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
作者：王纪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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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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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攻占沈阳北大营中国军队开赴前线步兵第九旅在山海关与日军作战新四军日本援军在上海登陆中国军队与日军肉搏 也许，世界上谁都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是愿意并且擅长学习的民族。直到公元7世纪，日本人还没有文字可以记载自己的语言，日本的女性，用一些汉字创造出了一套字母，即所谓的假名，用来记载本民族的语言和思想。后来，大和民族干脆将大量的汉字引入自己的语言体系，再后来，当他们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厉害的时候，又大量地引入西方的语言，其中特别是科技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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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列岛：一把浅红的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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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日本列岛的起源，是一把浅红色的剑。
也许，世界上谁都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是愿意并且擅长学习的民族。直到公元7世纪，日本人还没有文字可以记载自己的语言，日本的女性，用一些汉字创造出了一套字母，即所谓的假名，用来记载本民族的语言和思想。后来，大和民族干脆将大量的汉字引入自己的语言体系，再后来，当他们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厉害的时候，又大量地引入西方的语言，其中特别是科技的词汇。
跟随着中国文字和语言的引入，日本人贪婪地引进和借用中国文明的成果，他们不但习读中国人的各种文章，还从中国引入了佛教、儒学和各种哲学的流派。他们把佛教奉为“保护国家至善”的宗教。他们爱用墨砚和毛笔写字的书法，也爱用中国金石的印章，他们研习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朝制度，还向中国人学习农耕以及包括印刷术在内的各种技艺。他们的政府多次派使者来中国交流，使节们对中国高度文明的习俗赞叹不已。日本天皇和宫廷决定用这种先进的文明来充实本国的事业。他们以无与伦比的巨大精力推行这项引进和改革。天皇甚至下令仿造中国的京师，建造了新的奈良城。他们在引进时模仿，有时干脆就复制。
一千二百多年前，中国人鉴真应邀到日本传授戒法，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和医药学介绍到日本。中日两国的交往，不管是否友好或平等，除了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和德川幕府闭关锁国的两百多年，一直没有停止。总之，生活在海岛上的日本人，羡慕中华民族拥有一片广袤的美丽的国土，拥有历史悠久的文明，他们不倦地探索着炎黄子孙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产。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
日本人不仅仅是愿意并且擅长向中国人学习。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16世纪中叶把枪炮和基督教送到了日本，也许还没有引起日本人足够的重视。德川幕府强制人民断绝和异邦的交往，直到1853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美国培理舰队的四艘战舰，出现在日本海岸，以坚船利炮打破了日本人以刀剑为支柱的武士梦想，这个自以为生活在日出之国的民族，似乎在另一道地平线上看见了日出，立即开始了明治维新。他们觉醒过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地引进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并且迫不及待地组建常备军队，大量地向西方购买新式的武器来装备他们的皇军。
日本在发生改变，他们比自己师法的中国人走在了前面。在日本开始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中国的清朝政府刚刚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这两支农民起义队伍，继续巩固封建皇朝的统治。尽管清朝的执政者已经知道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他们仍然把皇室祖宗的成法视为不可更改的圣训。
日本在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进程中，渐渐地变得强大起来。善于吸取外来文明的大和民族，似乎对孕育先进文明的国度，应该持有感恩的情怀，应该从佛教和基督教的熏陶中，养成与人为善的心态。但是，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吻合这样的推测。在广阔的中国国土上形成的谦虚和博大为怀的文化底蕴，似乎在日本列岛很难找到植根的土壤，倒是西方殖民主义追逐利益的贪欲，引起了日本当权者的共鸣。
日本人的性格是矛盾的。有人说，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容易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矛盾的双重性格的关键，在于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观感，他们追求的荣誉，成为一种耻感文化的核心。他们必须在由一套复杂的等级制度所规定的社会体系中，通过许多微妙的运作，来求得生存的平衡。
中国的文明被搬到日本以后，未能打破日本森严的等级制。日本的天皇，只有“云上人”的家族才能继承皇位，不能改朝换代。而日本的武士，也享有代代相传的特权。他们的地位仅次于皇室和宫廷贵族，凌驾在农民、工匠和商人之上，而那些靠清扫街道、为死囚掘墓和将死兽剥皮的“贱民”，在他们眼里简直就不算人了。
日本有一个传说，不管你是否相信。他们说，日本这个地方，诞生于一把浅红色的剑。古代的诸神，把剑刃伸进海里，当他们把剑抽出来时，四点奇特的水滴回落于海，就形成了日本的岛屿。
这个神话里面那把浅红色的剑，令人很容易联想到日本的武士和他们所遵循的一套法则，即所谓的“武士道”。也许，武士们很容易在这类神话里找到他们尊严的象征。一位爱尔兰的军人说过，日本的武士在外国人看来是神秘而怪异的。他们追求着某种奇怪的荣誉，也就是不投降主义。他们以战败为耻辱，打了败仗，如果还活着，就要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日本的花道举世闻名，武士们从花生花灭的宿命中找到了战斗生涯的合理性。他们观察樱花萌生、盛开和凋谢的全过程，认为习武和死亡是武士不可避免的宿命，杀人取胜便是武士生命之花的怒放，也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禅学，受到武士们的青睐，他们对生命的感受简约到极致：吸一口气，喝一杯茶，杀一个人。武士道的三原则“侍、勇、仁”，首先规定了盲目的服从，继而强调武力的使用，最后把所作所为归结为仁爱。而纵观日本武士们在历史上的实践，当他们武力强盛的时候，会把皇权虚置。可以说，武士道其实是以武力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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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列岛：一把浅红的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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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禅宗的鼻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禅宗传到日本以后，会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日本的武士把禅宗当作了自己的信仰，别出心裁地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方法来训练武士单兵作战。在镰仓时代，日本禅宗开山祖师明庵荣西写了一部巨著，取名《兴禅护国论》。日本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求取世俗的目标。
明治维新是依靠下层武士的力量发动的，维新后虽然废除了武士制度，但武士精神仍然在日本军人中长久地存活。那些失去了主子和身份的武士，即所谓的“浪人”，也加入了新式的军队。他们把压迫者的精神带进了新军，在新的政权里靠武力来维护自己的发言权。他们的蛮横，是从德川家康的法令中顺延下来的，这个法令规定：“对武士无礼、对上级不逊的庶民，可以立刻斩杀。”日本的军队保留了一个惯例，就是军队首脑对政府保持独立性，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有权直接谒见天皇，从而能够以天皇的名义强制推行他们的措施，无须向文官内阁成员通报或协商。他们还可以阻止自己不信任的内阁成立，办法很简单：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进入内阁。
这个东洋帝国的军人，把武士道精神延续下来。更重要的是，日本人的耻感文化，驱使这个民族在寻求一种方式来获取外国人的尊重。武士们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他们可以依靠武力来猎取崇拜。他们想越过海洋，到别人的国度里去炫耀武力。明治维新以前，封建军阀们就吵嚷着要发动战争，侵略中国和朝鲜。明治天皇刚刚即位，就制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也就是要用武力征服这两个国家，既而征服全世界。这位天皇代表着军人的意志，他用御笔信诏告天下：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很快，日本就在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了。这个小国寡民的东洋岛国大办军火工业，积极建立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军费在增加，军队在膨胀。到了19世纪末叶，日本的陆军战时可动员二十三万人，海军拥有二十三艘军舰，一些商船也加以武装。军国的战争机器开动起来，只等待着找到一个借口，就可以向朝鲜和中国开战。
