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之后，学生及其家人为死伤者而悲痛，也为失去了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开放、更文明的希望而悲痛。
当学生领袖们思考「六四」之后该往何处去时，他们彼此承认自己挑战国家领导人，期待他们放弃权力的做法太幼稚。
这一代和后来的学生们，都从这次可悲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跟国家领导人直接对抗很可能引起暴力反应，付出不必要
的代价。
因此，与苏联和东欧的抗议学生不同，中国的学生在「六四」之后不再跟共产党对着干了。很多学生逐渐相信，
只有通过缓慢地建立基础，通过改善更多人的经济生活，通过加深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逐渐形成对民主和自由的经
验，才能取得进步。甚至很多不是党员的学生也承认，领导人当时面临着国家失控的危险，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促进经
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稳定。很多人相信，尽管有腐败和自私的干部，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枣以
及它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改善枣要比其他可能的选择更可取。他们希望，接下来几十年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能为自由
社会形成一个更牢固的基础。同时，绝大多数学生运动活跃分子都放弃了集体行动，专注于追求个人前程。
很多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认为，向无辜的人们开枪的决定是不可饶恕的，党迟早要为这场运动翻
案。尽管在决定动武中起积极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时候，「六四」还很难平反，但政府的立场已经有所软化。在镇压后
的 20 年里，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释放，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说法也逐渐变得温和：先是称为「反革命暴乱」，然后改为「暴
乱」，后来又成了「政治动乱」，最终变成「八九风波」。
天安门意象的力量
1989 年 6 月 4 日的残酷镇压，让我们所有关心人类福祉的人瞠目结舌。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在西方掀起的抗议声
浪，远大于亚洲过去那些规模相近的悲剧。[21-59] 例如，1947 年 2 月 28 日，已经接管台湾的国民党为了消灭任何有可
能抵抗的地方领袖，由国民党将军陈仪杀害了上千名当地的重要人士。这一事件几十年来一直使「本省人」和「外省人」
之间心怀怨恨，但在台湾之外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南韩总统全斗焕在 1980 年为消灭光州的反抗势力也进行过血腥镇
压，屠杀的人数远远多于 1989 年的天安门，但西方电视台并没有报道光州事件，国际社会对南韩领导人的谴责也无法
与天安门悲剧后中国领导人受到的谴责相比。
美国学者赵文词（Richard Madsen）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比较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民众为何对天安门悲
剧作出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他给出的回答是：这既与电视将该事件戏剧性地同步展示于观众眼前有关，也与学生认同
西方理想有关。简言之，赵文词认为，北京的镇压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因为它被解读成对美国神话枣即经济的、思想
的和政治的自由终将胜利枣的攻击。很多外国人以此把邓小平视为自由的敌人，因为他镇压了扞卫他们信念的英勇的
学生。[21-60]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被野蛮行径所伤害的人数远远多于「六四」事件， 但当时能去中国采访的外国媒体的
数量无法与后来相比。吊诡的是，邓小平使中国向外国媒体开放，却使外国记者得以把他在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行动向全
世界报道。
在 1989 年春天之前，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和与中国人的接触都受到极大限制。干部们迫于不允许泄露「国家
机密」的压力，很少与媒体对话，即使对话时也心存戒备。直到 1989 年 4 月以前，如果记者要会见想发布消息的异见
人士，只能秘密见面，以免给这些人带来麻烦。
因此，对于试图一窥幕后真相的外国记者来说，北京之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确实，对于大多数
驻京的外国记者来说，报道 1989 年 4 月 15 日到 6 月之间的学生示威，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兴奋的时刻。在这段时间
里，他们在不利的环境中以达到体力极限的强度工作，捕捉着学生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并在本国的电视和平面媒体上报
道这幕激动人心的大戏。
同时，和记者们热衷于报道学生一样，学生们也热切希望自己的观点让更多的人知道。北京市民对学生毫不掩饰
