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殊发出此信的次日，就收到了邓小平回覆。他说，他准备接待派来的特使。布殊很清楚，「六四」刚过就派出
特使会激怒美国民众，因此他对派特使一事进行保密，即使是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也没有接到通知。（中国方面对访问
保密并无困难。）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飞往北京，
于 7 月 2 日会见了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之前，邓小平对李鹏和钱其琛说，今天和美国人的会谈只
谈原则，不讲具体问题；中国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中国领导人既不怕美国人，也不怕制裁，外交人员要牢记这一点。
[22-29]
据陪同斯考克罗夫特的美国人说，邓小平亲切问候了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他说：「我把布殊总统当作朋
友，是因为自从我与他交往以来，我觉得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很少说空话假话。」[22-30]但是邓小平在评价中美关
系时，态度仍很强硬，极其严肃。谈及「六四」时，他说，那个事件「是一次地震，十分不幸的是美国人也涉足太深??
美国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是把中国逼入墙角。??那场反革命暴乱的目的是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的社会主义
制度。如果让他们得逞，就会天下大乱。坦率地说，这有可能导致战争。」邓小平接着谴责了美国帮助那些试图推翻中
国政府的人，并且说，美国的媒体夸大了暴力程度，干涉中国内政。
邓小平把布殊决定向中国派出两名特使看作一件好事。「看来仍有希望维持我们原来的良好关系。??我相信这是
布殊总统的愿望。我本人也有同样的愿望。但这种性质的问题是不能从两个人做朋友的角度加以解决的。」邓小平说，
两国之间的分歧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中国的利益。??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取决于美国不再火上
浇油。」邓小平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打了 22 年仗、死了 2,000 万人才换来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中国共
产党统治中国。这是一个感到他的国家的命运处在危险之中的人发出的严厉信息，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抗议者持续的支
持加剧了这种危险。
斯考克罗夫特在答覆时重申，布殊总统坚信应当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布殊也希望
邓小平理解美国总统当时受到的政治限制。[22-31] 邓小平回答说，请斯考克罗夫特转达「我对我的朋友布殊总统的友情??
无论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谈的如何，只要他继续把我当朋友，我也会同样对待他。」[22-32]斯考克罗夫特试图
向邓小平解释美国为何对个人自由有如此深的感情，但他适可而止。邓小平在会谈结束时说，他不同意斯考克罗夫特的
很多说法，「为了结束中美关系的这段不幸插曲??要看美国采取何种行动。」[22-33]然后，据斯考克罗夫特说，邓小平就
和他道别。
当时，美中关系受到的伤害之一是关于美国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的协议的连续性。从 1983 年到 1989 年期间，
作为反苏同盟，中美军方作出安排由美国向中国出售航空电子设备、导弹和鱼雷。其中最大一笔生意是 F-8 战斗机的雷
达系统；中国还购买了西科斯基公司的黑鹰直升机。对于处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笔开支很大的订单。
1989 年以后，由于美国的制裁不允许向中国供应零配件，也包括西科斯基直升机的零件，这使中国无法使用已经购买
的许多装备。
从 1989 年到 1993 年，中美军方实际上没有任何高层接触。军方的交往在 1993 年恢复，但双方的信任关系从
未恢复到 1983 年至 1989 年的水平。事实上，1989 年以后，中国转而向苏联购买苏-27 战机，从以色列购买军事设
备和物资。中国不再愿意从美国购买任何重要的军事设备。[22-34]
天安门悲剧发生的一个多月后，在 7 月 14 日法国召开的七国峰会上，主要的问题不是是否制裁中国，而是应当
采取多么严厉的制裁。与其他领导人相比，布殊总统和日本首相宇野宗佑主张较温和的制裁。布殊总统确实支持取消世
界银行新的对华贷款，同意为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提供永久居留权，但他反对采取他认为可能导致美中关系彻底破裂的更
强硬的制裁手段。[22-35]
布殊在 7 月 28 日再次致函邓小平，重申了他要维持两国工作关系的愿望。针对邓小平所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
布殊写道，他认为问题是由中国的行动造成的。邓小平于 8 月 11 日对布殊作出了诚恳的答覆，他对布殊维护和发展两
国关系的愿望表示感谢，但他再次表示，是美国在制裁中国，伤害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他说，希望这种局面能够很快得
到改善。[22-36] 布殊知道邓小平对美苏交往很敏感，他在答覆邓小平时建议，12 月 1 日布殊和戈巴卓夫的玛律塔峰会之
后，斯考克罗夫特可以飞往北京向他和江泽民通报会谈结果。
在这期间，由于美国和日本决定不派高级官员访华，邓小平接待了一些美国前官员。他会见了美国民主党特使伍
德科克，还会见了前总统尼克逊以及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后者其实担任着布殊政府的牵线人。日本不存在强大的反
