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院校是提升训练的核心。邓小平说，军事院校要聘用优秀教师，他们不但要有很高的学术素养，还要有意愿
来熟悉实际作战条件，其工作精神能为学员树立榜样。[18-8]
1977 年 8 月 23 日邓小平对中央军委会说，部队过去是在战
斗中得到锻炼，根据战场表现提拔干部。「现在不打仗，你根据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
提高军队的战斗力？」[18-9]
明治时期的日本领导人认为，现代化不仅是学技术，还要进行「启蒙」。邓小平也同样认识到有效的军事现代化
需要新的眼光和全面的知识基础。因此军队开始向一小批有才华的入伍青年教授外语，随同国内第一批留学生派到国外。
他们学习的不是军事专业的课目，而是更广泛的课程，如管理、科技、国际关系等等。
同时，对臃肿落后的军队进行裁员仍是头等大事。1977 年 12 月军队裁员的新方案准备就绪，中央军委批准通
过了《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其中描述了现代军队需要什么样的体制。在 1978 年 3 月 20 日由解放军总政
治部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宣布了让 50 万部队干部转业的计划。[18-10]
在三中全会上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邓小平于 1979 年 1 月 2 日第一次向军队发表讲话，他在中央军委召开的高
级干部座谈会上坦率地说：
我们军队成堆的问题??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而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才是最根本的。现在这种臃肿的状况，使好多事情办起来不便利。一个指挥机构打麻将有五六桌，
你怎么办事呀！??我们的军队名誉也搞坏了一点。??我现在实在想当顾问，??但现在不可能。我希望一九八五年当顾问，真的，不是假的。有什么不好啊？还可以多活几年。无非是没有秘书，
车子还是有坐的。??干部年轻化，首先是一些老同志要反对，原则拥护，具体反对。
[18-11]
在消除军队的臃肿问题方面，邓小平取得了显着进展。他在 1975 年着手启动这项工作时，中国的军队人数是
610 万人，1979 年降为 520 万，1982 年又下降到 420 万，到 1988 年时只剩下了 320 万。[18-12] 裁军工作在 1978
年底因准备攻打越南而中断，而战争过后的几年内仍未能恢复，因为仍要派驻军队在中越边境参与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攻打越南：1979 年 2 月 17 日-3 月 16 日
1978 年夏天，苏联和越南不断加强合作，使中国官员担心越南军队可能利用便于调动摩托化部队的旱季进攻柬
埔寨。越南在 1977 年 7 月已经占领了老挝，而 12 月就将进入旱季。
邓小平曾对美国人说，为遏阻苏联的扩张，必须展示不惜一战的决心。柬埔寨已经成为中国的附庸国，如果中国
对入侵柬埔寨的行为不作出强硬反应，苏联和越南就有可能自信地以为它们可以扩张到泰国和马六甲海峡。如果越南打
算入侵柬埔寨，苏联很可能会送去更多的人员和军事装备帮助它进行侵略。邓小平坚信，中国必须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作
出强硬反应。
柬埔寨领导人波尔布特在 1978 年夏天已经认识到越南威胁的严重性，他请求邓小平派「志愿军」帮助柬埔寨抵
抗越南入侵，就像毛泽东当年对抗南韩和美国对北韩的入侵一样。尽管波尔布特对人民的暴政受到西方的强烈谴责，邓
小平还是准备与他合作。邓小平认为，波尔布特是唯一能够有效抵抗越南的柬埔寨领导人。
然而邓小平并不想出兵柬埔寨，他认为这会让中国陷入代价高昂的战事而难以自拔，乃至对这个地区的事态失去
控制力。他更希望打一场「速决战」，就像 1962 年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取得的成功那样。他想迅速而短暂地攻入越南，
向越南和苏联证明继续扩张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中国很多高层的军方和文职官员都怀疑攻打越南是否明智。有些人觉得，中国刚开始搞现代化，把建设现代工业
亟需的稀缺资源挪作他用并不明智；有人担心中国军队尚未作好适当准备；还有人从原则上反对进攻一个共产党友邦；
有人认为军事攻击将导致越南长期敌视中国。
还有一些官员担心，这有可能把苏联的庞大军力拖入冲突。邓小平本人则相信，苏联当时处在与美国谈判「战略
武器限制条约 II」（SALT II）的最后阶段，不太愿意因卷入亚洲的陆地战争而使谈判破裂。[18-13]但是考虑到可能带来
的巨大风险，邓小平征求了其他老干部对苏联可能干涉的看法。陈云作了仔细评估后认为，苏联在中苏边境——这是最
有可能进攻中国的地方——的兵员严重不足，进攻中国需从欧洲调兵，而这得一个月才能完成。陈云的结论是，如果作
战时间很短，苏联插手的机会极少。
听了陈云的评估后，邓小平宣布作战时间不会长于 1962 年攻打印度（33 天）。只打地面战，不动用空军。[18-14]
邓小平知道当时越南飞行员在训练上强于中国，况且中国也没有接近越南的机场。再者，避免空战可减少苏联介入的机
会。邓小平仍然很担心苏联可能作出的反应，他从靠近中苏北部边境的伊犁撤走了大约 30 万中国平民，并命令情报人
员密切监视苏军在边境地区的一举一动。[18-15]
邓小平遭到了中央军委其他成员的普遍反对，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军队没有作好作战准备。人民解放军还没有从文
革的破坏中复原，纪律涣散，训练不足。除了 1978 年在边境线上与越南有 1,100 多次小摩擦之外，中国军队自 1962
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从未打过仗；而越南军队却跟法国、南越和美国军队打了几十年仗。他们还拥有苏制现代装备，而
且苏联在 1975 年美国越战失败后一直为越南提供大量经济援助。[18-16]
最终，邓小平的权威和他认为必须对苏越威胁作出强硬反应的信念，胜过了其他人对打越南的顾虑。北京的一些
干部相信，邓小平发动并具体指导了这场战争是为了使他自己在掌权后加强对军队的个人控制。还有人认为，邓小平知
道美国因为与日本和南韩是盟国而向它们无偿提供技术，所以他要向美国表明中国打越南就是要与苏联划清界线，不存
