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年谱（1904-1974）》，1920 年 10 月 19 日，页 10。邓榕也讲述过父亲在法国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见 Deng Ro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pp. 58-79。
[1-6]《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21 年 1 月 12 日，页 11。
[1-7]《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21 年 4 月 2 日，页 12。
[1-8]《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23 年 2 月 17-19 日，页 17。
[1-9]《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23 年 3 月 7 日，页 17-18。
[1-10]《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23 年 6 月 11 日，页 18；1924 年 2 月 1 日，页 19。
[1-11]《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24 年 7 月 13-15 日，16 日，页 19。
[1-12]Marilyn Levine, The Guomindang in Europe: A Sourcebook of Documents
(Berkeley, Calif.: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0), pp. 90-93; Barman and Dulioust,
"Les années Fran?aises de Deng Xiaoping," p. 30; interviews with Marilyn Levine, n.d.
[1-13]Barman and Dulioust, "Les années Fran?aises de Deng Xiaoping," p. 34.
[1-14]关于中国学生在法国的生活和活动的记述，见 Marilyn A. Levine, The Found 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Genevieve Barman and Nicole Dulioust, "The Communists in the Work and Study
Movement in France," Republican China 13, no. 2 (April 1988): 24-39; Deng Ro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1-15]Alexander V. Pantsov and Daria Alexandrovna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Lessons from Bolshevism," trans. Steven I. Levine, 译稿现存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Pantsov 和 Spuchnik 可以看到有关留苏中国学生的全部苏共档
案。另见对 Alexander Pantsov 的访谈，无日期。
[1-16]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1-17]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p. 12.
[1-18]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p. 11.
[1-19]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1-20]Deng Ro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1-21]Teng Hxiao Ping [Deng Xiaoping],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the Taihang
Region," in Stuart Gelder,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estport, Conn.: Hyperion Press,
1946), p. 201.
[1-22]作者对太行山区党史专家的采访，无日期。
[1-23]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1-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邓小平自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页
1。
[1-25]对这一过程的详细描述见 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26]《邓小平年谱（1904-1974）》，页 1065。
[1-27]《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53 年 9 月 16 日，页 1133。
[1-28]Vladislav M. Zubok, "Deng Xiaoping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6-63,"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 10 (1997): 152-162; Jian Chen, "Deng
Xiaoping and Mao's 'Continuous Revolution' and the Path toward the Sino-Soviet Split: A
Rejoinde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 10 (1997): 162-182.
[1-29]关于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各项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55
