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政治教育。[4-75]因此，毛远新本人也同意迟群认为思想教育在清华大学很重要的观点；他像迟群一样，反对刘冰、邓
小平和周荣鑫重视学术质量的新做法。
毛泽东发动批邓：1975 年 11 月
邓小平意识到了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日益不满，于是在 10 月 31 日请求与毛泽东见一面。毛第二天便接见了他，
批评他支持刘冰。[4-76]但是毛泽东也给了他一些安慰。邓小平请求毛泽东对过去几个月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作一个评价，
毛说「对」。这等于承认了整顿的成绩。[4-77]毛泽东在过去两三个月与江青的几次见面中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邓小平，
因此邓小平虽然明知有一定风险，仍对毛的继续支持抱有希望。然而事与愿违，他高估了自己在未来几周内能从毛那里
得到的支持。
毛远新第二天见到毛泽东时，向他的伯父汇报说，邓小平很少谈文革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也几乎不曾称赞以周恩来作为主要对象的批林批孔运动。毛远新说，邓小平几乎不提阶级斗争，只抓生产。最后，也是
最令毛泽东担心的，他对伯父说，邓小平有恢复文革前的体制的危险。[4-78]毛泽东与侄子这次见面后，邓小平和毛泽东
之间的紧张迅速加剧。
邓小平数次试图单独面见毛泽东「向他请示」，但是在 11 月 1 日见面之后，毛泽东总是拒绝见他。如果邓小平
只在私下里对他说拥护文革，那么在毛去世之后邓小平可以否认自己说过的话。看过相关文件的党史专家相信，毛泽东
想让邓小平拥护文革的话被别人听到，或是写成白纸黑字，这样邓就无法公开否定文革了。例如，当毛泽东在 11 月 2
日与毛远新见面时，他让毛远新当天去见邓小平，在另外两个干部在场的情况下把他的意见转告给邓小平。
虽然邓榕没有记下日期，但她讲述了父亲在家里与毛远新的一次会面，此事很可能就是发生在那个晚上。[4-79]她
写道，一天晚上，毛远新奉毛泽东之命来到她家与邓小平谈话。她不清楚他们关起门来单独说了些什么，但她敢说毛远
新是「来者不善」，父亲则是「绝对不会动摇」。据她判断，「父亲和毛远新这次谈话并不愉快。毛远新走的时候，父
亲没有送客」。[4-80]据说，毛远新刚担任联络员时，对邓小平等党内老干部多少有些缺乏自信。但是当他讲话时有毛泽
东在背后全力为他撑腰，他便底气很足。不难想像，邓小平为自己取得的很多个人成就而自豪，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不愿意肯定文革，对于这个年龄小他一半的人对自己说三道四自然不会有好感。
毛泽东指定了另外两个人枣汪东兴和陈锡联枣在第二天跟毛远新和邓小平一起开会，他们对文革都持有和毛
一样的观点。邓小平知道毛远新会向主席汇报，但他并没有动摇。他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按你﹝毛远新﹞
的描述，是中央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
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知道自己会触犯毛泽东，
于是又加了一句，说他愿意再作检讨。[4-81]
这次见面之后，毛远新当天就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没有顺从地接受批评。毛泽东对侄子说，马上再开一个八
人会议，原来的四个人（邓小平、毛远新、汪东兴和陈锡联），再加上张春桥（「四人帮」成员之一）和三名副总理枣
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他们都是文革期间维持着经济和政府工作的人。毛说：「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
再讨论。」此前毛泽东曾说过文革是九分成绩，但他在准备这次会议时作一点让步：邓小平和其他干部必须同意文革是
七分成绩，「﹝政治局会议﹞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急」。[4-82]
第二天，即 11 月 4 日，这个八人小组便召开会议，毛远新当晚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结果。毛远新要求邓小平
同意文革是成绩为主，拥护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却不愿向毛的侄子直接作出回答。毛泽东显然对这种反应感到
失望，不过他对侄子说，让他们批评邓小平不是为了撤他的职，而是要帮他纠正错误。毛还告诉侄子，要提醒「四人帮」
成员之一的张春桥，这些谈话的内容一个字也不要向江青透露，[4-83]因为她总是在伺机公开批邓。毛远新给伯父汇报完
以后，毛泽东指示八个人继续开会，他们也遵旨照办。毛远新在 11 月 7 日又向伯父汇报说，让邓小平作出让步的事毫
无进展。
毛泽东接下来采取的策略是逐渐增加开会的人数，使压力层层加码，直到邓小平明确表示拥护文革。因而，他指
示毛远新召集政治局包括江青在内的全部 17 名成员开会。政治局成员要点名批评文化和科技部门那些支持邓小平的人：