在与苏联人修好的可能。尽管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证明邓小平到底如何权衡这些不同的考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邓小平
对越南的野心很恼火，他对苏联在该地区的扩张深感担忧。
广州和昆明两大军区与总参谋部研究了增加边境驻军的可能需要。但是直到 1978 年 9 月的中央军委会议之后，
他们才开始制定对越作战计划。[18-17]在这次中央军委会议上，首先由总参的情报部门通报了中越边境军事摩擦增加的情
况，两个相邻的军区——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得到命令集结兵力为打越南作准备。从 11 月 23 日开始，空军、海军、
总参作战部和情报部的高级将领开了为期一周的会议。会后，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军区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严密监
视苏联可能的军事反应。
11 月，11 个大军区中有 10 个军区的军队开始向靠近越南的边境集结，这些军队多数来自广州和昆明军区。中
越边境长达 1,300 公里，大约一半位于云南境内，由昆明军区管辖。另一半在广西，由广州军区管辖。中国军队被部署
在整个边境线上，就像国共内战和南北韩战争时一样，中国军队向越南边境的调动都是在夜间进行，以便做到出其不意。
美国方面估计参战军队至少 45 万，其中包括在中国境内提供后勤支援的人，越南的估计则是 60 万人。[18-18]
12 月 8 日，中央军委下令广州和昆明军区在 1979 年 1 月 10 日前作好进攻越南的准备，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
友在 12 月 11 日开始部署部队。不久后的 12 月 21 日，许世友在临近越南的广西南宁设立了总指挥部，在那裹和他的
部下制定了具体的进攻计划。[18-19]
同时，中央军委预计越南即将入侵柬埔寨，因而在 12 月 20 日召集了一个座谈会，由军队领导人细致评估了越
南的动向，并审查了进攻计划。不出所料，12 月 25 日越南的 12 万大军入侵柬埔寨，并在 12 天后占领了金边。
除了为进攻越南作准备外，邓小平还作了外交努力。他分别于 1978 年 11 月和 1979 年 1 月向李光耀和卡特通
报了进攻越南的计划。1979 年 2 月初访美回国途中他在日本停留，把进攻越南的打算告诉了日本人，劝说日本不要向
越南提供财政或其他援助。他在东京时还会见了美国驻日大使迈克?曼斯菲尔德。邓小平知道他能影响美国国会的观点，
便把已经对日本和卡特说过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遍：越南和苏联计划包围中国，中国打越南是要给它一个教训。[18-20]
在筹划进攻越南的那段日子，邓小平忙于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以及为承担头号领导人
的责任作准备，但是他仍抽时间领导着与对越战争相关的外交和军事准备工作。战事一开始，他每天都深度投入到军事
指挥之中。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和薛立泰后来研究邓小平在打越南中发挥的作用时得出结论说：「无论是这
次进攻的战略思考还是战争目的及规模的确定，都是来自邓小平本人。他选定自己最高级的战将担任战场司令员，动员
相关各省支援战斗，批准作战细节，下达作战命令。这是一场邓小平的战争。」[18-21]在整个战事期间，邓小平一直提供
全面的领导——有人说他对中国军队的调动熟悉到排级。[18-22]
就像中国的许多司令员一样，邓小平想打一场歼灭战。当年打淮海战役时，军队的目标是把国民党军歼灭在长江
以北；同样，邓小平想迅速攻入越南，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歼灭越南军队的主力部队，这次决定性战役可以使越南威胁中
国的能力拖后许多年。越南的军官曾跟中国人密切合作抗击美国，对这种战略自然不会感到意外。他们迅速将主力部队
从中越边境撤到河内附近，而他们在柬埔寨的军队则按兵不动，让熟悉当地地形和居民的地方部队和民兵与中国人周旋。
中国军队选在越南进入旱季、中苏北部边境乌苏里江上的冰开始融化之后进攻越南，此时苏联军队无法从北部利
用冰面越境进攻中国。[18-23] 2 月 9 日至 12 日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作出了进攻决定，2 月 13 日邓小平会见了他的柬埔寨
盟友西哈努克亲王。2 月 16 日，距发动进攻只有 17 小时前，由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平向中央高层干部通报了作战
计划。[18-24]由于华国锋难以摆脱参与作战准备过程的干系，因此即便发生严重问题，他也无法批评邓小平。
2 月 17 日黎明，大约 20 万中国军队从分散在整个边境的 26 个地点同时向越南境内发起进攻。进攻之前中国就
在边境不同地点发动袭击以分散越南的兵力。中国要用优势兵力集中夺取俯瞰五个越南省会城市——谅山、高平、老街、
河江和老山——的山头，他们预计几天之内就能攻下这些地方。
邓小平的这次入侵行动发生在一个战略时刻：不到三周之前他刚成功地出访美国，并在日本作了短暂停留。邓小
平的出访使苏联担心美国可能向中国提供情报，假如苏联采取行动，美国有可能支持中国。布列兹尼夫甚至给卡特打电
话，想让美国保证不会暗中帮助中国。但是卡特向他作出保证后，布列兹尼夫疑心犹在。[18-25]
中国军队一攻入越南后就发现，越南人的有效抵抗超乎他们预料。中国军官因准备不足而陷入慌乱。入侵的中国
军队都被安排了具体任务，然而他们缺少情报，与上级通讯不畅，无法迅速采取行动。各部队之前的协调也很差，供给
线拉得太长，只好派一部分军人回到中国搞物资供应。中国军队用炮兵支援部队推进，试图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抵抗。然
而与对日抗战和国共内战时不同，那时共产党军队能依靠当地老百姓的帮助，而越战中的越南当地民众却在为越南军队
提供情报和后勤支援。
中国预计一周内拿下全部五个省会城市，但直到开战三周后他们才攻下谅山。而最惨烈的战斗就发生在谅山附近，
中国军队在这里集中兵力要取得对通向南边河内的要道的控制权，向越南人表明他们可以威胁到越南的首都。中国军队
人多势众，决心坚定，确实攻下了五个省会，但伤亡人数远高于越南。据估计，中方在这次战斗中有 25,000 人阵亡，
37,000 人受伤。[18-26]
3 月 6 日攻下谅山后，中国立刻宣布取得胜利并开始撤军，并在撤退过程中尽量破坏越南的基础设施。邓小平曾
