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and the World Bank: How the Partnership Was Built," working paper 277,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pril 2006; Robert McNamara, Oral History Recording,
October 3, 1991, pp. 16-18. 当中与林重庚有关的部分，来自 2009 年 8 月对林重庚的访谈。关于中
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以及世界银行的谈判的大背景，见 Harold K. 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16-18]这个团队的官方领导人是 Shahid Husain, 他是世界银行东亚区业务副主任，但中国的工
作，包括在中国的团队，都由林重庚领导。见 Jacobson and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16-19]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30.
[16-20]Edwin Lim et al., China: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The
Report of a Mission Sent to China by the World Bank (Baltimore: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b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这个报告包含教育、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经济
项目和经济结构几个分册。
[16-21]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37. 这次莫干山会议召开于 1984 年 9 月 3-10
日。
[16-22]Saburo Okita, Saburo Okita: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 (Canberra: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e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3), pp. 112-123. 1991
年 8 月作者与下河边淳的交谈。
[16-23]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
页 125-126。1987 年至 1988 年我参观中国工厂时，见到工厂里贴有很多布告牌，有关基本管理原则，
以及根据员工遵从日本范例的表现而进行等级评定。
[16-24]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
页 125-126、156。
[16-25]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 New Economic Diplomacy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p. 138; Okita, Saburo Okita: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
[16-26]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下
册，页 152-153。
[16-27]《陈云年谱（1905-1995）》，1983 年 6 月 30 日，页 328-329；《邓小平年谱
（1975-1997）》，1983 年 6 月 30 日，页 918-919。
[16-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3 年 12 月 22 日，页 949-950。
[16-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4 年 6 月 30 日，页 987；SWDXP-3, pp. 72-75.
[16-30]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16-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中册，页 610-619；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545-557；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137-138.
[16-32]Xiaokang Su and Luxiang Wang, Deathsong of the River: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hinese TV Series "Heshang" (Ithaca, N.Y.: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1).
[16-33]SWDXP-3, pp. 90-99.
[16-34]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p. 357-369; 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
册，页 310-311。
[16-35]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 357.
[16-36]Barry Naughton, "False Starts and Second Wind: Financial Reforms in China's
Industrial System,"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Christine Wong,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pp. 223-252; David Bachman, "Implementing Chinese Tax Policy," in
David M. Lampton, e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19-153; Penelope B. Prime, "Taxation Reform in China's Public
Finance,"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The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and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pp. 167-185.
[16-37]《陈云年谱（1905-1995）》，1985 年 2 月 18 日，页 375-376。
[16-38]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页 311-312；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p. 363, 949-952.
[16-3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5 年 1 月 23 日，页 1027-1028。
[16-40]对广东干部的采访，无日期。
[16-41]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52;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81-182.
[16-42]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91-294.
[16-43]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53.
[16-4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5 年6 月29 日、8 月1 日，页1055-1056、1063-1065。
[16-45]SWCY, 3:340-344; 《陈云年谱（1905-1995）》，第 3 卷，页 383-384。
[16-46]SWDXP-3, pp. 144-150.
[16-47]SWDXP-3, p. 203.
[16-48]Ziyang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pp.
122-123.
[16-49]SWDXP-3, May 19, 1988, pp. 257-258.
[16-50]SWDXP-3, May 19, 1988, pp. 257-258.
[16-51]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页 316。
[16-52]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页 526-531。
[16-53]SWDXP-3, pp. 271-27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8 年 9 月 12 日，页
1247-1248。
[16-54]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 368.
[16-55]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228.
[16-56]《陈云年谱（1905-1995）》，1988 年 10 月 8 日，页 416-417。
[16-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993），上册，页 253-255。
[16-58]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页 321-322；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 369.
[16-59]对这些不同选择更全面的介绍见 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pp.
32-45.
