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群众的支持后，再作出重大政策的突破。邓小平力求避免草率提出有可能引起很多高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抵制
的政策。他最有争议的措施之一是解散农村人民公社，但他在 1979 年并没有公开赞成解散公社。他仅仅说，在农民饿
肚子的地方，要允许他们找一条活路，即使是保守的反对者也难以批评这种观点。看到饥饿的农民因实行「包产到户」
而产量大幅提高的报告后，他让人们广泛宣传这些成就。在很多地方传出成功的报道、即包产到户得到广泛拥护后，他
才在 1980 年 5 月宣布支持这种做法，甚至这一宣布也不是广而告之。他仍然谨慎地表示，只在得到群众拥护的地方推
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而实际上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做法会迅速铺开。
规避罪责。如果邓小平的政策不得人心或出了问题，通常要由下属来承担罪责，就像把毛泽东的错误推到林彪、
江青和其他下一级干部身上一样。在一个最高领导层的纪律仍然严重依赖个人权威的国家，邓小平像其他很多高级干部
一样，认为有时必须丢卒保帅。在某些极端形势下，为了完成当前的任务，他也会拿自己的权威冒险，例如 1979 年攻
打越南的情况。但是一般而言，下属是被指望为错误扛起罪责的。某些关键问题哪个下属直接牵涉，就由谁来担当罪责。
根据长远目标作出短期决策。邓小平在 1978 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已经 70 多岁了。他经历过无数变故，他领导
的国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他自然会对国力的盛衰持一种长远眼光。邓小平上台后，不必面对短期选举，因此他能着眼
于长远目标，例如从 1980 年到 2000 年让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或在 21 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小康社会。他也能为香
港和台湾提供回归之后实行一国两制、至少 50 年不变的政策。在考虑制定年度或五年计划时，邓小平也把它们放在长
期目标的视野之内。
采用有助于实现长远目标的政策。邓小平搞四化的努力一旦得到普遍拥护，他就能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政策争取到
广泛支持。他培养和聘用专家，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取代上了年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他大力精简吞噬着推动
中国现代化所需资源的党政军臃肿的官僚队伍。邓小平为减少军队和党政官僚的规模耗费了大量精力，因为这一政策受
到不愿退休者的强烈抵制。邓小平也认识到，很多新的计划必须逐步加以实行。他知道提高教育水准需要数十年时间，
他必须为实现每一个目标定出标准。
邓小平很清楚，在新就业岗位出现之前取消国营企业，将造成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问题，所以他决定把关闭缺少
竞争力的国营企业先放一放，等到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再说。他知道，强迫那些在革命中打过仗的老干部退休会遇到广泛
的抵制，他愿意动用有限的财政，为同意退休的人提供优厚的待遇，包括住房和休闲设备，一些高干甚至可以继续使用
公车。完成了这些困难的转变之后，他才开始建立法定退休年龄的正常制度。
邓小平大大扩展了有才华的年轻人得到深造的机会，提高了学者的地位，允许知识青年从农村返城。他很快就设
立了计划，使 445 万工作素质有待提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得到再培训；成立了人才交流中心，鼓励受过教育的人把档
案存放在那里，以方便人才流往最需要的地方。[13-9]
邓小平愿意采取一些过渡措施，但他心中始终想着长远目标。1981 年文革后的第一批中国大学生毕业时，邓小
平继续实行毕业生分配制度，把大学生安排到指定的关键岗位。直到 1980 年代末，邓小平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
邓小平不认为在 1978 年就能预见到哪些制度最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他授意赵紫阳成立研究机构，研究各地采
用的截然不同的体制。如果试验取得成功，他会鼓励人们尝试在其他地方是否也能奏效。
正视令人不快的事实。邓小平认为，掌握真实情况十分重要。在大跃进期间，浮夸报告使灾难变得更加深重。邓
小平会通过不同的渠道验证自己得到的信息，然后再对它的真实性作出判断。即使这样他也会存一份戒心，愿意找机会
亲自看一看。邓小平尤其愿意听取他所选定的一部分官员的意见，如杨尚昆和他的机要秘书王瑞林，他们能够对他实话
实说。他也仔细听取外国人向他介绍他们在中国看到的情况。
邓小平不但避免夸大他认为中国从长远看能取得的成就，而且尽量降低地方干部和普通群众对短期内所能取得的
成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此外，他接受专家的劝告，中国不应急于发展大型重工业部门，而应首先集中力量搞好轻工业。
做事果敢。用中国人的说法，邓小平能做到「举重若轻」。陈云同在军队中与邓小平共事 12 年的刘伯承相似，
以办事慎重而闻名，属于「举轻若重」的人。陈云注重细节，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比邓小平要细心得多。但是在邓小
平看来，想在打仗之前搜集到敌方全部情报的指挥官难免要贻误战机。邓小平确实用很多时间分析自己的决定的潜在后
果，但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大胆推进。
