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没有犯过罪」，愿意配合整顿、放弃派性，都要给予善待，包括过去的激进派。
邓小平小心地避免触动毛的敏感神经，同时大胆地、策略性地选拔善于治国而不是闹革命的人。他没有公然表示
要清除党内的左派或激进派，但他的确更强调对「宗派主义」（即拉帮结伙的左派）而不是搞「修正主义」（即右派）
的人的批评。他说，要把领导权交给有十年或以上工作经验的干部。虽然他没有明确反对任命从红卫兵中提拔上来的人，
但这样一来他就排除了 1965 年以后即文革期间发迹的人，当时这些人中间有部分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邓小平还
要求对那些未经适当资格审查就入党的人重新进行审查。虽然未作具体说明，但他针对的也是 1966 年到 1975 年组织
程序混乱时期新增的 1,600 万党员，而不是文革之前入党的 1,800 万党员。 [4-3]因「不合格」而被清除出党的基本上都
是坚持派性不改的人。毛泽东没有阻止邓小平的做法，这意味着他承认当时国家需要更加稳定的领导班子。
整党的一项中心任务是让文革期间由林彪派往地方的军队干部退出对地方政府的领导。邓小平在 1975 年 8 月 8
日作出指示，除了少数例外，军队要退出所有地方职务。军队的很多人当时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而革委会在一些
地方已经成为正规的政府机构。1975 年底很多军人又回到了军营。
1975 年 5 月 5 日，毛泽东主持了他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又去医院看望了周恩来。邓小平知道
自己正触及毛泽东十分关心的问题，他也知道，周恩来在跟情绪多变的毛泽东打交道方面要比他更有经验。周恩来告诫
邓小平说，要谨慎行事，只抓具体问题，一步一步来，不要进行全面整顿。邓小平虽然敬重周恩来，也知道毛泽东有可
能不再给自己撑腰，但是他比周恩来更有魄力，他下决心进行全面整顿，攻克那些他认为搞四个现代化必须加以解决的
老大难问题。[4-4]
邓小平当时还没有谈到改革，但是在构建后来能够实施改革的中共体制的同时，他也开始思考未来改革的内容。
为此他需要扩大自己的理论队伍枣能够帮他思考一些大问题的官僚体制之外的作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毛泽东让邓小
平接过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权后不久，他徵得毛泽东同意把自己的一批理论人马扩大为政治研究室这样一个正式机构。
该机构设在国务院下面，其实是由邓小平亲自领导，由过去就是这个智囊团首领的胡乔木继续负责它的日常工作。
政治研究室
在正式担任了第一副总理后的第二天，1975 年 1 月 6 日，邓小平把胡乔木叫来，提议由他和吴冷西、胡绳、李
鑫等人成立一个研究理论问题的写作小组。 [4-5]邓小平和胡乔木都深知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敏感，因此挑选的都是受到毛
器重的人，研究的题目也很合毛的心意，如「三个世界」理论、苏联的性质、资本主义危机、批判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
等等。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寻找那些毛泽东可以接受的理论观点，以便自己能有更大的自由去实施他
认为有利于党和国家的政策。1 月组成的小理论班子在 7 月扩充为政治研究室后，邓小平开始研究一些他个人认为重要
（毛泽东也不会反对）的问题，尤其是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
政研室比美国白宫的班子小得多，但除了不负责执行以外，它们的目的是相似的。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核心内阁，
是直接向邓小平负责的一批独立的顾问，可以帮他规划总体战略，起草政府公告。邓小平对它的控制权大于对党的官僚
机构的控制权，因为后者过于庞大、多样，无法成为他本人的工具。
除了非正式的交流之外，政研室的成员每两周开一次例会。他们将工作分成三大块：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
思想）、国内问题和国际关系。最初这个机构只有六名老资格的成员（胡乔木、吴冷西、李鑫、熊复、胡绳和于光远），
很快又增加了第七名成员（邓力群，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即使在鼎盛时期，把助手都算在内，
政研室也只有 41 名成员。有些成员也曾经是邓小平「钓鱼台写作班子」的成员，1962 年至 1963 年九评苏共的著名
公开信就是他们起草的。政研室的所有成员都是党内公认的老资格知识分子、有创见的战略家和写文章的高手。吴冷西、
李鑫、熊复、胡绳和胡乔木具有在毛泽东手下领导宣传工作的丰富经历，而胡乔木像邓力群和于光远一样同时还具有深
厚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
在准备重要讲话和文件时，邓小平与政研室的人员密切合作。他提供政治指导，说明他们撰写的草稿中应当包含
的思想，但依靠他们的专长来确保讲话稿和文件符合历史纪录，与毛主席过去的着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一致。对于
重要的讲话和文件，邓小平会亲自看草稿，然后和作者一起修改加工。对于特别重大的问题，文件在下发之前要交毛泽
东批示，得到毛的批示后邓小平还会亲自审阅，看看毛的观点是否被准确写进了稿子。 [4-6]虽然邓小平与毛泽东有不同寻
常的关系，但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担心善变的毛泽东会像在文革高潮时那样，认为某份文件不可接受而大发雷霆。
虽然邓小平掌握着全面负责党内事务的权力，但毛泽东仍让「四人帮」保留对宣传工作的控制权，以防邓小平偏
离他的旨意。事实上，江青也有自己专门的写作班子，他们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委开会，总在伺机对邓小平的政研室出
台的文件进行批判。
江青的宣传工作难免与邓小平分管的文教科技工作发生重叠。对于邓小平来说，文化领域的整顿需要改变大方向，
这就需要重新赢得因文革而疏远的知识分子的人心，把他们安置在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作贡献的位子上。因此，1975 年
政研室在加强科研机构、特别是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4-7]
江青和邓小平争夺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是《毛泽东选集》最后一卷，即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它成了一个关于如何
定义毛泽东思想的战场。邓小平把李鑫调到政研室，就是因为他作为康生过去的秘书，控制着毛泽东的很多文稿；李鑫
