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在27日晚秘密出动，第二天进入预定阵地。大雪天，地上白茫茫一片，战士们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用冰雪筑成的掩体后面，眼睛盯着前方。直到中午，还不见日军踪影。性急的战士耐不住了，说：“大雪天的，跑这里白来挨冻了，哪来的敌人？”
柴世荣传下话来：“忍着点，鱼儿一定会上钩。发现敌人后，大家要听从指挥，猛打猛冲。”中午12点半，日军来了。前头是五十名尖兵，坐在八九张雪橇上，冻得缩手缩脚，根本顾不上警戒，很快进了包围圈。紧接着，后面的大队日军也都进了埋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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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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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世荣发出攻击信号，战士们把雨点般的子弹射向日军。下午4点钟，战斗结束。日军官兵全部被歼，第五军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接着，柴世荣指挥部队夜袭前刁翎。2月末3月初，周保中和李华堂指挥抗联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八军和第九军，共同围攻依兰，歼灭三百多名日军，缴获了大批物资，打乱了日军春季大“讨伐”的部署，冲破了日军的交通封锁。从此以后，在伪三江省地区，出现了抗联战士“骑大马、逛大屯”的新局面。
夏云杰和戴鸿滨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人多枪少。1934年2月的一天上午，戴鸿滨率领六名队员，揣着两支手枪，化装成农民，混入鸭蛋河街。鸭蛋河区委书记李风林和他舅舅佯装吵架，两人满脸是血，撕打着向伪自卫团大院走去，说是要到“衙门”去评理。戴鸿滨等人跟在后边“拉架”，一行人热热闹闹，闯过哨兵的拦阻，进入伪自卫团大院。
伪军官兵看见有人打架，幸灾乐祸地喊：“出来看！出来看！出来晚了看不见！”戴鸿滨见人都出来了，便亮出手里的“家伙”。伪团长高魁一见就傻眼，让团丁把十四支枪全部交出来。
戴鸿滨缴了枪，让大家立即占领炮台，封闭大门，把十三个前来开会的反动地主缴了械。这次收获，游击队员人人都有枪使了。
夏云杰又派人去找大地主张传福。张家有三百多垧地，还开着粉房和油房，小日子过得挺兴旺。张传福1933年接受日伪任命，担任太平川伪自卫团的团长。他看到日本人当众强奸妇女、劫掠财物，残忍地屠杀爱国民众，心里十分惭愧。
张传福对夏云杰的代表说：“我迟早是要抗日的，但是——请二位给夏队长捎个口信，告诉他，第一，我张传福从今身在曹营心在汉；第二，要我公开出来抗日，得由抗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我谈谈。”
日本人和汉奸却对张传福有了戒心。日本守备队把他传到县城，一进门，日军队长就用战刀在他背上砍了几下，然后打他两个耳光，接着就命令他带队去“讨伐”游击队。
伪县警察大队长廉秃瓜子也来整治张传福，用马鞭狠狠抽打他，又指挥手下把他打了一顿。
张传福从没吃过这样的亏，铁了心要去参加游击队。他的这些举动，早有人报告给夏云杰了。戴鸿滨去和张传福会面，让他等到时机成熟，就把队伍往外拉。
1934年农历十月二十九，张传福认为时候到了，派人给游击队送信。他把队伍集合起来，以搜山为名，直奔北面山里而去。张传福带着人来，游击队人多了，装备也得到改善。张传福让家里人卖掉家产，为游击队买了六十多套棉衣，还有价值一千二百块现大洋的机枪和手枪。
还有一个刘铁石，是自己找上夏云杰的。他二十七岁就当上了汤原县教育局局长，心高志大，有心在若干年后跟蒋介石竞选总统。他正要大展宏图，日本人的枪炮打碎了他的美梦。他辞去职务，想起了总在教育局门口卖香烟的夏云杰，觉得这个生意人非同寻常，来历不浅。
刘铁石在1933年夏天找到了夏云杰，提出要跟队伍走。夏云杰说：“你现在还不能来，要继续留在地方上，利用你的社会关系和威望，动员更多的人抗日。”
日本人怀疑刘铁石为游击队服务，把他抓起来，他家里人卖了二十多石黄豆，才把他保了出来。刘铁石出狱后又去找夏云杰，要求加入部队。夏云杰说，游击队缺枪支弹药，最好能利用关系再给搞点。刘铁石说：“好吧，那我再回去干。”
刘铁石搜集枪支弹药，日军知道了，又要抓他。他悄悄地把家搬到一个小屯子里。搬迁后的第三天早上，他正在家里吃饭，小儿子从外边跑进来，结结巴巴说：“爸爸，鬼子来抓你了，快跑吧！”没等小儿子说完，他就往门外跑，可是已经晚了，日伪军端着枪向他走来。
刘铁石知道，跑是来不及了。怎么办？一个日军劈头问道：“刘铁石的有？”刘铁石断定日军不认识他，便指着胡家窝棚的方向说：“那边，南边。”
日军带来的多数伪警察认识刘铁石，但他们没有丧失良心。跟在后边的两名翻译，其中一个叫赵东国的，向他递个眼色。赵东国对日军说了几句日本话，这伙人便朝西院走去。
刘铁石骑着马，一口气跑到河东。夏云杰派副官孟尝君带十几名战士去接他。到了游击队，夏云杰派他担任了军需官。
夏云杰身边聚集了四方豪杰。1935年12月，赵尚志的第三军和李延禄的第四军相继到达汤原，与夏云杰的部队会师。
赵尚志也擅长搞统一战线。他在酒桌上交朋友，说服了驻亮子河金矿的一个伪军连长，带领全连交出了武器。赵尚志和李延禄一商量，决定把这两挺轻机枪和一百多支步枪全部送给夏云杰。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力量进一步增强，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
这时候，汤原县成了抗日队伍云集的大兵营。李延禄、张寿篯、夏云杰、李华堂、谢文东和冯治纲等人，带领人马，齐聚汤原县吉兴沟。大家决定组织东北反日联合政府，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任总司令。
联合军总司令部很快就分派作战任务。夏云杰奉命带领第六军主力去打鹤岗，张寿篯指挥留守部队收拾盘踞在老钱柜一带的日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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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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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钱柜在小兴安岭腹地汤旺河畔，是伐木场把头给工人开支放粮的地方。日军占领汤原以后，用重金收买了以于四炮为首的一伙胡子，组成了伪汤原县森林警察大队，还给于四炮配了七个日本指导官，他们的老窝就设在老钱柜。
于四炮一伙进驻老钱柜以后，抓劳工、征牲口，为日本人伐木，仗着山道熟、枪法准，经常偷袭抗日队伍，严重威胁着抗日根据地的安全。赵尚志决心铲除这颗毒瘤。
可是，老钱柜不好打，于四炮难对付。张寿篯只有二十多名警卫战士，武器差，战斗经验不足，和于四炮手下一百多名装备精良的伪警察比起来，相差悬殊。况且，他们还得远程奔袭八百多里，这仗怎么打呢？光凭第六军这点人手不够，就把汤原县洼区八十多人的游击连也拉上，人数与伪警察差不多了。但是，于四炮以逸待劳，装备占优势，他们有没有弱点呢？
张寿篯找到了敌人的弱点。于四炮正在汤原县城给傻儿子办喜事，老钱柜的伪警察群龙无首。还有，于四炮的战线拉得太长，各部分队伍互相照应不上。再者，这支新建的汉奸队伍还没吃过大亏，官兵傲慢，警惕性不高。
一个雪后初晴的下午，张寿篯带着队伍出发。他算好了，部队刚好可以在天黑以后到达于四炮的第一道哨卡查巴溪。
游击连长李风林带领战士们，突然出现在查巴溪伪警察大队的房子里，正在喝酒的两个家伙吓呆了，对着黑洞洞的枪口回答问题。
“汤旺河北岸有多少人？”
“有……四十多人。”
“头头是谁？”
“中队长黄毛、丁山……”
“有几个岗哨？”
“就一个。”
李风林和战士们押着两个伪警察，直奔河东北的那个大院套。风大夜黑，岗哨被李风林紧紧勒住脖子，来不及叫喊就倒下了。
李风林带着三十多人进了西院，张寿篯带二十多人进了东院，封锁所有门窗。东院里住的是中队长黄毛和丁山，张寿篯破门而入，他们正躺在炕上过大烟瘾。
“不许动！缴枪不杀！”
见过阵仗的黄毛偏要动，伸手抓起身边的烟灯，“呼”的一下扔过来，顺势一滚，就要去取挂在墙上的匣子枪。张寿篯甩手一枪打落烟灯，用枪指着炕上的几个家伙，再次喝道：“不许动！”与此同时，窗外捅进来一排枪口。
看到这阵势，再也没人敢动了。
东院的枪一响，西院的李风林马上动手，迅速缴了伪军的枪。
说难也不难，很快就结束了奔袭老钱柜的第一仗。但是部队已经比较疲劳。张寿篯下令暂不休整，立即奔袭南岔。他亲自说服黄毛等人，晓以民族大义，要他们配合行动。戴鸿滨叫战士们换上伪军服装。李风林深入套户，动员大家赶着自家大马拉的雪橇，支援部队行动。
张寿篯冲老乡们一拱手，热情地说：“麻烦大家辛苦一趟！”那些爱说话的老乡忙回答：“这说哪去了，打鬼子嘛，没啥说的。”不爱说话的人则憨憨地说：“打下老钱柜，不交人头费。”
张寿篯的队伍乘着大雪橇，顺着汤旺河连夜向南岔奔去。
突然，前面雪橇上的小战士，发现河床里有一团黑影迎面而来。
“嗳，那是什么？”他悄声问。
“是一张马爬犁！”
“深更半夜的，哪来的爬犁呢？”
“怎么办？”有人请示张寿篯。
“别开枪！”张寿篯吩咐道，叫赶雪橇的迎上去。
两头的雪橇很快迎头相遇。戴鸿滨带着几个战士走下雪橇，走到对面的雪橇面前，发现上面只有一个人。
“你是干什么的？”戴鸿滨问。
“我……我……”那人见眼前站着一帮带枪的人，显然有些害怕。
“这不是陈永家的小子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戴鸿滨认出那人是他的一个同乡。
那人一看是戴鸿滨，心里更害怕了，嘴上也越发不利落。他早就听说戴鸿滨参加了抗日的队伍。
“你别怕，”戴鸿滨看出了他的心事，“我们是打鬼子的，只要你说老实话，不会为难你。”
“我、我是五炮派来的哨兵，他正在后面巡视呢！说不定一会儿就能和你们走个顶头碰。”
他说的五炮，是于四炮的把兄弟，打猎的出身，枪法很准，在于四炮手下算是得力的干将，总负责查巴溪和南岔一带的哨卡，也就是伪森林警察大队里的第二号汉奸。
张寿篯他们一碰头，定下一个智擒五炮的方案。全队不再隐蔽行动，让赶雪橇的把鞭子甩得“叭叭”直响，大张旗鼓地向前开进。
李风林带着几名战士押着黄毛和丁山，坐在第一张雪橇上。他用枪顶着黄毛的后腰，说：“呆会儿遇上五炮，你就说是山下送粮食的爬犁。能办到吗？”
“能办到！能办到！”有人在后面“撑腰”，黄毛岂能办不到。
工夫不大，五炮迎面而来。相距二百多米时，五炮就叫雪橇停下，喊道：“什么人？”随后，便是一阵咔嚓的枪栓响。
李风林用枪一顶黄毛，黄毛立即喊道：“老五吗？”
五炮听出是黄毛，便问：“后面的爬犁是干啥的？”
