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十年就被一条八车道的高速公路所取代。政治上的顾虑以及缺少经验，也使得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即如何与外来商
人打交道）产生了不少失误枣他们既想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又不想被人指为对外来资本家示弱。最初，他们不知道如
何确定税收减免的合理数位、需要多少地方基础设施、应当如何进行计价，以及哪些当地产品在国外有市场，因此犯了
很多错误。还有些当地人办事拖遝，甚至欺骗境外投资者。此外，新工厂的建设速度超前于相关管理规章的颁布，结果
新规章并不总是奏效。敢闯敢干的地方领导走得太快，把较为谨慎的官僚抛在后面，结果反而验证了持怀疑态度的保守
派的噩梦枣这类情况并不少见。
试验的教益
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发现，为了吸引外资设厂，必须建立「一站式」的决策中心。早期的外来投资者为了安排电力、
运输、建材和劳动力，拿到各种批文，必须跟不同的官僚机构打交道，这让他们不胜其烦。到了 1980 年代中期，最能
吸引外来公司的地区都是那些对政府机构进行重组、将决策集中的地方，这使地方官员在一个办公地点就可以作出所有
关键决策。
在如何向外来投资者收费方面，人们也获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最初，地方政府对如何在市场经济中计算成本几
乎一无所知，一开始索取的费用往往不是远远高于、就是大大低于国际标准。过了几年后，他们对海外市场的价格找到
了感觉，开始定出更为适当的价格。由于前来打工的劳动力数量几近无限，劳动力成本仍然大大低于多数工业化程度较
高的国家。
此外，为争取投资而相互竞争的地方干部早就发现，如果不让外来投资者得到他们认为合理的投资回报，他们就
会另寻他处。最初，干部们听说运到海外的产品能卖高价，于是也向外国人开高价，认为不这样做就是让中国劳动力受
外国资本家剥削。但是渐渐地，中国官员开始接受国际市场的价格，认识到即使工人所得比在海外销售产品的商人少得
多，对政府和工人仍然有利。
做到信誉牢靠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地方干部认识到要想留住外方合作伙伴，使其扩大投资，就必须讲求信誉。
外国投资者希望确保在出现问题时可得到公正解决，中国的干部便以签订协定、引入法律程序等方式予以保障。地方干
部发现，过去几年做得好的地方，都是尊重协议的地方。这其实并不奇怪，如果外国投资者感到一个地方的干部队伍靠
得住，能在早期野蛮的、不讲章法的中国市场上解决不可预期的问题，必要时还能在解决问题时发挥创造性，他们当然
愿意继续投资。在外资公司工作的当地经理也学会了按时完成任务是多么重要，学会了如何有效管理多重任务。还有一
些管理人员学会了现代会计制度枣如何编制进度表、如何计算成本、如何使用计算器和后来的计算机。
香港的建筑师和建筑公司曾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香港建筑业的繁荣期掌握了建造摩天大楼的技术，他们也
开始向广东的合作伙伴传授如何在内地组织和管理这类项目。他们还同时带来了现代建筑设备，并教当地工人如何操作。
消费服务业是中国迫切需要发展的另一个领域。在实行对外开放和引入市场之前，国营商店只卖品种单一的必需
品。商店的营业员对顾客十分冷淡，他们公开表示既然报酬少得可怜，他们不想傻乎乎地卖力。香港商人经营的广东第
一家现代饭店枣白天鹅宾馆开张时，为了做好生意，从香港带来了行销经理和服务人员，由他们传授饭店的清洁保养、
有效组织以及如何满足顾客的愿望。饭店的餐厅立刻引来大批消费者，另一些餐馆为了与之竞争，也开始提供不相上下
的服务。
来广东的工厂和商店打工的农村人，很快就学会了守时以及如何在工作中与他人协作。拿计件工资的人学会了如
何在给玩具填充海绵或为各种消费品安装零件时提高效率。他们养成了洗手和其他卫生习惯。他们平生头一次跟来自天
南海北的工友一起工作，这也使他们的眼界变得更为开阔。他们学会了现代技术和流行时尚，这些知识很多来自于他们
生产的那些先是为出口、后来又转而内销的电子产品和服装。温饱有了保障后，他们学会了如何使用电视机、洗衣机、
微波炉和空调。姑娘们追逐香港的时尚，学会了如何使用化妆品，如何梳理新发型。[14-30]通过给家人写信、或是时间长
短不一的返乡，这些农民工成了当地另一些向往现代生活方式的人效法的样板。[14-31]
在世界各地设有工厂的新力公司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曾说过，一般而言，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其官僚机构也效
率低下，但是一旦采用了现代工业的效率标准，这些标准会逐渐渗透到政府之中。按国际标准，当时的中国政府机关仍
然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但是，中国工商业一旦提高了效率，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党政领导也会效仿同样的效率标准。
广东的进步不能简单地用「开放市场」来解释，因为有很多存在着开放市场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广东那样的进步。
不如这样说，在广东，不到十年前还在大搞阶级斗争的中共组织，已经变成了推动现代化的有效工具。党维持着全面的
纪律，鼓励学习与竞争，而香港和日本也迅速提供了帮助。给予广东和福建的特殊政策、特区所特有的自由空间，使这
些地方成了培养人才的孵化器，这些人才将在大都市的现代工厂、商店和办公室有出色的表现。从这些企业学到的知识，
很快就从广东扩散到了其他地区。
先行者面对保守政治逆风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一经开始，两省的干部就不断感到来自北京的政治压力。虽然被赋予了向前闯的责任，但处在
前途未卜的环境中，他们需要富有想像力地在无章可循的条件下完成任务，这就使他们很容易受到那些担忧变革的保守
