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衣服的缝纫机。丘陵和山区地带的乡镇采集中药材制成简单的中药，很多乡镇挖坑沤制有机肥，有的地方还有简陋的
小化肥厂。[15-75]
虽然乡镇企业不在计划之内，但它们发展成长的条件已经成熟。公社的小工厂因公社取消而成为乡镇企业后，不
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公社的管理获得了独立，而且不再受公社地域的束缚，可以随意生产产品，按自己的愿望把它卖
到任何地方。不同于国营工厂，它们有适应需求的灵活性；也不同于仍受着雇工不得超过七人这种限制的个体户，它们
被看成「集体」性质，在意识形态上更易于被人接受，因此规模也不受限制。公社社员干活没有积极性，在生产队分给
自己的地里干活的人则很卖力，这就减少了种地所需的劳力，有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可以去乡镇企业打工。随着棉麻和烟
草一类经济作物产量的增加，乡镇企业可以把这些收成转化成棉制品、帆布、烟草等各种产品。
境外涌入的投资也为乡镇企业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在整个 1980 年代，乡镇企业一半以上的产量来自五个沿海省
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15-76] 而这些省份的投资和技术又是来自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见第 14 章）。
广东的很多乡镇企业引进外国技术，与当地官员合作，建设日益现代化的工厂，为国际市场制造产品。简言之，正如杜
润生所说，取消公社和政企分开后，过去的公社企业便能像经济动物一样行动，对市场需求作出反应了。到 1980 年代
中期时，面对政府要求国营企业提高效率的压力，一些国企甚至把合同转包给乡镇企业，让它们帮助自己完成生产计划。
与国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有很多优势。国营企业，包括基础产业、运输业、公用事业和国防工业的所有企业，
要按年度计划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有固定的人员编制，工资分成若干等级。原材料的购销价格都由政府规定，以反映
计划中的轻重缓急。简言之，国营企业缺少灵活性，而乡镇企业完全可以对市场条件作出灵活反应。此外，国营企业要
为全体职工提供很多福利：住房、劳动保障、医疗和子弟学校等等。乡镇企业可以使用年轻的劳动力，不必向老职工提
供高报酬和福利支出。1978 年只有 2,830 万人在农村的集体企业中就业，到 1992 年邓小平退下来时，乡镇企业雇用
了 1.058 亿人；1978 年农村集体企业总产值是 490 亿元，1992 年邓小平退下来时，乡镇企业的产值是 17,980 亿
元，几乎增长了 50 倍。[15-77] 公社集体企业在 1978 年的全国工业产值中只占 9%，1990 年乡镇企业已占到 25%，1994
年更是达到了 42%。[15-78]
乡镇企业也开始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料和人力。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国营企业的工程师正常工作日在厂里按
计划从事生产，周末则赶到上海以西不远的无锡、苏州和崑山的乡镇企业干活，企业的效率远高于一般国营工厂。
到 1980 年代末时，乡镇企业消耗国有企业所需原料，小型乡镇企业浪费了本可以被国有企业更有效利用的燃料，
轻装上阵的乡镇企业的竞争使国营企业更难以赚钱和为老职工及退休职工提供福利，这些情况已经让陈云感到不满。于
是国家计划和财政部门的平衡派开始要求对乡镇企业加强监管，防止它们从国营企业吸走太多的资源和人力。
个体户
乡镇企业独立于政府，但仍受制于地方干部的领导。与个人所有的私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被视为「集体企业」，
更易于被中共的保守派所接受。但是，对于各类适合于个体企业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社会上存在着巨大的被抑制的需求。
1955 年至 1956 年实行了集体化之后，城市私有企业被消灭。因此当 1970 年代开始改革时，人们很想经营饭店、便
民店、修理铺和出售各种商品的小商店。邓小平和他的同事知道城市需要小型私营企业，但是，如何才能让保守的干部
同意恢复这种小企业呢？
答案是迫切需要给年轻人找到工作以免他们在城里闹事。到 1978 年失业人数已达数千万，而从理论上讲社会主
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失业，甚至使用「失业」一词在当时都很敏感，因此没有工作的城市青年是在「待业」。在 1977 年
后的最初几年，配给制使知青很难擅自回城，但是随着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多，城市家庭不需要配给票
证也能想办法养活他们的返城子女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知青开始悄悄返回城市，虽然他们回到城里也找不到工作。再
者，从 1977 年开始，在农村考上大学的青年可以回城读书，仍留在乡下的人心生妒意，也开始设法悄悄回城。
在 1978 年和 1979 年，估计有 650 万年轻人从农村回到了城市。[15-79] 到 1980 年代初，估计共有 2,000 万知
青和工人枣他们大多数原来是城市居民枣回到了城市。由于国家财政十分紧张，国营企业没有钱雇用他们。到 1979
年，有关「待业青年」犯罪的报道有增无减，让领导人愈发感到不安。因此，邓小平就像过去以饥荒作为藉口允许农民
「自己找活路」一样，他在 1979 年也利用城市青年日益增长的犯罪说服其他领导人，让这些年轻人做「个体户」。[15-80]
只要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的劳动，就应当把他们看作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邓小平说，应当允许他们开饭店、修理铺
