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着局势的演变，是最终的决策者。他并不赞同示威者的言行，他们都是邓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的
政治稳定的受益者，而现在他们正在威胁这种稳定。
邓小平试图避免东欧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那里因国家领导人向民众的要求让步而导致了失控。邓小平最初想
避免流血，他知道那只会给示威者火上浇油。但是他从事发之初就相信必须立场坚定，尤其是在胡耀邦追悼会之后，他
开始更为直接地参与掌控党对示威者的反应。他要确保干部能够落实他认为恢复秩序所必需采取的措施。
在 6 月 4 日之前，无论何人，不管是中共领导人、知识分子还是学生领袖，事实上都无法阻止愈演愈烈的乱局。
党内领导层的分裂，对中国当时能容许多少自由的分歧，曾为革命浴血奋战的老干部和习惯于舒适生活的学生之间的观
点差异，城市居民担心通货膨胀与就业的不安全感，示威运动的浩大规模，以及学生领袖在控制自身运动上的无能，国
内外民众对示威者的同情，中国军队在控制群体事件上缺少经验——凡此种种，使中共领导人在控制局面上一筹莫展。
中共老一代领导人在 1949 年以前参加的学生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和纲领，到 1949 年
时学生领袖们已经共同奋斗了多年。1960 年代后期的学生有参加红卫兵的经历，但是在 1989 年以前的十几年里，严
密的控制阻碍了有组织的独立学生运动的发展。1989 年聚集成群的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经验。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可以脱
颖而出成为领袖，但他们缺少组织、纲领和确保服从的程序，因而没有代表其他学生与政治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基础。
市民没有和政府站在一起限制示威者，因为他们赞同学生的批评。即使有些受到多年政治打压的老知识分子试图
阻止学生采取激进行动，但实际上也赞赏学生们大胆表达了他们自己不敢表达的观点。最初自发的和平悼念胡耀邦的行
动，演变成了游行、政治辩论、露营、愤怒的示威、绝食和日益失控的冲突。
示威学生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他们不满于自己既有能力又辛苦工作，得到的报酬却少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企业主。
不过他们也从 1986 年学生运动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即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对于他们的事业很重要。因此他们在 1989
年不再抱怨自己可悲的生活条件，而是采用了能引起民众共鸣的吁求：民主、自由、更加人道和负责任的党、献身公益
的干部队伍。
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被中国青年人这些发自内心的温和诉求所打动，这反过来又让示威者更加振奋。外国驻华记者
的工作长期受到中国官员的骚扰，他们的活动被监视，敢于揭露问题的受访人被逮捕，因此外国记者热衷于倾听学生的
要求。在 4 月 15 日之前，大多数学生还不敢跟外国记者公开交谈，然而在 1989 年春天的事件过程中，他们的胆子变
得越来越大，记者们将他们对民主社会的憧憬传播出去，为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
学生一方情绪高涨，不仅因为他们在国内外获得了巨大支持，还因为政府最初限制示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当大
批学生突破警察的封锁线时，学生和外国观察者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政府最终会向他们的理想让步。当时学
生们很难想像政治领导人会动用武力，人民解放军会向北京街头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
中国的领导层一方能够看到外国人的关注与支持在鼓舞着学生，但他们很难相信中国民众对自己的领导人会那么
愤怒，因而易于认为示威有国内外的「幕后黑手」从中操纵。有关这些「幕后黑手」的传言在高层干部中间广为流传，
并被保守派用来作为促请邓小平采取强硬措施的理由。
胡耀邦去世
胡耀邦从南方过冬返回北京后不久，出席了 1989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还不到一小时，他便
因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而栽倒在地。紧急送往医院后他似乎有恢复的迹象，但在 4 月 15 日凌晨猝然去世。群众从晚间 7
点的电视新闻中得知了他的死讯，次日的电视和报纸又发布了正式的讣告。这一消息令举世震惊，他的去世完全出人预
料，引起了巨大的同情，甚至连一些强硬派也不例外。[20-2] 邓力群是胡耀邦最高调的批评者和 1987 年 1 月批胡的带头
人，但这时他也赞扬了胡耀邦。他后来写道，胡耀邦从来不搞阴谋，胸怀坦荡，对人不抱恶意。邓力群还说，与胡相比，
赵紫阳则参与过阴谋和整人。[20-3]
群众能够长期被胡耀邦所感动，不仅因为他热情亲切，还因为他做人正派，对党忠心耿耿。他是知识分子的希望，
曾为他们作过勇敢的斗争。他是他们心目中好干部的表率——有崇高理想，无任何腐败劣迹。他曾长期担任团中央总书
记，能够与他所培养和提携的年轻人打成一片。然而他在 1987 年却被冷酷地免职，因为他被指责为对 1986 年的学生
示威太软弱。
1989 年的示威活动是对邓小平无意促进民主和没有支持胡耀邦工作的含蓄批评。胡耀邦的朋友觉得他受到了不
公正的批评。据他们说，胡耀邦为此深受伤害。他曾忠心耿耿为邓小平工作，邓的批评尤其让他伤心。1987 年被免职
后，胡耀邦不再看电视，人也瘦了下来。[20-4]很多人认为他死于彻底失望，是自由民主事业的烈士。但是，很多参加示
威的人关心的并不是胡耀邦个人，而是把他作为推动自由民主的一个契机。事实上，很多知识分子后悔自己在 1986 年
的学生运动中过于顺从，使运动轻而易举地得到平息。现在他们决心更坚定地站出来。
当学生们利用悼念胡耀邦去促进自由民主事业时，1976 年 4 月 5 日的示威（为悼念周恩来）和 1989 年 4 月的