派的批评。北京各部委发出的一个又一个指示，最后都会加上一句广东和福建也「不例外」。当时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必
须尽力保持一种微妙而危险的平衡，既要做好吸引外资的工作，又要避免被人指控为卖身投靠外国帝国主义。为鼓励外
国公司前来开工厂，应当给它们多少减免税优惠？如果允许一家合资企业生产某种产品，是否也应当允许它生产其他没
有得到批准的产品？有些出口商品是否可以内销？
由于在公私利益之间并无严格界限，可能会诱使当时仍然很穷的地方干部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能否接受外企的宴
请？能否接受外企商人新年送的红包？能否用公司的车上下班或接送孩子上学？包括香港公司在内的外国公司在广东
设厂可以得到激励，可是谁知道有些公司是不是广东人为了得到税收优惠而成立的「假洋鬼子」公司呢？保守派的干部
总是伺机阻挠「去计划经济」的做法，压制改革派与外企合作的热情，他们要找到可供批评的行为也并非难事。
其他地方的干部怀着忌妒心，也在寻机批评广东干部的做法。有人向北京抱怨说，他们本省同样迫切需要的物资，
却必须送给广东和福建。有些嫉妒的干部想方设法拖延对广东的供应，乃至广东为确保国家调拨给它的煤炭能够到位，
不得不向各转运中心派出数百名干部，以确保计划用煤已经装车。
一些北京高官对党纪在文革中受到的破坏已有认识，他们对赚钱机会可能会进一步侵蚀党的纪律更是深感忧虑。
若要严明党纪，还有比批评广东和福建一些先行者更好的办法吗？陈云一向对维持计划体制的有效运转、维护党纪极为
关注，于是一些有同样担忧的人便拥他为后台。与此同时，广东的干部则认为他始终是个让他们头痛的人。几乎所有高
干都去过特区至少一次，并对特区的成就予以表扬，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不去。陈云每年都去南方过冬，比如杭州和上海
等地，但他总是说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去广东。
陈云在 1981 年 12 月 22 日的讲话中承认，「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但是他接着说，「也要充分估计到特
区带来的副作用」。[14-32] 十天以后，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有四个特区就够了，不要再搞新的特区了。[14-33]一个
月后他又说：「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
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14-34]陈云还担心特区设边界线会使问题复杂化。他尤其反对特区单独发行货币，因为担心
特区货币会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从而削弱人民币的地位。
陈云处事坚决，但很少动怒。在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公开发火中，有一次就是在听说广东发生的严重丑闻之后。[14-35]
当时有成千上万名党员参与了引进外国商品、帮助建厂和销售产品的活动，走私、行贿和腐败成了严重问题。作为中纪
委书记，陈云对广东干部的违反党纪案件进行了严肃调查。他批评广东和福建的高层干部没有采取措施阻止这些现象的
发生。
邓小平超然于纷争之外，不为受审查的干部说话。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却一直跟推动改革的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
联系。1980 年 1 月，当地方干部因走私面对压力时，胡耀邦前往珠海特区，为那些因阻止走私不力而受到指责的干部
提供支持。几个月后他从一份来自蛇口的报告中得知，对超额完成指标的职工给予奖励的制度受到北京官员的阻挠，便
对谷牧作出批示，要确保蛇口能够自由开展工作。当他看到另一份报告说北京官员阻碍蛇口的道路建设时，再次向谷牧
作出批示，要制止那些部门的干预。据广东的干部说，胡耀邦总是全力支持他们，想方设法提供帮助。
随着有关特区腐败的报告有增无减，陈云与维护特区的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升温。作为遵守纪律的党员，陈云和胡
耀邦避免分歧公开化，但是当 1982 年 1 月 14 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第一次就特区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时，陈云批
评了普遍的腐败现象。胡耀邦没有对陈云公开表示异议，但他在讨论结束时说：「特区只能前进，不能倒退。」[14-36]
广东省委、经委和纪检委的高层干部都是由北京任命，次一级的省干部则由省里的领导任命。北京的官员担心下
面串通一气封锁消息，因此要求所有的次一级干部都须向中央汇报有关省级领导人的情况，包括负面情况。这些广东干
部虽是奉命行事，却被当地同事称为「打小报告的」。
广东的两个干部，王全国和薛光军，无论从个人关系还是职责上说，都有理由让北京的计划派充分了解广东的问
题。副省长王全国同时兼任广东省计委主任，他来自河北，之前在提拔省长时没能如愿。按照常规，当选省长的人应是
像王这样的中央委员，但任仲夷为了获得当地大批干部的全力支持，选择了早年在当地打过游击、本人不是中央委员的
副省长刘田夫。1981 年广东开会贯彻陈云的调整政策时，王全国给北京写信说，任仲夷在会上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要求，不提陈云关于紧缩的讲话。[14-37]
广东省委委员薛光军也向北京汇报了广东的腐败问题。延安时期薛就在中央组织部陈云手下工作，内战时期在东
北也是陈云部下。薛直接联系陈云，向陈云投诉说，广东在搞资本主义，走私、贿赂和腐败问题正愈演愈烈，广东的干
部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控制这种局面。[14-38]建设新工厂的工作已经开始，但与此同时广东仍苦于财政短缺，外汇不足。
