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剧种在全国都有了观众。邓小平退休后，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国家文化继续扩
张。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中国人保留着对自己所属的村庄、县、方言群体或省份的认同感；少数民族成员总
是认同他们自己的族群。但是在邓小平时代，一种真正的国家文化的成长，以及对异域文化的更多了解，大大加强了人
们对整个国家的认同。
当邓小平退出政坛时，大批在沿海地区打工数年的年轻人返回家乡，他们不但带回了沿海地区的商品，而且带来
了使他们能够自己办企业、为内地建立新标准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加快了全国性城市文化的传播速度。虽然内
地居民钱不多，但他们仍能紧随沿海地区居民之后买到一些产品，那往往是以更便宜的方式生产的仿制品。可想而知，
昂贵的商品，比如汽车，向内地扩散的速度要比小件消费品慢得多。但是在邓小平时代结束时，甚至这类商品也开始慢
慢进入中国内地。可是在邓小平退休的 1992 年，符合国际一般舒适标准的农村住宅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农村地区的小
学条件仍然大大落后于城市中较好的学校。
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以及一种更强大的国家文化的发展，并非来自邓小平或他的同事的计划。邓小平
确实想打破军队中的地域观念，使士兵能够服从来自其他地域的司令员。他也确实鼓励推广普通话教学，使各地居民能
够与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国家文化的成长并不是由计划所致，更多地来自城市中的新机会和城市生活对众多农村
青年的吸引力。不过，这些变化一旦发生，官员便相应作出调整以适应正在变化的现实。他们开始改进地区管理，将城
市周边的农村地区纳入管理范围，允许乡镇和县城在升格为城市时作出调整。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开放性的流动，与毛泽东那种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的所谓革命相比，对社会结构
产生了更加深远的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
公元前 221 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无章法的社会
中国在 1980 年代实行开放时，食品、医药、产品及工厂安全、劳动环境、最低工资、建筑规程等领域几乎没有
任何规则。[24-8] 在 1980 年代初，如果创业者得到一些可口可乐空瓶，再灌进颜色相似的液体，并不存在相关法律来禁
止他把这种东西当作可口可乐或类似饮料销售。在 19 世纪的美国和欧洲，旨在保护民众、对公司的逐利行为加以限制
的法律法规也是缓慢形成的。邓小平统治时期的中国，经历着类似于 19 世纪美国和欧洲的掠夺式资本主义，当时既没
有反垄断法，也没有保护工人的法律。在 1980 年代的中国，当市场爆炸式地增长时，不可能立刻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
的完备的法律法规，也不可能马上训练出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官员。从某些方面看，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类似于 19 世纪
的美国西部，当时那里的地方法律和法院都尚未建立。就像美国尘土飞扬的偏远小镇里带枪的地方治安官一样，中国地
方官员管理着地方市场：由于不存在健全的司法系统，法律由他们自己说了算。
从地方干部和商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无章法的状态有一个好处，就是和那些拥有合乎「法定诉讼程序」要求的精
密法律体系的国家中的领导人相比，它可以使少数几个掌权的领导人更快地作出决定。当邓小平退休时，在西方受过训
练的年轻法学家几乎为每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制定了法律法规，但地方官员的执行却远远落在后面，因为很多人认为这
些规则过于复杂，也不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在某些领域，例如必须与外方密切合作的对外贸易领域，中国很快就采用
了国际规则和法律。随着经济交往从相互认识和了解的小群体扩展到更大的群体，开始涉及到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合
作者，这时便需要某些法律法规以便使协议能够得到执行，并培养起相关各方的相互信任。
文革之后，很多人仍然害怕受到搞资本主义的指责，邓小平在中国建立更灵活、更具活力的经济并非易事。邓小
平很清楚，如果干部过于严格地执行法规，中国经济将难以起飞。他一向更加关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办事。他认为
一定的腐败难以避免，正如他所言：「窗子打开了，难免会有苍蝇和蚊子飞进来。」他需要的是敢闯敢干的干部，他愿
意承担让一些苍蝇飞进来的代价。邓小平的某些子女受到过利用个人关系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为
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敛财。
邓小平也知道，为了让地方干部积极支持改革和创业，必须使他们得到一定的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苏联
和东欧的官员阻挠改革，甚至使其半途而废，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改革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邓小平要让干部致力于
改革，为群众谋福利，因此他允许一些地方干部先富起来，只要他们能为当地带来经济成功即可。邓小平很重视维护党
