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胡耀邦试图以诚恳的态度解决西藏问题，一年后他的努力仍以失败告终，这既是因为他同时激起了西藏当地
和北京的汉族干部的抵制，也因为他的努力仍然未能让藏人满意。邓小平受制于汉族干部，达赖喇嘛则受制于达兰萨拉
好战的流亡团体，两人难以架起沟通的桥梁。
在那些努力维持西藏秩序的汉族干部看来，胡耀邦的政策是在批评他们对藏人过于严厉。为了给当地藏族干部让
路，一些汉族干部被调到其他地区，仍留在西藏的汉人大多反对胡耀邦的政策——汉族干部得到命令不但要学藏语，还
要倾听藏人的意见，这使他们难以保持维护政治秩序的权威。负责西藏治安的汉族干部特别担心藏人的喇嘛庙，它们在
获得更多的自由之后，成了西藏民族主义的温床和组织藏人反抗的中心。（据 1950 年代末期的数字，在西藏自治区的
全部 200 万人口中有 15 万僧人。）北京那些谨慎的干部也像西藏的汉族干部一样，高调批评胡耀邦没有认识到在外国
人支持下的西藏「分裂分子」的危险。[17-113]
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所要求的自治程度比台湾得到的条件尤有过之，这是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关系的另一个因素。
他们要求在西藏实行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的政治制度。他们还要求建立「大西藏」，将中国的所有藏区合并成一个政治
上的新自治区。即使在最开明的北京干部看来，这些要求也大大超出了他们认为合理的范围。因此，谈判毫无结果。
共产党在 1980 年代给予藏人比 1950 年代更多的自治权，允许当地藏民使用自己的语言、服饰，在人民代表大
会中有一定的代表。此外中共允许藏人比汉人多生孩子。藏人上高中和大学的入取分数也低于汉人。但真正重要的决策
权掌握在拉萨的中共汉族干部手中，而他们则要听从北京的指示。
另一个难以克服的分歧是，藏人要求把西藏的疆域扩大到其他省份的藏人居住区。藏人在 7 世纪曾控制着几乎和
当时中国一样大的区域，此后一些较小的藏民社区便一直保留在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各省。即使是最开明的汉族干
部，也反对这种藏人对疆域的巨大扩张。
达赖喇嘛看了他派去考察中国藏人状况的三个代表团的报告，在胡耀邦的西藏之行后，他于 1981 年 3 月 23 日
致信邓小平说：「我们必须通过更好的相互理解，发展藏汉人民的友谊。」但是他又说：「实际上有 90%以上的藏人
都受到身心摧残，生活在焦虑之中。这种情况并非自然灾害所致，而是人为的。」[17-114]北京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对此作出
答覆。
北京的官员拖了大约四个月，直到 1981 年 7 月 27 日胡耀邦在北京会见嘉乐顿珠时，才表明了他们对达赖此前
来信的观点。胡耀邦在 1980 年去西藏时被授予相当大的自由度，以赢得藏人的善意。但是这次会见的情况不同：他接
到的指示是传达中国的新政策，要对西藏的分裂活动加强控制。胡耀邦向嘉乐顿珠列出了北京欢迎达赖回来的具体条件：
达赖喇嘛可以享有 1959 年之前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他要住在北京而不是西藏，但可以访问西藏；他可以担任全国
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
藏人知道，接受这些条件可以使达赖喇嘛得到荣誉地位和一定的宗教自由，但政治权力仍牢牢掌握在汉人手中，
因此他们拒绝了。达赖喇嘛决定不回国。邓小平要促成双方更亲密、更积极的关系的努力落空了。但他和达赖喇嘛都不
想把关系搞得更僵。达赖在当年 10 月派了一个谈判小组前往北京，这个小组虽然也未能弥合分歧，但避免了达赖喇嘛
和北京领导人公开决裂。[17-115]
1981 年至 1982 年的沟通失败后，邓小平把西藏问题放到了一边，直到 1984 年中国国市场化进程得到更广泛
的民众支持，这为处理西藏问题提供了新的前景：经济增长和西藏与其他省份不断加深的联系——其中也包括市场联系
——将成为新的着眼点。1984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6 日——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四年之后——北京召开第二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正值邓小平在广东宣布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肯定了进一步开放西藏的政策。在此之前，获准去西
藏的游客和外地商人寥寥无几，而在这次会议之后，商人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去西藏做生意。邓小平希望，通过把藏人
与全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加快西藏的经济发展，能像其他地方一样，增加藏人对政府的拥护。他确实把发展西藏经济
放在了全国重点工作中很优先的位置。中央鼓励富裕的省份为西藏提供财政援助，派遣懂经济的干部帮助推动西藏发展，
由此加强西藏和各省政府的联系。
作为减少分裂主义危险的一种努力，1985 年有 4,000 名西藏的优秀中学生被送到其他省份的学校以获得更好的
教育机会，俾使西藏和全国其他地方进一步联系在一起。1984 年北京与西藏流亡团体也举行过若干次会谈，但未取得
任何进展。
这些会谈失败后，达赖喇嘛为打破与北京关系的僵局，试图通过向西方寻求支持对北京施压。他向各国派出信得
过的年轻人介绍西藏的境况，例如洛地嘉日被派往华盛顿，数十年间都在推动藏人的事业。然而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能
与达赖喇嘛本人的影响力相比。达赖喇嘛会讲英语，能够以他深邃的信仰打动西方人，让很多西方人觉得那正是他们在
自己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失去的品质。他们把达赖视为一个为争取民族自由而与中国压迫者不懈斗争的和平主义者。没
有任何其他亚洲领袖赢得过那么多虔诚的西方追随者。达赖喇嘛的名望，使只占中国人口 0.3%的藏人引起西方世界的
极大关注，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少数民族，包括那些人数远多于藏族的少数民族。不过，尽管有外国对达赖喇嘛的普遍
支持，没有任何外国政府正式承认西藏。而在中国政府看来，达赖喇嘛偶尔高调承诺愿意接受中国的主权，却不愿意达