年 8 月 17 日，页 1249-1250；1955 年 10 月 14 日，页 1261；1956 年 2 月 6 日，页 1272；1956
年 8 月 10 日-9 月 28 日，页 1303-1318。大会文件见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pp. 1-390.
[1-30]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ans. and ed. Strobe Talbot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 253.
[1-31]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ans. and ed. Strobe Talbot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 281.
[1-32]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Frank Dik?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2010);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上下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
[1-33]对邓榕的访谈，2002-2006 年。
[1-34]Zubok, "Deng Xiaoping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6-63," pp. 152-162; Chen,
"Deng Xiaoping and Mao's 'Continuous Revolution' and the Path toward the Sino-Soviet
Split," pp. 162-182.
[1-35]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 2 章
从放逐到返京：1969-1974
1969 年 10 月 26 日，邓小平与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一起，离开了他们居住了十多年的中南海。一架专机把他
们送到江西南昌，邓小平要在那里参加劳动，接受毛泽东思想再教育。他们获准携带一些个人物品和几箱书。邓小平离
京前请求见毛泽东一面，但未得到批准。不过，他被告知可以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他有理由相信汪东兴会把
信转交毛泽东。邓小平登上飞机时，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在江西呆多久。
在江西，邓小平不能看机密文件，除了专门指派的当地干部，也不准跟其他干部有来往。但是他的党籍被保留了，
这使他对毛泽东有朝一日还会让他回去工作抱有希望。1969 年 4 月，他在离京前不久写了一份检讨，尽管毛泽东依然
坚持邓小平需要接受再教育，但此后他和家人便不再被当作阶级敌人看待。邓小平在离京前一晚与汪东兴的谈话也为他
提供了一线希望：汪东兴告诉他，他和妻子最终还是能回到中南海家中的，他们不在时那所房子会一直空着。所有这一
切肯定给他带来了希望，因为他到达南昌后对自己专案组的当地代表说：「我还会出来工作，我还能为党工作 10 年。」
[2-1]事实上，邓小平回京后，又为党工作了将近 20 年。
在邓小平下放江西之前，周恩来打电话给江西当地干部，指示他们安排邓小平的生活。为了确保安全，不使邓小
平一家人受到造反派的攻击，他们被安排在一个军事驻地，住所在南昌市附近，以便必要时有方便的交通。附近有一家
工厂，使邓小平和卓琳能参加劳动。当地干部选了此前由南昌步兵学校校长居住的一座二层小楼，邓小平一家住二楼，
保卫人员和其他干部住一楼。以当时的标准而论，这房子给一个高干住还算合适：虽然简朴，但宽敞舒适。巧的是这所
房子离著名的南昌起义的发生地只有几英哩，那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枣1927 年 8 月 1 日共产党人（包括周
恩来、朱德、陈毅、刘伯承、贺龙以及其他很多后来的领导人）就在那里展开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次武装反抗。
在江西安家之后，邓小平和卓琳每天六点半起床。战争年代邓小平每天做的头一件事是往头上浇一桶冷水，在江
西时他用一块浸了冷水的小毛巾洗脸洗头，他认为这可以增强御寒能力。然后他跟卓琳一起，在别人的监督下读一个小
时毛主席着作，这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邓小平不与当地干部谈政治，只有在听他们上毛泽东思想教育课时除外。
吃过早饭后，邓小平和卓琳步行前往县拖拉机修造厂，在那里干一上午的活。分配给邓小平的工作是对体力要求
较轻的钳工，很像 50 年前他在法国工厂干的事情。修造厂离家只有一公里，当地人修了一条安全的专用路从他家通往
工厂，使邓小平夫妇每天步行上下班时不会遇到外人。 [2-2]工厂职工们都知道邓小平的身分，但邓小平告诉他们叫他「老
邓」就行，这是中国人对年长同事的常见称呼。邓小平干活时，除了眼前的工作和他在当地的生活外，不跟工人谈论任
何别的事情。
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在家里为他们做饭和料理家务。午饭后，邓小平夫妻小睡片刻，然后阅读他们带来的书，有
中国历史典籍、《红楼梦》和《水浒传》之类的小说，还有翻译的俄国和法国文学作品。当时还没有电视，但是他们可
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他们晚十点上床，邓小平还要读一个小时的书，然后睡觉。孩子们的陆续到来，为他
们带来了一些外界的消息。邓朴方在 1971 年夏天来后修好了一台收音机，使他们能够听到短波电台。
除了在工厂劳动，邓小平和卓琳也在自己的菜园里干活。邓小平也在家里帮着擦地劈柴。 [2-3]他们夫妻两人的工资
比过去要少，因此日子过得很节俭。夏伯根养了一些鸡，使他们仍然能够吃上鸡蛋和肉。邓小平减少了吸烟的数量，几
天才抽一包烟。他上午在工厂里不吸烟，只在下午和晚上抽几枝。他也不再喝红酒，只在午饭时喝一杯便宜的当地酒。
[2-4]长女邓林和次女邓楠仍能从工作单位领到一点工资，她们到来后便和没有工作的兄弟姊妹一起分享这点钱。
文革对国家、对邓小平本人和家庭的影响让他感到痛心。但是，据在江西最后两年的大多数时间跟父母住在一起
的邓榕说：「他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 [2-5]在这一点上邓不像他的一些老同