或其他「个体企业」。于是在 1980 年初，城镇开始涌现出小商店和小食品摊。
但是，如何区分个体户和资本家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讲过一个有八名雇员的雇主是在剥削他人劳动
的例子。因此活学活用的北京政治领导人建议，只要个体户雇工不超过七人，自己也从事劳动，就应当被视为「劳动者」。
一旦得到允许，个体户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城镇里出现了各种小摊：理发的、修鞋的、磨刀的、修自行车
的、卖饮料小吃和各种手工或制造的商品的。有些地方只允许这类活动在晚上营业，于是变成了「夜市」。国务院在 1981
年 7 月颁布了指导个体经营发展的管理条例。地方政府开始就经营地点作出规定，并要求他们进行登记。城市服务业的
复兴就像包产到户一样大受欢迎，无论对于能挣钱养活自己的人，还是能得到所需服务和商品的消费者都是如此。
1982 年，由于发现有些个体户雇工超过八人，立刻引起了争论。但邓小平说，怕什么呢，难道这会危害到社会
主义？[15-81]他用了一个朴素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态度：如果农民养三只鸭子没有问题，那他又多养了一只鸭子就变成资
本家了？给私营业主能雇多少人划出一条界线在当时仍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需要由邓小平和陈云这样的人亲自拍
板。邓小平对陈云说，如果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会让人担心允许私营企业的政策有变。因此他建议「雇工问题，放两年
再说」。一些企业害怕树大招风，但也有一些企业在继续发展壮大。这段时间邓小平继续避免公开表态，他的策略是允
许私营企业发展，但不使其引起保守派的警觉。在 1987 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中共干部正式同意了个体户可以雇用七名
以上的员工。邓小平用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不争论，先尝试，见效之后再推广。
[15＊-1]为求合乎作者本意，本书将「the builders」、「the balancers」直译为「建设派」、
「平衡派」，不采用「改革派」、「稳健派」等译法。枣中文版编者
[15-1]这是 1990 年底邓质方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贸易参赞（1989-1992 年）夏尊恩（Timothy
Stratford）说的话。
[15-2]关于计划派（the planners）和建设派（the builders）之间的分歧，可参见陈志凌：〈姚
依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 72 辑，
页 1-120。
[15-3]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5.
[15-4]Dorothy J. Solinger,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Reform, Readjustment, and the Opposition," Asian Survey 22, no. 12
(December 1982): 1238-1275; Hua Kuo-Feng, "Unite and Strive to Build a Modern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Peking Review 21, no. 10 (March 10, 1978): 24-26.
[15-5]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
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上册，页 773；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7; Thomas
Rawski, "Reforming China's Economy: What have we learned?" China Journal, no. 41
(January 1999): 139-156.
[15-6]汉语的「规划」一词不同于「计划」，虽然两个词通常都翻译成「plan」。「规划」只提出
目标，类似于日本通商省的「规划」。五年计划或年度计划不同于「规划」，它具体规定投入的来源以及
资金和资源的具体用途。十年规划是由国家计委一个单独的部门制定的。
[15-7]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pp. 70-71.
[1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0），1978 年 12 月 10 日， 页 228-230；SWCY, 3:237-239.
[1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79 年 1 月 6 日，页 465-467；萧冬连：〈1979 年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
《党史博览》，2004 年第 10 期，页 4-10。
[15-10]Denis Fred Simon, "China's Capacity to Assimilate Foreign Technology: An
Assessment,"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Selected Papers, 2 vol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1:523; 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 New Economic Diplomacy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pp. 47-49.