的大力支持，使记者和学生都难以想像政府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很多记者事后自我批评说，他们像自己所报道的学生
一样沉浸在兴奋之中，以至于看不到潜在的危险，未能让西方观众对后果有所准备。
到 5 月底时，西方的电视观众和报纸读者已经完全认同为民主而战的学生，因此他们把血腥的结局视为镇压「我
们的」学生，学生的立场就是「我们的」立场。民主女神像尤其让美国人感到亲切，因为它显然是对自由女神像所代表
的一切的渴望。在西方观众看来，无畏的青年示威者是被冷酷的独裁者射杀的。记者看到自己刚刚结识的学生被打击和
枪杀，无不感到义愤填膺，以至于情不自禁地夸大了恐怖。有人报道被杀害的示威者多达 5,000 人甚至 10,000 人。6
月 4 日之后，有关中国已处在内战边缘的说法，仍然频频出现在西方媒体上，甚至直到 6 月 9 日邓小平会见各大军区领
导人时仍是如此。但对于客观的观察者来说，局势此时显然已经稳定下来。[21-61]
在极力控制事态的中国领导人看来，外国媒体成为了推波助澜的「黑手」， 因为中国的酒店职员、靠近香港的
南部城市的居民以及海外华人，都能够收听收看到这些节目。确实，很多中国人都热切收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
美国有线电视（CNN）的报道。中国的专业记者羡慕那些能够自由报道他们所见所闻的西方记者，并在自己写报道时试
图扩大自由的尺度。
天安门事件之后，那些相信美国出于国家利益需要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商人、学者和美国政府官员，很容易就会被
指责为跟北京的「邪恶独裁者」沆瀣一气。在冷战就要结束之际，很多敢言的美国自由派主张:我们的政策应当反映我
们的价值观，我们不应当纵容独裁者，而是应当站在民主和人权一边。表达西方人对这些理想的信念，还有比谴责天安
门镇压的责任人更好的方式吗？因此，邓小平在「六四」后所面对的敌意，不但来自义愤填膺的中国年轻人和市民，而
且来自与示威者秉持同样价值观的西方官员。
假如？
这场造成如此严重的人道灾难并被全世界所见证的巨大悲剧，使所有关心人类福祉的人都会提出一个问题：这场
大灾难是否可以避免？寻找悲剧直接原因的人将其归咎于邓小平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清空广场的决定。批评邓小平的人
说，假如他在 1989 年 4 月 26 日没有以如此强硬的态度对付「动乱」，假如他更愿意听听学生的意见，或者，假如他
能够用尽一切非暴力手段，那么天安门清场就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暴力，造成生命的丧失。批评赵紫阳的人认为，假如
他对学生少一些鼓励，以更果断的方式对待他们，假如他不那么关心自己的「开明领导人」形象，最后的悲剧也许能够
避免。批评李鹏的人称，假如他没有如此顽固地拒绝与学生对话并体谅他们的关切，如此急迫地谴责他们，如此断然地
推出「四二六社论」并给学生贴上「动乱」分子的标签，如此僵化地轻蔑学生且缺乏起码的同情心，那么悲剧可能就不
会发生。批评陈希同和李锡铭的人则说，假如他们向邓小平等老干部汇报时没有夸大事态的严重性和外国势力卷入的程
度，邓小平等老干部也许不会觉得必须作出如此强硬的反应。
批评学生领袖的人说，假如他们不那么虚荣，不那么自视过高，对他们造成的危险不那么无知，悲剧可能不会发
生。还有人认为，假如学生和北京市民在 5 月 20 日没有阻挡试图以和平方式恢复秩序的部队，政府也许能够避免在两
周之后开枪。批评西方人的中国人认为，假如没有西方人对学生的抗议煽风点火，没有外国「黑手」试图颠覆中共和社
会主义制度，示威活动绝对不会失去控制。
寻找深层原因的人将矛头指向邓小平和赵紫阳在 1988 年放任通货膨胀加剧和放松对消费品价格控制的决定，这
个决定使群众感到愤怒和焦虑。还有人批评高层官员滥用权力和特权，恐吓群众，毫无必要地严密监控个人生活，让自
己的亲友大发不义之财。有些保守派谴责市场改革走得太快，从而助长贪婪，导致了官场腐败。还有人相信，邓小平没
有使国家更快地走向民主，在 1986 年没有支持胡耀邦，才是那场冲突的最终原因。邓小平确实认为，处于最高层的干
部有责任作出决定，尽管要倾听建设性意见，但最终必须做他们认为对国家长远利益有帮助的事。有些人说，假如邓小
平进行更多的选举试验，削弱集权主义领导体制的禁锢，引入法治，惩治贪官，国家也许能够进步得更快，从而避免来
自学生的挑战。
还有一些干部赞赏邓小平处理天安门示威的方式。他们认为，当 1989 年 5 月底天安门广场的形势开始失控时，
邓小平采取的强硬措施是中国人民得以维护国家团结的唯一选择。很多干部认为，在邓小平无法用不向人群开枪的戒严
令恢复秩序之后，他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以他最终所采用的方式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当很多中国人把邓小平对北京学生
骚乱作出的反应与戈巴卓夫和东欧领导人对付本国动乱的做法加以对比时，他们认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今天的情况
要好得多。他们坚信，中国仍然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假如领导人让知识分子享有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中国不可能维持统
一。他们也承认 1989 年悲剧的严重性，但是他们相信，假如邓小平在 1989 年 6 月未能终止持续两个月的混乱，中国
有可能发生更大的悲剧。
作为学者，我们和其他关心人类生命和自由的人一样，都很想找出这场悲剧的明确原因，然而事实是我们谁也无
法断定，假如采取另一种做法会发生什么。毕竟，这一事件才过去 20 年，对邓小平的决策所造成的长期影响盖棺定论
