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者对周扬的热烈支持使胡乔木处境难堪，他承认同志们有不同观点。但他坚持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是他本人、邓力群和邓小平在整个 1980 年代用来批评那些他们认为过分迷恋西方自由的领导人的概念——是一
项重要的任务。[19-14]
王震强化对中央党校的控制：1982-1983
中国的年轻人和很多知识分子在 1978 年以后感受到了西方吹来的令人振奋的自由之风。但是高层官员对于应该
让民众享有多大自由却存在着内部分歧。他们中间很多人受过政治迫害，谁也不想回到 1949 年之前或文革期间的混乱
状态。在高层官员中，胡耀邦最同情想得到更多自由的知识分子和希望有更多灵活性的地方干部，但他不断遭遇保守派
的压力，后者害怕宽松氛围带来的后果。邓小平则是只要认为必要的时候就会加强纪律，但他继续支持胡耀邦，哪怕在
胡受到保守派批评时。
一个重要战场是中央党校。1978 年 12 月以后，作为中央党校实际校长的胡耀邦很少有时间过问那里的事，但
是得到他支持的教员以及他所倡导的党校的自由探索精神，继续滋养着有前途的年轻干部的成长。党校理论部的学者因
在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批评「两个凡是」中发挥的作用而享有盛名。三个声誉正隆的学者——吴
江、孙长江和阮铭，在副校长冯文彬的支持下继续推动言论自由，这让担心党的纪律和原则受到损害的党内老干部深感
不安。去党校讲过课的邓力群向王震和陈云汇报了党校的情况，他们对在宽松气氛中不断增长的对中共的批评尤其不满。
1981 年 8 月中组部派了一批人去党校调查上述三位学者，陈云也给党校培训部主任写信说，黄埔军校培养出了纪律严
明的青年军官，他希望党校也要培养纪律严明的党员干部，而不是鼓励批评中共的人。
1981 年中央党校需要任命新校长时，胡耀邦支持任命项南，他是个思想开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共干部，后来
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一职；陈云则支持任命王震，以对学校的宽松气氛加以限制。[19-15]让王震这样一个对外部世界所知
不多、被看作粗人的人来领导国家最开明的一批学者，这让有求新思想的党员感到愤怒。[19-16]但是邓小平批准了对王震
的任命，于是王震在 1982 年接管了党校。
王震一上任就将冯文彬、阮铭和孙长江撤职。阮铭获准移民美国，他在那里详细地写下了这段经历。[19-17]孙长江
被安排到首都师范大学这所二流学校教书。（有一次，孙长江开玩笑说，他要感谢王震让他去了最小的大学，而没让他
去最大的小学。）[19-18]吴江则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震清除了他认为思想过于宽容的教员后，并没有在党校发挥多少作用。陈云虽然政治上保守，但他也重视教育
水平，让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蒋南翔担任了党校事实上的负责人。蒋南翔既提高了党校的知识水平，也对思想表达
的自由作出了限制。人们普遍认为，对党校教员的整肃和思想路线的转向是对胡耀邦的间接批评，因为正是他首先创造
了更为宽松的气氛。
王震和陈云也支持对中宣部加强控制。陈云说，搞不好经济工作和宣传工作这两件事，党的领导就难以为继。王
震和陈云认为接替胡耀邦中宣部部长职务的王任重是个合格的保守派，可是王并没有证明自己是个能干的领导人，于是
邓小平在 1982 年 3 月 23 日任命邓力群，取代了王任重。
毛泽东曾在 1975 年支持「四人帮」进行严厉的思想控制，同时让邓小平全面主持政府工作。与此类似，邓小平
在 1982 年让邓力群抑制对党的批评，同时让胡耀邦继续主持党的工作。[19-19]尽管邓小平并不在意要一丝不苟地坚持意
识形态的正统性，但他决心避免让宽松的环境招致人们发表文章和小说诋毁党的作用。
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
另一个战场针对的是胡耀邦给予地方干部灵活性的做法，这场斗争因陈云在 1983 年 3 月 17 日批评胡耀邦而达
到顶峰。1983 年 1 月赵紫阳出访非洲 11 国，为期一个月，胡耀邦接过了赵紫阳在政府中的部分工作。胡的作风比赵
紫阳随意得多，例如，他知道煤炭短缺后，便跑到矿区鼓励人们尽其所能增加产量。他没有考虑到采煤时可能发生的问
题，比如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也没有预料到私人矿主经常不采取最基本的安全措施，结果发生了许多矿难。在慎重的计
划工作者看来，胡耀邦是个不守纪律的鼓动家，他不充分考虑行动的后果，也不严肃看待他们精心制定的经济计划。
陈云听到胡耀邦不够尊重经济计划的汇报后很不高兴。他在 3 月 14 日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邓小平。[19-20]第二天
邓小平便把胡耀邦、赵紫阳和胡乔木叫来，批评了胡耀邦不严谨的领导方式。[19-21] 1983 年 3 月 17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
委和书记处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赵紫阳没有点胡耀邦的名，但严厉批评了他的活动，认为这干扰了有序的经济管理。胡
耀邦的友人认为赵在 1984 年 5 月写给邓的信里对胡的批评大大超出必要，尽管赵后来对此予以否认。[19-22]
在 3 月 17 日的这次会议上，陈云还谈到了十个问题：
（ 1）1980 年提出调整经济是对的，没有调整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
（ 2）2000 年之前的这个时期要分成两个十年，头十年是打基础，后十年振兴。如果前十年不谨慎，后十年就困
难了；
（ 3）可以利用银行贷款或出售黄金暂时弥补预算赤字，但不能年年出现赤字；
（ 4）必须严肃看待各部委，尤其是综合部门，有关经济形势的意见；
（ 5）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 156 个项目走了弯路是不对的；
（ 6）与李先念协商后在 1973 年至 1974 年购入的黄金储备是必需的，不算多（陈云当年年初作出的购买黄金的
决定被视为一项极为明智的决定，因为此后十年黄金价格暴涨）；
（ 7）国家计委要从各部委和地方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
（ 8）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对财经工作都要管，但重点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 9）对乱上项目、乱用基建投资的现象，必须制止；
（10）中央书记处（当时由胡耀邦领导）对经济问题要研究，但方法要改进，特别要了解综合部门的情况。
仍然支持胡耀邦的邓小平显然对陈云批评胡耀邦感到不安，会议一结束邓小平就说，今后由赵紫阳领导的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全面负责经济工作，其他人不要插手。[19-23]
