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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口太原会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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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防御战，在抗战初期的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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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大喊：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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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对自己人大喊：“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对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蒋介石仍不肯给正式番号，千方百计地想要削弱和控制，甚至“北和南剿”，致使新四军的改编比八路军迟了两个月。中共中央不懈地努力，加上上海战事吃紧，南京受到日军威胁，国民政府才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新四军这个名称，是根据叶挺的提议酌定的。叶挺在北伐战争中，指挥第四军的独立团猛打猛冲猛追，在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连战皆捷，屡建战功，第四军被赞为“铁军”。叶挺对第四军的番号有很深的感情，他希望由南方八省的共产党游击队改编的这支正规部队，沿袭“铁军”番号，叫做“新编第四军”。
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建议，只是又加了两个字：陆军。
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由于队伍分散在各地，交通和通讯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消息闭塞，改编的过程是曲折的。
这年7月中旬，项英和陈毅率领的红军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围困在广东和江西交界的梅山，已达几十个昼夜。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突然纷纷后撤，整个梅山霎时间平静下来。项英和陈毅断定：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然而，他们与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三年，无从揣测山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
几天后，他们搞到一份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全面开始。又过了几天，他们从香港出版的进步报刊中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讲话，其中谈到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有了新的变化，为便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定调整当时的国内政策。
项英和陈毅思想豁然开朗。当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和几名县长提出欢迎他们下山谈判时，他们决定由陈毅去赣州同国民党当局接洽。
陈毅的外交才能，在共产党内有口皆碑。赣州谈判，他语惊四座，口若悬河，提出一整套实质性意见和方案。他的谈判对手们感觉自己“不是对手”，便推托“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
9月24日，陈毅陪同项英去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他们在南昌看到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心中更有了底数。几天谈判下来，双方达成一揽子协议：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
但是，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吃够了国民党军队的苦头，和他们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突然要化敌为友，握手言欢，思想、感情和心理的大转弯，有相当的难度。一些动员部队下山改编的党和游击队的领导人，被自己的队伍当作叛徒杀掉了！
消息传来，陈毅心疼得直跺脚。为了尽快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红色角落”，他决定直接去找游击队，说服他们下山改编。
湖南和江西边界的九龙山，活跃着刘培善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一天黄昏，隐蔽在大树上的游击队哨兵，发现山下大路上来了一顶竹轿。坐轿的人头戴博士帽，鼻梁上架着镶金边的眼镜，两膝之间夹着一根手杖。哨兵监视着竹轿的行踪，向游击队发出信号。
事务长刘别生赶到哨位时，哨兵已经下树，端着步枪对坐轿的人喝问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吉安来，要找你们的首长。”来人说着，拿出一封介绍信。刘别生不识字，无法从介绍信里看出名堂。轿子里的人态度温和，但打扮颇为洋气，又是满口的四川话，不由他不起疑窦。刘别生打发轿夫回去，把陌生人带到山上的支队司令部。
刘培善接待了陌生人，看了他带的介绍信，签名是项英的，上面写道：“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处联络。”
但是，刘培善等人都没见过陈毅。前不久，有个人来到山上，自称是湘鄂赣党组织派来的。他走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就来搜山。有了前车之鉴，刘培善提高了警惕。陈毅反复说明自己的身份，陈述来意，仍然无法消除他们的怀疑。特别是，他要求游击队下山改编，更有叛徒的嫌疑。
刘培善毕竟是个谨慎的人。他没有轻率地处置来人，一直在犹豫徘徊。最后，他决定把陈毅送到湘赣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置。
谭余保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认识陈毅，只是多年失去联系，他并不了解陈毅的情况。他见陈毅的这副打扮，讲的又是国共合作，联想到前次上当的惨痛教训，便认定陈毅是叛变了，大手一挥，喝道：“捆起来，别让他跑了！”游击队员们将陈毅五花大绑，捆在省委住的竹棚边。入夜，省委开会讨论对陈毅的处理，有人主张把他杀掉。被捆在一旁的陈毅引颈大喊：“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游击队员们坐在一片树林里，对陈毅进行公审。陈毅回答问话时，乘机宣传党的指示精神。一部分参加公审的战士被他说服了。他们建议谭余保暂时不杀陈毅，先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做处置。
陈毅的性命，现在交给时间来决定了。一连几天，山下的国民党军队没有上山“搜剿”，反而掉头后撤。谭余保对自己的警惕产生了怀疑，但他决定弄个水落石出，派出一名交通员星夜下山，去吉安城打探情况。交通员连夜带回了党组织的证明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眼睛潮湿了，亲自给他曾下令捆住的党代表松绑，连声说：“我卤莽，险些误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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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大喊：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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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你，”陈毅握住他的手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经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和曾山等人的分头奔波，到1938年初，活动在长江以南的各地游击队，先后收藏好红星帽，依依不舍地告别根据地，走出深山老林，奔赴抗日前线。
陈毅在九龙山遇险时，项英正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中共中央当即作出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奇怪的是，新四军还没有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9月28日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并且说，这个任命是经过“委员长核定”的。
这个通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第一，国民政府对新四军军长的任命，没有事先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第二，国民政府一直拖延着宣布部队改编的命令，为什么又急于任命新四军军长呢？
其实，对叶挺的任命，是共产党首先提议的。早在8月份，周恩来在南京谈判以后回陕北的路上，就特意取道上海会见了叶挺，希望他出面来做改编游击队的工作。叶挺曾长期流亡国外，失去了党的关系，周恩来主动找他，表明对他的信任。显然，国民党提前宣布他为新四军军长，是为了拉拢他。
但是，叶挺决不倒向国民党一边。他得到任命时，正在南京，便对秦邦宪、董必武和叶剑英说：“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战略，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0月下旬，叶挺来到延安，同毛泽东商议改编的具体办法。毛泽东说，新四军的编制可以争取为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同时还提出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的人选：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周子昆任参谋长；陈毅任第一师师长，张鼎丞任第二师师长。
