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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作者:王纪卿]

_5 王纪卿(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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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一会儿,张学良擦一擦脸颊上的泪水,用眼光把游行队伍扫视一遍,恳切而坚决地说:“同胞们!同学们!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我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星期内,我用事实做答复。如果逾期欺骗了大家,我张学良甘愿你们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请同学们先回城去吧!”
  请愿指挥小组和代表团见张学良的表示如此诚恳,便决定整队回城。这时已是下午7点钟,天色已黑,西北风越刮越猛。
  张学良冒着寒风赶到华清池,满怀热忱地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对他的话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大发雷霆:“学生要来找我,我让你派兵镇压,你为什么不执行?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
  张学良已经没有办法跟蒋介石沟通了,只能实行“兵谏”的计划。12日凌晨5点钟,东北军第一○五师一个团在唐君尧指挥下,团团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卫队营也乘汽车赶到华清池门外。
  这两支部队准备驱车冲进院子,蒋介石的门卫岗哨开枪拦阻。卫队营官兵马上跳下汽车,击毙哨兵,冲开大门,涌进外院。孙鸣九命令王协一带一部分人去包围禹王庙,解除中央宪兵的武装,自己率领一部分人冲进二道门,猛扑飞虹桥,打算一鼓作气直捣五间厅。可是,蒋介石的亲信侍卫已被枪声惊起,从贵妃池一带的房间里,用手提机关枪拼命扫射,封锁了飞虹桥。
  孙鸣九改变路线,顺着鱼池边去假山的小道,向东摸索前进,终于冲进了五间厅。孙鸣九进入蒋介石的卧室,不见蒋介石人影,只见衣架上挂着他的衣帽,桌上放着公文包和一副假牙。他摸摸蒋介石的被窝,还有余温,知道蒋介石逃得不远,便命令士兵搜索。
  这时,王协一所带的卫队已经缴了中央宪兵的枪,赶来向孙鸣九报告:“贵妃池那边抵抗很激烈,可能委员长就在那边。”
  他们率领卫队营一齐向贵妃池发起猛攻,孙鸣九高声喊话:“赶快缴枪,不然我们就扔手榴弹,把你们炸死!”经过一阵激战,蒋介石的亲信侍卫死的死,伤的伤,缴枪的缴枪,全部解决了。孙鸣九跑进去搜查,还是找不到蒋介石。他正在疑惑,白凤翔和刘多荃来了。
  刘多荃对孙鸣九说:“蒋孝先在从西安返回临潼的路上,被我们抓获并枪毙了。钱大钧在一个窑洞里,被士兵打伤,也抓住了。”问到蒋介石的情况,孙鸣九迷惑地说:“四处找不到,是不是跑了?”
  刘多荃立即给张学良打电话,报告已经占领华清池,但是蒋介石不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一听,大吃一惊,下令检查蒋介石的座车。刘多荃带人到车库一看,汽车一辆不少,蒋介石的座车也在。有人提出,蒋介石会不会跳进鱼池自杀?大家对蒋介石很了解,一致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孙鸣九找到了被捕的钱大钧,问道:“委员长在哪里?快说!”
  这位侍从室主任胸部受了枪伤,吓得脸色苍白,结结巴巴地回答:“不知道,孙营长,确实不知道。”
  这时,一名卫士前来报告:“营长,我在后墙下面发现一只拖鞋。”
  孙鸣九和刘多荃一商量,估计是蒋介石听到枪响,爬过围墙,逃到骊山去了。他们决定立即搜山,并再次向张学良报告。
  天色将明,孙鸣九率领卫队营,穿过五间厅后山墙的小门,迅速向山上奔去。爬到半山腰,截获了蒋介石的侄儿、贴身侍卫蒋孝镇。孙鸣九拿枪指着他的脑袋喝问:“委员长在哪里?不说实话,我马上毙了你!”
  蒋孝镇吓得面如死灰,哆嗦着回头朝山上看。孙鸣九断定蒋介石就在山上,命令卫士们火速上山搜索。
  原来,蒋介石被枪响惊醒的时候,以为是红军打来了,急忙下床,只穿着睡衣和拖鞋就往外跑。他知道院内不能藏身,就向山墙跑去。门锁着,打不开,他让蒋孝镇帮扶着,爬上后山墙,从墙上跌到外面,摔伤了脊梁骨,碰破了脚,还丢了一只拖鞋。两名侍卫把他背到山腰间一块叫做卧鳖石的大石头后面。蒋介石一头钻进石头穴的乱草中。
  孙鸣九率领卫队营上山搜了很久,天色已经大亮,刮起了风,满山树枝乱摇,尘土飞扬。士兵们接近卧鳖石,蒋介石的一名侍卫听见了人声,探头观察,刚一露头,就被一枪打死。蒋介石举起两手喊道:“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卫队营陈思孝班长随即向后面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
  孙鸣九应声跑上去,只见蒋介石低着头从石头缝里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卫队营官兵围了一大圈,蒋介石还以为是红军,浑身哆嗦,一会说:“打死我吧!打死我吧!”一会又说:“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孙鸣九叫蒋介石跟着他走,蒋介石看看他们,觉得不像红军,便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军队?”
  孙鸣九回答:“是东北军。”
  蒋介石一听是东北军,骤然神气起来:“你们想来干什么?”
  孙鸣九答道:“我们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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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审蒋变放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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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又问:“你们副司令在哪里?”
  孙鸣九说:“在西安等候。”
  蒋介石发怒了:“我是国家的一个领袖,我不去,叫你们副司令来。”接着又说:“我脊背疼、腰疼,不能走下去。”
  孙鸣九说:“山下有车。”
  蒋介石说:“我要马。”
  孙鸣九说:“这阵哪来的马?”
  唐君尧和白凤翔闻讯上山。白凤翔贴着孙鸣九耳边说:“咱们为了抗战,对他还得有礼貌。”他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来,给蒋介石披上。但是,蒋介石死活不肯下山。孙鸣九向左右几个士兵示意,把蒋介石架到了山下。
  蒋介石下了山就要回卧室,东北军官兵哪里会答应。有人高喊一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山上山下的官兵随着呼喊起来。孙鸣九等人硬把蒋介石拖到汽车边,塞进车里,唐君尧和孙鸣九同车押送。上午9点多钟,蒋介石到达新城大楼。
  当东北军搜捕蒋介石的时候,西安城内,赵寿山和孔从周等人指挥西北军警备第二旅和炮兵团、教导团等,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陕西省保安处、省公安局大队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控制了机场、车站、银行和邮局,扣留了停在西郊飞机场上的五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空军人员。
  西北军包围了西京招待所,逮捕十多名蒋系军政要员,包括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连同他们的家属、随员和卫士,总共几十人,集中在楼下大客厅里。邵元冲跳窗逃跑,不听制止,士兵开枪把他射成重伤,送到医院,不治而死。
  集中点名时,发现少了陈诚。士兵们开始搜查。陈诚听到枪响时,想到自己随身带着处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绝密文件,被搜出来非同小可,便将文件撕毁,扔进抽水马桶,放水冲下。然后,他躲进地下室里,士兵们在一个垃圾箱下面把他抓了出来。
  张学良给兰州的解方发去密电,解方解除了朱绍良部队的武装,并控制了飞机场。
  西安事变爆发,震惊中外。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说他们已经把蒋介石扣留,逼迫他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并请中共中央迅速告知意见。
  古老的保安城,坐落在陕北高原一条狭长的山谷里。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这里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临时首都。毛泽东在保安的一个窑洞里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
  陕北高原的冬夜冷气彻骨,毛泽东办公室里的灯光,透过重重夜幕,划破长空。毛泽东身穿红军制服,由于过度操劳和生活艰苦,高大的身材略显瘦削,一头浓密的头发留得很长。他周身充满一种异乎常人的力量,两眼炯炯发光,手里拿着几份电报,一直沉思着。
  值班的警卫员进来送开水,毛泽东转过身,对他说:“贺清华,告诉你一个消息,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住了!”接着,他又加重语气说:“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贺清华扭身就往外走,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毛泽东把他叫住,说:“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他们到这里来开会。”
  毛泽东话音刚落,贺清华早已跨出窑洞门。毛泽东又在后面叫他:“贺清华,外边很冷,把我的大衣穿去吧。”贺清华转身拐回窑洞,从毛泽东手里接过大衣披上。他跑回住处就喊起来:“喂!快醒醒,把蒋介石捉住了!”