示威（为悼念胡耀邦）之间明显的相似性，足以使学生们受到鼓舞，也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担忧。1976 年的示威称为「天
安门事件」，而 1989 年的示威也同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像周恩来一样，胡耀邦努力保护人民，含恨而终。不论 1976
年还是 1989 年，群众对于受他们爱戴的人没有得到更多的尊重而义愤填膺。1976 年的示威者借机抨击「四人帮」，
现在不是也可借机批评邓小平和总理李鹏吗？1976 年春天被逮捕的人在 1978 年秋天就得到了平反并被称为爱国者；
那么 1989 年的示威者难道不可能以后被称为爱国者吗？在那些希望有一个更仁慈的政府的人们中间，胡耀邦已经取代
了周恩来，成了当时的大英雄。
骚动的根源
1989 年春天，高层领导人——特别是赵紫阳与李鹏——之间的政治分歧，加上邓小平逐渐退出对日常工作的领
导，导致了相互冲突的信号和困惑。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使得引发社会骚动的严重问题在下层进一步发酵和加剧。在 1980
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和摆脱「政治辅导员」的权利。大学
生们通过艰难的高考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勤奋，觉得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工作。但是在 1989 年，由于重要的产业和
政府机关缺少训练有素的大学毕业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学毕业生服从工作分配。由于每个学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
取决于同学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辅导员如何在学生的档案中写「小报告」，政治辅导员便成为政府监控的象征。这些给学
生写报告的政治辅导员的教育水平很少赶得上学生，有些辅导员被怀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权影响学生的前程。
很多眼界开阔、思想独立的学生，对于要不断讨好辅导员深恶痛绝。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取消这些政治辅导员，
使他们能够自主择业。学生们其实很少花时间讨论选举制度。
知识分子，不论年轻年长，仍对 1983 年的反精神污染和 1987 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耿耿于怀。大受欢迎
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在 1980 年代末播放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被保守派封杀），它批判象征传统中国的黄河，赞扬
给中国带来国外新思想和现代行为方式的蓝色海洋文明，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的共鸣。[20-5]
对普通民众来说，主要的担忧则是通货膨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职工等拿固定工资的人，看到有钱的私人
经商者炫耀其物质财富，推高市场价格，威胁到工薪阶层获得基本温饱的能力，这让他们感到愤怒。这个问题又因腐败
而加剧：乡镇企业的从业者从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取短缺的原料和资金以自肥，自主经营的企业家赚到的钱至少部分来自
钻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设法把社会财富装进自己腰包，遵纪守法的干部的收入却停滞不前。[20-6]农民工开始纷纷
涌入城市，也加剧了通货膨胀问题。
官方数字尽管低估了实际变化，仍显示 1987 年至 1988 年北京的消费物价上涨了 30%以上，这使那些依靠固
定工资、过去 30 年来一直有着物价稳定预期的家庭感到恐惧。此前为养老和以后生病而攒钱的节俭家庭，却痛苦地看
到自己的存款在贬值。由于物价持续上涨，政府又声称要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使愤怒变成了恐慌。
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政府干部一向受到为社会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们愤怒的是，中国社会中最不道德的人，
只为自己干活的人，和为谋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资源的人，如今能够出入高档餐馆，住好房子，穿着时尚，买得起摩托车
甚至是汽车。没有哪个城市像北京那样，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资的机关干部或将在毕业后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大学生。
这些人认为，国营企业应当用它的更多收入给职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 1989 年春天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甚至
一些愤怒的机关干部也冒险加入了示威，并且打出自己机关单位的旗号。不过，即使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学生们反通胀、
反贪官的口号，也泄放出了他们积蓄已久的愤怒。
中国民众提到「贪官」时，并不是在说犯法的人，因为当时法制的观念并不强；他们指的是那些利用别人没有的
职务或个人关系谋取私利的人。对「官倒」怒不可遏的抗议学生要求公布他们的收支、他们拥有的别墅数目以及他们子
女的金钱来源。[20-7] 1966 年时有很多高干子女踊跃参加红卫兵反对「走资派」，但在 1989 年高干子女很少加入抗议
活动。相反，他们和父母一起因为享有特权而受到抨击，因为他们把权力地位变成了在新的市场经济中谋利的资本。
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企业被迫进入市场后他们可能丢掉「铁饭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这比通货膨