叶挺认为这个方案很好，希望党中央多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到新四军工作。毛泽东希望他按这个设想去做蒋介石的工作。叶挺答应一定尽力去做。交谈过后，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礼堂主持干部大会欢迎叶挺，热情洋溢地说：“今天，我们欢迎叶挺军长。为什么我们要欢迎他？因为叶挺军长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所以我们欢迎他；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所以我们欢迎他；他愿意同我们合作，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过去那一段，好比爬高山，朱总司令等同志不怕艰险，坚决爬到山顶上去，我呢，只爬到半山腰又折回来了。今天又跟上来了。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人选仍是毛泽东拟定的那样，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一支拥有一万零三百多人的抗日队伍诞生了。
新四军全军共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由张云逸兼任，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其中，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由长江以南各省游击队编成，第四支队由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鄂东北独立团编成。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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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敌后大战日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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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群雄在敌后大战日军。
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队退到黄河以南，留下八路军在华北坚持开展独立的游击战。刘伯承随时在琢磨打击日军的战术。有一次，他和参谋处长李达策马同行，坐骑突然不安地嘶叫，拼命向前奔跑。他们勒马站定，发现一群黄蜂在马屁股上和肚子上乱蜇。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伯承若有所思，“嗯，我看这好有一比。”
“比什么呢？”李达很想听下文。
刘伯承来不及回答，又有一群黄蜂飞来，坐骑战栗，嘶叫两声，朝前奔跑。刘伯承指着黄蜂说：“这就好比游击战。你看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大。这马好比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好比我们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
接着，他们从黄蜂谈到八路军一个连打“麻雀战”的范例。
1937年冬天，日军大约六百名步兵和一小队骑兵在范村附近向八路军进攻。八路军只有一个连，战士们分散在十多公里的广阔地带上，从四面八方向日军袭击，不时改变射击位置。他们好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日军难以捕捉目标，束手无策，顾此失彼，结果伤亡了近百人，还损失了一辆汽车。
刘伯承他们琢磨出两个新名词：“黄蜂战”和“麻雀战”。这两种战术，八路军经常使用于游击战。
八路军指挥员们牢记着毛泽东在这一年发出的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刘少奇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基本问题》，中共北方局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坚决而迅速地把党的主要力量从城市转到农村，派遣大批党员和革命分子到乡村去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八路军在敌后积极地开辟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处在抗日战争的前沿。陕甘宁特区在1937年9月6日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管理着二十三个县和两百多万人口。八路军在延安设立的后方总部留守处，在这年12月改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原来的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编成了边区保安队，共五千多人，高岗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另外还有二十多万自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
延安是抗日民众向往的地方。全国有无数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投奔这里。高士其是来到陕甘宁边区扎根的第一位自然科学家。1938年元旦的新年晚会上，毛泽东走到他身边，紧握他的双手，说：“欢迎你，中国红色的科学家。”
高士其在一首诗中写出了他初来延安时的激动：
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来到延安，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赶走日本强盗，还我中华河山！
加拿大胸外科医生白求恩在同一年初到达汉口。他在来华途中丢失了医疗器械，求助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叶渚沛。后者慷慨解囊，用多年的积蓄给他购置了全部医疗设备和行装。叶渚沛听说白求恩此行的目的地是延安，大吃一惊，问道：“为什么一定要去延安呢？”白求恩回答：“因为那里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
当山西战事吃紧的时候，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河防受到严重威胁。中央军委决定将神府到宜川以北的河防划分为三个地段，由神府河防司令部、两延河防司令部和绥德等五县警备司令部负责守卫，萧劲光任河防总指挥。
1938年2月下旬，日军山冈师团主力沿汾离公路西进，27日进占黄河东岸的军渡和碛口，猛烈炮击西岸八路军河防阵地。3月13日，黑田重德的第二十六师团两千多人到达神府河防对岸，炮击河防阵地，又出动十多架飞机掩护，开始强渡黄河。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等到日军渡河时，突然集中猛烈的火力打击半渡中的日军，又派部队迂回到河东，袭击日军侧背，毙伤一百四十多人，迫使日军撤退。5月初，日军又多次进犯河防，被警备第八团击退。
在山西的五台山，1937年冬天成立了聂荣臻任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初步形成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白求恩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时，毛泽东曾对他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当他谈到白求恩要去见的人时，又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吕正操率军起义两个月之后，在阜平县城见到了聂荣臻。聂荣臻对他说：“你带领部队脱离国民党军，参加八路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和地方党的同志开创了冀中抗日的新局面，这第一步就走得很好！”聂荣臻给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报：“必之来，谈很久，印象很好。”“必之”就是吕正操。
吕正操和孙志远要求将他们的部队改编成八路军。聂荣臻用手指着地图对他们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滏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冀中根据地很快就从构想成为现实。
太原失守的第二天，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便向晋西南挺进。1938年2月，日军进攻晋西南，阎锡山等人的部队退向山西南部和黄河西岸。第一一五师立即推进到汾阳和孝义地区，阻止日军西进。他们派出工作队开赴石楼、永和等县，开创抗日根据地。3月2日，林彪在隰县以北被阎锡山部队的哨兵误伤，回延安治疗，陈光代理师长。随后，陈光和罗荣桓率领第一一五师主力转入隰县地区，连续同日军作战，歼灭一千多名日军，击毁七十多辆军车，迫使日军向东撤退，粉碎了日军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打开了晋西南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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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敌后大战日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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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月份起，第一一五师主力开辟晋西南北部地区。与此同时，山西省委和抗日决死二纵队开辟了晋西南中部。到同年夏季，晋西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形成。9月，第一一五师主力向日军出击，在丰城地区三战三捷，巩固了这一片抗日根据地。
日军川岸师团开进太原以后，对出没在正太铁路线的刘伯承师极为恼火。川岸文三在1937年年底调集两千多名日军，摆出马蹄形的阵势，对刘伯承的部队发起六路围攻。
这时，陈庚正率领第七二二团在芦家庄至阳泉段破袭铁路，发现日军出动飞机低空侦察，部队附近出现少量日军，估计日军将会发动偷袭。12月22日拂晓，他指挥部队在里思和松塔与日军激战，黄昏时发现日军增加了兵力，便主动撤出战斗，留下少数兵力牵制日军，主力绕到南军城和北军城一带山地休息。
第二天早晨，日军发现陈庚撤走了，急忙追赶，会合另一路日军，包围了陈庚的主力。激战时，陈庚发现又有一千多名日军从太谷开来，便指挥部队在夜幕降临时再次跳出包围圈。日军的围攻部队在南北军城会合，发现目标再次消失。他们沿途处处受阻，却始终叮不住八路军的大部队。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对付外线游击队的袭扰。24日，日军决定撤退，吞下损失六百多人的苦果。