[15-11]《陈云年谱（1905-1995）》，1979 年 3 月 14、21-23 日，页 240-243；SWCY,
3:248-254. 全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下册）（北京：人民出
版社，1982），上册，页 109-147。〔本段由作者摘编枣中文版编者注〕
[15-12]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下
册，页 8；Barry Naug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IT
Press, 2007).
[15-13]Gene Tidrick and Chen Jiyuan, eds., China's Industrial Refo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
[15-14]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
页 143。邓力群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是会议报告的起草人之一。对无锡会议的记述见 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pp. 62-68.
[15-15]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44。
[15-16]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页 8-9。
[15-17]允许各省「分灶吃饭」（父母去世后兄弟常常会分灶各自吃饭）的过程，见 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162-175.
[15-18]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 92-96.
[15-19]容生：〈邓力群谈陈云经济思想〉，《争鸣》，1981 年 5 月 1 日，第 32 期，页 43-44。
英译文见 JPRS: China Report, Political, Sociolog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no. 200 (JPRS 78410),
June 29, 1981, pp. 35-40.
[15-20]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上册，页 776。
[15-21]本刊特约记者：〈改革初期的工业学大庆活动：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2 年第
8 期，页 9。有关康世恩的情况，见温厚文：《康世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
[15-22]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 100-109.
[15-23]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办 公 厅 研 究 室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文 献 资 料 汇 编
（1949-1990）》（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页 785。
[15-24]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00.
[15-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页 1561、
1600。
[15-26]《陈云年谱（1905-1995）》，1980 年 11 月 28 日，页 262-263。邓小平在 1979 年
10 月 4 日对经济工作的批示中同意陈云的意见，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9 年 10 月 4
日，页 563-564；Deng Xiaoping,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8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 2nd ed., 1995), pp. 201-208.
[15-27]《陈云年谱（1905-1995）》，1980 年 12 月 16 日，页 263-265；SWCY, 3:275-280；
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页 25。
[15-28]SWDXP-2, pp. 335-339. 邓小平在 11 月 28 日的讲话中也强烈支持了陈云的调整政策。
见《陈云年谱（1905-1995）》，1980 年 11 月 28 日，页 262-263；《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80 年 11 月 28 日，页 695-696。
[15-29]Lee, China and Japan, pp. 49-50.
[15-30]《邓小平年谱（1975 -1997）》，1980 年 9 月 4 日，页 670。
[15-31]Lee, China and Japan, p. 62; Ryosei Kokubun,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China: The Case of Plant Cancellations with Jap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05 (March 1986): 19-4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1 年 2 月 12 日，页 712。作者也
利用了 1983 年 8 月与大来佐武郎的交谈。
[15-32]Okada Takahiro, "Interview with Okita Saburo," Chuo Koron (April 1981):
116-121; Saburo Okita, Saburo Okita: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 (Canberra: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3), pp. 118-121.
[15-33]Lee, China and Japan, p. 64; 《人民日报》，1981 年 3 月 13、14、15 日；《邓小
平年谱（1975-1997）》，1981 年 3 月 18 日，页 722。
[15-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1 年 4 月 14 日，页 732-733。
[15-35]宝山钢铁厂的发展见 Lee, China and Japan, pp. 30-75.
[15-36]2004 年 11 月与 Sugimoto Takashi 的交谈，他是会讲汉语的新日铁官员，因与中方谈判
钢铁厂引进事宜在中国住了数年。
[15-37]World Steel Association, "World Steel in Figures, 2009," at www.worldsteel.org,
accessed April 13, 2011.
[15-38]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 366.
[15-39]Susan Greenhalgh, 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 229.
[15-40]《邓小平年谱（1975 -1997）》，1979 年 3 月 23 日，页 497。
[15-41]SWDXP-2, p. 172, March 30, 1979；《邓小平年谱（1975 -1997）》，1979 年 7
月 28 日，页 539-540；Grennhalgh, Just One Child, p. 357 n6.
[15-42]凌志军、马立诚：《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页 72、
78。
[15-43]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安徽农村改革实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页
28。
[15-44]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载于光远等编：《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页 281；Dali L.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William L. Parish, ed.,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对农村
政策变化的全面描述，尤其是研究部门的作用，见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 19-56.