第 17 章
一国两制：台湾、香港和西藏
纵观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每当一个朝代衰落时，广袤的边境地区就开始试图摆脱中央的控制。而在豪强兴起建
立新的朝代后，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又会被收回和加强。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国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衰落，朝廷
大员李鸿章面对西方列强，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一些沿海领土的控制权转让给西方国家。1895 年甲午
战败后，李鸿章将台湾割让给日本，1898 年又与英国签订了租让香港新界的法案。因而，李鸿章被视为对洋人卑躬屈
膝的卖国贼，是中国历史上最受诟病的官员之一。就像过去改朝换代的豪强一样，毛泽东收复了晚清政府丢掉的大部分
中国领土，包括上海、青岛等地的租界，但他却未能收复台湾和香港。这个重任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17-1]
和过去的皇帝不同，毛泽东得以利用电台、电影、报刊和现代宣传机器，为实现爱国主义目标而获取民众支持。
他尤其擅长动员中国的年轻人，使他们对自己的伟大文明曾经遭受的屈辱义愤填膺。一旦民族主义的火焰被煽动起来用
以巩固对自己的支持，就不会有任何共产党领导人可能选择背叛这种民众情绪，邓小平也不例外。所以邓上台之后，便
把收复台湾和香港视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之一。
邓小平也努力加强对中国边境地区的控制。中国的北部、西部和南部边境都是多山地区，那里的少数民族过着勉
强温饱的生活，比平原地区的农民更加贫困。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有限、缺乏组织，也得不到境外支持以抗衡北京的控
制。但是西藏有所不同，一千多年前藏人就已经拥有一片几乎和当时的中国一样大的区域，虽然藏人的领土逐渐缩小，
但一些较小的藏民群体仍散居于中国的几个省份，藏传寺院和喇嘛庙也足以成为抵抗汉人统治的中心。在邓小平时代，
他们得到流亡印度的一个庞大团体的支持，该团体在政治上很活跃并一直同中国敌对。尤为重要的是，藏人有达赖喇嘛
的领导，他在全世界的追随者之众超过任何其他的亚洲领导人。
为了收回台湾和香港并维持对西藏的稳固统治，邓小平就像其他中国统治者一样，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但他
更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为了获得当地民众的合作且避免使用武力，他愿意给予他们相当大的自治权。1979
年 1 月，邓小平在成为头号领导人不久后便宣布，中国对台湾和香港拥有主权和最终控制权，但允许这些地方享有高度
自治。这一政策的基本思想是由周恩来提出的，但在邓小平当政的 1982 年得到了深入而系统的阐述，正式成为「一国
两制」的政策。这项政策允许香港和台湾在 5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继续保留不同的社会制度。邓小平也愿意给予西藏
相当程度的自治，允许它保留自身的大量文化风俗。
谋求台湾统一
即使知道美国与中国恢复邦交仍会继续对台销售武器，邓小平依然决心在自己掌权时期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17-2]收复台湾的重要性并非来自地缘战略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个由中国的死敌所统治的岛屿，让人痛苦地联想到中共仍
未彻底结束内战。更令人难堪的是，台湾作为一个触目的象征，代表了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所带来的百年耻辱。
1979 年 1 月 1 日是中美正式建交日，其时正值邓小平担任头号领导人几周之后。邓在元旦讲话中申明了收复台
湾的重要性。他列出三个主要目标：（1）实现四个现代化；（2）中美关系正常化；（3）将台湾回归列入工作日程。
[17-3]几天后，他又对参议员萨姆?努恩（Sam Nunn）率领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说，中国不排除使用武力收复台湾，否
则就等于捆住自己的手脚，使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变得不可能。[17-4]邓小平的理由很容易得到中国人的理解，在他们看来，
如果没有美国支持，台湾为避免被军事占领只能选择与大陆统一，因此，美国维持对台关系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构成阻
碍。1980 年 1 月，邓小平在说明未来十年的主要目标时，再次将统一台湾作为目标之一。[17-5]在与美国进行关系正常
化谈判时，邓预期台湾将在几年内回归大陆，当时甚至伍德科克也这样认为。
历史上的先例也为邓小平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郑成功被刚建立的清朝打败后，率领明朝余部逃往台湾；
22 年后的 1683 年，当时统治台湾的郑成功的孙子同意台湾重归大清管辖。1949 年蒋介石被中共打败后，也逃到了台
湾。邓小平希望他在莫斯科的同窗、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总统也会遵循郑家的先例。1979 年元旦的全国人大致台湾同胞
书宣布，如果台湾回归大陆，中国将尊重台湾的现状。邓小平也对萨姆?努恩的代表团说，如果台湾回归大陆，它可以
保留自己的社会制度一百年不变。台湾必须降下自己的国旗，但可以保留军队。[17-6]但蒋经国得悉邓小平的建议后，却
作出了挑衅性的回应：他重申了增加军事预算、加强军力并最终光复大陆的意图。[17-7]此外他也继续坚持台湾的「中华
