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难以理解的是，自己的政府，为什么命令军队不去抵抗凶残的日军。为了不做亡国奴，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义勇。他们心中的义，是民族存亡的大义，他们身上的勇，是用血肉之躯和武装侵略搏杀的大勇。
乱世豪杰起四方，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抗日武装风起云涌。政府军不抗日，民众就自发地组成了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过去一年，全东北就涌现出不下三十万人的义勇军。农民抡起大刀，军人和警察举起了枪，绿林队伍，即东北人所说的“胡子”，把武力指向日伪，知识分子也投笔从戎。东北一百五十四县，九十三县有义勇军活动。
初期的东北义勇军，打出的旗号各不相同：红旗，绿旗，青天白日旗，还有一种旗帜用上了“反日”的创意，把白底红圈的日本旗颠倒过来，在红底上画个白圈，真是五光十色，各显神通。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众手挽手站起来，筑成血肉的新长城。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抗日义勇军在各处浴血奋战。
在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三万人的队伍。吉林王德林和吴义成组织的抗日救国军，从元宵节开始，三打敦化城，打死打伤四百多名日军。他们又攻打额穆和蛟河，缴获大量枪支。日军派万人大军过来追击，救国军诱敌深入，四面围攻，大摆口袋阵，歼灭日军三千多人。随后，救国军用火攻围歼逃敌。救国军随后在方正作战，打伤日本侵华先锋多门师团长。
在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同一天，本庄繁借口吉林的抗日军队在哈尔滨杀了四个日本国籍的人，命令关东军向哈尔滨进攻。
哈尔滨虽然已经存在汉奸张景惠建立的傀儡政权，但还有东北军的八个旅，由李杜、丁超和冯宪章等旅长分别指挥，一万五千人群龙无首。大敌当前，他们联合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举李杜为总司令，积极备战。
2月1日晚约8点钟，两列满载日军的火车徐徐开进双城站。日军整队下车，烤火取暖。赵毅旅长指挥埋伏的部队突然从三面发起猛攻，将日军困在站台上下，打死打伤几百名日军。同时，自卫军在双城附近全歼伪军刘宝林旅。
第二天，日军出动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向哈尔滨南郊逼近。3日，自卫军在市郊与日军激战。李杜、冯占海和宫长海等旅长带队冲锋陷阵，争先杀敌。
4日，日军发动总攻，李杜上前线指挥作战。由于丁超等人没有做好防御准备，在日机轰炸和坦克猛冲之下，自卫军只能利用民房和断墙节节抵抗，结果被日军分割包围，损失惨重。5日，日军再次发动攻势，双方在市区展开巷战。自卫军苦战不支，只好弃守哈尔滨，向宾县和巴彦方向撤退。
日军占领了哈尔滨，意味着日本关东军只用四个月零十八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其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国面积的三倍。
在蒋光鼐命令淞沪守军撤退到第二道防线的同一天，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几天后，就任了伪满洲国“执政”的溥仪，在长春与本庄繁签署密约，让日本政府操纵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权。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中国大使，声明绝对不承认伪满洲国。
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中共满洲省委号召人民武装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打倒伪满洲国。
日本关东军为了巩固对东北的统治，疯狂地、次数密集地“讨伐”抗日武装力量。他们向马占山的部队发动总攻，在袭击安固镇以后，造谣说马占山已经战死。关东军把苏炳文的部队打得弹尽粮绝，迫使他们和马占山的部队都退到苏联境内。
1932年9月15日夜里，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矿长渡边宽一。凌晨，日军包围了平顶山村庄，把全体村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日军的汽车上和山坡上布满了机关枪。三千多名矿工和平民刚刚站定，机枪子弹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一个小时的屠杀，杀得尸横遍地。有人呻吟蠕动，日军便用刺刀捅死。日军还用汽油将全村房屋烧毁。随后，日军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一百三
十多人，又在东千金寨和西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日军将平顶山被害群众的尸体全部烧毁。
没有统一起来的义勇军，不断遭到日军野蛮的镇压。到1932年底，一支又一支义勇军被击溃，将领们死的死、逃的逃、散的散、降的降，剩下的极度彷徨和混乱。
显然，义勇军需要一种凝聚力，才能结成统一的强大的武装。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组织，积极地行动起来，将一支支义勇军重新组合，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地义勇军的实力，随之而急速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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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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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有一首歌谣，概括地唱出了当时的实况：
九一八，大炮响，鬼子兵，占沈阳。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扔下百姓遭了殃。不是下令要劳工，就是强征出苛粮。逼得人们没活路，上山去找大老杨。
歌谣里所说的“大老杨”，便是抗日将领杨靖宇。在东北老百姓心里，“大老杨”就代表共产党。
1932年6月4日，共产党在磐石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当时的游击队缺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大搞打土豪分田地，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利益，他们在与日伪军战斗的同时，还要和一些地主武装和山林队伍打仗。
作战经验也是游击队所缺乏的。领导人从私塾先生那里弄来一本《孙子兵法》，当作学习打仗的教材。他们经常聚在油灯下，阅读这本已经发黄的老书。
游击队也缺乏武器，连政委杨佐青都没有枪。朝鲜人李红光特别仗义，要把自己的手枪送给他，杨佐青婉谢不收。李红光心里不安，独自一人跑到一个地主家，缴了一支崭新的小手枪，赠送给杨佐青。
磐石的游击队等着省委解决他们的困难，省委给他们派来一个大能人，就是日后被日本人称为“山林之王”的杨靖宇。不久，杨靖宇担任了这支游击队的政委。他将游击活动区扩大到周围的伊通、桦甸和双阳等地。
在“九一八”两周年的那一天，杨靖宇的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
另一位共产党人张甲洲，在1932年4月，和几个黑龙江老乡一起，穿上长袍马褂，化装成商人，携带两支手枪，从北平来到哈尔滨。
不久，张甲洲一行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派，前往张甲洲的老家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他们决定在5月23日这一天，谎称张甲洲要结婚，邀集各方势力，正式打出抗日的旗号。
这一天正是每年一度赶庙会的日子。一大清早，镇上来了两百多人。不少人啧啧称道：“你看看老张家，可真有面子，儿子结婚，来了这么多人道喜。”
参加张家“婚礼”的人们，酒足饭饱之后，拿出事先准备好了的枪支弹药和红袖标，打出“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张甲洲把大家集合到井沿边一块空场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最后，他号召大家：“宁可抗日战死，也决不能当亡国奴！”
这件事轰动了全县。伪县长程绍廉派出大批军警前来镇压。这时，一些士绅出面找程绍廉求情。伪县长算是给了大面子，说：“组织队伍可以，但不能有张甲洲，他是赤化分子。队伍里有他，我就要打！”
士绅们叫张甲洲出去暂避风头。张甲洲带领部分队伍冲出重围，只剩下一百来人。他决定收编胡子队伍。张甲洲注重实际，敢于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士，他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跟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一律欢迎。带枪带马来，就更欢迎。”这个口号吸引了大批爱国志士，张甲洲的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七百多人。