中国是大和民族向往已久的国度，中国又是日本的近邻。中国丰富的物产和辽阔的土地，强烈地诱惑着对外依赖性极强的日本经济。日本帝国对中国大陆，首先是对距离日本最近的东北三省，产生了觊觎之心。一个小国因为长久羡慕一个大国，居然张开了巨大的胃口，它的当权者们，尤其是军队的首领，心里打起了算盘，企图占领和吞并为它输送过无数营养的国土。诚如毛泽东所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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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舰队消灭了中国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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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联合舰队消灭了最年轻的一支中国海军。
日本人发动每一场战争，总要寻找借口。至少在表面上，日本人的确是讲究礼仪的。他们在语言中使用的敬语，在彼此见面时的客套和超过九十度的鞠躬，在别的许多民族看来，未免是繁文缛节，不知其中有更深更复杂的含义。日本人把礼仪显露于表面，掩饰着内心的活动。因此，在彼此忌恨的敌手会面时，繁文缛节的礼仪照样难免。
也许，日本人的这种习性，注定了他们的军队有了借口，才能心安理得、自觉体面地去攻击别人，哪怕借口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哪怕借口纯粹是栽赃和诬陷！因此，当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时，总是用一些非常可笑的口实来填充战争狂人的妄想，这些无聊无耻的口实，竟然就成了他们屠杀中国人的理由。
1894年的春天，东学党农民起义在朝鲜爆发，起义军提出要“逐灭洋奴”、“尽灭权贵”。于是，日本人找到了借口，声称要保护本国使馆和侨民，趁机派兵进入朝鲜。中国的清朝政府，应朝鲜国王李熙的邀请，派出一千五百人的军队进驻平壤。一万日军占据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实际上包围了清朝的军队。
眼看日军就要开战，清朝的光绪皇帝，严令掌管军队的李鸿章，从海上派兵增援朝鲜。这位大臣没有料到，日本特务石川五一，买通了他那个在天津军械局当总办的外甥张士珩，窃取了清军的运兵计划。日军大本营很快接获了这份情报，当即发布命令，日本联合舰队的十五艘军舰，迅速地驶向朝鲜海岸。
7月25日，中国北洋舰队的运兵船和护卫舰，在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附近海面，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突袭，中国士兵七百多人殉难。日本海军不宣而战，中国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北洋舰队是中国最年轻的一支海军，到中日开战时，组编不过九年。在把西方科技看成“奇技淫巧”的清朝，要组建这么一支现代化的海军，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而这支海军一旦建立，就是敌人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的舰船，既可以运兵增援平壤的中国军队，又可以阻挡日军的海上进攻，无怪乎日军将它视为眼中钉，极想将它埋葬于海底。
十几天后，日本联合舰队接连袭扰威海卫，北洋舰队试图与之接战。黄海海战之初，中日双方的海军，都没有掌握黄海的制海权，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一开始，日本联合舰队总是躲着北洋舰队，不敢正面交锋。北洋舰队却在主将丁汝昌指挥之下，主动进攻，屡次在海上追逐日舰。可惜的是，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将丁汝昌革职。
“戴罪”留在海军的丁汝昌，仍然要找机会与日军一决雌雄。但是，他不幸身负重伤，北洋舰队由“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行指挥。8月18日下午，中日海军大战黄海，中国海军大都英勇作战。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被日舰打成重伤，弹药已经用光，二百五十多名官兵视死如归，开足马力朝日舰“吉野”号撞去，不幸被鱼雷击沉。林永升指挥“经远”号拼死攻击日舰，直至军舰沉没。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在不利的情势下坚持战斗，最终将日舰赶跑。遭到重创的北洋舰队，仍然打出了年轻海军的军威。
李鸿章看到北洋舰队损失惨重，既心疼又害怕，立刻制定“保船制敌为要”的方针，命令所有军舰开进威海卫港口躲避。
气焰嚣张的日军，几天后就占领了北洋舰队的重要基地旅顺口。几个月后，又派出陆军和海军齐头并进，攻打北洋舰队驻扎的海军基地威海卫。他们引诱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威武不屈，率领全军与强大的日军决一死战。孤独的北洋舰队得不到自己政府的援助，这支拥有大小舰只四十多艘的中国最年轻的舰队，终于在刘公岛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李鸿章渡过海峡，在遭到日本浪人枪击负伤以后，与伊藤博文签署《马关条约》，清朝政府又一次丧权辱国。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军国主义的日本，侵略气焰甚嚣尘上。日本在近代对中国的侵略和蹂躏，从此拉开了序幕。
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从一开始就不乏英勇的将士效命疆场。北洋舰队的作战，以黄海海战的惨烈和刘公岛全军覆没的悲壮，已经向狂妄不可一世的日军，显示了不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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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折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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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折出笼，日本侵华舆论甚嚣尘上。
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以后，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借口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受到威胁，组成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和天津一带。这支侵略军共有两万多人，而日军是其中的主力部队，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派遣的军队，都少于日军的数量。
19世纪末叶，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台湾全岛，以及附属台湾的各个岛屿，还抢走了中国的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但是，这还远远没有填满它的胃口。20世纪的第一年，日本正式编定清国驻屯军，后来又改称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兵力有一万零九百人，驻在旅顺和大连。1904年，日本为了跟沙皇俄国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霸权，和这个庞大的帝国打了一场战争，而且把它打败了，消灭了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俄国被迫把它在中国辽东半岛和东北南部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这两个强盗国家，接着又三次签订《日俄密约》，将中国东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把它靠着武力抢来的这两块地方联结起来，称之为“满蒙”，当作它独占的地盘。
野心勃勃的日本，还不能满足它的贪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利用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无暇顾及亚洲的机会，要取代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地位。于是，日本打着“向德国宣战”的幌子，把军队派到山东半岛，侵占了济南，夺取了胶济铁路，接着又攻占了青岛。紧接着，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推翻帝制和反对复辟的剧烈的社会变革。1927年，中国爆发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北伐革命战争。正在这时候，日本有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头目当上了内阁首相。这个名叫田中义一的大军阀，军衔为陆军大将，一贯热中于侵略中国，上台二十多天后，就在东京召开了一个“东方会议”，与会的大员都和侵略中国有关，其中包括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驻中国的公使与领事。在会上，日本上层的好战分子献计献策，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制定政策。
东方会议形成了一个秘密文件，由田中首相执笔，被称为《田中奏折》。它的中心内容就是展示一种野心：日本要征服全世界。文件规定了日本征服世界的次序，就是：要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要想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其中自然还有许多梦呓般的语言，说“满蒙”不是中国的领土，等等。文件还把美国和苏联当作假想敌，预计日本将与这两个大国发生冲突。后来的历史表明，日本侵略者的步伐，正是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的。
日本的军国主义，日益显示出与意大利人墨索里尼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似。它们都崇尚非理性的精神和意志的力量，主张实行专制集权统治，鼓吹领土扩张，认为法西斯国家或“优等民族”对外扩张是合理的和必然的。日本人要通过战争向国外输出本国社会的等级制，妄图用自己的标准来统治别的国家。
《田中奏折》出笼后，广为传播。日本侵略中国的舆论，随之达到高峰。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机关，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和右翼团体代表，纷纷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到处演讲，散发传单，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侵占东北“是理所当然的”。日本的侵略狂热，形成了一股浪潮。显然，只要找到一个借口，日军就会向中国的东北大举出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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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炸出出兵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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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炸出一个出兵中国的借口。
