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起来的好学生。他们出生在战争年代，却是在 1949 年后共产党的领导下接受的教育。他们年龄太小，没有赶上去苏
联或东欧学习的机会；又因年龄太大，错过了去西方留学的年代。他们上学时，西方的法学、经济学和商业管理这些学
科还没有被引入中国，但他们在任职期间通过文件、会议和短训班的形式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他们是既能干又眼界开
阔的技术官僚，大多数人是学工程技术出身，接受现有体制并希望维持它的有效运转。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优点是做
事负责，与同事和下级都能搞好关系，不会挑战上级。他们没有经历过严重危机的考验，也不准备挑战现行体制。他们
只是在邓小平那一代人建立的框架内，务实而勤奋地工作着。
南巡的成果
按照中共十四大和 1993 年 3 月全国人大会议把增长率定为 8%或 9%的政策，更多的地方投资和建设项目得到
了批准。在邓小平 1992 年南巡后的几年里，中国取得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增长率，其规模也是前无古人的。实际上，
从 1992 年到 1999 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 1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转引自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73.
天安门悲剧后的 1989 年至 1991 年，外国直接对华投资陷入停滞，平均每年只有 40 亿美元；但是从 1992 年
到 1999 年，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外国制裁的逐渐减弱，每年吸引的外资平均为 350 亿美元。快速增长引发了
又一轮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但朱熔基在 1995 年以软着陆方式控制住了这些压力。
允许一些指定的企业直接与外国公司做生意的决定，使对外贸易突飞猛进。在此之前，从事进出口的企业都要通
过国营外贸公司进行交易，这使它们难以及时把握国外市场的机会。此外国营外贸企业也应付不了外贸的迅速扩张。不
过，渐渐地，先是某些指定的企业被允许直接与外企做生意，然后这类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在改革派实行新政策后，
住房建设也开始腾飞。1995 年以前，住房都是由工作单位或城市的干部分配，这一年之后政府放开了住房市场，国家
雇员得以按补贴价买下自己的房子。由于私人房地产市场的建立和从建房中获利的机会的到来，新住宅的建设速度令人
瞠目结舌。[23-73]
邓小平的南巡并没有使谨慎的计划派和保守的意识形态宣传家闭口不言，但却使可以接受哪些目标和手段的争论
再次转移了方向；不论有多么勉强，即使最警惕的计划派也开始逐渐接受让市场和外贸发挥更大作用。随着无数中国人
从国内外市场中受益，改革开放成了不可逆转的政策，重新关上 1978 年后打开的大门已经不可能了。
记住邓小平
在 20 世纪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不断革命断送了它的许多英雄。邓小平本人就经历过三起三落，但他在晚
年要比任何一位同侪更幸运，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结局凄惨甚至是悲剧。1976 年「四五」示威之后，毛泽东在生前最后
几个月所面对的现实是，北京的老百姓抛弃了他的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他们更喜欢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周恩来在
去世前知道自己仍然受到毛泽东和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党的批评。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因得不到适当治疗在
软禁中死去。胡耀邦被无情罢免后，最后两年受到与他共过事的领导人的冷落。赵紫阳在监禁中去世，生前官方对他闭
口不谈，只允许他接待寥寥几个经过选择的客人。华国锋靠边站后受到羞辱。叶帅愉快地退了休，在他所熟悉的家乡安
享晚年，但他对北京的变化已不再感到很舒心。
邓小平知道，他对 1989 年天安门示威运动的处理方式，会被很多人认为是他一生中的巨大污点。无论国内国外，
很多人认为他在 1989 年 6 月过分关心维护社会秩序、同意向街头的无辜百姓开枪是不可饶恕的行为。他们认为他有机
会推动民主事业，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他没有解决腐败和不平等的这类根本问题。相反，为邓小平辩护的人则赞扬
他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他为维持国家的统一做了不得不做的事。
然而，不管对天安门悲剧的看法如何，很多人钦佩他以 87 岁高龄毅然踏上南行之路以确保中国在加快改革开放
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的步伐的举动。确实，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邓小平看到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仍遵循着他所制订的政
策，而这些政策推动着中国的进步。最后几年他与家人一起度过，并受到党和人民的爱戴。他引导中国完成了从落后、
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一个有国际影响的现代化经济强国的艰难过渡。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
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的生活作出的贡献方面，20 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
够与他相比？20 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对世界史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邓小平曾说，他要让人们记住一个真实的他。他希望人们好好地记住他，但不想让人们像吹捧毛泽东那样为他大
唱赞歌。毛主席自视为功高盖世的皇帝，邓小平则从不自视为「天子」。他只想让人们记住他是一个凡人，是「中国人
民的儿子」。
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 1994 年春节。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再也没有力气参加会议了。他于 1997 年 2
月 19 日午夜后去世，享年 92 岁，死因是帕金逊综合症和肺部感染。[23-74]他要求自己的葬礼简单朴素。毛泽东的遗体