来政研室工作，强化了《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应由邓小平主管的理由。然而，尽管胡乔木、李鑫、吴冷西以及政研室的
另一些人在为《毛选》第五卷准备材料，但他们在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工作，受到另外一个组织的保护。
打算收进《毛选》第五卷的一份文件〈论十大关系〉成了争执的焦点。这是完成企业集体化和国有化之后毛泽东
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的一次讲话，讲话中的一些观点邓小平可以用来为自己在 1975 年推动的工作计划提供依据。毛
泽东说，中国在和平时期应当减少军费和国防开支，把资源用于支持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的领导人应当学习各国
的长处。邓小平请求毛泽东批准重新发表这篇讲话。毛泽东看过打算重印的稿子后，建议作一些修改。邓小平将修订稿
再次送呈毛泽东，并在附信中建议，鉴于这篇讲话对当前国内和外交工作的意义，宜在《毛选》第五卷出版之前尽快发
表。 [4-8]毛泽东再次退回稿子并作出批示说，应当把它送政治局讨论。当然，「四人帮」反对重印这篇讲话，毛泽东也从
未同意将它公之于世。直到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不久，这篇讲话才在 1976 年 12 月 26 日重新发表。[4-9]
邓小平失去毛的支持后，政研室也于 1975 年 12 月停止工作。在它存在的不到 5 个月的时间里，只开过 13 次
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 4-10]但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它协助邓小平为在 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进行的改革提前规
划了长期路线图。它在恢复高等教育的准备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拓宽了文化活动的空间，促进了包括社会科学在内
的科学研究。1976 年，它因为对以下三株「大毒草」的炮制发挥了作用而受到批判：（1）〈工业二十条〉；（2）〈科
学院工作汇报提纲〉；（3）〈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政研室在制定前两份文件上起着主要作用，第三份文件
则由它和邓力群全部承担。
〈工业二十条〉
邓小平承担起新的职责后，召集所有主要经济部门的干部开了一个会。从 6 月 16 日到 8 月 1 日，他们出席了讨
论经济工作长期目标的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4-11]会议筹办方国家计委制定的讨论议程，回避了在对五年计划的讨论
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的争议，比如详细规定资源来源、分配给各部门和各个项目的资源规模等。在务虚会之前，十年经济
规划、五年计划（1976 年-1980 年）和 1976 年年度计划的制订工作已经在进行，但是有关这些计划的最后决定要取
决于这次务虚会确定的长远目标。
这次国务院务虚会把工业作为讨论的重心。在大跃进之后的恢复过程中，邓小平曾在 1961 年牵头起草了为工业
系统的结构和目标提供整体框架的〈工业七十条〉。这次务虚会讨论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前后各稿的条目数量不同，1975
年的最后一稿共包含 20 条。
由于统计系统和情况汇报在 1975 年仍处于混乱状态，不同领域的与会者首先交流了有关经济形势的信息。务虚
会的前两周举行的是全体会议，由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听取各主要经济部门的汇报。各部门的与会者从这些汇报中
能够了解到自身部门必须如何设置目标才能跟其他部门的能力和需要相配合。从 7 月 2 日开始，谷牧将务虚会分成八个
工作组，分别研究理论、组织和几个要害部门的工作。月底又恢复了全体会议，将与会者的全部结论汇总为〈工业二十
条〉。
在 1975 年，干部们对「四小龙」（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已有所耳闻，它们实行的都是资本
主义制度，取得了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但在当时公开赞扬资本主义仍属禁忌，因为这将使中国
多年来付出的牺牲的价值乃至中共是否应该继续执政受到质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为高层决策提供正
当性的信条。
但是，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破坏之后，领导层想凭主观意志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热情基本上已经消失。大多数与
会者认为，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需要回到大跃进前的 1950 年代和大跃进后的 1960 年代初的恢复时期所采取的那
种稳妥的计划。与会者相信，由于人口庞大、土地短缺和资源限制，中国应当依靠计划体制。人口少的国家也许能够承
受挥霍性消费带来的益处，而不必在乎自由市场造成的浪费。党的领导层认为中国则必须区分轻重缓急，控制对利润的
追求和浪费性的消费。此外，即使这种稳健的计划也有可能受到毛的反对，因此与会者要以毛的名义为它正名。参加务
虚会的通知上写的会议目的是讨论「毛主席关于加快现代化步伐的理论」。务虚会之后产生的十年经济规划也被贴上「毛
主席的现代化计划」的标签。[4-12]
邓小平先于其他领导人意识到中国需要放宽眼界。他出访过纽约和法国，经常会见外国官员，这使他对外国发生
了哪些变化以及中国已经大大落后的状况有着远比其他干部更清醒的认识。为了急起直追，中国需要作出根本性的改变。
毛泽东去世几年后，邓小平可以大胆地解释说，中国应当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念，这不会威胁到中国的主权或
共产党的统治。但是他在文革中曾被批判搞资本主义，况且 1975 年时人们对开放市场和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尚未形成
共识，所以他只能尽量打擦边球。他推动扩大外国技术的进口；他表示同意另一些干部认为不应向外国举债的观点，但
国家可以用「延期付款」的方式把外国的商品和资本引进中国。[4-13]此外，他赞成对工人进行物质奖励，通过「按劳」
而不是「按需」的方式进行分配。但是，对旧体制的这些温和的改变仍让一些保守的干部害怕，他们继续强烈地主张要
严格遵循毛主席的教导。
邓小平并没有出席务虚会，但他看了总结报告，在 8 月 18 日〈工业二十条〉第一稿完成后，他对其中讨论的主
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承认在发展工业之前必须增加农业生产，他认为工业要向公社提供农业机械，帮助提高农