  西安事变的消息,像一阵雷鸣,打破了黑夜的寂静,惊醒了熟睡的人们。一排接一排的窑洞里亮起了灯火,人们唱歌跳舞,或是一起议论,精神高度兴奋。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集合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开会。参加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任弼时、关向应和张国焘等政治局成员。
  毛泽东办公室的会议一直开到天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分析了张学良和刘鼎从西安发来的电报,一致肯定西安事变具有积极的意义,决定采取有效步骤,给予全力支持。他们给张学良回电,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和平凉一带,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和潼关一线,表示红军决不进占寸土,并告周恩来会到张学良那里协商大计,请张学良派飞机到延安迎接。
  同一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临时会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孔祥熙负责行政院,何应钦掌管军队。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仗着军权在手,乘机导演“戏中戏”。他当晚就在自己家里召集会议,戴季陶、居正和叶楚伧等人在会上主张立即“出兵讨伐”,而冯玉祥、孙科和李烈军等人则认为应弄清情况,说服对方,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避免引起内战。
  13日清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各单位接到通知:要在保安修飞机场,地址选在抗日红军大学前面的平地上。人们猜想,一定是要用飞机把蒋介石押送到保安来,情绪非常高涨。大家拿着锄头和铁锹,在场子上平地、砍树、抬石头。忽然,天空传来嗡嗡的声音,一架飞机飞到头顶上,盘旋几圈,又飞走了。
  下午,又接到通知:机场不修了。贺清华心里纳闷,找到机会就问毛泽东:“主席,飞机场怎么不修了?不把蒋介石送来了?”
  毛泽东笑了,向贺清华解释道:“啊,不是那么回事,不是把蒋介石弄到保安来关窑洞。修飞机场,是因为张学良的飞机要来接我们的代表。但红大附近的山沟太窄,飞机落不下来。明天周副主席骑马去延安,再由延安坐飞机去西安,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不但不主张杀他,还主张放掉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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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审蒋变放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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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天,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表明逮捕蒋介石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政府应该发动全国的抗战,但蒋介石“弃绝民众,误国咎深”,所以要对他进行“最后之诤谏”,保证他的安全,促使他反省。
  14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宣布撤消“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组织抗日援绥军,集结待命。他们把东北军的第五十七军和第一○五师调到渭南一带,部署第五十一军和第六十七军警戒兰州至咸阳一带,第十七路军警戒兰田、商城、蒲城和大荔一线,准备迎击南京方面的进攻。
  同一天早晨,周恩来离开保安。毛泽东冒着大雪给他送行。和周恩来一同起程的有博古、叶剑英、邓发、李涛、李克农、罗瑞卿、童小鹏等二十多人。一支红军骑兵部队担任护送任务。毛泽东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祝你们一路顺风,祝你们凯旋归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三十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国内外都受到极其强烈的震动。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混乱。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讨伐”张学良的“叛变”。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第二十八师、第三十六师、第三十九师和教导总队沿陇海路西进,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在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第二天,他电请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替代蒋介石。
  南京政府内部两大派泾渭分明,以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反对马上“讨伐”,却苦于手中没有军权。宋美龄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说:“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她主张迅速与西安方面联系,以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局势十分混乱和紧张。
  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中共寄予厚望,把关系民族兴亡的重担放到了共产党肩上。形势要求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迅速做出正确的决定。
  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国民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方针,认为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求抗日救国而发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主张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同一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再次就西安事变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个人的问题,中共中央的认识有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苏区有人要求把蒋介石“交付给人民审判”。13日在毛泽东办公的窑洞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也有人主张“审蒋”。15日,红军十五位领导人在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电文中也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但是,中共中央根据事变的发展,认为必须修正“审蒋”提法,以击破国民党中亲日派的阴谋,压迫和争取亲英美派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建议。
  短短几天中,中共中央根据既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策略,制定和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整套正确方针和政策,表明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伟大政治襟怀,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
  17日黄昏,张学良派到延安迎接周恩来一行的波音飞机,披着绚丽的晚霞在西安机场降落。张学良和杨虎城不知飞机何时到达,未在机场迎接。周恩来一行在张文彬陪同下,坐上张学良派来的汽车,向西安古城驶去。
  周恩来等人进城后,刘鼎把他们安排在金家巷地下共产党员涂作湖木匠的家里。周恩来在这里刮了一次胡须。
  此时,抓住了蒋介石的张学良,如同抓了一只刺猬在手里,拿在手里感到扎手,放在地上又怕它跑了。听说周恩来等人已经到达,心中顿感宽慰。
  周恩来到达张公馆时,张学良已在门口等候多时。彼此问候过后,张学良注视着周恩来的面庞,说:“美髯公,你的长胡须怎么不见了?”
  周恩来微微一笑,挥挥手说:“剪去了!”
  张学良有些惋惜地说:“那么长的美髯,剪掉太可惜了。”
  身旁的人看到宾主如此亲热,惊讶地说:“少帅和周先生很熟悉呀!”
  周恩来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张学良当晚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一行,安排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住在自己公馆里,既僻静,又安全。
  张学良和周恩来当晚交谈,直到深夜。张学良首先谈到蒋介石在被扣后的表现,以及南京方面的动态。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他说,他的看法是,争取蒋介石抗日,现在最有可能。
  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看法。他说:“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法国皇帝拿破仑。尼古拉二世是在群众革命暴动、推翻了他的政权的情况下被捉住的,拿破仑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以后被流放的。但蒋介石虽然被捉住了,他的实力还原封未动,这与以上两例不能相比。目前,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他手下的广大官兵已有所觉悟,抗日思想逐渐增长。从大局着想,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都应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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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审蒋变放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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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指出,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
  周恩来提出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许多具体的情况和复杂的问题,都有待周恩来在西安相机处理。
  接着,周恩来又和杨虎城会谈。周恩来希望他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虎城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20日上午,宋子文乘飞机来到西安,蒋介石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陪同他前来。宋子文不敢单独同周恩来会面,顾虑何应钦抓住他的把柄。他让郭增恺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告诉郭增恺,中共没有参与这次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贡献。宋子文得知周恩来的意见,对中共的态度十分欣赏。
  当时,何应钦的“讨逆军”已经有五个师开到潼关和华县,从东面直逼西安,顾祝同指挥的十个师,准备从西面进攻西安。中共中央主张周恩来争取和蒋介石、陈诚等人开诚谈判,又在军事上做了周密部署,派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和西北军迎击“讨逆军”。
  22日,宋美龄到达西安。飞机在洛阳机场停留时,宋美龄对洛阳的国民党空军下令:无论如何不能派飞机轰炸西安。宋美龄带来了大量食物和用具,还为蒋介石带了一副假牙。
  在金家巷高公馆,蒋介石见到宋美龄到来,惊呼道:“亲爱的,我告诉子文不让你来,你怎么真的来啦!你入了虎穴了。”
  宋美龄说:“你受了伤,我来看你啊。”言谈间,两人唏嘘不已。
  23日,双方谈判正式开始。蒋介石方面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出席。谈判一开始,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只要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和红军就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并将向蒋介石转达。
  24日,谈判继续进行,蒋介石方面多了一个宋美龄出席。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她和宋子文对谈到的一些问题做了明确的承诺。双方最后达成了六项协议。
  当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对他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蒋介石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周恩来又说:“你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十年来牺牲了千百万中国革命者,我的头也是从你的刀底下滚过来的。这些,现在都不去说它了,一起抗日吧。”
  蒋介石想了想,叹口气说:“我后悔了,杀人太多了。”
  站在蒋介石身边的宋美龄赶紧打圆场:“算了吧,以前的事别说了,以后再不要剿共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做了三点表示:第一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第二是由宋子文、宋美龄和张学良全权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解决一切问题。第三是蒋介石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
  历时十四天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在蒋介石承诺了“我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之后,“西北大联合”的三方,同意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急急忙忙亲自乘飞机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得到消息,乘汽车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后来叹息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不出周恩来所料,张学良去南京,给他自己带来了严重后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如美国记者斯诺所说,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它结束了中国的十年内战。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发出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正式公开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两党合作的基本条件,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大多数党员的赞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谈判奠定了政治基础。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终于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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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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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农民观看曾载蒋介石飞机义勇军在战壕中作战平型关大捷,八路军凯旋二十九军大刀队八路军抗日誓师大会东北军在锦州设防  几个日本兵闯进来,机警的少妇连忙躲藏到屋内的草堆里。两少女来不及躲避,惨遭日本兵蹂躏。少妇听见大一点的姑娘喊了一声“嫂嫂”,便不再吭声。小姑娘大哭大闹一阵,也没了声息,只听到兽兵们发泄的狂笑,少妇吓得浑身发抖。两小时后,兽兵离去,惊魂未定的少妇,壮起胆子,蹑手蹑脚,回到房里一看,只见小姑娘躺在桌底下,下身血淋淋的,胸口和肚皮被刀戳了两个窟窿,肚肠都流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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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暴风雨来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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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事变,石破天惊的暴风雨来临。
  金朝人修建的十一孔的卢沟桥,在战争时期,对于北平而言,具有军事上的重要意义。这座桥全长二百多米,宽约八米,桥西六公里外就是长辛店,桥东七公里处便是丰台。元朝、明朝和清朝的官员们,都很重视这座桥梁,时常加以修建。侵华的日军知道,如果他们占领了这座桥,北平就为他们的武力所钳制。他们决定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铁路,以便加深河北与察哈尔地区的“特殊化”,进而以北平和天津为据点,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日军在发动对卢沟桥的进攻之前,关东军已经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北面至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独石门等关隘的两侧,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伪保安队五个总队,盘踞在通县、怀柔和顺义一带;山海关至丰台的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本中国驻屯军,辖一个步兵旅团、一个炮兵联队和直属分队,共五千七百人。
  当时,驻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就是几年前在长城抗战中以大刀猛砍日军而名闻海内外的第二十九军,军长还是宋哲元,副军长是秦德纯和佟麟阁。宋哲元军共辖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特务旅和一个保安队,总兵力十万人。
  山东人宋哲元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喜峰口战役使他成为抗日名将,但他没有把这个荣誉贯彻始终,后来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开始执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政策,在军事上抱着与日军和平相处的幻想,对日军毫不戒备。
  日军却在磨刀霍霍。但是,1937年的上半年,并没有发生狂飙突起的冲突,而是罕见的平静。
  2月份,日本广田内阁倒台,林铣十郎组阁,用了一位“自由而开朗”的外交大臣,名叫左藤尚武。这个名叫尚武的大臣,标榜“不尚武”的“左藤外交”,以新姿态对南京政府、华北当局和英美等国频频展开外交活动,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日本政府真是打算用比较开朗、谅解和稳健的政策对待外国,特别是中国。
  美国有一位叫做拉铁摩尔的中国通,却在提醒人们:“这太像1931年的状况,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令人不能放心,恐怕我们又将见证一个‘九一八’!”