经过处理后被安放在专门建立的毛主席纪念堂供人瞻仰。但不会有邓小平纪念堂。2 月 25 日，大约一万名经过挑选的
党员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邓小平的追悼会。江泽民强忍着泪水念完悼词。[23-75]追悼会通过电视做了转播，有关邓小平生
平的报道在此后数天一直占据了媒体的主要位置。按照邓小平的遗愿，他的眼角膜被捐出供眼科研究，内脏被捐出供医
学研究，遗体被火化，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1997 年 3 月 2 日，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23-1]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From Deng Xiaoping to Hu Jintao,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90 年 1 月 20、26 日，2 月 13 日，页 1307-1308。
[23-3]Victoria Wu, "The Pudong Development Zone and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Planning Perspectives 13, no. 2 (April 1998): 133-165; 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邓小
平人生纪实》（三卷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第三卷，页 2019-2052。
[23-4]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页 214-216、
220。另一纪录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邓小平人生纪实》。
[23-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0 年 1 月 26 日，页 1307。
[23-6]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16。
[23-7]SWDXP-3, pp. 342-34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0 年 3 月 3 日，页
1309-1311。
[2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0 年 2 月 13 日，页 1308。
[23-9]SWDXP-3, December 24, 1990, pp. 350-352.
[23-10]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2004), p. 205.
[23-11]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04- 222；黄宏主编：《硬道理：南方谈
话回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页 127-149。
[23-12]SWDXP-3, pp. 353-355.
[23-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1 年 2 月 10、12、14 日，页 1327-1328。
[23-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1 年 2 月 15 日，3 月 2 日，3 月 22 日，4 月 12
日〔年谱中 1991 年并无这四天的条目。枣中文版编者注〕；黄宏编：《硬道理：南方谈话回眸》，页
130-136。
[23-15]James A. R.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China in Disarra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78-83; Suisheng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Elite Politics in Post-Tiananmen China," Asian Survey 33, no. 8 (August 1993):
748-749.
[23-16]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 54.
[23-17]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 232.
[23-18]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26。
[23-19]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26。这话说于 1980 年 2 月 29 日。
[23-20]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27-228。
[23-21]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28-229。
[23-22]2003 年 10 月对陈开枝和另一些当地干部的采访，陈开枝曾陪同邓小平视察。
[23-23]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31-232。
[23-24]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43。
[23-25]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pp. 96-97.
[23-26]2003 年 10 月对陈开枝的采访，邓小平南巡时他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负责安排邓小平在
深圳和珠海的行程。另参见岑隆业编：《阅爱无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页 182-190；关于
摄影记者和录音机的记述见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p. 750. 记录这次视察的另一
份文献见黄宏编：《硬道理：南方谈话回眸》，页 150-190。
[23-27]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34-235。
[23-28]2003 年 11 月在广州对一位与邓小平随行干部的采访。
[23-29]SWDXP-3, pp. 362-363.
[23-30]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32；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12.