北京抱怨广东对外汇和关税的徵缴管得太松，广东则抱怨说，它没有得到足够的煤炭，北京没有建设足够的运输设施以
满足它在三中全会之后日益增长的需求。[14-39]
1980 年 10 月任仲夷到任广东时，正值陈云在大力推行调整政策，减少新建项目，减轻通货膨胀压力。而广东
为吸引外资而扩大基础设施的努力，难免会加剧原材料紧张，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尽管任仲夷从个人角度十分尊重陈云，
内战时期他也在东北做过陈的部下，但是他认为自己在广东的第一职责是吸引外资，为广东的快速发展作贡献。
「二进宫」
1981 年底，北京官员对广东和福建经济犯罪的愤怒已经达到顶点。为了平息陈云对广东走私和牟取暴利状况的
不满，邓小平在 1981 年 12 月采取了守势。他给胡耀邦作出书面指示说，北京要派一个小组去广东查清情况，并警醒
全体党员注意有关问题。1982 年 1 月 5 日，陈云提出了一份严厉打击走私活动的报告，由其领导的中纪委下发；作为
回应，邓小平在报告上批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14-40]
邓小平的试验遇到了压力。他决定冬天枣1982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9 日枣去广东度假。[14-41]他说自己是去
广东休息的，既不想听报告，也不想谈工作。其实他还是用了一个半小时仔细听取了任仲夷对广东、尤其是深圳和珠海
的真实情况的汇报。邓小平对任仲夷说，他认为中央在这些地方实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你们广东也认为正确，
就把它落实好」。[14-42]尽管邓小平的广东之行及其与任仲夷的见面，表明他十分在意改革试验，但他没有用公开支持任
仲夷来表明自己的立场。[14-43]
邓小平去广东时，在北京的陈云于 1 月 25 日把姚依林和另一些计划干部叫去，提醒他们大跃进时期贪大求快造
成的后果。他说，各省都想搞经济特区，如果允许这样做，外国资本家和投机分子又会冒出来。[14-44]邓力群也进一步加
大了批评经济特区的火力，他说，特区有可能变得像解放前帝国主义者控制下的通商口岸城市的租界。
当任仲夷和刘田夫奉召进京参加 2 月 13 日至 15 日由陈云主持的中纪委会议时，形势到了紧要关头。地方官员
把奉召进京称为「进宫」（指帝制时代地方官员进京接受训斥）。[14-45]会议要求两人对何以未能阻止走私和腐败作出解
释，并且警告他们改进工作。任仲夷按要求作了自我检讨。他还从广东带了 68 个人来京，意在表明广东干部在推动改
革、严肃对待走私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有这么多广东干部在场，使陈云的批评任务变得复杂，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对任
仲夷表示同情了。会上，另一些北京干部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甚至上纲上线，说广东正在出现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正
在从中渔利。[14-46]胡乔木说，这种形势关系到更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这让广东的官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离京之前，任仲夷私下请教了他在北京的重要支持者胡耀邦，问胡他回广东后该如何向广东的部下和工商业界传
达北京的意见，他担心一旦把北京的严厉批评、尤其是阶级斗争的说法传达下去，很可能会窒息广东的经济活力。胡耀
邦告诉他，传达什么不传达什么由他自己决定。任仲夷回到广东后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北京对走私问题的
担忧，但是他没有将北京的愤怒和盘托出，也没有提阶级斗争。他说他们确实犯了一些错误，要加以改正，要终止不法
活动。但他又说：「不要搞运动，也不要指责哪个人。要坚决反对个人牟利，但也要坚定地支持改革开放。我作为省委
第一书记要承担责任，我的下级就不必了。」任仲夷的部下十分感激，因为他们知道，假如不是任仲夷愿意承担责任，
保护大家，广东的试验很可能出现大的倒退。[14-47]
北京会议之后，陈云对胡耀邦说，他对广东的反应很不满意。于是胡耀邦给任仲夷打电话说，他们没有过关，还
要再回来接受新一轮的批评。任仲夷问是否可以把刘田夫省长带上，胡耀邦说可以。中央书记处的办公会从 2 月 23 日
开到 25 日，讨论任仲夷在控制走私、腐败和贿赂上的失误。任仲夷和刘田夫省长抵京后，在开会之前即与胡耀邦和赵
紫阳做了一次长谈。支持广东改革的胡和赵向任仲夷解释了对他们的批评。胡耀邦让任仲夷写一份新的检讨，任仲夷答
应了。刘田夫对这份检查进行了修改，加大了自我批评的力度，任也接受了。
在「二进宫」的正式会议上，到会的党政干部比第一次还要多，批评也更加严厉。中纪委的一名干部说，广东发
生了咄咄怪事，广东的干部却见怪不怪。另一名干部说，广东的领导是在「放羊」。还有一名批评者说，反腐败斗争就
是阶级斗争。任仲夷作了深入检讨，但他和刘田夫也解释了广东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当两人请求不要取消给广
东的特殊政策时，赵紫阳和胡耀邦保证说，政策不会变，但广东必须更严厉地打击走私和腐败。[14-48]
「二进宫」并没有使事情了结。北京的两次会议后，从 4 月到 9 月，谷牧用大部分时间在广东搞调查。[14-49]中央
纪委也派出一队人马，由一名老干部、中纪委副书记章蕴带队，在广东进一步调查了两个月之久。两个月后章蕴得出结
论说，任仲夷等人确实为解决问题作了很大努力。
邓小平一直在阅读各种会议报告，但也一直避免公开表示支持广东和福建。不过，当他看过章蕴的报告，看到报
告作出了实际上有利于广东的结论后，立刻把报告送交政治局。政治局于 1982 年 12 月 31 日发出的第 50 号文件肯定
了广东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文件还引用了陈云的结论：「特区一定要搞，但也要不断总结经验，确保把特区办好。」