胀还可怕。政府已经开始向亏损的国企施压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业甚至获准破产，引起了职工的恐慌。这对工人们
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大的国有企业很像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但是
经济单位，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们提供有补贴的住房和医疗，甚至职工子女的教育。对于国企职工来说，失去工
作就等于失去一切。 因此，自由市场会把国有企业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在 1980 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增长，很多农民工涌入北京和其他城市打工，尤其是机械的使用尚不普遍、需要
大量人力的建筑业。但是 1988 年底为控制通货膨胀对经济采取的紧缩政策，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机会。很多
失业后仍留在城里艰难度日的人，却看到「官倒」和大款们在炫耀财富。总之，对很多人来说，市场力量带来的巨变让
他们深感不平。
除了这些不满的来源，还有很多人想得到自由迁徙之外的更多的权利。他们厌倦了生活在因「政治错误」而挨整
和受罚的恐惧之中。自由民主的呼声和对胡耀邦的赞美凝聚成了一种诉求，要摆脱国家的监管，摆脱官方强加的批评会。
从悼念到抗议：4 月 15-22 日
4 月 15 日傍晚，在宣布胡耀邦去世几小时后，北京大学的墙上就贴满了悼念他去世的大字报。[20-8]次日，大约
800 名学生从学校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对于从大学前来悼念的
人并未进行干预。
随着广场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悼念活动也开始有了政治意味。4 月 18 日一大早，数百名学生穿过天安门广场来
到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几条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推翻 1986
年惩罚抗议者的决定，公开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资产。当晚 11 点左右，数千名愤怒的抗议者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几百米开
外的党政机关所在地中南海的新华门前。他们不断高呼口号，要求进入中南海。警察请求他们离开但遭到拒绝。人群一
直坚持到次日凌晨 4 点，警察才终于将其驱散。自共产党 1949 年掌权以来，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进入中南海。正
如李鹏所说，在 4 月 18 日这一天，示威的基调从悼念变成了抗议。[20-9]
中南海里很容易听到新华门外人声鼎沸，这使高层领导很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得知胡耀邦去世后匆忙从日本
回国的李鹏，在采取什么措施上与赵紫阳发生了分歧。李鹏对赵紫阳说，要作出强硬的反应；作为当家人的总书记赵紫
阳则认为，最好不要激怒学生，只要不发生打砸抢，采取强硬行动就是不明智的。[20-10]
4 月 21 日的示威规模进一步扩大，广场上的演讲者也开始要求更多的民主。[20-11]为了使学生平息下来，国家教
委主任李铁映指示大学干部维持校园的各项正常活动，对学生的示威要加以限制。中南海增加了一个团的兵力，以防学
生冲进大门。《人民日报》宣布禁止游行示威，并警告学生「不要把政府的容忍误以为是软弱」。但是领导层严重错估
了形势，学生们夸示着自己的力量，拒绝平复下来。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大约有 20 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通过广播喇叭仔细聆听 20 分钟的悼词。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遗体被送往安葬高级干部的八宝山。
追悼会过后，三名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等了大约三小时要求见李鹏。他们后来抱怨说，他们受到怂恿，
相信李鹏或另一名高级干部会出来见他们，但李鹏和其他官员声称李鹏对此并不知情。[20-12]当时李鹏不同意接见任何非
官方的学生团体，因为他担心这会使这些团体获得他所不愿给予的合法性。李鹏还担心这样做会削弱党所支持并具有更
强控制力的官方学生组织。
李鹏和邓小平的「四二六社论」
学生悼念胡耀邦时，邓小平对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不论邓小平在胡耀邦掌权的最后几年如何批评他，胡
仍然被认为是一个为改革开放作过贡献的忠诚干部。邓小平知道，压制学生的悼念活动只会激怒他们，就像 1976 年 4
月阻止悼念周恩来逝世点燃了抗议者的怒火一样。但是，悼念活动一结束，邓小平已经打算向学生发出警告。恰在这时，
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李鹏临时取代赵紫阳，接过了处理示威活动的工作。
按照早已确定的行程，赵紫阳出访北韩将从胡耀邦追悼会后的 4 月 23 日开始。据赵紫阳说，他动身之前去见邓
小平时，邓小平告诉他仍然应当去北韩访问，并且他回国后将被提拔为中央军委主席，这说明当时邓小平仍把赵紫阳视
为他的接班人。因此赵紫阳按照行程于 4 月 23 日准时从北京火车站动身前往平壤。[20-13]李鹏为了平息他与赵紫阳有冲
突的传言，去火车站送赵紫阳离京。赵紫阳对李鹏说，自己不在时李可以自行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
赵紫阳等人希望，胡耀邦追悼会之后人群就会散去，然而他们并没有散去。就在赵紫阳离京的当天，尽管有不允
许学生成立组织的禁令，来自 21 所高校的学生开会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他们决定不能像 1986 年的
学生那样轻易结束示威，现在这个学生团体要更加顽强。学生的组织者早先曾宣布将在 5 月 4 日以后复课，现在他们推
翻了这一决定，宣布将无限期延长罢课时间。[20-14]