虽然陈云的十点意见都是针对保持对经济的控制提出的，但最后几点也是对胡耀邦的强烈批评，而且是在间接批
评邓小平推动经济过快发展的政策。邓力群未经授权，当天就把陈云的讲话内容透露给了新闻单位。邓小平把邓力群叫
去，批评他这种违反党纪的做法。然而危害已经造成：胡耀邦在党内的权威被削弱，有些干部开始怀疑胡在自己的位子
上还能呆多久。[19-24]一些和胡耀邦一起工作并且同样赞成扩大言论自由的干部对邓力群十分气愤。
胡耀邦处境艰难。北京的「婆婆」太多，胡耀邦处在他们的压力下很难真正控制党组织。他有名义上的权力，也
有邓小平为他撑腰；他仍在主持会议，领导日常工作。但是他把大量时间用在了北京以外。他去全国各地视察，鼓励当
地干部努力克服现代化的障碍。在胡当政的几年里，他总共走访了 1,703 个县，占全国全部县的 80%以上；走访了全
国 183 个地区中的 173 个。1987 年 1 月被革职之前，他还打算视察余下的 10 个地区。[19-25]
在这段时间里，要避免使陈云和邓小平的严重分歧被他们手下的要员觉察到是不可能的，两人不和的谣言也传到
了香港的媒体。对于自己的得力干将遭到痛批、开展工作的权威被削弱，邓小平不可能感到愉快。[19-26]陈云当初是支持
任命胡耀邦当总书记的，但当他看到胡耀邦更愿意回应邓和邓的政策而不是他本人的，心中自然不悦。但是这两位党的
领导人都知道，公开闹翻会招致外界的强烈攻击，这将毁掉党，因此两人都很节制，不把他们之间的分歧公之于众。
反对精神污染及其反响
1983 年初，敢言的自由派理论家再一次从哲学角度主张扩大思想自由的范围，令保守派担心共产党的权威受到
了那些不把对党的忠诚视为最高信仰的人的挑战。《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在 1983 年 1 月写道：「社会主义的人道
主义??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人神话而把人民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
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19-27] 不久后，在 3 月 7 日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的会议上，周扬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如果缺少民主和法制，干部滥用
权力，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异化。胡乔木和邓力群试图阻止发表周扬的讲话，但它还是刊登在 3 月 16 日的《人民日
报》上，引起了巨大反响。[19-28]将人道主义和异化视为普遍原则的观点，在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看来是对党的最高权威
的根本挑战。在西方观念中，超验的神可以批判世俗统治者，但这并不是中国的传统。
邓小平没有匆忙终止一切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但他在 1983 年 9 月份决定对宽松的气氛加以限制。他让
胡乔木准备一篇讲话，对他称为「精神污染」的观点采取了更强硬的路线。[19-29]邓小平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各种问
题，但是他宣称，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异化」是指工人因为其劳动受到追逐利润的资本家的剥削而产生的一种感受，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这种问题。邓小平主要针对的是那些攻击中共权威的人。[19-30]
邓力群批评胡耀邦把爱国主义放在共产党之上，但邓小平本人并未区分两者的先后。假如让邓小平表达自己的看
法，他也许会说，在数百年的时间跨度内爱国主义会绵延不绝，但至少近几十年内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共产党，对党的完
全支持是绝对必要的。邓小平说，有些在文革中受过罪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暗中搞秋后算账的活动，有些人充满狂妄的野
心，对这些人必须撤职和开除出党。基本问题是什么？「党的纪律松弛，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邓小平的解决办法是，
思想工作者要帮助教育人们「正确看待过去，理解当前，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信念」。[19-31]北京的干部知道，
就像陈云在 3 月份的讲话一样，邓小平的讲话也包含着对胡耀邦含蓄的批评，因为胡耀邦一直主张为知识分子扩大自由
的范围。
1983 年 10 月 12 日，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把批评扩大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邓
小平很不愿意搞政治运动，这会打乱正常工作，让所有可能受到批评的人产生对立情绪，可是他又找不到政治运动以外
的办法去遏阻「精神污染」。这是邓小平 1978 年上台以来发动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但是为了避免重蹈过去政治运动极
端化的覆辙，邓小平一开始就警告说：「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
法，决不能重复。」[19-32]
尽管邓小平发出了警告，一些奉命搞运动的干部还是采用了他们所熟知的恐吓式批判。但是也有一些富有同情心
的干部试图淡化批判。当一些局级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反驳「人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同样会存在「异化」的观点时，
农村问题的重要顾问杜润生问他们是否知道「异化」的含义。大多数人承认不太清楚，杜润生对他们说，那么你们怎么
能让农民明白什么是异化？杜润生说，在农村搞这种批判运动是很荒谬的。万里也认为不应当在农村搞这种运动。赵紫
阳说，不要让运动干扰经济。方毅则认为不应让运动干扰科技领域的工作。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很快就阻止了
在军队中开展这场运动。这些干部成功限制了运动的范围。邓小平既觉得有必要限制对党的批评，又知道对政治运动存
在着普遍反感，他想在这两者之间达到平衡，因此没出一个月他便让这场运动偃旗息鼓了。1984 年 1 月 3 日，胡乔木
在一篇长文中对异化作出权威阐述，基本上结束了这场运动，但此文也为言论自由设定了界线。[19-33]
在很多知识分子心中，邓力群要对这场运动负责。结果是他退居守势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被批评为又一次反右运
