鸣惊人甚至惊天动地的事来。由于知识上的局限，也导致理想上的模糊和不断变化。一个英雄人物的出现和一次重大事件，都会改变他们的志向。对未来充满希望，渴望更快长大成人，充满浪漫幻想，憧憬着未来，在心目中一切都是美好的。
由于孩子们有共同的志趣和目标，就需要有一定的纪律来约束。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对促进少年的集体感、事业心、义务感、自觉遵守纪律等，有重大作用，并且能满足少年心理安全感、求知欲和自我确认等。少年在这些团体中的地位和荣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个性的发展。少年团体，还满足了相互交往中的情感需要，解脱了不少烦恼和孤独，促使身心平衡，从而加快了少年个体的社会化，同时使闲暇生活充满无穷乐趣。果林、黑黎总结的“小先生”工作经验中这样说：" 1947年3月以后，蒋、胡匪军占领延安，‘保小’在两千里行军中，有半年多时间，女教员、保育员、老弱的男工作人员都疏散了，教职员只有十余人，在那样的环境里，要照顾一百多个孩子很困难，只好大量使用小先生，把小同学编成十多个队，每队配备一个教员和几个大同学（队长即小先生）来管教孩子。行军转移中碰到许多困难，都是师生们共同努力克服的。”
七、磨难教育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的坚强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也是在磨难中锤炼出来的。下面是一位“娃娃长征”的参加者的回忆。
“天快亮了，孩子们又累、又饿、又冷、又困，有的小同学已经饿得偷偷在抹眼泪。大家又咬牙翻过一架山，面前又横着一条河，经向老乡打听，只有一连三次渡过这条弯弯曲曲的河，才能到达上级指定的宿营地。初春的河水刚刚解冻，冰块还在水面上漂浮，附近又没有桥，要用牲口把上百个小同学驮过去，一共不到20头牲口，显然无济于事。怎么办呢？吴成保老师二话没说就脱鞋下了河，他来回打探了一趟水的深浅，背起一个孩子向对岸走去。其他老师见状，也都背着或抱着小同学下了河。河水冷得刺骨，河底的石头又硬又滑，老师们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咬着牙一步一步稳稳地前进着。他们过去了，轻轻放下孩子，又迅速返回去再抱起一个孩子过河……
“一趟，两趟，三趟……大同学看到这情景，也要背小同学过河。老师们怕出危险，坚决不同意。少先队员和大同学们就自动组织起来，手拉着手一齐下了河。冰冷的河水，就像一把把钢针，刺进了孩子们的脚上、腿上、心上。他们相互间的手抓得更紧了，使劲咬着嘴唇，不让打颤的牙齿敲打起来。还没有过河的小同学，也脱掉了鞋子，走到河边。郭校长、韩主任着急地喊着：‘孩子们，你们可不能自己过！水太冷！你们受不了呵！’
“孩子们看到老师冻得发红、发紫的腿上，流着一道道血水，心疼得哭起来。
“一个又一个高大的身影，在哗哗的流水里，颤抖地移动着，移动着……“疲倦的队伍终于到了宿营地，由于人民群众坚壁清野，村庄里没有人、没有粮、没有柴，连水井也找不到。炊事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一个石崖下发现一股细水往外流。那水好像是从石头缝里流出来的血，一滴一滴地滴着，等来等去才接了半桶水。孩子们都渴极了，只好先烧开了救急。
“孩子们又渴又饿！虽然还有干粮，但咽不下去，都想喝水。嗓子里又干又勃，连一点唾沫都没有。水烧开了，炊事员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将锅里的水都舀到桶里，给孩子和老师们送来了。
“孩子们在困倦中，忽然听说水来了，一下子就清醒了，都忙着去掏水碗。只听校长说：‘水很少，先让小同学喝，先让身体弱和生病的同志喝。’一碗碗水由老师手里传到大同学手里，再由大同学手里传到小同学手里，老师和大哥哥大姐姐们，没有人舍得喝一口。有的同学用舌头舔了舔水，有的连嘴唇都未沾。说也奇怪，小同学们看到这景象，好像自己也不那样急需水了。‘我不太渴，你先喝吧！’‘你小，你先喝！’ ‘你有病，你先喝！’推过来，让过去，谁也舍不得多喝一口。老师们看到这情景，眼睛里都涌出了泪水。
“经过几天急行军，很多大同学的脚上都打了血泡，虽然用针挑破穿了头发，走久了仍然生疼。好不容易到了宿营地，师生们都松了口气。炊事员忙着烧火做饭，大同学帮着老师号房子，安排小同学洗脚休息。正在这时，韩主任接到了郭校长的急信：‘林老指示，今晚不要在这里住宿，要立即带师生往回转，转回三十里铺再宿营。’
“韩主任看完信后，立刻让集合队伍。大家行了一天军，还没有安顿下来，饭没有吃，水没有喝又要走，而是要往回走，不要说孩子们，就是有些老师也有点想不通。韩主任根本来不及作任何解释，就叫几个老师协助大队长邢立统、刘金梅带队伍往回走，自己带领几个人急忙赶往三十里铺，为迎接孩子们做准备工作。