张甲洲把队伍整编为四个大队和一个模范队、一个教导队。其中装备最好的是模范队，清一色的三八枪，全队三十多人，全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队长金永锡是个二十四岁的朝鲜族小伙子。
游击队壮大之后，便开始了攻城打窑。所谓“窑”，就是房子或院落，如果里面有枪，就叫做“响窑”。
7月16日，游击队攻打龙泉镇的天僧泉酒厂，遭到顽强抗击，久攻不下。酒厂东家的儿子在城里当伪警察中队长，带着四十多个人，准备打过来。形势严峻，张甲洲下令停火，自己单枪匹马闯进天僧泉酒厂，找东家张八瞎子谈判。
张甲洲对他说：“游击队来打龙泉，就是要枪要子弹，扩充抗日武装。抗日救国是大事，你不打日本，我们打，可是我们缺少枪支弹药，你先借给我们，等打完了日本，我们再送还。你看怎么样？”
张八瞎子知道不“借”过不了关，可是枪太贵，“借”出去实在心疼，那就“借”给他们子弹吧。游击队硬是从这个酒厂里“借”出了将近五千发子弹。
十多天后，张甲洲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大马，带着五名警卫员，去找大地主王四谈判。王四只放他一个人进去。他刚进门，就被王四的家丁绑起来了。接着，家丁又要缴警卫员的枪，警卫员们要打，张甲洲使个眼色，他们便打马回游击队报告去了。
王四抓住了张甲洲，就向程绍廉报告，请他派人来押解。程绍廉派出沈营长，带着车马，直奔王四窝堡。游击队得到情报，便摆出围窑打援的架式。
当晚，王四知道沈营长一时半会到不了，怕游击队把张甲洲抢走，就派一名炮勇把他秘密押到地主张兴的家里。这下倒好，张甲洲说服了张兴，带着他参加了游击队。
张甲洲回到了游击队，王四立即带着一家老小躲进县城。张甲洲带着队伍进了王四窝堡，召集穷人开会，开仓放粮、分浮财，末了一把火烧掉王四的房子。一时间，汉奸人人自危。
7月下旬，张甲洲带队向兰西镇一带西征，一路上破土窑、攻城镇，所向无敌，一个多月时间，行程千里，队伍扩大到一千多人。
中共满洲省委关注着这支队伍的发展。8月中旬，赵尚志奉省委之命来到游击队，担任参谋长。
赵尚志到任后，便和张甲洲一起商量攻打巴彦县城。当时巴彦县城还没有日军，伪军力量却很强。他们决定联合原东北军的才鸿团和苏占山的胡子队“绿林好”一起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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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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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巴彦县城很顺利，游击队又与“绿林好”联手打进了东兴县城，在城里住了下来。进城后的第三天中午，木兰县的伪军头目孙三阎王带着一千多人打了进来。“绿林好”一枪没放，带着队伍就溜。游击队孤军奋战，伤亡将近五十人，赵尚志左眼下留下了三个弯月形的伤疤。游击队用两张大马雪橇拉着伤员，突围出去了。
汤原也是一个令日军十分头痛的地方。1932年春天，共产党在汤原建立的反日同盟会，有了一千多名会员，建立游击队的条件成熟了。秋天，冯仲云和李福臣相继奉命来到这里创建抗日武装。
成立游击队需要枪，县委号召党团员捐款买枪。兵荒马乱的岁月，枪太值钱了，一支大枪能换六千斤黄豆！大家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硬是弄到了二十多支枪。这些枪不起眼，有铁公鸡、别拉弹、套筒枪、驳壳枪等，但游击队只要有了枪，就可以去打仗了。
10月10日，汤原民众反日游击中队成立，李福臣任队长。这支队伍是由四十名党团员组成的，其中七名是汉族，其余都是朝鲜族的男女青年。
1933年下半年，由于叛徒告密，日军发动大搜捕，逮捕了县委书记裴治云等十二名党团员和爱国青年。日军严刑拷打，然后把他们活埋在深坑里。日军在西北沟的高粱地里搜出县委委员高庆云和他的儿子，当场用刀砍死。骤然间，汤原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气氛。
这场浩劫中，只有一个幸存者，就是县委委员夏云杰。他秘密联络汤原各地的党组织，担负起县委的领导工作。
血债要用血来还。要讨还血债，就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夏云杰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重建反日游击队。
11月末，夏云杰派团县委书记小于通过亲戚关系打进鹤岗东黄花岗伪军自卫团内部，又派徐振江和队员老曲，装成卖大烟土的商人，混进伪自卫团的营房。他自己带着二十多名队员，拿着一支大枪和一把没有撞针的小撸子，隐蔽在院外。团丁们围上来买大烟土时，徐振江和小于发出信号，游击队员一拥而进，徒手缴了团丁的枪。这次行动共缴得大枪十四支，短枪两支。
有了枪，汤原游击队再也不用玩“空手道”了。
夏云杰的游击队里有一对黄金搭档，都是朝鲜族战士。一个叫徐光海，遇事沉着，通晓日语，一脸的络腮胡子，长得有几分像日本人，扮日本指导官谁看都像。另一个叫裴敬天，汉话流利，日语流畅，最合适扮成翻译官。1934年秋天，夏云杰派他们除掉经常给日本人通风报信的药房先生王风舞。
他们来到药房里，扮成日军大佐的徐光海，知道王风舞不懂日语，便用朝鲜话问他：“你的，内嫩摸儿哈那？”
王风舞回答说：“太君，我是行医看病的。”
“啊！你是给马胡子看病的！带走！”
王风舞赶紧说：“太君，你可别把我当外人，我和佳木斯宪兵队有联系。前天有三个马胡子被抓住了，都是我送的信呢！”
徐光海一听，气得大喊：“死了死了的！”
他们第二次行动是在火龙沟，大地主姜海泉组织秧歌队，准备欢迎日本守备队到来。日本人还没到，姜海泉就落到了徐光海手里。徐光海见大街上等着看热闹的人来得不少，便还了真面目，给民众做了一通抗日宣传，押着姜海泉、带着秧歌队，又装成日本指导官，来到舒木河，顺顺当当缴了伪自卫团的枪。
此后没几天，除了“领衔主演”的两位，还有二十多名“警察”，出现在一个名叫何木林的大地主家里。
何木林急忙把“日本指导官”徐光海和“警察署长”戴鸿滨迎进上房。何家有钱有势，几个儿子各有两个老婆，枪就更多了。戴鸿滨估计他们的枪没领枪照，便到下屋找出一支枪，交给“日本指导官”，使着眼色说：“太君，他家窝藏枪支，求皇军治罪！”
徐光海会意，冲着“翻译官”喊了几句，裴敬天便对何木林说：“枪的，执照的有？”
“有哇，有哇！”
“统统的拿出来，验照！”
何木林吓得冒冷汗，赶紧交出家里的四十多支枪。戴鸿滨对“翻译官”说：“报告皇军，这些枪大都没有枪照。”
“翻译官”和“日本指导官”嘀咕一阵，对何木林说：“皇军念你忠心，不予治罪，把枪都拿到集贤镇重新起照，明天去取吧。”
何木林赶紧叫儿子备上三匹好马，驮上那些枪，把“皇军”送走。
东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也是有声有色。1931年11月，童长荣奉命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很快就建立了几支抗日武装。朝鲜人金日成来到安图县明月沟，创建了安图游击队。游击队从日军手里夺取枪支弹药，自己也制造武器。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汇，叫做“牛皮步枪”。日军在深山密林里呆上几天，就会断口粮。他们把农民的牛抢来宰了吃，先把牛皮剥下扔掉，等到牛肉吃光了，又把牛皮捡来烤着吃。游击队埋伏在附近，等三三两两的日本兵来捡牛皮时，把他们干掉，夺取武器。用这种办法夺来的步枪，就叫做“牛皮步枪”，夺枪的游击队员，叫做“牛皮步枪同志”。
东满各地的游击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型兵工厂，有的还生产出自己的拳头产品。延吉游击队有个小兵工厂，生产出了日军最害怕的“辣椒面炸弹”和威力更大的“延吉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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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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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童长荣到达东满的时候，一支日军测绘队闯入延吉原吉林省防军第三营的驻地，旁若无人地走到炮位窥测。担任警卫的班长史忠恒命令战士鸣枪示警，日军根本不理。史忠恒火了，下令开枪射击，击毙两名日军，把其余的吓跑了。
第三营打死了日本兵，营长王德林把部队带到延吉小城子，宣布起义抗日，号称“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
中共绥宁中心县委闻讯，立即派出与王德林私交很深的李延禄去找他。李延禄匆匆赶到救国军驻地，但是，有三拨人比他来得更早，而且是带着礼物来的。
第一拨代表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给王德林送来“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头衔。第二拨代表抗日将领李杜，他带来的礼物实惠多了，是一万现大洋的支票，外加一个团的番号。第三拨，便是吉东三县的绅商代表。
这些人喋喋不休地劝说王德林，而他就是不表态，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李延禄年轻气盛，毫不掩饰对他们的厌恶，叫王德林把那些人打发走。
