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峪在喜峰口东北五十五公里处，正是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长城凹入的地方，距遵化县城只有十公里。西面有马兰峪、黄崖口等要隘，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口，也是承德通向遵化的重要孔道。罗文峪有一条南北交通必经的山道，可以行驶卡车和坦克。山道两旁崇山峻岭，人烟稀少，遍地野兽出没。日军占领了这里，就可以向东出击喜峰口，向南威胁遵化和冀东。
日军在喜峰口受挫后，急调西蒙义一第八师团的第四旅团和骑兵第三旅团各一部，配备了十门山炮和三辆坦克，在伪军协同下，向罗文峪发起进攻，企图威胁喜峰口阵地的后方。
宋哲元得到情报，命令刘汝明师开赴罗文峪防守。部队开拔半小时后，宋哲元考虑到进攻罗文峪的日军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还有坦克和大炮，刘汝明师恐非敌手。于是，他打电话给张自忠，要他火速率第三十八师向罗文峪增援。
宋哲元的两个师几乎是同时抵达罗文峪，立即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刘汝明查验了工事，比较满意，向北向东各派出十几个人，化装成老百姓，潜伏放哨。潜伏哨在田里做农活，发现日军便迅速报警。
16日，天刚麻麻亮，远处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响。刘汝明知道这是哨兵报警，命令部队进入阵地。日军先头部队很快就到达罗文峪关口前面的三岔口阵地，双方发生枪战。
日军先头部队是骑兵，由于罗文峪一带只有一条大路，其余都是崎岖的山道，有些路段十分陡峭，骑兵无法施展优势，靠近罗文峪时，只能牵马步行。牵马打仗自然很不方便。当日军进入有效射程时，守军猛掷手榴弹，肉搏冲锋，反复几十次，活捉了日军骑兵大尉。
战斗进行了四个小时，刘汝明忽然想到，日军出击一般是步、骑、炮联合行动，估计骑兵后面肯定有大批步兵，距罗文峪不会太远。他很快想出一个作战方案，抓起电话说：“祁团长，三岔口高地正在激战，估计日军骑兵后面还有步兵，可能在半壁山方向，你们马上出击，绕出黄崖口，向半壁山方向进攻，拦住步兵，不让敌人步、骑靠拢。如果半壁山没有步兵，你们就从背后攻击骑兵，来个前后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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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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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祁光远放下电话，带领队伍急行军，绕过黄崖口，在一处高地上，用望远镜观察。不出刘汝明所料，半壁山方向果然有日军两列纵队并排前进，队伍很长，看不到后尾。步兵队列中有炮车、装甲车和辎重。祁光远冷静地考虑了拦歼日军的方案，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利用地形构筑工事。
祁光远将指挥所设在离大路二百米的山坡后面，命令通讯参谋向各营传达作战方案，要求各营埋伏在大路两旁的山坡上，等日军靠近时，先组织神枪手射击骑马的日本军官，日军混乱时发起冲锋，将日军分段包围，逐个歼灭。各营按照方案行事，在路中间埋了地雷。
日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中国土地上横行无阻，恃强轻敌，没想到半路上会遇到伏击，行军时昂首阔步。
祁光远目不转睛地看着走在前面的日军，当日军靠近埋伏圈后，他举起手枪高喊：“打，狠狠打！”
靠近祁光远身边的特等射手丛书元，早就瞄准了日军队伍中一名骑马的军官。祁光远命令刚出口，他就击中了目标，日本军官落马倒地，其他射手同时射击。顿时，手榴弹和地雷相继爆炸，日军队伍乱成一团。但是，他们经过严格训练，混乱不过几分钟，便分散隐蔽在石块后面顽抗。岭上岭下，枪炮齐鸣，烈火弥漫。
祁光远用电话向刘汝明报告战况，刘汝明又向喜峰口的冯治安报告。这时候，喜峰口一带冷冷清清，没有战斗。冯治安认为日军进攻的重心转向了罗文峪，让赵登禹旅抽出一个营，增援罗文峪。
赵登禹派吉星文营开往罗文峪。吉星文营赶过去，投入三岔口高地的战斗。吉星文打仗不怕死，赵登禹叫他“吉大胆”。他指挥部队阻击了一阵，觉得不过瘾，高声喊道：“弟兄们，拿出大刀跟我冲啊！”
他领头跃出堑壕，冲向敌阵，与日军厮杀。一个日本兵号叫着朝他刺来一刀，他身子一闪，日本兵用力过猛，收不住脚，朝前踉跄两步，险些刺到自己人。两个日军一愣神，吉星文趁势从后面一刀戳了个透心凉。刀没拔出，另一个日军朝他猛刺一刀，把他的袄袖刺破。危急时刻，吉星文的勤务兵一个箭步冲上来，朝日军后背猛刺一刀，日军哇的一声倒地。吉星文发现一个日本兵伏在一具日军尸体上朝勤务兵瞄准，啪的一枪，把他的脑袋打开了花。
岭上岭下，杀声阵阵，中国军队越战越勇。日军抵挡不住，开始后退。官兵们哪里肯放过，追杀一阵，又打死一批日军。
刘汝明预计，日军后退，将与半壁山附近的步兵会合，对祁光远团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他命令吉星文营追击后撤的日军。他在电话里说：“日军后退，局势反而严峻了，你们营赶快追击这股日军。不让日军靠近祁光远团。如果两股日军靠近了，你和祁光远要共同担负歼敌任务，有什么困难，现在可以讲。”
吉星文说：“现在主要是弹药不足，还有，弟兄们战斗大半天，还没吃一顿饭呢。”
“好，我马上派人送弹药和粮食给你们！”刘汝明说罢，派人送去了两卡车弹药和五筐馒头。
吉星文营在山路上跑步追赶日军，追了半小时，见日军正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休息。吉星文命令机枪朝日军猛射。日军不知虚实，以为来了很多追兵，吓得拔腿就跑。吉星文指挥部队且战且追，日军且战且退。不一会儿，就与前壁山附近的祁光远团靠近了。祁光远见吉星文营赶来增援，精神振奋，决定围歼日军。两支日军都吃了败仗，碰到一起灰溜溜的，认为此地不宜久留。他们担心中国军队不断增援，自己会陷入打不了又走不掉的困境。日军联队长叫号兵吹号撤退。祁光远见自己的队伍还没形成包围圈，日军就要溜了，急得直问吉星文：“日军要溜，我们怎么办？”
吉星文想了想，回答说：“弟兄们追到这里很困乏，还没吃上一顿饭，我们的伤亡也不小。”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不宜穷追。
祁光远同意他的看法。两支部队打扫了战场，掩埋了牺牲的战友，撤回罗文峪。
他们将战斗情况向刘汝明作了报告。刘汝明说：”二位指挥有方，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我估计日军还会进攻，你们要向部队传达这个意思，准备投入更残酷的战斗！“
刘汝明送走祁光远和吉星文，向遵化的军部作了报告。宋哲元说，过家芳缴获的日军进攻路线图表明，日军的进攻重点在罗文峪，日军在明天会大举进攻。
前面说过，刘汝明师主力只有一个李金田旅，兵员装备奇缺。日军进攻罗文峪的兵力，有两个联队五千多人，守军没有三四个旅的兵力，是无法支撑的。于是，宋哲元连下两道命令，调王治邦旅火速从喜峰口开往罗文峪，要求当晚到达，构筑工事；命令祁光远团暂不开赴喜峰口归建，留在罗文峪由刘汝明调遣。
17日清晨，天刚放亮，一夜未眠的刘汝明走出指挥所，想看看天气如何。他朝北面眺望，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他的家乡有一条铁路，小时候，他放学回家，老爱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远方火车的动静，根据声音大小来判断火车的方位和距离。此刻他趴到地上，将耳朵贴在大石头上细听。一会儿，他又把耳朵贴在大树干上。不一会儿，他对身边的人说：“大地在震动，可能是日军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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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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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一说，参谋们也把耳朵贴在石头上谛听，都说远处可能有日军坦克开动。刘汝明顾不上早餐，命令部队进入阵地。不一会儿，十里外的潜伏哨送来情报：日军骑、炮、步联合部队约五千多人，从半壁山向罗文峪、三岔口和沙宝峪方向进攻。
刘汝明站在大树枝桠上，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日军虽然兵分三路，但重点仍在罗文峪，其他两路意在分散罗文峪守军的兵力。
8点左右，十五架日军飞机来到罗文峪上空，丢下几十枚重型炸弹，阵地上一片火海，浓烟夹着气浪，升腾翻卷，令人窒息。许多官兵昏倒在阵地上。刘汝明通知各团，紧急抢救伤员，准备投入战斗。
日军的步兵和骑兵紧接着蜂拥而来。待日军迫近阵地时，官兵们开火还击。猛烈的火力给日军重大杀伤，但仍没刹住日军的攻势。部分日军攻到长城墙根下。日军在城墙上炸了个大缺口，七八个日军从缺口向上爬。第三营副营长李晨星，把身上所带的十六枚手榴弹连续投下缺口，打散了这群日军。不一会，又有几名日军从缺口爬上来。李晨星坚守在缺口上端，上来一个就用大刀砍死一个。他正在大砍特砍，一名日军从背后将他抱住，要把他摔下缺口。李晨星猛一转身，用头猛撞日军下巴，日军牙齿相撞，咬破了舌头，痛得嗷嗷直叫。李晨星用大刀把他砍死。紧接着，又有几名日军从缺口上来，都被李晨星打了下去
上午10点半，多处城墙根被炸出缺口，日军一批接一批爬上来，情况十分危急。刘汝明率领师部手枪队，冒着弹雨，来回奔跑督战。他发现一个日本骑兵军官腕勒马缰，双手抱一挺快枪，疯狂地冲上城墙。刘汝明指挥手枪队向他扔手榴弹。轰隆一阵巨响，日本军官从马上落地，大白马挣扎几下，没能站起来，躺在地上“咴咴”直叫。刘汝明命令两个士兵把日本军官拖过来，上前翻过来一看，不由兴奋地大叫一声：“好啊，是个大佐！肯定有情报价值。”他吩咐士兵把日本军官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罗文峪战斗坚持到中午，日军伤亡过大，撤出战斗。三岔口那边，守军与日军反复争夺，保住了阵地，日军在傍晚撤出战斗。打到25日，日军对争夺罗文峪失去了信心，在龙王庙留下部分兵力警戒，主力撤回承德休整。
日军在进攻喜峰口和罗文峪的同时，调集西蒙师团四个步兵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加上大约一万名伪军，攻打长城以北的老虎山和黄土梁子。在这里布防的是原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二师。这支部队从沈阳撤到这里，被全国舆论谴责和唾骂，对抗战抱着消极悲观情绪，几个回合就被日军的大炮轰得无力支撑，退到了古北口。这时，徐庭瑶的第十七军刚刚从安徽蚌埠开到。
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率先到达古北口。官兵们正在挖工事，一架日军飞机来到上空侦察。不久，又飞来了五架飞机，分别在古北口和龙儿峪低空轰炸。副师长杜聿明见日军如此嚣张，火冒三丈，组织机枪手对空射击。关麟征对他说：“你这一打，不仅打不下飞机，还会刺激日本人，他们会炸得更凶。”