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这条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苏联的道路少一些曲折？
1989 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答案。
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后的 20 年里，中国人享受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甚至是奇
迹般的增长。小规模的抗议不计其数，领导层为发生更大抗议的可能危险而紧绷着神经，但是中国在「六四」之后的 20
年里避免了大规模的骚乱。今天，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比他们在 1989 年时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
们都得到了更多的国际信息和观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寿命也在继续迅速提高。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中国人对民族成就
的自豪感远超上个世纪。
我们也知道，中国人对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更能代表他们的政府仍然怀着深切的渴望。官场腐败引起的民怨自 1989
年以来有增无减。很多中国人担心，没有更加独立的媒体和司法制度，很难在控制腐败上取得进步。很多中国领导人显
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支持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
在增长的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21-1]Ziyang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p. 27.
[21-2]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4.
[21-3]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7-28.
[21-4]《李鹏六四日记》，1989 年 5 月 17 日，现藏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1-5]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 309.
[21-6]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8-29. 李鹏对这些会议的记述，则是从一个批评赵紫
阳不愿为恢复秩序采取必要措施的观点来阐述的，见《李鹏六四日记》，1989 年 5 月 17 日、18 日、19
日。
[21-7]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5-34; 2006 年 10 月、2007 年 7 月采访赵紫阳的
女儿王雁南。
[21-8]据 Beijing TV Service, reported in FBIS, May 19, pp. 13-14, reprinted in Michel
Oksenberg, Lawrence R. Sullivan, and Mark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The Basic Document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pp.
288-290; Mike Chinoy, China Live: Two Decades in the Heart of the Dragon (Atlanta: Turner
Publishing, 1997), p. 217;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42-43.
[21-9]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7-34.
[21-10]TP, p. 277.
[21-11]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48-87.
[21-12]《李鹏六四日记》，1989 年 5 月 18 日。
[21-13]《李鹏六四日记》，1989 年 5 月 19 日、20 日。
[21-14]TP, p. 222.
[21-15]《李鹏六四日记》，1989 年 5 月 20 日。
[21-16]据 Sandra Burton 接受 Amy Zegert 采访时所言。Amy Zegert 允许我查阅她为哈佛大
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修伦斯坦中心所做的 23 次采访，采访对象是 1989 年在北京做报道的记者。在此对她
深表谢意。
[21-17]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48-78. 卜正民（Timothy Brook）6 月 4 日之前一
直在北京，6 月 4 日之后对军队在天安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大量采访。当时驻北京的一位美国武官对
卜正民的书所作的评论见 Larry Wortzel, "Review: Quelling the Peopl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January, 1994), pp. 123-126.