[23-31]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40、245-246。
[23-32]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32-233。
[23-33]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46-248。
[23-34]岑隆业编：《阅爱无价》，页 186。
[23-35]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48-249。
[23-36]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51-253。
[23-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2 年 1 月 29 日，页 1338。
[23-38]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79-282。
[23-39]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 95.
[23-40]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 95;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p.
749; 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86。
[23-41]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12-213.
[23-42]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95-96;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p. 749; ibid., p. 213.
[23-43]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14.
[23-44]邓小平在 1985 年去上海时，有机会看到他在 1984 年前一次去上海的访问和决定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但是 1986 年冬天他去了桂林和重庆。1987 年他因为将胡耀邦撤职而带
来的麻烦没有离开北京。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5 年 1 月 31 日，1986 年 1 月 24 日，
1986 年 1 月 31 日，1988 年 2 月 10 日，1988 年 2 月 23 日，1989 年 1 月 21 日，1989 年 2 月 16
日，1990 年 1 月 20 日，1990 年 2 月 13 日。
[23-45]邓小平在 1985 年去上海时，有机会看到他在 1984 年前一次去上海的访问和决定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但是 1986 年冬天他去了桂林和重庆。1987 年他因为将胡耀邦撤职而带
来的麻烦没有离开北京。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2 年 2 月 7 日，页 1339。
[23-46]2003 年 10 月对陈开枝的采访。
[23-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0），1992 年 2 月 3 日，页 441。
[23-48]我本人曾在 1973 年去这家商店，当时里边只陈列着朴素的棉布和热水瓶。
[23-49]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页 285-294；《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92 年 2 月 21 日，页 1341。
[23-50]香港、深圳和外国报道的目录见黄宏主编：《硬道理：南方谈话回眸》，页 192-200；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 242, n65.
[23-51]陈毛弟：〈江泽民考察上海时强调全党要始终不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加
快改革开放步伐〉，《人民日报》，1992 年 1 月 20 日，第 1 版；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14-215.
[23-52]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14.
[23-53]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13-214.
[23-54]1992 年 2 月 20 日，转引自 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 101.
[23-55]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p. 750; 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100-101; 另参见黄宏：《硬道理：南方谈话回眸》，页 195。
[23-56]对这份文件的权威性概述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2 年 2 月 28 日，页 1341。
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讲话稿的定稿见 SWDXP-3, pp. 358-370.
[23-57]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99-100, n50.
[23-58]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102.
[23-59]黄宏编：《硬道理：南方谈话回眸》，页 237；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
62.
[23-60]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19-220.
[23-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993），下册，页 2055-2089。
[23-62]SWCY, 3:370.
[23-6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2 年 7 月 23-24 日，页 1349-1351。
[23-64]Tony 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A Programme for Authoritarian
Rul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2 (December 1992): 1141-1142;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64-368.
[23-65]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pp. 1142-1146.
[23-66]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pp. 1146-1148.
[23-67]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22.
[23-68]例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3 年 1 月 22 日，页 1359。
[23-69]吴国光：《逐鹿十五大：中国权力棋局》（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
[23-70]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23;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p. 67-68.
[23-71] 朱 健 国 ： 〈 李 锐 谈 「 焦 国 标 讨 伐 」 ： 痛 感 始 皇 难 绝
缘〉， 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0710/20071005150035.html ，2010
年 8 月 16 日访问。
[23-72]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p. 1154.
[23-73]Ding Lu, "China's Institution Development for a Market Economy since Deng
Xiaoping's 1992 Nanxun," in John Wong and Yongnian Zheng, eds., The Nanxun Legacy and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Post-Deng Er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1), pp. 51-73.