杜聿明答道：“军座要你多听我的意见，我组织对空射击是正确的，你为什么要反对呢？”
关麟征一愣，想起徐庭瑶确实有过交代，无言以对，两人不欢而散。
下午3点整，日军开始兵分三路，向古北口发起进攻。梁恺旅和东北军第一一二师顽强阻击，一直坚持到黄昏。日军知道当天已无望攻占古北口，撤回营地休整。
白天的阻击，没有杀伤多少日军，杜聿明觉得不过瘾，便向关麟征建议，趁日军宿营毫无防备时发起突袭。
关麟征很佩服杜聿明主动求战，便捐弃前嫌，笑道：“我赞同你的建议，但这可不是借刀杀人，是你主动请战。”
杜聿明笑笑，转身离开。夜深人静时，他带领一个团，悄悄摸到日军宿营地，一声令下，部队杀进敌营，见人便砍，杀得日军人慌马乱，东奔西跑，还俘虏了两名军官。日军援兵赶到时，杜聿明已率部回到古北口。
日军夜里吃了大亏，第二天一早便出动三千多人，疯狂攻击古北口。日军进攻的重点，选在东北军防守的古北口北城，以及徐庭瑶军防守的龙儿峪和将军楼。徐庭瑶军顽强阻击，并不时出击，打败了日军的五次进攻。
防守北城的东北军顶不住日军的攻势，在中午被迫后撤，日军占领了北城。日军兵分两路，集中兵力进攻南城和龙儿峪。关麟征来到梁恺旅指挥所，对杜聿明说：“东北军跑了，我们压力增大。如果跟着东北军走，可以保留部分兵力。继续打下去，损失会更大，你看怎么办？”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杜聿明大气凛然，“我们中央军要起模范作用。我的意见是再打几仗，多歼灭一些日军，部队就多一点斗志，多一份信心。”
“好，我同意！”关麟征说罢，和杜聿明分工。杜聿明坚守古北口南城，关麟征率特务连和张耀明的第七十五旅增援龙儿峪。
关麟征带着部队走出古北口不远，遭遇一股日军。关麟征命令部队迅速占领两旁山坡。双方交战时，三名日军占领了离关麟征不远的小山头，居高临下，对关麟征射击。卫兵将关麟征拖到岩石后面，向日军摔手榴弹。日军投来两枚手榴弹，有一枚在关麟征身边爆炸，轰的一声，弹片四散，关麟征觉得头部有异，手一摸，满手鲜血，知道自己负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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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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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四九团团长王润波听说师长负伤，跑过来找人包扎。关麟征忍着剧痛对他说：“别管我，赶快派人去收拾那三个敌人！”
“是！”王润波接过卫兵手中的冲锋枪，对着三个日军扫射，将他们击毙。
关麟征又对王润波说：“我们途中碰到的这股日军，只有二三百人，我们人多势众，要占领有利地形狠狠打，迅速将他们歼灭！”
“是！”王润波答应一声，指挥部队抢占对面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压制日军。日军伤亡很大，慌忙后撤。王润波大手一挥，喊道：“弟兄们，跟我追啊！”
官兵们跃出阵地，猛追狠打，王润波跟着冲去，不料路边小山洞里冒出机枪的火舌，许多士兵中弹倒下，王润波头部负伤。士兵们将他抬到后面抢救，可他伤势过重，半路上停止了呼吸，年仅二十九岁。
关麟征带着张耀明旅来到龙儿峪时，头上流血不止，伤势越来越重。徐庭瑶打电话给他，命令他回密云治疗。关麟征临走时，派人将杜聿明叫到身边，说：“光亭兄，我走了，这副担子交给你，请你代理师长职务。另外，我对你并不妒忌，也不眼红！”
杜聿明微微一笑，安慰道：“非常时期，我早忘了那些小事，你安心治伤吧，祝你早日康复，回到前线带领我们抗日。”
关麟征走后，杜聿明检查全师情况，四个团经两天战斗，损失过半，日军还在源源不断向古北口增兵。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日军，保存力量，他调整部署，把兵力集中到五个高地上，靠有利地形杀伤日军。他留下一个营做预备队，在日军兵力加大时，让预备队掩护部队分批转移。
12日和13日两天，日军西蒙师团以飞机、大炮、坦克开路，三千多名步兵轮番进攻，关麟征师视死如归，毫不退缩，接连打退日军十几次进攻。13日下午，守军阵地遭到飞机轰炸，又遭炮弹轰击，官兵伤亡严重。4点左右，日军占领了几个阵地，包围了杜聿明设在关帝庙的司令部。此时，通向各团的电话线被炸断，无法与外界联系。关帝庙屋顶被飞机投弹炸开了一个大窟窿。杜聿明抬头看看窟窿，对张耀明说：“我们不能待在这里等死，要设法冲出去，多冲出一个，就多留下一颗抗日的种子。”
“我同意！”张耀明握着拳头说，“我们分两批突围，你和司令部先走，我在后面掩护！”
杜聿明想了想，说：“人不多了，分两批更少，还是一起突围吧。”
他们稍作准备，杜聿明拉着张耀明的手说：“走吧，大家生死与共！”
这时，从屋顶的大窟窿里飞来一颗燃烧弹，屋子里大火熊熊，烟雾弥漫，什么也看不清了。杜聿明吼道：“弟兄们，不怕死的跟我冲啊！”
卫兵在前面开路，杜聿明和司令部的十几个人冲出门外，边走边打。他们跑到张耀明旅的阵地上，架起电话机，和各团联络，得知日军攻势很猛，官兵伤亡惨重。杜聿明下令后撤到预备阵地。天色暗了下来，杜聿明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他提出，部队伤亡再大，只要有一个人幸存，都要坚持到底。
杜聿明调整部署，把师部设在南天门，各旅以南天门为中心进行守备。梁恺旅防守右翼，张耀明旅防守左翼。杜聿明知道，部队连续战斗三天，粮弹消耗很快，有的部队已无米下锅。于是，他给徐庭瑶打电话，要求支援。徐庭瑶说：“我这个军长现在成了你的后勤部长，你不说我也知道，黄昏时已派五辆卡车送粮食给你们了。”
徐庭瑶放下电话，考虑到关麟征师伤亡大半，不能让他们苦撑下去。杜聿明没有叫苦，但身为军长，他应该为这支部队的存亡负责。于是，他重新拿起电话，对杜聿明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让更多的部队参加作战，摸摸日军的作战规律，我马上调第二师去接替你们的防务。”
下午3点，代理师长杜聿明下令撤退。这时候，第一线部队已被截断，在日军有增无减的包围下逐渐崩溃，沿河溃退的大部队，成为日军炮火和飞机投弹的靶子，伤亡更为惨重。梁恺负伤，第七十三旅部队失控，未能按预定计划转移阵地。
第一四五团派出的一个军事哨所，因远离主力，来不及撤退，继续抵抗日军的冲锋，打死打伤一百多名日军。日军用大炮轰、飞机炸，才把哨所摧毁。日军折服于这个哨所的英勇不屈，掩埋了哨所守军的七具尸体，竖立墓碑，题为“支那七勇士之墓”。
关麟征师官兵们的军装已经破碎，半是灰土，半是血污的棉花，在冷风吹拂中抖动。一些士兵跑到杜聿明面前，要求留下：“我们来古北口之前，就做好了死的准备，现在日军还没消灭光，我们请求留下！”
杜聿明劝说道：“弟兄们，仗有你们打的，也许两三年都打不完。我们回去，休息好了，吃饱喝足了，养好了精神，还愁打不到日军吗？”
官兵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一步一回头地告别阵地。
关麟征师是当年元旦刚刚由一个独立旅扩编而成的，缺乏经验和技术。成立一个多月后，没有经过什么训练，就匆匆北上抗日。他们的重型武器，只有迫击炮一种。古北口一仗，他们在无坚可凭的光秃秃的阵地上，以四个步兵团独挡优势的日军，激战三昼夜，伤亡四千多人，打死打伤日军两千多人，难怪日军会对这支部队产生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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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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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杰带着第二师连夜赶到古北口接替防务。关麟征师撤走后，古北口的日军不再发动进攻，黄杰师就在南天门与日军形成对峙。
目空一切的日军，进攻长城受阻，便改用侧面包抄的战术，在长城东段南侧的滦东和南天门交替发动进攻，威胁中国军队的侧背。在日军猛攻下，冷口和喜峰口相继失守。不久，关东军为了配合日本特务头子板垣征四郎策反张敬尧在北平起事，命令西蒙师团“对古北口以南之敌进行攻击”。他们决定首先集中兵力击破中央军，进一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日军出动之前，先派飞机轰炸了黄杰的第二师师部驻地石匣镇。隔一天，又轰炸徐庭瑶的军部驻地密云城。再隔一天，西蒙师团一个大队，在当地汉奸带领下，偷袭南天门左侧制高点八道楼子。黄杰说，穿皮靴的日本兵无论如何爬不上这些碉堡，只派了一个连防守。这个连的官兵，仗着地势险要，也放松了警惕。结果是，一夜之间，八座碉楼全被日军占领，令黄杰大为震惊。他用电话向徐庭瑶报告八道楼子失守，徐庭瑶说：“你们怎样失守，你们就负责怎样收复！”
黄杰马上组织反攻。罗奇的第六旅实施反攻，没有奏效。郑洞国的第四旅四次实施反攻，仍然没能夺回。日军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向南天门阵地中央据点四二一高地多次发动猛攻，都被黄杰师打退。黄杰师苦战五昼夜，伤亡极大，部队疲劳不堪。徐庭瑶连忙派刘戡师接替南天门阵地的防务。
两天后，天还没亮，日军集中火力向南天门附近的三七二高地和四二五高地射击，步兵分三路纵队猛扑过来，刘戡的部队和日军激战八个昼夜，双方都有很大伤亡。刘戡师虽然放弃了主阵地，但战线仍然胶着在南天门附近，大出日军意料之外。
日军经过短暂休整，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七十多门火炮，配合飞机和坦克，向守军阵地轮番轰炸。激战一天后，守军的魏巍团长身负重伤，汪兴稼副团长阵亡，士兵伤亡达到三分之二。全师伤亡太多，致使防线崩溃。刘戡命令部队撤离阵地，南天门完全被日军占领。刘戡眼见得全师官兵在一昼夜之间蒙受惨重的损失，还是保不住阵地，悲愤失控，拔枪企图自杀，被部下夺去手枪，自杀未遂。
前方将士浴血苦战，国民党政府对于抗日却非常消极，甚至训斥主动出击的几个师长，企图取消河北境内的义勇军。南天门守军正在激战的时候，何应钦已向日军探询求和的条件。日军为了逼迫国民党政府接受屈辱的条件，5月上旬派出坂本师团和西蒙师团，越过长城，向关内的河北东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渡过滦河向西进犯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地。在西线的新开岭地区，徐庭瑶军的刘戡师和黄杰师，与日军西蒙师团主力轮番激战，然后奉命撤退。
徐庭瑶的中央军节节撤退，频频告急，从南天门撤到石匣和密云，北平岌岌可危。何应钦急调傅作义的第五十九军，从张家口开往昌平集结待命。一百多公里路程，傅作义军只用二十四小时就赶到了。
傅作义到北平军分会报到，何应钦对他的行动神速感到惊奇。几天后，傅作义军从昌平开到怀柔城西的牛栏山一带，占领阵地，构筑工事。5月21日拂晓，日军西蒙师团的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驱动十几辆坦克，在三十几门火炮和飞机掩护下，向第四三六团第十连阵地进攻。战士们英勇阻击，重创日军，从拂晓打到上午7点钟，全连包括连长在内，只剩下八个人。
日军占据了前进阵地，休整半个多小时，发起第二轮进攻。守军待日军进入射程后，用机枪扫射，投掷手榴弹。日军反复发动波浪式的冲锋，气焰凶顽。守军以硬碰硬，猛烈反击，守住了正面阵地。从下午1点开始，日军又连续七次进攻正面阵地，七次都被打退，死伤累累。