业产量。当时中国的工业尚不具备出口产品的能力。为了按计划增加技术进口、改进中国的生产能力，他准备出售石油、
煤炭和手工艺品。最初应当先引进一些采矿设备，这样可以使中国增加石油和煤炭生产。从整体上说，邓小平强调发展
科技、改进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性。他要求制定新的规章制度、更好地落实措施和组织纪律。他还支持向从
事艰苦和危险行业的劳动者支付额外报酬。[4-14]起草者于是进行了修改，把邓小平的意见吸收到文件之中。
9 月 5 日，20 家大型国企的代表被请到会上，让他们对〈工业二十条〉提意见。[4-15] 10 月 25 日完成了新一轮
修订，这恰好是毛远新首次向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的同一天。虽然起草人小心地把它称为「毛主席的
计划」，张春桥还是在 10 月 29 日指责说，「二十条」只引用了文革之前的毛主席语录。胡乔木赶紧又搞出一稿，把
文革期间的毛主席语录补充在内。他后来自责说，自己未料到这会招致毛的批评，给了他藉口在年底将邓小平撤职。「四
人帮」成员没有参加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但是当 1976 年初邓小平的问题成为政治问题时，他们立刻加入了批判，把「二
十条」称为三株「大毒草」之一，说它提倡物质奖励，忽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
〈工业二十条〉形成的同时还制定了一个十年规划，用来为 11 月召开的计划工作会议作准备。10 月 5 日，邓
小平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国务院会议，讨论成稿很快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他批准了这个草案并在 10 月 27 日将其
送交毛泽东。毛同意把它印发给中央和各省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4-16]
经毛泽东批准，全国计划会议在 11 月 1 日召开，专门讨论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 年-1980 年）和 1976 年的
年度计划。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对十年规划提出修改意见，有些意见被纳入了修订稿。同时，对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的
讨论仍在继续，12 月底草稿被送交毛主席。[4-17]
新制定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是谨慎的计划派的明显胜利，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努力克服计划工作的混乱局面，现
在终于如愿以偿。[4-18]但是，在这些谨慎的计划派和制定出更有野心的十年规划的理论家之间也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
在 1980 年代将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科学院
1975 年 6 月，邓小平把精力转向重整中国的科学事业。文革期间，在汇聚了大量高级科学家的中国科学院，每
250 个科学家中就有 1 人被迫害致死；中科院上海分院的每 150 人中有 1 人死于非命。即使在社会上少数仍然维持运
转的研究机构中，科研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干扰。[4-19] 在文革前夕的 1965 年，中国科学院有 106 个下属研究单位，科
研人员 24,714 人。[4-20] 到 1975 年时只剩下 13 个研究所、2 个研究室和 2,000 多名人员，其中有 1,800 名干部或科
研人员，200 名后勤人员。在 1975 年，很多下放农村的科学家还没有回来。邓小平在 6 月 29 日对胡乔木说，政研室
首先要对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包括选拔新领导、恢复科学着作的出版。因此，对科学界的整顿是从中国科学院开始，
随后扩大到其他研究机构的。
邓小平亲自决定由胡耀邦（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领导中国科学院的实际整顿工作。7 月中
旬，华国锋代表邓小平和党中央对胡耀邦说，党希望中国科学院在四个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胡耀邦首先要对中国科
学院进行摸底调查，把情况汇报给中央，然后搞一个整顿计划。 [4-21]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完成后，再整顿其他科研机构枣
隶属于国防部、分管经济的各部和地方政府的科研机构。之后要对学校和出版系统进行整顿。
胡耀邦率领一个三人小组，带着整顿的命令于 7 月 18 日来到中国科学院。他宣布，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科学院已
经结束，工宣队和军宣队都要离开。中科院过去被下放农村的人现在可以回到自己的单位重新工作。要让科研人员获得
必要的研究文献，包括外文出版物。[4-22]
几周之后，胡耀邦召开了有中国科学院人员和各主要部委代表参加的一系列会议，探讨中国在未来十年的科学技
术需求。这些会议标志着向制定十年科学规划迈出的第一步。从 8 月 15 日到 22 日，胡耀邦又和相关的党委干部开会，
讨论中国科学院的重建和主要领导人的选拔。他宣布，中国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包括科学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
[4-23]在整个 9 月份，胡耀邦与各研究所的领导开会，讨论如何克服他们工作中的具体障碍。在去各研究所之前，他全面
研究了有关各所的材料，并与熟悉所内工作情况的人员交谈。
胡耀邦能够设身处地为受过罪的人着想，因为他和他们都是被迫害的幸存者。他十几岁便加入共产主义运动，不
久后险些因某些有问题的社会关系而被判处死刑；文革期间，他在获准回京重新工作之前也受过迫害。恢复工作的科学
家觉得能与他亲近，对他产生了信任感：这是一个理解他们苦难的人，因为他也受过苦。此外，经过认真研究，胡耀邦
逐渐了解了各研究所存在的基本问题，他完全信任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团队。
他还帮助解决中科院人员的个人生活问题，例如改善他们生活条件、把家属从农村调到北京。事实上，他指示各
所的干部把全部下放农村劳动和「学习」的人员列出一份名单，绕开繁文缛节把他们调回来。他不怕替他们说话，为他
们的事业出头。每次他在某个研究所讲话都会成为一件很轰动的事。他很快就成了中国科学家群体心目中的英雄。
9 月 26 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了中国科学院在拨乱反正、选拔新领导和恢复工作方面的进展，邓小平充分肯