  拉铁摩尔不幸而言中,暴风雨前的寂静很快过去了。6月4日,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组阁,一个由好战分子杉山元、米内光政和广田弘毅分别出任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的内阁成立了。于是,“战争谋略的风闻”传播开来。外务部提出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叫嚷要“首先对南京政权一击”。日本人为三个侵华“英雄”拍摄了一百多部影片,宣扬和煽动侵华战争。
  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和转移国内视线。英美等大国对日本侵略中国,则是采取观望态度,助长了日本的野心。华北处在动荡之中,亲日分子十分嚣张。国民党政客萧振瀛为宋哲元军争取了更大的地盘,又勾结土肥原出卖国家。日军便把宋哲元和萧振瀛用作统治华北的工具。
  萧振瀛说:“我们的目的是名利双收,有了地盘,大家就有官可做,有财可发,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压迫我们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就起来抗战,这就是名。”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军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步步进逼,企图在房山县一带建立据点,威胁北平的安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那一天,日军步兵一个中队在丰台演习,与宋哲元军发生冲突。经双方调解,宋哲元军撤出丰台。几个月后,日军又指挥冀东宁雨的“民团”三千多人,企图通过昌平、南口一线向西活动,被宋哲元军张自忠师包围歼灭,并俘获三名日本人,供出他们企图包围北平西南和北面的阴谋。
  华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北平和天津近郊频繁演习,一时间,天津氛围诡谲,风声鹤唳。日军加紧在中国长城地区集结,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现在万事俱备,只要制造一个新的“事件”就行了。
  土肥原来到卢沟桥畔,精心策划了一番。1937年7月6日,驻丰台的日军要求穿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举行军事演习,宛平城中国守军严词拒绝。驻守卢沟桥及宛平县的金振中营长,奉命严密监视日军,随时准备抵抗日军进攻。当天,金振中化装前去打探,亲眼看到日军以卢沟桥为假想敌阵地进行演习。他立即返回,要求各连队备战。
  金振中是河南固始县人,当年三十五岁。他参加过喜峰口战役,因作战勇敢,受到师部嘉奖。他在抗战中坚守着一个信念,就是“宁为战时鬼,不做亡国奴”。
  第二天,日军继续以卢沟桥为假想目标,在宛平城北进行军事演习。晚上11点左右,日军借口“仿佛”听见宛平城内枪响,致使一名日本士兵死亡,要闯入县城搜查。宛平城驻军团长吉星文断然拒绝。日军坚持要入城,威胁“将以武力保卫前进”。秦德纯得到报告后,急忙派员同日方交涉。此时,日军失踪士兵已经归队,但日军决心抓住这次机会制造事端。他们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外撤退,又诡称需了解情况以便谈判,赶派援军包围宛平。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中日双方各派代表去宛平作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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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暴风雨来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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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日清晨5点钟,日军进入县城不到五分钟,就用炮火猛轰宛平城,顷刻间,“东门外枪声大作,继之西门外炮声及机枪声继起”,接着,日军攻占了城东北方的沙岗。吉星文忍无可忍,下令还击。”七七”卢沟桥事变在日军蓄意挑衅下,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进行军事上的部署,准备应战,另一方面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通过地方与日本谈判。他还在幻想着依赖外力和平解决事变。
  7月8日这一天,日军连续向宛平县城发起三次进攻,中国驻军奋勇抵抗。战前,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发出动员令:“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
  何基沣是个足智多谋的河北人,他要为保卫家乡而战。他对二二○团的谢世全说:“谢团长,今天你拿不下铁路桥,就别来见我!”谢世全大刀一挥,带领部队出发。谢世全团开到前线,发起冲锋,孙连长最先冲上去,一口气砍死六名日军,身上七处负伤。整个战场杀声震天。谢世全团在观音庙附近歼灭日军一个中队,又在卢沟桥地区反复拼杀,击毙了日军高级指挥官。
  战争开始不久,日军占领了平汉线铁路及其附近的龙王庙等处。守军下午向日军发动反攻,展开白刃战,将丢失的阵地夺回。
  中共地下组织迅速发动群众援助宋哲元军,派人与吉星文团取得联系,鼓励他们英勇抗战。一天夜里,吉星文派出一连兵力,将日军九辆坦克全部打退。附近的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救护,送水送饭,搬运弹药。长辛店铁路工人在城墙上做好了防空洞和枪眼。正在西苑军训的大中学生纷纷要求上前线。北平的大街小巷,到处活跃着宣传队、劳军队和募捐队。民先队、北平学联和北平作协等二十九个团体组成了“北平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儿童们也省下零用钱,为抗日捐献“一枚大铜板”。
  中共中央号召武装保卫平津和华北,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侵略。
  但是,北平和天津的一些汉奸,在日本人授意下,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劝他投降日本,还密谋逼走宋哲元,使河北和察哈尔进一步伪化。日本人在威逼利诱的同时,又调动十万陆军进入中国,接着又决定动员四十万日军侵华,扩大侵略的规模。
  形势非常急迫,宋哲元还在一次又一次和日本人谈判。日军趁机进驻各个军事要点。日本空军除了集结在天津东局子飞机场,还在塘沽附近修筑了基地,每天派出飞机在北平上空和平汉铁路沿线进行侦察,准备再次大举进攻。
  21日,日军炮击宛平县和长辛店一带的中国驻军。四天后,日军用火炮和十多架飞机轰炸廊坊。
  显然,日军很快就会发起总攻。宋哲元得到情报,日军正在调动重兵,下一步棋,肯定是进攻南苑。他命令副官了解北苑和其他方面的情况,发现北苑那边比较平静,阮玄武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和占领了清河镇的日军河边独立第十一旅团濑良支队两相对峙。北平城东的守军阵地已经丢失,日军抵达城下,通县附近杨庄的守军和日军血战后,已经撤到了南苑。
  有一天,在南苑兵营东南角,担任警戒的军训团学生兵,发现日军两个侦察兵骑马跑来,立即开枪射击。日本兵负伤落马,营房中的学生兵赶来助战,抡起大刀将日本兵砍死。
  27日,赵登禹率第一三二师先行团进抵南苑军部。当夜,从南苑向东南方向望去,只见团河附近火光冲天,站在南苑兵营大门前,可以清楚地看清报纸上的小字。赵登禹和副军长佟麟阁交换情况,骑兵师长郑大章、军训团教育长张寿龄等人都在场。赵登禹估计,这可能是他部下两个团与日军遭遇。从密集的枪炮声判断,战事非常激烈,日军火力很强,用了重兵。可是,赵登禹没有料到,他率部北上的军情,已被汉奸潘毓桂等人出卖给日军,日军川岸第二十师团已经开到团河附近,赵登禹的两个团不是和日军不期而遇,而是遭到日军阻击。不明就里的赵登禹,命令两个团突破日军防线,到南苑集中。
  南苑兵营是一个训练场地,并非为作战而准备的。这里兵力有限,驻军多是学生兵。冯治安师和骑兵第九师的一部,在欧亚飞机场一带布防,阻止企图从丰台和长辛店一带包围南苑的日军。当时军训团约有一千五百人,都是参军不久的学生,他们一再请缨,才被列入战斗序列,警戒兵营东南角九营房小砦一带。