动的始作俑者。[19-34]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以及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批评邓力群把这场运动搞得
超出了邓小平的本意。邓力群明确表示，发动政治运动的人是邓小平。他拒绝保护上级领导的行为并未被迅速遗忘：15
年后给邓小平开追悼会时，邓朴方明确表示不欢迎邓力群参加。在敢言的知识分子的压力下，胡乔木后来甚至承认反精
神污染运动是一个错误。其实邓力群也认识到反精神污染的斗争没有达到目标，他在 1984 年 3 月 14 日对胡乔木说，
「反对精神污染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19-35]
为了让那些被已经终止的运动灼伤的知识分子放下包袱，从 1984 年到 1985 年邓小平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
因坚定的信念与勇气而受到很多知识分子敬佩的王若水得以继续撰写人道主义的文章，甚至在 1984 年 1 月受到批评后，
他仍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直到 1987 年夏他才被开除出党。
邓小平限制反精神污染运动的宽容态度使作家们受到鼓舞，他们再次信心大增。1984 年 12 月 29 日至 1985
年 1 月 5 日中国作协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组织者竟然敢不邀请胡乔木和当时仍是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到会。
胡启立在会上发表讲话，照本宣科地表达了党要限制言论自由的观点，但他到会的事实本身就给了与会者一定信心。不
出预料，胡耀邦与会、加之会议没有制止直言不讳的批评让保守派感到愤怒。大胆的作家们选出被胡乔木和邓力群批评
过的、1930 年代就已成名的小说家巴金担任作协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过去的右派、也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
敢言的批评者之一刘宾雁当选副主席。刘宾雁利用这次会议批评了那些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攻击过他的人。
夏衍在评价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时宣称，这次大会堪称作家们的遵义会议。就像毛泽东在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
上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一样，中国作家在这次会议上摆脱束缚，宣告了自身的独立。[19-36]这类言论激怒了保守派。出席会
议的很多人都是党员，但李先念从他的女婿、与会的部队作家刘亚洲那儿了解到会议情况后，把它斥为一次反党会议。
胡乔木和邓力群也被作家们的叛逆精神所激怒。邓力群称之为一次「群魔乱舞」的会议。1985 年 1 月 2 日会议仍在召
开时，得知会议进展的邓小平把胡耀邦叫去作了一次私下谈话，要求他对这些风气加以控制。[19-37]
作协会议对中共权威的放肆挑战让邓小平十分恼火。在邓小平看来，胡耀邦在争取知识分子的人心上过于宽宏大
量，却未能使党的纪律得到加强。此外，胡耀邦的宽容使邓小平显得像是一个专横的、过分严厉的专制主义者。[19-38]
同时，为了让保守派和知识分子取得一定共识，胡乔木协助胡耀邦起草了一篇发言稿（〈关于党的新闻工作〉），
由后者在 1985 年 2 月 8 日中央书记处的报刊工作会议上发言。[19-39]这篇讲话稿的基调是保守的，但胡乔木试图在保守
派和知识分子之间取得平衡。胡乔木写道，既要反对精神污染，又要避免使用或尽量少用「精神污染」这种说法。[19-40]
据说邓小平对胡乔木改变调子，及其在限制对中共权威的挑战方面作出让步也感到不满。[19-41]
在这种更加自由的气氛中，30 年前被打成右派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于 1985 年 3 月发表了〈第二种忠诚〉
一文。他在文中对两种党员作了对比，一种党员对上级领导唯唯诺诺，另一种党员具有良知、献身于党的理想。刘宾雁
这篇文章深深触动了那些曾经为是否执行党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政策而受到内心煎熬的人，对试图摆脱中共的、富于
理想的青年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贯坚信党的纪律至关重要的邓小平认为刘宾雁的观点是在挑战党的领导，结果，刘宾
雁在 1987 年被开除出党。但是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并不是一个喜好报复的人。他在 1988 年允许刘宾雁和王若水出
国。同时，邓小平也完全知道邓力群的所作所为让知识分子离心离德的程度，于 1985 年 7 月撤去了邓力群的中宣部部
长一职，取代他的是当时在家乡贵州担任省委书记的朱厚泽。[19-42]
朱厚泽不能完全控制中宣部，因为那里仍有许多保守派，但是他的任职对于追求更多自由的人来说是一次重大胜
利。熟悉中宣部的干部说，谁当了中宣部部长谁就会变得保守，因为他的职责是维护党的正统思想——但只有朱厚泽是
个例外，他宣布了新的「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这让希望表达不同意见的党员为之一振。
朱厚泽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都挨过整，但由于他在领导贵州这个落后省份上取得的成就，被选定为有前途的省
级领导人。1978 年中央党校重新开学后他参加了第二届为期一年的培训班，而当时领导中央党校的人正是胡耀邦（朱
在党校的同学之一，是 2002 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朱厚泽到北京上任后，支持思想开放的、有创造性的
著名作家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19-43]邓力群等保守派理论家认为，朱厚泽允许方励之、王若望和王若水等人享有更多自
由，会让事情变得更糟。[19-44]他们担心这终将导致混乱。朱厚泽的做法让大胆敢言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却让邓力群及
其支持者心灰意冷。
邓小平继续做着一件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既要坚持党的纪律，又不彻底疏远知识分子。在 1985 年 9 月 18 日
至 23 日举行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作了比较。[19-45]他说，通过保
留土地公有制和企业国有制，中国能够「消除资本主义??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19-46]但是他仍然试图阻止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批判。他说：