“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孩子们又走了30里山路，这是多么艰难的30里！这是多么漫长的30里！在这些幼小的心灵中，那冷，那饿，那困，那累，真是刻骨铭心呐！但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还是第二天早晨。
“队伍集合在一片小树林里，郭校长在向孩子们讲话：‘昨晚是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老亲自指示我，让撤回三十里铺的。咱们昨天从志丹县出发，敌人就在右面顺着公路和咱们同方向运动，来找咱主力部队作战，离咱们昨晚到达的旧安定城很近。咱们撤回三十里铺后，敌人后半夜就到了旧安定城。’
“到了黄河渡口，两岸的石壁又高又陡，河身足有二百多米宽。浑浊的黄水，汹涌而下，看着真叫人眼晕。孩子们登上了一只很大的木船，撑船的只有三个人。当船撑到河中心时，只见浪涛滚滚，把船一推老高，好像就要竖立起来。孩子们看到这惊险情况，大多数脸色都变了，有的头晕目眩，忍不住呕吐起来……”
八、挚爱深情
革命者的后代来到延安后，先后被送进了“保育院”、“保小”、“延中”、“自然科学院”。为了这些孩子，老一辈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也和普通人一样，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也是把养子、教子看做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当他们面对敌人的枪口倒下之前，胸中充满着正气和牵挂，他们牵挂着革命，也牵挂着自己的儿女。
刘伯坚在临上刑场前给兄嫂的信中说：“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儿子的养育，要累着诸位兄嫂……”
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流落上海街头查无下落时，毛泽东曾动情地说：“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朱德的女儿朱敏在苏德战争中下落不明后，康克清曾向总司令请求说：“想想办法，找一找咱们的女儿吧！”朱总司令停立在作战地图前，沉思了好久、好久，没有说出一句话。
项英作为父亲，在延安见到自己7岁的女儿项苏云时，他不但不认识，而且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
萧永定在上海出生时，父亲在闽西根据地永定县，就用其所在地“永定”为儿子命名，寄托思念之情。而在萧永定的记忆里，“父亲”这个词和他的名字“萧劲光”一样抽象陌生。
林伯渠、邓子恢两位革命老人，竟然将儿子李代桃僵，闹出了人们难以置信的大笑话。
难道说这些做父母亲的不爱自己的子女吗？不是！他们是将自己对子女的爱和对人民的爱融为一体，把家事、国事、天下事紧紧连在一起，由此而张扬了一种至高至大的真理，人民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然而，人民更是一刻也没有忘记过那些为人民而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在饥寒交迫、危机四伏的残酷环境里，人民用热血和生命保护、养育着革命者的后代。
彭士禄的父母牺牲后，在潮安一带，年仅4岁的士禄，先后就有20多位素不相识的“爸爸”、“妈妈”舍命保护他。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潘舜贞，为了保护士禄，甘愿坐了4年多牢狱。
农家妇女丘满菊，为了养育刘伯坚的儿子刘熊生，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了人。世界上的父母没有不爱自己的亲生骨肉的，然而当两个婴儿中只能留下一个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革命遗孤。
在瑞金、延安、沂蒙山区，有无数老红军、老八路把自己的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里。这些地方到底收养过多少革命者的孩子，没有人精确统计过。但老根据地的每个区、乡乃至每个村，都哺育过革命后代。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林伯渠的儿子林苏生，邓子恢的儿子邓瑞生，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朱良才的儿子朱新华……都是在人民的怀抱里长大的。
为了寻找烈士遗孤，组织上更是想尽了办法。1936年“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设法先后将彭士禄、刘虎生、李鹏、罗西北、蔡诚等送往延安。贺龙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段德昌的遗孤段新传……真可谓寻找之情可比再育之恩，爱抚之心胜过亲生父母！