在当时的中国东北，张作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奉系军阀的头目，在军界的起点，是清军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兵。他在甲午战争中曾随军和日本人打仗，战争结束后脱离军队，为生活所迫，拉起一支土匪武装。他在绿林中解救并护卫了一个女人，人生才有了转机。他的这个女贵人，是增祺将军的夫人，她在丈夫跟前盛赞救命恩人张作霖，于是张作霖被清廷招安，当上了省巡防营管带。民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久，北洋军阀政府又任命他为奉天督军，掌管沈阳军务，随后提升为东三省巡阅使，掌握了统治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
北伐革命军占领武汉以后，惊慌失措的北方军阀，如吴佩孚等人，拥戴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各路军阀。张作霖坐上了军阀们给他安排的头把交椅，不仅统治了东北和华北，还把势力延伸到黄河与长江流域。有了这种实力，张作霖便胆大妄为，竟然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李大钊，并对他处以绞刑。
张作霖在东北掌权，日本人在东北插足，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互相利用。张作霖这么做，正好是为自己挖掘了坟墓。他大约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人为了制造借口侵占东北，竟然会对自己下毒手。
1928年春天，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为了一统天下，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决定北上攻打张作霖。部署在北平和天津一线的张作霖部队惶恐不安。日本抓住这个机会，借口保护侨民，出兵侵占济南，蒋介石不予抵抗。日军在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多人，造成“五三惨案”。到这时候，张作霖良心有所发现，担心日本人乘势扩大侵略，便力主和平，命令部队向后撤退。
日本人不愿蒋介石的军队插足东北，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要他抵抗蒋军。张作霖非常气愤。有一天，他在办公厅里，明明知道日本的特使就在对面房间，仍然高声大骂：“日本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他还说：“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是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
日本头目听了特使的报告，对张作霖非常恼火。他们在不到一天时间里就做出了决定：现在，张作霖死了比活着对他们更有利。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接近张学良的侍卫副官，搞来一份情报：张作霖明天将会从北平乘火车到沈阳。于是，日本人想到了炸弹。他们要用一次爆炸来制造混乱，然后以“维持治安”的名义占领东北。日本关东军很快就执行了这个密谋，派兵在皇姑屯铁路段埋下炸药，等候张作霖的专列到达。
第二天，张作霖一行警卫森严，从北京登上前清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他的包车位于列车中间。下午5点半钟，专列通过皇姑屯，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轰隆一声巨响，专列和桥墩、钢轨一起被炸开了花，张作霖的包车崩出几丈之外，只剩下光秃秃的底盘。卫士从破轮碎铁中找到了张作霖，他一只胳膊被炸断，鲜血从袖口流出，气息奄奄。与他同车的六姨太则当即死亡。
宪兵司令齐恩铭截住一辆过路汽车，把张作霖送回奉天大帅府。医官杜泽先立即抢救，但因伤势过重，五十四岁的张作霖没有活过当天上午。他临终前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皇姑屯爆炸事件之后，又有人向沈阳城内日本侨民会等几个地方投掷炸弹。这些事件的主使者都是日本人自己，他们在给日本出兵制造更多的借口。果然，日本关东军又在沈阳城南举行大规模演习，剑拔弩张。此刻，他们只有一点顾虑：张作霖到底死没死？
日本驻沈阳领事要去张宅探望，被委婉地拒绝。张作霖的五位夫人，每天照样浓妆艳抹，欢声笑语，接待着借口慰问前来打探消息的日本太太们。东洋女人们远远地窥探张作霖的卧室，只见灯火通明，烟霞阵阵，而五位夫人脸上并无悲色，应对十分从容，厨房每天照旧为张作霖开饭，杜医官照常天天来府上探视，填写医疗记录。东洋女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张作霖还活在世上，只是在爆炸中受伤而已。
张作霖遗言中所说的小六子，就是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当时正在邯郸指挥军队。正是他，决定对父亲的死暂时秘不发丧。他回沈阳奔丧的时候，担心日本人暗算，便剃了个光头，化装成一名士兵，昼夜兼程。等他回到沈阳，把奉军大部分撤到关外，才为父亲发丧。这一着果然有效，连日本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也被蒙在鼓里。
张学良接掌了父亲的职位，被推举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父亲的死，使这位年轻军人开始觉醒。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放弃军阀立场，归顺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东北大地上降下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两天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日本借皇姑屯事件独占东北的阴谋就此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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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传单“醒来吧，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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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空军在国内散发传单：“醒来吧，国防！”
皇姑屯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抓紧分分秒秒筹备侵略中国的战争。三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不断扩大军费预算，发展军火制造业，三菱飞机制作所为日军生产出了重型轰炸机，日军还建立起了用国产战车装备的机械化兵团。
在日本军队中，武力侵略中国的战争狂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驻京都的第十六师团第三飞行联队，派飞机到福井和金泽等地上空，散发十万张传单，标题是：《醒来吧，国防！》。传单通篇叫嚣要用武力解决“满州”问题，还附了一幅地图，注明日本在“满州”的特殊权益。
到了1931年春天，日本的战争侵略，已经是箭在弦上。日军在中国东北伺机挑衅，制造事端。
在长春市以北三十公里处的万宝山，李升薰等朝鲜人在这里租种中国的土地。一百多名朝鲜侨民破土垦荒，未经同意，越过地界，发掘了中国农民的土地，引起双方的纷争。这时候，只要朝鲜人停止挖掘，争端也就平息了。正当中国地方当局设法调解时，日本驻长春的领事派日本警察保护朝鲜侨民挖渠。当地农民忍无可忍，在7月1日平渠毁坝。
日本驻长春领事馆警署主任中川义治赶到现场，同当地农民代表孙荣卿发生争辩。中川大怒，喝令日本警察将孙荣卿捆绑起来。周围的农民一拥而上，将孙荣卿抢回。日本警察鸣枪射击，打伤一人，逮捕十人。在他们保护下，朝鲜侨民继续挖渠筑坝，在11日完工灌田。
日本借机在朝鲜煽动排华事件，诬称中国排挤朝鲜人。于是，在朝鲜的汉城、仁川和平壤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结果有一百一十四名中国侨民被杀，一百九十人受伤，近五万人被迫回国。
日本方面继续扩大事态，抓住万宝山事件大做文章。日本政府居然召开内阁会议，专门讨论这个事件，军务局长在会上强调：必须向“满洲”和朝鲜增派军队。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从江西抚州“剿共”前线致电张学良，要他极力忍让。
紧接着，在东北的大兴安岭，发生了一件间谍案。
有一天，四个身着棉衣棉裤的农民模样的人，来到兴安区佘公府，被东北军屯垦军的第三团拦住检查，经过审讯，发现他们是由日军参谋本部的间谍中村震太郎率领，非法潜入中国边防重地侦察，已经完成任务，准备经洮南回国。关玉衡团长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如何处置他们。大家认为，如果把他们押到沈阳，日本可能会反咬一口，招来许多麻烦，不如依照国际法，将他们处死。
当晚，关玉衡命令副官赵衡带着十多名亲信，将中村一行四人秘密枪决，尸体火化，骨灰扬散。中村等人的行装，除了留作间谍罪证的笔记、地图、手枪和测图仪器等，其余全部烧毁。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
大兴安岭是日本派遣特务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人在这里旅行。日本间谍无法以“旅行”、“考察”的名目进入，便秘密地非法潜入，有时还伪装成汉人或蒙古人，到这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中国边防军将抓到的日本军事间谍处死，是为了保卫边防重地的安全。
这年7月，板垣征四郎参加日本关东军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无意中得知中村一行被杀的线索。不久，土肥原亲自出马，化装到佘公府调查这件事。接着，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等四人被杀的情况，但对他们的间谍身份和间谍活动只字不提，抓住中村之死大做文章。他们强调，对于中村大尉之死，“可能需要进行武力调查”。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强烈要求迅速集中关东军，用武力“巩固帝国既得利益”。他们大肆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和种种无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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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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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
1931年9月18日之所以沉重地载入了史册，因为它承载了日本关东军的阴险和蛮横，承载了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下达的不抵抗侵略的可耻指令，承载了东北军将士的含愤撤退和东北中国居民的悲惨遭遇。