事，譬如 1949 年至 1958 年任上海市长、1958 年至 1972 年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陈毅是邓小平在法国时的老友、
淮海战役的同事，他被迫下放河南后变得意志消沉，情绪低落。[2-6]
曾当过周恩来助手的李慎之，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干部时是随同邓小平访美的顾问之一，据他说，毛泽东没
有意识到邓小平在江西期间发生了多大变化。 [2-7]邓小平回京后，仍要做一些在毛泽东手下不得不做的事，但是他坚信中
国需要更深层的变革，他对中国应当向何处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反思的岁月
不论毛泽东对身在江西的邓小平有何打算，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机会，使他得以摆脱北京严酷的政治乱局枣
那里，受到怀疑的人还在处心积虑地招架随时可能不期而至的致命迫害。就像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和林肯（Abraham Lincoln）这些经历过大权旁落和东山再起的国家领袖一样，邓小平发现，
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岁月使他能够对国家的重大和长远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倘若邓小平没有对中国需要进行的
改革的性质以及如何加以落实作过长期思考，很难想像他在 1977 年以后能够采取那些熟练而有力的措施。毛泽东曾经
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后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
所要进行的改革的大方向。不过，毛在延安时每天都与他的同志和助手讨论，在他们的帮助下着书立说，邓小平在江西
时却只能独自一人思考，他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
下放江西使邓小平能够很快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虽然他不轻易流露感情，但据女儿邓榕说，父亲其实是个有
感情的人。她说，父亲在北京挨批的三年里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后体重又开始增加，恢复了健康。他服用安
眠药已经多年，文革期间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 1970 年 1 月 1 日，即来到江西还不到两个月，他睡觉时就完全不必服
用安眠药了。 [2-8]邓榕说，父亲每天步行大约 5,000 步，围着小楼转 40 圈。用她的话说，邓小平「一圈一圈地走着，
走得很快，??一边走着，一边思索，??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2-9]他将在北京重新担当重
要角色的前景，使他的思考有了目标感。邓小平从来不跟妻子儿女谈论高层的事，但是妻子和女儿邓榕整天跟他生活在
一起，又了解北京的政坛，所以能够觉察到他的心情与关切。[2-10]据邓榕说，他们知道父亲散步时在思考着自己的前途
和中国的未来，以及回京之后要做些什么。[2-11]
邓小平无法预见什么时候能回北京、回京后毛泽东会让他干些什么，也无法预见那时候国家将面对怎样的具体形
势。他可以思考如何让毛泽东批准他回去工作，也可以回顾自己与同事经历过的那些大起大落的生死斗争。但是，他还
可以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枣党如何对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如何既让毛的接班人改变路线，同时又能
维持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基于他在中共领导层的广泛个人交往，他可以评估不同领导人可能发挥的作用。他还可以
思考如何实现由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为此他和自己最亲密的同事已经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灾难性的文革之后恢复秩序。邓朴方是邓小平五个子女中最后一个获准来江西的。1968 年，
邓朴方不堪红卫兵无休止的迫害而跳楼自尽，结果摔断了脊椎。由于父亲正在受批判，医院最初不敢给他治疗，结果导
致病情恶化。后来他获准转到北京第三人民医院，医生发现他脊骨断裂，胸骨多处骨折，而且发着高烧。邓朴方在医院
里昏迷了三天。医生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没有做手术来避免严重瘫痪，这使他的腰部以下失去知觉，丧失了控制大小便
的功能。他后来被转到北京大学附属医院，但院方仍没有给他动手术改善病情。邓朴方的妹妹邓榕和邓楠搬到医院附近
轮流看护他。1969 年夏天邓榕获准去看望仍住在北京的父母时，把邓朴方的遭遇告诉了他们。据邓榕说，知道儿子邓
朴方已经终身瘫痪后，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枝接一枝地抽烟。[2-12]
邓朴方是孩子中与父亲最亲近的一个。当他在 1971 年 6 月终于获准来到江西父母身边时，由于他自己不能走动，
为了方便他进出，在小楼的一层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他需要躺在硬板床上，为了避免生褥疮，每两个小时要给他翻一
次身。邓小平在邓榕、卓琳和夏伯根的帮助下，负责白天为邓朴方翻身。邓小平还帮他洗澡按摩。后来有一位外国客人
提到文革时，邓小平情绪激动地称之为一场灾难。
毛泽东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都是个强势人物：他功高盖世，整起好同志来也毫不留情；他精于权谋，任
何人在对他的评价上都很难做到不偏不倚。邓小平的一生与毛泽东难分难解，就更难以做到这一点。他十分崇敬毛泽东
取得的丰功伟业，忠心耿耿地为他工作了将近 40 年。然而毛的政策却重创了这个国家。他不但发动红卫兵把邓小平打
成第二号「走资派」，而且殃及他全家。说他没有被出卖的感觉，那不合人之常情，而他恰是个不免常情的人。他一定
会思考若是有机会回京，他该如何与毛泽东相处。对邓小平来说，问题不仅是毛在世时如何与他共事枣只要毛还活着，
就一直是老大；他还要思考如何尽量扩大毛泽东所能容忍的决策空间。邓小平下放江西时毛泽东已经 75 岁，而且身体
不好，他不可能万寿无疆。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深入思考如何对待毛的声名，在他撒手人寰之后应当采取什么路线。