保证，战斗不会长于 1962 年 33 天的中印战争。中国军队从越南撤军始于 3 月 6 日，3 月 16 日完成撤军行动，距离
入侵时间不过 29 天。[18-27]
在入侵越南之后的宣传中，无论对内对外，中方都把它称为「自卫反击战」。中方辩解说，这是对 1978 年越南
人在边境多次袭击作出的回应。驻扎在边境地区并要对付越南人袭击的军官以及他们的上级，都不难理解「反击战」的
必要。还有些中国官员也像邓小平一样，为越南不顾中方警告对华人进行迫害和驱赶感到愤怒。但是也有一些中国高级
军事将领从未对这场战争表示支持。
邓小平声称中国已经给了越南一个教训，但西方的军事分析家在评估了这场战争后认为，事实上是久经战火考验
的越南人给了中国一个教训。[18-28]正如军事分析家所指出的，这场战争暴露出中国军队除了缺少现代武器外，还有很多
弱点。中国军队从 11 月到次年 2 月匆忙开战，意味着它没有作好充分准备。中方的指挥和控制功能薄弱，而且缺少准
确的情报。具体说来，两大军区的指挥部在越南作战时缺乏相互协调，互相不了解对方的行动；它们分别给下级单位下
达任务，却不知道另一方的下级单位在做什么。解放军很难为它的表现感到自豪；有些司令员抱怨说，应当允许他们一
直打到金边，夺取全面胜利。军队的很多将领，包括叶帅和粟裕在内，虽然没有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但他们完全反对
打这场仗，他们觉得中国受到的包围还没有危险到非要发动这次进攻。[18-29]民众也有自己的怀疑：北京民主墙上的一些
大字报指出了中国军队的糟糕表现，有些人甚至批评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18-30]
但是，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对外国客人，邓小平都说中国完成了它所宣布的攻占五个省会城市的军事目标，更重要
的是达到了整体战略目的，即向苏联和越南表明，苏联在这个地区进一步扩张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李光耀认为：「西
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惩罚行动是失败的。但我相信它改变了东亚的历史。越南人知道了如果他们越过柬埔寨再进攻泰国，
中国将会发动攻击。苏联人不想在亚洲一个遥远的角落陷入长期战争。」[18-31]事实上，苏联九个月后对阿富汗的入侵确
实给苏联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即使中国没有进攻越南，此后苏联在东南亚扩张的危险也会变得很低。
中国军队的官员试图掩盖战争成本，但 1979 年的国防经费支出是 223 亿元，大大高于 1978 和 1980 年；与
越南接壤的省份所承受的负担使这场战争的成本更高。西方分析家估计，仅战争的物资装备成本一项就高达 55 亿元。
[18-32]外交人员关心的则是另一种成本：这次进攻使中国难以站在一个有原则的立场上批评西方干涉别国内政。国内批评
对越战争失败的意见未见公开，而中国和越南在 1990 年代恢复关系时一致同意不再提过去的冲突。[18-33]官方的三卷本
《邓小平军事文集》收录了他从 1978 年到 1979 年的 26 篇讲话，其中只偶尔提及中国的对越战争，但没有一篇讲话
与这场战争直接有关。[18-34]有些中国人把攻打越南称为「中国最后的战争」。鉴于中国没有关于这场战争的公开讨论，
不妨把它称为「中国被遗忘的战争」。
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对攻打越南是否明智表示过怀疑。但战争之后，邓小平确实利用军队在越南战争中的糟糕表
现强化了他自 1975 年就开始的工作：让无能的军官退休，严肃纪律，增加军事训练，使用教育程度更高的军官。他指
示解放军认真分析战争中暴露的弱点。中国军队终于开始正视美国军事分析家指出过的很多问题：战争前后情报质量低
下，各单位之间通讯不畅，装备质量差，军队领导没有能力提供全面协调。[18-35]
战争之后，邓小平指示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驻扎大量军队，对越南人进行骚扰。正如邓小平对到访的美国参议员
杰克逊（绰号「铲车」）所说，他要杀一杀越南人的气焰，继续教训一下他们膨胀的野心。[18-36] 此后几年里，至少有 14
支师级部队被选派轮流驻守于中越边境附近老山的中国一侧。[18-37] 越南则在它的北部边境驻扎了 80 万军队以防中国进
攻。越南人口大约只有中国的二十分之一，它在此后十年为保卫其边境耗费了大量资源。
在此期间，中国利用中越边境上不断的小型冲突来训练自己的军队，冲突的规模偶尔能达到动用一个师的兵力。
在 1980 年代，中国大多数步兵部队都曾被轮流派往边境参与小型冲突。有军事分析家指出，与世界上最骁勇善战的地
面部队打仗，为中国军队提供了极好的训练。大量中国军队的驻守也使苏联在为越南提供更多援助时变得更加谨慎。
越南对较弱小的东南亚国家的威胁，加强了后者与中国合作对抗这种威胁的愿望。越南的侵略行为也导致东南亚
各国加强了东盟组织的合作。[18-38] 当越南在 1984 年夺取柬埔寨一条通往泰国的要道而威胁到泰国的安全时，中国发动
了自 1979 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边境攻击，迫使越南人撤退。[18-39] 邓小平在 1979 年攻打越南以及在中越边境不断进行的
军事活动，增强了其他东南亚国家抵抗越南野心的信心，它们知道中国会像帮助柬埔寨和泰国那样帮助它们。
就像下围棋一样，邓小平要阻止苏联和越南占据有利空间围住中国，同时又要护住自己的眼位。他在 1984 年尽
力护住了眼位，阻止了越南进入泰国进而染指重要的马六甲海峡。在邓小平看来，到 1980 年代初时，包围中国的威胁
已经被消除。
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和中越边境不断的军事摩擦让它不堪重负。早在 1979 年 8 月邓小平会见来北京访问的美国
副总统蒙代尔时就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他对蒙代尔说：「越南现在的处境还不算太难，不会接受政治解决。或许，越
南人的麻烦多到无法承受时，他们就会接受了。」[18-40]他对蒙代尔说，越南背着沉重的双重负担，它要占领柬埔寨，又
要在中越边境维持一支 60 万到 100 万的大军，越南人迟早会认识到，苏联不可能满足他们的所有请求。
邓小平的话是有远见的：1988 年越南从柬埔寨撤走了一半军队，第二年又撤出了其余的军队。越南未能实现它