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和周荣鑫。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打击这些得到邓小平支持的人是向邓小平施加更大压力的手段，
因为他知道自己拒不让步会给他的同道带来大麻烦。如前所说，教育部长周荣鑫曾任浙江大学校长，长期担任周恩来和
陈云的助手，他一直大胆直言要通过提高教育水平促进现代化，甚至提出要减少思想教育的作用。[4-84] 因此，在 11 月 8
日进一步批邓时，分管教育的张春桥对周荣鑫说，他必须就鼓励学生只管学习、忽视政治斗争的行为作出检讨。
在政治局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同道的同时，邓小平的拥护者因其所持的精英教育观点也受到了公开谴责。当时邓
小平还没有被公开点名，但是在 11 月 13 日，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前几次会上不作回答很不满意，于是给政治局下
达书面指示，要他们对邓小平进行「帮助」。
两天以后，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的批评的严重性，而且他很可能十分清楚毛对王洪文不再抱有希望，因此
给毛泽东写信，建议让已在浙江完成工作的王洪文代替他领导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当晚就作出了答覆，他说，还是
要由邓小平继续主持会议。他没有再让王洪文恢复以前的工作，两个月以后他任命华国锋担任了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
央工作。
11 月 16 日和 17 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主要拥护者。像周恩来一样，邓小平
无奈地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开了批判自己的会议。毛远新作了关键发言，他批评邓小平不执行毛主席关于肯定「文化
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指示，没有遵循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当时也被允许到会的江青及其激进派盟友加入了批邓的合唱。
邓小平除了作为会议主持必不可少的三言两语以外，几乎一言不发。他让批他的人说完后，把同样受到批评的人枣胡
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和刘冰枣也叫到会上来，让他们说明自己的立场。[4-85]但是，当会议结束要进行总结发
言时，邓小平却推辞了，他说自己听力不好。
批邓的进程在 11 月的上半月迅速升级，于 11 月 20 日达到了顶点，这时的讨论已经转向对文革的全面评价。按
照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再次主持会议。邓小平很少征求别人的意见，但是在召开这次会议前的几天，面对不断的压力，
他去征求了周恩来、叶剑英和陈云的意见。他要力争以毛泽东最不会反对的方式避免肯定文革。他按纪登奎的建议说自
己在文革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4-86]毛泽东本人在几周前提到过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这句
隐喻。然而邓小平这种自作聪明的回避术并不能让毛泽东满意，他要的是对文革的明确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走进了
僵局。
四十多年来，邓小平对毛泽东一直是有令必行，毛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他在文革中成了批判对象，自己的长
子跳楼致残，他对文革无疑抱有强烈的反感，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把个人感情与国家大事分开，无怨无悔地听从毛的命
令。那么，既然他很清楚毛的意图，为何现在非要拒不服从呢？邓小平知道，毛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已经不能再像过
去那样操控大局于股掌，事实上他已经来日无多。但是，答案还要从邓小平对中国未来需要的评估中找。薄一波后来说，
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4-87]
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纪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职的造反派也会卷土重
来，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假如他能在毛泽东死后获得一定的统治权，他需要与阶级斗
争划清界线，继续他的整顿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视文革为一场灾难的人与他充分合作。
如果邓小平听从周恩来或陈云的劝告，他就要屈服于毛的压力，这也许能避免他下台，但是邓小平没有屈服。据
邓榕回忆，当父亲在年初开始大力进行整顿时，他已经估计到有可能挨批和丢官，他已经作好了精神准备。[4-88]尽管邓
小平在当时处境艰难，前途未卜，但到 1977 年重新上台时，他在 1975 年与毛泽东划清界线、拒不让步的做法却为他