定了胡耀邦的工作。[4-24] 10 月 4 日胡耀邦被正式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他上任之后为各研究
所任命了三套领导班子：一套管党，一套管业务，一套管后勤。他尊重专家，明确表示业务上的事由他们说了算。[4-25]
该年年底邓小平受到批判时，胡耀邦正在为各研究所任命新的行政领导，政治气候一变，任命进程也随即停了下来。
在制订中国科学院的整顿计划和为成立单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制订计划的同时，胡耀邦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着
手制订了一个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的十年科学规划。由于仓促上马，胡耀邦主要利用了 1956 年批准的现成的十二年规划
（1956 年-1967 年）。新规划的第一稿于 8 月 11 日完成，即胡耀邦召开一系列中科院研究所会议之前。它肯定了建
国后前 17 年（1949 年-1966 年）取得的进步，在这个时期大约培养了 15 万名科技专家，但后来他们都被「四人帮」
打成「资产阶级」科学家。文件的起草人为表明政治立场，引用了 1962 年毛泽东说过的中国要继续搞阶级斗争的话，
但文件的重点是为促进「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提供稳定的工作条件。[4-26]规划说明了当前农业、工业和国防急需的技
术，也谈到了发展尖端技术的战略，如计算机、镭射、遥感、仿生学以及在核能、粒子物理和其他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
[4-27]
邓小平在审阅文件时担心毛泽东的反应，他指示胡耀邦和其他起草人把分散引用的毛主席语录集中在一起，以清
楚表明文件遵循了毛的总的观点。他对撰稿人说，要肯定前 17 年的成绩，同时要少谈后来的问题。邓小平还说，文件
的篇幅也要压缩。
邓小平让胡乔木负责修订工作。胡乔木在 8 月 26 日给起草人写了一份有关邓小平的意见的说明，然后监督了修
订工作，他希望最后的文件能够更符合毛的口味。9 月 2 日完成的第四稿不再提前 17 年取得的科学进步，改为讲建国
后整个 26 年以来取得的科学进步，这样就避免了批评文革。文件宣布，要在 2000 年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
赶上甚至超过世界科技水平。文件还说，科学工作者要继续自我改造，与工农相结合。行动部分具体说明了科学家要在
基础研究方面带头开创新的科研领域，这是他们支持四个现代化的使命的一部分。报告最后宣布，为了实现毛主席的目
标，需要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杰出科学专家。文件指出，虽然不能说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但如果适合于中国，就要以开
放的心态向外国人学习。[4-28]
在 9 月 26 日讨论该报告的国务院会议上，胡耀邦讲话时，邓小平不断插话。胡耀邦讲到追上世界科技水平时，
邓小平强调说，对中国目前的水平还是要谦虚一点，因为我国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其他国家太多。邓小平一再插话，反
映了他要振兴中国科学的热情枣他一再说，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一步。邓小平强调，要支持真正优秀的少数科
学家，不要在意他们性情怪僻。解决他们的住房和其他一些生活问题很重要：他们的孩子要送进好的托儿所，还在农村
的配偶都应当允许调到北京。邓小平说，1950 年代他在苏联时就了解到，苏联的原子弹的基础工作就是由三位只有三、
四十岁的年轻人完成的。邓小平批评说，相比之下我们并没有善待杰出的半导体专家黄昆，如果北京大学不用他，可以
让他来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支持他的工作。
邓小平接着说，虽然他的法语和俄语说得都不好，但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学习外语，以便能够阅读国外文献。
他们也要学习科学理论，如果不懂数理化，不管有什么文凭都没有能力搞科研。他还替那些在文革中挨批但仍坚持做研
究的科学工作者辩护，说他们「比占着茅房不拉屎的人，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4-29]
邓小平批评说，有些人甚至不敢提「专」字。在他看来，国家应当爱护自己的专家。中国要在工厂引进自动化，
要支持能够从事这项工作的科技人员。他知道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仍在持续，因此强调说科技人员也是劳动
者。他指示说，十年科学规划经过修改后要送交毛主席和政治局委员。[4-30]
邓小平很少像在这次科学会议上那样激动。他不但不时插话，而且大力主张科研必须在四化中起带头作用。但是
他又认为，为了发挥这种带头作用，不必进行全面整顿。[4-31] 科技部门的 45,000 名干部不需要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全
部调动，只动其中的 5,000 人就够了。关键是各级领导班子。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做事的人，为什么还要保留他们
的职位？为什么不能提拔知识水平高的人当研究机构的领导？挑战是艰巨的，关键要依靠四十出头的科技人员和领导干
部，以及那些年龄更大、在文革前受过教育的人。他说，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一些大学只有西方中学的水平，它所面对
的危机将阻碍整个现代化工作。[4-32]
胡乔木在 9 月 28 日把邓小平的讲话吸收进了第五稿。报告必不可少地歌颂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也大胆
宣布政治理论不能代替科学。毛泽东第一次看到的就是这个第五稿。恰恰是在这时，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应毛泽东之邀
来北京看望他。毛向侄子表示，他对邓小平及其在清华大学的整顿工作有意见。毛泽东对科学规划也很恼火。他的怒气
集中在一句话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胡乔木在最后一稿加进去的。毛泽东坚信，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4-33]
此时，邓小平发展社会科学的规划也有了成果。他本人很重视振兴自然科学，但他也同意要为哲学和社会科学注
入新的活力。尽管这个领域深具政治敏感性，邓小平仍大胆提出，社会科学十分重要，需要成立一个单独的社会科学院。
1975 年 8 月 30 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乔木发布了成立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的「国务院第 142 号令」。