邓小平没有动用个人权威就成功保住了试验。广东的干部们也长舒了一口气。[14-50]
直到离职之前，任仲夷一直处在北京的压力之下，但他继续推行改革，维持着快速增长的步伐。[14-51] 1985 年任
仲夷到了 70 岁的退休年龄。一般来说作出过类似贡献的地方干部会被要求延期退休，但任仲夷还是光荣退休了。[14-52]
他获准保留自己的住房和各项特权。相比之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的命运则要糟得多，他受指控要对福建晋江制售
假药案负责。项南以其工作能力和致力于改革的精神在北京的改革派干部中享有盛誉，但他在 1986 年 2 月被撤职，还
被迫写了五份有伤尊严的检讨，并受到中纪委的内部通报批评。尽管北京的保守派总想排挤任仲夷和项南，但他们在广
东和福建实行的开创性政策不但仍在继续，而且扩大到了其他地方。
向 14 个沿海城市扩大试验：1984
在将广东和福建的政策推广至其他地区之前，邓小平一直耐心等待着有利的政治气候。中纪委在 1982 年 12 月
肯定了广东的努力后，对广东的敌意开始消散，这使邓小平得以在 1983 年 6 月说：「现在，大多数人都在谈论经济特
区的很多好事情。」[14-53]邓小平鼓励北京的干部亲自去深圳和珠海看一看，他知道一目了然的进步会令他们印象深刻。
此时，党内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普遍支持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动力，而一度导致人们广泛支持陈云调整政策的诸多问
题也开始消失。食品供应充足，经济发展迅速，财政不平衡的情况好转。1984 年广东的出口额超过 1,000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238%。[14-54]
1984 年 1 月 24 日，邓小平在冬季「假期」乘专列到达广州。他用两周时间视察了广东和福建，包括四个经济
特区中的三个枣深圳、珠海和厦门，还视察了中山和顺德这两个珠海附近发展迅猛的县。[14-55]他出行之前就对特区的
发展持积极观点，但在他听取当地的报告、亲眼看过之前，仍然持慎重态度，不轻易表扬。深圳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工厂
让他十分兴奋，他肯定了矗立在深圳市中心一块大看板上的袁庚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4-56]视察完
深圳和珠海回到广州后，他才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深圳，几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高楼林立，这一在 1978 年的中国前所未见的景观，使深圳已经具有了现代西方城市的风貌。
1984 年时电视刚开始普及，数百万中国人得以在电视上看到邓小平视察中所见的高大建筑和工厂。邓小平在视
察广东和福建后宣布：「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上海要搞十个大饭店，也可以让国外海
外的人独资搞。」[14-57]他说，宝钢二期工程今年就可以上马，不必等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有关邓小平视察广东和福建的
成功经验的报道，对当年晚些时候正式宣布开放沿海城市和进行体制改革的决定构成了有力支持。
当邓小平说「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时，他并没有为地方干部辩护。事实上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走私、
贿赂和腐败不是政策本身的结果，而是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应当加以遏制。保守派批评海南、广东和福建那些执行邓小
平政策的领导人，但只是成功地排挤了他们的打击对象，并没有使政策发生变化。邓小平关心的不是个别官员的命运，
而是把对外开放计划扩大到沿海 14 个城市和其他地区。这件事他做得既漂亮又成功。
回到北京不久，邓小平在 2 月 24 日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杨尚昆、姚依林、宋平等人找来，为宣布开放另
外 14 个沿海城市的政策作准备。邓小平在谈到经济特区的建设速度时说，建筑工人都是从内地城市来的，他们的效率
要归功于合同承包制，报酬多少全看他们的劳动表现。邓小平强调了经济特区在学习国外技术和管理手段上的优势。他
说，各地都立刻实行高工资一时还难以办到，但是应当允许一些地方先富起来。[14-58]他又说，由于深圳有了新的就业机
会，很多跑到香港的人现在又回到了深圳。他然后指示姚依林和宋平把他的话转告陈云。
此后两个月里，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着手准备了一份文件，并于 5 月 4 日下发。文件宣布把开放政策扩大到 14
个沿海城市，每个城市都可以采取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14-59]在协调与广东、福建的关系上富于经验的谷牧，被指派协
调北京和 14 个沿海城市的关系。这种扩大特殊政策的做法，表明了广东和福建在发展现代工业和积累外资上取得的成
功得到了公开承认。当然，也证明了其他地区希望获得同等待遇的压力确实存在。
为了安抚内地干部，文件还宣布，沿海地区要帮助内陆地区，为后者提供原料、财政支持和人员培训。文件在表
述方式上也作了考虑，以缓和陈云和其他较为保守的干部的反对。陈云不反对逐步开放更多的沿海城市，但对新的经济
特区设置边界线很有意见，理由是这会给特区与周边地区货物的进出造成程序上的新麻烦。
还有干部批评说，交给广东的任务是培育高新技术，它却把重点放在发展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和服务业上。
干部们很想让中国迅速步入高新技术领域。为了促使这些新开放地区提升技术，避开陈云在 1982 年 1 月提出的暂停新