隔了一天，傅作义军抵抗日军的攻势，从拂晓战斗到下午6点，连续血战十五个小时。突然，傅作义接到何应钦的命令，要求第五十九军停火。傅作义不愿撤退，但又不能抗令，气得对参谋长大嚷：“这个仗打得太窝囊！牺牲了这么多官兵，他们以宝贵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妥协停战，阵亡将士能瞑目吗？”然而，何应钦接连三次打电话催促撤军，长城抗战的最后一场恶战，就这样中止在投降派手里。
怀柔之战，傅作义军三百六十七人阵亡，四百多人负伤，打死日军三百四十六人，打伤六百多人。在呼和浩特市，至今还能看到一座“华北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镌刻了烈士的姓名，上面的墓志铭有这样四句话：
这里长眠的三百六十七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傅作义军奉命撤退，到达怀柔和顺义两县以北。5月下旬，日军已经占领秦皇岛、北戴河、密云、遵化、唐山等二十二个县，进逼北平和天津，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
日军兵临城下，北平城内一片混乱。华北军事当局准备南迁保定。这时候，日本政府认为停战的有利时机已到，便提出举行谈判。国民党政府心甘屈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于5月25日开始停战。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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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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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中国军代表熊斌和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日本陆军运输派出所签订了自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以后最严重的卖国条约《塘沽协定》。协定草案是冈村宁次提出的，一字不容修改，熊斌只能回答“同意”或“不同意”，这使人们想到了清末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日本的那场谈判。《塘沽协定》使冀东变成了“满洲国”第二，并将华北置于日军监控之下，为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个卖国《协定》，招来全国一片抗议声。在《协定》签订的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通电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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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许结拜大哥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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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收复失地，蒋介石却不许结拜大哥抗战。
妥协者总在放弃原则，而爱国者总在想法子抗争。当傅作义的部队离开张家口开往北平附近抗战时，长年被蒋介石冷落的爱国将领冯玉祥，把山西汾阳军校的三千多名学员调到了张家口。冯玉祥将他们扩编为一个师，任命支应遴为师长，所辖三个团的团长，都是共产党员。不久，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率领旧部从山西介休徒步行军到达张家口。从东北与热河退入察哈尔的抗日军队，以及蒙古自卫军和察哈尔的地方武装，都表示服从冯玉祥的指挥。冯玉祥的老部下吉鸿昌等人，先后来到张家口，各自收编了一部分抗日武装。
在《塘沽协定》签订的前五天，张家口举行了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救国军，一致公推冯玉祥出任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公布同盟军下辖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吉鸿昌的第二军，佟麟阁的第一军，阮玄武的第五军，张凌云的第六军，李忠义的第十六军，黄守中的第十八军，邓文的第五路军，孙良诚的骑兵挺进军，张砺生的察哈尔自卫军，蒙古军，以及同盟军直属部队，共约十万人。
冯玉祥下令查抄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任命佟麟阁为察哈尔省代理主席兼民政厅长，任命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务处长和公安局长。
《塘沽协定》签订的第二天，日军就开始轰炸独石口，几天后陆续攻陷宝昌和康保，张北告急，张家口震动。冯玉祥急调张凌云军、李忠义军和自卫军等部队防御张北。方振武派抗日救国军的一部到独石口应战，冯玉祥派张凌云率领一个旅协助防御独石口，以稳定察哈尔的局势。
接着，同盟军收复察哈尔东部被日军侵占的四个县。6月22日，张砺生的部队首先进攻康保，经过三小时战斗，崔兴武的伪军向东逃窜，王德重率领同盟军收复了康保。
第二天，同盟军兵分两路，吉鸿昌等人率领左路军向宝昌发起进攻，李忠义率领右路军向沽源挺进。沽源有两支伪军防守，其中刘桂堂的部队通电反正。同盟军打退了陷入孤立的张海鹏伪军，收复了沽源。随后，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狠狠打击了张海鹏和崔兴武的伪军部队，迫使他们逃往多伦，同盟军又收复了宝昌。
这时，吉鸿昌得到一个情报：蒋介石要将东北划归日本，多伦也在其中。他决定先发制人，乘胜收复多伦。日军非常重视多伦这个交通枢纽和军事重地，派骑兵第四旅团和一部分伪军驻守。城外筑有八挂炮台三十二座，还有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防御工事。
吉鸿昌决定集中四个师的兵力攻打多伦。大家商定，张凌云从左路进攻，李忠义从中路进攻，刘桂堂从右路进攻，吉鸿昌和邓文率领总预备队。
各路部队在多伦外围集结完毕，三路同盟军发起进攻。日伪军凭借完备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拼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锋。这一场激战打了两天三夜，多伦城还是没有攻下。吉鸿昌急了，连夜率领敢死队，脱掉上衣，赤膊匍匐前进。他连续三次指挥登城，部队还是被日军的火力顶了回来，付出了伤亡两百多人的代价。
吉鸿昌向冯玉祥报告战况，冯玉祥回电说：“你干不了，请你离开，我来指挥。”吉鸿昌看了电报，失声痛哭，给冯玉祥发电说：“打不下多伦，就不回来了。”
到了拂晓，同盟军又发起几次进攻。突然，日军飞机过来袭击，部队伤亡加重，只得暂时退回原阵地，等待合适的机会。
吉鸿昌眉头紧锁，想到一个办法。他秘密地派出一名副官，带领四十多名士兵，化装成伪军，悄悄潜入城内。凌晨1点钟，天色漆黑，吉鸿昌命令部队发起猛攻。部队接近城墙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日伪军听到后方响起枪声，乱成一团，同盟军趁势从北门、西门和南门冲进城内，与日伪军展开巷战。
经过三小时战斗，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同盟军收复了失守七十二天的多伦，察哈尔东部的四个县，都回到了中国人手中。同盟军的这次出征，是“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占领下收复失地。察东战役，抗日同盟军共歼日伪军一千多名，同盟军伤亡一千六百多人。
抗日同盟军北征取得了胜利，全国舆论要求蒋介石对他的盟兄冯玉祥委以军事重任，为同盟军供给弹药，收复东北四省。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想法刚好相反，企图整垮冯玉祥。何应钦派出十六个整师共十五万人进入察哈尔省，而日军两个旅团和伪军共两万多人，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蒋介石还派出蓝衣社的特务，对成分复杂的同盟军进行分化瓦解。结果，包刚、冯占海等人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人被暗杀，同盟军发生混乱。冯玉祥被迫撤消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的职务，把察哈尔省的政权交还给宋哲元，抱恨离开张家口，前往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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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毒侵蚀中国肌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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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侮延伸，内部的毒菌又侵蚀着中国的肌体。
蒋介石以他所居的高位，似乎不可能不明白，对于外国霸权的退让，是不可能有个止境的。但他急于铲除国内的异己，还是止不住在对日本妥协的路上滑下去。中国的局势，由于他无心攘外而专注于“安内”，变得越来越危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黑暗。
冯玉祥离开张家口以后，方振武和吉鸿昌把部队集结在张北一带，继续坚持抗日。蒋军和日军同时打击这支抗日部队，好像是不谋而合，又似乎是合谋而为，迫使这两位抗日将领离开部队，前往天津。
蒋介石还纠集一百万兵力，对号召全民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有五十万兵力用于围攻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日本根本不和蒋介石讲情面，把华北的形势弄得紧张万分。连日本人内部也在争先恐后，日本海军积极策动华北的分离，而日本陆军则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
内蒙古也处在日军威胁之下，日本驻承德的特务头子松室孝良，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大会，策划建立“蒙古国”。
蒋介石容得下日本的挑衅和侵略，却容不得不大听话的抗日将领活在世上。吉鸿昌在天津遭到国民党特务陈恭澍暗杀，受伤被捕，半个月后在北平就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