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毛邓两人都划出了自己的底线，但是在准备 11 月 24 日政治局的「打招呼会」时，他们的行动仍然有所节制。
毛泽东很清楚在邓小平领导下 1975 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他本人也赞成邓小平做的很多事情。他知道，在恢复安定的
能力上，没有人能比得上邓小平，况且他也没有替换邓小平的更好人选。此外，福特总统（Gerald Ford）就要在 12
月 1 日至 5 日访华，周恩来重病在身，邓小平上个月还与基辛格一起为福特的访华作准备，毛泽东不知道还有哪个熟悉
外交的领导人能够在美国支持台湾、拖延承认中国、与苏联搞缓和这些敏感问题上巧妙而强而有力地表达中方的观点。
在 12 月初与福特的第一次会谈中，邓小平借用古典名着《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比喻美国对苏联让步太多的危
险。他说，魏王曹操打了胜仗之后，大将军吕布愿意为他效劳，可是曹操疑心吕布不忠，说他「譬如养鹰，饥则为用，
饱则扬去」。[4-89]换言之，满足苏联的要求从长远看是没有用的，因为它的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它还是会追求自己的利
益。
毛泽东在会见福特时说，中国论武器装备打不过苏联，只能放放空炮，「如果说到骂人，这种本事我们倒是有一
点」。[4-90]为了向邓小平施压，毛让江青及其激进派盟友充分施展了「这种本事」。邓小平知道毛泽东仍然掌握着决定
他命运的大权，他必须与那些仍然敬仰毛泽东的干部共事，尽管文革造成了许多错误。由毛泽东准备讲稿、仍由邓小平
主持的定于 11 月 24 日召开的会议，是要提醒老干部牢记党的正确路线。邓小平在会议召开的三天前给毛泽东写信，
就如何主持这次会提出了具体建议。毛在第二天就批准了他的建议。毛还指示说，也要请一些中青年干部，他们也要对
路线方针有正确的理解。但是毛邓两人都知道，大多数「中青年干部」都是过去的造反派，他们在会上会对邓小平施展
「骂人的本事」。但是毛泽东随后又改了主意，他在第二天指示说，不必急着给中青年干部打招呼，这可以等到以后的
会议再做。[4-91]此时毛泽东仍然不想开足马力批邓。
11 月 24 日的「打招呼会」有 130 多名高级干部参加，听取毛泽东关于如何「避免犯新的错误」的指示，也就
是说，如何终止对邓小平的施政路线的追随。根据毛泽东对会议的指示，邓小平大声宣读了毛的信。毛在信中批评刘冰
想搞掉迟群和谢静宜，他说，刘冰的信其实是冲着支持迟群和谢静宜的我来的。他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是刘冰的信是
由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因此开会的人显然知道这是在批邓小平。会议要求邓小平对毛的信作出答覆，邓小平想找一条
脱身之计，既不肯定文革，又服从毛的指示。他说：主席希望干部对文革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主席说，以阶级斗争为纲
是党的基本路线。[4-92]事实上他只承认了毛主席说的话就是党的政策，但并没有说自己同意这些话。〈打招呼的讲话要
点〉经毛泽东批准后，于 11 月 26 日下发给了全国高层党政军干部。文件虽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是看文件的人都
清楚，他遇上了大麻烦。[4-93]
扩大批邓：1975 年 12 月-1976 年 1 月 8 日
11 月 26 日下发了 24 日会议的讲话要点之后，政治局又在两个月内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
案风」，这是指他允许太多的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毛泽东继续让邓小平主持以他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会议。邓小平
在会上除了宣布「开会」、「散会」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凭江青及其激进派大肆攻击他和他的政策。《红旗》杂志
和《人民日报》等媒体随即也展开了批判。在这场批判中，坚定拥护邓小平的「四大金刚」（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和
张爱萍）都因为支持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受到批评。国务院政研室以及在那里工作的老干部，包括胡乔木、邓力群
和于光远，也因他们支持邓小平这一错误在批判会上挨了批。[4-94]
12 月 18 日，毛远新把批评邓小平、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材料交给他的伯父，这是 10 月份以来他在辽宁省委、上
海市委和清华、北大的帮助下搜集整理的，激进派在这些地方有着雄厚的基础。毛远新还附上一份说明，请求允许下发
这些材料，毛泽东立刻同意了这一请求。[4-95] 两天以后，这些材料下发给了党内和军队的高层干部。[4-96]邓小平在同一天
简短地作了一个没有书面纪录的「口头检讨」。[4-97] 他说，他在 1975 年初恢复工作时，一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停滞不前，