[23-7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7 年 2 月 19 日，页 1375。
[23-7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7 年 2 月 25 日；Jim Lehrer, host, "Transcript
on Deng's Legacy, February 25, 1997,"On Line Focus,
athttp://www.pbs.org/newshour/bb/asia/february97/deng_2-25.html, 2010 年 3 月 5 日访问。
第 24 章
转型的中国
邓小平于 1992 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 150 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
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
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
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邓小平时代发生的转型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多样性，当时世界格
局的性质，共享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全球体系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无数具有创造力和勤奋工作的人们的贡献等
等。但这种转型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当时这位最高领导人被赋予相当大的自由去引导政治过程，并拥有最终决定权，
所以这一转型也是由邓小平这位领导者个人塑造的。当然，这一巨变的思想基础来自很多人，而且没有人完全预见到了
事情将如何展开。改革开放并非由邓小平启动，它是邓小平上台之前在华国锋的领导下起步的。邓小平也不是手持伟大
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
不如说，邓小平是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他把各种想法进行梳理和总结，用他的团队和群众所能接
受的步调和方式展示给他们。他在最高层提供稳定的领导，使人们能够在经历巨变时保持信心。他的工作是选拔和指导
一个团队，让他们齐心协力开创并落实各项改革。他是解决难题的人，努力找出有利于国内外相关各方的解决方案。他
帮助培育起强有而力的统治结构，使之得以在中国人努力适应迅速变化的新环境时保持控制。他在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
制定实现最重要目标的战略过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他向民众解释政策，以直白的方式讲明他们面对的整体形势和需要
采取的具体措施。如果出现争议，他是作出最终决定的人，并尽量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分歧最小化。他支持对人们进
行激励，也支持给人们提供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的希望，以免让人们以后失望。他赞成给各种专家枣科学家、经
济学家、管理者和知识分子枣足够的自由，使他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当他担心脆弱的社会秩序可能受到破坏时，
也会限制他们的自由。在改善同其他大国的交往、与它们的领导人建立切实可行的关系时，邓小平扮演着核心角色。邓
小平的全部工作都受一种深刻信念的指导：采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将给中国带来最大的进步；
而这一嫁接外国科技与管理的过程对中国既有体制所带来的震荡不仅是可控的，而且为了全体国民的福祉也是值得大力
推行的。
无论中外，在邓小平谢幕之后长大的人，都很难体会邓小平踏上这个旅程时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一个把全
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骄狂的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
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社会主义结构，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
人依然穷困而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
但是，当邓小平全面接手中国转型的工作时，也有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他接过了由毛泽东统一起来的能够有效
运转的全国性的政党和政府；他有很多经验丰富、像他一样赞同深刻变革的老干部共事；他上台时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贸
易体系，其他国家愿意与中国分享资本、技术和管理，并欢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