在延安最艰苦的岁月里，革命前辈始终记挂着革命后代。贺龙在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及西北财委负责人时，了解到“延中”的孩子们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一斤肉时，便命令“联司”给每个孩子每月增加一斤肉。
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夏之栩妈妈（革命母亲夏娘娘的女儿，赵世炎烈士的夫人），主动承担了照顾烈士子女的重任。在假期里，她分批把孩子们接回中组部，统一管理、照顾。
在革命前辈的饭桌前，常常可以看到“保育院”和“保小”的孩子。当陈云、李富春、李维汉、蔡畅、邓颖超、帅孟奇等伯伯、妈妈们将自己碗里的菜、肉夹到孩子们的碗中时，那些小小的心灵也会激起波澜。当他们看着伯伯、妈妈们的脸，大口大口吃着饭菜时，眼里常常闪动着泪花。
当那些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的长辈，将一小包自己省下来的食品装进他们的小书包时，两代人的深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
那些从小就被送进“保育院”、“保小”的孩子，更是在阿姨、叔叔、老师们的无微不至关怀下，幸福地成长着。李敏说：“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家，保育院就是我的家。”李铁映、秦纲、伍绍祖、秦新华、林用三等一批人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保育院”、“保小”、“育才”、“一O一中”度过的。“学校就是我的家，老师、阿姨就是亲爹妈”。这是挂在这些孩子们嘴边的一句话。
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胡本敬老师为了抢救学生，一只胳膊被炸断，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保小”校医罗冬祥、王海仁夫妇，为了救护“保小”80多个患传染病的孩子，日夜守护在学生宿舍里，喂药、打针，精心护理，无暇去照顾自己生病的孩子斗娃。20多天过去了，80多个学生全部治愈了，而他们的斗娃因缺乏照顾和及时治疗而夭折了。
安利同学至今仍保留着一封信，是康克清妈妈在百忙中给他生母的回信。
温字枫同志：
你的男孩安利，四六年延安撤退时，已由第一保育院转到第二保育院。四七年三月安全到了太行襄垣县。安利体力、智力发育都较正常。四八年三月已送育才小学（即延安干部子弟小学）。现住河北行唐高垒村，不久要搬来北平。这个确实消息是我从第二保育院打听来的。从此，你可放心了。
东北如有同志打听原来送到第二保育院的孩子，请转告他们，到今天都全部安全健壮，大的都已送到育才小学。此致
敬礼飞
康克清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
康妈妈的信，浓缩了当年这些孩子们的曲折经历和在人民关怀下的成长过程，凝聚着人世间最博大、最深厚的挚爱深情。
九、精忠报国
在战争年代里，人民― 中国普通的老百姓，舍生忘死，抢救、保护革命者后代的动人事迹，当代的青少年们是难以理解的。但那种真挚博大无私的爱，在他们养育的这一代人的血管里涌流着。泪和血，情与爱铸造了这一代人的心灵，使他们从懂事起就感受到了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这些经过苦难磨炼的孩子，自称是公家人”， “党的孩子”， “人民的儿女”。当时稍大一点的孩子，都争着到斗争实际中去接受锻炼和考验。“战争需要我时，我将挺身而出”，是这一代人当时还是孩子时的誓言，也是他们的实际行动。
1941年4月4日，就在“四四”儿童节这一天，小学还没有毕业的田敬文、张文忠、李茂春、毛瑞芬、祝新民、刘理智、强中楼、杨香梅、郭会等15名同学，服从组织需要，走上抗日斗争的岗位。
1939年1月，14岁的“保小”学生谢绍明，由于战争需要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后又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这一年，他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大会。1940年又被评为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大会，荣获模范青年奖章。1944年又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模范学生，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再次受到表彰。1944年元旦，他挺身而出，向西北局书记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报告了学校“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情况。他伤心地汇报了两个多小时，又连夜写了书面材料，使西北局及时制止并纠正了学校的过火行动。