王德林说：“李杜的代表说要收编咱们，怎么办？”
李延禄想了想，对王德林说：“李杜要收编咱们，还带来一万元军饷，断然拒绝恐怕不好。但咱就这样变成他的一个团，也不合适。我倒觉得，不如收下一万元军饷，另外为他组建一个团。”
王德林喝着酒，听着李延禄的话，觉得在理。他请李延禄给他当参谋长，兼任李杜改编的补充团的团长。李延禄满口答应下来。
李延禄从各地来投军的青年中精选出了四百多名，组成了三个连，又从原来的部队里挑了有进步思想的史忠恒和李凤山，加上跟他一起来的共产党员左征和朴重根，到补充团当连长和副连长。
不久，补充团建立了秘密党支部。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队伍，在救国军中悄悄出现。
1932年春天，救国军收复宁安，共产党人田宝贵组织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抗日队伍，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他们找到李延禄，要求合编。李延禄经请示王德林，把他们收编为第二补充团，由李延禄兼任团长。这样，救国军内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力量进一步发展。
日军为了加快从朝鲜向中国吉东和北满地区运送兵员和物资，在占领东满地区后，便着手修建敦化至图门的铁路。王德林多次派人破坏和威胁这条铁路的修筑，使日本人十分恼火。本庄繁一再下令，要关东军迅速恢复吉敦路的“治安”。为此，日军派出了号称有万人之众的天野第十五旅团和上田支队前来“进剿”。
王德林接到一封用火烧掉一角以示“火急”的信件，立即召集手下人商议怎样应敌。副总指挥孔宪荣主张躲，参谋长李延禄主张打，王德林则暂不表态。
救国军里的共产党员召开支部会议。书记孟泾清说：“就是只剩下补充团，我们也要抗日。”怎么打法？李延禄提出：把队伍拉到镜泊湖山区去。
王德林再次召集军事会议，李延禄力排众议，主张打。会议开到第三天，李延禄说：“就是只有补充团七百人，我们也要打。”
王德林最终下决心打了。他知道，补充团平均每人只有三十发子弹，便下令将库存的手榴弹全部运到补充团。
李延禄选好的阵地是镜泊湖南头的“墙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扼守着从敦化直通宁安的咽喉要道。路在巉岩底下，紧靠大江。补充团隐蔽在山崖边，七百名战士靠大块的岩石作掩护。山坡光秃秃的，只是山脚有些岩石，日军不会想到这里有埋伏。
一切布置停当，补充团开始了战前焦急的等待。他们最担心日军不走“墙缝”。不过，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有人“牵大驴”。
陈文起是南湖头一带有名的猎户，当他知道救国军要伏击日军，跑到队伍上来，想在战斗中露一手好枪法。可是，他呆了两天还不见动静，便在夜里回瓦房店去探听虚实，不想这一去竟被日本人抓住了。
“你的什么的干活？”
“打猎的。”
“枪呢？”
“没枪。都是借人家的围枪用。”
“前边马胡子的有？”
“没有。”
陈文起对答如流，身上又沾有野物的血迹，日本人不怀疑他是打猎的。他们非常得意，以为找到了一名合格的向导。
凌晨，陈文起领着天野旅团八千多名日军，仿佛牵着八千多头驴，直奔“墙缝”而来。
鸡叫头遍的时候，补充团阵地上的哨兵喝道：“什么人？”
“老百姓，给部队送信的！”一个女声回答。一个老头的声音接着说：“她是俺姑娘，咱们找补充团指挥部。”
老头名叫史振德，一见李延禄，便说：“陈文起已经牵大驴往这边来了，你们快准备打吧。”他还说，他带女儿来，是怕部队误会。
不久，望远镜里出现了日军的队伍：红肩章，长枪刺，扛枪的臂膀。李延禄一声令下，战士们一跃而起，手榴弹沿着五里长的狭路纷纷下落，爆炸声四起，临近死亡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日军指挥官下令的声音显得疯狂、惊慌而凄厉。凭依崖石猛攻猛打的七百战士，扔掉棉衣和帽子，身上只剩下短褂，猛力朝日军扔手榴弹。
补充团打得正来劲，负责堵口子的地主武装悄悄开溜了。李延禄接到报告：日军在狭路口外停止前进，动向不明。他念头一闪：日军随时可能从背后袭击，便果断下令：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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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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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李延禄派人回到“墙缝”察看，发现日军在那里留下了三个火葬点，把枪支随同日本兵的尸体烧毁。救国军得到一千五百多件被火烧毁的残枪筒，还搜出两千多支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可见日军伤亡将近四千人，最少也在三千六百人以上。
这一仗，补充团牺牲七个人。
“牵驴人”陈文起在枪响后飞奔到一块石崖后边。赶车的问他怎么不逃命，他说：“我还得弄杆好枪！”这位猎手还没把枪弄到手，就被日本人抓住了。日军把他吊在房梁上，挑开了他的胸膛。
人们把他葬在离“墙缝”不远的地方。
从“墙缝”逃走的日军，几天后又在松乙沟落入李延禄设下的火阵，被工人游击队消灭了约两百，天野少将也被击毙。
1933年元旦前那几天，李延禄带领部队坚守磨刀石车站附近两个小山坡。坏消息接踵传来：铁路工人报告说，日军乘铁甲列车抄了他们的后路；广播里说，自卫军第二十一旅旅长关庆禄已经在绥芬河投降，李杜和王德林先后撤到国外去了，丁超则乘专机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的内务府大臣。
李延禄想，抗日救国的大旗，只有靠共产党人来扛，共产党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了。他马上召集骨干和士兵代表，宣布这支队伍从今以后正式归共产党领导，名称就叫“抗日游击总队”，不久扩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
日本人把游击军视为劲敌，调来鳌刚村的第一旅团进行“讨伐”。3月3日，日军飞机和大炮猛轰马家大屯，游击军顽强抗击。战斗结束后，李延禄带着部队清理战场，发现烈士遗体中混有一个日本兵的尸体。李延禄沉着脸，找到负责打扫战场的别动队队长李光。
“你是怎么搞的，啊？怎么把他也弄进来了？”
李光赶紧说：“这可是个好人。”他说，别动队打扫战场时，在大肚子川沟的松林里发现一辆满载子弹的汽车和一具日本兵尸体，还在附近找到一封信，请懂日语的人一看，才知道写信的人是日本关东军间岛辎重队里的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
我看到你们分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见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吉东地区有一支吉林自卫军，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把周保中派到宁安领导抗日斗争。周保中绞尽脑汁，思考怎样打进这支队伍。他琢磨出一个最简便的办法——让自卫军把自己抓去。
吉林自卫军的士兵在花脸沟抓住了周保中。他那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东北士兵听不懂他的话，怀疑他是日军探子，把他绑起来，要把他杀掉。周保中费尽口舌，才让他们明白：他要见头头。士兵放下已经举起的刀，把他的要求报告上去。
自卫军左路军的领导人正在开会，听说抓了一名日本特务，便中止会议，开始审问周保中。
周保中说：“我不是日本探子，我是从关内来的，是抗日援马团的。马占山投降了日本，听说你们抗日，我才来投奔你们。”
“你说你是从关里大老远跑到咱这疙瘩来抗日的，那你对眼下东北抗日的形势有啥看法呀？”
周保中说：“你们在牡丹江东岸与日军对峙，形势十分不利。怎样才能改变呢？要主动出击，袭击敌人后方，前后夹击，迫使敌人撤退。据我所知，自卫军抗日士气很高，但纪律不够严明，长官贪污腐化，士兵搔扰百姓的事还不少。真想抗日，就得整顿军纪，发动群众。日本人不是一天两天能打走的，抗日是长期的事，要建立抗日根据地。对南京政府，大家用不着抱什么幻想，他们执行的是不抵抗政策。”
周保中一席话，把自卫军的头头们震住了，终于相信他不是日本特务，而是一位很有头脑的爱国志士。他们顿时满脸赔笑，连连说有眼不识泰山，吩咐给他松绑，接着请坐、敬烟、上茶。最后，还请周保中留下来，到宣传部指导工作。
周保中一到宣传部，就宣传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自卫军的一些将领，表面上对他赞赏，背地里却对部下说：“别听周蛮子那一套！”不久，找个借口解散了宣传部。
这时，王德林听说周保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想把他收为己用。宣传部解散之后，周保中当上了救国军的总参议。他要求上前线指挥作战，王德林让他去给前方总指挥吴义成当参谋长。周保中指挥部队袭击东京城，攻打安图县，攻克敦化城，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1932年10月，救国军第一次攻打宁安县城，日军顽强抵抗。周保中率领敢死队，一马当先冲进城，炸毁军火库，击毙日军头目小岛少佐等人。激战中，他中了一颗子弹，鲜血直流，还坚持指挥战斗。战斗结束，他需要治伤，没有麻药，他让人用大钳子拔出子弹，用刮刀把烂肉刮掉。大家服了他，赞叹说：“周参谋长‘刮骨疗毒’，胜过昔日的关云长！”十二天后，周保中又带着伤痛指挥部队第二次攻打宁安城，消灭了几百名敌人，缴获大量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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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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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中建立了声望，做工作方便多了。在前方指挥所里，他秘密建立起党支部，在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团员。