邓小平还有一些令人难忘的个人品质，使他得以引领中国的转型。很难说除他之外还有哪个人能如此成功地把一
系列特质组合在一起：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中国转型所需的政治判断力。那么，邓
小平领导的这一转型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
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
帝制时代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球大国，甚至不是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它只是亚洲的一个地区性大国。鸦片
战争以前，在主导中国对外关系的「天下秩序」中，周边小的政治实体要向这个「中央帝国」的皇帝进贡。它们以这种
方式承认中国文明相对于周边地区的优越地位。作为交换，中国允许这些政治实体享有自治与太平。[24-1]
中国皇帝极少有兴趣向亚洲大陆以外的地区扩张。在 15 世纪的一段短暂时期里，中国的皇帝一度允许建造远洋
船舶，七次派太监郑和远航，远抵中东和非洲东海岸。但后来的皇帝不但禁止这种远洋活动，而且禁止建造远洋大船。
对他们来说，能够管好中国漫长的边境就够麻烦的，更不要说和远在海外的国家建立联系了。1793 年当英国特使马戛
尔尼来到中国提议通商时，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24-2]
在 1839 年到 1842 年和 1856 年到 1860 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列强迫使中国开放了部分沿海口岸，但
中国政府几乎从来不想主动走出它在亚洲的疆域。当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崛起时，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未能有效地应对
挑战。由于中国回应软弱，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主宰了对华关系，甚至主宰了中国沿海的产业和贸易。
毛泽东在南北韩战争时关闭了中西交往的大门，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此后中国开始在共产主义国家中
发挥一定作用，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一度在第三世界也有一定影响。1960 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后，中国在共产主
义世界的作用陡降。1978 年以前，中国政府对境外事务的参与十分有限。例如，在文革期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
只派出一个大使，驻于埃及。
虽然毛泽东在 1969 年中苏边境冲突后开始向西方开放，中国在 1971 年也重新取得了联合国的席位，但是毛泽
东在世时中国的大门仅仅打开了一条缝。毛去世后，华国锋也接受对外开放的做法，但只有邓小平才真正打开了国家的
大门，领导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才具备了足够的政治眼光与魄力去超越帝国主
义时代的痛苦记忆，开始跟其他国家发展持久而积极的新型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新
秩序中的一员。
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真正加入到了国际社会之中，成为各种国际组织以及由贸易、金融和各种公民交往活动所
构成的全球体系中活跃的一员。中国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中国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领
域所有重要国际组织的活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虽然邓小平退休近十年后，中国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申请加入的
准备工作是从邓小平掌权时开始的。
中国在参与国际组织最初几年的工作是熟悉这些组织的实际运作。当时中国仍然是个穷国，首要任务是维护自身
利益。到了邓小平接班人的时代，领导人才认识到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好处，开始考虑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和全球组织的参
与者能够为加强这些组织做些什么。在中国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类机构之前，一些成员国担心中国的
加入可能具有破坏性，会给这些组织的运行带来麻烦。但事实上中国的加入加强了这些组织，尽管它提出了自身的利益
诉求；它遵守了这些组织的规则。
邓小平在 1978 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中国的外贸额总共不到 100 亿美元；30 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了 100 倍。