对党或能够充当使者的前政治家，因此邓小平会见了与日本政府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商界领袖。这些客人来到北京时，邓
小平鼓励他们与他的接班人江泽民合作，但他仍然主导着关键性的会谈。
邓小平在 1989 年 10 月会见了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逊，陪同他的是卡特的中国问题助手米歇尔?奥克森伯
格。尼克逊强调说明了美国为何要对「六四」镇压作出强烈反应，但双方也探讨了打破僵局的途径。邓小平说，中国处
于弱者的地位，不能采取主动；他坚持认为，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应当先迈出第一步。[22-37]
不到两周之后，11 月 10 日，也是邓小平正式退休和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他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邓小平向他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会继续。他请基辛格把他的一封信转交布殊，其中提出了一揽子外交设想：（1）
中国允许正在美国大使馆避难的异见人士、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前往美国；（2）美国取消一部分对华制裁；（3）双方
设法签订一到两项重要的经济合作计划；（4）江泽民访问美国。[22-38] 几个月后的 1990 年 5 月，布殊宣布批准给予中
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中国已经同意让方励之离开美国大使馆出国的决定。[22-39]
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在 12 月 10 日第二次会见邓小平时，事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斯考克罗夫特受
命公布这次访问，美国有线电视则在 12 月 18 日爆出了前一次秘密访问的新闻。[22-40]许多美国人仍然对「六四」事件
深感悲痛，在他们看来，美国政府的代表秘密飞往这个在街头枪击手无寸铁的民主拥护者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对道
义的践踏，尤其是这件事发生在布殊宣布停止高层交往之后。[22-41]但是布殊和斯考克罗夫特着眼于两国的未来和两国领
导人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他们认为这次访问有助于避免与中国关系的破裂，这显然符合美国的战略、文化和经济利益。
[22-42]
在第二次访问中，邓小平对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说，他们来北京访问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没有牢固的中
美关系，也难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又说，并不是中国在威胁美国，而是美国的政策威胁着中国；此外，如果中
国发生更多的动乱，对全世界都有很大危害。邓小平用和缓轻松的语气，请斯考克罗夫特转告布殊，中国有一个退休老
人相信中美关系很重要，双方必须想办法解决问题。[22-43]这次访问刚过，美国就宣布同意售卖三颗通信卫星给中国，美
国将支持世界银行向中国发放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贷款。不久之后，中国在 1 月初宣布北京解除戒严并释放 1989 年春
天时被拘留的 573 人。[22-44]
在这些初步的变化之后，美中对话又陷入僵局大约一年。钱其琛外长抱怨说，美国已经失去了与中国会谈的兴趣。
斯考克罗夫特则表示，中国领导人不再表现出灵活性。但双方都认为产生僵局的原因是东欧和苏联的动乱。
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
1989 年到 1991 年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剧变，再加上 1989 年春天北京的示威运动，不但使外国人、也使
很多中国人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国家共产党统治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让很多西方
人兴高采烈，他们希望中国的民主派也能让共产党的统治寿终正寝。同时，中国领导层竭力控制住国内的问题，但他们
的媒体向民众所作的报道被那些发生在东欧和苏联的出人预料的事件所压倒，一次又一次让他们陷入尴尬的境地。通过
《参考资料》上每天从西方媒体翻译过来的材料，中国的官员要比一般群众更加了解真相。
让中国人和邓小平本人尤其感到震惊的，是发生在罗马尼亚的、反抗中国的老朋友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
的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它在 12 月 25 日以两人被枪决而达到顶点。齐奥塞斯库是东欧领导人中唯一下令军队向平民
开枪的人，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不想到七个月以前北京类似的军事行动。确实，罗马尼亚的事态急转直下，导致了齐奥塞
斯库被处决，这让中国领导人担心自己能否免于和齐奥塞斯库枣他曾表示赞成北京 6 月 4 日的镇压枣同样的命运。
这种担忧的程度，大概可以从政府对中国民众掩盖罗马尼亚动乱的做法中看出。当齐奥塞斯库在 12 月 17 日下
令军队向平民开枪时，中国媒体未作报道，只是在四天以后简单地报道说，齐奥塞斯库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对抗恐
怖活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无法避免报道罗马尼亚的大规模冲突时，中国媒体仅仅承认了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
办事处的一些窗户被子弹击碎。12 月 27 日齐奥塞斯库被枪决两天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下方发布了一则只有一句