派性严重。为了解决派性问题，他首先抓了铁路，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然后又以同样方式抓了钢铁工业，使生产有了
增长。他说，自己的失误不是因为文革期间有八年没做工作，而是由于他对文革的态度。他的检讨，正如他女儿所说，
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政策作辩护，他仍然认为这些政策是正确的。[4-98]
邓小平希望缓和与毛泽东的关系，在 12 月 21 日给他写了一封信，并且附上自己口头检讨的纪录，他说，这只
是个初步的检讨，希望能够得到主席的教诲。不出意料，毛泽东认为他的「检讨」太敷衍。他没有作出答覆，而是扩大
了批邓运动。[4-99] 1976 年元旦一过，汪东兴就让邓小平看由毛泽东批准的元旦社论。这篇社论说，抓安定团结不是不
要阶级斗争。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在等待什么，他立刻动笔又写下一份书面检讨，于 1976 年 1 月 3 日交了上去。他在书
面检讨中重复了 12 月 20 日的话，仅仅补充说，自己有时不徵得主席的同意就宣布政策。在后来受到江青等激进派批
判的会议上，邓小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宁肯受罚也不说中国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周恩来在邓小平交出检讨五天后
去世，邓小平很快就被华国锋所取代。
会见基辛格和福特总统的插曲
在这期间，邓小平曾被批准暂时从受批判当中脱身，因为他要跟基辛格、后来又跟福特总统谈判。为了给福特总
统访华作准备，10 月 20 日至 22 日，邓小平与基辛格举行了三天漫长的会谈，就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邓小平几乎没有
让基辛格说开场白，就逼着他在关键问题上表态：你们卖多少粮食给苏联？你们给了苏联多少美国现代设备和技术？你
们如何评价赫尔辛基会议（美国在这次会议上力促西欧与共产党阵营搞缓和）？邓小平然后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张
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对希特拉（Adolf Hitler）采取绥靖政策的经验教训：
由于英法两国向希特拉最初的侵略示弱，导致了希特拉进攻西方。他奉劝说，为了阻止威胁，必须作出强硬反应，而现
在美国却在示弱。他说，苏联现要比美国和西欧加在一起更强大。苏联有两个弱点：它缺少粮食和技术，而美国在这两
方面施以援手，帮它克服自己的弱点，这只会增加苏联攻击的危险。[4-100]周恩来曾被指责为投降派，而当这次会谈汇报
给毛泽东时，他很难找到以同样的眼光看待邓小平的证据。
在与基辛格就全球问题举行的漫长会谈中，邓小平不断重提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形成的威胁。他在整个会谈中
一再向基辛格施压，让美国对苏联的威胁作出更强硬的反应，基辛格则试图解释美国在对付苏联的威胁上已经做了不少
事。邓小平尽管咄咄逼人，但并没有超出外交礼节的范围。
基辛格会见毛泽东时有邓小平作陪。毛泽东像邓小平一样，也很重视美国不对苏联的挑战作出适当回应的问题。
基辛格在与邓小平和毛泽东会谈后写给福特总统的报告中说，在访华期间的会谈中，暗含着一些可能让美中关系降温的
麻烦，这跟中方感到美国面对苏联攻势的退缩态度有关。基辛格认为，中方对美国的反应感到失望，打算依靠自己的力
量对抗苏联。[4-101]
即使在漫长的会谈中也能始终对会谈内容保持高度专注，这正是邓小平面对压力时坚毅刚强的性格的一种体现。
无论基辛格还是他的任何助手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当时正承受着来自毛泽东的沉重政治压力。事实上，基辛格从会谈的
情况断定，由于毛泽东病得不轻，无法过问具体的或持续性的工作，现在「邓小平是关键人物」。[4-102]
11 月 4 日，即邓小平第一次在八人会议上挨批的当天，外交部长乔冠华召见美国驻京办事处主任乔治?布殊，
建议美方把福特总统的访华行程推迟到 12 月份，但是美国要求访问如期进行。中国在 11 月 13 日同意了原定的访华日
程。邓小平是福特总统的主要东道主，在 130 多名高官参与的会议上受到批评一周后，他去机场迎接了福特的到来。邓
小平举行了一次欢迎宴会、一次告别午宴，举行了三次漫长的会谈，并且陪同毛泽东会见了福特。
中方官员对福特的来访并没有太多期待。他们认为，面对苏联的压力，尼克逊是个足智多谋的可靠领导人，而福
特则软弱得多，且刚上任，还没完全从水门事件中恢复过来。尼克逊曾承诺在 1976 年与中国恢复正常邦交，他们在访
问前就知道福特不会把关系正常化的计划提前。福特在外交事务上不像尼克逊那样老练。邓小平在第一轮漫长的会谈中
确实又向美国施压，要求其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他当时对福特说：「我不想冒犯阁下，不过在跟苏联打交道方面，
我们也许比你们的经验更多一些。」[4-103]就像六周之前他跟基辛格会谈时一样，他把他对苏联的看法又强调了一遍。他
说，中国已经作好了单独对抗苏联的准备，尽管中国很穷，缺少技术，但中国准备「挖地道」，「用小米」养活它的军
队。邓小平虽然不满于美国向苏联示弱，但他并没有表示中国要增加自己的军费。