胡乔木在这个文件中提出成立一个独立的科学院的计划，此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还宣布，社会科学研究机
构要逐渐恢复出版专业刊物，为了给他们的工作打下理论基础，首先要办一个面向非专业读者的综合性刊物。为了减少
受「四人帮」和毛泽东批评的风险，邓小平指示说，杂志采用的稿件一律送政研室审查，以避免一切有可能激怒激进派
的言论。胡乔木在创办刊物的请示信中采取了预防措施，宣布刊物将遵循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胡乔木在 10 月 4 日完成了有关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的请示报告，邓小平在次日便把它送交毛泽东。毛在 10 月
6 日批准了文件，包括出版第一期新杂志《思想战线》。很快又召开了研究这个杂志的座谈会。但是 10 月 25 日邓小
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批评后，出版杂志的计划戛然而止，那些文章从未面世。胡乔木想继续落实这个计划，但政研室
受到毛的压力，不得不在 1976 年 1 月 17 日宣布它不再承担指导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工作。[4-34]恢复中国社会科学这项
大事业还没有真正起步就流产了。
文艺界的小「百花齐放」
邓小平在促进文化领域的任何变化时都要特别小心，因为毛泽东在对文艺工作的控制上特别敏感善变。文革期间，
毛泽东让江青严密控制着一切文化活动：除了她的样板戏之外不允许上演其他任何剧目。所有杂志也基本上全部停刊，
只有很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得以出版。书店里只卖《毛选》、革命英雄故事、为数不多的教科书和少量初级技术教
材，书店门可罗雀。很多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在那里参加劳动，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他们没有机会读小说和故事。
但是，易变的毛泽东在 1975 年觉得小说戏剧的创作太少了，他对邓小平抱怨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
错误就挨批。百花齐放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4-35]得到毛的允
许后，邓小平立刻印发了毛的指示并在党内传达。知道自己不熟悉文艺工作，邓小平当天枣就是 7 月 9 日枣便把政
研室里老资格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让他们搜集文化、科学和教育领域的出版物，以搞清楚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毛泽
东的「双百」方针。他们的判断是文化生活死气沉沉，这就为有限扩大可以允许的文化活动范围铺平了道路。[4-36]
在向邓小平抱怨文化缺乏活力的几天以前，毛泽东让秘书交给政治局一封信，宣布要释放周扬枣他在文革以前
相当于中国的文化沙皇。毛说：「久关不是办法。」周扬的妻子于 7 月 12 日得到了丈夫获释的消息。很快，受到周扬
牵连的很多著名人士也被释放。几天以后毛泽东对江青说，他希望看到文艺工作有更大的创作空间，对作家要宽宏大量
一些。他表示，作家有思想问题，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做工作。[4-37]
但是，毛泽东仍然让「四人帮」掌管着中宣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些文
化机构。实际上，从 1975 年 7 月起，他让「四人帮」和邓小平来回拉锯。「四人帮」对任何批评毛泽东的言论，无论
是公开的还是隐晦的，一向十分警惕；邓小平则在胡乔木的支持下推动了一场小规模的「百花齐放」。他和胡乔木对毛
泽东允许放宽活动范围的任何暗示都不放过，会随即采取行动，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出轨，以防引起毛的注意。
因此难怪周扬的获释继续成为双方冲突的根源。毛泽东在 7 月 27 日宣布，周扬的问题不是敌我矛盾，没那么严
重。邓小平在第二天就把毛的话四处传达。可是「四人帮」仍然想方设法阻止完全恢复周扬的工资和职务。在这场拉锯
战中，江青还阻挠周扬得到参加国庆庆典的特别邀请。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气愤地表达了不满。[4-38]
另外一些小冲突因电影而起。胡乔木碰巧看到一些文件，表明「四人帮」在压制一部对工人和某些老干部枣特
别是令江青讨厌的余秋里枣进行歌颂的电影。胡乔木于是授意电影剧本的作者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批准电影的发行。
他还为作者出谋划策，让他写信时不要感情用事，要字字有据，不要偏激，以便让人觉得这部电影确实应该得到公演。
剧本作者接受了胡的建议，他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是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导来创作这部电影
的，电影表现了工人作出的贡献，工人们为此感到自豪，他们很喜欢这部电影。[4-39]
扩大文艺自由的一大突破就发生在 7 月 25 日毛泽东看了这部名为《创业》的电影之后。该电影歌颂了开发大庆
油田的余秋里和一批工人，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受到毛的赞扬。胡乔木估计，既如此，毛应该会对该片有好感，于是指示
收集有关材料。7 月 25 日，刚做完眼部手术而视力大为改善的毛泽东看了电影，心情不错。[4-40]他因口齿不清，便写了
几行潦草的大字，每页有五到十二个字，一共写了六页。他写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
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第二天邓小平正在主持政研室开会时接到了毛的信。他中断开会，把信大声读了一遍。毛在信中说，文化部太粗
暴，连这样的好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邓小平很快就把这封信公之于众，让文艺界大受鼓舞。自文
革以来，这还是「四人帮」的文艺政策第一次受到公开批评。胡乔木关心的是继续得到毛的支持，因此告诫剧本作者不
要夸耀自己的成功；他还建议作者的妻子给毛泽东写一封感谢信。[4-41]
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突破。他批准了另一封致毛泽东的信，内容有关根据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的电
影《海霞》。后来，胡乔木和邓力群、甚至邓小平本人都帮助作者和作曲家给毛泽东写信，让他同意扩大文艺创作的自