推进、巩固、再推进。邓小平认为，对于遇到严重阻力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不断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等待
事情得到巩固后再继续向前推进。[13-10]例如，为了使华国锋下台更加顺利，邓小平分几个阶段施加压力，在继续推进之
前让其他人作出调整。1980 年代初他认为与苏联恢复正常关系的时机未到，但仍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些有限进展，直
到苏联因过度扩张而不堪重负，愿意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
加强团结，减少分歧。邓小平接手的中国是一个因深刻的内在冲突而饱尝痛苦的国家。1940 年代末、1950 年
代初地主被消灭，连续不断的残酷政治运动在文革中达到顶点，留下很多「你死我活」的敌对情绪。此外，这些斗争遍
及每一个村庄和工厂，这意味着受迫害者或其子女往往要和迫害过他们的人一起工作。
邓小平当政时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减少受迫害者的亲友想寻机「算账」的欲望。他经常利用自己身
居高位的资格，鼓励人们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专心干好自己的工作。他也经常用「不争论」一语。他把很多有争议的
问题放到一边，认为不妨把难题留给后人去解决，他们可能有更聪明的解决办法。他还全力支持胡耀邦清理文革中的冤
假错案，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对遭受物质损失的人给予补偿。
避免宣传过去的恩怨。邓小平指示说，对文革可以作一般性的公开讨论，但不要纠缠于细节，这只会揭开伤疤，
加重过去的敌意，很可能重新造成冤冤相报。文革期间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都平了反，但邓小平建议，给他们恢复工作
时不要加以渲染，以免让过去的斗争死灰复燃。
通过试验避开保守派的抵制。党内很多保守的领导人害怕出现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当毛泽东时代被迫上山下乡的
青年人大批回城时，邓小平和其他官员担心他们找不到工作会造成大的社会动荡。由于当时的财政捉襟见肘，政府无力
在国营企业中扩大就业，因此允许家庭搞「个体户」，以免造成大批人失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资本家雇用八个
人就是剥削的说法，这被解释成亲自参加劳动的创业者雇用七人或七人以下就不算资本家。个体户便如雨后春笋般迅速
发展起来。邓小平得到陈云的同意后说，「看看再说」。最初企业主对雇七人以上十分小心，但是看到政府并不干预，
其他企业主便起而效尤。邓小平并不与人争论，他只提到「傻子瓜子」，这是由安徽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及其雇员加工
的十分著名的瓜子品牌。「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
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13-11]邓小平聪明地解释了中国为何要进行个体户试验，在恰当的时机对保守派作出一点不屑
的表示，既机智地避免了意识形态之争，又鼓励了更多就业，使更大的私营企业得以立足。
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作出基本的政策决定后，会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俗语对之加以解释。这
些机智通俗的说法不但使人难以反对政策，还能让人觉得邓小平平易近人。他并不是第一个运用格言俗语、使之与他的
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但他运用得很广。他的「猫论」枣「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枣就
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方式，它为减少毛泽东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赢得了广泛支持，它意味着干实事要比遵循某种意识形态更
重要。如果他直接说「意识形态不重要」，将会引起极大争议，而他的「猫论」会让人听后付之一笑。（事实上，有些
企业家甚至生产和销售以猫为主题的装饰品。）另一个说法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有助于降低很多想在改革后
快速致富的人的期望值，在改革惠及每个人之前打消人们对致富者的嫉妒。它也是一个承诺，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政
府会努力让更多的人致富。「摸着石头过河」也是鼓励试验的一种方式，它承认在新形势下不应指望所有的政策都能奏
效。
在解释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把握好平衡。遵照中共的传统做法，在重要的政策性文件中，邓小平专注于使他的计划
保持稳健的中庸之道。他时常批评极端主义的做法，既批左又批右，既批「封建思想」又批「资产阶级思想」。此外，
在向群众说明重要政策时，邓小平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作出解释，讲明大局和行动的长期目标，而不是直接命令。
避免派系，选拔能干的官员。一些下面的干部认为，选择跟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作为同事更安全，例如背景相同、
同乡或受过同样教育的人。据说北京的三类人有着融洽的关系：（1）「团派」，即过去在共青团工作过的干部；（2）
「太子党」，指中共高干子女，其中一些人还有同窗之谊；（3）「秘书帮」，给高级干部当过秘书的人。但邓小平愿