“山下送粮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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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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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妈拉巴子的，怎么偏找这时候送来！”五炮说着，收起枪，赶着雪橇过来了。等他来到跟前，几支枪已经瞄准了他。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五炮糊涂了，既没动也没举手。黄毛开腔了：“老五，我们都交枪了，你也服了吧！”五炮这时明白过来，向四周看了一眼，便把枪交了出来。
五炮交了枪，不见有人搜腰包，也没有受责骂，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顿时大为感动。游击队要求他带队去缴南岔伪警察营地的枪，他满口应承。有头头领队，那里的伪军在天亮时就被解决了。
天亮后，张寿篯传下命令：就地生火做饭，休整一天，明天凌晨3点出发，直扑老钱柜。
凌晨3点一到，队伍准时出发，晚上8点多到了老钱柜。有五炮带路，于四炮苦心经营的营垒，一个接一个被端掉。最后，只剩下日本指导官森山还在他的屋子里抽大烟。
李风林绕过屋子外面的哨兵，突然出现在森山面前。他一眼看见墙上挂着手枪，飞步上炕去夺。森山蹿起来，将他拦腰抱住。年轻力壮的李风林用力一甩，森山便从炕上落到烧得通红的火炉上。
老钱柜名不虚传，里边的货着实不少。游击队缴获长短枪械一百多支，子弹三十多万发，大烟土一百多两，米、面几万斤。当然，还有一百多名伪警察和七个日本人。
赵尚志听说第六军打下了老钱柜，这位黄埔出身的总司令，决定把正在筹办的政治军事学校设在那里。学校办了没多久，却为抗联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学员从这里毕业后，一般都到各部队任师长或团长。
1936年8月，第六军由原来的四个团扩编为七个团，同年9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
秋天，抗联第六军开辟了依兰和桦川游击区。他们返回汤原根据地，积极筹备给养和服装，准备再次远征佛山，却在汤原西部的丁大干屯遭到日伪军伏击，夏云杰身受重伤。
那一天，太阳落山了，部队策马沿山间大道急驰。前头是尖兵少年连的李连长和两名战士，中间是夏云杰、刘铁石和吴副官，后面是少年连一百多人。尖兵过去时，埋伏在道路两侧的敌人没有开枪。等到三名领导人上山时，敌人枪响了，夏云杰从马上跌下，额上流着豆大的汗珠，脸色灰白，对刘铁石说：“老刘，赶快叫队伍往上冲，打退敌人，把我的尸首带回去，不能让敌人得去。”
战斗结束后，部队做了一副马抬担架，把夏云杰一气抬到古场沟山里的一间破房子里。夏云杰疼得冷汗直流，还对大家说：“你们先不要出山，明天一早回去把战场打扫了，把牺牲的同志弄回来埋上。”
大家把夏云杰抬到密营，准备送他去苏联治疗。夏云杰说：“路途太远，又难走，我们又没那个本钱，还是先在山里治治吧。”
部队无医无药，夏云杰疼得难熬时，刘铁石就用大烟给他止痛。一个夜晚，夏云杰睡醒一小觉，高兴地对刘铁石说：“老刘，我梦见日本人被赶跑了，我俩骑着马，走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彩旗和鲜花……”说着说着，泪水流满两颊，又说：“老刘哇，快把参谋长冯治纲找回来吧，研究研究这个队怎么办，我恐怕是不行了。”
11月26日，夏云杰永远离开了他亲手创立起来的队伍。
夏云杰牺牲后，戴鸿滨接任第六军军长。随后，将原来的七个团扩编为四个师。经过整顿后的第六军各师，战斗在松花江下游地区。
1937年5月，第六军主力部队远征海伦。汤原境内，只有参谋长冯志刚带着一百多人的留守团看家。就在这时，汤原中心县委接到一份情报：日寇要血洗汤原县，派来了十七名高级参事官。
冯治纲从县委回到留守团，告诉干部们：“县委决定，去打汤原县城！”
“打县城？就我们这一百多人，行吗？”干部们问道。
“擒贼先擒王，先下手为强。”冯治纲说，“趁敌人刚到，我们突然袭击，捣乱马蜂窝。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一个顶一百个，何况我们的人数还不止几百！”
干部们糊涂了：“哪有那么多人啊？”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冯治纲开始给大家分派任务。天黑以后，各乡的游击连、青年肃反队和农民自卫队都来了，大家才明白冯治纲的意思。各乡来的人，有的扛着土枪洋枪，有的拿着红缨枪，还有许多人手里提个煤油桶，身上背着盘蜂窝鞭炮。路有多宽，人有多宽，从四面八方向汤原涌去。
半夜时分，队伍来到汤原城外。内线把城门打开了，闪了几下红灯。队伍悄悄开进城，控制了大碉堡，缴了一个排伪军的枪，更夫们还在一声接一声吆喝“平安无事”。部队来到伪县府大院，分成两路，一路直扑日本高级参事官和伪县长的住处，另一路直奔日本守备队所住的东厢房。很快，县城里响起密集的枪声。当然，这枪声有多少是从铁桶里发出的鞭炮声，谁也说不清楚。
枪声响起，农民自卫队员和群众武装把日伪军牢牢地困在院子里，一边吆喝，一边放鞭炮，吓得他们不敢走出一步。
伪县府大院旁边住着三百多名伪军，抗联的内线让他们停止抵抗交了枪。东厢房里的四十二名日军还要顽抗，都被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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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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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治纲带着冲锋队，打死了新派来的七名日本高级参事官和日本副县长。伪县长吓得冲着冯治纲直喊：“饶命！饶命！我没签字！”
“签什么字？”冯治纲不知道他说什么。
“血洗计划，我没签字。”
冯治纲拿起桌上的文件一看，果然是一份《血洗计划》。他三下两下把它撕碎了，冲着伪县长说：“这回再也不用你签字了。”
天快亮时，冯治纲的部队带着缴来的三门迫击炮、三挺轻机枪、几百支步枪和半麻袋手枪，唱着歌撤离了汤原城。
饶河反日游击队在1935年5月编为第四军的第四团，只有二百五十人，远离其他抗日武装，不免势单力孤。虽是孤军，也要作战。他们主动出击，打击日伪。
这年冬天，日伪对饶河一带进行声势浩大的“讨伐”，第四团灵活机动，与他们周旋，两个月下来，日伪没见到游击队的影子，只得“抱着冻腿回去了”。
第四团渐渐壮大起来，发展成了几个团，队伍扩编为第四军的第二师,兵力五百人。第二师领导头脑冷静，打仗不去硬碰硬。1936年春天，日伪集中三千多兵力向他们进攻，第二师采取的办法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副师长李学福带着一小部分队伍留在饶河地区牵着日伪军到处跑，师长郑鲁岩和参谋长崔石泉则带着大部队到虎林和宝清一带，不断从外线打袭扰仗。
崔石泉是个有勇有谋的朝鲜族军人。早在1932年，他就带着金文享等六名好汉，仅凭一把手枪，成立了特务队，打得汉奸心惊胆颤。后来，他又组织了特务营和饶河反日游击队。
崔石泉深谙“攻心为上”的中国古代兵法，特别注意从心理上瓦解敌军。他一到同江，就通过各种渠道向伪军宣传抗日救国。驻二龙山伪警察队的八名士兵，主动找到崔石泉，要求派人去帮助他们哗变。崔石泉派了十二名战士过去，打死了日本教官和伪警察队长，领着二十多名伪警察带着武器过来投诚。
有一天，崔石泉带着一百五十名战士，在同江县头道林子与人数远远超过他们两倍的日伪军遭遇。力量对比悬殊，崔石泉知道，如果光是和敌军动手，肯定要吃大亏。他传下令去，叫大家动手的同时还要动嘴。战士们边打边喊：“我们专打日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简简单单两句话，作用可是不小。伪军听到了，慢慢就动摇，有的冲天打枪，有的干脆溜过来送子弹，有的把日军阵地内的情况和日军指挥官的位置告诉了崔石泉。这场仗从上午9点打到下午6点，抗日战士越打越勇，最后以阵亡十六对五十的比分取胜。
李学福在饶河一带也干得有声有色，把附近的反日山林队组织起来，整编为第七团、第八团和第九团。他从自己的基本队伍里抽出部分骨干，派到这三个团里当团副、连长和指导员。
与此同时，师长郑鲁岩在虎林一带和日伪军进行了十多次战斗，发展了几十名队员。
随着第四军第二师的积极活动，虎饶地区的山林队和红枪会积极要求和他们联合抗日。到1936年秋天，建立第七军的条件已经成熟。10月26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成立，陈荣久任军长。
陈荣久上任不久，果断地处决了几名混入部队的敌特和奸细，巩固了刚刚成立不久的队伍。十分不幸的是，在1937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陈荣久在掩护大队突围时中弹牺牲。崔石泉继任军长。
李延禄一直想把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编进抗联的队伍，在1936年夏天找谢文东商量，要他扩编抗联第八军。谢文东说：“部队要扩大，我还能不乐意吗？可是没可靠的人，我的保卫连可不能交出去。”
李延禄早就想到了谢文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知道，在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部里，既有管谢文东叫“姑父”的副官，也有管他叫“老叔”的参谋，好多人都是他的亲戚。李延禄掌握了谢文东的用人之道，便说：“团长还是你自己的人，我们不动。”
谢文东说：“我哪有自己人呀！”
李延禄说：“包副官不行吗？”
谢文东一听包副官可以当团长，很是高兴，便顺水推舟地说：“你说行就行！”
李延禄说：“你的妹夫李初坚也可以当团长。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进行扩编。枪的问题，我们来帮你想办法。”
这次谈判过后，改编工作全面展开。不久，抗联第五军第二师接手帮助谢文东改编。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在这一年9月18日成立。
1937年1月，李华堂支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
抗联第十军的来历，和身材高大、智勇双全的汪雅臣密切相关。1932年冬天，他在五常县南山里一带建立了双龙队，每次打仗都带头冲锋陷阵，部队战斗力很强。
第二年7月，汪雅臣投奔宋德林的反日山林队。大胡子头宋德林在五常一带名声很好，专抢有钱的富家大户，从不骚扰贫苦百姓。“九一八”事变后，他打出抗日的旗帜，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
宋德林把双龙队编为第四支队。8月份，第四支队跟着宋德林一起攻打沙河子，打死打伤伪军四五十人，还活捉并枪毙了两名团长。