冬天，周保中退出救国军，带着边区军的两个连到宁安与李荆璞的部队会合，着手组织绥宁反日同盟军。
李荆璞是宁安县的青年农民，当他决心拉起队伍去打日军的时候，几个和他一块扛活的穷哥们儿都说：“好使！”
可是，他们没有枪。做个草头王都要枪，何况是去打日军呢！李荆璞说：“咱们不妨先向胡子们学一手，向那些家里养枪的大粮户借几条枪用。”
那年月，东北有许多胡子，刚起局的时候，手里也是没枪的。他们用红布包裹条帚疙瘩或者带弯的木棍，往人家后腰上一戳，次次都灵，好像没有谁敢来试一下它是不是真的。
说干就干。一天晚上，李荆璞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假枪，突然出现在一个大粮户家里，对吓得发抖的主人说：“你不用怕，我们不是砸响窑的胡子，是为了抗日，来找你借几条枪用，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我们再来还你。”就这样，他们手里就有了第一批枪。接着，他们拿着这些枪，缴了伪宁安保安队一个班的枪，队伍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
李荆璞先是投奔王德林的救国军，被编为骑兵团的一个连。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救国军上层人物抗日不坚决，在日军进攻下一退再退。队伍退到老爷岭时，他把手下几个班排长找到一起说：“弟兄们，看来打日本是不能靠他们的。半年多了，他们没打过一次日本，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跑。我们要自己干，要保卫家乡！”
李荆璞刚说完，士兵于洪仁说：“说得对，打日本就得靠我们带领老百姓自己干。打日本需要枪啊！我们何不把营部收拾了再走？”
“这样可能不行，”李荆璞说，“本营的那两个连就住在附近，枪一响，他们就会赶过来，那时我们恐怕就很难走了。”
“这好办，咱们不让枪响就是了。”于洪仁说，“连长可以带人去找营长，说有紧急情况要报告，进去就把他们的枪下了。我带一个排在外面巡逻，应付意外情况。”
李荆璞一拍大腿，说：“好！就这么干！”
他们的行动十分顺利。当晚，这个连悄悄离开老爷岭，回宁安老家去了。于洪仁对李荆璞说：“连长，我看还应该发表一个宣言，表示一下咱们抗日到底的决心。”
“行！”李荆璞说，“听说你是念大书的，还当过教书先生，肚子里有墨水，那你就写一个吧。”
于洪仁起草的宣言发表后，宁安一带的一些小股武装，纷纷慕名来投，队伍很快壮大起来。日伪军将他们当成“讨伐”的重点目标。伪保安队像尾巴一样跟在他们后面，想伺机消灭他们。
“和这群兔崽子们拚了！”李荆璞被这个大尾巴弄火了。
于洪仁对他说：“连长，现在打没把握。队伍刚拉起来，第一仗一定要打好，先和他们藏猫猫，找准机会再打。”
李荆璞依照于洪仁的计策，派出几名能干的队员和伪军兜圈子，把他们诱进伏击圈，消灭了这条大尾巴。
打了胜仗，李荆璞对于洪仁刮目相看。他后来才知道，这位有胆有识的于先生，原来是中共宁安县委专门派来改造他这支队伍的。不久，李荆璞加入了共产党。一个以于洪仁为书记的党支部很快建立起来。这支部队改名为“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
习惯了等级制的日本人，也为汉奸们排了个座次，邵本良、王友成和李大善三人并称“东北三大厉害”，其中邵本良是“东北第一大厉害”。
邵本良本性其实不良。他有二十多年的匪龄。“九一八”以后，日本人发现了他这个匪材，封他为东边道的少将“剿匪”司令。
邵本良为虎作伥凶于虎。他打击抗日武装比日军厉害。日本人进了东北的山林就玩不转，空有好枪法和武士道，常被游击队牵来牵去，找机会揍上一顿。邵本良钻山林却是老手，手下的兵多是土匪出身，打仗时带枪还带刀，一进林子就把路标砍出来，在山里转不会迷路。冬天下雪，游击队和日本人打完仗，钻进林子，把雪上的印子一扫，日军就丢了目标。但你把雪扫得再干净，邵本良也能找到踪迹。他就凭着这点本事，向日军夸下海口：“有我邵本良，就没有杨靖宇！”
邵本良和杨靖宇的较量，开始于1933年年底。杨靖宇的后卫部队在松花江以南地区与邵本良的伪军遭遇，打死打伤十一名伪军，付出了三伤四亡的代价，牺牲的有杨靖宇的老战友金伯阳。
一个多月后，杨靖宇和李红光指挥第一军独立师用调虎离山计把邵本良的主力调出老窝三源浦，然后乘虚而入，逮捕了汉奸走狗，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摧毁了伪满铁路工程局和伪警察署，烧了几十间营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
这一仗震动了南满。三源浦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又是梅辑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许多人都说打下三源浦比虎口拔牙还难。杨靖宇偏偏拔了虎口的牙。但是，邵本良狠性改不了，发誓要让杨靖宇知道他的厉害。
不久，第三次较量开始。邵本良的伪军，加上两千多名日本兵，在柳河县大小荒沟一带摆开阵式，包围了杨靖宇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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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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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围归包围，但日伪都知道杨靖宇是“山林之王”，轻易不敢往深山密林里打。那么，怎么让杨靖宇出山呢？
邵本良说：“我有办法！”
他假拟了一封给部下的信，谎称东面有他的重兵，故意让这封信落到杨靖宇手上。
杨靖宇看穿了邵本良的把戏。从地图上看，东面山高林密，邵本良不可能在那里部署重兵。日伪怕杨靖宇突入东面深山，想用这封信把他引到自己布有重兵的西面，钻他们的口袋底。杨靖宇将计就计，也拟写了一封给部下的假信，故意让它落到邵本良手里。
信中说，他打算从西面突围，命令部下来配合。
邵本良看了信，自以为得计。那天深夜，他憋足了劲在西面等着杨靖宇，杨靖宇却带着部队从东面突围而去。第二天上午，杨靖宇带队向北急行十几公里，打下了邵本良的后勤基地凉水河子，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杨靖宇还放出风说，他准备去打柞木台子。邵本良急忙去援救，没想到杨靖宇攻打的是八道江镇。
这一个回合，邵本良知道杨靖宇的厉害了，私下里说：“我邵本良够鬼的了，杨靖宇比我还鬼。我邵本良的一个兵打得过十个胡子，一个红军却打得过我邵本良的十个兵。”
“山林之王”杨靖宇没有头脑发热。他知道，邵本良一定还会找上门来。他为了稳操胜券，规定了四个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不击中敌人要害不打，自己代价太大不打，对当地老百姓损害大了不打。要打怎样打？杨靖宇也想出了四条：快打，快走，快集中，快分散。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民众，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金日成等人所创建和领导的部队是最引人注目的。他们在一年间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六百多次，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本所发表的数字说，这支部队在将近五年时间里，共打死打伤日伪军警四千三百二十一人，俘虏一万八千一百一十四人，缴获武器三千一百七十九件。在抗日战争中，中朝兄弟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杨靖宇在他创作的《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写道：“联合起来！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誓杀到敌人大本营！勇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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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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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师与日军展开肉搏一一五师在平型关设伏东北抗日联军警卫战士红军西渡黄河休整待命救亡同盟队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如美国记者斯诺所说，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它结束了中国的十年内战。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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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两营官兵和你共存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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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啊山海关，两营官兵和你共存亡。