「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
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19-47]
准备交接班：1985
1985 年到来之前，邓小平为了解决已经拖延了一段时间的上层交接班问题，提议在 1985 年召开党的第十三次
代表大会，这比规定的时间 1987 年提前了两年。由于其他人强烈反对更改党代会的正常会期，邓在 1985 年 9 月 18
日至 23 日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宣布重要的人事退休与潜在接班人的任命。出席会议的共有 992
名干部，规模几乎和党代会一样大。[19-48]
由于会议没有选举中央委员的正式权力，因此在 9 月 16 日，即代表会议开幕
之前召开了中央四中全会以接受辞职，又在代表会议闭幕后的 9 月 24 日召开五中全会宣布了新的任命。没有人公开讨
论过邓小平的交接班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四个月前的 5 月 10 日胡耀邦接受陆铿——过去的右派、香港半月刊《百姓》
的副主编——采访时，就已经有各种传闻了。
采访刊登出来后，邓小平让乔石转达了他对胡耀邦的不快。他对乔石说，胡耀邦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开明的领
导人。[19-49]此外，当陆铿问胡耀邦「邓小平为何不在自己身体尚好时就把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交给你」时，胡耀邦没有断
然否认他想从邓小平手中接过这一可以使他成为第三代领导人的关键职务，而是回答说，邓小平一句话就能解决军队的
问题，我得说五句。[19-50]
邓小平虽然让胡耀邦知道他正在考虑退休，但他不想让别人催他退休。他要按自己的步调行事。他知道胡耀邦过
于我行我素，不能充分考虑全盘计划的平衡，因此已经失去陈云等保守派的支持。在他们看来，胡耀邦以他的宽容大度
赢得了知识分子的人心，却把限制知识分子的任务留给别人去做。胡耀邦的对手私下蔑称其为「蟋蟀」——「瘦小，机
灵，总是上窜下跳」。[19-51]胡耀邦的支持者以为，胡耀邦可能确实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了，只是他
没接受罢了。[19-52] 邓小平后来对杨尚昆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这个错误就是看错了胡耀邦。」[19-53]
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没有明确讨论接班问题，但在很多与会者看来，邓小平当时已经决定让比他年轻 15 岁（而胡
比邓年轻 11 岁）的赵紫阳作为主要候选人。赵紫阳在城市经济改革上成绩斐然，而且他不疏远保守派领导人，具备领
导人的气质。邓小平很少公开表扬哪一个干部，但是他在会议期间接见几位作家时公开表扬了赵紫阳，还特别提到他拥
护四项基本原则。[19-54]
在代表会议之前的四中全会上，总共有 64 名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老干部宣布退休，约占全部委员的五分
之一，其中包括 9 名政治局委员。这 64 人中有 61 人都过了 67 岁。其中一人是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由于没有提名其
他人取代他，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从 6 人减为 5 人，除了邓小平以外，还有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和赵紫阳。
在选拔新的高级官员时，主要的考虑一是年龄，二是教育程度。由政治局和书记处操办的选拔过程十分慎重，从
1985 年 5 月份开始持续了数月。在中央委员会新当选的 64 名委员中 76%有大学文凭，平均年龄 50 出头。政治局实
际上以那些老干部的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的追随者取代了他们本人：姚依林与陈云关系密切，胡启立跟胡耀邦关系很
好，田纪云是赵紫阳的人，乔石是彭真的人，李鹏则是邓颖超的养子。[19-55]
在这些较年轻的新高干中，58 岁的李鹏和 57 岁的胡启立，被视为总理和总书记的潜在人选。水利工程专业出身
的李鹏确实在 1987 年 11 月当上了代总理，后来又成为总理并且一直干到 1998 年 3 月。胡启立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
系，1980 至 1982 年任天津市委书记，后回到北京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会讲英语，眼界开阔。
[19-56]他于 1951 年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当了五年共青团书记，1977 年清华大学恢复教学后他成为校党委副书记。
在当选候补委员的年轻干部中，还有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在 1985 年后能够出席政治局会议，只要党认为他们
有前途，不犯大错误，就有望登上更高的职位。
邓小平要求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年轻干部和其他新领导人学习老干部们建设党、团结国家、至今仍在为
四化努力工作的精神。他要求他们为人民服务，求真务实，公私分明，学好马列，研究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19-57]
事实上这些新的领导人成了老干部的学徒，他们会受到培养和考验，以便将来担任更高的职务。
这一次的大输家是邓力群，知识分子都把反精神污染运动归罪于他（虽然有人认为邓小平才是始作俑者）。党的
全国代表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就批准了胡耀邦主张邓力群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通知，通知于 1985 年 9 月
28 日发出。据政治嗅觉灵敏的知识分子推测，这是要让他为那场不得人心的运动承担责任。按照惯例，这种人事变动
应事先通知政治局常委，可是这一次常委们并未得到通知。[19-58]但由于陈云的缘故，通知在发出半小时后被撤回。事实
上，邓力群的研究室又过了两年才终于被解散，在这之前邓力群一直在位。
政治改革：1986-1987
1986 年 6 月 10 日，在与赵紫阳、余秋里和万里等人开会时，邓小平谈了三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农业、外
汇和政治改革。这也是 1980 年以来他第一次谈到政治改革。邓小平说：「1980 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
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