这一年，汪雅臣听说赵尚志在珠河成立了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便把附近反日山林队的首领们找到一起，说：“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要想抗日救国，咱们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人家赵尚志已经在珠河干起来了，咱们也得跟人家学，联合起来打日本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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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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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雅臣得到了拥护。这些山林队共同组成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一致推举汪雅臣为首领。汪雅臣身负重任，更加留意时局的发展。他发现，各种抗日队伍中，惟有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越打越强，其中的赵尚志是他素来仰慕的，于是他赶紧派人去联系。
1935年春天，宋德林干了一件天大的傻事。他竟按绿林的规矩，和日军订下战表，在拉林仓摆开阵势，要一决雌雄。结果，日军用强大的火力把他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汪雅臣的第四支队。宋德林自己跑进山里，不敢出来。
汪雅臣收拢宋德林的残部，带队来到珠河，找到冯仲云等人。汪雅臣说：“我坚决接受中共的领导，你快把我的部队收编了吧，我跟你们一起抗日到底。”
冯仲云等人答复他说：“把你的部队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你看怎么样？”
汪雅臣说：“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吧，我相信共产党。”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在1936年初成立，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纪律严明，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援，与日伪军作战捷报频传，部队不断发展。当年9月，已经拥有一千多人。也是在9月18日，第八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
美丽富饶的东北，不但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还出产令人垂涎的金子。在桦川县南部，有一个腰驼子金矿。日本人在这里设立了金矿局，建立起一支八百多人的警备队，大肆掠夺黄金。
金矿局疯狂地开采金矿。1933年3月，不顾金矿坑顶出现裂缝，强迫工人下坑，造成事故，两名矿工被砸死，三名矿工受重伤。
在受伤的三名矿工里，有个叫祁宝堂的山东人。他年岁不大，在矿工中却颇有威信。6月份，祁宝堂的伤好了，和六名工人结为把兄弟，把平时收藏的金沫子凑在一起换回钞票，托人买了一支狗牌撸子和一支“七星子”手枪，又买了七套衣服，偷偷带进矿里。
6月下旬一个中午，矿工们正吃午饭，矿警队的日军班也把枪架起来休息。孙继武凑到日军班长三郎跟前，三郎以为又是给他上烟来了，却不想孙继武从腰里掏出来的是枪。三郎来不及反应，就被一枪打死了。与此同时，祁宝堂开枪打死了日军机枪射手，其他几个人一听枪响，赶紧动手夺枪，杀掉了日本兵。他们打死七名日军，夺得六支步枪、两支手枪和七百多发子弹。
暴动成功，祁宝堂召集矿工们讲话：“我们暴动，是为了反抗日本鬼子的侵略和压迫，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干。”二十多名矿工起来响应。祁宝堂带着他们，奔向四十里外的丈梨树沟，宣布成立“东北山林义勇军”，并按流行的办法，自己报号为“明山”。
明山队的人多数没文化，提出的口号简单明了：赶走日寇，推翻大同年，为国为民，宁死不投降。祁宝堂治军甚严，有一次手下两个兄弟抢了老百姓的东西，他当即将这两人枪毙。
明山队与日军战斗，队伍不断扩大。日伪对他们进攻越来越紧，他们的活动越来越困难。祁宝堂决定去找共产党的队伍。和汪雅臣一样，他也想到了珠河的赵尚志。
祁宝堂带队进入方正县，与第三军相遇。祁宝堂立即发现，共产党的队伍，和别的队伍就是不一样，他是衷心感佩。赵尚志和冯仲云接见了他，冯仲云说：“你和你的部队到党领导的武装行列里来了，今后山林队的绰号就不要叫了，你有志抗日，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我奉劝你把名字改为‘致中’吧！”
祁宝堂一听连声说好，马上回到明山队宣布：“我今后不再叫明山了！我叫祁致中了！”
祁致中从第三军学了经验，初步整顿自己的队伍，使之成为抗日义勇军中最好的一支。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成立时，祁致中的部队改称独立师。不久，他们和几股抗日山林队一起，正式改编为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合军独立师，下辖三个旅。
祁致中创立了著名的七星砬子兵工厂。这家工厂有一个小型水利发电站，有机床，更有一帮从原奉天兵工厂里出来的专家。他们不但研制出了匣撸子、手提式自动冲锋枪、直把机关枪等轻武器，还试制出了一批迫击炮装备部队。第一批匣撸子生产出来以后，祁致中操枪射击，枪枪命中靶心。
独立师到1937年9月已经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各级干部基本配齐，10月份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
1936年2月至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的十一个军，标志着以中共为中心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东北的老百姓为此唱道：
“十大联军”十万人，抗日救国一条心。步炮联合除倭寇，铁骑纵横扫妖气。但愿民族获解放，白山黑水庆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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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求红军迅速对日作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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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求红军争取迅速对日作战。
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方面军主力，在1935年10月胜利地完成了北上抗日的长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大西北建立起来。
红一方面军经历了坚苦卓绝的长途跋涉和战斗，只有一万多人到达西北，仍然没有摆脱困境。陕甘苏区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物资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国民党军队加紧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
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只有东面的山西省，国民党兵力虽多，但比较分散，而且这里最接近抗日前线，有利于红军实现直接对日军作战的夙愿。
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应该利用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巩固苏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了红一方面军渡过黄河去东征的任务。
毛泽东和彭德怀在1936年2月18日下达东征作战的命令，规定红一方面军第一步作战任务是东渡黄河，占领吕梁山脉各县，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东征部队包括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和第四师，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和第八十一师。
红军要去抗日，必须克服国内的阻力。山西军阀阎锡山动员全部武装力量，拦阻红军的去路。红军在汾河河谷地区击败阎锡山的部队，占领同蒲铁路，准备开向河北和察哈尔抗日前线。
蒋介石不让红军抗日。2月23日，他从洛阳、徐州和浦口等地调来约十个师的重兵，协助阎锡山堵截红军东征，同时命令东北军、西北军和陕西甘肃的其他国民党部队，进扰陕甘革命根据地，企图重演1933年围歼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故技。
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为了保存力量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人民抗日先锋军决定撤回黄河西岸。
红一方面军东征期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共在目前要把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华北是全国对日作战的首要战场，争取对日作战，具有政治上的必要和军事上的可能。
为了争取蒋介石政府不再阻挠红军抗日，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在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反蒋”口号，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方法。”
蒋介石对这个倡议置若罔闻，不顾日军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着手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任命陈诚为总指挥，调集十六个师另三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围剿”。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部队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和马鸿宾部，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红二十九军主力、红三十军和陕北地方部队，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钳制西渡的蒋军、阎军以及陕北和渭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保卫陕甘苏区老根据地；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会同在当地的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三省边区开展斗争，策应野战军西征。