天理自在人心。抗日同盟军被扼杀，第十九路军为之愤慨，他们联合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李济深、陈明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树起“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旗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他们声明集体退出国民党，还释放了监禁的共产党员。新政府同中央红军订立停战协定，力图争取全国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不用说，蒋介石对待国内的反对派态度非常强硬。1934年元旦，他调动五个军十二个师共约十五万人，分三路向福建进攻。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军舰，也应邀配合国民党海军封锁福建沿海。蒋介石舍得花钱排除异己，第十九路军的一些将领被他收买。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等城市相继被蒋军攻占。李济深和蒋光鼐等人逃往香港。
蒋介石是根本顾不上东北的国土和同胞了。在那里，日军为了扑灭抗日战火，带领伪军在东边道、辽东和辽南向三角地带实行大讨伐。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
在察哈尔，半年多时间里，发生了两次张北事件和两次察东事件。蒋介石的态度是牺牲主权，息事宁人，使日本人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然后再牺牲主权，求得暂时的和平，如此陷入恶性的循环。
张北事件，第一次发生在1934年10月27日。当时，宋哲元军对张家口和张北防卫较严。这一天，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一行八人，来到张北城南门，声称去内蒙古旅行，要出发前往多伦。他们没有报告中国有关方面，就想穿门而过。南门的卫兵和保安队要求他们出示证件，盘查了四十分钟后，将他们放行。
两天后，日本驻张家口代理领事向驻军赵登禹师提出抗议。接着，日本驻北平的武官又向宋哲元强烈抗议。宋哲元命令赵登禹向日军道歉，又将当事的连长免职，日军才暂时罢休。
第二次发生在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派出四名军人，又以旅行的名义，要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这一天，他们乘卡车从多伦到张家口，经过张北城南门，由于没有护照，被卫兵暂时扣留。宋哲元接到报告后，担心触怒日本人，下令放行。
日本方面诬称日方人员在张北受到“非法监禁”，要求中方道歉，处罚责任者，还要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日本的特务机关长威胁说：“五天之内得不到答复，我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察东事件，第一次起始于1935年1月18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无中生有的声明，胡说驻守热河与察哈尔边区的中国军队有碍行政，他们曾经要求宋哲元限时撤离这支部队，但中国军队没有履行，所以决定要用武力驱逐。第二天，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武官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要求驻守独石口到沽源一带的中国军队迅速撤出。
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表示愿意让步，取得和解。但是，两天后，一千多名日军步炮兵和两千多名伪军向长梁、乌泥河与独石口一带发起进攻，日军飞机连日轰炸独石口和东栅子等地。
2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大滩达成协议。日军又赢了一局，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
第二次起始于6月11日。这一天，热河的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热河伪军进攻东栅子。第二天，伪满国境警察队进犯小厂。在这些地点，宋哲元军的部队都进行了抵抗。日方硬说是他们的人无端遭到宋哲元部队的射击。
对于张北和察东的四次事件，何应钦惟恐事态扩大，一味妥协。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副手秦德纯代理。关东军又调兵四千多人在长城一线的古北口和南天门等处实弹演习，加以威胁。国民政府再度妥协，授权秦德纯与土肥原谈判，签署了一个《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让日军实际控制了察哈尔省北部地区。
在河北，大约在同一时期，日军主要制造了两次阴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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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毒侵蚀中国肌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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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习武的河北隆县人孙永勤，在家乡组建了一支民众军，武装打击日伪势力。1934年2月，民众军开始接受中共冀东特委的领导，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任军长，队伍发展到五千人。救国军打退了日伪军的多次“围剿”，在一年多时间内，拔除日伪据点，消灭日伪兵力，战绩卓著。
1935年5月，救国军在茅山地区被五千多名日军包围，还有国民党军队协同“会剿”。身患重病的孙永勤指挥部队抵抗，中弹牺牲，部队突围，撤到长城外。日军借口救国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中国地方政府庇护，对中国政府施压。这就是孙永勤事件。
同一年5月2日，在天津主编亲日报纸的汉奸胡恩溥和白逾桓，接连被人暗杀。有人在夜间潜入胡恩溥在日本租界的住所，向他连射几枪，然后逃走。日本巡捕闻声赶到，没有抓到凶手，将胡恩溥送到医院，没能将他救活。第二天凌晨4点，有人潜入白逾桓在日本租界的住宅，向他连射三枪，日本警察赶到现场时，白逾桓已经死亡。于是，胡恩溥的《国权报》和白逾桓的《振报》立即停刊。两名汉奸接连在戒备森严的日本租界被杀，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大佐操纵的。
这两个事件，成为日本提出无理要求压迫中国政府的筹码。结果是，国民政府一再退让，何应钦出面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日本借此大捞了一把，攫取了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
日本没有止步。他们炮制“华北自治运动”，制造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自治事件”，践踏和侵吞中国华北地区的主权。
土肥原为著名汉奸白坚武撑腰，在1935年支持他拼凑起一支“华北正义自治军”，让他任总司令，日本浪人当顾问。这支汉奸武装打算在北平暴动，组建“自治政府”，成立“华北国”。
白坚武收买了北平铁甲车大队的两名中队长。他还派人收买副大队长邹立敬，后者不愿当汉奸，向大队长曹耀章密报。曹耀章又密报何应钦。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了策划铁甲车大队叛乱的汉奸李瑞清。
白坚武和石友三等人见事情败露，决定提前发动叛乱。6月27日夜里，白坚武率领六十多名包括部分日本人在内的匪徒，从天津乘快车在丰台站下车，引起了乘警的注意。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得到报告，立即下令全城紧急戒严，派部队用麻袋盛土封堵永定门缺口，加强东交民巷的警戒。
在丰台下车的日本浪人，会同铁甲车大队叛变的第六中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北平永定门口，发现缺口已被堵住，车队无法前进。日本浪人命令铁甲车向西长安街北平军分会所在地开炮，企图用爆炸声通知城内的便衣队开始动手。但是，炮弹被士兵卸去了引信，都没有爆炸。便衣队被军警包围在东交民巷，无法行动。
天快亮了，城外的叛军不敢拖延，退回黄村。叛变的铁甲车中队长段春泽见大势已去，领着三百多人逃往香河县。县长赵钟璞已经接到王树常的命令，设计抓捕了段春泽等三名叛军头目，乌合之众立即四散。三名叛军头目被押解到北平，经审讯后枪决。同时落网的日本顾问和几名浪人，被日本领事馆引渡回天津。在天津坐镇指挥的白坚武等人，则在日军保护之下，从塘沽乘轮船逃往东北。
丰台事件刚过，香河又有汉奸叛乱。
香河县政府在8月13日颁发布告，要增加土地附税。布告贴出，民怨沸腾。当了汉奸的大地主武宜亭和安厚斋，乘机鼓动抗税。
日本驻天津的特务机关，巴不得武宜亭带头闹事。他们认为，香河县地处北平和天津之间，又与“非武装区”相连，在这里策动“自治”，对日军大为有利。
10月上旬，日本特务在北平对武宜亭和安厚斋面授机宜。这两个人回到香河，派人到各村串联煽动。20日早晨，约两千多名被鼓动起来的民众聚集到县城门口，武宜亭到场指挥。两名日本浪人带领部分胁从者，撞开城门，涌入城内，县里的警察鸣枪弹压，将城门关闭，民众大部分散去。
第二天，河北省主席商震调了一个保安中队到香河。日本使馆借口有日本人参加闹事，也从北平派出二十多名宪兵，开赴香河，蓄意扩大事态。下午，日本宪兵的汽车穿城而过，武宜亭等人的暴乱队伍，随之蜂拥而进，占领县政府机关，接管县城四门的警戒。武宜亭很快拼凑了一个“县自治会”主持县政。
国民政府命令商震“妥为处置”。商震派刘耀东到香河任代县长，武宜亭设了个鸿门宴。酒宴上，日本“代表”西村向刘耀东索取省政府的委任状来看，接到手里看也不看，就将委任状撕毁。刘耀东抗议，武宜亭的人一拥而上，打得他大呼救命。刘耀东的三名随从拔枪登楼，武宜亭一伙同时开枪，随从一死两伤，后来有一名在医院死去。刘耀东被扣押监禁。随后，武宜亭率领手下挖掘战壕，准备凭武力顽抗。