不过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福特总统的态度要比六周以前他们接待基辛格时客气得多。邓小平对福特说：「我们相信
只要保持交往??我们的看法有分歧，有时甚至吵架，都算不了什么。」除了在苏联问题上向美国施压外，邓小平还以其
迷人且好辩的个性，敦促美国重视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贸易、文化交流和美国的对台政策。[4-104]邓小平还发现，福特
总统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比他以为的要多得多，其反苏态度也比他预料的要强硬得多。一周以后他对乔治?布殊说，他与
福特会谈的成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4-105]
福特回国后，批邓的会议也随即恢复，但是美方一直无人觉察邓小平受到了批判。福特访华一周后，当邓小平为
已经结束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的任期、就要返回美国的乔治?布殊举行告别午宴时，布殊把这次午宴描述为「气氛轻松
愉快」。[4-106]
毛泽东于 1975 年 12 月 2 日会见了福特总统，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
毛。邓小平被允许在 1 月 1 日会见尼克逊的女儿朱丽?尼克逊及其丈夫大卫?艾森豪威尔（David Eisenhower），次
日又接见了由玛嘉烈?赫克勒（Margaret Heckler）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4-107] 这也是邓小平在 1977 年复出之前
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几天后周恩来去世。
再次打入冷宫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 10 月 25 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对邓小平的批评后，党建、科技和文教领域的前进步伐立
刻停顿下来。下级单位没有立刻获悉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但是几周之后他们都感到，他们想让上面同意作出一些改
变的努力受到了阻碍。邓小平在 1976 年 1 月便无力再为他们提供支持了。
从 1975 年 5 月到 10 月，邓小平着眼于未来为党建、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的长期进步打基础的工作虽然被冻
结，但并没有死亡。1975 年在他领导下制定的经济计划，仍然是 1976 年年度计划和 1976 年至 1980 年第五个五年
计划的基础。「四人帮」印发了「三株大毒草」并发动批判运动，读过的人虽然不能公开赞扬，但它们在 1977 年却变
为三朵「香花」，成了未来几年政治纲领的基础。例如，成立独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计划在 1975 年被终止，但在
1977 年得到了落实。政研室在 1975 年底变得死气沉沉，可是它的很多研究人员在为 1978 年的三中全会和后来的改
革撰写文件中发挥了作用。
批邓运动在军队中从未形成气候。除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外，「四人帮」得到的支持微乎其微。在军队，最明显的
影响是批邓放缓了让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回来工作的进程，军事院校恢复教学的工作也被推迟。但是 1977 年老干部又
开始返回军队，军事院校也重新开课。[4-108]
邓小平的下台在短期内对高等教育造成了显着影响。提高教育水平和减少政治思想教育的计划被中止，重建中国
科学院的工作也失去了动力。得到允许的文艺活动的范围大为缩小。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又被泼了一头冷水。
在政治领域，为党的高级干部平反的工作也放慢下来。邓小平一些最亲近的拥护者受到批判并被撤职，特别是胡
耀邦和胡乔木。他们手下的干部也丢了官职。
1975 年毛泽东是有意愿转向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的，但邓小平的动作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限度。毛泽东在生命
的最后几个月里手中仍握有大权，他能收紧缰绳，能撤掉邓小平或让他受批判。然而，毛已经没有精力或势力去控制他
手下干部的思想了。从短期看，邓小平是出局了。然而，他在 1975 年底对自己所支持的事拒不认错，使他在 1977 年
复出时拥有了一个十分牢固的起点。那时候，他将解冻他在 1975 年建立并推进的人事安排和工作计划。
[4-1]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 197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页 202-203；于光远：《我忆邓小平》（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页 5。
[4-2]SWDXP-2, pp. 24-26.