1936年5月20日前后，西方野战军分两路相继从延长和延川地区西进，不久就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境的广大地区。随后继续西征，经过定边、盐池和豫旺等地区的作战，用两个多月的时间，给反共军队以沉重打击，开辟了纵横两百多公里的新根据地，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材，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西方野战军西征的同时，东线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疲惫和消耗了进攻的国民党军队，打破了他们先肃清东线红军、再向西寻红军主力作战的企图。与此同时，对东北军、西北军等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
1936年秋天，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西征，主力在豫旺堡、豫旺县城及其附近地区休整，新开辟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与原有的陕甘苏区联成了一片；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进抵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地区，三个方面军逐渐靠拢。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10日举行扩大会议，确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三大战略任务的首位，确定以蒋介石政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继续谈判，同时对国民党各地实力派分别进行统战谈判，并大力开展群众抗日运动，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走上抗日道路。
当时，国民政府后院起火，蒋介石忙于处理“两广事变”，暂时无力北顾，中共中央决定联合东北军发展西北抗日局面。经过与张学良等人协商，提出一个战略计划：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用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用两个方面军渡过黄河，占领宁夏，然后红军和东北军各派部队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挺进绥远，直接抵抗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将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阶段。
实施这个战略计划的阻力仍然来自于蒋介石。他想消灭红军的愿望过于急迫，竭力阻止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他调来四个军的兵力，协同青海马步芳部和东北军一部进攻红四方面军；又调动四个师的兵力，加上第三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川军各一部，向陕甘边境南部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命令宁夏马鸿逵的部队向中宁以南推进，何柱国和马鸿宾的部队向北推进，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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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求红军迅速对日作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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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为了贯彻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决定相机打击反共军队。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固原以北的七营地区歼灭进犯的敌骑兵第六师两个团的大部，红一军团特别支队派一个团占领了界石铺；红二方面军在进占徽县和两当后，向宝鸡方向推进。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分五个纵队，相继从岷县和潭县等地向通渭、庄浪和会宁前进。红一方面军接应红四方面军北进。
10月份，西北高原红旗漫卷，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不久，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的第二师会师。三大主力红军汇合在一起，战士们热烈地握手、拥抱，到处飘荡着喜悦的歌声：“三个方面军，西北大会合，让我们手拉手，向敌人冲锋。”歌声向全国民众展示了新的希望：促进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会师后，力争早日实现对日作战。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逐次南下，占领镇原、正宁和洛川，继续向濒临黄河的韩城、宜川和延长地区发展。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团组成北路军，在宁夏省灵武和盐城地区待机，沿安边和横山推进到黄河沿岸的神木和府谷地区。南北两路到达黄河沿岸后，迅速筹集船只，准备再渡黄河，进入山西，开赴抗日前线。
这时，国民党军队正准备西渡黄河，“追剿”红四方面军的河西部队。同红军有统战关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经过劝阻，前进缓慢；国民党第三军进占同心城后，也停止前进；唯有胡宗南的第一军行动积极，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
中共中央军委接连发出指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为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歼灭胡宗南的第一军第七十八师。11月19日，红军到达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南北两面。这里土寨很多，地形复杂，非常适宜于隐蔽和依托。胡宗南的部队全速向前推进，其中一路两个师插向盐池，在红军到达的同一天占领了惠安堡，另一路是第七十八师，在第二天占领了山城堡。胡宗南企图从两翼包围红军。
21日，预先埋伏在山城堡周围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一部，突然向胡宗南的第七十八师发起猛攻，首先截断了敌军西逃的退路。第七十八师挨了一闷棍，不知所措，凭借山地土寨顽抗。黄昏时分，红军其他各路部队从东、南、北三面发动全面攻击。
天色渐暗，很快就变成漆黑一团。没有月亮，没有星光，手指伸到眼前也看不见。红军战士全凭感觉和经验在黑暗中运动。突击队用轻重机枪和手榴弹开路，接连攻下一个个山头和土寨。后面的大部队端着刺刀，挥着马刀，和敌军展开肉搏。激战中，战士们右手握刀，左手向前摸索，摸到人头上有个“圆巴巴”，就知道是国民党军队的帽徽，右手一刀砍下去。也不知对方是死是活，又去摸另一个。
顽抗的敌军很快就拼命逃跑，战士们奉命追歼。他们挥着战刀，有时插到敌军中间，有时跑到敌军前面。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碰上了夜老虎般的红军，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被冲得七零八落。等到天亮，一看周围全是红军，便把枪一丢，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不跑了。
这一仗，红军歼灭蒋介石嫡系主力一个多旅，胡宗南的其他部队泄了气，仓皇撤退到大水坑、萌城及其以西地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到这时已经打了整整十年，山城堡战斗，成为结束十年内战局面的最后一仗。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的“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指出：
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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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收复百灵庙，朱毛电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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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收复百灵庙，毛泽东和朱德热诚祝贺。
蒋介石阻挡着红军抗日的道路，日伪军则在积极地准备侵占绥远。1936年春天，日军指使伪满军侵占察哈尔北部的六个县，派遣大量军官训练伪军部队并指挥作战，为伪军补给大量军需品。日军命令蒙奸德王的部队驻扎嘉卜寺，李守信伪军驻扎张北和庙滩，王英伪军驻扎尚义，伪蒙古军第七师驻扎百灵庙，并抽调五千名伪满骑兵从热河东部开驻察北多伦和平定堡地区。绥远危急。