民国」代表全中国，立法院委员则是中国所有省份的代表。
同时，美国国会使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它于 1979 年 4 月 10 日通过了《台湾关系法》，使蒋经国大受鼓舞。
该法案旨在调整美国与台湾的贸易、交往和其他领域的一系列相关条约。由于台湾政府不再是全中国的正式代表，这是
必要的一步。但是，《台湾关系法》的内容和精神超出了对具体条约的调整，它反映了很多反对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国会
议员的情绪。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期间，国会一直被蒙在鼓里；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一心想与中国恢复邦交，很少考
虑台湾的安全，也未能充分预见到美国国内支持台湾的政治势力之强大。[17-8] 美方在 1978 年 12 月的一个深夜把蒋经
国叫醒，告诉他几小时后将宣布与中国大陆正式建交，这一做法被国会认为具有侮辱性，加强了国会要帮助台湾的决心。
国会中不少人得到过台湾慷慨的资金支持，或是与对台出售武器的公司有来往，他们认为正常化过程没有以任何方式顾
及到忠实的台湾朋友。法案要对美国的轻慢行为有所纠正，它要求美国向台湾提供必要的自卫武器，并宣布，以和平手
段之外的任何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都将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
《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在美国政治中的含义是：美国忠实于它的盟友。但是它违背了与中国谈判的精神，有人甚
至认为它违背了 1972 年《上海公报》的精神，美国政府在该公报中承认「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后来被国会议员们视为重要的问题——台湾是民主的一面旗帜，它尊重人权，实行法治——在
1979 年时还谈不上，因为当时台湾当局仍在实行戡乱法，用压迫手段控制反对派，为此受到人权活动家的批评，后来
这些批评则以更大的规模指向中国大陆。
《台湾关系法》的通过让邓小平怒不可遏，他为此也受到一些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批评，认为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
谈判中对美国的态度不够强硬。邓小平并不关心《台湾关系法》在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脚，他担心的是它的政治影响。该
法案使他曾经为之奋战多年并为此牺牲了数万战友的政治使命——结束国共内战和恢复对台湾的控制权——变得更加
困难，甚至在他有生之年都不可能实现了。邓小平尤其反对的条款是，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足够的防御性武器，使
其能够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美国承诺提供军事援助，断送了邓小平原本具有的说服台湾自愿回归大陆的影响力。
为了增加与台湾达成协议的可能，邓小平还能做些什么呢？除了通过外交渠道表现其「顽强好斗」的一面，邓小
平还邀请美国国会议员访华，向他们直接陈述中方的观点。1979 年 4 月 19 日，邓小平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参议员说，《台湾关系法》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他又说，该法有协防台湾的条款，
这违反了中美建交最基本的前提。（邓小平后来表示，《台湾关系法》的颁布比售武本身问题更为严重。）[17-9]同时，
他还尽可能地孤立台湾人民。他支持游说其他国家将台湾排除在任何区域性或国际性组织之外。他还发誓要把跟台湾做
生意的外国公司赶出中国大陆市场。
比《台湾关系法》更让邓小平懊恼的是朗奴?列根竞选总统。列根发誓要给台湾以「尊严」，包括谋求与台湾建
立正式关系。1979 年 8 月 22 日，列根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乔治?布殊前往亚洲，会见了愤怒的邓小平。陪同
布殊访华、后来担任驻华大使的李洁明（James R. Lilley）在回忆他们的会谈时说：「这是一次特别不愉快的访问。」
布殊想让中国放心列根不会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是在会谈中邓小平的助手带来了最新的新闻简报，其中包括一次列
根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列根在这次招待会上说，台湾是一个国家，美国应当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为台湾的自我防御
提供所需要的一切。邓小平说：「他又在搞这一套。」[17-10]他接着又说：「列根不止一次说过，他支持与台湾建立官方
关系??不管在其他国际问题上有何观点和立场，假如列根的言论和共和党的政纲得到贯彻，这必将损害中美关系。」邓
小平还宣布，如果共和党继续支持台湾，他将被迫起来维护「十亿中国人民的利益」。布殊尽量软化美国的立场，但据
李洁明说，「邓小平仍然没有消气」。[17-11]
列根当选总统后，由于他蓄意让美台关系升温，卖给台湾更多的先进武器，邓小平两年前访美时形成的中美之间
的密切关系逐渐被中方日益增长的不满所取代。邓小平希望能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他也想让美国帮助中国搞现代
化。但是他认为台湾问题对中国极其重要——假如美国给予台湾官方承认，他不惜让美中关系倒退。邓在这个问题上态
度极为坚定。当时一位美国官员说，那时跟中国打交道，就像徒手掰蛤蜊那么困难。