赵紫阳出国后，临时接过工作的李鹏知道责任重大，于是去谘询杨尚昆。杨尚昆认为，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应当
向邓小平汇报。当天傍晚李鹏和杨尚昆就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看法，认为对抗议活动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李鹏说，
学生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本人，而且还有另一些令人不安的进展：新华门前的扭打，六万名学生仍在罢课的报告，交通
受阻，有关试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幕后黑手」的报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事态之严重。[20-15]邓小平同意要
对学生发出警告，说明他们行动的严重性。此后，邓小平便深深卷入了应对示威者的决策之中。
李鹏于次日召集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负责监控首都事态的北京市领导陈希同和李锡铭的汇报。有观察家认为，这
两人由于害怕为可能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夸大了示威的严重程度，使邓小平对实际情况产生了误解。但其他干部认为
形势确实严峻，李锡铭和陈希同对天安门广场情况的报告是准确的。
4 月 25 日上午 10 点邓小平在家里与李鹏和杨尚昆会面，听他们汇报情况。李鹏在日记中说：邓小平在 4 月 23
日就决定了必须发出严厉警告。[20-16] 听完他们的汇报后，邓小平说，必须终止这场动乱——像波兰那样纵容示威活动的
其他共产党国家，党的权力垮掉了。因此中国领导人必须明确坚定地结束动乱，控制住局势。邓小平还说，要立即发表
一篇权威社论向学生发出警告。要告知北京地区的领导人坚定立场，并指示高校的党政领导把事态平息下去。[20-17]
邓小平对社论的内容亲自作出指示，就像通常作出重要决策时一样，他认真准备了自己的意见。胡启立受命负责
起草社论，由笔杆子胡乔木定稿。社论于当晚在电台播出，第二天即 4 月 26 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20-18]社论赞扬
了大多数悼念胡耀邦的人，但也谴责一些悼念者有不当言行。按照社论的说法，一些示威者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甚至成立非法组织，试图从得到政府批准的学生组织手中夺权。他们参与罢课，引发试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动乱」。
他们打着民主旗号破坏中国式的民主。不制止这场动乱就会导致社会混乱。斗争是严肃的，要立刻解散一切非法组织，
禁止非法游行。对任何造谣惑众的人要追究其刑事责任。[20-19]
李鹏及其支持者指望社论能够吓住学生使其屈服，毕竟，社论发出的严厉谴责等于政府公开威胁要逮捕很多学生
领袖。然而令邓小平失望的是，结果适得其反，学生领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愈发坚定，并且动员了更多的学生加入他
们的行列。李鹏在日记中说，「四二六社论」取得了成功，然而来自广场的报告认为它不过是激怒了学生。比李鹏更了
解学生情绪的大学校长和管理人员觉得，社论毁掉了本来可以和平化解学生不满的对话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这篇社论的
语气太强硬了。[20-20]
84 岁高龄的邓小平很少出门，也很少跟人交谈，不再能敏锐地感受民众的情绪。有些干部相信，
倘若周恩来还活着，他会与学生取得谅解。但是在 1989 年 4 月，没有哪个领导人既拥有提出解决方案的权威，又具备
在革命老干部和青年人之间建立沟通渠道的能力。即便是赵紫阳，尽管他后来主张与学生对话，撤销「四二六社论」，
但当时他也是态度疏离，并没有被学生视为同情他们的盟友。学生指责他的儿子搞腐败，批评他打高尔夫球。
战线随着「四二六社论」的出现拉开。示威领袖把邓小平和李鹏视为他们的敌人。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轻易便
能突破警察的警戒线，因为警察被通知反应要有节制，以免造成流血。[20-21]但是，领导层也不愿有丝毫动摇。邓小平不
肯撤销「四二六社论」，因为他担心这将削弱党的权威。虽然李鹏等官员放弃了最初不愿与学生对话的态度，但他们在
会见学生时仍坚守防线，未能缓解局势。例如，在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教育部副部长何东昌 4 月 29 日下午会见 45 名
学生时，袁木拒绝承认腐败是一个严重问题，并且否认存在新闻审查制度。学生们离开时比此前更加愤怒。[20-22]
学生获得了如此广泛的同情，以至于李鹏很难在下级官员中为镇压行动获得支持。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
启立对他的同事解释说，很多报社的记者对于他们报道广场真实事态发展的文章不能发表感到不满。被告知要平息示威
的高校干部按照要求把上面的指示传达给学生，但很多人内心并不赞同。[20-23]李鹏甚至无法指望官方媒体支持他。有时
候报纸的准时印刷和派送也受到影响。在国家电视台上，报道广场情况的节目会突然中断，一度出现黑屏，画外音也完
全消失。有一天，一位播音员说：「今天没有新闻。」[20-24] 6 月 4 日以后中宣部部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被免职，因为
他们被认为在示威期间过于同情学生。
李鹏和赵紫阳的分裂：4 月 29 日-5 月 12 日
面对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众示威给政府和党造成的压力，高层领导出现了两极分化。害怕混乱的一方认为必须进一
步加强控制，另一方则相信应该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李鹏是前一派的象征和中心人物，赵紫阳则代表后者。
李鹏的日记中每天都记录着对赵紫阳的批评，他说邓小平在 1988 年秋天之前就已经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表现有所
不满；邓还不满赵紫阳在政治上软弱，没有坚定支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并且不愿意为恶性通货膨胀和群众对