称霸东南亚的野心。邓小平退休时越南已不再威胁东南亚各国，而是开始谋求与诸国建立友好关系。1980 年代初，正
是由于越南对这个地区的威胁才导致东南亚各国加强东盟合作。有意思的是，1990 年代越南自己也开始努力与东盟改
善关系，并在 1995 年被接纳为东盟的成员国。
减少苏联的威胁
毛泽东曾说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邓小平有时也重复毛的这个说法。但在解放军从越南撤兵后，他有理由变得
更加乐观：中苏开战的危险本来就不大，在他的努力下又进一步降低了。早在 1977 年 12 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会上
讲话时就说过，由于苏联仍在忙于扩大它的战略部署，美国则处于守势，因此「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8-41]进攻
越南时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中国决心扞卫它在东南亚的利益，这使苏联不敢在东南亚贸然与中国对抗。东欧的问
题、漫长的中苏边境线、再加上邓小平攻打越南九个月后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这些事已经让苏联人疲于应付，而且由
于中国已同美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苏联领导人拿不准如果它进攻中国，美国是否真的会袖手旁观。
邓小平通过展示中国的决心，打消了苏联急于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的想法，他接着又开始进一步缓解与苏联的紧
张关系，以便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18-42]短暂的对越战争刚结束，邓小平就指示外交部长黄华「就悬而未决的问题与
苏联进行谈判，改善两国关系，签署相关文件」。[18-43]中国从越南撤军刚过两周，黄华外长就在北京会见了苏联驻华大
使谢尔巴科夫（Yuri Scherbakov），提议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举行新的一轮会谈。[18-44]
中苏两国为改善两国关系举行了五次副外长级的会谈。中方在这些会谈中表示，希望讨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两国的贸
易与科学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阻碍。[18-45]
1979 年 8 月 29 日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苏联之前，邓小平指示说，代表团要向苏联转达改善中苏关系的两个条
件：一是苏联要从蒙古撤出军队，二是不帮助越南占领柬埔寨。邓小平还建议双方同意不在边境地区驻扎军队。他指示
王幼平，中国代表团不能示弱，不要急于达成协议。他说，来个马拉松也没关系。[18-46]
从 1979 年 9 月 25 日到 12 月 3 日，中国代表团与莫斯科的对手举行了数轮会谈。对于中方一直立场坚定的两
个条件，苏联并没松动，但两国 20 年来第一次举行的这些谈判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苏联给予了热诚的接待。双方一
致同意，苏联将派代表团去北京做进一步的会谈。[18-47]
从 1979 年 4 月到 10 月中旬，
莫斯科会谈几周之后苏联入侵阿富汗，使苏联代表团出访北京被推迟，但也进一步降低了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不久，邓小平加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第三个条件，苏联必须从阿富汗撤军。要等到将近十年以后苏
联才打算同意这三个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但邓小平并不着急。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短期目标：减少与这个他认为最危险的
超级大国发生冲突的危险，使中国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民用经济。[18-48] 邓小平在 1980 年 3 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说：「冷
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18-49]不久之后邓小平说得更具体，他说，中国有能力在未来
十到二十年内避免战争的危险。[18-50]
邓小平为缓和中苏关系紧张所作的努力使苏联更容易以同样的姿态作出回应。1982 年 3 月 24 日，布列兹尼夫
在塔什干讲话中承认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表示愿意与其改善关系。邓小平对这种语气的变化很快作出了反应，他
指示钱其琛外长对这一讲话作出积极的回应。邓小平断定，苏联要极力赶上美国的军力发展，又占领着阿富汗，它感到
缓和中苏关系符合它的战略利益。[18-51] 布列兹尼夫在不久后的 11 月 10 日去世时，邓小平指示黄华参加了他的葬礼，
这是他要与苏联修好的又一个姿态。[18-52]
除了与苏联谈判之外，邓小平还试图把美国拉进来以降低苏联和越南扩张的危险。他知道美国当时没有兴趣卷入
亚洲的地面战争。为了不使苏联称霸越南附近的海域，如果能让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在那里钻探石油，岂不是一着妙棋？
1979 年 1 月之后，作为经济调整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减少了与国际石油公司合作的计划。1979 年 3 月 19 日，中国
一个石油代表团访美期间仅签订了一份合同，而合作方就是美国的阿科公司。它是唯一一家提议在海南和越南之间钻探
石油的美国公司。中国授予阿科公司在南中国海的一个区域专享的勘探权，那里距越南的飞机航程只有不到 30 分钟。
既然有一家美国大公司在近海搞石油项目，邓小平有理由预期苏联对越南港口的使用会更加慎重。中方在中国军队撤出
越南三天后签订了这份合同。
邓小平还要确保中美安全合作引起了苏联的注意。当装载着监视苏联核武器动向的美国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的停