  战情紧迫,日军已有进攻南苑的迹象。佟麟阁从北平开会回来,立即命令驻南苑各部马上在营区周围砍倒四百米宽的庄稼,并在营区边缘挖临时堑壕。
  佟麟阁望着已经高过人头的高粱和玉米,知道这是百姓生命所系。砍掉四百米宽的庄稼,就断绝了很多百姓的生计。他不忍砍去这么多,将四百米宽减为两百米宽,而这将需要官兵们付出血的代价。
  这时候,宋哲元命令驻在南苑的军部撤到城内中南海,又给部下书写了一道命令:“此杀敌报国时也!”佟麟阁不愿随军部撤离,要与官兵一起死守南苑。在战前,他就接到通知,说他父亲病重,家人多次催促他回北平看望。佟麟阁见军情紧急,托人告诉家里:“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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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暴风雨来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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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拂晓,南苑兵营的官兵们还在酣睡,东边的天空中传来低微的嗡嗡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两架日军飞机直线飞来,绕了两圈,又朝来的方向飞了回去。
  不久,五架日军轰炸机飞来,投弹的目标,竟是学生兵的阵地。日军大炮也向这边轰击,密集的炮弹落在学生兵阵地上。佟麟阁回到指挥部,铁皮屋子在爆炸声中不停抖动,学生兵阵地那边的轰隆巨响不绝于耳,其他阵地却没有受到打击。日军知道学生兵阵地战斗力最薄弱,这都是隐藏在指挥高层的汉奸潘毓桂向日军递送情报的结果。宋哲元军官兵的伤亡,都和他的卖国行为直接关联,内贼其实是最可怕的。
  日军的飞机大炮把学生兵阵地炸得残破不全,坦克和步兵推进到高粱地前,距阵地不足两百米。学生兵队长大呼:“射击!”学生兵马上爬到战壕前沿举枪齐射,密集的枪弹射倒一片日本兵。日军向来看不起中国军队,又明知对手只是一些中学生,冲锋时更加大胆放肆。这一阵密集的枪弹,顿时打掉了他们的气焰。日军纷纷躲到坦克后面,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不料学生兵的射击越来越猛,日军便开始撤退。
  日军想找软柿子捏,却碰了个硬钉子。
  丰台那边的日军河边旅团,在川岸师团向南苑进攻的同时,开始向南苑西北方向的守军进攻。冯治安立即派何基沣旅向丰台进攻。丰台的日军腹背受敌,惟恐中国军队掏他的老巢,连忙撤兵回顾,攻击力渐渐减弱,战局暂时僵持。
  赵登禹知道南苑吃紧,调第一旅和第二旅增援。他自己右臂和腿部相继中弹,传令兵要背他走,他说:“不要管我。北平城里还有我的老母,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对得起祖宗!”
  日军川岸师团投入了约三千兵力,河边旅团的步兵在两千人左右,他们有飞机和炮兵支援,火力远强于守军。守军虽然有兵营作依托,但编制混乱,火力只有轻武器。
  川岸师团再次攻击学生兵阵地。大炮飞机轰击之后,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出现在学生兵阵地前。炮火刚停,学生兵从战友的尸体下爬起来,身上淌着血,趴到壕边向日军射击。这时,背后食堂房顶上竟然响起了歪把子机枪的吼声,一排排子弹把学生兵压了下去。原来,日军飞机在轰炸时还空投了十几名伞兵,他们抱着机枪降落在食堂附近。食堂里,几名炊事兵在蒸馒头,第一笼已经下屉,一名新兵用木棍蘸着红墨水在馒头上写下“不忘国耻”和“小日本”,日军端着机枪冲进来,新兵抄起菜刀准备一拼,被机枪射杀,浑身血肉模糊,其余炊事兵也中弹牺牲。日军爬到食堂顶上,从制高点向阵地射击。
  学生兵阵地的火力被食堂顶上的机枪压制下来,阵地前方的日本兵冲近了。学生兵咔喳咔喳上刺刀,端着枪冲出堑壕,和日本兵格斗,只听得战壕前刺刀咔咔脆响,刀锋入体嚓嚓有声。两军拼杀,扭打撞击。片刻,活着的人在死伤者身上踩来踩去,眼睛瞪着对方的刺刀尖。
  学生兵到这时明显地暴露出弱点,他们训练不够,缺乏临战经验,而关东军是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过兵的,杀人是他们的拿手活。眼见得学生兵一片片倒下,厮杀线渐渐向战壕这边后移,学生兵的退路上,鲜血覆盖了土壤。学生兵预备队得到命令,冲出掩体,端着刺刀冲了上来。日军经过鏖战,体力消耗很大,学生兵有援军到来,实力大增,日军渐渐后退,一些日本兵仓皇逃跑。日军吹号收兵,那些端着刺刀的日本兵退后三步,收起枪刺,深深鞠躬,向顽强的敌手致敬。
  这时,宋哲元军部发出撤退命令。士兵们纷纷跃出阵地后撤,无人掩护,无人指挥,秩序大乱。日军控制着大操场中间的演武厅和食堂,机枪子弹不断扫来。学生兵慌张向北逃跑,防御全线崩溃。
  日军知道守军已经撤退,却按兵不动。川岸师团从潘毓桂那里得到了宋哲元军下令撤出南苑的情报,认为现在不值得出动重兵去占领一座兵营,目前最重要的是派部队截击撤退的中国军队,消灭宋哲元军的有生力量。
  南苑守军中,四分之一的官兵不愿撤退,躲进掩体准备抵抗。日军派出一支部队,小心翼翼地进入南苑兵营。日军知道暗处隐藏着中国官兵,不敢搜索,只是与正面抵抗的守军枪战。守军寡不敌众,渐渐撤退,下午3点左右,只剩下三十人撤到东寨墙边。日军将他们围住,三十名官兵端着刺刀靠在寨墙上,日本兵不敢上前,用步枪机枪齐射,三十个中国勇士陆续倒下,他们的血,在东寨墙上印下红色的人形。若干天后,有人趁夜将壮士们的遗体偷偷掩埋,但墓葬不知在哪里。三十个英魂没有留下姓名,关于他们的传说到处传播,每到初一和十五,都有人来这里烧香上供。
  宋哲元下令撤退,部队放弃阵地,向北平蜂拥而去。南苑到北平的土沙路,最宽处不过五六米,路两旁都是高过人头的青纱帐。撤退的官兵涌过来,马上把路堵塞。后面的官兵一批批涌到,大家挤成一团。日军飞机把炸弹投向拥挤在路上的中国官兵,加上机枪扫射,中国官兵死伤惨重。
  那时候,中国军队没有对空作战的武器,只能钻进路旁的青纱帐躲避。那些天连降大雨,南苑地势低,地里不是水洼就是稀泥,前面的人钻进去,不是滑倒就是被后来的人推翻。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向前拥,若被日军机枪射中,一枪就打死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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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暴风雨来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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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苑的半日鏖战,周围的老百姓有所耳闻,又见中国军队北撤,连忙从四乡赶来,带着馒头、窝头、西瓜、酸梅汤……路旁摆满了各种食物,其中有些可能是刚从菩萨供桌上拿来的。
  日军的飞机又过来了,擦着头顶飞过。第一架对准路上的中国军队狂射机枪,从第二架开始,投下密集的炸弹。低空飞行的日本空军把地面目标看得一清二楚,用手一个接一个向下扔小炸弹。佟鳞阁骑马来到一个土砖窑上,副官一再请求他下马隐蔽,他只好跳下坐骑站在马的身边,对混乱的部队发布命令:“所有的步枪朝天射击!”中国军队用步枪射击日军飞机,从马占山抗战到长城抗战,一直沿用下来。
  日军的飞机似乎发现了中国军队的指挥部,开始对佟麟阁所在的土砖窑扫射轰炸。一排机枪子弹射来,打在砖窑上,窑灰和泥土飞溅,尘埃落下后,佟麟阁身旁的马已倒下,他大腿上中了一弹,血流如注。副官要求他躺下,给他包扎,他执意不肯。部下无奈,只好让他站立着给他包扎。
  日军飞机又盘旋而来,扔下炸弹,土砖窑被硝烟包围。日机拔高,再次盘旋轰炸。日军的火炮也开始轰击。看来,日军步兵准备拦腰截断撤退的中国军队了。佟麟阁马上叫卫队传令:后面的部队组织编队,掩护前面的队伍撤退。炮声过后,后面响起枪声,一阵紧过一阵,但感觉不到日军的战线向前推移。佟麟阁估计日军追兵战斗力并不很强。他估计得不错,日军在南苑战斗中受到重创,中国军队窝了一肚子火正没处撒,对着追兵拼命射击。中国军队又牺牲不少,也让日军付出了代价。
  经过佟麟阁指挥疏导,溃散的部队陆续编成了队伍,慢慢向大红门和永定门方向开去。下午两点钟左右,退兵已经稀少,只等掩护部队撤来,就可以一起北撤了。突然,大红门城楼上出现了日军,架起机枪向佟麟阁的部队扫射。
  佟麟阁估计这可能是驻丰台的河边旅团。他看到掩护部队跟了上来,决定集中火力猛攻大红门,占领制高点。他将现有的部队检查一遍,只留下少数卫队,派出包括副官、参谋在内的所有人员加入战斗。部队冲上去激战,打开一个豁口,占领了大红门。日军机枪又开始扫射,佟麟阁的几名卫士中弹阵亡,他的头部也中一弹。