放松价格管制的反应承担全部责任。[20-25]相反，赵紫阳则说，局势是在他出访北韩以及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了示威可能带
来的威胁之后恶化的。[20-26]邓小平和其他党内元老以及公安力量都支持李鹏。从北韩回国后即主张撤销「四二六社论」
的赵紫阳，则获得了知识分子、改革派、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支持。
李鹏和赵紫阳都设法避免使他们的分歧公开化。李鹏 4 月 23 日为赵紫阳出访送行，又照例于 4 月 30 日迎接赵
紫阳回国。然而，他们个人之间的分歧与对抗，以及各自营垒的影响力，却远远强过他们合作的愿望。自 1988 年夏天
以来，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因为经济问题的累积和赵紫阳要对中国的高通胀负责而不断加剧。当时赵紫阳名义上仍是财经
领导小组组长，但对政府经济班子的控制权已经从赵紫阳转移给了李鹏。责任重叠之处，便成了作为改革派的赵紫阳与
李鹏这个谨慎的计划派之间的战场。
李鹏是个稳重的干部，学水利工程出身，有尽责有效的行政官员的名声。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也是周恩来、邓
颖超夫妇的众多养子之一，这使他有着特殊身分。事实上，他想必具有很高的才能，才得以通过严格的筛选去苏联学习
先进科学知识，但他在领导人中间并不以才华着称。他表达个人见解时总是态度谦逊，对党十分忠诚，工作勤恳而投入
——无论老干部们的指示多么不受欢迎，他总是乐于依照他们的意愿行事。他的固执而又谨慎的性格，与热情且富有同
情心的胡耀邦、或者超然而具有绅士风度和分析才能的赵紫阳形成了鲜明对比。李鹏难以掩饰他对示威者的轻蔑，因此
他与他们见面只能激化而不是平息他们的怒气。
当 4 月 25 日邓小平向李鹏说明他认为很有必要发表一篇社论时，邓的讲话要点也送达了还在平壤的赵紫阳。赵
在一间挂着黑色窗帘的密室里读了邓小平的意见后，立刻发回电报说：「我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对目前的动乱问题作出
的决策。」[20-27] 李鹏在日记中强调，赵紫阳对社论是同意的。但事实上赵紫阳同意的是邓小平 4 月 25 日的讲话，而不
是根据讲话写成的《人民日报》4 月 26 日社论。
赵紫阳访朝回国后，很快就断定党和学生之间已经形同水火，若不撤销社论，几乎毫无和解希望。他甚至一度同
意，如果撤销社论，他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20-28]赵紫阳很了解邓小平，他想必知道让邓小平撤销社论的希望很渺茫。
确实，邓小平认为优柔寡断和推翻决定只会削弱党的权威，因此拒绝撤销社论。对于学生一方，赵紫阳尽量缓和矛盾：
他强调绝大多数学生都是爱国的，试图以此让他们放心不会受到惩罚；他还鼓励他们离开广场回到课堂。
5 月 1 日，赵紫阳从平壤回国两天后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应对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时可能发生
的示威。他主张发表一个声明，表明党支持加强民主，提高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但李鹏认为政府的
头等大事是稳定，他批评了非法组织和散布谣言。他坚持认为，如果放任这些年轻人，中国就会发生大倒退。赵紫阳反
驳说，尽管中国确实需要稳定，但学生的口号，如拥护宪法、促进民主和反腐败，与党和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20-29]
与李鹏生硬而严厉的语调相反，赵紫阳的态度就像一个宽厚的长者去劝说本质不错的孩子。5 月 3 日和 4 日，赵
紫阳在两次重要的公开讲话中说明了要正面看待学生要求的理由。他在 5 月 3 日纪念五四运动的大会上说，七十年前的
示威者推动了科学与民主，今天的示威者也应当重视科学和民主在实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了稳定和
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但他同时又说：「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
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20-30]像往常一样，党的领导层试图表现出他们的一致面。赵紫阳的讲话在文字上作了仔细推
敲，使保守派无可指责。
在 5 月 4 日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讲话中，赵紫阳也努力向外国投资者保证，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没有陷入混乱，
学生示威很快就会得到控制。赵紫阳 5 月 3 日的讲话在发表之前要送其他领导人圈阅，这次讲话则不必经过高层领导的
审查，因为他在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经济机构讲话不需要事先得到批准。尽管如此，后来他还是受到批评，说他没有事
先把讲话送元老们过目。[20-31]这篇由鲍彤推敲过措辞的讲话也对学生进行了广播。赵紫阳在讲话中承认，党内确实存在
腐败问题，他将之归咎于社会主义法制不完善、缺乏开放性和民主监督。他重申学生是爱国的。[20-32]学生因赵紫阳的讲
话而平静下来，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数骤减。
此时，香港媒体特意点出了赵紫阳讲话和李鹏与学生对话的差异，并开始推测两人之间的分歧。负责向高层汇报
示威情况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是站在李鹏一边的，他后来在 7 月 6 日向全国人大汇报「反革命暴乱」时说，就在李鹏
准备更加强硬时，赵紫阳却摆出了谅解的姿态。陈希同与李鹏和邓小平站在一边，批评赵紫阳 5 月 4 日的讲话背离了「四
二六社论」精神。陈希同说，很多和他一样的基层干部正在努力控制违法乱纪的学生，他们觉得自己被赵紫阳的讲话出
卖了。他们正在试图使学生让步，在他们看来赵紫阳则过于同情学生。陈希同还说，很多知识分子在赵紫阳讲话的鼓舞
下，言论变得更加嚣张，引起新一轮示威，造成了更大的动乱。[20-33]而赵紫阳的追随者则认为，李鹏这一派使他们争取