刘伯承对付日军的六路进攻，办法是兵分两路，内线与外线同时夹攻，歼灭七百多名日军，迫使日军在26日撤退。这一个胜仗，为创建以太行和太岳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8年初，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委，第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率领东进纵队挺进河北南部。4月，晋冀豫军区成立。四个月后又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同一时期，活跃在山西省西北部的八路军贺龙师，由出征时的八千二百多人发展到两万五千多人。雁北支队也从一个营发展到五个营。这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同年2月21日，日伪军分五路围攻这一带，相继攻占宁武、神池等七座县城，威胁陕甘宁边区。贺龙师主力日夜兼程，从同蒲路北段回师晋西北，选择岢岚的那一路敌军猛打穷追。3月7日，王震的第三五九旅在岢岚包围了一千多名日军，卢冬生的第三五八旅在附近待机歼灭日军突围逃跑的部队。10日下午3点，日军弃城北逃，打算进入三井镇固守待援。王震旅发起攻击，不让日军喘息，当晚攻入三井镇。日军损失二百五十人，与守敌会合。
接着，贺龙派出一支部队围困五寨，第一二○师主力在周围寻机歼敌。17日，卢冬生旅遭遇了增援五寨的一千多名日军，迅即抢占高地，歼灭三百多名日军。五寨一带的日军见增援无望，便向东面撤退，在路上遭到伏击，伤亡惨重。23日，日军又撤出神池。贺龙师乘胜追击，4月1日收复宁武。他们连续收复七座县城，歼灭一千五百多名日军，粉碎了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的五路围攻。
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的三位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在1938初难得地齐聚一堂。蒋介石从1月15日在洛阳召开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将领会议，请他们出席。17日，蒋介石单独会见五位八路军将领。他把八路军出师以来的战绩称赞了一番，夸奖了朱德和彭德怀。他说，林彪在平型关打得好，刘伯承智计过人，不愧是军事家。
接着，蒋介石把眼光投向贺龙，似乎有更多的话要说。他先询问第一二○师的部署情况，然后突然掉转话题，问道：“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直率地回答：“我和蒋委员长政见不同嘛！”
蒋介石一时语塞。沉默一阵，他说：“过去的事算了。”又显出关心的样子问道：“你家里可好？”
贺龙冷冷地回答：“我家的房子被烧了，家里的人被杀光了。”
蒋介石十分尴尬，沉下脸说：“喔，我知道，你是老革命。”
接着，蒋介石说了些要抗战到底的话，结束了会面。
会议结束，朱德从洛阳赶回驻安泽的八路军总部，正碰上进攻临汾的日军推进到总部附近。朱德身边只有两百名警卫通讯兵，势单力薄。但是，朱德不愿向山上撤退，率领部队赶往临汾到屯留公路上的古县镇阻击日军，掩护临汾的部队撤退。
24日，朱德的小部队与日军交火，打了一整天。友军得知是朱德亲率部队鏖战，连忙向临汾增援。第二天，日军也探明对手是朱德，出动十多架轰炸机，企图炸平古县镇。日军领队的飞行员不求甚解，错把“故”字当“古”字，把安泽的古县和屯留的故县搞混了，结果把炸弹投到了故县，朱德却安全无恙。夜晚，朱德率部退出古县镇，然后指挥部队与友军夹攻日军，夺到两门炮和几挺机关枪。
27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第二营赶到。这支部队刚刚扩建，新兵全是徒手，每人只有一颗手榴弹。朱德派他们袭击日军辎重部队，夺枪武装自己。部队不负重望，缴获了不少战利品。
日军距临汾不过几十公里路程，遭到朱德率领的两个连阻击，走了三天，付出巨大伤亡，才占领了已是空城的临汾。
这段时间，蒋介石下令反攻太原，任命朱德和彭德怀指挥东路军。八路军的任务，是为东路军切断日军后方的交通。刘伯承师负责切断正太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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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敌后大战日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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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又要打伏击了。这一次，他要把日军引出来打。他派两个团埋伏在井陉与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另派一个团袭击旧关，但不切断电话线，让旧关日军的呼救，吸引井陉的日军增援旧关。这一着果然奏效。井陉的日军接到旧关守军的求救电话，连夜出动两百多人，乘八辆汽车赶去增援。
2月23日清晨6点，井陉日军派出的部队开到长生口，八路军两个团突然出击，经过五小时激战，击毙一百三十多名日军，炸毁五辆汽车，俘虏日军荒丰吉少佐等五人。日军其余的三辆汽车，载着死里逃生的部队逃回井陉。八路军伤亡一百多人。
刘伯承认为八路军在这一仗的伤亡还可以减少。他说：“长生口战斗，战果不小，代价也太大了些。以后打伏击，要尽量减少伤亡。枪要打在敌人头上，刺刀要插在敌人肚子上，手榴弹要抛在敌人屁股上。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钱的生意我们不做。”
罗荣桓在3月中旬指挥第一一五师用六天时间在午城和井沟歼灭了一千多名日军。这时候，卫立煌率领第二战区指挥机关渡到黄河以东，刚到大宁就被日军拦住了。卫立煌进退两难，向罗荣桓求援。第一一五师派李天佑团第三营前去掩护。
第二天，卫立煌的部队被日军打散，八路军及时赶到，掩护卫立煌突出包围。第三营第十一连坚守白儿岭，顶住八百多名日军的轮番进攻，掩护卫立煌脱险。卫立煌在望远镜里看到日军的飞机大炮把八路军阻击阵地炸成了一片火海，连忙问身边的八路军：“那里有几个团？”回答是：“只有一个连。”他惋惜地叹道：“这个连完了！”
但是，卫立煌不久就发现这个连奇迹般地归队了。一点人数，全连伤亡仅二十多人。卫立煌对部下说：“你们看看，人家八路军那么会打，可你们垂头丧气，像什么！”他对八路军心存感佩，送来了一百挺轻机枪和十万发子弹。
日本《东亚日报》的一名随军记者见证过刘伯承师的一次战斗。3月16日上午9点，三股日军开往黎城增援，汇合在位于邯郸和长治之间的神头村。突然，刘伯承师向他们发起猛攻，歼灭一千五百多名日军，缴获五百五十多条枪支和六百多匹骡马。日本记者侥幸逃脱，后来回忆说：“正当先头部队开始行进时，子弹呼呼地飞来，迫击炮弹轰隆隆地炸裂，重机枪沉重的声音劈头盖脑地不断响着，令人心里发毛。”
朱德在3月下旬把第二战区将领召集到沁县小东岭开会，意在稳定友军的军心。曾万钟、李家钰、朱怀冰和赵寿山等三十多名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出席。会议结束时，朱德得到报告：刘伯承、徐向前和邓小平要在响堂铺打一次伏击战。朱德邀请友军将领们到战场附近的高地上观看实战。
31日上午8点半，日军两个汽车中队从东阳关开来，进入刘伯承师的伏击圈。徐向前下令攻击，八路军一齐开火，枪炮声大作，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向日军扑去。他们的刺杀技术经过几次实战磨练，已有很大提高，日军没有还手之力。友军将领们只看了两个小时，战斗就落下帷幕。战绩报上来，八路军歼灭四百多名日军，焚毁一百八十一辆军车。
友军将领们看到的这次战斗，是抗日战争中影响很大的“三战三捷”之一。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三次伏击战，都是八路军的杰作。他们对这次观战印象深刻，对敌后抗战增强了信心。
刘伯承的日军对手中，有一名叫做苫米地的旅团长。这个日本军人诡诈骄横，认真研究过八路军的游击战术，针对八路军“敌退我进”的战术原则，发明了一种叫做“拖刀术”的战法。以往，日军每丢弃一个地方，临走总要放火烧房。八路军看到村庄起火，以为日军已经撤走，总会赶来救火，追击日军。所谓“拖刀术”，就是看准了八路军的这个特点，日军放火烧房后仍不撤走，而是设下埋伏，等到八路军和游击队赶来，便发起意外的攻击。苫米地这一招确实毒辣，游击队在他施展“拖刀术”时吃过亏。
当然，刘伯承不会让苫米地继续得逞。4月份，日军集中三万多人的兵力，对晋东南进行九路围攻。刘伯承得到一张从日军缴获的作战地图，知道日军企图在辽县、榆社、武乡和襄垣地区聚歼八路军。八路军总部决定用部分兵力牵制各路日军，集中主力击破日军一路。
刘伯承跟在日军后面，发现苫米地又在使用“拖刀术”，索性将计就计，命令部队秘密跟踪日军，而不接战。16日，刘伯承师主力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包围了日军一路约三千多人。“反游击战专家”苫米地毫无察觉，直到八路军发动攻击，他才明白中了计中计，然而败局已定，他只好拖刀而逃。在这场激战中，八路军歼灭二千二百多名日军，付出伤亡八百多人的代价。第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身负重伤，于两天后光荣殉国。朱德特意从总部赶来，向烈士遗体告别。
刘伯承打败苫米地，对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起了关键作用。27日，日军的围攻彻底破产。八路军共歼灭四千多名日军，收复了和顺、榆社等十八座县城。苫米地因为在长乐村失败，受到严厉处分。刘伯承说：“我们的战术原则是机动灵活的，不能老是套用一个战术原则，否则就要吃亏。采取哪种战术好，要看具体情况。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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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敌后大战日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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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在研究战术，毛泽东则关注着游击战争的战略。他认为，山地可以打游击，平原也不例外。他在同一个月指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八路军闻风而动。刘伯承师选中河北南部作为发展区域，请身经百战的徐向前率领两个团又一个支队出征。26日清晨，队伍出发，刘伯承和邓小平到路口送行。
刘伯承对徐向前说：“我在响堂铺战斗时说过，我们一分手，你就会打胜仗。现在又分手了，我等着你们的捷报。”邓小平说：“我也很想到冀南打几仗。祝你们旗开得胜，我们在冀南再见面。”
这年7月，八路军部分主力部队开赴山东。在此之前，山东十多个地区已经爆发了抗日武装起义，领导者是以黎玉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在胶东，起义部队收复蓬莱、黄县和掖县，建立了最早的三个抗日民主政权。在鲁西北，大批中共干部前往工作，建立起一支五万多人的抗日武装，开辟了鲁西北三十多个县的抗日局面。