话的报道：「罗马尼亚电视台 12 月 25 日宣布，罗马尼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死刑，这一判决已经
得到执行。」[22-45]斯考克罗夫特当时正在北京，据他说，中国领导人过去经常赞扬齐奥塞斯库，说他证明了共产党能够
顶住自由派的猛攻，当他们听说罗马尼亚的事变后感到了惊恐。[22-46]
齐奥塞斯库遭到处决尤其令邓小平感到不安。齐奥塞斯库在 1985 年 10 月访问北京时，曾向邓小平颁发罗马尼
亚的最高勋章「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星一级勋章」。早在 1965 年 7 月，当中国和华沙条约组织仍有一些交往时，
在如何争取对苏联和华约组织保持更大独立性的问题上，邓小平与齐奥塞斯库观点一致。齐奥塞斯库在 1982 年和 1985
年访华时，曾获准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也正是在齐奥塞斯库 1985 年访华时，邓小平请他向戈巴卓夫转达改善中苏关系
的条件，这为戈巴卓夫 1989 年的访华铺平了道路。[22-47]
他当时宣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比过去更加紧密地合作」。[22-48]同时，《参考资料》详细翻译了西方有关齐奥
塞斯库的反对派日益壮大的报道，但一般群众是看不到这类报道的。[22-49]
12 月，罗马尼亚反对派运动的严重程度大白于天下之后，邓小平暂时停止了公开会见的活动。据官方的《邓小
平年谱》，他在 12 月的前半个月有六次会见活动，但从 12 月 17 日枣齐奥塞斯库下令向人群开枪的那天枣到来年
的 1 月 18 日（这一天他会见了香港商界领袖李嘉诚）之前，没有任何会见的纪录。[22-50]因此，在罗马尼亚危机期间的
12 月 21 日是江泽民接见了香港记者，以便平息港人的担忧，他们自「六四」以来对八年以后香港回归大陆时会发生什
《人民日报》在 1989 年 9 月引用过对齐奥塞斯库的一次采访，
么一直忧心忡忡。和邓小平一样，江泽民要在紧张的局势中表现出镇静；他解释了为何中国的情况与东欧有着根本的不
同。他说，中国共产党能够在 1949 年建立政权，是依靠自己的军队而不是苏联军队取得胜利的结果；中国没有受到资
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国一直以来都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江泽民解释说，在中国实行戒严不是为了对付不守规矩的学生，
而是为了维护秩序。就像 1957 年时的邓小平一样，江泽民肯定了民主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但能做到多大程度的民主，
取决于国家的政局稳定。[22-51]
从 1989 年到 1991 年底苏联解体，北京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感到很难处理从东欧和苏联传来的消息。尽管作了
很大的努力去掩盖、淡化、拖延甚至歪曲新闻，但事件本身毕竟还是时常让他们感到头痛，因为这些事件使他们不可能
取信于民。1989 年 6 月 4 日，邓的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同一天，波兰公民以民主投票方式选出了议会，这也
是二战之后苏联占领东欧以来，东欧国家第一次举行这样的选举。但是《人民日报》直到 6 月 10 日，即邓小平向戒严
部队干部发表讲话之后，才向民众报道了这一选举的消息，但仍然只字不提反对党候选人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共产党候
选人。早在 1980 年代中期，当雅鲁泽尔斯基（Woyciech Jaruselski）取缔深得民心的团结工会时，北京的媒体曾为
之拍手称快；而在 1989 年 11 月雅鲁泽尔斯基被赶下台时，深感震惊的北京官员并没有向中国民众及时报道这一消息。
[22-52]
从 1989 年 9 月底到 10 月初，当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涌入西德避难时，中国的报纸却在继续赞扬东德。例如，10
月 7 日（东德共产党统治 40 周年纪念日）东德爆发大规模抗议时，《人民日报》不但只字不提，反而误导人们说：「东
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现在已经加强了团结。」然而，这种向中国民众掩盖东欧事态真相的做法只会对北京的领导产生
不良影响。当 11 月 11 日柏林墙被推倒时，《人民日报》再也无法掩盖这一消息了。[22-53]
1990 年 2 月的苏共全会讨论了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的问题，《人民日报》没有作任何报道。全会结束那天，《人
民日报》根本没有提到苏联，而是宣布「在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肯定会发生新的动乱和战争，国家将陷
入分裂，人民将遭受苦难，更谈不上国家建设」。第二天报纸才登出莫斯科的苏共全会同意放弃垄断权力的消息。[22-54]
苏联解体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像很多西方人一样高兴。有人甚至向可靠的朋友重新提起 1950 年代中国采用苏联式工
业化时的一句著名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涵义却非常不同。
邓小平在 1989 年底辞职后不再积极参与处理东欧和苏联问题，但是他不可能回避这些事态发展的后果。从 1989
年到 1992 年，他试图加强群众的信心：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东欧或苏联共产党，它能挺过去。他没有预言苏联或东欧会
发生什么事情，但他从 1989 年底开始使用「不管东欧或苏联发生什么」作为开头语，以表明中国的情况不同。邓小平
坚信加快发展经济是保持人民拥护的关键，因此他一再表示实行能使经济不断进步的政策的重要性。
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日子，即 1991 年 8 月 20 日，苏联保守派发动政变将戈巴卓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一幢乡间别