的地方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在邓小平看来，公开揭露为现代化作出切实贡献的干部所犯的错误，会让他们更难以开展
工作。但是邓小平并不想保护激起民愤的干部，他会随时对因为无视公共利益而受到当地群众反对的干部进行严肃查处。
死刑在中国的使用远比其他国家频繁，以便警告可能犯下类似罪行的人。
在这种无章法的社会中，谋取私利的机会几乎无穷无尽。掌握土地的干部在批准土地使用权时经常收礼。国企「私
有化」时，本单位职工往往能得到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企业股份。国企负责人在完成国家指标后，被允许在市场上出售
产品，于是他们常常把大量精力用在这一类生意上。公家的卡车在完成本单位的主要工作后，可以跑运输做生意，以便
改善单位职工的生活。就像俗话所说，毛泽东时代是一切「向前看」，邓小平时代则是一切「向钱看」。
邓小平给他的接班人留下的这种体制，没有对公私利益作出严格区分。地方干部对于能从他们管辖的企业拿多少
好处，在看法上千差万别：收受春节礼物？给亲戚朋友找工作？拿红包？如果能拿，拿多少现金为宜？子女上好学校或
出国留学的机会？公车私用？由于司法不独立，民众往往不愿意冒险向个人捞好处的当权者发起挑战。对于因建新项目
而被迫搬迁的居民，中国所提供的保护极差，开发商能够和政府官员联合起来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对搬迁户或原土地
使用者的补偿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从中国领导人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和建筑商的这种勾结未必不当，它可以使企业
迅速开工，从而能够更快地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
一些靠关系或特权发财的官员及其家属公开炫耀财富，例如美酒佳肴、汽车、高档服装或豪宅，这让反对腐败的
人愤愤不平。经过勤奋学习通过考试并完成工作，真正有资格升迁的人，看到无能之辈因为跟当权者有特殊关系而得到
了提拔或更多特权，他们也会怒火中烧。
中国的城市和公共场所的建设步伐要远远快于其他大多数国家。例如，在广州或兰州这样的城市，沿江十几公里
的区域，政府在几年内就能拆掉全部老建筑，将其改造为公园。在地铁建设的高峰期，像广州和北京这类大城市能够在
几年内以平均一年一条线路的速度建设地铁。有一些大学，例如拥有上万名学生的南昌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能够在五
年内就建起全新的校园，其中行政楼、教学楼、大讲堂、学生宿舍、教职工公寓、体育场馆和类似公园的校园空间一应
俱全。有了这些令人瞠目的成功故事，在邓小平及其接班人看来，这些土地原使用者的合法权利不应妨碍他们所认为的
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对外国专利和版权疏于保护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类似的问题也曾出现在日本、南韩、台湾和其他寻求使用国外
最新技术的国家和地区。一些中国公司愿意尊重西方的专利和版权，支付费用，以不侵犯合作者利益的方式使用外国技
术。然而很多中国企业并不这么认真。有些中国人在受雇于外企后会开办自己的公司，往往非法使用他们从外企学到的
技术。甚至在执行法律比大陆严格得多的香港，也难以杜绝盗版歌曲和电影；复制的 CD、DVD 和唱片的售价仅相当于
专利产品价格的零头，为从事此类非法行为的人提供了极大的利润空间。当外国公司和政府指责中国侵犯版权法，对其
施加压力时，中国官员会赶紧查封生产和销售这类产品的企业，捣毁复制机器。可是没过多久，另一些无所畏惧的中国
企业又会在别的地方干起同样的生意。
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包括工作时限、车间环境和安全标准，往往比西方 19 世纪早期工业革命时可怕的劳动条
件好不到哪里去。有些企业利用相关劳动法规的缺失，让工人住在拥挤的宿舍里，为他们提供的劳动环境也几乎没有安
全或质量标准可言。[24-9]对于数千万青年农民工来说，能在沿海地区的工厂生活和打工，即使工作很辛苦，报酬也很低，
但仍然比农村的毫无希望的贫困生活强不少。他们愿意超时劳动，甚至因为害怕被解雇而忍气吞声。
利用西方和日本的资本建立并由外国人管理的工厂，尽管也在使用廉价劳动力，但普遍提供了比当地企业更好的
工作条件。很多外资工厂空间宽敞，通风良好，在炎热的夏季，室温会维持在室外酷热的温度以下。这类工厂普遍采用
了有关工作日工时、劳动条件以及工人安全的标准，在克服最严重的超时工作的问题上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在这些工
厂里，一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年轻人也养成了现代生活的基本习惯，如守时、清洁卫生和遵守纪律等。[24-10]
有大批外国企业在中国建厂。截至 2000 年，美国商会在海外的最大分会是在上海，日本在海外的最大商会也在
上海，其规模是美国商会的两倍。但上海的美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的数量与台湾商人相比仍然微不足道。为何会有这
么多境外商人涌向一个法规仍不健全、专利保护也很差的国家？吸引他们的是这里的勃勃生机：决策速度快，落实决策
不必受复杂法律程序拖累，规模巨大的市场迅速成长。有些外国企业家抱怨自己被中方合作伙伴和当地政府所利用，但
也有一些人发现，一定的法律保护，与精明的、善于解决问题的地方官员的可靠关系，向上级部门投诉的可能，这一切
加在一起，足以提供诱人的机会，所以他们愿意为此承担任何可能的风险。
邓小平接班人面临的挑战
邓小平所带来的转型的一个结果是，在他退出权力舞台后他的接班人将在未来很多年面临一系列严重挑战。这些
挑战包括：
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在邓小平时代，政府雇员，包括大型国企的职工，都享受单位提供的公费医疗
和福利，但这些职工只占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24-11]政府预算的规模过小，根本不足以为每个人提供退休保障、医疗和
其他福利。在 1980 年代末，随着市场作用的扩大，高收入人群能够购买良好的医疗服务并自己解决福利问题。但是广
大群众仍得不到医疗和其他福利。