9月下旬，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达乐陵，成立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并把当地武装一万多人合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年底，开辟了以宁津和乐陵为中心的平原游击根据地。各地武装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江华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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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在今天结束，而是明日继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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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智说：“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日继续。”
淞沪会战后期，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以后，致使中国军队背腹受敌，被迫撤退。蒋介石想把部队向原阵地后方稍撤，即把右翼的原中央兵团撤到青浦和白鹤港一线，结果也站不稳脚跟。于是，左翼兵团又不能不连带一起向苏州和福山一线既设阵地转进。
这时，日军用机动性较强的海陆空军追击，中国军队不能不尽量疏散，部队本来就够混乱了，现在更不好掌握。何况，既设阵地线上既没有留守部队和向导，也没有工事位置图。部队到来后找不到工事，找到了工事又没有开启工事的钥匙。日军的跟踪追击非常紧迫，中国军队没有足够的时间占领阵地。
中国军队无法在苏州和福山一线站稳脚跟，也没有在无锡、澄山和江阴县城一线既设阵地稳住阵脚，这样一来，南京防守的问题，出乎意料地提前出现在蒋介石的议事日程上。1937年11月9日，上海陷落，距离上海三百多公里的首都南京，直接处在日军威胁之下。
日军认为攻占中国的首都指日可待，侵华气焰更为嚣张。17日，日军成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直接受命于日本天皇。随后，设立了大本营与政府首脑的联席会议。24日，日军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陆军参谋长等人在上奏作战计划中提出，利用在上海周围的胜利，不失时机地果敢追击，进攻南京。
日军果然乘着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撤退的机会，用八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水陆并进，进逼南京。日本上海派遣军山室师团、荻洲立兵第十三师团和中岛第十六师团，沿京沪铁路及其以北向南京推进；第十军末松茂治的第一一四师团沿宜兴、溧阳和溧水公路前进；谷寿夫师团和中岛贞雄第十八师团沿宁国和芜湖公路推进，以切断中国军队沿江向西的退路；国崎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和太平渡江，攻占浦口，以截断中国军队的后路。日军企图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南京，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战局的演变，使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日军前进的作用，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蒋介石在上海失陷两天后，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刘斐等几个人参加。
湖南人刘斐时任大本营作战组长，首先发言。他说，日军利用淞沪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宁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大，后方联络非常便利。南京处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背水，日本海军可从江面封锁和炮击南京，日本陆军也可在芜湖截断中国军队的后方交通线，日本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的形势下，想守也守不住。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初期被日军强迫决战。应该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争取时间，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进一步实行全国总动员，争取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
刘斐又说，毫无抵抗地放弃首都是不行的，应该作象征性的防守，但不应投入过多兵力去争一城一地的得失，适当抵抗之后，就可以主动撤退。兵力不要超过十二个团，顶多十八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不便于机动。
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刘斐的意见，何应钦和徐永昌也表赞同。他们说，上海到南京，一路都是平原，无险可守，而且军队主力在淞沪会战中消耗太大，恢复战斗力需要假以时日。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也主张不作“无谓的牺牲”。蒋介石在总结时说，刘斐的看法很对，但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对上海作战中损失严重的部队，应该一律调到后方整补。
蒋介石的态度虽然是模棱两可，但他决定把在上海作战中受损严重的部队调到后方整补，与象征性防守南京的方案是吻合的。
过了两天，蒋介石又召集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稍多，除了何应钦等人，还有唐生智和谷正伦。湖南人唐生智情绪激动，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他说，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
但是，刘斐坚持上次的意见。这两个湖南人发表了迥然不同的观点。而实际上，主力部队已经奉命向广德、安吉和宁国一带退却，陈诚和顾祝同都到皖南一带部署部队的整补工作去了。蒋介石在这次会上仍然没下定论，只说：“孟潇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罢！”
又过了一天，晚上接着开第三次幕僚会议。唐生智仍然坚持要固守南京，蒋介石明确表示同意。他问道：“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没有一个人作声。唐生智最终打破沉寂，信誓旦旦地说：“委员长，我愿与南京城共存亡！”蒋介石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他又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第二天，唐生智走马上任，卫戍司令部设在鼓楼百子亭附近的一幢两层楼房内。他委任罗卓英和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一时间，唐生智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外记者纷纷采访他，请他谈谈对抗战的决心。唐生智说：“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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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在今天结束，而是明日继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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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确定了固守南京的方针，又决定迁都重庆。那时，日本空军已对南京进行过三次空袭，国民政府各部门已纷纷迁往武汉，只有少数人还留在南京。蒋介石为了避免日机轰炸，住在中山门外四方城旁边一幢极小的房屋里，只有两间小房，吃饭、会客、办公都在一个小房里。汪精卫住在中山陵园自己的别墅里，当他得悉前线部队已撤离吴福线，日军已沿太湖南岸西进，就乘船去汉口了。
11月25日，蒋介石下达保卫首都的作战序列，共计七个军、十四个师及配属单位。这十四个师中，除徐源泉的第二军团是刚从武汉调来，其余大部分是淞沪战场上撤退下来的部队，伤亡较大，来不及补充和休整。
蒋介石批准的作战方案，将防守重点摆在镇江方向，其次是南京至杭州公路的汤山镇和淳化镇。防御地带由三线组成：第一道防线从南京以东和以南外围山地的三江口至板桥镇，第二道防线从八卦洲南岸的甘家巷、西善桥到江心洲对岸，最后的防线就是南京城。
按照唐生智的部署，徐源泉第二军团两个师，防守南京以东的龙潭至汤山附近一线正面；叶肇第六十六军两个师，防守汤山至淳化镇以东一线正面；俞济时第七十四军两个师，防守淳化镇至板桥镇和江心洲一线；王敬久第七十一军和邓龙光第八十三军防守镇江；孙元良第七十二军防守城南中华门、雨花台和黄山顶；宋希濂第七十八军部署在城北的幕府山、下关、和平门与玄武湖地区；桂永清的教导总队防守城东中山门外至玄武湖一线；萧山令的两个宪兵团防守城西莫愁湖、清凉山和草场门一线。
以上各部队仓促进入新的防区，其中第二军团第四十八师，在南京保卫战打响以后，才于12月7日从汉口到达南京。
12月2日上午，蒋介石得到一条令人沮丧的消息：布鲁塞尔九国会议成员国，竟然没有一个同情中国，也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出面制止日本，或促使日本放宽和谈条件。傍晚，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来到黄埔路官邸，对蒋介石说：“现在日本人和谈的要价更高了，近卫内阁有些人说，一定要叫中国人丢脸，你们还是赶快撤出南京吧！”
蒋介石脸色铁青。他对九国会议寄予的希望，现在成了肥皂泡。他心情沮丧，原先对固守南京的一点信心，现已灰飞烟灭。他决定马上离开南京。
7日，他和宋美龄来到百子亭唐公馆，向唐生智告别。唐生智正在召开师以上军官作战会议，见蒋氏夫妇来了，连忙带头鼓掌，请蒋介石训话。蒋介石为大家鼓了鼓气，博得一片掌声。他说，云南的部队已经在开拔途中，只要大家死守下去，他很快就会亲自率领强大的军队来解围，歼灭入侵的日军，光复国土。唐生智代表守城官兵，向蒋介石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蒋介石拉着他的手说：“孟潇，我代表政府感谢你！”
“委员长放心，保卫南京是军人职责，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后退一步。”唐生智信誓旦旦。
门口的轿车发动机响了，蒋介石和众人告别，唐生智把蒋氏夫妇送上轿车，挥手告别。轿车开出唐公馆，直奔光华门机场。转眼间，飞机冲上云霄，在南京上空绕了一圈，向长江尽头飞去。
唐生智给交通部长俞飞鹏下了一道命令，叫他撤掉下关到浦口之间的渡轮，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他还命令浦口的胡宗南第一军制止军人从南京向北岸渡江，如有不服者，可以开枪射击。