墅里的第二天，邓小平把高层领导人枣不久前才从莫斯科回来的江泽民，还有杨尚昆和李鹏枣叫到一起，让他们增
强决心，团结一致做好工作，避免发生分裂。邓小平重申，尽管发生了动乱，由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中国能够顶住
外部压力。他承认中国有可能波浪式前进，快速进步时期之后会进入调整期。他还指出，世界形势的巨变给中国提供了
前进的机遇，但是如果不抓住机遇，其他国家就会迎头赶上，又把中国抛在后面。最后，邓小平向他的同事重申，强调
经济增长不意味着中国要忘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22-55]
1991 年 10 月 5 日，在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脱离苏联、开启了苏联解体的过程几个星期之后，邓小平
接待了硕果仅存的几个共产党国家之一北韩的领导人金日成。他对金日成说，中国仍将坚持经济上改革开放，同时也要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证明中国需要共产主义体制，他说，中国今年发生水灾时没有哪个国家能为中国解决问题。中国
能够有效应对水灾，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22-56] 1989 年 10 月 26 日，邓小平就曾宣布对党的体系的信念，他对泰国
首相差猜说：「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57]
尽管中国领导人在向民众报道苏东巨变时动作迟缓，但他们很快就根据新的现实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当巴尔
干几个共和国宣布独立时，中国立刻给予承认；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总统戈巴卓夫宣布辞职，俄国国旗取代了克里
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时，中国很快就从外交上承认了俄国和其他独立国家。[22-58]
邓小平在试图说明苏联犯下的错误时宣称，苏联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高层领导人没有坚定地维护共产党。相
反，苏联领导人与美国搞军备竞赛，钱花在了这种竞赛上，而没有用来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苏联的领导层享受着优越
的生活，但苏联人民并不是这样。在天安门悲剧之后的困难时期和苏联解体的时期，邓小平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冷
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22-59]
无论邓小平本人在「六四」后对中共的前途有何疑虑，没有纪录证明他对中共有能力克服东欧和苏联共产体制崩
溃带来的困难有过任何怀疑。他在公开场合总是表现得镇定自若，他相信中共能够挺过去，并最终取得胜利，经济也将
继续增长。他记得自己三次受到批判，丢了官职，但每一次又都回来了；他见证过自己的部队打了败仗但取得了最后的
胜利；他见证过中国在大跃进和「文革」之后的复元。邓小平在 1989 年「六四」之后的三年中，向公众展示着他的毅
力、坚韧和十足的自信，在这种环境中能有如此表现的世界领导人并不很多。
对保守的经济政策失去耐心：1989-1991
党内的气氛不允许邓小平扭转 1988 年放开物价后为消除通货膨胀和民众恐慌而实行的保守经济政策。但是邓小
平由衷地认为，只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才能维持民众的支持以避免东欧和苏联的命运。从 1988 年 9 月 26 日的十三届三
中全会正式开始实行的紧缩计划是陈云的得意之作。为了结束通货膨胀，政府降低了增长目标和支出，减少了货币供应，
收紧和强化了财政控制，努力消除财政赤字。此外，为安抚对腐败的民怨，政府发言人袁木宣布紧缩计划也包括禁止政
府兴建楼堂馆所。[22-60]
富有经验的经济顾问薛暮桥为紧缩计划中的「整顿」政策提供了全面解释。他说，1984 年之后，新的体制和宏
观调控手段还没有到位，以价格、税收和信贷来调控经济的行政手段就被削弱了。随着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和企业，
包括乡镇企业，过快地扩大投资，造成了原料和能源短缺以及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为避免后者
的失控才采取了紧缩措施。[22-61] 李鹏总理在 1989 年底的计划工作会议上忠实地推进了紧缩计划，他说，党要集中力量
提高质量标准，改善商品流通，加强党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他提出，尽管实行紧缩方案，党仍然要继续推动
改革。工厂的管理者要作好有关技术和生产的关键决策，中国要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22-62]
「六四」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抨击，导致一些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反
击以及对市场开放的抵制。[22-63] 已经在 1987 年靠边站的保守派意识形态宣传家邓力群，又开始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
精神污染。陈云的部下则认为过分开放市场导致了纪律松弛和学生示威。江泽民让正统思想的扞卫者胡乔木为他起草了
1991 年 7 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70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22-64]
1988 年实行的保守政策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加强投资控制和预算平衡。当时预计，1989 年到 1992 年这个