1939年，14岁的彭士禄，听说广东东江纵队打仗勇敢，他就和堂弟悄悄离开香港，到东江纵队当了一名战士。1940年周副主席派副官龙飞虎，将他接到重庆又转送延安“延中”学习。他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才换来这个学校，要不好好学习，怎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对得起养育我们的老百姓？”这位小组长的话，说到了同学们的心里。黄鲁流着泪说：“今后我一定努力学习，请大家看我的实际行动”。林汉南同学也当众表态说：“我决心改正上课不注意听讲的毛病”。全小组提出了“互帮互学，有问必答”的学习方法。课下一起研究，解答疑难，较好地解决了同学们程度不齐的问题。彭士禄担任组长的第四组，被评为全校的学习、劳动和团结模范，成为全校的模范集体。他本人在学习中刻苦努力，在开荒种地中不怕吃苦，打草鞋、做布鞋、织毛衣、绣花，样样在行。还心灵手巧地自制了胡琴、三弦和小提琴，被选为全校的模范生。他和他的第四小组的事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刊登后，成为延安各学校学习的榜样。
1942年，由于战争需要，从学校调一批人到中央医院当护士，彭士禄抢先报名，自告奋勇到最苦最累的岗位上工作和学习。在此期间，内科、外科、妇产科、传染科的护士他都干过，给伤病员端屎、倒尿，洗衣、喂饭……很快获得了模范护士的光荣称号。
日本投降后，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许多大同学被调到解放区去开辟工作。解放战争开始后，根据战争的需要，延中有5个班的同学，连同教职员工约300余人，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医院。校长为院长，班主任当所长，同学们分别当指导员、管理员、通讯员，大部分女同学和部分男同学做护士工作。
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结束，为了建设新中国，党中央派谢绍明、李鹏、叶正大、罗西北、邹家华、刘虎生、林汉雄、肖永定、贺毅、崔军、任湘等21人到苏联留学。建国后，党又送多批已经参加工作的延安儿女到国内外各种学校去深造。
1950年抗美援朝时期，师大附中二、三部请历史老师刘占武讲美帝侵华史。师生上街宣传，全校同学争先恐后踊跃报名参军。二部同学报名人数最多，169名同学被批准入伍。
许多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校友，他们没有高等学历，也没有名牌学校的文凭，但他们有民族自尊心和献身精神。林汉南、李虎、彭明远、聂春志、贺连生等，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毛岸英、方海雄、康誉驰、王涛英、马探雄、李少白等在抗美援朝中英勇献身，任平、梁汉莲、李奈、赵士南等，在敌占区作机要工作或打人敌人内部，为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那些杰出人物，犹如群星灿烂，吸引着广大人民的注视和崇拜。在受过公育的一代人中，不论在政界还是军界，科技界还是文艺界，教育界还是普通的工作岗位上，都涌现出了一批做出特殊贡献的人。我们不是在炫耀那些出类拔萃的校友，更不是在杜撰名人效应。这里只想用这些当年来自天南地北的娃娃，一群从延安到北京的公家儿女，一群老区人民用乳汁哺育的共产党员，一群默默的耕耘者的成长过程，来证实这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的不同。这些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无法分割的整体。他们曾手拉着手，在漫漫的冬夜里踏着冰封的大河前进，当时什么都失去了，惟有希望在燃烧！他们怀着对父辈事业的崇敬，对明天和希望的追求，经历了从国破家亡、水深火热到江山重振这个中华民族史上最伟大的转折。在民族的危亡时刻，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挺身而出，竭尽全力直至抛头颅洒热血来精忠报国。这，不是某一个天才的英雄行为，这是这个历史时期这一代人的共同品格！是“公育”在他们灵魂深处打上的烙印！
十、永志不忘