几个月后，日本陆军部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认为事态扩大对日本好处不大，日军才放弃对武宜亭的支持。武宜亭这伙叛逆作鸟兽散，他本人逃进天津日本租界。中国的保安队开入香河城内，维持治安。一场由日本特务机关导演的“自治”闹剧，就此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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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毒侵蚀中国肌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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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是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想拉拢宋哲元，没有得手，便向冀东伸出黑手。冀东包括唐山、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和二十二个县城。土肥原企图利用汉奸殷汝耕在这里树立一个“自治”典范，打开一个缺口，实现分离华北的目的。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这次成功，“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
殷汝耕是国民政府的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手里掌握着冀东的大权。11月23日，他和土肥原在天津密谋一番，当晚就召集停战区各保安队总队长打招呼。第二天，他返回通县，连夜发表“自治宣言”，第三天便在通县宣布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殷汝耕的步子迈得这么快，连土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都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国民政府为了防止事态扩展，通缉殷汝耕，撤销滦榆和蓟密两个区的督察专员公署。但是，冀东处在“非武装区”，殷汝耕有日军庇护，南京政府对他鞭长莫及。殷汝耕有恃无恐，又将伪自治委员会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他的副手池宗墨，在第二年访问伪满洲国，吹捧伪满是“王道乐土”。伪满官员又回访冀东，互相安抚。日本的这个傀儡政府，成了日本分离华北的得力工具。
日本推行“华北自治”，毕竟触动了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利益。蒋介石开始用较为强硬的态度同日方谈判，不允许宋哲元等地方将领和日本交涉。宋哲元尽管不喜欢蒋介石，也不甘心做日本的傀儡。但他迫于日方的压力，还幻想着借日本人的力量来保住他在华北的地位，并没有断然拒绝日本的拉拢。
所以，蒋介石还得做宋哲元的工作。12月4日早晨，何应钦在北平与宋哲元举行会谈，讨论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宋哲元表示愿意听何应钦的。但是日军马上警告他：不要背离日方走得太远。宋哲元在第三天早晨突然宣布到西山“休息”，留下秦德纯和萧振瀛与何应钦周旋。当天，十五架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撒下殷汝耕要求宋哲元响应“自治”的公开信。
情况到了这个地步，何应钦和秦德纯、萧振瀛商定，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12月6日，萧振瀛跑到天津，向土肥原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通报这个方案，征得了日本的同意。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文告，表明“美国对于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
国民政府没有顾忌美国的态度，第二天再次对日本妥协，批准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它的委员们，相当一部分是亲日分子和汉奸。它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由亲日分子把持，并有日本人当顾问。它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关系，在经济上截留所有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还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
日本大特务盛岛角芳在内蒙古加紧活动，1934年夏天向要求“高度自治”的德王许诺：日本将送给他两千支步枪。几个月后，土肥原也出马来拉拢德王，密切了日本和他的关系。
德王得到伪满察东警备司令李守信和关东军特务植田的帮助，1935年1月从内蒙东部招兵买马，建立了一个团的武装，德王的心腹宝贵廷任团长，暂时在李守信那里秘密训练。关东军派出特务机关，在苏尼特右旗设立电台。从此，德王与日本的勾结，有了正式的固定的渠道。
不久，关东军派人通知德王：“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合作。”关东军给德王赠送了一架飞机。日本“满铁”总裁也给德王送来电影和照相器材。8月，板垣征四郎一行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12月，德王应关东军邀请，到达长春，与司令官南次郎等人会谈，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关东军送给德王五十万元日币和五千支步枪。德王从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确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
同一个月，李守信的伪满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哈尔东部八个县，控制了八个旗，德王随即在察东成立“察哈尔盟公署”。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自己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5月12日，德王任总裁的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德王正式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日本用刺刀在中国扶植起三个傀儡政权，溥仪、殷汝耕和德王被日本主子拴在一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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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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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国难当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把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意图，看得明明白白。在这种时候，中国当局者和一些西方政治家，还不能充分认识日本的野心，他们的洞察力，也许还不如中国一个普通的百姓，这种现象，实在是令人费解。中国民众空前高涨的抗日救亡的热情，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暂时也没有获得西方国家的理解。
中国的红色政党和红色政权，在时局维艰的岁月里，和广大民众一样，处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冲破险阻，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进行着长期不懈和艰巨复杂的斗争。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在反日统一战线之内。
中国人迫切需要抗日的武装。同一年7月7日，寻淮洲和粟裕等人领导的红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八天后，中国的红色政权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要把军队开上抗日前线。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在纷繁复杂、险恶重重的时局中，湖南人毛泽东精辟地认识到，抗日救亡运动已经进入高潮，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这位远见卓识者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同年10月1日，一篇著名的宣言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出，刊载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和团体，一切关心祖国的华侨和国内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同一个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共产党和红军连续发表抗日宣言，反对蒋介石出卖中国。中共中央从12月17日起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制定政策。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系统阐明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瓦窑堡会议以后，忙于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先后给蔡元培、许德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和杜斌丞写信，表示支持他们的爱国活动，提出今后工作的希望。毛泽东在写给许德珩的信中说：“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中共中央北方局支持和领导学生的爱国运动。12月9日，北平学生长期被国民党当局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六千多名学生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卖国，反对内战，要求抗日，要求民主。学生游行队伍经过西单时，遭到军警阻拦和野蛮镇压，一百多名学生受伤，三十多名学生被逮捕。
第二天，北平学联做出反应，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生的爱国运动持续到16日。国民政府原订在这一天举行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在这一天发动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清晨，北平的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举行三万多人的市民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几万人示威游行，当局再次调动军警镇压，四百多名学生被大刀砍伤、刺伤或被棍棒打伤，三十多名学生被捕。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只好延期到12月18日举行，而且“大会”开得又小又短，包括新闻记者在内，只有三十多人与会，从开会到散会，只有二十几分钟。