日伪发起进攻之前，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来到绥远的省会归绥。他和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见面，先把傅作义恭维一番，然后要他“改善日华关系”，并说“大日本帝国将给予全力支持”。傅作义正告板垣：“华北是中国的领土，决不许任何人出来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古和绥远都是中国的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割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板垣扫兴而去。
8月7日，李守信的伪蒙军约两万人进犯绥远东部的陶林。三天后，日军从热河开抵张北。对于绥远的抗战，毛泽东寄厚望于傅作义，8月14日给傅作义写信说：傅作义作为北方的领袖，负有保卫绥远、西北和华北的责任，红军和全国人民也要负责。如果傅作义能毅然抗战，红军一定会做他的后援。傅作义本来有心抗战，毛泽东这封信坚定了他的信心。第二天，伪军进犯集宁，被第三十五军打退。
11月5日，日军在嘉卜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攻打绥远东部，企图在侵占红格尔图以后，进逼绥远省会归绥。
傅作义接到侦察报告，密召骑兵第一师师长彭毓斌和步兵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向他们面授机宜，命令他们快速集结兵力。
15日早晨，五千多名日伪军在野炮、装甲车和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第三十五军阵地发动猛攻。守军英勇抗击，军民戮力同心，战斗情绪高涨。此后三天内，日伪军连续猛攻，都没有得逞。
傅作义不满足于抵抗，他要反击。他来到集宁，命令董其武旅主动出击。19日凌晨两点钟，董其武指挥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和炮兵营，将日伪军包围，发起突袭。敌军仓促应战，激战到拂晓，狼狈溃逃。
红格尔图战役打了七个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摧毁了田中隆吉和王英的指挥所，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王英仓皇逃跑，连自己的马车也没来得及带走。
日军惟恐傅作义的部队摧毁他们的伪政权，急忙派王英的部队进占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的防御力量，又命令伪蒙军第七师在百灵庙构筑工事，积极备战。他们增派两百多名日本军官，补充到伪军中任指导官。另外，还准备抽调日军和伪满军从赤峰开往多伦、商都和百灵庙等地，寻找机会进攻绥远东部和北部。
傅作义得知日军的企图，决定抢在日伪军进攻前先发制人，派部队远距离奔袭，出敌不意，收复百灵庙，捣毁敌军巢穴。他在归绥新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三个骑兵团、三个步兵团和炮兵、装甲车分队一部，由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任前敌总指挥，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任副总指挥，发动收复百灵庙的战役。
参战部队向百灵庙以南三十五公里处的二分子镇附近集结。夜间，天寒地冻，气温低于摄氏零下二十度，积雪没过了战士们的膝盖，部队艰难地快行军，开到敌军阵地前沿，在0点开始攻击。由于部队行动秘密，日伪军事先毫无察觉，听见枪声大作，才慌乱进行抵抗。
进攻部队向纵深突击，在敌军阵地上，日本特务头子胜岛角芳拔刀督战，又下令给女儿山阵地增送十多挺轻重机枪。敌军火力加强，突击部队受阻。孙长胜明白，天亮后，敌军会得到地空两方面的增援，务必在拂晓前歼灭敌军。他命令山炮营向前推进，集中火力摧毁女儿山的敌军机枪阵地。他又派出装甲车，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敌军阵地很快就被强大的炮火摧毁，装甲车和步兵从东南土山口冲入，骑兵团也攻占了北山，控制了飞机场，切断了敌军后路。这时，二十多名伪蒙军官兵起义，掉转枪口向日军指挥官射击。胜岛角芳和伪蒙军师长穆克登宝见大势已去，慌忙乘汽车逃走。
攻击部队乘敌军混乱，展开分割包围。激战到上午，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共毙敌三百多人，其中日军二十多人，伤敌六百多人，俘敌四百多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几天后，四千多名日伪军反攻百灵庙，傅作义的部队将敌军击溃，毙伤五百多名日伪军，俘虏两百多名，击毙伪军副司令雷中田。又过了几天，中国军队收复了大庙，百灵庙战役到此结束。
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到全国，各报纸纷纷刊发号外。人心振奋，万众欢腾，各地人民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国内外向绥远前方将士祝贺与慰问的电信，如雪片飞来。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的人民团体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到前方慰劳军队。全国各界给前线部队捐赠的慰问金总共两百多万元。南京救国会推动国民党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孙科、张继等人发起援绥抗日运动，在南京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成立了“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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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收复百灵庙，朱毛电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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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朱德给傅作义发来贺电：“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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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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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红军抵达大西北以后，深刻地影响了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他们的指挥者张学良与杨虎城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为。毛泽东非常注重调动这两支国民党军队的抗日热忱，为了把他们迅速拉上抗日的轨道，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陕西的冬天北风呼啸，但在红军的总部依然是热气腾腾。193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在富县原东村一户村民的土窑洞里，毛泽东等待着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从瓦窑堡赶来。
汪锋在夜间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热情地和他握手，对他说：“这次调你来，是想让你去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毛泽东还叮嘱他：“对杨虎城和西北军要具体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接着，周恩来也找汪锋谈话：“方针大计毛主席都定了，你去照着办。你到那里先从侧面了解杨先生的思想动向，要找找杜斌丞先生。”
直罗镇战役祝捷大会过后，毛泽东分别给杨虎城、杜斌丞和邓宝珊写好了三封信，交给汪锋带走。
汪锋化装成一家鞋铺的讨账先生，头几天走得很顺利，到了长武县北乡杨公镇附近，在一个拐弯的地方，迎面碰上两个地方民团的便衣特务。他们从汪锋皮袍的夹缝里搜出三封信，一看上面写的收信人是杨虎城、杜斌丞和邓宝珊，便傻了眼，你瞅着我，我瞅着你。
汪锋趁势装出大官老爷的架势，声色俱厉地说：“是谁派你们出来胡乱搜查行人的？你们这样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没好结果！”
两个便衣不敢多问，把信交还汪锋，押着他往长武县城走去。汪锋托故停了一阵，给县长党伯弧写了一封短信，叫其中一名便衣先送进城去。
下午5点多，汪锋和跟着他的便衣走到县城北门外，党伯弧已经在路旁等着了。他叫便衣把汪锋交给他，安排汪锋住下。第二天清早，找了一辆大卡车，派他亲信的保安队长，带了四个兵，把汪锋“押解”到西安新城的西北绥靖公署。
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以后，在一天晚上派人把汪锋接到新城大楼。杨虎城已在门口等候，把汪锋接到西客厅谈话。汪锋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杨虎城也问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派汪锋到西安，是中共中央和杨虎城的第一次接触。毛泽东在信中向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他与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和光大。汪锋三次和杨虎城会谈，做了很好的沟通。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中共派到西北军做联络工作。
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在1936年5月达成协议：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西北军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西北军。从此以后，西北军乱放空枪假打红军，应付蒋介石特务的监视。
同年8月，毛泽东再次给杨虎城写信，希望他参加抗日联合战线。中共派张文彬作为驻西北军的联络代表，杨虎城委任他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加强。