当 1956 年邓小平在莫斯科看到赫鲁晓夫谴责史太林时，他充分感受到了赫鲁晓夫那种感情用事的抨击给苏共和
曾为史太林工作的人造成的重创。虽然中国的报刊广播对邓小平的批判铺天盖地，把他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但是远
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问题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在群众中培养出来的对他的敬畏，
那些被他毁掉一生的人对他的仇恨，以及很多党内干部对他犯下错误的严重程度的认识。邓小平如何才能维持人们对党
的信心，相信党能够提供正确领导，避免伤害那些曾经为毛泽东工作的人，即使他改变了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有充分证据表明，当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已经成竹在胸。中国领导人应当颂扬毛泽
东，继续尊敬他。但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时，不应把它当作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看作对时代环境的成功适应，这样理
解毛的思想可以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提供适应新环境的回旋余地。
邓小平去江西时，已能觉察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将发生剧变的曙光。自南北韩战争以来，即使是在邓小平主持「九
评苏共公开信」的 1960 年代前期，中国对西方都一直大门紧闭。然而，由于布列兹尼夫（Leonid Brezhnev）在 1968
年 9 月提出威胁性的理论，主张在共产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受到威胁时干涉其内政是正当的，加之第二年中国又跟苏联在
乌苏里江打了一仗，所以中国为对抗苏联的威胁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毛泽东在 1969 年曾让四位老帅枣陈毅、聂荣
臻、徐向前和叶剑英枣就如何对付苏联的危险出主意，他们对毛泽东想让他们说什么心知肚明，便回答说，中国应当
主动与西方修好。
邓小平在江西可以看报纸，邓朴方到来后他还可以收听到外国电台的广播。当他在 1970 年获悉中国和加拿大实
现了关系正常化时，立刻便意识到基辛格后来承认的当时美国官员尚未搞清楚的事情：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出席 1970 年的国庆典礼，是中国准备跟美国发展关系的信号。1971 年，仍在江西的邓小平又获悉：北京取
代台湾成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又有 11 个国家正式承认中国，基辛格访问北京是为 1972 年尼克逊总统（Richard
Nixon）的访华作准备。第二年他又获悉日本正式承认了中国。
邓小平知道苏联在 1950 年代的援助对提升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有多大帮助，他自然会思考如何扩大对西方的开放，
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但是他也要深入思考在对外开放时如何应付国内保守力量的反对，如何维持一种强大而具灵活性
的政治结构。
日本是一个因与西方建立密切关系而受益的亚洲国家。邓小平去江西时已经知道，日本人就要走完人均收入以两
位数增长的十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将被进一步抛在后面。西方愿意转让新技术和设备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中国应
如何跟美国发展关系，从而也能获得类似的好处？
亚洲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在 1969 年时也已开始起飞，当中不仅有南韩，还有同样以华人为主的地区枣台湾、
香港和新加坡。有些中国人看到中国大大落后于欧洲，怀疑中国的传统不利于现代化。但是，既然文化和族群相同的华
人地区能够实现现代化，为何中国就不能有同样快速的发展？
邓小平在江西时更加坚信，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改革。他的经验使他深知大跃进的失败是多么严重，由
于其他领导人总是阅读有关地方成就的浮夸报告，很难对此作出评价。例如，据邓榕说，当邓朴方 1971 年 6 月来到江
西时，父亲想给他找点儿事做，就问自己的工人同事有没有需要修理的收音机。一个工人回答说，工人的钱根本买不起
收音机。邓榕说，这让父亲很伤心，社会主义已经搞了 20 年，工人家庭仍然连个收音机也买不起。[2-13]
邓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来自于孩子们的经历。除了瘫痪的邓朴方，邓小平的四个孩子都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接
受再教育。邓榕从陕西北部的农村完成劳动回到江西后告诉家人，农村地区仍然没有厕所和猪圈。几个孩子也都向父母
谈到农民不得温饱的处境。他们描述了经济的衰败和由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党组织所受到的破坏。邓小平显然被这些
事情所触动，在听孩子们讲话时一言不发。[2-14]
得到允许前来江西看望邓家的第一批朋友是李井泉的三个孩子，他们在 1972 年春节获准来江西住了五天。邓小
平任西南军区政委时，李井泉在他手下当副政委，1952 年又接替邓小平担任了西南局书记一职。当时李井泉的三个孩
子在江西老家工作。他们告诉邓小平，父亲受到批斗，被罢了官，母亲被逼自尽。总是希望了解真相的邓小平很关心西
南地区红卫兵斗争的细节，对李家三个孩子之一下放的农村地区的有关描述也很感兴趣。当时他本人几乎什么也没有讲，
只说了一句话，农村需要更多的教育。[2-15]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中国问题的严重性和进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已经不
存在任何幻想。
家人相濡以沫
邓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后的几年，五个孩子也不断受到红卫兵的攻击。邓林和邓楠在工作单位挨整，另外几个