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他又说，必须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减轻国家财政的
沉重负担。[19-59]
时机似乎终于成熟。1985 年的巴山轮会议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基础研究的结束，需要进行一些政治体制的变革
以配合新经济体制的发展。1980 年时邓小平及其身边的干部担心中国会发生类似于席卷东欧的示威。1986 年，他们
则为亚洲新的一波民主示威浪潮感到紧张。继年初将马科斯总统赶下台的「人民力量」运动之后，这股浪潮已驱使蒋经
国在邓小平召开 6 月代表会议的三个月前宣布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若在此时向国内外公众表明大陆和台湾一样开放，
岂不是明智之举？
在对待抗议活动时，邓小平像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既要严加控制，同时也想消除民怨的根源。随着有关示威活
动的消息四处传播，邓小平继续向中国民众解释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产阶级民主；他指出资本家剥削工人，实行
三权分立的国家难以及时作出决策。但是邓小平也决心走在群众运动的前面，适时进行政治改革，因此他作出指示，要
认真研究各种政治体制，搞清楚哪一些体制持久，哪一些体制垮台及其中的原因。
选择一位能在实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中担当重任的人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领导人，是顺理成章的。假如
胡耀邦是邓小平的接班人，那么他自然会是这个小组领导人的合理人选。然而邓小平在 1986 年 5 月告诉胡耀邦，在定
于 1987 年秋天召开的十三大以后他将卸下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不出邓小平所料，胡耀邦回答说他也会从总书记的位子
退下。邓小平说，胡可以继续工作，但发挥的作用要小一些。邓小平解释说，是否让胡耀邦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或国家主
席，到时候再说。[19-60]
此时，赵紫阳已被指派全面负责为党的十三大准备文件。很多人预计他大有机会在十三大之时成为主持日常工作
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 1986 年 9 月又让赵紫阳负责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人们估计他有可能负责领导未来的政治改革。
赵紫阳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和他的智囊团已经研究过各种经济体制。他在领导研究经济体制上的经验，使他很适
合思考与经济变化相配合的政治改革。
1986 年 6 月 28 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示说，在筹备将于一年后召开的十三大时，中央书记处必须
制定一个计划，用一年时间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然后提出行动纲领。他提醒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
搞不通。」[19-61] 赵紫阳和他的部下要在 1987 年 7 月拿出文件初稿，在 8 月或 9 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进行讨论，以便最
后一稿能在 10 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公布。[19-62]
在为研究政治改革设定进程时，邓小平强调党政职能分离的必要性，这是他早在 1941 年就赞成的观点。[19-63]事
实上，1980 年代当时那种党政重叠的制度是在 1950 年代形成的，旨在解决一个现实问题：中共掌权后政府中仍有一
些高级干部不是党员，因此每个政府部门都成立了党组织以确保党的控制。但是到了 1980 年代几乎所有担任重要职务
的政府官员都是党员，因此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再保留党的监督。此外，很多人认为党多出来的一层监督使各部委或各
省领导人无法以及时、灵活的方式协调各自单位的工作。理顺政治体制，正当其时。[19-64]
于是，赵紫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 1986 年 9 月中旬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员有胡启立、
田纪云、薄一波和彭冲。这个小组配备了一班人马，下设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赵紫阳给政治局常委邓小平、陈云、李
先念和胡耀邦写信提出了人选名单。按邓小平的指示，赵紫阳在信中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为现代化服务，为长
治久安提供保障。鲍彤被任命为体改办主任，他在 1980 年由中组部派去为赵紫阳工作后，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得力助
手。[19-65]
虽然邓小平所希望的政体改革的目标范围相当有限，但他给了赵紫阳很大权力，让他研究各种政治体制，听取国
内不同专家团体的意见。前《人民日报》记者吴国光是体改办的成员之一，他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写的博士论文就是以
1986 年至 1987 年的中国政治改革作为题目，他指出了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政体改革观的不同。邓小平希望通过高度积
极的人员提高管理效率，赵紫阳则想更大范围地减少党在经济和社会单位中的作用。但是，即使是邓小平较为狭小的目
标，也需要政治改革的研究者思考提高人员士气的方式。作为探讨这个问题的小组成员，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何种
机制能让下级表达意见。[19-66]
从 1986 年 11 月到 1987 年 4 月，体改办和不同的干部专家一共组织了三十多次研讨会。[19-67]虽然报告的定稿
需要邓小平批准，但赵紫阳和鲍彤有权力选择参加会议的专家。他们所选的专家包括了解东欧国家的政改、西方政治史
和 1949 年前后中国政治体制的人。体改办评估了党、政府和全国人大的作用，听取了处理过不同地区实际问题的地方
干部的意见。政体改革小组还致电中国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让它们收集有关不同政体的信息。新华社和中共驻港机构
也协助搜集了世界各国政治实践的信息。虽然之前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邀请了很多外国专家，但并没有请他们参加讨论