时期结束时，一旦调整完成，便可以用较温和的步调重新开始各项改革枣包括物价改革、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
税制改革以及银行业改革。[22-65] 但是，1989 年「六四」之后西方国家的制裁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何况经
济官员还在继续实行谨慎的经济政策。即使很想与邓小平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的江泽民，在经济政策上也感到只能接受
主流气氛，而这种气氛现在更有利于陈云的慎重立场。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 1988 年的 11.2%降至 1989
年的 3.9%。为防止在这种急速的下滑中出现政治骚乱，没有让大城市的国营企业职工丢掉工作，工资也没有受到触动；
但是在小乡镇和行政村一级，从 1989 年到 1990 年有将近 2,000 万人丢了饭碗。[22-66]这时邓小平想不顾一切加快发
展以维持民众的支持，然而他在党内缺少足够的支持。
爱国主义教育
「六四」后几周的危机时刻过后，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始处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年轻人对政府和共产党的疏远。
在谈及导致「六四」事件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到了没有对青年进行「教育」，他这样说的意思和毛泽东一样，是指政治
教育。但是邓小平的这种教育观并不集中在「意识形态」上，他认为那种教育过于僵化；他要提供的是公民和道德教育。
在「六四」之后这意味着什么？
东欧和苏联共产体制的崩溃表明，共产主义世界的年轻人已经失去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党正统学说
的信仰。邓小平和他的党内元老们认识到，不能再指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育去打动中国的年轻人了。尽管
邓小平本人支持过反对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斗争，但它也无法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引起年轻人的共鸣了。
为了赢得中国年轻人的心，需要用什么来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答案似乎不言自明：爱国主义。67 强调
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百年屈辱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在 1940 年代就是宣传的主题，而且从未消失过。但是它在 1950 年代
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只起着次要作用。当邓小平在 1980 年代试图加强与西方的关系时，它已经趋于没落。然而在
1989 年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出现了针对外国制裁的普遍的爱国主义反应。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对中国的制裁
是对在「六四」中使用武力的中国领导人进行抨击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制裁伤害的却是全体中国人。就
像抗战时期共产党人诉诸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样，此时的爱国主义「教育」把民族主义
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说，批评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不爱国。[22-68]
出现这种意识形态转变的时机很有利。在邓小平时代，正如学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所指出的，有
一种「对中国历史的逐步的重新肯定」。被毛泽东视为剥削者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曾是受批判的历史人物，而在邓小平时
代逐渐被重新解释为「那个时代的进步力量」。换言之，在邓小平时代，更易于用较客观的方式研究中国历史了；过去
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的历史人物，又成了具有优秀或至少可以理解的品质的人。在 1980 年代末，甚至国共内战时的头号
敌人蒋介石也开始得到更加同情的对待，虽然毛泽东使他的成就黯然失色。[22-69] 1989 年之后，中宣部利用这种趋势，
鼓励年轻人以中国历史为荣。[22-70]
正如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中国思想状况时所说，即便在 1980 年代中国人批判自己的传统、崇拜西方时，「在
叛逆的言辞背后??也跳动着新一代热血青年躁动不安的心，他们怀着急迫的使命感，要重新找回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22-71]即使没有爱国主义教育，到 1980 年代末时很多中国人已经认识到，1978 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以后，中国人过于
美化西方了（就像一些宣传干部所说，有些年轻人认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现
代化，中国人自然而然开始对自己的国家有了更多的自豪感。
「六四」之后外国人的制裁和批评，为邓小平及其同事提供了强化这种爱国主义的有效手段。天安门悲剧后的几
周内，邓小平开始强调他的爱国主义教导。中宣部巧妙地宣传外国人的反华言论，使很多中国人、甚至包括主张民主的
学生感到愤怒。西方国家阻止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1994 年后改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做法被广为宣传，将民众的怒火