蒋介石离开南京之前，南京保卫战已于5日拂晓在句容打响。日军中岛今朝吾第十六师团沿京杭国道，前进到句容和汤山镇之间，遭到守军猛烈抗击。这一线阵地上有两支粤军，一支是叶肇军，另一支是邓龙光军。两个军一共四个师，其中三个师刚从淞沪战场撤到这里，实际人员伤亡过半。另一个师刚从武汉调来，地形不熟，放下背包，工事还没来得及挖，日军就上来了，他们只好仓促迎战。
开战的枪声响过，叶肇在望远镜中见日军的先头部队人数不多，稍稍松了口气。他设想在句容附近布置一个“口袋阵”，全歼这股日军。于是，他命令第四七八旅旅长喻英带两个团上去，包围日军。他们打到中午，兵力不足，一批日军突破了包围圈，喻英命令部下拼刺刀，把他们堵住。不料大批日军蜂拥而至，喻英旅且战且退。傍晚，喻英的两个团被日军反包围，水泄不通，任凭左冲右突，也冲不出包围圈。第二天中午，叶肇想叫这两个团向西南突围，可是命令无法传递。邓龙光军闻讯赶来增援，打了半天，又引来大批日军。叶肇派两个营去传达命令，却无法插入日军包围圈。邓龙光军在西南方向攻击，日军掉转枪口攻打他们。邓龙光军渐感不支，向土桥方向且战且退。这时，日军包围圈内的喻英旅两个团寻机向西突围，日落西山时，终于冲出包围圈。
两支广东军且战且退，日军紧追不舍。他们退到汤山，见机向日军发起攻击，途中与日军相撞，很快绞杀在一起。喊杀声、惨叫声和枪械撞击声响成一片，杀得天昏地暗。双方投入兵力越来越多，白刃战持续了一个小时，日军的坦克和骑兵上来了，叶肇命令部队迅速撤退，在中山门外的孝陵卫布防。
孝陵卫距南京城只有五里路。叶肇考虑到距城太近，日军一个冲锋就能攻入城内，便派出一支工兵队隐蔽在孝陵卫前面的其林门，阻击迟滞日军攻城。十人组成的工兵队伍乘夜出发，走了不久，发现对面来了一队人马，便喝问一声：“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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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在今天结束，而是明日继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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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人！”对方说的是中国话。
工兵以为是自己人，又问：“哪部分的，口令？”
“啪！”对方开枪打倒了一名中国工兵。原来这是一支日军侦察队。
工兵小分队迅速散开，向对方射击。一阵枪响后，中国工兵倒下四人，剩下的六人端起刺刀，向日军扑去。日本兵用的是匕首，显然是处在劣势，两个回合就倒下七人。剩下十三个日本兵对四个中国工兵，日本兵见刺刀寒光闪闪，不敢贸然攻击。中国工兵突然向日本兵开枪，十三个日本兵全部中弹。
中国工兵消灭了日军，便稍事休息。刚刚躺下，后面又上来七八个日本兵，用匕首刺倒三名中国工兵。剩下的一名中国工兵翻身起来，端起刺刀向日本兵刺去，一刀接一刀，一连刺中几个。其余的日本兵向他围拢，他一边后退一边开枪，将最后五个日本兵击毙。战斗结束，他筋疲力尽，躺下喘气，地上突然蹿起一个黑影，把匕首插进他的胸膛，他惨叫一声，昏死过去。那个黑影是躺在地上装死的日本兵，他拔出匕首，坐在地上，开始抽烟。香烟火光在黑夜里忽闪。受伤的工兵苏醒过来，看到火星，咬牙忍痛爬起来，扑向抽烟的日本兵，竭尽全力，死死卡住他的脖子，直到把他掐死。他自己又昏死过去。
这个勇敢的中国工兵名叫李茂林。天亮时，守军巡逻队发现了他，将他抬回城里抢救。
句容战斗打响的第二天上午，俞济时军的王耀武第五十一师在南京通济门外的淳化和上坊一线，与日军吉住师团接火。
山东人王耀武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属于蒋介石一向重用的“少壮派”。他的上司俞济时则是蒋介石的嫡系，当过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这次南京保卫战，蒋介石不惜动用精锐部队，把俞济时军留下。他离开南京前对王耀武说：“中央军要为全国军队做出表率，在南京打出个榜样来，真正起到硬核桃的作用！”
王耀武回答：“校长放心，七十四军决不给校长丢脸。”
王耀武率部来到淳化镇构筑工事时，听说日军一个小队到了前面的土桥。他决定露一手给蒋介石看看。晚上，他派一个营摸到土桥敌营，突然发起攻击，击毙十五名日军。这个营缴获一面旗帜和十五支枪，抓了三个俘虏。蒋介石连连称赞，叫王耀武将俘虏押到南京，送到蒋介石跟前。蒋介石围着俘虏转了一圈，对唐生智说：“这些家伙并不是刀枪不入的神仙，只要都像王耀武那样尽心尽职，南京是完全能够守住的。”
日军吉住师团第十八旅团突然少了一个小队，旅团长井出宣时十分恼火，命令部队向淳化追来，十五架日机为步兵助战。王耀武师以猛烈炮火还击，激战两昼夜，打退日军几十次进攻。唐生智调来二十辆坦克助战。坦克冲向敌群，连撞带碾，所过之处，血肉横飞，一百多名日军被坦克碾成肉饼。日军集中三十门大炮，猛轰中国坦克，三辆坦克被大炮击中，三名坦克手牺牲。
淳化战斗持续到12月8日，日军调来三十辆坦克。王耀武命令战车防御炮开火，半小时后，击毁日军坦克十五辆。这一天的战斗异常激烈，王耀武师第三○一团伤亡过半，九名连长战死沙场，其余两个团伤亡也很严重。傍晚，日军大量增兵，王耀武师寡不敌众，唐生智命令他们放弃淳化和方山阵地，向河定桥与麻田一线转移。
可是，日军死死咬住王耀武师，他们退到哪里，日军就跟到哪里。打头阵的日军扛着太阳旗，发出一声吼叫，后面的日军跟着吼叫，旷野为之震动。天空下起了小雨，雨点越来越大。日军冒雨追击。第三○五团团长张灵甫是被王耀武从监狱里要出来的杀妻犯，对王耀武存有感恩之心，见部队甩不掉日军，便跑到王耀武跟前说：“让日军这样穷追下去不是办法，应该派一支劲旅顶住日军，掩护主力撤退。”
王耀武颇以为然，考虑由谁来担任阻击，张灵甫主动请缨：“如果信得过我们团，就让我们掩护吧。”
王耀武望着张灵甫，拍拍他的肩膀，说：“危难时你能主动请缨挑重担，我很感激。不过，日军来势很猛，你们团担子很重啊！”
陕西人张灵甫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入黄埔军校深造，喜读兵法，指挥作战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他向王耀武立正敬礼，说：“师座放心，你赶快带大部队撤吧，这里有我！”
张灵甫将部队分成两拨，一拨用机枪掩护，另一拨在路边和田野埋地雷。他们刚刚后撤，尾随的日军就踩上了地雷，死伤一片，吓得不敢贸然穷追了。王耀武师平安撤到雨花台和中华门一线。
俞济时军的冯圣法第五十八师在牛首山阻击日军。这里距中华门十五公里，山高四百四十米，双峰角立，形如牛首，古称牛头山，又名天阙山，地形十分险要。1130年金兵侵占建康，岳飞曾在这里设立营垒，埋伏重兵，抗击金兵。冯圣法如今在这里抗日御侮，指挥部队在营垒前三百米左右埋设地雷，打算在日军踩响地雷时发起冲锋。
日军进攻时，果然吃了地雷阵的苦头，丢下许多尸体。日军派来二十架飞机，对冯圣法师轮番轰炸，炸毁不少营垒，守军死伤严重。飞机过后，日军坦克又来了，但因山高坡陡，行驶不便，只好在山下开炮。炮击过后，步兵集团冲锋。冯圣法师官兵顽强抗击。他们等到日军接近营垒时，扔出手榴弹，把日军压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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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在今天结束，而是明日继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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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接连三天攻打牛首山，唐生智见冯圣法师损失惨重，命令他们撤到江宁镇。9日傍晚，日军占领牛首山，第二天便向江宁镇扑来。
日军攻势凌厉，步步紧逼。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只好再向后撤。12月8日，东线主力已撤入城内，以城墙为依托，继续抵抗。这天下午，日军吉住师团趁淳化守军王耀武师转移阵地之机，在坦克掩护下，一口气占领了公路线上的高桥门、七桥瓮和中和桥，9日拂晓到达光华门下。守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教导总队，以及机动作战的第一五六师和宪兵部队，居高临下，用机枪封锁道路，打得日军抬不起头来。日军久攻不下，派出飞机往城门上猛丢炸弹，守军死伤惨重。日军接着动用十八辆坦克朝城门开炮，压得守军抬不起头来。唐生智紧急调来迫击炮，轰击日军坦克，才压制了日军火力。可惜迫击炮的炮弹有限，仅有二十九发炮弹，转眼间就打光了。
10日，第一五六师接防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阵地，上午打退日军七次冲锋。中午，城门前不见一个日军，而城门上的哨兵却被子弹击倒。守军找不到子弹发射点，三名士兵莫名其妙地阵亡。守军设法引蛇出洞，扎了一个半身高的草人，给它披上服装，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哨兵。一名士兵举着草人向城墙边移动，日军果然用机枪射击，守军这才发现，原来有日军躲在城墙门洞内，不时出来偷窥，见到哨兵便打冷枪。守军马上朝门洞里扔下一捆手榴弹，无奈门洞太深，手榴弹爆炸了，却没炸到躲在洞奥的日军。
守军刘团长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决定组织敢死队消除隐患。后半夜，一根绳子从城墙垂直缒下，敢死队悄悄攀绳下滑。寂静中突然传来几声手榴弹的爆炸，敢死队已经得手。他们还扔出了燃烧汽油弹，刹那间大火熊熊，烧得日军嗷嗷直叫。火光惊动了不远处的日军，以为中国军队出城反击，吼叫着冲出营房。敢死队来不及爬上城墙，便和冲来的日军交战。他们寡不敌众，孤军奋战一小时，全部就义。
有诗人为敢死队的事迹感动，挥笔作词，纪念他们的英勇：
清平乐守光华门的勇士高墙壁垒，攻城敌被歼。城门洞圈有敌情，勇士设法攻歼。筹措汽油粗绳，敏捷缒悬迎战。与敌同归于尽，英名长存人间。
教导总队素有“蒋介石之剑”的称号，坚守在紫金山巅。这支部队是由特种兵组成，有炮兵团、骑兵团、工兵团和辎重团，共计五万多人。他们经过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长期训练，能攻善守。蒋介石把他们摆在山巅上，是因为他的官邸就在紫金山下。这支部队在山上可以兼顾来自两个方向的日军，防止日军从梅花山方向和栖霞山方向的进攻。当年曾国藩攻打天京，就是从紫金山的天堡城杀进来的，天堡城一丢，太平门就无法保住，蒋介石在这里部署精锐，也可以说是以史为鉴吧。
进攻太平门的日军中岛师团，并不知道苍松翠柏的紫金山有中国守军严阵以待。他们推进到离太平门不足一公里时，突遭炮火袭击，经过仔细观察，发现炮火来自紫金山，便集中大炮和坦克一齐反击。炮击之后，步兵蜂拥而上。紫金山下有个不太高的红毛山，守军的机枪阵地隐蔽在此。日军冲到红毛山，守军几十挺机枪向他们射击，打得尸体枕藉。日军指挥官气得嗷嗷大叫，指挥炮火还击，然后派出装甲部队，为后面的步兵开道。红毛山守军狙击手携带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跃出阵地，冲向日军坦克，部分跳上坦克车顶，把炸药包塞进驾驶仓内，另一部分将炸药包拴在坦克履带下。他们脱离坦克后，猛烈的爆炸声响起，日军坦克瘫痪下来。
唐生智得到日军进攻紫金山的报告，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军工和战车防御炮，支援紫金山的守军。日军连续三天攻不下紫金山，只能望山兴叹，另想攻城良策。