[4-3]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37-540。
[4-4]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08。
[4-5]有关政研室的这一节的材料来自作者与政研室资深成员于光远、政研室理论组党组书记朱佳木
的交谈。另参见于光远：《我忆邓小平》。胡乔木的生平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4-6]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13。
[4-7]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04-208。
[4-8]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12-213。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4），1975 年 7 月 13、18 日，8 月 8 日，页 69 脚注；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
页 213-215。
[4-10]这些会议分别召开于 1975 年 6 月 29 日，7 月 23 日，8 月 26 日，9 月 13、19、25、26
日，10 月 10、14、24 日，11 月 10、15 日和 1976 年 1 月 17 日。
[4-11]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33-272；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324-339.
[4-12]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41-243。
[4-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5 年 9 月 20 日，页 102。
[4-14]SWDXP-2, pp. 41-44.
[4-15]关于两份草稿的差别，见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65-266。
[4-16]关于两份草稿的差别，见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52-256。
[4-17]关于两份草稿的差别，见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75 年 12 月 25 日，页 138。
[4-18]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42-243。对收入较高的地方作了一些让步，允
许它们有更多的支出。见页 239-241。
[4-1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53-357。
[4-20]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53。
[4-21]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53-357。
[4-22]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22-224。
[4-23]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67。
[4-24]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64-365。
[4-25]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66-367。
[4-26]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74-380；于光远：《我忆邓小平》，页 68-70。
[4-27]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71-374。
[4-28]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81-386。
[4-2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90。
[4-30]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90。
[4-31]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89-392。
[4-32]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90-392。
[4-33]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92-394；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 166-173；于光远：《我忆邓小平》，
页 94-97。
[4-34]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26-232。
[4-35]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75。
[4-36]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82-286。
[4-37]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74-282、341。与江青的谈话录音，后经毛泽
东作了一些修订，收录在 1975 年 11 月 15 日发表的谈话中，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1987-1998），第 13 册，页 447-449。
[4-38]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43-346。
[4-3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91-298。这封信的原文附于页 295-296。
[4-40]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讲述过毛做眼科手术的背景，见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Anne 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p. 604-605.
[4-41]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96-298。
[4-42]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29-339。
[4-43]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273。
[4-44]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339-341。
[4-45]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71-473。
[4-46]这是美国国家科学院代表团的科学家得出的结论，作者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4-47]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南省委、湖南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电视片《邓小平十章》（湖南电视台，
2004），第 3 集，《破冰》。
[4-48]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73-474。
[4-4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77-478、495。
[4-50]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78-480。
[4-51]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80-482、488-490。
[4-52]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90-496。
[4-53]中国问题专家 Merle Goldman 与该代表团一起参加会见，她友好地让我看了会谈纪录。
[4-54]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98；SWDXP-2, pp. 45-47.
[4-55]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81-582。
[4-56]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99-502。
[4-57]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99-502、506。
[4-58]对《水浒》事件更具体的描述见 Merle Goldma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4-5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07-512；史云、李丹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 8 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
文化研究中心，2008），页 577-580。按后一着作，是芦狄而非毛泽东挑起了这一讨论并记下了毛的观
点，是姚文元和江青而不是毛泽东发动了公开的辩论。但至少毛泽东允许了公开辩论的发生，并且知道它
的政治含义。
[4-60]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12-517。
[4-6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565。
[4-62]关于评《水浒》运动的各种记载，见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363-374; Merle Goldman, "The Media Campaign as a Weapon in Political Struggle: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d Water Margin Campaign," in Godwin C. Chu and Francis L.
K. Hsu, eds., Moving a Mountain: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p 191-202. Barbara Barnouin and Changgeng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pp. 283-285.
[4-63]Wenqian Gao,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7), p. 166.