孩子则在学校里受迫害。他们只要敢走出家门，红卫兵就有可能认出他们，把他们拦住进行辱骂。一家人在文革以前就
和睦融洽，受迫害后孩子们更是同舟共济有甚于以往，他们坚信父亲的清白，从未有过动摇，坚信一家人要相濡以沫，
共度时艰。邓小平深知孩子们因为受到自己的牵连而受苦。对于家庭以外的干部，邓小平是同志，党的政策高于私人关
系，但是他与妻子卓琳以及他们儿女的关系却不以政策为转移。他们之间忠心耿耿，相互关爱，总是以家庭为重。邓小
平从未置任何子女于不顾，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与邓小平断绝关系。对给他家做事的人枣司机、厨师、勤务兵和他的秘
书王瑞林，他也保持着亲密的友情。王瑞林除了 1966 年至 1972 年与邓小平分开的那段日子外，一直担任邓小平的秘
书，从 1952 年他 20 岁起到 1997 年邓小平去世。邓小平视其为邓家的一员而更甚于一名同志。
文革期间，孩子们的麻烦是从 1966 年 10 月 1 日一篇批判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论开始
的。这篇社论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是针对邓小平的。他的三个女儿立刻断定那些指责全是不实之辞，她们也从未向红
卫兵或其他人提供过可以用作批判父亲的证据的新材料。[2-16]卓琳后来表扬自己的孩子说，即使受到压力，所有的孩子
都没有谴责过自己的父亲。
邓小平在江西写的大多数信件都是为了请求允许孩子回家探亲、安排他们在南昌附近工作、让邓朴方得到必要的
治疗。邓榕说，他一生中除了为孩子以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多信。[2-17]邓小平估计这些信会转给毛泽东，因此也是在
向毛提醒自己还在江西、准备接受对他任何方式的安排，但信的内容都是跟孩子有关的事。北京的答覆有时拖延很久，
但孩子们最终都被获准前来江西探望父亲，每次至少两周，不过邓榕得到允许住更长的时间。1969 年 12 月，先是邓
榕，然后是邓质方，都获准在冬季农闲时间住在家里，但春耕开始之前两人还要回到农村的生产队。接着回家的是当时
在国家科委工作的邓楠及其丈夫，两人于 1971 年春节获准回家探亲。邓楠在江西生了一个女儿，这是邓小平的第一个
孙辈。长女邓林也获准在春节时回家探亲。这些探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毛泽东仍然觉得，与刘少奇和其他干部相比，
他同邓小平的关系要更亲密一些。
五个子女中邓朴方最了解上层的政局变化。 [2-18]他在江西的出现使父亲有机会听到更多关于学生政治斗争的细节、
感受到北京的政局。后来，一些了解邓小平的人说，他在权衡如何惩罚人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让个人感情影响决
定，然而他特别严厉地坚持要判聂元梓十年徒刑，因为正是聂在北京大学发动的政治批斗导致了邓朴方的瘫痪和大约 60
名教职工的死亡。
文革之后，甚至在 1997 年邓小平去世后，他的五个子女及其配偶和孩子仍然同住一院。邓朴方投身于残疾人的
工作，自己也经商。邓楠从事科技管理工作，后被提拔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在江西时，根据邓小平的请求，女儿邓榕在
离邓小平住处不远的南昌学医，邓质方在那里学物理。邓榕后在 1980 年到中国驻华盛顿使馆任职了两年，担任促进文
化交流的工作。由于这项工作，她成了撰写家史的作者，还领导着一个促进中外领导人交流、帮助赞助西方音乐演出的
基金会。邓质方在美国留学八年，拿到了罗彻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随后他进入一家从事技术进出口的公司，后
来又搞了一个从事房地产和通信装备的分公司。1994 年以后邓小平的头脑已不太清楚，据说卓琳因邓质方受到贪污指
控大受刺激，试图服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邓质方最后没有受到惩罚。
1973 年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的听力已开始下降。他平时不参与儿孙凑在一起的聊天，不过有孙儿绕膝，看看
电视节目，也让他十分开心。如果他参与孩子的聊天，他们会直接冲着他耳边说话，告诉他自己的见闻，说出自己的看
法。但是据邓榕说，父亲对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十分自信，很少受到他们意见的影响。[2-19]
林彪坠机，邓小平致信毛泽东
在 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初，毛泽东把林彪元帅和邓小平视为他的两个最有前途的接班人。[2-20]确实，周恩
来在 1965 年秋天曾对他的至交王稼祥说，毛泽东正在考虑两个可能的接班人：林彪和邓小平。[2-21]故也不难理解，他
们两人会因争取毛泽东的青眼相加而相互视为对手。
据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人都有来往，唯独林彪除外。毛泽东本人也注意到了两人的对立，邓小平曾说，
毛泽东在 1966 年把他叫去，让他跟林彪见一面，与林合作共事。邓小平同意去见林彪，但交谈并没有解决两人之间的
问题，反而使他们各行其道。[2-22] 毛泽东在 1966 年选定了林彪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以确保解放军对他
的拥护，因为林彪自 1959 年取代彭德怀之后一直领导部队。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在 1967 年仍然私下说，如果林彪
的身体不行了，他还是要让邓小平回来。[2-23]
林彪在抗战时脊椎神经受伤，从此变得性格内向而多疑，他很清楚跟毛泽东走得太近有危险，在毛泽东实际任命
他之前曾三次拒绝接受。自从成了毛的「亲密战友」后，林彪对自己与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忧心忡忡枣他的
担心也确实有道理。到 1970 年，历来疑心很重的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有可能在他还活着时就计划篡权，在 1971 年夏
末开始准备把他除掉。他首先接见了林彪手下的主要军队领导人，以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1971 年 9 月初毛泽东乘
火车从杭州回北京时，列车在上海停下。由于他对林彪深怀戒心，担心个人的安全，因此没有离开火车，而是让上海的