成对他有约束力的协定。中国逐渐认为他因受制于流亡印度的八万极端分子而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通过中共宣传工具
了解西藏的中国汉族民众则相信，中国政府已经提供了慷慨的财政援助，西藏人却不知感恩。随着矛盾的加剧、西藏的
汉族干部收紧控制，藏人更把汉族视为压迫和反对西藏的人。
达赖喇嘛在争取欧洲人、美国国会议员、人权活动家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使西藏的僧人
变得头脑发热，他们大胆施压要求更多的自治。1987 年 9 月 27 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讲话
后不久，拉萨僧人的示威演变为一场骚乱。很多藏人乐观地以为，他们在西方人的支持下能够强迫中国政府让步。然而
恰恰相反，北京的官员进一步加强了控制。1988 年 6 月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演讲时重申藏人应当有权决定与西藏有关
的一切事务，没出几个月，拉萨就在 12 月又发生了一次严重骚乱。1989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达赖喇嘛，也让
西藏僧人大受鼓舞，再次导致中共领导人收紧控制。
达赖喇嘛在国外的成功使得西藏僧人的反抗有增无减，这促使中国领导人想方设法利用外国团体孤立达赖喇嘛。
有些外国团体对中国的压力作出了让步，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做法反而增加了外国人对达赖的关注，加强了外国对中国
的批评。在西藏，僧人日益增多的反抗导致中国官员强化西藏的治安力量，对寺院实行更加严厉的管制。
中国官员指责外国人权团体的援助是出于削弱中国的目的。当外国人批评中国不给予藏人更多自治权时，有的中
国官员则反唇相讥，说他们的政策要比美国当年驱逐和消灭美洲土着居民的做法人道得多。
邓小平和达赖喇嘛无法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但双方都想避免全面冲突。1988 年初北京释放了数位因从事政治
活动而被捕的僧人。中国在 1988 年 4 月宣布，只要达赖喇嘛愿意放弃争取独立的做法，他就可以回西藏居住。达赖喇
嘛则继续说，他接受中国的主权，他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使西藏人获得更多自由。
1989 年 1 月，邓小平为了控制骚乱，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胡锦涛。胡锦涛和不同的干部谈话，但
其基本目标反映了邓小平的政策：发展经济，扩大汉语教育，加强外部联系，和一些藏人展开合作，保持对分裂主义活
动的严密控制。1989 年春天，在北京学生示威的同时，西藏再次发生了骚乱，对此胡锦涛宣布实行戒严。
1989 年初，当西藏的另一位宗教领袖、在藏人中信徒人数居第二位的班禅喇嘛去世时，又出现了一线希望。达
赖喇嘛接到了以宗教领袖身份前往北京参加葬礼的邀请。北京的判断是，达赖总体上比藏人流亡团体态度更灵活，邓小
平或许可以在达赖喇嘛来访时与他启动有益的会谈。但是达兰萨拉的流亡团体明白北京的领导人想拉拢达赖，说服了达
赖喇嘛不要前往。这次邀请被拒绝后，邓小平和他后来的接班人便放弃了与达赖合作的努力，使打破僵局变得遥遥无期。
有观察家认为达赖喇嘛错过了一次在消除分歧上取得进展的良机。此后，虽然达赖喇嘛数次派代表去中国磋商，但双方
都没有在基本立场上让步。
1980 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一种一直延续至今的恶性循环：达赖喇嘛在国外的名望鼓舞着当地藏人反抗，从而导
致北京的镇压；而外国人知道了镇压的情况后会谴责北京，这又鼓励了藏人的反抗——如此反复不息。但是，藏人和汉
人都很清楚始于 1980 年代中期的对外部市场的开放以及对西藏的经济援助给西藏带来的长期后果：生活水平的改善和
经济独立性的衰落。在 1950 年代，定居拉萨的外地人多为北京派去的中共汉族干部和军队。1980 年代中期以后，居
住在拉萨的外地人几乎全都是商人，他们都想利用中国对西藏的经济援助所带来的商机。很多人是来自邻近穷困省份的
回族或其他少数民族。过去外地人几乎从来不住在西藏的农村，但是到了 1990 年代末，外地人的数量大有超过藏人之
势。[17-116]由于越来越多的藏族青年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学习汉语和接受汉族教育，无论是藏人和汉人都能看到，长远的趋
势是将有更多的藏人学说汉语、上汉族学校、接受汉族文化的方方方面、并融入外部的经济，虽然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
藏族身份和忠诚。
自从邓小平 1980 年派胡耀邦去西藏以来，中共再没有作过重大努力使藏人和北京达成和解。流亡藏人与北京领
导人的僵局一直在持续，前者决心建立拥有真正自治权的大西藏，后者则相信通过发展经济、推动藏人接受汉族的教育
和文化，将使西藏进一步融入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一些外国人和北京领导人之间的对立也在继续，前者想帮助藏人得到
更大的自治，后者则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对阻止外国人这些做法的能力变得更加乐观。
[17-1]关于中国领土纠纷的说明，见 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2]关于台湾和中美关系的一般背景，参见 Ralph Clough, Isl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 (New York: Twayne, 1994);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ichard C.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Michel Oksenberg,
"Taiwan, Tibet, and Hong Kong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Ezra F. Vogel, ed., 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pp.