第四天早上，日军一架飞机在紫金山上空丢下一个彩色大气球，气球下载着一名军官。守军不知日军又玩什么花招，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议论。就在守军麻痹大意的时候，几发炮弹飞来，轰然爆炸。守军恍然大悟，原来悬在气球下的军官是了望哨，俯瞰中国军队的阵地，将情况用报话机通知炮兵，给炮兵提供目标。守军吃一堑长一智，不再向日军暴露目标。
日军无法从岗子村方向攻上紫金山，改从梅花山方向进攻。他们爬上山坡，被老虎洞的守军打了下去。日军便用重炮轰击老虎洞，接着派步兵冲锋。守军以猛烈的炮火阻击日军，成群的日本兵被击毙在山坡上，尸积如山。下午，日军继续攻击，在炮兵掩护下，不要命地向山上冲。守军依托阵地，沉着阻击，只要日军爬到离阵地五十米，就一跃而出，和他们拼刺刀。
10日，日军集中了两个师团兵力，要与守军决一雌雄。他们调来八十五辆坦克，兵分两路，向紫金山猛攻。左路从孝陵卫街的公路攻打西山，右路从灵谷寺攻打中山陵和陵园新村。宏伟美丽的中山陵和九层八面螺旋式的灵谷寺塔，顿时淹没在冲天大火之中。教导总队坚守到12日晚，大部伤亡，不得不撤出阵地，紫金山落入日军手中。
南京中华门外的雨花台，原是一个高约一百米、长约三千米的山岗。这里地形弯曲起伏，十分险要。第八十八师奉命在这里布防，修筑起密如蛛网的战壕、铁丝网和钢筋水泥碉堡。第八十八师的朱赤第二六二旅，负责防守雨花台阵地的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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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在今天结束，而是明日继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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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于8日下午从溧水方向推进到雨花台，朱赤旅突然射击，重创日军。日军稍作整顿，重新发起冲锋。朱赤命令部队沉着等待，日军距工事五十米时，朱赤才下令射击。
日军大乱，朱赤振臂高呼：“弟兄们，跟我上！”他纵身跳出战壕，和日军白刃肉搏，阵地前杀声震天，血流成河。日军损失惨重，仓皇后撤。
第二天上午，日军出动二十架飞机，在雨花台上空轮番轰炸。守军的血肉之躯，抵挡不住猛烈的炮火，朱赤旅损失严重。朱赤受伤，脸上流着鲜血。士兵们跑来给他包扎，被他推开。他说：“弟兄们，打仗必然会有流血，会有牺牲，你们不要管我，日军炮击以后，你们就发起冲锋，一定要打退日军，死守阵地！”
日军很快组织大规模集团进攻，朱赤高喊：“弟兄们，报国的时刻到了，要与阵地共存亡，狠狠地打啊！”
守军奋勇拼杀，再次打退日军的进攻，朱赤旅以阵亡一百八十人的代价，歼灭一百九十五名日军。
战斗空隙，朱赤命令部队抢修工事，抢救伤员。他在阵地上来回奔跑，检查工事，慰问伤员。突然，一阵尖啸传来，一发炮弹落在朱赤脚边，他来不及躲避，随着巨响倒在血泊之中，为抗战献出了生命。
第二天，朱赤旅在雨花台阵地上全部阵亡。在寒风中，横在道路上的沙包和圆木在燃烧，日军的坦克轰隆隆地从尸体上轧过去，冲向中华门城堡。
雨花台的左翼，由高致嵩的第二四六旅防守。
高致嵩注重战前准备。他组织各级军官察看地形，研究战斗部署，要求部队抓紧时间挖工事。高致嵩仔细检查每一处工事，发现四营的工事达不到要求，便沉着脸对王营长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个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懂？你自己看看，你们营的工事挖得马马虎虎，如果日军从这里进攻，你们挡得住日军的手榴弹和枪弹吗？”
王营长低着头承认错误，高致嵩挥挥手说：“快叫弟兄们放下碗筷，重新挖过！不挖好工事，不准吃饭！”
高致嵩还注重战前动员，努力激发部队的情绪。9日，他给部队训话：“弟兄们，你们都听说过秦桧吧？他是一个遗臭万年的怕死鬼，我们不能学他。世上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就是亡国的苦不能吃，亡国奴的罪不能受。现在日军来了，谁不抵抗，谁就是犯了亡国罪。弟兄们，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明天，我们要与侵略者拼到底！”
日军两个联队向高致嵩旅发起进攻，官兵们顽强阻击。日军也不怕死，嗷嗷吼叫着冲上来。高致嵩观察着战况，认为光靠阻击无法打退日军，必须发起猛烈的反击。于是，他拿起电话，命令各团发起反冲锋。他放下电话，身先士卒，举起手枪高喊：“弟兄们，跟我冲！”
高致嵩旅的官兵们勇猛地杀向敌群，和日军拼刺刀。阵地上杀声震天，鲜血飞溅。刺刀拼弯了，官兵们把枪扔掉，和日军厮打拼搏，有的抱着日军滚下山底，同归于尽。
短兵相接，高致嵩的耳朵被日军咬掉一只，鲜血直流。他顾不得包扎，忍痛对官兵们说：“弟兄们，日军还会再来，我们只能稍许休整，准备迎接更残酷的战斗！”
高致嵩要各团统计现有兵力。统计报表送上来，全旅一万多人只有四五百人还能战斗。日军又冲上来了，高致嵩命令官兵们将所有手榴弹后盖打开，把导火索连结起来，摆在阵地前。日军越来越近，距离只有三十米时，高致嵩叫大家听他的口令。日军见守军阵地上没有动静，以为守军子弹打光了，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声喊叫：“抓活的，抓活的！”日军冲过来，二十米，十米，五米——高致嵩大叫一声：“拉导火索轰隆一声巨响，高致嵩和他的全体官兵，与日军同归于尽，阵地上恢复了平静。
雨花台方向的守军一直坚持到12日，由于兵力不足，缺乏弹药，部队越打越少，血洒满山，尸横遍地。当天下午，日军的坦克和步兵向中华门城墙蜂拥而去。
日军逼近南京时，守军一支装甲部队奉命出击，与日军先头部队交火，被日军打退。一辆装甲车陷入壕沟，无法开出，两名装甲兵没有弃车逃跑。日军先头部队打扫战场时，两名中国兵闷声不吭，没有被日军发现。
不久，日军谷寿夫师团大部队浩浩荡荡开了过来，趾高气扬，毫无防备，经过这辆装甲车旁边。中国兵用机枪猛射，几十名日军猝不及防，死于枪下。日军全部卧倒，然后向装甲车发起冲锋，打了几十个回合，全被打了回去，装甲车周围到处是日军尸体。
两名中国兵沉着机智，日军不冲上来就不开火，节省子弹。日军重武器没跟上来，一时对他们莫可奈何。他们坚持到天黑，开始突围，一名士兵壮烈牺牲，另一名找到了部队。日军把这次伏击记入了作战手册，供每一个军官借鉴。
装甲兵归队后，把这件事上报长官。杜聿明半信半疑，夸奖几句了事。直到昆仑关战役结束后，杜聿明才从缴获的日军作战手册中看到这次被袭事件的记载。手册中要求日军严格打扫战场，不能大意，步兵不管有没有反战车任务,一定要携带穿甲弹或装备些炮弹。杜聿明这才知道，那位士兵不是吹牛,立即下令找他，结果发现他几天前已经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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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在今天结束，而是明日继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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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南京的日本军人是疯狂的。12日上午，美军珀内号炮艇满载着美国大使馆的最后一批人员和一群西方记者，拖着美孚石油公司的三艘驳船，离开日军迫近的南京城，溯江而上。日军奥山中尉率领一个飞行中队飞到珀内号上空。奥山明明看见下面的炮艇上飘扬着美国国旗，却视而不见，率领机群向珀内号攻击。二十分钟后，这艘美国炮艇下沉，艇上的人纷纷跳水逃命。
罗斯福总统听到这个消息，很想制裁日本，无奈国会里阻力重重。议员们宁愿牺牲在中国的利益，也要维护对日本的贸易。日本也急于避免与美国冲突，日本外交大臣连忙照会美国驻日本大使“深表歉意”。圣诞节前后，美国收到了日本政府的赔款支票，面额为美金二百一十万四千零七元三角六分，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12日正午，雨花台陷落后，孙元良师从城墙爬进城内，直奔挹江门，企图从下关渡江逃走。宋希濂的戒严部队阻拦劝说，收容约两千人，仍然由孙元良率领，回到中华门附近作战。
下午4点，俞济时军也从三汉河向下关搭浮桥，准备向下关撤退，又被长官部制止。这时，日军虽然猛烈攻城，占领了雨花台和紫金山第一峰据点，但胜负并没有最后分晓。
5点左右，顾祝同给唐生智打来电话，转达蒋介石的撤退命令，要他迅速赶到浦口，以便撤离。唐生智表示：不能马上离开南京，撤退问题必须部署。当晚，蒋介石又来电，命令唐生智放弃南京，向津浦路撤退。第二天凌晨，唐生智召集各部师长以上军官开会，做出“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部署。
守军将领们默不作声，沉浸在悲愤的深渊里。唐生智心里也不好受，他大声说：“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日继续；请大家记住今日的耻辱，为今日的耻辱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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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石根：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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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残暴的松井石根叫嚣“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了南京城。占领军官兵们在坍塌的南京城墙上狂叫，日本国内也是一片欢呼声。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这是古人对于古都金陵物是人非发出的慨叹。但是，自从南京陷于日军之手，任何诗人对这座城市的感慨，都叹不尽南京市民的痛苦和悲惨。野蛮的日军无恶不作，顷刻间就把中国的首都，变成了人间地狱。
日军攻进南京后，松井石根和谷寿夫宣布“解除军纪三天”。于是，日军丧心病狂的大屠杀开始了。
南京一个外国侨民，在日军攻占南京时的十二天里，每天记下了所见所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派驻中国的记者田伯烈做了报道。
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
今天，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一片焦土，到处是毁坏的痕迹。南京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要是看到兽性勃发或狂醉的日本兵从强奸女人的地方走出来，就知道情况很危险。我们看到日军劫掠最可怜的穷人，连一个铜板和一件棉袄都不准保留，连人力车夫的车子也无法幸免；我们看到日军从难民区里拖出成百成千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把他们杀死，或当作练习刺杀的对象；我们看到大批妇女惊恐万状，悲伤哭泣……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人间地狱。
12月14日，星期二
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恐怖时代随之开始，而且恐怖的程度日益加剧。