这一天，事变发生在夜晚，发生在夜幕掩盖之下。
在这个许多人疏忽了戒备的夜晚，身负守土之责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大病初愈，不在军营，也不在东北，而是在关内的北平，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坐在前门外中和剧场，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也不在军事岗位上，前一天回锦州家里为父亲治丧去了。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是暂住北平。至于总参谋长荣臻，也在前一天为父亲祝寿，大摆宴席，宾客盈门，仍然余兴未消。
沈阳，这座驻扎着东北边防军总指挥部的城市，当日军潜伏在黑暗中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没有高级指挥官在这里坐镇。就连驻守沈阳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这一天也不在军营中。
然而，设在大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已命令部队整装待发，军锋所指，沈阳首当其冲。早在这一年4月，日军已将适应在寒冷地区作战的多门二郎第二师团调到了东北。不久，又密令守备队向苏家屯和沈阳一带集中。两门二百四十毫米口径的攻城重炮，被日军分解，装进貌似棺材的木箱，从旅顺秘密运送到沈阳的日军兵营。日本还从本土增派了一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到中国作战。
沈阳在夜幕下沉睡着，关东军在沈阳北郊实施酝酿了将近一年的阴谋。他们选中的地点，距离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营约三华里，是个林木丛生、沼泽密布的荒凉村落，名叫柳条湖。一队日本兵悄悄开到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线。深夜10点20分，轰然一声巨响，他们炸毁了一段长一点五米的路轨。日军设计得天衣无缝，铁路炸断了，却并不影响列车安全通过，快速的列车只倾歪一下就过去了。随后，日军开始贼喊捉贼，指控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
疏忽警备的中国军人中，有个人还是清醒的。日军炸断铁路之前，东北军主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正在营内巡查。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种将要出事的预感。一年来，日本关东军屡次在东北制造事端，驻扎沈阳的日军，甚至将沈阳城门和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当作攻击目标进行演习。王以哲和他多次将这些情况密报张学良，但少帅每次传达蒋介石的命令，都是“不抵抗”三个字。军官们为了贯彻上峰的指示，收缴了士兵们的枪械，统一锁在库房。大敌当前，边防军却先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赵镇藩心里怎么会塌实？
晚上9点钟，全营熄灯，赵镇藩躺下了，又爬起来。他睡不着，就去检查岗哨。这时，他听到南满铁路方向传来一阵沉闷的爆炸声。
“什么响声？”他问身边的官兵。
没有人知道。
不一会儿，他听到营区北面传来枪声，越来越激烈，夹杂着日本兵的大呼小叫。值班连长向他跑来，气喘吁吁地说：“报告参谋长，日本人！正向我们攻击，怎么办？”
赵镇藩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的预感灵验了！这时，他反而镇静下来，立刻发布命令：“把枪发给弟兄们，进工事还击！”
值班连长应声而去。这时，从日军设在南满车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发射的大口径炮弹，开始一发发落地爆炸。北大营里，被枪声惊醒的七千名官兵都跑到院子里来，炮弹的爆炸使他们极度恐慌，营内乱成一团。
赵镇藩回到旅部，让人接通了荣臻的电话。
“参座，”赵镇藩向荣臻报告，“日军突然向北大营发起了进攻。一发发炮弹落在营院里，怎么办？”
“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荣臻的声音里充满了惊惶。
“我已命令弟兄们进工事抵抗。”
荣臻不置可否。他不敢自作主张，放下电话，令人给北平的张学良发报。
中国军队在等候命令，日本关东军却按照预谋实施了发动战争的每一个步骤。他们在爆炸铁路之后，连夜向沈阳增兵，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垣。深夜11点半，日军占领了北大营的西北角，第二天清晨5点半完全占领了北大营。
东北军的士兵们群龙无首，见日军冲进军营，惊恐万状。日本兵见人就用刺刀扎，赤手空拳的东北军乱成一团。赵镇藩又给荣臻打电话，荣臻已经接到不抵抗的指令，便在电话里对他说：“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赵镇藩说：“把枪放到库房里，让敌人任意屠杀，恐怕不易办到！”他见情势紧急，决定利用日军前进迟滞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部队由东面撤退。赵镇藩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无奈：
第七旅的大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因此，他们一面反击敌人一面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们还很关心地问：“我们几时反攻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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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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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放弃了北大营，也没有在沈阳城内进行抵抗。日军分三路向沈阳发起进攻。第一路首先攻入两个公安分局，然后将商埠的南市场全部占领。第二路进攻商埠北市场，将那里的警察缴械，并且占领了邮政局。第三路分别进攻大小西边门，首先包围警察署，接着包围宪兵总司令部、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将他们包围的东北军队、警察和宪兵统统缴械。
一夜之间，日军完全占领了沈阳城，本庄繁的关东军司令部搬进了沈阳。上百名无辜市民死在关东军的屠刀之下。关东军大肆劫掠中国的公私财产，连张学良的公馆也遭洗劫。素有“东方克虏伯”之称的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和火药厂等中国第一流的军工企业，落到了日本关东军的手里。两百多架飞机、三千多门火炮和十多万支枪，顷刻间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辽宁凤城县人黄显声，当年三十七岁，是一名有心抗日的警官。他在北大营枪声响起时，就打电话报告远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如何对付日军。张学良要他通知各警察机关：如果日军进城后索取枪支，可以无条件地交械。
张学良是在严格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在几天前，蒋介石曾邀张学良到停在石家庄站的专列里谈话。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求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不过，在“九一八”这天，张学良接到日军进攻的报告后，倒是没有怠慢，一夜之间，十几次发电报请示南京政府。蒋介石十几次复电，下令不许抵抗，要东北军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蒋介石一再重申：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大多数部队，包括沈阳的警察，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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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黑龙江，拿血来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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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说：“本庄想要黑龙江，就叫他拿血来换好了！”
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但局势恶化正是因为不抵抗。柳条河事变发生后的一周内，日本关东军占领了辽宁和吉林两省的三十座城市，包括沈阳、长春和吉林。日军控制了东北的主要交通干线。近二十万人的东北军，面对只有一万多人的日军，居然大部分放弃了抵抗。吉林省的最高军政长官熙洽背叛祖国，派密使登上日军装甲列车，会见关东军多门二郎师团长，达成卖国协议，出城迎接日军，责令他指挥的守军缴械投降，最后设立傀儡组织，脱离南京政府。管辖吉林省西北部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公然向日军投降。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和哈尔滨的张景惠，也先后变成了汉奸。
关东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东北南边的辽宁和吉林，立刻把锋芒指向北边的黑龙江。骄横的日军以为黑龙江唾手可得，不料在这里遇到了劲敌马占山。
马占山是绿林出身，后来投身军旅，在戎马生涯中连连擢升，当到了黑河警备司令。在日军进攻前，张学良任命他为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任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
四十六岁的马占山临危受命，立刻率军赶到省会齐齐哈尔，在省府大礼堂宣誓就职。随后，他将省内驻军五个旅十个团一万三千人集结在省会以南的大兴地区，构成三道防线。同时，他公开悬赏缉拿叛军首领张海鹏。他决心死守嫩江桥，保住齐齐哈尔和整个北满的唯一屏障。
日军利用张海鹏的叛军当炮灰，向齐齐哈尔进发，被马占山的部队击溃。东北军愤恨张海鹏丧心病狂、认贼作父，用猛烈的炮火打击叛军。士兵们不听上级劝阻，自发地将嫩江桥拆毁了三孔。
关东军看到叛军无能，决定自己出马。他们派出林秀义少佐，约见马占山。林秀义颐指气使地说：
“马主席，嫩江铁路桥是贵国用日本借款修的。现在贵军将铁路桥拆毁了三孔，致使交通中断，跟日本的南满铁路是有利害关系的。满铁将派员前去修复，我特来通知阁下。”
马占山身材瘦小，但是面目强悍，而且才略出奇。他冷冷地望着林秀义，高声答道：“嫩江铁路桥虽然是向贵国借钱修筑的，但主权属于我国，修不修、什么时候修，都是我的事情，本主席不需要麻烦满铁！”
林秀义碰了个硬钉子，悻悻而去。隔一天，日本驻齐齐哈尔总领事清水正一约见马占山，要求马占山将省政府主席职务移交张海鹏。