意跟所有这三类人共事，只要他们能干、忠于上级、不搞帮派活动。他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研究和营造「气氛」。邓小平作为头号领导人，在政策的选择上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然而他也受制于北京最高领
导层的政治气氛。邓小平在大胆采取行动时，要做到让其他高层干部完全支持他。当然，在一定限度之内邓小平可以通
过他的讲话、行动以及他所支持的人去营造气氛。但是他在讲话时通常只讲大原则，不会触及细节。最高层的官员，那
些政治局里的人，对国家的问题有足够了解，对于哪些事可以做或至少可以接受，都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在重大问题上，
例如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威信、废除城市和农村的集体制度、摆脱计划经济、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旅行等等，在邓小平
感到政治气候完全有利之前，不会采取行动。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高层干部在内的每一个人都会对当前的政策和领导人表示坚决支持。因此即便高层干
部也不易搞清楚，什么时候其他人会对当前的政策和领导人产生了严重怀疑，从而确信需要作出改变，例如 1978 年底
对华国锋及其政策就发生过这种情况。由于高层干部在重要政策问题上从不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因此各省都在北京设有
办事处，这些干部要窥探可能发生政策变动的迹象，猜测省里正在考虑采取的某些行动是否会被认为正确或至少可以容
忍。即便是邓小平，为了把握这种气氛，不但要依靠阅读各种材料作出敏锐判断，还要依靠敢于向他说出令人不快的真
相的人，如邓力群、杨尚昆、王震、王瑞林和他自己的子女。
最高层的气氛一向复杂而微妙，因为它的基础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开的讨论。转变高层气氛的重要
因素，大概莫过于现行的政策、战略和领导人正在取得的成果。如果事情的效果不错，政策或领导人就会获得支持。如
果事情搞砸了，人们就会躲避，以免与失败有染。例如，每年年底公布的经济结果会影响到有关现行经济政策和对其负
有责任的干部的评价。大多数高层干部都赞成在某些地方搞试验，假如试验取得成功，邓小平等人就会觉得可以放手加
以推广。
不消说，对于政策取得了多大成功、将来的作用如何，不同的干部有不同的眼光，其中一些人比较保守，一些人
比较开明或包容。邓小平努力维持足够数量的少数人、最好是多数人的支持，至少是接受。在他感到某些问题上存在着
强烈的反对意见，即便是出自极少但具影响力的少数人，那么，他在提出重大创意之前也会想方设法争取他们的合作，
或至少让他们消极接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会推迟采取坚定的立场，直到气候变得更加有利。
说到底，民主集中制要求每个人必须加入合唱，表态支持具体的政策。对于他们认为适当的政策，他们会给予认
可，因为跟得不紧有可能吃亏。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
「气氛」，如何选准时机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支持时迅速采取行动。
[13-1]SWDXP-2, p. 329.
[13-2]据耳鼻喉科专家 Dr. Samuel Rosen 的诊断。这是 2010 年 11 月我从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那里获悉的。
[13-3]Carol Lee 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95-124.关于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
局常委会成员名单，见每年的 China Directory, in Pinyin and Chinese (Tokyo: Radiopress,
1979-present)。对于这些机构功能的总体概述，见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4)。关于晚近发展的情况，
见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 2010)。
[13-4]关于「系统」（xitong）这个概念〔又见本书第 3 章的注 38。枣中文版编者注〕，即「垂
直功能等级体系」（vertical functional hierarchy）见 A. Doak Barnett, with a contribution by Ezra
F. Vogel,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另参见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13-5]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pp. 95-124.
[13-6]2006 年 8 月、2007 年 7 月与吴明瑜的交谈，他是邓小平的桥牌牌友之一。
[13-7]2002-2006 年对邓小平女儿邓榕的采访。
[13-8]对邓小平部下的采访；Ezra F. Vogel, "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 (January-March
1965): 46-60.
[13-9]汪文庆、刘一丁：〈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事制度改革枣访原国家人事局局长焦善民〉，《百
年潮》，2007 年第 5 期，页 42-47。焦善民时任国家人事局局长。
[13-10]这是 Leonard Woodcock 的观察，见 LWMOT。
[13-11]SWDXP-3, p. 97.