前造反派头头、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和与林彪关系密切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登上他的火车。毛泽东在
确信得到他们的支持后告诉他们，他一回到北京就会解决林彪的问题。当林彪之子林立果在 9 月 12 日得知毛泽东已经
回京后，林家人立刻变得惶惶不安。林立果调来飞行机组和一架飞机，载着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几个追随者连夜逃往苏
联。但是飞机并没有抵达目的地，它坠毁于蒙古，机上无一人生还。[2-24]
邓小平最先是从用短波收音机听新闻的儿子邓朴方那儿得知了坠机事件。但是他等了将近两个月，直到这条消息
正式公布之后，才采取了行动。11 月 6 日，当林彪坠机的文件传达到县一级时，邓小平、卓琳和他们上班的工厂里大
约 80 名工人得到通知，要花两个小时去听有关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邓小平听力不好，所以被允许坐在前排，而且可
以带一份文件回家阅读。林彪死后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很快就会让邓小平回来担任要职。邓小平本人肯定也这么想。
听过关于林彪的正式文件两天后，虽然此前被告知不要再给汪东兴写信，他还是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发出了一封信。[2-25]
邓小平很清楚什么样的信最能打动毛泽东，他在请求把自己的两个儿女安排在江西他的身边工作后，又写道：
林彪〔的暴露〕是非常突然的，我对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
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
[2-26]
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话虽然说得谦卑，但是邓小平心中有数，毛泽东对于像他一样敢作敢为、善于应变的干部，不可能不委以重任。
邓小平数月没有得到回音，而且即使得到答覆后，毛泽东显然仍未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让他回来，更谈不上让他担
任什么职务了。此时的毛泽东身心交瘁，况且他的精力也没有用在林彪之后的领导班子上，而是忙于为 1972 年 2 月尼
克逊访华作准备。
毛泽东任用周恩来和党的老干部：1971 年 9 月-1973 年 5 月
假如毛泽东能按部就班地实施除掉林彪的设想，他或许能安排好接班问题。突如其来的坠机事件打乱了他使党内
高层接受他除掉林彪的计划。被毛泽东当作接班人和「最亲密的战友」的人神秘死亡，转眼间成了阴谋夺权的叛徒，即
使普通人也会因此怀疑毛的判断力。毛泽东为此身心交瘁，有两个月的时间很少起床。 [ 2-27]后来他又逐渐下床，但在 1972
年 2 月 12 日轻微昏迷过一次，肺里的毛病也影响到心脏，不时的咳嗽使他难以入睡，只好躺在沙发上睡觉。虽然他已
行动不便，但至少在某些时候，在大事上，他的头脑依然清楚。[2-28]
在毛泽东手下受过罪的人，以及对他带来的灾难感到痛心的人，都知道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多么强大，假如直
接批毛，将会使国家陷入更大的混乱。1958 年 12 月，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蛮干所造成的错误已是昭然若揭，当时他
在政策上作出让步，允许其他领导人享有更大的决策空间，但他仍然想方设法继续掌舵。林彪死后毛泽东故技重施，他
在政策上作出让步，给予别人更多的决策权，但自己仍是当家人。
毛泽东需要抓紧建立一个林彪之后的新领导班子。按规定党要在 1974 年枣即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五年之后
枣召开十大，但他想在两年以内让新领导班子到位，以便能在 1973 年 8 月召开十大，比原定日期提前一年。为此，
他必须到自己的圈子以外物色人选，他虽然能依靠妻子江青及其同伙去批判别人，可是他们都缺少必要的经验、良好的
判断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国家的能力。他的现实选择只能是启用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而他们大多数都是文革的受害
者。他们在文革之前能够身居高位，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领导能力。毛泽东需要他们老练的治国才能。[2-29]周恩来向
他汇报了很多老干部的遭遇，毛泽东说，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
此时此刻，其实只有一个人能管好党和政府，而且由于多年磨炼，他也不会威胁到毛的权力，此人就是周恩来。
在 1970 年 8 月组成政治局常委的五个人中，林彪已死，其同党陈伯达也锒铛入狱，康生因患癌症失去了工作能力，剩
下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了。毛泽东几乎别无选择，只能给周恩来更大的空间去恢复党和政府的秩序，他不但让周恩来
主持政治局工作，而且让他管着政府和党的机关。
有观察家认为，周恩来对林彪之死会幸灾乐祸，其实他深感不安。他一向以个人感情上的强大自制力闻名，可是
在林彪坠机后不久，当他向副总理纪登奎说明国家面临的困难局面时，不禁潸然泪下，必须停顿片刻以控制个人的感情。
他一边说一边哽咽。据说周恩来一生只哭过三次，一次是因为他迟迟才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一次是因为叶挺的牺牲，
他们在 1920 年代就是革命战友，还有一次就是林彪之死。
周恩来对林彪之死的这种情绪反应，可能有若干原因。他知道，林彪虽然是个著名的激进派，但他务实、重秩序，
周恩来很容易与他共事。此外，周恩来在毛泽东手下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今国家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破坏后，再次面
临大动荡，这让他忧心忡忡。他深知每迈出一步都是艰巨的任务。[2-30]有人认为周恩来也是在为自己落泪。到那时为止
他尚能避免毛泽东对他的猜忌和惩处枣两个二号人物，刘少奇和林彪，都因此而丧命。他一直设法只当三号人物，现
在自己却也成了二号人物。他知道毛泽东会疑心。确实，毛在两年之后便开始批他。
除了依靠周恩来以外，毛泽东也把叶剑英叫回来整顿军队。叶是一位老资格的军事领导人，德高望重，没有个人
野心。毛还悄悄地开始允许另一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人重新回来工作。在林彪坠机后他休养的两个月里，毛不止一次承