马占山闻言大怒，拍案而起，痛斥清水正一：“你回去告诉本庄繁，老子是中国人，不能将一个省的大权交给一个汉奸！本庄想要黑龙江，就叫他拿血来换好了！”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恼羞成怒，调动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野炮大队和一个工程兵中队，在五架飞机掩护下，首先将嫩江桥修复。日本空军向守军驻地投弹轰炸。黄昏，一百多名日军过江，进逼到守军阵地前沿猛烈射击，东北军官兵十六人负伤。
第二天拂晓，三百名日军再次进攻，被守军击退。中午，日军一个中队在飞机支援下，向守军一线阵地左翼凶猛扑来，并将大兴车站炸毁。马占山给前线指挥官下达命令：
“告诉弟兄们，将日本小鬼子放到百米以内打！要狠很地打！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后退！不论谁丢了阵地，一律枪毙！”
东北军遵照马占山的命令，个个沉住气，等日军前进到离阵地几十米的地方，一齐射击。日军伤亡惨重，士气大挫。守军指挥官一声令下，战士们纷纷跃出战壕，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
黄昏时分，日军一个大队的兵力在七架飞机、四列铁甲车和火炮的掩护下，向徐宝珍的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一直打到晚上8点。这一天，军械缺乏的东北军部队斗志高昂，和日军激战十多个小时，迫使日军丢下四百具尸首，退回嫩江桥以南。
第三天，日军把张海鹏的叛军调到第一线，马占山的步兵正面迎击，吴松林和程志远的骑兵从两翼包抄，激战一天，迫使叛军撤退。
第四天清晨，日军作战兵力由四千人增加到八千人，在几十门野炮和八架飞机掩护下，向守军大举进攻。马占山急调一个骑兵团和两个步兵营增援一线阵地。守军顶着天上飞机的轰炸扫射和地面的大炮轰击，浴血奋战，几乎全歼了日军滨本步兵联队，重创了日军高波骑兵第二旅团。
晚上，日军将张海鹏叛军的两千人派上阵来，和白天后撤的日军一起，扑向守军阵地。经过残酷的争夺战，江桥阵地中段失守。接着，江桥阵地被日军炸毁，守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天夜里，马占山下令，守桥部队的主力后撤二十五公里，在三间房阵地布防，这是保卫齐齐哈尔的第二道防线。
在三间房一带的村落，马占山早已命令暂编步兵第一旅和骑兵第一旅构筑了防御阵地。现在，他派步兵第二旅和第三旅各一个团在大兴接替骑兵旅的防地，并将骑兵旅调往防线东边，掩护左翼，以防日军从侧翼攻击。
第五天，日军七八架飞机空袭守军阵地，马占山的部队苦于没有高射炮，只能用步枪齐射，打落了一架日机。马占山乘车赶往前线，途中被日机发现，三架日机对他轮番扫射轰炸，将汽车炸得遍体弹孔。马占山怒气冲天，对司机吼道：“不要理它们！”一直驱车来到前沿阵地的战壕。他一下车，就指挥部队反击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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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黑龙江，拿血来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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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指挥来到前线，全军士气大振，一万多名将士与日军和叛军血战到天黑，付出伤亡近千人的代价，打伤打死日军五百人和叛军七百人，夺回了所有失去的阵地。
又过了五天，经过补充和休整的日军，派出七千多人的兵力，在飞机和火炮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守军各部官兵奋起还击，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日本政府急忙下令增派援军。由于马占山的部队杀敌勇猛，日军已经是第二次增派援军了。
三天后，日军派出步兵、骑兵和炮兵四千多人，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发起全线进攻。守军勇猛抵抗，两军进入争夺阵地的混战状态。
隔一天，日军得到陆续到达的增援后，又出动大约三个联队约一万一千人的兵力，骑兵和步兵分为两路，向三间房主阵地实施猛攻，还有飞机、坦克和重炮配合作战。从拂晓到午夜，日军连续发动十多次进攻，对三间房一线形成了包围态势。凌晨2点，日军坦克突入守军阵地，将守军分割，守军各部自行作战，与日军肉搏，直到拂晓。
守军且战且退，向后备阵地转移。马占山闻讯，再次赶到前线，命令部队回头反攻日军，将丢失的阵地夺回。这时，侦察兵发现了日军前沿指挥所的位置，马占山立即派骑兵从侧翼出击，突然将它包围，击毙二十多名日本军官，摧毁了日军指挥所，差一点抓住日军的多门二郎中将。日军后方受到威胁，自行撤退。马占山率领手枪队，将丢失的阵地全部夺回。
一次，日军飞机低空扫射，有恃无恐。中国官兵怒不可遏，持枪卧射，日机被击中，坠地毁亡。一名战士徒手冲过火线，连夺两挺机枪，人称“孤胆英雄”。
守军经过十多天血战，伤亡总数超过六千人，弹药快打完了，部队十分疲惫，已无力再战。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决定放弃全线阵地，撤退到齐齐哈尔。第二天，为了避免日军炮轰齐齐哈尔市区，又率全军撤退到海伦。
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军的首次大规模的和最激烈的抵抗，使日军在入侵东北后第一次尝到了中国军队的铁拳。日军在“九一八”以来第一次受挫，害怕消息传开，动摇军心，便造谣说，是苏联向马占山提供了军火。
江桥战役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慰问马占山的部队。马占山声名大起，在繁华的大上海，音乐家集会谱写了《马家军之歌》，市面上出现了一种“马占山牌香烟”，广告词说：“愿人人都学马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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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船把末代皇帝送上幽暗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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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没有灯光的小汽船，把清朝末代皇帝送上幽暗旅途。
马占山在嫩江桥畔重创日军的时候，在天津，时年二十五岁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他居住的静园召开了一个“御前会议”。爱新觉罗家族的这个后裔，自从被渴望共和的中国民众连同腐朽的清朝一起赶下皇帝宝座，一直留恋他仅仅享受过不足三年的无上尊荣。现在，给他提供过庇护的日本人，似乎给了他一个复辟皇权的机会，但他还有几分犹豫，要听听一班旧臣的意见。
几天前，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接到关东军的命令，秘密来到天津，劝诱溥仪去东北，牵头成立由日本人操纵的“满洲国”。他对溥仪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土肥原老谋深算，说谎话绝不脸红。他做的事情，中国人是深恶痛绝的，他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在哪里。他拉拢中国的军阀、政客和流氓，手法上很有一套，因连连立功而晋升大佐，当上了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这一次，他又说得溥仪动心了。当然，土肥原的恐吓更为有效，他适时地给溥仪摆出了张作霖的下场。
溥仪固然日夜盼望“重登大宝”，但对于建立一个新国家这样的大事，还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向土肥原刨根问底：
“你所说的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土肥原流畅地撒了一个谎：“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
溥仪还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便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土肥原含糊其辞地说：“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满脑子复辟梦的溥仪却不含糊：“不！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立刻顺着他的话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这下来劲了：“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土肥原见目的已经达到，高兴地说道：“那就请宣统皇帝早日动身吧……祝陛下一路平安。”
溥仪没想到，他和土肥原的这次秘密会见，很快就被报纸披露出来。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土肥原此行的目的，是要把溥仪搬到东北去做傀儡。
年轻的溥仪今天召集谋臣们开会，就是要下最后的决心。他听着大家激烈的辩论，嘴里没有表态，心里却认为反对他立刻出山的陈宝琛“忠心可嘉，迂腐不堪”。他把社会上对他的规劝和警告，一概置之不顾。
老奸巨滑的土肥原，比溥仪大了二十三岁。为了把溥仪尽快哄到东北，他略施了几个小计，要让溥仪觉得天津不可久留，坚定出走的决心。
有一天，溥仪正在听谋臣给他讲帝王之道，突然，贴身侍从祁继忠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连声喊道：“不好了！炸弹！两个炸弹！”
溥仪瘫在沙发上，吓得站不起来。他好不容易才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筐礼品，说是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差他送来的。他放下礼品，匆匆告辞而去。祁继忠按照惯例检查礼品，只见水果筐子里赫然躺着两枚炸弹！静园的居民们惊魂未定，日本军警闻讯赶来，检验炸弹，得出结论：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这件事当然是土肥原一手炮制的。祁继忠是日本人收买的间谍，他伙同日本特务，把炸弹放进水果筐里，演出了上面的闹剧。
第二天，土肥原派翻译过来对溥仪说：“宣统皇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还是早些动身吧。”
溥仪想到昨天发生的事情，想到这两天收到的一些恐吓信：“如果你不离开此地，当心你的脑袋！”溥仪还想到一件更可怕的事情：祁继忠接到维多利亚餐厅一名茶房打来的电话，告诫溥仪近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藏有电刀，准备刺杀满清末代皇帝。茶房还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杀手。
土肥原一手安排这些圈套，溥仪蒙在鼓里，越想越怕，便对土肥原的翻译说：“好！请你尽快安排吧。”
翻译说：“遵命！为了陛下的安全，请不要告诉不相干的人。”
一天傍晚，按照日本人的安排，祁继忠把溥仪藏在一辆敞篷汽车的后箱，悄悄开出了静园。土肥原叫日本浪人在天津制造暴乱，掩护他们出逃。他们顺利地通过各个路口，溥仪在一家日本饭店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通无阻地到达英租界码头，登上一艘没有灯光的小汽船。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这桶汽油是为溥仪准备的，只要溥仪一行被中国军队发现，日本兵就会把它点燃，让溥仪和汽船同归于尽。