  赵登禹坐车来到永定门外大约两三公里的地方,突然遭到日军阻击,汽车司机立刻掉头南行,才躲过一劫。车上除了赵登禹,只有参谋副官和卫兵各一人,无法打掉日军的机枪,只好原路退回,再想办法。等到撤退的官兵陆续到来,才一起前进到遭遇日军的地方,与日军交战。他们发现,在这里阻击的不只是一两挺机枪,而是丰台日军的一部分。中国军队满腔怒火,狠命冲杀,杀开一条血路,日军兵力不足,仓皇退走。
  赵登禹见南苑的部队溃退下来,觉得愧对官兵。他叫郑大章先进城汇报,自己留在原地疏导部队。不一会,日军飞机过来轰炸,汽车目标太大,赵登禹连忙下车,刚走出十几步,一颗炸弹落在车身正中间,汽车被炸得粉碎。
  下午两点钟左右,部队渐渐过完,忽听得大红门附近枪声骤起,赵登禹知道这肯定是丰台日军前来截击。他留下所有的官兵,自己赶回大红门去营救佟麟阁。赶到大红门截击的日军陆续增加,佟麟阁阵亡,撤退的中国军队从凌晨两点战到现在,已经精疲力竭,武器残缺,反复冲杀都难奏效。他们坚持战斗到下午4点,子弹全部打完,部队全部战死。赵登禹,这个山东农民的儿子,身中数弹而亡,以三十九岁的生命殉国。如今,北京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他的上司佟麟阁是河北人,殉国时正值四十五岁的壮年。
  佟麟阁和赵登禹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最早牺牲的高级将领。他们阵亡几天后,国民政府就发布褒恤令,追赠他们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
  守军从南苑撤退后,日军川岸师团与河边旅团合击卢沟桥,扼住了北平的咽喉。接着,日军向驻守北苑的独立第三十九旅猛攻,从南、东、北三面抵达北平的城门。占领了沙河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和占领了北苑与清河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开始进攻驻守西苑的冯治安师主力部队,同时,占领了卢沟桥的日军川岸师团与河边旅团,配合上述日军部队的进攻。
  宋哲元见大势已去,便让张自忠代替他的职务,自己在28日夜间11点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冯治安师等部队,奉命在当晚经门头沟开始南撤。担任掩护的何基沣旅,也在30日退往涿县。于是,北平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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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宣誓,开赴前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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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军三个师庄严宣誓,开赴山西前线。
  自从西安事变开始,周恩来就忙于和国民党谈判。国共双方具体磋商合作抗日,谈判长达半年多。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的西安谈判,飞抵春光明媚的杭州,同蒋介石直接谈判。
  蒋介石向周恩来承认,中共具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的力量;由于国共分家,致使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侵华的局面。
  周恩来重申中共的具体要求:第一,陕甘宁边区是个行政区,不能分割;第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必须达到四万多人;第三,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第四,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第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第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对具体问题避而不谈,只是说:“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他反复强调,中共不必同国民党合作,只要同他个人合作,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周恩来看出,蒋介石强调同他个人合作的用意,是不愿放弃个人独裁和领袖地位。他向蒋介石申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纲领上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决不能忍受“投降”、“改编”的污蔑。他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最好方法。”
  蒋介石立即说:“那就赶快回到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周恩来问他有什么具体办法,他说没有,要中共商量。
  3月30日,周恩来带着和蒋介石联系的密电码飞抵西安,4月初飞返延安。毛泽东等人到机场迎接。
  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在庐山再次和蒋介石会谈,提交了《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内容包括: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
  可是,蒋介石推翻了他在杭州会谈中所做的承诺。他完全撇开周恩来带来的纲领,提出由国共双方推出数量相等的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他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个同盟会决定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他甚至提出,要请毛泽东和朱德“出洋”。他还提出设立政治训练处,指挥改编后的红军,由国民党政府派人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职,副职由边区选举。
  蒋介石的企图,是要把中共溶化在国民党内。周恩来严词拒绝,驳斥了他要朱德和毛泽东“出洋”的提议。会谈中,双方争执很久,经过宋子文、宋美龄和张冲往返磋商,仍然无法解决双方的矛盾。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这次谈判没有取得结果。
  7月7日,周恩来一行来到上海,准备再上庐山,同蒋介石会谈。就在当晚,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揭开了帷幕。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13日,毛泽东在延安挥毫题志,发出誓言:“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同一天,国民党政府向国际联盟递送第一次声明,申诉日本人大规模侵略中国。
  14日前后,周恩来一行到达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蒋介石态度十分冷淡,在谈判中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谈判陷入僵局。
  16日至20日,国民党庐山谈话会举行第一期会谈,一百五十八名大学教授和地方县以上官员与会,讨论和战方针。何应钦发言说,中国武器不如日本,如果开战,七天之内必会亡国。孔祥熙说:“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张群提出:“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
  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来到了庐山。他早年和汪精卫有过交往,谈话比较随便。一见到汪精卫,他就说:“现在再不打,别无出路了。”汪精卫却很悠闲,给他讲了一通不能打仗的道理。李四光一听,就和他争辩起来。
  汪精卫说:“你是书呆子,懂什么?”
  李四光愤而告辞,临走时说:“看谁的看法对!”