建经济特区的建议，1984 年的 13 号文件规定将新的开放城市称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驻的外国企业应当引入技
术更先进的产业。[14-60]
事实上，当时的广东还缺乏能够马上引入高新技术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外国公司来华投资也主要是为了利用劳动
力成本低廉这一比较优势。即便如此，为了平息批评意见，还是出台了关于如何设立和管理 14 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若干指令，包括作为指导路线的邓小平在 1984 年 10 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签署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虽
然这些文件白纸黑字，但地方干部并没有把它们当作有明确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他们相信，这些指令反映的仅仅是北京
支持更高程度的开放和更灵活的吸引外资策略的意愿。他们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
开放 14 个沿海地区的决定让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如释重负，他们把这个决定视为对他们政策的肯定。但是把特殊
政策扩大到其他地区也给他们带来了新问题，就是竞争加剧。过去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大多在广东和福建投资，如今他们
增加了在其他地方的投资。不过，总体结果却是充足的外来投资源源不断。到 1980 年代后期，不但广东和福建特区附
近各县蒸蒸日上（尽管增长率略低），而且广东的经济特区枣深圳、珠海和汕头枣的腾飞也仍在继续。汕头经济特
区扩大到了特区所在的整个岛，随着台湾在 1980 年代后期的开放，来自台湾、东南亚和美国的投资不断增长；临近台
湾的厦门特区也开始繁荣起来。
邓小平大有理由对广东的成功试验扩大到其他地区感到满意。1984 年 10 月，邓在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说，他
在这一年办了两桩大事，一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另一桩就是开放了 14 个沿海城市。[14-61]
广东成了新的「大寨」
文革期间，大寨是毛泽东为全国树立的走向社会主义农业高级阶段的伟大样板。如今，广东并没有被正式树为样
板，但它作为推进现代化的事实上的楷模而享誉中国。全国各地的干部，通过各种报告会、广东经验研讨会、广东考察
之旅，或对在广东工作或学习过的干部的走访等了解广东。尤其是，很多北京高干冬季应邀去广东旅行游玩枣广东人
请他们是为了获得支持，而他们回到北京和其他北方城市后，就会讲述在广东的所见所闻。
过去，普通民众了解大寨是通过课堂和工作单位，通过书籍、宣传课、壁报、广播喇叭或前往参观。现在，人们
了解广东和深圳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在家看电视，而这些电视大多来自广东的生产线。过去普通人去大寨，是因为被鼓励
这么做；现在人们了解广东，却不是为了显示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而是因为真想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如果说有什么问
题的话，那问题也仅仅是那个榜样过于强大，在其他地区还没有条件复制广东、福建试验的时候，那些地方的人们就已
经满怀憧憬、迫不及待。因此北京并不鼓励学广东，反而试图抑制人们恨不得马上复制广东经验的愿望。
很多先前被香港引入的西方做法，而今通过南大门进入广东，随后又传播到中国其他地方。例如，当广东在佛山
附近建造了全国第一座收费大桥时，那里的干部被批评说，这是一种用收费还债的资本主义做法。可是没过几年，发债
与收费就成了筹资兴建大桥与高速公路的惯用做法。1983 年广东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为多种食品枣如稻米和鱼类
枣定价的省份。这些商品的价格先是大幅上涨，随着人们对市场作出反应，增加了产量以后，价格也随之回落。还有
一个例子是广州引入了计程车。直到 1980 年代初，几乎所有的中国汽车还都属于某个工作单位，由单位的司机驾驶；
自广州从香港购买了一些旧计程车后，它成为中国运营商业计程车的先驱。没过几年，中国所有大城市都有了自己的计
程车服务。
1987 年 11 月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成了广东新角色的标志。在举办运动会的广州新建体育场里，电视大萤幕、
扩音喇叭和其他技术都是以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作为样板。这次盛会展示了广东的建筑、制造、服务业和组织能力方
面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取得的种种进步。多年前曾长期在广东工作的赵紫阳总理回到广州，在全运会上作了简短发言，赞
扬广东为全国树立了新的高标准。全运会的管理成了 1990 年亚运会的样板，也成了中国申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跳
板。[14-62]
在整个 1980 年代，广东的变化步调一直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激励着中国各地的干部继续尝试现代化的新路径。
邓小平很好地利用了广东，把它作为全国其他地方仿效的标杆。1992 年邓小平退休前所作的最后一次政治姿态，也是
回到广东，向人们作出保证：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南大门将继续保持开放。