邓小平的接班人所面对的问题是，享受不到这些福利的人怨声越来越大。人口流动的增加所需要的保障措施，是
单个的工作单位无法提供的，政府预算和合格医务人员的数量仍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随着农村公社的取消，农
村不再存在能够及时提供急救和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的单位。随着住房的私有化和国企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所面对的压
力，连大的工作单位也不再能提供足够的福利。因此中国领导人面对的挑战是，增加合格的专业医疗人员的数量，更新
设备，建立能够为包括边远地区的穷人在内的全体国民提供医疗和社会保障的体系枣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国家预算的约
束。[24-12]达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因此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如何以使人觉得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现有的资源
和设施。[24-13]
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邓小平曾面对的最麻烦的问题，大概就是为自由划定界线，使其既能满足知识分子
和一般民众的要求，又能让领导人维持社会秩序。天安门悲剧之后，民众普遍害怕要求更多自由，但这种胆怯不会永远
存在。出版物数量的增多，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惊人扩张，使中共更加难以控制官方认定的危险思想的传播。
和邓小平一样，邓的接班人担心，如果容忍各种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就会释放出公众反对声音的狂潮，像 1989
年那样再次导致破坏社会秩序的示威活动。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找到能让民众感到合理而愿意接受的边界，
然后想办法守住这条得到认可的界线。如今现代通讯技术日臻复杂先进，力图逃避控制的人又极具创造力，政治领导人
能够做到控制民众的思想，避免发生变乱吗？
遏制腐败。邓小平在台上时一直赞成惩办腐败大案，但是当地方干部为了促进四化、加快经济发展而悄悄违法时，
他宁愿视而不见。邓小平接班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各级干部都在想方设法地捞外快。政府官员、医生和国企领导人都经
常收红包。掌握着土地和建设项目审批权的干部不但直接拿好处费，还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股份和资产，接受宴请，
享用豪车。无论地方还是部队的干部，都会向有权提拔干部的人送好处。年轻人要给徵兵的人送钱才能入伍。高层干部
面对的挑战是，这些做法现在已到处泛滥，众多干部或其家属牵涉其中，使克服这类问题变得极为困难。
保护环境。在邓小平时代，虽然他本人确实关心植树造林和扩大绿地，但普遍的贫困使发展经济的要求极为强烈，
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渴望完全压倒了对污染的防治。自邓小平时代以来，随着工业的巨大扩展，烟尘、水资源短缺、河流
污染、酸雨、环境污染对健康的损害和食品污染等等问题有增无减，公众这方面的觉悟也在同步增加。官员面对的问题
是，如何改变造成严重环境破坏的做法。一些贫困地区出现了极为麻烦的问题，那里的矿业和煤炭等其他资源的开采与
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但是要求这些做法延续下去的经济压力同样巨大。中国现在已经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
全国的道路上每年新增数百万辆汽车，重工业的发展很可能还会增加对煤炭的使用，中国将如何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批
评？
维持统治的合法性。毛泽东靠打赢内战，赶走外国帝国主义和统一全中国取得了统治的合法性。邓小平获得合法
性，靠的是在文革的混乱之后恢复秩序，以务实的方式处理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个新的
时代，邓小平的接班人该如何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呢？
邓小平的接班人受到压力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更加成功地阻止腐败的泛滥，也没有为解决不平等问题采取更多的
措施。克服这些问题将来有可能变得更为困难：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风险是，很大部分人还没有机会享受早
先经济增长时期带来的好处，经济就陷入滑坡。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必须从经济增长以外寻找合法性来源，
抓紧在解决某些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减少腐败和不平等，提供合理水平的普遍医疗和福利，想办法证明在选
拔官员时是尊重民意的。
作为超级大国的中国：邓小平的遗产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出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发展，他的最后一次努力枣南巡枣使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
这种增长带来一个问题：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开始与美国匹敌时，中国将如何作为？邓小平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会做什么？
邓小平认为，领土纠纷应当先放到一边，让更聪明的后人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他所理解的大局是，不要对边界