1981 年 1 月 4 日，列根宣誓就职的前几天，邓小平会见了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史蒂文斯（Ted Stevens）和二
战期间援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英雄陈纳德将军（Claire L. Chennault）的华裔遗孀陈香梅，向他们摆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知道陈香梅是台湾的朋友、列根就职委员会的成员，他警告她说，假如美国鼓励台湾独立，将会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
后果。邓告诉客人，他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但是中国对列根的一些言论感到忧虑。他说，他知道竞选人在大选
前说的一些话与当选后的实际做法会有所不同，不过因为有一家美国报纸断言只要美国采取反苏立场，中国便有求于美
国，对此他必须作出澄清。他承认那家报纸所说的一点，即中国确实是个穷国，但除此之外该报纸的言论全是错误的：
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独立，它绝不会低三下四有求于人，它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就算美国采取坚定的反苏立场，
中国也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忍气吞声。他进一步警告说，如果列根向台湾派驻私人代表，中国将把这视为正式的官方决定，
这既违反《上海公报》，也违反《中美两国建交公报》。如果美国不能正确处理这些微妙的关系，邓小平说，中国准备
让中美关系不是回到 70 年代，而是倒退到 60 年代的水平。他下了最大的决心，不能让列根与台湾达成协定，否则将
使收回台湾从长远看变得更为困难。他让他的客人清楚地知道，中国将静观列根的一言一行。[17-12]
中国对列根总统将把台湾视同为一个国家的担心，因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得以出席列根的总统就职仪式而减弱。
柴泽民曾威胁说，如果受邀的台湾代表到场，他将拒绝出席仪式。最终台湾代表并未到场，中国把这看作一个积极的信
号。[17-13]不过，邓小平仍然深为关切列根与台湾的关系。
邓小平随后又想对台湾实行一系列「胡萝卜外交」，以增强对它与大陆改善关系的吸引力。中国在廖承志的领导
下拟定了一个说明对台政策的新文件，并在 1981 年 3 月向英国外相卡灵顿勋爵（Lord Carrington）出示了文件的草
稿。1981 年 9 月 30 日，这份文件由叶剑英元帅在国庆日前一天的公开讲话中正式发布。让叶剑英来做这件事，是因
为早年国共结成统一战线时他供职于黄埔军校，在国民党中有不少老朋友。叶剑英的「九点建议」包含以下内容：
● 谈判将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
● 双方应当为「三通」——通邮、通商、通航——创造条件；
● 欢迎台湾人民来大陆投资经商；
● 统一之后台湾将享有高度自治，可以保留它的军队；
● 台湾现在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包括私人企业和财产权，将保持不变。[17-14]
但是台湾没有作出任何回应，而中国和列根政府的关系依然紧张。邓小平知道，使用军事手段跟有美国撑腰的台
湾对抗毫无胜算，于是他继续运用自己手中的另一件武器。他威胁说，中国将减少甚至结束中美合作。在得知美国打算
向中国大陆出售部分武器时，邓小平回答说，如果这意味着美国要提升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级别，中国不会接受这笔生意。
列根手下的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Haig）应邓小平之邀于 1981 年 6 月访问了北京。6 月 16 日邓小平会见
黑格时重复了他对其他人说过的话：中国希望中美关系顺利发展，但是假如不能正确处理对台售武问题，则可能造成中
美关系的停滞甚至倒退。[17-15]他还对黑格说，中国同意与美国恢复邦交时，美国曾表示会逐渐减少对台售武，但后来并
没有这样做。中方要求美国全面停止向台湾出售战斗机。如果美国不减少对台售武，他准备与美国断交。黑格相信，为
确保中美合作对抗苏联，必须作出让步，于是向邓小平保证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只会继续向台湾销售「经过仔细
挑选的防御性武器」。[17-16]
邓小平向黑格表达了他的强硬观点三天后，列根总统会见了应邀前来华盛顿讨论台湾和中国关系的新加坡总理李
光耀。李光耀在回答列根的问题时说，他认为以台湾的安全状况并不需要美国拟售的 FX-15 战斗机。会谈结束时，列
根请李光耀给台湾的蒋经国总统捎信，告诉蒋美国难以满足台湾的全部要求，台湾现在不应当提出对高技术武器的要求，
但列根总统也不会扔下蒋经国不管。数日之后，李光耀就把这个口信带给了蒋经国总统。[17-17]
与此同时，邓小平和部下继续向美国施压。黑格访华后不久，当时国务院的中国问题资深专家、驻华大使恒安石
（Arthur Hummel）收到了中国外交官交给他的一份照会，其中提到，美国继续对台售武将会给双方战略合作造成严
重后果。邓小平在 8 月底接受香港报纸采访时再次警告说，北京已经为中美关系恶化作好了准备。在 10 月的墨西哥坎
昆峰会上，赵紫阳总理对列根总统说，中国希望与美国合作对抗苏联，但台湾问题仍是这一合作的障碍。同样是在坎昆
会议上，外交部长黄华告诉黑格国务卿，中国要求得到一个明确日期，在此期限之前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不可超过卡
特当政时期的水平，他还要求每年逐渐减少对台售武，并确定一个具体日期完全停止出售。一周后黄华外长又转达了邓
小平的要求，即在中美军事合作谈判结束之前，美国不能与台湾达成任何出售武器的协议。美国接受了邓小平的要求。