[15-45]万里的女儿万叔鹏曾随父亲访问过安徽最贫穷的农村地区，她多年后谈到自己当时的所见所
闻时仍然心存不安。2003 年 10 月与作者的交谈。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
页 281-289。另参见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香港：开益出版社，2001）；万里：《万里文选》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北京：中共党史
出版社，2006）。
[15-46]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页 283。
[15-47]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页 80-82。
[15-48]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页 83。
[15-49]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页 80。
[15-50]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页 284-286。
[15-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 年 2 月 1 日，页 261-262。
[15-52]杜星垣（当时是赵紫阳在四川的副手）：〈民意如潮，历史巨变〉，载于光远等编：《改变
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218-223；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页 83。
[15-53]《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31 日，China News Analysis, no. 1149 (March 2, 1979),
in Jürgen Domes, Socialism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Rural Societal Policies in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London: C. Hurst, 1980), p. 102.
[15-54]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页 89。
[15-55]凌志军、马立诚：《呼喊》，页 81。
[15-56]Domes, Socialism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pp. 81-106.
[15-57]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页 96-97。
[15-58]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页 144、155、163。
[15-59]刘长根、季飞：《万里在安徽》。
[15-60]2009 年 4 月对姚监复的采访，他出席过这次会议。
[15-61]童怀平、李成关：《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页 281。
[15-62]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页 288。
[15-63]Mao Zedong, The Quest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15-64]Dilemmas of Reform, pp. 297-29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0 年 5
月 31 日，页 641-642。
[15-65]2009 年 4 月对姚监复的采访，他是杜润生班子的成员之一；这种体制有时又称「承包制」。
匈牙利在 1960 年代中期也采用过类似的体制。
[15-66]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页 289；刘长根、季飞：《万里在
安徽》，页 178-179；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 20 年纪事》（上下册）（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1998），上册，页 187-188。
[15-67]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下册，页 838-840。
[15-68]化肥产量翻番见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39. 1979 年粮食收购价提高 20%，见 Zhang-Yue
Zhou, Effects of Grain Marketing Systems on Grain Produ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Food Products Press, 1997), p. 33.
[15-69]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上册，页 188；Parish,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15-70]见吴象等：〈万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页 287-288。
[15-71]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7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 Consultancy, 1986); Ross Garnaut and
Ma Guonan, "China's Grain Demand: Recent Experience and Prospects to the Year 2000," in
Ross Garnaut, Guo Shutian, and Ma Guonan, eds., The Third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8-62.
[15-72]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页 116；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49-1999）》，下册，页 1506。
[15-73]2006 年 9 月对杜润生的采访，他自 1950 年代就是农业政策的领导人之一，曾在赵紫阳手
下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
[15-74]SWDXP-3, p. 236, June 12, 1987. 对乡镇企业的讨论见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pp.137-169; and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Reform, pp.
118-138.
[15-75]对取消公社前夕农村工业的介绍，见 America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Jon Sigurds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 a Reassessment of the Economy: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July 10,
1975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 411-435. 我作为广东省经济
委员会的客人，在 1987-1988 年间有机会走访广东的许多乡镇企业。毛泽东在 1960 年指示过农村地区
必须有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水电、小农机、小水泥、小化肥，不过大跃进退潮后乡镇很少还有小钢铁厂。
[15-76]Justin Yifu Lin, Fang Cai, and Zhou Li,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Published for the Hong Kong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and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90. 〔此书中文简体字版，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枣中文版编者注〕
[15-77]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下册，页 1520-1521。
[15-78]Lin, Cai, Li, The China Miracle, p. 189.
[15-79]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p. 90.