第 14 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1977 年 11 月 11 日，邓小平在广东商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的计划时，有人向他汇报了年轻人试图
越境逃往香港的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从陆路或水路逃往香港。北京过去一直认为这是个安全问
题，因此在 20 公里的边境上全部架起铁丝网，派数千警员和部队在这一带巡逻。试图外逃的年轻人被抓住后，就被关
进边境附近的大型拘留中心。邓小平一向有着坦率承认令人不快的事实的作风，他听过汇报后说，用警员或军队解决不
了问题。边境两侧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症结所在。要想解决问题，中国就要改变政策，改善中国边境这边人们的生活。
[14-1]
在广东的会议上，当地干部还抱怨外汇短缺，而外汇是引进外国技术和保证建设项目的前提。邓小平支持这样的
观点：为了赚取外汇，可以成立两个农产品加工中心（一个在毗邻香港的宝安县，后来成为深圳的一部分；另一个在靠
近澳门的珠海），加工新鲜果蔬输往香港。他知道当地的农产品剩余有限，他说，可以由外省提供一些用于出口的产品。
他还说，广东可以建一些现代化饭店和其他旅游设施以赚取更多外汇。当时，一些地方干部想恢复当地的手工业，但邓
小平没有提到出口工业产品的前景；那时几乎还没有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也还看不到允许外国公司来建厂的可能。外
国投资仍不被允许。[14-2]
邓小平广东之行后，北京对发展广东的兴趣高涨起来。随着政府开始考虑购买外国技术，官员们更加关注外汇短
缺的问题。知情的计划干部知道，由于没有找到新油田，他们想在 1973 年石油危机后出口高价石油的希望已经破灭。
从 1978 年 4 月 10 日到 5 月 6 日，在华国锋的全力支持下，北京国家计委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广东，探讨如何增加出口。
[14-3]这些谷牧领导下的官员鼓励当地和邻近的福建省的干部发展旅游业，建议成立出口加工区，将外国货物和机器运进
来，经当地劳动力加工后再运出去。[14-4]
1978 年 4 月国家计委代表团鼓励广东进行创新后，刚上任的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来到广东，为中国向世界
经济敞开大门作准备。习仲勋离京之前，热心于家乡发展的广东人叶帅对习仲勋说，要想得到海内外广东人的真心合作，
首先要给 50 年代早期因受到地方主义指责而蒙冤的干部平反。 [ 14-5]1978 年底习仲勋已取代韦国清将军成为省委第一书
记，按叶帅的建议采取了行动。同时杨尚昆也来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帮助习仲勋制定广东省的改革计划。杨尚昆和
习仲勋合作愉快，与习一起为建立出口加工区作准备，并担任邓小平的联络员。[14-6]
习仲勋刚到广东时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他到任之前仍处在政治乌云之下，因而上任之初沿袭了当时搞阶级斗争的
官方政治路线。在最初与当地干部开会时，他重申了北京的官方路线：逃港者是在走资产阶级路线，应当给予惩罚。一
个大胆的当地干部说，边界这边的广东人夜以继日地干活仍然吃不饱，逃到香港后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
切。习仲勋当即宣布开除这个干部，这人回答说，不必了，他早就不想干了。会后习仲勋又听取了其他人介绍的情况，
他们也向他讲述了邓小平去年 11 月来广东调查时的态度。第二天与另一些干部开会时，习仲勋主动作出检讨，向那个
当地干部道歉并挽留了他，而且发誓要搞好边境这一边的经济。从那时起，习仲勋就成了大力支持广东的人，为改善当
地经济和繁荣出口不知疲倦地争取北京的帮助。[14-7] 习仲勋原籍陕西，但 1989 年退休后他选择了住在广东。他的儿子
习近平生于 1953 年，在 2007 年当选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成为最有可能在 2013 年接任国家主席一职的人。（对
习仲勋的介绍，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习仲勋在 1978 年 12 月开完三中全会枣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头号领导人枣回到广东后，向当地干部通
报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于广东的意义。三十年来广东干部一直受到北京的冷遇，因为对于这个靠近外海、毗邻香港的
地方，北京总是担心它的地方主义、资本主义旧习和安全风险，压制它的工业发展。现在，急于促进出口的北京，终于
愿意为广东干部提供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发展地方工业。
1979 年 1 月 6 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两周，北京就为习仲勋开了绿灯，让他准备一个广东接受外资的方案交北京
正式批准。邓小平在 1977 年 11 月的建议中只要求加工出口农产品，而这个方案则是要建立制造业，生产用于出口的
工业产品。习仲勋立刻召开了为期两周的会议，为起草这个方案作准备。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也得到了与广东相同的
地位，不过当时台湾还不允许与大陆开展贸易，因此广东将先一步，让福建稍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出口工业。就在习