张学良的东北军，官兵的家乡已被日军侵占，他们的亲属当着亡国奴，他们天天指望着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但是，蒋介石不肯满足他们的愿望，把他们调到西北“剿共”。热河沦陷后，替蒋介石背黑锅的张学良辞职去欧洲考察，1934年初，蒋介石召他回国，给他安了个“西北剿匪副司令”的头衔，信誓旦旦地向他许诺：完成“剿共”任务后，就可以北上抗日，打回老家，收复东北。
可是，东北军完成不了“剿共”的任务。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近万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红军对于被俘的东北军，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俘虏们深受感动，愿与红军合作抗日。
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自从做了俘虏，生活便有了新的意义，以至于名垂史册。他被俘的地方是榆林桥，将他捕获的是徐海东指挥的红军第十五军团。
高福源作为东北军人，本有家乡沦亡之痛，攻打红军完全是被迫的。他在瓦窑堡住了两个多月，亲身感受到红军对他们亲切友好的态度，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亲如兄弟的关系，亲耳听到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就想有所作为。他打算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但他先要取得红军的同意。于是他求见红军首长，说有要事相商。
中共中央派李克农接见了这名俘虏。高福源说：“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和红军的所作所为，非常令人钦佩，我衷心地表示赞同。我想，如果张副司令和其他人知道了这一切，他们也会感动和赞同的，并且有可能在抗日的前提下与红军合作。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愿意前去说服张副司令和其他人，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
李克农说：“我们同意派你回去，只是考虑这样做，对你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高福源自信地说：“我既然自己要求回去，就有这个把握。为了共同起来抗日救国，有危险也不怕。”
高福源在1936年1月离开瓦窑堡，经过延安，到达甘泉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把高福源接到了洛川，同时密电把高福源回来的消息报告了张学良。其实张学良巴不得和红军联络，第二天就飞抵洛川，但他不知高福源所负的使命是真是假，惟恐受骗，便和王以哲商量好，要考验一下这名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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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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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以哲领着高福源走进张学良的住室，张学良面若冰霜，神情严肃。高福源跨前一步，举手敬礼，开口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是红军派回来的，有许多话要对副司令报告。”
张学良拍桌骂道：“你好大的胆！你自己打了败仗，当了俘虏，还有脸来见我，还敢要我通‘匪’，我毙了你！”
高福源说：“枪毙？我要怕枪毙就不回来了！副司令要杀我，不过像踩死个蚂蚁一样，算不得一回事。但是副司令忘了我们东北是被日寇强占去了，我们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先大帅是死在谁的手里！这国难家仇什么时候去报？这民族耻辱什么时候能消？现在人家共产党和红军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诚心诚意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你凭什么骂人家是‘匪’！我们数十万大军，不放一枪一弹，把自己的家乡东北丢给日寇，眼看华北也将不保，副司令你不图收复失地，还算什么中国军人！还有什么脸面去打抗日的红军！副司令你再想想，我们‘剿共’多年，‘剿’出了什么结果？若还要继续打内战，我们东北军会落一个什么下场啊！”
高福源越说越激动，禁不住泪如泉涌，失声痛哭起来。
这时候，张学良伸出微微颤抖的双手，拉着高福源说：“你回来很好，你说得很对。我的心情和你一样，一定要停止内战，收复失地，刚才不过是想试试你的胆量。现在我们坐下来谈谈吧！”
高福源和张学良谈得很投机，很快就返回瓦窑堡，向李克农作了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高福源，说他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党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代表红军去见张学良。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驾飞机到洛川找李克农谈判。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二十一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4月9日黄昏，周恩来、李克农等人由高福源作前导，在延安城内一所天主教堂里，和张学良会面。刘鼎和王以哲也参加了会见。这次会谈，对于张学良和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
不久，王炳南在上海经杜重远写信介绍，会见了张学良。他沟通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关系，使他们之间消除了误会。东北军中提出了“和杨联共”的口号，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杨两位将军推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毛泽东等四十多位红军将领写信给蒋介石及西北的国民党将领，提出只要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一定和他们合作到底，“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的联合起来”。
随着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初步形成，张学良和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裂痕越来越深。
有一天，西安绥靖公署举行纪念周活动，杨虎城邀请中共党员宋黎作报告。宋黎是个演说家，讲得有声有色，声泪俱下地讲述中国同胞在东北沦陷后遭受日军残酷迫害和野蛮屠杀的种种惨状，慷慨激昂地描述北平学生抗日救亡的事迹。会场上，抗日的声浪一波盖过一波。
几个国民党省党部的特务躲在会场角落里，断定宋黎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重要人物。散会后，他们跟踪宋黎，进入东大街上的西北饭店，记下他的房号，还查到和他同住一房的是东北大学学生马绍周。
省党部就在同一条街上，很快接到了报告，马上通过专用电台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密令逮捕宋黎和马绍周，解送南京审讯。蒋介石想借这件事敲打一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时也想从被捕者口中获取线索，深入调查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活动。
8月29日晚上7点多，马绍周刚走出西北饭店大门，突然被两名特务逮捕，带到省党部。另两名特务持枪冲进饭店，闯入宋黎的房间。宋黎见来人不善，端起凳子砸过去，然后投掷茶具，双方激烈搏斗，把窗玻璃也打碎了。但他打不过两名特务，被他们拖到房门外。
宋黎不肯就范，拼命挣扎，口里喊道：“土匪绑架！土匪绑架！”但是，特务已经给饭店里的人打过招呼，大家不敢过问。
宋黎被拖出饭店大门，不远处就是省党部了。他知道进了这个虎口，就很难逃脱出来。事有凑巧，杨虎城宪兵营的巡逻队正好从大街上走过来。
宋黎一见宪兵巡逻队，知道遇上了救星。杨虎城的宪兵大多数是学生出身，营长金闽生是共产党员，副营长谢晋生具有强烈的抗日反蒋意识。宋黎连声呼喊：“土匪绑架！救命！救命！”
巡逻队听到喊声，见两个便衣拽着一个人，便冲过来干涉。特务说：“我们是省党部的行动队，奉命逮捕共产党。你们不要插手！”
巡逻队一听是共产党，更要营救。便说：“什么行动队，乱抓人！他犯了什么罪？”
特务正在支吾，宋黎说：“我是东北人，现在东北军工作，找朋友商谈打回老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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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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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逻队一听，对特务说：“这是抗日，是爱国，有什么罪呢？岂有此理！”这时，过路行人也围过来，七嘴八舌指责特务。巡逻队把宋黎从特务手里抢过来，要求特务出示逮捕证。特务拿不出来，群众哄然大哗，有的要动手打特务。巡逻队长下令，将宋黎和两名特务，一起带到端履门宪兵营营部。
代理营长谢晋生正在营部值班，他是认识宋黎的。谢晋生是杨虎城的心腹，他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住所。与杨虎城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就住在谢晋生家里。
谢晋生命令宪兵先将特务押到另一间屋子，他自己把宋黎请到营部值班室。宋黎首先从裤兜里掏出秘密文件，交给谢晋生保管，然后就给张学良挂电话。
张学良听到特务竟敢抓他身边的大员，非常生气，立刻派关副官前往西北饭店查看。不料，关副官刚走进宋黎的房间，就被潜伏的特务逮捕，押到省党部。
谢晋生安置好宋黎，便去盘查两名特务。特务一遍又一遍地表明身份，要求把宋黎带走。谢晋生以他们没有证件为由，不肯答应。特务万般无奈，要求先放他们去取证件，再来提人，还恐吓说：“逮捕宋黎是蒋委员长的命令，你们敢违抗吗？你们要负责，不许让宋黎跑掉，也不许转交给任何人。”
省党部也连续打电话找谢晋生，要把宋黎提走，但谢晋生叫手下说他不在，拖延时间。