黑格答覆黄华说，美国不同意为停止对台售武规定一个时限，但是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将是「有限的和有选择的」，并且
不会超出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17-18]
为了表明北京对美国未减少对台售武的不满，赵紫阳不但拒绝了列根发出的庆祝 1972 年《上海公报》发表十周
年的访美邀请，甚至没有对他的信给予答覆。中国按「杀鸡儆猴」的古训，以荷兰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为由将中荷外交
关系降级。1982 年 1 月，美国派助理国务卿约翰?霍尔德里奇出访北京，以防关系进一步恶化。[17-19]霍尔德里奇一行
人受到的接待十分冷淡，但是当霍尔德里奇告诉中方官员美国决定停止向台湾出售 FSX 战斗机后，中方又变得亲切起
来。然而霍尔德里奇还肩负着自己的使命：在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哪些武器系统之前，和北京就中美关系的框架达成更
宽泛的协定。霍尔德里奇带来了一份框架协议的草稿，但中方认为它过于含糊其辞，没有对他们关心的问题作出回应。
北京方面要求，为使谈判继续，美国必须不再向台湾运送任何武器。[17-20] 这相当于已经划出了中方的底线。1982 年最
初几个月，中国媒体仍不断抨击美国干涉台湾问题，中国认为这是自己的内政。
为了打破这种紧张关系，列根总统致信北京，建议让副总统乔治?布殊——他与邓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国重要官员
有着良好的关系——出访亚洲时顺道访华。中方没有当即作出答覆，直到布殊已经访问了几个亚洲国家后才通知美国，
北京欢迎布殊来访。布殊在抵京后的最初几天发现，北京对售武问题依然态度强硬。随后邓小平请他前去会谈。会谈过
程中邓提议和布殊去旁边一个房间单独交谈一刻钟，只允许恒安石大使和译员在场。一小时后，布殊和邓小平达成了非
正式谅解，最终这被纳入了美国限制对台售武的文件。邓小平知道已经得到了他所期望的最佳结果：美国不会停止对台
售武，但对售武作了限制——而随着美国对台售武的减少，邓小平可以乐观地认为，从长远看台湾终将回归大陆。这次
谈话之后中方对美国的责难便消失了，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17-21]一年多来像一位军人那样以强硬姿态气势汹汹地教训
美国官员的邓小平，又变成了一个幽默风趣的合作伙伴。[17-22]
邓小平和布殊在会谈中达成的谅解，成了恒安石和中方同行之间进行具体谈判的基础，并形成了《关于美国对台
售武的中美联合公报》（1982 年 8 月 17 日签署）。该协议对美国售台武器作出限制，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侵犯中国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公报还规定，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
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美国愿意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达成最后的解决」。
[17-23]为了安抚台湾及对公报持反对意见的国会议员，列根总统邀请 30 位参议员和众议员开了一个情况介绍会，向他们
解释为何这一协议并未伤害台湾。
8 月 17 日公报一公布，邓小平就邀请恒安石与他非正式会面。在和蔼的交谈中，邓小平祝贺恒安石达成了协定。
这份《八一七公报》，连同 1972 年 2 月 27 日的《上海公报》和 1979 年 1 月 1 日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成为美
中关系的三个基础文件。[17-24] 此后直到天安门悲剧为止，它为中美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它也为列根总统 1984 年 4
月下旬为期六天的中国之行铺平了道路，使他成为两国建交后第一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列根访华期间与邓小平进行了三
个小时的友好会谈。邓在解释了中方的对台立场后，请列根从中方观点考虑问题，不要因为蒋经国而本末倒置。[17-25]列
根感到这次访问很愉快，他说邓小平「看起来不像共产党」。[17-26]
在 1980 年代中期，邓小平对自己能在「去见马克思」前解决台湾统一问题仍存一线希望。他和蒋经国有私交，
两人在 1926 年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1985 年 9 月 20 日邓小平会见李光耀时，知道李不久前曾见过患有严重
糖尿病的蒋经国，就问他蒋经国对接班人问题是否有所安排。李光耀回答说自己没法说谁最终会接蒋经国的班。邓小平
则说他担心蒋经国去世后台湾会发生混乱，因为那里有部分势力想跟美国和日本合作，寻求台湾独立。邓小平随后请李
光耀转达他对蒋经国的问候以及两人见一面的建议。没过一个月，李光耀就飞到台湾捎去了这个口信。然而蒋经国有着
多年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痛苦记忆，他说他无法相信他们，拒绝了会面的邀请。[17-27] 此事过后，已届 81 岁高龄的邓小平
再没多少理由指望自己能解决台湾问题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台湾作出任何走向独立的举动，为他的继承者有朝
一日重新控制台湾铺路。
两年后的 1987 年，蒋经国在病榻上废除了实行已久的戡乱法，使反对党合法化，从而为台湾的民主化打下了基
础。他也第一次允许台湾人民去大陆探亲，但不能直接前往，而是要绕道香港。台湾人很快就开始前往大陆探亲，并在