引向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外国拒绝向中国提供现代技术，被说成是不公正地阻止中国分享现代化成果。外国人批评中
国对待藏人、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做法，被说成是外国列强企图削弱中国的阴谋。西方对台湾的支持和对中国主
张南沙和东海岛屿主权的抵制，在政府向中国民众作出的解释中，被说成是遏制中国的例证。诸如此类的宣传取得了预
期的效果。1989 年后的几年里，当初高呼口号反对政府腐败和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的学生，也开始支持党和政府。他
们喊出了反对外国人的口号，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是在不公正地指责中国。
在唤起年青人的爱国主义方面，特别成功的一件事是，官方媒体巧妙地宣传外国人因「六四」事件而反对北京主
办奥运会的言论。国家主席杨尚昆在 1990 年向国际奥委会宣布中国将申办奥运会后受到外国的抵制，这让年轻人怒不
可遏。1989 年时反政府的年轻人，现在又热烈支持政府有关中国受到其他国家苛待的说法。
在这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者莫过于重拾抗战时期的反日宣传。当日本政客参拜供奉着日本在二
战中阵亡官兵的靖国神社时，或是当极右翼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即使这种事在日本并没有多少人在意，他们的言论
仍会被公布在中国的媒体上，引起强烈的反日情绪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1991 年底，中宣部还制订出一套更加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枣利用教科书、讲演和媒体。1991 年 11 月发
布了〈充分利用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文件。后来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的通知〉。这两份文件的重点都是教育那些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或内战的青少年。
天安门悲剧之后邓小平批评外国实行的制裁，没有纪录表明他在 1992 年退休前反对宣传部门激发爱国主义的做
法，即使其中包含排外倾向。中国存在着像东欧和苏联那样陷入分裂的危险，因此需要作出认真的努力重新赢得年轻人
的支持。爱国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机会的增加，共同构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鼓动排外情绪的做法也远远超出
了邓小平所鼓励的范围，而且在他退出政坛后愈演愈烈。随着外国在 1990 年代逐渐减少制裁，中国必须在这种排外的
爱国主义与努力恢复邓小平在 1977 年以后建立的对外友好关系之间取得平衡。
[22-1]SWDXP-3, May 31, 1989, p. 289.
[22-2]SWDXP-3, May 31, 1989, p. 291.
[22-3]SWDXP-3, May 31, 1989, June 9, 1989, p. 299.
[22-4]SWDXP-3, May 31, 1989, pp. 294-299.
[22-5]SWDXP-3, May 31, 1989, June 16, 1989, pp. 302-303.
[22-6]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6-197.
[22-7]Qichen 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Voge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143-146;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 414.
[2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89 年 7 月 16 日，页 1285。
[2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89 年 6 月 23 日至 24 日。
[22-10]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2004), p. 173.
[22-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8 月 17 日，页 1286。
[22-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9 月 4 日，页 1286-1287；SWDXP-3, pp.
305-311.他还说，他的丧事也要越简单越好。
[22-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9 月 4 日，页 1287；SWDXP-3, pp. 305-311.
[22-14]SWDXP-3, p. 311.
[22-15]SWDXP-3, pp. 312-313.
[22-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9 月 16 日，页 1289-1290。
[22-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11 月 6 日至 9 日，页 1295-1296。
[22-18]Rong De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p. 1-5.
[22-19]SWDXP-3, p. 315.
[22-20]据奥克森伯格所说，他陪同尼克逊总统在 1989 年 10 月会见了邓小平。这是奥克森伯格第
14 次、也是最后一次与邓小平会谈。见 Michel Oksenberg, "I Remember De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6, 1997, 35.