53-96; 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S.-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7-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
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 3 卷，1979 年 1 月 1 日，页 141。
[17-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
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 3 卷，1979 年 1 月 9 日，页 151。
[1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
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 3 卷，1979 年 1 月 16 日，页 164-166。
[1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79 年 1 月 9 日，页 467-468；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The Secret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London: John Murray, 1993); LWMOT, tape 19, p.21.奥克森
伯格和伍德科克卸任后，在 1981 年秋天到 1982 年夏天间聚谈了 39 次，记录下他们在美中关系正常化
过程中的经历。
[17-7]Robert A. Madsen, "Chinese Chess: U.S. China Policy and Taiwan, 1969-1979,"
Ph.D. thesis, Trinity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1999, pp. 274-275.
[17-8]Tucker, Strait Talk, p. 108.
[17-9]与英国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的谈话，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3
年 9 月 10 日，页 931-932。
[17-10]Tucker, Strait Talk, pp. 132-133.
[17-11]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p. 218-220. 另参见 John
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pp. 197-198.
[17-12]Deng Xiaoping,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8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 2nd ed., 1995), pp. 371-372;《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3 卷，页 181-185。
[17-13]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199-201.
[17-14]新华社，1981 年 9 月 30 日。
[17-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1 年 6 月 16 日，页 748-749。
[17-16]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 182.
[17-17]Kuan Yew 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pp. 527-531.
[17-18]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84-185;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11-215; Alexander M. Haig, Jr., 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1984);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17-19]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11-215;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86-187.
[17-20]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15-222.
[17-21]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22-226. Holdridge 陪同布殊访华。
[17-22] 类 似 的 解 释 见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 240;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90-258.
[17-23]关于协议具体内容的谈判是在恒安石大使和中方对等官员之间进行的，中方将谈判结果送邓
小平批准。
[17-24]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30-241;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89-200. 三个公报收入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265-272 及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63-279。
[17-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4 年 4 月 28 日，页 971。
[17-26]2008 年 12 月与美国国防部官员 Eden Woon 的访谈。
[17-27]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 677-679.