那里做起了生意。由于很难区分台湾人是否在大陆有亲戚，因此不久后便允许所有台湾人前往大陆。邓小平欢迎台湾人
来大陆探亲和做生意，他把这视为走向最终统一的步骤，尽管在他生前也许不再可能实现。邓小平的说法是：「实现国
家统一是民族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17-28]
收回香港主权
1975 年 5 月 25 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了 1970 年至 1974 年担任英国首相的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毛泽东当时表示，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还不到，他指着旁边的邓小平和另一些年轻干部说：「这个问题让他
们去解决吧。」[17-29]
邓小平 1977 年复出后对香港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然而，1977 年在与叶剑英元帅共同前往广东时，他们的讨
论重点并不是收回主权，而是香港能为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什么帮助。邓小平很清楚，中国可望在金融、技术和管理领域
大大得益于香港。即使中国收回主权后，也要让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眼下的任务是减少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劣迹给香港商
人造成的恐惧和反感。文革中的红卫兵不但迫害港人住在大陆的亲属，而且还涌入香港让港人心惊胆战，使他们普遍憎
恶毛泽东的统治。[17-30]
邓小平在 1978 年 4 月成立了国务院下属的港澳事务办公室和以廖承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廖承志可以说是这个
职务的不二人选：他的家乡在惠州附近一个小村庄，距香港只有五十多公里。另外他与香港和日本都有很深的渊源，他
1940 年代后期曾在香港居住，其堂妹是香港首席大法官的妻子。
廖承志最初的任务之一是筹备和召开文革后的第一次港澳问题会议。这次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主题是放弃导致
港人疏远大陆的「极左」政策，最初的工作重点是改善中国与港澳工商界的关系。
北京在提到香港时，长期以来习惯称「港澳」，仿佛说的是一个地方。对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来说，澳门这块
隔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相望的葡萄牙殖民地只是个小地方，相对而言并不重要，经济活力来自于香港；况且，虽然与葡萄
牙的租约到 1999 年才到期，澳门实际上已处在大陆的控制之下。葡萄牙在 1967 年和 1974 年曾两次提出将澳门归还
中国，北京已与葡萄牙达成协议，大体勾画出了归还澳门的方案。北京担心这个决定会对极不稳定的香港民意造成负面
影响，因此一直对协议保密，公开的说法是还没有作好收回澳门的准备。对邓小平而言，「港澳」指的就是香港。
从 1949 年到 1978 年的冷战期间，香港一直是中国与外界沟通的最重要视窗。港英当局允许共产党和国民党在
这里共存，甚至相互搞谍报活动，只要他们不公然开启战端，能让港英殖民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即可。[17-31]北京利用香
港这个地方赚取外汇，进口技术，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但是直到 1978 年以前，这个视窗只开了一道缝，大陆与香港
的关系仍受到极大限制。中国原本可以切断对香港的饮水和食物供应，但即使在文革期间它也没有这样做。1960 年代
俄国人对中国批判修正主义听得厌烦，便恐吓香港人说，假如中国真反修，它不妨证明给世人看看，把家门口那块帝国
主义的殖民地收回去。北京则回答说，香港属于历史问题，要等到适当的时机才会加以解决。北京对香港的战略是「长
远打算，充分利用」。[17-32]
为了解决「收回香港主权」的问题，邓小平要认真进行准备。1978 年他还没有筹划处理这件事的路线图。当时
邓小平仅仅作出了中国将维护香港繁荣的一般性保证。然而，廖承志在 1978 年 8 月 19 日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对一批
香港客人保证说，香港可以长期保留它的现行制度，中国不会在香港搞群众运动。[17-33]
1978 年 11 月，尽管邓小平正忙于出访东南亚以及为成为头号领导人作准备，他还是抽空接见了香港船王，即
当时香港最有名大概也是最有钱的商人包玉刚。[17-34]邓小平赏识的不仅是包玉刚的成功，还有他对国际商业界第一手知
识的掌握、对见过面的世界各国政要的敏锐观察力、对香港商业精神的直率赞扬、他的务实作风以及希望为中国现代化
提供帮助的真诚态度。在中国大陆以外，没有任何家庭能像包玉刚的家庭那样与邓小平一家人形成密切关系。[17-35]1978
年 11 月，邓小平和包玉刚专门讨论了香港商人在中国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1978 年 12 月，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强被派往香港，考察香港能为中国、尤其是广东的现代化提供哪些帮助。李
强在访港时首次宣布，中国将接受外商投资，欢迎贷款。李强还邀请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邓小平知道港督麦理浩
会讲汉语，在伦敦很有威望，与中共驻港代表也有不错的工作关系。他还知道，对于香港在 1997 年之后的命运，最终
还是要跟英国人认真磋商。[17-36]在口头邀请麦理浩之后，中方又发出了正式的邀请函，这是由一位中国部长写给港督的
第一封信。麦理浩认识到中方这种姿态的历史性意义，他说：「鉴于中国现代化计划的大背景，这是一个严肃的倡议。