[4-64]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12-517。
[4-65]2006 年 1 月作者从一位了解毛远新观点的干部那里得知这是毛远新的看法。
[4-66]对这场斗争的不同讲述，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下册，页 1753-1755；DXPCR, pp. 350-351；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388-399; Jiaqi Yan and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pp. 471-473;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04-407; 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60-563。
[4-67]史云、李丹慧：《国史?第 8 卷》，页 406。
[4-68]《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 1754。
[4-69]《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 1754。
[4-70]这一节内容依据的是 2006 年 1 月作者对一位了解毛远新立场的干部的采访，以及《毛泽东
传（1949-1976）》，下册，页 1752-1758；DXPCR, pp. 350-355;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374-381, 399-410; 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60-579；史云、
李丹慧：《国史?第 8 卷》，页 592-59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5 年 11 月 1-28 日，
页 125-134。
[4-71]2006 年 1 月对一名知情官员的采访；另参见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17.
[4-72]DXPCR, p. 361.
[4-7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1、2 日，页 139-140；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16.
[4-74]1980 年评价历史问题时，陈云、叶剑英等人担心，如果结论是毛远新只是简单转达毛的意
见，会有损于毛的威望。最终毛远新同意承担影响毛泽东的责任，因此也得到了比较好的待遇。2008 年
12 月对熟悉党内文件的历史学家的采访。
[4-75]对「朝阳样板」的讨论，见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340.
[4-76]这一节内容取材自作者 2006 年 1 月对一位看过很多有关档案的党史学者的采访。
[4-77]DXPCR, p. 351.
[4-78]2006 年 1 月对一位了解毛远新状况的干部的采访；《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
页 1754-1755；DXPCR, pp. 352-353.
[4-79]DXPCR, p. 36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仅提到这次来访发生在 11 月初。
[4-80]DXPCR, p. 352.
[4-8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5 年 11 月 1、2 日，页 1；《毛泽东传（1949-1976）》，
下册，页 1755。
[4-8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 1755-1756。
[4-8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 1756。
[4-84]David S. 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3 (March 1978): 140-159.
[4-8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5 年 11 月 16、17 日，页 31。
[4-8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5 年 11 月 20 日，第 131-132 页；DXPCR, p. 361。
[4-8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下册，页 1249。
[4-88]DXPCR, p. 366.
[4-89]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p. 226.
[4-90]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pp.
890-891.
[4-91]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74。
[4-92]DXPCR, pp. 364-365；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75-576；《邓小平
年谱（1975-1997）》，1975 年 11 月 24 日，页 132-134；2002 年 4 月对唐闻生的采访。
[4-93]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76-577；DXPCR, p. 365.
[4-94]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83-586。
[4-95]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第 579-580 页；另参见吴德：《吴德口述》，页
194-199。
[4-96]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79-582。
[4-97]邓小平的讲话录音仍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这里的讲述是根据程中原的概括，而程中原的概括
则是根据这一录音的整理稿；《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2 月 20 日。〔经查年谱中无
纪录。—中文版编者注〕
[4-98]DXPCR, pp. 367-368.
[4-9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571-579。
[4-100]邓小平和基辛格的会谈备忘录，DNSA, CH00366, CH00367, CH00369, and CH00373,
October 20-22, 1975.
[4-101]基辛格国务卿与毛泽东会谈的分析和要点，DNSA, CH00368, October 22, 1975; 基辛
格和毛泽东的会谈纪要，DNSA, CH00372, October 17, 1975; DNSA, CH00398, December 3,
1975.
[4-102]基辛格国务卿与毛泽东会谈的分析和要点，DNSA, CH00368, October 22, 1975; 基辛
格和毛泽东的会谈纪要，DNSA, CH00372, October 17, 1975; DNSA, CH00398, December 3,
1975.
[4-103]吉拉德?福特和亨利?基辛格与邓小平会谈备忘录，DNSA, CH00398, December 3,
1975.
[4-104]毛泽东与福特的会谈，DNSA, CH00395, December 2, 1975; 吉拉德?福特和亨利?
基辛格与邓小平会谈备忘录，DNSA, CH00396, December 3, 1975; DNSA, CH00398, December 3,
1975; 吉拉德?福特和亨利?基辛格与邓小平会谈备忘录，DNSA, CH00399, December 4, 197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5 年 12 月 1 日-5 日，页 134-135；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p. 886-894; Tyler, Great Wall, pp. 215-219.
[4-105]乔治?布殊的报告，DNSA, CH00402, December 9, 1975.
[4-106]DNSA, CH00402, December 9, 1975.
[4-10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1、2 日，页 139-140。
[4-108]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 42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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