北平学生的行动影响了全国。在北平附近的天津，在江浙地区的上海、南京和杭州，在华中的武汉，在华南的广州，在中原的开封，在太行山东西侧的济南和太原，都有爱国学生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立即向国内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他们的爱国精神，誓为他们的后盾。
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到当年暑假，北平民先队员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后来，全国各地有三十多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在巴黎、东京和缅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队组织。
上海成立了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救国会发表宣言，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蒋介石容不得这样的组织，当局在11月23日逮捕了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和王造时，史称“七君子事件”，震动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政府，营救运动声势浩大。宋庆龄、何香凝和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爱国入狱运动”。他们说，如果爱国有罪，他们愿与七君子同受处罚；如果爱国无罪，他们则与七君子同享自由。宋庆龄等人前往苏州，请求入狱。国民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在“七七”事变后释放了七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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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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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界也致力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面目。中共领导下的“左联”，抗议日本侵略，呼吁国际社会支援，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二十一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共同签署一份宣言，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
文化界实践了他们的宣言。一些小说家写出脍炙人口的抗日作品，阳翰笙写《义勇军》，肖红写《生死场》，萧军写《八月的乡村》，艾芜写《咆哮了的许家屯》。剧作家田汉写《乱钟》，诗人蒲风写《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和崔嵬写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写报告文学《包身工》。音乐家聂耳创作《大路歌》，歌词作家孙慎写《救亡进行曲》，麦新写《大刀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传遍中华大地，以强烈的感染力，激励中华民族起来抗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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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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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子过得并不风光，一言一行都必须听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规定了他与日本天皇的关系，“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然而在中国人眼里，溥仪甚至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只是一具木偶而已。
关东军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实行法西斯统治。他们在东北建立宪兵队，东条英机曾任宪兵司令官。日本间谍网遍及全东北。他们让伪满政权建立庞大的军警宪特暴力机构，在各地设立秘密据点和秘密监狱，专门刺探抗日情报，侦破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活动。
关东军不断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建立“集团部落”，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聚居在指定的大村落，切断民众和抗日武装的联系，断绝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实行户口调查制度，一家犯法，九家连坐。铁路两侧沿线五百米以内不准种植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以利于镇压抗日武装。
“集团部落”中央设有日伪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监视民众的一言一行，限制人身自由，到处抓人、打人、杀人，随意闯入民宅，强奸和轮奸妇女。“集团部落”生存条件太差，大批民众病死、冻死、饿死。整个东北，“集团部落”残害着五百万民众。
伪满政府公布了五十多种“罪行”，说一句“我是中国人”就是“政治犯”，吃一口大米也成了“经济犯”。日伪还搞“大检举”，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被军警宪特逮捕和杀害。
日军还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研究所。1935年到1936年间，日军根据裕仁天皇的密令，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细菌部队，即“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他们用动物和活人做实验，每月能培制出三百公斤鼠疫菌和几千只专门用作传播细菌的跳蚤。他们制造的细菌武器，先后在东北、浙江和湖南等地使用。
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是关东军司令官批准的。这些活人，有中国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有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他们被称为“原木”，意思是可以任意宰割。活人实验名目繁多，手段残忍。如果他们在实验后还活着，就会一直被折磨到死。第七三一部队细菌作战部长川岛清后来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他还供认：“第七三一部队驻平房五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至少有三千人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
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组织武装抗日斗争需要无畏的勇气和钢铁的意志。中共满洲各级组织是坚强的抗日核心，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的“一二·六”指示，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杨靖宇向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提出的建议，在1934年11月7日有了结果，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下辖两个师。12月间，李红光的第一师趁着鸭绿江封冻，袭击朝鲜境内的罗山日军据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新年1月11日，杨靖宇率领军部埋伏在红土崖东面十五公里的地方，歼灭伪靖安军一个骑兵连，缴获几十匹战马，装备教导团。军参谋长朴翰宗在战斗中牺牲。
东北抗日武装的领导人几乎都要面对日军的枪口。5月末，第一师在桓仁县样子沟与日军交战，李红光负伤牺牲。继任师长韩浩不久也在作战中为国捐躯。
这一段时候，伪军头子邵本良，又在跟杨靖宇较劲了。
这年8月份，杨靖宇决心集中主力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家底老七团。邵本良嗅出味来了，急忙从三源浦向柳河增兵。杨靖宇下令暂停攻城，将部队西撤。
杨靖宇一撤，邵本良就跟了过来。两天后，两军在一条山岗上交战。邵本良没占着便宜，但他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粘上了。
杨靖宇带着部队来到柳河县黑石头，一看地形不错，下令停下，预设埋伏。邵本良只顾催着手下往前追，把手下二百来人的队伍，加上日本人刚给他的一门小钢炮和几挺机关枪，都送进了杨靖宇的口袋。
邵本良准备找杨靖宇报仇。杨靖宇不用他找，自己找上门来了。他通过邵本良的马夫知道，邵本良的老七团要从孤山子移防八道江，军需给养由刘副官带一个连护送。杨靖宇在他们必经之地朝阳沟设伏，消灭了伪军，截下几十辆大车，还抓住了邵本良的小老婆。邵本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二年2月，杨靖宇接到内线报告：邵本良住在热水河子的伪军团部。他派出一支二十五人的小分队，半夜1点多钟袭击了伪军团部，邵本良当晚不在，躲过去了，但伪军副团长以下六七十人，连同武器、粮食和布匹，都落到杨靖宇手里。
3月上旬，内线又送来消息：邵本良向日军的三毛司令官夸下海口，说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一带的人民革命军。日军相信他的能耐，给了他一个迫击炮连，还答应派飞机支援作战。