邓小平故居：邓小平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邓小平画传》，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页 4）
1921 年 3 月，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年 16 岁。（《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页
12）
1924 年，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最后一排右三为邓小平。第一排左
一为聂荣臻，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邓小平画传》，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页 28）
1948 年，淮海战役的前线指挥官：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邓小平》，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页 146）
1949 年，中共夺取政权时的邓小平。（《邓小平画传》，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
页 147）
1965 年，邓小平总书记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页 200）
1960 年代初，向毛主席汇报工作。（《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页 108）
1960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自左至右：聂荣臻、林彪、贺龙、周恩来、罗瑞卿、彭
真、毛泽东、邓小平。林彪于 1971 年死于飞机失事，其他人枣除周恩来以外枣都在文革中受到攻击。
（《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页 158）
1974 年 5 月，邓小平与外交部长乔冠华一起在纽约首次会见基辛格。（? Bettmann/CORBIS）
1974 年 4 月，邓小平成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1988 年，页 25）
1978 年 1 月，与华国锋主席在一起，当时邓小平在华国锋手下任职。（? AFP/Getty Images）
1978 年 10 月，在新日铁社长稻山嘉宽陪同下访问君津制铁所，这里成为中国第一家现代化钢铁厂
枣宝钢的样板。（《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页 345）
1978 年 11 月，李光耀总理欢迎邓小平到访新加坡。（《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页 207）
1978 年 9 月，在东北点燃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年，页 327）
1978 年 12 月，陈云和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启动改革开放。（《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页 104）
1952 年秋，陈云和邓小平。（《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页 271）
1978 年 12 月，与伍德科克大使举杯庆贺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后来被证明是为时过早了。（《邓
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页 357）
1979 年 1 月，与卡特总体会谈时的留影，旁边是译员冀朝铸。（《中美关系 30 年》，北京：西苑
出版社，2002 年，页 49）
1979 年 1 月，邓小平唯一的一次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和尼克逊前总统在白宫的国宴上。这是尼克
逊在水门事件之后第一次重返白宫。（? CORBIS）
1979 年 2 月，在德克萨斯的牛仔竞技表演现场戴上牛仔帽。（? Bettmann/CORBIS）
1979 年，参观福特汽车厂。（? Bettmann/CORBIS）
1984 年 2 月，和领导农村改革的万里一起种树。（《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
页 111）
1981 年，了望中国西部辽阔的平原。（《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
页 427）
1980 年代初，给胡耀邦总书记作指示。（? China Features/Sygma/Corbis）
1979 年 1 月，接见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开启有关香港前途的谈判。（《邓小平画传》，下册，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页 472）
1984 年 12 月，与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签署有关香港未来的联合声明。（《邓小平画传》，下册，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页 478）
1980 年代中期，在海滩上。（? China Features/Sygma/Corbis）
1974 年 8 月，70 岁寿辰时和家人留影。前排：邓朴方、卓琳、邓小平、夏伯根。后排：邓质方、邓
楠、邓榕、邓林。（《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页 290）