谢晋生知道事关重大，便给杨虎城打电话请示。可是，深夜12点，电话打不通。他只好先把特务放了，叫他们回去取证件。然后，他给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打电话说明情况，申伯纯立即赶过来，共同商量对策。接着，申伯纯打电话给张学良，说：“只要副司令要宋黎回去，我可以做主，放走宋黎。”
张学良不假思索，马上派卫队营营长孙鸣九带着卫队开车赶到端履门，把宋黎接回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见宋黎受伤，又接到报告，得知马绍周和关副官已被抓到省党部，而且明天就要用飞机押解南京，立刻怒目圆睁。他派人把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找来，拍案大骂：
“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中央执委，是代表中央的！你们瞧不起我张学良，就是瞧不起蒋委员长，瞧不起中央！省党部这些人算什么东西，竟敢如此藐视我！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的人？为什么抓共产党不让我知道？他们怎敢这样胆大妄为？”
邵力子见张学良发这么大的火，心惊肉跳，便弯腰曲背，低声下气地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个事我不清楚，容我马上去查明原委，再来报告。”
邵力子一走，张学良立刻打电话，命令刘多荃的一个团，从王曲跑步进城，又命令孙鸣九紧急集合卫队营，和进城的部队一起围抄省党部。张学良怕军统安排在他手下的特务晏道刚走漏风声，把他叫到金家巷，关在客厅里，既不和他见面，也不让他回去。
凌晨4点，邵力子从省党部再次来到张公馆，向张学良报告：“省党部逮捕宋黎、马绍周等共产党分子，是蒋委员长的指令，他们捕人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不对，现托我向副司令报告，请示处理办法。”
张学良厉声说道：“什么共产党分子？什么蒋委员长指令？还不是那些东西捏造的假报告，诬陷好人！你不要管，我张某人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拂晓，东北军已将省党部团团包围。孙鸣九率领卫队营冲进大门，救出了正在受刑的马绍周和关副官，接着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和档案。其中有许多密电稿，是向蒋介石报告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不可靠，以及西安民众亲共抗日的情况，还有一份黑名单，列的都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甚至还有邵力子的黑材料。张学良把这些材料拿给邵力子看了，对他说：“过去我以为你也是他们一伙的，现在你看，他们连你也整上了。”
蒋系特务们被张学良抄了老窝，又怕又恨。蓝衣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坐卧不安，当天清晨就飞到广州去找蒋介石哭诉张学良的“目无法纪”和“背叛中央”，又说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秘密联合，酝酿抗日，“逆迹显著”，请求蒋介石“早下决心，消弭隐患”。
张学良也致电蒋介石，申明陕西省党部捕去的人，都是总部职员，如有不法情事，应该通知总部依法处置。但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随便派便衣黑夜逮捕总部职员，又不带证件，是不信任张学良，不信任总部。他迫不得已，直接向省党部稍事惩戒，并索还被捕人员。他还表示，这件事不无急躁卤莽之处，自请处分，并请将被捕人员留在总部管教。当然，实际上他已经把人放了。
一边是曾扩情的报告，一边是张学良的来电，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但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湖南企图夺取南京政权的“两广事变”刚刚平息，蒋介石还来不及部署对付西北的军事，只好暂时忍住这口恶气，对张学良批了个“应免置议”的回电，还叫曾扩情回去不动声色。
张学良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他直接打击了蒋系特务的气焰，也为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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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毛泽东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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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阎锡山和李济深等，都收到毛泽东的信函。
在汪锋受毛泽东之托去见杨虎城的时候，刘少奇从陕北到达天津，领导中共北方局和华北地区的抗日运动。北方局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反对走私，举行政治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和部分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同时，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各界救国团体。
刘少奇在天津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大力争取宋哲元和他的第二十九军倾向抗日。宋哲元军负责北平和天津一带的防务，处在抗击日军侵略华北的前哨。刘少奇认为，宋哲元的立场是动摇的，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于是把群众在“一二·九”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从此以后，群众的救国运动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
毛泽东在这年8月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宋哲元写信，对他的抗日愿望和改变对群众救国运动的态度表示赞赏，希望第二十九军和红军建立联合战线。毛泽东派张经武去宋哲元那里做联络工作。1937年春，第二十九军办学兵队，中共党组织派遣党员参加受训，并给学兵队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宋哲元军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山西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处在复杂的矛盾中。日军进攻绥东，威胁到他的生存，蒋介石派十个师进入山西不走，并派特务策动他的部队内部搞“河东独立”，企图取而代之。阎锡山则打算利用共产党巩固与发展他的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加大争取阎锡山的力度。
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和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共的主张。
这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等人，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认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团体，能壮大自己的声势，表示赞成组织民众救国，但不同意组织“抗日救国会”。他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九一八”五周年这一天正式成立，亲自担任会长，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和刘岱峰等人任委员。
阎锡山派专人到北平，当面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人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出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任书记。他们到达山西后，很快就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担任牺盟会的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他又接办了山西牺盟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前面说过，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曾写信给傅作义，鼓励他率部抗日。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东、广西和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共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的联合。
西南地方实力派李济深、李宗仁和白崇禧曾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并派代表联络东北军张学良，派钱寿康与中共中央商谈联合。毛泽东在1936年9月给这三个人写信，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从此，中共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部队建立了联系。
毛泽东给国民党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写信，1936年就写了七十多封，最多的一天写了九封。毛泽东致信宋庆龄，对她表示敬仰，希望她能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写信给何香凝，希望她能促进国共合作。毛泽东致信冯玉祥，赞扬他的“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希望他“登高一呼，众山齐应”。毛泽东致信蒋光鼐和蔡廷锴，赞扬他们的爱国行动，希望他们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写信给北京大学的学术领袖蔡元培，恳切希望他能运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促蒋介石等人团结抗日。毛泽东致书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引用《三国演义》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点，提出与邵力子联合。