日军在东北扶植了傀儡溥仪，巩固了在东北的侵略统治，1933年又委派武藤信义接替本庄繁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伪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既是武官又是文官，集三方面大权于一身。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说明日军急于向关内进军。日本关东军的兵力增加到了十万人，包括六个师团、四个混成旅团、两个骑兵旅团和一个飞行队。同时，组编伪军十四万人。
日军在关内的侵略目标，首选热河。这一片地域，包括现在河北省的东北部、辽宁省的西部和内蒙古的赤峰市。日本侵略者所谓的“满蒙”，是把热河包括在内的。伪满洲国建立前夕，日军就曾小试牛刀，试图以武力侵占热河，但是，辽西与热河的义勇军和东北军骑兵第三旅阻挡了他们的进攻。不久，关东军的松井清助大佐纠集伪蒙古自救军分三路进攻热河，又被热河骑兵部队和义勇军粉碎，松井在战场上毙命。时间过去了几个月，日军已经充分做好了侵占热河的准备。
国难当头，蒋介石无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在加紧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他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要想攘外，必先安内”，“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并且威胁手下的将领：“如再有贪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但是，守卫山海关的张学良嫡系部队，违抗了蒋介石的命令。何柱国指挥的东北军，在保卫“天下第一关”的战斗中，打响了长城察哈尔抗战的第一枪。
山海关又叫榆关，位于万里长城的东端，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锁着辽宁与河北的咽喉，为北平和天津提供屏障。日军企图侵占热河省，在战略态势上，只要占领了山海关，便可以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搭上入侵关内的跳板。关东军阴鸷的目光，紧紧盯住了山海关。
东北军撤到山海关后，南京政府将华北地区的防务交给了张学良。蒋介石要他负责华北防务，又要他避免与日军冲突，以免扩大战事。张学良整天如坐针毡。北平各界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不断派代表去见他，要求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劝他不要做一个留下千古骂名的逃跑将军。面对民众的谴责，张学良声泪俱下，诉说着自己的苦衷：“我是冤枉的，我们东北军自归南京政府领导后，军队的重大军事行动，包括作战训练等事宜，都要报请蒋委员长批准。在这件事上，我是听命中央的，我本人身不由己啊。”
为了给张学良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代表们恳切地说：“张将军，既然你已知错，我们请你从现在起，拿出实际行动来改错，如果有明显的抗战行动，说明你有改错的决心，我们对你的诺言将拭目以待。”
张学良顺应民众要求，将防守山海关的重任交给亲信第九旅旅长何柱国。他说：“民众要抗战，我们也要收复东北失地，而蒋委员长却不让我们与日军发生冲突，这个矛盾不好处理。”
不待张学良说完，何柱国便诉起苦来：“这我办不到，办不到的。这个矛盾我无法处理，既要守住山海关，又不能同日军发生冲突，既不能打，又不能和，也不能走。日本人能让我立足山海关吗？”
张学良摇摇头说：“我知道你有困难，要想在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当一名响当当的抗日军人，怎么会没有一点困难呢？办法总会有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这要靠你努力了。”
何柱国望了望张学良，叹了口气。张学良为了给何柱国撑腰，加强山海关防务，下令成立临永警备司令部，让何柱国兼任司令，将辖区内的驻军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炮兵第七旅第十五团的炮兵营和工兵第七营等部，统一划归何柱国指挥。
何柱国手下的兵力骤增三倍，坚守山海关的信心大大增强。他根据山海关的地形，将近四个旅的兵力按梯次部署，一个团驻山海关警戒，主力在北戴河一线机动。一旦打起来，先用一个团阻击日军，其余部队迅速四面包围日军，逐个歼灭。
何柱国的对手日本秦榆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是日军一名大将的儿子，算得上一个中国通，认识东北军的不少高级将领，也擅长玩弄阴谋。1932年11月，他带着随员在山海关对面的山头上观察了好几天，感到山海关地形易守难攻，而且何柱国准备充分，如果强攻，日军要付出很大代价。落合想到了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指望何柱国能像张海鹏一样投靠关东军，日军就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山海关，从这里浩浩荡荡开进华北。他开始设计诱降方案。
11月8日上午，太阳一露面，从秦榆方向开来一辆日军吉普车，在山海关城门口刹住。车上跳下一名矮胖的日本军官，很有礼貌地对守卫城楼的哨兵说：“我是关东军秦榆守备队队长，有要事拜访你们何司令。”
哨兵正眼看了看他，马上去报告。不久，他跑下城楼，打开城门。落合正次郎的车子进了城，开到何柱国的司令部，何柱国站在门口迎接。落合下车后，就像老朋友相见，满脸堆笑，与他握手问好，亲热地说：“不用介绍，你就是才华横溢的何柱国将军了，幸会，幸会！”
何柱国不卑不亢地说：“鄙人正是何柱国，但才华平平，不足挂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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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两营官兵和你共存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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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合正次郎查阅过何柱国的履历，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推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笑着说：“过谦，过谦，何司令的大名，我早就如雷贯耳。”
“是吗？”何柱国漫不经心地应道。
“你不信？”落合津津乐道，“何司令是广西人，高中没毕业就投笔从戎，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又到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其实，我与何司令也算得上同学。我们虽不在一个班，但你成绩拔尖，令我景仰。记得毕业大会上，校长奖给你一把军刀，想必你现在还随身带着吧？”
落合东拉西扯，没能冲淡何柱国的警惕。他知道，这位不速之客来访，绝不是为了跟他拉家常。他没理睬落合的问话，正色问道：“将军大驾光临，不会是来和我叙旧的吧？”
“无事不登三宝殿嘛，何司令是个聪明人！”落合正次郎说着，跨进司令部大门，走进屋里。
双方落座，落合冲何柱国直笑。他的笑颜，令何柱国觉得藏着一把刀。“在关东军中，像何司令这样的常胜将军，肯定前途无量！”
何柱国打断他的话：“不知是谁胡说八道，传到了落合将军耳中。鄙人可不是什么常胜将军！”
“何司令过谦了。”落合四下看了看，似乎话涉机密。何柱国挥挥手，身边的侍从无声而退。
只剩下两个人了，落合敛笑说道：“我是专门为何将军而来。”
“为我？”何柱国惊诧地说，“我有什么值得落合将军如此费心？”
落合把椅子向何柱国身边挪了挪，低声说：“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是你在日本的同学，托我给你捎个话，说他对你一直十分敬佩。他还说，蒋介石信不过东北军，张学良的日子很难过啊。皇军将在半年内攻占南京，将军如能认清大势，与皇军亲密合作，必定前途无量，用你们中国的话说，那是鹏程万里啊！”
何柱国不动声色地望着落合，似乎用心倾听。落合觉得有门，接着说：“如果你投靠关东军，我为你物色一个漂亮的日本姑娘做小老婆，你觉得如何？”
“太感谢你了，”何柱国笑道，“将军如此关照鄙人，令何某受宠若惊。这样吧，日本姑娘就免了，她们和中国姑娘没什么两样。至于我的归属嘛——”何柱国若有所思，“这事来得太突然，关系到我的前程，能不能容我考虑几天？”
“可以，可以！”落合见何柱国没有断然拒绝，心中十分高兴，“你可以考虑几天。我劝将军不要瞻前顾后，尽快给我回话。”
何柱国说：“你很快就会得到我的答复。”