[21-18]《李鹏六四日记》，1989 年 5 月 22 日。
[21-19]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43-77.
[21-20]TP, p. 265.
[21-21]《李鹏六四日记》，1989 年 5 月 21 日。
[21-22]《李鹏六四日记》，1989 年 5 月 19 日，25 日。
[21-23]TP, pp. 277-279, 291.
[21-24]TP, p. 305.
[21-25]《李鹏六四日记》，1989 年 5 月 31 日。
[21-26]《李鹏六四日记》，1989 年 5 月 19 日。
[21-27]TP, pp. 297, 308-314.
[21-28]《李鹏六四日记》，1989 年 5 月 31 日。
[21-29]TP, pp. 323-328. 对邓向李、姚解释的另一个译文见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Beijing Spring, 1989, pp. 333-338.
[21-30]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2004). 虽然这不是一本学术着作，但它所报道的情况大多准确。
[21-31]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87-88。
[21-32]TP, p.319.
[21-33]TP, pp. 288-289.
[21-34]Melanie Manion, "Introduction: Reluctant Duelists," in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Beijing Spring, 1989, p. xl.
[21-35]作者在 2007 年 7 月对邓小平女儿邓林的采访。
[21-36]当我在 5 月最后一周见到刘宾雁时，他预见到了流血事件，因为他相信邓小平要吓住群众。
[21-37]2006 年 11 月采访江泽民。
[21-38]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73-74, 80.
[21-39]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89-91.
[21-40]TP, pp. 359-362.
[21-41]TP, pp. 353-354.
[21-42]《李鹏六四日记》，1989 年 6 月 3 日。
[21-43]TP, pp. 368-369。
[21-44]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08-113。
[21-45]TP, p. 368-371;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50-151.
[21-46]TP, p. 365;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14-120.
[21-47]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21-122.
[21-48]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14-130; TP, pp. 372-377.
[21-49]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118-120.
[21-50]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94.
[21-51]Long Bow Group,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video recording,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Richard Gordon and Carma Hinton (San Francisco: Distributed by
NAATA/CrossCurrent Media, 1996);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145; TP, pp. 377-382,
389-391. 虽然这些文献的记述大体一致，但对事情发生的时间估计有所不同。
[21-52]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33-148.
[21-53]TP, pp. 383-385。
[21-54]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 109.
[21-55]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130.
[21-56]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161.
[21-57]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51-169.
[21-58]很多领袖人物都出现在 Long Bow Group 的电影《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中，这部电影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认真研究。
[21-59]这一部分内容我使用了 Amy Zegert 对当时记者们的采访，但是她不对我这里任何解释承
担责任。关于美国有线电视（CNN）的报道见 Chinoy, China Live.
[21-60]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1-27.
[21-61]例如《纽约时报》记者 Nicholas D. Kristof 和 Sheryl WuDunn 的报道：「[6 月 4 日的]
这些屠杀行动可能标志着结束中共统治的起点。」见 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4).