纠纷过于激动，重要的是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
邓小平相信，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和平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他于 1974 年在法国的短暂停留和
次年的国事访问中，加强了与欧洲的关系。他不但在 1978 年改善了中日关系，成为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领导，而且
支持推动文化交流以全面加强两国关系。他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通过成功访美加强了中美关系。他开放了与南韩的
贸易，为他南巡后不久两国建交铺平了道路。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经过 30 年的紧张关系之后，于 1989 年同苏联
恢复了正常交往。总之，他改善了中国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关系。
1974 年，作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压迫和剥削其他国
家，全世界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把中国视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一道推翻它的政府。1991 年 8 月，
听到苏联领导人亚纳耶夫（Gennady Yanayev）对戈巴卓夫发动政变的消息后，王震给党中央发电报，提出中国应当
表示支持亚纳耶夫的政变，邓小平回答说：「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24-14]在邓小平看来，中国不应插手其
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在邓小平之后的年代，由于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中国的一些安全专家就像他们的美国一些同行一样，开始争论中
国在强大之后应当继续韬光养晦，还是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从 2010 到 2011 年，经过几个月的争论枣其中一些中国
领导人主张更多采取攻势，这场讨论以赞成中国继续与各国保持和谐友好的关系而收场。人们无法预见中国未来的领导
人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
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
[24-1]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omas J. Barfield,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Eng.: Basil Blackwell, 1989); Paul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24-2]转引自 E. Backhouse and J. O. P. Bland, Annals &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4).
[24-3]Linda Jacobson and Dean Knox, "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 SIPRI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Policy Paper no. 26 (September 2010), p.
22.
[24-4]关于国际贸易体系，请参见 Edward S.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5]有关中共的一般着作，见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0); Yongnian Zhe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4-6]参见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s 1,
2, and 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 1 (November 1964): 3-44; 24, no. 2 (February
1965): 195-228; 24, no. 3 (May 1965): 363-399.
[24-7]关于将城市的先进物质带到乡村，可以参考 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d Leslie T. Chang,
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2008).
[24-8]有关的法律着作见 Stanley B. Lubman, 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Randall Peerenboom, 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ianfu Chen,
Chinese Law: Context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2008).
[24-9]Anita 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Chang, Factory Girls.