学生合作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为戈巴卓夫访华作准备和绝食抗议：5 月 13-24 日
对邓小平来说，戈巴卓夫 5 月 15 日至 18 日对北京的访问既是中苏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他个人的一次
胜利。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长达 30 年的疏远即将结束，关系正常化露出了曙光。早在 1980 年代初，邓小平
就提出了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三大条件：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同时将军队从中国东北边境附近撤离，越南人离开柬埔寨。
他之前曾估计，苏联因战线拉得太长，需要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这一估计已被证明是正确的。戈巴卓夫同意了所有三
个条件，将按照邓小平的条件前来北京访问。这是邓小平一生成就的顶峰之一。为了这次胜利，他准备做一个热情的东
道主，欢迎世界各地的记者前来共襄盛事。
随着戈巴卓夫访华日期临近，全世界大批文字和摄影记者齐聚北京，准备全程报道这一事件。很少出国的美国电
视新闻主持人拉泽尔（Dan Rather）也像其他西方知名播音员一样亲自来到北京。不难理解，邓小平打算在戈巴卓夫
到达之前竭尽一切手段清空天安门广场。赵紫阳 5 月 4 日的讲话后学生开始返回校园，因此有理由期待事态将有所好转。
北京地区较为温和的学生已经用脚投票，回到了自己的教室。但是那些更为激进的北京学生和外地学生仍然在广场上安
营扎寨。
5 月 13 日上午，离戈巴卓夫访华还有两天，激进的学生领袖正发愁如何让消退的运动保持活力，同时相信政府
不会在戈巴卓夫访华期间抓人，于是他们宣布了一个中国示威传统里前所未有的奇举：当天下午开始绝食。一千多名学
生步行来到天安门广场，声称政府若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吃饭。学生们宣布：「我们不想死，我们也希望活着，
充实地活着??但是如果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死能够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好，或者他们的死能使祖国更加繁荣富强，那么我们
没有权利苟且偷生。」[20-34]
大多数绝食者只喝水及饮料。也有假装绝食、其实还吃东西的人。还有人既不进食，也不喝水，没过多久就晕倒
了。抱定一死的决心使绝食者的斗争超越了现实政治并在民众中获得了道德优势。绝食者的电视画面引起了国内外的同
情。一些指责学生阻断北京交通的旁观者也开始同情这些决心牺牲生命的学生，把他们看作英勇的受害者而不是麻烦制
造者。政府官员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任何绝食者死亡都将激怒群众，因此在对待绝食者上行动节制。没有学生受到攻击
或逮捕，政府在雨天给他们提供大客车避雨，为他们提供公厕，派人清扫广场卫生。同情学生的医务人员在广场上治疗
晕倒的人，把情况严重者送往附近医院。据官方统计，从 5 月 13 日到 24 日，共有 8,205 名绝食者被送往医院治疗。
[20-35]在良好的医疗照顾下，没有学生死亡，但死亡的危险增加了示威运动的戏剧性。
绝食抗议完全出乎中央领导人的预料。5 月 13 日，即绝食开始的当天，为此忧虑的邓小平会见了赵紫阳和杨尚
昆。他说这场运动拖得太久了。他要求在戈巴卓夫抵达之前清空广场。当邓小平问到群众的情绪时，赵紫阳说，广大学
生知道不能拿国家的荣誉当儿戏，不太可能干扰欢迎仪式。赵紫阳承受着压力，他要保证戈巴卓夫访问期间北京平安无
事。他也被赋予很大的自由，可以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清空广场。
5 月 14 日，几位著名知识分子意识到戈巴卓夫到访之前清场的重要性，同时也担心发生暴力冲突，因此尽最大
努力试图化解对抗。12 名中国最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包括戴晴、刘再复和严家其在内，发表声明批评政府对待学生
的方式和不公布运动真相的错误。为了达成和解，他们呼吁政府承认独立的学生组织，但也敦促仍留在广场上的学生返
回学校。[20-36] 他们劝解学生说：「民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要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我们恳请你们充分运用学生运动最
宝贵的精神即理性精神，暂时离开广场。」[20-37]
赵紫阳没有亲自来到学生中间，而是派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代替他去了广场。阎明复在 5 月 16 日看望了学生。阎
明复虽然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但对学生的要求抱有同情。由于迫切地希望达成一致，他开诚布公地向学生们披露了党
内的分歧，敦促他们离开广场以保护赵紫阳。他答应次日再来见他们，并保证只要他们返回校园，就不会受到惩罚。阎
明复甚至提出，为了确保他们受到保护，自己可以充当人质。[20-38]然而，他的努力并未奏效。
尽管参加绝食示威的学生是在争取民主，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遵从多数原则。举止大胆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说，
他们有一个协定，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想留在广场上，运动也要继续下去。[20-39]学生们一直举止得体，升国旗时会庄重地
起立唱国歌。但是全社会铺天盖地而来的同情，也坚定了他们绝不退让的决心。看到学生显然不会离开广场，阎明复明
白这对赵紫阳的政治生涯意味着什么，也担心由此给国家带来的后果，不禁伤心落泪。[20-40]
戈巴卓夫访问北京
5 月 15 日戈巴卓夫抵达北京那天，支持学生的人再次增多。5 月 16 日是邓小平会见戈巴卓夫的日子，政府在凌
晨 1 点作了最后一次清场的努力。广场上的大喇叭广播说，政府正在与学生代表对话。官方的广播敦促学生考虑国家利
益，停止绝食，返回校园。学生们在他们制作的欢迎戈巴卓夫的横幅下听着广播，他们把戈巴卓夫视为值得中国效仿的
政治改革家。其中一条横幅上写着「向民主的使者致敬」。[20-41]但他们仍然拒绝离开广场，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群前来