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和秘书史密斯，曾造访日军司令部，请求阻止令人难再容忍的骚扰行动。这次造访终归是徒劳。
晚上，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一千三百个难民全部拖走，用绳子捆着，押向刑场，却听不到一声呜咽。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心里痛苦极了。
12月16日，星期四
早晨，我们开始听到强奸妇女的事情。据我们所知，有一百个妇女被日军劫去，其中七个是从金陵大学图书馆劫走的，在家里被强奸的妇女更是不知其数。
12月17日，星期五
劫掠、屠杀和奸淫有增无减。昨日白天和夜间，日本兵强奸了一千名妇女。一个兽兵在强奸时，婴儿在旁哭声不断，兽兵便把他活活掐死。医院里挤满了受难者。
12月18日，星期六
早餐时，李格斯说，住在他家里的两个女人，昨晚被强奸了。威尔逊报告，一个五岁的女孩子被送进医院，她被日本兵刺了五刀；一个男人身上有十八处刺刀的伤痕。下午，有四五百个恐怖过度的妇女，涌入我们的办公处要求保护。
12月19日，星期日
日本兵放火，燃烧甚烈，据说有几处也要烧。一天内日本兵闯入一些外国侨民的住宅，达十次之多，搜劫住宅内的难民，强奸妇女。难民区中有七个清洁工，日本兵杀死其中六人，一人负伤逃出。街道上有很多尸体，全是死去的平民。
12月20日，星期一
暴行在继续进行。全城大火蔓延。下午我同史密斯乘车外出，重要的城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走，看见日本兵在店内纵火，他们忙着把货物装进军用卡车。夜间，我从窗口眺望，十四个地方冒出火舌，向天空飞腾。
12月21日，星期二
我们14日访问日本使馆的田中参赞，面交二十二名外侨署名的抗议书，要求终止纵火骚扰的不幸事件。雷伯住宅的对面已经起火。他的花园里还住着四百多个难民，吃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12月22日，星期三
我同史波林走向办公楼附近的一个池塘，看见五十具平民的尸体，手被反绑着，其中一人被削去了半个脑袋，他们大概是牺牲于军刀之下吧。黄昏，我同李格斯步行回家，日本兵强奸了李格斯住宅内一位五十四岁的老妇人。
下关电灯厂姓吴的工程师向我们讲起了一件事情：该厂共有五十四个职工，工作很负责，直到南京失陷的最后一天才停止工作，避入英商和记银行。日军借口该厂属于国营（实际是民营），便把其中四十三名职工拖出去枪决。
12月23日，星期四
农村师资培训学校收容所里的难民，又有七十个人被拖出去枪杀。日本兵可以随意乱抓中国平民。任何人，只要手上有硬茧，就可作为当兵的证据，他就必死无疑。
中午，从外面送来一个人，头部被烧焦，眼睛和耳朵被割去，鼻子只剩下一半，惨不忍睹。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他在几小时后死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军把几百人绑在一起，浇上汽油，点火焚烧，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在鼓楼对面，看见另一个死人的头部和臀部也有同样的烧伤，这种兽行令人难以置信！
12月24日，星期五
七个日本兵盘踞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他们强奸妇女。在我们办公楼的附近，三个日本兵强奸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街上仍然有很多人被刺伤。
12月27日，星期一
今天进入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三个星期了。日军仍然毫无纪律，骚扰和暴行事件日益增多，不知还有多少罪行不属于我们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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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石根：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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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火还在继续。今天城南有两所基督教教会学校被焚毁，德国商人的起士林糖果店也起火燃烧。……
这位外国侨民在日记中的记载，尽管只是他在局部所见所闻的一些情景，却很有代表性地揭示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从他的见闻中，读者可以看出，日军对中国的战俘和平民中的男性加以滥杀，而对中国的女性则是先奸后杀。
一份出自红十字会的调查报告，记载的情况和上面日记中的描述如出一辙。
山西路一所住宅内，日本兵在强奸一位妇女，丈夫在一旁哀求他们放过妻子，结果夫妇都被刺死。
隆冬时节，一个日本兵发现雪地上有被强奸致死的裸妇尸体，便抓来一个市民，强迫他与尸体交合，市民抗拒，立刻惨遭杀害，日本兵还朝裸妇尸体下部连戳几刀。
有一户人家，屋里住着姑嫂三人——一位少妇和两位少女。几个日本兵闯进来，机警的少妇连忙躲藏到屋内的草堆里。两少女来不及躲避，惨遭日本兵蹂躏。少妇听见大一点的姑娘喊了一声“嫂嫂”，便不再吭声。小姑娘大哭大闹一阵，也没了声息，只听到兽兵们发泄的狂笑，少妇吓得浑身发抖。两小时后，兽兵离去，惊魂未定的少妇，壮起胆子，蹑手蹑脚，回到房里一看，只见小姑娘躺在桌底下，下身血淋淋的，胸口和肚皮被刀戳了两个窟窿，肚肠都流了出来。大姑娘赤身露体仰卧床上，浑身血污，下身还插着一把刺刀。这副场景给了少妇太大的刺激，她疯了。
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1982年出版的《侵略——中国随军记者的证言》一书中，记载了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其中有一段，谈到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摧残。
女人是最大受害者。年老的，年轻的，全部遭殃。日军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里，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十五到二十个士兵玩弄。士兵们在仓库周围选一块有阳光的地方，用树叶之类铺在地上，手里拿着有中队长盖章的纸条，脱下兜裆布等候着，轮流强奸。强奸完了，将女人统统杀掉，残忍至极。
一位外国的牧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也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烧杀奸淫。
赤手空拳的平民，遭到日军枪杀，已经超过一万名，其中不少是老弱妇孺。据德国同事统计，强奸案达到两万件，其实很可能不止这个数字。仅金陵大学一处，就有一百多件强奸案是我知道全部细节的，还有三百件得到了证据，这样的痛苦与恐怖，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仅仅在金陵大学这个地方，女孩小至十一岁，妇女老至五十三岁，都有被日本人强奸的。在其他难民群中，七十二岁和七十六岁的老太太也不免于难。在校场上，十七个日本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妇女。事实上，这些强奸案有三分之一是在白天干的。
几乎城内每一建筑都屡遭搜劫，车辆、粮食、衣服、被褥、钱财、钟表、地毯、书画和各式珍玩等等，都是搜劫的目标。大多数商店，先是被无法无天地明抢暗窃，三五成群的士兵又在长官指挥之下，有系统地将它们洗劫干净，把赃物装上货车，然后放火把商店烧毁。
这里每天都有好几处火警，很多路段的房屋被他们烧毁。我们手头还藏有一些日本兵放火用的化学品导火线，纵火的全部过程从头到尾我们都亲眼目睹了。大多数难民所有的衣物被日军洗劫一空。
日军对南京妇女的先奸后杀，还有一些残忍的事例。
南京市民姚家隆，携带家眷在中华门斩龙桥避难，遇到日军，妻子被日本兵奸杀，八岁的幼儿和三岁的幼女在一旁哭泣，日本兵用刺刀将他们挑起，扔进火里，活活烧死。
中华门外，日本兵轮奸了一位少女，又强迫过路的僧侣和她交媾，僧侣拒绝，日本兵便割下僧侣的生殖器，导致僧侣死亡。
当时，南京的中国妇女人人自危，纷纷跑到外侨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安全区躲避。但是安全区内不安全，日军趁着黑夜，翻墙而入，搜索中国妇女，不分老幼，一律强奸。国际救济委员会在金陵女子大学设立了妇女收容所，约七千多名妇女在这里避难。但是，她们在这里也避免不了日军的强暴。日本兵挨户搜索妇女，大展淫威，还不满足，每天把大卡车开到收容所，劫走大批妇女。女人们无助的号哭之声，传到几里之外。从十二岁到七十岁的妇女，都成了日军奸淫的对象，稍有不从，便造惨杀。
难民区的有些妇女，为了避免受辱，只好女扮男装。但是，日军又把她们当作男人拉去做壮丁，真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有一次，日寇抓了一批女扮男装的中国人，用绳索捆绑，一个日本兵触到其中一个被捕者的胸部，觉得可疑，便解衣检查，发现都是女人，便将她们全部奸淫。事后，剥光她们的衣服，裸体钉在墙壁上，活活钉死。这些可怜的女人，有的两只乳房被削掉，有的下身被搅烂，有的被切开腹部，肚肠被挑出来，死状惨不忍睹。
在南京，孕妇也逃不过日军的毒手。一些孕妇被日本兵奸淫，事后用刺刀开膛破肚，将胎儿取出来蒸熟吃掉！
世界舆论也有把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强奸事件”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战后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的发言证实了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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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石根：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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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除了任意屠杀我国同胞以外，便是随时随地强奸我国妇女，其次数之多，情状之惨，也是打破世界记录的。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支持了这种说法。
强奸事情很多。不管是被害人或者为了保护她的亲属，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经常便遭到杀害……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淫虐狂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砍断。
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例左右的强奸事件。
全城内无论是幼年的少女还是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