认，很多老干部受了太多的苦。在对这个错误作出解释时，他说那是因为他错误地听信了林彪的谗言。[2-31]
林彪坠机两个月后的 1971 年 11 月 14 日，有更多迹象表明毛泽东的想法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天，他接见了一
个座谈会成员，其中包括当时已在着手重建军队领导班子的叶剑英元帅。毛摆出一副对文革中受迫害的高层给予鼓励的
姿态，指着叶剑英对座谈会成员说：「你们不要再讲他『二月逆流』了〔指 1967 年 2 月一些老帅和副总理试图抵制文
革〕。」[2-32] 他又说，那次逆流是林彪操纵的，不要再用「二月逆流」这个说法了。[2-33]毛泽东想以此尽量撇清他同批判
1967 年「二月逆流」的参与者的干系。他还作出为谭震林、陈再道等在 1967 年挨过整的老干部平反的指示。
1972 年 1 月 10 日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能够与文革期间挨过整的一批老干
部和解。离追悼会开始只有几个小时，他才说他也要参加。这是自林彪四个月前坠机后他的第一次公开露面。陈毅是邓
小平在淮海战役中的同事，中共掌权初期上海的第一任市长，后又担任外交部长，是最受群众爱戴的领导人之一。几年
后上海黄浦江畔为他竖起了一座塑像，便反映了民众对他的崇敬。然而他在文革期间却受到了残酷批斗。尽管他最终在
军队医院得到治疗，但为时已晚，他由于缺少及时医治而病故。此外，在他弥留之际，很多军队干部前去看望他，他们
很清楚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导致了他的死亡。
在追悼会上，毛泽东以三鞠躬表达他对陈毅的敬重。他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
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泽东用这些话把迫害陈毅的责任推给了他过去「最亲密的战友」林彪。
毛泽东在数九寒天身穿睡衣，披着一件外套，显而易见的带病之躯拖着颤抖的双腿。他虚弱的身体和言辞打动了参加追
悼会的人。为了跟文革的受害者和解，他以这样的状态前来向一个受人爱戴的同志表达歉意和尊重，还有比这更好的方
式吗？
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心知肚明，如果毛泽东不点头，陈毅也不可能受到批斗。但是他们愿意暂时接受林彪要对陈毅
之死负责这种不实之辞。他们不指望毛泽东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毛对老同志的态度有了转变，利用这种转变对他们有好
处。毛把政治看得高于经济，但他从未放弃改善国民经济的愿望。再说，尽管他具有从感情上操控中国人民的非凡能力，
但他仍然需要精明能干的中共领导人。甚至在文革期间被毛泽东留用的干部也承认，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需要那些
文革前任职的干部的强而有力的领导。毛泽东在 1972 年已经打算让有经验的老干部回来工作，让 1960 年代末林彪主
政时被派到地方任职的军队干部枣他们大多数都无所作为枣回到军营。不久之后的 1972 年 3 月，周恩来交给中组
部一份有 400 多名需要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名单，毛泽东很快就批准了，让他们回来。[2-34] 在 1975 年和 1978 年，这些
老干部在帮助邓小平恢复安定团结的工作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周恩来在 1972 年 5 月查出患了膀胱癌，但从这时直到 1973 年年初，他依然从事着繁重的工作。[2-35]在林彪坠
机后的混乱时期，周恩来利用他与另一些干部之间独一无二的密切关系，使国家避免陷入更严重的动乱。[2-36]在罹患癌
症的早期，周恩来殚精竭虑，继续想办法让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需要个人高超的协调手腕才能应对的形势下，无
人能够取得周恩来那样的成就。[2-37]
在一些重大的任命和敏感问题上，周恩来继续争取毛泽东的同意，他尽量作出能够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决定。而毛
泽东的让步，以及他承认需要进行整顿，也使周恩来得以更有力地去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他致力于处理好老干部之间
的关系，恢复经济秩序，阻止激进派在农村中的极端做法，扩大与西方的外交接触。[2-38]他甚至能够让著名物理学家、
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提出推动理论研究的规划。[2-39] 周恩来这些拨乱反正的努力预示了邓小平在 1975 年推行的范围更
大的整顿。因此，毛泽东在 1973 年年底批周恩来预示了他在 1976 年初的批邓也就不足为奇。
跟善于抓大放小的邓小平不同，对细节有着惊人把握能力的周恩来是大事小事一起抓。毛泽东一给他活动空间，
他便运用自己过人的记忆力，对很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表达了特别的关照。受迫害者及其家属都万分感激周恩来救了
他们的命，减轻了他们的痛苦。周也对邓小平及其家属给予了相同的关照。1972 年 12 月，周恩来觉得会得到毛泽东
的同意，便敦促汪东兴加快给邓小平安排工作的进程。
但是，周恩来对文革受害者的帮助是有限的，因为他担心这会触怒毛泽东，而他的担心看来也很有道理。周恩来
在 1956 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后曾惹恼过毛泽东，他当时私下对毛说，自己从良心上不能赞成毛的冒进的经济政策。
自那次受到批评后，他在长达 15 年的时间里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让毛泽东找到理由怀疑他没有全心全意贯彻毛的意图。
[2-40]尽管如此，毛泽东在 1958 年 1 月还是对周恩来大发脾气，他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五十步远，这一斥责让周恩来进
一步退缩。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使出浑身解数，痛苦地执行着毛的指示，同时也尽力保护他觉得自己能够保护的人。[2-41]在充
满感情纠葛的环境中，他是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大师。大概无人能比周恩来更懂得揣摩毛泽东不明言的心思。有