支持他们。政府别无选择，只好取消原定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改在有重兵把守的机场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仪式。
邓小平和戈巴卓夫的会见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示威者试图冲进去，事件过程中打碎了一扇窗户。
在绝食导致的纷乱中被迫改变欢迎仪式地点，这让邓小平和老干部们脸上无光，他们连自己首都的秩序都维持不
了。不过，邓小平和戈巴卓夫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在中国领导人中间，没有任何人像邓小平那样在中苏之争中扮演着
核心的角色。他曾在 1960 年代初负责起草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在 1963 年访问莫斯科，代表中国与苏斯洛夫交
锋。但是，他也曾两次亲自为改善两国关系打下基础：一次是在 1979 年攻打越南后不久，另一次是 1985 年他请来访
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Nicolai Ceau?escu）向苏联领导人转达了中国就中苏关系正常化提出的条件。中苏两
国外交官之间的谈判一直持续到 1989 年 2 月，双方才就越南停止占领柬埔寨的联合公报的措辞达成一致，并宣布了戈
巴卓夫访问北京、开创友好关系新时代的日期。[20-42]
邓小平精心地与美国官员保持沟通，以便不使中苏关系的改善损害中美关系。中苏双方一达成协议，邓小平立即
在 1989 年 2 月 26 日会见了参加日本天皇葬礼后到中国进行短暂访问的美国总统乔治?布殊。邓小平向布殊保证中苏
关系的改善不会影响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他首先回顾了中苏关系史，明确表示中国不会与苏联发展出 1950 年代那样
的亲密关系。他说，中国将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因为这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20-43]
他又派万里去消除美国和加拿大官员——包括在 5 月 23 日向布殊总统——的疑虑，与戈巴卓夫的会谈不会损害中国与
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中苏会谈之后，他派钱其琛外长向美国通报了会谈的内容。
5 月份，就在戈巴卓夫到访前夕，
5 月 16 日邓小平与戈巴卓夫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中，钱其琛外长也在座。据他说，邓小平在会谈中兴致勃勃，甚
至有些兴高采烈，因为他是依照自己的条件弥合了与苏联的裂痕。邓小平和戈巴卓夫都是改革家；84 岁的邓小平即将
结束他的政治生涯，而 58 岁的戈巴卓夫才刚刚开始。邓小平毫无敌意地谈到过去与苏联的矛盾，他承认亲自参与过中
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但是他说，争论的双方讲的「全是空话」。[20-44]他坦承「我们也不认为当时我们说的话都是对
的」。邓小平不靠笔记，仅凭记忆就清楚细致地讲述了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他说，问题的原因在于苏联对中国不能总
是做到平等相待。但是他又说，中国绝不会忘记苏联的援助为新中国打下了工业基础。邓小平同意结束过去的争论，放
眼未来，使中国能够与各个邻国建立睦邻关系。戈巴卓夫对历史背景已有很好的了解，他言谈谨慎，表示赞同邓小平的
看法，中苏作为邻国应当努力发展友好关系。[20-45]
邓小平对戈巴卓夫发表了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讲话，但他毕竟年事已高——有人认为他当时也有些紧张，在欢
迎戈巴卓夫的宴会上，他面对镜头时手有些颤抖，饺子竟从筷子上滑落下来。[20-46] 就在这一天，有大约 200 名绝食者被
紧急送往医院治疗，广场上的绝食者还有大约 3,100 人。[20-47]邓小平很难忘记不断恶化的局势。
戈巴卓夫在 5 月 16 日下午会见赵紫阳时说，他已经见过邓小平，但现在见到赵紫阳总书记，全部协定才算是得
到了正式认可。赵紫阳解释说，邓小平仍在工作，中国仍然需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因此 1987 年的十三届一中全
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要由邓小平同志掌舵」。[20-48]邓小平得知赵紫阳这些话后很不高兴。赵紫阳的支
持者后来解释说，赵紫阳理所当然要纠正戈巴卓夫的印象，因为他与邓小平的见面也是正式的官方会见。赵紫阳后来也
说，他是想保护邓小平的形象，而不是损害。[20-49]然而李鹏在日记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承认赵紫阳的说法是准确的，
但他认为赵紫阳在这种场合说出来，是想把 1988 年的经济问题和导致学生示威运动恶化的决策责任推给邓小平。[20-50]
事实上，像李鹏一样，邓小平确实认为赵紫阳的话是在指责他要对当前的问题负责。[20-51]
全世界的记者聚集在北京，本来是要报道中苏和解的过程，却发现学生运动更加引人入胜。确实，广场上的大戏
很快就使戈巴卓夫的访华黯然失色，不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外国记者们很难不被学生的理想和热情所打动，而学生也
远比以往的中国人更加大胆敢言。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他们愈加相信解放军不会对他们动武。有些学生意识到这是向
世界展示的机会，便派会讲英语的示威者站在游行队伍的周边，向全世界讲述他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和消除高层腐败的
必要性。一些连续报道此事的外国记者力求做到不偏不倚，他们说，大多数学生其实对民主自由了解很少，对如何实现
这些目标也没有多少想法。[20-52]
在戈巴卓夫访华期间，广场上的学生数量日见增长。5 月 18 日尽管下雨，据国家安全部估计广场上大约仍有 120
万人。[20-53] 抗议活动也扩散到了其他大城市，另有大约 20 万学生从外地涌入北京，路途遥远的甚至要坐数天火车。有