1978 年，中国促请美国接受几百名中国留学生；邓小平去世十年后，估计有 140 万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大约 39 万
人学成归国。[24-3] 1992 年时，中国已经在全球学术对话与全球贸易体系中长期扮演积极角色，而最初的突破都是在邓
小平担任头号领导人时取得的。
在邓小平时代，为适应新的全球角色，中国也经历了内部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将它称为「接轨」，这个说法来自
1930 年代中国轨制不同的铁路之间的对接。在 1980 年代，中国用这个说法描述为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和全球体系而作
出的调整。
1978 年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开始与国际组织建立联系时，大力发展各种专门的机构，它们实际上成了对外交往
的缓冲器。来华的外国企业被安排在特区之类的特定区域，政府还设置了与外企打交道的整套制度，这样就人为设置了
一道围墙，阻止外国人与整个中国的接触。在华外国人只能与各地的政府、大学和大公司中的外事办公室打交道。例如，
外事服务局负责管理在外企工作的国内员工。为了获得更多中国极为短缺的外汇，外国人被鼓励用他们的货币兑换「外
汇券」，在指定的「友谊商店」购物，他们在这里可以买到普通中国人买不到的外国商品。国营外贸公司控制着与外国
人的大量生意，大部分外国人在半年一届的广交会上购买中国商品。中国的外贸部在监督这些专门的「外事」机构与外
国人交往的政府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机构配备有懂外语并熟悉外国习俗的官员。
在 1980 年代末，中国的对外交往开始迅速扩大，超出了这些专门机构的范围。外国人的旅行不再局限于某些区
域，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与外企直接做生意。以经济特区作为起点，后来扩大到 1984 年开放的 14 个沿海城市的很多
做法，开始向全国传播。外国人蜂拥而至，使专门的「外事办」难以处理与之有关的全部事务。外事部门大多仍然存在，
但其工作更多限于从事官方数据的收集。
在邓小平退休之前，中国的各类机构都开始为适应外国的常规而进行「接轨」。外贸企业要学习外国的法律、财
会和组织方法。[24-4]向外国教育机构输送留学生的大学和高中开始为学生设立入学考试和申请程序的培训计划。体育教
练开始大力培养最优秀的运动员参加各种国际体育赛事。中国兴建了能够接待国内外游客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旅游设施。
国内消费者也可以越来越多地买到为出口而生产的商品。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扩大学术和研究机构以加强其全球
大国的角色一样，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学术和研究机构也有了极大发展，从而加深了中国对世界的了解。
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过程中，比印度、俄国和巴西这些大国的领导人更有魄力。这个过程在邓小平时代之
后仍在继续，但是基本的突破在邓小平退休时已经完成。
党的集体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 1956 年就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可是毛泽东很快又再次将它领入革命。然而在 1978
年之后，经过老干部复出、不善治理国家的革命家的退出和新领导人的进入这个过程，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向将治理
国家作为中心工作的政党转变。
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而由毛泽东设计、邓小平及
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
与美国人不同，邓小平及其同事相信，最终决策应以最高领导层对全局的政治判断力为基础，这要比以法律规范政府行
为的独立司法制度作为基础更有益于国家。他们认为，立法机构制定法律但不负责执行法律的体制，不如集立法与执行
于一身的体制更有效率。
美国是由保留着独立权力的各州所组成，而中国千百年来一直有一个控制着地方的中央政府。毛泽东进一步加强
了中央集权制，将其深入扩展至全国。邓小平则要将这种试图到处渗透的统治结构拉回来。他没有制定地方必须遵守的
严密规章制度，而是建立了另一种体制：由上级选拔领导班子，授予他们相当大的独立性，只要他们的工作能使经济快
速增长即可。
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邓小平在北京建立的核心领导结构以政治局和书记处为中心。它通过领导班子网络与地方
联系在一起，这些领导班子存在于政府各个层级和各个地区的所有主要机构。每个领导班子不但负责本级党的工作，还
要监督它下面的政府机关（或经济和文化单位）。这个班子要就全局性问题作出判断，并使其辖区内的工作为四化建设
作出全面的贡献。
党的上级部门下达有关领导班子如何开展工作的规定，不断向每一级发布指示。它们也与下级召开会议，有时让
下级领导参加上级的会议，或是派上级干部到下面视察。如果上级干部认为某个问题很重要，他们可以、也确实会进行
干预。但是对下面的监督很难面面俱到，因此领导班子在领导本级工作时，一般享有相当大的自由。
北京控制各省的关键手段，是任免领导班子成员的权力。领导班子的成员通常有若干年的任职期限，但随时有可