[24-10]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有关在中国外企工厂曝光的超时用工现象，见 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24-11]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Gail E. Henderson and Myron S. Cohen, The Chinese
Hospital: A Socialist Work Uni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4-12]Deborah S. Davis,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Scott Rozelle and Jikun Huang, "The Marketization of
Rural China: Gain or Pain for China's Two Hundred Million Farm Families?" in Jean C. Oi, Scott
Rozelle, and Xueguang Zhou, eds., Growing Pains: Tensions and Opportunity in China's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Calif.: Walter H.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2010), pp. 57-85.
[24-13]Martin King Whyte,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14]作者 2010 年 12 月与中共党史专家沈志华的交谈。
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陈云
邓小平和陈云自 1930 年代起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他们都在上海，都参加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25-1]
从那时起直到 1980 年代，他们在党内斗争中大都站在一起。两人在 1953 年主动向毛泽东揭发高岗，从而阻止了中共
在 1950 年代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分裂。在 1960 年代中期，两人都受到毛泽东的排挤，但也都免于灭顶之灾。不
过从 1981 年到 1982 年开始，这两位领导人的长期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他们对发展速度发生了意见分歧。1984 年以
后，当邓小平开始推动城市改革和加快发展时，他们的分歧变得更加尖锐。他们分别成为中共高层干部中更广泛团体的
代言人，成了著名的「一山二虎」。
陈云和邓小平继续为党的利益合作共事，尽量不让外界知道他们之间的分歧。但是在 1980 年代，尤其是 1984
年以后，这种分歧成为党内政治路线的分界线。陈云一向担心冒进，他不太愿意冒险，对遏制通货膨胀更为坚决；他对
苏联有较多好感，不愿跟资本主义国家加强联系，不愿扩大市场作用，更坚定地按党内程序办事。邓小平则更喜欢进行
试验，突破条条框框，向西方敞开大门，敢闯敢干。陈云和邓小平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陈云在落脚之前，要搞清楚每
一块石头是否牢靠。
陈云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不仅因为他在经济上的非凡成就，还因为他在高层长期任职的经历，1930 年代
他在使苏联接受毛泽东的过程中的贡献，他在延安建立中共组织系统的工作，他在中共占领全国的过程中建立起城市管
理体制时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为了防止毛泽东在大跃进中走极端所做的努力。有些人认为他过于谨小慎微，但人们普遍
尊敬他的政治判断力和独立分析能力，以及他坚守原则奉献于党的精神。那些担心邓小平不顾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就搞大
动作的高层干部，会从陈云那里寻找支持，而在 1980 年代后期希望进行大胆的市场化试验的人则把陈云当作对立面。
即使邓小平想让陈云靠边站，能否做得到却令人怀疑。1984 年以后，尽管路线分歧使两人沮丧，但他们尽量做到了和
平相处。
陈云出身寒门，这与地主出身的邓小平形成鲜明对比。他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后由外祖母养育。七岁那年外祖
母也去世了，此后他与舅舅一起生活到十四岁。他的老师在这一年安排他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学徒，陈云先是在印刷
厂干活，后来成为店员。
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最大的学术出版商，是中国学术生活的一个中心，陈云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自学。他读书听
课，参加有关外部世界的辩论。他对商务印书馆最高层的资本家挣多少钱算过一笔账，由此推算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程度。他的计算与共产党对帝国主义的解释一致。他在世界观形成时期是上海的一名店员，他从未失去反帝热情，总担
心他在上海看到的罪恶资本主义有一天会卷土重来。
1925 年 5 月 30 日英租界警察向上海的人群开枪射杀了几名中国人后，陈云参加了示威活动，同年年底他加入
中国共产党，时年 20 岁。他发表演说，写文章，讲述帝国主义如何欺压中国和资本家如何让工人遭受苦难。
1927 年国共决裂后，陈云被迫转入地下工作，经常变换姓名和住址。他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暗杀可能杀
害过中共党员的国民党官员。与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过五年的邓小平不同，陈云憎恶他在 1920 年代的上海看到的资本
主义，所以他从未去过资本主义国家，后来也不参与和西方领导人的会谈。