中国共产党不计旧怨，多方联络在内战中曾多次交战的对手朱绍良和王均等人。对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和山东的韩复榘等人，中共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爱国将领邓宝珊则一直和中共友好来往，他积极拥护中共“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奔走山西、河北和山东，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和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
面对着日本要灭亡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争取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共同合作抗日，是非常重要的。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是国民党中英美派的代表，掌握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因此，要实现全国全民族的抗战，如果不促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无法达到目的。前一阶段提出的“抗日反蒋”口号，已不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并且也无法为国民党中各方面人士所接受。国民党中英美派集团，对于日本的态度，是有可能转变的，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可以促进蒋介石转向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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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审蒋变放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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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审蒋”变成了“放蒋”。
张学良和东北军希望抗战，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地推行“安内”的反动政策，似乎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处理完了两广事件，席不暇暖地飞到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蒋介石调集二百六十个团的嫡系精锐部队，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蒋介石非常乐观，以为派三十万大军对付三万红军，用不了三个月，便可大功告成。他发现张学良和杨虎城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但他认为，只要他自己坐镇西安，逼着这两个人“剿共”，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的。
但是，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威望。这个时候，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已经满腔愤慨。他在洛阳给蒋介石祝寿时，曾和蒋介石独处。他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介石大发雷霆，蛮横地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后来，张学良请缨增援绥远抗战，又遭到蒋介石拒绝。
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以后，和张学良一起，乘坐陇海铁路的专列，再次来到西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钱大钧、朱绍良、陈调元、陈继承和万耀煌，跟着来到西安，南京政府的大员蒋作宾、邵元冲和蒋百里等人，也在西安聚集。
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逼近临潼，一队队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也飞到西安机场降落。西安上空机声隆隆，街道上汽车狂奔，横冲直撞。蒋介石的特务和宪兵警察密布大街小巷。
蒋介石在临潼分别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彻底“剿共”。他宣称：“剿共已达到最后五分钟的阶段。”他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摊牌：东北军和西北军要么开到陕甘前线在中央军前面对红军作战，要么就把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让中央军去“剿共”。
张学良和杨虎城既不愿意跟红军作战，又明白他们的部队调离陕甘无异于自取灭亡。他们按照已经商定的对策行事。第一，他们决不让两军的驻地分开，除非是为了抗日。第二，他们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劝说无效，就逼迫蒋介石抗日。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劝说蒋介石，这一次是流着眼泪哭谏。他痛切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从民族抗日利益出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表示，他对蒋介石是一片忠心，才敢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誓死力争。
蒋介石的心肠似乎是铁打的，没有被张学良的至诚和热泪所感动。他勃然大怒，责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三小时，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苦苦思索，决心将生死毁誉置之度外，不顾一切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招棋。他们立即做了部署：东北军负责捉蒋介石，西北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到了。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冒着严寒举行游行示威。东关竞存小学的队伍冲出校门时，宪警竟然开枪将一名十二岁的小学生打成重伤。学生们被激怒了，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剿共”，开始抗日。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跟在学生队伍后面，和学生纠察队一起维持秩序，保卫学生的安全。
蒋介石接到特务的报告，知道学生要到临潼请愿，立即电令张学良派兵镇压。他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他不放心张学良，又命令蒋孝先和杨镇亚派武装宪兵到十里铺一带堵截学生。当游行队伍距离十里铺只有几百米时，蒋介石的中央宪兵已经在两旁高崖上架起了一排排机关枪。
张学良担心学生吃亏，驱车赶到坝桥，跳下汽车，站在路旁一个土堆上，挥手向学生示意。学生们见张学良来了，齐声高喊：“拥护东北军抗日！”“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爱国热忱，我是十分钦佩的。只是今天时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且临潼又无餐宿之地，你们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暂且回去，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去向蒋委员长陈述。这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
学生们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大权的最高总揽者，必须由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要求，我们方能相信。”
张学良又说：“你们的救国要求，是很对的。我劝你们回去，并不是想阻挠你们。因为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定触动最高当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心看见你们去流血牺牲。”
东北大学工学院的学生说：“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打回东北老家去！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
学生们说着，放声大哭。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的学生们嚎啕大哭。前排的哭声感染了整个游行队伍，一万五千人全都哭了起来。队伍后面，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也是泪流满面，痛哭失声。张学良的随从人员一个个偷抹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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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审蒋变放蒋(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