巍巍宝塔山，滔滔延水河，那是延安的象征。延安，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是中华民族之魂。一群身体硬朗的老人，在延安的山路上奔走着。东瞅瞅，西看看，晨雾里的宝塔，细雨中的延河，苍翠静寂的清凉山，青烟缭绕的桥儿沟……
一切都是这么熟悉，一切又是那么遥远。喝过延河水，吃过小米饭，住过土窑洞的昔日的孩子们，今天回来了，回老家来了！他们无法掩盖内心的激动！
青年人的眼前只有明天，因而，理想是青年的风帆。老年人身后的道路太漫长了，回忆是他们心灵的慰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起了巨大变化，中华民族也起了巨大变化，历史，这个公正、无私的时间老人，将把这一切都如实地记录下来。但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多么希望史学家、文学家、作家，能将这恢弘的一代人的成长过程写出来，留下来。这些人并不奢望他们用萦心摄魄的笔，去描写那些影响人类命运的历史场景，绘制时代彩色缤纷的画卷。渴望的是能把这个历史时期的普通人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变迁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实反映这些人的成长，特别是延安那一段刻骨铭心影响终生的经历！
人过六十花甲年，期望和等待并未实现。眼看着这一代人已从孩童走向老年，有的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光阴飞逝，时不我待。这些人只好在有限的时间里，去搜集、抢救现有的资料……
20世纪30年代前后，这些人在民族被蹂躏，百姓被杀戮，山河破碎，饿殍遍野，华夏大地处在亡国灭种的时刻，相继在沦陷区、监狱里、长征路上……出世了。他们降生到这块土地上，就充满着变幻莫测的传奇色彩。当把这些资料汇集到一块时，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对过去这段生活的见解竟是如此的相同。
李铁映在写给当年老妈妈们的诗中说：“位卑未敢忘优国，花红犹思延河岸。”
刘虎生在谈到延安时撰文说：“怎能将她忘记！”
谢绍明在和学友聚会时高兴地宣布：“今天我请大家吃的还是延安饭。”
鲍克明和同学们谈起小学生活时意味深长地说：那是“抹不去的记忆。”
曾宪林在回顾延安生活时感慨地说：“艰苦，但充满了乐趣！”
崔军这个当年的陕北娃提起延安时常说：“生活再苦心也甜！”
曾宪波动情地说：那是“难忘的峥嵘岁月！”
张羽说：“无限的怀恋！”
聂承勇说：“向往阳光灿烂的地方！”
刘力贞说：“我们要永远保持这种品德。”
何健文说：“想延安奋不息！”
刘彤矢说：“让我们永远铭记！”
李立说：“根在延安”。
常英说：“那是力量的源泉。”
虽然他们使用了不同的语言，但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意思，他们都怀念那供给制、寄宿制、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生活；怀念那段人间真情！
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被不同的事物吸引着，但吸引是会随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变而淡化的。然而，这些人对过去生活的怀念和情感，却是情难排遣，言难尽意。这种强烈的怀念感，就像宝塔山上的土、延河湾里的水，是和这些人的父辈以及自己逝去的童年、少年或青年时代的岁月，中华民族的历史镶嵌在一起的。
只要提起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就不能不提延安！提起延安，这些当年的孩子就不能不怀念母校。说实在话，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有许多比延安更美好更怡人的地方。后来，这些人上过的学校都比这第一个母校的物质条件好。但是，只有延安，才是中华民族的根。
延安，那千沟万壑的黄土地，那艰苦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战胜它的人民。这些人只要有了立足之地，便会让脚下的土地长出芽，开出花，结出果来。父辈们就是脚踏着这块土地，赶走了日本鬼子，推翻了旧世界，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我们民族的根，就是扎在这块黄土地上。这根，就是中华民族奋起的延安精神！这精神，就是用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教育，铸造了这一代人。所以，这一代人，终生忘不了这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