机坪时，中方让飞机停靠在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旁边，有意使苏联明白那是什么设备；当这些设备运往靠近苏联边境的
新疆时，中方故意不加隐瞒，意在让苏联不敢对中国贸然发起可能把美国牵扯进来的攻击。
和美国的军事合作
邓小平从未表示过他有跟美国结盟的考虑，就像过去的毛泽东一样，他希望中国在安全问题上完全独立。但他确
实想通过中美合作获得更多现代军事技术。事实上，1979 年 1 月邓小平会见卡特总统时，就提到过从美国转移军事技
术的可能性。从中国进行越战准备直到作战期间，卡特都显得并不愿意合作，但邓小平从越南撤军后，有关这种合作的
会谈有所升温。邓小平没有表现得很急迫，但每次有机会他都会提到分享军事技术的问题。美国注意到了这一点：当邓
小平在 1979 年 8 月底会见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对于美国决定不向中国提供高速计算机感到失望时，蒙代尔答覆说，美
国准备了一份能向中国但不能向苏联出售的技术清单。[18-53]
蒙代尔极为成功的访华之后，美国决定派国防部长哈乐德?布朗去北京讨论安全问题。这次访问计划有助于推动
技术转移的进程，尽管美国不会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但同意以个案方式考虑出售若干军事设备——苏联在 1979 年
12 月入侵阿富汗，这支持了那些希望通过加强美中合作向苏联施压的人。1980 年 1 月国防部长布朗抵达北京时，中
方已研究了美国在武器出售方面的相关决策程序，搞清楚了美国考虑向中国出售技术的范围。中国向美方提供了他们希
望得到的技术的清单，并同意以商业方式评估具体个案。为了强调美国在向中国实施技术出售上的积极考虑，布朗举出
了向中国提供陆地卫星 D 型（Landsat-D，一种收集自然资源信息的卫星）的例子，美国后来把它提供给中国而没给
苏联。在这次会谈中虽然取得了一些合作上的进展，但中方并不想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他们仍然拒绝美方关于增加
磋商和军舰互访的建议，不接受两国建立热线电话。[18-54]
国防部长布朗对邓小平解释说，苏联过去一年的一些行动在美国民众眼中是负面的，美国目前正加大国防投入，
加强太平洋舰队，在中东增加兵力布署。邓小平在 1978 年 5 月就曾对布热津斯基提出意见，认为美国未对苏联的举动
作出足够的回应；他在 1980 年 1 月又向布朗表示，他赞成美国现在更积极地应对苏联的威胁。但是邓小平说：「如果
这事做得更早一点，那就更好了。??我个人的判断是，长期以来西方没有对苏联的行动作出有效的反应。」他说，他不
反对与苏联签订条约，但是这对限制苏联没有多大价值：「对付苏联只有一种方式」，这需要的就是展示武力。邓小平
在会见中还提到另一些问题。他很高兴美国现在开始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这是他早就主张过的。他认为各国应当向阿
富汗提供帮助，使其成为苏联的泥潭，就像他在边境牵制住越南人一样。他婉转地提醒布朗中国在购买战斗机方面的兴
趣，说：「我不会再提购买 F-15 或 F-16 战机的事」，但他补充说，「技术转移的范围太窄了」。[18-55]
副总理兼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飙被选定回访华盛顿。耿飙在江西苏区、长征、抗战和内战期间一直在军队工作。1950
年至 1965 年他担任过大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巴基斯坦和缅甸），任职时间长于其他任何中国外交官。1980 年 5 月
耿飙在华盛顿与卡特总统以及万斯国务卿的继任者埃德蒙?马斯基（Edmun Muskie）会面，但他的主要东道主是国防
部长布朗。他和布朗国防部长探讨了假如苏联从中东向印度洋和东南亚方向扩张，美中两国对苏联威胁作出有效反应的
具体方式。耿飙的言论反映着邓小平的观点，他说，中国在边境一带成功牵制了 60 万越南军队，这既削弱了越南控制
柬埔寨的能力，也阻止了越南控制马六甲海峡。
耿飙访美之行完成时，两国间的技术交流开始起步，在战略问题上也有了更广泛的合作基础。这些会谈也使中国
后来有了向美国派出中国军事院校代表团和军事后勤专家的安排。美国陆海军高层官员也回访了中国。[18-56]中美两国的
军队交流在 1980 年代迅速增多，包括中美国防部长的互访，美国向中国的技术转移和武器出售，以及学术专家和考察
代表团的互访。虽然这些互动无法跟美国与日本和南韩军事交流的层次相比，但双方确实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些
交流因 1989 年的天安门悲剧戛然而止，直到 20 年后也未能完全恢复。
推迟军事现代化
在邓小平认为同苏联交战的可能性减少后，他开始不再把国家资源投向军事现代化，而是转向其他三个现代化，
尤其是陈云倡导的优先领域——农业和轻工业。军事现代化可以等一等。1979 年 3 月 19 日，中国从越南撤军三天后，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的会议上说：「看来，世界大战十年打不起来，不必那么急。现在军队的数量也
太大，首先要把规模缩小??不要项项都搞，要集中搞几项。」[18-57]邓小平眼光长远，但他或许还是低估了中国现代化所
需的时间，尽管中国发展迅速。他谈到要在 2000 年实现现代化。
然而军队高层并没有那么多耐心。很多人自 1950 年代以来就等着获得现代军事装备，而他们屡屡失望，先是因
为大跃进和文革，现在则是因为邓小平要先搞民用经济。邓小平必须对失望的军官一遍遍作出解释，为什么首先发展民
用经济、再搞军事现代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邓小平有资深的军人背景，因而他大概是当时唯一一个具有权威、决心和
政治技巧并能以此避免这些军官对政策发起严重抗议的领导人。
在 1979 年和 1980 年初这个关键时期，邓小平仍然担任总参谋长，身边是一群既对过早退休的前景不快、又对
新武器研发将被拖后的消息不满的将军们。此后，接任总参谋长一职的杨得志，也接过了继续解释为何要推迟军事现代
化先搞好民用经济的责任。杨得志承认：「广大官兵??希望迅速改变我们的经济、军事技术和装备落后的状况??这种感
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国防现代化迅速取得很大进步是不可能的。」[18-58] 曾短暂担任过国防部长的耿飙和 1982
年被邓小平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张爱萍（1975 年后一直主管军事科技工作）也得向不满的军队干部解释邓小平的战略。