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研讨会的发言者对于「政治改革」的涉及范围持有不同看法。「政治改革」一词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怀抱希望的知
识分子和学生，他们回应邓小平的号召，对政治体制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们谨慎地重复着邓小平对效率的强调，
但是一些知识分子也提出了一些远超出行政效率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鲍彤在公开讲话
中有意识地引用邓小平的话，以表明自己是在遵令办事。但赵紫阳和鲍彤显然坚信党应当放弃对政府、企业和学术机构
的严密监督。他们认为，这样其实可以使党更有力地行使全面领导。[19-68]就像政府可以用宏观调控间接引导经济一样，
党可以退出日常管理，只提供总体性的指导。
1987 年 1 月，在学生示威受压、胡耀邦下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后，北京的政治气氛转趋保守。为
应对这一股寒流，赵紫阳请胡乔木和邓力群参加了政治改革研讨小组的会议，以便让思想正统的老同志也能在讨论中充
分表达意见。[19-69] 新的气氛限制了有关政改的讨论，但并未使其停滞。赵紫阳在 1987 年 2 月 4 日提议加强工会的独立
作用，给其更大的活动空间以代表工人利益。薄一波还记得在 1949 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工会曾受到鼓励发挥更大力量
抵制资本主义趋势，因此他预期党在未来会重新鼓励独立工会，以限制新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研究者也讨论了
改变全国人大的可能性，希望人大从一个徒具形式而无实权的橡皮图章转变为一个能够代表不同观点进行有意义讨论的
权力机关。[19-70]
邓小平在 1987 年 3 月与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Paul Biya）的会谈中说，政治体制是否健康，要看政局是否
稳定，是否有益于国家的团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力能否持续发展。[19-71]他没有提到扩大自由或倾听民众的声
音。但是邓在 1987 年 4 月 28 日跟赵紫阳见面时明确表示，虽然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希望继续考虑政治改
革。赵紫阳对收紧的政治气氛有所担心，请求邓小平同意重印 1980 年 8 月邓支持政改的讲话。邓小平答应了这一请求。
邓小平在审阅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草稿时，更加明确地拒绝了知识分子提出的扩大自由的要求：「我们的改革的
主要目标，是保证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对民主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应该同法
制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19-72] 很多知识分子在 1986 年底一厢情愿地希望可以在
政治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但该愿望在 1987 年并未实现。听过邓小平的意见后，赵紫阳在 5 月 13 日发表了有关中共
十三大筹备工作的讲话，这次讲话标志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表明十三大将把政治改革计划列入会议内容。
但至少就当时而言，政治改革并不包括扩大民主实践的步骤。
学生运动和胡耀邦的落马
1986 年春天，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把腐败的马科斯总统及其妻子艾美黛赶下了台，由此触发东亚各国的
学生示威，中国电视上的这些新闻也点燃了中国学生的抗议活动。中国在 1980 年初只有大约 350 万台电视机，随着
电视机产量的爆炸性增长，到 1985 年初已超过 4,000 万台。[19-73]
包括经蒋经国在 1986 年 9 月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国外的学生运动和台湾的大选激动人心：中国的学生也开始呼吁
「人民的力量」，要求实行西方式的民主。
1986 年的学生示威活动是自 1976 年「四五」运动以来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1987 年 5 月 29 日，
在学生示威渐趋平静几周之后，赵紫阳对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过去跟外界没有多少接触的学
生缺少判断是非的能力。看到美国和日本更发达，有些人便得出错误的结论，主张中国应当全盘西化，不理解这在国情
十分不同的中国是不可能的。赵紫阳承认一些学生得出这种结论不足为怪，因为在 1978 年以前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一
些失误。他批评有人放松了党对游行示威的管制。[19-74] 但他并没有提到要为此负责的人——胡耀邦。
在整个 20 世纪，中国的学生示威大多发源于北京，可是这一次却始于安徽省省会合肥以及相邻的南京和上海，
起因是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位于合肥）副校长的方励之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演讲。方励之是一
名充满活力的演说家，不管他在哪里发表激进言论都会听众如云。例如，1986 年 11 月 18 日他在上海同济大学说：「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成功的。」他又说，现在的中国政府是现代形式的封建主义。他向听
众讲述了欧洲中世纪的科学家如何冲破教义传统的束缚，并嘲笑毛泽东称赞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富有智慧。他斥责了胡
乔木，说如果他懂天体物理学，那么科学家会欢迎他讲话，不然的话他还是少说为好。在安徽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安徽
1986 年的中国电视观众从电视上了解了国内外大事，
省前省委书记、最开明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万里想限制一下方励之，说他已经给了方励之足够多的民主。方励之则回答说，
万里当副总理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无权决定允许多少民主。