[17-28]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回归》（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页 66。
[17-29]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回归》（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页 66。对香港工作的一般
介绍，见宗道一等编：《周南口述：身在疾风骤雨中》（香港：三联书店，2007），页 265-267。我关
于香港问题的讨论大大得益于卫奕信爵士、Sin Por Shiu 和 Dalena Wright 对香港局势的深刻见解。
[17-30]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回归》，页 56。
[17-31]Christine Loh, 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17-32]Sin Por Shiu, "The Macao Formula and an Assessment of the Sino-British
Negotiation over Hong Kong," unpublished paper,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006; Steve Shipp, Macao,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
Colony's Transition to Chinese Rule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97).
[17-33]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回归》，页 56-57。
[17-34]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回归》，页 248。
[17-35]作者 2008 年 11 月对 Edgar Cheng 的采访，他是包玉刚的女婿，经常陪同包玉刚拜访邓
小平。
[17-36]后来写就的文件强调邓小平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有些文件甚至认为他已经作出香港回归
的决定。但当时公布的文件不支持这种观点。当时尚未就这个作出决定。
[17-37]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38-40.
[17-38]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回归》，页 65-66。
[17-39]据中共驻港最高官员许家屯说，1983 年时香港大约有 6000 名中共党员。见 Jiatun 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translated in JPRS-CAR, 93-050, 93-070,
93-073, 93-091, 94-001, 94-010, 94-016, and 94-017, 1993-1994, 后来结集出版，见许家屯：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上下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3）。
[17-40]这在许家屯的着作中说得很清楚。许在 1983 年由北京派去香港领导中共的工作，他敢于向
北京提供香港1980 年代初舆情的更准确的报告，中共驻港最高官员许家屯说，1983 年时香港大约有6000
名中共党员。见 Jiatun 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translated in
JPRS-CAR, 93-050, 93-070, 93-073, 93-091, 94-001, 94-010, 94-016, and 94-017,
1993-1994, 后来结集出版，见许家屯：《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上下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3）。
[17-41]Sin Por Shiu, "The Macao Formula," pp. 14-15.
[17-42]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54-55.
[17-43]Percy Cradock, Experiences of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994).
[17-44]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56.
[17-45]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57.
[17-4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1 年 4 月 3 日，页 729。
[17-47]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17-48]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回归》，页 70；Sin Por Shiu, "The Macao Formula," p. 21.
[17-49]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66-67.
[17-50]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67-68.
[17-51]Sin Por Shiu, "The Macao Formula," p. 22. 另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82 年 5 月 21 日、6 月 2 日、9 月 24 日，页 824、826、854-855。
[17-52]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后过渡时期」的中英外交斗争〉，《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页 59-71。
[17-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2 年 4 月 6 日，页 812-813。
[17-54]2007 年 11 月作者对唐纳德（Alan Donald）爵士的采访，他于 1974 年至 1977 年担任
港府顾问，1988-1991 年任驻华大使，曾负责为 1982 年戴卓尔夫人的访华作准备。
[17-55]2007 年 11 月作者对唐纳德（Alan Donald）爵士的采访，他于 1974 年至 1977 年担任
港府顾问，1988-1991 年任驻华大使，曾负责为 1982 年戴卓尔夫人的访华作准备。
[17-56]Frank Ching, Hong Kong and China: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New Yor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1996), pp. 11-12;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85-86.
[17-57]Cradock, Experience of China, p. 179. 在她的回忆录中，戴卓尔夫人用戏剧性的对抗
来形容与邓小平的会面。又见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New York:
HaperCollins, 1993). 尽管如此，当时的外交官们说双方都在正常外交会谈的范围之内表现得慎重、理
性。
[17-58]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87-88.
[17-59]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88. 作者对唐纳德的采访。
[17-60]SWDXP-3, pp. 23-25.
[17-61]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89.
[17-62]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87.
[17-63]Ching, Hong Kong and China, p. 11；对唐纳德的采访。
[17-64]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91-92.
[17-65]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89.
[17-66]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94, 97.
[17-67]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99-102.
[17-68]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01-107.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J. Wiley, 1994), p. 64; 对唐纳德的
采访。
[17-69]许家屯：《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上册，页 1-12。
[17-70]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13-114.