张爱萍在 1983 年 3 月说得直截了当：「军队要考虑其他部门的需要??把预算严格控制在有限的资金所能允许的范围以
内。」[18-59]
因此，整个 1980 年代中国政府一直在减少军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尽管中国的数据不完整——因为它不包括军
事工业的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但根据官方数字，军费开支从 1979 年开始改革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6%不断下降到
1991 年的 1.4%。[18-60] 1980 年代，中国购买外国武器的花费只及越南的六分之一、台湾的一半，但中国的人口却分
别是越南的 20 倍和台湾的 50 倍。[18-61] 此外，考虑到 1980 至 1989 年的通货膨胀为 100%，美国分析家估计这十年
的国防预算名义上增加了 30%，但军队可以使用的资金其实是下降了的。[18-62]
邓小平的军队领导班子
所有中共领导人都不断说「党指挥枪」，但毛泽东和邓小平很清楚，在关键的权力斗争中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忠诚
至关重要。因此邓小平既要通过正式制度控制军队，也要抓个人控制。他对自己未被任命为总理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
但他认为在制度上获得对军队的控制权十分重要。1980 年 12 月华国锋靠边站后，邓小平成了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
位使他对军队事务掌握着无可挑战的控制权。1987 年邓小平放弃了党的副主席和副总理的职务，但他一直保留着中央
军委主席一职，直到 1989 年秋天才把它转交给江泽民。
邓小平选拔党政官员时任人唯贤，不管他们的来历、亲疏或是由什么人推荐。对军队高级职务他也是选贤任能，
但个人忠诚也同样重要。军队中最可靠的人际关系是内战时在同一野战军服役的战友关系。就像林彪用了很多四野的人
担任军队最高职务一样，当邓小平在 1980 年能为各军兵种任命自己的班子时，11 个大军区中有 5 个司令员是他在二
野的同志，包括至关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18-63]邓小平在担任最高军事首长期间一直依靠自己过去的部下。
1980 年代后期的中央军委六名非文职成员中有一半是二野的人，包括国防部长秦基伟和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另外三
个位置中三野和四野各有一人。[18-64] 邓小平在 1988 年授衔的 17 名将军中有 10 人来自二野。
担任军队关键职位的，即便不来自二野，也是对邓小平抱有个人忠诚的人。华国锋正式卸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
（1980 年 12 月）后，邓小平任命杨尚昆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也是四川人，比邓小平小三岁，1956 年到
1966 年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时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与邓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长久以来达成的信任使他与邓交往自如。
杨尚昆在 1982 年 9 月被提拔为负责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他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实际上成了邓小平在中
央军委的代言人，他代表邓小平的观点，向邓小平汇报军委其他成员的看法。邓小平相信杨尚昆能管好军队，这使他得
以脱身去处理其他问题。
1980 年 2 月，邓小平完成权力过渡、任命了自己的人以后，遂辞去总参谋长职位，将军队的日常工作交给了杨
得志。杨得志在攻打越南时曾指挥昆明军区的军队，对邓小平忠心耿耿。1982 年邓小平任命张爱萍担任国防部长；由
于林彪坠机后国防部长一职的权力被削弱，又任命张担任了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75 年张爱萍在邓小平手下工作时曾
经卓有成效地搞过军事科技计划。他对高技术武器研发的战略意识和卓越的管理能力，使他成为为中国军队遴选重要项
目、为高技术研发打基础的最佳人选。
扩大国防战略
邓小平从毛泽东那里继承的国防战略，严重依赖于两种极端方式的结合：「人民战争」和核武器。「人民战争」
是指动员地方民众骚扰和消耗装备更精良的入侵之敌，这在抗战时期曾被有效地用于对付日本的长期占领。它也使苏联
在 1969 年进攻中国时不敢长期占领，而且确实仍是让苏联不敢再发动进攻的一种有效方式，从而使苏联进攻的可能性
变得更低。由于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毛泽东不能指望在所有领域实现军事现代化，所以他把资源集中用于他认为最关
键的领域：导弹和核武器（中国于 1964 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7 年试爆第一颗氢弹）。[18-65]毛给自己的继承人留
下了一个不大的核武器库，它在数量和技术质量上都无法与美国或苏联相比；还有一些中程导弹和卫星技术（中国在
1970 年发射了第一颗卫星）。[18-66] 导弹、卫星和潜艇的研究在文革期间普遍受到保护。[18-67]尽管如此，中国的军事技
术在文革时期只取得了有限的进步，大大落后于互不示弱而有巨大军事投入的美国和苏联。
邓小平上台时，苏联在远端战机和导弹上取得的进步，使毛泽东从边境迁往内地的「三线」工业顿显其防御能力
不堪一击。但和过去的毛泽东一样，邓小平相信即使敌人拥有占优势的军事技术，「人民战争」和核武器的威胁可以降
低中国受到攻击的可能性。但是中国也要针对苏联的技术进步作出调整。[18-68]邓指示中国军队要作好准备，打一场「现
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这一概念由淮海战役的功臣、后来领导研发先进武器的粟裕于 1977 年提出。在 1980 年秋
天的一次会议上，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开始就中国的战略指导路线形成了共识，即不再被动地诱敌深入，而是准备进行更