第 22 章
站稳脚跟：1989-1992
「六四」之后北京的气氛一片肃杀，邓小平所面对的民众比共产党掌权以来任何时候对党都更加疏远。到 5 月
20 日，情况就已变得很清楚，政府失去了城市居民和年轻人的支持，领导人都担心政权难保。6 月 4 日动用武力威胁
致使群众屈从，但此举只不过加深了党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军队也士气低落枣军人为了替党保住权力而枪击无辜平民，
他们无论如何不会觉得这是英雄壮举，徵兵也因此陷入低谷。在经历了 1988 年的通货膨胀，胡耀邦之死和调动军队清
空天安门广场这些事件之后，民众对邓小平和中共的拥护跌至最低点，这与 1984 年时高涨的民意支持有天壤之别。
邓小平相信，为了重新赢得群众的拥护，党迫切需要立刻加快经济发展。然而，在 1988 年的通货膨胀之后，控
制着经济政策的谨慎的保守派却在抑制增长速度。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受到的挑战也使很多中国人怀疑，共产主义在中国
是否还有未来。
同时，西方的人权团体和海外的中国留学生都支持中国的异见人士，西方政治家也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在西方
人看来，在北京发生的杀害那些进行自由民主抗议的无辜学生的行为，是比他们自己国家那些导致越南、柬埔寨等地大
量平民死亡的决定更加恶劣的罪行。西方人权团体开始向中国人宣讲自由和对生命的尊重。西方高官停止了访华，并对
出口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加以限制。中国的外贸和旅游业都蒙受了损失。西方人沉溺于天安门悲剧的戏剧性场面，西
方电视台不断播放捣毁民主女神像、搬运鲜血淋淋的尸体、试图孤身一人挡住坦克的青年人这样的画面枣所有这一切
只会加强外国政府的反华情绪。外国对异见人士的支持和对华制裁是难以轻易消除的。
邓小平相信，外国对示威者的支持和对中国的制裁，使得在中国维持控制变得更加困难。他知道外国人的批评会
在中国赢得一些追随者。但是在这个关键的交汇点，就像他下手镇压和顶住外国制裁一样，邓小平重新肯定了坚持对外
开放的重要性。在 6 月 4 日几天之前他打算让解放军采取他认为必要的措施恢复秩序时就说过：「我们要开放，不能收，
要比过去更开放。」[22-1]为了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他说，必须干出点儿实事，要抓紧调查和惩治腐败大案，不管涉及
到谁。他重申了第三代领导人必须继续改革开放的政策。[22-2]
对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的讲话：1989 年 6 月 9 日
「六四」过去之后的几天里，邓小平和领导层仍忙于抓捕他们眼中的「动乱」分子、清理城市和恢复秩序。由于
邓小平未在公开场合露面，很快就传出了领导层发生严重分裂、政府面临解体危险的流言。邓小平在 6 月 9 日打破沉默，
向领导镇压行动的军级以上干部发表了讲话。讲话的部分内容在电视上播出，使民众在镇压之后第一次看到一位高层领
导人。邓小平感谢军队干部在恢复秩序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还利用这个机会对群众说，他们也应当感谢解放军的贡献，
政府是稳定的，政策不会改变。
邓小平首先说，他要向在这场斗争中为英勇扞卫党和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指战员和公安干警表示哀悼。他说，从国
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来看，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邓小平说，幸运的是发生冲突时很多有经验的军队老同志还健在，
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勇气。他承认有些同志不理解这次行动的必要性，但是他表示相信，他们最终会支持这一行动。
邓小平说，麻烦在于一些坏人混在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
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西方的附庸。邓小平问道：「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
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22-3] 他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枣的重要性。[22-4]
对党的领导人的讲话
一周以后，即 6 月 16 日，邓又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说，由于他本人就要退出日常工作，新的第三代领导人
要完成平息「暴乱」的任务。要利用这次暴乱，注意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但基本原则不能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经济不能滑坡。??我们要用行动证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但不会变，而且会
进一步得到贯彻执行。」[22-5] 邓小平再次肯定了党的战略目标是正确的，即从 1980 年到 2000 年使经济翻两番，到下