1986 年夏，孙子的吻。（《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页 295）
1980 年代末，打桥牌。（《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页 612）
1984 年 1 月，在广东省长梁灵光陪同下，视察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建设。（《邓小平画传》，下
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页 501）
1984 年 4 月，与列根总统在一起。此时列根已放弃与台湾恢复正式关系的努力。（《中美关系 30
年》，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 年，页 64）
1989 年 2 月，方励之欲出席美方招待会无果后，邓小平会见乔治?布殊总统，译员为后来担任驻美
大使和外交部长的杨洁箎。（《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页 576）
1989 年 5 月，欢迎戈巴卓夫夫妇到访北京，此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已经在进行中。（? Jacques
Langevin/Sygma/Corbis）
1989 年 5 月，赵紫阳总书记在天安门广场上向学生道别，邓小平在骚动期间一直未来到广场。（?
AFP/Getty Images）
1992 年 1 月，邓小平在南方的「家庭度假」吸引了大批围观者。（《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页 633）
1989 年 11 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向他的接班人江泽民总书记致以最后的祝福。（《邓小平
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页 587）
1992 年 10 月 ， 在 中 共 第 十 四 届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挥 别 他 的 政 治 生 涯 。 （ ? Jacques
Langevin/Sygma/Corbis）
1997 年 2 月，联合国安理会为邓小平的去世默哀一分钟。（《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
民出版社，2004 年，页 649）
[14-1]萧冬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0 卷：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页 760。
[1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77 年 11 月 8 日、17 日、20 日，页 236、237-239、240。萧冬连：《国史?第
10 卷》，页 760。
[14-3]萧冬连：《国史?第 10 卷》，页 760。
[14-4]萧冬连：《国史?第 10 卷》，页 760。
[14-5] 参见 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4-6]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
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4-7]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4），页 235-236；
《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习仲勋主政广东》（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14-8]谷牧对建立特区过程中重要事件的概述，见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百年潮》，
1998 年第 1 期，页 4-11。此文后收入杨天石编：《邓小平写真》（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页 204-211。
[14-9]萧冬连：《国史?第 10 卷》，页 764。
[14-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中册，页 383；《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 510。
[14-11]1987 年 12 月对杨立的采访，他后来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当时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14-12]1979 年 7 月 15 日 50 号文件发布后，国务院和中央又发了一系列有关广东、福建和特区
的文件。1981 年 7 月 19 日发布了解释理论问题的 27 号文件，1982 年 3 月 1 日发布了有关犯罪与走私
的 17 号文件，1982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肯定特区作用的另一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发布都是在谷牧的领导
下。见 Lawrence 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27, no. 3 (May-June 1994) an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I),"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27, no. 4 (July-August 1994).