由，在一些事上他们也确实取得了成功。
鲁迅被公认为 20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毛泽东十分崇敬鲁迅也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江青在 1970 年代却对出
版鲁迅的书信之事横加阻挠。在 1975 年秋天，鲁迅之子周海婴根据胡乔木的建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准许出
版父亲的着作。胡乔木把信交给邓小平，由他转交毛泽东。毛回信说：「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
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到 1981 年时，包括注释在内的 16 卷《鲁迅全集》得以全部出版。[4-42]
在 1975 年 7 月之后的几个月里，毛泽东对文化生活的支持使「四人帮」退居守势。王洪文正在上海和浙江安抚
造反派。姚文元被派到上海后发牢骚说自己与普通市民无异，「挤公交车上班」。[4-43]江青仍在北京，但她被管得很严，
无法阻止人们接二连三地请求毛泽东增加文化作品的供给。
杂志恢复出版的速度要比小说慢一些。已于 1966 年停刊的《人民文学》杂志在 1975 年夏天宣布即将复刊。不
难预料，「四人帮」试图阻止《人民文学》复刊，未能得逞后他们又试图对杂志的内容尽量施加影响。邓小平领导着《人
民文学》与「四人帮」的斗争，但他在 10 月上旬开始受到批评后，保守的文化部又占了上风。1976 年 1 月《人民文
学》第一期出版时，邓小平已经控制不了它的内容了。[4-44]
周荣鑫恢复高等教育的努力
1975 年夏天，邓小平和他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等人果敢地开始着手恢复中国的高等教育。文革期间仍在开课的大
学寥寥无几，而它们也不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机构。毛泽东在 1968 年 7 月 21 日就作出指示，大学的学制要缩短，要
从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学成后还要回到生产第一线。1970 年 6 月又宣布，要让工农兵而不是学术人员管理大学。大
学都要建校办工厂，让学生能够用一部分时间在工厂劳动。1971 年 8 月 13 日又发布正式规定，上大学要通过推荐而
不是考试。[4-45] 这些改变对中国高等教育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科学家在 1973 年 5 月访问过中国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后
的结论是，该校的科学教育大体相当于美国初等技术学院的水平。[4-46]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和其他激进派很难反对开办军事院校，部分是基于这一点，他开始恢复高等教育。在文革期间，
中国最好的军事科技大学枣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枣的很多人被调往长沙加入长沙工学院，以提高该校水平。[4-47]甚
至在普通院校恢复正常工作之前，少数有学术前途的知识分子就已经被允许进入这所学校和其他一些军事院校，理由是
他们的研究与军事有关。
其他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处境却很严峻。1972 年尼克逊访华后不久，北京大学的行政领导周培源应邀向周恩来汇
报中国的科学现状。周培源鼓起勇气说，中国在所有 32 个科学领域都已经大大落后。[4-48] 此外，随着毛泽东在 1974
年元旦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学者们恢复正常工作的一线希望也化为泡影。[4-49]科学的进步仍然有待来日。
周恩来在 1974 年 12 月与毛泽东谈话回京后，又燃起了恢复高等教育的希望。在这次会面时，他答应让「四人
帮」的人负责文化体育部门，但竭力争取让他推荐的人选周荣鑫主管教育，并且得到了毛的批准。周荣鑫过去与周恩来
没有什么关系，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党务工作，但是他上过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1961 年短期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
他在任教育部副部长时开始拟定真正的大学教育计划，但并未得到毛的批准，第二年他的计划便无果而终。
1975 年 1 月担任了教育部长后，周荣鑫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支持下，再次计划恢复高等教育。[4-50]为了减少毛
泽东提出反对的风险，他谨慎地重申政治学习的重要性，包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有关教育的教导。但是他也试图进
行真正的改革。从 5 月到 9 月，教育部根据周荣鑫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多次讨论教育工作的座谈会。教育部还出版了一
个刊物《教育革命通讯》，周荣鑫借此向在高等教育方面真正有经验的人表达自己的看法。[4-51]他大胆指出，工农兵学
员在大学里上一年学，不可能学到过去的学生在三年里学到的东西。他还大胆地说，工农兵学员上完大学后再回到原来
的工厂或农村，无法满足国家对受过培训的干部和科技专家的需要。[4-52]
邓小平完全支持周荣鑫。他在 9 月 26 日的讲话中说，所有的现代化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需要受过高
等教育的专业人员，但中国的大学却下降到只有其他国家的中学的水平。一年以前，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小心翼翼地对
邓小平说，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严重问题。令他们大感意外的是，邓小平回答说，他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
他希望他们把这种观点也讲给党的其他干部听一听。[4-53]
在 9 月 27 日至 10 月 4 日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再次谈到要改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他说，为了响应
毛主席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国家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他还说，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为了让教师好好教书，