个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在北京看过邓小平讲话的外国人说，他的语气沉着自信，对自己采取的行动没有丝毫悔意，对可能发生的情况没
有惊慌。[22-6] 邓小平似乎相信，6 月 4 日的武力展示已经让反对势力安静下来，使党和解放军能够建立牢固的控制。他
宣称，军事行动为中国赢得了十到二十年的稳定。邓小平的顽强与坚定，让很多担心中国可能陷入内乱的人感到放心。
邓小平显示出自信：中国有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经历，一定能够挺过 1989 年之后外
国的制裁。他说，民主国家的政治变化很快，严厉的制裁最多只能延续几年。他认为外国商人会向他们的政府施压改善
对华关系，以便他们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外国政府也会重新认识到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要站稳立场，鼓励外国友人终
止制裁，为好好利用将来的每一个机会作好准备。
邓小平的估计被证明是正确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在 1990 年 11 月为使要求伊拉克从
科威特撤军的决议在安理会获得通过，便与中国谈判达成协议，以布殊总统会见钱其琛为条件来换取中国的支持。[22-7]
虽然在这个协议之后大多数制裁措施仍在继续，但此事是向恢复中美工作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 6 月的两次公开讲话后，邓小平很少再公开露面，有关他生病或去世的谣言不绝于耳，报纸不得不时常刊登声
明予以否认。其实，邓小平在 6 月中旬出席了四中全会，7 月初，会见了布殊总统的特使斯考克罗夫特，随后便去了北
戴河，那里是高层官员夏季疗养的地方。[22-8]
四中全会： 1989 年 6 月 23-24 日
天安门悲剧过去三周后，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会议肯定了过去两个月为制止动乱采取的措施是必
要的和恰当的。全会公报赞扬了邓小平等老干部面对动乱时发挥的作用，赞扬了军队和警员的贡献。全会还正式批准了
高层的人事变动。赵紫阳被免去一切职务，任命江泽民为党的总书记，宋平和李瑞环得到提拔，与江泽民、李鹏和乔石
共同组成了政治局常委会。新的领导班子表示，要继续沿着邓小平及其同事开辟的道路前进。江泽民在全会的讲话中再
次肯定了要坚持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目标：实行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22-9]
然而大问题依然如故：很多中国人想得到更多自由，而党内元老则毫不动摇，认为维持秩序必须收紧控制，如何
弥合双方的鸿沟？对于了解邓小平的人来说，他采取的战略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他要推动经济发展，加强「思想教育」。
也就是说，他对知识分子实行西方式民主改革的呼吁不予理睬，并且他要让群众相信现行的制度最适合当前的中国。
向江泽民交班
对于如何能使接班人维护团结，继续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有过很多思考。鉴于群众对「六四」悲剧的反应，邓
很高兴他们选择了一个没有参与镇压的接班人，这可以让群众感到有一个新的起点。虽然江泽民在 6 月 4 日之前就来到
了北京，但邓小平要确保江泽民的名誉不因天安门事件而受损。为此，他个人承担了在北京恢复秩序的责任，并且直到
6 月 24 日江泽民在四中全会上正式当选为总书记，才宣布了对他的任命。[22-10]邓小平在这时宣布自己的接班人，也是
要向党和群众表明，他是按正常程序 果断移交了权力，并不是在匆忙推出一个接班人。党内元老似乎也同意要有一个
强而有力的中心人物枣虽然他们在 1978 年不愿授予邓小平最高的头衔，担心这会使权力过于集中，但是他们在 1989
年愿意给江泽民这种头衔，以便他能够得到作为有效的国家领导人所必需的权威。
在「六四」后的几周里，邓小平有理由对江泽民的表现感到满意。江泽民学得很快并与推选他的党内元老枣除
邓小平之外，还有陈云和李先念枣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表现出良好的政治直觉，并利用曾庆红为他出谋划策。曾庆
红在党内政治中人脉极广，过去就在江泽民手下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随他一起来到北京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
主任。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在党内多年从事组织和安全工作，曾庆红通过他知道了很多党内的人事内幕；他母亲邓六金是
延安幼稚园的园长，许多现在的领导人都是当年从那里出来的孩子。曾庆红很好地运用他的个人关系网，协助江泽民在
北京政坛上周旋。江泽民难以与根基深厚的邓小平相比枣邓在北京有几十年的经验，对同事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枣
所以江泽民要依靠曾庆红等精明的部下来处理好这些关系。
1989 年 8 月 17 日上午，仍在北戴河休养的邓小平把杨尚昆和王震叫来，他对他们说，他打算在 11 月的五中
全会上把自己仍然担任的军委主席一职交给江泽民。[22-11]党内领导人明白，这不仅意味着把军队的控制权交给江泽民，