[15-80]例如参见 Charlotte Ikels, The Return of the God of Wealth: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Willy
Kraus,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 Revival between Ideology and Pragmat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
[15-81]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558-587。
第 16 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1982-1989
到 1982 年，陈云的紧缩政策已取得了成功，但有意思的是，这反而使邓小平更有理由推行陈云所不赞成的「中
国经济超增长」政策。1980 年中国的预算赤字高达财政收入的 11.7%，到 1982 年已降至 2.6%。外汇储备在 1980
年仅有 40 亿美元，到 1982 年已升至 140 亿美元。此外，1982 年的粮食产量为 3.54 亿吨，比上年增长了 9%。经
济的实际增长率则达到 7.7%，几乎是 4%这一预定数字的两倍。[16-1]
邓小平和陈云在增长率上的分歧：1981-1983
到 1981 年，邓小平对陈云放缓增长率的经济调整政策逐渐失去了耐心。他开始谈论到 2000 年工农业产值要实
现翻两番。他在一次会议上问道，如果要使国民生产总值从 1980 年到 2000 年翻两番，需要多快的增长速度。早已对
此作过计算的胡耀邦立即回答：年均 7.2%。[16-2]但是由于陈云、姚依林和掌控着各计划部门的谨慎干部限制着基建投
资的规模，1981 年的经济增长只有 5.2%。
尽管邓小平避免与陈云公开闹翻，但在华国锋失势后，邓在政治斗争中已经不需要陈云的合作，因而他开始加大
推动现代化和经济扩张的力度。有一次，邓小平含蓄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实际增长率与计划增长率相差那么大，
这是不是有用？陈云则回答说，生产超过计划目标没有问题。事实上，在陈云看来，制定比较低的目标而后超越，比制
定高目标要好。因为下面的干部正干劲十足，如果目标定得太高，他们会冲劲过大，超过经济能够承受的限度。结果会
造成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很快就会导致混乱，并使增长受阻。
1980 年底，在讨论下一年的年度计划时，陈云的支持者姚依林说，尽管可以力争达到 5%，但 1981 年可能实
现的最高增长率是 4%——而从长远看可能达到的最快增长速度是年均 6%。胡耀邦则尽力维护邓小平的目标，于是他
反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关于到 2000 年翻两番的讨论就毫无意义了。[16-3] 在 1981 年 12 月的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上讨论「六五」计划（1981 年-1985 年）和 1982 年的年度计划时，有关增长速度的分歧如此严重，乃至全国人大
既没有通过年度预算，也没有明确「六五」计划的增长目标。[16-4]
1982 年 12 月上海全国人大代表团去陈云在上海的冬季寓所看望他时，他用黄克诚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
点：「〔经济〕就好比一只鸟，鸟不能揑在手里，揑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
飞跑了。」对于那些想使经济更加开放、更快增长的人来说，陈云这种「鸟笼经济学」成了阻碍市场发展的过时思维的
象征。陈云后来解释说，他所说的管制是指宏观调控；鸟笼可以是一国一省，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比一国还大。[16-5]然而
这种解释并没有终止对他的批评。
尽管陈云的批评者有时会让人觉得他反对一切改革，但事实并非如此。陈云支持赵紫阳在四川率先进行的让企业
自负盈亏的改革；他赞成中央在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面给予企业更大自由；他并不反对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并支
持在工商业领域放松管制，让下级干部有更多的自由进行探索；他还同意在价格上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使一些当时仍由
计划管理的小商品转而进入市场交易。他也想让经济保持活力。[16-6]但是陈云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计划体制的良好秩
序，使重点工业部门得到它们需要的资源，并确保通货膨胀不至于失控。在这些问题上他表现得很固执。
在中共十二大（1982 年 9 月 1 日至 11 日）和随后的全国人大（1982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0 日）公布的
文件中已经反应出邓小平和陈云在增长速度目标上日益扩大的分歧。党代会上的大多数文件都是由谨慎的计划干部起草
的。但在邓小平的坚持下，大会接受了到世纪末让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这一目标。邓小平坚定地重申，计划增长
率大大低于实际增长率不是好事。[16-7]作为一名严守纪律的党员，陈云没有公开批评邓小平在本世纪末翻两番的计划，
但是他也确实没有表示认同。他再次强调未来 20 年的经济建设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用较温和的增长打基础，后
十年再谋求更快的增长。[16-8]
经过修订的「六五」计划（1981 年-1985 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它反映着谨慎的计划干部的胜利。
未来五年的年均增长目标被确定为 4%到 5%。同期的基本建设投资为 230 亿美元，与第五个五年计划相比几乎没有任
何增长。投资的重点是能源和交通运输，同时也将增加教育、科学、文化和卫生保健的支出。
此时，胡耀邦认为他能够为现代化作贡献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走遍全国所有县市，给地方干部打气。他听取他
们反映的问题，尽力消除发展经济的障碍。根据他对农村的视察，胡耀邦确信各地有能力发展得更快。针对陈云所主张
的 80 年代增长要慢一些，以便为 90 年代更快的增长打好基础，胡耀邦回应说，现任的领导人应当在 80 年代全力以赴，
以免给 90 年代领导经济工作的人留下不切实际的目标。在陈云和支持他的谨慎的计划干部看来——甚至包括赵紫阳在
内——胡耀邦竭力支持地方干部的做法过于随心所欲，而且他对遏制通货膨胀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胡耀邦在各地的视察使他和陈云发生了冲突。虽然两人在平反错案上曾经合作得很好，而且胡耀邦对陈云仍很恭
敬，但陈云对胡耀邦的意见越来越大。在 1983 年 1 月 12 日一次讨论年度计划的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指出，1981 年
开始的「六五」计划仍把年增长率定为 3%到 4%，可是实际增长率比这高了一倍多。
数据来源：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62.