落合出门前，又一次抛出诱饵：“将军如肯与皇军合作，整个华北就让将军自治，将军可以为所欲为。部队的供给，皇军统统包下来，马上预付二百万，你看如何？有什么要求尽管开口，我们会尽力满足。”
“条件不错。”何柱国说，“我会尽快答复。”
何柱国送走了落合，立即坐上吉普车，赶到北平。张学良听了他的报告，指示他应付拖延，认真备战。张学良提醒说：“落合正次郎一定会软硬兼施，你要沉着应付。”
何柱国返回部队，刚下车，副官就向他报告：日军在山海关城墙下摆了几十辆坦克和三十门大炮，限令何柱国在两小时内答复是否投靠关东军。
何柱国见日军兵临城下，迫不及待逼自己就范，立即电告张学良。张学良回答：“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为了民族利益，要坚决抵抗关东军的挑战，无须多虑。”他还说，他已下令向长城一线增兵。
张学良命令，万福麟所部第二十九旅和第三十旅，以及缪澄流所部第十六旅，向界岭口以北推进；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开赴滦河一线；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开赴喜峰口；王以哲所部第七旅开赴古北口。
关东军驻北平特务机关获悉张学良向长城增兵，估计何柱国不可能投降。1933年元旦，深夜11点左右，落合正次郎派人在日军榆关宪兵分遣队和守备队派出所前面拉爆手榴弹，然后一口咬定是何柱国部下干的，同时指挥部队进攻南关和车站，并向关东军司令部和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发出电报，请求增援。关东军派出了步兵第四旅团，迅速从锦州和绥宁一线出动。
第二天上午，关东军开始炮击山海关南门。何柱国听到炮弹爆炸，赶到前线，对石世安的第六二六团进行动员，要他们做到人在城在，与山海关共存亡。石世安团都是东北子弟兵，对日军占领他们的家乡极为痛恨，一齐向何柱国宣誓：要与日军血战到底。
日军炮击半小时后，以为城门上的守军已被炸死，便由秦榆守备队儿玉中尉率领二十五人架梯爬城。守军第一营营长安德馨率领两连官兵奋勇抵抗。当日军爬到半截，安德馨下令开火，日军纷纷跌下云梯，守军全歼儿玉和他的攻击部队。
何柱国命令石世安团火速封锁城关四门，第六二五团掩护榆关左翼，第六二七团掩护榆关右翼。同时，命令驻抚宁的骑兵第三旅和驻滦县的步兵第二十旅等部队随时待命。
当天，何柱国的部队多次打退日军进攻，战斗日夜不止。何柱国派装甲车开到石河西岸，掩护工人抢修被炸毁的铁桥，他自己骑马奔到各处阵地布防，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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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两营官兵和你共存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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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凌晨，何柱国拒绝了日军提出的侵略要求。日军立即将南关外的中国警察缴械，并监视南关公安分局的局长。
上午，安德馨举着负伤的胳膊，声音嘶哑地高喊道：“弟兄们，日军不会甘心失败，他们必然要来报复。我们一定要坚守城门，决不让日军前进一步。现在是我们用生命捍卫祖国领土的时刻，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小日本！”官兵们群情激昂，齐声应道：“我们愿与长官生死与共，打退日军，保住城门！”
不一会儿，日军攻击部队逼近城门，一个军官举起喇叭筒喊话：“何柱国和东北军官兵们，你们不是皇军的对手，抵抗只有死路一条。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过时不回话，皇军就要开炮了！”
安德馨接过士兵的步枪，对准日本军官射击，把他撂倒。日军被激怒了，开始炮击。步兵随后发起攻击，近百名日军用木梯攀登城墙，守军沉着还击，把日军压制下去。中午，日军第八师团第四旅团三千多人，由铃木少将指挥，继续攻城。五架日军飞机飞来助战，向城头和城内投下几十枚炸弹。顿时，山海关上空烟雾弥漫，火光冲天，枪炮声不绝。守军寸步不让，坚决还击。日军刚爬上城头，就被子弹击中，仰面摔下梯子。日军一波一波地向城头上涌，被守军用刺刀挑了下去。激战五十分钟，城墙边堆积着日军的尸体。
日军集中火力，重点进攻东南城角和南门。何柱国只有两个营的部队在城内，但抵抗得非常顽强，火力猛烈，爆炸不断。日军的炮火把南北城楼和商民住宅夷为平地，守军伤亡过半。守卫南门的部队全部战死，日军的坦克趁势冲进城内。安德馨率领两个班拼死堵击，砍死几十名日军，突然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日军占领了南门和东南城角。守军预备队从西门向南门反击，将日军击退。
下午两点钟，日军加大兵力，向东南城角猛攻，炮火炸出一个巨大的突破口，坦克和步兵随即冲锋，守军一批批冲上去堵杀，一批批倒下。从北门到东门，没有掩体可以凭守。石世安组织了多次反击，和日军坦克作殊死搏斗，还是没能挡住日军前进。第二连连长刘窦宸、第三连连长关景泉、第四连连长王宏元和第五连连长谢镇藩，全都战斗到死，第一连连长赵壁连身负重伤，排长以下官兵伤亡过半。
日军突破了四道城门，石世安带领剩下的十几个人从西水门撤退，山海关被日军占领。城内的几千老百姓纷纷逃亡，没能逃出的妇女和学生，几乎全被日军屠杀。守军一个营的官兵，和成百上千的百姓，倒在战场的血泊之中。堪慰英灵的是，在他们旁边，还有四百多具日军的尸首。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地区第一次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用武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这支部队的顽强战斗，揭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
日军三千多人在山海关遭到守军不足两千人的阻击，激战三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在占领山海关以后，紧接着又攻占了五里台和九门口。广阔的华北平原，暴露在日军侵略的铁蹄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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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对张说：谁离开这艘小船为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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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我们两人，谁离开这艘小船为好？”
日军攻陷山海关以后，蒋介石关心的仍然是如何尽快荡平井冈山的红色根据地。在中共中央首次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第二天，他匆匆赶到江西“督剿”中国工农红军。但是，张学良却心系着北方的战事，他知道，如果再不抵抗日军，连热河与河北都保不住了。他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调到热河布防。他是北平军分会的代委员长，名义上有权指挥华北各省的军队，而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就有十多万人。
但是，张学良拥有的是一个空头衔。实际上，他连东北军也指挥不了，汤玉麟就不听他的调配。人们对于张学良能否指挥好热河保卫战，都是深表担心。
从1933年2月21日起，日伪军十多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大举进犯。北路，日军出动第六师团约一万人，在伪满军配合下，向开鲁至朝阳寺一线进攻。中路，日军第八师团及伪军从义县向北票、朝阳和凌源一线进攻。南路，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向白石嘴边门地区开进。
热河境内的中国守军，也分三路应敌。北路有十个旅共五万人。但是，汤玉麟手下的第七骑兵旅刚一接战就向林东溃退，不久就叛变投敌。把热河当作汤家私产的汤玉麟，拥有三万多人的军队，装备较为精良，但多数官兵吸鸦片，欺压百姓，战败是意料之中的。于是，北票、朝阳和开鲁同时沦陷。几天后，日军向赤峰发动进攻，孙殿英的第一一七旅抵抗到第二天深夜，因腹背受敌，被迫撤退。日军占领了赤峰。
在中路，东北军的三个师和一个旅，迎击进犯的日军。汤玉麟的第一○七旅驻在朝阳，由于原来的团长邵玉良煽动旧部叛变，部队稍战即退。日军占领朝阳后，继续朝凌源前进。万福麟手下的第一三○师在叶柏寿附近阻击，挡不住日军的猛烈进攻，被迫向平泉撤退。日军占领凌源，向平泉推进。万福麟第四军团全线动摇，撤退到喜峰口。汤玉麟闻讯，急忙征集大批汽车，还扣留前方的二百四十多辆载重军车，为他自己向天津租界运送鸦片。然后，他率部离开承德，让日军兵不血刃地开进热河的省会。
在南路，守军第一一九师和第一○八师在沙帽山附近抗击日军混成第十四旅团。打到第二天，开始全线撤退。日军主力进占凌源后，分两路南下，万福麟所部第一一六师在喇嘛洞以北的高地与日军激战后撤退。日军占领了冷口和茶棚。
热河十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军进攻热河的时候，他正督促七十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他派了未参加“剿共”的三个师北上，但部队还在路上，热河就已被日军占领。