必须改善教师的地位。[4-54]这些话在几年之后听起来也许像是常识，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邓小平是很有勇气的，他
冒着让毛泽东发怒的风险。
邓小平在 1975 年甚至建议，学生不必中断学业参加两年劳动就可以直接从高中升入大学。实际上，诺贝尔物理
学奖得主美籍华人李政道在 1972 年 10 月会见周恩来时就提出过这种建议；1974 年 5 月 30 日李政道向毛泽东提出
这个建议时，毛泽东甚至也表示同意。然而，1975 年 11 月，这个当时被称为「周总理指示」的想法却成了批判邓小
平想重新使用「走资派」、「刮右倾翻案风」的理由之一。[4-55]只要毛泽东还在人世，邓小平是无法实现让大学恢复正
常教育这一目标的。
同时，周荣鑫在邓小平的鼓励下开始起草一份指导教育政策的文件。11 月 12 日文件第三稿完成时批邓已经开始，
但草稿的基本要点并没有变：对于从 1949 年到 1966 年上学的人，他们所受教育的价值应当给予肯定（不应把他们划
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恢复专业化的高等教育，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时间应当延长；要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
两天以后的 11 月 14 日，周荣鑫被叫到政治局会议上，他的建议受到了猛烈批判。[4-56]
对周荣鑫的批判甚至比对邓小平的批判还要严厉。他在 1975 年 12 月不断挨批，直到病倒被送进医院。尽管如
此，他仍被从医院揪出来参加了五十多场批斗会。最后，周荣鑫在 1976 年 4 月 12 日上午的批斗会上昏倒并于次日黎
明前去世，年仅 59 岁。[4-57]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一时归于沉寂。
将邓小平撤职的前奏：1975 年秋
晚年的毛泽东很少把时间用在治国的具体事务上，而是花大量时间沉溺于他所喜爱的文史之中，而且很留意其中
的内容对当前政局的意义。1975 年 7 月 23 日动眼部手术之前，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从 1975 年 5 月 29 日起，北
京大学中文系的女教师芦荻来给他读古典小说，并且与他一起讨论。芦荻在 8 月 14 日记下了毛泽东对古典侠义小说《水
浒传》的评论，其中包括毛的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梁山义军的故事对当代也有意义。[4-58]毛的这个看法传到了姚文元
那里，他便抓住机会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他们跟宋江一样是丧失了革命热情的投降派。[4-59]
邓小平虽然察觉到了麻烦，但在 8 月 21 日的政治研究室会议上，他试图使事态得到控制。他说：「就是文艺评
论，没有别的意思。」[4-60]然而毛泽东却另有打算，他要让辩论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进行。毛已经在担心邓小平会像周
恩来一样热衷于解放对文革十分反感的大批老干部。显然，人们很难阻止毛泽东的疑心日重。[4-61]由于直接谈论毛泽东
死后邓小平可能会如何对待毛的历史遗产在当时还过于敏感，「四人帮」便采取间接手段，讨论赫鲁晓夫如何抹黑史太
林。批邓的人警告说，他最终可能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既然邓小平以「打击派性」做幌子将造反派撤职，让老干部卷
土重来，难道他们不会抹杀毛主席的威望，对毛主席和打击过他们的造反派进行报复？
江青一直在寻找既能讨好毛泽东又能批邓的机会，她抓住了毛泽东评《水浒传》所提供的机会。从 8 月 23 日到
9 月 5 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告诫读者《水浒传》中的义军领
袖宋江是一个反面教材。江青也开始更嚣张地指责邓小平等人从事的整顿工作。9 月 15 日，她利用一次大型会议（「全
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恶毒攻击。她借《水浒传》指桑骂槐，指责一些高级干部想架空毛主席。
然而，毛泽东在 1974 年秋天以后想实现安定团结，一直对江青加以限制。他觉得江青在大寨会议上胡闹，话说
得太过火。唐闻生把江青的讲话稿交给毛泽东过目时，他说这个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没有允许它发表。他还让
江青以后少说话。[4-62]很多高级干部猜测毛对不断批判以前的造反派、继续为老干部平反已经有所不满，但评《水浒传》
的运动当时还是平息了下来。
在这期间，周恩来也感到了评《水浒传》运动的压力，1975 年 9 月 20 日他进手术室之前把自己关在医院一个
小房间里，仔细阅读了有关 1931 年他从事地下工作时一桩案子（「伍豪事件」）的录音记录稿，该案称他涉嫌向国民
党送情报。[4-63]他在进手术室之前对妻子邓颖超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邓颖超把他的话告
诉了汪东兴，请他转告毛泽东。[4-64]看来周恩来就像毛泽东一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也很担心自己在党内的名声。
关于清华大学的冲突：1975 年秋
1975 年 7 月 23 日动过眼部手术后，毛泽东开始阅读以前无法阅读的文件。他越看越觉得邓小平走得太快，已
经超出了恢复安定团结的范围。[4-65] 10 月份毛泽东开始关注清华大学，他早在 1969 年就把「六厂两校」枣两校是指
清华和北大枣树为全国的样板，因此心里一直想着该校。文革早期曾经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人在 1975 年一批接一批受
到邓小平的批评，毛一直忍着没有发作。但是邓小平在清华大学的事情上走得太远了。[4-66]
邓小平这一代政治领袖中没有人上过大学，但是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和他那个时代另一些聪明的共产党人，如
周恩来、叶剑英、胡耀邦和赵紫阳，本能地愿意与知识分子相处，深信他们的帮助对现代化事业至关重要。邓小平知道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敏感，但是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功整顿使他对维持毛的支持有了信心，便在 1975 年末
开始尝试虎口拔牙：把整顿工作推向清华大学，尽管他知道毛泽东对那里有着特殊的关心。
1975 年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都是文革初期作为「工人宣传队」成员来到清华
的造反派。迟群原是军人，当过负责保卫中南海的 8341 部队（「中央警卫团」）的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在 1968 年