能被上一级领导撤换。党的领导班子里各个成员负责不同部门的工作，对他们作出评价的依据，不仅是他们管理相关部
门的工作表现，而且还有整个班子及其下级单位的表现。在邓小平时代和此后的 20 年里，这种评价主要基于领导班子
对全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多大贡献。近年来一些次要标准也变得日益重要，如培养下一代干部、环境保护、处置社会骚
乱和对突发事态的反应。[24-5]
就像邓小平一样，他的接班人也认为正确选拔、培养和监督干部能够使干部形成服务于国家整体目标的觉悟。由
于下级干部对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享有很大自主权，因此在选拔和培养领导班子成员上相当认真。每一级年轻干部，假
如他在整体思想能力、遇到压力时的可靠程度、判断力、与同事共事的能力以及服务于党和国家的献身精神等方面有不
俗的表现，就有可能被选出来进行特别的培养、指导和考验。
培养各级干部确实花费了大量时间。指导者的任务是向年轻的下级干部提供如何提高工作表现和技能的建议。最
有前途的年轻干部可以陪同上级参加各种上面的会议和党内的非正式聚会。他们还会参加党校的培训班。他们中被组织
上认为最有前途担任国家级领导人的干部，可以进京学习中央党校的课程；被认为能够担任省市级领导职务的人，则去
各自地区的党校学习。并不是所有党员枣邓小平上台时中共有 3,700 万党员枣都能分享通过与上级干部的聚会或是
成为党校学员而培养出来的同志情谊。进入党校学习的人不但能了解同届与上下届的同学，而且能结识来到党校的上级
干部，后者会借助于党校干部的评价，对学员未来的任职进行推荐。虽然组织部的干部保存着人事档案，能够进行推荐，
但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最终决定着在他们的辖区内哪些人能得到提拔。
然而，让地方干部享受较多自由也存在着风险。邓小平建立的这种延续至今的体制，更重视结果而不是遵循规则，
它所培养的干部要具有评估问题的全局观和创业精神，能够支持快速发展。但由于缺少上面的严密监督，很多干部不但
能够想办法造福国家，而且也能关照自己与朋党并排挤其他势力。
这种党的领导班子体制并不是由邓小平所创，但他稳定了这种体制，使其工作更加专业化，把评价干部的基本标
准从对政治运动的贡献变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一基本体制被他的接班人沿用至今。
现代的精英治国
到邓小平退休时，年轻的中共干部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首先必须考上较好的高中和大学。邓小平重视精英治国
的做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按考试成绩选拔官员的国家。早在公元 605 年，隋朝便把科举作为
决定哪些有抱负的竞争者有资格成为朝廷官员的首要标准。但是在邓小平出生的第二年，科举制便被废除了。自那时起，
直到他重新登上权力舞台，中国一直不具备足够的稳定性，领导人也没有政治决心为选拔官员重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精
英主义基础。毛泽东还在世时，不可能把教育成绩作为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很多为中共事业作出贡献、登上高位的人，
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战火纷飞的革命时期根本没有机会上大学。此外，毛泽东认为「红」比「专」更重要，他喜
欢工人农民甚于受过较好教育但「出身不好」的人（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因此，考试并未成为选拔和提拔干部的主
要标准。实际上，1949 年后，很多干部都是来自共产党军队或游击队的老兵，他们中间有文化的人很少。假如举行考
试，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不可能胜过「阶级出身不好」但受过更多正式教育的人。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大胆取消了「阶
级出身好」这条选拔干部的标准，严格依照用入学考试来衡量的办法。根据邓小平在 1977 年采取的新路线，很多「阶
级出身不好」的家庭的子女得以通过考试进入好大学并当上了干部。
事实上，邓小平在各级建立了一套高度竞争性的精英考试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官场。他的目标不是促进社会
平等，而是挑选最有才华的人，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都举行入学考试，考入竞争最激烈
的学校的学生能够得到最好的教师和设施。
邓小平于 1977 年恢复的统一高考制度，并不是专门为选拔干部而设，而是一种为各行各业的大机构选拔最有才
华的年轻人的制度。但是，所有被选为干部的人，都要首先在各级教育考试中证明自己。甚至在当上干部的人中间，出
身名牌大学的最优秀的毕业生可以在中央机关就业，入读较差大学的人则要从较低级别的机关做起。随着大学毕业生的
数量在 1980 年代末以后的迅速增加，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政府公务员时又增加了新的重要考试。不过，一个人一旦成
为干部，他的升迁便不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考试，而是根据他的工作表现。这种制度在邓小平的接班人那里也得到了沿
用。
在 1980 年代中期，很多有抱负有才华的年轻人想通过「下海」经商取得成功，但是尽管存在这种有吸引力的职