危机四伏的小汽船，载着溥仪的复辟梦想，把他送往黯淡的前程。土肥原的阴谋得逞了。三个月后，溥仪展转到达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为国人所唾骂。
溥仪离开天津，走得过于匆忙，来不及将“皇后”婉容带走。婉容误以为自己已被溥仪抛弃，歇斯底里，闹得天翻地覆。日军为了安抚溥仪，派遣“谍报新星”川岛芳子去天津把婉容接到东北。这个年轻的女特务采用偷梁换柱的计策，用棺材将婉容运出天津，交给关东军。伪满洲国建立后，关东军论功行赏，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予她陆军少佐军衔，使她成为日军中军阶最高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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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击毙关东军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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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击毙关东军悍将，日军连连哀叹。
土肥原在天津活动，不止是劝说和威逼溥仪北上，还制造了两起暴乱事件。关东军又寻找借口，以援救驻扎在天津的日军为名，越过辽河，把矛头指向辽西重镇锦州。
进攻锦州，是日军预定的作战计划。日军付出惨重代价，从马占山手里夺得了齐齐哈尔，已无北顾之忧。本庄繁派混成第四旅团侦察东北军在锦州附近的阵地，同时派飞机支援地面部队。日军在白旗堡绕河一带与东北军发生战斗。由于中国政府已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日本政府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当天下午命令关东军停止进攻，日军撤回辽河以东。
但是，野心家的顾忌是短暂的。刚过十天，日本陆军大臣就改变了主意，命令关东军攻占锦州。经过二十天的准备，日军两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在飞行队支援下，向锦州发动进攻。锦州守军得不到支援，将领又缺乏守土抗战的决心，第二天就开始撤退。1932年第三天的早晨，守军全部撤出锦州，当天下午6点，日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随后迅速占领了山海关外的整个辽西地区。
日军在进攻锦州的前期战斗中，遇到了辽宁抗日义勇军的激烈抵抗。这是东北第一次打起抗日义勇军旗帜的队伍，是由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督察长熊飞组建起来的。他们在日军占领沈阳后，指挥公安骑兵总队，策动伪军两个旅反正，然后收拾被日军重金收买的辽西土匪凌印清的部队，将凌印清处死。
接着，他们又去收拾为日本人收编土匪的张学成。这个张学成，是张作霖的亲侄子，他组织了汉奸队伍“东北自卫军”，为日本人攻打锦州。对于张少帅的堂弟指挥的这伙伪军，荣臻等人都感到棘手。
黄显声却坚决地说：“谁投降日本做汉奸，都应当消灭他，张学成也不能例外。”
他们向坐镇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张学良支持黄显声进剿，明确指示抓获张学成“立即正法处决，以遏乱源”。公安总队马上出动，在高山子一带歼灭了这股匪军，把张学成当场击毙。
接着，公安总队向锦州且战且退，然后与东北军一起，沿大凌河一线布防，阻止日军进攻锦州。
锦州沦陷后，中国正规军陆续经山海关撤退到关内，日本关东军便派出第二十师团，把黄显声的义勇军作为主要打击目标。
日军这个师团有一名中佐，名叫古贺传太郎，十分凶悍，被关东军吹嘘为“战无不胜的名将”，率领着一支本庄繁认为“攻无不克”的骑兵联队。古贺的骑兵侵占了锦西县城，扬言要将这一带的义勇军“一举荡平”。
一天早晨，古贺派出一支三十人的部队，到锦州师团部领取弹药给养，县城只留一个小队，他自己率领七十多名骑兵向城西一带“扫荡”。黄显声的义勇军获得情报，在古贺必经的道路上设下埋伏。
上午10点钟，古贺的骑兵耀武扬威地到达龙王庙附近的狭窄路口，义勇军开枪射击。日军遭到突袭，无法展开，一时人仰马翻，古贺当即中弹死亡，只有十几个日本兵逃进县城。
下午，义勇军在钱塔子屯岭下预设埋伏，等候着古贺派往锦州领取给养的那队骑兵返回。日军进入伏击点，义勇军开火打击。附近村庄的一百多名老百姓，拿着锹、镐和锄头跑来参战，把日军重重包围起来，将他们全部歼灭。
义勇军两次伏击古贺的部队，消灭六十多名日军，基本上歼灭了古贺骑兵联队，日军大为震惊。古贺中佐的死，引得关东军发出哀叹：“实为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日军为了报复黄显声的义勇军，出动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和飞行队，进行连续不断的“讨伐”。黄显声把辽西相继出现的各路义勇军编成二十二路，合编成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共六万多人，部队愈战愈勇。这支义勇军一直坚持战斗了一年多，直到日军侵占热河与长城各口以后，才陆续溃散。
1932年秋天，张学良将黄显声的部队改编为骑兵第二师。长城抗战开始不久，黄显声便率部出关对日军作战。后来，他被张学良派往武汉任第五十三军副军长。他和日军在漳河前线打了一场硬仗，还将武器送给八路军。他与周恩来多次接触，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当他被迫脱离第五十三军，准备离开武汉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将他密捕，先后关押在贵州的阳朗坝集中营和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1949年11月，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枪杀，终年五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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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魔女”上海煽动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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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魔女”川岛芳子在上海煽动战火。
日军占领锦州的第三天，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匆匆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的田中隆吉少佐发了一份电报，说关东军打算在第二年春天实现“满洲”独立，要田中在上海实施已经策划好的事变，将国际关注的焦点从东北引向上海。
田中隆吉马上约见了川岛芳子。这个为日军炸死张作霖提供过情报的女特务，其实并无日本血统。她本姓爱新觉罗，是清廷肃亲王的十四格格，中国化名叫金壁辉。她当年不过二十六岁，就以妖艳不羁、心狠手辣、善于交际而闻名。她的日本义父，把她训练成了一个效忠于日本军阀的冷血间谍和杀手，她因此而获得“东方魔女”、“乱世妖姬”的称号，还有人把她和一个充当德国间谍的著名荷兰女人相提并论，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丽”。
川岛芳子虽然在学生时代就爱女扮男装，痴狂地投入骑马、击剑、柔道和射击等“男性运动”，并宣称自己“永远清算了女性”，但她从事间谍活动，仍然是依靠女性的魅力。与她同时代的歌星李香兰在自传中说，川岛芳子“在人群中有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笑脸；她个子不高，匀称的身材包裹在男人的大褂里，却显示出女性的婀娜，气度雍容华贵”。最重要的是，这个女人娴于辞令，善于察言观色，自然也是情场高手，那些如狼似虎的日本军人，无不认为她是一块值得一咬的“活肉”，却又对她浑身的毒刺心存畏惧。
田中隆吉就是川岛芳子征服过的日本军人。现在，田中要她为日军侵略上海制造借口，刺探中国守军的情报。由于川岛芳子能讲流畅的汉语和日语，又能讲一口不错的英语，加上清王室公主的金字招牌，她为日本与中国各大城市的外国租界理顺关系立下了汗马功劳，成天忙得团团转。
川岛芳子得到田中的授意，来到上海江湾路的妙发寺，找到天崎启升等五名日莲宗的日本僧人，安排他们前往马玉山路。这条路上有一家名叫三友实业社的毛巾厂，工人们反日情绪高涨，组成了工人义勇军。五名日本僧人在工厂门口观看义勇军操练，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子，主动挑衅，引发了双方的冲突。
事情发生后，日方宣称，有一名受伤的日本僧人在日本医院里死去了。第二天下午，六七千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文路的日本人俱乐部召开大会，要求中国政府“惩办殴打日本僧人的凶手”，赔偿损失，向日方道歉。
第三天凌晨，田中隆吉指令日本宪兵军官，安排设在上海的“日本人青年同志会”袭击三友实业社。六十多名暴徒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悄悄来到三友总厂外面，用硫磺弹引发火球，焚烧厂房和工房。时值深秋，天气干燥，火势迅速蔓延，等到职工们发现火情去扑灭时，厂房一角和几栋工房已被烧毁，三十几台织机毁损于大火。
与此同时，埋伏在各个岗亭旁的日本人，见有巡捕准备向捕房报警，便开始行凶，砍死一名巡捕，砍伤两名。当天下午，田中隆吉又煽动一千多名日侨在上海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请愿，以僧人事件为借口，要求日本政府派遣陆军和海军来上海“保护侨民”。会后，六百多个日本人手持武器向吴淞路、老靶子路和四川路游行示威，大喊挑衅的口号，殴打行人，捣毁几家商店，还阻止电车通行。当时的情形，中国人似曾相识。不久前，日本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侨请愿，向北满进兵“保护侨民”，手法完全一样。
三天后，川岛芳子派人纵火，焚烧了日本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公馆，反过来诬告中国人，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由于英、法、俄、美等国在上海都有租界，日本人成功地将国际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了这个东海之滨的大都市。
上海局势吃紧，一触即发。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日本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陆续向上海增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很快，日军就在上海集结了二十三艘军舰，四十多架飞机，海军陆战队一千八百多人，武装日本侨民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日本人在上海暴行不断，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反而向上海市政府抗议，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而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日本人迫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下令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进而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日军对国民党政府的退让还不满足，向中国政府发出新的通牒。