[22-21]George Bush, The China Diary of George H. W. Bush: The Making of a Global
Presid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61.
[22-22]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 378.
[22-23]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93.
[22-24]2010 年 11 月与芮效俭大使的私人交谈。
[22-25]John 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pp. 225-226; Lilley,
China Hands, pp. 222-223, 378.
[22-2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91-99. See also Perry Link,
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 (New York: Norton, 1992), pp. 29-38;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p. 24-28.
[22-27]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98-102. See also Bush, China
Diary of George H. W. Bush; Lilley, China Hands.
[22-28]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2.
[22-29]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31-146.
[22-30]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6.
[22-31]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106-111; 《 邓 小 平 年 谱
（1975-1997）》，1989 年 7 月 2 日，页 1284；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31-139. 关于天安门事件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见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22-32]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106-107.
[22-33]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9; 另见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中的访问报告，pp. 79-83.
[22-34]2008 年 12 月对 Eden Woon 的采访，他是国防部官员，在这些谈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2-35]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28.
[22-3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57.
[22-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10 月 31 日，页 1294-1294；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in Putting an End to the Strain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SWDXP-3, p. 321;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81.
[22-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11 月 10 日，页 1297。
[22-39]Lilley, China Hands, pp. 358-362.
[22-40]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100.
[22-41]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22-42]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57.
[22-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12 月 10 日，页 1304； "Sino-U.S. Relations
Must Be Improved," SWDXP-3, pp. 338-339.
[22-44]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p. 100-101.
[22-45]转引自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51.
[22-4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79.
[22-47]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 17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85 年 10 月 9 日，页 1085-1086；James A. R.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China in
Disarra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46-48.
[22-48]周荣子：〈齐奥塞斯库和蒙博托表示支持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人民日报》，1989 年
9 月 23 日，第 3 版。
[22-49]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47-48.
[22-50]《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 1303-1306。
[22-51]"Jiang Zemin and Li Ruihuan Interviewed by Hong Kong Journalists,"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FE/0650/B2/1, December 30, 1989.
[22-52]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p. 41. 这里的内容以及下面几段主要依靠此书，该
作者当时在北京密切观察过中国对苏联和东欧变化的反应。中国人对东欧和苏联变化的较为冷静的记述，
见黄宏编：《硬道理：南方谈话回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页 3-38。
[22-53]黄宏：《硬道理：南方谈话回眸》，页 44-46。
[22-54]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59-60.
[22-5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1 年 8 月 20 日，页 1330-1331；SWDXP-3, pp.
356-357;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06-207.
[22-5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1 年 10 月 5 日，页 1332。
[22-57]SWDXP-3, p. 318.
[22-58]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70-171, 174-177.
[22-59]陈国焱：〈邓小平对东欧的战略方针及其意义〉，载《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页 270-275；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72-174.
[22-60]"Regulations on Construction of Expensive Buildings Issued," Xinhua General
Overseas Service, September 25, 1988. 对官方的措施及支持紧缩政策的分析的评论，见武力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上下册）（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下册，页
983-1010。
[22-61]薛暮桥：〈牢记历史经验，坚决执行治理整顿的方针〉，见《人民日报》，1989 年 12 月
18 日，第 6 版。
[22-62]《新华社内参》，1989 年 12 月 26 日，见 FBIS, January 3, 1990, pp. 12-18。
[22-63]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p. 120-125.
[22-64]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37.
[22-65]例如参见《光明日报》，1989 年 12 月 9 日，见 FBIS, January 4, 1990, pp. 27-28.
[22-66]Simon Long in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May 1992, 转引自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pp. 62, 326.
[22-67]中国的「爱国主义」，字面上的意思是「爱国家」。因为中国是由很多个民族组成的，所以
不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该词在英语里被译作 nationalism，但字面的意思是「爱自己的民族」。
[22-68]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Studies 31, no. 3 (September
1998): 287-302; Paul A.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166-169 and n181, n182; Parks Coble, "China's
'New Remember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Resistance, 1937-1945,"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0 (June 2007): 394-410; 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13-247.
[22-69]Coble, "China's 'New Remembering,挃 pp. 400-402.
[22-70]关于中国作家对上面的提示作出的反应的细微差别，见 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8-81.
[22-71]Shuqing Zhang, "Marxism, Confucianism,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Zhiling
Lin and Thomas W. Robinson, eds., The Chinese and Their Future: Beijing, Taipei,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1994), pp. 82-109.
第 2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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