梅汝璈说，国际法庭接受了无数的关于这类强奸及奸后杀戮的证据。例如，一个姓丁的小姑娘竟惨遭十三名日本兵轮奸，她受不了这样的狂虐，厉声呼救，日本兵当即割去她的小腹，将她杀死。又如，日本兵在东岳庙轮奸年近古稀的老太太谢善真，事后将她剖腹，砍断四肢，一块块投入火中焚烧。这类先奸后杀的暴行，在日军攻陷南京以后的近两个月时间内，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几百件、上千件。
在南京，日军对中国男性的虐杀，也是耸人听闻的。上面引用过其著作的小俣行男，在他的书中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烧杀抢掠和对中国战俘的虐杀。
在南京，到处都可以抢劫和强奸。我们刚进城时，还有许多建筑物，第二天就开始纵火，将主要建筑物全部焚毁。士兵们冲进深宅大院，在屋里大肆翻搜，抢走值钱的物品，然后就放火烧房。……俘虏达到十万之众。刚进城的部队向军司令部请示：“这些俘虏怎么办？”回答是：“适当处置。”
所谓适当处置，就是执行枪决。日本兵把俘虏们押到长江岸边的下关，排队轮流砍头。砍完第一排，强迫第二排的俘虏把尸体抛进江水，然后排成一列，依次砍头。就这样，从早晨杀到晚上，一天不停，杀了两千人。
第二天杀累了，就抬出机关枪，用两挺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让俘虏面朝江岸排成一列，扣动重机枪的扳机，哒哒哒开火。俘虏们一齐逃往江里，却没有一个人能挣扎着跑到对岸，后来，军司令部下达命令：“俘虏不杀了，送到后方去修筑道路，或者干其他苦役。”
然而，被杀的俘虏已经不计其数。长江上漂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鲜血染红了江水，惨不忍睹啊！
日军不但残杀俘虏，还杀害了无数平民百姓。路上躺满了百姓的尸体。日军究竟杀了多少人？没有公布数字，也无法统计。总之，一眼望去，满目死尸。留在市内而又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日军一扫而光。
我乘坐救援部队的卡车向盐城进发，沿途所见，所有的村庄都被烧光了，空气中弥漫着火烧之后特有的焦臭。汽车驶近盐城时，看到一大片馒头状的土堆。……这些“土馒头”就是坟墓。新坟墓连成一片，成千上万。……
盐城是个十万人口的县城，城内已被夷为平地，没有一幢建筑物幸免。城内连一粒米都没有了，附近的村庄也被焚烧一空。
《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2月27日号有一篇报道，典型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杀戮。记者以《紫金山下》为标题，报道了两名日本军官之间的一场杀人比赛。
谷寿夫师团是最先攻入南京的日军部队。这个师团有两名少尉，一个叫富冈明，一个叫野田岩。他们约定比赛，以一瓶白兰地为赌注，看谁能杀人满一百。他们从南京下关一直杀到夫子庙，富冈明杀了一百零五人，野田岩杀了一百零六人，后者赢了这场比赛。两人又打赌，看谁先杀满一百五十名中国人，杀人竞赛再度开始。他们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当头便是一刀，劈成两半。他们在砍杀人数分别达到一百五十的时候，便相约登上紫金山的高峰，面朝东方，遥拜日本天皇，报告杀人的数量，狂欢乱饮，还为他们的“宝刀”“庆功祝捷”。
日本历史学家色川大吉，写了一本《昭和五十年史话》，记载了在南京会战中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官兵的惨死。
（中国战俘被）集中到市内广场上，用电线捆绑成数行，押到江岸的围墙里。然后拉出一队人，把这些俘虏作拼刺刀的练习工具。日军把没死的俘虏浇上煤油，点着火，看他们在火中挣扎乱蹦，活活烧死。军官们用日本刀把俘虏劈成两半，互相竞赛。要杀害的人实在太多，日军就命令俘虏们自己挖一个大坑，叫他们排立在坑的边沿，当作靶子挨个射击，使他们掉入坑内。为了节省子弹，他们将一些俘虏用刺刀扎死，用土埋上。有一批俘虏，手和脚都被日军捆绑，头朝下，倒埋在土里。不计其数的俘虏，被砍了头抛进河里，或被机枪扫射倒在长江里。
许多中国军人，在南京城陷落前奉命集结在城内，不得随便行动。他们成为战俘以后，有的被捆紧手脚，推倒在地，日本兵开着军用卡车在身上往来飞驰，以致碾成连环肉饼，分不清哪是谁的肉身了！还有一些战俘被日军用马匹分尸，然后把碎尸拿去饲喂军犬。
大屠杀中，日军以杀人取乐，觉得单是砍头和枪毙还不过瘾。他们显露了人性中最丑陋最恐怖的一面，杀人自愉，还要花样翻新。有的日本兵先向难民身上淋浇汽油，然后用机枪扫射，枪弹打在被害者身上，汽油立即着火，施暴者看着他们的牺牲品挣扎翻滚、痛苦至极，便鼓掌狂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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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石根：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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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日本兵，强令难民脱光衣服，破冰入水捕鱼，看着一个个难民在水中寒冷抖颤，便高兴得手舞足蹈。
在南京街头，日本兵把割下的难民人头挑在枪上，漫步街头，嬉笑取乐。
日军最毒辣的几种虐杀，可谓洗刷了酷刑的世界记录。有一种暴行叫“狗吃刑”，日本兵将市民的下半身埋在地下，命令狼狗扑上去撕咬，受害者鲜血淋漓。另有一种“钓鲤鱼”的酷刑，用铁钩钩住受害者的舌头，把人吊起来。还有一种“烤全猪”，燃起一堆柴火，把铁床架在火上，将受害者捆牢在铁床上。
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说，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外，还对中国同胞，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用最残酷、最卑鄙的方法，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有一次，日军将已经放下武器的三千多名中国军警人员集体解送到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然后焚化尸体，负伤未死的便被活活烧死。又有一次，日军将华侨招待所里的五千多位男女难民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将他们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然后弃尸江中，让尸体随波逐流，企图杀人灭迹。这五千多人当中，只有白增荣和梁廷芳两人在中弹负伤后游水到达对岸，才幸免一死。后来，梁廷芳应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
在南京城外的幕府山，日军囚禁着从南京城内逃出来的五万七千多名中国战俘和难民，其中包括男女老幼。12月18日夜间，日军将他们全部用铅丝捆扎，驱赶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五万多人倒卧在血泊之中。没死的人在呻吟挣扎，日军便乱刀砍杀，不留一个活口。事后，给尸体浇上煤油，点火焚化，目的也是毁尸灭迹。五万多人当中，只有一个伍长德侥幸没被烧死，等到日军离去后，才从死人堆里钻出来。这位幸存者后来也应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他的证言令人惊心动魄，给听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南京大屠杀的高潮，自日军攻占南京后，昼夜不停，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远东国际法庭认定，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和祸首。
日军在南京究竟屠杀了多少中国人，凌辱了多少中国妇女？国民党南京地方法院的调查报告说，日寇残杀南京同胞总数超过四十万人，其中青年学生占百分之六十，约二十万人；老弱与幼童约十万人；被害妇女达十多万人。又据平民控诉登记，已寻得尸体及获得证据的，也有三十多万人，仅掩埋的尸体就有十五万五千人。如果把无从寻觅尸体的死者也计算在内，那就超过了四十三万人。至于受日军凌辱的中国女性，至少达到两万名，受辱妇女愤恨羞愧、跳江自尽的不计其数。
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犯下的暴行中，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件。这次暴行的规模，在法西斯的所有暴行中，或许仅次于纳粹德军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是，南京大屠杀的残酷程度，决不亚于德军的大屠杀。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并非在毒气室内统一实施的，受害者也不是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内死去。它的受害者，在死前受尽了凌辱和创痛，它的实施者随时随地随意地进行屠杀，对被害者先加侮辱、虐待、抢劫、殴打、戏弄或强奸，才以死亡来结束他们杀人的游戏。因此，南京大屠杀的狂虐和残暴，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就连日本法西斯的德国盟友看到了日军在南京的丑恶表演，也向他的政府报告了一个结论：日军是“兽类的集团”。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侵华的日军是兽类，他们野蛮、残忍、到处发泄原始的本能，他们的狂热中还有无论人类或兽类都不具备的一种邪恶，这种反生命的邪恶具有冷酷的智能，它蔑视人的尊严，把所有的生灵当成儿戏，它玩弄自己的猎物，从猎物的恐惧和痛苦中享受乐趣，从猎物的死亡中求得自身的升腾。这种邪恶的人兽，只有一个词可以准确地描述他们，那就是人间的恶魔。他们闯入美丽的南京城，在善良的中国人和平居住的都市里，书写了“现代文明史最黑暗的一页”。
自古以来，日本民族是尚武的。也许，在狭小的生存空间里，人们求得有限的生存资料需要靠武力夺取。幕府将军们靠着等级森严的武士制度，维持着在弹丸之国的统治。1920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在日本国民中引起生存的恐慌。这个岛国的武士们，要到别国的领土上去强取豪夺，因为他们继承了对于穷兵黩武的迷信。
如果说世界上存在一种酝酿侵略的文化，那么日本的文化就值得爱好和平的人们做一番探讨。极具特色的日本民间传说中充斥着关于幕府将军、武士、浪人和隐者的传奇，其中有很多荒诞不经的内容。轻视和虐待妇女也是日本文化中一个特殊的遗产，包含着一些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变态性风俗。至于全世界议论最多却又拿不出合理解释的日本武士文化，更令人有理由相信，在种种文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支撑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它一度公开露面，表现出对法西斯主义铁血的情有独钟，一拍即合，制造出一批批张牙舞爪的魔兽。它在南京大屠杀中演示了一出残暴的作品，震惊了整个世界。如今世界和平的潮流使它不能见容于光天化日，但它并未灭亡。它在过去的所作所为，足以使所有善良的人类，包括日本人民，一代又一代保持高度的警惕，提防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