[14-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9 年 4 月 17 日，页 506；谷牧：〈小平同志领导
我们抓对外开放〉，《回忆邓小平》，上册，页 157-158。邓小平后来对这件事的说明，见 SWDXP-3, June
12, 1987, pp. 236-237.
[14-14]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pp.
19-44.
[14-15]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pp.
45-58.
[14-16]Sebastian Heilmann, "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China Journal, no. 59 (January 2008): 1-30.
[14-17]欧大军、梁钊：〈邓小平经济特区理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页 41-49。
[14-18]高伯文：〈20 世纪 80 年代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及其效应〉，《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5 年第 4 期，页 92-100。
[14-19]余茂辉、余维生：〈邓小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形成的条件〉，《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4 年第 4 期，页 80-85。
[14-20]China Data Center,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Statis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various years).
[14-21]谷牧：《谷牧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页 256。
[14-22]Reardon,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pp. 21-32.
[14-23]《回忆邓小平》，中册，页 383。
[14-24]王硕：〈特事特办：胡耀邦与经济特区〉，《炎黄春秋》，2008 年第 4 期，页 37。
[14-25]Christine Loh, 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52-153.
[14-26]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p. 22.
[14-27]这些观察是根据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作者去广东的实地研究。1980 年我在那里呆了两
个月。1980 年代初我有若干次实地访问，从 1985 年到整个 1990 年代，我至少每年去实地访问一次。
1986 年我在广东住了半年，有机会到每一个地区旅行，并访问了大约 30 个县的企业。
[14-28]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I)," pp.
32-33.
[14-29]卢荻：〈伟人的胆识和胸怀：记任仲夷回忆邓小平〉，《百年潮》，2008 年 8 月号，页
18-19；萧冬连：《国史?第 10 卷》，页 771-772。
[14-30]关于日益增多的财富对家庭的影响，包括新消费模式，见 Charlotte Ikels, The Return of
the God of Wealth: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31]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Leslie T. Chang, 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2008).
[14-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0），1981 年 12 月 22 日，页 284-285。
[14-33]SWCY, 3:303.
[14-34]SWCY, 3:307.
[14-35]SWCY, 3:303.
[14-36]王硕：〈特事特办：胡耀邦与经济特区〉，页 36-37。
[14-37]关山：〈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炎黄春秋》，2004 年第 8 期，页 8-17；
作者 2006 年 7 月 17 日和 11 月 11 日对杜润生的采访。杜润生当时也是广东省委委员，与任仲夷一起参
加过广东和北京的会议。
[14-38]关山：〈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页 8-17。
[14-39]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pp.
46-58；作者同这些文件的译者及编辑 Lawrence Reardon 的交谈。
[14-40]《陈云年谱（1905-1995）》，1982 年 1 月 5 日，页 287；《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82 年 1 月 5 日，页 796。
[14-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2 年 1 月 18 日，页 799。
[14-42]关山：〈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页 10。
[14-43]王硕：〈特事特办：胡耀邦与经济特区〉，页 38；另见卢荻：〈伟人的胆识和胸怀：记任
仲夷回忆邓小平〉，页 16-22。
[14-44]《陈云年谱（1905-1995）》，1982 年 1 月 25 日，页 289-290。
[14-45]故有本节标题「二进宫」，此说来自一出京戏。
[14-46]《陈云年谱（1905-1995）》，1982 年 2 月 11-13 日，页 291。任仲夷退休后我曾数
次与他交谈，但他从来不提北京的会议，也没有抱怨过北京对他施压。他只是说，他想尽力贯彻党的意见，
解决走私和腐败问题。有关任仲夷奉命进京的情况，取材自其他干部发表的文章。
[14-47]关山：〈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页 14；2006 年 7 月和 11 月对杜瑞芝的
采访。
[14-48]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 238-239；关山：〈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
改革开放〉，页 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