邓小平再次问，计划和实际情况差别如此之大，这合适吗？计划干部回答说「这样不会坏事」。[16-9]邓小平于是
采用他的典型风格：既要避免对抗，又要让他的战略占上风。他并不公开批评陈云和党的决定，但也不限制地方干部想
方设法加快发展，不阻拦胡耀邦下去视察。面对他所不赞同的党内共识，邓小平的对策一贯是：「不争论，大胆地闯」。
赵紫阳：构思改革
陈云在 1980 年同意赵紫阳应当有个班子研究新时期的经济问题，他承认此时已不同于他建立计划体制的时期了
（对赵紫阳的介绍，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赵紫阳刚来到北京时赞成陈云的经济调整政策，陈云
因而也支持赵紫阳让企业经理有更多自主权和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陈云也很欣赏赵紫阳「讲北京
话」的努力，欣赏他愿意放弃多年来形成的地方领导人的思维方式，转而关注全国经济大局。
赵紫阳希望避免政治斗争。虽然身为总理，他并不干涉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计划经济的日常工作，而是和
他的智囊团一起在常规的官僚体系之外，专注于如何引导相对封闭的经济变得更加开放这一重大问题。当赵紫阳和他的
智囊班子在北京工作了两三年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于经济发展方向的新观点，而邓小平也开始转向赵紫阳征求意见。
此时邓小平已经对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下的缓慢增长失去了耐心，他开始离陈云而去，转而借助于赵及其智囊团，
让他们提供基本经济政策的指导。赵紫阳直接同日本顾问、世界银行召集的各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展开合作，为中国
应当如何进行转型构建思路。当时尚无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并且没有造成严重动荡地——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可
持续的、开放的市场经济。因此，当世界银行官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经济学家来到中国时，最重要的会谈都是与赵
紫阳进行的。赵紫阳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但外国人对他的学识、求知的好奇心、掌握新观念的能力以及分析
水平都留有深刻印象。[16-10]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88 年访问北京时，与赵紫阳的会面原本
预期为半小时，但这次只有赵紫阳、佛利民和译员在场的会谈却整整进行了两个小时。佛利民在谈到赵紫阳时说：「他
对经济形势和市场如何运行都很有洞见。」佛利民把这次会见描述为「令人着迷」。[16-11]
赵紫阳的智囊团之一是一个小型的（30 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它在农村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最
初是由一群有见识的青年才俊组成的讨论小组，他们在文革期间「下放」农村多年，对农村的情况有深入了解。1981
年 11 月它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下属的独立机构。[16-12]此后又并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参与过制
定包产到户政策的工作，后来每年都为中央起草有关调整农村政策的 1 号文件。[16-13]
赵的另一个智囊团是体制改革委员会，它是为研究根本性的体制改革而成立的。由于它能就改革官僚部门建言献
策，一些官僚对它有可能提出的建议很敏感。它最初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体制改革研究小组，1980 年改为「国务
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受赵直接领导；1982 年 5 月更名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升格为部级单位。在赵紫阳
的领导下，它到 1984 年已有大约 100 名官员。[16-14]忠诚且勤于钻研的官员鲍彤，最初是由中组部派到赵紫阳手下任总
理秘书，此时开始成为赵紫阳班子的主管。
在智囊团里为赵紫阳工作的人，都十分尊重和钦佩赵紫阳。他们喜欢他毫不做作的随和作风、不拘一格广纳贤言
的开放态度，以及能把想法转化为推动国家前进的实际政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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