日军的通牒只是做做样子，他们根本无意于等待中国方面答复，在通牒发出一个小时后，就命令海军陆战队向闸北的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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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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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日军所面对的中国守军，是国民党军队中具有爱国思想的第十九路军，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统率。
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红军的反共内战，把第十九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前线。“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和红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第十九路军受到正义的感召，在江西赣州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不久，第十九路军被调到南京和上海一带担任防卫。全军三万多人，决心“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一些部队的驻地靠近日军营房，彼此可以望见。官兵们故意让日军看见他们举行野外演习，要让日军知道，中国军队是不怕日本侵略军的。
但是，第十九路军的作战准备很不充分。他们连军饷都领不到，要备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是广东人，年方四十，血气方刚。他自小景仰清末抗法英雄刘永福，在偶像指引下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军人。“一·二八”战争爆发前五天，他在军官会议上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们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和航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
警备司令戴戟是安徽人，时年三十七岁，早年参加过蔡锷的讨袁护国军，北伐战争中是第四军的三虎将之一。他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早已感到失望，对不抵抗主义更为反感。蔡廷锴发言后，他接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总指挥蒋光鼐的家乡就是林则徐销烟的虎门，他年轻时曾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的营长。在蒋介石组织对红军的前三次“围剿”中，他不愿攻打红军，称病不出。这位一心抗日的总指挥在散会前说：“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两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
第二天，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接着，他们在苏州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们一致表示拥护团结抗日，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不宣而战。11点20分，日军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摩托车，占领了淞沪铁路上的天通庵车站，切断了闸北守军和友军的联络。11点半，鲛岛大佐指挥一千六百多名日军，由二十多辆装甲车引导，得到炮火支援，在闸北宝山路、青云路等多个路口，向第十九路军阵地进攻。守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依照总部密令，奋起反击。蒋介石派来为了接防并阻止抗战的宪兵第六团，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也奋起抵抗。敌我双方展开激烈巷战。
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接到报告，星夜步行，赶到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战争打响半小时，枪声更加密集。第一五六旅官兵初次遭遇日军，愤怒地高喊：“狠狠地揍他们！绝不让敌人占便宜！”
日军装甲车突然停下，接着又猛冲过来。守军等待着日军接近，突然，手榴弹雨点一般向装甲车飞去，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烟尘四处飞腾。日军装甲车连忙掉头逃跑。守军的机枪怒吼起来，扫射日军步兵，刹那间，阵地前面倒下一排排日军尸体。第一五六旅的战报报道：“毙敌三百余人，伤数百人。”
年近四十的广东人翁照垣，率领第一五六旅三千多名官兵坚守阵地，组织敢死队和大刀队重创日军。翁旅长后来写了《“一·二八”淞沪血战史》一书，说他手下官兵同日军初次交战时，他就发现士兵的勇敢不可思议。班长潘德章在日军装甲车冲锋时，沉着地用机枪扫射，打死几十名日军。他左臂中弹，继续射击，把日军打退。上等兵伍培、伍全兄弟俩，左冲右杀，刺死十几名日军，寡不敌众，光荣牺牲。副连长谭绍平和上士张桂林，击毙十几名日军，带伤向日军反冲锋，在日军炮火下以身殉国。
天亮以后，日军仗着有装甲车掩护，不断冲向守军，日军战机从航空母舰起飞，对闸北和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蔓延。翁照垣旅组织敢死队潜伏起来，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日军装甲车。他们没有丢失阵地，还在炮火掩护下找机会发动反击。日军遭到顽强抵抗，惊呼“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
上海北站及商务印书馆两处发生大火，日军趁机猛攻北站，守军顽强抵抗一小时，放弃北站阵地。下午5点，翁照垣旅主力发动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乘胜追击，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撤退，日军的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终。日军要求停战，第十九路军同意了日军的要求。
日军叫停是为了增兵。他们用三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两艘航空母舰，将五千名陆战队运到上海登陆，长江一带原有的日本海军和新增调的舰船编成第三舰队，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统一指挥，开到上海附近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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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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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路军赶紧调整部署，将驻扎在镇江以东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和真如一带，将第六十一师调到上海。原驻上海的第七十八师全部开往前线，增强防御力量。
2月3日，日军出尔反尔，再次向闸北进攻，同时动用二十多艘军舰和十多架飞机，轰击吴淞炮台。日军的轰炸有一些确定的目标，因为在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的当晚，川岛芳子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炮台的火力配置，给日军送去了情报。
日军的第二次进攻，仍然有装甲车掩护。他们占领了可以扼守要地的屋顶，架起机枪，向守军阵地射击，还把手榴弹从高处扔下，炸毁防御工事。守军处境艰难，仍然寸步不让。他们也扔手榴弹，和日军拼刺刀。一声声轰然巨响，双方官兵都在爆炸中粉身碎骨。
中国军队拼死搏杀，仍然挡不住钢铁的装甲车。日军突破阵地，将守军切断为两截。守军迎头反攻，把手榴弹扔向日军。他们愿意舍身成仁，只求炸毁那些该死的装甲车！日军胆敢冲上来，守军便和他们拼刺刀。中国军人视死如归，日军躲在装甲车后面缩成一团，不敢前进。守军一次连续炸毁日军装甲车五辆，打退日军的冲锋。翁照垣旅伤亡严重，上级派第一二○旅接防。
日军连连失利，不甘心失败，发动第一次总攻击，几千人分三路会攻闸北，几百人攻击八字桥。第十九路军顽强抵抗，迫使日军承认“进展不易”，只好撤回出发阵地。
第二天，日军企图在吴淞方面取得突破，出动十三艘军舰和二十四架飞机，猛烈轰击吴淞要塞，炸毁炮台六座，炮台守备营被迫后撤，日军乘机在要塞登陆。翁照垣旅迅速增援吴淞，将日军击退。这一天，守军歼灭了江湾日军一个联队。守军乘胜反击，各线激战长达九小时，日军再次失败。
第三天，日军再次进攻闸北，第十九路军顽强抵抗，阵地失而复得。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认为，守军后方阵地很坚固，如果不付出较大代价，是难以攻破的。于是，日军停止进攻，撤回原阵地。
日军的第一次总攻被守军粉碎了，曾经扬言四个小时就可以占领上海的日军总指挥盐泽幸一，由于指挥进攻失败，被撤消职务，并领命回国。对于这件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论道：
在现代，恐怕没有其他海军司令像盐泽上将（应为少将）这样，在他被免去在上海的高级指挥权以前的几天里，接二连三地犯这么多错误。这都是由于他一开始就低估了敌方的士气和力量。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中国军队就会落荒而逃。
他在他的最后通牒被全盘接受之后发动战事，首先就违反了国际法。他以租界作为进攻中国人的基地，破坏了租界的传统地位。他没有预先警告非战斗人员就轰炸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违背了国际惯例。而且他公开对华开战，自然是撕毁了一切国际和平条约。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通过工会和学生会，动员市民支持第十九路军抗战。
开战后第三天，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前往真如慰问前线将士。宋庆龄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壁残垣前留影，表达她与官兵们一道抗战的决心。何香凝赋词一首，题为《赠前线将士》，文辞激越，以中国女性的民族愤慨激励军中男儿：
倭奴侵略，野心未死，既据我东北三省，复占我申江土地，叹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焚毁我多少城市，惨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