些学生认为自己是为正义而来，因此像文革期间的红卫兵那样要求免费乘车。原定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戈巴卓夫记者招
待会，由于车队无法通过广场，最后一刻改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20-54]但是大批记者并没有去记者招待会，而是仍然留
在天安门广场。
戈巴卓夫的到访不仅标志着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也是学生运动的转折点。在此之前，邓小平希望学生能够听从向
他们发出的爱国主义呼吁，在戈巴卓夫抵京前离开天安门广场。对邓小平来说，按中国的条件结束中苏分裂是一件大事，
绝不能放弃把天安门广场作为举行欢迎仪式的地点。可是学生却不愿让步。当时邓小平不想派军队进来，让可能导致的
冲突破坏戈巴卓夫的访华。但是，当学生们在戈巴卓夫访问期间固执地不离开天安门广场时，邓小平认为他们做得太过
分了。他准备动用军队。
[20-1]来自高层人士的两个文献是：Zhao Ziyang,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这是根据他软禁期间的录音翻译的文献；以及李鹏这个时期的日记：《李鹏六四日记》，
可在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查阅。关于 1989 年春天北京示威运动
最有用的文献是：Michel Oksenberg, Lawrence R. Sullivan, and Mark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The Basic Document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尤其是 Melanie Manion, "Introduction: Reluctant Duelists," pp. xiii-xlii; Suzanne Ogden
et al., eds.,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The Student and the Mass Movement of 198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Minzhu Han, ed.,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Orville Schell, Mandate of Heaven: A Generation of Entrepreneurs,
Dissidents, Bohemians, and Technocrats Lays Claim to China's Futu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Binyan Liu, with Ming Ruan and Gang Xu, Tell the World: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Why (New York: Pantheon, 1989); Tony Saich, ed.,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erspectives on Spring 198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Long Bow
Group,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video recording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Richard
Gordon and Carma Hinton (San Francisco: NAATA/CrossCurrent Media, 1996); Mike Chinoy,
China Live: Two Decades in the Heart of the Dragon (Atlanta: Turner Publishing, 1997); Tang
Tsou, "The Tiananmen Tragedy," in Brantly Womack,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Melinda Liu "Beijing Spring: Loss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 in David and Peter
Turnley, Beijing Spring (New York: Stewart, Tabori & Chang, 1989), pp. 44-172.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1);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e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p. 297-392. (李洁明于 1989 年 5 月 2 日
到中国担任美国大使，一直待到 1991 年 5 月。)对现有文献的仔细分析见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美国政府的《天安门文件》中包括现藏于国家安全局的政府解密文件，带有
导读，收入 Michael L. Evans, ed., "The U.S. 'Tiananmen Papers': New Documents Reveal U.S.
Perceptions of 1989 Chinese Political Crisis," 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June 4, 2001, at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47/, 访 问 日 期
March 16, 2010. Tony Saich 和 Nancy Hearst 所编 1989 年 6 月 4 日之后一年的文献目录见 Saich,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p.190-196. 最全面的文献集，包括一个大事年表，是 Li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