杨靖宇第二天就开始训练部队，科目是轻装、换军衣、全副武装爬大山。4月初，部队在龙岗山西麓歼灭了伪军奉天骑兵旅一部，邵本良的部队跟了上来。战士们一听说邵本良来了，准备与他决战。但是，杨靖宇的命令不是“打”，而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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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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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宇下令走，战士们就走。这一走就好像停不下来了：走了一夜，又走了一夜。有的人想不开了：怎么老是走？到底什么时候打？
杨靖宇告诉大家：“没利的买卖我们不做。敌人胃口很大，计划吃掉我们第一师和军部，然后吃掉第二师。他们把山海关地区的日军和奉天野炮营都调来了。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走’和‘拖’！”
日伪一见杨靖宇光走不打，便调集兵力包围老秃岭子地区的第一师，想来个围点打援。杨靖宇将计就计，不顾连日倾盆大雨，率部向老秃岭子急进。邵本良以为杨靖宇上了圈套，鼓足了劲在后面猛追，连飞机也出动了。没想到，杨靖宇牵着伪军在老秃岭子转了一圈，扭头又走，第一师趁机跳出了包围圈。
杨靖宇率领军部和第一师在佛爷沟门会合，休整几天，又传下令来：走！部队开始兜圈子，今晚向南走五十里，明晚向北走六十里，后天又不知向什么方向走了一夜。一连几天下来，许多战士走糊涂了，悄悄议论：“怎么搞的？咱们是不是让敌人给围住了，走不出去了？”日伪高兴了，在报上说：“共匪南北蠢动，难逃天罗。”
4月中旬，杨靖宇的部队又以每天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速度向西急进，邵本良穷追不舍。有时，部队刚准备吃饭，邵本良就追上来了，杨靖宇又下令走。一路上，他让战士们扔下衣服和物品，有时借老乡家的碗筷来不及还，就留下一张纸条说：“老乡们，情况紧急，所借之物，没工夫还了，请你们自己认自己家的东西吧！”邵本良得意了，以为杨靖宇已被他追得斗志涣散。
4月底，杨靖宇带领部队来到本溪以东的赛马集山区。拂晓，杨靖宇集合部队讲话：“咱们一连走了二十多天，现在不走了。这里是高山隘路，居民不多，敌人也被我们拖疲了，咱们该打了。咱们就在犁树沟摆下一个口袋阵，让邵本良来钻。”
战士们顿时来了兴致，连夜构筑好工事，静等着邵本良到来。
第二天上午，邵本良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志雄，带领一个先头营，一头钻进“口袋”。负责扎口的第一师第三团，立即把伪军后路切断。邵本良命令伪军往沟里冲，很快就被“口袋底”上的第六团堵回来。杨靖宇命令教导一团和少年营将伪军拦腰斩断，又命令部队端上刺刀冲下山去，沟里到处是“活捉邵本良”的喊声。
坚守北面制高点的少年营营长见下面打得热闹，忍不住带着队伍冲下山去抓俘虏，山头上只留下一个班。邵本良到底是个打仗的老手，一眼就发现了“口袋”上的这个薄弱点，带着人拼死夺下这个山头，从“口袋”上打出一个“洞”来，拖着一条被打伤的瘸腿逃走了。英俊志雄躺在死人堆里装死，居然也逃了出去。
邵本良回到沈阳，治好了伤，又带着一个团和三个月的军饷，准备返回八道江。杨靖宇得到情报，在他的必经之地布下埋伏。战斗打响后，伪军五十多人伤亡和被俘。邵本良扔下战马，到一户朝鲜族老乡家里抢了一件衣服，再次化装逃脱。日本顾问则死在乱枪之中。
邵本良再也没有机会和杨靖宇较量了。他失去了日本主子的信任，被日本军医毒死在沈阳陆军医院。
杨靖宇的部队越战越强，在7月份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1933年冬和1934年春，日军两次调集兵力大规模“讨伐”东满抗日根据地，东满游击队受到很大摧残。在日军的“第二期讨伐”中，童长荣重病在身，指挥部队突围时中弹。朝鲜族女战士崔今淑和警卫员一起，冒着弹雨将他背出重围。但他流血过多，牺牲在二十七岁的风华岁月。
日军的“讨伐”和党内的“左”倾错误，使东满党组织和游击队陷入严重困境。满洲省委派魏拯民急赴东满解决问题。省委强调，党领导的部队，必须与坚持反日的各路武装结成统一战线。
魏拯民组织抗日武装大联合，1935年5月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就任军长和政委。他们留下部分兵力在安图和汪清坚持原地的斗争，将主力分成三路，向外线发展。
远征的第二军一路寻找战机。一天夜晚，安凤学率领第一团的三百多名战士穿过密林，沿着铁路推进到哈尔巴岭车站附近，靠近铁路埋伏下来。
深夜1点多钟，从敦化方面开来的一辆日军警备专用装甲车疾驰而过，在战士们眼前卷起一阵旋风。装甲车一过，几名战士跃上铁道，把大约二十多米长的铁轨挪下路基。过了半小时，从大石头方面发出的二○二次特别列车，吐着浓烟，卷着疾风，呼啸而来。车厢里，几百名伪军军官酣然入睡。突然一声巨响，车头摔下铁道，后面的车厢脱轨倾覆，爆炸起火。
第一团战士们向列车发起进攻，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日军护路部队和押车小队抢占了最末一节车厢，负隅顽抗，几挺机枪断断续续地扫射。战士们把手榴弹扔过去，日军的机枪炸成了哑巴。车厢里传出来号叫声，残敌夺路逃命。战士们登上车厢，把他们押下列车。
战斗结果，俘获十三名日伪军官，缴获十支手枪，还有一些军用品和大量伪钞。满铁株式会社主办的伪满《协和》杂志声称：哈尔巴岭列车颠覆“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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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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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第二军两个连一百五十人，与第一军第二师在那尔轰会师，东满与南满党组织和两军携起手来，密切协同作战。
王德泰的第二军在1936年2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成为东北抗日武装中最先改编为抗日联军的部队。不久，杨靖宇的第一军和王德泰的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出任正副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由赵尚志领导，他手下有一位三十岁的四川女子，名叫赵一曼，任第一师第二团政委。战士们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亲切而尊重。
赵一曼的人生只有短促的三十一个年头，却是充满传奇色彩。她一生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在日军占领下的东北从事抗日活动。
战场上女性总是引人注目的。赵一曼在珠河游击区作战，哈尔滨的伪满报纸刊登关于她的报道，说她“红枪白马”，神乎其神。其实赵一曼身体消瘦，而且病弱，在残酷的战争中经受磨砺。
1935年冬天，赵尚志率第三军主力远征，赵一曼的第二团留在珠河，被日伪军包围。第二团五十多人，与五百多名日军在春秋岭激战一整天，击毙日军机枪队长谷清一大尉以下三十多人，第二团只剩下十多人，团长王惠同负伤后被俘。
赵一曼指挥部队突围，和敌人对射时左手手腕中弹。她在村子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起身迎战，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流血过多，昏迷后被捕。
她被押到哈尔滨的伪警务厅，日本人用酷刑逼她的口供。日军从她口里听到的，全部是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日本特务把竹签钉进她的指甲缝，用鞭子狠戳她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日本人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担心她死去会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
赵一曼的伤势刚有好转，日本人就来到病床前审问，还是没有结果。日本人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被她的顽强所感动，帮助她在深夜逃出哈尔滨，乘马车奔抗日游击区而去。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日伪反复折磨她一个月，只得到她一句话：“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日伪把她押到珠河县，绑在马车上游街示众，然后公开处决。她一路唱着《红旗歌》，英勇就义。
赵一曼的一首《滨江述怀》，写尽了这位中国女子的豪迈志向：
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的英魂激励着第三军的斗志。1936年3月，赵尚志率领第五团、第六团、少年连和保安营共三百多人，开始了西征。部队出发不久，不断有捷报传来。
4月初，他们攻占了松花江北岸的军事要地舒乐镇，俘虏日伪军一百多人，缴枪三百多支。此后不久，在依兰县八浪河谷消灭不少日军，把一个伪军连和一个伪警察队缴了枪。夏初，他们顺利到达木兰县境，开展游击活动，收编了四十多支抗日武装，第五团和第六团的实力迅速发展，扩编为第五师和第六师。
西征部队像一股强劲的旋风，扫过之处，日伪胆寒。日军迅速调集重兵到滨北线一带，企图消灭赵尚志的部队。赵尚志避免正面作战，改变原定的西征计划，率队迅速返回汤原根据地。
几乎就在同时，第三军的另外四个团在松花江南岸打游击，实力增加，扩编为四个师。这样，第三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从原来的六个团变成了六个师，游击区遍及松花江南北两岸的二十多个县。8月1日，他们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抗联第三军相继采取收编和扩建的办法，很快新建了四个师，总兵力达到六千多人。
“九一八”五周年到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要求抗联部队突破日伪的秋季“大讨伐”，开辟龙江腹地为中心的新游击区。赵尚志率领五百多人的骑兵部队，突破日伪军的围追堵截，先在庆城与第九师会合，于12月间到达铁力，与第六师会合。日伪出动大量兵力“围剿”赵尚志的部队，想把他们赶到山里去，把他们冻死饿死。
赵尚志的队伍连夜向山里行进。日伪军坐马拉雪橇追赶，很快就接近了第三军后卫部队。第六师第七十三团抢先开枪，战斗立即打响，战士们在副团长杨宏杰指挥下，将日伪军打了下去。
赵尚志知道日伪军还会追上来，传下令去：火速前进，甩掉敌人！战士们立刻加快脚步。但是，不多一会，赵尚志下令停止前进，班长以上的干部立即开会。一走一停，战士们摸不着头脑。
赵尚志一直在想，他的部队靠两条腿走路，日伪军坐马雪橇追赶，迟早会追上来。三十六计，走不是上计，找个地方打他们一下才是上策。他一刻不停地留心周围的地形。当他看到一个名叫冰趟子的地方，眼睛突然一亮：眼前有四座伐木工人住的大木营，足可以容纳几百人。