  随后,李四光对一位朋友提起这次谈话,愤愤地说:“此人可杀。”
  李四光的话在后来应验,汪精卫后来果然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认贼作父,成为千古罪人。
  17日,蒋介石在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最后申明:“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9日,这篇讲话以《最后关头》为题发表,表达了国民政府准备抗战的决心。
  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介石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周恩来一行随即飞往上海,后又回到延安,静观时变。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提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并号召“立即召开国防会议”,共商抗战大计。
  中共中央提出的全国抗战方略分为七条:第一,战略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第二,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第三,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避免持久的阵地上的消耗战;第四,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中心,设立坚强工事,配置足够兵力,以钳制敌人;第五,一切阵地的编成,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应采取积极的动作,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第六,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第七,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材地带,使主力在运动中歼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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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宣誓,开赴前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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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提案,首次提出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一部分。
  21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英国大使许阁森,要求英法两国从中设法和缓中日之间的冲突。
  23日,毛泽东在延安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号召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抗战,动员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争取广泛的外援,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25日,蒋介石会见美国大使约翰逊,提请美国注意它是《九国公约》发起国,在国际法和道义上都有制止日本的义务。
  30日,国民政府特使孔祥熙到达伦敦,和英国银行团签订两千万英镑的借款契约,还谈妥了购买三十六架英国飞机的协议。他还和比利时、法国签订借款协定,向法国订购三十六架轰炸机。
  8月1日,周恩来接到张冲来电,称:蒋介石密邀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去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国防会议。
  10日,周恩来一行从西安乘飞机到达南京。这次南京之行的一个重要目的,仍然是商谈中国红军的改编。要改编的不仅有红军主力部队,还有湖南、江西、广东、浙江、福建、湖北、河南和安徽八省的游击队。
  12日,蒋介石派康泽会见周恩来,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不同意宣言中提“民主”,要求一律改为“民用”;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要求提共赴国难。周恩来当即表示,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
  但是,时局突变,蒋介石的态度跟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3日,日军突然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侵略者的炮火打到了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了真正的心腹之患,他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
  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但是,由于双方在部队改编和员额等问题上仍有斗争,这个协议到22日才正式发表。同一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
  日军来势凶猛,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朱德和周恩来先离南京,未了事宜由叶剑英在南京继续谈判和交涉。
  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确定抗战战略方针,调整部署,划分战区,将临战地区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负责河北省和河南省北部作战,辖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和第十四集团军,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第二战区,负责山西、察哈尔和绥远三省作战,辖第六集团军、第七集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第三战区,负责江苏和浙江两省,辖第八集团军、第九集团军、第十集团军和第十五集团军,冯玉祥任司令长官。第四战区,负责福建和广东两省作战,辖第四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何应钦任司令长官。第五战区,负责山东省和苏北作战,辖第三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
  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全军编制共四万五千人。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三四三旅和第三四四旅。
  第一二○师以红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旅和第三五九旅。
  第一二九师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旅和第三八六旅。
  在红军主力改编的同时,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在军事上,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建立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在国共关系上,要记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红军主力改编后,国民党方面发给了三个师人员的军饷、弹药和碘片、阿斯匹林片之类的药品,枪支却没有发给。蒋介石的一名尉官说:“共党一向夸口,说他们所有的枪炮物资都是过去从我们手中夺过去的。让他们从日本人手里去夺取吧!”
  八路军编成后,在8月下旬至9月初,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师先后经陕西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向山西挺进。随后,第一二九师也进入山西。
  八路军三个师庄严宣誓:“日本帝国主义要灭我们的国家,亡我们的种族。为了国家,为了子孙,为了同胞,我们坚决抗战到底!”
  在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时,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等山西新军同八路军相互配合,对坚持山西抗日游击战争及华北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
  决死队的组建,是由薄一波向阎锡山提议的。决死队成立于8月1日,最初只有一个总团,到9月发展为四个总队,后来发展到四个纵队。这支新军在建制上属于阎锡山系统,各级军事指挥职务多由阎锡山指派旧军官担任。但是,新军中普遍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政治委员和政工干部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实际上,这支新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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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仓库中国旗帜飘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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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腥的太阳旗中,中国旗帜飘扬在四行仓库屋顶。
  日军在卢沟桥点起了战火,三十七天后,又在中国的首都南京附近发动侵略。上海,南京的门户,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再一次燃起抗日的烽火。
  “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导火索,是日军为了寻找借口而制造的“虹桥事件”。日军企图挑起事端,在上海及其外围地区与中国军队的主力决战。他们打算速战速决,一劳永逸。
  8月9日,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士兵斋藤要藏,驱车闯入虹桥机场,打死中国保安队员时景哲,被机场保安队当场击毙。驻上海的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撤退上海保安部队,撤除所有的防御工事。日军遭到拒绝,便动员驻上海的四千名海军陆战队及舰艇登陆人员,加上日侨义勇团,总共一万多人,紧急备战。
  第二天,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在吴淞一带集结大小舰艇三十多艘,驶入黄浦江示威,并从日本佐世保急调舰艇和陆战队开赴上海。
  蒋介石眼看情势危急,命令张治中准备抗战。身为京沪警备部队总司令的张治中,同时也预感到大战在即。这位安徽籍的将军似乎注定了要在上海立下战功。在五年多以前的那场淞沪会战中,他就让日军尝过苦头。
  现在,他接到南京政府向上海推进的命令,立即派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和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连夜进入市区。王敬久师推进到江湾新市区日租界北外侧,孙元良师迅速开抵北站布防。张治中计划以孙元良师围攻闸北的日本海军司令部,以王敬久师进取大公纱厂;两师迅速扫清日军据点后,封锁海口,阻止日军后援部队登陆。
  同时,蒋介石命令海军阻塞江阴航道,命令空军主力从华北向上海方向转场。
  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从虹口向天通庵车站至横浜路段开枪挑衅,另一支部队向宝山路、八字桥和天通庵路进攻,被孙元良师击退。
  当天下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将张治中的部队改编为第九集团军,同时命令周至柔的空军协同地面作战,担任要地防空。
  大家还记得,1931年的那场淞沪抗战,中国守军是没有飞机的。国民党的空军,创建于1932年。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是个坐飞机会晕机的女人,但她认为,一个国家的军队,必须有先进的空军保护自己的领空。国民党空军机少人缺,没有实战经验。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对丈夫说,她愿意设法把空军变成克敌制胜的有效武器。蒋介石同意了夫人的提议。