上海的四百名青年工人组成义勇军，驻守在宝山路一带。他们只有五十多支毛瑟枪，却打退了几千名日军的进攻。复旦大学组成了学生义勇军参战，打死打伤两百多名日军。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将两百多名童子军交给第十九路军指挥，这些学生有一些牺牲在前线。
有一天，日军抓住汽车司机胡阿毛，用重金引诱他运送军火。胡阿毛答应了，心里却打算将这些枪弹送给抗日军队，无奈车上有四个日本兵严密监视，他无法改变线路。当汽车经过黄浦江时，他猛打方向盘，车向江水中直冲而去，刹那间，连车带人沉入江底。
罢工的工人们封锁了日本工厂，检查日货，监视奸商，禁止把粮食和其他物资卖给日本人。中国工人拒绝为日军装卸和搬运军火，还参与破坏日军的通讯和交通。
第十九路军有位连长名叫曾统，妻子陈宜贞芳龄二十，身体健康，能识字读书。她对丈夫说：“男儿杀敌，不要放过机会。我虽是女流之辈，也愿意从军作战，你看怎么样？”
曾统说：“你不适合上前线，不如去做看护，同样可以为国尽力。”
陈宜贞说：“许男子杀敌，为什么不许女子杀敌？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这不是对我军有利吗？”
她说做就做，剪掉长发，穿上军装，随曾统来到军营。日军冲过来时，她钻进战壕，发射十几枪，打死几名日军。此后，她常在战场上和日军拼搏。
后方的妇女掀起了慰劳军队的热潮。她们缝制衣物，还把诗文和警句系在送给军人的衣物上。
一位名叫陈彩珍的女子温婉地写道：风雪入新春，干戈起沪滨。心长嫌线短，聊慰出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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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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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陈均瑞用一串四字句表达她的心愿：织此纤物，聊表寸衷，慰我将士，暖我兵戎，守土尽责，为国效忠，歼厥丑类，克奏肤功。
有一首诗透着男儿气概，出自女子胡幼卿的笔端：士庶庆弹冠，倭奴胆尽寒。只因雪国耻，真个斩楼兰。
国外华侨也关注着上海的战事。蔡廷锴收到美洲华侨送来的一块金匾，上面题刻了“精神救国”四个大字。第十九路军还收到艺术舞蹈女明星刘科伦在芝加哥抗日义演的几千元筹款，和马尼拉中学的华侨学生节省下来的零用钱。
第十九路军得到四面八方的声援，士气十分旺盛。而初战失利的日军，正在忙于调兵遣将。野村中将接替盐泽任上海日军总指挥，日本海陆空军在上海的兵力增加到一万多人。野村调整部署，暂缓进攻闸北，动用主力会攻吴淞，同时以一部分兵力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左翼突破。野村也和盐泽一样，狂妄不可一世，对西方记者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为时不远。”
2月7日，十架日军飞机沿淞沪铁路线轰炸中国军队，日军上海陆战队猛攻吴淞地区翁照垣旅第四团阵地。同时，日军的军舰、火炮和飞机对蕴藻浜车站、吴淞镇和狮子林炮台发动袭击，配合地面进攻。守军浴血奋战四个小时，将日军击退。
第二天，已经强行登陆的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分三路向张华浜、蕴藻浜和吴淞镇进攻。日军向美国记者扬言，要在午前占领吴淞。但是，到了傍晚，日军还是败下阵来。
经过几天激战，一天拂晓，日军在烟幕弹掩护下强渡蕴藻浜，突破守军防线，第一二二旅急速增援，将渡河的日军包围。被围日军在救援部队接应下，拼死突围，守军奋力堵杀，歼灭了大部分日军。日军在其他地段的进攻，也被守军打退。野村企图多路包抄吴淞守军的计划彻底破灭。
第十九路军激战犹酣的时候，发誓不向共产党施放一枪一弹的国民党将军张治中，率领第五军两个师，外加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和一个山炮营，日夜兼程奔赴上海。
第五军到达南翔，由蒋光鼐统一指挥，负责吴淞西端防线。张治中有心为国殉职，留下遗书一封：“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仆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
日军的进攻屡遭挫败，只好又换总指挥。刚到上海的第九师团植田谦吉中将，接替了失败的野村。这时，上海集结的日军已达三万多人，拥有七十门野战炮，六十多架飞机，还有几十艘舰艇开到吴淞口。
日军头目都是狂妄之徒，植田仗着武力雄厚，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上海驻军全部撤出第一线。
蔡廷锴接到这个荒谬绝伦的通牒，非常气愤，指挥部立即命令前线部队用猛烈的炮火回应植田的狂傲。
2月20日早晨，日军从正面向闸北至吴淞一线发起第二次总攻，企图从守军阵地中央突破，然后卷击吴淞和闸北。第八十八师部队奋勇抗击来势汹汹的日军，阻滞了日军的攻势。二十多天的抗战，使守军掌握了诀窍。日军在猛烈火力支援下进攻时，守军隐蔽在战壕里以逸待劳，等到日军接近阵地，便扔手榴弹还击。日军的攻势，就这样一次次被守军击破。
入夜，日军调整部署，第二天再度进攻，植田亲自指挥，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几千名步兵发起冲锋，遭到守军火力拦截，伤亡惨重。
第二天，日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第一线部队乘着晨雾，突入庙行镇东端的守军阵地。第八十八师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付出了很大的伤亡，还没能将日军击退。张治中率领预备队赶到第八十八师指挥所，命令孙元良的第二五九旅正面增援庙行镇，又派宋希濂的第二六一旅从纪家桥渡河，抄袭日军侧背。
很快，久经沙场的蒋光鼐看准了日军的心理：他们伤亡惨重，一定会止步不前。蒋光鼐决定：从江湾镇、庙行镇和蕴藻浜三个方向，同时向日军发起反突击，合围歼灭庙行镇的日军。下午3点，三路部队到达出击位置，展开全线反击。
植田获悉混成第二十四旅团被围，急令第七步兵联队和吴淞支队一部前往救援。反突击部队与日军展开白刃近战。战到晚上，大部分日军乘着夜色突围逃窜，其余日军被歼灭。庙行之战是开战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淞沪抗战的最高战绩。
过了两天，日军经过调整部署，改用重点进攻突破一点的战术，第九师团主力分三路向江湾、小场庙和庙行发起猛攻。日军动用大约一万人进攻小场庙正面，几分钟内向金家塘阵地发射了几百发炮弹，守军难以支撑，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增援部队很快赶到，分三路反击，血战到晚，重创日军，收复了原来的阵地。
日军第九师团的失败，加上战旗舰“出云号”被中国敢死队炸伤，促使日本政府增派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总兵力达到七万多人，飞机三百多架，加上海军第一舰队和第三舰队，司令官换成了白川义则大将。这时，中国在上海的总兵力只有四万多人，并已相对减弱，武器损坏极大，而战线绵延五十多公里。守军多次向蒋介石求援，得到的回答是“固守”和“加强戒备”，却迟迟不见援兵到来。
2月29日，白川指挥日军开始新一轮的总攻击。日军为了掩护主力第十一师团在浏河一带登陆，向庙行镇方面发起猛攻，同时向闸北几个地点展开频繁攻击。天通庵附近的守军和日军激烈对抗八个小时，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日军全部退却。在闸北八字桥，守军与日军形成拉锯战，阵地三失三得，伤亡很大，日军也丢下大量尸体，联队长林堀大佐被守军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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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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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日军继续猛攻，仗着优势兵力，多次突破守军阵地，又多次被守军夺回。敌我白刃相接，血肉横飞。由于浏河守军大部分调到正面增援，日军第十一师团趁机强行登陆，守军一个连及少数义勇军寡不敌众，日军侵占了浏河，向嘉定方向急速推进。
浏河失陷，第十九路军侧面及后方都遭到严重威胁，指挥部迫不得已，当晚下令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在黄渡、方泰、嘉定和太仓一带布防。张治中率部转移时，在葛隆镇与日军激战，第五一七团奋力阻击日军，使撤退的中国军队避免了被日军切断退路的危险。
蔡廷锴后来谈到了撤退时中国军队的士气：“我军苦战月余，官兵日夜不得休息，后援不继，休整无暇，但士气始终旺盛，当退守时，无不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决心要雪此深仇巨恨！”
对于第十九路军的撤退，埃德加·斯诺也有一段评论：
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这次撤退并不是溃败。……和我谈过话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全都称赞蔡将军指挥这一有秩序的战略撤退很能干，在战术上也很正确。在所有能移动的大炮都被撤走之后，部队才撤出前线，几乎没有发生抢劫和混乱。撤退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闸北的日本海军到天亮才发现敌人已经离开，他们整夜炮轰的已是空的战壕和工事。
淞沪战役，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牺牲四千多名官兵，近一万人负伤。据日本的资料，日本陆海军七百六十九人死亡，二千三百二十二人负伤。而白川、野村和植田这几名日军首领，不久就被朝鲜独立党党员尹奉吉在上海投掷炸弹炸伤，不到一个月，白川在医院死亡。同时被炸伤的还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和驻上海总领事。这些日本人在外国炫耀武力，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中国守军正在构筑工事准备坚持抗战，突然传来消息：国际联盟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命令第十九路军撤离原定的第二道防线，开往福建。张治中的第五军奉命复员。蒋介石出卖了淞沪抗战，抗战官兵的心情，用张治中将军的话说，真是“不胜感慨沉痛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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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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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有了一种凝聚力，结成强大统一的抗日武装。
“九一八”三个字，历经几十度春秋，随着历史镜头的推远，成了一个遥远事件的标识。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东北人，这三个字的含义，是他们切身的悲惨。大批东北人，为了避开日军的淫威，流落到关内，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他们悲凉的处境和心中的愤懑。留在家乡的东北人，脖子上架着日军的刺刀，眼看着父母兄弟被杀戮，妻女姐妹被奸淫，父老乡亲被残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