仲勋和当地干部准备这个方案时，谷牧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部级单位特区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广东和北京的工作。谷牧
担任这个新职务后数次前往广东，协助习仲勋等地方干部为广东得到的特殊地位作准备。谷牧熟知外贸和基建，他在北
京的声望，他对改革开放的信念，以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成了一个很得力的中间人。[14-8]
1979 年 1 月 31 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一个月，李先念批准了香港招商局局长袁庚提出的外资第一案。为满足香
港繁荣的建筑业对废旧金属的需要，袁庚打算拆解不再运营的旧船，把拆下来的金属卖给香港建筑商。他想为这个项目
找一个地点已有多年，无奈香港人多地少，于是他建议将地址选在宝安县中位于深圳最西边的蛇口。
袁庚的方案是为广东创新释放出的一个完美的探测气球。拆旧船无须建设新工厂，可以立刻上马。更重要的是，
袁庚的公司名义上是「外企」，但他本人早年就加入中共，在广东和北京都有很深的资历。他是宝安县（其中的一部分
后来成为深圳）人，国共内战时在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里打过游击。1949 年后他任职于北京的中联部，后又去交通部
主持国际联络工作。香港招商局原为清末朝廷成立的公司，后被共产党接管，隶属于交通部，在香港有独立的分公司，
袁庚担任负责人。
李先念所批准的袁庚方案就是由交通部报给李先念的。交通部部长曾生也是宝安县人，抗战期间就是袁庚在游击
队里的上级，后又在交通部担任他的上司。袁庚本想在深圳西南部的蛇口要一块小地方，李先念却给了他一块大得多的
地皮，这使袁庚的生意可以不限于拆旧船。蛇口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允许外国直接投资的地方，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境
外人士对位于内地的公司进行决策的地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安全的「外资」方式，但仍然是一个突破，
它为其他外国公司在大陆获准成立企业敞开了大门。国家的计划干部中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他们担心给广东这么多自由
会干扰国家的整体计划，不过广东干部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不给予更多的自由，他们无法吸引外国公司来建厂。
1979 年 4 月初习仲勋在北京的中央的工作会议上说，广东和其他省份一样，缺少足够的自主权有效开展工作。
他大胆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几年之内就能起飞，但在现在这种处境下，什么改变都难实现。另一些高层
干部十分清楚中国的经济计划过于集权。华国锋像邓小平一样赞成给广东更多自主权以发展出口，他向习仲勋保证，会
给予广东吸引外资必不可少的自主权。[14-9]
习仲勋和广东的领导班子于 1979 年 4 月 17 日带着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小平等人作了进一步讨论。
习仲勋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全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需
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家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
房和其他设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广东和福建两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
深圳，与澳门接壤的珠海和广东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汕头）和福建的一个经济特区（厦门）。
邓小平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延安时期对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开
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4-10]邓小平这番话，是在直截了当地
答覆广东一行人在北京提出的请求：如果不给钱，给权，我们自己筹钱如何？[14-11]
在跟习仲勋谈话时，邓小平同意，要让广东和福建享有灵活性，以便吸引和利用祖籍广东福建的海外华人的资金。
广东的方案于 1979 年 7 月 15 日得到批准，成为中央第 50 号文件，它同意给予广东和福建吸引外资的「特殊政策和
灵活措施」。[14-12] 按邓小平的建议，这些地区称为「特区」。[14-13] 四个特区于 1979 年 8 月 26 日正式成立。考虑到国
家计划的复杂性和计划干部的抵制，如果不是有邓小平、华国锋、谷牧、习仲勋等人的决心，很难想像这一系列安排能
够在三中全会后仅仅七个月内即告完成。
邓小平的试验及其反对者
二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搜集八十多个国家所建立的出口加工区的有关资料。这些国家设立的加工区旨在绕开繁琐的
进出口规章，输入生产所需要的原料，用当地廉价劳动力生产产品后再将其出口，不必经过一般的正规进出口程式。在
中国，直到 1978 年，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努力一直得不到必要的政治支持。从 1979 开始，广东毗邻香港的地区实际上
变成了加工区。
但是，邓小平不仅把广东和福建的特区看成出口加工区，他还有更大的考虑。他要建设的是工业、商业、农业、