而且是交出了对中国的全部责任。
邓小平等人从北戴河回来后，又在 1989 年 9 月 4 日把党内的高层领导人枣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
平、李瑞环、杨尚昆和万里枣叫到自己家中商量他的退休计划。刚开会，邓小平就提醒他们，他过去多次说过，自己
最后的责任之一就是建立硬性的退休制度，使老干部能够自动把权力交给更年轻的领导人。邓小平向他的同事表示，退
休年龄没有硬性规定是制度上的一个重大缺陷，不但在毛泽东晚年是这样，而且是帝制时代的通病。（批评邓小平的人
可能会补充说，他们赞赏邓小平的退休决定，但是假如他再早几年退休也许更好。）邓小平说，假如他死在任上，有可
能引起国际麻烦，最好还是在他仍然在世时交出职务。但是，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仍可以通过会见他所熟悉的外国客
人发挥一定作用。
邓小平指示说，预定于 1992 年召开的下一届中共代表大会要解散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个由陈云担任主任的委员
会，只是作为一个「利用老一代革命家智慧」的临时机构成立的。邓小平宣布，他在 11 月的五中全会上退休时，就像
政府其他部门的退休过程一样，要越简单越好。[22-12]然后邓小平说出了他的离别寄语：一定要让群众和外国人明白，中
国领导人将坚持对外开放，这一点十分重要；他的接班人要维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威，如果没有这种权威，中国就无
法在困难时刻解决问题。[22-13]
邓小平还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应付西方仍在继续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责。他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
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
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22-14]
同日，邓小平又与中央负责干部谈了话，然后给全体政治局成员写了一封信。他说：
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作为
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的改革开
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
[22-15]
邓小平决心继续进行科学技术的对外交流和新技术的引进。他知道华裔美国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尽管天安门悲剧
之后有外国的制裁，他们依然愿意与中国保持联系，因此他邀请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访华。媒体在报道 9 月 16 日邓小
平与李政道的谈话时，宣布了邓小平的退休决定。邓小平知道，「六四」之后民众惶恐不安，担心国家的命运。他也记
得毛泽东在大跃进带来困难后曾一度隐退，有关他生病或死亡的谣言满天飞，为此报纸上有意刊登了毛泽东游长江的照
片。同样，不管邓小平对「六四」之后中国的困难多么担忧，他与李政道的合影向世人展示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在
向公众公布的照片中，邓小平站在北戴河的海水里。在这场被充分宣传的会见里，邓对李政道说：「最近在北戴河每天
游泳一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他承认中国最近的事件使人警醒，但他接着说：「现在我
可以肯定，经过动乱，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可以搞得更好。」[22-16]邓小平的基本意思明白无误：他对中国
的前途仍然很乐观，尽管有外国政客的批评，外国科技进入中国的大门仍然敞开着。
在 11 月 7 日的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交给了江泽民。杨尚昆成为第一副主席，他的弟弟杨白
冰取代他成为军委秘书长。政治局表彰了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人作出的伟大贡献。[22-17] 11 月 8 日全会结束后，邓小
平来到人民大会堂与他过去的同事合影留念，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来与他握手。然后他回到家中，与家人一起举行
他的退休宴会，饭菜是由为他做了 30 年饭的厨师准备的。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致中央委员会的信：
「我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我衷心感谢你们接受了我的辞职请求。我衷心感谢全体同志。」[22-18]邓小平退休的这一
天柏林墙被推倒，但他的退休并没有引起任何麻烦。
邓小平把权力交给江泽民一年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吴作栋。此后李光耀尽量约束自己不
去干涉接班人的工作，但是他说，自己仍然是个守门员，如果出了问题，他认为自己仍然有责任为维护新加坡的成就做