些人盛赞周恩来融政治技巧、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一贯的沉着老练、翩翩风度以及为受迫害者提供诚恳帮助于一身。很
多了解形势的人认为，周恩来在缓和毛泽东的极端做法上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并非人人都把周恩来视为英雄。例如
陈毅的家人就对他没有保护陈毅很气愤，一些没有得到周恩来帮助的受害者家属也有同样的心情。还有一些人则说他助
纣为虐，对于文革的浩劫难辞其咎。有人问，倘若周恩来没有阻止政权的垮台，那些罪恶难道不是能提前结束吗？
无论人们对周恩来和文革有何看法，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处理当时毛泽东议事日程上的一件大事枣打开中美关
系的大门枣上，没有任何人具备周恩来那样的高超技巧。1971 年 7 月 9 日，即林彪坠机两个月以前，周恩来第一次
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10 月 20 日至 26 日，坠机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为次年 2 月的尼克逊
访华作准备。基辛格后来写道，他认为周恩来是他遇到过的两三个最令人难忘的人之一。据基辛格的助手约翰?霍尔德
里奇（John Holdridge）描述，基辛格在与周恩来见面之前的心情，就像期待着参加由两个世界顶级大师进行的冠军
争夺赛一样。[2-42]
毛泽东和周恩来，基辛格和尼克逊
中美之间有过两百年的贸易交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了四年盟友，后来是二十年的冷战对手，两国在 1969
年开始考虑恢复邦交。1969 年发生珍宝岛战役后，毛泽东担心受苏联入侵的危险，自南北韩战争以来第一次决定扩大
与西方的交往，并指派周恩来进行谈判。尼克逊正在设法解决越战问题并寻找对抗苏联的长期合作对象，便指派基辛格
与周恩来谈判与中国修好。基辛格 1971 年从巴基斯坦飞往北京为尼克逊访问打前站的戏剧性之旅，以及 1972 年 2 月
尼克逊的访华都是激动人心的事件，它们为邓小平时代美中交往的迅速发展搭建了舞台。
1966 年至 1969 年的中苏关系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 1969 年的中苏边境冲突，都与邓小平无关。但是他在 1961
年至 1963 年曾率领一班人马写下反驳莫斯科的九封著名公开信；他还在 1963 年亲赴莫斯科，发表了中方最后一次重
要讲话，使中苏交恶达到顶点。中国重启中美交往也与邓小平无关，当时他还在江西，虽然他在 1973 年底陪同周恩来
参加过谈判。邓小平的贡献还有待于来日。
缓慢的复出：1972 年 1 月-1973 年 4 月
直到 1973 年 2 月，即林彪死亡 16 个月以后，毛泽东仍没有让邓小平回京。他曾在 1966 年严厉批邓，所以他
不能指望别人会很快接受邓小平，况且他尚未决定如何使用邓小平。邓小平曾因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猛批，毛泽东
要向人们解释为何请他回来，这并非易事。毛采取的伎俩是，他说邓小平这位十分受人尊敬的总书记「受到了林彪的迫
害」。在 1972 年 1 月的陈毅追悼会上，他就曾对陈毅的家人说，邓小平跟刘少奇不同，他的问题不那么严重。周恩来
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对邓小平的评价让更多的人知道。[2-43]毛的话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这是说明毛泽东读过他在
1971 年 9 月的信的第一个迹象。随后又出现了更多的迹象。江西省革命委员会 1972 年 4 月初通知邓小平，根据他给
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请求，同意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进入江西工学院读书，小女儿邓榕则获准去了江西医学院。[2-44]
受到这些积极信号的鼓舞，邓小平在 1972 年 4 月 26 日又给汪东兴写信说，由于他的两个孩子已去上学，能否
让他雇一个人帮他和卓琳一起照顾邓朴方。他在信中最后说：「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
工作。」[2-45] 邓小平没有收到直接的答覆，但是一个月之内他和卓琳的工资便都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2-46]
邓榕后来说，这些表明邓小平的政治处境有所改善的信号让一家人大为振奋。从邓家人如此期盼积极的信号可知，
尽管毛泽东疾病缠身，被林彪事件搞得心烦意乱，但他仍然左右着手下人的命运。实际上，陈云已经在 1972 年 4 月
22 日获准从江西回京，但是毛泽东让邓小平在江西又呆了将近一年。
1972 年 8 月 3 日，在数月没有得到毛泽东或汪东兴的答覆后，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试图打消他估计毛仍然
对他抱有的疑虑。他首先说，他已经听过向他所在工厂的全体工人传达的有关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文件。他表示，林彪
虽然当将军有一套，但在长征期间曾秘密伙同彭德怀反对毛主席。他还回顾往事说，林彪在抗美援朝时拒绝了毛主席让
他率军作战的要求。邓小平承认，林彪比他更能理解毛的意图，但他不同意林彪只讲「老三篇」、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
的做法；还有更多的毛主席着作应当得到运用。邓小平又说，林彪和陈伯达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感谢主席在文革期
间保护了他。邓小平毫无愧疚地讲着他认为毛泽东爱听的话。
邓小平在信中强调说，他认可在 1968 年 6、7 月的自我检讨中所说的所有内容。他再次检讨了 1931 年自己在
广西离开红七军的错误，另外还承认自己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工作也有缺点，有时候不征求毛主席的意见。他在 1960
至 1961 年没有消除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他没有有效贯彻毛主席关于抓好在内地建立关系到国防的「三线工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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