畜牧业、房地产和旅游业完备的综合性大都市。[14-14]这些特区可以对各种办事方式进行灵活的试验。现代管理制度不但
能改善中国的企业，而且可以为党政机关所用，使之变得更有效率。1980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第 41
号文件说，四个特区将「实行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政策。经济特区将主要受市场调节」。[14-15]
邓小平得不到在全国范围搞这种试验的支持，但对于保守派来说，反对这种试验更不容易。这是因为在一地进行
试验、成功之后再加以推广的思想，早就是中共惯有的智慧。[14-16]例如，在四川、江苏、浙江就尝试过工业管理方面的
改革。但是邓小平允许在广东和福建的外国企业使用自己的人工和管理制度，这种试验远远超出了其他地方的尝试。蛇
口进行的投票选举试验，大大早于其他地方的村民选举。广东比任何地方更合适做实验室。邓小平鼓励经济特区进行市
场、工业、建筑业、劳动力、金融和外汇方面的试验。[14-17]由于广东处在风口浪尖上，也就成了反对者攻击的目标，他
们担心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外国帝国主义者会卷土重来，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受到破坏。广东也成了那些反对资源流
向沿海地区的内地省份的批评对象。
西方人、甚至一些中国的批评者也说，邓小平是在搞资本主义试验，只是不叫这个名称罢了，但邓小平并不这么
看。他决心扩大市场，他个人对私人企业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意见，他同意竞争是工商业的动力。然而他也要让中共
牢牢掌握控制权，防止资本家左右中国政治，他要保留土地公有，维持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继续国家的经济计划。邓
小平说，中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钱进不了他邓小平或华国锋的腰包。[14-18]
即便是那些对外国「帝国主义者」没什么记忆而只是从党的宣传中有所耳闻的年轻干部，对财大气粗的外国资本
家可能的所作所为还是感到紧张。为何中国在摆脱了外国帝国主义 30 年以后，现在又要把帝国主义者请回来？国营和
集体企业的领导知道，中国的企业在 1930 年代如何被外国企业的扩张挤垮，他们害怕中国的企业难以与资金雄厚、更
加现代化的外国企业竞争。干部们担心，在国际贸易中经验丰富的外国资本家会暗藏祸心，利用国际法律设下圈套，在
中国取得垄断权。邓小平以十分谨慎的方式，向公众解释他的理念。他和别人一起批评对外国制度亦步亦趋的人。他小
心地不提外国文化更加优越，只说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向外国文化学习：中国可以学习外国的「现代管理」。但是，对
「现代管理」的学习有很大的包容性，事实上可以广泛学习各种观念和制度，而又不会惹恼那些坚信中国文化或「中国
精神」更优越的爱国主义者。
开放广东、福建和其他沿海省份的决定，很快导致了工业从内地向沿海地区的大批转移。从 1966 年到 1975 年，
遵照毛泽东要避免边境附近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政策，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投资被用于「三线建设」，货物和人员都去了
基础设施很差的边远地区。[14-19] 但是在 1979 年 2、3 月对越战争之后，邓小平认为外来攻击的危险已大为减少。中国
的计划干部也明白，在工业发展和国际贸易方面沿海地区占尽天时地利：那里交通便利，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拥有大批
专家和较低的成本。1979 年广东的出口仅占全国出口的 12%，而到了 1980 年代后期，随着出口的增长，中国每年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口来自广东。[14-20]邓小平承认，广东和福建有可能先富起来，但是他宣布，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以
后也要帮助其他地区致富。
北京那些试图维持细致有序的计划体制的干部力求控制广东的货物进出，然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广东的灵活政策造
成的梦魇。广东从国外赚到了更多的钱，可以高价购买货物，这刺激了其他一些省份把完成本省计划所必需的物资转运
到广东。据估计，给予广东和福建灵活政策的决策至少涉及 64 家中央政府的单位。在指导各地的计划与广东相互协调
的干部中，有来自国家计委、外交部、财政部、国家建委和物资部的人。[14-21] 广东的干部在 1979 年说服了北京的领导，
广东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协定不必事先交北京审批，尽管仍要报送中央。但运往广东的国有物资数量增长并不需要北京有
关部委批准。[14-22]由于市场变化无常，计算不同的税种变得极为复杂，于是北京同意广东每年将税收一次性上缴国库。
为了确保经济特区不会搞政治试验，陈云坚持将特区改为「经济特区」。1980 年 3 月，面对压力的邓小平同意
了这一改动。[14-23] 他安抚保守派的同志说：「它们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14-24]但是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他的想法：
特区要在新的管理方式上开展广泛的试验。邓小平以其典型的作风，接受改变名称以避免争论，但其实他还是要继续闯
下去的，他并没有阻止广东继续进行广泛的试验。
中国的南大门
特区的一个可能地点是上海。1930 年代那里企业林立，住着大约 30 万外国人，是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作为