一些必要的事情。同样，邓小平也对李政道说：「我主要就是希望完全退下来，但是动乱我要管。」[22-19]
邓小平把权柄交给江泽民后，不再为重大事情拍板。他已经 85 岁高龄，行动不便，听力也进一步下降，他把更
多的时间用于休息。两三年前他还以做事专注着称，但现在已经做不到了。[22-20]
1989 年 11 月以后，邓小平不再主导
政治舞台，他不再参与重大问题的确定、大政方针的制定、作出最后决定或控制媒体内容。不过，他确实继续会见重要
的外国客人，他仍能在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发挥影响枣如果必要，他还会使用这种力量。
维持中美交流
天安门事件后不久，乔治?布殊做了一件过去的任何美国领导人都没有对中共领导人做过的事情枣他试图与邓
小平通电话。「六四」事件发生后，布殊总统也立刻宣布了暂停与中国的军事订单和高层交往，并为在天安门悲剧中受
到伤害的中国人提供人道主义与医疗帮助。他在 6 月 5 日还接见了中国留美学生，为他们提供政治庇护，并对他们那些
受到迫害的中国同学给予支持。但是，与美国的舆论、尤其是主张严厉制裁中国的报纸相反，布殊说，他不想为了中国
政府的行动而惩罚中国人民。布殊了解中美关系的艰难历程，他要避免将来有可能给恢复中美关系造成更大困难的任何
对抗。他说，从长远看，继续接触能够加强中国内部争取更大自由的压力。几年后他回忆 1989 年的事件时说：「假如
我没有同那个人﹝指邓小平﹞见过面，我也许不会那样自信地认为，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后还应当同他们保持联系。」
[22-21]布殊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时机（1974 年 9 月 26 日至 1975 年 12 月 7 日）很有利：他是在邓小平开始接
过周恩来会见外国领导人的工作不久后上任的，而他离开北京时，恰好也是毛泽东再次让邓小平靠边站的时候。布殊的
中国问题专家、在他担任总统后派往北京当大使的李洁明说，布殊和邓小平「在 1970 年代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密
关系，部分原因是他们都预感到对方将是他们各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22-22]李洁明认为，事实上，在毛泽东、周恩来、
尼克逊和基辛格退出政坛后，邓小平和布殊继续维持着过去的领导人为两国建立的工作关系。他们两人的关系轻松而友
好：在 1975 年 12 月 6 日为祝贺布殊离开北京转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告别宴会上，邓小平对他开玩笑说：「你是不是
一直在这里搞间谍活动呀？」[22-23]布殊笃信私人外交，他会偶尔给邓小平递送信件。邓小平对这种私人交往方式并不作
出回应，但他愿意随时与布殊见面。[22-24]
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后，两人继续保持着联系。邓小平在 1979 年 1 月访美时，要求在休斯顿与布殊进行私人
会面，见面时邓小平把他仍然保密的攻打越南的计划告诉了布殊。邓小平去德克萨斯时，布殊也邀请他到母亲家里作客。
后来，列根总统打算跟台湾建立正常关系时，邓小平和布殊副总统努力不让中美关系出轨。确实，当两国关系变得十分
紧张时，邓小平和布殊的会谈使两国关系转危为安，从而为稳定两国关系的 1982 年联合公报铺平了道路。[22-25]后来当
布殊准备竞选总统时，他的妻子芭芭拉去亚洲访问期间被遣往北京亲自将丈夫的打算告诉了邓小平。1989 年 2 月，邓
小平向布殊坦率说明了中苏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准备迎接戈巴卓夫访华。[22-26]几年后，当布殊在电视上被问及他遇到的最
伟大的领导人是谁时，他先是说没有哪个人特别杰出，然后又补充道，邓小平是个不同凡响的领导人。
但是，当布殊在 1989 年 6 月想与邓小平通电话时，邓小平并未接回应。回应外国领导人的电话不合中国领导人
的惯例。于是布殊在 1989 年 6 月 21 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亲笔信：
写此信时我心情沉重。我本想与您亲自讨论此事，但很遗憾没有做到。首先，我是本着真诚的友谊写这封信的，因为我相信您一定知道，写这封信的人强烈地认为美中之间的良好
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我写此信是想请您帮助维护这种我们双方都认为十分重要的关系。??我请您??记住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的立国原则。这些原则就是民主和自由。??这些原则难免
会影响美国人看待其他国家的事件和作出反应的方式。这不是傲慢自大的反应，也不是想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信念，这仅仅是对那些原则的持久价值及其普遍适用性的信仰。
[22-27]
布殊接着又解释说，作为美国总统，他不得不实施制裁。「当朋友之间遇到麻烦时，例如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想办法
把它说清楚。??在我们这样一个开放的制度中，常常不可能做到事事保密；但这是一封没有副本的特殊信件，在我的私
人档案之外没有任何副本。」[22-28]布殊在信中提议向北京派出一名私人特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