热河沦陷，举国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谴责蒋介石和张学良。宋庆龄说：“对于这种卖国行为谁负责任？是蒋介石政府。为什么？这个政府用它的主要军队打中国的人民；它任用叛逆的将领，还坚决不肯撤换他们；并且它不肯武装人民，不肯组织义勇军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
蒋介石为平息众怒，防火烧身，便把失地的责任完全推给张学良。从“九一八”到这时，张学良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背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这位奉系军阀有苦难言，他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但他内心非常希望南京政府实行全民抗战。在日军攻占了东北并准备侵略热河的时候，他在给南京发的一份电报中说：
现在我的忍耐力已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我愿率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如果热河被日本占领，那将严重威胁到华北的安全。
然而，尽管张学良一腔热血，他的东北军却已腐朽，官兵贪生怕死。他的部下汤玉麟，身为热河省主席，面对日军的进攻，却表现出极度的自私和恐慌，丢下部队不管，听任日军长驱直入，占城夺地。
东北军没能阻挡日军的铁蹄，张学良难辞其咎，便提出辞职，把部队和飞机移交给蒋介石。这跟蒋介石的打算不谋而合。蒋介石和宋子文约他在保定车站蒋介石的专列上会晤。蒋介石委婉地问他：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他们两人中间，谁离开这艘小船为好？
张学良说：“我离开。”随后，长时间地沉默。
蒋介石说：“接到你的辞职电报，我心里也非常难过。我实在不愿让你离去。不过，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
张学良低着头，仍然沉默不语。蒋介石见张学良一副伤心的表情，安慰道：“这时候你下野，有百利而无一害，利国利民利自己。所以，我劝你大可不必悲哀。过几天，你飞到上海，赶快出洋。出洋的手续我已派人替你办好了，你出洋几个月再返回来，到时恢复你的原职，你觉得怎么样？”
张学良愣了一会儿，心里明白蒋介石早已安排好一切，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有理说不出，也无法向民众澄清自己，便默默点头，表示服从。蒋介石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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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对张说：谁离开这艘小船为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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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离开蒋介石的列车，回到北平匆匆忙忙地向何应钦移交公务。他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正式通电下野。不几天，他就含泪飞到上海，在家人和澳大利亚顾问端纳陪同下，开始了“出国考察”的生活。蒋介石既转嫁了热河弃守的主要责任，又轻而易举地直接控制了东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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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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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尽扫“皇军”名誉。
何应钦在1933年3月11日接替张学良的职务，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他把东北军缩编成四个军，由万福麟、于学忠、何柱国和王以哲分任军长。他看到日军攻势很猛，知道光靠东北军挡不住日军的锋锐，便请南京政府增调一部分西北军。于是，驻扎山西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调到了北平以东，何应钦任命宋哲元为华北第三军团总指挥。这样，长城一线就有了七八个军的力量。
但是，何应钦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兵力不足。他知道，如果自己丢了华北，一定会受到全国舆论的谴责，到时候他就成了张学良第二。他接连给蒋介石发出五份电报求援，又致电胡适、丁文江和翁文灏。胡适等人都是舞文弄墨的社会名流，并不带兵，何应钦给他们发电报干什么？何应钦看准了文人墨客会造舆论，给他们发电报，是为了追究责任时可以洗清自己。果然，三位名流收到电报，都致电蒋介石：热河丢失，决非张学良一人之责。不战再失华北，中央难逃罪责。
蒋介石这下坐不住了，本来决定只调徐庭瑶第十七军的黄杰第二师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北上，留下刘戡第八十三师南下江西“剿共”，这时不得不命令刘戡师也北上抗日，同时增调第二十六军北上。
奉命北上的部队陆续抵达目的地，何应钦组建了两个军团，对长城抗战做出部署：商震军守卫东边的界岭口和冷口一线，宋哲元军担任中部喜峰口、马兰峪和罗文峪一线防务，杨杰的第八军团拱卫北平，并以主力前出南天门和古北口方向，傅作义的第七军团担任察哈尔省东部和南部的防务。
日军轻易地占领了热河，继续向长城东段各口及河北省与察哈尔省的东部进犯。他们集中兵力，向冷口、喜峰口和古北口三个方向，对驻守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的进攻。
冷口是交战双方争夺的要地。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先遣队侵入冷口的第三天，商震军的黄光华第一三九师就发起反攻，收复了冷口。十几天后，日军再次猛攻冷口北部，黄光华师与日军苦战，不时组织反击，经过反复争夺，最终将日军赶出口外十多公里，与日军对峙。
第四军团的缪澄流第一一六师防守着界岭口，日军混成第三十三旅团从绥中开来，进攻守军阵地。缪澄流师稍事抵抗，便放弃了阵地。第二天，缪澄流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占领了界岭口两侧的敌楼，并从正面逼近日军。六天后，日军再次进攻界岭口，守军再次撤退。此后，两军处于相持状态。
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是一支擅长攻坚的部队，攻打冷口碰了钉子，又来攻打喜峰口。他们在这里碰到了号称“西北虎”的宋哲元军。
宋哲元军的老底子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西北军一些零散部队退到山西，经张学良整编，组成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下辖冯治安第三十七师、张自忠第三十八师和刘汝明暂编第二师。冯治安师下辖两个旅，张自忠师下辖三个旅，刘汝明师主力只有一个李金田旅。宋哲元军的长官，都是冯玉祥当初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他们继承了西北军刻苦练兵的传统。
宋哲元等人具有爱国思想，提出“枪口不对内”的口号，有些军官还参观过第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向士兵们传达了打败日军的经验。经过刻苦训练，全军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战斗力，美中不足的是武器旧劣，军中汉阳造步枪和毛瑟枪各占三分之一，另一部分是从孙殿英那里买来的土造枪，枪械陈旧，补充弹药很难。全军只有十几门野炮和山炮，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仅有两挺，步枪没有刺刀，只好发扬西北军的传统，让士兵们背上大刀。战士们寻求近战和夜战，勇猛地冲向日军，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蒋介石眼里的这支“杂牌军”，装备远不如中央军，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顽强战斗的作风，是许多中央军部队望尘莫及的。这些官兵从西北军到第二十九军，平时练兵都以日军为假想敌。当他们奉命从山西调往冀东，防守华北前线，准备对日作战时，全体官兵爱国热情高昂，士气旺盛。宋哲元军约有一万五千人开往华北前线，只有张人杰旅留驻山西。
何应钦命令宋哲元军开赴长城喜峰口、罗文峪和马兰峪一线，抵御日军的进攻。宋哲元率军部从蓟县进驻遵化，命令冯治安师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率两个骑兵营先期出发，冯治安师和张自忠师随后推进。何基沣将两营士兵集合起来训话：“弟兄们，国家多难，日寇侵凌，我辈军人，受人民养育深恩，现在正是杀敌报国之时。好男儿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还！”