国共决裂后的 1928 年，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代表指示中共要依靠工人，因为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
级家庭，不是革命运动的可靠基础。当时的中国工厂数量极少，也几乎没有受过足够教育、能够担起领导责任的工人，
中共迫切需要聪明的「工人」进入领导层。陈云在商务印书馆时就是劳工领袖，又在那里的环境中受过良好教育，因此
迅速得到提拔。事实上，尽管他比邓小平小一岁，但在他 1931 年当选中央委员后的 20 年里，他在党内的排名一直远
远高于邓小平。
1933 年在江西，陈云作为唯一具有「工人背景」的高层干部，很快就被提拔为政治局常委，从而成了中共的七
名最高领导人之一。在 1935 年长征途中著名的遵义会议前夕，陈云参加了黎平会议，会议决定扩大参加遵义会议的人
数，其中包括更多拥护毛泽东的人，这为毛泽东在遵义取得优势铺平了道路。遵义会议之后，势孤力单的中共为了维持
共产国际的支持，需要有人与上海的共产国际重新建立联系，向它汇报中共领导层的变动；而陈云可以装扮成会讲上海
话的当地商人，因此被党的领导选定前往上海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可是他到了上海后处境险恶：很多投靠国民党的前
中共党员很容易把他认出来。于是他按照别人的建议乘货轮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又从那儿转赴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向
苏联领导人汇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枣尤其是毛泽东的崛起。之后，他在莫斯科驻留了两年。
邓小平在莫斯科时，那里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而陈云在莫斯科时，史太林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体制并制定了
苏联的五年计划。邓小平去苏联时是学生，陈云去苏联时则是中共高层干部，可以跟苏联领导人交往，甚至见过史太林。
离开莫斯科后他在新疆住了半年，试图在那里建一条中苏之间的固定运输通道，但这项工作因为地方军阀马步芳及其骑
兵队的阻扰而失败。
后来，陈云在 1950 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计划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与苏联顾问有着良好的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
制定了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 1960 年代初领导过中苏论战的邓小平不同，陈云一直与苏联领导人关系良好。他
1937 年底回延安成为毛泽东队伍中的一员后，负责组织部的工作。延安的局势要比江西苏区更稳定，这使他得以建立
起党员的人事档案，由于当时的组织部也管着党员的个人生活，包括他们的家庭关系和婚姻，所以陈云十分了解所有中
共的重要领导人。陈云积极发展来自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入党；虽然他承认需要清除国民党的奸细，但在整风运动中他
感到很难整肃许多经自己介绍入党的人，于是请病假休养了数月，被热心参加运动的彭真所取代。陈云有商务印书馆的
经历，处理过账目，当过四处奔走的销售员，因此后来被安排从事经济工作。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
锁，他采取的办法是让封锁区外边的商人用他们自己的货币买卖鸦片和共产党的其他产品以获利。成功突破封锁后，他
又被指派负责整个西北地方（延安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工作。
抗战之后，毛泽东派陈云等中共高干去了东北（当时称为「满洲」）。他们利用这个地区毗邻苏联的优势和日本
人留下的工业设备，为国内战争奠定了基础。随着东北根据地的扩大，陈云领导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共在东北取
得军事胜利后，陈云建立起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网络，为中共军队南下提供支援。
当中共军队夺取他们的第一座城市哈尔滨后，稳定经济成为当务之急。富有经验的陈云承担起了向中共统治方式
过渡的工作，包括确保当地的各种设施继续运转，而这要求他与很多过去在国民党治下工作的官员合作。当中共军队接
管了更大的城市渖阳时，陈云又负责按中共的原则实行城市管理。他在领导这一困难任务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成功，使
渖阳的接管工作成为中共攻占南方和西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接管其他城市的样板。
当中共建都北京时，陈云已经建立了东北的经济秩序，此后他开始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他所面对的最迫切问题，
是如同脱缰野马一样的通货膨胀—军阀混战时它从未被驯服，抗战后则完全失控。陈云采用严厉的行政处罚手段强迫商
人停止涨价，但他们拒不服从，于是他转而利用市场：他把库存货物大量投放市场，使价格直线下降，从而粉碎了商人
的抵抗。通过行政管制和市场手段双管齐下，中共在陈云的领导下于 1952 年完成了国民党和军阀多年无法办到的事情：
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陈云接下来的工作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体制枣这必然要对重要物资供应进行控制枣以及 1955 年至
1956 年对大型企业的国有化和小企业与农村的集体化。他的努力使整个经济都被纳入社会主义计划之中。从 1950 年
代初开始到大跃进以前，陈云统一了全国的粮食收购体系，确保了从农村徵购足够的粮食以供应城市。这种进步，再加
上从苏联引进的工业项目，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直到 1958 年大跃进时毛泽东把谨慎的陈云推到一边，让计划部门失
效，重创了经济。就在灾难延续之际，毛泽东又把陈云叫回来领导恢复经济。陈云在 1960 年代初再次恢复了经济秩序。