为积极的防御。[18-69] 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在 1981 年 6 月比较具体地阐述了「现代条件」的含义。在受到全面军事入
侵的情况下，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要用人民战争去消耗敌人。但是宋时轮说，还要有另外一些对策，因为中国不能放
弃城市，也因为现代技术需要更长的供应线、对工业基地的保护、陆军和空军等多兵种的协作、更强的专业化。因此，
（ 1）解放军要用阵地战阻击敌人，使其无法深入中国腹地；（2）不但要以步兵，而且要用包括空军在内的多兵种对抗
敌人；（3）要准备保护战场之外漫长的后勤补给线；（4）军队应当放弃毛泽东时代由政委承担的政治工作，把这些工
作移交地方，军队只集中精力完成军事任务。这些分析并不是由邓小平提出的，但是他支持解放军为了适应这些「现代
条件」，而对现有指导思想、体制、训练和徵兵方案进行调整的努力。[18-70]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并没有参加美国与苏联的专家投入大量精力开展的那些关于如何阻止核战争的复杂讨论和计
算。但到了 1980 年代中期，赴国外攻读西方战略思想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陆续回国，开始向国内介绍这些更加深奥的
新知识。自从发展出核武器以后，中国一直在计划获得二次打击能力。随着新知识的引入，现在他们拓宽了思路。中国
不再只强调「人民战争」和核打击，开始考虑发展能防止战争升级为全面核冲突的有限核打击和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
[18-71]
邓小平从毛泽东那儿继承下来一支海军，它规模很小，而且已经完全过时。1975 年邓在毛手下主政时，苏振华
领导的海军提出过一个新的发展计划。1978 年之后，由于对外贸易尤其是石油、无烟煤、和铁矿石进口的大幅增长，
中国的计划干部开始更加关心保障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中国还开始了在渤海湾和南海扩大海上能源的勘探，这使得
保护有争议海域的勘探成为必需。[18-72]但是当中国开始考虑发展应对这些新挑战的能力时，邓小平却要求有所节制。他
在 1979 年 7 月对海军干部的讲话中，仍对发展海军的计划作了限制，他说，海军的作用是防御性的，旨在保护中国近
海，中国没有任何称霸的野心。[18-73]
甚至在十分优先的军事领域——导弹、卫星和潜艇——重点也仍是放在技术研发而不是大规模的生产上，只期望
在必要时能够迅速生产更多武器。1980 年中国试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开始部署。中国早在 1958 年
就开始了研制核潜艇的工作，1982 年成功试射了第一枚潜基弹道导弹。[18-74]在邓小平时代，这类系统的部署一直以适
度的规模进行。[18-75]
1984 年之后，由于苏联在阿富汗越陷越深，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也让它不堪重负，中央军委正式表达了邓小平本
人早先得出的结论：与苏联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性很低。邓小平在 1985 年对中央军委的讲话中总结了他对全球性威胁
的看法，他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他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能力发动大战，
但不用担心，它们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18-76]这使邓小平可以继续压低军费开支，把资源用
于发展民用经济。
尽管与超级大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但邓小平和他的同事担心，随着两极世界被多极世界所取代，小
范围战争的危险却在增加。日本、印度、越南、南韩和欧洲加强了它们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军事地位。因此解放军要
把计划和训练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小规模冲突上，与和超级大国的全面战争相比，中国的军力更适合应付这
一类冲突。大军区经过裁军之后从 11 个减为 7 个，它们要针对边境地理和气候以及潜在对手的性质进行计划和战备。
军队为此提出了要求，要用更多资金研发适合地区战争的关键技术，如坦克、大炮、航空电子设备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
军事战略家在制定计划时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所偏爱的速决战。他们仔细研究了其他国家运用这种战略的经验，尤其是
英国在福克兰群岛的作战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快速反应可以使其他国家和世界舆论来不及对结果作出反应。[18-77]
邓小平时代结束后，针对李登辉总统 1995 年试图搞台独的举动，此类研发和生产的步伐愈发加快。
精简军队
1980 年 3 月 12 日，邓小平确立领导地位后不久，向中央军委常委说明了他对军队问题的整体看法。他说，军
队面临四个问题：第一，「消肿」；第二，改革体制；第三，训练；第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军队要提高战斗力，
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
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我们这次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
的是减少干部。」[18-78]
中共领导层早就在考虑为军界和政界的高级干部规定强制性退休年龄，但一直未能建立这种制度。邓小平说：「要
有退休制度??军队干部的退休年龄要比地方干部小一些，因为军队要打仗。」[18-79]退休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干部没有任
期限制，并且他们因为「对革命的贡献」而觉得自己理应享有这样的待遇。虽然所有重要的军事决策都是由邓小平拍板，