赵尚志指着冰趟子对干部们说：“你们看见了吧，这四个大木营挺坚固，可以固守；沟两边是山林，可以埋伏；那边的沟口很窄，可以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咱们就在这里等着敌人，好好揍他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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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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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停止行军，日军和伪军分两路追了上来。伪军进了沟，走到一半，发现有埋伏，仓皇撤退。部队打死了一名伪军中队长，其余的连忙逃跑。这边刚打完，对付日军的第六师那边响了几枪，赵尚志带领部队去增援。到那里一看，日军已经跑了。两名哨兵报告：他们坐在荒草丛里放哨，二十多张雪橇拉着一百多名日军来了，直到很近才发现。他俩站起来连开几枪，日军吓了一跳，征来拉雪橇的马没受过训练，受了惊，掉头就跑，日军丢下了几件衣物和军毯。
赵尚志说：“那边的伪军刚让咱们给打跑了，今天不敢再来，这边的鬼子一会还要来报复，咱们在这里打他一家伙！”
傍晚，日军果然来了，大概有二百多人，老远就跳下雪橇，跑步向马架子冲来。赵尚志把六挺机枪集中在一起，架在围墙上猛射。日军倒下一片，其余的趴在地上还击，还不时发起冲击，都被打退。看来，日军要和抗联决一死战。
天渐渐黑了，越来越冷，刺骨的寒风吹得战士们隔一阵子就得到马架子里取暖，不然食指就没法打弯抠扳机。日军趴在冰上，不断得到增援，一雪橇一雪橇的日军从远处奔来。抗联有六挺机枪居高临下扫射，日军怎么也冲不过来。日军指挥官很恼火，几次挥刀督战，都没成功。但他们坚持不撤退，老是想冲过来和抗联拼刺刀。抗联战士的步枪上没有刺刀，决不能让日军冲上来。
天黑以后，战斗仍在继续。气温急剧下降，到了零下四十多度，北风呼啸，吹得积雪直冒白烟。渐渐地，有些枪冻得打不响了，战士们跑回马架子烤烤火，出来再打。后半夜，日军枪打得少了，可还撑着不撤，抗联组织几个小分队轮流出击，从侧翼打日军，打几分钟就回来烤火，另一个小分队再出击。就这样一直打到拂晓。
天渐渐亮了。这一夜，日军死伤不少。赵尚志决定撤退，不再跟日军纠缠。部队撤到山上，天已大亮，往下一看，到处是日军的尸体、武器和装备。日军遭到重创，眼睁睁在山下看着抗联撤退，不来追击。
冰趟子战斗，抗联伤亡七八个人，日军死伤四百多。
密山游击队和李延禄的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在1934年底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第二年，当赵一曼被俘的消息传到吉东地区时，李延禄获得情报：日军下一步就要来“围剿”第四军了。他将部队分成两路，自己带一路西去方正和依兰，开辟后方游击根据地，胡仑带一路向北游击，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李延禄带领部队到达方正，不久就听说第三军来了，很是高兴，急忙带着第四军军部来到三家子屯。当时张寿篯正患肺病，听李延禄讲起他去关内寻找党中央的经过，以及中央特派员吴平帮助第四军建军的情况，立刻打起了精神。
当晚，两个军的领导人一夜没睡，情绪高昂。他们谈到吸收谢文东的部队扩编为第六军，谈到吸收刁翎附近李华堂的部队编为第七军，还决定拔除南刁翎的日伪据点。
9月10日，李延禄派出联络员，分头联络他手下的第一师和第三师，以及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通知大家都来五道河子报到。
五道河子有座炮楼，住着一个伪警备排。炮楼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第三军干部一听李延禄通知大家到五道河子开会，疑惑地发问：“为啥把开会地点选在那里？”
李延禄说：“那里安全！”
第三军的人睁大眼睛看着李延禄。李延禄笑了笑，给他们讲了这样一件事。
第四军刚到方正时，曾想在北刁翎建立游击根据地。驻北刁翎的伪警备营营长，早就听说他们的旅长与李延禄签了秘密协定，对李延禄不敢怠慢，派一名心腹代表他去见李延禄。会见当中，有人进来报告：五道河子的伪警备排排长，带着几个人去依兰，在路上被第四军抓住了，缴了他们十几条枪，人都押到村里来了。
李延禄一听，马上到另一间房子召集干部们开会，研究如何处理这几名俘虏。组织部长朴风南等人说，俘虏的人马可以放回去，但枪必须留下。大家问军长是什么意思，李延禄说：连人带枪都放回去！
很多人问他：难道还让这些伪军拿着枪去给鬼子当差吗？
李延禄说，既然我们和伪警备旅之间有秘密的停战协定，我们就应该遵守。那个伪排长，如果我们缴了他的枪，再把他放回去，他肯定会被撤职，倒不如把枪还给他们，这样在五道河子就有了一个秘密关系。
大家最后同意了李延禄的意见。伪排长接受了李延禄提出的条件，保证以后只要第四军的部队经过五道河子，他可以把村子让出来给第四军住宿，还可以带着伪军为第四军巡逻和警戒。
李延禄把伪排长带到伪营长的代表跟前，对他们宣布说：“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伪军，只要是不甘心给日军当走狗，为生活所迫当了伪军，我们是可以谅解的。”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把枪还给了伪军排长。
一见这情景，伪营长的代表高兴地说：“贵军这种光明磊落的大义，我回去一定宣传；我们以后决定和贵军秘密合作。”后来，北刁翎的伪军果然与第四军建立了秘密关系。
伪排长回去以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这样，五道河子就成了第四军最安全的宿营地。每当他们开进去，伪排长就带着手下出发巡逻，村子里只留下通讯员守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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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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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军的人听了这件事，都说第四军建立这种“内红外白”的关系，非常有意义。如果第三军能在哈东建立这种关系，行军时还用住露天吗？不也可以像第四军的同志一样睡热炕头了吗？
第三军和第四军决定攻打南刁翎。李延禄的老朋友孟泾清送来地方党委得到的情报：日军马上就要对抗联进行大规模“讨伐”。孟泾清说，在林口驻有一个联队的日本骑兵，南刁翎这面一打响，林口的日军就可能出动。
李延禄和张寿篯一听，很快做出决定：在拿下南刁翎之后，趁林口的日军出援时，再袭击林口，把日军的注意力引向东方。
攻打南刁翎的战斗打响了，联军部队举着红旗登上围墙。这时，联军驻扎在镇外的营房突然中炮起火，很快燃烧起来。
火越烧越大。驻扎在南山顶上的谢文东，以为联军攻击失败，形势不利，带着部队撤走了。他只愿分享胜利果实，不愿承担一点风险。
战斗形势其实对联军有利。经过激战，联军占领了南刁翎，打死打伤七十多名伪军，缴获一百多支枪，迫使伪保安队一百多人反正，最后，伪警备营也投降了。
攻下南刁翎的当晚，李延禄和张寿篯接到报告：林口的日军出援了。近日秋雨连绵，柴河暴涨，日军马匹无法过河，只好把马都留在林口，变骑兵为步兵。
李延禄他们在刁翎留下一个营，让第四军一个团撤出土城子，向刁翎靠拢，等日军一到达，就派兵袭扰他们后方，使日军搞不清联军主力的所在。联军部队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急行军赶赴林口。
联军攻进林口时，发现已是一座空营。留守的日军全跑了，只有三百多匹不会说话的战马，用吃惊的目光望着这些陌生的来客。它们成了联军奔袭林口的战利品。但是，有些马不肯过河，大家连打带哄，让一百多匹马过了柴河。
不久，李延禄的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
周保中在抗日作战中名气越来越大。他在1934年2月召集绥宁地区各反日部队领导人开会，一呼百应，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王汝起和裴振东等人都来了。会议决定将各支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共同对日作战。
日军最怕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绥宁反日同盟军一成立，日伪就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收降山林队”，企图孤立反日同盟军。日伪在1934年秋季发动大“扫荡”，兵力以日军为主，加上从辽宁调来的伪靖安军，四面包围，重点进攻。日军实行经济封锁，强迫山区农民搬家，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
日伪的宣传动摇了一些人的意志。有一天，李荆璞和于洪仁正在吃午饭，几个叛徒闯进来，把枪瞄准了他俩。
李荆璞坐在炕外边，没来得及反抗，两手就被叛徒们反绑起来。于洪仁坐在炕里头靠窗台的位置，叛徒们难以接近。他平时练就一手好枪法，只要从身上摸到枪，出手就响，百发百中。他伸手摸枪，还没来得及出手，叛徒们的枪就响了。这位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没有死在日军的枪口下，却死于几个叛徒的突袭。
叛徒们杀了于洪仁，将队内所有党团员统统缴械，还虏走了五十多人去当土匪。李荆璞因有陶净非等人保护，才幸免于难。
李荆璞和于洪仁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工农义务总队大伤元气，中共宁安县委不久又将它恢复起来，还是李荆璞任队长。
日伪军没能把中共的队伍打下去。周保中在1935年2月牵头成立了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和柴世荣分任正副军长。第五军编成两个师，每师三个团，共有九百多个人，八百多条枪。李荆璞和傅显明分别任第一师和第二师师长。
第五军紧接着第二军之后打出东北抗日联军的番号。当时吉东地区面临着日军的大“讨伐”，形势非常险恶。周保中将第五军主力撤出绥宁，转战于中东路南北。傅显明率领第二师两个团到达密山，他自己在战斗中牺牲，王光宇继任师长，部队继续前进。第一师从额穆县向镜泊湖一带转移，与日军在莲花泡发生激战。日军使用毒气，第一师伤亡惨重。
周保中见原定计划难以实现，命令第一师向中东路东段道北转移，只留两个团与军部一起继续在宁安活动。第一师和第二师在穆棱、宁安和林口等地打了许多胜仗，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队伍得到补充，战斗力很快恢复。第五军留守部队也是连战皆捷，缴获甚丰。
1937年1月下旬，柴世荣得到情报：日军驻后刁翎的三百六十多名步兵，强征当地居民雪橇两百多张，准备撤往林口。
柴世荣揣摩，如果只是三百多名日军向林口调动，七十到八十张雪橇就够用了，为什么需要两百张雪橇呢？看来，他们除了兵员，还要带大量的军用物资。这样，他们的行动会比较笨拙。柴世荣决定在大盘道打一次伏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