毛泽东曾问：为什么好像只有陈云能搞好经济？
陈云生性敏感，处事稳健而审慎，一遇到压力，尤其是受到毛的批评时，就会自称心脏不好，数周甚至数月闭门
休养。1962 年，当陈云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可能性而受到毛泽东批评时，他万分沮丧，以至两个星期不能说话，过了
很久才恢复过来。毛泽东曾说，陈云太胆小，一片树叶落下来也怕砸到自己头上。陈云也是个不合群的人，他很少接待
来客，常常独自一人吃饭。
邓小平每天要看 15 种报纸和很多报告，而陈云只反复阅读《人民日报》。他的秘书每天只给他 5 份最重要的报
告，他读得十分仔细。他当过管账的店员，当过把一切事情纳入正轨并监督这个体制正常运行的计划官员，这些经历都
加强了他天生细心的特点。邓小平认为，军队如果等到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搜集到全部必要的情报之后再行动，就有
可能贻误战机。陈云则喜欢说「交换，比较，反覆」。作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之父，陈云多年致力于把一切搞得井然有序，
所以他对这种曾经行之有效的体制怀有可以理解的感情，坚决不允许任何人毁掉他苦心经营的作品，然而它在大跃进时
却毁于一旦。
虽然陈云的资历高于邓小平，但从未被严肃考虑过出任党内最高职务。他没有任何实际的军事经验，与将在新时
代发挥重要作用的西方也无任何交往。他身体多病。陈云的头脑要比批评他的人所承认的更具想像力、更灵活，但他缺
少邓小平那种能把人们团结在自己身边的领导魄力。陈云也缺少领导一个独立部门或地方的经验。毛泽东去世后，陈云
本人也宣称，邓小平是唯一适合做党的最高领导的人选。
邓小平和陈云都是在革命英雄主义年代的史诗般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他们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比在稳定
的组织中登上高位的普通官僚自豪得多；如果不是这样，反而有悖于人之常情。1979 年以后，当邓小平登上《时代》
杂志的封面，成为「年度人物」时，陈云听任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一系列大肆吹捧自己的讲话，说他在经济领域的
贡献可以与毛泽东在政治领域的贡献相媲美，但并没有给予邓小平相应的赞美。《陈云文选》甚至先于《邓小平文选》
出版。虽然邓小平和陈云从未公开闹翻，但不难理解他们的关系中暗藏机锋，所以他们也成了吸引两种有关中国现代化
的对立观点的核心人物：一方主张大胆前进，另一方则主张避免冒险。
邓力群
邓力群在 1980 年以后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负责人，1982 年至 1985 年任中宣部部长。他并非中共的最高
一级官员，但他的影响力却大大超过他的职位，这不仅因为他主管着来自从中央书记处到最高领导人的重要的、一天两
期的情况简报，也不仅因为他帮助起草过邓小平的很多讲话，将毛泽东的女儿李讷、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和陈云的一个秘
书都罗织到自己麾下；邓力群的影响力，还因为他无惧于表明自己的观点，精通理论，并且他时常为之代言的陈云和王
震都给他撑腰。只要他认准的事，他会坚持到底，不惜为此丢官、获刑或劳教。他井井有条，长于战略安排，爱护和关
心部下，所以他们对他心存感激，是他的忠实追随者。
邓小平觉得，邓力群在遏制知识分子对党的批评上是个可用之材。由于邓力群头脑聪明，无所畏惧，说话直率，
会写讲话稿，又不是负责一线工作的干部，所以邓小平与他的交往要比负责一线工作的干部更轻松。与比他职位高的官
员相比，邓小平更经常征求他的意见。由于有强大的保守派的支持，邓力群不但敢于攻击知识分子，甚至敢于批评胡耀
邦总书记。事实上，他成了胡耀邦主要的批评者，充当着那些认为胡耀邦允许过多的自由、没有尽力维护党的权威的保
守派老干部的代言人。邓力群大力提倡维护党纪的重要性，在攻击对党有批判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时从不手软。倡导
自由的知识分子认为，邓力群在鼓动老干部毫无必要地压制自由时，发挥了很不好的作用。在阴险的康生死后，知识分
子和自由派官员最痛恨的人便是邓力群。
邓力群 1915 年出生于湖南省桂东县，他的出身被划定为富农，但是他家 300 年历史的祖宅有 20 多间房。邓力
群的父亲中过科举，但从未做官；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家乡创办了第一所西式学堂。邓力群的哥哥是国民党
统治下的湖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和国民党中央委员。邓力群到北平进入美国传教士办的学校读书，1935 年考入北京大
学读经济学，但他还没读完第一年，就发生了「一二?九」反日示威，不久后他便离校去了延安。[25-2]
在延安，邓力群于 1936 年入党，后进入马列学院并从事秘密调查工作。当邓力群秘密调查在延安整风中挨批的
李锐时，找到李锐的妻子谈话，表面上是在继续调查，其实是在向她示爱，两人最终短暂同居。邓力群后来为此作过检
讨。
内战时期邓力群被派往东北，他在那里与陈云会合，担任过辽东省委政治研究室主任等不同职务。1949 年夏天
他被派到新疆任宣传部长和自治区党委秘书长。[25-3]他与被派去平定新疆的王震密切合作。当时要争取少数民族合作的
毛泽东在得知王震将军过早地开展民族改革，杀了大批维族人后大为恼火。邓力群告诉毛泽东说，不是王震，而是他邓
力群作出了肃清大批有可能反抗中共统治的当地人的决定。邓力群大胆保护王震，自担罪名，为此丢了乌纱，过了一段
时间才得以重返官场。但是他赢得了像他一样讲义气的王震的坚定支持。邓力群读过《水浒传》和几乎所有古代侠义小
说，养成了一种重义气的信念且毕生信守不渝。[25-4]
新疆平定之后邓力群回到了北京，先是在刘少奇手下的中央办公厅工作，然后受杨尚昆的领导。他帮助起草党的
文件，后来又去了党刊《红旗》杂志。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时，刘的两个高级秘书立刻与他反目，但第三个秘书邓
力群再次义气当先，拒绝批刘。他为此受到批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并参加劳动。下放结束后，他为了掌握