业选择，「干部」身分仍被人们所看重。这不仅因为它所提供的权力和经济保障，还因为那些被认为既能干又有志于服
务社会的人深受中国人的敬重。由此可见，邓小平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干部选拔制度，它遵循着与帝
制时代同样的通过考试选拔干部的原则。但是，这种制度在内容和结构上又完全不同于科举制度。此外，这种体制也把
精英治理的原则扩展到干部选拔系统之外，贯穿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与培训体系。
开放的全国性城市社会
中国自有历史纪录以来直到 1990 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在方言和文化上有着巨大地区差异的农业社会。1949 年
以前，落后的运输系统使大多数商品只能在从当地乡镇市场步行可及的区域内生产和消费，很多人几乎一辈子都生活这
个范围之内。[24-6] 毛泽东对人口流动的严格管制，使 1949 年以前就很有限的人口流动变得更加缓慢。在毛 1976 年去
世时，农村人口仍然占到总体人口的 80%以上，农村生活也受到村庄、家庭和集体的控制，很少与外界交往。在毛泽
东时代，即使城市中的单位枣如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军队驻地枣都是相对自足的大院，很多单位设有传达室，
来客进去之前要向门卫报告。这些封闭的社区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基本必需品，如住房、食品、托儿所、学校、医疗和
福利。居民很难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之外得到这些服务。就像农村居民一样，大多数城市居民缺少更换工作的机会，几乎
别无选择地只能服从各自单位的领导。流动受到限制、在农村和城市单位中对上级的依赖、与外界缺少沟通，这一切使
生活变得死气沉沉。毛泽东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可是他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却进一步巩固了封闭的「封建」社会。
邓小平退休时，经济增长带来的新经济机会和他所允许的人口流动，已经使中国走上了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
会的道路。在邓小平时代估计有两亿人迁入城镇，而且这一过程此后仍在快速进行着。预计到 2015 年，即邓小平退休
20 年后，将有 7 亿人，即 51%的人口成为城市居民。邓小平退休时，90%的家庭拥有电视，使城市文化迅速进入农
村。沿海地区年轻的农民工返乡探亲时，也从城市带回来最新的时装、家居用品、电子产品和他们在城里新见到的食物。
[24-7]总之，农村地区在文化上也城市化了。
在 1978 年改革开始之后，城市的领导人担心大批流入的农民将使城市设施和食品供应不堪重负，因而保留了城
市户籍制度，这种制度长期限制着人们是否能得到城市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等各种服务。在 1980 年代初期，粮食和
食用油的配给量几乎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食品供应不足以养活进城投亲靠友的农民。但是在 1983 年以后，随着
食品供应的增加，政府开始允许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进城。当时，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能够吸收大量进城务工、希望过
上好日子的农村青年。中国历史上有过战乱和饥荒导致数百万人迁徙的现象，但它们从未达到 1978 年以后那样的迁徙
规模。
在毛泽东时代，尽管缺少社会流动，仍然逐渐形成了一种深层的国家文化枣中国人民的共同文化。到 1960 年
代末时，很多城市家庭都有收音机，没有收音机的城市和农村家庭也能从广播喇叭里收听有关国家大事的新闻和一些音
乐。更多的人能看到电影，分享共同的国家文化，人人都在政治运动中学习同样的口号和歌曲。小学的数量迅速增加，
因此在毛泽东去世时，大约有八成年轻人识字。
邓小平时代教育体系不断扩张。在 1980 年代多数年轻人不但可以读小学，而且能念完初中。1980 年代后期电
视的快速普及，用普通话播送官方新闻的全国性电视频道的建立，大大扩展了民众共同的信息基础。到邓小平退休时，
不但学校和政府机关，连国营企业和商店都已普遍使用普通话，大多数人都可以用标准的普通话相互交流。邓小平时代
交通运输体系的扩展，使工业制品能在更广的地理范围内流通，从而扩大了外贸和内需的生产规模。1980 年代以前中
国只有很少商业品牌，但是到邓小平退休时，具有国内外认可的品牌的工业产品已出现在全国各地。
随着城市里封闭大院的开放和各地人口的交融，地方差异逐渐被共享的国家文化取而代之。在 1978 年以前，当
地人只吃当地饭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就像在 20 世纪后期，西方世界一些原本是只在某些国家流行的食品，比如
意大利薄饼、甜甜圈、硬面包圈和寿司成了国际食品一样，在 1980 和 1990 年代的中国，很多地方食品开始在全国流
行。南方人学会了吃北方的标准主食馒头，北方人也开始吃南方人的标准主食米饭。同样，一些过去只有当地人观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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