人人都同意，我当然应当走一趟。」[17-37] （关于香港在四化中作用的更多内容，见第 14 章。）
1920 年邓小平赴法国时乘坐的轮船曾停靠香港，当时他就对香港产生了兴趣，1929 年至 1931 年他被派往广
西领导城市暴动时曾取道香港，在那里住过数月，对香港有了更多了解。[17-38]邓小平对殖民历史有大致的了解：香港岛
在 1842 年鸦片战争后割让给英国，1860 年又割让了大陆的一小块地方九龙，北边的「新界」则于 1898 年租借给英
国 99 年，将于 1997 年到期。邓像中国的其他爱国者一样认为所有三个条约都是不合法的，都是在中国无力抵抗之际
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
从 1949 年到 1978 年，中共在香港维持着一些自己的组织，在普通港人中也有为数不多的追随者。[17-39]共产党
对所有其他人，包括国民党、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怀有极深的猜疑，但是大多数港人害怕给自己找麻烦，像对待瘟疫一
样躲避政治。中共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当地出版报刊和图书，向大陆提供有关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公开或机密报告，外交
部也派有驻港官员。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负责照顾大陆的商业利益，华润集团则代表外经贸部和中国地方政府做生意。中
国在香港也有自己的零售商店、情报组织、左派学校和工会。这些组织在写给北京的报告中一味吹嘘中共在香港得到的
支持，这使邓小平等领导人低估了香港华人居民事实上对英人统治的满意程度。其实，大多数港人都害怕刚搞过文革的
中国会对香港干出什么名堂。[17-40]
1979 年 3 月 24 日麦理浩与邓小平见面时，一些英国外交官已经开始猜测，1997 年需要把租约到期的新界归
还中国时，英国将不得不放弃对整个香港的主权，因为香港新界以外的地方无法作为独立的行政单位存在。但是当时的
北京政权——它刚刚走出文革，完全缺乏治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经验，还有在 1950 年代消灭大陆所有私营企业
的记录——怎么可能提供维护香港稳定和繁荣所需要的明智领导呢？不仅香港的外国商人，甚至香港华人也疑虑重重。
港英官员和很多普通市民都希望，即使英国人在 1997 年放弃主权，中国也应当允许英国官员继续管理香港。[17-41]
在去北京访问的途中，英国官员已知道邓小平一定会谈到香港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什么帮助。但是让他们感到意
外的是，邓小平在对麦理浩的开场白中就提到了香港的最终命运问题。他宣布，两国商讨解决方案必须以香港是中国的
一部分为前提，但是直到下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香港仍可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大陆实行社会主义。[17-42]三
年以后邓小平才正式提出「一国两制」的政策，但是在这次最初的会见中，他已经向麦理浩说明了这项政策的要点。
麦理浩和随行的中国问题专家意识到，如果向邓小平提出 1997 年后能否仍由英国继续管理香港，无疑会使他动
怒。于是他们决定间接谈及这个问题，提出如何给那些要签订 15 年以上租约的人提供保障，因为这些租约在 1997 年
之后仍然生效。出于同一思路，麦理浩还提到在 1997 年之后的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香港投资者对从事新的贷款、
抵押和其他投资活动的担忧。麦理浩建议，把规定 1997 年租约到期的官方文件用语改为「只要英国继续管理这一领地」。
据陪同麦理浩的柯利达（Percy Cradock）说，邓小平显然没有理解商业上采用的 15 年租约与有关新界的 99 年政府
租约之间有何区别。[17-43] 邓小平一直避免就租约问题表明看法，但是他说投资者可以放心。[17-44]在回答英方对大量中共
干部将被派往香港的关切时，邓小平立刻回答说，中国会采取措施避免这种问题发生。
麦理浩返港后没有公开北京会谈的细节，但他转达了邓小平保证中国不会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信息。港人得悉此说
后如释重负，而中国更加开放的气氛给他们造成的印象，香港媒体有关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更加务实的道
路的报道，也加强了他们这种感觉。第二年香港股市和房地产价格飚升。[17-45]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有一些英国高官飞到北京与邓小平和其他中国官员会谈，华国锋也在 11 月访问了英国。
所有英国官员都向中国同行表达了同样的基本观点：应及早作出有关香港的决定。然而邓小平仍未准备好着手进行谈判，
他只是一再重复他对麦理浩讲过的话：香港在 1997 年之后可以保留它的制度，中国会保护投资者的权益。[17-46]
1980 年 12 月的政治局会议解决了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这为邓小平处理香港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突破口。
这一进展意味着，他不必再担心那些反对收回主权后允许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 50 年不变的保守派。在建立好以胡耀
邦和赵紫阳为首的新团队后，邓小平有理由相信，他的领导班子能够具备管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能力。