[17-71]许家屯：《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上册，页 3；许家屯：《许家屯回忆与随想录》（Brampton,
Ont.:明镜出版社，1998）。
[17-72]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13-114.
[17-73]Roberti, The End of Hong Kong, p. 155.
[17-74]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May 14, 1993, translated
in JPRS-CAR, 93-056, July 16, 1993.
[17-75]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May 27, 1993, translated
in JPRS-CAR, 93-050, July 16, 1993. 当地一句俏皮话将私营企业形容为「联合国」，因为这个词的
意思可以是联接、合并或者国有化，也就是没收。
[17-76]许家屯：《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上册，页 12-28。
[17-7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3 年 9 月 10 日，页 931-932。
[17-78]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29-132; Ching, Hong Kong and China, pp.
19-20.
[17-79]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32-146.
[17-8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4 年 4 月 18 日，页 970-971。
[17-81]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48-153.
[17-82]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June 1, 1993, translated
in JPRS-CAR, 93-070, September 21, 1993;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pp. 92-93; 《邓
小平年谱（1975-1997）》，1984 年 5 月 25 日，页 978。
[17-83]宗道一等编：《周南口述》，页 263-269；SWDXP-3, June 22-23, 1984, pp. 68-71.
[17-84]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154-174.
[17-85]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63-174; Ching, Hong Kong and China, p.
27.
[17-86]《联合声明》的文本和附件见 Ching, Hong Kong and China, pp. 81-96;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205-223.
[17-8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4 年 10 月 3 日，页 998-999；SWDXP-3, October
3, 1984, pp. 80-84.
[17-88]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06-109, 199-204;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pp. 125-126.
[17-8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5 年 7 月 5 日，页 1058；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pp. 145-148.
[17-90]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页 170-171。
[17-91]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pp. 191-192.
[17-92]SWDXP-3, pp. 214-220; 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页 172-173。
[17-93]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页 185。
[17-94]SWDXP-3, pp. 340.
[17-95]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页 198。
[17-96]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pp. 280-291; 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页
166-207。
[17-97]Qian Qichen, Ten Episodes in China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F. Voge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254-255.
[17-98]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September 3, 1993,
translated in JPRS-CAR, 94-015, March 8, 1994.
[17-9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0 年 1 月 18 日，页 1306-1307。
[17-100]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 Diplomacy, pp. 257-260; 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
结》， 页 205-207。
[17-101]彭定康的解释见 Chris Patten, East and West: China, Power, and the Future of
Asia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17-102]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 Diplomacy, p. 279.
[17-10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 年 11 月 28 日，页 442。关于这个时期的西藏
工作，我发现以下着作对我最有帮助：Melvyn C.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Tashi Rabgey and
Tseten Wangchuk Sharlho, Sino-Tibetan Dialogue in the Post-Mao Era: Lesson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2004); 丹曾编：《当代西藏简史》（北京：当
代中国出版社，1996）；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我也要感谢与 Melvyn Goldstein
的多次交谈，他无私地向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传授有关西藏的知识。另见陈为人：〈胡耀邦与西藏〉，收入
苏绍智、陈一谘、高文谦编：《人民心中的胡耀邦》（Carle Place, N.Y.: 明镜出版社，2006），页 166-185；
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Mississauga, Ont.: 明镜出版社，2006）；Barry Sautman and June
Teufel Dreyer, eds.,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a Disputed Reg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6); 及 Robert Barnett and Shirin Akiner, eds.,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达赖喇嘛在 1992 年 9 月
11 日写给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信中概述了对西藏与中国关系的看法，该信见 Andy Zhang, Hu Jintao:
Facing China's Challenges Ahead (San Jose, Calif.: Writer's Club Press, 2002), appendix 5,
pp.133-148. 关于西方对西藏的看法，见 Orville Schell, Virtual Tibet: 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0).
[17-104]Melvyn C. Goldste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 2: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1951-195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98-99.
[17-105]丹曾编：《当代西藏简史》，页 132-146。
[17-106]中央情报局官员 John Kenneth Knaus 讲述过这方面的计划，见其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17-10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5 年 12 月 1 日-5 日、1977 年 9 月 27 日，页
134-135、207-208。
[17-10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9 年 3 月 12 日。
[17-10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9 年 3 月 17 日。
[17-110]Memcon, Summary of the Vic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8/27/79,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Atlanta.
[17-111]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下卷）（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1980 年 5 月 21、22 日，上卷，页 482-483。
[17-112]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p. 126.