当时亚洲的主要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遥遥领先于香港。它也是亚洲重要的工业中心，只有极少数日本城市超过它。但
是在 1978 年，中国的计划工作者们担心把上海搞成试验区风险太大：它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
于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上海的工业和财政收入受到负面影响，那将是中国的灾难。出生于上海的陈云也担心，上海屈从
于洋人的「买办习气」仍然很重，他反对把上海搞成试验区，这个意见占了上风。
广东和福建不同于上海，它们没有多少工业，即使走了弯路也不会有多大风险。它们的沿海地区靠近东南亚和香
港，因此 1949 年后被认为有安全风险，北京在 1978 年以前一直限制它们的工商业发展。此外，即使与外国资本家的
交往造成精神污染，由于两省地处边陲，也不至于影响到北京的党中央。更重要的是，移民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多
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他们会讲当地方言，很多人仍然与这些地方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一些人对吸引新的投资会大
有帮助。
邓小平在 1978 年 10 月访日时曾说，他来日本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仙草」的。假如有一个地方能找到让中
国起飞的「仙草」，这个地方就是香港。从 1979 年到 1995 年的直接对华投资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或至少经由香
港这个中国的「南大门」。[14-25]北京希望东南亚和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前来投资，但更想得到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
港、澳、台的「同胞」的投资。当时，不把台湾计算在内，官方估计在中国大陆以外大约有 820 万祖籍广东和 500 万
祖籍福建的华侨。[14-26] 两省在寻找投资时，这些人是争取资金的首选目标，虽然也欢迎其他来源的投资。1978 年后回
国的人大多数都是通过「南大门」返回他们在广东和福建的故乡。当时台湾和大陆还没有直接贸易，还要再等将近十年，
台湾才允许居民去大陆旅行。
邓小平允许广东敞开大门，香港就成了投资、创业和外界知识的来源。香港遍地都是企业家，包括 1948 年中共
军队攻取大陆后逃过去的成千上万的人。在 1949 年以前，香港一直是把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贸易中心。中共
掌权后关闭了边境，使香港经济也受到打击。当时一些从上海和宁波逃过去的企业主，在香港建立起纺织业和全球航运
业。到 1960 年代时香港已成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1970 年代，早年在香港生活，后去英美、加拿大或澳洲留学的
有才华的年轻人开始回到这块殖民地，他们熟知现代金融、高科技和国际市场。因此，香港在 1970 年代末为中国提供
了一些当年苏联绝对稀缺的东西枣它是一块企业家的风水宝地，而这些企业家十分熟悉西方的最新发展，与中国大陆
有着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而且很乐于提供帮助。
在邓小平着手改革的最初几年，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大门只打开了一部分。进出这道大门并不总是很顺利。边境检
查仍在继续，中国居民多年来很难得到出入境签证。很多非法逃港的人、或边境另一边有亲属在共产党统治下受过罪的，
也根本不想再跨过那道边境之门。1949 年以后，内地和三十年来急速发展的香港之间存在着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弥
合起来并非易事。1980 年代初期，香港商人言谈之间会把边境另一边的内地人称为不知现代世界为何物的乡巴佬。广
东人和福建人见到来自香港的亲属或同乡，会忌恨他们派头十足、财大气粗，因为他们这些大陆的亲戚仍在受穷受苦。
即使是大陆官员，当时的生活水平也仅在温饱之上，他们看到衣着光鲜、洋洋自得的香港商人带着一班干练的人马，拥
有现代技术和全球关系网，也不免满腹狐疑。但是，仍有不少香港企业家热心于帮助家乡，利用中国这个几乎无限广大
的市场。没过两三年，通过这个南大门的人流、卡车和资金，便从涓滴之水变为汩汩溪流，然后又变成了滚滚洪流。
在邓小平时代，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尤其是经济特区的官员，从香港这个大都会的人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枣
通过日益开放的电视、报纸和个人交往，通过他们在广东开办的工厂、饭店、餐馆和商店。在 1980 年代初的广东街道
上，仅凭外表和举止就能分辨出两种人，打扮时尚的人来自香港，另一些人则是土生土长的大陆人。然而这种差别逐渐
消失了，到 1992 年邓小平时代结束时，许多广东南部的大陆人和香港居民已经难以区分。
从 1978 年到 1980 年代初，中共在香港的组织枣新华社、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工会、「爱国学校」和「爱
国」商人枣是大陆官员了解香港形势的主要依靠对象。但到 1983 年邓小平开始接见更多的香港商业领袖枣如船王
包玉刚枣时，代表大陆的那个小群体已经基本完成了他们作为联络员的特殊使命。
在香港工作的中共党员不属于香港社会的主流，他们缺少接触香港精英的渠道，而现在北京急欲得到后者的合作。
北京和广东的干部开始绕开香港的共产党同志，直接与香港的主流领袖接触。1982 年，邓小平把一名前省委书记许家