1981 年初，邓小平同意开始就香港前途进行谈判。列根 1981 年当上总统后，邓小平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台湾问
题上很快取得进展，此时把工作重点转向香港，可以使那些对中国政府在收复台湾上表现软弱感到不满的爱国青年转而
关注收回香港主权的斗争，而邓小平在这件事上稳操胜券。中国在边境一侧有大量驻军，英国在香港的一小批军队不可
能进行有意义的抵抗。中国还控制着香港的食物和用水。此外，中国在 1981 年初已经和包玉刚等香港商界领袖建立了
工作关系。当初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中港关系提供框架。如果在安抚港人方
面取得成功，这甚至可能有助于减少台湾民众对统一的恐惧。
港澳办公室于 1981 年 3 月在北京召开了讨论香港前途的会议。[17-47]在这次会议上，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传达了
邓小平的观点：不收回香港，我们将无颜面对祖宗，面对十亿中国人民和子孙后代，面对第三世界的人民。在章文晋传
达邓小平的意见后，问题迎刃而解，谁也不敢再提在新界租约期满后让英国继续管理香港的事了。[17-48]
虽然英国不太可能派出军队保卫香港，但当时正值英军考虑出兵福克兰群岛，中国不能排除英国有可能对香港作
出同样举动。邓小平一向会作最坏的打算，他解决了英国一旦出兵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9 月中旬，在玛格丽特
?戴卓尔（Margaret Thatcher）到访北京前一周，邓小平与李先念等人见面时说，中国要准备把使用武力作为保卫香
港的最后手段。
邓小平下定决心完全收回香港主权后，中国官员立刻开始准备文件草稿，供中国内部讨论在 1997 年之后如何统
治香港。邓小平也阅读有关香港的报道，并会见了更多香港商界领袖。例如，亲北京的港商作为人大代表在北京出席全
国人大会议期间，邓小平专门与他们见面，交流有关香港的看法。[17-49]
与其他中国官员一样，邓小平也担心从 1979 到 1997 年这段时间里英国有可能留下一些「毒丸」，使中国在
1997 年恢复行使主权后的统治问题变得复杂化。英国有可能让英国公司参与大型公共项目，花光香港的资产，使政府
债台高筑。港英政府有可能大量批租土地，不给中国人在 1997 年之后留下多少收入来源。港英政府还可能为政府官员
加薪，使中国在 1997 年之后难以平衡预算。当时，邓小平还没有预见到他和其他干部后来才意识到的另一枚毒丸：用
「民主」改革削弱政府的权力。
1981 年 12 月 21 日至 1982 年 1 月 6 日的统战会议提出了北京对香港前途的基本立场。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
中英就开始了初步的谈判。1982 年 1 月 6 日英国外交大臣阿特金斯（Humphrey Atkins）会见了赵紫阳总理。在这
次会谈中，北京首次做好了开启谈判并讨论具体问题的准备。赵紫阳对阿特金斯说，香港仍将是一个自由港和商业金融
中心，中国将保证香港继续繁荣。访问结束时两国宣布，作为对华国锋主席 1979 年 11 月访英的回访，玛格丽特?戴
卓尔首相将于 1982 年秋天访华，同时双方将开始进行富有诚意的谈判。[17-50] 1982 年 3 月邓小平正式批准了 1 月的统
战会议提出的基本方案，并把它提交给党中央。
此后几个月里，邓小平多次参与有关香港问题的讨论，包括与香港大约 12 个团体或个人的会面，其中有包玉刚
和另一位长期跟大陆友好的商人霍英东。[17-51]
一贯强调培养接班人的邓小平说，在剩下的 15 年里，香港的商业界、教育界和文化界领袖要推荐一些有前途的香港「爱
国」青年，让他们立刻开始准备 1997 年之后接手不同领域的职务，以保证平稳交接和稳定繁荣。[17-52]邓小平会见的重
要客人之一是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该校是香港高等教育的领头羊，在培养未来政府官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 1982 年 4 月 6 日接见前英国首相希思时，邓小平引用了 1 月会议提出的「十二条」，十分具体地表明态度：
香港仍将是一个自由港和全球金融中心，它将由包括英国人和其他国家人士在内的香港人自己管理；它将由商人来领导，
将容纳来自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它将叫做「中国香港」，但一切商业活动照旧进行。邓小平对希思解释说：「我们新宪
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17-53]
在会见英国官员时，邓小平发誓，1997 年后将把政治权力交到港人手里。
戴卓尔首相访华
戴卓尔首相在 1982 年 6 月份的福克兰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不久，于 9 月 22 日抵达北京。这次胜利使她变得
过于自信，这让她的顾问爱德华?尤德（Edward Youde）等人感到担心。他们并没有强而有力地向戴卓尔夫人解释清
楚，想让邓小平允许英国在 1997 年后继续保留对香港的主权是多么不可能。外交部的两位主要中国问题专家珀西?柯
利达和艾伦?唐纳德（Allen Donald）为了避免对抗，确实试图解释清楚邓小平的决心。[17-54]然而自信的「铁娘子」戴
卓尔夫人错误地以为，中国拒绝考虑英国在 1997 年后继续保留主权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谈判的条件。[17-55]戴卓尔夫人在
北京首先会晤的是赵紫阳总理，但赵在与戴卓尔见面之前就对香港记者说，中国当然要收回主权，主权交接不会影响香
港的繁荣稳定。他把这一基本立场首先透露给新闻界，意在向戴卓尔表明这种观点不容谈判。邓小平会见戴卓尔夫人时
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7-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