[17-113]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
页 207-208。
[17-114]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p. 67.
[17-115]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pp. 69-71.
[17-116]Xiaojiang Hu and Miguel A. Salazar, "Market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ivate Business in Lhasa," in Sautman and Dreyer, Contemporary Tibet, pp. 166-190; June
Teufel Drey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ibet und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Sautman and Dreyer, Contemporary Tibet, pp. 128-151; also Xiaojiang Hu, "The Little Shops
of Lhasa, Tibet: Migrant Business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kets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2003.
第 18 章
为军事现代化作准备
1977 年夏天邓小平复出后，开始着手和叶剑英等老干部一起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打基础。然而未过一年这项工
作便被推迟，因为他断定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必须立刻准备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1979 年 3 月对越战争结束后，
他认为近期再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对现代化军事装备的大规模投入可以继续推迟，以集中力量搞民用经济。
但是邓小平确实重新恢复了他在 1975 年启动的军队改进工作：军队裁员，招募受过更好教育的军人，全面加强纪律和
训练。这样一来，等到他退休的时候，中国不但能具备更强大的经济基础，而且会有一支更精干、更加训练有素的军队，
这支军队将有充分的准备，可以更有效地运用那些在他退出舞台之后才得以购进的现代武器。[18-1]
在 1977 年，邓小平表面上仍要服从尚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但实际掌管军队的是他和叶帅这两位中央军委
副主席。华国锋当过公安部长，但是除了抗战时参加过游击队、林彪事件后担任过广州军区政委外，并未实际在军队工
作过，缺少领导军队的经验。以军事经验、知识、在军队高层中的威望而论，他都无法与邓小平或叶帅相比。因此，1981
年 6 月当华国锋正式靠边站、邓小平成为中央军委主席时，这不过是正式承认了自 1977 年以来邓和叶已在领导着军队
的事实而已。[18-2]军事政策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邓小平并不回避中国军队的问题。他说：「指挥现代化战争，包括我们老同志在内，能力都不够。要承认这个现
实。」[18-3]他知道中国在军事技术上已经大大落后，需要调整战略以应付主要对手苏联。他还知道，林彪时期把军队干
部派到地方任职，分散了对军事问题的注意力。
在邓小平失去权力的 18 个月里，他对军队的担心并不是「四人帮」会建立稳固的势力，因为他们只在张春桥领
导的解放军总政治部确有一些根基。这段时期让他感到的不安的，是浪费了本来可用于整顿和改善军队的两年宝贵时间。
1975 年邓小平和叶帅任命的军队领导人并未完成他们早先确定的裁军目标：原计划是于 1976 年底之前裁减 26%，
但实际军队人数只减少了 13.6%。[18-4]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曾直言不讳地谈到毛泽东时期给军队造成的问题，尽管他
将其归罪于林彪。
邓小平在 1977 年分管的工作包括军事、科技、教育和外交，这使他理所当然地重视提升军队的科技水平。他在
两年前就提出要把教育和训练放到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高度来认识，但当时他没有机会加以落实。在 1977 年 8 月 23 日
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他重申了这一观点并强调其重要性。他所指出的提高教育和训练，不仅是指加强纪律和政治教育，
也是要让军队领导人认识到，他们需要怎么做才能改进自身的专业技术知识、进行军事演习以准备与拥有现代技术的敌
人作战。[18-5]
邓小平和叶帅在 1977 年继承了以彭德怀为领导的一批军队领导人的遗志，这批人在 1950 年代就曾试图建设一
[18-6]彭德怀过去曾想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邓小平在 1977过去曾想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邓小平在 1977______
年很清楚西方不愿意出让尖端军事技术，但他一直抱有希望，至少能从西方获得民用技术的帮助，这也可以间接帮助军
事现代化，甚至能在不放弃独立的条件下获得一些军事技术。
为了达到建立一支专业化军队、逐渐为其配备现代装备这一目标，邓小平和叶剑英首先要撤掉那些已经变得「软、
散、骄、懒」的人，为老干部建立退休制度，为裁军提供一个框架。同时，他们还要大力加强军事训练和演习，以确保
精简后的军队的战斗力。[18-7]
邓小平和叶帅要为每个军事单位选定一个领导班子，让他们致力于把解放军改造成一支更加现代化的军队。邓小
平希望招募教育水平较高的年青人，包括能够在新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学习的大学生。为了选拔能干的年青人，
他采用了包括笔试在内的一套录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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