屯派往香港，担任中共在香港的最高代表，许和邓本人及北京高层均有直接联系；他到港后开始直接和香港精英接触。
对于香港的工厂主来说，中国的开放可谓恰逢其时：由于香港劳动力短缺，工资和成本上升，他们已经开始在国
际市场失去竞争力。而边境另一边低成本的劳动力，不但能够挽救香港服装厂、玩具厂和电子元件厂的厂主，还可以为
他们提供广阔的机会。转变迅速出现，而且往往令人吃惊：据香港报载，香港一些工厂的工人早上到了工厂时发现，全
部生产设备一夜之间就被运到了边境另一边的村庄，那里已经建起了新工厂。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香港繁荣期掌
握了先进建造技术的香港建筑公司，突然发现在边境另一边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欧洲和北美的商人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去中国时，通常都会取道香港，先乘火车到广州，再从那儿飞往
其他目的地。动身前往大陆之前，他们会向香港商人了解情况，而后者有时会成为他们的合伙人或在中国大陆的代表。
外国人受到本国法律的禁止不能行贿，便通过受限制较少的香港代理人为自己在广东的生意铺路。台湾商人由于其政府
在 1980 年代初禁止与大陆通商，也通过香港的合作伙伴与内地做生意。邓小平开放连接广东和香港的「南大门」的试
验，使这里成了外来投资、技术、管理技能、观念和生活方式进入中国的最重要通道。
中国到 1980 年代末时已经更加开放，内外交往扩展到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其他许多地方。香港商人与大陆打交
道时使用的语言，就反映着这种交往的变化过程。在 1978 年后的最初几年里，香港和广东之间的交际语言是粤语，这
是通行于香港和广东很多地方的一种方言。然而到 1980 年代末时，中国很多地方都越来越开放，于是普通话渐渐成了
新的通用语言。深圳和珠海的很多居民来自北方，他们只说普通话，不讲粤语。香港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粤语也在继
续使用，但是香港商人要与全国的合作伙伴交往，于是他们也开始学说普通话。这种语言上的变化反映着从地区性试验
逐渐变为全国范围的对外开放的过程。
广东和福建的起飞
在广东和福建获得特殊地位后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出口增长了一百多倍，从 1978 年的每年不足一百亿美元增加
到一万多亿美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广东。1978 年时广东没有一家拥有现代生产线的工厂。三十年后来到广东南
部的人，却可以看到摩天大楼、世界级饭店、高速公路和滚滚车流。
从广州到香港之间的整个珠江三角洲都发生了巨变。在 1980 年代，这个地区的村镇（过去的生产队或公社）迎
来了一些小制造商在此地建造工厂，他们先是来自香港，后来是台湾等地。到 1980 年代末时，从香港到广州一百六十
多公里的路段上，道路两旁的工厂已经连成一片。[14-27] 1979 年时毗邻香港的深圳只是一个有两万居民的小镇，二十年
后的深圳市则已经扩展到了周边农村地区，人口接近一千万，而且还在迅速增加。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到 1992 年邓
小平退休时，估计有一亿人次涌入广东的沿海地区，其中不少人后来又返回家乡，但也有数千万人留在了那里。
习仲勋和杨尚昆设法使北京批准了一系列导致广东经济起飞的措施，但是从 1980 年到 1985 年间领导广东经济
起飞的却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他的搭档梁灵光省长以前是轻工业部部长，被派到广东帮助其发展轻工业。邓小平退
出后，就像全国人民感谢邓小平搞了改革开放一样，广东人也感谢任仲夷的大胆领导。多年以后胡锦涛视察广东时，曾
专程去看望已退休 20 年的任仲夷，向他表达敬意（关于任仲夷，请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根据 1982 年 1 月的一份文件，涉及 3,000 万元以上的轻工业项目和 5,000 万元以上的重工业项目，广东必须
报送北京批准。[14-28]由于突破额度而受到北京指责时，任仲夷会巧妙地规避，说那不是一个项目，而是恰好相互关联的
若干个项目，而每个项目都在上限以内。任仲夷的部下喜欢他为广东发展与制度斡旋的热忱，以及他敢于为他们撑腰的
勇气。其实任仲夷自己就曾说过，他在广东的任务是作一个变压器，电流（广东的政策资源）来自北京，他要使其符合
当地需要。广东干部的说法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得到任命的省级领导人在赴任之前，很少受到最高领导层的接见，但任仲夷和省长梁灵光却应邀与邓小平单独见
了面，此外还去拜会了华国锋、万里、陈云和叶帅。邓小平与他们见面时说，他们的任务是为未来探索一条出路。邓小
平了解广东的地方主义问题造成的强烈情绪，关于如何对待这个过去遗留的问题，他向任仲夷和梁灵光说了自己的看法：
不可能完全不谈过去，但要全面地看问题，不要纠缠于小事。邓小平说，只要在新的岗位上拿出适宜的政策，工作就能
顺利进行。邓小平还表示，他希望广东和福建的干部能够用自己的经验为其他地方提供指导。万里在会见他们时则大胆
地说，如果北京的指示不适合地方的情况，他们就应当做符合当地需要的事。[14-29]
广东的试验走在最前面，很容易被人批为搞资本主义。对于那些害怕资本主义、不愿看到对其他各省同样有吸引
力的广东试验被推广到全国的人，任仲夷和他的一班人便成了他们的靶子。任仲夷手下的干部为他的机智所倾倒，佩服
他作出战略选择的能力，但是最为赢得他们忠心的，还是他在北京的批评面前敢于承担责任。
即使没有来自北京的政治压力，干部们也感到难以勾画出一幅全新的路线图。例如，在研究建设广深公路时，他
们担心预算有限，也无法想像汽车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便错误地采取了谨慎策略，决定建一条双车道高速公路，结果没