被汪东兴派到清华大学。这个铁杆的造反派后来当上了大学党委书记。他在清华的战友谢静宜从 1958 年到 1968 年担
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毛一直用通常称呼晚辈的方式叫她「小谢」。「小谢」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清华大学
党委副书记。迟群和谢静宜虽然有激进派的支持，但清华大学的知识分子都把他们视为难以忍受的意识形态狂。
邓小平在 1975 年 8 月扩大整顿范围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看到了希望。他过去是胡耀邦在共青团中的部
下，在校内一些知识分子的鼓动之下，他于 8 月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迟群过着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毒化校园
气氛。刘冰在信中说，迟群既不看文件，也不接见外人，工作不负责任；他经常酗酒，发脾气，辱骂别人，有时还大发
雷霆，往桌子上摔杯子，男女关系上也很不检点。刘冰向胡耀邦请教有什么适当的渠道可以把信送给毛泽东，胡耀邦建
议他先把信交给邓小平。邓小平马上就大胆地把信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既没有答覆刘冰，也没对邓小平说什么。可是迟群知道了这封信。他立刻召开党委会，批判「清华的党委
内部支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即刘冰及其支持者。不久后刘冰又写了一封信，把矛头也指向谢静宜。他说，身为党委
书记的迟群在谢静宜的支持下，阻止在校内传达邓小平的讲话和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指示（周荣鑫宣布学生不必再用三分
之一的时间从事劳动，要减少低学历的工农学生的数量，把重点放在培养科技专家上）。李鑫等人劝邓小平不要转交刘
冰的第二封信，因为毛泽东对两间样板学校十分敏感，然而邓小平不为所动，还是把信转给了毛泽东。[4-67]
10 月 19 日，毛泽东把李先念和汪东兴等人叫去开会，却没有叫邓小平。主席对他们说，刘冰「信的动机不纯，
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谢在 1968 年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毛泽东问，刘冰为何不把
信直接交给他，还要让邓小平转交？他让他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刘冰的当」。[4-68] 根据毛的指示，邓小平在 10
月 23 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的指示。北京市委的高官又把毛的指示传达给了清华大学党委。
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注意到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十年规划第五稿中令他反感的引文。这个提纲引用毛的
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看过之后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他说，这样说等于把科学技术看得和阶级斗争
一样重要，他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在毛看来「阶级斗争是纲」。邓小平被毛泽东叫去训了一顿后，让负责起草文件的胡
乔木去查找出处。胡乔木经核对后发现毛泽东是对的枣他从未说过那样的话。胡乔木仅仅是从毛的着作中偶尔看到了
一个类似的观点，他作为编辑稍稍改动了一下措辞。[4-69]毛泽东允许邓小平纠正文革造成的很多破坏，但他仍抱着遮羞
布不放，相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现在邓小平却向这块遮羞布动手了。假如毛泽东仍在世时邓小平就敢篡改他的指
示，打击他在清华大学的宠儿，那么毛去世之后，说不定他还能干出什么事来。
毛泽东的新联络员毛远新：1975 年 10 月-1976 年 4 月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尊重其意见的疑心日益增长，同时他对自己的联络员「两位小姐」（唐闻生和他的远亲王海容）
的怀疑也有增无减。她们正在变得过于亲近邓小平。[4-70] 毛说，她们就像「沉船上的耗子」。[4-71]毛泽东已届风烛残年，
邓小平正冉冉上升，不能再指望她们忠实于他这艘正在下沉的船了。确实，即使在失宠于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仍然不时
与她们见面。[4-72]
由于 1972 年尼克逊访华时唐闻生发挥过关键作用，因此当朱丽?尼克逊（Julie Nixon）和大卫?艾森豪威尔
（David Eisenhower）在 1976 年元月 1 日至 2 日访华时，毛泽东仍让唐闻生担任翻译。[4-73]但这也是她最后一次给
毛泽东做翻译。几周之前毛泽东已经开始依靠另一个联络员枣他的侄子毛远新（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
物〉）。
毛远新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富有经验的干部，热衷于执行毛的指示。他在前往新疆（他父
亲成为烈士的地方）参加 1975 年 9 月 30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庆典的途中，于 9 月 27 日在毛泽东的北
京住所暂住。像往常一样，他向伯父详细汇报了东北的情况。他说那里有两派意见，一些人认为文革是七分成绩，也有
人认为文革是七分失败。他说，否定文革的声音甚至比 1972 年林彪死后周总理批极左的调门更高。
参加了新疆的庆典后，毛远新回东北花一周时间处理自己的事情，然后便到北京当上了伯父的专职联络员。毛远
新对伯父心存敬畏，与之有相同的激进观点。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干部和毛泽东的侄子，他的联络员角色要比「两位小姐」
权威得多。在毛泽东部署几乎每天开展的批邓运动时，他也比她们发挥了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一些拥护邓小平的人后来说，是毛远新使毛泽东对邓小平起了疑心。例如，他让毛泽东注意到邓小平在毛已经批
准的文件下发前对其所作的一些改动。其实毛泽东在毛远新到来之前就已经对邓小平起了疑心。[4-74]还有一些干部确信，
毛远新在传达毛的指示时塞进了他自己的一些观点。
不论是否如邓的拥护者所说，是毛远新将毛邓之间的问题升级，毛远新确实抱持激进观点。1974 年底他在辽宁
时就与迟群有过一段合作，两人一起推广「朝阳经验」，目的是向学校提供适合培养农村干部需要的教材，以此进行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