但他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还是裁减军队老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解释说，就军费而言，「世界各国军费用到人头上的并不
多，主要是用在装备上。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主要是人头上花钱多。我们指挥机构的人太多，战斗部队并不多」。
[18-80]实际上，邓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在几乎所有军队干部会议上都会谈到退休问题。
在整个 1980 年代，邓小平继续从事着他在 1975 年开始的工作，让干部制订新的裁员编制表，然后落实政策，
堵上那些精明的干部可能为规避政策而发明出来的漏洞。他鼓励地方单位为军队的退休老干部和服完正常兵役的人安排
工作。为了使退休更具吸引力，他情愿让老干部保留他们在军队中享有的很多特权——住房、用车、医疗，甚至优厚的
收入。邓在 1982 年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军队中的很多老领导成了该委员会的成员。
1985 年 6 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将解放军裁员 100 万，有人认为这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使中国在
冲突中处于劣势。邓小平回答他们说，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为了使部队有效地作战，缩小规模也是必要的。[18-81]但是
他要保留很多召之能战的老兵作为预备役部队。大规模的军队裁员始于 1985 年，到 1988 年基本完成。从 1980 年到
1989 年，地方单位在上级的要求下总共为 154 万名军人提供了地方上的职位。[18-82] 1982 年农村公社制度的终结，使
很多过去能为复员军人提供机会的职位也随之消失。[18-83]为了帮助复员军人就业，邓小平提出由军队提供更多的职业培
训，使军人退役后能在地方经济中发挥作用。[18-84]
为了给复员军人找到就业机会，邓小平提出了特殊培训课程。他在 1980 年 3 月对中央军委常委说：「我建议组
织各种训练班进行训练，训练什么呢？就是准备到哪个行业就专门学习哪一行的业务。」[18-85] 邓小平还继续他在 1975
年开始的恢复和扩大军事院校的工作。其中最顶级的院校是 1985 年 9 月成立的中国国防大学，用于培养有前途的军官。
1980 年 3 月邓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重要讲话中说，「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但是与美国和苏
联军队相比，中国针对高技术战争开展的部队培训计划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18-86]
军工企业的「军转民」
邓小平成为中国头号领导人时，深知生产大多数军用装备的地方工厂和直接受军队控制的军工企业都是靠政府财
政过日子。这些企业效率低下，无法生产能够与先进的军事大国相媲美的武器装备。因此他关闭了效率低下的工厂，并
对另一些工厂加强监督使其提高效率。
为达到这些目标，邓小平鼓励地方军工企业和军队工厂生产更多有市场竞争力的民用产品。邓甚至在三中全会以
前就提出了这种战略，他说，中国应当摆脱严格划分军事与民用产品这种无效率的苏联模式。[18-87]新政策要致力于满足
受到抑制的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为那些原本可能会下岗的人继续提供就业岗位。
这些企业受到的竞争压力反映在大量工厂的关闭上：从 1979 年到 1982 年，接近一半的地方军工企业要么关门，
要么开工率大幅降低。[18-88] 1980 年代后期仍在开工的企业成功地转向了民品生产，尤其是电子消费品，但也生产其他
各种商品，如钢琴、冰箱、洗衣机、婴儿车、猎枪，甚至客机。[18-89]为了使军工企业对市场作出更好的反应，很多企业
获准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营利性公司。[18-90] 1978 年，与军工相关的国营企业生产的军品占其全部产值的 92%，民品只
占 8%；到 1982 年这些工厂生产的军品比重下降到 66%；1992 年邓小平退下来时又进一步降至 20%。[18-91]
此外，邓小平还要求军队把部分设备和技术转向发展民用经济。例如，邓小平在 1984 年 11 月 1 日中央军委召
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军用机场可以向社会开放，海军港口可以军民两用。随着新政策的落实，部队单位把食堂变成了餐
馆，招待所改为酒店，供应中心成了商店，军队医院向地方开放，接受平民付费看病。从 1985 年到 1990 年，军队企
业的产值增长了 700%。[18-92]
为单一军工向多样化转变提供机会的另一个领域是农业。军队的国营农场受到鼓励开展多种经营，在市场形成后
把其部分产品在地方食品市场上出售。由于军队占用着数量可观的土地，它们也把土地出租给开发商和其他政府单位或
企业，甚至成为这些企业的股东。当外国公司寻找设厂地点时，很多部队农场用它们价值不菲的地产作为资本入股，成
立可以得到西方技术的合资企业。[18-93]
军转民的商业活动使部队干部有机会改善单位的住房、医疗和娱乐设施，离退休人员也可以获得住房补助和其他
好处。军事单位赚了钱，甚至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18-94]这些新的收入来源可以使官兵也成为邓小平改革
的受益者。
邓小平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让内地的地方军工企业和军队工厂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处于中国腹地的工厂运输
成本太高，几乎不可能让它们变成能够在开放市场上与沿海企业竞争的营利性企业。1978 年时一半以上的国防工业位
于内地的「三线工厂」，这是当年毛泽东为降低受到外来攻击的威胁而迁过去的。现在中国已经与各国建立了和平的关
系，有些工厂、或至少是工厂的一部分，获准搬回沿海地区，这使它们不但能减少运输成本，而且可以更好地利用商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