如果方励之只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不难及时把他打压下去。然而方励之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是中国试图培
养的知识分子的楷模。他 16 岁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正教授。1986 年夏末正值他在普林斯顿
大学高等研究院访学数月后归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一大批热情的追随者。当时还不是互联网时代，但听众把他的
讲话录音和讲稿向各地的朋友传播。1986 年 12 月 4 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讲话之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
在 12 月 8 日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为了安抚学生，承认大学的条件确实有待改善——这成为后来
保守派批评他对示威学生太软弱的理由。第二天是 1935 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武汉、西安和合肥的
学生再度走上街头。虽然中国的电视台封锁消息，但学生们热切地收听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有关
示威的新闻。
邓小平在搞四个现代化之初就有言在先，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但在大多数学生看来先富起来的却是最不该致富的
人——贪婪的个体企业老板和腐败的官员——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学多年以后为国家利益而工作的干部。学生的生活条
件往往很糟糕，八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他们能通过录取率极低的高考必是经过多年的艰苦学习。考上好大学的
优秀学生，对靠关系得到更好的机会、过着优裕生活的高干子女感到愤愤不平。[19-75]此外，当时仍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
主择业，而是由国家分配工作，进行分配的部分依据则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政工干部所写的评语。很多学生觉得别无选择，
只能去讨好这些政工干部，而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往往专横跋扈、不学无术。[19-76]
在方励之点燃了唤醒学生的星星之火后，示威活动蔓延至北京和其他大约 150 个城市。各地领导人承担着控制学
生运动的责任。12 月 18 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泽民市长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还
有些学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他停下讲话，请学生中间的一些人上台陈述自己的观点。学生讲出自己的观点后，
江泽民说，同学们对西方和中国的差别缺乏足够了解，你们对西方民主的了解都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东西，你们应当直接
从外文材料去更多地了解民主。然后他用英语背诵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让很多学生大为折服。此后几天，由
于学生们忙于期末考试，同时上海市政府宣布任何示威都要事先得到批准，学生游行也随之结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19-77]江泽民在北京高层领导人那里得了高分，他们赞赏他平息了示威而没有发生冲突。
12 月 27 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杨尚昆被召集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
他们说，形势十分严峻。[19-78]在邓小平等一些老干部看来胡耀邦有严重缺点，而他控制学生运动的无能成了导火线。邓
小平认为，无论对学生运动还是对胡耀邦的领导职务，最好立刻采取行动。过去他没等到党的十二大就让华国锋靠边站，
这一次他也不想等到十三大再让胡耀邦下台。
邓小平知道让胡耀邦下台会带来麻烦，因为胡耀邦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把胡耀邦撤职也会让人们怀疑邓小平当
初选择胡耀邦是否明智，就像毛泽东和林彪翻脸使人怀疑毛泽东当初对林彪的判断是否明智一样。邓小平也知道，在献
身改革、争取知识分子和地方干部的热情支持上，没有哪个人比得上胡耀邦。邓小平在 1986 年 5 月曾问过邓力群对胡
耀邦和赵紫阳的看法，至少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考虑替换胡耀邦的问题。但邓没能预见到对胡耀邦的撤职会在仅仅两年后
胡去世时引发那么大的骚乱。
1986 年 12 月 30 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人叫来，宣布必须结束对学生运动的宽
容态度。他对他们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意识到自己要对「态度不坚决」负责，他知道递交辞呈的时候
到了。
邓小平接着批评方励之说：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要开除。??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美国的当权者，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对内自己也打架，
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 20 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
[19-79]
心。
1987 年 1 月 1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使群众对随后
胡耀邦在这两个问题上受到批评有了心理准备。次日，胡耀邦正式提出辞去总书记一职。邓小平同赵紫阳、薄一波、杨
尚昆、万里和胡启立几个高层干部作了沟通，他们都同意接受胡耀邦辞职。然后邓小平让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作为筹
备十三大的领导班子，并告诉他们在对胡耀邦进行公开批评前，马上在 1 月 8 日组织一次「党内生活会」（实际上是关
门斗争会）。[19-80]胡耀邦的支持者后来说，利用「生活会」批评胡耀邦，违反了解除总书记职务的正常程序，因为把如
此高职位的人解职首先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然后要有中央全会的批准，最后要经党的代表大会批准。邓小平则选择在