  美国女作家尤恩森说过,蒋介石愿意让夫人出面主持“摇篮时期”的国民党空军,实在是有他的苦衷。他认为,国民政府需要现代化的军力,尤其需要战斗机。而购买飞机涉及大笔款项,蒋介石信不过腐败的官僚,只信赖自己的妻子。宋美龄花了许多时间研究飞机,然后与外商洽谈,订购了价值两千万美元的产品。她从采购商摇身一变为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对一个女人而言,这是史无前例的。
  宋美龄独揽空军大权,不容别人染指,严格执行空军纪律。她规定,空军中若有行窃者,将被处以极刑。
  宋美龄聘请了前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霍布鲁克当顾问。她提出一个问题:什么人可以在短时期内把中国空军改造成像样的军种?霍布鲁克马上想到了一个长相酷似老鹰而又十分慓悍的老飞行员,这个人就是陈纳德。
  1937年春天,陈纳德从旧金山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中国生涯。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在上海见到了宋美龄,当晚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宋美龄的印象:“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
  “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空军号称拥有五百架飞机,能起飞的还不到一百架;日军则有三千架飞机,在上海就配置了四百架,还在上海建了机场。中国空军大大处于劣势,但飞行员的素质和爱国心却堪称一流。
  8月13日清晨,南京光华门大校场空军司令部收到蒋介石的电令,要求空军在拂晓前炸沉长江中向东逃跑的五十艘日本舰船。如果日舰已经驶进吴淞口,停泊在黄浦江内,就不准轰炸,以免引起国际纠纷。
  刚从南昌转场来扬州的空军第五大队接到命令,值班员王倬立即向大队长丁纪徐报告。
  丁纪徐接过电令,命令中队长刘粹刚率领十八架霍克三式驱逐机,每机携带一枚五百磅的炸弹,立即追击长江中的日舰。
  王倬驾机腾空,梁鸿云、雍沛和袁葆康等十几名飞行员一起驾机升空。天刚蒙蒙亮,机翼下的山川还在沉睡,笼罩着一片白雾。
  霍克式驱逐机编队飞行,越过江阴要塞,长江像一条白练闪闪发光。机群沿长江向东搜索,江面上没有发现一艘军舰。机群飞近长江口时,他们才看到吴淞口以东的白龙港停泊着一艘飘扬着太阳旗的日本军舰。
  长机当即下令改变队形。战机一架接一架地向着鲨鱼似的舰艇俯冲投弹。刘粹刚领头半翻滚,直冲敌舰投弹,炸弹带着尖啸,激起冲天水柱。接着是二十五岁的副队长梁鸿云驾机俯冲投弹,命中了日舰尾部,随即浓烟四起。其余战机一架接一架投弹。日舰缓缓沉入滔滔江水。全队凯旋时,初升的太阳从浓云中透出淡淡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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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仓库中国旗帜飘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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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出云”号为旗舰的日军第三舰队,对中国军队构成最大的威胁。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一就在这艘舰上。白川不断命令舰队的炮火支援陆军在虹口作战,运送并掩护增援的陆军在上海登陆。消灭日军第三舰队,是中国空军的紧迫任务。从广德起飞的二十一架美国造诺斯罗普轻型轰炸机,穿云破雾,来到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上空。但是,他们只能轰炸日本军舰,万万不可炸错目标。黄浦江上不仅停靠着日本军舰,还有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军舰。
  飞行员们低空飞行,仔细搜寻挂着太阳旗的目标。可是,日本军舰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组成了纵横交错的防空网,低空飞行要冒很大的风险。
  一架中国飞机眼看就飞到“出云”号上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飞行员身负重伤,拉杆跃升,拖着浓烟向“出云”号俯冲下去。只听得一声巨响,飞机和“出云”号相撞爆炸,日本水手死伤惨重,但“出云”舰庞大坚固,只受了一点损伤。
  同一天,高志航的第四驱逐机大队击落了袭击杭州笕桥机场的三架日军飞机,击伤一架。
  第二天,日军木更津空军联队的十八架轰炸机从台湾新竹基地起飞,轰炸杭州及广德的机场。机群越海窜入笕桥上空,中国空军从笕桥机场紧急升空。高志航率领郑少愚和李桂丹的两个机群,共二十七架战斗机,分途拦击日军飞机,击落六架日机。这是中国空军的第一次空战,创下赫赫战果,自己的飞机没有一架受损。宋美龄当即建议: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
  同一天,南京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15日,日军统帅部下令组建上海派遣军,任命松井石根为司令官,增派藤田进第三师团、吉住良辅第九师团和山室宗武第十一师团到上海,要求部队“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占领上海及其北面地区的重要地带”。松井石根狂妄地宣称:一个月内占领上海。
  在此期间,年轻的中国空军,又与日军航空队展开激战,积极攻击进犯的日本陆军和舰艇。日军航空队出动六十多架轰炸机,分别袭击杭州、嘉兴、曹娥和南京的机场。中国空军第九大队在曹娥上空击落四架日军飞机,第四大队在杭州上空击落十六架,并协同第三大队、第五大队和航校暂编部队,在南京上空共同击落十四架。
  开战的第四天,日本航空队又出动二十多架轰炸机分别袭击中国各地,又被中国空军击落八架。经过三天激战,中国空军共击落五十五架日军飞机,给日军鹿屋航空队和木更津航空队以歼灭性的打击。木更津航空队长石井大佐几天后切腹自杀。
  开战第五天,中国空军三个大队出动四十四架飞机,由副大队长孙桐岗及中队长刘粹刚、董明德和杨鸿鼎率领,分批前往虹口轰炸日军阵地,重创了日军地面部队,击落两架日军飞机。日军高射炮火猛烈射击,阎海文座机中弹,阎海文跳伞,降落在日军阵地,举枪击毙几名包围他的日军,用最后一颗子弹向自己射击,壮烈殉国,其余日军向他的遗体致敬,将他掩埋。不久,日本在国内举办阎海文事迹展览,吸引了成千上万日本民众参观。
  开战第七天,中国空军为打击长江口外活动的日军舰艇,由第四大队和第二大队出动二十架战机,轰炸白龙港水域的日本军舰,沈崇诲驾机冲向日舰,炸沉巡洋舰一艘,自己壮烈牺牲。
  空战的胜利鼓舞了地面部队。张治中集团军从15日起,在炮火支援下,向虹口和杨树浦的日军发起多次围攻,王敬久师占领了沪江大学,孙元良师冲入日军坟山阵地后受阻。在沈崇诲牺牲的那一天,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从西安赶到,投入了战斗,两天后攻入汇山码头,严重威胁日本海军陆战队。
  日军重点在江湾路、北四川路、吴淞路至汇山码头一线防守,他们的司令部设在江湾路。张治中向王敬久师和孙元良师下达作战命令,要求他们力争在一周内消灭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孙元良师第二六四旅担负右翼主攻任务。旅长黄梅兴指挥第五二七团和第五二八团的炮兵,向江湾路的日军据点开炮。大炮轰鸣,好似暴风雨前的滚滚炸雷,震得大地颤抖。日军据点被炸得千疮百孔。黄梅兴下令冲锋,官兵们冒着密集的弹雨,冲过街巷,到达日军据点前,日军跳出来,两军白刃肉搏。黄梅兴旅用人海战术,龙腾虎跃,将疯狂的日军压制下去。在呐喊声中,日军一批批倒下。
  黄梅兴旅拔除了一个个小据点,逼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遇到了日军的钢板屏障,炮弹打上去咣当一响,不是被弹了回来,就是在别处爆炸。据点内吐出长长的火舌,一批又一批官兵中弹倒下。进攻持续两个多小时,没有丝毫进展。黄梅兴请示孙元良,率部队转移到持志大学。
  黄梅兴旅包围了持志大学,首先炮击高大坚固的建筑。里面的日军受不了强大的火力,向上海法学院逃窜。第五二七团第三连连长陈永水抱着一挺机枪,向逃跑的日军猛射。正在兴头上,被一发子弹击倒。副连长见陈永水牺牲,跑上去接过机枪,继续扫射。
  黄梅兴命令方雨章的第五二八团抄近路拦阻逃跑的日军,把日军夹在中间,只用半小时就将他们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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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仓库中国旗帜飘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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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梅兴又指挥部队进攻爱国女子大学。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疯狂还击,方雨章团被机枪火力阻挡。黄梅兴命令方雨章派人用炸药摧毁据点,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方雨章皱着眉说:“没有现成的炸药包,只有几箱零散的炸药。”
  黄梅兴说:“赶制炸药包!”
  官兵们按照黄梅兴的指点,从日军尸体上扒下几条棉裤,扎住两条裤腿,往里面填装炸药,把两头扎紧,再装上导火管。不出一个小时,十几个炸药包做好了。士兵们在机枪火力掩护下,手抱着炸药包向日军据点冲去。不一会,爆炸声阵阵传来,日军据点土崩瓦解。部队发出呼喊,向爱国女子大学冲锋,和日军肉搏,将他们消灭。
  黄梅兴站在阵地前,拿起步话机向孙元良报告,突然飞来一颗炸弹,黄梅兴倒在血泊中。
  这天的战斗,黄梅兴旅伤亡一千二百多人,十八位连长战死,黄梅兴阵亡。黄梅兴旅的官兵们体味着血腥味过浓的胜利,沉痛地等待着新任旅长到来。
  张治中听到黄梅兴殉国的消息,往桌子上猛击一掌。他知道,他的部队将面临更为残酷的战斗。
  张治中曾向蒋介石请求,集中三个师的兵力,突然消灭上海的五千多名日军。蒋介石一直迟疑未决。现在日军有了充分的准备,构筑了坚固的防御,要消灭这股日军已非易事。可以预见,日军的增援部队19日就可抵达上海,抢滩登陆。张治中可以想到,战局的恶化将对中国守军非常不利。
  怎么办?堵截日军的增援?不知道日军在哪里登陆。再说,能有多少兵力去堵截日军呢?张治中拿起电话,向蒋介石报告战况。蒋介石发出三点指示。第一,力争在日军增援到来之前结束战役;第二,向全国各地调集部队增援上海;第三,请教德国顾问团,如何歼灭现有的五千名日军。
  早在三天前,蒋介石已接到军统局长戴笠的密报,日本陆军部和海军部在8月10日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向上海增兵。12日上午,日本内阁批准增兵。当天下午,陆军部和总参谋部提出向上海增兵的方案,要求动员三十万兵力和八万七千匹战马。14日下午,已有两个师团接到命令,在大阪和长崎集中,15日登舰。
  半小时后,戴笠又送来一份密报: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谷川清,已于15日第二次向海军部求援,日本海军军令部急令驻中国旅顺口的特别陆战队一千四百多人,和佐世保海军陆战队两个大队一千二百多人,立即开赴上海。
  蒋介石连接两份密报,同军政部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紧急磋商,命令罗卓英的第十八军、霍揆彰的第五十四军、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第六师和炮兵第十六团开往上海,担任蕴藻浜以北至长江岸边及浏河以东地区作战,防止日军在上海登陆,并迅速歼灭原有的五千多名日军。
  根据各方面情报,蒋介石预感到淞沪战役规模将会扩大,时间也会延长,投入兵力会逐渐增多,便下令成立大本营,下设六个部。大本营六位部长天天开会研究对策,大幅作战地图上标满了红蓝箭头。他们讨论攻守策略,常常争论不休,通宵达旦。
  蒋介石接受了秘书长张群的建议,亲自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原司令长官顾祝同降为副职。长官部从宜兴移到苏州,协调上海的海陆空三军作战。
  张治中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找到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向他请教战法。法肯豪森指着地图说:“现在贵军攻击受挫,日军伤亡也很大,时间对双方都很宝贵。他们急切地等待援军,援军一到,他们便可反守为攻。我们必须在大批日军到来前把这股日军歼灭。”
  张治中焦急地说:“这我知道,我就是想请教顾问先生,有什么好的战术,可以在短时间内摧毁日军据点。”
  法肯豪森握起一只拳头,比画着说:“我建议贵军采取铁拳战术。日军阵地从汇山码头向吴淞路和江湾路曲折延伸,宛如一条长蛇,我们选择一点,用铁拳拦腰一击,斩断蛇的中部,然后打击头尾,分别围歼两部分日军!”