马列主义理论而自愿留在五七干校，在那里又呆了一年才回到北京。
返京之后，邓力群于 1975 年应胡乔木之邀，成为邓小平的政治研究室的第七位、也是最后一位要员。这一年年
底邓小平受到批判时，邓最亲密的助手都被要求加入批邓行列，他们全都从命，唯有邓力群除外。邓力群为坚持这一立
场不惜坐牢，但他只是丢了工作。邓小平在 1977 年恢复工作后不久，邓力群便成了为他写讲话稿的圈里人之一。
[25-5]1980 年 6 月邓力群担任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负责人，每天编发供高层传阅的简报，为领导人搜集调研资料，从事
自己的研究，主编四份杂志，同时写作理论着作。[25-6]
像邓力群这一类写作班子里的人，固然要听从邓小平和陈云等人的指示，但是作为精通党史和理论的专家，他们
也有机会影响文件的内容。由于胡乔木和邓力群被人尊为中共正统思想的卫道士，高层干部都不敢说由他们两个人把关
的文件和讲话会违反党的理论和先例。
邓力群既不是「没头脑的」保守派，也不是冲动的民族主义者。他和他的儿子邓英淘都曾在北京大学读过农业经
济学专业，是农村改革的早期支持者。在农村改革的初期阶段，邓力群主张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 1978 年
10 月访日后不久他也前往日本考察，回国后便大力赞扬日本的效率、质量标准以及日本人的精神和组织方式。但是邓
力群也支持陈云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慎重态度。此外，1980 年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做了一系列有关陈云经济思想的讲
座，听上去像是在鼓励对陈云的个人崇拜。后来，陈云总是大力支持邓力群。
中共的宣传几十年来一直赞美工人、农民，但这并没有完全抹去邓力群对胡耀邦这一类人的轻视枣邓力群曾就
读于北京大学，出身名门，而胡耀邦 14 岁就离开了学校，处事有失稳重。陈云和王震等保守派相信邓力群能够胜任总
书记一职，自由派干部也不怀疑他有此野心。邓力群则否认自己谋求这一职位，但他并不掩饰对胡耀邦的轻视，这种强
烈的轻视明显不是只由客观分析得来的。
胡乔木
胡乔木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是起草官方文件的「大笔杆子」，最权威的党史专家，享有比邓力群更高的头衔和
名望。[25-7]胡乔木是学识广博的出色学者。作为中共干部，他感到有责任维护党的权威和党的言论的正统地位；作为学
者，他阅读广泛，不断求知；作为朋友，他对想表达不同观点的人十分体贴周到，为使他们的观点能被最高领导人接受
提出建议；作为正统思想的扞卫者，他会攻击那些批评党的知识分子；作为竞争者，他以党的正统思想最权威的代言人
和大笔杆子的身份打压对手。
他与党的很多高层领导有私交，这可追溯至他在延安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时期。他早年加入共青团，1936 年自动
成为中共党员。1949 年后的最初几年，毛泽东把他当作中共观点的卫道士，让他主持《人民日报》。他利用自己熟知
毛泽东文章和中共文件的优势，于 1951 年写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为自己奠定了党史大家的地位。他也是
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编者之一。
虽然胡乔木比党的其他高层领导更熟悉理论和党史，但他在加进自己的观点时要比邓力群更慎重。尽管如此，胡
乔木在记录领导人的即兴讲话时往往也很灵活，以便使他们的讲话与党的理论、历史和用语相一致。高层领导人都知道
他的才能、他广博的党史知识以及他的善解人意，因此都寻求他的帮助为自己的言行正名。例如邓小平就借重胡乔木的
才华，让他领导自己的政治研究室，不断请他在意识形态观点方面把关，以使他的讲话和文件既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又
不会在毛泽东生前及死后招致背离中共正统思想的批评。
邓力群爱恨分明，为了讲义气不惜接受惩罚；胡乔木则不同，他很圆滑，总想跟任何当权者搞好关系。他认为谁
掌握了大权，就会忙不迭地对其表忠心，但是他对政治的嗅觉并不总是灵验。1975 年时他拥护邓小平，但在 1976 年
反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又加入了批邓的行列。邓小平复出后，胡乔木请邓力群带给邓小平一封道歉信，但邓小平知道他
并未出卖机密，说那不是问题，连看也没看就把信退了回去。[25-8]后来赵紫阳担任总理时，胡乔木不但赶紧前去拜访，
甚至对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的作用表示怀疑，而这篇讲话正是他本人为邓小平起草的。
胡乔木考入北京大学读物理，但后来改学历史。他在浙江大学学过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还学过欧洲的文学与历
史。他也能够运用自己在政党史、科学、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广博知识，其中一些知识是他通过阅读中文、俄文和西方
语言的文献获得的。他在延安时协助起草过第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此不难理解为何邓小平在 1980 年
至 1981 年让他再次负责起草第二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毛泽东时代的党史。作为党的正
统思想的维护者，奇怪的是，他虽然能够从自己阅读的很多相互矛盾的着作中看到价值，自己却从未形成一套前后一致
的系统观点。在私下场合，他有时会表达比很多批评他的人更加自由的立场。他在文革期间受到激进派的攻击，后来又
受到「四人帮」的批评。但在公开场合中他仍是正统思想的卫道士，肩负着维护党的权威的重大责任，因此更常参与打
击自由派的运动。
胡乔木在压力之下能够下笔如流。他手下有一大批从事写作和研究的人，为他查找历史文献，核对先例，搜集当
前的信息，写出草稿，但他通常要对重要文件和讲话作最后的编辑，使之首尾一贯，能够发出平衡不同观点的权威声音。
由于他拥有深厚的党史知识，他对某件事与党的传统是否一致的判断很少受到质疑。胡乔木工作紧张而专注，但比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