把胡耀邦的问题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就用「生活会」给他定了案。
从 1982 年到 1986 年，每年的中央 1 号文件都与农业有关，但 1987 年 1 月 6 日发给全党的 1 号文件的内容
却是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的指示要点。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必须态度坚定。
对拒不接受「教育」的人要作出严肃处理。[19-81] 没过几天示威就停了下来，没有任何有关示威者死亡的报道。[19-82]
邓小平在 1 月 6 日也见了胡耀邦一面，通知他要召开批评他的「党内生活会」。在组织这些会议期间，邓小平指
示党内干部要「软处理」。[19-83] 他说，不要搞成路线斗争，也不要提「团派」（共青团），开会不是为了打击报复。[19-84]
但是，胡耀邦在上层的自由派干部、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毕竟有众多追随者，邓小平认为，为了消除胡耀邦的影响，
有必要对他的问题作出详细而全面的说明。批判胡耀邦最坚决的人是邓力群，他被请来起草这个批胡的文件。同时赵紫
阳也与胡耀邦见了面，通知胡说，允许他保留政治局常委一职，但他要对次日召开的批评会作好精神准备。赵紫阳还劝
说他，如果再发生学生示威，一定要坚定公开地表明反对立场。[19-85]
1 月 10 日至 15 日，在由薄一波主持的、根据邓小平的要求召开的「党内生活会」上，有二三十名高层干部对
胡耀邦进行了批评。邓小平和陈云两人地位太高不宜到会参与批评，不赞成把胡耀邦撤职的李先念借故留在上海，也没
有参加。有人说，如果叶帅没有死（他于 1986 年 10 月 22 日去世），他会保护胡耀邦，绝对不会允许开这种批评会。
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自我检讨。他承认自己未能承担起责任，按邓小平的指示阻止学生示威。「自 1986 年
11 月以来，小平同志曾就这次十年来最大的学潮给我作过三次指示。」此外，他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些具体问题上受到
批评，对每一个问题都作了严肃的交代，他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也试图作出辩解：
● 关于他未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确实讲过一些话，也抓过一些事，但没有严格把握这些基本原则」。
● 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我觉得只要干好工作，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 关于精神污染：「小平同志讲过之后，我没有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制止一些错误言行」。
● 关于培养干部接班人问题：「党中央，特别是一些老革命，一再要求我培养好接班人，大胆提拔德才兼备又有
经验的同志。对此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提拔和安排干部上从来没有以自己为中心，总是集体开会讨论。
我没有提拔过有私人关系的人或支持过小圈子??但我也犯了一些错误」。
● 关于外事活动：「一定要特别慎重。负责接待外宾的部门请我见陆铿，我没有拒绝，这是个错误。我在同他谈
话时??没有断然否定他的一些说法」。
● 关于「思想」：「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文革之后，我在思想斗争中总想维护安定，担心出乱子。我把精力
主要用于防左，没有防右，??把一些次要的事情看得太重。??在长期任职之后，我变得过于兴奋急躁??不
能冷静听取别人的意见」。
● 关于答应下面的事太多：「我从来没有批准过超出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19-86]
胡耀邦对随后受到的猛烈批评完全没有准备。他后来说，如果他知道「党内生活会」是那个样子，他就不会交辞
职信，也不会作这种全面检讨。[19-87]
邓力群对胡耀邦的详细批评占去了 1 月 12 日整个上午和次日的半个上午，总计五个多小时。邓力群一一列举了
胡耀邦的「错误」。他说，胡耀邦最大的失误是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斗争关注不够。他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他
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没有充分征求老领导的意见。[19-88]
赵紫阳在 1 月 15 日也对胡耀邦提出了批评。后来，1989 年赵紫阳被软禁后，他在跟别人的交谈和录音中痛心
地表示，虽然他和胡耀邦有分歧，但他对胡的批评并不过分，他和胡耀邦对改革有着一致的看法，并曾合作共事。他说
自己「没有对胡耀邦落井下石」。[19-89] 当时，在 1 月 15 日的生活会上，赵紫阳批评胡耀邦说，他虽然大公无私，但是
也有弱点。「他喜欢标新立异，搞些噱头。他不服从纪律??如果他有更大的权力，问题就会更大??为什么他对刘宾雁、
王若水这种放肆的人那么宽容？他大概是想在国内外树立一个开明形象。」赵紫阳又说：「耀邦同志不遵守纪律。如果
条件有了变化，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不在了，我是无法继续与他共事的，那时我就要辞职了。他不管你常委会怎么定的，
党代会怎么定的，或过去怎么定的，他想怎样就怎样。」[19-90]胡耀邦对这些话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赵紫阳会这样批评他。
胡的朋友也觉得赵紫阳确实是在「落井下石」。[19-91]
15 日上午的「党内生活会」结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后的检讨，他表示要为自己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但是他也
要求组织继续调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过派系。生活会结束后，有人看到胡耀邦在会议厅的台阶上黯然落泪。[19-92]
1 月 16 日政治局召开了更加正规的扩大会议，与会者包括中顾委的 17 名老干部，没有参加「党内生活会」的
陈云表明了他的意见。他说，他在 1980 年完全支持提拔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决定。但是 1980 年至 1981 年这段时期
他观察到胡耀邦领导的书记处并没有把工作做好。胡耀邦让一百多个部级单位向他提交报告，却不解决要害问题。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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