  张治中琢磨着铁拳战术如何实施,一时没有吭声。法肯豪森以为张治中心存疑虑,解释道:“这个战术在欧洲十分流行,德军在魏森堡战役、汉诺威战役和兰登堡战役中,靠它取得大胜。”
  张治中决定一试。他从王敬久师和孙元良师中挑选了五百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每人携带冲锋枪和十枚手榴弹,全队配备三十挺机枪。
  后半夜,敢死队整装待发。张治中前来送行,动情地说:“希望你们用生命和鲜血坚决消灭这股日军。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弟兄们,你们现在先走一步了!”
  队长刘宏深举起拳头,带着五百名队员向张治中宣誓:誓死保卫国土,消灭日军!张治中右手用力一挥,大声说:“弟兄们,出发!”
  天还没亮,东边的天空飘浮着几朵白云。寂静中,偶尔有几声枪响划破天空,接着又是一片宁静。敢死队小跑步前进,沿着曲曲弯弯的小巷,不出半小时,就到了北四川路交叉的虬江路上。这里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前沿防线。法肯豪森精心选择了这个突破口。
  刘宏深看看手表,正好5点。他猛然摔出一枚手榴弹,大喊一声:“弟兄们,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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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仓库中国旗帜飘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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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兵营马上变成一片火海。刘宏深从地面一跃而起,带领敢死队冲进日军据点,展开惊心动魄的肉搏。火光中人影晃动,刺刀碰撞刺刀,枪托砸击枪托,手榴弹接连爆炸,浓烟淹没了战场。日军一片混乱,喊叫斥骂,你推我搡,跌倒的被践踏,发出惨叫。敢死队扩大战果,向粤东中学和爱国女校等据点一路冲锋,一路扫荡。
  刚入伍的新兵张小玉,出发前刚练了两小时刺杀。冲到爱国女校附近的日本据点时,他被一具尸体绊倒,瞥见一名日军正蹲在地上装子弹。他猛扑过去,扑哧一声,把刺刀捅进日军背心。他拔出刺刀,将尸体翻过来,又补了一刀。突然,他觉得两手发麻,望着自己这双手发愣。这是他第一次杀人。
  敢死队逼近日军司令部了,突然从巷口窜出一队日军骑兵,挥舞军刀向敢死队杀来。队员们躲闪不及,被马队踩死,被军刀砍死。刘宏深也死在日军马蹄下。敢死队失去了指挥,乱成一团。危急时刻,后续部队赶到,上海保安第二团冲过来,用机枪扫射,打退日军骑兵,然后与日军对峙到天黑。
  第三中队住在一家木炭店内,中队长吴羽军苦思如何对付日军骑兵。他看到装炭的篓子,联想到家乡用水牛耕田,为了防止耕牛偷吃庄稼,用竹篓套住牛嘴。他突然一拍脑袋,大叫:“有办法了。”
  他叫士兵们用麻绳将竹篓穿起来,摆在街中央,把穿在竹篓上的绳子两头系在路两边的电线杆上。他担心日军天亮后发现篓子,放火将竹篓烧毁,决定在拂晓前行动。后半夜,他派出一个班,朝日军据点连甩十几颗手榴弹,造成日军大量伤亡。日军骑兵果然中计,开门出击。攻击队后撤,日军骑兵猛追,闯入吴羽军的竹篓阵,马蹄被竹篓绊倒,人仰马翻。埋伏在路边的保安团抛掷手榴弹,机枪班朝日军开火,十五分钟就全歼这股日军,抓了五名俘虏。
  敢死队破了敌阵,消息传开,军心大振,各师仿效。王敬久师组织了一支敢死队,由第五二一团团长陈颐鼎率领,由北向南横扫,所向无敌,占领了日本海军操场和海军俱乐部。推进到公大纱厂时,攻势受阻。这里的日军据点全是钢筋水泥结构,炸药炸不垮,平射炮轰不动。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叫何应钦想办法。何应钦想到组建不久的化学兵总队,刚从法国购来十二门抛射炮,可能派得上用场。但是,使用抛射炮很麻烦。先要把圆形底座埋进工事固定,再用电线连接,计算好目标距离,操纵电钮开炮,十二门炮可同时发射。
  中国军队没有用过这种新购的武器,何应钦派出两名机械工程师,跟随炮队赶到上海,照说明书操作。指挥员李忍涛带着五十名官兵,将抛射炮抬到虹口公园前面的江湾路,在工程师指导下装置停当。李忍涛下令开炮,谁知操作失误,方向偏差,弹着点距离目标差了五十米。马上修正,再次按下电钮,炮弹正中目标,火光闪耀,日军据点的围墙垮了一大片。但是,据点外围建了五层围墙,抛射炮只炸倒了三层。十二门炮进口时只配有三十六发炮弹,二十五分钟就打完了。
  张治中急得叹气,说:“洋顾问的铁拳战术不行了。”
  话音刚落,鲍参谋来到:“报告长官,有急电!”说着将电报递给张治中。
  这是太仓的江防司令官刘和鼎发来的十万火急电报。电文写道:清晨5点,大批日军在川沙口和狮子林登陆,正向罗店移动。
  这件事,在张治中意料之中,但又不愿相信。他看完电报,心急如焚,一时拿不出对策。
  率先登陆的日军,是日本上海派遣军藤田进第三师团和山室宗武第十一师团,共计两万多人。为了对付松井石根指挥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张治中只有请求南京快速向上海增兵。
  同时,他准备调遣各师,包围登陆的日军。但是,日军炸断了通向各师的电话线,命令无法下达。他的命令,只能派人传达。但他没有派出部下,自己带着两个参谋,坐上吉普车,从江湾出发,先向叶家花园王敬久师指挥所奔去。半路上,日机追着他的吉普车扫射。车胎中弹,车子翻到路边沟里,只得弃车步行。到达王敬久的指挥所时,已是8点40分。王敬久刚刚接到兄弟部队打来的电话,说张华浜和蕴藻浜方向发现日军的登陆部队。
  王敬久将情况报告张治中。张治中大步走到地图前,沉思半晌。他发现,日军从川沙口和狮子林登陆后,兵分两路,一路向上海市区开进,接应海军陆战队,另一路很可能抢占宁沪铁路。张治中再次向蒋介石求援。
  蒋介石得知大批日军在川沙口和狮子林登陆,急得不停踱步。当他停下来的时候,拿起电话向何应钦发布命令。一份份电令飞向各部,接到调令的部队坐车乘船,向上海方向赶去。霍揆彰的湘军第十四师从长沙坐船经南京到上海;俞济时军从陕西南部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第八师则从西安出发;李延年的第二军在武汉登船东行;胡宗南的第一军从甘肃出发;唐式遵的第二十一军从广西赶来;最远的是杨森第二十军,他们接到命令,从四川的重庆和成都,火速赶往上海。
  这些部队出发时,驻地老百姓夹道欢送。杨森军在贵阳车站登车时,二十万市民含泪相送,给官兵们送茶水,将煮好的鸡蛋放在他们手上,给他们路上垫饥。妇女们向官兵们送上千针万线做好的布鞋。此情此景,令官兵们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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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仓库中国旗帜飘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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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森在新闻界举行的欢送会上说:“今天见到那么多民众欢送我们,我流了好几次泪。我是个老军阀了,打了几十年仗,全是中国人打中国人,遭到民众唾骂,实在是没意思,对不起国家和民众。如今我们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下,与民众站在一起,我代表全军将士,向贵州民众发誓:川军宁作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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