队伍快速向前，静悄悄的，没有人说笑。马蹄过处，泥渍四溅，路边的民众伫立着，目送这支急行军的队伍。他们日夜兼程，于3月8日来到喜峰口长城脚下。
喜峰口是条宽宽的谷口。长城从东西两边蜿蜒而来，扼住这个咽喉。谷口向南北延伸出一条小路，可容两人并排而行。
何基沣安顿好部队，副师长刘自珍骑马赶到，传达冯治安的命令：“军部发来通报，日军离喜峰口只有三十里路，估计两个多小时就到这里，冯师长要你及早做好战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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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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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地形再说吧。”何基沣说着，和刘自珍一起登上长城，朝四面了望。
喜峰口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但光秃秃的长城没有草木，部队无法隐蔽，容易暴露目标，对守军不利。
刘自珍说：“日军离这里不远了，我们来不及挖工事隐蔽，只能扬长避短。我看阵地不能摆在长城上，把兵力放在喜峰口两侧高地，你看如何？”他手指长城外那些不大不小的山头，又说：“我们只能利用这些小山了。”
“我赞成，”何基沣说，“各个山口都要有兵力，防止日军乘虚而入。”
天有不测风云，3月的万里长城突然大雪纷飞，寒风呼啸。一枚炮弹飞来，在骑兵营不远处爆炸。何基沣举起望远镜，只见大约两千多名日军，在十二辆装甲车掩护下，密密麻麻向喜峰口以北的孟子岭爬来。宋哲元军主力还没到达，骑兵营开始与日军交战。不到半小时，日军就占领了孟子岭山头。何基沣站在巨石上，大声对官兵们说：“弟兄们，你们看到了吧，敌人就在前面，你不消灭他们，他们就会消灭我们，生死在此一举，弟兄们，冲啊！”
营长王宝良举着手枪，吼叫道：“一连攻打西侧山头，二连三连跟我来！”说毕，直奔东侧山头。骑兵营官兵们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分两股投入激战。
日军见中国军队冲过来，机枪疯狂扫射，子弹如泼水般朝骑兵营倾泻，整个山头如火山爆发，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在倒下的士兵旁边，部队贴着地皮匍匐前进。何基沣见部队接近了日军阵地，大喊：“弟兄们，夺下日军指挥旗！”
士兵们拔出背上的大刀，吼叫着冲入敌阵，与日军展开肉搏。日军指挥旗被砍倒，大批日军死在大刀之下。日军侵入中国以来未见过如此英勇的中国军队，吓得纷纷溃退，骑兵营完全控制了孟子岭高地。
十分钟后，日军第二梯队在炮火支援下发起攻击。四百名日军骑兵弃马跑步，向骑兵营冲锋。骑兵营伤亡增多，王宝良中弹身亡。
下午4点，日军凭借优势兵力，重新占领了孟子岭。何基沣和勤务兵也被日军包围。关键时刻，冯治安师赵登禹旅第二一七团及时赶到。团长王长海拔出手枪，大喊：“一营和三营跟我上，打不垮日军，别活着回来！”
王长海率领的两个营如旋风般直扑主峰，喊杀声在山谷中回响，如雷如电，阵阵滚动。幸存的骑兵营官兵们见大部队来了，激动得热泪盈眶，加入反击队伍，如猛虎下山，挥刀砍杀日军。可是，五次反冲锋都未奏效。何基沣叫王长海把正面攻击改为两翼包围，要求士兵们打近战，发挥大刀和手榴弹的威力。王长海团调整部署，从两翼发起反击。官兵们喊声震天，日军拼命抵抗，双方杀得难解难分。何基沣见状，又叫王长海把预备队第二营调上去。第二营一鼓作气扑向日军，挥刀猛砍。日军队伍被打乱，开始溃逃。
王长海团抓紧战斗间隙休整，准备新的恶战。何基沣来到前沿阵地，了解伤亡情况。王长海报告说：“连长刘世昌腿部重伤，司务长赵克修、排长侯风鸣牺牲，一营长石振昌重伤，士兵伤亡五百六十人。”
何基沣说：“伤亡很大啊。后续部队正在路上，你们必须顶住，坚持五个小时，军长就会带领大部队赶到。”
王长海说：“狗日的小日本休想从我这里闯进长城一步！请旅座放心！”
王长海团坚守了两个小时，赵登禹旅第二一八团提前赶到，马不停蹄冲了上来，同王长海团一起，将日军堵住，在山坡上展开肉搏。
何基沣在望远镜中看到日军占领了东北阵地，大声呼喊：“预备队全部上来，跟我冲上去！”
在何基沣带领下，预备队冲上去了。夜幕降临，宋哲元军的官兵们越战越勇。日军害怕近战和夜战，吹号收兵。何基沣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了几个山头的制高点。
晚上，官兵们连饭都没吃，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何基沣判断日军第二天还会进攻，奔走在各个山头，大声动员：“弟兄们，现在不能高枕无忧，快起来修筑工事，准备明天的战斗！”
官兵们忍着极度疲劳，摇摇晃晃地起来修筑工事。干到后半夜，才轮流睡觉。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赵登禹旅主力赶来了。何基沣向赵登禹介绍了战况和敌情，一起研究了作战计划。新到的部队刚进阵地，日军在坦克掩护下冲上来，攻势如海浪，一波接一波，喊叫声沸沸扬扬。赵登禹见何基沣一脸疲劳，便要何基沣旅暂时休整，由他指挥战斗。
日军靠近阵地了，赵登禹一声令下，第一○九旅官兵跃出堑壕，展开反击。何基沣旅不愿休息，抄山路转到日军背后，突然开火。日军腹背受敌，惊慌不安，乱了阵脚，四处逃散。赵登禹指挥部队追杀逃敌，追出一段，怕中日军埋伏，下令收兵。
第三天，3月10日，冯治安师的王治邦旅风雨兼程，赶到了喜峰口。三位旅长研究敌情，认为日军的进攻方向可能因喜峰口守军兵力增加而变更。日军下一步进攻方向可能有三个，第一是白台子，第二是蔡家峪，第三是声东击西，将守军注意力转移到白台子和蔡家峪，再大规模进攻喜峰口。他们决定仍将主力留在喜峰口，派部分兵力增援白台子和蔡家峪。
赵登禹命令第二一八团第一营出击白台子，第二营出击蔡家峪。两个营接到命令，连夜出发，半夜赶到目的地，发现日军正在帐篷内呼呼大睡。他们突然发起攻击，烧毁了日军十五辆卡车，把手榴弹扔向帐篷，炸死大部分日军，活着的日军纷纷逃命。战斗到拂晓，枪声渐稀，两营部队撤回喜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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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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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见蔡家峪和白台子无隙可钻，于3月11日集中兵力再度猛攻喜峰口。清晨，天地笼罩在雪雾中。日军阵地上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接着传来一声声撼天震地的巨响，日军开始火炮准备。宋哲元军阵地上顿时沙石横飞，烟尘滚滚。15分钟后，日军开始集团冲锋。赵登禹指挥炮兵还击，炮弹在敌群中爆炸，日军被气浪抛向空中，重重摔下来。日本兵红了眼，发出嚎叫，顶着炮火向守军冲来。赵登禹见日军逼近阵地，下令停止炮击，命令部队跃出堑壕反击。几千名官兵冲向日军，两军相撞，互相厮杀，杀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几处高地几经得失，肉搏战达几十次之多。
赵登禹和士兵们一起，用大刀砍杀日军。官兵们在他的带领下顽强冲杀，日军渐渐不支，只好退下。赵登禹派人到各团统计战果，日军死亡七百人，己方伤亡四百多人。
傍晚，赵登禹命令部队好好睡一觉，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残酷搏斗。王长海向赵登禹建议，发挥西北军近战和夜战的特长，派一支部队乘夜色掩护，突袭日军营地。
赵登禹听了，一拍大腿，说：“好！晚上绕到日军背后，杀他个措手不及！”他把眼光投向何基沣。
何基沣想了想，说：“日军武器精良，又有飞机坦克助战，我军的大刀有利有弊，靠大刀在白天死拼，用不了几天就会拼完，我同意王团长的提议。”
赵登禹发电向宋哲元报告。宋哲元很快回电，同意夜袭。
赵登禹和何基沣研究了具体部署，到各部队交代战斗任务和战斗纪律，要求部队速战速决。
晚上8点整，王治邦旅戴守义团赶到喜峰口，接替赵登禹旅王长海团正面防守喜峰口及孩儿岭一线。
夜色如墨，前几天下的雪刚刚融化就结了冰。官兵们在冰上行军，不时有人滑倒。凌晨4点，他们爬过摩天岭，抵达蔡家峪。这是个小集镇，房屋少，八九百个日军驻扎在帐篷内，除了几个哨兵，统统进入了梦乡，呼噜声此起彼伏。
官兵们悄悄干掉哨兵，直扑帐篷。枪声和爆炸声骤起，伴随着一阵惊惶痛苦的嚎叫。日军没想到半夜会有突袭，等他们明白过来，已成了刀下之鬼。
副营长过家芳举着大刀，冲进一个小庙，一连砍死十五个日军，夺得日军大佐的自卫手枪和行军图囊，捡到日军长城一带兵力配备详图，上面标明了日军进攻路线和进攻时间。
驻老婆山的日军见蔡家峪和白台子一带爆炸声不绝，火光冲天，知道情况不妙，三百多名日军分乘十二辆卡车赶来增援。黑夜里分不清敌我，就朝有火光的地方开枪。混战到拂晓，赵登禹命令部队打扫战场，统计战果，共歼灭日军七百多人，破坏大炮十八门，缴获轻重机枪二十一挺。赵登禹旅伤亡六百多人。
在宋哲元军的长城防线上，筑成了坚固的阵地，日军从任何地点进攻，都要付出较大伤亡的代价。宋哲元军开到前线的一万五千名官兵，共有五千多人伤亡。双方兵力疲惫，形成胶着状态。
从9日下午到15日，宋哲元军在喜峰口连续战斗七昼夜，守住了阵地。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被迫放弃攻占喜峰口的计划。日本报纸承认，这使号称“武运长久”的日军蒙受了奇耻大辱。
从16日起，日军改变进攻方向，集中兵力攻夺罗文峪，企图迂回到喜峰口背后，攻击中国守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